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卡爾 馬克思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歷史科學

　　第一部分　唯物史觀指引歷史學成為真正的科學

   一　唯物史觀在整個世界觀上實現了科學的變革

   (一)唯物史觀產生的歷史條件

　　世紀綜合了過去歷史上一直是零散地、偶然地出現的成果，並且揭示了它們的必然性和它們的內在聯繫。無數雜亂的認識資料經過整理、篩選，彼此有了因果聯繫；知識變成科學，各門科學都接近於完成，即一方面和哲學，另一方面和實踐結合了起來。……在歷史學方面情況也完全一樣；這時我們第一次看到卷帙浩繁的世界史編纂着作，它們固然還缺乏評介並且完全沒有哲學上的分析，但畢竟不是從前那種受時間地點限制的歷史片斷，而是通史了。

　　恩格斯:《英國狀況:十八世紀》( 1844年1月初—2月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87—88頁。

　　世紀沒有解決巨大的對立，即實體和主體、自然和精神、必然性和自由的對立，這種對立是歷史從一開始就具有的，而且這種對立的發展貫穿於整個歷史之中；但是，18世紀使對立的雙方在針鋒相對中得到充分發展，從而使消滅這種對立成為必不可免的事。由於對立的這種明顯的、極端的發展，結果產生了普遍的革命，這個革命散見於各個不同的民族，而且它在不久的將來的實現，同時就是迄今歷史上的對立得到解決。

　　恩格斯:《英國狀況:十八世紀》( 1844年1月初—2月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89頁。

　　英國工業的這一次革命化是現代英國各種關係的基礎，是整個社會的運動的動力。上面已經談過，它的第一個結果就是利益被升格為對人的統治。利益霸占了新創造出來的各種工業力量並利用它們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由於私有制的作用，這些理應屬於全人類的力量便成為少數富有的資本家的壟斷物，成為他們奴役群眾的工具。商業吞併了工業，因而變得無所不能，變成了人類的紐帶；個人的或國家的一切交往，都被溶化在商業交往中，這就等於說，財產、物升格為世界的統治者。

　　恩格斯:《英國狀況:十八世紀》( 1844年1月初—2月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05頁。

　　英國工人階級的歷史是從20世紀後半期，隨着蒸汽機和棉花加工機的發明而開始的。

　　大家知道，這些發明推動了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同時又推動了整個市民社會的變革，它的世界歷史意義只是現在才開始被認識。英國是發生這種變革(這種變革越是無聲無息地進行，就越是強有力)的典型地方，因此，英國也是這種變革最主要的結果即無產階級發展的典型國家。只有在英國，才能把無產階級放在它的一切關係中並從各個方面來加以研究。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88頁。

　　這時，費爾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質》出版了。它直截了當地使唯物主義重新登上王座，這就一下子消除了這個矛盾。自然界是不依賴任何哲學而存在的；它是我們人類(本身就是自然界的產物)賴以生長的基礎；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東西，我們的宗教幻想所創造出來的那些最高存在物只是我們自己的本質的虛幻反映。魔法被破除了；“體系”被炸開並被拋在一旁了，矛盾既然僅僅是存在於想象之中，也就解決了。——這部書的解放作用，只有親身體驗過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時大家都很興奮:我們一時都成為費爾巴哈派了。馬克思曾經怎樣熱烈地歡迎這種新觀點，而這種新觀點又是如何強烈地影響了他(儘管還有種種批判性的保留意見)，這可以從《神聖家族》中看出來。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5頁。

　　二)唯物史觀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多年艱苦細緻研究工作的結晶在選擇職業時，我們應該遵循的主要指針是人類的幸福和我們自身的完美。不應認為，這兩種利益會彼此敵對、互相衝突，……人的本性是這樣的:人只有為同時代人的完美、為他們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達到完美。……歷史把那些為共同目標工作因而自己變得高尚的人稱為最偉大的人物；經驗讚美那些為大多數人帶來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幸福而工作的職業，那麼，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大家作出的犧牲；那時，我們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將屬於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將悄然無聲地存在下去，但是它會永遠發揮作用，而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

　　馬克思:《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 1835年8月1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6月第2版，第459—460頁。

　　我以上簡短地敘述了自己在政治經濟學領域進行研究的經過，這只是要證明，我的見解，不管人們對它怎樣評論，不管它多麼不合乎統治階級的自私的偏見，卻是多年誠實研究的結果。但是在科學的入口處，正像在地獄的入口處一樣，必須提出這樣的要求“這裡必須根絕一切猶豫；

　　這裡任何怯懦都無濟於事。”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1859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94頁。

　　從早晨9點到晚上7點，我通常是在英國博物館[2]里。我正在研究的材料頭緒繁多，雖然竭盡一切力量，還是不能在6—8個星期之內結束這一工作。而且期間常常還有種種實際干擾，這是在貧困條件下過日子所不可避免的。但是，“不管這一切的一切”[3]，工作要趕緊結束。總有一天必須強行結束。民主派的“頭腦簡單的人們”靠“從天上”掉下來的靈感，當然不需要下這樣的工夫。這些幸運兒為什麼要用經濟和歷史資料來折磨自己呢

　　馬克思:《馬克思致約瑟夫·魏德邁》( 1851年6月2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第2版，第300頁。

　　當我不在時，倫敦出版了麥克拉倫的一本關於全部通貨史的着作；就《經濟學家》的摘引來看，這是一本第一流的書。圖書館還沒有，這些東西總是在出版了幾個月以後才會到那裡。但是，在完成我的論述之前，我當然應把這本書看一遍。因此，我讓妻子到西蒂區找出版商。……也許這本書對我來說沒有什麼新東西；不過，由於《經濟學家》的推薦和我自己讀了這些摘引，我的理論良心不允許我不讀這本書就寫下去。

　　馬克思:《馬克思致恩格斯》( 1858年5月3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月第1版，第316頁。

　　單是討論地租的倒數第二章，按現在的結構看，就幾乎構成一本書。我白天去博物館，夜間寫作。德國的新農業化學，特別是李比希和申拜因，對這件事情比所有經濟學家加起來還更重要；另一方面，自我上次對這點進行研究以後，法國人已提供了大量的材料，——這一切都必須下工夫仔細研究。兩年以前，我結束了對地租所做的理論探討。正好在這一期間，許多新東西出現了，並且完全證實了我的理論。

　　馬克思:《馬克思致恩格斯》( 1866年2月1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月第1版，第180—181頁。

　　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還沒有人在經濟問題上運用過，這就使前幾章讀起來相當困難。法國人總是急於追求結論，渴望知道一般原則同他們直接關心的問題的聯繫，因此我很擔心，他們會因為一開始就不能繼續讀下去而氣餒。

　　這是一種不利，對此我沒有別的辦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讀者指出這一點，並提醒他們。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勞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法文版序言和跋( 1872年3月1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4頁。

　　馬克思和我，可以說是唯一把自覺的辯證法從德國唯心主義哲學中拯救出來並運用於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和歷史觀的人。可是要確立辯證的同時又是唯物主義的自然觀，需要具備數學和自然科學的知識。馬克思是精通數學的，可是對於自然科學，我們只能作零星的、時停時續的、片斷的研究。因此，當我退出商界並移居倫敦，從而有時間進行研究的時候，我儘可能地使自己在數學和自然科學方面來一次徹底的——像李比希所說的——“脫毛”，八年當中，我把大部分時間用在這上面。當我不得不去探討杜林先生的所謂自然哲學時，我正處在這一脫毛過程的中間。所以，如果我有時在這方面找不到確切的術語，如果我在理論自然科學的領域中總的說來表現得相當笨拙，那麼這是十分自然的。

　　可是另一方面，我意識到當時自己還做不到確有把握，這使我謹慎起來；沒有人能指出我真正違反了當時人所共知的事實，或者不正確地敘述了當時公認的理論。

　　恩格斯:《反杜林論》第2版序言( 1885年9月2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3頁。

　　您自己確實已經做出些成績，您一定會注意到，在依附於黨的青年着作家中間，是很少有人下一番工夫去鑽研經濟學、經濟學史、商業史、工業史、農業史和社會形態發展史的。有多少人除知道毛勒的名字之外，還對他有更多的了解呢!在這裡，新聞工作者的自命不凡必定支配一切，不過結果也是可想而知的。這些先生往往以為，一切東西對工人來說都是足夠好的。他們竟不知道，馬克思認為自己的最好的東西對工人來說也還不夠好，他認為給工人提供的東西比最好的稍差一點，那就是犯罪!……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0年8月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87—588頁。

　　這裡現有的關於拿破崙戰爭和部分革命戰爭的材料要求事先了解很多歷史細節，可是我對這些完全不了解或者只是了解得很膚淺，有關這些細節不是根本得不到解釋，就是只能得到一些極為膚淺的解釋，而且還要費很大的勁去搜羅它們。自學往往是空話，如果不是系統地鑽研，那就學不到什么正經東西。

　　恩格斯:《恩格斯致約瑟夫·魏德邁》( 1851年6月19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第2版，第292頁。

　　自然，我們中間也有一些人遵循這樣的原則:“我們幹嘛要刻苦學習呢，那是馬克思老爹的事兒，他的職責就是什麼都要懂”。不過，一般說來，馬克思派學習是相當刻苦的，當你看到流亡者中間還有些蠢驢，到處獵取一些新詞句，因而最後把自己弄得煳里煳塗的時候，我們黨的優越性絕對地和相對地增長就顯而易見了。但是這也是必然的，因為艱巨的工作還在前頭。

　　恩格斯:《恩格斯致約·魏德邁》

　　年4月1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年3月第1版，第588頁。

　　一般說來，在所有這些範圍如此之廣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學研究中，要取得某些真正的成就，只有經過多年的工作才是可能的。在一些個別問題上探索到新的正確的觀點比較容易，……但是，要把全部材料一下子掌握住，並用新的方法加以系統化，這隻有在充分加工之後才是可能的。否則像《資本論》這樣的着作就會是很多很多的了。

　　恩格斯:《恩格斯致卡爾·考茨基》( 1883年9月1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年10月第1版，第61頁。

　　至於俄國革命運動中的迫切問題和農民在其中所能起的作用，在我沒有對整個問題從頭重新研究一番，並用最新的材料補充我對此問題的實際情況的極度貧乏的了解以前，在這些方面我是不能在報刊上問心無愧地發表自己的意見的。

　　恩格斯:《恩格斯致伊薩克·阿道夫維奇·古爾維奇》( 1893年5月27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1月第1版，第74頁。

　　該死的坎布里亞的吉拉德的着作像鬼火一樣躲着我。我必須得到它，因為這是關於英國人入侵時愛爾蘭狀況的第一部外國的因而也是可靠的資料，我碰到的許多引文使我相信，還可以找到一些什麼材料。《被征服的愛爾蘭》一書什麼地方也找不到，但我所感興趣的第一部分卻收在坎登的法蘭克福( ! )版的《不列顛》一書裡。該書有無其他版本，不知道。法蘭克福版這裡當然沒有；在公共圖書館收藏的英文版中沒有吉拉德的着作；在納費圖書館收藏的另一種版本中，有可能包含這種材料的第三卷已經遺失；所以，我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明天要去的徹特姆圖書館。但是，這種對資料的追求，總比過去在該死的交易所里對買主的追求使人愉快得多。

　　恩格斯:《恩格斯致馬克思》( 1869年12月16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月第1版，第402—403頁。

　　三)唯物史觀的產生過程

　　我學的專業本來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學和歷史之次當作輔助學科來研究。

　　—1843年間，我作為《萊茵報》的編輯，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萊茵省議會關於林木盜竊和地產分析的討論，當時的萊茵省總督馮·沙培爾先生就摩澤爾農民狀況同《萊茵報》展開的官方論戰，最後，關於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的辯論，是促使我去研究經濟問題的最初動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進”願望大大超過實際知識的當時，在《萊茵報》上可以聽到法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帶着微弱哲學色彩的回聲。

　　我曾表示反對這種膚淺言論，但是同時在和奧格斯堡《總匯報》的一次爭論中坦率承認，我以往的研究還不容許我對法蘭西思潮的內容本身妄加評判。我倒非常樂意利用《萊茵報》發行人以為把報紙的態度放溫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經落在該報頭上的死刑判決撤銷的幻想，以便從社會舞台退回書房。

　　為了解決使我苦惱的疑問，我寫的第一部着作是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性的分析，這部着作的導言曾發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鑑》上。我的研究得出這樣一個結果: 法的關係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係，這種物質的生活關係的總和，黑格爾按照18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概括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我在巴黎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後來因基佐先生下令驅逐而移居布魯塞爾，在那裡繼續進行研究。……

　　自從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經濟學範疇的天才大綱[5](在《德法年鑑》上)發表以後，我同他不斷通信交換意見，他從另一條道路(參看他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6])得出同我一樣的結果。當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魯塞爾時，我們決定共同闡明我們的見解與德國哲學的意識形態的見解的對立，實際上是把我們從前的哲學信仰清算一下。這個心願是以批判黑格爾以後的哲學的形式來實現的。兩厚冊八開本的原稿[7]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亞的出版所，後來我們才接到通知說，由於情況改變，不能付印。既然我們已經達到了我們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問題，我們就情願讓原稿留給老鼠的牙齒去批判了。在我們當時從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眾表達我們見解的各種着作中，我只提出恩格斯與我合着的《共產黨宣言》和我自己發表的《關於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說》[8]。我們見解中有決定意義的論點，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為反對蒲魯東而寫的着作《哲學的貧困》[9]中第一次作了科學的、雖然只是論戰性的概述。我用德文寫的關於《僱傭勞動》[10]一書，匯集了我在布魯塞爾德意志工人協會上對於這個問題的講演，這本書的印刷由於二月革命和我因此被迫離開比利時而中斷。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1859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88—593頁。

　　當德國的資產階級、學究和官僚把英法經濟學的初步原理當做不可侵犯的教條死記硬背，力求多少有些了解的時候，德國無產階級的政黨出現了。它的全部理論來自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它一出現，科學的、獨立的、德國的經濟學也就產生了。這種德國的經濟學本質上是建立在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基礎上的，後者的要點，在本書的序言中已經作了扼要的闡述。

　　恩格斯:《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 1859年8月3—1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6—597頁。

　　這位作者先生從我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1859年柏林版第4—7頁，在那裡我說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義基礎)中摘引一段話後說:……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2版跋( 1873年1月2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0頁。

　　至於手稿[12]寄遲一事，……

　　它是15年的即我一生中的黃金時代的研究成果。

　　這部着作第一次科學地表述了對社會關係的重要觀點。

　　馬克思:《馬克思致斐迪南·拉薩爾》( 1858年11月1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7頁。

　　當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訪馬克思時，我們在一切理論領域中都顯出意見完全一致，從此就開始了我們共同的工作。1845年春天當我們在布魯塞爾再次會見時，馬克思已經從上述基本原理出發大致完成了闡發他的唯物主義歷史理論的工作，於是我們就着手在各個極為不同的方面詳細制定這種新形成的世界觀了。

　　恩格斯:《關於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歷史》( 1885年10月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32頁。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9年柏林版)的序言中說，1845年我們兩人在布魯塞爾着手“共同闡明我們的見解”——主要由馬克思制定的唯物主義歷史觀——“與德國哲學的意識形態的見解的對立，實際上是把我們從前的哲學信仰清算一下。這個心願是以批判黑格爾以後的哲學的形式來實現的。兩厚冊八開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亞的出版所，後來我們才接到通知說，由於情況改變，不能付印。既然我們已經達到了我們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問題，我們就情願讓原稿留給老鼠的牙齒去批判了”[13]。

　　從那時起已經過了40多年，馬克思也已逝世，而我們兩人誰也沒有過機會回到這個題目上來。關於我們和黑格爾的關係，我們曾經在一些地方作了說明，但是無論哪個地方都不是全面系統的。至於費爾巴哈，雖然他在好些方面是黑格爾哲學和我們的觀點之間的中間環節，我們卻從來沒有回顧過他。

　　這期間，馬克思的世界觀遠在德國和歐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語言中都找到了擁護者。另一方面，德國的古典哲學在國外，特別是在英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各國，有某種復活。甚至在德國，各大學裡借哲學名義來施捨的折中主義殘羹剩汁，看來已叫人吃厭了。

　　在這種情況下，我感到越來越有必要把我們同黑格爾哲學的關係，我們怎樣從這一哲學出發又怎樣同它脫離，做一個簡要而又系統的闡述。同樣，我也感到我們要還一筆信譽債，就是要完全承認，在我們的狂飆突進時期，費爾巴哈給我們的影響比黑格爾以後任何其他哲學家都大。所以，當《新時代》雜誌編輯部要我寫一篇批評文章來評述施達克那本論費爾巴哈的書[14]時，我也就欣然同意了。我這篇文章發表在該雜誌1886年第4期和第期，現在經過修訂以單行本出版。

　　在這篇稿子送去付印以前，我又把1845—1846年的舊稿[15]找出來看了一遍。其中關於費爾巴哈的一章沒有寫完。已寫好的部分是闡述唯物主義歷史觀的；這種闡述只是表明當時我們在經濟史方面的知識還多麼不夠。舊稿中缺少對費爾巴哈學說本身的批判；所以，舊稿對現在這一目的是不適用的。可是我在馬克思的一本舊筆記中找到了十一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現在作為本書附錄刊印出來。這是匆匆寫成的供以後研究用的筆記，根本沒有打算付印。但是它作為包含着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的第一個文獻，是非常寶貴的。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1888年單行本序言( 1888年2月2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65—266頁。

　　這個超出費爾巴哈而進一步發展費爾巴哈的工作，是由馬克思於1845年在《神聖家族》中開始的。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5頁。

　　但是，從黑格爾學派的解體過程中還產生了另一個派別，唯一的真正結出果實的派別。這個派別主要是同馬克思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

　　同黑格爾哲學的分離在這裡也是由於返回到唯物主義觀點而發生的。這就是說，人們決心在理解現實世界(自然界和歷史)時按照它本身在每一個不以先入為主的唯心主義怪想來對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現的那樣來理解；他們決心毫不憐惜地拋棄一切同事實(從事實本身的聯繫而不是從幻想的聯繫來把握的事實)不相符合的唯心主義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義並沒有別的意義。不過在這裡第一次對唯物主義世界觀採取了真正嚴肅的態度，把這個世界觀徹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運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識領域裡去了。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6—297頁。

　　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起源，在我看來，您在我的《費爾巴哈》(《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就可以找到足夠的東西——馬克思的附錄[17]其實就是它的起源!其次，在《宣言》的序言( 1892年柏林新版)和《揭露共產黨人案件》的引言中也可以找到。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拉基米爾·雅柯夫列維奇·施穆伊洛夫》( 1893年2月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47頁。

　　目前再版的這部着作，是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義觀點從一定經濟狀況出發來說明一段現代歷史的初次嘗試。在《共產主義宣言》[18]中，用這個理論大略地說明了全部近代史；在馬克思和我在《新萊茵報》上發表的文章中，這個理論一直被用來解釋當時發生的政治事件。可是，這裡的問題是要把一個對全歐洲都很關鍵而又很典型的多年發展過程中的內在因果聯繫揭示出來，照作者看來，就是把政治事件歸結為最終是經濟原因的作用。

　　恩格斯:《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 1895年2月14日—3月6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2頁。

　　不言而喻，這種對經濟狀況(這是所要研究的一切過程的真正基礎)中同時發生的種種變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必然是產生錯誤的根源。但是，概括敘述眼前的事件時所面對的一切條件都不可避免地包含產生錯誤的根源，然而這並不妨礙任何人去寫眼前的事件。

　　當馬克思着手撰寫本書時，要避免上面所說的那種產生錯誤的根源就更難了。在—1849年的革命時期，要跟蹤考察同時發生的那些經濟變化，或者即使只是掌握它們的概況，也簡直是不可能的。在流亡倫敦的最初幾個月，即1849—1850年的秋冬，情況也是一樣。然而馬克思正是在這個時候開始撰寫本書的。雖然有這些不利的情況，但是，由於馬克思準確了解法國在二月革命以前的經濟狀況以及這個國家在二月革命以後的政治事件，所以他能對當時的事變作出這樣的敘述，這一敘述對事變內在聯繫的揭示達到了至今還無人達到的程度，並且光輝地經受住了後來由馬克思自己進行的兩度檢驗。

　　恩格斯:《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 1895年2月14日—3月6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5頁。

　　的確，這[19]是一部天才的着作。……他對活生生的時事有這樣卓越的理解，他在事變剛剛發生時就對事變有這樣透徹的洞察，的確是無與倫比。

　　……在這部着作中，他用這段歷史檢驗了他的這個規律；即使已經過了33年，我們還是必須承認，這個檢驗獲得了輝煌的成果。

　　恩格斯:《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885年第3版序言( 1885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8—469頁。

　　四)對唯心主義的批判

　　我們根本沒有想到要懷疑或輕視“歷史的啟示”；歷史就是我們的一切，我們比其他任何一個先前的哲學學派，甚至比黑格爾，都更重視歷史；在黑格爾看來，歷史歸根到底也只是用來檢驗邏輯運算問題。嘲弄歷史，無視人類的發展，這完全是對方所為；而且又是基督徒所為；基督徒編造了一部別具一格的“天國史”，否認真實的歷史具有任何內在實質，只承認他們的彼岸的抽象的而且是杜撰出來的歷史才需要這種實質。他們藉助人類的完美在於他們的基督這一說法，使歷史達到一個想象的目的；他們把歷史過程攔腰截斷，因此為了自圓其說，不得不把後來的十八世紀說成是一派胡言和毫無思想內容的。

　　我們要求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但我們認為歷史不是“神”的啟示，而是人的啟示，並且只能是人的啟示。為了認識人類本質的美好，了解人類在歷史上的發展，了解人類一往無前的進步，了解人類對個人的非理性一貫戰無不勝，了解人類克服一切似乎超人的事物，了解人類同大自然進行的殘酷而又卓有成效的鬥爭，直到最後獲得自由的、人的自我意識，明確認識到人和大自然的統一，自由地獨立地創造以純人類道德生活關係為基礎的新世界，——為了了解這一切的偉大，我們沒有必要首先招來什麼“神”的抽象概念，把一切美好的、偉大的、崇高的、真正人性的事物歸在它的名下。為了確信人的事物的偉大和美好，我們沒有必要採取這種迂迴的辦法，沒有必要給真正人性的事物打上“神性的”烙印。相反，任何一種事物，越是“神性的”即非人性的，我們就越不能稱讚它。

　　恩格斯:《英國狀況:評托馬斯·卡萊爾的〈過去和現在〉》( 1843年10月—1844年1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第520頁。

　　現實人道主義在德國沒有比唯靈論或者說思辨唯心主義更危險的敵人了。思辨唯心主義用“自我意識”即“精神”代替現實的個體的人，並且用福音書作者的話教誨說:“叫人活着的乃是靈，肉體是無益的”[20]。顯而易見，這種沒有肉體的精神只是在自己的臆想中才具有精神。……我們認為這種思辨是基督教日耳曼原則的最完備的表現，這種原則通過把“批判”本身變為某種超驗的力量來做自己的最後一次嘗試。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53頁。

　　因此，歷史活動是群眾的活動，隨着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在批判的歷史中，事情當然必定是以另一種方式發生的，批判的歷史認為，在歷史活動中重要的不是行動着的群眾，不是經驗的活動，也不是這一活動的經驗的利益，相反，“在這些活動中”，“重要的”僅僅是“一種思想”。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7頁。

　　黑格爾的歷史觀以抽象的或絕對的精神為前提，這種精神是這樣發展的:人類只是這種精神的無意識或有意識的承擔者，即群眾。可見，黑格爾是在經驗的、公開的歷史內部讓思辨的、隱秘的歷史發生的。人類的歷史變成了抽象精神的歷史，因而也就變成了同現實的人相脫離的人類彼岸精神的歷史。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1—292頁。

　　其次，布魯諾先生又消除了黑格爾的另一種不徹底性:他不再像黑格爾的精神那樣事後［post festum］在幻想中創造歷史，而是同其餘人類的群眾相對立，有意識地扮演世界精神的角色，進入目前的同群眾的戲劇性的關係中，在深思熟慮之後有目的地發明歷史和完成歷史。

　　一方面是群眾，他們是歷史上的消極的、精神空虛的、非歷史的、物質的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布魯諾先生及其夥伴，他們是積極的因素，一切歷史行動都是由這種因素產生的。改造社會的事業被歸結為批判的批判的大腦活動。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3頁。

　　非極樂世界的感性的現實卻決不理會他這種想象，他的每一種感覺都迫使他相信身外的世界和個人的意義，甚至他那世俗的胃也每天都在提醒他:身外的世界並不是空虛的，而是真正使人充實的東西。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21頁。

　　且讓我們先指出一點:黑格爾站在現代國民經濟學家的立場上的。他把勞動看做人的本質，看做人的自我確證的本質；他只看到勞動的積極的方面，沒有看到它的消極的方面。勞動是人在外化範圍之內的或者作為外化的人的自為的生成。黑格爾唯一知道並承認的勞動是抽象的精神的勞動。因此，黑格爾把一般來說構成哲學的本質的那個東西，即知道自身的人的外化或者思考自身的、外化的科學，看成勞動的本質；因此，同以往的哲學相反，他能把哲學的各個環節加以總括，並稱自己的哲學才是哲學。其他哲學家做過的事情——把自然界和人類生活的各個環節看做自我意識的而且是抽象的自我意識的環節——，黑格爾認為那只是哲學的行動。因此，他的科學是絕對的。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05—206頁。

　　哲學家們在不再屈從於分工的個人身上看到了他們名之為“人”的那種理想，他們把我們所闡述的整個發展過程看做是“人”的發展過程，從而把“人”強加於迄今每一歷史階段中所存在的個人，並把“人”描述成歷史的動力。這樣，整個歷史過程就被看成是“人”的自我異化過程，實質上這是因為，他們總是把後來階段的一般化的個人強加於先前階段的個人，並且把後來的意識強加於先前的個人。[21]藉助於這種從一開始就撇開現實條件的本末倒置的做法，他們就可以把整個歷史變成意識的發展過程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2頁。

　　把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同進行統治的個人分割開來，主要是同生產方式的一定階段所產生的各種關係分割開來，並由此得出結論說，歷史上始終是思想占統治地位，這樣一來，就很容易從這些不同的思想中抽象出“思想”、觀念等等，並把它們當做歷史上占統治地位的東西，從而把所有這些個別的思想和概念說成是歷史上發展着的概念的“自我規定”。在這種情況下，從人的概念、想象中的人、人的本質、人中能引申出人們的一切關係，也就很自然了。思辨哲學就是這樣做的。黑格爾本人在《歷史哲學》的結尾承認，“他所考察的僅僅是概念的前進運動”，他在歷史方面描述了“真正的神正論”(第頁)。[22]這樣一來，就可以重新回復到“概念”的生產者，回復到理論家、意識形態家和哲學家，並做出結論說:哲學家、思維着的人本身自古以來就是在歷史上占統治地位的。這個結論，如我們所看到的，早就由黑格爾表述過了。這樣，證明精神在歷史上的最高統治(施蒂納的教階制)的全部戲法，可以歸結為以下三個手段第一，必須把進行統治的個人——而且是由於種種經驗的原因、在經驗的條件下和作為物質的個人進行統治的個人——的思想同這些進行統治的個人本身分割開來，從而承認思想或幻想在歷史上的統治。

　　第二，必須使這種思想統治具有某種秩序，必須證明，在一個個相繼出現的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之間存在着某種神秘的聯繫，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得把這些思想看做是“概念的自我規定”(所以能這樣做，是因為這些思想憑藉自己的經驗的基礎，彼此確實是聯繫在一起的，還因為它們被僅僅當做思想來看待，因而就變成自我差別，變成由思維產生的差別)。

　　第三，為了消除這種“自我規定着的概念”的神秘外觀，便把它變成某種人物——“自我意識”；或者，為了表明自己是真正的唯物主義者，又把它變成在歷史上代表着“概念”的許多人物——“思維着的人”、“哲學家”、意識形態家，而這些人又被看做是歷史的製造者、“監護人會議”、統治者[23]。這樣一來，就把一切唯物主義的因素從歷史上消除了，就可以任憑自己的思辨之馬自由奔馳了。

　　要說明這種曾經在德國占統治地位的歷史方法，以及說明它為什麼主要在德國占統治地位的原因，就必須從它與一切意識形態家的幻想，例如，與法學家、政治家(包括實際的國務活動家)的幻想的聯繫出發，必須從這些傢伙的獨斷的玄想和曲解出發。而從他們的實際生活狀況、他們的職業和分工出發，是很容易說明這些幻想、玄想和曲解的。

　　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一個小店主都能精明地判別某人的假貌和真相，然而我們的歷史編纂學卻還沒有獲得這種平凡的認識，不論每一時代關於自己說了些什麼和想象了些什麼，它都一概相信。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3—555頁。

　　黑格爾認為，世界上過去發生的一切和現在還在發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維中發生的一切。因此，歷史的哲學僅僅是哲學的歷史，即他自己的哲學的歷史。沒有“與時間次序相一致的歷史”，只有“觀念在理性中的順序”。他以為他是在通過思想的運動建設世界；其實，他只是根據絕對方法把所有人們頭腦中的思想加以系統的改組和排列而已。

　　……

　　經濟範疇只不過是生產的社會關係的理論表現，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學家蒲魯東現實把事物顛倒了，他認為現實關係只是一些原理和範疇的化身。這位哲學家蒲魯東先生還告訴我們，這些原理和範疇過去曾睡在“無人身的人類理性”的懷抱里。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02頁。

　　每一個新的範疇都是社會天才為了消除前一個假設所產生的不平等而作的假設。總之，平等是原始的意向、神秘的趨勢、天命的目的，社會天才在經濟矛盾的圈子裡旋轉時從來沒有忽略過它。因此，天命是一個火車頭，用它來拖蒲魯東先生的全部經濟行囊前進遠比用他那沒有頭腦的純粹理性要好得多。他在論稅收一章之後，用了整整一章來寫天命。

　　天命，天命的目的，這是當前用以說明歷史進程的一個響亮字眼。其實這個字眼不說明任何問題。它至多不過是一種修辭形式，是解釋事實的多種方式之一。

　　大家知道，英國工業的發展使蘇格蘭地產獲得了新的價值。而英國工業則為羊毛開闢了新的銷售市場。要生產大量的羊毛，必然把耕地變成牧場。要實行這種改變就必須集中地產。要集中地產就必須消滅世襲租佃者的小農莊，使成千上萬的租佃者離開家園，讓放牧幾百萬隻羊的少數牧羊人來代替他們。這樣，由於耕地接連不斷地變成牧場，結果蘇格蘭的地產使羊群趕走了人。如果現在你們說，羊群趕走人就是蘇格蘭地產制度的天命的目的，那麼，你們就創造出了天命的歷史。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11頁。

　　我們可以看到，“高貴的”卡萊爾完全是從泛神論的觀點出發的。全部歷史的過程不決定於活生生的人民群眾本身的發展，他們本身自然為一定的、本身也在歷史上產生和變化着的條件所左右，全部歷史過程取決於永恆的永遠不變的自然規律，它今天離開這一規律，明天又接近這一規律，一切都以是否正確地認識這一規律為轉移。這種對永恆的自然規律的正確認識是永恆的真理，其他一切都是虛假的。根據這種觀點，一切實際的階級矛盾，儘管因時代不同而各異，都可以歸結為一個巨大的永恆的矛盾，就是深諳永恆的自然規律並依照它行動的人，即賢人與貴人，和誤解它曲解它並和它背道而馳的人，即愚人與賤人的矛盾。因此，歷史上產生的階級差別是自然的差別，人們必須向天生的貴人和賢人屈膝，尊敬這些差別，並且承認它們是永恆的自然規律的一部分，即應當崇拜天才。這樣，對歷史發展過程的整個見解便簡單得像前世紀伊留米納特和共濟會會員的陳腐平凡的智慧那樣，簡單得像《魔笛》中的普通道德和被弄得極端庸俗腐化的聖西門主義那樣。這樣，老問題又自然產生了:到底該由誰來統治?這個問題經過十分詳細但卻非常膚淺的討論，終於有了一個答案:應該由貴人、賢人和智者來統治。因此非常自然地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需要統治的人是很多很多的，但是任何時候統治的也不能太多，因為統治就是不斷地向群眾揭示和解釋自然規律的意義。但是怎樣發現貴人和賢人呢?沒有一種神奇的力量來告訴我們，我們必須去找尋。於是變成純粹自然差別的歷史的階級差別又顯露出來。

　　高貴者之所以高貴，是因為他聰明而博學。所以必須在獨享教育權利的階級即特權階級中去尋找這樣的人；而這些階級本身也要在它們當中找出這樣的人，並且對他們想當貴人和賢人的要求作出選擇。因此，特權階級現在即使不成為十足的貴人和賢人的階級，至少也是說話時“條理分明”的階級；而被壓迫的階級當然是“啞巴，是說話條理不清”的階級，因此階級統治又重新得到確定。而那些義憤填膺的叫囂都變成了對現存階級統治的掩掩蓋蓋的承認，並且完全變成了不平的牢騷和抱怨，其所以抱怨與不滿，原因就是資產者沒有讓自己的未被承認的天才人物們領導社會，由於很實際的理由沒有接受這些老爺們的荒唐的囈語。浮誇的言談在這裡如何變為自己相反的東西，高貴的有學問的聰明人實際上怎樣變為庸俗的愚昧無知的蠢人，關於這點卡萊爾本人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證。

　　馬克思和恩格斯:《評托馬斯·卡萊爾〈當代評論。(一)當前的時代。(二)模範監獄〉》( 1850年3月中—大約4月1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318—319頁。

　　應該用什麼方法對待科學?一方面是黑格爾的辯證法，它具有完全抽象的“思辨的”形式，黑格爾就是以這種形式把它留下來的；另一方面是平庸的、現在重新時興的、實質上是沃爾弗式的形而上學的方法，這也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寫他們那些缺乏內在聯繫的大部頭着作時採用的方法。後一種方法，曾被康德特別是黑格爾在理論上摧毀，只是由於惰性和缺乏一種別的簡單方法，才使它能夠在實際上繼續存在。另一方面，黑格爾的方法以其現有的形式是完全不能用的。它實質上是唯心的，而這裡要求發展一種比從前所有世界觀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觀。它是從純粹思維出發的，而這裡必須從最過硬的事實出發。一種自己承認是“從無通過無到無” [24]的方法，以這種形式在這裡是根本不適用的。雖然如此，它卻是一切現有邏輯材料中至少可以加以利用的唯一材料。它沒有受到過批判，沒有被駁倒過；任何反對這位偉大的辯證論者的人都沒有能夠在這個方法的巍然大廈上打開缺口；它被遺忘，是因為黑格爾學派不知道可以用它幹些什麼。因此，首先應當對黑格爾的方法作一番透徹的批判。

　　黑格爾的思維方式不同於所有其他哲學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維方式有巨大的歷史感做基礎。形式儘管是那麼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發展卻總是與世界歷史的發展平行着，而後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驗證。真正的關係因此顛倒了，頭腳倒置了，可是實在的內容卻到處滲透到哲學中；何況黑格爾不同於他的門徒，他不像他們那樣以無知自豪，而是所有時代中最有學問的人物之一。他是第一個想證明歷史中有一種發展、有一種內在聯繫的人，儘管他的歷史哲學中的許多東西現在在我們看來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輩，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後敢於對歷史作總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觀點的宏偉，就是在今天也還值得欽佩。在《現象學》、《美學》、《哲學史》中，到處貫穿着這種宏偉的歷史觀，到處是歷史地、在同歷史的一定的(雖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聯繫中來處理材料的。

　　這個劃時代的歷史觀是新的唯物主義世界觀的直接的理論前提，單單由於這種歷史觀，也就為邏輯方法提供了一個出發點。如果這個被遺忘了的辯證法從“純粹思維”的觀點出發就已經得出這樣的結果，而且，如果它輕而易舉地就結束了過去的全部邏輯學和形而上學，那麼，在它裡面除了詭辯和煩瑣言辭之外一定還有別的東西。但是，對這個方法的批判不是一件小事，全部官方哲學過去害怕而且現在還害怕幹這件事。

　　馬克思過去和現在都是唯一能夠擔當起這樣一件工作的人，這就是從黑格爾邏輯學中把包含着黑格爾在這方面的真正發現的內核剝出來，使辯證方法擺脫它的唯心主義的外殼並把辯證方法在使它成為唯一正確的思想發展形式的簡單形態上建立起來。馬克思對於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就是以這個方法做基礎的，這個方法的制定，在我們看來是一個其意義不亞於唯物主義基本觀點的成果。

　　恩格斯:《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 1859年8月3—1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01—603頁。

　　這不過是過去有人愛用的意識形態的或者也稱為先驗主義的方法的另一種說法，這一方法是:不是從對象本身去認識某一對象的特性，而是從對象的概念中邏輯地推導出這些特性。首先，從對象構成對象的概念；然後顛倒過來，用對象的映象即概念去衡量對象。

　　這時，不是概念應當和對象相適應，而是對象應當和概念相適應了。在杜林先生那裡，他所能得到的最簡單的要素，終極的抽象，執行着概念的職能，可是這絲毫沒有改變事情的實質；這種最簡單的要素，最多只帶有純粹概念的性質。所以現實哲學在這裡也是純粹的意識形態，它不是從現實本身推導出現實，而是從觀念推導出現實。

　　當這樣一位意識形態家不是從他周圍的人們的現實社會關係中，而是從“社會”的概念或所謂最簡單的要素中構造出道德和法的時候，可用於這種構造的材料是什麼呢?顯然有兩種:第一，是在那些被當做基礎的抽象中可能存在的現實內容的一點點殘餘，第二，是我們這位意識形態家從他自己的意識中再次帶入的內容。而他在自己的意識中發現了什麼呢?絕大部分是道德和法的觀點，這些觀點或多或少地是他所處的社會關係和政治關係的相應表現——肯定的或否定的，得到贊同的或遭到反對的；其次或許是從有關的文獻上抄來的看法；最後，可能還有個人的狂想。我們的意識形態家可以隨心所欲地耍花招，他從大門扔出去的歷史現實，又從窗戶進來了，而當他以為自己制定了適用於一切世界和一切時代的倫理學說和法的學說的時候，他實際上是為他那個時代的保守潮流或革命潮流製作了一幅因脫離現實基礎而扭曲的、像在凹面鏡上反映出來的頭足倒置的畫像。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01—102頁。

　　舊的、還沒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義歷史觀不知道任何基於物質利益的階級鬥爭，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質利益；生產和一切經濟關係，在它那裡只是被當做“文化史”的從屬因素順便提一下。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4頁。

　　唯物主義把自然界看做唯一現實的東西，而在黑格爾的體系中自然界只是絕對觀念的“外化”，可以說是這個觀念的下降；無論如何，思維及其思想產物即觀念在這裡是本原的，而自然界是派生的，只是由於觀念的下降才存在。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5頁。

　　思維對存在、精神對自然界的關係問題，全部哲學的最高問題，……哲學家依照他們如何回答這個問題而分成了兩大陣營。凡是斷定精神對自然界來說是本原的，從而歸根到底承認某種創世說的人(而創世說在哲學家那裡，例如在黑格爾那裡，往往比在基督教那裡還要繁雜和荒唐得多)，組成唯心主義陣營。凡是認為自然界是本原的，則屬於唯物主義的各種學派。

　　除此之外，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這兩個用語本來沒有任何別的意思，它們在這裡也不是在別的意義上使用的。下面我們可以看到，如果給它們加上別的意義，就會造成怎樣的混亂。

　　但是，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還有另一個方面:我們關於我們周圍世界的思想對這個世界本身的關係是怎樣的?我們的思維能不能認識現實世界?我們能不能在我們關於現實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確地反映現實?用哲學的語言來說，這個問題叫做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問題，絕大多數哲學家對這個問題都作了肯定的回答。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8頁。

　　在自然界和歷史中所顯露出來的辯證的發展，即經過一切迂迴曲折和暫時退步而由低級到高級的前進運動的因果聯繫，在黑格爾那裡，只是概念的自己運動的翻版，而這種概念的自己運動是從來就有的(不知在什麼地方)，但無論如何是不依任何能思維的人腦為轉移的。這種意識形態上的顛倒是應該消除的。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7—298頁。

　　我的闡述方法不是黑格爾的闡述方法，因為我是唯物主義者，而黑格爾是唯心主義者。黑格爾的辯證法是一切辯證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剝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後才是這樣，而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點。

　　馬克思:《馬克思致路德維希·庫格曼》( 1868年3月6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0頁。

　　馬克思的功績就在於，他和“今天在德國知識界發號施令的、憤懣的、自負的、平庸的模彷者們” [25]相反，第一個把已經被遺忘的辯證方法、它和黑格爾辯證法的聯繫以及差別重新提到人們面前，同時在《資本論》中把這個方法應用到一種經驗科學即政治經濟學的事實上去。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40—441頁。

　　在黑格爾的辯證法中，正像在他的體系的所有其他分支中一樣，一切真實的聯繫都是顛倒的。但是，正如馬克思所說的，“辯證法在黑格爾手中神秘化了，但這決沒有妨礙他第一個全面地有意識地敘述了辯證法的一般運動形式。在他那裡，辯證法是倒立着的。必須把它倒過來，以便發現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內核。”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41頁。

　　黑格爾的辯證法之所以是顛倒的，是因為辯證法在黑格爾看來應當是“思想的自我發展”，因而事物的辯證法只是它的反光。而實際上，我們頭腦中的辯證法只是自然界和人類歷史中進行的並服從於辯證形式的現實發展的反映。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1年11月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23頁。

　　五)對機械唯物論的批判

　　費爾巴哈的“人”是從上帝引申出來的，費爾巴哈從上帝進到“人”的，這樣，他的“人”無疑還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學光環。進到“人”的真正途徑是與此完全相反的。我們必須從我，從經驗的、肉體的個人出發，不是為了像施蒂納那樣陷在裡面，而是為了從這裡上升到“人”。只要“人”不是以經驗的人為基礎，那麼他始終是一個虛幻的形象。

　　簡言之，如果要使我們的思想，尤其是要使我們的“人”成為某種真實的東西，我們就必須從經驗主義和唯物主義出發；我們必須從個別物中引申出普遍物，而不要從本身中或者像黑格爾那樣從虛無中去引申。

　　恩格斯:《恩格斯致馬克思》( 1844年11月19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25頁。

　　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做感性的人的活動，當做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義相反，唯心主義卻把能動的方面抽象地發展了，當然，唯心主義是不知道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的。費爾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體確實不同的感性客體，但是他沒有把人的活動本身理解為對象性的［gegenst�|ndliche］活動。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質》中僅僅把理論的活動看做是真正人的活動，而對於實踐則只是從它的卑汙的猶太人的表現形式去理解和確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活動的意義。

　　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1845年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99頁。

　　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

　　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1845年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502頁。

　　誠然，費爾巴哈與“純粹的”唯物主義者相比有很大的優點:他承認人也是“感性的對象”。但是，他把人只看做是“感性對象”，而不是“感性活動”，因為他在這裡也仍然停留在理論領域，沒有從人們現有的社會聯繫，從那些使人們成為現在這種樣子的周圍生活條件來觀察人們——這一點且不說，他還從來沒有看到現實存在着的、活動的人，而是停留於抽象的“人”，並且僅僅限於在感情範圍內承認“現實的、單個的、肉體的人”，也就是說，除了愛與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愛與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與人之間”還有什麼其他的“人的關係” [27]。他沒有批判現在的愛的關係。可見，他從來沒有把感性世界理解為構成這一世界的個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動，因此比方說，當他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癧病的、積勞成疾的和患肺癆的窮苦人而不是健康人的時候，他便不得不求助於“最高的直觀”和觀念上的“類的平等化”，這就是說，正是在共產主義的唯物主義者看到改造工業和社會結構的必要性和條件的地方，他卻重新陷入唯心主義。

　　當費爾巴哈是一個唯物主義者的時候，歷史在他的視野之外；當他去探討歷史的時候，他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在他那裡，唯物主義和歷史是彼此完全脫離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0頁。

　　在這裡，同黑格爾比較起來，費爾巴哈的驚人的貧乏又使我們詫異。黑格爾的倫理學或關於倫理的學說就是法哲學，其中包括: ( 1)抽象的法，( 2)道德，( 3)倫理，其中又包括家庭、市民社會、國家。在這裡，形式是唯心主義的，內容是實在論的。法、經濟、政治的全部領域連同道德都包括進去了。在費爾巴哈那裡情況恰恰相反。就形式講，他是實在論的，他把人作為出發點；但是，關於這個人生活的世界卻根本沒有講到，因而這個人始終是在宗教哲學中出現的那種抽象的人。這個人不是從娘胎里生出來的，他是從一神教的神羽化而來的，所以他也不是生活在現實的、歷史地發生和歷史地確定了的世界裡面；雖然他同其他的人來往，但是任何一個其他的人也和他本人一樣是抽象的。在宗教哲學裡，我們終究還可以看到男人和女人，但是在倫理學裡，連這最後一點差別也消失了。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0頁。

　　在自然界裡，正是那些在歷史上支配着似乎是偶然事變的辯證運動規律，也在無數錯綜複雜的變化中發生作用；這些規律也同樣地貫串於人類思維的發展史中，它們逐漸被思維着的人所意識到。這些規律最初是由黑格爾全面地、不過是以神秘的形式闡發的，而剝去它們的神秘形式，並使人們清楚地意識到它們的全部的單純性和普遍有效性，這是我們的期求之一。

　　恩格斯:《反杜林論》三個版本的序言( 1885年9月2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3—14頁。

　　蒲魯東先生主要是由於缺乏歷史知識而沒有看到:人們在發展其生產力時，即在生活時，也發展着一定的相互關係；這些關係的形式必然隨着這些生產力的改變和發展而改變。他沒有看到:經濟範疇只是這些現實關係的抽象，它們僅僅在這些關係存在的時候才是真實的。這樣他就陷入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錯誤之中，這些經濟學家把這些經濟範疇看做永恆的規律，而不是看做歷史性的規律——只是適用於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一定的生產力發展階段的規律。所以，蒲魯東先生不是把政治經濟學範疇看做實在的、暫時的、歷史性的社會關係的抽象，而是神秘地顛倒黑白，把實在的關係只看做這些抽象的體現。

　　這些抽象本身竟是從世界開始存在時起就已安睡在天父心懷中的公式。

　　馬克思:《馬克思致帕維爾·瓦西里耶維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7—48頁。

　　真正的自然科學只是從15世紀下半葉才開始，從這時起它就獲得了日益迅速的進展。

　　把自然界分解為各個部分，把各種自然過程和自然對象分成一定的門類，對有機體的內部按其多種多樣的解剖形態進行研究，這是最近400年來在認識自然界方面獲得巨大進展的基本條件。但是，這種做法也給我們留下了一種習慣:把各種自然物和自然過程孤立起來，撇開宏大的總的聯繫去進行考察，因此，就不是從運動的狀態，而是從靜止的狀態去考察；不是把它們看做本質上變化的東西，而是看做固定不變的東西；不是從活的狀態，而是從死的狀態去考察。這種考察方式被培根和洛克從自然科學中移植到哲學中以後，就造成了最近幾個世紀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9頁；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3—24頁。

　　在形而上學者看來，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應當逐個地和分別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變的研究對象。他們在絕對不相容的對立中思維；他們的說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話。”[29]在他們看來，一個事物要麼存在，要麼就不存在；同樣，一個事物不能同時是自身又是別的東西。正和負是絕對互相排斥的；原因和結果也同樣是處於僵硬的相互對立中。初看起來，這種思維方式對我們來說似乎是極容易理解的，因為它是合乎所謂常識的。然而，常識在日常應用的範圍內雖然是極可尊敬的東西，但它一跨入廣闊的研究領域，就會碰到極為驚人的變故。

　　形而上學的考察方式，雖然在相當廣泛的、各依對象性質而大小不同的領域中是合理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遲早都要達到一個界限，一超過這個界限，它就會變成片面的、狹隘的、抽象的，並且陷入無法解決的矛盾，因為它看到一個一個的事物，忘記它們互相間的聯繫；看到它們的存在，忘了它們的生成和消逝；看到它們的靜止，忘記它們的運動；因為它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9—540頁；恩格斯:《反杜林論》

　　年9月—1878年6月)，摘自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4頁。

　　舊的研究方法和思維方法，黑格爾稱之為“形而上學的”方法，主要是把事物當做一成不變的東西去研究，它的殘餘還牢牢地盤踞在人們的頭腦中，這種方法在當時是有重大的歷史根據的。必須先研究事物，爾後才能研究過程。必須先知道一個事物是什麼，爾後才能覺察這個事物中所發生的變化。自然科學中的情形正是這樣。認為事物是既成的東西的舊形而上學，是從那種把非生物和生物當做既成事物來研究的自然科學中產生的。而當這種研究已經進展到可以向前邁出決定性的一步，即可以過渡到系統地研究這些事物在自然界本身中所發生的變化的時候，在哲學領域內也就響起了舊形而上學的喪鐘。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9頁。

　　但是，此外，還有其他一些哲學家否認認識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認徹底認識世界的可能性。在近代哲學家中，休謨和康德就屬於這一類，而他們在哲學的發展上是起過很重要的作用的。對駁斥這一觀點具有決定性的東西，凡是從唯心主義觀點出發所能說的，黑格爾都已經說了；費爾巴哈所增加的唯物主義的東西，與其說是深刻的，不如說是機智的。對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學上的怪論的最令人信服的駁斥是實踐，即實驗和工業。

　　既然我們自己能夠製造出某一自然過程，按照它的條件把它生產出來，並使它為我們的目的服務，從而證明我們對這一過程的理解是正確的，那麼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結了。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9頁。

　　在從笛卡兒到黑格爾和從霍布斯到費爾巴哈這一長時期內，推動哲學家前進的，決不像他們所想象的那樣，只是純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動他們前進的，主要是自然科學和工業的強大而日益迅猛的進步。在唯物主義者那裡，這已經是一目了然的了，而唯心主義體系也越來越加進了唯物主義的內容，力圖用泛神論來調和精神和物質的對立；因此，歸根到底，黑格爾的體系只是一種就方法和內容來說唯心主義地倒置過來的唯物主義。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0頁。

　　費爾巴哈在這裡把唯物主義這種建立在對物質和精神關係的特定理解上的一般世界觀同這一世界觀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即18世紀所表現的特殊形式混為一談了。不僅如此，他還把唯物主義同它的一種膚淺的、庸俗化了的形式混為一談，18世紀的唯物主義現在就以這種形式繼續存在於自然科學家和醫生的頭腦中，並且被畢希納、福格特和摩萊肖特在50年代拿着到處叫賣。但是，像唯心主義一樣，唯物主義也經歷了一系列的發展階段。甚至隨着自然科學領域中每一個劃時代的發現，唯物主義也必然要改變自己的形式；而自從歷史也得到唯物主義的解釋以後，一條新的發展道路也在這裡開闢出來了。

　　上一世紀的唯物主義主要是機械唯物主義，因為那時在所有自然科學中只有力學，而且只有固體(天上的和地上的)力學，簡言之，即重力的力學，達到了某種完善的地步。化學剛剛處於幼稚的燃素說的形態中。生物學尚在襁褓中；對植物和動物的機體只作過粗淺的研究，並用純粹機械的原因來解釋；正如在笛卡兒看來動物是機器一樣，在18世紀的唯物主義者看來，人是機器。僅僅運用力學的尺度來衡量化學性質的和有機性質的過程(在這些過程中，力學定律雖然也起作用，但是被其他較高的定律排擠到次要地位)，這是法國古典唯物主義的一個特有的，但在當時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這種唯物主義的第二個特有的局限性在於:它不能把世界理解為一種過程，理解為一種處在不斷的歷史發展中的物質。這是同當時的自然科學狀況以及與此相聯繫的形而上學的即反辯證法的哲學思維方法相適應的。人們已經知道，自然界處在永恆的運動中。但是根據當時的想法，這種運動是永遠繞着一個圓圈旋轉，因而始終不會前進；它總是產生同一結果。這種想法在當時是不可避免的。康德的太陽系起源理論剛剛提出，而且還只是被看做純粹的奇談。地球發展史，即地質學，還完全沒有人知道，而關於現今的生物是由簡單到複雜的長期發展過程的看法，當時還根本不可能科學地提出來。因此，對自然界的非歷史觀點是不可避免的。根據這一點大可不必去責備18世紀的哲學家，因為連黑格爾也有這種觀點。在黑格爾看來，自然界只是觀念的“外化”，它不能在時間上發展，只能在空間擴展自己的多樣性，因此，它把自己所包含的一切發展階段同時地、並列地展示出來，並且註定永遠重復始終是同一的過程。黑格爾把發展是在空間以內，但在時間(這是一切發展的基本條件)以外發生的這種謬論強加於自然界，恰恰是在地質學、胚胎學、植物和動物生理學以及有機化學都已經建立起來，並且在這些新科學的基礎上到處都出現了對後來的進化論的天才預想(例如歌德和拉馬克)的時候。但是，體系要求這樣，於是，方法為了迎合體系就不得不背叛自己。

　　這種非歷史觀點也表現在歷史領域中。在這裡，反對中世紀殘餘的鬥爭限制了人們的視野。中世紀被看做是千年普遍野蠻狀態造成的歷史的簡單中斷；中世紀的巨大進步——歐洲文化領域的擴大，在那裡一個挨着一個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14世紀和世紀的巨大的技術進步，這一切都沒有被人看到。這樣一來，對偉大歷史聯繫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產生，而歷史至多不過是一部供哲學家使用的例證和插圖的匯集罷了。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1—283頁。

　　可是愛啊!——真的，在費爾巴哈那裡，愛隨時嫻囟際且桓齟叢炱婕５納瘢�可覉@鎦�克服蕦�噬�烩傂的一切困倪x�—而撬囸}竊諞桓齜至鹽�利覌弑絺蚧洟的阶级导{緇嶗鎩�

　　這樣一來，他的哲學中的最後一點革命性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個老調子:彼此相愛吧不分性別、不分等級地互相擁抱吧!——大家都陶醉在和解中了簡單扼要地說，費爾巴哈的道德論是和它的一切前驅者一樣的。它是為一切時代、一切民族、一切情況而設計出來的；正因為如此，它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適用的，而在現實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絕對命令一樣軟弱無力的。實際上，每一個階級，甚至每一個行業，都各有各的道德，並且，只要它能破壞這種道德而不受懲罰，它就加以破壞。

　　而本應把一切人都聯合起來的愛，則表現在戰爭、爭吵、訴訟、家庭糾紛、離婚以及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儘可能的剝削中。

　　但是，費爾巴哈所提供的強大推動力怎麼能對他本人毫無結果呢?理由很簡單，因為費爾巴哈不能找到從他自己所極端憎惡的抽象王國通向活生生的現實世界的道路。他緊緊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裡，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話。無論關於現實的自然界或關於現實的人，他都不能對我們說出任何確定的東西。要從費爾巴哈的抽象的人轉到現實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須把這些人作為在歷史中行動的人去考察。而費爾巴哈反對這樣做，因此，他所不了解的1848年對他來說只意味着和現實世界最後分離，意味着退入孤寂的生活。在這方面，主要又要歸咎於德國的狀況，這種狀況使他落得這種悲慘的結局。

　　但是，費爾巴哈沒有走的一步，必定會有人走的。對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費爾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會由關於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來代替。這個超出費爾巴哈而進一步發展費爾巴哈觀點的工作，是由馬克思於1845年在《神聖家族》中開始的。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4—295頁。

　　六)對空想社會主義的批判

　　照批判的批判的意見，一切禍害都只在工人們的“思維”中。而事實是，英國和法國的工人成立了各種聯合會，在這些聯合會中，工人們彼此談論的話題不僅有他們作為工人的直接需要，而且也有他們作為人的各種需要，此外，在這些聯合會中，他們表現出了對從他們的合作中所產生的那種“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力量的非常全面而充分的認識。但是，這些群眾的共產主義的工人，例如在曼徹斯特和里昂的工場中做工的人，並不認為用“純粹的思維”就能夠擺脫自己的企業主和他們自己實際的屈辱地位。他們非常痛苦地感覺到存在和思維之間、意識和生活之間的差別。他們知道，財產、資本、金錢、僱傭勞動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決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異化的十分實際、十分具體的產物，因此，也必須用實際的和具體的方式來消滅它們，以便使人不僅能在思維中、在意識中，而且也能在群眾的存在中、在生活中真正成其為人。而批判的批判卻相反，它教導工人們說，只要他們在思想中消除了僱傭勞動的想法，只要他們在思想上不再認為自己是僱傭工人，並且按照這種極其豐富的想象，不再為他們個人而索取報酬，那麼他們在現實中就不再是僱傭工人了。從這以後，作為絕對的唯心主義者，作為以太般的生物，他們自然就可以靠純粹思維的以太來生活了。批判的批判教導工人們說，只要他們在思想上征服了資本這個範疇，他們也就消除了現實的資本；只要他們在意識中改變自己的“抽象的我”，並把現實地改變自己的現實存在、改變自己存在的現實條件，即改變自己的現實的“我”的任何行動當做非批判的行為輕蔑地加以拒絕，他們就會現實地發生變化並使自己成為現實的人。這種“精神”既然把現實只看做一些範疇，它自然也就把人的一切活動和實踐統統歸結為批判的批判的辯證思維過程。批判的批判所主張的社會主義同群眾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也就在這裡。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3—2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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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唯物史觀的現實前提

　　德國哲學從天國降到人間；和它完全相反，這裡我們是從人間升到天國。這就是說，我們不是從人們所說的、所設想的、所想象的東西出發，也不是從口頭說的、思考出來的、設想出來的、想象出來的人出發，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而且從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中還可以描繪出這一生活過程在意識形態上的反射和迴響的發展。甚至人們頭腦中的模煳幻象也是他們的可以通過經驗來確認的、與物質前提相聯繫的物質生活過程的必然升華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學和其他意識形態，以及與它們相適應的意識形式便不再保留獨立性的外觀了。它們沒有歷史，沒有發展，而發展着自己的物質生產和物質交往的人們，在改變自己的這個現實的同時也改變着自己的思維和思維的產物。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前一種考察方法從意識出發，把意識看做是有生命的個人。後一種符合現實生活的考察方法則從現實的、有生命的個人本身出發，把意識僅僅看做是他們的意識。

　　這種考察方法不是沒有前提的。它從現實的前提出發，它一刻也不離開這種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處在某種虛幻的離群索居和固定不變狀態中的人，而是處在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發展過程中的人。只要描繪出這個能動的生活過程，歷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還是抽象的經驗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是一些僵死的事實的匯集，也不再像唯心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是想象的主體的想象活動。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5—526頁。

　　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1]因此，第一個需要確認的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由此產生的個人對其他自然的關係。當然，我們在這裡既不能深入研究人們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們所處的各種自然條件——地質條件、山嶽水文地理條件、氣候條件以及其他條件。[2]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於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頁。

　　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4]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而且，這是人們從幾千年前直到今天單是為了維持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從事的歷史活動，是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即使感性在聖布魯諾那裡被歸結為像一根棍子那樣微不足道的東西，[5]它仍然必須以生產這根棍子的活動為前提。因此任何歷史觀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須注意上述基本事實的全部意義和全部範圍，並給予應有的重視。大家知道，德國人從來沒有這樣做過，所以他們從來沒有為歷史提供世俗基礎，因而也從未擁有過一個歷史學家。法國人和英國人儘管對這一事實同所謂的歷史之間的聯繫了解得非常片面——特別是因為他們受政治意識形態的束縛——，但畢竟作了一些為歷史編纂學提供唯物主義基礎的初步嘗試，首次寫出了市民社會史、商業史和工業史。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1頁。

　　我們開始要談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條，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開的現實前提。這是一些現實的個人，是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包括他們已有的和由他們自己的活動創造出來的物質生活條件。因此，這些前提可以用純粹經驗的方法來確認。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16—519頁。

　　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處在某種虛幻的離群索居和固定不變狀態中的人，而是處在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發展過程中的人。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5頁。

　　這些前提在這裡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來的，而只能從對每個時代的個人的現實生活過程和活動的研究中產生。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6頁。

　　在社會中進行生產的個人，——因而，這些個人的一定社會性質的生產，當然是出發點。被斯密和李嘉圖當做出發點的單個的孤立的獵人和漁夫，屬於18世紀的缺乏想象力的虛構，這是魯濱遜一類的故事，這類故事決不像文化史家想象的那樣，僅僅表示對過度文明的反動和要回到被誤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樣，盧梭的通過契約來建立天生獨立的主體之間的關係和聯繫的“社會契約”，也不是以這種自然主義為基礎的。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的魯濱遜一類故事所造成的美學上的假象。其實，這是對於16世紀以來就做了準備，而在18世紀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會”的預感。在這個自由競爭的社會裡，單個的人表現為擺脫了自然聯繫等，而在過去的歷史時代，自然聯繫等使他成為一定的狹隘人群的附屬物。這種18世紀的個人，一方面是封建社會形式解體的產物，另一方面是16世紀以來新興生產力的產物，而在18世紀的預言家看來(斯密和李嘉圖還完全以這些預言家為依據)，這種個人是曾在過去存在過的理想；在他們看來，這種個人不是歷史的結果，而是歷史的起點。因為按照他們關於人性的觀念，這種合乎自然的個人並不是從歷史中產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這樣的錯覺是到現在為止的每個新時代所具有的。斯圖亞特在許多方面同18世紀對立並作為貴族比較多地站在歷史基礎上，從而避免了這種局限性。

　　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從而也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於一個較大的整體:最初還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擴大成為氏族的家庭中；後來是在由氏族間的衝突和融合而產生的各種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紀，在“市民社會”中，社會聯繫的各種形式，對個人說來，才表現為只是達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現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產生這種孤立個人的觀點的時代，正是具有迄今為止最發達的社會關係(從這種觀點看來是一般關係)的時代。人是最名副其實的政治動物，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是只有在社會中［M—2］才能獨立的動物。孤立的一個人在社會之外進行生產——這是罕見的事，在已經內在地具有社會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時，可能會發生這種事情——就像許多個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談而竟有語言發展一樣，是不可思議的。在這方面無須多說。18世紀的人們有這種荒誕無稽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巴師夏、凱里和蒲魯東等人又把這種看法鄭重其事地引進最新的經濟學中來，這一點本來可以完全不提。蒲魯東等人自然樂於用編造神話的辦法，來對一種他不知道歷史來源的經濟關係的起源作歷史哲學的說明，說什麼亞當或普羅米修斯已經有了現成的想法，後來這種想法就被實行了，等等。再沒有比這類想入非非的陳詞濫調更加枯燥無味的了。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頁。

　　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質生產的基礎，也是他進行的其他各種生產的基礎。因此，所有對人這個生產主體發生影響的情況，都會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改變人的各種職能和活動，從而也會改變人作為物質財富、商品的創造者所執行的各種職能和活動。在這個意義上，確實可以證明，所有人的關係和職能，不管它們以什麼形式和在什麼地方表現出來，都會影響物質生產，並對物質生產發生或多或少是決定的作用。

　　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冊，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300頁。

　　二)唯物史觀是實踐唯物主義

　　歷史什麼事情也沒有做，它“不擁有任何驚人的豐富性”，它“沒有進行任何戰鬥”!其實，正是人，現實的、活生生的人在創造這一切，擁有這一切並且進行戰鬥。並不是“歷史”把人當做手段來達到自己——彷佛曆史是一個獨具魅力的人——的目的。

　　歷史不過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5頁。

　　我們看到，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唯靈主義和唯物主義，活動和受動，只是在社會狀態中才失去它們彼此間的對立，從而失去它們作為這樣的對立面的存在；我們看到，理論的對立本身的解決，只有通過實踐方式，只有藉助於人的實踐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這種對立的解決絕對不只是認識的任務，而是現實生活的任務，而哲學未能解決這個任務，正是因為哲學把這僅僅看做理論的任務。——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92頁。

　　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做感性的人的活動，當做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義相反，唯心主義卻把能動的方面抽象地發展了，當然，唯心主義是不知道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的。費爾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體確實不同的感性客體，但是他沒有把人的活動本身理解為對象性的［gegenst�|ndliche］活動。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質》中僅僅把理論的活動看做是真正人的活動，而對於實踐則只是從它的卑汙的猶太人的表現形式去理解和確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活動的意義。

　　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1845年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99頁。

　　費爾巴哈不滿意抽象的思維而喜歡直觀；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做實踐的、人的感性的活動。

　　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1845年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501頁。

　　直觀的唯物主義，即不是把感性理解為實踐活動的唯物主義，至多也只能達到對單個人和市民社會的直觀。

　　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1845年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502頁。

　　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併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

　　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1845年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500頁。

　　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種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

　　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1845年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501頁。

　　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1845年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502頁。

　　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gegenst ndliche］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於思維——離開實踐的思維——的現實性或非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

　　馬克思:《馬克思論費爾巴哈》( 1845年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0頁。

　　有一種唯物主義學說，認為人是環境和教育的產物，因而認為改變了的人是另一種環境和改變了的教育的產物，——這種學說忘記了:環境正是由人來改變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這種學說必然會把社會分成兩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駕於社會之上。(例如，羅伯特·歐文那裡就是如此。

　　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併合理地理解為變革的實踐。

　　馬克思:《馬克思論費爾巴哈》( 1845年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4頁。

　　他［指費爾巴哈——編者注］沒有看到，他周圍的感性世界決不是某種開天闢地以來就直接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於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前一代的工業和交往，並隨着需要的改變而改變他們的社會制度。甚至連最簡單的“感性確定性”的對象也只是由於社會發展、由於工業和商業交往才提供給他的。大家知道，櫻桃樹和幾乎所有的果樹一樣，只是在幾個世紀以前由於商業才移植到我們這個地區。由此可見，櫻桃樹只是由於一定的社會在一定時期的這種活動才為費爾巴哈的“感性確定性”所感知。

　　……費爾巴哈特別談到自然科學的直觀，提到一些只有物理學家和化學家的眼睛才能識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沒有工業和商業，哪裡會有自然科學呢?甚至這個“純粹的”自然科學也只是由於商業和工業，由於人們的感性活動才達到自己的目的和獲得自己的材料的。這種活動、這種連續不斷的感性勞動和創造、這種生產，正是整個現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礎，它哪怕只中斷一年，費爾巴哈就會看到，不僅在自然界將發生巨大的變化，而且整個人類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觀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會很快就沒有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8—529頁。

　　“施蒂納”在此認為，那些使社會革命化並把生產關係和交往形式置於新的基礎之上，即置於作為新人的他們自己、他們的新的生活方式之上的共產主義無產者，依然是“舊人”。這些無產者的不懈的宣傳，他們每天彼此之間進行的討論，都充分地證明他們本身是多麼不願再做“舊人”以及他們是多麼不願人們再做“舊人”。只有當他們和桑喬一起“在自身中尋找過錯”的時候，他們才會依然是“舊人”；但他們非常清楚地知道:只有改變了環境，他們才會不再是“舊人”，因此他們一有機會就堅決地去改變這種環境。在革命活動中，在改造環境的同時也改變着自己。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1846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34頁。

　　人創造環境，同樣，環境也創造人。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5頁。

　　三)實踐與理論的關係

　　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ad hominem］。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 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頁。

　　就是說，革命需要被動因素，需要物質基礎。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取決於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但是，德國思想的要求和德國現實對這些要求的回答之間有驚人的不一致，與此相應，市民社會和國家之間以及和市民社會本身之間是否會有同樣的不一致呢?理論需要是否會直接成為實踐需要呢?光是思想力求成為現實是不夠的，現實本身應當力求趨向思想。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 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13頁。

　　德國工人同歐洲其他各國工人比較起來，有兩大優越之處。第一，他們屬於歐洲最有理論修養的民族，他們保持了德國那些所謂“有教養的人”幾乎完全喪失了的理論感。如果不是先有德國哲學，特別是黑格爾哲學，那麼德國科學社會主義，即過去從來沒有過的唯一科學的社會主義，就決不可能創立。如果工人沒有理論感，那麼這個科學社會主義就決不可能像現在這樣深入他們的血肉。這個優越之處無比重大，表現在以下的事實中:一方面，英國工人運動雖然在各個行業中有很好的組織，但是發展得非常緩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對於一切理論的漠視；另一方面，法國人和比利時人由於受初始形態的蒲魯東主義的影響而產生謬誤和迷惘，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則由於受經巴枯寧進一步漫畫化的蒲魯東主義的影響而產生謬誤和迷惘。

　　第二個優越之處，就是德國工人參加工人運動，從時間上來說，差不多是最遲的。德國的理論上的社會主義永遠不會忘記，它是站在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這三個人的肩上的。雖然這三個人的學說含有十分虛幻和空想的性質，但他們終究是屬於一切時代最偉大的智士之列的，他們天才地預示了我們現在已經科學地證明了其正確性的無數真理。同德國的理論上的社會主義一樣，德國的實踐的工人運動也永遠不應當忘記，它是站在英國和法國的運動的肩上發展起來的，它能夠直接利用英國和法國的運動用很高的代價換來的經驗，而在現在避免它們當時往往無法避免的那些錯誤。如果沒有英國工聯運動和法國工人政治鬥爭的榜樣，如果沒有特別是巴黎公社所給予的那種巨大的推動，我們現在會處在什麼境地呢

　　必須承認，德國工人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自己地位的有利之處。自從有工人運動以來，鬥爭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方面——理論方面、政治方面和實踐經濟方面(反抗資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聯繫，有計劃地推進。德國工人運動所以強大有力和不可戰勝，也正是由於這種可以說是集中的攻擊。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1870年第2版序言的補充( 1874年7月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7—218頁。

　　正像在18世紀的法國一樣，在19世紀的德國，哲學革命也作了政治變革的前導。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67頁。

　　要獲取明確的理論認識，最好的道路就是從本身的錯誤中學習，“吃一塹，長一智”。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洛倫斯·凱利—威士涅威茨基》( 1886年12月2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0頁。

　　四)人類歷史發展普遍規律的發現

　　我所得到的， 並且一經得到就用於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 可以簡要地表述如
下: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 必然的、 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
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 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
的經濟結構， 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
的現實基礎。 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着整個社會生活、 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 不
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 相反， 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社會的物質生
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 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
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 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勢變成生產力的桎梏。 那
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 隨着經濟基礎的變更， 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
生變革。 在考察這些變革時， 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
所發生的物質的、 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 一種是人們藉以意識到這個衝突
併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 政治的、 宗教的、 藝術的或哲學的， 簡言之， 意識形態的
形式。 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 同樣， 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
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 相反， 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 從社會生產力和生
產關係之間的現存衝突中去解釋。 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 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
出來以前， 是決不會滅亡的； 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 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
胞里成熟以前， 是決不會出現的。 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 因為只要仔
細考察就可以發現， 任務本身， 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
中的時候， 才會產生。 大體說來， 亞細亞的、 古希臘羅馬的、 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
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 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是社會生產過程
的最後一個對抗形式， 這裡所說的對抗， 不是指個人的對抗， 而是指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
件中生長出來的對抗； 但是， 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胞胎里發展的生產力， 同時又創造着解決
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 因此， 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1859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91—592頁。

　　下面這個原理，不僅對於經濟學，而且對於一切歷史科學(凡不是自然科學的科學都是歷史科學)都是一個具有革命意義的發現:“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着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在歷史上出現的一切社會關係和國家關係，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論觀點，只有理解了每一個與之相應的時代的物質生活條件，並且從這些物質條件中被引申出來的時候，才能理解。“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這個原理非常簡單，它對於沒有被唯心主義的欺騙束縛住的人來說是不言自明的。但是，這個事實不僅對於理論，而且對於實踐都是最革命的結論。“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勢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着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一個對抗形式，這裡所說的對抗，不是指個人的對抗，而是指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生長出來的對抗；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胞胎里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着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 [7]由此可見，只要進一步發揮我們的唯物主義觀點，並且把它應用於現時代，一個強大的、一切時代中最強大的革命遠景就會立即展現在我們面前。

　　恩格斯:《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 1859車8月3—1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7—598頁。

　　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繁蕪叢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着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人們的國家設施、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

　　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 1883年3月18日前後)，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01頁。

　　手稿中刪去以下這句話:“這些個人把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的第一個歷史行動不在於他們有思想，而在於他們開始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編者注

　　手稿中刪去以下這句話:“但是，這些條件不僅決定着人們最初的、自然形成的肉體組織，特別是他們之間的種族差別，而且直到如今還決定着肉體組織的整個進一步發展或不發展。”——編者注馬克思加了邊注:“歷史”。——編者注

