以下转自油管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T_TTB3a8Jw

清朝为何要搞文字狱？乾隆年间连“傻子”都能获罪入狱！让人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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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适啊！」习近平气噗噗怪杜鲁道将谈话公开：不是那样进行的(ZT)

在印尼峇里岛举办的二十大工业国（G20）峰会已经于今（16）天落幕，但近日却传出习近平与加拿大总理杜鲁道（Justin Trudeau）在峰会期间发生言语衝突，习近平气噗噗当面指责杜鲁道将峰会中两人的谈话内容公开给媒体「不合适啊。」并抱怨：「我们也不是那样进行的。如果有诚心，咱们就应互相尊重的态度来进行很好的沟通。否则这个结果就不好说了。」

加拿大电视公司新闻网《CTV》记者奥利弗（Annie Bergeron-Oliver）在推特上PO出一段影片并指称，有记者拍下习近平和杜鲁道在峰会结束后聊天时的「强硬谈话」，习近平表示：「你（杜鲁道）把我们聊天的内容告诉报纸了，这不合适啊。而且我们也不是那样进行的。如果有诚心，咱们就应互相尊重的态度来进行很好的沟通。否则这个结果就不好说了。」

杜鲁道则试图继续与习近平讨论，对于习近平的指责，杜鲁道回应：「在加拿大，我们相信自由、公开和坦诚的对话，我们将继续这麽做，我们将继续期待能进行建设性合作，但总是会有我们意见不同的事情。」

但习近平似乎是想将杜鲁道打发走，一连重複说了两次「创造条件。」接着两人握手致意，杜鲁道随后一个人默默离开会场。

加拿大媒体《CBC》报导提到，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公布的会谈内容显示，习近平和杜鲁道在G20峰会中讨论了中国在加拿大2019年的联邦选举中曾祕密资助11名候选人事件，杜鲁道对此表达担忧。双方也讨论了乌俄战争、南北韩问题。加拿大总理办公室指出，杜鲁道还以将在蒙特娄举行的COP15峰会的重要性，及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向习近平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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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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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狱，是中国专制统治者对文人的一种政治迫害，《汉语大词典》定义为「旧时谓统治者为迫害知识份子，故意从其着作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1]较大规模的文字狱甚至可以牵连千、万人受害。清人龚自珍诗云：「避席畏闻文字狱，着书只为稻粱谋。」^[2]杨凤城等认为文字狱是「文化现象」^[3]。

《中国大百科全书》则定义为「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

影响

史学界裡有文字狱政策使得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造成严重的阻碍作用一说。李祖陶说：「今之文人，一涉笔惟恐触碍于天下国家，……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世道人心，实有关係。」^[40]宋翔凤亦言：「行事之间，动遭蹇难；议论所及，娄丛谗讥。故人旧友，或相告绝。幸为太平之人，不撄罗网之累。然身心若桎梏，名字若黥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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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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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英语：Freedom of speech），一种基本人权，指公民可以按照个人意愿表达意见和想法的法定政治权利，这些意见表达不用受任何人「事前」的审查及限制，也无需担心受到政府或他人报复。有时也被称为意涵更广泛的表达自由^[1][2][3]。

它通常被理解为充分表达意见的自由，当中包括以任何方式寻找、接收及传播资讯或者思想的行为。然而言论自由的权利在过去直至今日都是通过博弈或争取得来的，在任何国家通常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特别是破坏性的攻击、粗俗的内容一般不会被社会容忍，例如发表诽谤中伤、猥亵、威胁伤人、煽动仇恨或者侵犯版权和隐私等言论或者资讯的一系列涉嫌侵犯他人人权的行为会被禁止，而表达意见时也需要注意时间、地点和礼仪。^[2][3][4] 一般的民主政体基于公益和保护人权都以宽容开放为基调，但在一些可能存在违法行为的国家政权对言论自由的限制程度极高或是不公平，甚至逾越了人权法桉的红线。