　　馬克思加了邊注:“黑格爾。地質、水文等的條件。人體。需要，勞動”。——編者注指布·鮑威爾在《評路德維希·費爾巴哈》一文中的觀點。——編者注馬克思加了邊注:“費爾巴哈”。——編者注

　　見本卷第591—592頁。——編者注

　　三　唯物史觀是指引歷史學成為科學的可靠指南

      一)唯一科學的歷史觀

　　這種歷史觀就在於: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闡述現實的生產過程，把同這種生產方式相聯繫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從市民社會作為國家的活動描述市民社會，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闡明意識的所有各種不同的理論產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學、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這樣做當然就能夠完整地描述事物了(因而也能夠描述事物的這些不同方面之間的相互作用)。

　　這種歷史觀和唯心主義歷史觀不同，它不是在每個時代中尋找某種範疇，而是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各種觀念形態，由此也就得出下述結論:意識的一切形式和產物不是可以通過精神的批判來消滅的，不是可以通過把它們消融在“自我意識”中或化為“怪影”、“幽靈”、“怪想”[2]等來消滅的，而只有通過實際地推翻這一切唯心主義謬論所由產生的現實的社會關係，才能把它們消滅；歷史的動力以及宗教、哲學和任何其他理論的動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這種觀點表明:歷史不是作為“源於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識”[3]中而告終的，歷史的每一階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質結果，一定的生產力總和，人對自然以及個人之間歷史地形成的關係，都遇到前一代傳給後一代的大量生產力、資金和環境，儘管一方面，這些生產力、資金和環境為新的一代所改變，但另一方面，它們也預先規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條件，使它得到一定的發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質。由此可見，這種觀點表明:人創造環境，同樣，環境也創造人。每個個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現成的東西:生產力、資金和社會交往形式的總和，是哲學家們想象為“實體”和“人的本質”的東西的現實基礎，是他們加以神化並與之鬥爭的東西的現實基礎，這種基礎儘管遭到以“自我意識”和“唯一者”的身份出現的哲學家們的反抗，但它對人們的發展所起的作用和影響卻絲毫也不因此而受到干擾。各代所遇到的這些生活條件還決定着這樣的情況:歷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動盪是否強大到足以摧毀現存一切的基礎；如果還沒有具備這些實行全面變革的物質因素，就是說，一方面還沒有一定的生產力，另一方面還沒有形成不僅反抗舊社會的個別條件，而且反抗舊的“生活生產”本身、反抗舊社會所依據的“總和活動”的革命群眾，那麼，正如共產主義的歷史所證明的，儘管這種變革的觀念已經表述過千百次，但這對於實際發展沒有任何意義。

　　迄今為止的一切歷史觀不是完全忽視了歷史的這一現實基礎，就是把它僅僅看成與歷史進程沒有任何聯繫的附帶因素。因此，歷史總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種尺度來編寫的；現實的生活生產被看成是某種非歷史的東西，而歷史的東西則被看成是某種脫離日常生活的東西，某種處於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東西。這樣，就把人對自然界的關係從歷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歷史之間的對立。因此，這種歷史觀只能在歷史上看到重大政治歷史事件，看到宗教的和一般理論的鬥爭，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歷史時代的時候，它都不得不贊同這一時代的幻想。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4—545頁。

　　我們從上面所闡述的歷史觀中還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 ( 1)生產力在其發展的過程中達到這樣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上產生出來的生產力和交往手段在現存關係下只能造成災難，這種生產力已經不是生產的力量，而是破壞的力量(機器和貨幣)。與此同時還產生了一個階級，它必須承擔社會的一切重負，而不能享受社會的福利，它被排斥於社會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階級發生最激烈的對立；這個階級構成了全體社會成員中的大多數，從這個階級中產生出必須實行徹底革命的意識，即共產主義意識，這種意識當然也可以在其他階級中形成，只要它們認識到這個階級的狀況； ( 2)那些使一定的生產力能夠得到利用條件，是社會的一定階級實行統治的條件，這個階級的由其財產狀況產生的社會權力，每一次都在相應的國家形式中獲得實踐的觀念的表現，因此一切革命鬥爭都是針對在此以前實行統治的階級的[4]； ( 3)迄今為止的一切革命始終沒有觸動活動的性質，始終不過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這種活動，不過是在另一些人中間重新分配勞動，而共產主義革命則針對活動迄今具有的性質，消滅勞動[5]，並消滅任何階級的統治以及這些階級本身，因為完成這個革命的是這樣一個階級，它在社會上已經不算是一個階級，它已經不被承認是一個階級，它已經成為現今社會的一切階級、民族等等的解體的表現； ( 4)無論為了使這種共產主義意識普遍地產生還是為了實現事業本身，使人們普遍地發生變化是必需的，這種變化只有在實際運動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實現；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僅是因為沒有任何其他的辦法能夠推翻統治階級，而且還因為推翻統治階級的那個階級，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拋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陳舊的骯髒的東西，才能勝任重建社會的工作。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2—543頁。

　　市民社會包括各個人在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的一切物質交往。它包括該階段的整個商業生活和工業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國家和民族的範圍，儘管另一方面它對外仍必須作為民族起作用，對內仍必須組成為國家。“市民社會”這一用語是在18世紀產生的，當時財產關係已經擺脫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紀的共同體。真正的市民社會[7]只是隨同資產階級發展起來的；但是市民社會這一名稱始終標誌着直接從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這種社會組織在一切時代都構成國家的基礎以及任何其他的觀念的上層建築的基礎。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2—583頁。

　　唯物主義歷史觀從下述原理出發:生產以及隨生產而來的產品交換是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在每個歷史地出現的社會中，產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隨的社會之劃分為階級或等級，是由生產什麼、怎樣生產以及怎樣交換產品來決定的。所以，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恆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對現存社會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對“理性化為無稽，幸福變成苦痛” [8]的日益覺醒的認識，只是一種徵兆，表示在生產方法和交換形式中已經不知不覺地發生了變化，適合於早先的經濟條件的社會制度已經不再同這些變化相適應了。同時這還說明，用來消除已經發現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或多或少發展了的形式存在於已經發生變化的生產關係本身中。這些手段不應當從頭腦中發明出來，而應當通過頭腦從生產的現成物質事實中發現出來。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7頁；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3—284頁。

　　貫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個歷史時代的經濟生產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的基礎；因此(從原始土地公有制解體以來)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即社會發展各個階段上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被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之間鬥爭的歷史；而這個鬥爭現在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即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壓迫和階級鬥爭，就不再能使自己從剝削它壓迫它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下解放出來。——這個基本思想完全是屬於馬克思一個人的。

　　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 1883年6月2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頁。

　　德國的唯物史觀是以一定歷史時期的物質經濟生活條件來說明一切歷史事件和觀念，一切政治、哲學和宗教的。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 1872年5月—1873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320頁。

　　新的事實迫使人們對以往的全部歷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結果發現:以往的全部歷史，除原始狀態外，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些相互鬥爭的社會階級在任何時候都是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的產物，一句話，都是自己時代的經濟關係的產物；因而每一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形成現實基礎，每一個歷史時期的由法的設施和政治設施以及宗教的、哲學的和其他的觀念形式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築，歸根到底都應由這個基礎來說明。黑格爾把歷史觀從形而上學中解放了出來，使它成為辯證的，可是他的歷史觀本質上是唯心主義的。現在，唯心主義從它的最後的避難所即歷史觀中被驅逐出去了，一種唯物主義的歷史觀被提出來了，用人們的存在說明他們的意識，而不是像以往那樣用人們的意識說明他們的存在這樣一條道路已經找到了。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4—545頁。

　　新的事實迫使人們對以往的全部歷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結果發現:以往的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些互相鬥爭的社會階級在任何時候都是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的產物，一句話，都是自己時代的經濟關係的產物；因而每一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形成現實基礎，每一個歷史時期的由法的設施和政治設施以及宗教的、哲學的和其他的觀念形式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築，歸根到底都應由這個基礎來說明。這樣一來，唯心主義從它的最後的避難所即歷史觀中被驅逐出去了，一種唯物主義的歷史觀被提出來了，用人們的存在說明他們的意識，而不是像以往那樣用人們的意識說明他們的存在這樣一條道路已經找到了。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29頁。

　　我在英語中如果也像在其他許多語言中那樣用“歷史唯物主義”這個名詞來表達一種關於歷史過程的觀點，我希望英國的體面人物[10]不至於過分感到吃驚。這種觀點認為，一切重要歷史事件的終極原因和偉大動力是社會的經濟發展，是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改變，是由此產生的社會之劃分為不同的階級，是這些階級彼此之間的鬥爭。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1892年英文版導言( 1892年4 月20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8—509頁。

　　可是，以往的社會主義同這種唯物主義歷史觀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國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同辯證法和近代自然科學不相容一樣。以往的社會主義固然批判了現存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後果，但是，它不能說明這個生產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對付這個生產方式；它只能簡單地把它當做壞東西拋棄掉。但是，問題在於:一方面應當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聯繫和它在一定歷史時期存在的必然性，從而說明它滅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應當揭露這種生產方式的一直還隱蔽着的內在性質，因為以往的批判主要是針對有害的後果，而不是針對事物的進程本身。這已經由於剩餘價值的發現而完成了。……這兩個偉大的發現——唯物主義歷史觀和通過剩餘價值揭開資本主義生產的秘密，都應當歸功於馬克思。由於這兩個發現，社會主義變成了科學，現在首先要做的是對這門科學的一切細節和聯繫作進一步的探討。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29—30頁。

　　在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於科學史冊的許多重要發現中，這裡我們只能談兩點。

　　第一點就是他在整個世界觀上實現了變革。以前所有的歷史觀，都以下述觀念為基礎:一切歷史變動的最終原因，應當到人們變動着的思想中去尋找，並且在一切歷史變動中，最重要的、支配全部歷史的又是政治變動。可是，人的思想是從哪裡來的，政治變動的動因是什麼——關於這一點，沒有人發問過。只有在法國歷史編纂學家和部分英國歷史編纂學家的新學派中，才產生了一種信念，認為至少從中世紀起，歐洲歷史的動力是新興資產階級為爭取社會的和政治的統治而同封建貴族所作的鬥爭。現在馬克思則證明，至今的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在全部紛繁複雜的政治鬥爭中，問題的中心僅僅是社會階級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統治，即舊的階級要保持統治，新興的階級要爭得統治。可是，這些階級又是由於什麼而產生和存在的呢?是由於當時存在的基本的物質條件，即各個時代社會藉以生產和交換必要生活資料的那些條件。中世紀的封建統治依靠的是自給自足的小規模的農民公社的經濟，這種經濟自己生產幾乎所有必需品，幾乎不進行交換。農民公社由好戰的貴族保護它們不受外敵侵害並使它們具有民族的或者甚至是政治的聯繫。當城市產生，而獨立的手工業和最初在國內後來在國際上的商業交往也隨之產生的時候，城市資產階級就發展起來了，這個資產階級早在中世紀時期，就已經在反對貴族的鬥爭中爭得了在封建制度內同樣躋身於特權等級的地位。可是隨着15世紀中葉以後歐洲以外的世界的發現，資產階級得到了一個更廣大得多的通商區域，從而也得到了發展自己工業的新刺激；在一些最重要的生產部門中，手工業被已經具有工廠性質的工場手工業所排擠，工場手工業又被大工業所排擠，而這種大工業是由於前一世紀的各種發明，特別是由於蒸汽機的發明才可能建立的。大工業又反過來影響商業，它在落後國家裡排擠舊式手工勞動，在比較發達的國家裡，創造出現代的新式交通工具——輪船、鐵路和電報。這樣，資產階級日益把社會財富和社會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裡，雖然它在長時期內還被排除於政權之外，政權仍然操縱在貴族和靠貴族支持的王權手裡。但到了一定的發展階段——在法國是從大革命起——它把政權也奪到手了，於是它對於無產階級和小農說來就成了統治階級。從這個觀點來看，在充分認識了該階段社會經濟狀況(而我們那些專業歷史編纂學家當然完全沒有這種認識)的條件下，一切歷史現象都可以用最簡單的方法來說明，同樣，每一歷史時期的觀念和思想也可以極其簡單地由這一時期的經濟的生活條件以及由這些條件決定的社會關係和政治關係來說明。歷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於它的真正基礎上；一個很明顯的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實，即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就是說首先必須勞動，然後才能爭取統治，從事政治、宗教和哲學等等，——這一很明顯的事實在歷史上的應有之義此時終於獲得了承認。

　　恩格斯:《卡爾·馬克思》( 1877年6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57—459頁。

　　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繁蕪叢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着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人們的國家設施、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

　　不僅如此。馬克思還發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它所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由於剩餘價值的發現，這裡就豁然開朗了，而先前無論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或者社會主義批評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這樣兩個發現，該是很夠了。即使只能作出一個這樣的發現，也已經是幸福的了。但是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個領域，甚至在數學領域，都有獨到的發現，這樣的領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個領域他都不是淺嘗輒止。

　　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 1883年3月18日前後)，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01—602頁。

　　二)自然與人類

      自然史與人類史

　　我們不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類社會中，人類社會同自然界一樣也有自己的發展史和自己的科學。因此，問題在於使關於社會的科學，即所謂歷史科學和哲學科學的總和，同唯物主義的基礎協調起來，並在這個基礎上加以改造。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4頁。

　　沒有自然界，沒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麼也不能創造。自然界是工人的勞動得以實現、工人的勞動在其中活動、工人的勞動從中生產出和藉以生產出自己的產品的材料。

　　但是，自然界一方面在這樣的意義上給勞動提供生活資料，即沒有勞動加工的對象，勞動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也在更狹隘的意義上提供生活資料，即維持工人本身的肉體生存的手段。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58頁。

　　無論是在人那裡還是在動物那裡，類生活從肉體方面來說就在於人(和動物一樣)靠無機界生活，而人和動物相比較越有普遍性，人賴以生活的無機界的範圍就越廣闊。從理論領域來說，植物、動物、石頭、空氣、光等等，一方面作為自然科學的對象，一方面作為藝術的對象，都是人的意識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無機界，是人必須事先進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糧；同樣，從實踐領域來說，這些東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動的一部分。人在肉體上只有靠這些自然產品才能生活，不管這些產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還是以住房等的形式表現出來。在實踐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現為這樣的普遍性，它把整個自然界——首先作為人的直接的生活資料，其次作為人的生命活動的對象(材料和工具——變成人的無機的身體。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體而言，是人的無機的身體。人靠自然界生活。這就是說，自然界是人為了不致死亡而必須與之處於持續不斷的交互作用過程的人的身體。所謂人的肉體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聯繫，不外是說自然界同自身相聯繫，因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61頁。

　　歷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個現實部分，即自然界生成為人這一過程的一個現實部分。

　　自然科學往後將包括關於人的科學，正像關於人的科學包括自然科學一樣:這將是一門科學。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94頁。

　　自然科學和哲學一樣，直到今天還全然忽視人的活動對人的思維的影響；它們在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在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維的最本質的和最切近的基礎，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變化，而不僅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樣的程度上學會改變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樣的程度上發展起來。因此，自然主義的歷史觀，如德雷帕[13]和其他一些自然科學家或多或少持有的這種歷史觀是片面的，它認為只是自然界作用於人，只是自然條件到處決定人的歷史發展，它忘記了人也反作用於自然界，改變自然界，為自己創造新的生存條件。日耳曼人移入時期的德意志的“自然界”，現在剩下的已經微乎其微了。地球的表面、氣候、植物界、動物界以及人本身都發生了無限的變化，並且這一切都是由於人的活動，而德意志的自然界在這一期間未經人的干預而發生的變化，簡直微小得無法計算。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83—484頁。

　　達爾文注意到自然工藝史，即注意到在動植物的生活中作為生產工具的動植物器官是怎樣形成的。社會人的生產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個特殊社會組織的物質基礎的形成史，難道不值得同樣注意嗎?而且，這樣一部歷史不是更容易寫出來嗎?因為，如維科所說的那樣，人類史同自然史的區別在於，人類史是我們自己創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們自己創造的。工藝學揭示出人對自然的能動關係，人的生活的直接生產過程，從而人的社會生活關係和由此產生的精神觀念的直接生產過程。甚至所有抽掉這個物質基礎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事實上，通過分析找出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過來從當時的現實生活關係中引出它的天國形式要容易得多。後面這種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義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學的方法。那種排除歷史過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的缺點，每當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專業範圍時，就在他們的抽象的和意識形態的觀念中立刻顯露出來。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29頁注89。

　　社會發展史卻有一點是和自然發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們把人對自然界的反作用撇開不談)全是沒有意識的、盲目的動力，這些動力彼此發生作用，而一般規律就表現在這些動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發生的任何事情中，無論在外表上看得出的無數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證實這些偶然性內部的規律性的最終結果中，都沒有任何事情是作為預期的自覺的目的發生的。相反，在社會歷史領域內進行活動的，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自覺的意圖，沒有預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這個差別對歷史研究，尤其是對各個時代和各個事變的歷史研究如何重要，它絲毫不能改變這樣一個事實:歷史進程是受內在的一般規律支配的。因為在這一領域內，儘管各個人都有自覺預期的目的，總的說來在表面上好像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人們所預期的東西很少如願以償，許多預期的目的在大多數場合都互相干擾，彼此衝突，或者是這些目的本身一開始就是實現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實現的手段的。

　　這樣，無數的單個願望和單個行動的衝突，在歷史領域內造成了一種同沒有意識的自然界中占統治地位的狀況完全相似的狀況。行動的目的是預期的，但是行動實際產生的結果並不是預期的，或者這種結果起初似乎還和預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後卻完全不是預期的結果。這樣，歷史事件似乎總的說來同樣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這種偶然性始終是受內部的隱蔽着的規律支配的，而問題只是在於發現這些規律。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1—302頁。

　　惡無限性。真無限性已經被黑格爾正確地設置在充實了的空間和時間中，設置在自然過程和歷史中。現在整個自然界也融解在歷史中了，而歷史和自然史所以不同，僅僅在於前者是有自我意識的機體的發展過程。自然界和歷史的這種無限的多樣性，在自身中包含了時間的和空間的無限性——惡無限性，但只是作為被揚棄了的、雖是本質的卻不是主導的因素。我們的自然科學的極限，直到今天仍然是我們的宇宙，而在我們的宇宙以外的無限多的宇宙，是我們認識自然界所用不着的。的確，幾百萬個太陽中只有一個太陽和這個太陽系，才是我們的天文學研究的根本的立足點。就地球上的力學、物理學和化學來說，我們是或多或少地局限於這個小小的地球，而就有機體科學來說，則完全局限於這個地球。但是，這對於現象的實際上無限的多樣性和對於認識自然界來說，並沒有實質性損害，正如對於歷史來說，同樣地並且在更大的程度上局限於比較短促的時間和地球上的一小部分地區，也沒有什麼實質性損害。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501—502頁。

　　三)唯物史觀是關於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

      感性(見費爾巴哈)必須是一切科學的基礎。科學只有從感性意識和感性需要這兩種形式的感性出發，因而，科學只有從自然界出發，才是現實的科學。[14]可見，全部歷史是為了使“人”成為感性意識的對象和使“人作為人”的需要成為需要而作準備的歷史發展的歷史)[15]。歷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個現實部分，即自然界生成為人這一過程的一個現實部分。自然科學往後將包括關於人的科學，正像關於人的科學包括自然科學一樣這將是一門科學。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94頁。

　　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歷史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可以把它劃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但這兩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相互制約；自然史，即所謂自然科學，我們在這裡不談；我們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類史，因為幾乎整個意識形態不是曲解人類史，就是完全撇開人類史。意識形態本身只不過是這一歷史的一個方面。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16—519頁注2。

　　但是，費爾巴哈沒有走的一步，必定會有人走的。對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費爾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會由關於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來代替。這個超出費爾巴哈而進一步發展費爾巴哈觀點的工作，是由馬克思於1845年在《神聖家族》中開始的。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5頁。

　　無論歷史的結局如何，人們總是通過每一個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覺預期的目的來創造他們的歷史，而這許多按不同方向活動的願望及其對外部世界的各種各樣作用的合力，就是歷史。因此，問題也在於，這許多單個的人所預期的是什麼。願望是由激情或思慮來決定的。而直接決定激情或思慮的槓桿是各式各樣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動機，如功名心、“對真理和正義的熱忱”、個人的憎惡，或者甚至是各種純粹個人的怪想。但是，一方面，我們已經看到，在歷史上活動的許多單個願望在大多數場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預期的結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結果，因而它們的動機對全部結果來說同樣地只有從屬的意義。另一方面，又產生了一個新的問題:在這些動機背後隱藏着的又是什麼樣的動力?在行動者的頭腦中以這些動機的形式出現的歷史原因又是什麼舊唯物主義從來沒有給自己提出過這樣的問題。因此，它的歷史觀——如果它有某種歷史觀的話——本質上也是實用主義的，它按照行動的動機來判斷一切，把歷史人物分為君子和小人，並且照例認為君子是受騙者，而小人是得勝者。舊唯物主義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在歷史的研究中不能得到很多有教益的東西；而我們由此得出的結論是，舊唯物主義在歷史領域內自己背叛了自己，因為它認為在歷史領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動力是最終原因，而不去研究隱藏在這些動力後面的是什麼，這些動力的動力是什麼。不徹底的地方並不在於承認精神的動力，而在於不從這些動力進一步追溯到它的動因。相反，歷史哲學，特別是黑格爾所代表的歷史哲學，認為歷史人物的表面動機和真實動機都決不是歷史事變的最終原因，認為這些動機後面還有應當加以探究的別的動力；但是它不在歷史本身中尋找這種動力，反而從外面，從哲學的意識形態把這種動力輸入歷史。例如黑格爾，他不從古希臘歷史本身的內在聯繫去說明古希臘的歷史，而只是簡單地斷言，古希臘的歷史無非是“美好的個性形式”的制定，是“藝術作品”本身的實現。[16]在這裡，黑格爾關於古希臘人作了許多精彩而深刻的論述，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今天對那些純屬空談的說明表示不滿。

　　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隱藏在——自覺地或不自覺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覺地——歷史人物的動機背後並且構成歷史的真正的最後動力的動力，那麼問題涉及的，與其說是個別人物，即使是非常傑出的人物的動機，不如說是使廣大群眾、使整個的民族，並且在每一民族中間又是使整個整個階級行動起來的動機；而且也不是短暫的爆發和轉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歷史變遷的行動。探討那些作為自覺的動機明顯地或不明顯地、直接地或以意識形態的形式，甚至以被神聖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動着的群眾及其領袖即所謂偉大人物的頭腦中的動因——這是能夠引導我們去探索那些在整個歷史中以及個別時期和個別國家的歷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規律的唯一途徑。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2—304頁。

　　這樣，自然界也被承認為歷史發展過程了。而適用於自然界的，同樣適用於社會歷史的一切部門和研究人類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學。在這裡，歷史哲學、法哲學、宗教哲學等也都是以哲學家頭腦中臆造的聯繫來代替應當在事變中去證實的現實的聯繫，把全部歷史及其各個部分都看做觀念的逐漸實現，而且當然始終只是哲學家本人所喜愛的那些觀念的逐漸實現。這樣看來，歷史是不自覺地，但必然是為了實現某種預定的理想目的而努力，例如在黑格爾那裡，是為了實現他的絕對觀念而努力，而力求達到這個絕對觀念的堅定不移的意向就構成了歷史事變中的內在聯繫。這樣，人們就用一種新的——不自覺的或逐漸自覺的——神秘的天意來代替現實的、尚未知道的聯繫。因此，在這裡也完全像在自然領域裡一樣，應該通過發現現實的聯繫來清除這種臆造的人為的聯繫；這一任務，歸根到底，就是要發現那些作為支配規律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上起作用的一般運動規律。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1頁。

　　四)勞動發展史是理解全部社會史的鎖鑰

      黑格爾的《現象學》及其最後成果——辯證法，作為推動原則和創造原則的否定性——的偉大之處首先在於，黑格爾把人的自我產生看做一個過程，把對象化看做非對象化，看做外化和這種外化的揚棄；可見，他抓住了勞動的本質，把對象性的人、現實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為人自己的勞動的結果。人同作為類存在物的自身發生現實的、能動的關係，或者說，人作為現實的類存在物即作為人的存在物的實現，只有通過下述途徑才有可能:人確實顯示出自己的全部類力量——這又只有通過人的全部活動、只有作為歷史的結果才有可能。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05頁。

　　可以根據意識、宗教或隨便別的什麼來區別人和動物。一當人開始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即邁出由他們的肉體組織所決定的這一步的時候，人本身就開始把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人們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同時間接地生產着自己的物質生活本身。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19頁。

　　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中介、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人自身作為一種自然力與自然物質相對立。為了在對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質，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頭和手運動起來。當他通過這種運動作用於他身外的自然並改變自然時，也就同時改變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蘊藏着的潛力發揮出來，並且使這種力的活動受他自己控制。在這裡，我們不談最初的動物式的本能的勞動形式。現在，工人是作為他自己的勞動力的賣者出現在商品市場上。對於這種狀態來說，人類勞動尚未擺脫最初的本能形式的狀態已經是太古時代的事了。我們要考察的是專屬於人的那種形式的勞動。蜘蛛的活動與織工的活動相似，蜜蜂建築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多建築師感到慚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築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築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經觀念地存在着。他不僅使自然物發生形式變化，同時他還在自然物中實現自己的目的，這個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為規律決定着他的活動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須使他的意志服從這個目的。但是這種服從不是孤立的行為。除了從事勞動的那些器官緊張之外，在整個勞動時間內還需要有作為注意力表現出來的有目的的意志，而且，勞動的內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勞動者，勞動者越是不能把勞動當做他自己體力和智力的活動來享受，就越需要這種意志。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07—208頁。

　　［唯物史觀是——編者加］在勞動發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會史的鎖鑰的新派別，……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13頁。

　　最初的、從動物界分離出來的人，在一切本質方面是和動物本身一樣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在人類歷史的初期，發現了從機械運動到熱的轉化，即摩擦生火；在到目前為止的發展的末期，發現了從熱到機械運動的轉化，即蒸汽機。而儘管蒸汽機在社會領域中實現了巨大的解放性的變革——這一變革還沒有完成一半——，但是毫無疑問，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還是超過了蒸汽機，因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種自然力，從而最終把人同動物界分開。蒸汽機永遠不能在人類的發展史中引起如此巨大的飛躍，儘管在我們看來，蒸汽機確實是所有那些以它為依靠的巨大生產力的代表，唯有藉助於這些生產力，才有可能實現這樣一種社會狀態，在這裡不再有任何階級差別，不再有任何對個人生活資料的憂慮，並且第一次能夠談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談到那種同已被認識的自然規律和諧一致的生活。但是，整個人類歷史還多麼年輕，硬說我們現在的觀點具有某種絕對的意義，那是多麼可笑，這一點從下述的簡單的事實中就可以看到:到目前為止的全部歷史，可以稱為從實際發現機械運動轉化為熱到發現熱轉化為機械運動這樣一段時間的歷史。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20—121頁。

　　由於手、說話器官和腦不僅在每個人身上，而且在社會中發生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完成越來越複雜的動作，提出並達到越來越高的目的。[17]勞動本身經過一代又一代變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了。除打獵和畜牧外，又有了農業，農業之後又有了紡紗、織布、冶金、制陶和航海。伴隨着商業和手工業，最後出現了藝術和科學；從部落發展成了民族和國家。法和政治發展起來了，而且和它們一起，人間事物在人的頭腦中的虛幻的反映——宗教，也發展起來了。在所有這些起初表現為頭腦的產物並且似乎支配着人類社會的創造物面前，勞動的手的較為簡陋的產品退到了次要地位；何況能作出勞動計劃的頭腦在社會發展的很早的階段上(例如，在簡單的家庭中)，就已經能不通過自己的手而是通過別人的手來完成計劃好的勞動了。迅速前進的文明完全被歸功於頭腦，歸功於腦的發展和活動；人們已經習慣於用他們的思維而不是用他們的需要來解釋他們的行為(當然，這些需要是反映在頭腦中，是進入意識的)。這樣，隨着時間的推移，便產生了唯心主義世界觀，這種世界觀，特別是從古典古代世界沒落時起，就支配着人的頭腦。它現在還非常有力地支配着人的頭腦，甚至達爾文學派的唯物主義自然科學家們對於人類的產生也不能提出明確的看法，因為他們在那種意識形態的影響下，認識不到勞動在這中間所起的作用。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557—558頁。

　　文明的一切進步，或者換句話說，社會生產力的一切增長，也可以說勞動本身的生產力的一切增長，如科學、發明、勞動的分工和結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場的開闢、機器等所產生的結果，都不會使工人致富，而只會使資本致富；也就是只會使支配勞動的權力更加增大，只會使資本的生產力增長。因為資本是工人的對立面，所以文明的進步只會增大支配勞動的客觀的權力。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前半部分(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267頁。

　　政治經濟學家說: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源泉。其實，勞動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為勞動提供材料，勞動把材料轉變為財富。但是勞動的作用還遠不止於此。勞動是整個人類生活的第一個基本條件，而且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我們在某種意義上不得不說:勞動創造了人本身。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550頁。

　　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動物通過它們的活動同樣也改變外部自然界，雖然在程度上不如人。我們也看到:動物對環境的這些改變又反過來作用於改變環境的動物，使它們發生變化。因為在自然界中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發生的，每個事物都作用於別的事物，反之亦然，而且在大多數場合下，正是忘記這種多方面的運動和相互作用，才妨礙我們的自然科學家看清最簡單的事物。……但是，如果說動物對周圍環境發生持久的影響，那麼，這是無意的，而且對於動物本身來說是某種偶然的事情。而人離開動物越遠，他們對自然界的影響就越帶有經過事先思考的、有計劃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標為取向的行為的特徵。

　　動物在消滅某一地帶的植物時，並不明白它們是在幹什麼。人消滅植物，是為了騰出來土地播種五穀，或者種植樹木和葡萄，他們知道這樣可以得到多倍的收穫。……此外，不言而喻，我們並不想否認，動物是有能力採取有計劃的、經過事先考慮的行動方式的。……但是一切動物的一切有計劃的行動，都不能在地球上打下自己的意志的印記。這一點只有人才能做到。

　　一句話，動物僅僅利用外部自然界，簡單地通過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變化；而人則通過他所作出的改變來使自然界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來支配自然界。[18]這便是人同其他動物的最終的本質的差別，而造成這一差別的又是勞動。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3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558—559頁。

　　首先，勞動這種生命活動、這種生產生活本身對人來說不過是滿足一種需要即維持肉體生存的需要的一種手段。而生產生活就是類生活。這是產生生命的生活。一個種的整體特性、種的類特性就在於生命活動的性質，而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恰恰就是人的類特性。生活本身僅僅表現為生活的手段。

　　動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動是直接同一的。動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動區別開來。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動。人則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識的對象。

　　他具有有意識的生命活動。這不是人與之直接融為一體的那種規定性。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別開來。正是由於這一點，人才是類存在物。或者說，正因為人是類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識的存在物，就是說，他自己的生活對他來說是對象。僅僅由於這一點，他的活動才是自由的活動。異化勞動把這種關係顛倒過來，以致人正因為是有意識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動，自己的本質變成僅僅維持自己生存的手段。

　　通過實踐創造對象世界，改造無機界，人證明自己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就是說是這樣一種存在物，它把類看做自己的本質，或者說把自身看作類存在物。誠然，動物也生產。動物為自己營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螞蟻等。但是，動物只生產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東西；動物的生產是片面的，而人的生產是全面的；動物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影響下生產，而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影響也進行生產，並且只有不受這種需要的影響才進行真正的生產；動物只生產自身，而人再生產整個自然界；動物的產品直接屬於它的肉體，而人則自由地面對自己的產品。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並且懂得處處都把固有的尺度運用於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

　　因此，正是在改造對象世界的過程中，人才真正地證明自己是類存在物。這種生產是人的能動的類生活。通過這種生產，自然界才表現為他的作品和他的現實。因此，勞動的對象是人的類生活的對象化:人不僅像在意識中那樣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動地、現實地使自己二重化，從而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62—163頁。

　　人類社會最後畢竟出現了。人類社會區別於猿群的特徵在我們看來又是什麼呢?是勞動。猿群滿足於把它們由於地理位置或由於抵抗了鄰近的猿群而占得的覓食地區的食物吃光。為了獲取新的覓食地區，它們進行遷徙和戰鬥，但是除了無意中用自己的糞便肥沃土地以外，它們沒有能力從覓食地區索取比自然界的賜予更多的東西。一旦所有可能的覓食地區都被占據了，猿類就不能再擴大繁殖了；這種動物的數目最多只能保持不變。但是一切動物對待食物都是非常浪費的，並且常常毀掉還處在胚胎狀態中的新生的食物。狼不像獵人那樣愛護第二年就要替它生小鹿的牝鹿；希臘的山羊不等幼嫩的灌木長大就把它們吃光，它們把這個國家所有的山嶺都啃得光禿禿的。動物的這種“掠奪行為”在物種的漸變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為這種行為強迫動物去適應不同於慣用食物的食物，因此它們的血液就獲得了和過去不同的化學成分，整個身體的結構也漸漸變得不同了，而從前某個時候固定下來的物種也就滅絕了。毫無疑義，這種掠奪行為有力地促進了我們的祖先轉變成人。在智力和適應能力遠遠高於其他一切猿種的某個猿種中，這種掠奪行為必然造成的結果就是食用植物的數目越來越擴大，食用植物中可食用的部分也越來越多，總之，就是食物越來越多樣化，隨之攝入身體內的物質，即向人轉變的化學條件，也越來越多樣化。但是，這一切還不是真正的勞動。勞動是從製造工具開始的。我們所發現的最古老的工具是些什麼東西呢?根據已發現的史前時期的人的遺物來判斷，並且根據最早歷史時期的人群和現在最不開化的野蠻人的生活方式來判斷，最古老的工具是些什麼東西呢?是打獵的工具和捕魚的工具，而前者同時又是武器。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555—556頁。

　　人類社會和動物界的本質區別在於，動物最多是採集，而人則從事生產。僅僅由於這個唯一的然而是基本的區別，就不可能把動物界的規律直接搬到人類社會中來。

　　恩格斯:《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羅維奇·拉甫羅夫》( 1875年11月12—17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12頁。

　　在再生產的行為本身中，不但客觀條件改變着，例如鄉村變為城市，荒野變為開墾地，等等，而且生產者也改變着，他煉出新的品質，通過生產而發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觀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語言。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前半部分(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487頁。

　　他(指費爾巴哈——編者注)沒有看到，他周圍的感性世界決不是某種開天闢地以來就直接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於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前一代的工和交往，並隨着需要的改變而改變他們的社會制度��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8頁。

　　個人相互交往的條件，在上述這種矛盾產生以前，是與他們的個性相適合的條件，對於他們來說不是什麼外部的東西；在這些條件下，生存於一定關係中的一定的個人獨力生產自己的物質生活以及與這種物質生活有關的東西，因而這些條件是個人的自主活動的條件，並且是由這種自主活動產生出來的。[19]這樣，在矛盾產生以前，人們進行生產的一定條件是同他們的現實的局限狀態，同他們的片面存在相適應的，這種存在的片面性只是在矛盾產生時才表現出來，因而只是對於後代才存在。這時人們才覺得這些條件是偶然的桎梏，並且把這種視上述條件為桎梏的意識也強加給先前的時代。

　　這些不同的條件，起初是自主活動的條件，後來卻變成了自主活動的桎梏，這些條件在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中構成各種交往形式的相互聯繫的序列，各種交往形式的聯繫就在於:已成為桎梏的舊交往形式被適應於比較發達的生產力，因而也適應於進步的個人自主活動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會成為桎梏，然後又為另一種交往形式所代替。由於這些條件在歷史發展的每一階段都是與同一時期的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所以它們的歷史同時也是發展着的、由每一個新的一代承受下來的生產力的歷史，從而也是個人本身力量發展的歷史。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5—576頁。

　　五)從唯物史觀看人性及其改變的歷史

　　不僅五官感覺，而且所謂精神感覺、實踐感覺(意志、愛等等)，一句話，人的感覺、感覺的人性，都只是由於它的對象的存在，由於人化的自然界，才產生出來的。

　　五官感覺的形成是迄今為止全部世界歷史的產物。囿於粗陋的實際需要的感覺，也只具有有限的意義。/ /對於一個忍飢挨餓的人來說並不存在人的食物形式，而只有作為食物的抽象存在；食物同樣也可能具有最粗糙的形式，而且不能說，這種進食活動與動物的進食活動有什麼不同。憂心忡忡的、貧窮的人對最美麗的景色都沒有什麼感覺；經營礦物的商人只看到礦物的商業價值，而看不到礦物的美和獨特性；他沒有礦物學的感覺。因此，一方面為了使人的感覺成為人的，另一方面為了創造同人的本質和自然界的本質的全部豐富性相適應的人的感覺，無論從理論方面還是從實踐方面來說，人的本質的對象化都是必要的。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91—192頁。

　　不論是生產本身中人的活動的交換，還是人的產品的交換，其意義都相當於類活動和類精神——它們的真實的、有意識的、真正的存在是社會的活動和社會的享受。因為人的本質是人的真正的社會聯繫，所以人在積極實現自己本質的過程中創造、生產人的社會聯繫、社會本質，而社會本質不是一種同單個人相對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個單個人的本質，是他自己的活動，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財富。

　　因此，上面提到的真正的社會聯繫並不是由反思產生的，它是由於有了個人的需要和利己主義才出現的，也就是個人在積極實現其存在時的直接產物。有沒有這種社會聯繫，是不以人為轉移的。

　　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摘要》( 1844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第24頁。

　　人是類存在物，不僅因為人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都把類——他自身的類以及其他物的類——當做自己的對象；而且因為——這只是同一種事物的另一種說法——人把自身當做現有的、有生命的類來對待，因為人把自身當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來對待。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61頁。

　　費爾巴哈把宗教的本質歸結於人的本質。但是，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

　　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1845年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501頁。

　　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命，他們自己就是怎樣。因此，他們是什麼樣的，這同他們的生產是一致的──既和他們生產什麼一致，又和他們怎樣生產一致。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0頁。

　　在下面這個經典性的論斷中，簡略地敘述了我們的作者、所有德國的“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思想家和其他民族的現實運動之間的對立。德國人是sub specie aeterni〔從永恆的觀點〕根據人的本質來判斷一切的，而外國人卻是從實際出發，根據實際存在的人們和關係來觀察一切的。外國人思考和行動是為了自己所處的時代，而德國人思考和行動卻是為了永恆。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44—545頁。

　　如果我們以為只需頒布幾道法令就可以擺脫競爭，那麼我們就永遠擺脫不了競爭。如果我們更進一步建議廢除競爭而保留工資，那就等於建議用王室法令來做一些毫無意義的事。但是各民族並不是按照王室法令來發展的。各民族在制定這樣一些法令之前，至少必須徹底改變他們在工業上和政治上的一切生存條件，也就是要徹底改變他們的整個生活方式。

　　蒲魯東先生會堅定不移地用自信的口吻回答我們說:這是一個關於“史無前例地改變我們的本性”的假設，並且他有權“把我們排斥於辯論之外”，我們不知道他根據的又是哪一道法令。

　　蒲魯東先生不知道，整個歷史也無非是人類本性的不斷改變而已。

　　“讓我們根據事實來談吧。法國革命既為了爭取工業自由，也為了爭取政治自由；我們要明確地說，雖然法國在1789年未曾認識到它要求實現的原理的全部後果，可是它的願望和期待都沒有落空。誰想否認這一點，我認為他就喪失了任何批評的權利:我決不同一個原則上認為2500萬人犯了自發性錯誤的論敵進行辯論……假如競爭不是社會經濟的原理、命運的法規、人類靈魂的某種必然要求，那麼，為什麼人們寧願將同業公會、行會和商會廢除，卻不肯考慮將它們加以修正呢?”

　　這樣說來，既然18世紀的法國人廢除了同業公會、行會和商會而不是將它們改頭換面，那麼19世紀的法國人就應該把競爭改頭換面而不是將它廢除。既然競爭在18世紀的法國是作為某些歷史需要的結果而形成的，那麼它在19世紀的法國就不該由於另一些歷史需要而被消除。蒲魯東先生不懂得，競爭的形成同18世紀人們的現實發展有聯繫，他把競爭變成非現實的人類靈魂的某種必然要求。他會把那位對17世紀說來是偉大人物的柯爾培爾變成什麼呢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32—633頁。

　　“人”?如果這裡指的是“一般的人”這個範疇，那麼他根本沒有“任何”需要；如果指的是孤立地站在自然面前的人，那末他應該被看做是一種非群居的動物；如果這是一個生活在不論哪種社會形式中的人，——瓦格納先生就是這樣假設的，因為他的“人”，雖然沒有受大學教育，但至少會說話，——那末出發點是，應該具有社會人的一定性質，即他所生活的那個社會的一定性質，因為在這裡，生產，即他獲取生活資料的過程，已經具有這樣或那樣的社會性質。

　　馬克思:《評阿·瓦格納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1879年下半年—1880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 年12月第1版，第404—405頁。

　　一有了生產，所謂生存鬥爭不再單純圍繞着生存資料進行，而是圍繞着享受資料和發展資料進行。在這裡——在社會地生產發展資料的情況下——來自動物界的範疇完全不適用了。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548頁。

　　黑格爾指出:“有人以為，當他說人本性是善的這句話時，是說出了一種很偉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記了，當人們說人本性是惡的這句話時，是說出了一種更偉大得多的思想。”

　　在黑格爾那裡，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的表現形式。這裡有雙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為對某一神聖事物的褻瀆，表現為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但為習慣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慾——貪慾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槓桿，關於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資產階級的歷史就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持續不斷的證明。但是，費爾巴哈就沒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惡所起的歷史作用。歷史對他來說是一個不愉快的可怕的領域。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1頁。

　　假如我們想知道什麼東西對狗有用，我們就必須探究狗的本性。這種本性本身是不能從“效用原則”中虛構出來的。如果我們想把這一原則運用到人身上來，想根據效用原則來評價人的一切行為、運動和關係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後要研究在每個時代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但是邊沁不管這些。他幼稚而乏味地把現代的市儈，特別是英國的市儈說成是標準的人。凡是對這種古怪的標準人和他的世界有用的東西，本身就是有用的。他還用這種尺度來評價過去、現在和將來。例如基督教是“有用的”，因為它對刑法從法律方面所宣判的罪行，從宗教方面嚴加禁止。藝術批評是“有害的”，因為它妨礙貴人們去欣賞馬丁·塔珀的作品，如此等等。這位勇敢的人的座右銘是“沒有一天不動筆”，他就用這些廢話寫出了堆積如山的書。如果我有我的朋友亨·海涅那樣的勇氣，我就要把耶利米先生稱為資產階級蠢材中的一個天才。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04頁注63。

　　“關於這個國家(耶爾訥)，我們可以談到的唯一令人置信的一點，就是它的居民比不列顛人更野蠻，因為他們是食人者，而且是可怕的貪食者；吃父母的屍體，並公開和別人的妻子以及自己的母親和姊妹發生肉體關係，這對他們來說是完全合乎規矩的”。

　　愛國的愛爾蘭史學界對這種臆造的汙蔑十分憤慨。但是近代科學已經肯定證明:吃人，包括吞吃自己的父母，看來是所有民族在發展過程中都經歷過的一個階段。如果愛爾蘭人知道，在整整一千年以後，現代柏林人的祖先對這些現象還持有同樣實際的看法，那他們大約就會處之泰然了

　　［“我們稱之為維耳茨的住在德國的韋累塔比人，認為他們比蛆蟲更有權利吃掉他們的父母，而並不感到這是一項恥辱”］。

　　恩格斯:《愛爾蘭史》( 1870年5月—7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月第1版，第558—559頁。

　　甘受奴役的現象在整個中世紀都存在，在德國直到三十年戰爭後還可以看到。普魯士在1806年和1807年戰敗之後，廢除了依附農制，同時還取消了仁慈的領主照顧貧病老弱的依附農的義務，當時農民曾向國王請願，請求讓他們繼續處於受奴役的地位——否則在他們遭到不幸的時候誰來照顧他們呢?這樣，兩個人的模式既“適用”於不平等和奴役，也同樣“適用”於平等和互助；而且因為我們害怕受到滅亡的懲罰而不得不承認他們是家長，所以在這裡已經預先安排了世襲的奴役制。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04—105頁。

　　在再生產的行為本身中，不但客觀條件改變着，例如鄉村變為城市，荒野變為開墾地，等等，而且生產者也改變着，他煉出新的品質，通過生產而發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觀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語言。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前半部分(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487頁。

　　前面我們已經看到[20]，［勞動者］對生產條件的所有制表現為同共同體的狹隘的、一定的形式相一致，因而同個人的狹隘的、一定的形式相一致，這種個人具有為組成這種共同體所需的特性，即狹隘性和自己的生產力的狹隘發展。而這個前提本身又是生產力的狹隘的歷史發展階段的結果:既是財富的，也是創造財富的方式的狹隘的歷史發展階段的結果。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1頁。

　　為了在發展過程中脫離動物狀態，實現自然界中的最偉大的進步，還需要一種因素以群的聯合力量和集體行動來彌補個體自衛能力的不足。……成年雄者的相互寬容，沒有妒忌，則是形成較大的持久的集團的首要條件，只有在這種集團中才能實現由動物向人的轉變。的確，我們發現歷史上可以確切證明並且現在某些地方還可以加以研究的最古老、最原始的家庭形式是什麼呢?那就是群婚，即整群的男子與整群的女子互為所有，很少有妒忌餘地的婚姻形式。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5—46頁。

　　雖然到17世紀末，狹義的政治經濟學已經在一些天才的頭腦里產生了，可是由重農學派和亞當·斯密作了正面闡述的狹義的政治經濟學，實質上是18世紀的產兒，它可以和同時代的偉大法國啟蒙學者的成就媲美，並且也帶有那個時代的一切優點和缺點。我們關於啟蒙學者所說的話，[21]也適用於當時的經濟學家。在他們看來，新的科學不是他們那個時代的關係和需要的表現，而是永恆的理性的表現，新的科學所發現的生產和交換的規律，不是這些活動的歷史地規定的形式的規律，而是永恆的自然規律；它們是從人的本性中引申出來的。但是，仔細觀察一下，這個人就是當時正在向資產者轉變的中等市民，而他的本性就是在當時的歷史地規定的關係中從事工業和貿易。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57—158頁。

　　由競爭關係造成的價格永恆波動，使商業完全喪失了道德的最後一點痕跡。至於價值就無須再談了。這種似乎非常重視價值並以貨幣的形式把價值的抽象推崇為一種特殊存在物的制度，本身就通過競爭破壞着一切物品所固有的任何價值，並且每日每時改變着一切物品相互的價值關係。在這個旋渦中，哪裡還可能有建立在道德基礎上的交換呢?在這種持續地不斷漲落的情況下，每個人都必定力圖碰上最有利的時機進行買賣，每個人都必定會成為投機家，就是說，都企圖不勞而獲，損人利己，算計別人的倒霉，或利用偶然事件發財。投機者總是指望不幸事件，特別是指望歉收，他們利用一切事件，例如，當年的紐約大火災[22]；而不道德的頂點還是交易所中有價證券的投機，這種投機把歷史和歷史上的人類貶低為那種用來滿足善於算計或伺機冒險的投機者的貪慾的手段。但願誠實的、“正派的”商人不以“我感謝你上帝”等表面的虔誠形式擺脫交易所投機。這種商人和證券投機者一樣可惡，他也同他們一樣地投機倒把，他必須投機倒把，競爭迫使他這樣做，所以他的買賣也與證券投機者的勾當一樣不道德。競爭關係的真諦就是消費力對生產力的關係。在一種與人類相稱的狀態下，不會有除這種競爭之外的別的競爭。社會應當考慮，靠它所支配的資料能夠生產些什麼，並根據生產力和廣大消費者之間的關係來確定，應該把生產提高多少或縮減多少，應該允許生產或限制生產多少奢侈品。但是，為了正確地判斷這種關係，判斷從合理的社會狀態下能期待的生產力提高的程度，請讀者參看英國社會主義者的着作[23]並部分地參看傅立葉的着作。

　　在這種情況下，主體的競爭，即資本對資本、勞動對勞動的競爭等等，被歸結為以人的本性為基礎並且到目前為止只有傅立葉作過強差人意的說明的競賽[25]，這種競賽將隨着對立利益的消除而被限制在它特有的和合理的範圍內。

　　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大約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年1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

　　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5—76頁。

　　四　以科學的態度對待唯物史觀。科學地運用唯物史觀的指導原則

　　一)理解唯物史觀必須認真研讀原着

　　我請您根據原着來研究這個理論，而不要根據第二手的材料來進行研究——這的確要容易得多。在馬克思所寫的文章中，幾乎沒有一篇不是貫穿着這個理論的。特別是《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這本書是運用這個理論的十分出色的例子。《資本論》

　　中的許多提示也是這樣。再者，我也可以向您指出我的《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2]和《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3]，我在這兩部書裡對歷史唯物主義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為詳盡的闡述。

　　恩格斯:《恩格斯致約瑟夫·布洛赫》( 1890年9月21—2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3頁。

　　一個人如果想研究科學問題，首先要學會按照作者寫作的原樣去閱讀自己要加以利用的着作，並且首先不要讀出原着中沒有的東西。

　　恩格斯:《資本論》第3卷序言( 1894年10月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26頁。

　　研究原着本身，不會讓一些簡述讀物和別的第二手資料引入迷途。

　　恩格斯:《恩格斯致格奧爾格·亨利希·福爾馬爾》( 1884年8月1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第1版，第200頁。

　　二)唯物史觀需要隨着歷史的發展演變而發展

　　結論要是沒有使它得以成為結論的發展過程，就毫無價值，……結論若本身固定不變，若不再成為繼續發展的前提，就比無用更糟糕。

　　恩格斯:《英國狀況:評托馬斯·卡萊爾的〈過去與現在〉》(大約1843 年10月—1844年1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第511頁。

　　不管最近25年來的情況發生了多大的變化，這個《宣言》中所闡述的一般原理整個說來直到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某些地方本來可以作一些修改。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沒有特別的意義。如果是在今天，這一段在許多方面都會有不同的寫法了。

　　由於最近25年來大工業有了巨大發展而工人階級的政黨組織也跟着發展起來，由於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實際經驗而後來尤其是有了無產階級第一次掌握政權達兩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實際經驗，所以這個綱領現在有些地方已經過時了。特別是公社已經證明:“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見《法蘭西內戰。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宣言》德文版第19頁，那裡對這個思想作了更詳細的闡述。)其次，很明顯，對於社會主義文獻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來是不完全的，因為這一批判只包括到年為止；同樣也很明顯，關於共產黨人對待各種反對黨的態度的論述(第四章)雖然在原則上今天還是正確的，但是就其實際運用來說今天畢竟已經過時，因為政治形勢已經完全改變，當時所列舉的那些黨派大部分已被歷史的發展徹底掃除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 1872年6月24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頁。

　　繼施米特之後，彼·法爾曼曾嘗試解決這個問題(《康拉德年鑑》第3輯第3卷第頁)。我不談他對馬克思的論述的其他方面所作的評論。這是出自他的誤解，即認為馬克思進行闡述的地方，就是馬克思要下的定義，並認為人們可以到馬克思的着作中去找一些不變的、現成的、永遠適用的定義。但是，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互相關係不是被看做固定的東西，而是被看做可變的東西的時候，它們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會同樣發生變化和變形；它們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義中，而是要在它們的歷史的或邏輯的形成過程中來加以闡明。

　　恩格斯:《資本論》第3卷序言( 1894年10月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7頁。

　　三)不能將唯物史觀當作現成的公式或教條套用

      在思辨終止的地方，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的實證科學開始的地方。關於意識的空話將終止，它們一定會被真正的知識所代替。對現實的描述會使獨立的哲學失去生存環境，能夠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過是從對人類歷史發展的考察中抽象出來的最一般的結果的概括。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它們只能對整理歷史資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歷史資料的各個層次的順序。但是這些抽象與哲學不同，它們絕不提供可以適用於各個歷史時代的藥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們着手考察和整理資料——不管是有關過去時代的還是有關當代的資料——的時候，在實際闡述資料的時候，困難才開始出現。這些困難的排除受到種種前提的制約，這些前提在這裡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來的，而只能從對每個時代的個人的現實生活過程和活動的研究中產生。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6頁。

　　在我看來，馬克思的歷史理論是任何堅定不移和始終一貫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條件；為了找到這種策略，需要的只是把這一理論應用於本國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

　　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了解這些條件；至於我，對俄國現狀知道得太少，不能冒昧地對那裡在某一時期所應採取的策略的細節作出判斷。

　　恩格斯:《恩格斯致維拉·伊萬諾夫娜·查蘇利奇》( 1885年4月2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2頁。

　　德國人一點不懂得把他們的理論變成推動美國群眾的槓桿；他們大部分連自己也不懂得這種理論，而用學理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態度去對待它，認為只要把它背得爛熟，就足以滿足一切需要。對他們來說，這是教條，而不是行動的指南。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爾格》( 1886年11月29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7頁。

　　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對包含着一連串互相銜接的階段的發展過程的闡明。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洛倫斯·凱利—威士涅威茨基》( 1886年12月2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0頁。

　　我們的理論是發展着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並機械地加以重複的教條。越少從外面把這種理論硬灌輸給美國人，而越多由他們通過自己親身的經驗(在德國人的幫助下去檢驗它，它就越會深入他們的心坎。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洛倫斯·凱利—威士涅威茨基》( 1887年1月27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2頁。

　　至於您用唯物主義方法處理問題的嘗試，我首先必須說明:如果不把唯物主義方法當做研究歷史的指南，而把它當做現成的公式，按照它來剪裁各種歷史事實，那它就會轉變為自己的對立物。

　　恩格斯:《恩格斯致保爾·恩斯特》

　　年6月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83頁。

　　對德國的許多青年着作家來說，“唯物主義”這個詞大體上只是一個套語，他們把這個套語當做標籤貼到各種事物上去，再不作進一步的研究，就是說，他們一把這個標籤貼上去，就以為問題已經解決了。但是我們的歷史觀首先是進行研究工作的指南，並不是按照黑格爾學派的方式構造體系的槓桿。必須重新研究全部歷史，必須詳細研究各種社會形態的存在條件，然後設法從這些條件中找出相應的政治、私法、美學、哲學、宗教等的觀點。在這方面，到現在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點工作，因為只有很少的人認真地這樣做過。

　　在這方面，我們需要人們出大力，這個領域無限廣闊，誰肯認真地工作，誰就能做出許多成績，就能超群出眾。但是，許許多多年輕的德國人卻不是這樣，他們只是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套語(一切都可能被變成套語)來把自己的相當貧乏的歷史知識(經濟史還處在襁褓之中呢! )儘速構成體系，於是就自以為非常了不起了。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0年8月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87頁。

　　近兩三年來，許多大學生、着作家和其他沒落的年輕資產者紛紛湧入黨內。他們來得正是時候，在種類繁多的新報紙的編輯部中占據了大部分位置；他們習慣性地把資產階級大學當做社會主義的聖西爾軍校，以為從那裡出來就有權帶着軍官證甚至將軍證加入黨的行列。所有這些先生們都在搞馬克思主義，然而是10年前你在法國就很熟悉的那一種馬克思主義，關於這種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曾經說過:“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大概會把海涅對自己的模彷者說的話轉送給這些先生們:“我播下的是龍種，而收穫的卻是跳蚤。”

　　恩格斯:《恩格斯致保爾·拉法格》( 1890年8月2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90頁。

　　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

　　恩格斯:《恩格斯致韋爾納·桑巴特》( 1895年3月1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91頁。

　　四)不能將唯物史觀理解為經濟決定論

　　……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裡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麼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鬥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着這一鬥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階級鬥爭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勝利了的階級在獲勝以後確立的憲法等，各種法的形式以及所有這些實際鬥爭在參加者頭腦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宗教的觀點以及它們向教義體系的進一步發展。這裡表現出這一切因素間的相互作用，而在這種相互作用中歸根到底是經濟運動作為必然的東西通過無窮無盡的偶然事件(即這樣一些事物和事變，它們的內部聯繫是如此疏遠或者是如此難於確定，以致我們可以認為這種聯繫並不存在，忘掉這種聯繫)向前發展。否則把理論應用於任何歷史時期，就會比解一個簡單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我們自己創造着我們的歷史，但是第一，我們是在十分確定的前提和條件下創造的。

　　其中經濟的前提和條件歸根到底是決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的前提和條件，甚至那些縈迴於人們頭腦中的傳統，也起着一定的作用，雖然不是決定性的作用。普魯士國家也是由於歷史的、歸根到底是經濟的原因而產生出來和發展起來的。但是，恐怕只有書呆子才會斷定，在北德意志的許多小邦中，勃蘭登堡成為一個體現了北部和南部之間的經濟差異、語言差異，而自宗教改革以來也體現了宗教差異的強國，這只是由經濟的必然性決定的，而不是也由其他因素所決定(在這裡首先起作用的是這樣一個情況:勃蘭登堡由於掌握了普魯士而捲入了波蘭事件，並因而捲入了國際政治關係，這種關係在奧地利王室權力的形成過程中也起過決定性的作用)。要從經濟上說明每一個德意志小邦的過去和現在的存在，或者要從經濟上說明那種把蘇台德山脈至陶努斯山所形成的地理劃分擴大成為貫穿全德意志的真正裂痕的高地德語音變的起源，那麼，很難不鬧出笑話來。

　　恩格斯:《恩格斯致約瑟夫·布洛赫》( 1890年9月21［—2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1—592頁。

　　青年們有時過分看重經濟方面，這有一部分是馬克思和我應當負責的。我們在反駁我們的論敵時，常常不得不強調被他們否認的主要原則，並且不是始終都有時間、地點和機會來給其他參與相互作用的因素以應有的重視。但是，只要問題一關繫到描述某個歷史時期，即關繫到實際的應用，那情況就不同了，這裡就不容許有任何錯誤了。可惜人們往往以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還並不總是掌握得正確，那就算已經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論並且立刻就能夠應用它了。在這方面，我不能不責備許多最新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也的確造成過驚人的混亂……

　　恩格斯:《恩格斯致約瑟夫·布洛赫》( 1890年9月21［—2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3—594頁。

　　五)不能將唯物史觀理解為一種目的論

　　歷史不外是各個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遺留下來的材料、資金和生產力；由於這個緣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變了的環境下繼續從事所繼承的活動，另一方面又通過完全改變了的活動來變更舊的環境。然而，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這樣:好像後期歷史是前期歷史的目的，例如，好像美洲的發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進法國大革命的爆發。於是歷史便具有了自己特殊的目的並成為某個與“其他人物”(像“自我意識”、“批判”、“唯一者”等等)“並列的人物”。其實，前期歷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觀念”等詞所表示的東西，終究不過是從後期歷史中得出的抽象，不過是從前期歷史對後期歷史發生的積極影響中得出的抽象。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0頁。

　　六)反對篡改和曲解原着

　　巴爾特對馬克思的批評，真是荒唐可笑。他首先製造一種唯物主義的歷史理論，說什麼這應當是馬克思的理論，繼而發現，在馬克思的着作中根本不是這麼回事。但他並未由此得出結論說，是他，巴爾特，把某些不正確的東西強加給了馬克思，相反，卻說馬克思自相矛盾，不會運用自己的理論!“咳，這些人哪怕能讀懂也好啊!”遇到這類批評時，馬克思總是這樣感嘆。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1年7月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16—617頁。

　　……洛里亞在私人場合對我的令人作嘔的阿諛奉承，和在公開場合的“優越”腔調，以及為了便於反駁而對我的觀點所作的某種歪曲——所有這些都一點也沒有使我感到高興。

　　馬克思:《致恩格斯》

　　年8月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6月第版，第76頁。

　　您在過去的一篇文章[6]中就指責過馬克思有意篡改引文。馬克思讀了以後，把他的和您的引文對了原着，他對我說，他的引文全部是正確的，如果說這裡有人故意篡改引文，那就是您。我看到，現在您是怎樣引用馬克思的話，您多麼無恥地要他在說剩餘價值的地方說利潤——而他曾經不止一次地警告過，不要把這兩者誤認為是同樣的東西(穆爾先生和我又在這裡即倫敦向您口頭解釋過這一點)，——那我就知道，我應當相信的是誰，是誰有意篡改引文。

　　恩格斯:《致阿基爾·洛里亞》( 1883年4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月第1版，第17一18頁。

　　七)正確評價馬克思、恩格斯的時代局限性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計革命時機很快到來這一點上，在希望革命(例如1848年的德國革命)獲得勝利這一點上，在相信德意志“共和國”很快成立這一點上……，有很多錯誤，常常犯錯誤。他們在1871年也犯了錯誤——當時他們一心一意想“把法國南部發動起來，……使巴黎公社得到挽救”。(第29頁)但是這兩位偉大的革命思想家在努力提高(並且確實提高了)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水平，使他們擺脫日常的瑣碎的任務時所犯的這種錯誤，同官氣十足的自由派在宣揚、喊叫和訴說他們的謬論(說革命是無謂忙碌，革命鬥爭是徒勞，反革命的“立憲”幻想妙不可言)時所表現的平庸智慧比較起來，要千倍地高尚，千倍地偉大，千倍地有歷史價值，千倍地正確……列寧:《〈約·菲·貝克爾、約·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馬克思等致弗·阿·左爾格等書信集〉俄譯本序言:對社會民主黨內的知識分子機會主義派的經典評價》( 1907年4月6日［19日］)，摘自《列寧專題文集:論馬克思主義》，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32—133頁。

　　八)堅持不懈以唯物史觀指導歷史研究

　　現在歷史着述方面的一切真正進步，都是當歷史學家從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深處時才取得的。杜羅·德·拉·馬爾以探究古羅馬土地所有制的各個不同發展階段，為了解這個曾經征服過世界的城市的命運提供了一把鑰匙，——與此相較，孟德斯鳩關於羅馬盛衰的論述差不多就像是小學生的作業。年高德劭的列列韋爾由於細心研究了使波蘭農民從自由民變成農奴的經濟條件，在闡明他的祖國被奴役的原因方面比一大群全部貨色僅僅是詛咒俄國的着作家做出了遠為更大的貢獻。

　　馬克思:《馬志尼和拿破崙》( 1858年3月30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月第1版，第450—451頁。

　　要知道在理論方面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特別是在經濟史問題方面，以及它和政治史、法律史、宗教史、文學史和一般文化史的關係這些問題方面，只有清晰的理論分析才能在錯綜複雜的事實中指明正確的道路。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89年10月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6月第1版，第283頁。

  第二部分 唯物史觀的若干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 

  五 生產力和生產關係

　　一)生產力

　　生產力是人的勞動生產能力，表現為勞動生產效率各個人——他們的力量就是生產力——是分散的和彼此對立的，而另一方面，這些力量只有在這些個人的交往和相互聯繫中才是真正的力量。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0頁。

　　生產力當然始終是有用的、具體的勞動的生產力，它事實上只決定有目的的生產活動在一定時間內的效率。因此，有用勞動成為較富或較貧的產品源泉與有用勞動的生產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相反的，生產力的變化本身絲毫也不會影響表現為價值的勞動。既然生產力屬於勞動的具體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能同抽去了具體有用形式的勞動有關。因此，不管生產力發生了什麼變化，同一勞動在同樣的時間內提供的價值量總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樣的時間內提供的使用價值量是不同的:生產力提高時就多些，生產力降低時就少些。因此，那種能提高勞動成效從而增加勞動所提供的使用價值量的生產力變化，如果會縮減生產這個使用價值量所必需的勞動時間的總和，就會減少這個增大了的總量的價值量。反之亦然。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60頁。

　　人們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生產力——這是他們的全部歷史的基礎，因為任何生產力都是一種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動的產物。可見，生產力是人們應用能力的結果，但是這種能力本身決定於人們所處的條件，決定於先前已經獲得的生產力，決定於在他們以前已經存在、不是由他們創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創立的社會形式。後來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經取得的生產力並當做原料來為自己新的生產服務，由於這一簡單的事實，就形成人們的歷史中的聯繫，就形成人類的歷史，這個歷史隨着人們的生產力以及人們的社會關係的愈益發展而愈益成為人類的歷史。由此就必然得出一個結論:人們的社會歷史始終只是他們的個體發展的歷史，而不管他們是否意識到這一點。

　　馬克思:《馬克思致帕維爾·瓦西里耶維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3頁。

　　勞動生產力越高，生產一種物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就越少，凝結在該物品中的勞動量就越小，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小。相反的，勞動生產力越低，生產一種物品的必要勞動時間就越多，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大。可見，商品的價值量與實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量成正比地變動，與這一勞動的生產力成反比例地變動。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54頁。

　　勞動生產力的提高，我們在這裡一般是指勞動過程中的這樣一種變化，這種變化能縮短生產某種商品的社會必需的勞動時間，從而使較小量的勞動獲得生產較大量使用價值的能力。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66頁。

　　因此，可以說剩餘價值有一個自然基礎，但這只是從最一般的意義來說，即沒有絕對的自然障礙會妨礙一個人把維持自身生存所必要的勞動從自身解脫下來並轉嫁給別人，比如，同樣沒有絕對的自然障礙會妨礙一個人去把別人的肉當做食物[2]。決不應該像有時發生的情況那樣，把各種神秘的觀念同這種自然發生的勞動生產率聯繫起來。只有當人類通過勞動擺脫了最初的動物狀態，從而他們的勞動本身已經在一定程度上社會化的時候，一個人的剩餘勞動成為另一個人的生存條件的關係才會出現。在文化初期，已經取得的勞動生產力很低，但是需要也很低，需要是同滿足需要的手段一同發展的，並且是依靠這些手段發展的。其次，在這個文化初期，社會上依靠他人勞動來生活的那部分人的數量，同直接生產者的數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隨着社會勞動生產力的增進，這部分人也就絕對地和相對地增大起來[3]。此外，資本關係就是在作為一個長期發展過程的產物的經濟土壤之上產生的。作為資本關係的基礎和起點的現有的勞動生產率，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幾十萬年歷史的恩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5—586頁。

　　商品生產的一般規律是:勞動生產率和勞動的價值創造成反比。這個規律，像適用於其他任何產業一樣，也適用於運輸業。在一定距離內運輸商品所需要的勞動量——死勞動量和活勞動量——越小，勞動生產力就越大；反之亦然。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發表於1885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8頁。

　　一個生產部門，例如鐵、煤、機器的生產或建築業等的勞動生產力的發展，——這種發展部分地又可以和精神生產領域內的進步，特別是和自然科學及其應用方面的進步聯繫在一起，——在這裡表現為另一些產業部門(例如紡織工業或農業)的生產資料的價值減少，從而費用減少的條件。這是不言而喻的，因為商品作為產品從一個產業部門生產出來後，會作為生產資料再進入另一個產業部門。它的便宜程度，取決於把它作為產品生產出來的生產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同時它的便宜程度不僅是它作為生產資料參加其生產的那種商品變得便宜的條件，而且也是它構成其要素的那種不變資本的價值減少的條件，因此又是利潤率提高的條件。

　　產業的向前發展所造成的不變資本的這種節約，具有這樣的特徵:在這裡，一個產業部門利潤率的提高，要歸功於另一個產業部門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在這裡，資本家得到的好處，又是社會勞動的產物，雖然並不是他自己直接剝削的工人的產物。生產力的這種發展，最終總是歸結為發揮作用的勞動的社會性質，歸結為社會內部的分工，歸結為腦力勞動特別是自然科學的發展。在這裡，資本家利用的，是整個社會分工制度的優點。在這裡，勞動生產力在其他部門即為資本家提供生產資料的部門的發展，相對地降低資本家所使用的不變資本的價值，從而提高利潤率。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6頁。

　　如果一切生產部門都變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那麼，單從剩餘勞動——一般勞動時間——的普遍增加就會產生出如下結果:生產部門會劃分得越來越多，勞動和進入交換的商品會越來越多樣化。如果在某一生產部門中，100個人勞動的時間，與以前110個人在剩餘勞動或總勞動時間較短的情況下勞動的時間一樣多，那麼就可以把10個人轉入其他新的生產部門，過去雇用這10個人所需的那部分資本也是如此。因此，僅僅勞動時間越出即延長到超過它自然的或傳統的界限，就將導致在新的生產部門中使用社會勞動。這是因為勞動時間被游離出來了；剩餘勞動不僅創造了自由的時間，而且還把被束縛在某個生產部門中的勞動能力和勞動游離出來(這是問題的實質)，使之投入新的生產部門。但是，由於人類本性的發展規律，一旦滿足了某一範圍的需要，［Ⅲ－109］又會游離出、創造出新的需要。因此，資本在促使勞動時間超出為滿足工人的必不可少的自然需要所決定的限度時，也使社會勞動即社會的總勞動劃分得越來越多，生產越來越多樣化，社會需要的範圍和滿足這些需要的手段的範圍日益擴大，從而使人的生產能力得到發展，因而使人的才能在新的方面發揮作用。但是，如果說剩餘勞動時間是自由時間的條件，那麼，需要的範圍和滿足這些需要的手段的範圍的擴大是以工人限於必要的生活需要為條件的。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61—1863年手稿)》( 1861年8月—1863 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2版，第223—224頁。

　　我們把勞動力或勞動能力，理解為一個人的身體即活的人體中存在的、每當他生產某種使用價值時就運用的體力和智力的總和。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5頁。

　　單個勞動者的力量的機械的總和，與許多人手同時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舉起重物、轉絞車、清除道路上的障礙物等)所發揮的社會力量有本質的差別。[4]在這裡，結合勞動的效果要麼是單個人勞動根本不可能達到的，要麼只能在長得多的時間內，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規模上達到。這裡的問題不僅是通過協作提高了個人生產力，而且是創造了一種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本身必然是集體力。

　　且不說由於許多力量融合為一個總的力量而產生的新力量。在大多數生產勞動中，單是社會接觸就會引起競爭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奮，從而提高每個人的個人工作效率。因此，個人在一個144小時的共同工作日中提供的總產品，比12個單幹的勞動者每人勞動12小時或者一個勞動者連續勞動12天所提供的產品要多得多。[6]這是因為人即使不像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樣，天生是政治動物，無論如何也天生是社會動物。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78—379頁。

　　生產力包括物質生產力和精神生產力

　　所有這些關係的解體，只有在物質的(因而還有精神的)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時才有可能。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55頁。

　　自然界沒有造出任何機器，沒有造出機車、鐵路、電報、自動走錠精紡機等等。它們是人的產業勞動的產物，是轉化為人的意志駕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說在自然界實現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質。它們是人的手創造出來的人腦的器官；是對象化的知識力量。固定資本的發展表明，一般社會知識，已經在多麼大的程度上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從而社會生活過程的條件本身在多麼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並按照這種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會生產力已經在多麼大的程度上，不僅以知識的形式，而且作為社會實踐的直接器官，作為實際生活過程的直接器官被生產出來。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7—198頁。

　　一個生產部門，例如鐵、煤、機器的生產或建築業等的勞動生產力的發展，——這種發展部分地又可以和精神生產領域內的進步，特別是和自然科學及其應用方面的進步聯繫在一起，——在這裡表現為另一些產業部門(例如紡織工業或農業)的生產資料的價值減少，從而費用減少的條件。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6頁。

　　人們的想象、思維、精神交往在這裡還是人們物質行動的直接產物。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產也是這樣。人們是自己的觀念、思想等的生產者，[8]但這裡所說的人們是現實的、從事活動的人們，他們受自己的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交往的一定發展——直到交往的最遙遠的形態——所制約。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4—525頁。

　　要研究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之間的聯繫，首先必須把這種物質生產本身不是當作一般範疇來考察，而是從一定的歷史的形式來考察。例如，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生產，就和與中世紀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生產不同。如果鎦噬�产迸f聿淮鈾�的特殊的历史的袉柦兰兇，乃N筒豢贍芾斫庥腖�相室暒的精梢d�产的特征壹s罷飭街稚�产的相互作又櫍磦蝤也就不能超出T顧椎募�解。这一切峨H怯捎凇拔拿鰲鋇目棧岸�藱n摹�

　　其次，從物質生產的一定形式產生:第一，一定的社會結構；第二，人對自然的一定關係。人們的國家制度和人們的精神方式由這兩者決定，因而人們的精神生產的性質也由這兩者決定。

　　最後，施托爾希所理解的精神生產，還包括統治階級中專門執行社會職能的各個階層的職業活動。這些階層的存在以及他們的職能，只有根據他們生產關係的一定的歷史結構才能夠理解。

　　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冊，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296頁。

　　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並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舊的、靠本國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帶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9]。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5頁。

　　影響生產力發展的諸因素

　　除了各個人的先天的能力和後天獲得的生產技能的區別，勞動生產力主要應當取決於

　　首先，勞動的自然條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礦山的豐富程度等等；其次，勞動的社會力的日益改進，引起這種改進的是:大規模的生產，資本的積累，勞動的結合，分工，機器，改良的方法，化學力和其他自然力的應用，利用交通和運輸工具而達到時間和空間的縮短，以及其他各種發明，科學就是靠這些發明來驅使自然力為勞動服務，勞動的社會性質和協作性質也由於這些發明而得以發展。勞動生產力越高，消耗在一定量產品上的勞動就越少，因而產品的價值也越小。勞動生產力越低，消耗在同量產品上的勞動就越多，因而產品的價值也越高。

　　馬克思:《工資、價格和利潤》( 1865年5月20日—6月24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51頁。

　　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頁。

　　作為資本關係的基礎和起點的現有的勞動生產率，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幾十萬年歷史的恩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6頁。

　　撇開社會生產的形態的發展程度不說，勞動生產率是同自然條件相聯繫的。這些自然條件都可以歸結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種等等)和人的周圍的自然。外界自然條件在經濟上可以分為兩大類:生活資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漁產豐富的水域，等等；勞動資料的自然富源，如奔騰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屬、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類自然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較高的發展階段，第二類自然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例如，可以用英國同印度比較，或者在古代世界，用雅典、科林斯同黑海沿岸的各國比較。

　　絕對必需滿足的自然需要的數量越少，土壤自然肥力越大，氣候越好，維持和再生產生產者所必要的勞動時間就越少。因而，生產者在為自己從事的勞動之外來為別人提供的剩餘勞動就可以越多。狄奧多魯斯談到古代埃及人時就這樣說過“他們撫養子女所花的力氣和費用少得簡直令人難以相信。他們給孩子隨便煮一點最簡單的食物；甚至在紙草的下端，只要能用火烤一烤，也拿來給孩子們吃。此外也給孩子們吃沼澤植物的根和莖，有的生吃，有的煮一煮或燒一燒再吃。因為氣候非常溫暖，大多數孩子不穿鞋和衣服。因此父母養大一個子女的費用總共不超過20德拉馬。埃及有那麼多的人口並有可能興建那麼多宏偉的建築，主要可由此得到說明。”

　　但是古代埃及能興建這些宏偉建築，與其說是由於埃及人口眾多，還不如說是由於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可供支配。單個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越少，他能提供的剩餘勞動就越多；同樣，工人人口中為生產必要生活資料所需要的部分越小，可以用於其他事情的部分就越大。

　　資本主義生產一旦成為前提，在其他條件不變和工作日保持一定長度的情況下，剩餘勞動量隨勞動的自然條件，特別是隨土壤的肥力而變化。但決不能反過來說，最肥沃的土壤最適合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生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人對自然的支配為前提。過於富饒的自然“使人離不開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離不開引帶一樣”。它不能使人自身的發展成為一種自然必然性。[11]資本的祖國不是草木繁茂的熱帶，而是溫帶。不是土壤的絕對肥力，而是它的差異性和它的自然產品的多樣性，形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並且通過人所處的自然環境的變化，促使他們自己的需要、能力、勞動資料和勞動方式趨於多樣化。社會地控制自然力，從而節約地利用自然力，用人力興建大規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馴服自然力，——這種必要性在產業史上起着最有決定性的作用。如埃及[12]、倫巴第、荷蘭等地的治水工程就是例子。或者如印度、波斯等地，在那裡人們利用人工渠道進行灌溉，不僅使土地獲得必不可少的水，而且使礦物質肥料同淤泥一起從山上流下來。興修水利是阿拉伯人統治下的西班牙和西西里島產業繁榮的秘密。

　　良好的自然條件始終只提供剩餘勞動的可能性，從而只提供剩餘價值或剩餘產品的可能性，而決不能提供它的現實性。勞動的不同的自然條件使同一勞動量在不同的國家可以滿足不同的需要量[14]，因而在其他條件相似的情況下，使得必要勞動時間各不相同。這些自然條件只作為自然界限對剩餘勞動發生影響，就是說，它們只確定開始為別人勞動的起點。產業越進步，這一自然界限就越退縮。在西歐社會中，工人只有靠剩餘勞動才能買到為維持自己生存而勞動的許可，因此容易產生一種錯覺，似乎提供剩餘產品是人類勞動的一種天生的性質。[15]但是，我們可以舉出亞洲群島的東部一些島嶼上的居民的例子。

　　那裡的森林中長着野生的西米樹。

　　“居民在西米樹上鑽個孔，確定樹髓已經成熟時，就把樹放到，分成幾段，取出樹髓，再摻水和過濾，就得到完全可以食用的西米粉。從一棵西米樹上通常可以採得西米粉磅，有時可採得500磅—600磅。那裡的居民到森林去採伐麵包，就像我們到森林去砍柴一樣。”

　　假定東亞的一個這樣的麵包採伐者為了滿足自己的全部需要，每周需要勞動12小時。

　　自然的恩惠直接給予他的，是許多邢臼奔洹Ｒ�他邦亸T┫邢臼奔漵糜諼�准s荷�产，需要一媳I械睦�收u跫�；要他邦亸T┦奔漵糜諼�冰囁脆]率Ｓ嗬投�，需要外部的强制。染J�膿屼嶔溨了讜r局饕逕�产，这庚Z鮮檔娜宋�撂K加幸桓齬ぷ魅盞牟�屏P�覛埖a恐芫偷美投�天。讋驂漠�骰菟得韃渙耍�为什么他现哉喛周要劳��6天，或者為什麼他要提供5天的剩餘勞動。它只是說明，為什麼他的必要勞動時間限於每周一天。但是，他的剩餘產品無論如何不是來自人類勞動的某種天生的神秘性質。

　　同歷史地發展起來的社會勞動生產力一樣，受自然制約的勞動生產力也表現為合併勞動的資本的生產力。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6—589頁。

　　不同的共同體在各自的自然環境中，找到不同的生產資料和不同的生活資料。因此，它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產品，也就各不相同。這種自然的差別，在共同體互相接觸時引起了產品的互相交換，從而使這些產品逐漸轉化為商品。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07頁。

　　事實上，每一種特殊的、歷史的生產方式都有其特殊的、歷史地發生作用的人口規律。抽象的人口規律只存在於歷史上還沒有受過人干涉的動植物界。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28頁。

　　在古代國家，在希臘和羅馬，採取周期性地建立殖民地形式的強迫移民是社會制度的一個固定的環節。這兩個國家的整個制度都是建立在人口的一定限度上的，超過這個限度，古代文明就有毀滅的危險。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這些國家完全不知道在物質生產方面運用科學。為了保存自己的文明，它們就只能有為數不多的公民，否則，它們就得遭受那種把自由民變為奴隸的沉重體力勞動的折磨。由於生產力不夠發展，公民權要由一種不可違反的一定的數量對比關係來決定。那時，唯一的出路就是強迫移民。

　　也就是這種過剩人口對生產力的壓力，迫使野蠻人從亞洲高原侵入古代世界各國。在這裡，仍舊是同一個原因在起作用，雖然它的表現形式不同。為了繼續作野蠻人，它們就只能有為數不多的人口。這是一些從事游牧、狩獵和戰爭的部落，它們的生產方式使部落的每一個成員都需要有大片的土地，到現在，北美的印第安部落的情況也還是這樣。這些部落的人口的增長，使它們彼此削減生產所必需的地盤。因此，過剩的人口就不得不進行那種為古代和現代歐洲各民族的形成奠定基礎的、充滿危險的大遷徙。

　　現代的強迫移民，情況則完全不同。現在，人口的過剩完全不是由於生產力的不足而造成的；相反，正是生產力的增長要求減少人口，藉助於飢餓或移民來消除過剩的人口。

　　現在，不是人口壓迫生產力，而是生產力壓迫人口。

　　馬克思:《強迫移民。——科蘇特和馬志尼。——流亡者問題。英國選舉中的賄賂行為。——科布頓先生》( 1853年3月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10月第1版，第618—619頁。

　　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組成部分

　　科學這種既是觀念的財富同時又是實際的財富的發展，只不過是人的生產力的發展即財富的發展所表現的一個方面，一種形式。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0頁。

　　同價值轉化為資本時的情形一樣，在資本的進一步發展中，我們看到:一方面，資本是以生產力的一定的現有的歷史發展為前提的——在這些生產力中也包括科學——；另一方面，資本又推動和促進生產力向前的發展。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後半部分(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版，第94頁。

　　自然界沒有造出任何機器，沒有造出機車、鐵路、電報、自動走錠精紡機等等。它們是人的產業勞動的產物，是轉化為人的意志駕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說在自然界實現的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質。它們是人的手創造出來的人腦的器官；是對象化的知識力量。

　　固定資本的發展表明，一般社會知識，已經在多麼大的程度上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從而社會生活過程的條件本身在多麼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並按照這種智力得到改造。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後半部分(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版，第102頁。

　　在固定資本中，勞動的社會生產力表現為資本固有的屬性；它既包括科學的力量，又包括生產過程中社會力量的結合，最後還包括從直接勞動轉移到機器即死的生產力上的技巧。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後半部分(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版，第111頁。

　　人類支配的生產力是無法估量的。資本、勞動和科學的應用，可以使土地的生產能力無限地提高。……資本日益增加，勞動力在隨着人口的增長而增長，科學又日益使自然力受人類支配。這種無法估量的生產能力，一旦被自覺地運用並為大眾造福，人類肩負的勞動就會很快地減少到最低限度。

　　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大約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年1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第463—464頁。

　　勞動生產力是隨着科學和技術的不斷進步而不斷發展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98頁。

　　生產過程成了科學的應用，而科學反過來成了生產過程的因素即所謂職能。每一項發現都成了新的發明或生產方法的新的改進的基礎。只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學［XX－1262］為直接的生產過程服務，同時，生產的發展反過來又為從理論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學獲得的使命是:成為生產財富的手段，成為致富的手段。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61—1863年手稿)〉摘選》(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12月第1版，第356—357頁。

　　產業的向前發展所造成的不變資本的這種節約，具有這樣的特徵:在這裡，一個產業部門利潤率的提高，要歸功於另一個產業部門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在這裡，資本家得到的好處，又是社會勞動的產物，雖然並不是他自己直接剝削的工人的產物。生產力的這種發展，最終總是歸結為發揮作用的勞動的社會性質，歸結為社會內部的分工，歸結為腦力勞動特別是自然科學的發展。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6頁。

　　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02頁。

　　動物遺骸的結構對於認識已經絕種的動物的機體有重要的意義，勞動資料的遺骸對於判斷已經消亡的經濟的社會形態也有同樣重要的意義。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於生產什麼，而在於怎樣生產，用什麼勞動資料生產。[17]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而且是勞動藉以進行的社會關係的指示器。在勞動資料本身中，機械性的勞動資料其總和可稱為生產的骨骼系統和肌肉系統)遠比只是充當勞動對象的容器的勞動資料(如管、桶、籃、罐等，其總和一般可稱為生產的脈管系統)更能顯示一個社會生產時代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特徵。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0頁。

　　蒸汽機和新的工具機把工場手工業變成了現代的大工業，從而使資產階級社會的整個基礎發生了革命。工場手工業時代的遲緩的發展進程轉變成了生產中的狂飆時期。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277頁。

　　菲勒克就電工技術革命掀起了一陣喧囂，卻絲毫不理解這件事的意義，這種喧囂只不過是為他出版的小冊子做廣告。但是這件事實際上是一次巨大的革命，蒸汽機教我們把熱變成機械運動，而電的利用將為我們開闢一條道路，使一切形式的能——熱、機械運動、電、磁、光——互相轉化，並在工業中加以利用。循環完成了。德普勒的最新發現在於，能夠把高壓電流在能量損失較小的情況下，通過普通電報線輸送到迄今連做夢也想不到的遠處，並在那一端加以利用——這件事還只是處於萌芽狀態——，這一發現使工業徹底擺脫幾乎所有的地方條件的限制，並且使極遙遠的水力的利用成為可能，如果說在最初它只是對城市有利，那麼到最後它必將成為消除城鄉對立的最強有力的槓桿。但是非常明顯的是，生產力將因此得到大發展，以至于越來越不再需要資產階級的管理了。

　　恩格斯:《恩格斯致愛德華·伯恩施坦》

　　年2月27日—3月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99—500頁。

　　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槓桿。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61—1863年手稿)〉摘選》(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12月第1版，第338頁。

　　各門科學在18世紀已經具有自己的科學形式，因此它們終於一方面和哲學，另一方面和實踐結合起來了。科學以哲學為出發點的結果就是唯物主義(牛頓的學說和洛克的學說同樣是唯物主義的前提)、啟蒙運動和法國的政治革命。科學以實踐為出發點的結果就是英國的社會革命。

　　恩格斯:《英國狀況:十八世紀》(大約1844年1月初—2月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第536—537頁。

　　分工，水力特別是蒸汽力的利用，機器裝置的應用，這就是從上世紀中葉起工業用來搖撼世界基礎的三個偉大的槓桿。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06頁。

　　自然科學卻通過工業日益在實踐上進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並為人的解放做準備，儘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發展。工業是自然界對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學對人的現實的歷史關係。因此，如果把工業看成人的本質力量的公開的展示，那麼自然界的人的本質，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質，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學將拋棄它的抽象物質的方向，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拋棄唯心主義的方向，從而成為人的科學的基礎，正像它現在已經——儘管以異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礎一樣；說生活還有別的什麼基礎，科學還有別的什麼基礎——這根本就是謊言。在人類歷史中即在人類社會的形成過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現實的自然界；因此，通過工業——儘管以異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學的自然界。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93頁。

　　蒸汽、電力和自動走錠紡紗機甚至是比巴爾貝斯、拉斯拜爾和布朗基諸位公民更危險萬分的革命家。

　　馬克思:《在〈人民報〉創刊紀年會上的演說》( 1856年4月1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9頁。

　　在馬克思看來，科學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門理論科學中的每一個新發現——它的實際應用也許還根本無法預見——都使馬克思感到衷心喜悅，而當他看到那種對工業、對一般歷史發展立即產生革命性影響的發現的時候，他的喜悅就非同尋常了。例如，他曾經密切注視電學方面各種發現的進展情況，不久以前，他還密切注視馬賽爾·德普勒的發現。

　　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 1883年3月18日前後)，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02頁。

　　如果什麼地方有了新的科學成就，不管能否實際應用[18]，馬克思比誰都感到莫大的喜悅，但是，他把科學首先看成是一個偉大的歷史槓桿，看成是按最明顯的字面意義而言的革命力量。而且他正是在此意義上，並為此目的，運用他所掌握的淵博的知識，特別是有關歷史的一切領域的知識。

　　恩格斯:《馬克思墓前講話草稿》( 1883年3月14—1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第2版，第592頁。

　　費爾巴哈特別談到自然科學的直觀，提到一些只有物理學家和化學家的眼睛才能識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沒有工業和商業，哪裡會有自然科學呢?甚至這個“純粹的”自然科學也只是由於商業和工業，由於人們的感性活動才達到自己的目的和獲得自己的材料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9頁。

　　必須研究自然科學各個部門的循序發展。首先是天文學——游牧民族和農業民族為了定季節，就已經絕對需要它。天文學只有藉助於數學才能發展。因此數學也開始發展。——後來，在農業的某一階段上和在某些地區(埃及的提水灌溉)，特別是隨着城市和大型建築物的出現以及手工業的發展，有了力學。不久，力學又成為航海和戰爭的需要。——力學也需要數學的幫助，因而它又推動了數學的發展。可見，科學的產生和發展一開始就是由生產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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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在中世紀的黑夜之後，科學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興起，並且以神奇的速度發展起來，那麼，我們要再次把這個奇蹟歸功於生產。第一，從十字軍征討以來，工業有了巨大的發展，並隨之出現許多新的事實，有力學上的(紡織、鐘錶製造、磨坊)、化學上的(染色、冶金、釀酒)，也有物理學上的(眼鏡)，這些事實不但提供了大量可供觀察的材料，而且自身也提供了和以往完全不同的實驗手段，並使新的工具的設計成為可能。[19]可以說，真正系統的實驗科學這時才成為可能。第二，這時整個西歐和中歐，包括波蘭在內，已在相互聯繫中發展起來，雖然意大利由於自己的從古代流傳下來的文明，還繼續居於首位。第三，地理上的發現——純粹是為了營利，因而歸根到底是為了生產而完成的——又在氣象學、動物學、植物學、生理學(人體)方面，展示了無數在此以前還見不到的材料。第四，印刷機出現了。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27—428頁。

　　技術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科學狀況，那麼，科學則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依賴於技術的狀況和需要。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則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整個流體靜力學(托里拆利等)是由於16世紀和17世紀意大利治理山區河流的需要而產生的。關於電，只是在發現它在技術上的實用價值以後，我們才知道了一些理性的東西。

　　可惜在德國，人們撰寫科學史時習慣於把科學看做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恩格斯:《恩格斯致瓦爾特·博爾吉烏斯》( 1894年1月2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68頁。

　　生產力的發展是推動社會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共同體以主體與其生產條件有着一定的客觀統一為前提的，或者說，主體的一定的存在以作為生產條件的共同體本身為前提的所有一切形式(它們或多或少是自然形成的，但同時也都是歷史過程的結果)，必然地只和有限的而且是原則上有限的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使這些形式解體，而它們的解體本身又是人類生產力的發展。人們先是在一定的基礎上——起先是自然形成的基礎，然後是歷史的前提——從事勞動的。可是到後來，這個基礎或前提本身就被揚棄，或者說成為對於不斷前進的人群的發展來說過於狹隘的、正在消滅的前提。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48頁。

　　重農學派的正確之點在於，剩餘價值的全部生產，從而資本的全部發展，醋勻換�础来藫��蕦�噬隙際牆�立哉敥业劳动生产埋債础上的。染J�人哉浕庚rぷ魅漳冢�不娜O�产出弊尶个劳动者再生产纂E硭�需导{�烩^柿細�多导{�烩^柿希�灾k釹琳�的意肄熇w擔�也就是生产除l�多祬醛产屏P�染J�他全部劳动力每缺K暮姆閻還輝偕�产他满足个日b枰�所不可缺少导{�烩^柿希�乃N透�本谈不甚rＳ嗖�屏P�也谈不甚rＳ嗉壑怠３�过劳动者个日b枰�祬醛业劳动生产率，蕛S�部删l岬幕�础，并且首先视H時局饕逕�产的基础。讜r局饕逕�产，使删l嶂幸桓鱸嚼叢皆齟蟮牟糠鄭�脱烂劚接生烩^柿系納�产，并窍侎斯图崖N廝�藱n哪茄�，转化为纂s扇聳鄭�暑欫脧娚以栽r鸕牟棵湃穩稅�霄��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888頁。

　　社會上的一部分人用在農業上的全部勞動——必要勞動和剩餘勞動——必須足以為整個社會，從而也為非農業勞動者生產必要的食物；也就是使從事農業的人和從事工業的人有實行這種巨大分工的可能，並且也使生產食物的農民和生產原料的農民有實行分工的可能。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716頁。

　　如果撇開對外貿易(重農學派為了抽象地考察資產階級社會，完全正確地這樣做了，而且應當這樣做)，那末很明顯，從事加工工業等而完全脫離農業的工人(斯圖亞特稱之為“自由人手”)的數目，取決於農業勞動者所生產的超過自己消費的農產品的數量。

　　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冊，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22頁。

　　或多或少促進生產的條件，如像亞當·斯密所說的前進的和停滯的社會狀態。要把這些在亞當·斯密那裡作為提示而具有價值的東西提到科學意義上，就得研究在各個民族的發展過程中各個時期的生產率程度——這種研究超出本題的範圍，而這種研究同本題有關的方面，應在敘述競爭、積累等等時來談。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0頁。

　　勞動產品超出維持勞動的費用而形成的剩餘，以及社會的生產基金和後備基金靠這種剩餘而形成和積累，過去和現在都是一切社會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發展的基礎。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202頁。

　　如果設想，原有土地面積上的生產率能夠通過發展生產力等(在舊的傳統的耕作方式之下，這種發展恰好是最緩慢的)而提高，那麼，這就意味着會有新的勞動方式，新的勞動結合，每天會有很大一部分時間用在農業上，等等，而這又會破壞共同體的舊有的經濟條件。在再生產的行為本身中，不但客觀條件改變着，例如鄉村變為城市，荒野變為開墾地，等等，而且生產者也改變着，他煉出新的品質，通過生產而發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觀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語言。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45頁。

　　如果我們從整體上來考察資產階級社會，那麼社會本身，即處於社會關係中的人本身，總是表現為社會生產過程的最終結果。具有固定形式的一切東西，例如產品等，在這個運動中只是作為要素，作為轉瞬即逝的要素出現。直接的生產過程本身在這裡只是作為要素出現。生產過程的條件和對象化本身也同樣是它的要素，而作為它的主體出現的只是個人，不過是處於相互關係中的個人，他們既再生產這種相互關係，又新生產這種相互關係。這是他們本身不停頓的運動過程，他們在這個過程中更新他們所創造的財富世界，同樣地也更新他們自身。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04頁。

　　各代所遇到的這些生活條件還決定着這樣的情況:歷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動盪是否強大到足以摧毀現存一切的基礎；如果還沒有具備這些實行全面變革的物質因素，就是說，一方面還沒有一定的生產力，另一方面還沒有形成不僅反抗舊社會的個別條件，而且反抗舊的“生活生產”本身、反抗舊社會所依據的“總和活動”的革命群眾，那麼，正如共產主義的歷史所證明的，儘管這種變革的觀念已經表述過千百次，但這對於實際發展沒有任何意義。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5頁。

　　生產力的發展、腦體分工的消除和共產主義的必然性只要人們還處在自然形成的社會中，就是說，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間還有分裂，也就是說，只要分工還不是出於自願，而是自然形成的，那麼人本身的活動對人來說就成為一種異己的、同他對立的力量，這種力量壓迫着人，而不是人駕馭着這種力量。原來，當分工一出現之後，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動範圍，這個範圍是強加於他的，他不能超出這個範圍:他是一個獵人、漁夫或牧人，或者是一個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資料，他就始終應該是這樣的人。而在共產主義社會裡，任何人都沒有特殊的活動範圍，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着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幹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這樣就不會使我老是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社會活動的這種固定化，我們本身的產物聚合為一種統治我們、不受我們控制、使我們的願望不能實現並使我們的打算落空的物質力量，這是迄今為止歷史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7頁。

　　由於分工，藝術天才完全集中在個別人身上，因而廣大群眾的藝術天才受到壓抑。即使在一定的社會關係裡每一個人都能成為出色的畫家，但是這決不排斥每一個人也成為獨創的畫家的可能性，因此，“人的”和“唯一者的”勞動的區別在這裡也毫無意義了。

　　在共產主義的社會組織中，完全由分工造成的藝術家屈從於地方局限性和民族局限性的現象無論如何會消失掉，個人局限於某一藝術領域，僅僅當一個畫家、凋刻家等等，因而只用他的活動的一種稱呼就足以表明他的職業發展的局限性和他對分工的依賴這一現象，也會消失掉。在共產主義社會裡，沒有單純的畫家，只有把繪畫作為自己多種活動中的一項活動的人們。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460頁。

　　社會為生產小麥、牲畜等所需要的時間越少，它所贏得的從事其他生產，物質的或精神的生產的時間就越多。正像在單個人的場合一樣，社會發展、社會享用和社會活動的全面性，都取決於時間的節省。一切節約歸根到底都歸結為時間的節約。正像單個人必須正確地分配自己的時間，才能以適當的比例獲得知識或滿足對他的活動所提出的各種要求一樣，社會必須合乎目的地分配自己的時間，才能實現符合社會全部需要的生產。因此，時間的節約，以及勞動時間在不同的生產部門之間有計劃的分配，在共同生產的基礎上仍然是首要的經濟規律。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為規律。然而，這同用勞動時間計量交換價值(勞動或勞動產品)有本質［Ⅰ－28］區別。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7頁。

　　在必要勞動時間之外，為整個社會和社會的每個成員創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即為個人生產力的充分發展，因而也為社會生產力的充分發展創造廣闊餘地)，這樣創造的非勞動時間，從資本的立場來看，和過去的一切階段一樣，表現為少數人的非勞動時間，自由時間。資本還添加了這樣一點:它採用技藝和科學的一切手段，來增加群眾的剩餘勞動時間，因為它的財富直接在於占有剩餘勞動時間，因為它的直接目的是價值，而不是使用價值。

　　於是，資本就違背自己的意志，成了為社會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創造條件的工具，使整個社會的勞動時間縮減到不斷下降的最低限度，從而為全體［社會成員］本身的發展騰出時間。但是，資本的趨勢始終是:一方面創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另一方面是把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變為剩餘勞動。如果它在第一個方面太成功了，那末，它就要吃到生產過剩的苦頭，這時必要勞動就會中斷，因為資本無法實現剩餘勞動。

　　這個矛盾越發展，下述情況就越明顯:生產力的增長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餘勞動所束縛了，工人群眾自己應當占有自己的剩餘勞動。當他們已經這樣做的時候，——這樣一來，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就不再是對立的存在物了——，那時，一方面，社會的個人的需要將成為必要勞動時間的尺度；另一方面，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將如此迅速，以致儘管生產將以所有的人富裕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還是會增加。因為真正的財富就是所有個人的發達的生產力。那時，財富的尺度［Ⅶ－4］決不再是勞動時間，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9—200頁。

　　真正的經濟——節約——是勞動時間的節約(生產費用的最低限度——和降到最低限度)。而這種節約就等於發展生產力。可見，決不是禁慾，而是發展生產力，發展生產的能力，因而既是發展消費的能力，又是發展消費的資料。消費的能力是消費的條件，因而是消費的首要手段，而這種能力是一種個人才能的發展，生產力的發展。

　　節約勞動時間等於增加自由時間，即增加使個人得到充分發展的時間，而個人的充分發展又作為最大的生產力反作用於勞動生產力。從直接生產過程的角度來看，節約勞動時間可以看做生產固定資本，這種固定資本就是人本身。

　　此外，直接的勞動時間本身不可能像從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觀點出發所看到的那樣永遠同自由時間處於抽象對立中，這是不言而喻的。勞動不可能像傅立葉所希望的那樣成為遊戲，——不過，他能宣布最終目的不是把分配，而是把生產方式本身提到更高的形式，這依然是他的一大功績。自由時間——不論是閒暇時間還是從事較高級活動的時間——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變為另一主體，於是他作為這另一主體又加入直接生產過程。對於正在成長的人來說，這個直接生產過程同時就是訓練，而對於頭腦里具有積累起來的社會知識的成年人來說，這個過程就是［知識的］運用，實驗科學，有物質創造力的和對象化中的科學。對於這兩種人來說，只要勞動像在農業中那樣要求實際動手和自由活動，這個過程同時就是身體鍛煉。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03—204頁。

　　更確切的表述是:剩餘勞動時間是勞動群眾超出再生產他們自己的勞動能力、他們本身的存在所需要的量即超出必要勞動而勞動的時間，這一表現為剩餘價值的剩餘勞動時間，同時物化為剩餘產品，並且這種剩餘產品是除勞動階級外的一切階級存在的物質基礎，是社會整個上層建築存在的物質基礎。同時，剩餘產品把時間游離出來，給不勞動階級提供了發展其他能力的自由支配的時間。因此，在一方產生剩餘勞動時間，同時在另一方產生自由時間。整個人類的發展，就其超出人的自然存在所直接需要的發展來說，無非是對這種自由時間的運用，並且整個人類發展的前提就是把這種自由時間作為必要的基礎。可見，社會的自由時間的產生是靠非自由時間的產生，是靠工人超出維持他們本身的生存所需要的勞動時間而延長的勞動時間的產生。同一方的自由時間相應的是另一方的被奴役的時間。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61—1863年手稿)》( 1861年8月—1863 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2版，第215頁。

　　社會的現實財富和社會再生產過程不斷擴大的可能性，並不是取決於剩餘勞動時間的長短，而是取決於剩餘勞動的生產率和進行這種剩餘勞動的生產條件的優劣程度。事實上，自由王國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在於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像野蠻人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為了維持和再生產自己的生命，必須與自然搏鬥一樣，文明人也必須這樣做；而且在一切社會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產方式中，他都必須這樣做。這個自然必然性的王國會隨着人的發展而擴大，因為需要會擴大；但是，滿足這種需要的生產力同時也會擴大。這個領域內的自由只能是: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但是，這個領域始終是一個必然王國。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揮，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但是，這個自由王國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才能繁榮起來。工作日的縮短是根本條件。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28—929頁。

　　個人力量(關係)由於分工而轉化為物的力量這一現象，不能靠人們從頭腦里拋開關於這一現象的一般觀念的辦法來消滅，而只能靠個人重新駕馭這些物的力量，靠消滅分工的辦法來消滅[20]。沒有共同體，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在過去的種種冒充的共同體中，如在國家等等中，個人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治階級範圍內發展的個人來說是存在的，他們之所以有個人自由，只是因為他們是這一階級的個人。從前各個人聯合而成的虛假的共同體，總是相對於各個人而獨立的；由於這種共同體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的聯合，因此對於被統治的階級來說，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共同體，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體的條件下，各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並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己的自由。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0—571頁。

　　過去的在分工條件中進行的一切革命，都不能不導致新的政治機構的產生；從那裡也可以得出結論說，消滅分工的共產主義革命，最終會消除政治機構；最後，從這裡也可以看出，共產主義革命並不是和“社會天才的發明才幹所創造的那些社會結構”相適應，而是和生產力相適應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442頁。

　　隨着大工業的發展，現實財富的創造較少地取決於勞動時間和已耗費的勞動量，較多地取決於在勞動時間內所運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這種作用物自身——它們的巨大效率——又和生產它們所花費的直接勞動時間不成比例，而是取決於科學的一般水平和技術進步。或者說取決於這種科學在生產上的應用。(這種科學，特別是自然科學以及和它有關的其他一切科學的發展，本身又和物質生產的發展相適應。)…………勞動表現為不再像以前那樣被包括在生產過程中，相反的，表現為人以生產過程的監督者和調節者的身份同生產過程本身發生關係。(關於機器體系所說的這些情況，同樣適用於人們活動的結合和人類交往的發展。)這裡已經不再是工人把改變了形態的自然物作為中間環節放在自己和對象之間，而是工人把［VII—3］由他改變為工業過程的自然過程作為中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無機自然界之間。工人不再是生產過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產過程的旁邊。

　　在這個轉變中，表現為生產和財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勞動，也不是人從事勞動的時間，而是對人本身的一般生產力的占有，是人對自然界的了解和通過人作為社會體的存在來對自然界的統治，總之，是社會個人的發展。現今財富的基礎是盜竊他人的勞動時間，這同新發展起來的由大工業本身創造的基礎相比，顯得太可憐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勞動不再是財富的巨大源泉，勞動時間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財富的尺度，因而交換價值也不再是使用價值的尺度。群眾的剩餘勞動不再是一般財富發展的條件，同樣，少數人的非勞動不再是人類頭腦的一般能力發展的條件。於是，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生產便會崩潰，直接的物質生產過程本身也擺脫了貧困和對抗性的形式。

　　個性得到自由發展，因此，並不是為了獲得剩餘勞動而縮減必要勞動時間，而是直接把社會必要勞動縮減到最低限度，那時，與此相適應，由於給所有的人騰出了時間和創造了手段，個人會在藝術、科學等方面得到發展。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後半部分(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版，第100—101頁。

　　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在迫使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後；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後；在隨着個人的全面發展，他們的[21]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後，——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大約1875年4月底—5月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435—436頁。

　　二)生產關係

　　生產資料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之間的關係是基本的生產關係在任何情況下，個人總是“從自己出發的”，但由於從他們彼此不需要發生任何聯繫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不是唯一的，由於他們的需要即他們的本性，以及他們求得滿足的方式，把他們聯繫起來(兩性關係、交換、分工)，所以他們必然要發生相互關係。但由於他們相互間不是作為純粹的我，而是作為處在生產力和需要的一定發展階段上的個人而發生交往的，同時由於這種交往又決定着生產和需要，所以正是個人相互間的這種私人的個人的關係、他們作為個人的相互關係，創立了——並且每天都在重新創立着——現存的關係。他們是以他們曾是的樣子而互相交往的，他們是如他們曾是的樣子而“從自己”出發的，至於他們曾有什麼樣子的“人生觀”，則是無所謂的。這種“人生觀”——即使是被哲學家所曲解的——當然總是由他們的現實生活決定的。顯然，由此可以得出結論:一個人的發展取決於和他直接或間接進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發展；彼此發生關係的個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聯繫的，後代的肉體的存在是由他們的前代決定的，後代繼承着前代積累起來的生產力和交往形式，這就決定了他們這一代的相互關係。總之，我們可以看到，發展不斷地進行着，單個人的歷史決不能脫離他以前的或同時代的個人的歷史，而是由這種歷史決定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14—515頁。

　　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關係下，他才成為奴隸。紡紗機是紡棉花的機器。只有在一定的關係下，它才成為資本。脫離了這種關係，它也就不是資本了，就像黃金本身並不是貨幣，砂糖並不是砂糖的價格一樣。

　　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僅影響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響。[22]他們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才能進行生產。為了進行生產，人們相互之間便發生一定的聯繫和關係；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繫和社會關係的範圍內，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影響，[23]才會有生產。

　　生產者相互發生的這些社會關係，他們藉以互相交換其活動和參與全部生產活動的條件，當然依照生產資料的性質而有所不同。隨着新作戰工具即射擊火器的發明，軍隊的整個內部組織就必然改變了，各個人藉以組成軍隊並能作為軍隊行動的那些關係就改變了，各個軍隊相互間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

　　因此，各個人藉以進行生產的社會關係，即社會生產關係，是隨着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生產關係總合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係，構成所謂社會，並且是構成一個處於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徵的社會。古典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都是這樣的生產關係的總和，而其中每一個生產關係的總和同時又標誌着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一個特殊階段。

　　馬克思:《僱傭勞動和資本》( 1847年12月下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723—724頁。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1859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91頁。

　　任何時候，我們總是要在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係——這種關係的任何當時的形式必然總是同勞動方式和勞動社會生產力的一定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當中，為整個社會結構，從而也為主權關係和依附關係的政治形式，總之，為任何當時的獨特的國家形式，發現最隱蔽的秘密，發現隱藏着的基礎。不過，這並不妨礙相同的經濟基礎——按主要條件來說相同——可以由於無數不同的經驗的情況，自然條件，種族關係，各種從外部發生作用的歷史影響，等等，而在現象上顯示出無窮無盡的變異和色彩差異，這些變異和差異只有通過對這些經驗上已存在的情況進行分析才可以理解。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894—895頁。

　　我們視之為社會歷史的決定性基礎的經濟關係，是指一定社會的人們生產生活資料和彼此交換產品(在有分工的條件下)的方式。因此，這裡包括生產和運輸的全部技術。這種技術，照我們的觀點看來，也決定着產品的交換方式以及分配方式，從而在氏族社會解體後也決定着階級的劃分，決定着統治關係和奴役關係，決定着國家、政治、法等等。此外，在經濟關係中還包括這些關係賴以發展的地理基礎和事實上由過去沿襲下來的先前各經濟發展階段的殘餘(這些殘餘往往只是由於傳統或惰性才繼續保存着)，當然還包括圍繞着這一社會形式的外部環境。

　　恩格斯:《恩格斯致瓦爾特·博爾吉烏斯》( 1894年1月2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67頁。

　　生產對分配、交換和消費的決定作用

　　我們得到的結論並不是說，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是同一的東西，而是說，它們構成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一個統一體內部的差別。生產既支配着與其他要素相對而言的生產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過程總是從生產重新開始。交換和消費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東西，這是不言而喻的。分配，作為產品的分配，也是這樣。而作為生產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產的一個要素。因此，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消費、分配、交換和這些不同要素相互間的一定關係。當然，生產就其單方面形式來說也決定於其他要素。例如，當市場擴大，即交換範圍擴大時，生產的規模也就增大，生產也就分得更細。隨着分配的變動，例如，隨着資本的積聚，隨着城鄉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產也就發生變動。最後，消費的需要決定着生產。不同要素之間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個有機整體都是這樣。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3頁。

　　我較為詳細地一方面談到“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另一方面談到“平等的權利”和“公平的分配”，是為了指出這些人犯了多麼大的罪，他們一方面企圖把那些在某個時期曾經有一定意義，而現在已變成陳詞濫調的見解作為教條重新強加於我們黨；另一方面又用民主主義者和法國社會主義者所慣用的、憑空想象的關於權利等的廢話，來歪曲那些花費了很大力量才灌輸給黨而現在已在黨內扎了根的現實主義觀點。

　　除了上述一切之外，在所謂分配問題上大做文章並把重點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錯誤的。

　　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例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是:生產的物質條件以資本和地產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手中，而人民大眾所有的只是生產的人身條件，即勞動力。

　　既然生產的要素是這樣分配的，那麼自然就產生現在這樣的消費資料的分配。如果生產的物質條件是勞動者自己的集體財產，那麼同樣要產生一種和現在不同的消費資料的分配。

　　庸俗的社會主義者彷效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部分民主派又彷效庸俗社會主義)把分配看成並解釋成一種不依賴於生產方式的東西，從而把社會主義描寫為主要是圍繞着分配兜圈子。既然真實的關係早已弄清楚了，為什麼又要開倒車呢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大約1875年4月底—5月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436頁。

　　如果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生產條件的這種一定的社會形式為前提，那麼，它會不斷地把這種形式再生產出來。它不僅生產出物質的產品，而且不斷地再生產出產品在其中生產出來的那種生產關係，因而也不斷地再生產出相應的分配關係。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95頁。

　　工資以僱傭勞動為前提，利潤以資本為前提。因此，這些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產條件的一定的社會性質和生產當事人之間的一定的社會關係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關係只是歷史地規定的生產關係的表現。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98頁。

　　只有在最後階段上，當產品直接為了消費而交換的時候，交換才表現為獨立於生產之旁，與生產漠不相干。但是，( 1)如果沒有分工，不論這種分工是自然發生的或者本身已經是歷史的結果，也就沒有交換； ( 2)私人交換以私人生產為前提； ( 3)交換的深度、廣度和方式都是由生產的發展和結構決定的。例如，城鄉之間的交換，鄉村中的交換，城市中的交換，等等。可見，交換就其一切要素來說，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產之中，或者是由生產決定。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3頁。

　　凡是存在着社會規模的分工的地方，局部勞動過程也都成為相互獨立的。生產歸根到底是決定性的東西。但是，產品貿易一旦離開本來的生產而獨立起來，它就循着本身的運動方向運行，這一運動總的說來是受生產運動支配的，但是在單個的情況下和在這個總的隸屬關係以內，它畢竟還是循着這個新因素的本性所固有的規律運行的，這個運動有自己的階段，並且也對生產運動起反作用。美洲的發現是先前就已經驅使葡萄牙人到非洲去的那種黃金欲所促成的(參看澤特貝爾《貴金屬的生產》)，因為14世紀和15世紀蓬勃發展的歐洲工業以及與之相適應的貿易，要求有更多的交換手段，這是德國——1450—1550年的白銀大國——所提供不出來的。葡萄牙人、荷蘭人和英國人在1500—1800年間侵占印度，目的是要從印度輸入，誰也沒有想到要向那裡輸出。但是這些純粹由貿易利益促成的發現和侵略，終歸還是對工業起了極大的反作用:只是由於有向這些國家輸出的需要，才創立和發展了大工業。

　　貨幣市場也是如此。貨幣貿易同商品貿易一分離，它就有了——在生產和商品貿易所決定的一定條件下並在這一範圍內——它自己的發展，它自己的本性所決定的特殊規律和獨特階段。此外，貨幣貿易在這種進一步的發展中擴大到證券貿易，這些證券不僅是國家證券，而且也包括工業和運輸業的股票，因而總的說來支配着貨幣貿易的生產，有一部分就為貨幣貿易所直接支配，這樣貨幣貿易對於生產的反作用就變得更為厲害而複雜了。金融家是鐵路、礦山、鋼鐵廠等的所有者。這些生產資料獲得了雙重的性質:它們的經營時而應當適合於直接生產的利益，時而應當適合於股東(就他們同時是金融家而言)的需要。

　　關於這一點，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北美的鐵路。這些鐵路的經營完全取決於傑·古爾德、萬德比爾特這樣一些人當前的交易所業務——這種業務同某條特定的鐵路及其作為交通工具來經營的利益是完全不相干的。甚至在英國這裡我們也看到過各個鐵路公司為了劃分地盤而進行的長達數十年之久的鬥爭，這種鬥爭耗費了巨額資金，它並不是為了生產和運輸的利益，而完全是由於競爭造成的，這種競爭往往只有一個目的，即讓握有股票的金融家便於經營交易所業務。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0年10月2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5—596頁。

　　消費創造出新的生產的需要，也就是創造出生產的觀念上的內在動機，後者是生產的前提。消費創造出生產的動力；它也創造出在生產中作為決定目的的東西而發生作用的對象。如果說，生產在外部提供消費的對象是顯而易見的，那麼，［M—8］同樣顯而易見的是，消費在觀念上提出生產的對象，把它作為內心的圖像、作為需要、作為動力和目的提出來。消費創造出還是在主觀形式上的生產對象。沒有需要，就沒有生產。而消費則把需要再生產出來。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5頁。

　　由於生產的極限並不取決於挨餓的肚子的數目，而取決於有購買力的有支付能力的錢袋的數目。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爾伯特·朗格》( 1865年3月29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26頁。

　　生產力的不同水平決定分工的不同階段；分工的不同階段決定所有制的不同形式

　　分工起初只是性行為方面的分工，後來是由於天賦(例如體力)、需要、偶然性等才自發地或“自然地”形成分工。分工只是從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分離的時候起才真正成為分工。[24]……

　　……與這種分工同時出現的還有分配，而且是勞動及其產品的不平等的分配(無論在數量上或質量上) ；因而產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最初形式在家庭中已經出現，在那裡妻子和兒女是丈夫的奴隸。家庭中這種誠然還非常原始和隱蔽的奴隸制，是最初的所有制，但就是這種所有制也完全符合現代經濟學家所下的定義，即所有制是對他人勞動力的支配。其實，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達方式，對同一件事情，一個是就活動而言，另一個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4—536頁。

　　分工的各個不同發展階段，同時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種不同形式。這就是說，分工的每一個階段還決定個人在勞動材料、勞動工具和勞動產品方面的相互關係。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1頁。

　　桑喬並不希望兩個個人以資產者和無產者的身份處於相互“對立”的地位，他反對資產者比無產者“先有”的那種“特殊的東西”；他希望他們保持一種單純私人的關係，希望他們彼此之間只作為個人進行交往。他沒有注意到:在分工的範圍內，私人關係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會發展為階級關係，並作為這樣的關係固定下來。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13頁。

　　就個人自身來考察個人，個人就是受分工支配的，分工使他變成片面的人，使他畸形發展，使他受到限制。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14頁。

　　分工，分工的階段依賴於當時生產力的發展水平。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7頁。

　　各民族之間的相互關係取決於每一個民族的生產力、分工和內部交往的發展程度。這個原理是公認的。然而不僅一個民族與其他民族的關係，而且這個民族本身的整個內部結構也取決於自己的生產以及自己內部和外部的交往的發展程度。一個民族的生產力發展的水平，最明顯地表現於該民族分工的發展程度。任何新的生產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產力單純的量的擴大(例如，開墾土地)，都會引起分工的進一步發展。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0頁。

　　勞動的組織和劃分視其所擁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手推磨所決定的分工不同於蒸汽磨所決定的分工。因此，先從一般的分工開始，以便隨後從分工得出一種特殊的生產工具——機器，這簡直是對歷史的侮辱。

　　機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樣，並不是一個經濟範疇。機器只是一種生產力。以應用機器為基礎的現代工廠才是社會生產關係，才是經濟範疇。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22頁。

　　在此以前，階級的形成的一切萌芽，還都只是與生產相聯繫的；它們把從事生產的人分成了領導者和執行者，或者分成了規模較大和較小的生產者。這裡首次出現一個階級，它根本不參與生產，但完全奪取了生產的領導權，並在經濟上使生產者服從自己；它成了每兩個生產者之間的不可缺少的中間人，並對他們雙方都進行剝削。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5頁。

　　在埃及有過勞動和分工，因此有等級；在希臘和羅馬有過勞動和分工，因此有自由民和奴隸；在中世紀有過勞動和分工，因此有封建主和農奴、行會、等級等等。在我們這個時代也有勞動和分工，因此也就有階級，其中一個階級占有全部生產工具和生活資料，另一個階級只有出賣自己的勞動才能生存，而出賣勞動也只有當購買勞動能使雇主階級發財時才有可能。

　　馬克思:《孟德斯鳩第五十六》

　　年1月20—2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年8月第1版，第221頁。

　　分工的各個不同發展階段，同時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種不同形式。這就是說，分工的每一個階段還決定個人在勞動材料、勞動工具和勞動產品方面的相互關係。

　　第一種所有制形式是部落［stamm］所有制。這種所有制與生產的不發達階段相適應，當時人們靠狩獵、捕魚、畜牧，或者最多靠耕作為生。在人們靠耕作為生的情況下，這種所有制是以有大量未開墾的土地為前提的。在這個階段，分工還很不發達，僅限於家庭中現有的自然形成的分工的進一步擴大。因此，社會結構只限於家庭的擴大:父權制的部落首領，他們管轄的部落成員，最後是奴隸。潛在於家庭中的奴隸制，是隨着人口和需求的增長，隨着戰爭和交易這種外部交往的擴大而逐漸發展起來的。

　　第二種所有制形式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這種所有制首先是由於幾個部落通過契約或征服聯合為一個城市而產生的。在這種所有制下仍然保存着奴隸制。

　　除公社所有制以外，動產私有制以及後來的不動產私有制已經發展起來，但它們是作為一種反常的、從屬於公社所有制的形式發展起來的。公民僅僅共同擁有支配自己那些做工的奴隸的權力，因此受公社所有制形式的約束。這是積極公民的一種共同私有制，他們面對着奴隸不得不保存這種自然形成的聯合方式。因此，建築在這個基礎上的整個社會結構，以及與此相聯繫的人民權力，隨着私有制，特別是不動產私有制的發展而逐漸趨向衰落。

　　分工已經比較發達。城鄉之間的對立已經產生，後來，一些代表城市利益的國家同另一些代表鄉村利益的國家之間的對立出現了。在城市內部存在着工業和海外貿易之間的對立。

　　公民和奴隸之間的階級關係已經充分發展。

　　……

　　第三種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古代的起點是城市及其狹小的領域，中世紀的起點則是鄉村。地曠人稀，居住分散，而征服者也沒有使人口大量增加，——這種情況決定了起點有這樣的變化。因此，與希臘和羅馬相反，封建制度的發展是在一個寬廣得多的、由羅馬的征服以及起初就同征服聯繫在一起的農業的普及所準備好了的地域中開始的。趨於衰落的羅馬帝國的最後幾個世紀和蠻族對它的征服本身，使得生產力遭到了極大的破壞；農業衰落了，工業由於缺乏銷路而一蹶不振，商業停滯或被迫中斷，城鄉居民減少了。這些情況以及受其制約的進行征服的組織方式，在日耳曼人的軍事制度的影響下，發展了封建所有制。這種所有制像部落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一樣，也是以一種共同體為基礎的。但是作為直接進行生產的階級而與這種共同體對立的，已經不是與古典古代的共同體相對立的奴隸，而是小農奴。隨着封建制度的充分發展，也產生了與城市對立的現象。

　　土地占有的等級結構以及與此相聯繫的武裝扈從制度使貴族掌握了支配農奴的權力。這種封建結構同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一樣，是一種聯合，其目的在於對付被統治的生產者階級；只是聯合的形式和對於直接生產者的關係有所不同，因為出現了不同的生產條件。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1—522頁。

　　所有制的最初形式，無論是在古典古代世界或中世紀，都是部落所有制，這種所有制在羅馬人那裡主要是由戰爭決定的，而在日耳曼人那裡則是由畜牧業決定的。在古典古代民族中，一個城市裡聚居着幾個部落，因此部落所有制就具有國家所有制的形式，而個人的權利則局限於簡單的占有，但是這種占有也和一般部落所有制一樣，僅僅涉及地產。無論在古代或現代民族中，真正的私有制只是隨着動產的出現才開始的。……在起源於中世紀的民族那裡，部落所有制經過了幾個不同的階段——封建地產，同業公會的動產，工場手工業資本——才發展為由大工業和普遍競爭所引起的現代資本，即變為拋棄了共同體的一切外觀並消除了國家對所有製發展的任何影響的純粹私有制。現代國家是與這種現代私有制相適應的。現代國家由於稅收而逐漸被私有者所操縱，由於國債而完全歸他們掌握；現代國家的存在既然受到交易所內國家證券行市漲落的調節，所以它完全依賴於私有者即資產者提供給它的商業信貸。因為資產階級已經是一個階級，不再是一個等級了，所以它必須在全國範圍內而不再是在一個地域內組織起來，並且必須使自己通常的利益具有一種普遍的形式。由於私有制擺脫了共同體，國家獲得了和市民社會並列並且在市民社會之外的獨立存在；實際上國家不外是資產者為了在國內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財產和利益所必然要採取的一種組織形式。目前國家的獨立性只有在這樣的國家裡才存在:在那裡，等級還沒有完全發展成為階級；在那裡，比較先進的國家中已被消滅的等級還起着某種作用，並且那裡存在某種混合體，因此在這樣的國家裡居民的任何一部分也不可能對居民的其他部分進行統治。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3—584頁。

　　在所有以自然分工為基礎的社會裡，產品支配着生產者，因而在某種程度上，生產資料至少在某些場合也支配着生產者:在中世紀，土地支配着農民，農民只是土地的附屬物；手工工具支配着行會手工業者。分工是勞動資料對工人的直接支配，雖然這並不是資本主義意義上的支配。

　　恩格斯:《恩格斯致卡爾·考茨基》( 1884年6月26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年10月第1版，第169頁。

　　消滅城鄉之間的對立，是共同體的首要條件之一，這個條件又取決於許多物質前提，而且任何人一看就知道，這個條件單靠意志是不能實現的(這些條件還須詳加探討)。城市和鄉村的分離還可以看做是資本和地產的分離，看做是資本不依賴於地產而存在和發展的開始，也就是僅僅以勞動和交換為基礎的所有制的開始。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7頁。

　　三)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作用與反作用關係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

　　生產力與交往形式的關係就是交往形式與個人的行動或活動的關係。［這種活動的基本形式當然是物質活動，一切其他的活動，如精神活動、政治活動、宗教活動等都取決於它。當然，物質生活的這樣或那樣的形式，每次都取決於已經發達的需求，而這些需求的產生，也像它們的滿足一樣，本身是一個歷史過程，這種歷史過程在羊或狗那裡是沒有的這是施蒂納頑固地提出來反對人的主要論據[25])，儘管羊或狗的目前形象無疑是歷史過程的產物——誠然，不以它們的意願為轉移。］個人相互交往的條件，在上述這種矛盾產生以前，是與他們的個性相適合的條件，對於他們來說不是什麼外部的東西；在這些條件下，生存於一定關係中的一定的個人獨立生產自己的物質生活以及與這種物質生活有關的東西，因而這些條件是個人的自主活動的條件，並且是由這種自主活動產生出來的[26]。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5頁。

　　這樣，為了正確地判斷封建的生產，必須把它當做以對抗為基礎的生產方式來考察。

　　必須指出，財富怎樣在這種對抗中間形成，生產力怎樣和階級對抗同時發展，這些階級中一個代表着社會上壞的、有害方面的階級怎樣不斷地成長，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質條件最後成熟。這難道不是說，生產方式，生產力在其中發展的那些關係，並不是永恆的規律，而是同人們及其生產力的一定發展相適應的東西，人們生產力的一切變化必然引起他們的生產關係的變化嗎?由於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實——已經獲得的生產力被剝奪，所以必須粉碎生產力在其中產生的那些傳統形式。從此以後，革命階級將成為保守階級。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13—614頁。

　　總之，地租、利潤等這些私有財產的現實存在形式是與生產的一定階段相適應的社會關係，只有當這些關係還沒有成為現有生產力的桎梏時，它們才是“個人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55頁。

　　經濟學家蒲魯東先生非常明白，人們是在一定的生產關係中製造呢絨、麻布和絲織品的。但是他不明白，這些一定的社會關係同麻布、亞麻等一樣，也是人們生產出來的。社會關係和生產力密切相連。隨着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着生產方式即謀生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係。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

　　人們按照自己的物質生產率[27]建立相應的社會關係，正是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會關係創造了相應的原理、觀念和範疇。

　　所以，這些觀念、範疇也同它們所表現的關係一樣，不是永恆的。它們是歷史的、暫時的產物。

　　生產力的增長、社會關係的破壞、觀念的形成都是不斷運動的，只有運動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滯不動的。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02—603頁。

　　蒲魯東先生混淆了思想和事物。人們永遠不會放棄他們已經獲得的東西，然而這並不是說，他們永遠不會放棄他們在其中獲得一定生產力的那種社會形式。恰恰相反。為了不致喪失已經取得的成果，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實，人們在他們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適合於既得的生產力時，就不得不改變他們繼承下來的一切社會形式。——我在這裡使用“commerce”一詞是就它的最廣泛的意義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詞那樣。例如:各種特權、行會和公會的制度、中世紀的全部規則，曾是唯一適應於既得的生產力和產生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會狀況的社會關係。在行會制度及各種規則的保護下積累了資本，發展了海上貿易，建立了殖民地，而人們如果想把這些果實賴以成熟起來的那些形式保存下去，他們就會失去這一切果實。於是就爆發了兩次霹靂般的震動，即年和1688年的革命。一切舊的經濟形式、一切和這些形式相適應的社會關係、曾經是舊市民社會的正式表現的政治國家，當時在英國都被破壞了。可見，人們藉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隨着新的生產力的獲得，人們便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而隨着生產方式的改變，他們便改變所有不過是這一特定生產方式的必然關係的經濟關係。

　　馬克思:《馬克思致帕維爾·瓦西里耶維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3—44頁。

　　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

　　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這種矛盾——正如我們所見到的，它在迄今為止的歷史中曾多次發生過，然而並沒有威脅交往形式的基礎——，每一次都不免要爆發為革命，同時也採取各種附帶形式。如衝突的總和，不同階級之間的衝突，意識的矛盾，思想的鬥爭，政治鬥爭，等等。

　　因此，按照我們的觀點，一切歷史衝突都根源於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這種矛盾在某一國家發展到極端尖銳的地步，才導致這個國家內發生衝突。由廣泛的國際交往所引起的同工業比較發達的國家的競爭，就足以使工業比較不發達的國家內產生類似的矛盾(例如，英國工業的競爭使德國潛在的無產階級顯露出來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7—568頁。

　　由此可見，資產階級賴以形成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是在封建社會裡造成的。在這些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封建社會的生產和交換在其中進行的關係，封建的農業和工場手工業組織，一句話，封建的所有制關係，就不再適應已經發展的生產力了。這種關係已經阻礙生產而不是促進生產了。它變成了束縛生產的桎梏。它必須被炸毀，它已經被炸毀了。

　　取而代之的是自由競爭以及與自由競爭相適應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資產階級的經濟統治和政治統治。

　　現在，我們眼前又進行着類似的運動。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資產階級的所有制關係，這個曾經彷佛用法術創造了如此龐大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現在像一個魔法師一樣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術呼喚出來的魔鬼了。幾十年來的工業和商業的歷史，只不過是現代生產力反抗現代生產關係、反抗作為資產階級及其統治的存在條件的所有制關係的歷史。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複中越來越危及整個資產階級社會生存的商業危機就夠了。在商業危機期間，總是不僅有很大一部分製成的產品被毀滅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經造成的生產力被毀滅掉。在危機期間，發生一種在過去一切時代看來都好像是荒唐現象的社會瘟疫，即生產過剩的瘟疫。社會突然發現自己回到了一時的野蠻狀態；彷佛是一次饑荒、一場普遍的毀滅性戰爭，使社會失去了全部生活資料；彷佛是工業和商業全被毀滅了。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社會上文明過度，生活資料太多，工業和商業太發達。社會所擁有的生產力已經不能再促進資產階級文明和資產階級所有制關係的發展；相反，生產力已經強大到這種關系所不能適應的地步，它已經受到這種關係的阻礙；而它一着手克服這種障礙，就使整個資產階級社會陷入混亂，就使資產階級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脅。資產階級的關係已經太狹窄了，再容納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財富了。資產階級用什麼辦法來克服這種危機呢?一方面不得不消滅大量生產力，另一方面奪取新的市場，更加徹底地利用舊的市場。這究竟是怎樣的一種辦法呢?這不過是資產階級準備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機的辦法，不過是使防止危機的手段越來越少的辦法。

　　資產階級用來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現在卻對準資產階級自己了。

　　但是，資產階級不僅鍛造了置自身於死地的武器；它還產生了將要運用這種武器的人——現代的工人，即無產者。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6—38頁。

　　使實際的資產者最深切地感到資本主義社會充滿矛盾的運動的，是現代工業所經歷的周期循環的各個變動，而這種變動的頂點就是普遍危機。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2版跋( 1873年1月2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3頁。

　　所謂的分配關係，是同生產過程的歷史地規定的特殊社會形式，以及人們在他們的人類生活的再生產過程中相互所處的關係相適應的，並且是由這些形式和關係產生的。這些分配關係的歷史性質就是生產關係的歷史性質，分配關係不過表示生產關係的一個方面。

　　資本主義的分配不同於各種由其他生產方式產生的分配形式，而每一種分配形式，都會隨着它由以產生並且與之相適應的一定的生產形式的消失而消失。

　　只把分配關係看做歷史的東西而不把生產關係看做歷史的東西的見解，一方面，只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剛開始進行還帶有局限性的批判時的見解。另一方面，這種見解建立在一種混同上面，這就是，把社會的生產過程，同反常的孤立的人在沒有任何社會幫助的情況下也必須完成的簡單勞動過程相混同。就勞動過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間的單純過程來說，勞動過程的簡單要素是這個�程的一切删l岱⒄剮問剿�範N械摹５�劳动过程的總�一定的歷史形式，都會進一步發展這個過程的物質基礎和社會形式。這個一定的歷史形式達到一定的成熟階段就會被拋棄，並讓位給較高級的形式。分配關係，從而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係的一定的歷史形式，同生產力，即生產能力及其要素的發展這兩個方面之間的矛盾和對立一旦有了廣度和深度，就表明這樣的危機時刻已經到來。這時，在生產的物質發展和它的社會形式之間就發生衝突��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99—1000頁。

　　每一種新的生產方式或交換方式，在一開始的時候都不僅受到舊的形式以及與之相應的政治設施的阻礙，而且也受到舊的分配方式的阻礙。新的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必須經過長期的鬥爭才能取得和自己相適應的分配。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55頁。

　　在危機中，社會化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劇烈地爆發出來。商品流通暫時停頓下來；流通手段即貨幣成為流通的障礙；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規律都顛倒過來了。經濟的衝突達到了頂點:生產方式起來反對交換方式，生產力起來反對已經被它超過的生產方式。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293頁。

　　凡是直接生產過程具有社會結合過程的形態，而不是表現為獨立生產者的孤立勞動的地方，都必然會產生監督和指揮的勞動。[28]不過它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凡是有許多人進行協作的勞動，過程的聯繫和統一都必然要表現在一個指揮的意志上，表現在各種與局部勞動無關而與工場全部活動有關的職能上，就像一個樂隊要有一個指揮一樣。這是一種生產勞動，是每一種結合的生產方式中必須進行的勞動。

　　另一方面——完全撇開商業部門不說——，凡是建立在作為直接生產者的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所有者之間的對立上的生產方式中，都必然會產生這種監督勞動。這種對立越嚴重，這種監督勞動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大。因此，它在奴隸制度下所起的作用達到了最大限度。[29]但它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為在這裡，生產過程同時就是資本家消費勞動力的過程。這完全同在專制國家中一樣，在那裡，政府的監督勞動和全面干涉包括兩方面:既包括由一切社會的性質產生的各種公共事務的執行，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眾相對立而產生的各種特有的職能。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31—432頁。

　　六　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

　　一)生產關係的總和(或“市民社會”、“交往形式”)構成經濟基礎

　　我寫的第一部着作是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性的分析，這部着作的導言曾發表在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鑑》上。我的研究得出這樣一個結果:法的關係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係，這種物質的生活關係的總和，黑格爾按照18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概括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1859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91頁。

　　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1859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91頁。

　　任何時候，我們總是要在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係——這種關係的任何當時的形式必然總是同勞動方式和勞動社會生產力的一定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當中，為整個社會結構，從而也為主權關係和依附關係的政治形式，總之，為任何當時的獨特的國家形式，發現最隱蔽的秘密，發現隱藏着的基礎。不過，這並不妨礙相同的經濟基礎——按主要條件來說相同——可以由於無數不同的經驗的情況，自然條件，種族關係，各種從外部發生作用的歷史影響等等，而在現象上顯示出無窮無盡的變異和色彩差異，這些變異和差異只有通過對這些經驗上已存在的情況進行分析才可以理解。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894—895頁。

　　受到迄今為止一切歷史階段的生產力制約同時又反過來制約生產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會。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0頁。

　　這種歷史觀就在於: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闡述現實的生產過程，把同這種生產方式相聯繫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從市民社會作為國家的活動描述市民社會，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闡明意識的所有各種不同的理論產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學、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4頁。

　　人們按照自己的物質生產率[1]建立相應的社會關係，正是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會關係創造了相應的原理、觀念和範疇。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03頁。

　　貫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歷史時代的經濟生產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的基礎；因此(從原始土地公有制解體以來)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即社會發展各個階段上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被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之間鬥爭的歷史。

　　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 1883年6月2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頁。

　　我在曼徹斯特時異常清晰地觀察到，迄今為止在歷史着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極小作用的經濟事實，至少在現代世界中是一個決定性的歷史力量；這些經濟事實形成了產生現代階級對立的基礎；這些階級對立，在它們因大工業而得到充分發展的國家裡，因而特別是在英國，又是政黨形成的基礎，黨派鬥爭的基礎，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礎。馬克思不僅得出同樣的看法，並且在《德法年鑑》( 1844年)里已經把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決不是國家制約和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制約和決定國家，因而應該從經濟關係及其發展中來解釋政治及其歷史，而不是相反。當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訪馬克思時，我們在一切理論領域中都顯出意見完全一致，從此就開始了我們共同的工作。1845年春天當我們在布魯塞爾再次會見時，馬克思已經從上述基本原理出發大致完成了闡發他的唯物主義歷史理論的工作，於是我們就着手在各個極為不同的方面詳細制定這種新形成的世界觀了。

　　恩格斯:《關於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歷史》( 1885年10月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32頁。

　　二)國家以及政治、法律等意識形態和觀念體系構成上層建築

      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着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隨着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藉以意識到這個衝突併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1859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91—592頁。

　　勞動決定商品價值，勞動產品按照這個價值尺度在權利平等的商品占有者之間自由交換，這些——正如馬克思已經證明的——就是現代資產階級全部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意識形態建立於其上的現實基礎。

　　恩格斯:《馬克思和洛貝爾圖斯》

　　年10月2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05頁。

　　三)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作用和反作用關係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每個個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現成的東西:生產力、資金和社會交往形式的總和，是哲學家們想象為“實體”和“人的本質”的東西的現實基礎，是他們加以神化並與之作鬥爭的東西的現實基礎，這種基礎儘管遭到以“自我意識”和“唯一者”的身份出現的哲學家們的反抗，但它對人們的發展所起的作用和影響卻絲毫也不因此而受到干擾。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5頁。

　　生產力與交往形式的關係就是交往形式與個人的行動或活動的關係。(這種活動的基本形式當然是物質活動，一切其他的活動，如精神活動、政治活動、宗教活動等取決於它。……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5頁。

　　我們應當同原因而不是同結果作鬥爭，同經濟基礎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層建築作鬥爭。假定生產資料從私有轉變為社會所有，那麼繼承權(就它有某種社會意義來說)就會自行消亡，因為一個人死後留下的只能是他生前所有的東西。因此我們的偉大目標應當是消滅那些使某些人生前具有攫取許多人的勞動果實的經濟權力的制度。

　　馬克思:《總委員會關於繼承權的報告》( 1869年8月2—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8頁。

　　正統派和奧爾良派是秩序黨中的兩個大集團。什麼東西使這兩個集團依附於它們的王位追求者並使它們互相分離呢?……這兩個集團彼此分離決不是由什麼所謂的原則，而是由於各自的物質生產條件，由於兩種不同的財產形式；它們彼此分離是由於城市和農村之間的舊有的對立，由於資本和地產之間的競爭。當然，把它們同某個王朝聯結起來的同時還有舊日的回憶、個人的仇怨、憂慮和希望、偏見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條和原則，這有誰會否認呢?在不同的財產形式上，在社會生存條件上，聳立着由各種不同的，表現獨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觀構成的整個上層建築。整個階級在其物質條件和相應的社會關係的基礎上創造和構成這一切。通過傳統和教育承受了這些情感和觀點的個人，會以為這些情感和觀點就是他的行為的真實動機和出發點。如果奧爾良派和正統派這兩個集團中的每一個集團，都硬要自己和別人相信它們彼此分離是由於它們對兩個不同王朝的忠誠，那麼後來的事實所證明的卻恰恰相反，正是它們利益的對立才使得這兩個王朝不能合二為一。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應當把一個人對自己的想法和品評同他的實際人品和實際行動區別開來一樣，在歷史的鬥爭中更應該把各個黨派的言辭和幻想同它們的本來面目和實際利益區別開來，把它們對自己的看法同它們的真實本質區別開來。……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大約1851年12月中—1852年3 月2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98—499頁。

　　我要簡短地回答一下美國一家德文報紙在我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出版時年)對我的指責。在那本書中我曾經說過，一定的生產方式以及與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簡言之，“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着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可是據上述報紙說，這一切提法固然適用於物質利益占統治地位的現今世界，但卻不適用於天主教占統治地位的中世紀，也不適用於政治占統治地位的雅典和羅馬。首先，居然有人以為這些關於中世紀和古代世界的人所共知的老生常談還會有人不知道，這真是令人驚奇。但有一點很清楚，中世紀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這兩個時代謀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為什麼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紀天主教起着主要作用。此外，例如只要對羅馬共和國的歷史稍微有點了解，就會知道，地產的歷史構成羅馬共和國的秘史。而從另一方面說，唐·吉訶德誤認為遊俠生活可以同任何社會經濟形式並存，結果遭到了懲罰。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00頁注33。

　　不自由的世界要求不自由的法，因為這種動物的法是不自由的體現，而人類的法是自由的體現。

　　馬克思:《關於林木盜竊法的辯論》( 1842年10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6月第2版，第248頁。

　　甘受奴役的現象在整個中世紀都存在，在德國直到三十年戰爭後還可以看到。普魯士在1806年和1807年戰敗之後，廢除了依附農制，同時還取消了仁慈的領主照顧貧病老弱的依附農的義務，當時農民曾向國王請願，請求讓他們繼續處於受奴役的地位——否則在他們遭到不幸的時候誰來照顧他們呢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04—105頁。

　　黑格爾的這個命題應用於當時的普魯士國家，只是意味着:這個國家只在它是必然的時候是合乎理性的，是同理性相符合的。如果說它在我們看來終究是惡劣的，而它儘管惡劣卻繼續存在，那麼，政府的惡劣可以從臣民的相應的惡劣中找到理由和解釋。當時的普魯士人有他們所應得的政府。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68頁。

　　我在曼徹斯特時異常清晰地觀察到，迄今為止在歷史着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極小作用的經濟事實，至少在現代世界中是一個決定性的歷史力量；這些經濟事實形成了產生現代階級對立的基礎；這些階級對立，在它們因大工業而得到充分發展的國家裡，因而特別是在英國，又是政黨形成的基礎，黨派鬥爭的基礎，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礎。馬克思不僅得出同樣的看法，並且在《德法年鑑》( 1844年)里已經把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決不是國家制約和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制約和決定國家，因而應該從經濟關係及其發展中來解釋政治及其歷史，而不是相反。

　　恩格斯:《關於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歷史》( 1885年10月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32頁。

　　因此，在現代歷史中至少已經證明，一切政治鬥爭都是階級鬥爭，而一切爭取解放的階級鬥爭，儘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為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歸根到底都是圍繞着經濟解放進行的。因此，至少在這裡，國家、政治制度是從屬的東西，而市民社會、經濟關係的領域是決定性的因素。從傳統的觀點看來(這種觀點也是黑格爾所尊崇的)，國家是決定的因素，市民社會是被國家決定的因素。表面現象是同這種看法相符合的。就單個人來說，他的行動的一切動力，都一定要通過他的頭腦，一定要轉變為他的意志的動機，才能使他行動起來，同樣，市民社會的一切要求(不管當時是哪一個階級統治着)，也一定要通過國家的意志，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這是問題的形式方面，這方面是不言而喻的；不過要問一下，這個僅僅是形式上的意志(不論是單個人的或國家的)有什麼內容呢?這一內容是從哪裡來的呢?為什麼人們所期望的正是這個而不是別的呢在尋求這個問題的答案時，我們就發現，在現代歷史中，國家的意志總的說來是由市民社會的不斷變化的需要，是由某個階級的優勢地位，歸根到底，是由生產力和交換關係的發展決定的。

　　但是，既然甚至在擁有巨量生產資料和交往手段的現代，國家都不是一個具有獨立發展的獨立領域，而它的存在和發展歸根到底都應該從社會的經濟生活條件中得到解釋，那麼，以前的一切時代就必然更是這樣了，那時人們物質生活的生產還沒有使用這樣豐富的輔助手段來進行，因而這種生產的必要性必不可免地在更大程度上支配着人們。既然在今天這個大工業和鐵路的時代，國家總的說來還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產的階級的經濟需要，那麼，在以前的時代，國家就必然更加是這樣了，那時每一代人都要比我們今天更多得多地耗費一生中的時間來滿足自己的物質需要，因而要比我們今天更多地依賴於這種物質需要。對從前各個時代的歷史的研究，只要在這方面是認真進行的，都會最充分地證實這一點；但是，在這裡當然不能進行這種研究了。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6—307頁。

　　上層建築的反作用

　　政治、法、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但是，它們又都互相作用並對經濟基礎發生作用。這並不是說，只有經濟狀況才是原因，才是積極的，其餘一切都不過是消極的結果。而是說，這是在歸根到底不斷為自己開闢道路的經濟必然性的基礎上的相互作用。例如，國家就是通過保護關稅、自由貿易、好的或者壞的財政制度發生作用的，甚至德國庸人的那種從1648—1830年德國經濟的可憐狀況中產生的致命的疲憊和軟弱(最初表現為虔誠主義，爾後表現為多愁善感和對諸侯貴族的奴顏婢膝)，也不是沒有對經濟起過作用。這曾是重新振興的最大障礙之一，而這一障礙只是由於革命戰爭和拿破崙戰爭把慢性的窮困變成了急性的窮困才動搖了。所以，並不像人們有時不加思考地想象的那樣是經濟狀況自動發生作用，而是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他們是在既定的、制約着他們的環境中，是在現有的現實關係的基礎上進行創造的，在這些現實關係中，經濟關係不管受到其他關係——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多大影響，歸根到底還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它構成一條貫穿始終的、唯一有助於理解的紅線。

　　恩格斯:《恩格斯致瓦爾特·博爾吉烏斯》( 1894年1月2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68—669頁。

　　君主專制產生於封建等級垮台以後，它積極參加過破壞封建等級的活動，而現在卻力圖保留哪怕是封建割據的外表。如果說君主專制從前保護過工商業，以此鼓勵過資產階級上升，並且還曾經把工商業看做使國家富強、使自己顯赫的必要條件，那末現在君主專制到處都成了工商業(它們正在成為已經很強大的資產階級手中的日益可怕的武器)發展道路上的障礙。它那膽怯而魯鈍的目光又從使它繁榮的搖籃——城市，轉到了它從前埋葬強敵的地方——鄉村。

　　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 1847年10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第341—342頁。

　　哲學把無產階級當做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閃電一旦徹底擊中這塊素樸的人民園地，德國人就會解放成為人。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大約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18頁。