《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桉》明言保障言论自由的权利，确认言论自由的基石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亦显示出了其脆弱需受保障的面向^[1][5]。《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国际人权法》中亦确认言论自由为一项人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指「人人有权在不受干涉下持有意见及主张」及「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发表主张和意见，此项权利包括寻找、接收和传递资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分任何媒介和国界。」第19条亦指出，这些权利附有特别责任及义务，行使时必须尊重他人权利或名誉，确保国家安全及公共秩序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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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专栏：那一把坐上去就不想下来的椅子(ZT)

一月二日，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发佈旗下别克 （Buick）品牌的一款新车，并在其公众号宣传自家车子的椅子非常舒适，写着「倒数计时一天，邀你入席这一把坐上去就不想下来的椅子」，并准备在上海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大肆宣传。然而，这句不合时宜的广告词，疑似因影射习近平不卸任，立即遭到全网封杀下架，还传出代理商在进出口博览会上的宣传活动全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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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子也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

一把无辜的椅子，成为当代文字狱的牺牲品，可见文网之密，已是密不透风。习近平俨然就是当代朱元璋。史书记载：「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薙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而在今天的中国，连椅子都成了敏感词。

中国从未摆脱帝制，也从未告别文字狱。习近平时代，各种文字狱层出不穷，既不得妄议中央（中央就是习核心），也不能侮辱「英烈」——有一网民在微信上说了一句，「寒战（韩战）最大的成功就是蛋炒饭，感谢蛋炒饭。没有蛋炒饭，网民就跟曹县（朝鲜）一样没区别。当然，可悲的是现在也区别不大。」南昌市公安以「侮辱抗美援朝志愿军英烈的言论，造成不良影响」为理由，将其拘留十天。这裡的「英烈」指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据说到前线镀金的毛岸英，因贪吃蛋炒饭而被联合国军飞机扔的炸弹炸死。

喜欢晒书单的习近平读书不多，胸无半点墨，搞文字狱的能力却超过文化修养比他高得多的清朝皇帝。雍正年间，查慎行的弟弟查嗣庭去江西做考试官，出了一道作文题 「维民所止」，源出《诗经》。雍正听说后，觉得「 维止」两字是「雍正」两字去了头，这岂不是要杀自己的头吗？下令将查嗣庭全家逮捕严办。查嗣庭受到残酷折磨，冤死狱中，尸身还受戮尸之辱。他的儿子惨死狱中，族人遭流放，浙江全省士人六年不准参加举人与进士的考试。大臣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见了，马上将其革职，再派人一查，在其诗集中找出「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之句，雍正认为这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斩立决。

江苏东台举人徐述夔去世后，其子为纪念亡父而刊印《一柱楼诗集》。集中有诗句「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被指用「壶儿」喻「胡儿」。还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乾隆称：「用朝夕之朝为朝代之朝，不用上清都、到清都，而用去清都」，因此是「显有兴明灭清之意」，遂下令：「徐述夔身系举人，却丧心病狂，所作《一柱楼诗》内繫怀胜国，暗肆底讥，谬妄悖逆，实为罪大恶极！虽其人已死，仍当剖棺戮尸，以伸国法。」徐述夔及其子已死，开棺枭首示众；两个孙子虽携书自首，仍以收藏逆诗罪处斩。乾隆的宠臣沈德潜给徐述夔写过传记，又兼写过《咏黑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儘管已死去多年，也被「革其职，夺其名，扑其碑，毁其祠，碎其尸」。内阁学士胡中藻作诗，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乾隆一看大怒：「加浊字于国号之上，究竟是何肺腑？」遂下旨，将其腰斩。胡中藻被斩成两半，还拿手指蘸着鲜血，连写七个「惨」字才咽气。

今天别克公司的广告策划人，下场或许不至如此之惨。他毕竟沾点洋人的光，最多丢掉饭碗，还不会亡命灭族。如果说中国有什麽进步，大概这就是中国的进步吧。这一点进步，值得骄傲吗？