　　與此有關的還有意識形態家們的一個愚蠢觀念，這就是:因為我們否認在歷史中起作用的各種意識形態領域有獨立的歷史發展，所以我們也否認它們對歷史有任何影響。這是由於通常把原因和結果非辯證地看做僵硬對立的兩極，完全忘記了相互作用。這些先生常常幾乎是故意地忘記，一種歷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歸根到底是經濟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夠對它的環境，甚至對產生它的原因發生反作用。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蘭茨·梅林》( 1893年7月1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59頁。

　　從分工的觀點來看問題最容易理解。社會產生它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職能。被指定執行這種職能的人，形成社會內部分工的一個新部門。這樣，他們也獲得了同授給他們的人相對立的特殊利益，他們同這些人相對立而獨立起來，於是就出現了國家。然後便發生像在商品貿易中和後來在貨幣貿易中發生的那種情形:新的獨立的力量總的說來固然應當尾隨生產的運動，然而由於它本身具有的，即它一經獲得便逐漸向前發展的相對獨立性，它又對生產的條件和進程發生反作用。這是兩種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經濟運動，另一方面是追求儘可能大的獨立性並且一經確立也就有了自己的運動的新的政治權力。總的說來，經濟運動會為自己開闢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經受它自己所確立的並且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政治運動的反作用，即國家權力的以及和它同時產生的反對派的運動的反作用。正如在貨幣市場中，總的說來，並且在上述條件之下，反映出，而且當然是頭足倒置地反映出工業市場的運動一樣，在政府和反對派之間的鬥爭中也反映出先前已經存在着並且正在鬥爭着的各個階級的鬥爭，但是這個鬥爭同樣是頭足倒置地，不再是直接地，而是間接地；不是作為階級鬥爭，而是作為維護各種政治原則的鬥爭反映出來的，並且是這樣頭足倒置起來，以致需要經過上千年我們才終於把它的真相識破。

　　國家權力對於經濟發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種: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發展得比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像現在每個大民族的情況那樣，它經過一定的時期都要崩潰；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經濟發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給它規定另外的方向——這種情況歸根到底還是歸結為前兩種情況中的一種。但是很明顯，在第二種和第三種情況下，政治權力會給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損害，並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費。

　　此外，還有侵占和粗暴地毀滅經濟資源的情況；由於這種情況，從前在一定條件下某一地方和某一民族的全部經濟發展可能被毀滅。現在，這種情況多半都有相反的作用，至少在各大民族中間是如此:從長遠看，戰敗者最終在經濟上、政治上和道義上贏得的東西有時比勝利者更多。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0年10月2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6—597頁。

　　分工只是從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分離的時候起才真正成為分工[5]。從這時候起意識才能現實地想象:它是和現存實踐的意識不同的某種東西，它不用想象某種現實的東西就能現實地想象某種東西。從這時候起，意識才能擺脫世界而去構造“純粹的”理論、神學、哲學、道德等等。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4頁。

　　占統治地位的將是越來越抽象的思想，即越來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為每一個企圖取代舊統治階級的新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就是說，這在觀念上的表達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2頁。

　　只要階級的統治完全不再是社會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說，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說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東西”說成是占統治地位的東西，那麼，一定階級的統治似乎只是某種思想的統治這整個假象當然就會自行消失。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3頁。

　　不言而喻，人們的觀念和思想是關於自己和關於人們的各種關係的觀念和思想，是人們關於自身的意識，關於一般人們的意識(因為這不是僅僅單個人的意識，而是同整個社會聯繫着的單個人的意識)，關於人們生活於其中的整個社會的意識。人們在其中生產自己生活的並且不以他們為轉移的條件，與這些條件相聯繫的必然的交往形式以及由這一切所決定的個人的關係和社會的關係，當它們以思想表現出來的時候，就不能不採取觀念條件和必然關係的形式，即在意識中表現為從一般人的概念中、從人的本質中、從人的本性中、從人自身中產生的規定。人們是什麼，人們的關係是什麼，這種情況反映在意識中就是關於人自身、關於人的生存方式或關於人的最切近的邏輯規定的觀念。於是，在思想家們假定觀念和思想支配着迄今的歷史，假定這些觀念和思想的歷史就是迄今存在的唯一的歷史之後，在他們設想現實的關係要順應人自身及其觀念的關係，亦即順應邏輯規定之後，在他們根本把人們關於自身的意識的歷史變為人們的現實歷史的基礎之後，——在所有這一切之後，把意識、觀念、聖物、固定觀念的歷史稱為“人”的歷史並用這種歷史來偷換現實的歷史，這是最容易不過的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99—200頁。

　　當前社會的交往形式以及統治階級的條件同走在前面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愈大，由此產生的統治階級內部的分裂以及它同被統治階級之間的分裂愈大，那末當初與這種交往形式相適應的意識當然也就愈不真實，也就是說，它不再是與這種交往形式相適應的意識了；這種交往形式中的舊的傳統觀念(在這些觀念中，現實的個人利益往往被說成是普遍的利益)也就愈發下降為唯心的詞句、有意識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虛偽。但是，這些東西被生活揭穿得愈多，它們對意識本身的作用愈小，那末它們對自身的捍衛也就愈堅決，而這個標準社會的語言也就愈加虛偽，愈加道德化，愈加神聖化。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331頁。

　　他們是以他們曾是的樣子而互相交往的，他們是如他們曾是的樣子而“從自己”出發的，至於他們曾有什麼樣子的“人生觀”，則是無所謂的。這種“人生觀”——即使是被哲學家所曲解的——當然總是由他們的現實生活決定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15頁。

　　現在我們知道，這個理性的王國不過是資產階級的理想化的王國；永恆的正義在資產階級的司法中得到實現；平等歸結為法律面前的資產階級的平等；被宣布為最主要的人權之一的是資產階級的所有權；而理性的國家、盧梭的社會契約在實踐中表現為，而且也只能表現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18世紀偉大的思想家們，也同他們的一切先驅者一樣，沒有能夠超出他們自己的時代使他們受到的限制。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4頁。

　　至於那些更高地懸浮於空中的意識形態的領域，即宗教、哲學等等，它們都有一種被歷史時期所發現和接受的史前的東西，這種東西我們今天不免要稱之為愚昧。這些關於自然界、關於人本身的性質、關於靈魂、魔力等的形形色色的虛假觀念，多半只是在消極意義上以經濟為基礎；史前時期低水平的經濟發展有關於自然界的虛假觀念作為補充，但是有時也作為條件，甚至作為原因。雖然經濟上的需要曾經是，而且越來越是對自然界的認識不斷進展的主要動力，但是，要給這一原始狀態的愚昧尋找經濟上的原因，那就太迂腐了。科學的歷史，就是逐漸消除這種愚昧的歷史，或者說，是用新的、但越來越不荒唐的愚昧取而代之的歷史。從事這些事情的人們又屬於分工的特殊部門，並且認為自己是致力於一個獨立的領域。只要他們形成社會分工之內的獨立集團，他們的產物，包括他們的錯誤在內，就要反過來影響全部社會發展，甚至影響經濟發展。但是，儘管如此，他們本身又處於經濟發展的起支配作用的影響之下。例如在哲學上，拿資產階級時期來說這種情形是最容易證明的。霍布斯是第一個現代唯物主義者( 18世紀意義上的)，但是當專制君主制在整個歐洲處於全盛時期，並在英國開始和人民進行鬥爭的時候，他是專制制度的擁護者。洛克在宗教上和政治上都是1688年的階級妥協的產兒。英國自然神論者和他們的更徹底的繼承者法國唯物主義者都是真正的資產階級哲學家，法國人甚至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哲學家。在從康德到黑格爾的德國哲學中始終顯現着德國庸人的面孔——有時積極地，有時消極地。但是，每一個時代的哲學作為分工的一個特定的領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驅傳給它而它便由此出發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為前提。因此，經濟上落後的國家在哲學上仍然能夠演奏第一小提琴: 18世紀的法國對英國來說是如此(法國人是以英國哲學為依據的)，後來的德國對英法兩國來說也是如此。但是，不論在法國或是在德國，哲學和那個時代的普遍的學術繁榮一樣，也是經濟高漲的結果。經濟發展對這些領域也具有最終的至上權力，這在我看來是確定無疑的，但是這種至上權力是發生在各個領域本身所規定的那些條件的範圍內:例如在哲學中，它是發生在這樣一種作用所規定的條件的範圍內，這種作用就是各種經濟影響(這些經濟影響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的外衣下起作用)對先驅所提供的現有哲學材料發生的作用。經濟在這裡並不重新創造出任何東西，但是它決定着現有思想材料的改變和進一步發展的方式，而且多半也是間接決定的，因為對哲學發生最大的直接影響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0年10月2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8—600頁。

　　七　存在決定意識

　　一)人們面臨的社會和自然的存在都是人們自己的生存實踐活動的產物

　　一方面，隨着對象性的現實在社會中對人來說到處成為人的本質力量的現實，成為人的現實，因而成為人自己的本質力量的現實，一切對象對他來說也就成為他自身的對象化，成為確證和實現他的個性的對象，成為他的對象，這就是說，對象成為他自身。對象如何對他來說成為他的對象，這取決於對象的性質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本質力量的性質；因為正是這種關係的規定性形成一種特殊的、現實的肯定方式。眼睛對對象的感覺不同於耳朵，眼睛的對象是不同於耳朵的對象的。每一種本質力量的獨特性，恰好就是這種本質力量的獨特的本質，因而也是它的對象化的獨特方式，是它的對象性的、現實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獨特方式。因此，人不僅通過思維，［VIII］而且以全部感覺在對象世界中肯定自己。

　　另一方面，即從主體方面來看:只有音樂才激起人的音樂感；對於沒有音樂感的耳朵來說，最美的音樂也毫無意義，不是對象，因為我的對象只能是我的一種本質力量的確證，就是說，它只能像我的本質力量作為一種主體能力自為地存在着那樣才對我而存在，因為任何一個對象對我的意義(它只是對那個與它相適應的感覺來說才有意義)恰好都以我的感覺所及的程度為限。因此，社會的人的感覺不同於非社會的人的感覺。只是由於人的本質客觀地展開的豐富性，主體的、人的感性的豐富性，如有音樂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總之，那些能成為人的享受的感覺，即確證自己是人的本質力量的感覺，才一部分發展起來，一部分產生出來。因為，不僅五官感覺，而且連所謂精神感覺、實踐感覺(意志、愛等等)，一句話，人的感覺、感覺的人性，都是由於它的對象的存在，由於人化的自然界，才產生出來的。

　　五官感覺的形成是迄今為止全部世界歷史的產物。囿於粗陋的實際需要的感覺，也只具有有限的意義。/ /對於一個忍飢挨餓的人來說並不存在人的食物形式，而只有作為食物的抽象存在；食物同樣也可能具有最粗糙的形式，而且不能說，這種進食活動與動物的進食活動有什麼不同。憂心忡忡的、貧窮的人對最美麗的景色都沒有什麼感覺；經營礦物的商人只看到礦物的商業價值，而看不到礦物的美和獨特性；他沒有礦物學的感覺。因此，一方面為了使人的感覺成為人的，另一方面為了創造同人的本質和自然界的本質的全部豐富性相適應的人的感覺，無論從理論方面還是從實踐方面來說，人的本質的對象化都是必要的。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90—192頁。

　　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做感性的人的活動，當做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義相反，唯心主義卻把能動的方面抽象地發展了，當然，唯心主義是不知道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的。費爾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體確實不同的感性客體，但是他沒有把人的活動本身理解為對象性的［gegens ndliche］活動。

　　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1845年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99頁。

　　通過實踐創造對象世界，改造無機界，人證明自己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就是說是這樣一種存在物，它把類看做自己的本質，或者說把自身看做類存在物。誠然，動物也生產。動物為自己營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螞蟻等。但是，動物只生產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東西；動物的生產是片面的，而人的生產是全面的；動物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生產，而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影響也進行生產，並且只有不受這種需要的影響才進行真正的生產；動物只生產自身，而人再生產整個自然界；動物的產品直接屬於它的肉體，而人則自由地面對自己的產品。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並且懂得處處都把固有的尺度運用於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

　　因此，正是在改造對象世界的過程中，人才真正地證明自己是類存在物。這種生產是人的能動的類生活。通過這種生產，自然界才表現為他的作品和他的現實。因此，勞動的對象是人的類生活的對象化:人不僅像在意識中那樣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動地、現實地使自己二重化，從而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因此，異化勞動從人那裡奪去了他的生產的對象，也就從人那裡奪去了他的類生活，即他的現實的類對象性，把人對動物所具有的優點變成缺點，因為人的無機的身體即自然界被奪走了。

　　同樣，異化勞動把自主活動、自由活動貶低為手段，也就把人的類生活變成維持人的肉體生存的手段。

　　因此，人具有的關於自己的類的意識，由於異化而改變，以致類生活對他來說竟成了手段。

　　這樣一來，異化勞動導致

　　人的類本質，無論是自然界，還是人的精神的類能力，都變成了對人來說是異己的本質，變成了維持他的個人生存的手段。異化勞動使人自己的身體同人相異化，同樣也使在人之外的自然界同人相異化，使他的精神本質、他的人的本質同人相異化。

　　人同自己的勞動產品、自己的生命活動、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的直接結果就是人同人相異化。當人同自身相對立的時候，他也同他人相對立。凡是適用於人對自己的勞動、對自己的勞動產品和對自身的關係的東西，也都適用於人對他人、對他人的勞動和勞動對象的關係。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62—164頁。

　　這些群眾的共產主義的工人，例如在曼徹斯特和里昂的工場中做工的人，並不認為用“純粹的思維”就能夠擺脫自己的企業主和他們自己實際的屈辱地位。他們非常痛苦地感覺到存在和思維之間、意識和生活之間的差別。他們知道，財產、資本、金錢、僱傭勞動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決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異化的十分實際、十分具體的產物，因此，也必須用實際的和具體的方式來消滅它們，以便使人不僅能在思維中、在意識中，而且也能在群眾的存在中、在生活中真正成其為人。而批判的批判卻相反，它教導工人們說，只要他們在思想中消除了僱傭勞動的想法，只要他們在思想上不再認為自己是僱傭工人，並且按照這種極其豐富的想象，不再為他們個人而索取報酬，那麼他們在現實中就不再是僱傭工人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3—274頁。

　　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

　　人還具有“意識” [1]。但是這種意識並非一開始就是“純粹的”意識。“精神”從一開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質的“糾纏”，物質在這裡表現為振動着的空氣層、聲音，簡言之，即語言。語言和意識具有同樣長久的歷史；語言是一種實踐的、既為別人存在因而也為我自身而存在的、現實的意識。語言也和意識一樣，只是由於需要，由於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產生的。[2]凡是有某種關係存在的地方，這種關係都是為我而存在的；動物不對什麼東西發生“關係”，而且根本沒有“關係”；對於動物來說，它對他物的關係不是作為關係存在的。因而，意識一開始就是社會的產物，而且只要人們存在着，它就仍然是這種產物。當然，意識起初只是對直接的可感知的環境的一種意識，是對處於開始意識到自身的個人之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狹隘聯繫的一種意識。同時，它也是對自然界的一種意識，自然界起初是作為一種完全異己的、有無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與人們對立的，人們同自然界的關係完全像動物同自然界的關係一樣，人們就像牲畜一樣懾服於自然界，因而，這是對自然界的一種純粹動物式的意識(自然宗教) ；[3]但是，另一方面，意識到必須和周圍的個人來往，也就是開始意識到人總是生活在社會中的。這個開始，同這一階段的社會生活本身一樣，帶有動物的性質；這是純粹的畜群意識，這裡，人和綿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於:他的意識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說他的本能是被意識到了的本能。由於生產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長以及作為二者基礎的人口的增多，這種綿羊意識或部落意識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和提高。與此同時分工也發展起來。分工起初只是性行為方面的分工，後來是由於天賦(例如體力)、需要、偶然性等才自發地或“自然地”形成的分工。分工只是從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分離的時候起才真正成為分工。[4]從這時候起意識才能現實地想象:它是和現存實踐的意識不同的某種東西；它不用想象某種現實的東西就能現實地想象某種東西。從這時候起，意識才能擺脫世界而去構造“純粹的”理論、神學、哲學、道德等等。但是，如果這種理論、神學、哲學、道德等同現存的關係發生矛盾，那麼，這僅僅是因為現存的社會關係同現存的生產力發生了矛盾。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3—535頁。

　　德國唯心主義和其他一切民族的意識形態沒有任何特殊的區別。後者也同樣認為世界是受觀念支配的，思想和概念是決定性的本原，一定的思想是只有哲學家們才能理解的物質世界的奧秘。

　　……

　　所有的德國哲學批判家們都斷言:觀念、想法、概念迄今一直支配和決定着現實的人，現實世界是觀念世界的產物。這種情況一直保持到今日，但今後不應繼續存在。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10頁注1。

　　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人們的想象、思維、精神交往在這裡還是人們物質行動的直接產物。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產也是這樣。人們是自己的觀念、思想等的生產者，[5]但這裡所說的人們是現實的、從事活動的人們，他們受自己的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交往的一定發展——直到交往的最遙遠的形態——所制約。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如果在全部意識形態中，人們和他們的關係就像在照相機中一樣倒立成像的，那麼這種現象也是從人們生活的歷史過程中產生的，正如物體在視網膜上的倒影是直接從人們生活的生理過程中產生的一樣。

　　德國哲學從天國降到人間；和它完全相反，這裡我們是從人間升到天國。這就是說，我們不是從人們所說的、所設想的、所想象的東西出發，也不是從口頭說的、思考出來的、設想出來的、想象出來的人出發，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而且從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中還可以描繪出這一生活過程在意識形態上的反射和反響的發展。甚至人們頭腦中的模煳幻象也是他們的可以通過經驗來確認的、與物質前提相聯繫的物質生活過程的必然升華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學和其他意識形態，以及與它們相適應的意識形式便不再保留獨立性的外觀了。它們沒有歷史，沒有發展，而發展着自己的物質生產和物質交往的人們，在改變自己的這個現實的同時也改變着自己的思維和思維的產物。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24—525頁。

　　對哲學家們說來，從思想世界降到現實世界是最困難的任務之一。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正像哲學家們把思維變成一種獨立的力量那樣，他們也一定要把語言變成某種獨立的特殊的王國。這就是哲學語言的秘密，在哲學語言裡，思想通過詞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內容。從思想世界降到現實世界的問題，變成了從語言降到生活中的問題。

　　我們已經指出，思想和觀念成為獨立力量是個人之間的私人關係和聯繫獨立化的結果。我們已經指出，思想家和哲學家對這些思想進行專門的系統的研究，也就是使這些思想系統化，乃是分工的結果；具體說來，德國哲學是德國小資產階級關係的結果。哲學家們只要把自己的語言還原為它從中抽象出來的普通語言，就可以認清他們的語言是被歪曲了的現實世界的語言，就可以懂得，無論思想或語言都不能獨自組成特殊的王國，它們只是現實生活的表現。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25頁。

　　一切觀念都來自經驗，都是現實的反映——正確的或歪曲的反映。

　　恩格斯:《反杜林論》的準備材料( 1876—1877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344頁。

　　一切劃時代的體系的真正的內容都是由於產生這些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起來的。所有這些體系都是以本國過去的整個發展為基礎的，是以階級關係的歷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學的以及其他的後果為基礎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44頁。

　　讓我們和蒲魯東先生一同假定:現實的歷史，與時間次序相一致的歷史是觀念、範疇和原理在其中出現的那種歷史順序。

　　每個原理都有其出現的世紀。例如，權威原理出現在11世紀，個人主義原理出現在世紀。因而不是原理屬於世紀，而是世紀屬於原理。換句話說，不是歷史創造原理，而是原理創造歷史。但是，如果為了顧全原理和歷史我們再進一步自問一下，為什麼該原理出現在11世紀或者18世紀，而不出現在其他某一世紀，我們就必然要仔細研究一下: 11世紀的人們是怎樣的，18世紀的人們是怎樣的，他們各自的需要、他們的生產力、生產方式以及生產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樣的；最後，由這一切生存條件所產生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難道探討這一切問題不就是研究每個世紀中人們的現實的、世俗的歷史，不就是把這些人既當成他們本身的歷史劇的劇作者又當成劇中人物嗎?但是，只要你們把人們當成他們本身歷史的劇中人物和劇作者，你們就是迂迴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發點，因為你們拋棄了最初作為出發點的永恆的原理。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07—608頁。

　　人們的觀念、觀點和概念，一句話，人們的意識，隨着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係、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這難道需要經過深思才能了解嗎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51頁。

　　意識的一切形式和產物不是可以通過精神的批判來消滅的，不是可以通過把它們消融在“自我意識”中或化為“怪影”、“幽靈”、“怪想” [6]等來消滅的，而只有通過實際地推翻這一切唯心主義謬論所由產生的現實的社會關係，才能把它們消滅；歷史的動力以及宗教、哲學和任何其他理論的動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各代所遇到的這些生活條件還決定着這樣的情況:歷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動盪是否強大到足以摧毀現存一切的基礎；如果還沒有具備這些實行全面變革的物質因素，就是說，一方面還沒有一定的生產力，另一方面還沒有形成不僅反抗舊社會的個別條件，而且反抗舊的“生活生產”本身、反抗舊社會所依據的“總和活動”的革命群眾，那麼，正如共產主義的歷史所證明的，儘管這種變革的觀念已經表述過千百次，但這對於實際發展沒有任何意義。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4—545頁。

　　顯然，隨着每一次社會秩序的巨大歷史變革，人們的觀點和觀念也會發生變革，因此，人們的宗教觀念也發生變革。

　　馬克思和恩格斯:《〈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第2期上發表的書評》( 1850年1—2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253頁。

　　三)不同的階級具有不同的意識

　　思想的歷史除了證明精神生產隨着物質生產的改造而改造，還證明了什麼呢?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始終都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

　　當人們談到使整個社會革命化的思想時，他們只是表明了一個事實:在舊社會內部已經形成了新社會的因素，舊思想的瓦解是同舊生活條件的瓦解步調一致的。

　　當古代世界走向滅亡的時候，古代的各種宗教就被基督教戰勝了。當基督教思想在世紀被啟蒙思想擊敗的時候，封建社會正在同當時革命的資產階級進行殊死的鬥爭。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過表明自由競爭在信仰領域[7]里占統治地位罷了。

　　“但是”，有人會說，“宗教的、道德的、哲學的、政治的、法的觀念等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固然是不斷改變的，而宗教、道德、哲學、政治和法在這種變化中卻始終保存着。

　　此外，還存在着一切社會狀態所共有的永恆真理，如自由、正義等等。但是共產主義要廢除永恆真理，它要廢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產主義是同至今的全部歷史發展相矛盾的。”

　　這種責難歸結為什麼呢?至今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的，而這種對立在不同的時代具有不同的形式。

　　但是，不管階級對立具有什麼樣的形式，社會上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剝削卻是過去各個世紀所共有的事實。因此，毫不奇怪，各個世紀的社會意識，儘管形形色色、千差萬別，總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運動的，這些形式，這些意識形式，只有當階級對立完全消失的時候才會消失。

　　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1—52頁。

　　資產階級在法國和英國奪得了政權。 從那時起， 階級鬥爭在實踐方面和理論方面採取
了日益鮮明和帶有威脅性的形式。 它敲響了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喪鐘。 現在問題不再
是這個或那個原理是否正確， 而是它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 方便還是不方便， 違背警章還
是不違背警章。 無私的研究讓位於豢養的文丐的爭鬥， 不偏不倚的科學探討讓位於辯護士
的壞心惡意。 甚至以工廠主科布頓和布萊特為首的反穀物法同盟拋出的強迫人接受的小冊
子， 由於對地主貴族展開了論戰， 即使沒有科學的意義， 畢竟也有歷史的意義。 但是羅伯
特· 皮爾爵士執政以來的自由貿易的立法， 也把庸俗經濟學的最後這根刺拔掉了。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2版跋( 1873年1月2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7頁。

　　梯也爾這個侏儒怪物，將近半個世紀以來一直受法國資產階級的傾心崇拜，因為他是這個資產階級的階級腐敗的最完備的思想代表。還在他成為國家要人以前，他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就已經顯露出說謊才能了。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 1871年4月中旬—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35頁。

　　我們在閱讀資產者所寫的原始公社歷史時必須有所警惕。他們甚至不惜偽造。例如，亨利·梅恩爵士本來是英國政府用暴力破壞印度公社行動的熱心幫手，但他卻偽善地要我們相信:政府維護這些公社的一切崇高的努力，碰到經濟規律的自發力量都失敗了。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覆信［初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1頁。

　　一旦資產階級把意識形態階層看作自己的親骨肉，到處按照自己的本性把他們改造成為自己的夥計；……一旦資產階級有了足夠的教養，……也想從事“有教養的”消費；一旦連精神勞動本身也愈來愈為資產階級服務，為資本主義生產服務；……這時資產階級從自己的立場出發，力求“在經濟學上”證明它從前批判過的東西是合理的。

　　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冊，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315頁。

　　從這一小冊子裡可以看出，即使舊制度下最能幹的人物，即使在他們那裡不能不認為是史學天才的人物，也被不幸的二月事變弄得頭暈目眩，以致完全不能理解歷史，甚至完全不能理解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基佐先生不是通過二月革命去理解1830年法國君主制度和1688年英國君主制度之間迥然不同的歷史情況、迥然不同的社會階級地位，而是用一些道德詞句去抹殺它們之間的全部區別，並且在結尾宣稱，在2月24日遭到失敗的政策“保住了國家，只有這一政策才能消滅革命”。

　　馬克思和恩格斯:《〈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第2期上發表的書評》( 1850年1—2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261頁。

　　隨着1848年革命而來的是，“有教養的”德國拋棄了理論，轉入了實踐的領域。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小手工業和工場手工業已經為真正的大工業所代替；德國重新出現在世界市場上；新的小德意志帝國至少排除了由小邦分立、封建殘餘和官僚制度造成的阻礙這一發展的最顯着的弊病。但是，思辨[9]在多大程度上離開哲學家的書房而在證券交易所築起自己的殿堂，有教養的德國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在德國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時代曾經是德國的光榮的偉大理論興趣——那種不管所得成果在實踐上是否能實現，不管它是否違反警方規定都照樣致力於純粹科學研究的興趣。誠然，德國的官方自然科學，特別是在專門研究的領域中仍然保持着時代的高度，但是，正如美國《科學》雜誌已經公正地指出的，在研究單個事實之間的重大聯繫方面的決定性進步，即把這些聯繫概括為規律，現在更多的是出現在英國，而不像從前那樣出在德國。而在包括哲學在內的歷史科學的領域內，那種舊有的在理論上毫無顧忌的精神已隨着古典哲學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沒有頭腦的折中主義，是對職位和收入的擔憂，直到極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這種科學的官方代表都變成毫無掩飾的資產階級的和現存國家的意識形態家，但這已經是在資產階級和現存國家同工人階級公開敵對的時代了。

　　德國人的理論興趣，只是在工人階級中還沒有衰退，繼續存在着。在這裡，它是根除不了的。在這裡，對職位牟利，對上司的恩典，沒有任何考慮。相反，科學越是毫無顧忌和大公無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願望。在勞動發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會史的鎖鑰的新派別，一開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階級的，並且從工人階級那裡得到了同情，這種同情是它在官方科學那裡是既沒有尋找也沒有期望過的。德國的工人運動是德國古典哲學的繼承者。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12—313頁。

　　這不過是過去有人愛用的意識形態的或者也稱為先驗主義的方法的另一種說法，這一方法是:不是從對象本身去認識某一對象的特性，而是從對象的概念中邏輯地推導出這些特性。首先，從對象構成對象的概念；然後顛倒過來，用對象的映象即概念去衡量對象。

　　這時，不是概念應當和對象相適應，而是對象應當和概念相適應了。在杜林先生那裡，他所能得到的最簡單的要素，終極的抽象，執行着概念的職能，可是這絲毫沒有改變事情的實質；這種最簡單的要素，最多只帶有純粹概念的性質。所以現實哲學在這裡也是純粹的意識形態，它不是從現實本身推導出現實，而是從觀念推導出現實。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01頁。

　　我們的意識形態家可以隨心所欲地耍花招，他從大門扔出去的歷史現實，又從窗戶進來了，而當他以為自己制定了適用於一切世界和一切時代的倫理學說和法的學說的時候，他實際上是為他那個時代的保守潮流或革命潮流製作了一幅因脫離現實基礎而扭曲的、像在凹面鏡上反映出來的頭足倒置的畫像。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02頁。

　　資產階級把一切都變成商品，對歷史學也是如此。資產階級的本性，它生存的條件，就是要偽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偽造歷史。偽造得最符合於資產階級利益的歷史着作，所獲得的報酬也最多。

　　恩格斯:《愛爾蘭史》( 1870年5月—7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月第1版，第573頁。

　　人們的意識取決於人們的存在而不是相反，這個原理看來很簡單，但是仔細考察一下也會立即發現，這個原理的最初結論就給一切唯心主義，甚至給最隱蔽的唯心主義當頭一棒。關於一切歷史的東西的全部傳統和習慣的觀點都被這個原理否定了。政治論證的全部傳統方式崩潰了；愛國的義勇精神憤慨地起來反對這種無禮的觀點。因此，新的世界觀不僅必然遭到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反對，而且也必然遭到一群想靠自由、平等、博愛的符咒來翻轉世界的法國社會主義者的反對。這種世界觀激起了德國庸俗的民主主義空喊家極大的憤怒。

　　恩格斯:《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 1859年8月3—1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8頁。

　　要研究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之間的聯繫，首先必須把這種物質生產本身不是當作一般範疇來考察，而是從一定的歷史的形式來考察。例如，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生產，就和與中世紀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生產不同。如果物質生產本身不從它的特殊的歷史的形式來看，那就不可能理解與它相適應的精神生產的特徵以及這兩種生產的相互作用。從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見解。這一切都是由於“文明”的空話而說的。

　　其次，從物質生產的一定形式產生:第一，一定的社會結構；第二，人對自然的一定關係。人們的國家制度和人們的精神方式由這兩者決定，因而人們的精神生產的性質也由這兩者決定。

　　最後，施托爾希所理解的精神生產，還包括統治階級中專門執行社會職能的各個階層的職業活動。這些階層的存在以及他們的職能，只有根據他們生產關係的一定的歷史結構才能夠理解。

　　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冊，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296頁。

　　工人比起資產階級來，說的是另一種方言，有不同的思想和觀念，不同的習俗和道德原則，不同的宗教和政治。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37—438頁。

　　四)在物質生產領域占主導地位的階級在精神生產領域也占有主導地位

　　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着精神生產資料，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的是隸屬於這個階級的。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係在觀念上的表現，不過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係；因而，這就是那些使某一個階級成為統治階級的關係在觀念上的表現，因而這也就是這個階級的統治的思想。此外，構成統治階級的各個個人也都具有意識，因而他們也會思維；既然他們作為一個階級進行統治，並且決定着某一歷史時代的整個面貌，那麼，不言而喻，他們在這個歷史時代的一切領域中也會這樣做，就是說，他們還作為思維着的人，作為思想的生產者進行統治，他們調節着自己時代的思想的生產和分配；而這就意味着他們的思想是一個時代的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例如，在某一國家的某個時期，王權、貴族和資產階級為奪取統治而爭鬥，因而，在那裡統治是分享的，那裡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就會是關於分權的學說，於是分權就被宣布為“永恆的規律”。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0—551頁。

　　我們在上面(第［534—538］頁)已經說明分工是迄今為止歷史的主要力量之一，現在，分工也以精神勞動和物質勞動的分工的形式在統治階級中間表現出來，因此在這個階級內部，一部分人是作為該階級的思想家出現的，他們是這一階級的積極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識形態家，他們把編造這一階級關於自身的幻想當做主要的謀生之道，而另一些人對於這些思想和幻想則採取比較消極的態度，並且準備接受這些思想和幻想，因為在實際中他們是這個階級的積極成員，並且很少有時間來編造關於自身的幻想和思想。在這一階級內部，這種分裂甚至可以發展成為這兩部分人之間的某種程度的對立和敵視，但是一旦發生任何實際衝突，即當這一階級本身受到威脅的時候，當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好像不是統治階級的思想而且這種思想好像擁有與這一階級的權力不同的權力這種假象也趨於消失的時候，這種對立和敵視便會自行消失。一定時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階級的存在為前提的，關於這個革命階級的前提所必須講的，在前面(第［536—539、542—543］頁)已經講過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1頁。

　　主要的出場人物是一定的階級和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們時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們的動機不是來自瑣碎的個人慾望，而正是來自他們所處的歷史潮流。

　　恩格斯:《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薩爾》( 1859年5月1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4頁。

　　五)透過各種意識形態和觀念體系獨立發展的外觀洞悉它們表達的實際生活內容和階級意志

　　此外，只有一點還沒有談到，這一點在馬克思和我的着作中通常也強調得不夠，在這方面我們大家都有同樣的過錯。這就是說，我們大家首先是把重點放在從基本經濟事實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識形態的觀念以及以這些觀念為中介的行動，而且必須這樣做。但是我們這樣做的時候為了內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這些觀念等是由什麼樣的方式和方法產生的。這就給了敵人以稱心的理由來進行曲解或歪曲，保爾·巴爾特就是個明顯的例子。

　　意識形態是由所謂的思想家通過意識，但是通過虛假的意識完成的過程。推動他的真正動力始終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則這就不是意識形態的過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虛假的或表面的動力。因為這是思維過程，所以它的內容和形式都是他從純粹的思維中——或者從他自己的思維中，或者從他的先輩的思維中引出的。他只和思想材料打交道，他毫不遲疑地認為這種材料是由思維產生的，而不去進一步研究這些材料的較遠的、不從屬於思維的根源。而且他認為這是不言而喻的，因為在他看來，一切行動既然都以思維為中介，最終似乎都以思維為基礎。

　　歷史方面的意識形態家(歷史在這裡應當是政治、法律、哲學、神學，總之，一切屬於社會而不是單純屬於自然界的領域的簡單概括)在每一科學領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這些材料是從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維中獨立形成的，並且在這些世代相繼的人們的頭腦中經過了自己的獨立的發展道路。當然，屬於本領域或其他領域的外部事實對這種發展可能共同起決定性的作用，但是這種事實本身又被默認為只是思維過程的果實，於是我們便始終停留在純粹思維的範圍之中，而這種思維彷佛順利地消化了甚至最頑強的事實。

　　正是國家制度、法的體系、各個不同領域的意識形態觀念的獨立歷史這種外觀，首先迷惑了大多數人。如果說，路德和加爾文“克服了”官方的天主教，黑格爾“克服了”費希特和康德，盧梭以其共和主義的《社會契約論》間接地“克服了”立憲主義者孟德斯鳩，那麼，這仍然是神學、哲學、政治學內部的一個過程，它表現為這些思維領域歷史中的一個階段，完全不越出思維領域。而自從出現了關於資本主義生產永恆不變和絕對完善的資產階級幻想以後，甚至重農主義者和亞當·斯密克服重商主義者，也被看做純粹的思想勝利；不是被看做改變了的經濟事實在思想上的反映，而是被看做對始終普遍存在的實際條件最終達到的真正理解。如果獅心理查和菲利浦—奧古斯特實行了自由貿易，而不是捲入了十字軍征討，那我們就可以避免500年的貧窮和愚昧。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蘭茨·梅林》( 1893年7月1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57—658頁。

　　關於國家形式

　　我的研究得出這樣一個結果:法的關係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係，這種物質的生活關係的總和，黑格爾按照18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概括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1859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91頁。

　　從直接生產者身上榨取無酬剩餘勞動的獨特經濟形式，決定了統治和從屬的關係，這種關係是直接從生產本身中生長出來的，並且又對生產發生決定性的反作用。但是，這種從生產關係本身中生長出來的經濟共同體的全部結構，從而這種共同體的獨特的政治結構，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經濟形式上的。任何時候，我們總是要在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係——這種關係的任何當時的形式必然總是同勞動方式和勞動社會生產力的一定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當中，為整個社會結構，從而也為主權關係和依附關係的政治形式，總之，為任何當時的獨特的國家形式，發現最隱蔽的秘密，發現隱藏着的基礎。

　　不過，這並不妨礙相同的經濟基礎——按主要條件來說相同——可以由於無數不同的經驗的情況，自然條件，種族關係，各種從外部發生作用的歷史影響，等等，而在現象上顯示出無窮無盡的變異和色彩差異，這些變異和差異只有通過對這些經驗上已存在的情況進行分析才可以理解。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894—895頁。

　　但是，最奇怪的是，從那些在理論上和實踐上以具體的形式歪曲歷史最厲害的人那裡，彷佛可以找到以抽象的形式表述出來的正確的歷史觀。這些人通過封建主義這個例子可能就已經看出，國家形式在這裡是如何從經濟形式中發展出來的，因為在這裡，可以說一切都昭然若揭，顯而易見。我之所以說他們可能看出，是因為除了上面提到的那個未經核實的地方以外——您自己說是從第二手材料來的——，我在任何地方都沒有發現類似的東西，我只發現封建主義的理論家的抽象能力顯然不如資產階級自由派。既然他們中間有一個人把這種關於封建社會的文化發展和國家形式同經濟形式的相互關係的觀念概括到這樣的程度，說它適用於一切經濟形式和國家形式，那麼，一談到其他經濟形式，一談到資產階級的經濟形式以及與它的各個發展階段相適應的國家形式——中世紀的行會公社、專制君主政體、立憲君主政體、共和政體，這同一個浪漫主義者卻又茫無所知，又該作何解釋呢?這是很難自圓其說的。況且這個把經濟形式看做整個社會制度和國家制度的基礎的人，竟然屬於這樣一個學派，在這個學派看來，17、18世紀的專制君主政體就已經是對於真正的國家學說的犯罪和背叛了

　　但是，不管怎麼說，這還是意味着，國家形式必然產生於經濟形式及其適當地運用，正像嬰兒誕生於男女婚配一樣。關於作者所屬學派的那個聞名世界的學說，我只能作這樣的解釋:真正的經濟形式是封建主義的經濟形式。但是，由於人們出於私仇而密謀反對這種經濟形式，因此，就要對這種經濟形式加以“適當地運用”，使它免受攻擊，永世長存，並使“國家形式”等和它永遠適應，也就是說，儘可能退回到13、14世紀的狀況。這樣，最好的世界和最美妙的歷史理論就會同時實現，而拉韋涅—佩吉朗的概括才會歸結到它的真實內容:封建社會產生了封建的國家制度。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蘭茨·梅林》( 1892年9月2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38—639頁。

　　羅伯斯比爾、聖茹斯特和他們的黨之所以滅亡，是因為他們混淆了以真正的奴隸制為基礎的古典古代實在論民主共同體和以被解放了的奴隸制即資產階級社會為基礎的現代唯靈論民主代議制國家。他們認為必須以人權的形式承認和批准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即工業、普遍競爭，自由地追求自己目的的私人利益、無政府狀態、自我異化的自然個性和精神個性的社會，同時又力圖在事後通過單個的個人來取締這個社會的各種生命表現，同時還力圖以古典古代的形式來造就這個社會的政治首腦，這是多麼巨大的迷誤當聖茹斯特在臨刑之日指着懸掛在康瑟爾熱麗大廳里的那塊“人權”大牌子，懷着驕傲的自尊說“正是我創造了這個業績”時，這種迷誤就悲劇性地顯現出來了。正是在這塊牌子上宣布了人的權利，而這裡所說的人不可能是古典古代共同體的人，正像這種人的國民經濟狀況和工業狀況不是古典古代的一樣。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24頁。

　　康德認為，共和國作為唯一合理的國家形式，是實踐理性的要求，是一種永遠不能實現但又是我們應該永遠力求實現和牢記在心的目標。同樣，這些保皇派也正是這樣對待君主國的。

　　這樣，立憲共和國從資產階級共和黨人手中產生出來時本來是一個空洞的意識形態的公式，而落到聯合保皇派手中時就成了一個內容充實的生動的形式了。當梯也爾說“我們保皇派是立憲共和國的真正支柱”時，他沒有料想到他的話里包含有這麼多的真理。

　　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 1849年底—1850年3月底和1850年10月—11月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52頁。

　　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連同其遍布各地的機關，即常備軍、警察局、官僚機構、教會和法院——這些機關是按照系統的和等級的分工原則建立的——起源於專制君主制時代，當時它充當了新興資產階級社會反對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是，領主權利、地方的特權、城市和行會的壟斷以及地方的法規等這一切中世紀的垃圾還阻礙着它的發展。18世紀法國革命的大掃帚，把所有這些過去時代的殘餘都掃除乾淨，這樣就從社會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礙建立現代國家大廈這個上層建築的最後障礙。現代國家大廈是在第一帝國時期建立起來的，而第一帝國本身又是從半封建的舊歐洲反對現代法國的幾次同盟戰爭中產生的。在以後各個時期的政治體制下，政府都被置於受議會控制，即受有產階級直接控制的地位。

　　它不但變成了巨額國債和苛捐重稅的溫床，不但由於擁有令人傾心的官職、金錢和權勢而變成了統治階級中各不相讓的黨派和冒險家們彼此爭奪的對象，而且，它的政治性質也隨着社會的經濟變化而同時改變。現代工業的進步促使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階級對立更為發展、擴大和深化。與此同步，國家政權在性質上也越來越變成了資本藉以壓迫勞動的全國政權，變成了為進行社會奴役而組織起來的社會力量，變成了階級專制的機器。[11]每經過一場標誌着階級鬥爭前進一步的革命以後，國家政權的純粹壓迫性質就暴露得更加突出。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 1871年4月中旬—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51—152頁。

　　自由國家，這是什麼東西

　　使國家變成“自由的”，這決不是已經擺脫了狹隘的臣民見識的工人的目的。在德意志帝國，“國家”幾乎同在俄國一樣地“自由”。自由就在於把國家由一個高居社會之上的機關變成完全服從這個社會的機關，而且就在今天，各種國家形式比較自由或比較不自由，也取決於這些國家形式把“國家的自由”限制到什麼程度。

　　德國工人黨——至少是當它接受了這個綱領的時候——表明:它對社會主義思想領會得多麼膚淺，它不把現存社會(對任何未來社會也是一樣)當做現存國家的(對未來社會來說是未來國家的)基礎，反而把國家當做一種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礎”的獨立存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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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社會”就是存在於一切文明國度中的資本主義社會，它或多或少地擺脫了中世紀的雜質，或多或少地由於每個國度的特殊的歷史發展而改變了形態，或多或少地有了發展。“現代國家”卻隨國境而異。它在普魯士德意志帝國同在瑞士不一樣，在英國同在美國不一樣。所以，“現代國家”是一種虛構。

　　但是，不同的文明國度中的不同的國家，不管它們的形式如何紛繁，卻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建立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上，只是這種社會的資本主義發展程度不同罷了。所以，它們具有某些根本的共同特徵。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談“現代國家制度”，而未來就不同了，到那時，“現代國家制度”現在的根基即資產階級社會已經消亡了。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大約1875年4月底—5月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444頁。

　　到目前為止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着的社會，都需要有國家，即需要一個剝削階級的組織，以便維護這個社會的外部生產條件，特別是用暴力把被剝削階級控制在當時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那些壓迫條件下(奴隸制、農奴制或依附農制、僱傭勞動制)。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在一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但是，說國家是這樣的，這僅僅是說，它是當時獨自代表整個社會的那個階級的國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隸的公民的國家，在中世紀是封建貴族的國家，在我們的時代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當國家終於真正成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時，它就使自己成為多餘的了。當不再有需要加以鎮壓的社會階級的時候，當階級統治和根源於至今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的個體生存鬥爭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產生的衝突和極端行動也隨着被消除了的時候，就不再有什麼需要鎮壓了，也就不再需要國家這種特殊的鎮壓力量了。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採取的第一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採取的最後一個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係的干預在各個領域中將先後成為多餘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1—562頁。

　　可見，國家決不是從外部強加於社會的一種力量。國家也不像黑格爾所斷言的是“倫理觀念的現實”，“理性的形象和現實” [12]。確切地說，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承認: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衝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衝突，把衝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9頁。

　　由於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由於它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的衝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藉助於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因此，古希臘羅馬時代的國家首先是奴隸主用來鎮壓奴隸的國家，封建國家是貴族用來鎮壓農奴和依附農的機關，現代的代議制的國家是資本剝削僱傭勞動的工具。但也例外的有這樣的時期，那時互相鬥爭的各階級達到了這樣勢均力敵的地步，以致國家權力作為表面上的調停人而暫時得到了對於兩個階級的某種獨立性。17世紀和18世紀的專制君主制，就是這樣，它使貴族和市民等級彼此保持平衡；法蘭西第一帝國特別是第二帝國的波拿巴主義，也是這樣，它唆使無產階級去反對資產階級，又唆使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使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顯得同樣滑稽可笑的這方面的最新成就，就是俾斯麥國家的新的德意志帝國:在這裡，資本家和工人彼此保持平衡，並為了破落的普魯士土容克的利益而遭受同等的欺騙。

　　此外，在歷史上的大多數國家中，公民的權利是按照財產狀況分級規定的，這直接地宣告國家是有產階級用來防禦無產階級的組織。在按照財產狀況劃分階級的雅典和羅馬，就已經是這樣。在中世紀的封建國家中，也是這樣，在那裡，政治上的權力地位是按照地產來排列的。現代的代議制國家的選舉資格，也是這樣。但是，對財產差別的這種政治上的承認，決不是本質的東西。相反，它標誌着國家發展的低級階段。國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國，在我們現代的社會條件下正日益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它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最後決定性鬥爭只能在其中進行到底的國家形式——這種民主共和國已經不再正式講什麼財產差別了。在這種國家中，財富是間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運用它的權力的。其形式一方面是直接收買官吏(美國是這方面的典型例子)，另一方面是政府和交易所結成聯盟，而公債越增長，股份公司越是不僅把運輸業而且把生產本身集中在自己手中，越是把交易所變成自己的中心，這一聯盟就越容易實現。除了美國以外，最新的法蘭西共和國，也是這方面的一個顯着例證，甚至一本正經的瑞士，在這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成績。不過，為了使政府和交易所結成這種兄弟般的聯盟，並不一定要有民主共和國，除英國以外，新的德意志帝國也證明了這一點，在德國，很難說普選制究竟是把誰抬得更高，是把俾斯麥還是把布萊希勒德。最後，有產階級是直接通過普選制來統治的。只要被壓迫階級——在我們這裡就是無產階級——還沒有成熟到能夠自己解放自己，這個階級的大多數人就仍將承認現存的社會秩序是唯一可行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為資本家階級的尾巴，構成它的極左翼。但是，隨着被壓迫階級成熟到能夠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為獨立的黨派結合起來，選舉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選舉資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選制是測量工人階級成熟性的標尺。在現今的國家裡，普選制不能而且永遠不會提供更多的東西；不過，這也就足夠了。在普選制的溫度計標示出工人的沸點的那一天，他們以及資本家同樣都知道該怎麼辦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1—193頁。

　　關於民主

　　正如同不是宗教創造人，而是人創造宗教一樣，不是國家制度創造人民，而是人民創造國家制度。……民主制也是一樣，它是一切國家制度的本質，作為特殊國家制度的社會化了的人。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大約1843年3月中—9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第40頁。

　　此外，不言而喻，一切國家形式都以民主為自己的真實性，正因為這樣，它們有幾分不民主，就有幾分不真實。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大約1843年3月中—9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第41頁。

　　在民主制中，抽象的國家不再是統治環節。君主制與共和制之間的爭論始終是抽象的國家範圍內的爭論。政治的共和制是抽象國家形式範圍內的民主制。因此，共和制是民主制的抽象國家形式，但這裡共和制已不再僅僅是政治制度了。

　　在北美，財產等，簡言之，法和國家的全部內容，同普魯士的完全一樣，只不過略有改變而已。因此，那裡的共和制同這裡的君主制一樣，都只是一種因家形式。國家的內容都處在這些國家制度之外。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大約1843年3月中—9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第41—42頁。

　　中世紀存在過農奴、封建莊園、手工業行會、學者協會等等:就是說，在中世紀，財產、商業、社會團體和人都是政治的；國家的物質內容是由國家的形式設定的。每個私人領域都具有政治性質，或者都是政治領域；換句話說，政治也就是私人領域的性質。在中世紀，政治制度是私有財產的制度，但這只是因為私有財產的制度就是政治制度。在中世紀，人民的生活和國家的生活是同一的。人是國家的現實原則，但這是不自由的人。

　　因此，這是不自由的民主制，是完成了的異化。抽象的反思的對立性只是現代世界才有。中世紀是現實的二元論，現代是抽象的二元論。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大約1843年3月中—9月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0月第2版，第42—43頁。

　　建立在農奴制基礎上的貴族民主制，例如波蘭的貴族民主制，又例如被日耳曼人占領的各帝國在最初幾個世紀裡實行的形式略有不同的貴族民主制，都是屬於最原始的社會形式中的一種形式，後來都自然而然地發展成為完備的封建等級制度，而封建等級制度顯然已經是更高的階段了。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 1850年夏秋)，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273頁。

　　庸俗民主派把民主共和國看做千年王國，他們完全沒有想到，正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這個最後的國家形式里階級鬥爭要進行最後的決戰，——就連這樣的庸俗民主派也比這種局限於為警察所容許而為邏輯所不容許的範圍內的民主主義高明得多。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大約1875年4月底—5月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446頁。

　　選舉所表明的並不是他們意想中的人民，而是真實的人民，即分裂成各個不同階級的代表。我們已經看到，農民和小資產者在選舉中為什麼必定由好鬥的資產階級和渴望復辟的大土地所有者來統轄。然而，普選權雖不是共和主義庸人所想象的那種法力無邊的魔杖，卻具有另一種高超無比的功績；它發動階級鬥爭，使資產階級社會各中間階層迅速地產生幻想又迅速地陷入失望；它一下子就把剝削階級所有集團提到國家高層，從而揭去他們騙人的假面具，而有選舉資格限制的君主制度則只是讓資產階級中的某些集團喪失聲譽，使其餘的集團得以隱藏在幕後並且罩上共同反對派的神聖光環。

　　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 1849年底—1850年3月底和1850年10月—11月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9頁。

　　刊登在下一號里的那篇論述人民黨人對農民進行說教的文章也很好，只是其中對民主這個“概念”的引證是糟糕的。這個概念每次都隨着人民的變化而變化[13]，因此它沒有幫助我們前進一步。照我的意見，應當這樣說:無產階級為了奪取政權也需要民主的形式，然而對於無產階級來說，這種形式和一切政治形式一樣，只是一種手段。在今天，如果有人要把民主看成目的，那他就必然要依靠農民和小資產者，也就是要依靠那些正在滅亡的階級，而這些階級只要想人為地保全自己，那他們對無產階級說來就是反動的。其次，不應該忘記，資產階級統治的徹底的形式正是民主共和國，雖然這種共和國由於無產階級已經達到的發展水平而面臨嚴重的危險，但是，像在法國和美國所表明的那樣，它作為單純的資產階級統治，總還是可能的。可見，自由主義的“原則”作為“一定的、歷史地形成的”東西，實際上不過是一種不徹底的東西。自由主義的立憲君主政體是資產階級統治的適當形式，那是( 1)在初期，當資產階級還沒有和專制君主政體徹底決裂的時候； ( 2)在後期，當無產階級已經使民主共和國面臨嚴重的危險的時候。不過無論如何，民主共和國畢竟是資產階級統治的最後形式:資產階級統治將在這種形式下走向滅亡。

　　恩格斯:《恩格斯致愛德華·伯恩施坦》( 1884年3月2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14—515頁。

　　最後，有產階級是直接通過普選制來統治的。只要被壓迫階級——在我們這裡就是無產階級——還沒有成熟到能夠自己解放自己，這個階級的大多數人就仍將承認現存的社會秩序是唯一可行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為資本家階級的尾巴，構成它的極左翼。但是，隨着被壓迫階級成熟到能夠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為獨立的黨派結合起來，選舉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選舉資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選制是測量工人階級成熟性的標尺。在現今的國家裡，普選制不能而且永遠不會提供更多的東西；不過，這也就足夠了。在普選制的溫度計標示出工人的沸點的那一天，他們以及資本家同樣都知道該怎麼辦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2—193頁。

　　舊政權的純屬壓迫性質的機關予以剷除，而舊政權的合理職能則從僭越和凌駕於社會之上的當局那裡奪取過來，歸還給社會的承擔責任的勤務員。普選權不是為了每三年或六年決定一次由統治階級中什麼人在議會裡當人民的假代表，而是為了服務於組織在公社裡的人民，正如個人選擇權服務於任何一個為自己企業招僱工人和管理人員的雇主一樣。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 1871年4月中旬—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56頁。

　　關於自由、平等權利和人權

　　“人權”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歷史地產生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13頁。

　　那些具有德意志狂的血統並有自由思想的人，卻到我們史前的條頓原始森林去尋找我們的自由歷史。但是，如果我們的自由歷史只能到森林中去找，那麼我們的自由歷史和野豬的自由歷史又有什麼區別呢?況且誰都知道，在森林中叫喚什麼，森林就發出什麼回聲。還是讓條頓原始森林保持寧靜吧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 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頁。

　　如果說經濟形式，交換，在所有方面確立了主體之間的平等，那麼內容，即促使人們去進行交換的個人和物質材料，則確立了自由。可見，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產的、現實的基礎。作為純粹觀念，平等和自由僅僅是交換價值的交換的一種理想化的表現；作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會的關係上發展了的東西，平等和自由不過是另一次方上的這種基礎而已。而這種情況也已為歷史所證實。這種意義上的平等和自由恰好是古代的自由和平等的反面。古代的自由和平等恰恰不是以發展了的交換價值為基礎，相反的是由於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毀滅。上面這種意義上的平等和自由所要求的生產關係，在古代世界還沒有實現，在中世紀也沒有實現。古代世界的基礎是直接的強制勞動；當時共同體就建立在這種強制勞動的現成基礎上；作為中世紀的基礎的勞動，本身是一種特權，是尚處在特殊化狀態的勞動，而不是生產一般交換價值的勞動。［資本主義社會裡的］勞動既不是強制勞動，也不是中世紀那種要聽命於作為上級機構的共同組織(同業公會)的勞動。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前半部分(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199—200頁。

　　一切人，作為人來說，都有某些共同點，在這些共同點所及的範圍內，他們是平等的，這樣的觀念自然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現代的平等要求與此完全不同；這種平等要求更應當是從人的這種共同特性中，從人就他們是人而言的這種平等中引申出這樣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個國家的一切公民，或一個社會的一切成員，都應當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要從這種相對平等的原始觀念中得出國家和社會中的平等權利的結論，要使這個結論甚至能夠成為某種自然而然的、不言而喻的東西，必然要經過而且確實已經經過幾千年。在最古老的自然形成的公社中，最多只談得上公社成員之間的平等權利，婦女、奴隸和外地人自然不在此列。在希臘人和羅馬人那裡，人們的不平等的作用比任何平等要大得多。如果認為希臘人和野蠻人、自由民和奴隸、公民和被保護民、羅馬的公民和羅馬的臣民(該詞是在廣義上使用的)，都可以要求平等的政治地位，那麼這在古代人看來必定是發了瘋。在羅馬帝國時期，所有這些區別，除自由民和奴隸的區別外，都逐漸消失了；這樣，至少對自由民來說產生了私人的平等，在這種平等的基礎上羅馬法發展起來了，它是我們所知道的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法的最完備形式。但是只要自由民和奴隸之間的對立還存在，就談不上從一般人的平等得出的法的結論，這一點我們不久前在北美合眾國各畜奴州里還可以看到。

　　基督教只承認一切人的一種平等，即原罪的平等，這同它曾經作為奴隸和被壓迫者的宗教的性質是完全適合的。此外，基督教至多還承認上帝的選民的平等，但是這種平等只是在開始時才被強調過。在新宗教的最初階段同樣可以發現財產共有的痕跡，這與其說是來源於真正的平等觀念，不如說是來源於被迫害者的團結。僧侶和俗人對立的確立，很快就使這種基督教平等的萌芽也歸於消失。——日耳曼人在西歐的橫行，逐漸建立了空前複雜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等級制度，從而在幾個世紀內消除了一切平等觀念，但是同時使西歐和中歐捲入了歷史運動，在那裡第一次創造了一個牢固的文化區域，並在這個區域內第一次建立了一個由互相影響和互相防範的、主要是民族國家所組成的體系。這樣就準備了一個基礎，後來只是在這個基礎上才有可能談人的平等和人權的問題。

　　此外，在封建的中世紀的內部孕育了這樣一個階級，這個階級在它進一步的發展中，註定成為現代平等要求的代表者，這就是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本身最初是一個封建等級，當15世紀末海上航路的偉大發現為它開闢了一個新的更加廣闊的活動場所時，它使封建社會內部的主要靠手工進行的工業和產品交換發展到比較高的水平。歐洲以外的、以前只在意大利和黎凡特[14]之間進行的貿易，這時已經擴大到了美洲和印度，就重要性來說，很快就超過了歐洲各國之間的和每個國家內部的交換。美洲的黃金和白銀在歐洲泛濫起來，它好似一種瓦解因素滲入封建社會的一切罅隙、裂縫和細孔。手工業生產不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需要；在最先進的國家的主要工業部門裡，手工業生產為工場手工業代替了。

　　可是社會的政治結構決不是緊跟着社會經濟生活條件的這種劇烈的變革立即發生相應的改變。當社會日益成為資產階級社會的時候，國家制度仍然是封建的。大規模的貿易，特別是國際貿易，尤其是世界貿易，要求有自由的、在行動上不受限制的商品所有者，他們作為商品占有者是有平等權利的，他們根據對他們所有人來說都平等的、至少在當地是平等的權利進行交換。從手工業向工場手工業轉變的前提是，有一定數量的自由工人(所謂自由，一方面是他們擺脫了行會的束縛，另一方面是他們失去了自己使用自己勞動力所必需的資料)，他們可以和廠主訂立契約出租他們的勞動力，因而作為締約的一方是和廠主權利平等的。最後，一切人類勞動由於而且只是由於都是一般人類勞動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義[15]，在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價值規律中得到了自己的不自覺的，但最強烈的表現，根據這一規律，商品的價值是由其中所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來計量的[16]。

　　——但是，在經濟關係要求自由和平等權利的地方，政治制度卻每一步都以行會束縛和各種特權同它對抗。地方特權、差別關稅以及各種各樣的特別法令，不僅在貿易方面打擊外國人和殖民地居民，而且還時常打擊本國的各類國民；行會特權處處和時時都一再阻擋着工場手工業發展的道路。無論在哪裡，道路都不是自由通行的，對資產階級競爭者來說機會都不是平等的，而自由通行和機會平等是首要的和愈益迫切的要求。

　　社會的經濟進步一旦把擺脫封建桎梏和通過消除封建不平等來確立權利平等的要求提上日程，這種要求就必定迅速地擴大其範圍。只要為工業和商業的利益提出這一要求，就必須為廣大農民要求同樣的平等權利。農民遭受着從十足的農奴制開始的各種程度的奴役，他們必須把自己絕大部分的勞動時間無償地獻給仁慈的封建領主，此外，還得向領主和國家交納無數的貢稅。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要求廢除封建特惠、貴族免稅以及個別等級的政治特權。由於人們不再生活在像羅馬帝國那樣的世界帝國中，而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地交往並且處在差不多相同的資產階級發展階段的獨立國家所組成的體系中，所以這種要求就很快自然地獲得了普遍的、超出個別國家範圍的性質，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為人權。這種人權的特殊資產階級性質的典型表現是美國憲法，它最先承認了人權，同時確認了存在於美國的有色人種奴隸制:階級特權不受法律保護，種族特權被神聖化。

　　可是大家知道，從資產階級由封建時代的市民等級破繭而出的時候起，從中世紀的等級轉變為現代的階級的時候起，資產階級就由它的影子即無產階級不可避免地一直伴隨着。同樣地，資產階級的平等要求也由無產階級的平等要求伴隨着。從消滅階級特權的資產階級要求提出的時候起，同時就出現了消滅階級本身的無產階級要求——起初採取宗教的形式，藉助於原始基督教，以後就以資產階級的平等論本身為依據了。無產階級抓住了資產階級所說的話，指出:平等應當不僅僅是表面的，不僅僅在國家的領域中實行，它還應當是實際的，還應當在社會的、經濟的領域中實行。尤其是從法國資產階級自大革命開始把公民的平等提到重要地位以來，法國無產階級就針鋒相對地提出社會的、經濟的平等的要求，這種平等成了法國無產階級所特有的戰鬥口號。

　　因此，無產階級所提出的平等要求有雙重意義。或者它是對明顯的社會不平等，對富人和窮人之間、主人和奴隸之間、驕奢淫逸者和飢餓者之間的對立的自發反應——特別是在初期，例如在農民戰爭中，情況就是這樣；它作為這種自發反應，只是革命本能的表現，它在這裡，而且僅僅在這裡找到自己被提出的理由。或者它是從對資產階級平等要求的反應中產生的，它從這種平等要求中吸取了或多或少正當的、可以進一步發展的要求，成了用資本家本身的主張發動工人起來反對資本家的鼓動手段；在這種情況下，它是和資產階級平等本身共存亡的。在上述兩種情況下，無產階級平等要求的實際內容都是消滅階級的要求。任何超出這個範圍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於荒謬。……可見，平等的觀念，無論以資產階級的形式出現，還是以無產階級的形式出現，本身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這一觀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歷史條件，而這種歷史條件本身又以長期的以往的歷史為前提。所以，這樣的平等觀念說它是什麼都行，就不能說它是永恆的真理。如果它現在對廣大公眾來說——在這種或那種意義上——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它像馬克思所說的，“已經成為國民的牢固的成見”，那麼這不是由於�具有公理式祼梨理性，而是由��18世紀的思想得到普遍傳播和仍然合乎時宜。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09—113頁。

　　在現今的資產階級生產關係的範圍內，所謂自由就是自由貿易，自由買賣。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7頁。

　　現在我們知道，這個理性的王國不過是資產階級的理想化的王國；永恆的正義在資產階級的司法中得到實現；平等歸結為法律面前的資產階級的平等；被宣布為最主要的人權之一的是資產階級的所有權；而理性的國家、盧梭的社會契約在實踐中表現為，而且也只能表現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18世紀偉大的思想家們，也同他們的一切先驅者一樣，沒有能夠超出他們自己的時代使他們受到的限制。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4頁。

　　如果不同時把武器交給無產階級， 資產階級就不能爭得自己的政治統治， 就不能通過
憲法和法律體現出這種政治統治。 它應當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人權來反對按出身劃分的各
種舊的等級， 寫上貿易自由和工業自由來反對行會制度， 寫上自由和自治來反對官僚監
督。 資產階級應當乾脆要求直接的普選權、 新聞出版自由、 結社和集會自由， 要求廢除針
對居民中各個階級的一切非常法。 然而這一切也是無產階級應當向資產階級要求的。 無產
階級不能要求資產階級不再是資產階級， 但是完全可以要求資產階級徹底貫徹自己的原
則。 這樣無產階級也就能得到為取得徹底勝利所必需的全部武器。 它藉助新聞出版自由、
集會權和結社權可以為自己爭得普選權， 而藉助直接的普選權， 再加上上面所說的宣傳鼓
動手段， 就可以爭得其餘的一切。

　　恩格斯:《普魯士軍事問題和德國工人黨》( 1865年1月27日—2月11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第2版，第113頁。

　　勞動力的買和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以內進行的，這個領域確實是天賦人權的真正伊甸園。那裡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自由!因為商品例如勞動力的買者和賣者，只取決於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們是作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締結契約的。契約是他們的意志藉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現的最後結果。平等!因為他們彼此只是作為商品所有者發生關係，用等價物交換等價物。所有權!因為每一個人都只支配自己的東西。邊沁!因為雙方都只顧自己。使他們連在一起並發生關係的唯一力量，是他們的利己心，是他們的特殊利益，是他們的私人利益。正因為人人只顧自己，誰也不管別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前定和諧下，或者說，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體有利的事業。

　　一離開這個簡單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庸俗的自由貿易論者用來判斷資本和僱傭勞動的社會的那些觀點、概念和標準就是從這個領域得出的，——就會看到，我們的劇中人的面貌已經起了某些變化。原來的貨幣占有者作為資本家，昂首前行；勞動力占有者作為他的工人，尾隨於後。一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像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只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鞣。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04—205頁。

　　權利的公平和平等，是十八、十九世紀的資產者打算在封建制的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權的廢墟上建立他們的社會大廈的基石。勞動決定商品價值，勞動產品按照這個價值尺度在權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之間自由交換，這些——正如馬克思已經證明的——就是現代資產階級全部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意識形態建立於其上的現實基礎。

　　恩格斯:《馬克思和洛貝爾圖斯。“哲學的貧困”德文版序言》( 1884年10月2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9月第1版，第210頁。

　　平等地剝削勞動力，是資本的首要的人權。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38頁。

　　至於說到他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權利，情況是否好一些呢?費爾巴哈提出這種要求，認為這種要求是絕對的，是適合於任何時代和任何情況的。但是這種要求從什麼時候起被認為是適合的呢?在古代的奴隸和奴隸主之間，在中世紀的農奴和領主之間，難道談得上有追求幸福的平等權利嗎?被壓迫階級追求幸福的欲望不是被冷酷無情地“依法”變成了統治階級的這種欲望的犧牲品嗎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2—293頁。

　　自由是什麼呢

　　第6條:“自由是做任何不損害他人權利的事情的權利”，或者按照1791年人權宣言:“自由是做任何不損害他人的事情的權利。”

　　這就是說，自由是可以做和可以從事任何不損害他人的事情的權利。每個人能夠不損害他人而進行活動的界限是由法律規定的，正像兩塊田地之間的界限是由界樁確定的一樣。這裡所說的是人作為孤立的、自我封閉的單子的自由。依據鮑威爾的見解，猶太人為什麼不能獲得人權呢

　　“只要他還是猶太人，那麼使他成為猶太人的那種狹隘本質就一定會壓倒那種把他作為人同別人結合起來的人的本質，一定會使他同非猶太人分隔開來。”

　　但是，自由這一人權不是建立在人與人相結合的基礎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與人相分隔的基礎上。這一權利就是這種分隔的權利，是狹隘的、局限於自身的個人的權利。

　　自由這一人權的實際應用就是私有財產這一人權。

　　私有財產這一人權是什麼呢

　　第16條( 1793年憲法) :“財產權是每個公民任意地享用和處理自己的財產、自己的收入即自己的勞動和勤奮所得的果實的權利。”

　　這就是說，私有財產這一人權是任意地、同他人無關地、不受社會影響地享用和處理自己的財產的權利；這一權利是自私自利的權利。這種個人自由和對這種自由的應用構成了市民社會的基礎。這種自由使每個人不是把他人看做自己自由的實現，而是看做自己自由的限制。但是，這種自由首先宣布了人權是“任意地享用和處理自己的財產、自己的收入即自己的勞動和勤奮所得的果實”。

　　此外還有其他的人權:平等和安全。

　　平等，在這裡就其非政治意義來說，無非是上述自由的平等，就是說，每個人都同樣被看成那種獨立自在的單子。1795年憲法根據這種平等的含義把它的概念規定如下第3條( 1795年憲法) :“平等是法律對一切人一視同仁，不論是予以保護還是予以懲罰。”

　　安全呢

　　第8條( 1793年憲法) :“安全是社會為了維護自己每個成員的人身、權利和財產而給予他的保障。”

　　安全是市民社會的最高社會概念，是警察的概念；按照這個概念，整個社會的存在只是為了保證維護自己每個成員的人身、權利和財產。黑格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才把市民社會稱為“需要和理智的國家”。

　　市民社會並沒有藉助安全這一概念而超出自己的利己主義。相反，安全是它的利己主義的保障。

　　可見，任何一種所謂的人權都沒有超出利己的人，沒有超出作為市民社會成員的人，即沒有超出封閉於自身、封閉於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為、脫離共同體的個體。在這些權利中，人絕對不是類存在物，相反，類生活本身，即社會，顯現為諸個體的外部框架，顯現為他們原有的獨立性的限制。把他們連接起來的唯一紐帶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對他們財產和他們的利己的人身的保護。

　　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

　　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40—42頁。

　　資產階級的力量全部取決於金錢，所以他們要取得政權就只有使金錢成為人在立法上的行為能力的唯一標準。他們一定得把歷代的一切封建特權和政治壟斷權合成一個金錢的大特權和大壟斷權。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之所以具有自由主義的外貌，原因就在於此。資產階級消滅了國內各個現存等級之間的一切舊的差別，取消了一切依靠專橫而取得的特權和豁免權。他們不得不把選舉原則當做統治的基礎，也就是說在原則上承認平等；他們不得不解除君主制度下書報檢查對報刊的束縛；他們為了擺脫在國內形成獨立王國的特殊的法官階層的束縛，不得不實行陪審制。就這一切而言，資產者真像是真正的民主主義者。但是資產階級實行這一切改良，只是為了用金錢的特權代替已往的一切個人特權和世襲特權。這樣，他們通過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財產資格限制，使選舉原則成為本階級獨有的財產。平等原則又由於被限制為僅僅在“法律上的平等”而一筆勾銷了，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窮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在目前主要的不平等的範圍內的平等，簡括地說，就是簡直把不平等叫做平等。這樣，出版自由就僅僅是資產階級的特權，因為出版需要錢，需要購買出版物的人，而購買出版物的人也得要有錢。陪審制也是資產階級的特權，因為他們採取了適當的措施，只選“有身份的人”做陪審員。

　　恩格斯:《德國狀況:給“北極星報”編輯的第三封信》( 1846年4月4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647—648頁。

　　年各種自由的必然總匯，人身、新聞出版、言論、結社、集會、教育和宗教等自由，都穿上憲法制服而成為不可侵犯的了。這些自由中的每一種都被宣布為法國公民的絕對權利，然而總是加上一個附帶條件，說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權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時才是無限制的，而這些法律正是要使各種個人自由彼此之間以及同公共安全協調起來。例如:“公民有權成立團體，有權和平地、非武裝地集會，有權進行請願並且通過報刊或用其他任何方法發表意見。對於這些權利的享受，除受他人的同等權利和公共安全限制外，不受其他限制。”(法國憲法第2章第8條)“教育是自由的。

　　教育的自由應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並在國家的最高監督下享用之。”(第2章第9條)“每一公民的住所是不可侵犯的，除非按照法定手續辦事。”(第1章第3條)如此等等。所以，憲法經常提到未來的基本法律；這些基本法律應當詳細地解釋這些附帶條件並且調整這些無限制的自由權利的享用，使它們既不致互相牴觸，也不致同公共安全相牴觸。後來，這些基本法律由秩序之友制定出來了，所有這些自由都得到調整，結果，資產階級可以不受其他階級的同等權利的任何妨礙而享受這些自由。至於資產階級完全禁止“他人”享受這些自由，或是允許“他人”在某些條件(這些條件都是警察的陷阱)下享受這些自由，那麼這都是僅僅為了保證“公共安全”，也就是為了保證資產階級的安全，憲法就是這樣寫的。所以，後來兩方面都有充分權利援引憲法:一方面是廢除了所有這些自由的秩序之友；另一方面是要求恢復所有這些自由的民主黨人。憲法的每一條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對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詞句中標榜自由，在附帶條件中廢除自由。所以，當自由這個名字還備受尊重，而只是——當然是通過合法途徑——對它的真正實現設下了種種障礙時，不管這種自由在日常現實中的存在怎樣被徹底消滅，它在憲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無損、不可侵犯的。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大約1851年12月中—1852年3 月2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83—484頁。

　　至於談到權利，我們和其他許多人都曾強調指出了共產主義對政治權利、私人權利以及權利的最一般的形式即人權所採取的反對立場。請看一下“德法年鑑”，那裡指出特權、優先權符合於與等級相聯繫的私有制，而權利符合於競爭、自由私有制的狀態(第頁及其他各頁) ；指出人權本身就是特權，而私有制就是壟斷。其次，那裡對法［權利］的批判是與對德國哲學的批判聯繫在一起的，並且這種批判是從對宗教的批判中得出的結論(第72頁

　　；同時，那裡直接地強調指出:那些似乎一定能導向共產主義的法律上的公理，都是私有制的公理，而共同占有權是私有財產權的想象中的前提(第98、99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28—229頁。

　　人們每次都不是在他們關於人的理想所決定和所容許的範圍之內，而是在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容許的範圍之內取得自由的。但是，作為過去取得的一切自由的基礎的是有限的生產力；受這種生產力所制約的、不能滿足整個社會的生產，使得人們的發展只能具有這樣的形式:一些人靠另一些人來滿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數)得到了發展的壟斷權；而另一些人(多數)經常地為滿足最迫切的需要而進行鬥爭，因而暫時(即在新的革命的生產力產生以前)失去了任何發展的可能性。由此可見，到現在為止，社會一直是在對立的範圍內發展的，在古代是自由民和奴隸之間的對立，在中世紀是貴族和農奴之間的對立，近代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對立。這一方面可以解釋被統治階級用以滿足自己需要的那種不正常的“非人的”方式，另一方面可以解釋交往的發展範圍的狹小以及因之造成的整個統治階級的發展範圍的狹小；由此可見，這種發展的局限性不僅在於一個階級被排斥於發展之外，而且還在於把這個階級排斥於發展之外的另一個階級在智力方面也有局限性；所以“非人的東西”也同樣是統治階級命中所註定的。這裡所謂“非人的東西”同“人的東西”一樣，也是現代關係的產物；這種“非人的東西”是現代關係的否定面，它是沒有任何新的革命的生產力作為基礎的反抗，是對建立在現有生產力基礎上的統治關係以及跟這種關係相適應的滿足需要的方式的反抗。“人的”這一正面說法是同某一生產發展的階段上占統治地位的一定關係以及由這種關系所決定的滿足需要的方式相適應的。同樣，“非人”這一反面說法是同那些想在現存生產方式內部把這種統治關係以及在這種關係中占統治地位的滿足需要的方式加以否定的意圖相適應的，而這種意圖每天都由這一生產發展的階段不斷地產生着。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07—508頁。

　　權利決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大約1875年4月底—5月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435頁。

　　社會的經濟進步一旦把擺脫封建桎梏和通過消除封建不平等來確立權利平等的要求提上日程，這種要求就必定迅速地擴大其範圍。只要為工業和商業的利益提出這一要求，就必須為廣大農民要求同樣的平等權利。……由於人們不再生活在像羅馬帝國那樣的世界帝國中，而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地交往並且處在差不多相同的資產階級發展階段的獨立國家所組成的體系中，所以這種要求就很自然地獲得了普遍的、超出個別國家範圍的性質，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為人權。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11—112頁。

　　《德法年鑑》已經指出，現代國家承認人權和古代國家承認奴隸制具有同樣的意義。就是說，正如古代國家的自然基礎是奴隸制一樣，現代國家的自然基礎是市民社會以及市民社會中的人，即僅僅通過私人利益和無意識的自然必然性這一紐帶同別人發生聯繫的獨立的人，即為掙錢而幹活的奴隸，自己的利己需要和別人的利己需要的奴隸。

　　現代國家通過普遍人權承認了自己的這種自然基礎本身。它並沒有創立這個基礎。正如現代國家是由於自身的發展而掙脫舊的政治桎梏的市民社會的產物，而今它又通過人權宣言承認自己的出生地和自己的基礎。可見，猶太人在政治上獲得解放和賦予猶太人以“人權”，這是一種彼此相互制約的行為。當里瑟爾先生提出自由活動、自由居留、自由旅行、自由經營以及諸如此類的其他種種要求時，他是正確地表達了猶太人要求承認自由的人性的含義。在法國人權宣言中，“自由的人性”的這些表現作為人權得到了明確的承認。因為“自由的市民社會”具有純粹商業的猶太人的本質，而猶太人一開始就是這個自由的市民社會的必然成員，所以猶太人就更有權利要求承認自己的“自由的人性”。此外，《德法年鑑》還曾闡明，為什麼市民社會的成員首先被稱為“人”，為什麼人權被稱為“天賦的權利”。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12—313頁。

　　當聖茹斯特在臨刑之日指着懸掛在康瑟爾熱麗大廳里的那塊“人權”大牌子，懷着驕傲的自尊說“正是我創造了這個業績”時，這種迷誤就悲劇性地顯現出來了。正是在這塊牌子上宣布了人的權利，而這裡所說的人不可能是古典古代共同體的人，正像這種人的國民經濟狀況和工業狀況不是古典古代的一樣。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24頁。

　　你們既然用你們資產階級關於自由、教育、法等的觀念來衡量廢除資產階級所有制的主張，那就請你們不要同我們爭論了。你們的觀念本身是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和所有制關係的產物，正像你們的法不過是被奉為法律的你們這個階級的意志一樣，而這種意志的內容是由你們這個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來決定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8頁。

　　可是大家知道，從資產階級由封建時代的市民等級破繭而出的時候起，從中世紀的等級轉變為現代的階級的時候起，資產階級就由它的影子即無產階級不可避免地一直伴隨着。同樣地，資產階級的平等要求也由無產階級的平等要求伴隨着。從消滅階級特權的資產階級要求提出的時候起，同時就出現了消滅階級本身的無產階級要求……。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12頁。

　　關於法和法律體系

　　但社會不是以法律為基礎的。那是法學家們的幻想。相反的，法律應該以社會為基礎。法律應該是社會共同的、由一定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現，而不是單個的個人恣意橫行。現在我手裡拿着的這本Code Napoléon［拿破崙法典］並沒有創立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相反的，產生於十八世紀並在十九世紀繼續發展的資產階級社會，只是在這本法典中找到了它的法律的表現。這一法典一旦不再適應社會關係，它就會變成一疊不值錢的廢紙。你們不能使舊法律成為新社會發展的基礎，正像這些舊法律不能創立舊社會關係一樣。

　　舊法律是從這些舊社會關係中產生出來的，它們也必然同舊社會關係一起消亡。它們不可避免地要隨着生活條件的變化而變化。不顧社會發展的新的需要而保存舊法律，實質上不是別的，只是用冠冕堂皇的詞句作掩護，維護那些與時代不相適應的私人利益，反對成熟了的共同利益。這種保存法制基礎的做法，其目的在於使那些現在已經不占統治地位的私人利益成為占統治地位的利益；其目的在於強迫社會接受那些已被這一社會的生活條件、獲取生活資料的方式、交換以及物質生產本身宣判為無效的法律；其目的在於使那些專門維護私人利益的立法者繼續掌握政權；其結果會導致濫用國家權力去強迫大多數人的利益服從少數人的利益。因此，這種做法時刻與現存的需要發生矛盾，它阻礙交換和工業的發展，它準備着以政治革命方式表現出來的社會危機。

　　馬克思:《對民主主義者萊茵區域委員會的審判:馬克思的發言》( 1849 年2月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8月第1版，第291—292頁。

　　在社會發展的某個很早的階段，產生了這樣一種需要:把每天重複着的產品生產、分配和交換用一個共同規則約束起來，藉以使個人服從生產和交換的共同條件。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不久便成了法律。跟着法律的產生，就必然產生出以維護法律為職責的機關——公共權力，即國家。隨着社會的進一步的發展，法律進一步發展為或多或少廣泛的立法。這種立法越複雜，它的表現方式也就越遠離社會日常經濟生活條件所藉以表現的方式。立法就顯得好像是一個獨立的因素，這個因素似乎不是從經濟關係中，而是從自身的內在根據中，可以說，從“意志概念”中，獲得它存在的理由和繼續發展的根據。人們忘記他們的法起源於他們的經濟生活條件，正如他們忘記他們自己起源於動物界一樣。隨着立法進一步發展為複雜和廣泛的整體，出現了新的社會分工的必要性:一個職業法學家階層形成了，同時也就產生了法學。法學在其進一步發展中把各民族和各時代的法的體系互相加以比較，不是把它們視為相應經濟關係的反映，而是把它們視為自身包含自我根據的體系。比較是以共同點為前提的:法學家把所有這些法的體系中的多少相同的東西統稱為自然法，這樣便有了共同點。而衡量什麼算自然法和什麼不算自然法的尺度，則是法本身的最抽象的表現，即公平。於是，從此以後，在法學家和盲目相信他們的人們眼中，法的發展就只不過是使獲得法的表現的人類生活狀態一再接近於公平理想，即接近於永恆公平。而這個公平則始終只是現存經濟關係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觀念化的神聖化的表現。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公平認為奴隸制度是公平的； 1789年資產者的公平要求廢除封建制度，因為據說它不公平。在普魯士的容克看來，甚至可憐的專區法也是對永恆公平的破壞。所以，關於永恆公平的觀念不僅因時因地而變，甚至也因人而異，這種東西正如米爾柏格正確說過的那樣，“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理解”。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 1872年5月—1873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322—323頁。

　　如果說把哪一種財產稱為盜竊更確切的話，那麼不列顛貴族的財產就是名副其實的盜竊。掠奪教會的財產，掠奪公共的土地，通過騙人和殺人的辦法把封建的宗法的財產變為私人財產，——這就是不列顛貴族占有領地的權利根據。在不久以前發生的過程中，奴顏婢膝的法學家等級賣了多大力氣，這從上世紀一位英國法學家達爾林普爾那兒就可以看到，他在自己的着作《封建所有制史》中以極其坦率的態度證明:有關財產的每一條法律和每一份證件，都由法學家加以解釋，在中間階級致富時的英格蘭，被解釋得有利於中間階級，在貴族階級致富時的蘇格蘭，則被解釋得有利於貴族階級，而在兩種場合下，都是敵視人民的。

　　馬克思:《選舉。——財政困難。——薩瑟蘭公爵夫人和奴隸制》( 1853 年1月2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614頁。

　　在現代國家中，法不僅必須適應於總的經濟狀況，不僅必須是它的表現，而且還必須是不因內在矛盾而自相牴觸的一種內部和諧一致的表現。……這樣，“法的發展”的進程大部分只在於首先設法消除那些由於將經濟關係直接翻譯為法律原則而產生的矛盾，建立和諧的法的體系，然後是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影響和強制力又一再突破這個體系，並使它陷入新的矛盾(這裡我暫時只談民法)。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0年10月2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8頁。

　　如果說國家和公法是由經濟關係決定的，那麼不言而喻，私法也是這樣，因為私法本質上只是確認單個人之間的現存的、在一定情況下是正常的經濟關係。但是，這種確認所採取的形式可以是很不相同的。人們可以把舊的封建的法的形式大部分保存下來，並且賦予這種形式以資產階級的內容，甚至直接給封建的名稱加上資產階級的含義，就像在英國與民族的全部發展相一致而發生的那樣；但是人們也可以像在西歐大陸上那樣，把商品生產者社會的第一個世界性法律即羅馬法以及它對簡單商品占有者的一切本質的法的關係如買主和賣主、債權人和債務人、契約、債務等等)所作的無比明確的規定作為基礎。這樣做時，為了仍然是小資產階級的和半封建的社會的利益，人們可以或者是簡單地通過審判的實踐降低羅馬法，使它適合於這個社會的狀況(普通法)，或者是依靠所謂開明的進行道德說教的法學家的幫助把它加工成一種適應於這種社會狀況的特殊法典，這種法典，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從法學觀點看來也是不好的(普魯士邦法) ；但是這樣做時，人們也可以在資產階級大革命以後，以同一個羅馬法為基礎，制定出像法蘭西民法典這樣典型的資產階級社會的法典。因此，如果說民法準則只是以法的形式表現了社會的經濟生活條件，那麼這種準則就可以依情況的不同而把這些條件有時表現得好，有時表現得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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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國家一旦成了對社會來說是獨立的力量，馬上就產生了另外的意識形態。這就是說，在職業政治家那裡，在公法理論家和私法法學家那裡，同經濟事實的聯繫就完全消失了。因為經濟事實要以法律的形式獲得確認，必須在每一個別場合都採取法律動機的形式，而且，因為在這裡，不言而喻地要考慮到現行的整個法的體系，所以，現在法律形式就是一切，而經濟內容則什麼也不是。公法和私法被看做兩個獨立的領域，它們各有自己的獨立的歷史發展，它們本身都可以系統地加以說明，並需要通過徹底根除一切內部矛盾來作出這種說明。

　　恩格斯:《返攣�希·酚嶜巴哈和德国怪Z湔苎У鬧戰帷�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7—308頁。

　　法也與此相似:產生了職業法學家的新分工一旦成為必要，就又開闢了一個新的獨立領域，這個領域雖然一般地依賴於生產和貿易，但是它仍然具有對這兩個領域起反作用的特殊能力。在現代國家中，法不僅必須適應於總的經濟狀況，不僅必須是它的表現，而且還必須是不因內在矛盾而自相牴觸的一種內部和諧一致的表現。而為了達到這一點，經濟關係的忠實反映便日益受到破壞。法典越是不把一個階級的統治鮮明地、不加緩和地、不加歪曲地表現出來(否則就違法了“法的概念”)，這種現象就越常見。1792—1796年時期革命資產階級的純粹而徹底的法的概念，在許多方面已經在拿破崙法典中被歪曲了，而就它在這個法典中的體現來說，它必定由於無產階級的不斷增長的力量而每天遭到各種削弱。但這並不妨礙拿破崙法典成為世界各地編纂一切新法典時當做基礎來使用的法典。這樣，“法的發展”的進程大部分只在於首先設法消除那些由於將經濟關係直接翻譯成法律原則而產生的矛盾，建立和諧的法的體系，然後是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影響和強制力又一再突破這個體系，並使它陷入新的矛盾(這裡我暫時只談民法)。

　　經濟關係反映為法的原則，同樣必然是一種頭足倒置的反映。這種反映是在活動者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發生的；法學家以為他是憑着先驗的原理來活動的，然而這只不過是經濟的反映而已。這樣一來，一切都頭足倒置了。而這種顛倒——在它沒有被認識的時候構成我們稱之為意識形態觀點的那種東西——又對經濟基礎發生反作用，並且能在某種限度內改變經濟基礎，我認為這是不言而喻的。以家庭的同一發展階段為前提，繼承法的基礎是經濟的。儘管如此，也很難證明:例如在英國立遺囑的絕對自由，在法國對這種自由的嚴格限制，在一切細節上都只是出於經濟的原因。但是二者都對經濟起着很大的反作用，因為二者都影響財產的分配。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0年10月2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7—598頁。

　　關於道德

　　信貸是對一個人的道德作出的國民經濟學的判斷。在信貸中，人本身代替了金屬或貨幣，成為交換的媒介，但這裡人不是作為人，而是作為某種資本和利息的存在。這樣，交換的媒介物的確從它的物質形式返回和復歸到人，不過這只是因為人把自己移到自身之外並成了某種外在的物質形式。在信貸關係中，不是貨幣被人取消，而是人本身變成貨幣，或者是貨幣和人併為一體。人的個性本身，人的道德本身既成了買賣的物品，又成了貨幣存在於其中的物質。構成貨幣靈魂的物質、軀體的，是我自己的個人存在、我的肉體和血液、我的社會美德和聲譽，而不是貨幣、紙幣。信貸不再把貨幣價值放在貨幣中，而把它放在人的肉體和人的心靈中。虛偽制度內的一切進步和不一貫全都是最大的倒退和始終一貫的卑鄙。

　　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摘要》( 1844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第22—23頁。

　　所有過去的時代，實行這種吸血的制度，都是以各種各樣的道德、宗教和政治的藉口來粉飾的:教士、哲學家、律師和政治家總是向人民說，為了他們自己的幸福他們必定要忍飢挨餓，因為這是上帝的意旨。

　　恩格斯:《十小時工作日問題》( 1850年2月9日—大約20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283頁。

　　與這樣的發展程度相一致的是，大工業從表面看來也變得講道德了。工廠主靠對工人進行瑣細偷竊的辦法來互相競爭已經不合算了。事業的發展已經不允許再使用這些低劣的謀取金錢的手段；擁資百萬的工廠主有比在這些小算盤上浪費時間更為重要的事情要做，這些小算盤充其量對那些急需掙錢的小生意人還有用處，如果他們不想在競爭中毀滅，就必須抓住每一文錢。於是，工廠區的實物工資制被取消了，通過了十小時工作日法案，並且實行了一系列比較小的改良措施，所有這些都同自由貿易和無限制競爭的精神直接矛盾，但卻使大資本家同條件較差的同行的競爭更具優勢。

　　此外，企業規模越大，雇用的工人越多，每次同工人發生衝突時所遭受的損失和經營方面的困難也就越多。因此，工廠主們，尤其是那些最大的工廠主，就漸漸產生了一種新的想法。他們學會了避免不必要的紛爭，默認工聯的存在和力量，最後甚至發現罷工——發生得適時的罷工——也是實現他們自己的目的的有效手段。於是，過去帶頭同工人階級作鬥爭的最大的工廠主們，現在卻首先起來呼籲和平與和諧了。他們這樣做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

　　所有這些對正義和仁愛的讓步，事實上只是一種手段，這種手段可以使資本加速積聚在少數人手中，並且壓垮那些沒有這種額外收入就活不下去的小競爭者。對於這少數人說來，早年的那種小規模的額外勒索不但已經毫無意義，而且成了大展宏圖的嚴重障礙。這樣，至少在主要的工業部門中——因為在次要的工業部門中根本不是這樣——資本主義生產發展本身已經足以消除早年使工人命運惡化的那些小的弊端。……其次，霍亂、傷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一再發生，使英國資產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為這些流行病的犧牲品，就必須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衛生狀況。因此，這本書裡所描寫的那些最令人觸目驚心的惡劣現象，現在或者已經被消除，或者已經不那樣明顯。下水道已經修築起來或改善了；在景況最差的“貧民窟”中間，有許多地方修建了寬闊的街道；“小愛爾蘭”已經消失，“七日規”跟着也將被清除。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92年德文第2版序言( 1892年7月21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67—369頁。

   善惡觀念從一個民族到另一個民族、 從一個時代到另一個時代變更得這樣厲害， 以致
它們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 但是， 如果有人反駁說， 無論如何善不是惡， 惡不是善； 如
果把善惡混淆起來， 那麼一切道德都將完結， 而每個人都將可以為所欲為了。 杜林先生的
意見， 只要除去一切隱晦玄妙的詞句， 就是這樣。 但是問題畢竟不是這樣簡單地解決的。
　

　　如果事情真的這樣簡單，那麼關於善和惡就根本不會有爭論了，每個人都會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但是今天的情形是怎樣的呢?今天向我們宣揚的是什麼樣的道德呢?首先是由過去信教時代傳下來的基督教的封建的道德，這種道德主要又分成天主教和新教的道德，其中又不乏不同分支，從耶穌會天主教的和正統新教的道德，直到鬆弛的啟蒙的道德。和這些道德並列的，有現代資產階級的道德，和資產階級道德並列的，又有未來的無產階級道德，所以僅僅在歐洲最先進國家中，過去、現在和將來就提供了三大類同時和並列地起作用的道德論。哪一種是合乎真理的呢?如果就絕對的終極性來說，哪一種也不是；但是，現在代表着現狀的變革、代表着未來的那種道德，即無產階級道德，肯定擁有最多的能夠長久保持的因素。

　　但是，如果我們看到，現代社會的三個階級即封建貴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各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那麼我們由此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係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係中，獲得自己的倫理觀念。

　　但是在上述三種道德論中還是有一些對所有這三者來說都是共同的東西——這不至少就是一成不變的道德的一部分嗎?——這三種道德論代表同一歷史發展的三個不同階段，所以有共同的歷史背景，正因為這樣，就必然有許多共同之處。不僅如此，對同樣的或差不多同樣的經濟發展階段來說，道德論必然是或多或少地互相一致的。從動產的私有製發展起來的時候起，在一切存在着這種私有制的社會裡，道德戒律一定是共同的:切勿偷盜。這個戒律是否因此而成為永恆的道德戒律呢?絕對不會。在偷盜動機已被消除的社會裡，就是說在隨着時間的推移頂多只有精神病患者才會偷盜的社會裡，如果一個道德說教者想莊嚴地宣布一條永恆真理:切勿偷盜，那他將會遭到什麼樣的嘲笑啊因此，我們拒絕想把任何道德教條當做永恆的、終極的、從此不變的倫理規律強加給我們的一切無力要求，這種要求的藉口是，道德世界也有凌駕於歷史和民族差別之上的不變的原則。相反的，我們斷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論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而社會直到現在是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的，所以道德始終是階級的道德；它或者是為統治階級的統治和利益辯護，或者當被壓迫階級變得足夠強大時，代表被壓迫者對這個統治的反抗和他們的未來利益。沒有人懷疑，在這裡，在道德方面也和人類認識的所有其他部門一樣，總的說是有過進步的。但是我們還沒有越出階級的道德。只有在不僅消滅了階級對立，而且在實際生活中也忘卻了這種對立的社會發展階段上，超越階級對立和超越對這種對立的回憶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為可能。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8—100頁。

　　對現存經濟制度完全無知的人，當然更不能理解工人為什麼要否定這種制度。他們當然不能理解，工人階級企圖實現的社會變革正是目前制度本身的、必然的、歷史的、不可避免的產物。他們以遺憾的口吻談論消滅“財產”的威脅，因為在他們看來，他們的財產的現今的階級形式——一種過渡性的歷史形式——就是財產本身，因而消滅這種財產形式就是消滅財產。正像他們現在為資本統治和僱傭勞動制度的“永恆性”進行辯護一樣，如果他們生在封建時代或奴隸制度時代，他們也會把封建制度和奴隸制度當做符合事物本性的制度、當做自發地成長起來的自然產物而加以保衛；他們也會猛烈抨擊這些制度的種種“弊端”，但同時他們會由於自己極端無知而用什麼這些制度是“永恆的”，是可通過“道德節制”(“限制”)加以糾正的說教，來反駁這些制度將被消滅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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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憐的人們!他們甚至不知道，財產的任何一種社會形式都有各自的“道德”與之相適應，而那種使財產成為勞動之屬性的社會財產形式，決不會製造個人的“道德限制”，而會將個人的“道德”從階級束縛下解放出來。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初稿( 1871年4月中—5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4—215頁。

　　只有在大街上擠了幾天，費力地穿過人群，穿過沒有盡頭的絡繹不絕的車輛，只有到過這個世界城市的“貧民窟”，才會開始覺察到，倫敦人為了創造充滿他們的城市的一切文明奇蹟，不得不犧牲他們的人類本性的優良品質；才會開始覺察到，潛伏在他們每一個人身上的幾百種力量都沒有使用出來，而且是被壓制着，為的是讓這些力量中的一小部分獲得充分的發展，並能夠和別人的力量相結合而加倍擴大起來。在這種街頭的擁擠中已經包含着某種醜惡的違反人性的東西。難道這些群集在街頭的、代表着各個階級和各個等級的成千上萬的人，不都是具有同樣的屬性和能力、同樣渴求幸福的人嗎?難道他們不應當通過同樣的方法和途徑去尋求自己的幸福嗎?可是他們彼此從身旁匆匆地走過，好像他們之間沒有任何共同的地方，好像他們彼此毫不相干，只在一點上建立了一種默契，就是行人必須在人行道上靠右邊走，以免阻礙迎面走過來的人；同時，誰也沒有想到要看誰一眼。所有這些人愈是聚集在一個小小的空間裡，每一個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時的這種可怕的冷淡、這種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是使人難堪，愈是可恨。雖然我們也知道，每一個人的這種孤僻、這種目光短淺的利己主義是我們現代社會的基本的和普通的原則，可是，這些特點在任何一個地方也不像在這裡，在這個大城市的紛擾里表現得這樣露骨，這樣無恥，這樣被人們有意識地運用着。人類分散成各個分子，每一個分子都有自己的特殊生活原則，都有自己的特殊目的，這種一盤散沙的世界在這裡是發展到頂點了。

　　這樣就自然會得出一個結論來:社會戰爭，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已經在這裡公開宣告開始。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303—304頁。

　　競爭最充分地反映了流行在現代市民社會中的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這個戰爭，這個為了活命、為了生存、為了一切而進行的戰爭，因而必要時也是你死我活的戰爭，不僅在社會各個階級之間進行，而且也在這些階級的各個成員之間進行；一個人擋着另一個人的路，因而每一個人都力圖擠掉其餘的人並占有他們的位置。工人彼此競爭，資產者也彼此競爭。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359頁。

　　即使我沒有在許多場合一一證明，大家也會同意我的意見:英國工人在這種狀況下是不會感到幸福的；處於這種境況，無論是個人還是整個階級都不可能像人一樣地思想、感覺和生活。因此，工人必須設法擺脫這種非人的狀況，必須爭取良好的比較合乎人的身份的地位。如果他們不去和資產階級本身的利益(它的利益正是在於剝削工人)作鬥爭，他們就不可能做到這一點。但是資產階級卻用他們的財產和他們掌握的國家政權所能提供的一切力量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工人一旦想要擺脫現狀，資產者就會成為他們的公開敵人。

　　此外，工人隨時都發現資產階級把他當做物品、當做自己的財產來對待，就憑這一點，工人也要成為資產階級的敵人。我在前面已經舉了上百個例子，而且還能再舉出上百個例子來證明:在目前情況下，工人只有仇恨和反抗資產階級，才能拯救自己的人的尊嚴。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48頁。

　　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係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於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繫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聖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

　　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總而言之，它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着的剝削。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3—34頁。

　　從上述一切可以明白，關於道德，費爾巴哈所告訴我們的東西只能是極其貧乏的。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來就有的，因而應當是一切道德的基礎。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受到雙重的矯正。第一，受到我們的行為的自然後果的矯正:酒醉之後，必定頭痛；放蕩成習，必生疾病。第二，受到我們的行為的社會後果的矯正:要是我們不尊重他人同樣的追求幸福的欲望，那麼他們就會反抗，妨礙我們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由此可見，我們要滿足我們的這種欲望，就必須能夠正確地估量我們的行為的後果，另一方面還必須承認他人有相應的欲望的平等權利。因此，對己以合理的自我節制，對人以愛(又是愛! )，這就是費爾巴哈的道德的基本準則，其他一切準則都是從中引申出來的。無論費爾巴哈的妙趣橫生的議論或施達克的熱烈無比的讚美，都不能掩蓋這幾個命題的貧乏和空泛。

　　如果一個人只同自己打交道，他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在非常罕見的情況下才能得到滿足，而且決不會對己對人都有利。他的這種欲望要求同外部世界打交道，要求有得到滿足的手段:食物、異性、書籍、娛樂、辯論、活動、消費和加工的對象。費爾巴哈的道德或者是以每一個人無疑地都有這些滿足欲望的手段和對象為前提，或者只向每一個人提供無法應用的忠告，因而對於沒有這些手段的人是一文不值的。這一點，費爾巴哈自己也說得很直截了當

　　“皇宮中的人所想的，和茅屋中的人所想的是不同的。”“如果你因為飢餓、貧困而身體內沒有養料，那麼你的頭腦中、你的感覺中以及你的心中便沒有供道德用的養料了。”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1—292頁。

　　不僅如此。根據費爾巴哈的道德論，證券交易所就是最高的道德殿堂，只要人們的投機始終都是得當的。如果我的追求幸福的欲望把我引進了交易所，而且我在那裡又善於正確地估量我的行為的後果，因而這些後果只使我感到愉快而不引起任何損失，就是說，如果我經常賺錢的話，那麼費爾巴哈的指示就算執行了。我也並沒有因此就妨礙另一個人的同樣的追求幸福的欲望，因為另一個人和我一樣，是自願到交易所去的，他和我達成投機交易時是按照他追求幸福的欲望行事，正如我是按照我追求幸福的欲望行事一樣。如果他賠了錢，那麼這就證明他的行為是不道德的，因為他盤算錯了，而且，我在對他執行應得的懲罰時，甚至可以擺出現代拉達曼的威風來。只要愛不純粹是溫情的空話，交易所也是由愛統治的，因為每個人都靠別人來滿足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而這就是愛應當做的事情，愛也在這裡得到實現。如果我在那裡正確地預見到我的行動的後果，因而賭贏了，那麼我就執行了費爾巴哈道德的一切最嚴格的要求，而且還成了富翁。換句話說，費爾巴哈的道德是完全適合於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不管他自己多麼不願意或想不到是這樣。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3—294頁。

　　關於宗教

　　政治國家的成員信奉宗教，是由於個人生活和類生活之間、市民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之間的二元性；他們信奉宗教是由於人把處於自己的現實個性彼岸的國家生活當做他的真實生活；他們信奉宗教是由於宗教在這裡是市民社會的精神，是人與人分離和疏遠的表現。

　　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

　　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36—37頁。

　　宗教是這個世界的總理論，是它的包羅萬象的綱領，它的具有通俗形式的邏輯，它的唯靈論的榮譽問題，它的狂熱，它的道德約束，它的莊嚴補充，它藉以求得慰藉和辯護的總根據。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大約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頁。

　　宗教是由那些本身感到宗教的需要，並且懂得群眾對宗教的需要的人創立的。

　　恩格斯:《布魯諾·鮑威爾和原始基督教》( 1882年4月下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第2版，第552頁。

　　更高的即更遠離物質經濟基礎的意識形態，採取了哲學和宗教的形式。在這裡，觀念同自己的物質存在條件的聯繫，越來越錯綜複雜，越來越被一些中間環節弄模煳了。但是這一聯繫是存在着的。從15世紀中葉起的整個文藝復興時期，在本質上是城市的從而是市民階級的產物，同樣，從那時起重新覺醒的哲學也是如此。哲學的內容本質上僅僅是那些和中小市民階級發展為大資產階級的過程相適應的思想的哲學表現。在上一個世紀的那些往往既是哲學家又是政治經濟學家的英國人和法國人那裡，這種情形是表現得很明顯的，而在黑格爾學派那裡，這一情況我們在上面已經說明了。

　　現在我們再簡略地談談宗教，因為宗教離開物質生活最遠，而且好像是同物質生活最不相干。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時代從人們關於他們自身的自然和周圍的外部自然的錯誤的、最原始的觀念中產生的。但是，任何意識形態一經產生，就同現有的觀念材料相結合而發展起來，並對這些材料作進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識形態了，就是說，它就不是把思想當做獨立地發展的、僅僅服從自身規律的獨立存在的東西來對待了。人們頭腦中發生的這一思想過程，歸根到底是由人們的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這一事實，對這些人來說必然是沒有意識到的，否則，全部意識形態就完結了。因此，大部分是每個有親屬關係的民族集團所共有的這些原始的宗教觀念，在這些集團分裂以後，便在每個民族那裡依各自遇到的生活條件而獨特地發展起來，而這一過程對一系列民族集團來說，特別是對雅利安人(所謂印歐人)來說，已由比較神話學詳細地證實了。這樣在每一個民族中形成的神，都是民族的神，這些神的王國不越出它們所守護的民族領域，在這個界線以外，就無可爭辯地由別的神統治了。只要這些民族存在，這些神也就繼續活在人們的觀念中；這些民族沒落了，這些神也就隨着滅亡。羅馬世界帝國使得古老的民族沒落了(關於羅馬世界帝國產生的經濟條件，我們沒有必要在這裡加以研究)，古老的民族的神就滅亡了，甚至羅馬的那些僅僅適合於羅馬城這個狹小圈子的神也滅亡了；羅馬曾企圖除本地的神以外還承認和供奉一切多少受崇敬的異族的神，這就清楚地表明了有以一種世界宗教來充實世界帝國的需要。但是一種新的世界宗教是不能這樣用皇帝的敕令創造出來的。新的世界宗教，即基督教，已經從普遍化了的東方神學，特別是猶太神學同庸俗化了的希臘哲學，特別是斯多亞派哲學的混合中悄悄地產生了。我們必須重新進行艱苦的研究，才能夠知道基督教最初是什麼樣子，因為它那流傳到我們今天的官方形式僅僅是尼西亞宗教會議為了使它成為國教而賦予它的那種形式。它在250年後已經變成國教這一事實，足以證明它是適應時勢的宗教。在中世紀，隨着封建制度的發展，基督教成為一種同它相適應的、具有相應的封建等級制的宗教。當市民階級興起的時候，新教異端首先在法國南部的阿爾比派中間，在那裡的城市最繁榮的時代，同封建的天主教相對抗而發展起來。中世紀把意識形態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學、政治、法學，都合併到神學中，使它們成為神學中的科目。因此，當時任何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都不得不採取神學的形式；對於完全由宗教培育起來的群眾感情說來，要掀起巨大的風暴，就必須讓群眾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現。市民階級從最初起就給自己製造了一種由無財產的、不屬於任何公認的等級的城市平民、短工和各種僕役所組成的附屬品，即後來的無產階級的前身，同樣，宗教異端也早就分成了兩派:市民溫和派和甚至也為市民異教徒所憎惡的平民革命派。

　　新教異端的不可根絕是同正在興起的市民階級的不可戰勝相適應的；當這個市民階級已經充分強大的時候，他們從前同封建貴族進行的主要是地方性的鬥爭便開始採取全國性的規模了。第一次大規模的行動發生在德國，這就是所謂的宗教改革。那時市民階級既不夠強大又不夠發展，不足以把其他的反叛等級——城市平民、下層貴族和鄉村農民——聯合在自己的旗幟之下。貴族首先被擊敗；農民舉行了起義，形成了這次整個革命運動的頂點；城市背棄了農民，革命被各邦君主的軍隊鎮壓下去了，這些君主攫取了革命的全部果實。從那時起，德國有整整三個世紀從那些能獨立地干預歷史的國家的行列中消失了。但是除德國人路德外，還出現了法國人加爾文，他以真正法國式的尖銳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資產階級性質，使教會共和化和民主化。當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國已經蛻化並把德國引向滅亡的時候，加爾文的宗教改革卻成了日內瓦、荷蘭和蘇格蘭共和黨人的旗幟，使荷蘭擺脫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國的統治，並為英國發生的資產階級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外衣。在這裡，加爾文教派顯示出它是當時資產階級利益的真正的宗教外衣，因此，在年革命由於一部分貴族同資產階級間的妥協而結束以後，它也沒有得到完全的承認。

　　英國的國教會恢復了，但不是恢復到它以前的形式，即由國王充任教皇的天主教，而是強烈地加爾文教派化了。舊的國教會慶祝歡樂的天主教禮拜日，反對枯燥的加爾文派禮拜日。新的資產階級化的國教會，則採用後一種禮拜日，這種禮拜日至今還在裝飾着英國。

　　在法國，1685年加爾教中的少數派曾遭到鎮壓，被迫皈依天主教或者被驅逐出境。但是這有什麼用處呢?那時自由思想家皮埃爾·培爾已經在忙於從事活動，而1694年伏爾泰也誕生了。路易十四的暴力措施只是使法國的資產階級更便於以唯一同已經發展起來的資產階級相適應的、非宗教的、純粹政治的形式進行自己的革命。出席國民議會的不是新教徒，而是自由思想家了。由此可見，基督教進入了它的最後階段。此後，它已不能成為任何進步階級的意向的意識形態外衣了；它越來越變成統治階級專有的東西，統治階級只把它當做使下層階級就範的統治手段。同時，每個不同的階級都利用它自己認為適合的宗教:占有土地的容克利用天主教的耶穌會派或新教的正統派，自由的和激進的資產者則利用理性主義，至於這些先生們自己相信還是不相信他們各自的宗教，這是完全無關緊要的。

　　這樣，我們看到，宗教一旦形成，總要包含某些傳統的材料，因為在一切意識形態領域內傳統都是一種巨大的保守力量。但是，這些材料所發生的變化是由造成這種變化的人們的階級關係即經濟關係引起的。在這裡只說這一點就夠了。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8—312頁。

　　一切宗教都不過是支配着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的反映，在這種反映中，人間的力量採取了超人間的力量的形式。在歷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獲得了這樣的反映，而在進一步的發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裡又經歷了極為不同和極為複雜的人格化。根據比較神話學，這一最初的過程，至少就印歐語系各民族來看，可以一直追溯到它的起源——印度的吠陀，以後又在印度人、波斯人、希臘人、羅馬人、日耳曼人中間，而且就材料所及的範圍而言，也可以在凱爾特人、立陶宛人和斯拉夫人中間得到詳盡的證明。但是除自然力量外，不久社會力量也起了作用，這種力量和自然力量本身一樣，對人來說是異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釋的，它以同樣的表面上的自然必然性支配着人。最初僅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想的形象，現在又獲得了社會的屬性，成為歷史力量的代表者[20]。在更進一步的發展階段上，許多神的全部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都轉移到一個萬能的神身上，而這個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這樣就產生了一神教，從歷史上說它是後期希臘庸俗哲學的最後產物，並在猶太的獨一無二的民族神雅赫維身上得到了體現。在這個適宜的、方便的和普遍適用的形式中，宗教可以作為人們對支配着他們的異己的自然力量和社會力量的這種關係的直接形式即感情上的形式而繼續存在，只要人們還處在這種力量的支配之下。但是，我們已經不止一次地看到，在目前的資產階級社會中，人們就像受某種異己力量的支配一樣，受自己所創造的經濟關係、自己所生產的生產資料的支配。因此，宗教反映活動的事實基礎就繼續存在，而且宗教反映本身也同這種基礎一起繼續存在。即使資產階級經濟學對這種異己力量的支配作用的因果關係有一定的認識，事情並不因此而有絲毫改變。資產階級經濟學既不能制止整個危機，又不能使各個資本家避免損失、負債和破產，或者使各個工人避免失業和貧困。現在還是這樣:謀事在人，成事在神(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異己力量的支配作用)。僅僅有認識，即使這種認識比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認識更進一步和更深刻，也不足以使社會力量服從於社會的支配。為此首先需要有某種社會的行動。當這種行動完成的時候，當社會通過占有和有計劃地使用全部生產資料而使自己和一切社會成員擺脫奴役狀態的時候(現在，人們正被這些由他們自己所生產的、但作為不可抗拒的異己力量而同自己相對立的生產資料所奴役)，當謀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時候，現在還在宗教中反映出來的最後的異己力量才會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隨着消失。理由很簡單，因為那時再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反映了。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333—334頁。

　　世紀的所謂宗教戰爭首先也是為着十分實際的物質的階級利益而進行的。這些戰爭同後來英國和法國的國內衝突完全一樣，都是階級鬥爭。如果說這些階級鬥爭當時是在宗教的標誌下進行的，如果說各階級的利益、需要和要求都還隱蔽在宗教的外衣之下，那麼，這並沒有改變事情的實質，而且也不難用時代的條件來加以解釋。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 1850年夏秋)，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235頁。

　　基督教的社會原則頌揚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順從馴服，總之，頌揚愚民的各種特點，但對不希望把自己當愚民看待的無產階級說來，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獨立感比麵包還要重要。

　　基督教的社會原則帶有狡猾和假仁假義的烙印，而無產階級卻是革命的。

　　馬克思:《“萊茵觀察家”的共產主義》( 1847年9月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第218頁。

　　迄今一切宗教都是單個民族或幾個民族的歷史發展階段的表現，而共產主義卻是使一切現有宗教成為多餘並使之消滅的歷史發展階段。

　　恩格斯:《共產主義信條草案》( 1847年6月9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月第1版，第380頁。

　　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據是:人創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創造人。就是說，宗教是還沒有獲得自身或已經再度喪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識和自我感覺。但是，人不是抽象的蟄居於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這個國家、這個社會產生了宗教，一種顛倒的世界意識，因為它們就是顛倒的世界。宗教是這個世界的總理論，是它的包羅萬象的綱要，它的具有通俗形式的邏輯，它的唯靈論的榮譽問題［］，它的狂熱，它的道德約束，它的莊嚴補充，它藉以求得慰藉和辯護的總根據。宗教是人的本質在幻想中的實現，因為人的本質不具有真正的現實性。因此，反宗教的鬥爭間接地就是反對以宗教為精神撫慰的那個世界的鬥爭。

　　宗教里的苦難既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的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無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樣。宗教是人民的鴉片。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大約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4頁。

　　勞動生產力處於低級發展階段，與此相應，人們在物質生活生產過程內部的關係，即他們彼此之間以及他們同自然之間的關係是很狹隘的。這種實際的狹隘性，觀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間宗教中。只有當實際日常生活的關係，在人們面前表現為人與人之間和人與自然之間極明白而合理的關係的時候，現實世界的宗教反映才會消失。只有當社會生活過程即物質生產過程的形態，作為自由聯合的人的產物，處於人的有意識有計劃的控制之下的時候，它才會把自己的神秘的紗幕揭掉。但是，這需要有一定的社會物質基礎或一系列物質生存條件，而這些條件本身又是長期的、痛苦的歷史發展的自然產物。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7頁。

　　甚至所有抽掉這個物質基礎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事實上，通過分析找出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過來從當時的現實生活關係中引出它的天國形式要容易得多。後面這種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義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學的方法。那種排除歷史過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的缺點，每當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專業範圍時，就在他們的抽象的和意識形態的觀念中顯露出來。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29頁注89。

　　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在遠古時代，人們還完全不知道自己身體的構造，並且受夢中景象的影響，[22]於是就產生一種觀念:他們的思維和感覺不是他們身體的活動，而是一種獨特的、寓於這個身體之中而在人死亡時就離開身體的靈魂的活動。從這個時候起，人們不得不思考這種靈魂對外部世界的關係。如果靈魂在人死時離開肉體而繼續活着，那就沒有理由去設想它本身還會死亡；這樣就產生了靈魂不死的觀念，這種觀念在那個發展階段出現決不是一種安慰，而是一種不可抗拒的命運，並且往往是一種真正的不幸，例如在希臘人那裡就是這樣。關於個人不死的無聊臆想之所以普遍產生，不是因為宗教上的安慰的需要，而是因為人們在普遍愚昧的情況下不知道對已經被認為存在的靈魂在肉體死後該怎麼辦。由於十分相似的原因，通過自然力的人格化，產生了最初的神。隨着各種宗教的進一步發展，這些神越來越具有超世界的形象，直到最後，通過智力發展中自然發生的抽象化過程——幾乎可以說是蒸餾過程，在人們的頭腦中，從或多或少有限的和互相限制的許多神中產生了一神教的唯一的神的觀念。

　　因此，思維對存在、精神對自然界的關係問題，全部哲學的最高問題，像一切宗教一樣，其根源在於蒙昧時代的愚昧無知的觀念。但是，這個問題，只是在歐洲人從基督教中世紀的長期冬眠中覺醒以後，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來，才獲得了它的完全的意義。思維對存在的地位問題，這個在中世紀的經院哲學中也起過巨大作用的問題:什麼是本原的，是精神，還是自然界?——這個問題以尖銳的形式針對着教會提了出來:世界是神創造的呢，還是從來就有的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7—278頁。

　　關於文學藝術

　　關於藝術，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時期決不是同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因而也決不是同彷佛是社會組織的骨骼的物質基礎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臘人或莎士比亞同現代人相比。就某些藝術形式，例如史詩來說，甚至誰都承認:當藝術生產一旦作為藝術生產出現，它們就再不能以那種在世界史上劃時代的、古典的形式創造出來；因此，在藝術本身的領域內，某些有重大意義的藝術形式只有在藝術發展的不發達階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說在藝術本身的領域內部的不同藝術種類的關係中有這種情形，那麼，在整個藝術領域同社會一般發展的關係上有這種情形，就不足為奇了。困難只在於對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述。一旦它們的特殊性被確定了，它們也就被解釋明白了。

　　［M－22］我們例如先說希臘藝術同現代的關係，再說莎士比亞同現代的關係。大家知道，希臘神話不只是希臘藝術的武庫，而且是它的土壤。成為希臘人的幻想的基礎，從而成為希臘［藝術］的基礎的那種對自然的觀點和對社會關係的觀點，能夠同走錠精紡機、鐵道、機車和電報並存嗎?在羅伯茨公司面前，武爾坎又在哪裡?在避雷針面前，丘比特又在哪裡?在動產信用公司面前，海爾梅斯又在哪裡?任何神話都是用想象和藉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隨着這些自然力實際上被支配，神話也就消失了。在印刷所廣場旁邊，法瑪還成什麼?希臘藝術的前提是希臘神話，也就是已經通過人民的幻想用一種不自覺的藝術方式加工過的自然和社會本身。這是希臘藝術的素材。不是隨便一種神話，就是說，不是對自然(這裡指一切對象的東西，包括社會在內)的隨便一種不自覺的藝術加工。埃及神話決不能成為希臘藝術的土壤或母胎。但是無論如何總得是一種神話。因此，決不是這樣一種社會發展，這種發展排斥一切對自然的神話態度，一切把自然神話化的態度；因而要求藝術家具備一種與神話無關的幻想。

　　從另一方面看:阿基里斯能夠同火藥和鉛彈並存嗎?或者，《伊利亞特》能夠同活字盤甚至印刷機並存嗎?隨着印刷機的出現，歌謠、傳說和詩神繆斯豈不是必然要絕跡，因而史詩的必要條件豈不是要消失嗎

　　但是，困難不在於理解希臘藝術和史詩同一定社會發展形式結合在一起。困難的是，它們何以仍然能夠給我們以藝術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說還是一種規範和高不可及的範本。

　　一個成人不能再變成兒童，否則就變得稚氣了。但是，兒童的天真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嗎?他自己不該努力在一個更高的階梯上把兒童的真實再現出來嗎?在每一個時代，它固有的性格不是以其純真性又活躍在兒童的天性中嗎?為什麼歷史上的人類童年時代，在它發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該作為永不復返的階段而顯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兒童和早熟的兒童。古代民族中有許多是屬於這一類的。希臘人是正常的兒童。他們的藝術對我們所產生的魅力，同這種藝術在其中生長的那個不發達的社會階段並不矛盾。這種藝術倒是這個社會階段的結果，並且是同這種藝術在其中產生而且只能在其中產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會條件永遠不能復返這一點分不開的。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4—36頁。

　　歷史是認真的，經過許多階段才把陳舊的形態送進墳墓。世界歷史形態的最後一個階段是它的喜劇。在埃斯庫羅斯的《被縛的普羅米修斯》中已經悲劇性地因傷致死的希臘諸神，還要在琉善的《對話》中喜劇性地重死一次。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歷史進程呢?這是為了人類能夠愉快地同自己的過去訣別。我們現在為德國政治力量爭取的也正是這樣一個愉快的歷史結局。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大約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8頁。

　　現在來談談不足的一面:第一，——這純粹是形式問題——既然你用韻文寫，你本來可以把你的韻律安排得更藝術一些。但是，不管專業詩人對這種疏忽會感到多麼震驚，總的說來，我卻認為它是一個長處，因為我們詩壇上專事模彷的庸才們除了形式上的光澤，就再沒有保留下什麼了。第二，你所構想的衝突不僅是悲劇性的，而且是使1848—年的革命政黨必然滅亡的悲劇性的衝突。因此我只能完全贊成把這個衝突當做一部現代悲劇的中心點。但是我問自己:你所探討的主題是否適合於表現這種衝突?巴爾塔扎爾的確可以設想，如果濟金根不是借騎士紛爭的形式發動叛亂，而是打起反對皇權和公開向諸侯開戰的旗幟，他就會勝利。但是，我們也可以有這種幻想嗎?濟金根(而胡登多少和他一樣的復滅並不是由於他的狡詐。他的復滅是因為他作為騎士和作為垂死階級的代表起來反對現存制度，或者說得更確切些，反對現存制度的新形式。如果從濟金根身上除去那些屬於個人和他的特殊的教養、天生的才能等的東西，那麼剩下來的就只是一個葛茲·馮·伯利欣根了。在後面這個可憐的人物身上，以同樣的形式體現出騎士階層同皇帝和諸侯的悲劇性的對抗，因此，歌德理所當然地選擇他做主人公。在濟金根——甚至胡登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如此，雖然對於他，正像對於某個階級的所有意識形態家一樣，這種說法應該有相當的改變——同諸侯作鬥爭時(他轉而反對皇帝[23]，只是由於皇帝從騎士的皇帝變成諸侯的皇帝)，他實際上只不過是一個唐·吉訶德，雖然是被歷史認可了的唐·吉訶德。他在騎士紛爭的幌子下發動叛亂，這隻意味着，他是按騎士的方式發動叛亂的。如果他以另外的方式發動叛亂，他就必須在一開始發動的時候直接訴諸城市和農民，就是說，正好要訴諸那些本身的發展就等於否定騎士制度的階級。

　　因此，如果你不想把這種衝突簡單地化為《葛茲·馮·伯利欣根》中所描寫的衝突——而你也沒有打算這樣做——，那麼，濟金根和胡登就必然要復滅，因為他們自以為是革命者(對於葛茲就不能這樣說)，而且他們完全像1830年的有教養的波蘭貴族那樣，一方面使自己變成當代思想的傳播者，另一方面又在實際上代表着反動階級的利益。革命中的這些貴族代表——在他們的統一和自由的口號後面一直還隱藏着舊日的皇權和強權的夢想——不應當像在你的劇本中那樣占去全部注意力，農民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特別是農民的代表)倒是應當構成十分重要的積極的背景。這樣，你就芄輝詬�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揍愨欂的袉柦恰恰把租S執�的思想表现出来，而现哉C�渍V套雜梢醞猓�蕦�噬希�市民的万G瘓褪悄愕鬧饕�思想。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茹暘，你的最垂a鋇憔褪竅�缼そ地把个人变成守慂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拈牸s翰皇且燦行┫衲愕母ダ即模�冯·济晋凒抑e�，犯炼愌路德式碘c鍤糠炊耘煽吹酶哂阢剎啥�式碘c矯穹炊耘燒庋�一譁�飩淮砦舐�

　　其次，我感到遺憾的是，在人物個性的描寫方面看不到什麼特色，查理五世、巴爾塔扎爾和特里爾的理查除外。難道還有別的時代比16世紀具有更加突出的個性嗎?照我着來，胡登過多地一味表現“興高采烈”，這是令人厭倦的。他不也是個聰明人，機靈鬼嗎?因此你對他不是很不公平嗎

　　甚至你的濟金根——順便說一句，他也被描寫得太抽象了——也是十分苦於不以他的一切個人打算為轉移的衝突，這可以從下面一點看出來:他一方面不得不向他的騎士宣傳與城市友好等，另一方面他自己又樂於對城市施行強權司法。

　　馬克思:《馬克思致斐迪南·拉薩爾》( 1859年4月19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9—171頁。

　　您不無理由厝銜�德国戏揪熯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总S醯睦�始徶R藎�同莎士比阉N繾韉那榻詰納�动性侯^岣恍緣耐昝廊諍希�大概謸]性誚�来才能寸檮Μ而且覛埓X�膘o皇怯傻鹿�人绖撶櫧的。无论染U危�我茹暘这种日婋U�矢[肪緄奈蠢礎Ｄ�的《济晋凒》完全矢`謖�嘛w希恢饕�的除Z∪宋鍤且歡ǖ慕准逗頹閬虻拇�表，因而也是他们守慂的覛gㄋ枷氳拇�表，他脡q畝�机不蕮尨走\鏊櫚母鋈擻�望，而正蕮尨走\�们所处的历薀┛圅��

　　恩格斯:《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薩爾》( 1859年5月1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4頁。

　　親愛的考茨基夫人

　　……《舊和新》 [24]我已經看過了， 衷心地感謝您寄給我這本書。 您在這本書裡對鹽
場工人生活的描寫， 就像在《斯蒂凡》 [25]里對農民生活的描寫一樣出色。 對維也納社交
界的描寫大部分也是很好的。 維也納的確是唯一有社交界的德意志城市， 柏林只有一
些“ 固定的小圈子” ， 而更多是不固定的， 因此， 在那裡只有描寫文人、 官員和演員的那
種小說才能找到地盤。 在您的作品的這一部分里， 情節的發展有的地方是否太急促了一
些， 您比我更能作出判斷； 使我們這樣的人得到這種印象的某些東西， 在維也納可能是完
全自然的， 因為那裡具有把南歐和東歐的各種因素混合在一起的獨特的國際性質。 對於這
兩種環境裡的人物， 我認為您都用您平素的鮮明的個性描寫手法刻畫出來了； 每個人都是
典型， 但同時又是一定的單個人， 正如老黑格爾所說的， 是一個“ 這個” ， 而且應當是如
此。 但是， 為了表示沒有偏頗， 我還要找點毛病出來， 在這裡我來談談阿爾諾德。 這個人
確實太完美無缺了， 因此， 當他最終在一次山崩中死掉時， 人們只有推說他不見容於這個
世界， 才能把這種情形同文學上的崇尚正義結合起來。 可是， 如果作者過分欣賞自己的主
人公， 那總是不好的， 而據我看來， 您在這方面也多少犯了這種毛病。 愛莎儘管已經被理
想化了， 但還保有一定的個性描寫， 而在阿爾諾德身上， 個性就更多地消融到原則里去
了。

　　至於產生這個缺陷的原因，從小說本身就能感覺到。顯而易見，您認為需要在這本書裡公開表明您的立場，在全世界面前證明您的信念。這您已經做了，已經是過去的事了，用不着再以這種形式重複。我決不反對傾向詩本身。悲劇之父埃斯庫羅斯和喜劇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強烈傾向的詩人，但丁和塞萬提斯也不遜色；而席勒的《陰謀與愛情》的主要價值就在於它是德國第一部有政治傾向的戲劇。現代的那些寫出優秀小說的俄國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傾向的作家。可是我認為，傾向應當從場面和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而無須特別把它指點出來；同時我認為，作者不必把他所描寫的社會衝突的歷史的未來的解決辦法硬塞給讀者。此外，在當前條件下，小說主要是面向資產階級圈子裡的讀者，即不直接屬於我們的人的那個圈子裡的讀者，因此，如果一部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小說，通過對現實關係的真實描寫，來打破關於這些關係的流行的傳統幻想，動搖資產階級世界的樂觀主義，不可避免地引起對於現存事物的永恆性的懷疑，那麼，即使作者沒有直接提出任何解決辦法，甚至有時並沒有明確地表明自己的立場，我認為這部小說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您對奧地利農民和維也納“社交界”的透徹了解以及您對他們的出色的生動描寫，表明在這方面的素材是很多的，而在《斯蒂凡》中您已證明您還善於用巧妙的諷刺處理您的主人公，這種諷刺顯示出作者能駕馭自己的作品……恩格斯:《恩格斯致明娜·考茨基》( 1885年11月26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44—545頁。

　　尊敬的哈克奈斯女士

　　多謝您通過維澤泰利出版公司把您的《城市姑娘》轉給我。我無比愉快地和急切地讀完了它。的確，正像我的朋友、您這本書的譯者艾希霍夫所說的，它是一件小小的藝術品。他還說——您聽了一定會滿意的——，他幾乎不得不逐字逐句地翻譯，因為任何省略或試圖改動都只能損害原作的價值。

　　您的小說，除了它的現實主義的真實性以外，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它表現了真正藝術家的勇氣。這種勇氣不僅表現在您敢於冒犯傲慢的體面人物而對救世軍所作的處理上，這些體面人物也許從您的小說里才第一次知道救世軍為什麼竟對人民群眾產生這樣大的影響；而且還主要表現在您把無產階級姑娘被資產階級男人所勾引這樣一個老而又老的故事作為全書的中心時所使用的樸實無華的手法。平庸的作家會覺得需要用一大堆矯揉造作和修飾來掩蓋這種他們認為是平凡的情節，然而他們終究還是逃脫不了被人看穿的命運。您覺得您有把握敘述一個老故事，因為您能夠如實地敘述它，使它變成一個新故事。

　　您對阿瑟·格蘭特先生的刻畫十分出色。

　　如果我要提出什麼批評的話，那就是，您的小說也許還不夠現實主義。據我看來，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們本身而言，是夠典型的；但是環繞着這些人物並促使他們行動的環境，也許就不是那樣典型了。在《城市姑娘》裡，工人階級是以消極群眾的形象出現的，他們無力自助，甚至沒有試圖作出自助的努力。想使他們擺脫其貧困而麻木的處境的一切企圖都來自外面，來自上面。如果說這種描寫在1800年前後或1810年前後，即在聖西門和羅伯特·歐文時代是恰如其分的，那麼，在1887年，在一個有幸參加了戰鬥無產階級的大部分鬥爭差不多50年之久的人看來，就不可能是恰如其分的了。工人階級對壓迫他們的周圍環境所進行的叛逆的反抗，他們為恢復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令人震撼的努力，不管是半自覺的或是自覺的，都屬於歷史，因而也應當在現實主義領域占有一席之地。

　　我決不是責備您沒有寫出一部直截了當的社會主義的小說， 一部像我們德國人所說
的“ 傾向性小說” ， 來鼓吹作者的社會觀點和政治觀點。 我決不是這個意思。 作者的見解
越隱蔽， 對藝術作品來說就越好。 我所指的現實主義甚至可以不顧作者的見解而表露出
來。 讓我舉一個例子。 巴爾扎克， 我認為他是比過去、 現在和未來的一切左拉都要偉大得
多的現實主義大師， 他在《人間喜劇》 里給我們提供了一部法國“ 社會” ， 特別是巴黎上
流社會的無比精彩的現實主義歷史， 他用編年史的方式幾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資產階級在
1816—1848年這一時期對貴族社會日甚一日的衝擊描寫出來， 這一貴族社會在1815年以後
又重整旗鼓， 並盡力重新恢復舊日法國生活方式的標準。 他描寫了這個在他看來是模範社
會的最後殘餘怎樣在庸俗的、 滿身銅臭的暴發戶的逼攻之下逐漸屈服， 或者被這種暴發戶
所腐蝕； 他描寫了貴婦人(她們在婚姻上的不忠只不過是維護自己的一種方式， 這和她們
在婚姻上聽人擺布的情況是完全相適應的)怎樣讓位給為了金錢或衣着而給自己丈夫戴綠
帽子的資產階級婦女。 圍繞着這幅中心圖畫， 他匯編了一部完整的法國社會的歷史， 我從
這裡， 甚至在經濟細節方面(諸如革命以後動產和不動產的重新分配)所學到的東西， 也要
比從當時所有職業的史學家、 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裡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 不錯， 巴
爾扎克在政治上是一個正統派； 他的偉大作品是對上流社會無可阻擋的衰落的一曲無盡的
輓歌； 他對註定要滅亡的那個階級寄予了全部的同情。 但是， 儘管如此， 當他讓他所深切
同情的那些貴族男女行動起來的時候， 他的嘲笑空前尖刻， 他的諷刺空前辛辣。 而他經常
毫不掩飾地讚賞的唯一的一批人， 卻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對頭， 聖瑪麗修道院的共和黨英雄
們， 這些人在那時( 1830—1836年)的確是人民群眾的代表。 這樣， 巴爾扎克就不得不違
背自己的階級同情和政治偏見； 他看到了他心愛的貴族們滅亡的必然性， 把他們描寫成
不配有更好命運的人； 他在當時唯一能找到未來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這樣的人，
——這一切我認為是現實主義的最偉大的勝利之一， 是老巴爾扎克最大的特點之一。

　　為了替您辯解，我必須承認，在文明世界裡，任何地方的工人群眾都不像倫敦東頭[26]的工人群眾那樣不積極地反抗，那樣消極地屈服於命運，那樣遲鈍。而且我怎麼能知道:您是否有非常充分的理由這一次先描寫工人階級生活的消極面，而在另一本書中再描寫積極面呢

　　恩格斯:《恩格斯致瑪格麗特·哈克奈斯》( 1888年4月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9—571頁。

　　六)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及其對存在的能動的反作用

      產生了職業法學家的新分工一旦成為必要，就又開闢了一個新的獨立領域，這個領域雖然一般地依賴於生產和貿易，但是它仍然具有對這兩個領域起反作用的特殊能力。在現代國家中，法不僅必須適應於總的經濟狀況，不僅必須是它的表現，而且還必須是不因內在矛盾而自相牴觸的一種內部和諧一致的表現。而為了達到這一點，經濟關係的忠實反映便日益受到破壞。法典越是不把一個階級的統治鮮明地、不加緩和地、不加歪曲地表現出來(否則就違反了“法的概念”)，這種現象就越常見。1792—1796年時期革命資產階級的純粹而徹底的法的概念，在許多方面已經在拿破崙法典中被歪曲了，而就它在這個法典中的體現來說，它必定由於無產階級的不斷增長的力量而每天遭到各種削弱。但是這並不妨礙拿破崙法典成為世界各地編纂一切新法典時當做基礎來使用的法典。這樣，“法的發展”的進程大部分只在於首先設法消除那些由於將經濟關係直接翻譯成法律原則而產生的矛盾，建立和諧的法的體系，然後是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影響和強制力又一再突破這個體系，並使它陷入新的矛盾(這裡我暫時只談民法)。

　　經濟關係反映為法的原則，同樣必然是一種頭足倒置的反映。這種反映是在活動者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發生的；法學家以為他是憑着先驗的原理來活動的，然而這只不過是經濟的反映而已。這樣一來，一切都頭足倒置了。而這種顛倒——在它沒有被認識的時候構成我們稱之為意識形態觀點的那種東西——又對經濟基礎發生反作用，並且能在某種限度內改變經濟基礎，我認為這是不言而喻的。以家庭的同一發展階段為前提，繼承法的基礎是經濟的。儘管如此，也很難證明:例如在英國立遺囑的絕對自由，在法國對這種自由的嚴格限制，在一切細節上都只是出於經濟的原因。但是二者都對經濟起着很大的反作用，因為二者都影響財產的分配。

　　至於那些更高地懸浮於空中的意識形態的領域，即宗教、哲學等等，它們都有一種被歷史時期所發現和接受的史前的東西，這種東西我們今天不免要稱之為愚昧。這些關於自然界、關於人本身的性質、關於靈魂、魔力等的形形色色的虛假觀念，多半只是在消極意義上以經濟為基礎；史前時期低水平的經濟發展有關於自然界的虛假觀念作為補充，但是有時也作為條件，甚至作為原因。雖然經濟上的需要曾經是，而且越來越是對自然界的認識不斷進展的主要動力，但是，要給這一切原始狀態的愚昧尋找經濟上的原因，那就太迂腐了。科學的歷史，就是逐漸消除這種愚昧的歷史，或者說，是用新的，但越來越不荒唐的愚昧取而代之的歷史。從事這些事情的人們又屬於分工的特殊部門，並且認為自己是致力於一個獨立的領域。只要他們形成社會分工之內的獨立集團，他們的產物，包括他們的錯誤在內，就要反過來影響全部社會發展，甚至影響經濟發展。但是，儘管如此，他們本身又處於經濟發展的起支配作用的影響之下。例如在哲學上，拿資產階級時期來說這種情形是最容易證明的。霍布斯是第一個現代唯物主義者( 18世紀意義上的)，但是當專制君主制在整個歐洲處於全盛時期，並在英國開始和人民進行鬥爭的時候，他是專制制度的擁護者。洛克在宗教上和政治上都是1688年的階級妥協的產兒。英國自然神論者和他們的更徹底的繼承者法國唯物主義者都是真正的資產階級哲學家，法國人甚至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哲學家。在從康德到黑格爾的德國哲學中始終顯現着德國庸人的面孔——有時積極地，有時消極地。但是，每一個時代的哲學作為分工的一個特定的領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驅傳給它而它便由此出發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為前提。因此，經濟上落後的國家在哲學上仍然能夠演奏第一小提琴: 18世紀的法國對英國來說是如此(法國人是以英國哲學為依據的)，後來的德國對英法兩國來說也是如此。但是，不論在法國或是在德國，哲學和那個時代的普遍的學術繁榮一樣，也是經濟高漲的結果。經濟發展對這些領域也具有最終的至上權力，這在我看來是確定無疑的，但是這種至上權力是發生在各個領域本身所規定的那些條件的範圍內:例如在哲學中，它是發生在這樣一種作用所規定的條件的範圍內，這種作用就是各種經濟影響(這些經濟影響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的外衣下起作用)對先驅所提供的現有哲學材料發生的作用。經濟在這裡並不重新創造出任何東西，但是它決定着現有思想材料的改變和進一步發展的方式，而且多半也是間接決定的，因為對哲學發生最大的直接影響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0年10月2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7—600頁。

　　因為我們否認在歷史中起作用的各種意識形態領域有獨立的歷史發展，所以我們也否認它們對歷史有任何影響。這是由於通常把原因和結果非辯證地看做僵硬對立的兩極，完全忘記了相互作用。這些先生們常常幾乎是故意地忘記，一種歷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歸根到底是經濟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夠對它的環境，甚至對產生它的原因發生反作用。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蘭茨·梅林》( 1893年7月1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59頁。

　　我在維也納的《德意志言論》雜誌上看到了莫里茨·維爾特這只不祥之鳥所寫的關於保爾·巴爾特所着一書[27]的評論，[28]這個評論使我也對該書本身產生了不良的印象。

　　我想看看這本書，但是我應當說，如果莫里茨這傢伙正確地引用了巴爾特的一段話，在這段話中，巴爾特說他在馬克思的一切着作中所能找到的哲學等依賴於物質存在條件的唯一的例子，就是笛卡兒宣稱動物是機器，那麼我就只好為這個人竟能寫出這樣的東西感到遺憾了。既然這個人還沒有發現，物質存在方式雖然是始因，但是這並不排斥思想領域也反過來對物質存在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那麼，他就決不可能了解他所談論的那個問題了。但是，我已經說過，這全是第二手的東西，而莫里茨這傢伙是一個危險的朋友。唯物史觀現在也有許多朋友，而這些朋友是把它當做不研究歷史的藉口的。正像馬克思就70年代末的法國“馬克思主義者”所曾經說過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0年8月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85—586頁。

　　現代社會主義，就其內容來說，首先是對現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有財產者和無財產者之間、資產者和僱傭工人之間的階級對立以及生產中普遍存在的無政府狀態這兩個方面進行考察的結果。但是，就其理論形式來說，它起初表現為18世紀法國偉大的啟蒙學者們所提出的各種原則的進一步的、據稱更徹底的發展。[29]同任何新的學說一樣，它必須首先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雖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經濟的事實中。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9頁。

　　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ad hominem］。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大約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頁。

　　當人們談到使整個社會革命化的思想時，他們只是表明了一個事實:在舊社會內部已經形成了新社會的因素，舊思想的瓦解是同舊生活條件的瓦解步調一致的。

　　當古代世界走向滅亡的時候，古代的各種宗教就被基督教戰勝了。當基督教思想在世紀被啟蒙思想擊敗的時候，封建社會正在同當時革命的資產階級進行殊死的鬥爭。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過表明自由競爭在信仰領域[30]里占統治地位罷了。

　　“但是”，有人會說，“宗教的、道德的、哲學的、政治的、法的觀念等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固然是不斷改變的，而宗教、道德、哲學、政治和法在這種變化中卻始終保存着。

　　此外，還存在着一切社會狀態所共有的永恆真理，如自由、正義等等。但是共產主義要廢除永恆真理，它要廢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產主義是同至今的全部歷史發展相矛盾的”。

　　這種責難歸結為什麼呢?至今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的，而這種對立在不同的時代具有不同的形式。

　　但是，不管階級對立具有什麼樣的形式，社會上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剝削卻是過去各個世紀所共有的事實。因此，毫不奇怪，各個世紀的社會意識，儘管形形色色、千差萬別，總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運動的，這些形式，這些意識形式，只有當階級對立完全消失的時候才會完全消失。

　　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1—52頁。

　　廢除作為人民的虛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現實幸福。要求拋棄關於人民處境的幻覺，就是要求拋棄那需要幻覺的處境。因此，對宗教的批判就是對苦難塵世——宗教是它的神聖光環——的批判的胚芽。

　　這種批判撕碎鎖鏈上那些虛構的花朵，不是要人依舊戴上沒有幻想沒有慰藉的鎖鏈，而是要人扔掉它，採摘新鮮的花朵。對宗教的批判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夠作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來思考，來行動，來建立自己的現實；使他能夠圍繞着自身和自己現實的太陽轉動。宗教只是虛幻的太陽，當人沒有圍繞自身轉動的時候，它總是圍繞着人轉動。

　　因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後，歷史的任務就是確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異化的神聖形象被揭穿以後，揭露具有非神聖形象的自我異化，就成了為歷史服務的哲學的迫切任務。於是，對天國的批判變成對塵世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變成對法的批判，對神學的批判變成對政治的批判。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大約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頁。

　　對宗教的批判最後歸結為人是人的最高本質這樣一個學說，從而也歸結為這樣的絕對命令:必須推翻使人成為被侮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東西的一切關係。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大約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頁。

　   八　階級

　　一)階級的產生

　　階級劃分的基礎是分工的規律

　　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鄉村的分離。城鄉之間的對立是隨着野蠻向文明的過渡、部落制度向國家的過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過渡而開始的，它貫穿盼拿韉娜�部历史直至现��(反穀物法同盟)。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6頁。

　　實際上，情況完全不像蒲魯東先生所想的那樣。當文明一開始的時候，生產就開始建立在級別、等級和階級的對抗上，最後建立在積累的勞動和直接的勞動的對抗上。沒有對抗就沒有進步。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規律。到目前為止，生產力就是由於這種階級對抗的規律而發展起來的。如果硬說由於所有勞動者的一切需要都已滿足，所以人們才能創造更高級的產品和從事更複雜的生產，那就是撇開階級對抗，顛倒整個歷史的發展過程。不然也可以這樣說:因為在羅馬皇帝時代曾有人在人造的池子裡餵養鰻魚，所以說全體羅馬居民的食物是充裕的。然而實際情況完全相反，當時羅馬人民連必要的糧食也買不起，而羅馬的貴族卻並不缺少充當鰻魚飼料的奴隸。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版，第104頁。

　　文明時代是社會發展的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分工、由分工而產生的個人之間的交換，以及把這兩者結合起來的商品生產，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完全改變了先前的整個社會。

　　先前的一切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生產在本質上是共同的生產，同樣，消費也是在較大或較小的共產制共同體內部直接分配產品。生產的這種共同性是在極狹小的範圍內實現的，但是它隨身帶來的是生產者對自己的生產過程和產品的支配。他們知道，產品的結局將是怎樣:他們把產品消費掉，產品不離開他們的手；只要生產在這個基礎上進行，它就不可能越出生產者的支配範圍，也不會產生鬼怪般的、對他們來說是異己的力量，像在文明時代經常地和不可避免地發生的那樣。

　　但是， 分工慢慢地侵入了這種生產過程。 它破壞生產和占有的共同性， 它使個人占有
成為占優勢的規則， 從而產生了個人之間的交換， ——這是如何發生的， 我們前面已經探
討過了。 商品生產逐漸地成了占統治地位的形式。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3—194頁。

　　隨着在文明時代獲得最充分發展的奴隸制的出現，就發生了社會分成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的第一次大分裂。這種分裂繼續存在於整個文明期。奴隸制是古希臘羅馬時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個剝削形式；繼之而來的是中世紀的農奴制和近代的僱傭勞動制。這就是文明時代的三大時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開的而近來是隱蔽的奴隸制始終伴隨着文明時代。

　　文明時代所由以開始的商品生產階段，在經濟上有下列特徵: ( 1)出現了金屬貨幣，從而出現了貨幣資本、利息和高利貸； ( 2)出現了作為生產者之間的中間階級的商人；出現了土地私有制和抵押； ( 4)出現了作為占統治地位的生產形式的奴隸勞動。與文明時代相適應並隨之徹底確立了自己的統治地位的家庭形式是專偶制、男子對婦女的統治，以及作為社會經濟單位的個體家庭。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時期毫無例外地都是統治階級的國家，並且在一切場合在本質上都是鎮壓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機器。此外，文明時代還有如下的特徵:一方面，是把城市和鄉村的對立作為整個社會分工的基礎固定下來；另一方面，是實行所有者甚至在死後也能夠據以處理自己財產的遺囑制度。這種同古代氏族制度直接衝突的制度，在雅典直到梭倫時代之前還沒有過；在羅馬，它很早就已經實行了，究竟在什麼時候我們不知道[1]；在德意志人中間，這種制度是由教士引入的，為的是使誠實的德意志人能夠毫無阻礙地將自己的遺產遺贈給教會。

　　文明時代以這種基本制度完成了古代氏族社會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們的最卑劣的衝動和情慾，並且以損害人們的其他一切稟賦為代價而使之變本加厲的辦法來完成這些事情的。鄙俗的貪慾是文明時代從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起推動作用的靈魂；財富，財富，第三還是財富，——不是社會的財富，而是這個微不足道的單個的個人的財富，這就是文明時代唯一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目的。如果說在文明時代的懷抱中科學曾經日益發展，藝術高度繁榮的時期一再出現，那也不過是因為現代的一切積聚財富的成就不這樣就不可能獲得罷了。

　　由於文明時代的基礎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剝削，所以它的全部發展都是在經常的矛盾中進行的。生產的每一進步，同時也就是被壓迫階級即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的一個退步。對一些人是好事的，對另一些人必然是壞事，一個階級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對另一個階級的新的壓迫。這一情況的最明顯的例證就是機器的採用，其後果現在已是眾所周知的了。如果說在野蠻人中間，像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不大能夠區別權利和義務，那麼文明時代卻使這兩者之間的區別和對立連最愚蠢的人都能看得出來，因為它幾乎把一切權利賦予一個階級，另一方面卻幾乎把一切義務推給另一個階級。