别克（Buick）的广告，有影射习近平嫌疑而被下架。（翻摄自推特）

说你「恶攻」，你就「恶攻」

习近平时代的「不得妄议中央」，宛如毛泽东时代「恶毒攻击罪」的重现。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在无产阶文革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共六条，号称「公安六条」。第一条称：「凡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亲密战林副主席以及污篾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即中央文革）」为「恶毒攻击罪」，凡犯此罪的杀无赦。文革时代以罪名被迫害的中国人多达百万。

学者王海光在《製造反革命：柳幸福桉与文革时期的基层法制生态》一书中，对一个乡村教师柳幸福「反革命桉」的作了微观社会史研究。作者利用当地公安政保档桉、政府文档、地方史志等资料，结合口述访谈，条分缕析，首次从县域范围对「反革命发生学」进行考察，重建历史现场，揭示了文革「恶攻罪」桉件的生产制造过程，以及在基层社会中的发生机理，进而展现了乡村社会政治生态与国家意识形态流变的交互关係。

柳幸福是东北农村的一名小学教师。一九六九年，他因一次课堂考试的题目被疑「影射伟大领袖」，遭学生举报。以此为导火索，柳幸福的「历史问题」一一曝光，被控以「现行反革命」及「恶攻」之大罪。文革「恶攻」罪是以对毛泽东的态度划线的，为了彻底整垮柳幸福，地方官员迫使他承认核心罪行——有意毁坏毛主席像。为达到这个目的，从预设阶级立场出发，刑讯逼供与群众专政的批斗双管齐下：开始是车轮大战式的审讯，继而使用卡簧手铐的变相肉刑逼供，希望柳幸福在「手被铐得扛不住」时全盘承认所有罪名；为了迫使柳幸福低头认罪，不再「翻桉」，又加紧收集其「罪证」材料：柳幸福的家人在高压审讯下的口供和事先编排好的来自学校师生、乡村干部、邻居的儿子等人的全套「证词」——比如，柳幸福的妻子和十二岁的女儿被迫做出假供词，说柳幸福用别针往墙上的毛主席像上扎。但供词前言不搭后语，一会儿说针眼比小米粒还小，一会儿说针眼像小手指头大小；一会儿说扎了一针，一会儿说扎了四针。在桉件审理中，这些缺乏法理依据与事实依据的证词成为群众专政的定桉依据，柳幸福反革命罪名就这样在阶级专政的机器下被制造出来。

随着习近平向文革加速掉头，习近平时代的「柳幸福」层出不穷，从落马的政治局委员和省部级高官、亿万富豪到知识分子、普通百姓，很多人被冠以类似于「恶攻」的罪名，或颠覆国家，或妄议中央，判处重刑，生不如死。此一趋势，在二十大之后变本加厉。瑞典汉学家罗多弼与中国学者于友仁在《二十大迎来了习皇帝？》一文中，对二十大报告的用语及习近平的思想观念作了精闢的分析：「习近平在二十大的政治报告中号召中国人民要准备迎接伟大的斗争，有人做了统计，他在报告中频繁使用『斗争』一词，总计多达十七次。这不是偶然的，习近平在世界观形成的青少年时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是一个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大行其道的年代，如果说，大多数文革的经历者后来都对文革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那么可以说习近平从来没有表现过明显的对于文革和毛的批判。」两位作者继而指出：「绝对的权力将使习近平业已表露的独断专行、唯我独尊的作风进一步发展，对他的个人崇拜将进一步加剧。在二十大期间，已经有党的高级官员把习称之为『中国人民当之无愧的领袖』，现在，对于党的官员而言，仅仅表示忠于共产党是不够的，还要进一步忠于习本人才行。二十大确实是当代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在这之前，执政党、国家、军队都属于中共，在这之后，它们全都属于习近平。」在此情形之下，每一个对习近平有所不满的人，都被妖魔化；每一个想自由言说的人，都成为文字狱打击的对象。一个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时代来临了。

(以上均转自网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