　　但是，這並不是應該如此的。凡對統治階級是好的，對整個社會也應該是好的，因為統治階級把自己與整個社會等同起來了。所以文明時代越是向前進展，它就越是不得不給它所必然產生的種種壞事披上愛的外衣，不得不粉飾它們，或者否認它們，——一句話，是實行流俗的偽善，這種偽善，無論在較早的那些社會形式下還是在文明時代初期階段都是沒有的，並且最後在下述說法中達到了極點:剝削階級對被壓迫階級進行剝削，完全是為了被剝削階級本身的利益；如果被剝削階級不懂得這一點，甚至想要造反，那就是對行善的人即對剝削者的一種最卑劣的忘恩負義行為。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5—197頁。

　　社會分裂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是以前生產不大發展的必然結果。只要社會總勞動所提供的產品除了滿足社會全體成員最起碼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餘，就是說，只要勞動還占去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全部或幾乎全部時間，這個社會就必然劃分為階級。在這被迫專門從事勞動的大多數人之旁，形成了一個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階級，它掌管社會的共同事務:勞動管理、國家事務、司法、科學、藝術等等。因此，分工的規律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但是，這並不妨礙階級的這種劃分曾經通過暴力和掠奪、欺詐和矇騙來實現，這也不妨礙統治階級一旦掌握政權就犧牲勞動階級來鞏固自己的統治，並把對社會的領導變成對群眾加緊剝削。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2—563頁。

　　分工的各個不同發展階段，同時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種不同形式。這就是說，分工的每一個階段還決定個人在勞動材料、勞動工具和勞動產品方面的相互關係。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1頁。

　　隨着分工的發展也產生了單個人的利益或單個家庭的利益與所有互相交往的個人的共同利益之間的矛盾；而且這種共同利益不是僅僅作為一種“普遍的東西”存在於觀念之中，而首先是作為彼此有了分工的個人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存在於現實之中。

　　正是由於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間的這種矛盾，共同利益才採取國家這種與實際的單個利益和全體利益相脫離的獨立形式，同時採取虛幻的共同體的形式，而這始終是在每一個家庭集團或部落集團中現有的骨肉聯繫、語言聯繫、較大規模的分工聯繫以及其他利益的聯繫的現實基礎上，特別是在我們以後將要闡明的已經由分工決定的階級的基礎上產生的，這些階級是通過每一個這樣的人群分離開來的，其中一個階級統治着其他一切階級。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6頁。

　　根據唯物主義觀點，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底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是，生產本身又有兩種。一方面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產，即種的繁衍。一定歷史時代和一定地區內的人們生活於其下的社會制度，受着兩種生產的制約:一方面受勞動的發展階段的制約；另一方面受家庭的發展階段的制約。勞動越不發展，勞動產品的數量，從而社會的財富越受限制，社會制度就越在較大程度上受血族關係的支配。然而，在以血族關係為基礎的這種社會結構中，勞動生產率日益發展起來；與此同時，私有制和交換、財產差別、使用他人勞動力的可能性，從而階級對立的基礎等新的社會成分，也日益發展起來；這些新的社會成分在幾個世代中竭力使舊的社會制度適應新的條件，直到兩者的不相容性最後導致一個徹底的變革為止。以血族團體為基礎的舊社會，由於新形成的各社會階級的衝突而被炸毀；代之而起的是組成為國家的新社會，而國家的基層單位已經不是血族團體，而是地區團體了。在這種社會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從此自由開展起來，這種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構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史的內容。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第1版序言( 1884年3月底—5月26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12月第1版，第15—16頁。

　　階級產生的兩條道路

　　杜林先生斷言，人對人的統治是人對自然界的統治的前提。如果他一般的只想以此來表明:我們現代的整個經濟狀況，目前已經達到的農業和工業的發展階段，是在階級對立中，在統治關係和奴役關係中展開的社會歷史的結果，那麼他所說的不過是《共產黨宣言》[3]發表以來早已成為老生常談的事情。問題恰恰是要去說明階級和統治關係的產生，如果杜林先生對這個問題總是只用“暴力”這個詞來回答，那麼這並不能使我們前進一步。被統治者和被剝削者在任何時代都比統治者和剝削者多得多，所以真正的力量總是在前者的手裡，僅僅這一簡單的事實就足以說明整個暴力論的荒謬性。因此，問題仍然是要去說明統治關係和奴役關係。

　　這些關係是通過兩種途徑產生的。

　　人們最初怎樣脫離動物界(就狹義而言)，他們就怎樣進入歷史:他們還是半動物，是野蠻的，在自然力量面前還無能為力，還不能認識他們自己的力量；所以他們像動物一樣貧困，而且生產能力也未必比動物強。那時普遍存在着生活狀況的某種平等，對於家長，也存在着社會地位的某種平等，至少沒有社會階級，這種狀況在後來的文明民族的自然形成的農業公社中還繼續存在着。在每個這樣的公社中，一開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維護這種共同利益的工作，雖然是在全社會的監督之下，卻不能不由個別成員來擔當:如解決爭端；制止個別人越權；監督用水，特別是在炎熱的地方；最後，在非常原始的狀態下執行宗教職能。這樣的職位，在任何時候的原始公社中，例如在最古老的德意志的馬爾克公社中可以看到，甚至在今天的印度還可以看到。不言而喻，這些職位被賦予了某種全權，這是國家權力的萌芽。生產力逐漸提高；較稠密的人口使各個公社之間在一些場合產生共同利益，在另一些場合又產生相互牴觸的利益，而這些公社集合為更大的整體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保護共同利益和防止相互牴觸的利益的機構。這些機構，作為整個集體的共同利益的代表，在對每一個公社的關係上已經處於特別的、在一定情況下甚至是對立的地位，它們很快就變得更加獨立的了，這種情況的出現，部分地是由於職位的世襲(這種世襲在一切事情都是自發地進行的世界裡差不多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部分地是由於同別的集團的衝突的增多，使得這種機構越來越必不可少了。在這裡我們沒有必要來深入研究:社會職能對社會的這種獨立化怎樣逐漸上升為對社會的統治；起先的公僕在情況有利時怎樣逐步變為主人；這種主人怎樣分別成為東方的暴君或總督，希臘的部落首領，凱爾特人的族長等等；在這種轉變中，這種主人在什麼樣的程度上終究也使用了暴力；最後，各個統治人物怎樣結合成一個統治階級。在這裡，問題僅僅在於確定這樣的事實: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不管在波斯和印度興起和衰落的專制政府有多少，每一個專制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它們首先是河谷灌溉的總管，在那裡，沒有灌溉就不可能有農業。只有文明的英國人才在印度忽視了這一點；他們聽任灌溉渠道和水閘毀壞，現在，由於周期性地發生饑荒，他們才終於發現，他們忽視了唯一能使他們在印度的統治至少同他們前人的統治一樣具有某種合理性的那種行動。

　　但是，除了這樣的階級形成過程之外，還有另一種階級形成過程。農業家族內的自發的分工，達到一定的富裕程度時，就有可能吸收一個或幾個外面的勞動力到家族裡來。在舊的土地公有制已經崩潰或者至少是舊的土地共同耕作已經讓位於各個家族分得地塊單獨耕作的那些地方，上述情形尤為常見。生產已經發展到這樣一種程度:現在人的勞動力所能生產的東西超過了單純維持勞動力所需要的數量；維持更多的勞動力的資料已經具備了；使用這些勞動力的資料也已經具備了；勞動力獲得了某種價值。但是公社本身和公社所屬的集團還不能提供多餘的可供自由支配的勞動力。戰爭卻提供了這種勞動力，而戰爭就像相鄰幾個公社集團的同時並存一樣古老。先前人們不知道怎樣處理戰俘，因此就簡單地把他們殺掉，在更早的時候甚至把他們吃掉。但是在這時已經達到的“經濟狀況”的水平上，戰俘獲得了某種價值；因此人們就讓他們活下去，並且使用他們的勞動。這樣，不是暴力支配經濟狀況，而是相反，暴力被迫為經濟狀況服務。奴隸制被發現了。奴隸制很快就在一切已經發展得超過古代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統治地位的生產形式，但是歸根到底也成為它們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奴隸制才使農業和工業之間的更大規模的分工成為可能，從而使古代世界的繁榮，使希臘文化成為可能。沒有奴隸制，就沒有希臘國家，就沒有希臘的藝術和科學；沒有奴隸制，就沒有羅馬帝國；沒有希臘文化和羅馬帝國所奠定的基礎，也就沒有現代的歐洲。我們永遠不應該忘記，我們的全部經濟、政治和智力的發展，是以奴隸制既成為必要，又得到公認這種狀況為前提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有理由說:沒有古希臘羅馬的奴隸制，就沒有現代的社會主義。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85—188頁。

　　二)個人、政治派別都隸屬於一定的階級

　　特別是在存在至今的這些關係中，一個階級總是占着統治地位；個人的生活條件總是和一定階級的生活條件相一致；因而任何一個新興的階級的實際任務，在這一階級的每一個人看來都不能不是共同任務；每個階級都只有把一切階級的個人從那些至今仍然套在他們頭上的枷鎖下解放出來，才能真正地推翻自己面前的統治階級，——正是在上述這種情況下，把爭取統治地位的階級中的個人的任務說成是全人類的任務，是非常必要的。

　　不過，如果資產者責備無產者說，他的(無產者的)合人情的任務就是每天工作十四小時，那末無產者完全有權用同樣的話來回答:他的任務倒是要推翻整個資產階級制度。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327頁。

　　單個人所以組成階級只是因為他們必須為反對另一個階級進行共同的鬥爭；此外，他們在競爭中又是相互敵對的。另一方面，階級對各個人來說又是獨立的，因此，這些人可以發現自己的生活條件是預先確定的:各個人的社會地位，從而他們個人的發展是由階級決定的，他們隸屬於階級。這同單個人隸屬於分工是同類的現象，這種現象只有通過消滅私有制和消滅勞動本身才能消除。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0頁。

　　某一階級的各個人所結成的、受他們的與另一階級相對立的那種共同利益所制約的共同關係，總是這樣一種共同體，這些個人只是作為一般化的個人隸屬於這個共同體，只是由於他們還處在本階級的生存條件下才隸屬於這個共同體；他們不是作為個人而是作為階級的成員處於這種共同關係中的。而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條件和社會全體成員的生存條件的革命無產者的共同體中，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在這個共同體中各個人都是作為個人參加的。它是各個人的這樣一種聯合(自然是以當時發達的生產力為前提的)，這種聯合把個人的自由發展和運動的條件置於他們的控制之下。而這些條件在從前是受偶然性支配的，並且是作為某種獨立的東西同單個人對立的。這正是由於他們作為個人是相互分離的，是由於分工使他們有了一種必然的聯合，而這種聯合又因為他們的相互分離而成了一種對他們來說是異己的聯繫。過去的聯合決不像《社會契約》[4]中所描繪的那樣是任意的，而只是關於這樣一些條件的必然的聯合(可以對照例如北美合眾國和南美諸共和國形成的情況)，在這些條件下，各個人有可能利用偶然性。這種在一定條件下不受阻礙地利用偶然性的權利，迄今一直稱為個人自由。——這些生存條件當然只是各個時代的生產力和交往形式。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3—574頁。

　　單獨的個人並不“總是”以他所從屬的階級為轉移，這是很“可能的”；但是這個事實不足以影響階級鬥爭，正如少數貴族轉到tiers état［第三等級］方面去不足以影響法國革命一樣。而且就在這時，這些貴族至少也加入了一定的階級，即革命階級——資產階級。然而海因岑先生卻硬要一切階級在“人性”這個熾熱的思想面前消失。

　　如果海因岑先生認為，以不依自己意志為轉移的經濟條件做為存在的基礎並因這些條件而彼此處於極尖銳的對抗中的各階級，可以靠一切人們所固有的屬性“人性”而越出本身存在的現實條件，那末，某一個君主要靠自己的“人性”而使自己超出自己的“君主的權力”，超出自己的“君主的行業”該是多麼容易呵!當恩格斯看出海因岑先生的革命詞句背後是“好心的皇帝約瑟夫”時，海因岑先生竟不能原諒恩格斯，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但是海因岑先生一方面由於極不明確地對待德國人的“人性”而抹掉一切差別，甚至不惜把自己的號召擴大到君主身上。而另一方面又認為自己必須在德國血統的人們中間確立一種差別，因為沒有差別就沒有對立面，而沒有對立面就沒有材料進行卡普勤式的政治說教。

　　因此，海因岑先生就把德國血統的人們劃分為國君和臣民。海因岑先生看到了這種對立面並且對它作了表述，在他自己看來，這是一種道德力量的表現，是具有個人膽量、政治頭腦、激動的人的感情，嚴肅態度、遠見和值得敬佩的勇氣的明證。如果注意到，臣民分為特權者和非特權者，特權者不但看不出政治等級是降低人格的階梯，卻反而認為它是飛黃騰達的途徑，甚至那些把臣服看做是鎖鏈的臣民(對這些鎖鏈的重壓的感受很不一致)也注意到這一切，那就表明自己毫無理智、表明自己有警察思想。

　　然而卻冒出一些“狹隘的”共產主義者，他們不僅看出了國君和臣民之間的政治差別，而且看出了階級間的社會差別。

　　一分鐘以前海因岑先生在道德上的偉大之處在於看出了差別並給以表述，現在他的偉大之處卻在於看不出差別、不予注意而且加以掩蓋。表述對立面的言語由革命的語言一變而成為反動的、惡毒地“唆使”被人性團結在一起的弟兄互相反對的語言。

　　馬克思:《道德化的批評和批評化的道德》( 1847年10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第344—345頁。

　　三)必要的階級和多餘的階級

　　歷史活動是群眾的活動，隨着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在批判的歷史中，事情當然必定是以另一種方式發生的，批判的歷史認為，在歷史活動中重要的不是行動着的群眾，不是經驗的活動，也不是這一活動的經驗的利益，相反，“在這些活動中”，“重要的”僅僅是“一種思想”。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7頁。

　　常常有人問:社會上不同的階級，在什麼程度上是有用的或者甚至是必要的呢?回答自然因每個不同的歷史時期而不同。無疑，曾經有過一個時期，土地貴族是社會的一個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成分。不過，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然後又有一個時期，資本家中等階級——法國人把它叫做bourgeoisie［資產階級］——以同樣不可避免的必要性產生了，它與土地貴族進行鬥爭，摧毀他們的政權，自己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取得了統治。但是，自從階級產生以來，從來沒有過一個時期社會可以沒有勞動階級。這個階級的名稱、社會地位有過變化，農�代虌嬎奴隶，后来迸f磧直蛔雜曬と慫�代虌偓所坞A雜桑�是爸I蚜伺�隶地螇哪纂s桑�但也蕼\�准s旱睦投�力裔j庖晃匏�有的纂s傘Ｈ歡�有覊拈`嗆芮宄�的，无论不脆]律�产导{緇嶸喜惴⑸�什么变化，脫]幸桓鏨�产諊易级，删l峋筒荒萇�存��

　　可見，這個階級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必要的，雖然定會有一天它將不再是一個階級，而是包括整個社會。

　　……

　　資本家中等階級的確是履行了如下的經濟職能:創立現代蒸汽工業和蒸汽交通的體系，打破一切延緩或妨礙這個體系發展的經濟和政治障礙。沒有疑問，只要資本家中等階級還執行着這種職能，在這種情況下它就是一個必要的階級。但是，現在它還是那樣嗎它還在繼續履行它作為造福於全社會的社會生產的管理者和擴大者的重要職能嗎恩格斯:《必要的和多餘的社會階級》( 1881年8月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年4月第2版，第534—535頁。

　　相對於貨幣資本家來說， 產業資本家是勞動者， 不過是作為資本家的勞動者， 即作為
對他人勞動的剝削者的勞動者。 他為這種勞動所要求和所取得的工資， 恰好等於他所占有
的他人勞動的量， 並且就他為進行剝削而親自花費必要的精力來說， 上述的工資直接取決
於對這種勞動的剝削程度， 而不是取決於他進行這種剝削所付出的、 並且在適當的報酬下
可以讓一個經理去承擔的那種努力的程度。 ……

　　四)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直接動力

　　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6]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會師傅[7]和幫工，一句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處於相互對立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隱蔽有時公開的鬥爭，而每一次鬥爭的結局都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者鬥爭的各階級同歸於盡。

　　在過去的各個歷史時代，我們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社會完全劃分為各個不同的等級，看到社會地位分成多種多樣的層次。在古羅馬，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在中世紀，有封建主、臣僕、行會師傅、幫工、農奴，而且幾乎在每一個階級內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階層。

　　從封建社會的滅亡中產生出來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並沒有消滅階級對立。它只是用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條件、新的鬥爭形式代替了舊的。

　　但是，我們的時代，資產階級時代，卻有一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1—32頁。

　　說到“階級鬥爭”，它不僅使我們回溯到“中世紀”，而且還回溯到古代共和國——雅典、斯巴達和羅馬共和國的內部衝突。所有這些衝突都是階級鬥爭。自從原始公社解體以來，組成為每個社會的各階級之間的鬥爭，總是歷史發展的偉大動力。

　　恩格斯:《國際社會主義和意大利社會主義》( 1894年10月2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5頁。

　　但是，在以前的各個時期，對歷史的這些動因的探究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它們和自己的結果的聯繫是混亂而隱蔽的，在我們今天這個時期，這種聯繫已經簡化了，以致人們有可能揭開這個謎了。從採用大工業以來，就是說，至少從1815年簽訂歐洲合約以來，在英國，誰都知道，土地貴族( landed aristocracy)和資產階級( middle class)這兩個階級爭奪統治的要求，是英國全部政治鬥爭的中心。在法國，隨着波旁王室的返國，同樣的事實也被人們意識到了；復辟時期的歷史編纂學家，從梯葉里到基佐、米涅和梯也爾，總是指出這一事實是理解中世紀以來法國歷史的鑰匙。而從1830年起，在這兩個國家裡，工人階級即無產階級，已被承認是為爭奪統治而鬥爭的第三個戰士。當時關係已經非常簡化，只有故意閉起眼睛的人才看不見，這三大階級的鬥爭和它們的利益衝突是現代歷史的動力，至少是這兩個最先進國家的現代歷史的動力。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4—305頁。

　　雖然有了最近的經驗，但是照德意志意識形態看來，把中世紀送入墳墓的那些鬥爭仍然只不過是激烈的神學上的爭論。在我們的愛國的歷史學家和聰明的政治家們看來，只要那個時代的人能夠對天國事物取得一致的認識，他們就毫無理由去為人間的事物爭吵了。

　　這些意識形態家實在輕信，總是把某一個時代關於本時代的一切幻想當做確鑿的事實，或者把某一個時代的意識形態家們關於那個時代的一切幻想當做確鑿的事實。例如，正是這幫人把1789年革命看成只不過是對於立憲君主制優於君主專制問題的激烈辯論，把七月革命看成只是關於“神授”君權無法繼續這一問題的實際爭執，把二月革命看成只是解決“要共和制還是要君主制?”這一問題的嘗試，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其實在這些大震盪中，始終貫穿着階級鬥爭，而且每次寫在旗幟上的政治口號都是階級鬥爭的赤裸裸的表現，可是對於這些階級鬥爭，我們的意識形態家們甚至直到今天還幾乎一無所知，雖然關於階級鬥爭的信息不僅從國外頻頻傳來，而且從成千上萬的國內無產者發自底層的抱怨和憤怒聲中也清晰可聞。

　　世紀的所謂宗教戰爭首先也是為着十分實際的物質的階級利益而進行的。這些戰爭同後來英國和法國的國內衝突完全一樣，都是階級鬥爭。如果說這些階級鬥爭當時是在宗教的標誌下進行的，如果說各階級的利益、需要和要求都還隱蔽在宗教外衣之下，那麼，這並沒有改變事物的實質，而且也不難用時代條件來加以解釋。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 1850年夏秋)，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234—235頁。

　　五)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

　　我們這個時代，資產階級時代，卻有一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2頁。

　　單純勞動力的所有者、資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他們各自的收入源泉是工資、利潤和地租——，也就是說，僱傭工人、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礎上的現代社會的三大階級。

　　在英國，現代社會的經濟結構無疑已經達到最高度的、最典型的發展。但甚至在這裡，這種階級結構也還沒有以純粹的形式表現出來。在這裡，一些中間的和過渡的階層也到處使界限規定模煳起來(雖然這種情況在農村比在城市少得多)。不過，這種情況對我們的考察來說是無關緊要的。我們已經看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常趨勢和發展規律，是使生產資料越來越同勞動分離，使分散的生產資料越來越大量積聚在一起，從而，使勞動轉化為僱傭勞動，使生產資料轉化為資本。另一方面，適應於這種趨勢，土地所有權同資本和勞動相分離而獨立[8]，換句話說，一切土地所有權都轉化為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土地所有權形式。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001—1002頁。

　　新中間階級的興起及其政治影響

　　他［李嘉圖——編者注］忘記指出:介於工人為一方和資本家、土地所有者為另一方之間的中間階級不斷增加。

　　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冊，人民出版社1973年7月第1版，第653頁。

　　他［馬爾薩斯——編者注］的最高希望是，中等階級的人數將增加，無產階級(有工作的無產階級)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將相對地越來越小(雖然它的人數會絕對地增加)。馬爾薩斯自己認為這種希望多少有點空想。然而實際上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進程卻正是這樣。

　　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冊，人民出版社1974年12月第1版，第63頁。

　　一個規模較大的直接社會勞動或共同勞動，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揮，以協調個人的活動，並執行生產總體的運動——不同於這一總體的獨立器官的運動——所產生的各種一般職能。一個單獨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揮自己，一個樂隊就需要一個樂隊指揮。一旦從屬於資本的勞動成為協作勞動，這種管理、監督和調節的職能就成為資本的職能。這種管理的職能作為資本的特殊職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質。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84頁。

　　尤爾先生早已指出，“我們的工業制度的靈魂”不是產業資本家，而是產業經理。

　　……

　　資本主義生產本身已經使那種完全同資本所有權分離的指揮勞動比比皆是。因此，這種指揮勞動就無須資本家親自進行了。一個樂隊指揮完全不必就是樂隊的樂器的所有者；如何處理其他演奏者的“工資”問題，也不是他這個樂隊指揮職能範圍以內的事情。合作工廠提供了一個實例，證明資本家作為生產上的執行職能的人員已經成為多餘的了，就像資本家自己發展到最成熟時，認為大地主是多餘的一樣。只要資本家的勞動不是由單純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那種生產過程引起，因而這種勞動並不隨着資本的消失而自行消失；只要這種勞動不只限於剝削別人勞動這個職能；從而，只要這種勞動是由作為社會勞動的勞動的形式引起，由許多人為達到共同結果而形成的結合和協作引起，它就同資本完全無關，就像這個形式本身一旦把資本主義的外殼炸毀，就同資本完全無關一樣。說這種勞動作為資本家的勞動，作為資本家的職能是必要的，這無非意味着，庸俗經濟學家不能設想各種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發展起來的形式竟能夠離開並且擺脫它們的對立的、資本主義的性質。相對於貨幣資本家來說，產業資本家是勞動者，不過是作為資本家的勞動者，即作為對他人勞動的剝削者的勞動者。他為這種勞動所要求和所取得的工資，恰好等於他所占有的他人勞動的量，而且就他為進行剝削而親自花費必要的精力來說，上述的工資直接取決於對這種勞動的剝削程度，而不是取決於他進行這種剝削所付出的、並且在適當的報酬下可以讓一個經理去承擔的那種努力的程度。……商業經理和產業經理的管理工資，在工人的合作工廠和資本主義的股份企業中，都是完全同企業主收入分開的。管理工資同企業主收入的分離，在其他的場合是偶然發生的，在這裡則是經常的現象。在合作工廠中，監督勞動的對立性質消失了，因為經理由工人支付報酬，他不再代表資本而同工人相對立。隨着信用而發展起來的股份企業，一般地說也有一種趨勢，就是使這種管理勞動作為一種職能越來越同自有資本或借入資本的占有權相分離，這完全像司法職能和行政職能隨着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同土地所有權相分離一樣，而在封建時代，這些職能卻是土地所有權的屬性。但是一方面，因為執行職能的資本家同資本的單純所有者即貨幣資本家相對立，並且隨着信用的發展，這種貨幣資本本身取得了一種社會的性質，集中於銀行，並且由銀行貸出而不再是由它的直接所有者貸出；另一方面，又因為那些不能在任何名義下，即不能以借貸也不能以別的方式占有資本的單純的經理，執行着一切應由執行職能的資本家自己擔任的現實職能，所以，留下來的只有執行職能的人員，資本家則作為多餘的人從生產過程中消失了。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34—436頁。

　　先看交通工具，我們看到，電報是在政府手裡。鐵路和大部分遠洋輪船的所有者都不是親自經營業務的單個資本家，而是股份公司，公司的業務則是由領工資的雇員，由實際上處於工資較高的高級工人地位的職員代為經營。至於說到董事們和股東們，他們都知道，前者干預業務管理越少，而後者干預業務監督越少，則對企業就越有利。鬆懈的而且多半是虛應故事的監督，事實上，是留給企業所有者的惟一職能。由此，我們看到，這些大企業的所有者資本家，實際上沒有別的事可做，只是把半年一期的息票兌換成現款而已。資本家的社會職能在這裡已經轉移給領工資的職員，可資本家還是以股息的形式繼續把這些社會職能的報酬裝進自己的腰包，儘管他已經不執行那些職能了。

　　……

　　因此，結果就是:我們現實社會的經濟發展，越來越趨於集中，趨於生產的社會化，使生產成為不能再由單個資本家管理的大企業。……因此，資本家再也不能把他所要求取得的利潤說成是“進行監督的工資”了，因為他什麼也沒有監督。……

　　……我們已經試圖說明:資本家階級也已經變得沒有能力管理本國巨大的生產體系了，他們一方面擴大生產，以便周期性地以產品充斥一切市場，而另一方面，卻越來越無力抵禦外國的競爭。由此我們看到，不單單是我們不要資本家階級干預就能把本國的大工業管理得很好，而且他們的干預越來越成為一種禍害了。

　　我們再一次對他們說:“走開!讓工人階級來干一干吧!”

　　恩格斯:《必要的和多餘的社會階級》( 1881年8月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年4月第2版，第535—537頁。

　　這種事務所，同產業工場相比，從一開始就總是小到極點。此外，很清楚，隨着生產規模的擴大，為了產業資本的流通而必須不斷進行的商業活動將會增加；而這些活動既是為了出售處在商品資本形式上的產品，也是為了把由此得到的貨幣再轉化為生產資料，並對這一切進行計算。價格計算、簿記、出納、通信，都屬於這類活動。生產規模越擴展，產業資本的商業活動，從而，為實現價值和剩餘價值而需要的勞動及其他流通費用也就越增加，雖然決不是按比例增加。因此，使用商業僱傭工人就成為必要了，他們組成真正的事務所。為雇用商業僱傭工人的支出，雖然表現為工資，但不同於購買生產勞動時耗費的可變資本。它增加了產業資本家的支出，增加了必須預付的資本的量，但不會直接增加剩餘價值。因為這種支出所支付的勞動，只是用來實現已經創造出來的價格。……因此，產業資本與自己的商業僱傭工人的關係，和它與自己的生產僱傭工人的關係是不一樣的。在其他一切條件都不變時，它使用的生產僱傭工人越多，生產的規模就越大，剩餘價值或利潤也就越大。反過來，情況也就相反。生產的規模越大，待實現的價值和剩餘價值越大，從而所產生的商品資本越大，事務所費用絕對地(雖然不是相對地)也就越大，並且越會引起一種分工。利潤在多大程度上是這種支出的前提，除了別的方面，還表現在如下事實上:當商業人員的薪金增加時，這種薪金的一部分往往用利潤分紅的辦法來支付。……商業工人不直接生產剩餘價值。……他給資本家帶來利益，不是因為他直接創造了剩餘價值，而是因為他在完成勞動——一部分是無酬勞動——的時候，幫助資本家減少了實現剩餘價值的費用。真正的商業工人是屬於報酬比較優厚的那一類僱傭工人，他們的勞動是熟練勞動，高於平均勞動。不過隨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進展，甚至同平均勞動相比，工資也有下降的趨勢。這部分地是由於事務所內部的分工；因此，勞動能力只需要有片面的發展，並且這種發展的費用部分地說不需要資本家負擔，工人的熟練程度會通過職能本身發展起來，並且隨着分工的發展而變得越是片面，它就發展得越迅速。其次，這是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越是使教學方法等面向實踐，隨着科學和國民教育的進步，基礎教育、商業知識和語言知識等等，就會越來越迅速地、容易地、普遍地、便宜地再生產出來。由於國民教育的普及，就可以從那些以前受不到教育並且習慣於較差的生活方式的階級中招收這種工人。而且，這種普及增加了這種工人的供給，因而加強了競爭。因此，除了少數例外，隨着資本主義生產的進展，這種人的勞動力會貶值。他們的勞動能力提高了，但是他們的工資下降了。只要有更多的價值和利潤需要實現，資本家就會增加這種工人的人數。這種勞動的增加，始終是剩餘價值增加的結果，而決不是剩餘價值增加的原因。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333—335頁。

　　盧梭說:“壟斷越擴大，被剝削者身上的鎖鏈就越沉重。”

　　“高深的思想家”馬爾薩斯卻不這樣認為。他的最高希望——馬爾薩斯自己認為這種希望多少有點空想——是中間階級的人數將增加，無產階級(有工作的無產階級)在總人口中占的比例將相對地越來越小(雖然它的人數會絕對地增加)。然而實際上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進程卻正是這樣。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61—1863年手稿)》( 1861年8月—1863 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第2版，第218頁。

　　希望你們的努力將獲得成功，能使大學生們意識到，從他們的行列中應該產生出腦力勞動無產階級，它的使命是在即將來臨的革命中同自己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兄弟在一個隊伍里肩並肩地發揮重要作用。

　　恩格斯:《致國際社會主義者大學生代表大會》( 1893年12月9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46頁。

　　六)階級差別隨着腦體分工的消除而消除

　　如果說階級的劃分根據上面所說具有某種歷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對一定的時期、一定的社會條件才是這樣。這種劃分是以生產的不足為基礎的，它將被現代生產力的充分發展所消滅。的確，社會階級的消滅是以這樣一個歷史發展階段為前提的，在這個階段上，不僅某個特定的統治階級的存在，而且任何統治階級的存在，從而階級差別本身的存在，都將成為時代錯亂，成為過時現象。所以，社會階級的消滅是以生產高度發展的階段為前提的，在這個階段上，某一特殊的社會階級對生產資料和產品的占有，從而對政治統治、教育壟斷和精神領導地位的占有，不僅成為多餘的，而且在經濟上、政治上和精神上成為發展的障礙。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298—299頁。

　　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的到現在為止的一切歷史對立，都可以從人的勞動的這種相對不發展的生產率中得到說明。只要實際從事勞動的居民必須占用很多時間來從事自己的必要勞動，因而沒有多餘的時間來從事社會的公共事務——勞動管理、國家事務、法律事務、藝術、科學等等，總是必然有一個脫離實際勞動的特殊階級來從事這些事務；而且這個階級為了它自己的利益，從來不會錯過機會來把越來越沉重的勞動負擔加到勞動群眾的肩上。只有通過大工業所達到的生產力的極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勞動無例外地分配於一切社會成員，從而把每個人的勞動時間大大縮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夠的自由時間來參加社會的公共事務——理論的和實際的公共事務。因此，只是在現在，任何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才成為多餘的，而且成為社會發展的障礙；也只是在現在，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無論擁有多少“直接的暴力”，都將被無情地消滅。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89—190頁。

　　這種新的歷史觀，對於社會主義的觀點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它證明了:至今的全部歷史都是在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中發展的；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是一直存在的；大多數人總是註定要從事艱苦的勞動而很少能得到享受。為什麼會這樣呢?這只是因為在人類發展的以前一切階段上，生產還很不發達，以致歷史的發展只能在這種對立形式中進行，歷史的進步整個說來只是成了極少數特權者的事，廣大群眾則註定要終生從事勞動，為自己生產微薄的必要生活資料，同時還要為特權者生產日益豐富的生活資料。對歷史的這種考察方法通過上述方式對至今的階級統治作了自然而合理的解釋，不然這種階級統治就只能用人的惡意來解釋；可是這同一種考察方法還使我們認識到:由於現時生產力如此巨大的發展，就連把人分成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最後一個藉口，至少在最先進的國家裡也已經消失了；居於統治地位的大資產階級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它不但不能再領導社會，甚至變成了生產發展的障礙，如各國的商業危機，尤其是最近的一次大崩潰以及工業不振的狀態就是證明；歷史的領導權已經轉到無產階級手中，而無產階級由於自己的整個社會地位，只有完全消滅一切階級統治、一切奴役和一切剝削，才能解放自己；社會生產力已經發展到資產階級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聯合起來的無產階級去掌握它，以便確立這樣一種制度，使社會的每一成員不僅有可能參加社會財富的生產，而且有可能參加社會財富的分配和管理，並通過有計劃地經營全部生產，使社會生產力及其成果不斷增長，足以保證每個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滿足。

　　恩格斯:《卡爾·馬克思》( 1877年6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59—460頁。

      九　國家

　　一)國家的產生

　　社會為了維護共同的利益，最初通過簡單的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機關。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些機關——為首的是國家政權——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從社會的公僕變成了社會的主人。

　　恩格斯:《〈法蘭西內戰〉1891年版導言》( 1891年3月18日以前)，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0頁。

　　在每個這樣的公社中，一開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維護這種利益的工作，雖然是在全社會的監督下，卻不能不由個別成員來擔當:如解決爭端；制止個別人越權；監督用水，特別是在炎熱的地方；最後，在非常原始的狀態下執行宗教職能。這樣的職位，在任何時候的原始公社中，例如在最古老的德意志的馬爾克公社中可以看到，甚至在今天的印度還可以看到。不言而喻，這些職位被賦予了某種全權，這是國家權力的萌芽。生產力逐漸提高；較稠密的人口使各個公社之間在一些場合產生共同利益，在另一些場合又產生相互牴觸的利益，而這些公社集合為更大的整體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保護共同利益和防止相互牴觸的利益的機構。這些機構，作為整個集體的共同利益的代表，在對每一個公社的關係上已經處於特別的、在一定情況下甚至是對立的地位，它們很快就變得更加獨立的了，這種情況的出現，部分地是由於職位的世襲(這種世襲在一切事情都是自發地進行的世界裡差不多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部分地是由於同別的集團的衝突的增多，使得這種機構越來越必不可少了。在這裡我們沒有必要來深入研究:社會職能對社會的這種獨立化怎樣逐漸上升為對社會的統治；起先的公僕在情況有利時怎樣逐步變為主人；這種主人怎樣分別成為東方的暴君或總督，希臘的部落首領，凱爾特人的族長，等等；在這種轉變中，這種主人在什麼樣的程度上終究也使用了暴力；最後，各個統治人物怎樣結合成一個統治階級。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86—187頁。

　　氏族制度是從那種沒有任何內部對立的社會中生長出來的，而且只適合於這種社會。

　　除了輿論之外，它沒有任何強制手段。但是現在產生了這樣一個社會，它由於自己的全部經濟生活條件而必然分裂為自由民和奴隸，進行剝削的富人和被剝削的窮人，而這個社會不僅再也不能調和這種對立，反而必然使這些對立日益尖銳化。一個這樣的社會，只能或者存在於這些階級相互間連續不斷的公開鬥爭中，或者存在於第三種力量的統治下，這第三種力量似乎站在相互鬥爭着的各階級之上，壓制它們的公開的衝突，頂多容許階級鬥爭在經濟領域內以所謂合法形式決出結果來。氏族制度已經過時了。它被分工及其後果即社會之分裂為階級所炸毀。它被國家代替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8頁。

　　國家決不是從外部強加於社會的一種力量。國家也不像黑格爾所斷言的是“倫理觀念的現實”，“理性的形象和現實” [1]。確切地說，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承認: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相互衝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衝突，把衝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

　　國家和舊的氏族組織不同的地方，第一點就是它按地區來劃分它的國民。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由血緣關係形成和聯結起來的舊的氏族公社已經很不夠了，這多半是因為它們是以氏族成員被束縛在一定地區為前提的，而這種束縛早已不復存在。地區依然，但人們已經是流動的了。因此，按地區來劃分就被作為出發點，並允許公民在他們居住的地方實現他們的公共權利和義務，不管他們屬於哪一氏族或哪一部落。這種按照居住地組織國民的辦法是一切國家共同的。因此，我們才覺得這種辦法很自然；但是我們已經看到，當它在雅典和羅馬能夠代替按血族來組織的舊辦法以前，曾經需要進行多麼頑強而長久的鬥爭。

　　第二個不同點，是公共權力的設立，這種公共權力已經不再直接就是自己組織為武裝力量的居民了。這個厥獾墓�共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删l岱至鹽�阶純对后，居民的走h�的武装讬┋已经成为不抠犥了。奴隶也包括哉a用褚閱冢煌蜓諾涔�民，峨s�

　　奴隸來說，只是一個特權階級。雅典民主制的國民軍，是一種貴族的、用來對付奴隸的公共權力，它控制奴隸使之服從；但是如前所述，為了也控制公民使之服從，憲兵隊也成為必要了。這種公共權力在每一個國家裡都存在。構成這種權力的，不僅有武裝的人，而且還有物質的附屬物，如監獄和各種強制設施，這些東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會所沒有的。在階級對立還沒有發展起來的社會和偏遠的地區，這種公共權力可能極其微小，幾乎是若有若無的，像有時在美利堅合眾國的某些地方所看到的那樣。但是，隨着國內階級對立的尖銳化，隨着彼此相鄰的各國的擴大和它們人口的增加，公共權力就日益加強。就拿我們今天的歐洲來看吧，在這裡，階級鬥爭和爭相霸占已經把公共權力提升到大有吞食整個社會甚至吞食國家之勢的高度。

　　為了維持這種公共權力，就需要公民繳納費用——捐稅。捐稅是以前的氏族社會完全沒有的。但是現在我們卻十分熟悉它了。隨着文明時代的向前進展，甚至捐稅也不夠了；國家就發行票據，借債，即發行公債。關於這一點，老歐洲也屢見不鮮了。

　　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權力和徵稅權，他們就作為社會機關而凌駕於社會之上。從前人們對于氏族制度的機關的那種自由的、自願的尊敬，即使他們能夠獲得，也不能使他們滿足了；他們作為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的代表，必須用特別的法律來取得尊敬；憑藉這種法律，他們享有了特殊神聖和不可侵犯的地位。文明國家的一個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擁有比氏族社會的全部機構加在一起還要大的“權威”；但是文明時代最有勢力的王公和最偉大的國家要人或統帥，也可能要羨慕最平凡的氏族酋長所享有的，不是用強迫手段獲得的，無可爭辯的尊敬。後者是站在社會之中，而前者卻不得不企圖成為一種處於社會之外和社會之上的東西。

　　由於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由於它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的衝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藉助於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因此，古希臘羅馬時代的國家首先是奴隸主用來鎮壓奴隸的國家，封建國家是貴族用來鎮壓農奴和依附農的機關，現代的代議制的國家是資本剝削僱傭勞動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這樣的時期，那時互相鬥爭的各階級達到了這樣勢均力敵的地步，以致國家權力作為表面上的調停人而暫時得到了對於兩個階級的某種獨立性。17世紀和18世紀的專制君主制，就是這樣，它使貴族和市民等級彼此保持平衡；法蘭西第一帝國特別是第二帝國的波拿巴主義，也是這樣，它唆使無產階級去反對資產階級，又唆使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使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顯得同樣滑稽可笑的這方面的最新成就，就是俾斯麥國家的新的德意志帝國:在這裡，資本家和工人彼此保持平衡，並為了破落的普魯士土容克的利益而遭受同等的欺騙。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9—192頁。

　　二)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必然在國家政權中占統治地位

    “財產關係上的不公平”以現代分工、現代交換形式、競爭、積聚等為前提，決不是來自資產階級的階級政治統治，相反，資產階級的階級政治統治倒是來自這些被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宣布為必然規律和永恆規律的現代生產關係。因此，當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必然消滅，從而也使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必然顛復的物質條件尚未在歷史進程中、尚未在歷史的“運動”中形成以前，即使無產階級推翻了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它的勝利也只能是暫時的，只能是資產階級革命本身的輔助因素(如1794年時就是這樣)。所以，法國的恐怖統治所能起的作用，只是通過自己的猛烈錘擊，像施法術一樣把全部封建遺蹟從法國地面上一掃而光。這樣的事情是怯懦的資產階級在幾十年中也辦不到的。因此，人民的流血犧牲只是給資產階級掃清了道路。同樣，如果資產階級實行階級統治的經濟條件沒有充分成熟，要推翻君主專制也只能是暫時的。人們為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的成見所臆斷的靠“地上的財富”，而是靠他們垂死的世界上所有的歷來自己創置的產業。他們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首先必須創造新社會的物質條件，任何強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們擺脫這個命運。

　　馬克思:《道德化的批評和批評化的道德》( 1847年10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第331—332頁。

　　一切政府，甚至最專制的政府，歸根到底都不過是本國狀況的經濟必然性的執行者。它們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好的、壞的或不好不壞的——來執行這一任務；它們可以加速或延緩經濟發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結果，可是最終它們還是要遵循這種發展。

　　恩格斯:《恩格斯致尼古拉·弗蘭策維奇·丹尼爾遜》( 1892年6月1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26頁。

　　國家是統治階級的各個人藉以實現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該時代的整個市民社會獲得集中表現的形式。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4頁。

　　決不是國家制約和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制約和決定國家，因而應該從經濟關係及其發展中來解釋政治及其歷史，而不是相反。

　　恩格斯:《關於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歷史》( 1885年10月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32頁。

　　在現代歷史中至少已經證明，一切政治鬥爭都是階級鬥爭，而一切爭取解放的階級鬥爭，儘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為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歸根到底都是圍繞着經濟解放進行的。因此，至少在這裡，國家、政治制度是從屬的東西，而市民社會、經濟關係的領域是決定性的因素。從傳統的觀點看來(這種觀點也是黑格爾所尊崇的)，國家是決定的因素，市民社會是被國家決定的因素。表面現象是同這種看法相符合的。就單個人來說，他的行動的一切動力，都一定要通過他的頭腦，一定要轉變為他的意志的動機，才能使他行動起來，同樣，市民社會的一切要求(不管當時是哪一個階級統治着)，也一定要通過國家的意志，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這是問題的形式方面，這方面是不言而喻的；不過要問一下，這個僅僅是形式上的意志(不論是單個人的或國家的)有什麼內容呢?這一內容是從哪裡來的呢?為什麼人們所期望的正是這個而不是別的呢?在尋求這個問題的答案時，我們就發現，在現代歷史中，國家的意志總的說來是由市民社會的不斷變化的需要，是由某個階級的優勢地位，歸根到底，是由生產力和交換關係的發展決定的。

　　但是，既然甚至在擁有巨量生產資料和交往手段的現代，國家都不是一個具有獨立發展的獨立領域，而它的存在和發展歸根到底都應該從社會的經濟生活條件中得到解釋，那麼，以前的一切時代就必然更是這樣了，那時人們物質生活的生產還沒有使用這樣豐富的輔助手段來進行，因而這種生產的必要性必不可免地在更大程度上支配着人們。既然在今天這個大工業和鐵路的時代，國家總的說來還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產的階級的經濟需要，那麼，在以前的時代，國家就必然更加是這樣了，那時每一代人都要比我們今天更多得多地耗費一生中的時間來滿足自己的物質需要，因而要比我們今天更多地依賴於這種物質需要。對從前各個時代的歷史的研究，只要在這方面是認真進行的，都會更充分地證實這一點；但是，在這裡當然不能進行這種研究了。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6—307頁。

　　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麼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在生產、交換和消費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就會有相應的社會制度形式、相應的家庭、等級或階級組織，一句話，就會有相應的市民社會。有一定的市民社會，就會有不過是市民社會的正式表現的相應的政治國家。這就是蒲魯東先生永遠不會了解的東西，因為，當他從訴諸國家轉而訴諸市民社會，即從訴諸社會的正式表現轉而訴諸正式社會的時候，他竟認為他是在完成一樁偉業。

　　馬克思:《馬克思致帕維爾·瓦西里耶維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2—43頁。

　　三)國家的職能

　　社會經濟職能

　　只有為了社會的普遍權利，特殊階級才能要求普遍統治。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大約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4頁。

　　凡是建立在作為直接生產者的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所有者之間的對立上的生產方式中，都必然會產生這種監督勞動。這種對立越嚴重，這種監督勞動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大。因此，它在奴隸制度下所起的作用達到了最大限度。[2]但它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為在這裡，生產過程同時就是資本家消費勞動力的過程。這完全同在專制國家中一樣，在那裡，政府的監督勞動和全面干涉包括兩方面:既包括由一切社會的性質產生的各種公共事務的執行，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眾相對立而產生的各種特有的職能。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31—432頁。

　　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不管在波斯和印度興起或衰落的專制政府有多少，每一個專制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它們首先是河谷灌溉的總管，在那裡，沒有灌溉就不可能有農業。只有文明的英國人才在印度忽視了這一點；他們聽任灌溉渠道和水閘毀壞，現在，由於周期性地發生饑荒，他們才終於發現，他們忽視了唯一能使他們在印度的統治至少同他們前人的統治一樣具有某種合理性的那種行動。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87頁。

　　一切政府，甚至最專制的政府，歸根到底都不過是本國狀況的經濟必然性的執行者。它們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好的、壞的或不好不壞的——來執行這一任務；它們可以加速或延緩經濟發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結果，可是最終它們還是要遵循這種發展。俄國實現工業革命的手段，是不是最適宜的手段，是另一個問題，討論這個問題會使我們離題太遠。只要我能證明這一工業革命本身是不可避免的，我的目的就算達到了。

　　恩格斯:《恩格斯致尼古拉·弗蘭策維奇·丹尼爾遜》( 1892年6月1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26頁。

　　國家權力對於經濟發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種: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發展得比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像現在每個大民族的情況那樣，它經過一定的時期都要崩潰；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經濟發展沿着某些的方向走，而給它規定另外的方向——這種情況歸根到底還是歸結為前兩種情況中的一種。但是很明顯，在第二和第三種情況下，政治權力會給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損害，並造成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浪費。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0年10月2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7頁。

　　對於經濟的發展，暴力在歷史中起着什麼樣的作用。第一，一切政治權力起先都是以某種經濟的、社會的職能為基礎的，隨着社會成員由於原始公社的瓦解而變為私人生產者，因而和社會公共職能的執行者更加疏遠，這種權力不斷得到加強。第二，政治權力在對社會獨立起來並且從公僕變為主人以後，可以朝兩個方向起作用。或者它按照合乎規律的經濟發展的精神和方向發生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它和經濟發展之間沒有任何衝突，經濟發展加快速度。或者它違反經濟發展而發生作用，在這種情況下，除去少數例外，它照例總是在經濟發展的壓力下陷於崩潰。這少數例外就是個別的征服事件:比較野蠻的征服者殺光或者驅逐某個地方的居民，並且由於不會利用生產力而使生產力遭到破壞或衰落下去。例如在摩爾西班牙，基督徒就是這樣對待摩爾人賴以從事高度發展的農業和園藝業的大部分灌溉工程的。由比較野蠻的民族進行的每一次征服，不言而喻，都阻礙了經濟的發展，摧毀了大批的生產力。但是在長時期的征服中，比較野蠻的征服者，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不得不適應由於征服而面臨的比較高的“經濟狀況”；他們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多半甚至不得不採用被征服者的語言。但是，如果撇開徵服的情況不談，當某一個國家內部的國家權力同它的經濟發展處於對立地位的時候——直到現在，幾乎一切政治權力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都是這樣，——鬥爭每次總是以政治權力被推翻而告終。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90—191頁。

　　在亞洲，從遠古的時候起一般說來就只有三個政府部門:財政部門，或者說，對內進行掠奪的部門；戰爭部門，或者說，對外進行掠奪的部門；最後是公共工程部門。氣候和土地條件，特別是從撒哈拉經過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韃靼區直至最高的亞洲高原的一片廣大的沙漠地帶，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設施成了東方農業的基礎。無論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達米亞、波斯以及其他地區，都利用河水的泛濫來肥田，利用河流的漲水來充注灌溉水渠。節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這種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蘭德和意大利，曾促使私人企業結成自願的聯合；但是在東方，由於文明程度太低，幅員太大，不能產生自願的聯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進行干預。所以亞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執行一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 1853年6月7—10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79頁。

　　階級壓迫職能

　　實際上國家不外是資產者為了在國內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財產和利益所必然要採取的一種組織形式。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4頁。

　　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3頁。

　　原來意義上的政治權力，是一個階級用以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有組織的暴力。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頁。

　　按照哲學概念，國家是“觀念的實現”，或是譯成了哲學語言的塵世的上帝王國，也就是永恆的真理和正義所藉以實現或應當藉以實現的場所。由此就產生了對國家以及一切同國家有關的事物的盲目崇拜。尤其是人們從小就習慣於認為，全社會的公共事務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為止那樣，由國家和國家的地位優越的官吏來處理和維護，所以這種崇拜就更容易產生。人們以為，如果他們不再迷信世襲君主制而堅信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經是非常大膽地向前邁進了一步。實際上，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而且在這一點上民主共和國並不亞於君主國。

　　恩格斯:《〈法蘭西內戰〉1891年版導言》( 1891年3月18日以前)，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1頁。

　　它［國家政權——編者注］一直是一種維護秩序，即維護現存社會秩序從而也就是維護占有者階級對生產者階級的壓迫和剝削的權力。

　　恩格斯:《法蘭西內戰》二稿( 1871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219頁。

　　現代工業的進步促使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階級對立更為發展、擴大和深化。與此同步，國家政權在性質上也越來越變成了資本藉以壓迫勞動的全國政權，變成了為進行社會奴役而組織起來的社會力量，變成了階級專制的機器。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 1871年4月中旬—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52頁。

　　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時期毫無例外地都是統治階級的國家，並且在一切場合在本質上都是鎮壓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機器。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5頁。

　　國家作為第一個支配人的意識形態力量出現在我們面前。社會創立一個機關來保護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內部和外部的侵犯。這種機關就是國家政權。它剛一產生，對社會來說就是獨立的，而且它越是成為某個階級的機關，越是直接地實現這一階級的統治，它就越是獨立。被壓迫階級反對統治階級的鬥爭必然要變成政治的鬥爭，變成首先是反對這一階級的政治統治的鬥爭；對這一政治鬥爭同它的經濟基礎的聯繫的認識，就日益模煳起來，並且完全會消失。即使在鬥爭參加者那裡情況不完全是這樣，但是在歷史編纂學家那裡差不多總是這樣的。在關於羅馬共和國內部鬥爭的古代史料中，只有阿庇安一人清楚而明確地告訴我們，這一鬥爭歸根到底是為什麼進行的，即為土地所有權進行的。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7—308頁。

　　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在一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297頁。

　　四)國家的消亡

　　當階級差別在發展進程中已經消失而全部生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4]的手裡的時候，公共權力就失去政治性質。原來意義上的政治權力，是一個階級用以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有組織的暴力。如果說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一定要聯合為階級，通過革命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並以統治階級的資格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係，那麼它在消滅這種生產關係的同時，也就消滅了階級對立的存在條件，消滅了階級本身的存在條件[5]，從而消滅了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頁。

　　所以，國家並不是從來就有的。曾經有過不需要國家，而且根本不知國家和國家權力為何物的社會。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而必然使社會分裂為階級時，國家就由於這種分裂而成為必要了。現在我們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這樣的生產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上，這些階級的存在不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產的真正障礙。階級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們從前不可避免地產生一樣。隨着階級的消失，國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的基礎上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它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陳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一起。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3頁。

　　十　社會形態

　　一)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的結合方式構成經濟的社會形態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着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

　　……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希臘羅馬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1859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91—592頁。

　　不論生產的社會的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離的情況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產因素。凡要進行生產，它們就必須結合起來。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發表於1885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4頁。

　　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決定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係也決定其他一切關係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它掩蓋了一切其他色彩，改變着它們的特點。這是一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着它裡面顯露出來的一切存在的比重。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1頁。

　　各個人藉以進行生產的社會關係，即社會生產關係，是隨着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生產關係總合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係，構成所謂社會，並且是構成一個處於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徵的社會。古典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都是這樣的生產關係的總和，而其中每一個生產關係的總和同時又標誌着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一個特殊階段。

　　馬克思:《僱傭勞動和資本》( 1847年12月下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724頁。

　　使各種經濟的社會形態例如奴隸社會和僱傭勞動的社會區別開來的，只是從直接生產者身上，勞動者身上，榨取這種剩餘勞動的形式。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51頁。

　　二)社會形態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過程伴隨着個人獨立性逐步增強和依附性逐步減退的過程

　　人們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生產力——這是他們的全部歷史的基礎，因為任何生產力都是一種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動的產物。可見，生產力是人們應用能力的結果，但是這種能力本身決定於人們所處的條件，決定於先前已經獲得的生產力，決定於在他們以前已經存在、不是由他們創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創立的社會形式。後來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經取得的生產力並當做原料來為自己新的生產服務，由於這一簡單的事實，就形成人們的歷史中的聯繫，就形成人類的歷史，這個歷史隨着人們的生產力以及人們的社會關係的愈益發展而愈益成為人類的歷史。由此就必然得出一個結論:人們的社會歷史始終只是他們的個體發展的歷史，而不管他們是否意識到這一點。他們的物質關係形成他們的一切關係的基礎。這種物質關係不過是他們的物質的和個體的活動所藉以實現的必然形式罷了。

　　馬克思:《馬克思致帕維爾·瓦西里耶維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3頁。

　　生產力與交往形式的關係就是交往形式與個人的行動或活動的關係。［這種活動的基本形式當然是物質活動，一切其他的活動，如精神活動、政治活動、宗教活動等都取決於它。當然，物質生活的這樣或那樣的形式，每次都取決於已經發達的需求，而這些需求的產生，也像它們的滿足一樣，本身是一個歷史過程，這種歷史過程在羊或狗那裡是沒有的這是施蒂納頑固地提出來反對人的主要論據[2])，儘管羊或狗的目前形象無疑是歷史過程的產物——誠然，不以它們的意願為轉移。］個人相互交往的條件，在上述這種矛盾產生以前，是與他們的個性相適合的條件，對於他們來說不是什麼外部的東西；在這些條件下，生存於一定關係中的一定的個人獨力生產自己的物質生活以及與這種物質生活有關的東西，因而這些條件是個人的自主活動的條件，並且是由這種自主活動產生出來的[3]。

　　……這些不同的條件，起初是自主活動的條件，後來卻變成了自主活動的桎梏，這些條件在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中構成各種交往形式的相互聯繫的序列，各種交往形式的聯繫就在於:已成為桎梏的舊交往形式被適應於比較發達的生產力，因而也適應於進步的個人自主活動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會成為桎梏，然後又為另一種交往形式所代替。由於這些條件在歷史發展的每一階段都是與同一時期的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所以它們的歷史同時也是發展着的、由每一個新的一代承受下來的生產力的歷史，從而也是個人本身力量發展的歷史。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5—576頁。

　　在社會中進行生產的個人，——因而，這些個人的一定社會性質的生產，當然是出發點。被斯密和李嘉圖當做出發點的單個的孤立的獵人和漁夫，屬於18世紀的缺乏想象力的虛構。這是魯濱遜一類的故事，這類故事決不像文化史家想象的那樣，僅僅表示對過度文明的反動和要回到被誤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樣，盧梭的通過契約來建立天生獨立的主體之間的關係和聯繫的“社會契約”，也不是以這種自然主義為基礎的。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的魯濱遜一類故事所造成的美學上的假象。其實，這是對於16世紀以來就做了準備，而在18世紀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會”的預感。在這個自由競爭的社會裡，單個的人表現為擺脫了自然聯繫鵲齲�而栽忼去的历史守慂，讋驕o�蠙n仁顧�成为覛gǖ南漣�人群的附g粑鎩Ｕ庵�18世紀的個人，一方面是封建社會形式解體的產物，另一方面是16世紀以來新興生產力的產物，而在19世紀的預言家看來(斯密和李嘉圖還完全以這些預言家為依據)，這種個人是曾在過去存在過的理想；在他們看來，這種個人不是歷史的結果，而是歷史的起點。因為按照他們關於人性的觀念，這種合乎自然的個人並不是從歷史中產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這樣的錯覺是到現在為止的每個新時代所具有的。斯圖亞特在許多方面同18世紀對立並作為貴族比較多地站在歷史基礎上，從而避免了這種局限性。

　　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從而也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於一個較大的整體:最初還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擴大成為氏族的家庭中，後來是在由氏族間的衝突和融合而產生的各種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紀，在“市民社會”中，社會聯繫的各種形式，對個人說來，才表現為只是達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現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產生這種孤立個人的觀點的時代，正是具有迄今為止最發達的社會關係(從這種觀點看來是一般關係)的時代。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頁。

　　李嘉圖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看作最有利於生產、最有利於創造財富的生產方式，對於他那個時代來說，李嘉圖是完全正確的。他希望為生產而生產，這是正確的。如果像李嘉圖的感傷主義的反對者們那樣，斷言生產本身不是目的本身，那就是忘記了，為生產而生產無非就是發展人類的生產力，也就是發展人類天性的財富這種目的本身。如果像西斯蒙第那樣，把個人的福利同這個目的對立起來，那就是主張，為了保證個人的福利，全人類的發展應該受到阻礙，因而，舉例來說，就不能進行任何戰爭，因為戰爭無論如何會造成個人的死亡。(西斯蒙第只是與那些掩蓋這種對立、否認這種對立的經濟學家相比較而言，才是正確的。)這種議論，就是不理解:“人”類的才能的這種發展，雖然在開始時要靠犧牲多數的個人，甚至靠犧牲整個階級，但最終會克服這種對抗，而同每個個人的發展相一致；因此，個性的比較高度的發展，只有以犧牲個人的歷史過程為代價。至於這種感化議論的徒勞，那就不用說了，因為在人類，也像在動植物界一樣，種族的利益總是要靠犧牲個體的利益來為自己開闢道路的，其所以會如此，是因為種族的利益同特殊個體的利益相一致，這些特殊個體的力量，他們的優越性，也就在這裡。

　　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冊，人民出版社1973年7月第1版，第124—125頁。

　　每個個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會權力。如果從物那裡奪去這種社會權力，那麼你們就必然賦予人以支配人的這種權力。人的依賴關係(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式，在這種形式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小的範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着。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這種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係、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產能力成為從屬於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着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着這些東西同步發展起來。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頁。

　　如果考察的是產生出不發達的交換、交換價值和貨幣的制度的那種社會關係，或者有它們的不發達程度與自身相適應的那種社會關係，那麼一開始就很清楚，雖然個人之間的關係表現為較明顯的人的關係，但他們只是作為具有某種規定性的個人而互相發生關係，如作為封建主和臣僕、地主和農奴等，或作為種姓成員等，或屬於某個等級等。在貨幣關係中，在發達的交換制度中(而這種表面現象使民主主義受到迷惑)，人的依賴紐帶、血統差別、教育差別等事實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一切人身紐帶至少都表現為人的關係；各個人看起來似乎獨立地(這種獨立一般只不過是錯覺，確切些說，可叫做——在彼此關係冷漠的意義上——彼此漠不關心)自由地互相接觸並在這種自由中互相交換；但是，只有在那些不考慮個人互相接觸的條件即生存條件的人看來(而這些條件又不依賴於個人而存在，它們儘管由社會產生出來，卻表現為似乎是自然條件，即不受個人控制的條件)，各個人才顯得是這樣的。

　　［Ⅰ—24］在前一場合表現為人的限制即個人受他人限制的那種規定性，在後一場合則在發達的形態上表現為物的限制即個人受不以他為轉移並獨立存在的關係的限制。(因為單個人不能擺脫自己的人的規定性，但可以克服和控制外部關係，所以在第二個場合他的自由看起來比較大。但是，對這種外部關係或這些條件的進一步考察表明，屬於一個階級等的各個人如果不消滅這些關係或條件，就不能把它們全部加以克服。個別人偶爾能戰勝它們；受它們控制的大量人卻不能，因為它們的存在本身就表明，各個人從屬於而且必然從屬於它們。

　　這些外部關係並未排除“依賴關係”，它們只是使這種關係變成普遍的形式；不如說它們為人的依賴關係造成普遍的基礎。個人在這裡也只是作為一定的個人互相發生關係。這種與人的依賴關係相對立的物的依賴關係也表現出這樣的情形(物的依賴關係無非是與外表上獨立的個人相對立的獨立的社會關係，也就是與這些個人本身相對立而獨立化的、他們互相間的生產關係) :個人現在受抽象統治，而他們以前是互相依賴的。但是，抽象或觀念，無非是那些統治個人的物質關係的理論表現。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59頁。

　　在古亞細亞的、古代的等生產方式下，產品轉化為商品，從而人作為商品生產者而存在的現象，處於從屬地位，但是共同體越是走向沒落階段，這種現象就越是重要。真正的商業民族只存在於古代世界的空隙中，……這些古老的社會生產有機體比資產階級的社會生產有機體簡單明了得多，但它們或者以個人尚未成熟，尚未脫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緣聯繫的臍帶為基礎，或者以直接的統治和服從的關係為基礎。它們存在的條件是:勞動生產力處於低級發展階段，與此相應，人們在物質生活生產過程內部的關係，即他們彼此之間以及他們同自然之間的關係是很狹隘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7頁。

　　全盛時期的氏族制度，如我們在美洲所見的，其前提是生產極不發展，因而廣大地區內人口極度稀少；因此，人類差不多完全受着同他異己地對立着的、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這也就反映在幼稚的宗教觀念中。部落始終是人們的界限，無論對其他部落的人來說或者對他們自己來說都是如此: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聖而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然所賦予的最高權力，個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動上始終是無條件服從的。這個時代的人們，雖然令我們感到值得讚嘆，但他們彼此完全沒有差別，他們都還依存於——用馬克思的話說——自然形成的共同體的臍帶[4]。這種自然形成的共同體的權力必然要被打破，而且也確實被打破了。不過它是被那種使人感到從一開始就是一種退化，一種離開古代氏族社會的純樸道德高峰的墮落的勢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無恥的貪慾、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慾、對公共財產的自私自利的掠奪——揭開了新的、文明的階級社會；最卑鄙的手段——偷盜、強制、欺詐、背信——毀壞了古老的沒有階級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潰。而這一新社會自身，在其整整兩千五百餘年的存在期間，只不過是一幅區區少數人靠犧牲被剝削和被壓迫的大多數人而求得發展的圖畫罷了，而這種情形，現在比從前更加厲害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2—113頁。

　　直接生產者，勞動者，只有當他不再束縛於土地，不再隸屬或從屬於他人的時候，才能支配自身。其次，他要成為勞動力的自由出賣者，能把他的商品帶到任何可以找到市場的地方去，他就必須擺脫行會的控制，擺脫行會關於學徒和幫工的制度以及關於勞動的約束性規定。因此，使生產者轉化為僱傭工人的歷史運動，一方面表現為生產者從農奴地位和行會束縛下解放出來；對於我們的資產階級歷史學家來說，只有這一方面是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們被剝奪了一切生產資料和舊封建制度給予他們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後，才能成為他們自身的出賣者。而對他們的這種剝奪的歷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22頁。

　　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一個對抗形式，……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里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着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1859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92頁。

　　當階級差別在發展進程中已經消失而全部生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5]的手裡的時候，公共權力就失去政治性質。原來意義上的政治權力，是一個階級用以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有組織的暴力。如果說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一定要聯合為階級，通過革命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並以統治階級的資格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係，那麼它在消滅這種生產關係的同時，也就消滅了階級對立的存在條件，消滅了階級本身的存在條件[6]，從而消滅了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

　　代替那存在着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頁。

　　三)社會形態從低級向高級發展規律的共同性和發展形態的多樣性

      不能把某種特定的演進過程上升為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

　　規律的共同性必然因自然和人文條件的差異而表現為發展形態的多樣性

　　從直接生產者身上榨取無酬剩餘勞動的獨特經濟形式，決定了統治和從屬的關係，這種關係是直接從生產本身中生長出來的，並且又對生產發生決定性的反作用。但是，這種從生產關係本身中生長出來的經濟共同體的全部結構，從而這種共同體的獨特的政治結構，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經濟形式上的。任何時候，我們總是要在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係——這種關係的任何當時的形式必然總是同勞動方式和勞動社會生產力的一定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當中，為整個社會結構，從而也為主權關係和依附關係的政治形式，總之，為任何當時的獨特的國家形式，發現最隱蔽的秘密，發現隱藏着的基礎。

　　不過，這並不妨礙相同的經濟基礎——按主要條件來說相同——可以由於無數不同的經驗的情況，自然條件，種族關係，各種從外部發生作用的歷史影響，等等，而在現象上顯示出無窮無盡的變異和色彩差異，這些變異和差異只有通過對這些經驗上已存在的情況進行分析才可以理解。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894—895頁。

　　我們越是深入地追溯歷史，同出一源的各個民族之間的差異之點，也就越來越消失。

　　一方面這是由於史料本身的性質，——時代越遠，史料也越少，只包括最重要之點；另一方面這是由這些民族本身的發展所決定的。同一個種族的一些分支距他們最初的根源越近，他們相互之間就越接近，共同之處就越多。雅科布·格林在研究德意志民族性格、德意志風俗習慣和法律關係時，一向把從記載基姆布利人進軍的羅馬史學家到不來梅的亞當和薩克森·格臘馬提克所提供的一切證據，從“貝奧伍耳夫”和“希爾德布蘭德之歌”到“艾達”和古史詩的一切古代文學作品，從Leges barbarorum到古丹麥和古瑞典法律以及日耳曼習慣法記錄的一切法律匯編，都看作同樣珍貴的史料，是完全有理由的。這一種或那一種特點，可能只有地方性的意義，但是它所反映的那種特徵卻是整個種族所共同具有的，而史料的年代越是久遠，這種地方性的差別就越是少見。

　　恩格斯:《愛爾蘭史》( 1870年5月—7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月第1版，第570—571頁。

　　在第三類科學中，即在按歷史順序和現今結果來研究人的生活條件、社會關係、法的形式和國家形式及其由哲學、宗教、藝術等組成的觀念上層建築的歷史科學中，永恆真理的情況還更糟。在有機界，我們至少是研究這樣一些依次相繼的過程，這些過程，就我們直接觀察的領域而言，正在非常廣闊的範圍內相當有規律地重複着。自亞里士多德以來，有機體的種總的說來沒有變化。在社會歷史中情況相反，自從我們脫離人類的原始狀態即所謂石器時代以來，情況的重複是例外而不是通例；即使在某個地方發生這樣的重複，也決不是在完全同樣的狀況下發生的。在一切文明民族那裡，原始土地公有制的出現和這種所有制解體的形式就是如此。因此，我們在人類歷史領域中的科學比在生物學領域中的科學還要落後得多；不僅如此，如果一旦例外地能夠認識到某一時代的社會存在形式和政治存在形式的內在聯繫，那麼這照例是發生在這些形式已經半衰退和瀕於瓦解的時候。因此，在這裡認識在本質上是相對的，因為它只限於了解只存在於一定時代和一定民族中的、而且按其本性來說是暫時的一定社會形式和國家形式的聯繫和結果。因此，誰要在這裡獵取最後的終極的真理，獵取真正的、根本不變的真理，那麼他是不會有什麼收穫的，除非是一些陳詞濫調和老生常談，例如，人一般地說不勞動就不能生活，人直到現在總是分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拿破崙死於1821年5月5日，如此等等。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4頁。

　　人們在生產和交換時所處的條件，各個國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個國家裡，各個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一切國家和一切歷史時代都是一樣的。從弓和箭，從石刀和僅僅是例外地出現的野蠻人的交換往來，到上千馬力的蒸汽機，到機械織機、鐵路和英格蘭銀行，有一段很大的距離。火地島的居民沒有達到進行大規模生產和世界貿易的程度，也沒有達到出現票據投機或交易所破產的程度。誰要想把火地島的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英國的政治經濟學置於同一規律之下，那麼，除了最陳腐的老生常談以外，他顯然不能揭示出任何東西。因此，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它所涉及的是歷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產和交換的每個個別發展階段的特殊規律，而且只有在完成這種研究以後，它才能確立為數不多的、適用於生產一般和交換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規律。同時，不言而喻，適用於一定的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規律，對於具有這種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一切歷史時期也是適用的。例如，隨着金屬貨幣的採用，一系列適用於借金屬貨幣進行交換的一切國家和歷史時期的規律起作用了。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53—154頁。

　　農業公社的公有制由於歷史環境的差異有的很早解體，有的長期保存下來，出現不同的發展道路

　　農業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會形態的最後階段，所以它同時也是向次生形態過渡的階段，即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向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的過渡。不言而喻，次生形態包括建立在奴隸制上和農奴制上的一系列社會。

　　但是，這是不是說，農業公社的歷史道路必然要導致這種結果呢?絕對不是的。農業公社固有的二重性使得它只能有兩種選擇:或者是它的私有制因素戰勝集體因素，或者是後者戰勝前者。一切都取決於它所處的歷史環境。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覆信［三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6頁。

　　如果您回顧一下西方社會的起源，那麼您到處都會發現土地公有制；隨着社會的進步，它又到處讓位給私有制。因此，它不可能只是在俄國免於這種遭遇。

　　我之所以注意這一推論，僅僅因為它是以歐洲的經驗為根據的。至於比如說東印度，那麼，大概除了亨·梅恩爵士及其同流人物之外，誰都知道，那裡的土地公有制是由於英國的野蠻行為才被消滅的，這種行為不是使當地人民前進，而是使他們後退。

　　並不是所有的原始公社都是按照同一形式建立起來的。相反，從整體上看，它們是一系列社會組織，這些組織的類型、生存的年代彼此都不相同，標誌着依次進化的各個階段。俄國的公社就是通常稱作農業公社的一種類型。在西方相當於這種公社的是存在時期很短的日耳曼公社。在尤利烏斯·愷撒時代，日耳曼公社尚未出現，而到日耳曼部落征服意大利、高盧、西班牙等地的時候，它已經不存在了。在尤利烏斯·愷撒時代，各集團之間、各氏族和部落之間已經逐年分配耕地，但還不是在公社的各個家庭之間分配；大概，耕種也是由集團共同進行的。在日耳曼尼亞本土，這種較古類型的公社通過自然的發展而變為塔西佗所描繪的那種農業公社。從那時起，我們就看不到它了。它在連綿不斷的戰爭和遷徙的情況下不知不覺地滅亡了；它有可能是亡於暴力之下的。但是，它的天然的生命力卻為兩個不可爭辯的事實所證實。這種類型的一些公社零零散散地分布於各地，經歷了中世紀的一切波折，一直保存到今天，例如，在我的家鄉特里爾專區就有。然而更重要的是，這種“農業公社”的烙印是如此清晰地表現在從它產生出來的新公社裡面，以致毛勒在辨認了新公社後能夠還原出這種“農業公社”。在新公社裡，耕地是農民的私有財產，而森林、牧場、荒地等仍然是公共財產；這種新公社由日耳曼人引入所有被征服的地區。由於它繼承了原型的特徵，所以，在整個中世紀時期，成了人民自由和人民生活的唯一中心。

　　同樣在亞洲，在阿富汗人及其他人中間也有“農村公社”。但是，這些地方的公社都是最近類型的公社，也可以說，是古代社會形態的最近形式。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覆信［三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4—585頁。

　　這種國家政權的形式，也是由公社當時的存在形式決定的。有的地方，如在亞洲雅利安民族和俄羅斯人那裡，當國家政權出現的時候，耕地還是公社為共同的利益耕種的，或者只是在一定時間內交給各個家庭使用，因而還沒有產生土地私有制，在這樣的地方，國家政權便以專制政體的形式出現。相反的，在德意志人侵占的羅馬領土上，我們看到，耕地和草地的各個份地，已成為自主地，成為占有者只需負擔普通的馬爾克賦役的自由財產了。

　　恩格斯:《法蘭克時代》( 1878年中—1882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月第2版，第259頁。

　　原生態的資本主義產生的歷史必然性和鐵的定律只限於西歐各國，非西方國家有可能越過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建立社會主義。即使同為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的具體形態也會各不相同現在，我的批評家可以把這個歷史概述中的哪些東西應用到俄國去呢?只有這些:假如俄國想要遵照西歐各國的先例成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它最近幾年已經在這方面費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農民變成無產者就達不到這個目的；而它一旦倒進資本主義制度的懷抱，它就會和塵世間的其他民族一樣地受那些鐵面無情的規律的支配。事情就是這樣。但是這對我的批評家來說是太少了。他一定要把我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它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註定要走這條道路，——以便最後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每個生產者個人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態。但是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

　　馬克思:《給〈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信》( 1877年10—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6頁。

　　在分析資本主義生產的起源時，宜�

　　“因此，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徹底分離了……全部過程的基礎是對農民的剝奪。這種剝奪只是在英國才徹底完成了……但是，西歐的其他一切國家都正在經歷着同樣的運動。”(《資本論》法文版第315頁可見，這一運動的“歷史必然性”明確地限制在西歐各國的範圍內。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覆信［覆信］》(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9頁。

　　問題本身並不在於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所引起的社會對抗的發展程度的高低。問題在於這些規律本身，在於這些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並且正在實現的趨勢。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後者未來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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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國，變革過程已經十分明顯。它達到一定程度後，一定會波及大陸。在那裡，它將採取較殘酷的還是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階級自身的發展程度而定。所以，現在的統治階級，撇開其較高尚的動機不說，他們的切身利益也迫使他們除掉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階級發展的障礙。……一個國家應該而且可以向其他國家學習。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但是它能縮短和減
輕分娩的痛苦。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1版序言

　　年7月2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8—10頁。

　　俄國是應當像它的自由派經濟學家們所希望的那樣，首先摧毀農村公社以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呢，還是與此相反，俄國可以在發展它所特有的歷史條件的同時取得資本主義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經受資本主義制度的苦難。…………為了能夠對當代俄國的經濟發展作出準確的判斷，我學習了俄文，後來又在許多年內研究了和這個問題有關的官方發表的和其他方面發表的資料。我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如果俄國繼續走它在1861年所開始走的道路，那它將會失去當時歷史所能提供給一個民族的最好的機會，而遭受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一切災難性的波折。

　　馬克思:《給〈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信》( 1877年10—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4頁。

　　“ 農業公社” 的構成形式只能有兩種選擇: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戰勝集體因
素， 或者是後者戰勝前者。 先驗地說， 兩種結局都是可能的， 但是， 對於其中任何一種，
顯然都必須有完全不同的歷史環境。 一切都取決於它所處的歷史環境。
……和控制着世界市場的西方生產同時存在， 就使俄國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
卡夫丁峽谷， 而把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用到公社中來。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覆信［初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4—575頁。

　　從理論上說，俄國“農村公社”可以通過發展它的基礎即土地公有制和消滅它也包含着的私有制原則來保存自己；它能夠成為現代社會所趨向的那種經濟制度的直接出發點，不必自殺就可以獲得新的生命；它能夠不經歷資本主義制度(這個制度單純從它可能延續的時間來看，在社會生活中是微不足道的)而占有資本主義生產使人類豐富起來的那些成果。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覆信［初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6頁。

　　由此可見，在《資本論》中所作的分析，既沒有提供肯定俄國農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論據，也沒有提供否定農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論據，但是，我根據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對此進行的專門研究使我深信:這種農村公社是俄國社會新生的支點；可是要使它能發揮這種作用，首先必須排除從各方面向它襲來的破壞性影響，然後保證它具備自然發展的正常條件。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覆信［覆信］》(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0頁。

　　俄國是在全國範圍內把“農業公社”保存到今天的唯一的歐洲國家。它不像東印度那樣，是外國征服者的獵獲物。同時，它也不是脫離現代世界孤立生存的。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地塊個體耕作轉化為集體耕作，並且俄國農民已經在沒有進行分配的草地上實行着集體耕作。俄國土地的天然地勢適合於大規模地使用機器。

　　農民習慣於勞動組合關係，這有助於他們從小地塊勞動向合作勞動過渡；最後，長久以來靠農民維持生存的俄國社會，也有義務給予農民必要的墊款，來實現這一過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場的西方生產同時存在，就使俄國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8]，而把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用到公社中來。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覆信［初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4—575頁。

　　如果資本主義制度的俄國崇拜者要否認這種進化的理論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向他們提出這樣的問題:俄國為了採用機器、輪船、鐵路等等，難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樣先經過一段很長的機器工業的孕育期麼?同時也請他們給我說明:他們怎麼能夠把西方需要幾個世紀才建立起來的一整套交換機構(銀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進到自己這裡來呢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覆信［初稿］》( 1881年2月18日—3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1頁。

　　我的回答是:在俄國，由於各種獨特情況的結合，至今還在全國範圍內存在着的農村公社能夠逐漸擺脫其原始特徵，並直接作為集體生產的因素在全國範圍內發展起來。正因為它和資本主義生產是同時存在的東西，所以它能夠不經受資本主義生產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積極的成果。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覆信［初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1頁。

　　俄國的“農業公社”有一個特徵，這個特徵造成它的軟弱性，從各方面來看對它都是不利的。這就是它的孤立性，公社與公社之間的生活缺乏聯繫，這種與世隔絕的小天地並不到處都是這種類型的公社的內在特徵，但是，在有這一特徵的地方，這種與世隔絕的小天地就使一種或多或少集權的專制制度凌駕於公社之上。俄羅斯北部各公國的聯合證明，這種孤立性在最初似乎是由於領土遼闊而形成的，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又由於蒙古人入侵以來俄國遭到的政治命運而加強了。在今天，這個障礙是很容易消除的。也許只要用各公社自己選出的農民代表會議代替鄉這一政府機關就行了，這種會議將成為維護它們利益的經濟機關和行政機關。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覆信［初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5頁。

　　要挽救俄國公社，就必須有俄國革命。而且，政府和“社會新棟梁”正在盡一切可能準備把群眾推入這一災禍之中。如果革命在適當的時刻發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來以保證農村公社的自由發展，那麼，農村公社就會很快地變為俄國社會新生的因素，變為優於其他還處在資本主義制度奴役下的國家的因素。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覆信［初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2頁。

　　《共產黨宣言》[9]的任務，是宣告現代資產階級所有制必然滅亡。但是在俄國，我們看見，除了迅速盛行起來的資本主義狂熱和剛開始發展的資產階級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歸農民公共占有。那麼試問:俄國公社，這一固然已經大遭破壞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夠直接過渡到高級的共產主義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還必須先經歷西方的歷史發展所經歷的那個瓦解過程呢

　　對於這個問題，目前唯一可能的答覆是: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麼現今的俄國土地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 1882年1月21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頁。

　　四)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規律的共同性和實際進程的多樣性

      資本主義“自然規律”的共同性和各國進程的特殊性

      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到現在為止，這種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是英國。因此，我在理論闡述上主要用英國作為例證。但是，如果德國讀者看到英國工農業工人所處的境況而偽善地聳聳肩膀，或者以德國的情況遠不是那樣壞而樂觀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聲地對他說:這正是說的閣下的事情問題本身並不在於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所引起的社會對抗的發展程度的高低。問題在於這些規律本身，在於這些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並且正在實現的趨勢。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後者未來的景象。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1版序言

　　年7月2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8頁。

　　描述不列顛王國無產階級的境況的典型形式，特別在目前對德國來說是具有極其巨大的意義的。德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比起任何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來，都更加是從理論前提出發的，因為我們，德國的理論家們，對現實世界了解得太少，以致現實的關係還不能直接推動我們去改造這個“醜惡的現實”。在公開擁護這種改造的人們當中，幾乎沒有一個不是通過費爾巴哈對黑格爾哲學的克服而走向共產主義的。關於無產階級的真實境況我們知道得這樣少，甚至連善意的“勞動階級狀況改進協會”(而我們的資產階級現在就在這些協會裡對社會問題大肆歪曲)都經常把那些關於工人狀況的最可笑最庸俗的見解作為根據。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德國人比任何人都缺乏實際知識。雖然德國無產階級的境況還沒有像英國那樣典型，但是我們的社會制度到底是相同的；而且除非民族的理智及時地採取了為整個社會制度打下新基礎的措施，這種社會制度的出現遲早會達到和北海彼岸同樣尖銳的地步。在英國造成無產階級貧困和受壓迫的那些根本原因，在德國也同樣存在，而且照這樣下去也一定會產生同樣的結果。同時，對英國的災難的揭露將推動我們去揭露我們德國的災難，而且還會給我們一個尺度來衡量我們的災難以及在西里西亞和波希米亞的騷動中所暴露出來的危險，這種危險從這一方面直接威脅着德國的安寧。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序言

　　年3月1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79—280頁。

　　但是，英國現在已經度過了我所描寫的這個資本主義剝削的青年時期，而其他國家則剛剛進入這個時期。法國、德國、尤其是美國，這些可怕的敵手，它們如同我在1844年所預見的那樣，正在日益摧毀英國的工業壟斷地位。它們的工業比英國的工業年輕，但是其成長卻迅速得多，現在已經達到與1844年英國工業大致相同的發展階段。拿美國來比較，情況特別明顯。當然，美國工人階級所處的外部環境很不相同，但畢竟都是同樣的經濟規律在起作用，所以產生的結果雖然不是在各方面都相同，卻仍然屬於同一性質。正因為如此，在美國我們也可以看到同樣的爭取縮短並從法律上確定工作日，特別是工廠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時間的鬥爭；我們也發現極其盛行的實物工資制和農村地區的小宅子制，“老闆”、資本家及其代理人就利用這些制度作為統治工人的手段。1886年，當我讀到美國報紙上關於康乃爾斯維爾區賓夕法尼亞礦工大罷工的報道時，我簡直就像在讀我自己描寫年英格蘭北部煤礦工人罷工的文字一樣[10]。同樣是用假尺假秤來欺騙工人，同樣是實行實物工資制，同樣是資本家企圖用最後的但是致命性的手段，即把工人趕出他們所住的屬於礦山管理處的房屋，來壓制礦工們的反抗。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92年德文第2版序言( 1892年7月21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69—370頁。

　　在原始積累的歷史中，對正在形成的資本家階級起過推動作用的一切變革，都是歷史上劃時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強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資料分離，被當做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者拋向勞動市場。對農業生產者即農民的土地的剝奪，形成全部過程的基礎。這種剝奪的歷史在不同的國家帶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順序、在不同的歷史時代通過不同的階段。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23頁。

　　在研究德國歷史(它完全是一部苦難史)時，我始終認為，只有拿法國的相應的時代來作比較，才可以得出正確的標準，因為那裡發生的一切正好和我們這裡發生的相反。那裡是封建國家的各個分散的成員組成一個民族國家，我們這裡恰好是處於最嚴重的衰落時期。那裡的整個發展過程中貫穿着罕見的客觀邏輯，我們這裡則表現出不可救藥的，而且越來越不可救藥的紊亂。在那裡，在中世紀，英國征服者是外國干涉的代表，幫助普羅旺斯族反對北法蘭西族。對英國人的戰爭可說是三十年戰爭，但是戰爭的結果是外國干涉者被驅逐出去和南部被北部征服。隨後是中央政權同依靠國外領地、起着勃蘭登堡—普魯士所起作用的勃艮第藩國的鬥爭，但是這一鬥爭的結果是中央政權獲得勝利和民族國家最後形成。在我們這裡，當時恰好是民族國家徹底瓦解(如果神聖羅馬帝國範圍內的“德意志王國”可以稱為民族國家的話)，德國領土開始大規模被掠奪。這對德國人說來是極其令人羞愧的對照，但是正因為如此就更有教益，自從我們的工人重新又使德國站在歷史運動的前列以來，我們對過去的恥辱就稍微容易忍受了。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蘭茨·梅林》( 1893年7月1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60—661頁。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不同途徑:暴力革命或自我揚棄、和平長入

　　無產階級執行着僱傭勞動由於為別人生產財富、為自己生產貧困而給自己做出的判決，同樣，它也執行着私有財產由於產生無產階級而給自己做出的判決。無產階級在獲得勝利時，無論如何決不會因此成為社會的絕對方面，因為它只有消滅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對立面才能獲得勝利。到那時，無產階級本身以及制約着它的對立面——私有財產都會消失。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61頁。

　　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6頁。

　　巴黎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逼迫下發動了六月起義。單是這一點已註定無產階級要失敗。既不是直接的、公開承認的要求驅使無產階級想用武力推翻資產階級，也不是無產階級已經到了有能力解決這個任務的地步。《通報》只得正式向無產階級挑明，共和國認為有必要對它的幻想表示尊重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並且只有它的失敗才使它確信這樣一條真理:它要在資產階級共和國範圍內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處境只是一種空想，這種空想只要企圖加以實現，就會成為罪行。於是，原先無產階級想要強迫二月共和國予以滿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浮誇而實質上瑣碎的，甚至還帶有資產階級性質的要求，就由一個大膽的革命戰鬥口號取而代之，這個口號就是:推翻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專政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 1849年底—1850年3月底和1850年10月—11月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03—104頁。

　　過去一切階級在爭得統治之後，總是使整個社會服從於它們發財致富的條件，企圖以此來鞏固它們已經獲得的生活地位。無產者只有廢除自己的現存的占有方式，從而廢除全部現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會生產力。無產者沒有什麼自己的東西必須加以保護，他們必須摧毀至今保護和保障私有財產的一切。

　　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無產階級，現今社會的最下層，如果不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就不能抬起頭來，挺起胸來。

　　如果不就內容而就形式來說，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首先是一國範圍內的鬥爭。每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當然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

　　在敘述無產階級發展的最一般的階段的時候，我們循序探討了現存社會內部或多或少隱蔽着的國內戰爭，直到這個戰爭爆發為公開的革命，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統治。

　　我們已經看到，至今的一切社會都是建立在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級的對立之上的。但是，為了有可能壓迫一個階級，就必須保證這個階級至少有能夠勉強維持它的奴隸般的生存的條件。農奴曾經在農奴制度下掙扎到公社成員的地位，小資產者曾經在封建專制制度的束縛下掙扎到資產者的地位。現代的工人卻相反，他們並不是隨着工業的進步而上升，而是越來越降到本階級的生存條件以下。工人變成赤貧者，貧困比人口和財富增長得還要快。由此可以明顯地看出，資產階級再不能做社會的統治階級了，再不能把自己階級的生存條件當做支配一切的規律強加於社會了。資產階級不能統治下去了，因為它甚至不能保證自己的奴隸維持奴隸的生活，因為它不得不讓自己的奴隸落到不能養活它反而要求它來養活的地步。社會再不能在它的統治下生存下去了，就是說，它的生存不再同社會相容了。

　　資產階級生存和統治的根本條件，是財富在私人手裡的積累，是資本的形成和增殖；資本的條件是僱傭勞動。僱傭勞動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競爭之上的。資產階級無意中造成而又無力抵抗的工業進步，使工人通過結社而達到的革命聯合代替了他們由於競爭而造成的分散狀態。於是，隨着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占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2—43頁。

　　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

　　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並且儘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

　　要做到這一點，當然首先必須對所有權和資產階級生產關係實行強制性的干涉，也就是採取這樣一些措施，這些措施在經濟上似乎是不夠充分的和無法持續的，但是在運動進程中它們會越出本身，[12]而且作為變革全部生產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這些措施在不同的國家裡當然會是不同的。

　　但是，最先進的國家幾乎都可以採取下面的措施剝奪地產，把地租用於國家支出。

　　徵收高額累進稅。

　　廢除繼承制。

　　沒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亂分子的財產。

　　通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裡。

　　把全部運輸業集中在國家手裡。

　　按照共同的計劃增加國家工廠和生產工具，開墾荒地和改良土壤。

　　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成立產業軍，特別是在農業方面。

　　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對立[13]逐步消滅。

　　對所有兒童實行公共的和免費的教育。取消現在這種形式的兒童的工廠勞動。把教育同物質生產結合起來，等等。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53頁。

　　現代工業的發展本身一定會越來越有利於資本家而有害於工人，所以資本主義生產的總趨勢不是提高而是降低工資的平均水平，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使勞動的價值降到它的最低限度。這種制度下的實際情況的趨勢既然如此，那麼，這是不是說，工人階級應當放棄對資本的掠奪行為的反抗，停止利用偶然的時機使生活暫時改善的嘗試呢?如果他們這樣做，他們就會淪為一群聽天由命的、不可挽救的可憐蟲。我想我已經說過:他們為工資水平而進行的鬥爭，同整個僱傭勞動制度有密切的聯繫；他們為提高工資所做的努力，在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都只是為了維持現有的勞動價值；他們必須就勞動價格與資本家討價還價，因為他們已經把自己當做商品出賣了。他們在和資本的日常衝突中如果畏縮讓步，他們就沒有資格發動更大的運動。

　　同時，即使不談僱傭勞動制度中所包含的一般奴隸狀態，工人階級也不應誇大這一日常鬥爭的最終效果。他們不應當忘記:在日常鬥爭中他們反對的只是結果，而不是產生這種結果的原因；他們延緩下降的趨勢，而不是改變它的方向；他們服用止痛劑，而不祛除病根。所以他們不應當只局限於這些不可避免的、因資本永不停止的進攻或市場的各種變動而不斷引起的遊記式的搏鬥。他們應當懂得:現代制度給他們帶來一切貧困，同時又造成對社會進行經濟改造所必需的種種物質條件和社會形式。他們應當摒棄“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資!”這種保守的格言，要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革命的口號:“消滅僱傭勞動制度!”

　　馬克思:《工資、價格和利潤》( 1865年5月20日—6月24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7—78頁。

　　這種剝奪是通過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內在規律的作用，即通過資本的集中進行的。一個資本家打倒許多資本家。隨着這種集中或少數資本家對多數資本家的剝奪，規模不斷擴大的勞動過程的協作形式日益發展，科學日益被自覺地應用於技術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計劃地利用，勞動資料日益轉化為只能共同使用的勞動資料，一切生產資料因作為結合的、社會的勞動的生產資料使用而日益節省，各國人民日益被捲入世界市場網，從而資本主義制度日益具有國際的性質。隨着那些掠奪和壟斷這一轉化過程的全部利益的資本巨頭不斷減少，貧困、壓迫、奴役、退化和剝削的程度不斷加深，而日益壯大的、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的機制所訓練、聯合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也不斷增長。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並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敲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73—874頁。

　　在不否定您由此得出的進一步結論的情況下，我從我自己的前提出發將進一步作出下面的結論。人類的生產在一定的階段上會達到這樣的高度:能夠不僅生產生活必需品，而且生產奢侈品，即使最初只是為少數人生產。這樣，生存鬥爭——我們暫時假定這個範疇在這裡是有效的——就變成為享受而鬥爭，不再是單純為生存資料而鬥爭，而是為發展資料，為社會地生產出來的發展資料而鬥爭，對於這個階段，來自動物界的範疇就不再適用了。但是，如果像目前這樣，資本主義方式的生產所生產出來的生存資料和發展資料遠比資本主義社會所能消費的多得多，因為這種生產人為地使廣大真正的生產者同這些生存資料和發展資料相隔絕；如果這個社會由於它自身的生存規律而不得不繼續擴大對它來說已經過大的生產，並從而周期性地每隔10年不僅毀滅大批產品，而且毀滅生產力本身，那麼，“生存鬥爭”的空談還有什麼意義呢?於是生存鬥爭的含義只能是，生產者階級把生產和分配的領導權從迄今為止掌握這種領導權但現在已經無力領導的那個階級手中奪過來，而這就是社會主義革命。

　　恩格斯:《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羅維奇·拉甫羅夫》( 1875年11月12—17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12頁。

　　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於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74頁。

　　在利息為5%的時候，資本不會用於修建新的公路、運河和鐵路，除非這些工程能帶來相應大的利潤；但是，在利息只有4%或3%的時候，資本就會投到這些改良事業中去，雖然它只能得到相對說來比較低的利潤。大的改良事業由股份公司來承辦，這是利潤率下降的自然結果。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後半部分(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版，第236頁。

　　股份公司的成立。由此

　　生產規模驚人地擴大了，個別資本不可能建立的企業出現了。同時，這種以前曾經是政府企業的那些企業，變成了社會的[15]企業。

　　那種本身建立在社會生產方式的基礎上並以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社會集中為前提的資本，在這裡直接取得了社會資本(即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的形式，而與私人資本相對立，並且它的企業也表現為社會企業，而與私人企業相對立。這是作為私人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範圍內的揚棄。

　　實際執行職能的資本家轉化為單純的經理，即別人的資本的管理人，而資本所有者則轉化為單純的所有者，單純的貨幣資本家。因此，即使後者所得的股息包括利息和企業主的收入，也就是包括全部利潤(因為經理的薪金只是，或者應該只是某種熟練勞動的工資，這種勞動的價格，同任何別種勞動的價格一樣，是在勞動市場上調節的)，這全部利潤仍然只是在利息的形式上，即作為資本所有權的報酬獲得的。而這個資本所有權這樣一來現在就同現實再生產過程中的職能完全分離，正像這種職能在經理身上同資本所有權完全分離一樣。因此，利潤(不再只是利潤的一部分，即從借入者獲得的利潤中理所當然地引出來的利息)表現為對他人的剩餘勞動的單純占有，這種占有之所以產生，是因為生產資料已經轉化為資本，也就是生產資料已經和實際的生產者相異化，生產資料已經作為他人的財產，而與一切在生產中實際進行活動的個人(從經理一直到最後一個短工)相對立。

　　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同資本所有權相分離，因而勞動也已經完全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餘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財產所必需的過渡點，不過這種財產不再是各個相互分離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財產，即直接的社會財產。另一方面，這是再生產過程中所有那些直到今天還和資本所有權結合在一起的職能轉化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單純職能，轉化為社會職能的過渡點。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94—495頁。

　　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範圍內的揚棄，因而是一個自行揚棄的矛盾，這個矛盾明顯地表現為通向一種新的生產形式的單純過渡點。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97頁。

　　把股份制度——它是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的私人產業的揚棄；隨着它的擴大和侵入新的生產部門，它也在同樣的程度上消滅着私人企業——撇開不說，信用為單個資本家或被當作資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內絕對支配別人的資本，他人的財產，從而他人的勞動的權利[16]。對社會資本而不是對自己資本的支配權，使他取得了對社會勞動的支配權。因此，一個人實際擁有的或公眾認為他擁有的資本本身，只是成為信用這個上層建築的基礎。……在這裡，一切尺度，一切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多少還可以站得住腳的辯護理由都消失了。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97—498頁。

　　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廠，是在舊形式內對舊形式打開的第一個缺口，雖然它在自己的實際組織中，當然到處都再生產出並且必然會再生產出現存制度的一切缺點。但是，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對立在這種工廠內已經被揚棄，雖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揚棄，即工人作為聯合體是他們自己的資本家，也就是說，他們利用生產資料來使他們自己的勞動增殖。

　　這種工廠表明，在物質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生產形式的一定的發展階段上，一種新的生產方式怎樣會自然而然地從一種生產方式中發展並形成起來。沒有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產生的工廠制度，合作工廠就不可能發展起來；同樣，沒有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產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廠也不可能發展起來。信用制度是資本主義的私人企業逐漸轉化為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礎，同樣，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國家規模逐漸擴大合作企業的手段。資本主義的股份企業，也和合作工廠一樣，應當被看做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只不過在前者那裡，對立是消極地揚棄的，而在後者那裡，對立是積極地揚棄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99頁。

　　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質是:一方面，把資本主義生產的動力——用剝削別人勞動的辦法來發財致富——發展成為最純粹最巨大的賭博欺詐制度，並且使剝削社會財富的少數人的人數越來越減少；另一方面，造成轉到一種新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500頁。

　　社會生產力已經發展到資產階級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聯合起來的無產階級去掌握它，以便建立這樣一種制度，使社會的每一成員不僅有可能參加社會財富的生產，而且有可能參加社會財富的分配和管理，並通過有計劃地經營全部生產，使社會生產力及其成果不斷增長，足以保證每個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滿足。

　　恩格斯:《卡爾·馬克思》( 1877年6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60頁。

　　在那一章的末尾，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趨勢被歸結成這樣:“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由於自然變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經創造出了新的經濟制度的要素，它同時給社會勞動生產力和一切生產者個人的全面發展以極大的推動；實際上已經以一種集體生產方式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只能轉變為社會所有制。

　　馬克思:《給〈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信》( 1877年10—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2版，第465頁。

　　這裡表現出了資本的那種使它不同於以往一切生產階段的全面趨勢。儘管按照資本的本性來說，它本身是狹隘的，但它力求全面地發展生產力，這樣就成為新的生產方式的前提，這種生產方式的基礎，不是為了再生產一定的狀態或者最多是擴大這種狀態而發展生產力，相反，在這裡生產力的自由的、無阻礙的、不斷進步的和全面的發展本身就是社會的前提，因而是社會再生產的前提；在這裡唯一的前提是超越出發點。這種趨勢是資本所具有的，但同時又是同資本這種狹隘的生產形式相矛盾的，因而把資本推向解體，這種趨勢使資本同以往的一切生產方式區別開來，同時意味着，資本不過表現為過渡點。以往的一切社會形式［V－28］都由於財富的發展，或者同樣可以說，由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沒落了。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9—170頁。

　　資本本身是處於過程中的矛盾，因為它竭力把勞動時間縮減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勞動時間成為財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因此，資本縮減必要勞動時間形式的勞動時間，以便增加剩餘勞動時間形式的勞動時間；因此，越來越使剩餘勞動時間成為必要勞動時間的條件——生死攸關的問題。一方面，資本喚起科學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樣也喚起社會結合和社會交往的一切力量，以便使財富的創造不取決於(相對地)耗費在這種創造上的勞動時間。另一方面，資本想用勞動時間去衡量這樣創造出來的巨大的社會力量，並把這些力量限制在為了把已經創造的價值作為價值來保存所需要的限度之內。生產力和社會關係——這二者是社會個人發展的不同方面——對於資本來說僅僅表現為手段，僅僅是資本用來從它的有限的基礎出發進行生產的手段。但是，實際上它們是炸毀這個基礎的物質條件。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後半部分(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版，101頁。

　　現在有人因為害怕恢復反社會黨人法，因為回想起在這項法律統治下發表的一些草率的言論，就忽然認為，德國目前的法律狀況就足以使黨通過和平方式實現自己的一切要求。他們力圖使自己和黨相信，“現代的社會正在長入社會主義”，而不去考慮，與此同時這個社會是否還要像蝦掙破自己的舊殼那樣必須從它的舊社會制度中破殼而出，並且必須用暴力來炸毀這個舊殼，是否除此之外，這個社會在德國就無須再炸毀那還是半專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亂得不可言狀的政治制度的桎梏。可以設想，在人民代議機關把一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裡、只要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能夠按照憲法隨意辦事的國家裡，舊社會有可能和平長入新社會，比如在法國和美國那樣的民主共和國，在英國那樣的君主國。英國報紙上每天都在談論即將贖買王朝的問題，這個王朝在人民的意志面前是軟弱無力的。

　　但是在德國，政府幾乎有無上的權力，帝國國會及其他一切代議機關毫無實權，因此，在德國宣布要這樣做，而且在沒有任何必要的情況下宣布要這樣做，就是揭去專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蓋那赤裸裸的東西。

　　恩格斯:《1891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 1891年6月18—29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13—414頁。

　　由於每個國家工人階級的各種隊伍和不同國家的工人階級所處的發展條件極不相同，它們目前所達到的發展階段也不一樣，因此它們反映實際運動的理論觀點也必然各不相同。

　　馬克思:《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致社會主義民主同盟中央局》( 1869年3月9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2月第1版，第393頁。

　　毫無疑問，美國工人階級的最終綱領，應該而且一定會基本上同整個戰鬥的歐洲工人階級現在所採用的綱領一樣，同德美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綱領一樣。在這方面，這個黨必須在運動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它必須完全脫下它的外國服裝，必須成為徹底美國化的黨。它不能期待美國人向自己靠攏。它是少數，又是移民，因此，應當向絕大多數本地的美國人靠攏。

　　恩格斯:《美國工人運動》( 1887年1月26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22—323頁。

　　五)共產主義社會

　　生產力高度發展和腦體分工的消除是發展到共產主義階段的必要條件

　　社會的現實財富和社會再生產過程不斷擴大的可能性， 並不是取決於剩餘勞動時間的
長短， 而是取決於剩餘勞動的生產率和進行這種剩餘勞動的生產條件的優劣程度。 事實
上， 自由王國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 因而按照事物
的本性來說， 它存在於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 像野蠻人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 為了維
持和再生產自己的生命， 必須與自然搏鬥一樣， 文明人也必須這樣做； 而且在一切社會形
式中， 在一切可能的生產方式中， 他都必須這樣做。 這個自然必然性的王國會隨着人的發
展而擴大， 因為需要會擴大； 但是， 滿足這種需要的生產力同時也會擴大。 這個領域內的
自由只能是:社會化的人， 聯合起來的生產者， 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
換， 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 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 靠消耗最
小的力量， 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 但是，
這個領域始終是一個必然王國。 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 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
揮， 真正的自由王國， 就開始了。 但是， 這個自由王國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 才
能繁榮起來。 工作日的縮短是根本條件。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28—929頁。

　　個人力量(關係)由於分工而轉化為物的力量這一現象，不能靠人們從頭腦里拋開關於這一現象的一般觀念的辦法來消滅，而只能靠個人重新駕馭這些物的力量，靠消滅分工的辦法來消滅[17]。沒有共同體，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在過去的種種冒充的共同體中，如在國家等中，個人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治階級範圍內發展的個人來說是存在的，他們之所以有個人自由，只是因為他們是這一階級的個人。從前各個人聯合而成的虛假的共同體，總是相對於各個人而獨立的；由於這種共同體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的聯合，因此對於被統治的階級來說，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共同體，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體的條件下，各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並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己的自由。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0—571頁。

　　過去的在分工條件中進行的一切革命，都不能不導致新的政治機構的產生；從那裡也可以得出結論說，消滅分工的共產主義革命，最終會消除政治機構；最後，從這裡也可以看出，共產主義革命並不是和“社會天才的發明才幹所創造的那些社會結構”相適應，而是和生產力相適應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442頁。

　　隨着大工業的發展，現實財富的創造較少地取決於勞動時間和已耗費的勞動量，較多地取決於在勞動時間內所運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這種作用物自身——它們的巨大效率——又和生產它們所花費的直接勞動時間不成比例，而是取決於一般的科學水平和技術進步。或者說取決於科學在生產上的應用。(這種科學，特別是自然科學以及和它有關的其他一切科學的發展，又和物質生產的發展相適應。)…………勞動表現為不再像以前那樣被包括在生產過程中，相反的，表現為人以生產過程的監督者和調節者的身份同生產過程本身發生關係。(關於機器體系所說的這些情況，同樣適用於人類活動的結合和人類交往的發展。)這裡已經不再是工人把改變了形態的自然物作為中間環節放在自己和對象之間，而是工人把［VII—3］由他改變為工業過程的自然過程作為中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無機自然界之間。工人不再是生產過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產過程的旁邊。

　　在這個轉變中，表現為生產和財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勞動，也不是人從事勞動的時間，而是對人本身的一般生產力的占有，是人對自然界的了解和人作為社會體的存在來對自然界的統治，總之，是社會個人的發展。現今財富的基礎是盜竊他人的勞動時間，這同新發展起來的由大工業本身創造的基礎相比，顯得太可憐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勞動不再是財富的巨大源泉，勞動時間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財富的尺度，因而交換價值也不再是使用價值的尺度。群眾的剩餘勞動不再是發展一般財富的條件，同樣，少數人的非勞動不再是人類頭腦的一般能力發展的條件。於是，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生產便會崩潰，直接的物質生產過程本身也擺脫了貧困和對立的形式。個性得到自由發展，因此，並不是為了獲得剩餘勞動而縮減必要勞動時間，而是直接把社會必要勞動縮減到最低限度，那時，與此相適應，由於給所有的人騰出了時間和創造了手段，個人會在藝術、科學等等方面得到發展。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後半部分(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版，第100—101頁。

　　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要消滅關係對個人的獨立化、個性對偶然性的屈從、個人的私人關係對共同的階級關係的屈從等等，歸根到底都要取決於分工的消滅。我們也曾指出，只要交往和生產力已經發展到這樣普遍的程度，以致私有制和分工變成了它們的桎梏的時候，分工才會消滅。我們還曾指出，私有制只有在個人得到全面發展的條件下才能消滅，因為現存的交往形式和生產力是全面的，所以只有全面發展的個別人才可能占有它們，即才可能使它們變成自己的自由的生活活動。我們也曾指出，現代的個人必須去消滅私有制，因為生產力和交往形式已經發展到這樣的程度，以致它們在私有制的統治下竟成了破壞力量，同時還因為階級對立達到了極點。最後，我們曾指出，私有制和分工的消滅同時也就是個人在現代生產力和世界交往所建立的基礎上的聯合。

　　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即在個人的獨創的和自由的發展不再是一句空話的唯一的社會中，這種發展正是取決於個人間的聯繫，而這種個人間的聯繫則表現在下列三個方面，即經濟前提，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必要的團結一致以及在現有生產力基礎上的個人的共同活動方式。因此，這裡談的是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個人，而決不是任何偶然的個人，至於不可避免的共產主義革命就更不用說了，因為它本身就是個人自由發展的共同條件。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16頁。

　　隨同人，我們進入了歷史。動物也有一部歷史，即動物的起源和逐漸發展到今天這樣的狀態的歷史。但是這部歷史對它們來說是被創造出來的，如果說它們自己也參與了創造，那也是不自覺和不自願的。相反，人離開狹義的動物越遠，就越是有意識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未能預見的作用、未能控制的力量對這一歷史的影響就越小，歷史的結果和預定的目的就越加符合。但是，如果用這個尺度來衡量人類的歷史，甚至衡量現代最發達的民族的歷史，我們就會發現:在這裡，預定的目的和達到的結果之間還總是存在着極大的出入。未能預見的作用占據優勢，未能控制的力量比有計劃運用的力量強大得多。只要人的最重要的歷史活動，這種使人從動物界上升到人類並構成人的其他一切活動的物質基礎的歷史活動，即人的生活必需品的生產，也就是今天的社會生產，還被未能控制的力量的意外的作用所左右，而人所期望的目的只是作為例外才能實現，而且往往適得其反，那麼情況就不能不是這樣。我們在最先進的工業國家中已經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為人們服務；這樣我們就無限地增加了生產，現在一個小孩所生產的東西，比以前的100個成年人所生產的還要多。而結果又怎樣呢?過度勞動日益增加，群眾日益貧困，每十年發生一次大崩潰。達爾文並不知道，當他證明經濟學家們當做最高的歷史成就加以頌揚的自由競爭、生存鬥爭是動物界的正常狀態的時候，他對人們，特別是對他的同胞作了多麼辛辣的諷刺。只有一種有計劃地生產和分配的自覺的社會生產組織，才能在社會方面把人從其餘的動物中提升出來，正像一般生產曾經在物種方面把人從其餘的動物中提升出來一樣。歷史的發展使這種社會生產組織日益成為必要，也日益成為可能。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將從這種社會生產組織開始，在這個時期中，人自身以及人的活動的一切方面，尤其是自然科學，都將突飛猛進，使已往的一切都黯然失色。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21—422頁。

　　共產主義的最重要的不同於一切反動的社會主義的原則之一就是下面這個以研究人的本性為基礎的實際信念，即人們的頭腦和智力的差別，根本不應引起胃和肉體需要的差別；由此可見，“按能力計報酬”這個以我們目前的制度為基礎的不正確的原理應當——因為這個原理是僅就狹義的消費而言——變為“按需分配”這樣一個原理，換句話說:活動上，勞動上的差別不會引起在占有和消費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權。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37—638頁。

　　當社會成為全部生產資料的主人，可以在社會範圍內有計劃地利用這些生產資料的時候，社會就消滅了迄今為止的人自己的生產資料對人的奴役。不言而喻，要不是每一個人都得到解放，社會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舊的生產方式必須徹底變革，特別是舊的分工必須消滅。代替它們的應該是這樣的生產組織:在這樣的組織中，一方面，任何個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產勞動這個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中所應承擔的部分推給別人；另一方面，生產勞動給每一個人提供全面發展和表現自己的全部能力即體能和智能的機會，這樣，生產勞動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產勞動就從一種負擔變成一種快樂。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310—311頁。

　　階級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 而迄今為止的分工方式將完全消失。 因為要把工業和農
業生產提高到上面說過的水平， 單靠機械和化學的輔助手段是不夠的， 還必須相應地發展
使用這些手段的人的能力。 當上個世紀的農民和工場手工業工人被捲入大工業的時候， 他
們改變了自己的整個生活方式而成為完全不同的人， 同樣， 由整個社會共同經營生產和由
此而引起的生產的新發展， 也需要完全不同的人， 並將創造出這種人來。 共同經營生產不
能由現在這種人來進行， 因為他們每一個人都只隸屬於某一個生產部門， 受它束縛， 聽它
剝削， 在這裡， 每一個人都只能發展自己才能的一方面而偏廢了其他各方面， 只熟悉整個
生產的某一個部門或者某一個部門的一部分。 就是現在的工業也漸漸不能使用這樣的人
了。 由整個社會共同地和有計劃地來經營的工業， 更加需要才能得到全面發展、 能夠通曉
整個生產系統的人。 因此， 現在已被機器破壞了的分工， 即把一個人變成農民、 把另一個
人變成鞋匠、 把第三個人變成工廠工人、 把第四個人變成交易所投機者的分工， 將完全消
失。 教育將使年輕人能夠很快熟悉整個生產系統， 將使他們能夠根據社會需要或者他們自己的愛好， 輪流從一個生產部門轉到另一個生產部門。 因此， 教育將使他們擺脫現在這種
分工給每個人造成的片面性。 這樣一來， 根據共產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 將使自己的
成員能夠全面發揮他們的得到全面發展的才能。 於是各個不同的階級也必然消滅。 因此，
根據共產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一方面不容許階級繼續存在， 另一方面這個社會的建立
本身為消滅階級差別提供了手段。

　　由此可見，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也將消失。從事農業和工業的將是同一些人，而不再是兩個不同的階級，單從純粹物質方面的原因來看，這也是共產主義聯合體的必要條件。鄉村農業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業人口的集中，僅僅適應於工農業發展水平還不夠高的階段，這種狀態是一切進一步發展的障礙，這一點現在人們就已經深深地感覺到了。

　　由社會全體成員組成的共同聯合體來共同地和有計劃地利用生產力；把生產發展到能夠滿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規模；結束犧牲一些人的利益來滿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狀況；徹底消滅階級和階級對立；通過消除舊的分工，進行產業教育、變換工種、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創造出來的福利，通過城鄉的融合，使社會全體成員的才能得到全面的發展，——這就是廢除私有制的主要結果。

　　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 1847年10月底—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88—689頁。

　　共產主義不是遙不可及的空想，而是改變現實的現實運動當然，我們不想花費精力[18]去啟發我們的聰明的哲學家，使他們懂得:如果他們把哲學、神學、實體和一切廢物消融在“自我意識”中，如果他們把“人”從這些詞句的統治下——而人從來沒有受過這些詞句的奴役——解放出來，那麼，“人”的“解放”也並沒有前進一步；只有在現實的世界中並使用現實的手段才能實現真正的解放；[19]沒有蒸汽機和珍妮走錠精紡機就不能消滅奴隸制；沒有改良的農業就不能消滅農奴制；當人們還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質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證的時候，人們就根本不能獲得解放。“解放”是一種歷史活動，不是思想活動，“解放”是由歷史的關係，是由工業狀況、商業狀況、農業狀況、交往狀況促成的［……］[20]……［……］[21]實際上，而且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來說，全部問題都在於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的反對並改變現存的事物。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6—527頁。

　　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這個運動的條件是由現有的前提產生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9頁。

　　共產主義和所有過去的運動不同的地方在於:它推翻一切舊的生產關係和交往關係的基礎，並且第一次自覺地把一切自發形成的前提看做是前人的創造，消除這些前提的自發性，使這些前提受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產主義實質上具有經濟的性質，這就是為這種聯合創造各種物質條件，把現存的條件變成聯合的條件。共產主義所造成的存在狀況，正是這樣一種現實基礎，它使一切不依賴於個人而存在的狀況不可能發生，因為這種存在狀況只不過是各個人之間迄今為止的交往的產物。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4頁。

　　對社會主義的人來說，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說來的生成過程，所以，關於他通過自身而誕生、關於他的形成過程，他有直觀的、無可辯駁的證明。因為人和自然界的實在性，即人對人來說作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對人來說作為人的存在，已經成為實際的、可以通過感覺直觀的，所以，關於某種異己的存在物、關於凌駕於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問題，即包含着對自然界的和人的非實在性的承認的問題，實際上已經成為不可能的了。無神論，作為對這種非實在性的否定，已不再有任何意義，因為無神論是對神的否定，並且正是通過這種否定而設定人的存在；但是，社會主義作為社會主義已經不再需要這樣的中介；它是從把人和自然界看做本質這種理論上和實踐上的感性意識開始的。社會主義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揚棄為中介的積極的自我意識，正像現實生活是人的不再以私有財產的揚棄即共產主義為中介的積極的現實一樣。共產主義是作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復原的一個現實的、對下一段歷史發展來說是必然的環節。共產主義是最近將來的必然的形態和有效的原則。但是，這樣的共產主義並不是人類發展的目標，並不是人類社會的形態。——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96—197頁。

　　新思潮的優點又恰恰在於我們不想教條式地預期未來， 而只是想通過批判舊世界發現
新世界。 ……我指的就是要對現存的一切進行無情的批判， 所謂無情， 就是說， 這種批
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結論， 也不怕同現有各種勢力發生衝突。

　　所以我不主張我們樹起任何教條主義的旗幟，而是相反。我們應當設法幫助教條主義者認清他們自己的原理。例如共產主義就尤其是一種教條的抽象概念，不過我指的不是某種想象的和可能存在的共產主義，而是如卡貝、德薩米和魏特林等人所講授的那種實際存在的共產主義。這種共產主義本身只不過是受自己的對立面即私有制度影響的人道主義原則的特殊表現。所以，私有制的消滅和共產主義決不是一回事；除了這種共產主義外，同時還出現了另一些如傅立葉、蒲魯東等人的社會主義學說，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因為這種共產主義本身只不過是社會主義原則的一種特殊的片面的實現。

　　馬克思:《馬克思致阿爾諾德·盧格》

　　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7—8頁。

　　一切所有制關係都經歷了經常的歷史更替、經常的歷史變更。

　　例如，法國革命廢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資產階級的所有制。

　　共產主義的特徵並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

　　但是，現代的資產階級私有制是建立在階級對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剝削[23]上面的產品生產和占有的最後而又最完備的表現。

　　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5頁。

　　共產主義並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7頁。

　　這種困難處境的真正原因究竟在哪裡呢?小資產階級的破產、貧富之間的鮮明的對照、商業的不景氣和由此而產生的資本浪費的現象是由什麼引起的呢?就是人們的利益彼此背離。我們大家辛勤勞動的目的只是為了追求一己之利，根本不關心別人的福利。可是，每一個人的利益、福利和幸福同其他人的福利有不可分割的聯繫，這一事實卻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不言而喻的真理。雖然我們大家都應該承認，沒有自己的夥伴我們就寸步難行，應該承認僅僅是利益把我們大家聯繫起來，但是我們卻以我們的行動來踐踏這一真理，我們把我們的社會安排得好像我們的利益不但不能一致，而且還是直接對立的。我們已經看到，這種嚴重的錯誤帶來了什麼樣的後果。要消除這種悲慘的後果，就必須消滅這種錯誤。而共產主義就抱着這樣的目的。

　　在共產主義社會裡，人和人的利益並不是彼此對立的，而是一致的，因而競爭就消失了。當然也就談不到個別階級的破產，更談不到像現在那樣的富人和窮人的階級了。在生產和分配必要的生活資料的時候，就不會再發生私人占有的情形，每一個人都不必再單槍匹馬地冒着風險企求發財致富，同樣也就自然而然地不會再有商業危機了。在共產主義社會裡無論生產和消費都很容易估計。既然知道每一個人平均需要多少物品，那就容易算出一定數量的人需要多少物品；既然那時生產已經不掌握在個別私人企業主的手裡，而是掌握在公社及其管理機構的手裡，那也就不難按照需求來調節生產了。

　　恩格斯:《在愛北斐特的演說》( 1845年2月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月第1版，第605頁。

　　共產主義不是教義，而是運動。它不是從原則出發，而是從事實出發。共產主義者不是把某種哲學作為前提，而是把迄今為止的全部歷史，特別是這一歷史目前在文明各國造成的實際結果作為前提。共產主義的產生是由於大工業以及由大工業帶來的後果，是由於世界市場的形成，是由於隨之而來的不可遏止的競爭，是由於目前已經完全成為世界市場危機的那種日趨嚴重和日益普遍的商業危機，是由於無產階級的形成和資本的積聚，是由於由此產生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共產主義作為理論，是無產階級立場在這種鬥爭中的理論表現，是無產階級解放的條件的理論概括。

　　恩格斯:《共產主義者和卡爾·海因岑》( 1847年9月27日前和10月3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72頁。

　　工人階級知道，他們必須經歷階級鬥爭的幾個不同階段。他們知道，以自由的聯合的勞動條件去代替勞動受奴役的經濟條件，只能隨着時間的推進而逐步完成(這是經濟改造；他們不僅需要改變分配，而且需要一種新的生產組織，或者毋寧說是使目前(現代工業所造成的)有組織的勞動中存在着的各種生產社會形式擺脫掉(解除掉)奴役的鎖鏈和它們的目前的階級性質，還需要在全國範圍內和國際範圍內進行協調的合作。他們知道，這一革新的事業將不斷地受到各種既得利益和階級自私心理的抗拒，因而被延緩、被阻撓。他們知道，目前“資本和地產的自然規律的自發作用”只有經過新條件的漫長發展過程才能被“自由的聯合的勞動的社會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所代替，正如過去“奴隸制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和“農奴制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之被代替一樣。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初稿》( 1871年4月中—5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8—199頁。

　　“社會一切成員”和“平等的權利”顯然只是些空話。問題的實質在於:在這個共產主義社會中，每個勞動者都應當得到拉薩爾的“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

　　如果我們把“勞動所得”這個用語首先理解為勞動的產品，那麼集體的勞動所得就是社會總產品。

　　現在從它裡面應當扣除

　　第一，用來補償消耗掉的生產資料的部分。

　　第二，用來擴大生產的追加部分。

　　第三，用來應付不幸事故、自然災害等的後備基金或保險基金。

　　從“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中扣除這些部分，在經濟上是必要的，至於扣除多少，應當根據現有的物資和力量來確定，部分地應當根據概率計算來確定，但是這些扣除無論如何根據公平原則是無法計算的。

　　剩下的總產品中的另一部分是用來作為消費資料的。

　　在把這部分進行個人分配之前，還得從裡面扣除第一，同生產沒有直接①關係的一般管理費用。

　　同現代社會比起來，這一部分一開始就會極為顯着地縮減，並隨着新社會的發展而日益減少。

　　第二，用來滿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學校、保健設施等。

　　同現代社會比起來，這一部分一開始就會顯着地增加，並隨着新社會的發展而日益增長。

　　第三，為喪失勞動能力的人等設立的基金，總之，就是現在屬於所謂官辦濟貧事業的部分。

　　只有現在才談得上綱領在拉薩爾的影響下狹隘地專門注意的那種“分配”，就是說，才談得上在集體中的各個生產者之間進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費資料。

　　……

　　在一個集體的、以生產資料公有為基礎的社會中，生產者不交換自己的產品；用在產品上的勞動，在這裡也不表現為這些產品的價值，不表現為這些產品所具有的某種物的屬性，因為這時，同資本主義社會相反，個人的勞動不再經過迂迴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為總勞動的組成部分存在着。於是，“勞動所得”這個由於含義模煳就是現在也不能接受的用語，便失去了任何意義。

　　我們這裡所說的是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着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所以，每一個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以後，從社會領回的，正好是他給予社會的。他給予社會的，就是他個人的勞動量。例如，社會勞動日是由全部個人勞動小時構成的；各個生產者的個人勞動時間就是社會勞動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社會勞動日中他的一份。他從社會領得一張憑證，證明他提供了多少勞動(扣除他為公共基金而進行的勞動)，他根據這張憑證從社會儲存中領得一份耗費同等勞動量的消費資料。他以一種形式給予社會的勞動量，又以另一種形式領回來。

　　顯然，這裡通行的是調節商品交換(就它是等價的交換而言)的同一原則。內容和形式都改變了，因為在改變了的情況下，除了自己的勞動，誰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東西，另一方面，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轉為個人的財產。至於消費資料在各個生產者中間的分配，那麼這裡通行的是商品等價物的交換中通行的同一原則，即一種形式的一定量勞動同另一種形式的同量勞動相交換。

　　所以，在這裡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權利，雖然原則和實踐在這裡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換中，等價物的交換隻是平均來說才存在，不是存在於每個個別場合。

　　雖然有這種進步，但這個平等的權利總還是被限制在一個資產階級的框框裡。生產者的權利是同他們提供的勞動成比例的；平等就在於以同一尺度——勞動——來計量。

　　但是，一個人在體力或智力上勝過另一個人，因此在同一時間內提供較多的勞動，或者能夠勞動較長的時間；而勞動，要當做尺度來用，就必須按照它的時間或強度來確定，不然它就不成其為尺度了。這種平等的權利，對不同等的勞動來說是不平等的權利。它不承認任何階級差別，因為每個人都像其他人一樣只是勞動者；但是它默認，勞動者的不同等的個人天賦，從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權；所以就它的內容來講，它像一切權利一樣是一種不平等的權利。權利，就它的本性來講，只在於使用同一尺度；但是不同等的個人(而如果他們不是不同等的，他們就不成其為不同的個人)要用同一尺度去計量，就只有從同一個角度去看待他們，從一個特定的方面去對待他們，例如在現在所講的這個場合，把他們只當做勞動者，再不把他們看做別的什麼，把其他一切都撇開了。其次，一個勞動者已經結婚，另一個則沒有；一個勞動者的子女較多，另一個的子女較少，如此等等。因此，在提供的勞動相同，從而由社會消費基金中分得的份額相同的條件下，某一個人事實上所得到的比另一個人多些，也就比另一個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這些弊病，權利就不應當是平等的，而應當是不平等的。

　　但是這些弊病，在經過長久陣痛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出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是不可避免的。權利決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大約1875年4月底—5月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432—435頁。

　　工人作為聯合體是他們自己的資本家，也就是說，他們利用生產資料來使他們自己的勞動增值。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99頁。

　　資本主義的占有方式，即產品起初奴役生產者而後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讓位於那種以現代生產資料的本性為基礎的產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會直接占有，作為維持和擴大生產的資料，另一方面由個人直接占有，作為生活資料和享受資料。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1頁。

　　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二階段

　　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在迫使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後；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後；在隨着個人的全面發展，他們的[24]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後，——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大約1875年4月底—5月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435—436頁。

　　代替那存在着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頁。

　　設想有一個自由人聯合體，他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並且自覺地把他們許多個人勞動力當做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6頁。

　　只有當社會生活過程即物質生產過程的形態，作為自由聯合的人的產物，處於人的有意識有計劃的控制之下的時候，它才會把自己的神秘的紗幕揭掉。但是，這需要有一定的社會物質基礎或一系列物質生存條件，而這些條件本身又是長期的、痛苦的發展史的自然產物。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7頁。

　　十一　民族

　　一)民族是歷史地形成的。民族內部結構和民族關係決定於各民族生產力、分工和交往關係的發展水平

　　各民族之間的相互關係取決於每一個民族的生產力、分工和內部交往的發展程度。這個原理是公認的。然而不僅一個民族與其他民族的關係，而且這個民族本身的整個內部結構也取決於自己的生產以及自己內部和外部的交往的發展程度。一個民族的生產力發展的水平，最明顯地表現於該民族分工的發展程度。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0頁。

　　所有的征服有三種可能。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產方式強加於被征服的民族(例如，英國人本世紀在愛爾蘭所做的，部分地在印度所做的) ；或者是征服民族讓舊生產方式維持下去，自己滿足於徵收貢賦(如土耳其人和羅馬人) ；或者是發生一種相互作用，產生一種新的、綜合的東西(日耳曼人的征服中一部分就是這樣)。在所有的情況下，生產方式，不論是征服民族的，被征服民族的，還是兩者混合形成的，總是決定新出現的分配。因此，雖然這種分配對於新的生產時期表現為前提，但它本身又是生產的產物，不僅是一般歷史生產的產物，而且是一定歷史生產的產物。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頁。

　　相繼入侵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韃靼人和莫臥兒人，不久就被印度化了，——野蠻的征服者，按照一條永恆的歷史規律，本身被他們所征服的臣民的較高文明所征服。不列顛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於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響的征服者。他們破壞了本地的公社，摧毀了本地的工業，夷平了本地社會中偉大和崇高的一切，從而摧毀了印度的文明。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 1853年7月2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86頁。

　　二)私有制和剝削階級的存在是民族壓迫和民族衝突的根源

      舊社會中身居高位的人物和統治階級只有靠民族鬥爭和民族矛盾才能繼續執掌政權和剝削從事生產勞動的人民群眾，很自然，他們都把國際工人協會看作自己共向的敵人。

　　馬克思:《馬克思致保·拉法格》

　　年3月2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98頁。

　　自古以來，一切統治者及其外交家玩弄手腕和進行活動的目的可以歸結為一點:為了延長專制政權的壽命，唆使各民族互相殘殺，利用一個民族壓迫另一個民族。

　　恩格斯:《德國的對外政策》( 1848年7月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月第1版，第177頁。

　　資產階級的沙文主義只不過是最大的虛榮，它給資產階級的種種蠻橫要求罩上一件民族的外衣。沙文主義是藉助常備軍來使國際鬥爭永久化的手段，是用挑撥本國的生產者反對另一國生產者弟兄的辦法以壓服本國生產者的手段，是阻撓工人階級的國際合作的手段，而這種合作是工人階級解放的首要條件。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初稿］》( 1871年4月中—5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0頁。

　　一個民族當它還在壓迫其他民族的時候，是不可能獲得自由的。因此，只要波蘭沒有從德國人壓迫下解放出來，德國就不可能獲得解放。

　　恩格斯:《關于波蘭的演說》( 1847年12月9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696頁。

　　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獲得解放的。它用來壓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後總是要反過來反對它自己的。只要俄國兵士還侵占着波蘭，俄國人民就既不能獲得政治解放，也不能獲得社會解放。

　　恩格斯:《流亡者文獻》( 1874年5月—1875年4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355頁。

　　人對人的剝削一消滅，民族對民族的剝削就會隨之消滅。

　　民族內部的階級對立一消失，民族之間的敵對關係就會隨之消失。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頁。

　　要使各國真正聯合起來，它們就必須有一致的利益，要使它們利益一致，就必須消滅現存的所有制關係，因為現存的所有制關係是一些國家剝削另一些國家的條件；消滅現存的所有制關係只符合工人階級的利益。也只有工人階級有辦法做到這一點。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也就是對民族衝突和工業衝突的勝利，這些衝突在目前使各國互相敵視。因此，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同時就是一切被壓迫民族獲得解放的信號。

　　馬克思:《關于波蘭的演說》( 1847年12月9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694—695頁。

　　按照公有制原則結合起來的各個民族的民族特點，由於這種結合而必然融合在一起，從而也就自行消失，正如各種不同的等級差別和階級差別由於廢除了它們的基礎——私有制——而消失一樣。

　　恩格斯:《共產主義信條草案》( 1847年6月9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月第1版，第380頁。

　　十二　歷史發展的動力。人民群眾和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

       一)最後動力。直接動力。合力

　　結果就是:生產力——財富一般——從趨勢和可能性來看的普遍發展成了基礎，同樣，交往的普遍性，從而世界市場成了基礎。這種基礎是個人全面發展的可能性，而個人從這個基礎出發的實際發展是對這一發展的限制的不斷揚棄，這種限制被意識到是限制，而不是被當做神聖的界限。個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設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現實聯繫和觀念聯繫的全面性。由此而來的是把他自己的歷史作為過程來理解，把對自然界的認識(這也作為支配自然界的實踐力量而存在着)當做對他自己的現實軀體的認識。發展過程本身被設定為並且被意識到是這個過程的前提。但是，要達到這點，首先必須使生產力的充分發展成為生產條件，不是使一定的生產條件表現為生產力發展的界限。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1—172頁。

　　如果說在16世紀，部分地說直到17世紀，商業的突然擴大和新世界市場的形成，對舊生產方式的衰落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勃興，產生過壓倒一切的影響，那麼，這種情況反過來是在已經形成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發生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371頁。

　　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隱藏在——自覺地或不自覺地， 而且往往是不自覺地——歷史人物
的動機背後並且構成歷史的真正的最後動力的動力， 那麼問題涉及的， 與其說是個別人
物， 即使是非常傑出的人物的動機， 不如說是使廣大群眾、 使整個整個的民族， 並且在每
一民族中間又是使整個整個階級行動起來的動機； 而且也不是短暫的爆發和轉瞬即逝的火
光， 而是持久的、 引起重大歷史變遷的行動。 探討那些作為自覺的動機明顯地或不明顯
地， 直接地或以意識形態的形式， 甚至以被神聖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動着的群眾及其領袖即
所謂偉大人物的頭腦中的動因——這是能夠引導我們去探索那些在整個歷史中以及個別時
期和個別國家的歷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規律的唯一途徑。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4頁。

　　因此，在現代歷史中至少已經證明，一切政治鬥爭都是階級鬥爭，而一切爭取解放的階級鬥爭，儘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為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歸根到底都是圍繞着經濟解放進行的。因此，至少在這裡，國家、政治制度是從屬的東西，而市民社會、經濟關係的領域是決定性的因素。從傳統的觀點看來(這種觀點也是黑格爾所尊崇的)，國家是決定的因素，市民社會是被國家決定的因素。表面現象是同這種看法相符合的。就單個人來說，他的行動的一切動力，都一定要通過他的頭腦，一定要轉變為他的意志的動機，才能使他行動起來，同樣，市民社會的一切要求(不管當時是哪一個階級統治着)，也一定要通過國家的意志，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這是問題的形式方面，這方面是不言而喻的；不過要問一下，這個僅僅是形式上的意志(不論是單個人的或國家的)有什麼內容呢?這一內容是從哪裡來的呢?為什麼人們所期望的正是這個而不是別的呢在尋求這個問題的答案時，我們就發現，在現代歷史中，國家的意志總的說來是由市民社會的不斷變化的需要，是由某個階級的優勢地位，歸根到底，是由生產力和交換關係的發展決定的。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6頁。

　　至於我們，那麼，根據我們的全部經歷，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一條路。將近40年來，我們一貫強調階級鬥爭，認為它是歷史的直接動力，特別是一貫強調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認為它是現代社會變革的巨大槓桿；所以我們決不能和那些想把這個階級鬥爭從運動中勾銷的人們一道走。

　　馬克思和恩格斯:《給奧·倍倍爾、威·李卜克內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 1879年9月16—1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84頁。

　　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慾——貪慾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槓桿，關於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資產階級的歷史就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持續不斷的證明。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1頁。

　　當某一個國家內部的國家權力同它的經濟發展處於對立地位的時候，——直到現在，幾乎一切政治權力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都是這樣，——鬥爭每次總是以政治權力被推翻而告終。經濟發展總是毫無例外地和無情地為自己開闢道路，最近這方面最顯着的例子，就是我們已經提到的法國大革命。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91頁。

　　年的革命，同它以前的許多次革命一樣，有着奇特的命運。正是那些把這次革命鎮壓下去的人，如卡爾·馬克思常說的，變成了它的遺囑執行人。路易—拿破崙不得不建立獨立而統一的意大利，俾斯麥不得不在德國實行某種根本的改革，不得不恢復匈牙利的某種程度的獨立，而英國的工廠主們也沒有任何更好的辦法，只有賦予人民憲章以法律效力。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92年德文第2版序言( 1892年7月21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74頁。

　　不同階級的這種聯合，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向來是一切革命的必要條件，卻不能持久，一切革命的命運都是如此。當戰勝共同的敵人之後，戰勝者之間就要分成不同的營壘，彼此兵戎相見。正是舊的複雜的社會機體中階級對抗的這種迅速而劇烈的發展，使革命成為社會進步和政治進步的強大推動力；正是新的黨派的這種不斷的迅速成長，一個接替一個掌握政權，使一個民族在這種劇烈的動盪時期5年就走完在普通環境下100年還走不完的途程。

　　恩格斯:《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 1851年8月17日—1852年9月23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83頁。

　　無論為了使這種共產主義意識普遍地產生還是為了實現事業本身，使人們普遍地發生變化是必需的，這種變化只有在實際運動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實現；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僅是因為沒有任何其他的辦法能夠推翻統治階級，而且還因為推翻統治階級的那個階級，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拋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陳舊的骯髒東西，才能勝任重建社會的工作。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3頁。

　　但是最容易理解的語言是農民階級在行使選舉權時所獲得的經驗本身，是農民階級在革命的急劇發展進程中接連遭到的失望。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

　　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 1849年底—1850年3月底和1850年10月—11月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1頁。

　　原始積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時間順序特別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和英國。在英國，這些因素在17世紀末系統地綜合為殖民制度、國債制度、現代稅收制度和保護關稅制度。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殘酷的暴力為基礎，例如殖民制度就是這樣。但所有這些方法都利用國家權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組織的社會暴力，來大力促進從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轉化過程，縮短過渡時間。暴力是每一個孕育着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種經濟力。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61頁。

　　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衝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於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做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產物。因為任何一個人的願望都會受到任何另一個人的妨礙，而最後出現的結果就是誰都沒有希望過的事物。所以到目前為止的歷史總是像一種自然過程一樣地進行，而且實質上也是服從於同一運動規律的。但是，各個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個都希望得到他的體質和外部的、歸根到底是經濟的情況(或是他個人的，或是一般社會性的)使他嚮往的東西——雖然都達不到自己的願望，而是融合為一個總的平均數，一個總的合力，然而從這一事實中決不應作出結論說，這些意志等於零。相反，每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因而是包括在這個合力裡面的。

　　恩格斯:《恩格斯致約瑟夫·布洛赫》( 1890年9月21—2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2—593頁。

　　我們把經濟條件看做歸根到底制約着歷史發展的東西。……政治、法、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但是，它們又都互相作用並對經濟基礎發生作用。這並不是說，只有經濟狀況才是原因，才是積極的，其餘一切都不過是消極的結果。而是說，這是在歸根到底不斷為自己開闢道路的經濟必然性的基礎上的相互作用。例如，國家就是通過保護關稅、自由貿易、好的或者壞的財政制度發生作用的，甚至德國庸人的那種從1648—1830年德國經濟的可憐狀況中產生的致命的疲憊和軟弱(最初表現為虔誠主義，爾後表現為多愁善感和對諸侯貴族的奴顏婢膝)，也不是沒有對經濟起過作用。這曾是重新振興的最大障礙之一，而這一障礙只是由於革命戰爭和拿破崙戰爭把慢性的窮困變成了急性的窮困才動搖了。所以，並不像人們有時不加思考地想象的那樣是經濟狀況自動發生作用，而是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他們是在既定的、制約着他們的環境中，是在現有的現實關係的基礎上進行創造的，在這些現實關係中，經濟關係不管受到其他關係——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多大影響，歸根到底還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它構成一條貫穿始終的、唯一有助於理解的紅線。

　　恩格斯:《恩格斯致瓦爾特·博爾吉烏斯》( 1894年1月2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68頁。

　　二)最後動力、直接動力和合力怎樣促成了西歐封建社會解體

      當居於統治地位的封建貴族的瘋狂爭鬥的喧囂充塞着中世紀的時候，被壓迫階級的靜悄悄的勞動卻在破壞着整個西歐的封建制度，造成封建主的地位日益削弱的局面。固然，在農村里貴族老爺們還是作威作福，……但是，周圍已經興起了城市:……在這些城牆和城壕的後面，發展了中世紀的手工業(十足行會的和小規模的)，積累起最初的資本，產生了城市相互之間和城市與外界之間商業來往的需要，而與此同時，也逐漸產生了保護商業來往的手段。

　　在15世紀，城市市民在社會中已經比封建貴族更為不可或缺。誠然，農業仍舊是廣大居民的營生，因而是主要的生產部門。……貴族越來越成為多餘並且阻礙着發展，而城市市民卻成為體現着進一步發展生產、貿易、教育、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階級了。

　　……但是不管手工業以及經營手工業的市民多麼弱小，多麼受限制，他們還是有足夠的力量來變革封建社會；他們至少一直在前進，而貴族卻是停滯不動的。

　　……

　　現在所有這一切都完全改變了。貨幣重新成為普遍的交換手段，因而貨幣量大大增加。貴族沒有貨幣也不行了。但是，因為他們很少有或者說沒有東西可賣，再加上這時掠奪也完全不再那麼容易，所以他們不得不決定向城市的高利貸者借貸。騎士的城堡在被新式火炮轟開以前很久，就已經被貨幣破壞了。實際上，火藥可以說只是為貨幣服務的法警而已。貨幣是市民階級的巨大的政治平衡器。凡是在貨幣關係排擠了人身關係、貨幣貢賦排擠了實物貢賦的地方，封建關係就讓位於資產階級關係。雖然在大多數情況下農村中繼續存在着古老樸拙的自然經濟，但是已經有整個地區，例如在荷蘭、比利時和下萊茵，農民都向主人繳納貨幣，而不是徭役租和實物租了；在那裡，主與奴在向地主與佃農的過渡中已經邁出了決定性的第一步，因而封建主義的政治制度在農村中也喪失了它的社會基礎。

　在15世紀末， 貨幣已經把封建制度破壞和從內部侵蝕到何等程度， 從西歐在這一時期
被黃金熱所迷這一點看得很清楚。 ……這種到遠方去冒險尋找黃金的渴望， 雖然最初是以
封建和半封建形式實現的， 但是從本質上來說已經與封建主義不相容了， ……
因此， 在15世紀時， 封建制度在整個西歐都處於十分衰敗的狀態。 在封建地區中， 到
處都楔入了有反封建的要求、 有自己的法和武裝的市民的城市； 它們通過貨幣， 已經在一
定程度上使封建主在社會方面甚至有的地方在政治方面從屬於自己； ……無論是城市或農
村， 到處都增加了這樣的居民， 他們首先要求結束連綿不斷毫無意義的戰爭， 停止那種總
是引起內戰——甚至當外敵盤踞國土時還在內戰——的封建主之間的爭鬥， 結束那種不間
斷地延續了整個中世紀的、 毫無目的的破壞狀態。 這些居民本身還過於軟弱， 不能實現自
己的願望， 所以就向整個封建制度的首腦即王權尋求有力的支持。 在這裡， 我們就從探討
社會關係進入探討國家關係， 從經濟方面轉到政治方面來了。
……
在這種普遍的混亂狀態中， 王權是進步的因素， 這一點是十分清楚的。 王權在混亂中
代表着秩序， 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 Nation)而與分裂成叛亂的各附庸國的狀態對抗。
在封建主義表層下形成的一切革命因素都依賴王權， 正像王權依賴他們一樣。 ……

　　在封建主義表層下形成的一切革命因素都依賴王權，正像王權依賴他們一樣。……無論國王或市民，都從新興的法學家等級中找到了強大的支持。隨着羅馬法被重新發現，教士即封建時代的法律顧問和非宗教界的法學家之間出現了分工。不言而喻，這批新的法學家一開始在實質上就屬於市民等級；而且，他們本身所學的、所教的和所應用的法律，按其性質來說實質上也是反封建的，在某些方面還是市民階級的。羅馬法是純粹私有制占統治的社會的生活條件和衝突的十分經典性的法律表現，以致一切後來的立法都不能對它做任何實質性的修改。……

　　……

　　我們已經看到，在中世紀後期的社會中，封建貴族是怎樣在經濟方面開始成為多餘，甚至成為障礙；它是怎樣在政治上也已阻礙城市的發展，阻礙當時只有在君主制形式中才有可能存在的民族國家的發展。儘管如此，還是有一種情況在維持着封建貴族:直到此時為止他們仍然保持着軍事上的壟斷地位，沒有他們就不能進行戰爭，一仗也不能打。這種局面也必須改變，應該採取最後步驟向封建貴族表明:他們統治社會和國家的時期結束了，他們的騎士身份再也沒有用了，即使在戰場上也是如此。

　　……從14世紀初起，國王們就力圖擺脫這種封建軍隊，建立自己的軍隊。……同時，在城市和在自由農民中間(在還保留着自由農民或重新出現自由農民的地方)，形成了建立能征善戰的步兵的基本條件。……

　　……

　　後來，同樣在14世紀，阿拉伯人把火藥和大炮經過西班牙傳到了歐洲。……重炮卻已經多次打穿騎士城堡的無掩蔽的石牆，向封建貴族宣告:他們的統治隨着火藥的出現而告終了。

　　印刷術的推廣，古代文獻研究的復興，從1450年起日益強大和日益普遍的整個文化運動，所有這一切都有利於市民階級和王權反對封建制度的鬥爭。

　　所有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由於這些原因日益增強的、越來越朝同一方向發展的相互影響，這種共同作用也逐年增強)，在15世紀下半葉就決定了對封建制度的勝利，儘管這還不是市民階級的勝利，而是王權的勝利。

　　恩格斯:《論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國家的產生》( 1884年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5—224頁。

　　三)勞動大眾的態度決定歷史的結局。得到勞動大眾擁戴或認可的領袖人物能在歷史創造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歷史活動是群眾的活動，隨着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在批判的歷史中，事情當然必定是以另一種方式發生的，批判的歷史認為，在歷史活動中重要的不是行動着的群眾，不是經驗的活動，也不是這一活動的經驗的利益，相反，“在這些活動中”，“重要的”僅僅是“一種思想”。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7頁。

　　在群眾以外的進步之敵恰恰是獨立存在的、具有自己的生命的、群眾的自輕自賤、自暴自棄和自我外化的產物。所以，群眾用反對他們的自輕自賤的獨立存在的產物的辦法來反對他們本身的缺點，就像一個人用反對上帝存在的辦法來反對他自己的宗教熱忱一樣。但是，因為群眾的這些實際的自我外化以外在的方式存在於現實世界中，所以群眾必須同時以外在的方式同它們進行鬥爭。群眾決不會把自己的自我外化的這些產物僅僅看做觀念的幻影，看做自我意識的單純的外化，同時也不想通過純粹內在的唯靈論的活動來消滅物質的外化。早在1789年路斯達洛編輯的刊物上就有過這樣的警句“偉人們在我們看來顯得偉大，

　　只是因為我們跪着。

　　讓我們站起來吧!”

　　但是，要想站起來，僅僅在思想中站起來，而讓用思想所無法擺脫的那種現實的、感性的枷鎖依然套在現實的、感性的頭上，那是不夠的。可是，絕對的批判從黑格爾的《現象學》中至少學會了這樣一種技藝，即把存在於我身外的現實的、客觀的鏈條轉變成純觀念的，純主觀的、只存在干我身內的鏈條，因而也就把一切外在的感性的鬥爭都轉變成純粹的思想鬥爭。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8頁。

　　被壓迫階級的存在就是每一個以階級對抗為基礎的社會的必要條件。因此，被壓迫階級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會的建立。要使被壓迫階級能夠解放自己，就必須使既得的生產力和現存的社會關係不再能夠繼續並存。在一切生產工具中，最強大的一種生產力是革命階級本身。革命因素之組成為階級，是以舊社會的懷抱中所能產生的全部生產力的存在為前提的。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55頁。

　　在兩分鐘之內這個天才的頭腦就停止了思考，而這正是發生在醫生們給了我們最大的希望的時候。這個人(指馬克思——編者注)在理論方面，而且在一切緊要關頭也在實踐方面，對我們究竟有多麼大的意義，這隻有同他經常在一起的人才能想象得出。他的廣闊的眼界將同他一起長久地從舞台上消逝。這種眼界是我們其餘的人所達不到的。運動必將沿着自己的道路發展下去，但是已經缺少那種沉着的、及時的、深思熟慮的指導了，這種指導到現在為止曾多次使它避免在歧路上長期徘徊。

　　恩格斯:《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內西》( 1883年3月1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0—501頁。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到現在為止，他們並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據一個共同的計劃，甚至不是在一個有明確界限的既定社會內來創造自己的歷史。他們的意向是相互交錯的，正因為如此，在所有這樣的社會裡，都是那種以偶然性為其補充和表現形式的必然性占統治地位。在這裡通過各種偶然性來為自己開闢道路的必然性，歸根到底仍然是經濟的必然性。這裡我們就來談談所謂偉大人物問題。恰巧某個偉大人物在一定時間出現於某一國家，這當然純粹是一種偶然現象。但是，如果我們把這個人去掉，那時就會需要有另外一個人來代替他，並且這個代替者是會出現的，不論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終總是會出現的。恰巧拿破崙這個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戰爭弄得精疲力竭的法蘭西共和國所需要的軍事獨裁者，這是個偶然現象。但是，假如沒有拿破崙這個人，他的角色就會由另一個人來扮演。這一點可以由下面的事實來證明:每當需要有這樣一個人的時候，他就會出現，如愷撒、奧古斯都、克倫威爾等等。如果說馬克思發現了唯物史觀，那麼梯葉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國所有的歷史編纂學家則表明，人們已經在這方面作過努力，而摩爾根對於同一觀點的發現表明，發現這一觀點的時機已經成熟了，這一觀點必定被發現。

　　恩格斯:《恩格斯致瓦爾特·博爾吉烏斯》( 1894年1月2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69頁。

　　這是人類以往從來沒有經歷過的一次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是一個需要巨人並且產生了巨人的時代，那是一些在思維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給資產階級的現代統治打下基礎的人物，決沒有市民局限性。相反，這些人物都不同程度地體現了那種勇於冒險的時代特徵。那時，幾乎沒有一個着名人物不曾作過長途的旅行，不會說四五種語言，不在好幾個專業上放射出光芒。萊奧納多·達·芬奇不僅是大畫家，而且也是大數學家、力學家和工程師，他在物理學的各種不同分支中都有重要的發現。阿爾布雷希特·丟勒是畫家、銅版凋刻家、凋塑家、建築師，此外還發明了一種築城學體系，這種築城學體系已經包含了一些在很久以後又被蒙塔朗貝爾和近代德國築城學採用的觀念。馬基雅弗利是政治家、歷史編纂學家、詩人，同時又是第一個值得一提的近代軍事着作家。路德不但清掃了教會這個奧吉亞斯的牛圈，而且也清掃了德國語言這個奧吉亞斯的牛圈，創造了現代德國散文，並且創作了成為16世紀《馬賽曲》的充滿勝利信心的讚美詩的詞和曲。那個時代的英雄們還沒有成為分工的奴隸，而分工所產生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響，在他們的後繼者那裡我們是常常見到的。而尤其突出的是，他們幾乎全都置身於時代運動中，在實際鬥爭中意氣風發，站在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進行鬥爭，有人用舌和筆，有人用劍，有些人則兩者並用。因此他們具有成為全面的人的那種性格上的豐富和力量。書齋里的學者是例外:他們不是二流或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燒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09—410頁。

　　意大利是典型之邦。自從現代世界的曙光在那裡升起的那個偉大時代以來，它產生過許多偉大人物，從但丁到加里波第，他們是無與倫比的完美的典型。

　　恩格斯:《資本論》第3卷序言( 1894年10月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24頁。

　　能最清楚地說明需要權威，而且是需要專斷的權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裡，在危急關頭，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絕對服從一個人的意志。

　　如果我拿這種論據來反對最頑固的反權威主義者，那他們就只能給我如下的回答:“是的!這是對的，但是這裡所說的並不是我們賦予我們的代表以某種權威，而是某種委託。”這些先生以為，只要改變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稱，就可以改變這一事物本身。

　　這些深奧的思想家，簡直是拿世界開玩笑。

　　這樣，我們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權威，不管它是怎樣形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從，這兩者都是我們不得不接受的，而不管社會組織以及生產和產品流通賴以進行的物質條件是怎樣的。

　　恩格斯:《論權威》( 1872年10月—1873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337頁。

   　第三部分 有關實證歷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論的部分論述

　   十三 以科學理論為指引， 在翔實的史實基礎上作出結論

    (一)不要以理論作為研究前提， 而要從對每個時代的個人的現
實生活過程和活動的研究中產生研究的前提

　　在思辨終止的地方，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的實證科學開始的地方。關於意識的空話將終止，它們一定會被真正的知識所代替。對現實的描述會使獨立的哲學失去生存環境，能夠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過是從對人類歷史發展的考察中抽象出來的最一般的結果的概括。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它們只能對整理歷史資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歷史資料的各個層次的順序。但是這些抽象與哲學不同，它們絕不提供可以適用於各個歷史時代的藥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們着手考察和整理資料——不管是有關過去時代的還是有關當代的資料——的時候，在實際闡述資料的時候，困難才開始出現。這些困難的排除受到種種前提的制約，這些前提在這裡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來的，而只能從對每個時代的個人的現實生活過程和活動的研究中產生。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6頁。

　　英國博物館中堆積着政治經濟學史的大量資料，倫敦對於考察資產階級社會是一個方便的地點，最後，隨着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金礦的發現，資產階級社會看來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這一切決定我再從頭開始，批判地仔細鑽研新的材料。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似乎完全屬於本題之外的學科，在這方面不得不多少費些時間。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1859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93—594頁。

　　當然，在形式上，敘述方法必須與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勢，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繫。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後，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觀念上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2版跋( 1873年1月2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1—22頁。

　　一切生產階段所共有的、被思維當做一般規定而確定下來的規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謂一切生產的一般條件，不過是這些抽象要素，用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個現實的歷史的生產階段。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頁。

　　為了給社會主義理論，同時給那些認為社會主義理論有權存在的見解提供堅實的基礎，為了肅清pro et contra［贊成和反對］社會主義理論的一切空想和臆造，研究無產階級的境況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只有在大不列顛，特別是在英國本土，無產階級的境況才具有完備的典型的形式；而且也只有在英國，才能搜集到這樣完整的並為官方的調查所證實了的必要材料，這正是對這個問題進行稍微詳盡的闡述所必需的。

　　我有機會在二十一個月內從親身的觀察和親身的交往中直接研究了英國的無產階級，研究了他們的要求、他們的痛苦和快樂，同時又以必要的可靠的材料補充了自己的觀察。

　　這本書裡所敘述的，都是我看到、聽到和讀到的。我的觀點和我所引用的事實都將遭到各方面的攻擊和否定，特別是當我的書落到英國人手裡的時候，這一點我是早有準備的。我也知道得很清楚，在這本書裡，人們可以給我指出一些無關緊要的不確切的地方。要知道，在研究一個需要全面論證的龐大題目時，這種情況就是英國人也難以避免，更何況像我這樣考察一切工人的狀況的着作，連英國本國也還沒有出過一本。但是我要毫不遲疑地向英國資產階級挑戰:讓他們根據像我所引用的這樣可靠的證據，指出哪怕是一件多少能影響到我的整個觀點的不確切的事實吧。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序言》( 1845年3月1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278—279頁。

　　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點，而是它的最終結果；這些原則不是被應用於自然界和人類歷史，而是從它們中抽象出來的；不是自然界和人類去適應原則，而是原則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歷史的情況下才是正確的。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38頁。

　　在自然界和歷史的每一科學領域中，都必須從既有的事實出發，因而在自然科學中要從物質的各種實在形式和運動形式出發[1]；因此，在理論自然科學中也不能構想出種種聯繫塞到事實中去，而要從事實中發現這些聯繫，而且這些聯繫一經發現，就要儘可能從經驗上加以證明。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40頁。

　　我們對未來非資本主義社會區別於現代社會的特徵的看法，是從歷史事實和發展過程中得出的確切結論；不結合這些事實和過程去加以闡明，就沒有任何理論價值和實際價值。

　　恩格斯:《恩格斯致愛德華·皮斯》( 1886年1月2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48頁。

　　在判斷當前發生的各個事件和一系列事件時，人們總是不能追溯到最終的經濟原因。甚至在今天已經有相應的專業報刊提供這樣豐富的材料的時候，即使在英國都還沒有可能逐日考察工業和世界市場貿易的進程以及生產方法中發生的變化，從而對這些十分複雜和不斷變化的因素隨時作出全面的總結，更何況其中那些最重要的因素，在還沒有突然有力地顯露出來以前，大部分都是長時期處於隱蔽作用狀態。某一個時期的經濟史的清晰的概況，決不會在當時就得到，而只有在事後，即在搜集和整理了材料之後才能得到。在這裡，統計是必要的輔助手段，而統計總是落在事件之後。因此，在研究當前的事件時，往往不得不把這個最重要的因素看做是固定的，把所研究的時期開始時存在的經濟狀況看做是在整個時期內不變的，或者只考慮這個狀況中那些從現有的明顯事件本身產生出來因而同樣是十分明顯的變化。所以，唯物主義的方法在這裡就往往只限於把政治衝突歸結為由經濟發展所造成的現有各社會階級以及各階級集團的利益的鬥爭，而把各個政黨看做是這些階級以及階級集團的大體相應的政治表現。

　　不言而喻，這種對經濟狀況(這是所要研究的一切過程的真正基礎)中同時發生的種種變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必然是產生錯誤的根源。但是，概括敘述眼前的事件時所面對的一切條件都不可避免地包含產生錯誤的根源，然而這並不妨礙任何人去寫眼前的事件。

　　恩格斯:《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 1895年2月14日—3月6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2—535頁。

　　羅馬軍隊只沿着不多幾條行軍路線進入到大日耳曼尼亞腹地，而且時間不長，即使那時也僅僅達到易北河。在塔西佗時代以前，商人和其他旅行家到這裡來的也很少，並且都沒有深入內地。關於這個地方及其居民的報道如此貧乏和矛盾，是不足為奇的。令人驚訝的，倒是我們居然還有這麼多的可靠史料。

　　在這些史料中，那兩位希臘地理學家的着作，也只有在得到完全證實的情況下才能無條件地加以利用。這兩個人都是死啃書本的學者，現今大部分都已散失的材料的收集者，並且按照他們的方式和方法來說也是這些材料的考證整理人。他們沒有對這個地方的閱歷。斯特拉本竟然認為，那條羅馬人十分熟悉的利珀河不是流入萊茵河，而是和埃姆斯河與威悉河平行流入北海。他相當誠實地承認，易北河彼岸的地區他是完全不熟悉的。他依靠那種使人經常想起本世紀初的樸素的理性主義，來解決他史料的矛盾和自己的疑問；而科學的地理學家托勒密，卻企圖把他史料中所述及的各個德意志部落，配置到自己地圖上確定不移的經緯網中精密計算出來的位置上去。不管托勒密的全部着作對當時來說是如何輝煌，但他的日耳曼尼亞的地理卻是誤人不淺[2]。第一，他所利用的資料大多是不確切和矛盾百出的，往往根本就是錯誤的。第二，他的地圖畫得不對，河流和山脈大部分完全畫錯了。就好像有那麼一個從未出過遠門的柏林地理學家，在1820年前後，認為自己有責任把非洲地圖上的空白填補起來，於是就調和了從萊奧(阿非利加的)以來一切史料中的報道，替每一條河每一座山安排確定的走向，替每一個民族安排確切的居處。這種要做不可能做到的事的企圖，必然使他所利用的史料錯上加錯。

　　恩格斯:《論德意志人的古代歷史》( 1878年中—1882年8月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第2版，第241—242頁。

　　二)科學上正確的方法是從抽象上升到具體

　　當我們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考察某一國家的時候，我們從該國的人口，人口的階級劃分，人口在城鄉、海洋、在不同生產部門的分布，輸出和輸人，全年的生產和消費，商品價格等開始。

　　從實在和具體開始，從現實的前提開始，因而，例如在經濟學上從作為全部社會生產行為的基礎和主體的人口開始，似乎是正確的。但是，更仔細地考察起來，這是錯誤的。

　　如果我，例如，拋開構成人口的階級，人口就是一個抽象。如果我不知道這些階級所依據的因素，如僱傭勞動、資本等等，階級又是一句空話。而這些因素是以交換、分工、價格等為前提的。比如資本，如果沒有僱傭勞動、價值、貨幣、價格等等，它就什麼也不是。

　　因此，如果我從人口着手，那麼，這就是關於整體的一個混沌的表象，並且通過更切近的規定我就會在分析中達到越來越簡單的概念；從表象中的具體達到越來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達到一些最簡單的規定。於是行程又得從那裡回過頭來，直到我最後又回到人口，但是這回人口已不是關於整體的一個混沌的表象，而是一個具有許多規定和關係的豐富的總體了。

　　第一條道路是經濟學在它產生時期在歷史上走過的道路。例如，17世紀的經濟學家總是從生動的整體，從人口、民族、國家、若干國家等開始；但是他們最後總是從分析中找出一些有決定意義的抽象的一般的關係，如分工、貨幣、價值等等。這些個別要素一旦多少確定下來和抽象出來，從勞動、分工、需要、交換價值等這些簡單的東西上升到國家、國際交換和世界市場的各種經濟學體系就開始出現了。

　　後一種方法顯然是科學上正確的方法。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因此它在思維中表現為綜合的過程，表現為結果，而不是表現為起點，雖然它是現實的起點，因而也是直觀和表象的起點。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

　　因此，黑格爾陷入幻覺，把實在理解為自我綜合、自我深化和自我運用的思維的結果，其實，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只是思維用來掌握具體、把它當做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式。但決不是具體本身的產生過程。舉例來說，最簡單的經濟範疇，如交換價值，是以人口即在一定關係中進行生產的人口為前提的；也是以［M－15］某種家庭、公社或國家等為前提的。交換價值只能作為一個具體的、生動的既定整體的抽象的單方面的關係而存在。相反，作為範疇，交換價值卻有一種洪水期前的存在。因此，在意識看來(而哲學意識就是被這樣規定的:在它看來，正在理解着的思維是現實的人，而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才是現實的世界)，範疇的運動表現為現實的生產行為(只可惜它從外界取得一種推動)，而世界是這種生產行為的結果；這——不過又是一個同義反覆——只有在下面這個限度內才是正確的:具體總體作為思想總體、作為思想具體，事實上是思維的、理解的產物；但是，決不是處於直觀和表象之外或駕於其上而思維着的、自我產生着的概念的產物，而是把直觀和表象加工成概念這一過程的產物。整體，當它在頭腦中作為思想整體而出現時，是思維着的頭腦的產物，這個頭腦用它所專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這種方式是不同於對於世界的藝術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實踐精神的掌握的。實在主體仍然是在頭腦之外保持着它的獨立性；只要這個頭腦還僅僅是思辨地、理論地活動着。因此，就是在理論方法上，主體，即社會，也必須始終作為前提浮現在表象面前。

　　但是，這些簡單的範疇在比較具體的範疇以前是否也有一種獨立的歷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呢?要看情況而定。例如，黑格爾論法哲學，是從占有開始，把占有看做主體的最簡單的法的關係，這是對的。但是，在家庭或主奴關係這些具體得多的關係之前，占有並不存在。相反，如果說存在着還只是占有，而沒有所有權的家庭和部落整體，這倒是對的。所以，同所有權相比，這種比較簡單的範疇，表現為比較簡單的家庭團體或部落團體的關係。它在比較高級的社會中表現為一個發達的組織的比較簡單的關係。但是那個以占有為關係的比較具體的基礎總是前提。可以設想一個孤獨的野人占有東西。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占有並不是法的關係。說占有在歷史上發展為家庭，是錯誤的。占有倒總是以這個“比較具體的法的範疇”為前提的。但是，不管怎樣總可以說，簡單範疇是這樣一些關係的表現，在這些關係中，較不發展的具體已經實現，而那些通過較具體的範疇在精神上表現出來的較多方面的聯繫或關係還沒有產生；而比較發展的具體則把這個範疇當做一種從屬關係保存下來。在資本存在之前，銀行存在之前，僱傭勞動等存在之前，貨幣能夠存在，而且在歷史上存在過。因此，從這一方面看來，可以說，比較簡單的範疇可以表現一個比較不發展的整體的處於支配地位的關係或者一個比較發展的整體的從屬關係，這些關係在整體向着以一個比較具體的範疇表現出來的方面發展之前，在歷史上已經存在。在這個限度內，從最簡單上升到複雜這個抽象思維的進程符合現實的［M－16］歷史過程。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4—26頁。

　　三)邏輯和歷史的統一

　　經濟學家們把分工、信用、貨幣等資產階級生產關係說成是固定的、不變的、永恆的範疇。蒲魯東先生有了這些完全形成的範疇，他想給我們說明所有這些範疇、原理、規律、觀念、思想的形成情況和來歷。

　　經濟學家們向我們解釋了生產怎樣在上述關係下進行，但是沒有說明這些關係是怎樣產生的，也就是說，沒有說明產生這些關係的歷史運動。由於蒲魯東先生把這些關係看成原理、範疇和抽象的思想，所以他們只要把這些思想(它們在每一篇政治經濟學論文末尾已經按字母表排好)編一下次序就行了。經濟學家的材料是人的生動活潑的生活；蒲魯東先生的材料則是經濟學家的教條。但是，既然我們忽略了生產關係(範疇只是它在理論上的表現)的歷史運動，既然我們只想把這些範疇看做是觀念、不依賴現實關係而自生的思想，那麼，我們就只能到純粹理性的運動中去找尋這些思想的來歷了。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598—599頁。

　　當蒲魯東先生談到理性中的系列即範疇的邏輯順序的時候，他肯定地說，他不是想論述與時間次序相一致的歷史，即蒲魯東先生所認為的範疇在其中出現的歷史順序。他認為那時一切都在理性的純粹以太中進行。一切都應當通過辯證法從這種以太中產生。

　　現在當實際應用這種辯證法的時候，理性對他來說卻不存在了。蒲魯東先生的辯證法背棄了黑格爾的辯證法，於是蒲魯東先生只得承認，他用以說明經濟範疇的次序不再是這些經濟範疇相互產生的次序。經濟的進化不再是理性本身的進化了。

　　那麼，蒲魯東先生給了我們什麼呢?是現實的歷史，即蒲魯東先生所認為的範疇在時間次序中出現的那種順序嗎?不是。是在觀念本身中進行的歷史嗎?更不是。這就是說，他既沒有給我們範疇的世俗歷史，也沒有給我們範疇的神聖歷史!那麼，到底他給了我們什麼歷史呢?是他本身矛盾的歷史。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07頁。

　　對經濟學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經得到的方法，也可以採用兩種方式:按照歷史或者按照邏輯。既然在歷史上也像在它的文獻的反映上一樣，大體說來，發展也是從最簡單的關係進到比較複雜的關係，那麼，政治經濟學文獻的歷史發展就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線索，而且，大體說來，經濟範疇出現的順序同它們在邏輯發展中的順序也是一樣的。這種形式表面上看來有好處，就是比較明確，因為這正是跟隨着現實的發展，但是實際上這種形式至多只是比較通俗而已。歷史常常是跳躍式地和曲折地前進的，如果必須處處跟隨着它，那就勢必不僅會注意許多無關緊要的材料，而且也會常常打斷思想進程；並且，寫經濟學史又不能撇開資產階級社會的歷史，這就會使工作漫無止境，因為一切準備工作都還沒有做。因此，邏輯的方式是唯一適用的方式。但是，實際上這種方式無非是歷史的方式，不過擺脫了歷史的形式以及起擾亂作用的偶然性而已。歷史從哪裡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裡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後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這時，每一個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發展閔霞右鑰疾臁�

　　我們採用這種方法，是從歷史上和實際上擺在我們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簡單的關係出發，因而在這裡是從我們所遇到的最初的經濟關係出發。我們來分析這種關係。既然這是一種關係，這就表示其中包含着兩個相互關聯的方面。我們分別考察每一個方面；由此得出它們相互關聯的性質，它們的相互作用。於是出現了需要解決的矛盾。但是，因為我們這裡考察的不是只在我們頭腦中發生的抽象的思想過程，而是在某個時候確實發生過或者還在發生的現實過程，因此這些矛盾也是在實踐中發展着的，並且可能已經得到了解決。我們考察這種解決的方式，發現這是由建立新關係來解決的，而這個新關係的兩個對立面我們現在又需要展開說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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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採用這個方法時，邏輯的發展完全不必限於純抽象的領域。相反，邏輯的發展需要歷史的例證，需要不斷接觸現實。因此這裡插入了各種各樣的例證，有的指出各個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現實歷史進程，有的指出經濟文獻，以便從頭追溯明確作出經濟關係的各種規定的過程。對於個別的、多少是片面的或混亂的見解的批判，實質上在邏輯發展本身中已經作出了，因此可以敘述得很簡略。

　　恩格斯:《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 1859年8月3—1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03—605頁。

　　托勒密《地理學》第2卷和第3卷有關日耳曼尼亞的章節。——編者注十四　運用科學的辯證方法探尋歷史現象的發展演變規律

   一)從“形而上學”到“辯證法”:從研究恆定不變到研究發展演變

　　舊的研究方法和思維方法，黑格爾稱之為“形而上學的”方法，主要是把事物當做一成不變的東西去研究，它的殘餘還牢牢地盤踞在人們的頭腦中，這種方法在當時是有重大的歷史根據的。必須先研究事物，爾後才能研究過程。必須先知道一個事物是什麼，爾後才能覺察這個事物中所發生的變化。自然科學中的情形正是這樣。認為事物是既成的東西的舊形而上學，是從那種把非生物和生物當做既成事物來研究的自然科學中產生的。而當這種研究已經進展到可以向前邁出決定性的一步，即可以過渡到系統地研究這些事物在自然界本身中所發生的變化的時候，在哲學領域內也就響起了舊形而上學的喪鐘。事實上，直到20世紀末，自然科學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學，關於既成事物的科學，但是在本世紀，自然科學本質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學，是關於過程、關於這些事物的發生和發展以及關於聯繫——把這些自然過程結合為一個大的整體——的科學。研究植物機體和動物機體中的過程的生理學，研究單個機體從胚胎到成熟的發育過程的胚胎學，研究地殼逐漸形成過程的地質學，所有這些科學都是我們這個世紀的產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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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自然界也被承認為歷史發展過程了。而適用於自然界的，同樣適用於社會歷史的一切部門和研究人類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學。在這裡，歷史哲學、法哲學、宗教哲學等也都是以哲學家頭腦中臆造的聯繫來代替應當在事變中去證實的現實的聯繫，把全部歷史及其各個部分都看做觀念的逐漸實現，而且當然始終只是哲學家本人所喜愛的那些觀念的逐漸實現。這樣看來，歷史是不自覺地，但必然是為了實現某種預定的理想目的而努力，例如在黑格爾那裡，是為了實現他的絕對觀念而努力，而力求達到這個絕對觀念的堅定不移的意向就構成了歷史事變中的內在聯繫。這樣，人們就用一種新的——不自覺的或逐漸自覺的——神秘的天意來代替現實的、尚未知道的聯繫。因此，在這裡也完全像在自然領域裡一樣，應該通過發現現實的聯繫來清除這種臆造的人為的聯繫:這一任務，歸根到底，就是要發現那些作為支配規律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上起作用的一般運動規律。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9—301頁。

　　二)唯物辯證法取代唯心辯證法:拋開神秘的絕對精神“異化”和“復歸”，探尋歷史的發展演變規律

　　我的辯證方法，從根本上來說，不僅和黑格爾的辯證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

　　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即甚至被他在觀念這一名稱下轉化為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事物的創造主，而現實事物只是思維過程的外部表現。我的看法則相反，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並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

　　將近30年以前，當黑格爾辯證法還很流行的時候，我就批判過黑格爾辯證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當我寫《資本論》第一卷時，今天在德國知識界發號施令的、憤懣的、自負的、平庸的模範者們，卻已高興得像萊辛時代大膽的莫澤斯·門德爾松對待斯賓諾莎那樣對待黑格爾，即把他當做一條“死狗”了。因此，我公開承認我是這位大思想家的學生，並且在關於價值理論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賣弄起黑格爾特有的表達方式。辯證法在黑格爾手中神秘化了，但這決沒有妨礙他第一個全面地有意識地敘述了辯證法的一般運動形式。在他那裡，辯證法是倒立着的。必須把它倒過來，以便發現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內核。

　　辯證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國的時髦東西，因為它似乎使現存事物顯得光彩。

　　辯證法，在其合理形態上，引起資產階級及其空論主義的代言人的惱怒和恐怖，因為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2版跋( 1873年1月2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2頁。

　　“在馬克思看來，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發現他所研究的那些現象的規律。

　　而且他認為重要的，不僅是在這些現象具有完成形式和處於一定時期內可見到的聯繫中的時候支配着它們的那種規律。在他看來，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這些現象變化的規律，這些現象發展的規律，即它們由一種形式過渡到另一種形式，由一種聯繫秩序過渡到另一種聯繫秩序的規律。他一發現了這個規律，就詳細地來考察這個規律在社會生活中表現出來的各種後果……所以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過準確的科學研究來證明社會關係的一定秩序的必然性，同時儘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為他的出發點和根據的事實。為了這個目的，只要證明現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時證明這種秩序不可避免地要過渡到另一種秩序的必然性就完全夠了，而不管人們相信或不相信，意識到或沒有意識到這種過渡。馬克思把社會運動看做受一定規律支配的自然史過程，這些規律不僅不以人的意志、意識和意圖為轉移，反而決定人的意志、意識和意圖……既然意識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着這種從屬作用，那麼不言而喻，以文化本身為對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識的某種形式或某種結果為依據。這就是說，作為這種批判的出發點的不能是觀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現象。

　　批判將不是把事實和觀念比較對照，而是把一種事實同另一種事實比較對照。對這種批判唯一重要的是，對兩種事實進行儘量準確的研究，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發展階段，但尤其重要的是，對各種秩序的序列、對這些發展階段所表現出來的順序和聯繫進行同樣準確的研究……但是有人會說，經濟生活的一般規律，不管是應用於現在或過去，都是一樣的。馬克思否認的正是這一點。在他看來，這樣的抽象規律是不存在的……根據他的意見，恰恰相反，每個歷史時期都有它自己的規律……一旦生活經過了一定的發展時期，由一定階段進入另一階段時，它就開始受另外的規律支配。總之，經濟生活呈現出的現象和生物學的其他領域的發展史頗相類似……舊經濟學家不懂得經濟規律的性質，他們把經濟規律同物理學定律和化學定律相比擬……對現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證明，各種社會有機體像動植物有機體一樣，彼此根本不同……由於這些有機體的整個結構不同，它們的各個器官有差別，以及器官藉以發生作用的條件不一樣，等等，同一個現象就受完全不同的規律支配。例如，馬克思否認人口規律在任何時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樣的。相反的，他斷言每個發展階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規律……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不同，生產關係和支配生產關係的規律也就不同。馬克思給自己提出的目的是，從這個觀點出發去研究和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這樣，他只不過是極其科學地表述了任何對經濟生活進行準確的研究必須具有的目的……這種研究的科學價值在於闡明支配着一定社會有機體的產生、生存、發展和滅亡以及為另一更高的有機體所代替的特殊規律。馬克思的這本書確實具有這種價值。”

　　這位作者先生把他稱為我的實際方法的東西描述得這樣恰當，並且在談到我個人對這種方法的運用時又抱着這樣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辯證方法嗎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2版跋( 1873年1月2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0—21頁。

　　……要精確地描繪宇宙、宇宙的發展和人類的發展，以及這種發展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辯證的方法，只有不斷地注意生成和消逝之間、前進的變化和後退的變化之間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近代德國哲學一開始就是以這種精神進行活動的。康德一開始他的學術生涯，就把牛頓的穩定的太陽系和太陽系經過有名的第一推動後的永恆存在變成了歷史的過程，即太陽和一切行星由旋轉的星雲團產生的過程。同時，他已經作出了這樣的結論:太陽系的產生也預示着它將來的不可避免的滅亡。過了半個世紀，他的觀點由拉普拉斯從數學上作出了證明；又過了半個世紀，分光鏡證明了，在宇宙空間存在着凝聚程度不同的熾熱的氣團。

　　這種近代德國哲學在黑格爾的體系中完成了，在這個體系中，黑格爾第一次——這是他的偉大功績——把整個自然的、歷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寫為一個過程，即把它描寫為處在不斷的運動、變化、轉變和發展中，並企圖揭示這種運動和發展的內在聯繫。[1]從這個觀點來看，人類的歷史已經不再是亂七八糟的、統統應當被這時已經成熟了的哲學理性的法庭所唾棄並最好儘快被人遺忘的毫無意義的暴力行為，而是人類本身的發展過程，而思維的任務現在就是要透過一切迷亂現象探索這一過程的逐步發展的階段，並且透過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這一過程的內在規律性。

　　黑格爾的體系沒有解決向自己提出的這個任務，這在這裡沒有多大關係。他的劃時代的功績是提出了這個任務。這不是任何個人所能解決的任務。雖然黑格爾和聖西門一樣是當時最博學的人物，但是他畢竟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他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識的限制，其次是他那個時代的在廣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樣有限的知識和見解的限制。但是，除此以外還有第三種限制。黑格爾是唯心主義者，就是說，在他看來，他頭腦中的思想不是現實的事物和過程的或多或少抽象的反映，相反的，在他看來，事物及其發展只是在世界出現以前已經以某種方式存在着的“觀念”的現實化的反映。這樣，一切都被頭足倒置了，世界的現實聯繫完全被顛倒了。所以，不論黑格爾如何正確地和天才地把握了一些個別的聯繫，但由於上述原因，就是在細節上也有許多東西不能不是牽強的、造作的、虛構的，一句話，被歪曲的。黑格爾的體系作為體系來說，是一次巨大的流產，但也是這類流產中的最後一次。就是說，它還包含着一個無法解決的內在矛盾:一方面，它以歷史的觀點作為基本前提，即把人類的歷史看做一個發展過程，這個過程按其本性來說在認識上是不能由於所謂絕對真理的發現而結束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說它自己就是這種絕對真理的化身。關於自然和歷史的無所不包的、最終完成的認識體系，是同辯證思維的基本規律相矛盾的；但是，這麼說決不排除，相反倒包含下面一點，即對整個外部世界的有系統的認識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取得巨大進展的。

　　一旦了解到以往的德國唯心主義是完全荒謬的，那就必然導致唯物主義，但是要注意，並不是導致18世紀的純粹形而上學的、完全機械的唯物主義。同那種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簡單地拋棄以往的全部歷史的做法相反，現代唯物主義把歷史看做人類的發展過程，而它的任務就在於發現這個過程的運動規律。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1—543頁；恩格斯:《反杜林論》

　　年9月—1878年6月)，摘自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6—28頁。

　　辯證法不過是關於自然界、人類社會和思維的運動和發展的普遍規律的科學。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49頁。

　　自然科學家由於靠舊形而上學的殘渣還能過日子，就使得哲學尚能苟延殘喘。只有當自然科學和歷史科學本身接受了辯證法的時候，一切哲學的廢物——除了純粹的關於思維的理論以外——才會成為多餘的東西，在實證科學中消失掉。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61頁。

　　這樣的讀者也會覺得奇怪，為什麼在社會主義發展史的簡述中提到康德—拉普拉斯的天體演化學，提到現代自然科學和達爾文，提到德國的古典哲學和黑格爾。但是，科學社會主義本質上就是德國的產物，而且也只能產生在古典哲學還生氣勃勃地保存着自覺的辯證法傳統的國家，即在德國[2]。唯物主義歷史觀及其在現代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上的特別應用，只有藉助於辯證法才有可能。德國資產階級的學究們已經把關於德國偉大的哲學家及其創立的辯證法的記憶淹沒在一種無聊的折中主義的泥沼里，這甚至使我們不得不援引現代自然科學來證明辯證法在現實中已得到證實，而我們德國社會主義者卻以我們不僅繼承了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而且繼承了康德、費希特和黑格爾而感到驕傲。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1882年德文第1版序言( 1882 年9月2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95—496頁。

　　我們重新唯物地把我們頭腦中的概念看做現實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現實事物看做絕對概念的某一階段的反映。這樣，辯證法就歸結為關於外部世界和人類思維的運動的一般規律的科學，這兩個系列的規律在本質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現上是不同的，這是因為人的頭腦可以自覺地應用這些規律，而在自然界中這些規律是不自覺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無窮無盡的表面的偶然性中實現的，而且到現在為止在人類歷史上多半也是如此。

　　這樣，概念的辯證法本身就變成只是現實世界的辯證運動的自覺的反映，從而黑格爾的辯證法就被倒轉過來了，或者寧可說，不是用頭立地而是重新用腳立地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不僅我們發現了這個多年來已成為我們最好的工具和最銳利的武器的唯物主義辯證法，而且德國工人約瑟夫·狄慈根不依靠我們，甚至不依靠黑格爾也發現了它。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8頁。

　　所有這些過程和思維方法都是形而上學思維的框子所容納不下的。相反，對辯證法來說，上述過程正好證明它的方法是正確的，因為辯證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觀念上的反映時，本質上是從它們的聯繫、它們的聯結、它們的運動、它們的產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自然界是檢驗辯證法的試金石，而且我們必須說，現代自然科學為這種檢驗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與日俱增的材料，並從而證明了，自然界的一切歸根到底是辯證地而不是形而上學地發生的；自然界不是循着一個永遠一樣的不斷重複的圓圈運動，而是經歷着實在的歷史。這裡首先就應當提到達爾文，他極其有力地打擊了形而上學的自然觀，因為他證明了今天的整個有機界，植物和動物，因而也包括人類在內，都是延續了幾百萬年的發展過程的產物。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1頁。

　　運動是物質的存在方式。無論何時何地，都沒有也不可能有沒有運動的物質。宇宙空間中的運動，各個天體上較小的物體的機械運動，表現為熱或者表現為電流或磁流的分子振動，化學的分解和化合，有機生命——宇宙中的每一個物質原子在每一瞬間都處在一種或另一種上述運動形式中，或者同時處在數種上述運動形式中。任何靜止、任何平衡都只是相對的，只有對這種或那種特定的運動形式來說才是有意義的。……沒有運動的物質和沒有物質的運動一樣，是不可想象的。因此，運動和物質本身一樣，是既不能創造也不能消滅的；正如比較早的哲學(笛卡兒)所說的:存在於宇宙中的運動的量永遠是一樣的。

　　因此，運動不能創造，只能轉移。如果運動從一個物體轉移到另一個物體，如果它是自己轉移的，是主動的，那麼就可以把它看做是被轉移的、被動的運動的原因。我們把這種主動的運動叫做力，把被動的運動叫做力的表現。因此非常明顯，力和力的表現是一樣大的，因為在它們兩者中，實現的是同一的運動。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64頁。

　　如果說，與黑格爾比較，他(指蒲魯東——編者注)的長處是提出問題並且自願為人類最大幸福而解決這些問題，那麼，他也有一個短處:當他想通過辯證的生育過程生出一個新範疇時，卻毫無所獲。兩個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鬥爭以及融合成一個新範疇，就是辯證運動。誰要給自己提出消除壞的方面的問題，就是立即切斷了辯證運動。我們看到的已經不是由於自己的矛盾本性而設定自己並自相對立的範疇，而是在範疇的兩個方面中間轉動、掙扎和衝撞的蒲魯東先生。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05頁。

　　在我們這個時代，每一種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們看到，機器具有減少人類勞動和使勞動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卻引起了飢餓和過度的疲勞。財富的新源泉，由於某種奇怪的、不可思議的魔力而變成貧困的源泉。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隨着人類愈益控制自然，個人卻似乎愈益成為別人的奴隸或自身的卑劣行為的奴隸。甚至科學的純潔光輝彷佛也只能在愚昧無知的黑暗背景上閃耀。我們的一切發明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成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現代工業和科學為一方與現代貧困和衰頹為另一方的這種對抗，我們時代的生產力與社會關係之間的這種對抗，是顯而易見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爭辯的事實。有些黨派可能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黨派可能為了要擺脫現代衝突而希望拋開現代技術；還有一些黨派可能以為工業上如此巨大的進步要以政治上同樣巨大的倒退來補充。可是我們不會認錯那個經常在這一切矛盾中出現的狡獪的精靈。我們知道，要使社會的新生力量很好地發揮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來掌握它們，而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工人也同機器本身一樣，是現代的產物。在那些使資產階級、貴族和可憐的倒退預言家驚慌失措的現象當中，我們認出了我們的勇敢的朋友好人兒羅賓，這個會迅速刨土的老田鼠、光榮的工兵——革命。

　　英國工人是現代工業的頭一個產兒。他們在支援這種工業所引起的社會革命方面肯定是不會落在最後的，這種革命意味着他們的本階級在全世界的解放，這種革命同資本的統治和僱傭奴隸制具有同樣的普遍性質。

　　馬克思:《在〈人民報〉創刊紀念會上的演說》( 1856年4月1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0頁。

　　直接生產者，勞動者，只有當他不再束縛於土地，不再隸屬或從屬於他人的時候，才能支配自身。其次，他要成為勞動力的自由出賣者，能把他的商品帶到任何可以找到市場的地方去，他就必須擺脫行會的控制，擺脫行會關於學徒和幫工的制度以及關於勞動的約束性規定。因此，使生產者轉化為僱傭工人的歷史運動，一方面表現為生產者從農奴地位和行會束縛下解放出來；對於我們的資產階級歷史學家來說，只有這一方面是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們被剝奪了一切生產資料和舊封建制度給予他們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後，才能成為他們自身的出賣者。而對他們的這種剝奪的歷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22頁。

　　我不僅把大工業看做是對抗的根源，而且也看做是解決這些對抗所必需的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的創造者，當然，這種解決不可能走平靜舒坦的道路。

　　馬克思:《馬克思致路德維希·庫格曼》( 1868年3月1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第1版，第528頁。

　　蒲魯東先生所講的只是由競爭產生的現代壟斷。但是，大家知道，競爭是由封建壟斷產生的。可見，原來的競爭是壟斷的對立面，並非壟斷是競爭的對立面。因此，現代壟斷並不是一個單純的反題，相反的，它是一個真正的合題。

　　正題:競爭前的封建壟斷。

　　反題:競爭。

　　合題:現代壟斷；它既然以競爭的統治為前提，所以它就是封建壟斷的否定，同時，它既然是壟斷，所以就是競爭的否定。

　　因此，現代壟斷，資產階級的壟斷就是綜合的壟斷，是否定的否定，是對立面的統一。它是純粹的、正常的、合理的壟斷。蒲魯東先生把資產階級的壟斷當做粗野的、簡陋的、矛盾的、痙攣狀態的壟斷，這樣他就陷入了和他的哲學自相矛盾的境地。……在實際生活中，我們不僅可以找到競爭、壟斷和它們的對抗，而且可以找到它們的合題，這個合題並不是公式，而是運動。壟斷產生着競爭，競爭產生着壟斷。壟斷者彼此競爭，競爭者變成了壟斷者。如果壟斷者用局部的聯合來限制彼此間的競爭，工人之間的競爭就要加劇；對某個國家的壟斷者來說，無產者群眾越增加，各國壟斷者之間的競爭就越瘋狂。合題就是:壟斷只有不斷投入競爭的鬥爭才能維持自己。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36—637頁。

　　勞動者對他的生產資料的私有權是小生產的基礎，而小生產又是發展社會生產和勞動者本人的自由個性的必要條件。誠然，這種生產方式在奴隸制度、農奴制度以及其他從屬關係中也是存在的。但是，只有在勞動者是自己使用的勞動條件的自由私有者，農民是自己耕種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手工業者是自己運用自如的工具的自由私有者的地方，它才得到充分發展，才顯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獲得適當的典型的形式。

　　這種生產方式是以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分散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產資料的積聚，也排斥協作，排斥同一生產過程內部的分工，排斥對自然的社會統治和社會調節，排斥社會生產力的自由發展。它只同生產和社會的狹隘的自然產生的界限相容。要使它永遠存在下去，那就像貝魁爾公正地指出的那樣，等於“下令實行普遍的中庸”。它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就產生出消滅它自身的物質手段。從這時起，社會內部感到受它束縛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動起來。這種生產方式必然要被消滅，而且已經在消滅。它的消滅，個人的分散的生產資料轉化為社會的積聚的生產資料，從而多數人的小財產轉化為少數人的大財產，廣大人民群眾被剝奪土地、生活資料、勞動工具，——人民群眾遭受的這種可怕的殘酷的剝奪，形成資本的前史。這種剝奪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其中我們只考察了那些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資本原始積累的方法。對直接生產者的剝奪，是用最殘酷無情的野蠻手段，在最下流、最齷齪、最卑鄙和最可惡的貪慾的驅使下完成的。靠自己勞動掙得的私有制，即以各個獨立勞動者與其勞動條件相結合為基礎的私有制，被資本主義私有制，即以剝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所排擠。

　　一旦這一轉化過程使舊社會在深度和廣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勞動者轉化為無產者，他們的勞動條件轉化為資本，一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站穩腳跟，勞動的進一步社會化，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進一步轉化為社會地使用的即公共的生產資料，從而對私有者的進一步剝奪，就會採取新的形式。現在要剝奪的已經不再是獨立經營的勞動者，而是剝削許多工人的資本家了。

　　這種剝奪是通過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內在規律的作用， 即通過資本的集中進行的。 一
個資本家打倒許多資本家。 隨着這種集中或少數資本家對多數資本家的剝奪， 規模不斷擴
大的勞動過程的協作形式日益發展， 科學日益被自覺地應用於技術方面， 土地日益被有計
劃地利用， 勞動資料日益轉化為只能共同使用的勞動資料， 一切生產資料因作為結合的、
社會的勞動的生產資料使用而日益節省， 各國人民日益被捲入世界市場網， 從而資本主義
制度日益具有國際的性質。 隨着那些掠奪和壟斷這一轉化過程的全部利益的資本巨頭不斷
減少， 貧困、 壓迫、 奴役、 退化和剝削的程度不斷加深， 而日益壯大的、 由資本主義生產
過程本身的機制所訓練、 聯合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也不斷增長。資本的壟斷成了
與這種壟斷一起並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 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
社會化， 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 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 資本主義
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 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
 

　　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於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

　　以個人自己勞動為基礎的分散的私有制轉化為資本主義私有制，同事實上已經以社會的生產經營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所有制轉化為公有制比較起來，自然是一個長久得多、艱苦得多、困難得多的過程。前者是少數掠奪者剝奪人民群眾，後者是人民群眾剝奪少數掠奪者。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72—875頁。

　　歷史方面的情形也沒有兩樣。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從土地公有制開始的。在已經越過某一原始階段的一切民族那裡，這種公有制在農業的發展進程中變成生產的桎梏。它被廢除，被否定，經過了或短或長的中間階段之後轉變為私有制。但是，在土地私有制本身所導致的較高的農業發展階段上，私有制又反過來成為生產的桎梏——目前無論小地產還是大地產方面的情況都是這樣。因此就必然地產生出把私有制同樣地加以否定並把它重新變為公有制的要求。但是，這一要求並不是要重新建立原始的公有制，而是要建立高級得多、發達得多的共同占有形式，這種占有形式決不會成為生產的束縛，恰恰相反，它會使生產擺脫束縛，並且會使現代的化學發現和機械發明在生產中得到充分的利用。

　　或者再舉一個例子。古希臘羅馬的哲學是原始的自發的唯物主義。作為這樣的唯物主義，它沒有能力弄清思維對物質的關係。但是，弄清這個問題的必要性，引出了關於可以和肉體分開的靈魂的學說，然後引出了靈魂不死的論斷，最後引出了一神教。這樣，舊唯物主義就被唯心主義否定了。但是在哲學的進一步發展中，唯心主義也站不住腳了，它被現代唯物主義所否定。現代唯物主義，否定的否定，不是單純地恢復舊唯物主義，而是把年來哲學和自然科學發展的全部思想內容以及這2000年的歷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內容加到舊唯物主義的持久性基礎上。這已經根本不再是哲學，而只是世界觀，這種世界觀不應當在某種特殊的科學的科學中，而應當在各種現實的科學中得到證實和表現出來。因此，哲學在這裡被“揚棄”了，就是說，“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來說是被克服了，按其現實的內容來說是被保存了。因此，在杜林先生只看到了“文字遊戲”的地方，只要比較仔細地觀察一下，就會發現某種現實的內容。

　　最後，甚至盧梭的平等說(杜林的平等說只是它的貧乏和歪曲的複寫)沒有黑格爾的否定的否定來執行助產婆的職能，也不能建立起來——而這還是黑格爾誕生前差不多20年的事。盧梭的學說遠沒有因此而覺得可恥，它在自己的最初的闡述中，幾乎是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辯證起源的印記展示出來。人在自然和野蠻的狀態中是平等的；由於盧梭已經把語言看做自然狀態的歪曲，所以他完全有理由把同一物種範圍所及的獸類的平等也加到這些獸人的身上，近來海克爾在分類中把這種獸人假定為Alali——沒有語言的原始人。但是這些彼此平等的獸人有一種比其他獸類優越的特性，這就是趨於完善的能力，即往前發展的能力；而這種能力就成了不平等的原因。因此，盧梭把不平等的產生看做一種進步。但是這種進步是對抗性的，它同時又是一種退步。

　　“以後的＜越過原始狀態的＞一切進步同樣表面上是走向單個人的完善，而實際上是走向類的沒落……金屬加工和農業是兩種技藝，它們的發明引起了這一巨大的革命＜變原始森林為耕地，但是由於財產的出現也引起了貧困和奴役＞。使人文明起來並使人類沒落下去的東西，在詩人看來是金和銀，在哲學家看來是鐵和穀物。”

　　文明每前進一步，不平等也同時前進一步。隨着文明而產生的社會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機構，都轉變為它們原來的目的的反面。

　　“人民擁立國君是為了保護自己的自由，而不是為了毀滅自由，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而且是全部國家法的基本原則。”

　　但是這些國君必然成為人民的壓迫者，而且他們把壓迫加重到這樣的地步，使得登峰造極的不平等又重新轉變為自己的反面，成為平等的原因:在暴君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說大家都等於零。

　　“這裡是不平等的頂點，是封閉一個圓圈的終點，它和我們由之出發的起點相遇:在這裡一切個人都是平等的，正是因為他們什麼都不是，臣民除了君主的意志以外再沒有別的法律。”但是暴君只有當他擁有暴力的時候才是君主，因此當人們“驅逐他的時候，他不能抱怨暴力……暴力曾支持過他，現在暴力又推翻他；一切都按照自己的正常的自然進程進行”。

　　這樣，不平等又重新轉變為平等，但不是轉變為沒有語言的原始人的舊的自發的平等，而是轉變為更高級的社會契約的平等。壓迫者被壓迫。這是否定的否定。

　　因此，我們在盧梭那裡不僅已經可以看到那種和馬克思《資本論》中所遵循的完全相同的思想進程，而且還在他的詳細敘述中可以看到和馬克思所使用的完全相同的整整一系列辯證的說法:按本性說是對抗的、包含着矛盾的過程，一個極端向它的反面的轉化，最後，作為整個過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45—148頁。

　　在辯證法中，否定不是簡單地說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隨便一種方法把它毀掉。斯賓諾莎早已說過: 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即任何限定或規定同時就是否定。再說，否定的方式在這裡首先取決於過程的一般性質，其次取決於過程的特殊性質。我不僅應當否定，而且還應當再揚棄這個否定。因此，我第一次否定的時候，就必須使第二次否定能夠發生或者將會發生。怎樣做呢?這要依每一種情況的特殊性質而定。如果我磨碎了大麥粒，如果我踩死了昆蟲，那麼我雖然完成了第一個行為，卻使第二個行為成為不可能了。因此，每一種事物都有它的特殊的否定方式，經過這樣的否定，它同時就獲得發展，每一種觀念和概念也是如此。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49頁。

　　所有印度日耳曼語系民族都是從公有制開始的。幾乎在所有這些民族那裡，公有制在社會發展進程中都被廢除，被否定，被私有制、封建所有制等其他形式排擠掉。對這種否定進行否定，重新建立處於更高發展階段上的公有制，這是社會革命的任務。又如古希臘羅馬哲學最初是自發的唯物主義。從這種唯物主義中產生了唯心主義、唯靈論，即唯物主義的否定，它先是採取靈魂和肉體對立的形式，後來又採取靈魂不死說和一神教的形式。這種唯靈論藉助基督教普遍地傳播開來。對這種否定的否定就是古代唯物主義在更高階段上的再現，即現代的唯物主義，它和過去相比，是以科學社會主義為其理論成果的。甚至盧梭關於歷史的看法也是否定的否定:原始的平等——被不平等所破壞——實現更高階段上的平等。因此，在杜林從辯證法和思維中排除否定的否定之前，他必須先把否定的否定從自然界和歷史中排除出去，……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7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357頁。

　　三)承認多種因素的相互作用，但必須找到最終起決定性作用的終極原因

　　對於否認因果性的人來說，任何自然規律都是假說，連用三稜鏡的光譜對天體進行的化學分析也同樣是假說。如果停在這裡不動，那思維是何等的淺薄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84頁。

　　當我們通過思維來考察自然界或人類歷史或我們自己的精神活動的時候，首先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由種種聯繫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地交織起來的畫面，其中沒有任何東西是不動的和不變的，而是一切都在運動、變化、生成和消逝。所以，我們首先看到的是總畫面，其中各個細節還或多或少地隱藏在背景中，我們注意得更多的是運動、轉變和聯繫，而不是注意什麼東西在運動、轉變和聯繫。這種原始的、素樸的、但實質上正確的世界觀是古希臘哲學的世界觀，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最先明白地表述出來的:一切都存在而又不存在，因為一切都在流動，都在不斷地變化，不斷地生成和消逝。但是，這種觀點雖然正確地把握了現象的總畫面的一般性質，卻不足以說明構成這幅總畫面的各個細節；而我們要是不知道這些細節，就看不清總畫面。為了認識這些細節，我們不得不把它們從自然的或歷史的聯繫中抽出來，從它們的特性、它們的特殊的原因和結果等方面來分別加以研究。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8—539頁。

　　在剩餘價值理論方面，馬克思與他的前人的關係，正如拉瓦錫與普利斯特列和舍勒的關係一樣。在馬克思以前很久，人們就已經確定我們現在稱為剩餘價值的那部分產品價值的存在；同樣也有人已經多少明確地說過，這部分價值是由什麼構成的，也就是說，是由占有者不付等價物的那種勞動的產品構成的。但是到這裡人們就止步不前了。其中有些人，即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至多只研究了勞動產品在工人和生產資料所有者之間分配的數量比例。另一些人，即社會主義者，則發現這種分配不公平，並尋求烏托邦的手段來消除這種不公平現象。這兩種人都為既有的經濟範疇所束縛。

　　於是，馬克思發表意見了，他的意見是和所有他的前人直接對立的。在前人認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卻認為只是問題所在。他認為，這裡擺在他面前的不是無燃素氣體，也不是火氣，而是氧氣；這裡的問題不是在於要簡單地確認一種經濟事實，也不是在於這種事實與永恆公平和真正道德相衝突，而是在於這樣一種事實，這種事實必定要使全部經濟學發生革命，並且把理解全部資本主義生產的鑰匙交給那個知道怎樣使用它的人。根據這種事實，他研究了全部既有的經濟範疇，正像拉瓦錫根據氧氣研究了燃素說化學的各種既有的範疇一樣。要知道什麼是剩餘價值，他就必須知道什麼是價值。李嘉圖的價值理論本身必須首先加以批判。於是，馬克思研究了勞動形成價值的特性，第一次確定了什麼樣的勞動形成價值，為什麼形成價值以及怎樣形成價值，並確定了價值不外就是這種勞動的凝固，而這一點是洛貝爾圖斯始終沒有理解的。馬克思進而研究商品和貨幣的關係，並且論證了商品和商品交換怎樣和為什麼由於商品內在的價值屬性必然要造成商品和貨幣的對立。他的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貨幣理論是第一個詳盡無遺的貨幣理論，今天已為大家所默認了。他研究了貨幣向資本的轉化，並證明這種轉化是以勞動力的買賣為基礎的。他以勞動力這一創造價值的屬性代替了勞動，因而一下子就解決了使李嘉圖學派破產的一個難題，也就是解決了資本和勞動的相互交換與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這一規律無法相容這個難題。

　　恩格斯:《資本論》第2卷序言( 1885年5月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21—22頁。

　　問題本身並不在於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所引起的社會對抗的發展程度的高低。問題在於這些規律本身，在於這些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並且正在實現的趨勢。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後者未來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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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國家應該而且可以向其他國家學習。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但是它能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1版序言

　　年7月2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8—10頁。

　　在那裡，它將採取較殘酷的還是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階級自身的發展程度而定，所以，現在的統治階級，撇開其較高尚的動機不說，他們的切身利益也迫使他們除掉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階級發展的障礙。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1版序言

　　年7月2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9頁。

　　任何一個民族，如果停止勞動，不用說一年，就是幾個星期，也要滅亡，這是每一個小孩都知道的。小孩子同樣知道，要想得到與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品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形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藉以實現的形式。而在社會勞動的聯繫體現為個人勞動產品的私人交換的社會制度下，這種按比例分配勞動所藉以實現的形式，正是這些產品的交換價值。

　　馬克思:《馬克思致路德維希·庫格曼》( 1868年7月1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9頁。

　　經濟的、政治的和其他的反映同人的眼睛中的反映完全一樣，它們都通過聚光透鏡，因而表現為倒立的影像——頭足倒置。只是缺少一個使它們在觀念中又正過來的神經器官。貨幣市場的人所看到的工業和世界市場的運動，恰好只是貨幣和證券市場的倒置的反映，所以在他們看來結果就變成了原因。這種情況我早在40年代就在曼徹斯特看到過:倫敦的交易所行情報告對於認識工業的發展進程及其周期性的起落是絕對無用的，因為這些先生們想用貨幣市場的危機來解釋一切，而這種危機本身多半只是一些徵兆。當時的問題是有人要否認工業危機來源於暫時的生產過剩，所以問題還有讓人們趨向於進行曲解這一方面。現在，至少對我們來說這一點已經永遠消失，而且事實的確是這樣:貨幣市場也會有自己的危機，工業中的直接的紊亂對這種危機只起次要的作用，甚至根本不起作用。這裡還需要弄清和研究一些問題，特別是要考慮到最近20年的歷史。

　　凡是存在着社會規模的分工的地方，局部勞動過程也都成為相互獨立的。生產歸根到底是決定性的東西。但是，產品貿易一旦離開本來的生產而獨立起來，它就循着本身的運動方向運行，這一運動總的說來是受生產運動支配的，但是在單個的情況下和在這個總的隸屬關係以內，它畢竟還是循着這個新因素的本性所固有的規律運行的，這個運動有自己的階段，並且也對生產運動起反作用。美洲的發現是先前就已經驅使葡萄牙人到非洲去的那種黃金欲所促成的(參看澤特貝爾《貴金屬的生產》)，因為14世紀和15世紀蓬勃發展的歐洲工業以及與之相適應的貿易，要求有更多的交換手段，這是德國——1450—1550年的白銀大國——所提供不出來的。葡萄牙人、荷蘭人和英國人在1500—1800年間侵占印度，目的是要從印度輸入，誰也沒有想到要向那裡輸出。但是這些純粹由貿易利益促成的發現和侵略，終歸還是對工業起了極大的反作用:只是由於有向這些國家輸出的需要，才創立和發展了大工業。

　　貨幣市場也是如此。貨幣貿易同商品貿易一分離，它就有了——在生產和商品貿易所決定的一定條件下並在一定範圍內——它自己的發展，它自己的本性所決定的特殊規律和獨特階段。此外，貨幣貿易在這種進一步的發展中擴大到證券貿易，這些證券不僅是國家證券，而且也包括工業和運輸業的股票，因而總的說來支配着貨幣貿易的生產，有一部分就為貨幣貿易所直接支配，這樣貨幣貿易對於生產的反作用就變得更為厲害而複雜了。金融家是鐵路、礦山、鋼鐵廠等的所有者。這些生產資料獲得了雙重的性質:它們的經營時而應當適合於直接生產的利益，時而應當適合於股東(就他們同時是金融家而言)的需要。

　　關於這一點，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北美的鐵路。這些鐵路的經營完全取決於傑·古爾德、萬德比爾特這樣一些人當前的交易所業務——這種業務同某條特定的鐵路及其作為交通工具來經營的利益是完全不相干的。甚至在英國這裡我們也看到過各個鐵路公司為了劃分地盤而進行的長達數十年之久的鬥爭，這種鬥爭耗費了巨額資金，它並不是為了生產和運輸的利益，而完全是由於競爭造成的，這種競爭往往只有一個目的，即讓握有股票的金融家便於經營交易所業務。

　　在上述關於我對生產和商品貿易的關係以及兩者和貨幣貿易的關係的見解的幾點說明中，我基本上也已經回答了您關於歷史唯物主義本身的問題。從分工的觀點來看問題最容易理解。社會產生它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職能。被指定執行這種職能的人，形成社會內部分工的一個新部門。這樣，他們也獲得了同授權給他們的人相對立的特殊利益，他們同這些人相對立而獨立起來，於是就出現了國家。然後便發生像在商品貿易中和後來在貨幣貿易中發生的那種情形:新的獨立的力量總的說來固然應當尾隨生產的運動，然而由於它本身具有的，即它一經獲得便逐漸向前發展的相對獨立性，它又對生產的條件和進程發生反作用。這是兩種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經濟運動，另一方面是追求儘可能大的獨立性並且一經確立也就有了自己的運動的新的政治權力。總的說來，經濟運動會為自己開闢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經受它自己所確立的並且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政治運動的反作用，即國家權力的以及和它同時產生的反對派的運動的反作用。正如在貨幣市場中，總的說來，並且在上述條件之下，反映出，而且當然是頭足倒置地反映出工業市場的運動一樣，在政府和反對派之間的鬥爭中也反映出先前已經存在着並且正在鬥爭着的各個階級的鬥爭，但是這個鬥爭同樣是頭足倒置地、不再是直接地、而是間接地、不是作為階級鬥爭、而是作為維護各種政治原則的鬥爭反映出來的，並且是這樣頭足倒置起來，以致需
要經過上千年我們才終於把它的真相識破。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0年10月2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4—597頁。

　　我們把經濟條件看做歸根到底制約着歷史發展的東西。 而種族本身就是一種經濟因
素。 不過這裡有兩點不應當忽視:

　　政治、法、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但是，它們又都互相作用並對經濟基礎發生作用。這並不是說，只有經濟狀況才是原因，才是積極的，其餘一切都不過是消極的結果，而是說，這是在歸根到底不斷為自己開闢道路的經濟必然性的基礎上的相互作用。例如，國家就是通過保護關稅、自由貿易、好的或者壞的財政制度發生作用的，甚至德國庸人的那種從1648—1830年德國經濟的可憐狀況中產生的致命的疲憊和軟弱(最初表現為虔誠主義，爾後表現為多愁善感和對諸侯貴族的奴顏婢膝)，也不是沒有對經濟起過作用。這曾是重新振興的最大障礙之一，而這一障礙只是由於革命戰爭和拿破崙戰爭把慢性的窮困變成了急性的窮困才動搖了。所以，並不像人們有時不加思考地想象的那樣是經濟狀況自動發生作用，而是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他們是在既定的、制約着他們的環境中，是在現有的現實關係的基礎上進行創造的，在這些現實關係中，經濟關係不管受到其他關係——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多大影響，歸根到底還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它構成一條貫穿始終的、唯一有助於理解的紅線。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到現在為止，他們並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據一個共同的計劃，甚至不是在一個有明確界限的既定社會內來創造自己的歷史。他們的意向是相互交錯的，正因為如此，在所有這樣的社會裡，都是那種以偶然性為其補充和表現形式的必然性占統治地位。在這裡通過各種偶然性來為自己開闢道路的必然性，歸根到底仍然是經濟的必然性。這裡我們就來談談所謂偉大人物問題。恰巧某個偉大人物在一定時間出現於某一國家，這當然純粹是一種偶然現象。但是，如果我們把這個人去掉，那時就會需要有另外一個人來代替他，並且這個代替者是會出現的，不論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終總是會出現的。恰巧拿破崙這個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戰爭弄得精疲力竭的法蘭西共和國所需要的軍事獨裁者，這是個偶然現象。但是，假如沒有拿破崙這個人，他的角色就會由另一個人來扮演。這一點可以由下面的事實來證明:每當需要有這樣一個人的時候，他就會出現，如愷撒、奧古斯都、克倫威爾等等。如果說馬克思發現了唯物史觀，那麼梯葉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國所有的歷史編纂學家則表明，人們已經在這方面作過努力，而摩爾根對於同一觀點的發現表明，發現這一觀點的時機已經成熟了，這一觀點必定被發現。

　　歷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現象和表面的偶然現象都是如此。我們所研究的領域越是遠離經濟，越是接近於純粹抽象的意識形態，我們就越是發現它在自己的發展中表現為偶然現象，它的曲線就越是曲折。如果您畫出曲線的中軸線，您就會發現，所考察的時期越長，所考察的範圍越廣，這個軸線就越是接近經濟發展的軸線，就越是同後者平行而進。

　　恩格斯:《恩格斯致瓦爾特·博爾吉烏斯》( 1894年1月2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68—669頁。

　　四)從偶然性中看到必然性。

  必然性由人的實踐活動證明一旦證明這些關係必然會產生某個事物，那就不難確定，這一事物在何種外在條件下必定會現實地產生，在何種外在條件下即使已經有了需要，它也不可能產生。人們在確定這種情況時，幾乎可以像化學家確定某些具有親和力的物質在何種外在條件下必定會合成化合物那樣，做到準確無誤。因此我們認為，只要我們證明了自由報刊的必要性是從摩塞爾河沿岸地區的貧困狀況的特性中產生的，我們就為我們的敘述打下了超出任何人的因素範圍的基礎。

　　馬克思:《摩塞爾記者的辯護》( 1842年12月底—1843年1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363—364頁。

　　束縛形而上學的另一對立，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對立。還有什麼能比這兩個思維規定更尖銳地相互矛盾呢?這兩者怎麼可能是同一的，偶然的東西怎麼可能是必然的，而必然的東西怎麼可能是偶然的?常識和具有這種常識的大多數自然科學家都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看做永遠互相排斥的兩個規定。一個事物、一種關係、一個過程，不是偶然的，就是必然的，但是不能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所以兩者是並存於自然界中；自然界包含着各種各樣的對象和過程，其中有些是偶然的，另一些是必然的，在這裡重要的只是不要把這兩類混淆起來。例如，人們把種的有決定意義的性狀看做必然的，而把同一個種的各個個體的其他的差異稱作偶然的，這一點適用於植物和動物，也適用於結晶體。於是較低的群體對較高的來說又被看做偶然的，這樣一來，貓屬或馬屬里有多少不同的種，或一個綱里有多少屬和目，這些種里各有多少個體，或某一地區的動物有多少不同的種類，或動物區系和植物區系的一般狀況如何——所有這些都被說成是偶然的。於是，必然被說成是科學上唯一值得注意的東西，而偶然被說成是對科學無足輕重的東西。這就是說:凡是人們可以納入規律、因而是人們認識的東西，都是值得注意的；凡是人們不能納入規律、因而是人們不認識的東西，都是無足輕重的，都是可以不予理睬的。這樣一來，一切科學便停滯不前了，因為科學就是要研究我們不認識的東西。這就是說:凡是可以納入普遍規律的東西都被看成是必然的，凡是不能納入的都被看成是偶然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出；這就成了這樣一種科學，它把它能解釋的東西稱為自然的東西，而把它解釋不了的東西歸之於超自然的原因。我把解釋不了的東西的原因叫做偶然還是叫做上帝，這對事情本身來說是完全無關緊要的。這兩者無非以不同的方式表示，我對此沒有認識，因此它們不屬於科學的範圍。在必然的聯繫不起作用的地方，科學便停滯不前了。

　　與此對立的是決定論，它從法國唯物主義中移入自然科學，並且力圖用根本否認偶然性的辦法來對付偶然性。按照這種觀點，在自然界中占統治地位的，只是單純的直接的必然性。這個豌豆莢中有五粒豌豆，而不是四粒或六粒；這條狗的尾巴是五英寸長，絲毫不長，也絲毫不短:這朵苜蓿花今年已由一隻蜜蜂授粉，而那一朵卻沒有，而且這朵花是由這隻特定的蜜蜂在這一特定的時間內授粉的；這粒被風吹來的特定的蒲公英種子發了芽，而那一粒卻沒有；今天清晨四點鐘一隻跳蚤咬了我一口，而不是三點鐘或五點鐘，而且是咬在右肩上，而不是咬在左腿上——這一切都是由一條不可移易的因果鏈，由一種不可動搖的必然性造成的事實，而且產生太陽系的氣團早就被安排得使這些事情只能這樣發生，而不能以另外的方式發生。承認這樣一種必然性，我們還是沒有擺脫神學的自然觀。無論我們是用奧古斯丁和加爾文的說法把這叫做上帝的永恆的意旨，或者是用土耳其人的說法把這稱作天數，還是把這就叫做必然性，這對科學來說差不多是一樣的。在這裡的任何一個場合下都談不上對因果鏈的探索，因此，我們在一個場合下並不比在另一場合下更聰明一些，所謂必然性仍舊是一句空話，因而偶然性依然如故。只要我們不能證明豌豆莢中豌豆的粒數是由什麼原因決定的，豌豆的粒數就依舊是偶然的，而且，即使斷言這件事情在太陽系的原始構造中是早就預先安排好了的，我們也沒有前進一步。不僅如此，科學如果老是從因果鏈中去追溯這一個個的豌豆莢事例，那就不再成其為科學，而成了純粹的遊戲，因為單是這同一個豌豆莢就還具有其他無數的、獨具的、表現為偶然的特性:色彩的濃淡，豆殼的厚薄和軟硬，豆粒的大小，更不必說只有在顯微鏡下才能看到的那些獨具的特點了。因此，這一個豌豆莢所要求探索的因果聯繫，已經多得連全世界的全體植物學家都解決不了。可見，偶然性在這裡並沒有從必然性得到說明，而是反倒把必然性降低為純粹偶然性的產物。如果某個豆莢中有六粒豌豆而不是五粒或七粒這一事實，與太陽系的運動規律或能量轉化規律是處於同一等級的，那實際上就不是把偶然性提高為必然性，而是反倒把必然性降低為偶然性。不僅如此。某一地區內並存的各個有機的和無機的種和個體的多樣性，即使可以說是立足在堅不可摧的必然性之上的，但是就個別的種和個體來說，這種多樣性依然如故，仍是偶然的。就個別的動物來說，它生在什麼地方，遇到什麼樣的生活環境，什麼敵人和多少敵人威脅着它，這都是偶然的。一粒種子被風吹到什麼地方去，這對於母株是偶然的；這粒種子在什麼地方找到發芽的土壤，從而使子株成長起來，這對於子株也是偶然的；確信在這裡一切也都是立足在堅不可摧的必然性之上，這是一種可憐的安慰。在一定的地域，甚至在整個地球上，即使有種種永恆的原初決定，各種自然對象的紛然雜陳依舊是偶然的。

　　同這兩種觀點相對立，黑格爾提出了前所未聞的命題:偶然的東西正因為是偶然的，所以有某種根據，而且正因為是偶然的，所以也就沒有根據；偶然的東西是必然的；必然性自我規定為偶然性，而另一方面，這種偶然性又寧可說是絕對的必然性(《邏輯學》第編第3部分第2章:《現實》)。自然科學把這些命題當做悖理的文字遊戲、當做自相矛盾的胡說而根本不予理睬，並且在理論上一方面堅持沃爾弗那種思想貧乏的形而上學，認為一個事物不是偶然的，就是必然的，但是不能同時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又堅持同樣思想貧乏的機械的決定論，在口頭上籠統地否認偶然性，而在每一特定場合實際上又承認這種偶然性。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77—480頁。

　　我們在觀察運動着的物質時，首先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單個物體的單個運動間的相互聯繫，它們的相互制約。但是，我們不僅發現某一個運動後面跟隨着另一個運動，而且我們也發現，只要我們造成某個運動在自然界中發生時所必需的那些條件，我們就能引起這個運動，甚至我們還能引起自然界中根本不發生的運動(工業)，至少不是以這種方式發生的運動，並且我們能賦予這些運動以預先規定的方向和範圍。因此，由於人的活動，因果觀念即一個運動是另一個運動的原因這樣一種觀念得到確證。的確，單是某些自然現象的有規則的前後相繼，就能造成因果觀念:熱和光隨太陽而來；但是這裡不存在任何證明，而且就這個意義來說，休謨的懷疑論也許說得對:有規則的post hoc［在此之後］決不能為propter hoc［因此］提供根據[6]。但是人的活動對因果性作出驗證。如果我們用一面凹鏡把太陽光集中在焦點上，造成像普通的火光一樣的效果，那麼我們因此就證明了熱是從太陽來的。如果我們把引信、炸藥和彈丸放進槍膛裡面，然後發射，那麼我們可以期待事先從經驗已經知道的效果，因為我們能夠在所有的細節上探究包括發火、燃燒、由於突然變為氣體而產生的爆炸，以及氣體對彈丸的壓擠在內的全部過程。在這裡甚至懷疑論者都不能說，從以往的經驗中不能得出下一次將出現同樣情形的結論。確實有時候並不發生同樣的情形，引信或火藥失效，槍筒破裂，等等。但是這正好證明了因果性，而不是推翻了因果性，因為我們對這樣偏離常規的每一件事情加以適當的研究之後，都可以找出它的原因，如引信發生化學分解，火藥受潮，槍筒損壞，等等，因此在這裡可以說是對因果性作了雙重的驗證。自然科學和哲學一樣，直到今天還全然忽視人的活動對人的思維的影響；它們在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在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維的最本質的和最切近的基礎，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變化，而不僅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樣的程度上學會改變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樣的程度上發展起來。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82—483頁。

　　單憑觀察所得的經驗，是決不能充分證明必然性的。而post hoc［在此之後］並不是［因此］(《全書》第1部第84頁)。非常正確，不能從太陽總是在早晨升起便推斷它明天會再升起，而且事實上我們今天已經知道，總有一天太陽在早晨再也不升起。但是必然性的證明寓於人的活動中，寓於實驗中，寓於勞動中:如果我能夠造成post hoc，那麼它便和propter hoc等同了。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84頁。

　　在第二冊中，我們對於這個流通領域當然只能就它所產生的各種形式規定進行說明，論證資本的形態在流通領域內的繼續發展。但是事實上，這個領域是一個競爭的領域，就每一個別情況來看，在這個領域中是偶然性占統治地位。因此，在這個領域中，通過這些偶然性來為自己開闢道路並調節着這些偶然性的內部規律，只有在對這些偶然性進行大量概括的基礎上才能看到。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37—938頁。

　　在思維的歷史中，一個概念或概念關係(肯定和否定，原因和結果，實體和偶性)的發展同它們在個別辯證論者頭腦中的發展的關係，正像一個有機體在古生物學中的發展同它在胚胎學中(或者不如說在歷史中和在個別胚胎中)的發展的關係一樣。這種情形是黑格爾為說明概念而首先揭示出來的。在歷史的發展中，偶然性發揮着作用，而在辯證的思維中就像在胚胎的發展中一樣，這種偶然性融合在必然性中。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3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85—486頁。

　　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極，它的另一極叫做必然性。在似乎也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自然界中，我們早就證實，在每一個領域內，都有在這種偶然性中去實現自身的內在的必然性和規律性。而適用於自然界的，也適用於社會。一種社會活動，一系列社會過程，越是超出人們的自覺的控制，越是超出他們支配的範圍，越是顯得受純粹的偶然性的擺布，它所固有的內在規律就越是以自然的必然性在這種偶然性中去實現自身。這種規律也支配着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偶然性:它們作為異己的、起初甚至是未被認識的、其本性尚待努力研究和探索的力量，同各個生產者和交換的參加者相對立。商品生產的這些經濟規律，隨這個生產形式的發展階段的不同而有所變化，但是總的說來，整個文明都處在這些規律的支配之下。直到今天，產品仍然支配着生產者；直到今天，社會的全部生產仍然不是由共同制定的計劃，而是由盲目的規律來調節，這些盲目的規律，以自發的威力，最後在周期性商業危機的風暴中顯示着自己的作用。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4—195頁。

　　如果鬥爭只是在機會絕對有利的條件下才着手進行，那麼創造世界歷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話，那麼世界歷史就會帶有非常神秘的性質。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納入總的發展過程中，並且為其他偶然性所補償。但是，發展的加速和延緩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開始就站在運動最前
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這樣一種“ 偶然情況” 。

　　馬克思:《馬克思致路德維希·庫格曼》( 1871年4月1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54頁。

　　五)從曲折中看總的趨勢

　　他具有“開明的”成見:以為自從黑暗的中世紀以來必定會不斷朝着更美好的方向進步，這不僅妨礙他認識真正進步的對抗性質，而且也妨礙他認識個別的倒退情況。

　　恩格斯:《恩格斯致馬克思》( 1882年12月1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93—494頁。

　　最後的勝利依然是確定無疑的，但是迂迴曲折的道路，暫時的和局部的迷誤——雖然這也是難免的——，現在將會比以前多得多了。不過我們一定要克服這些障礙，否則，我們活着幹什麼呢?我們決不會因此喪失勇氣。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爾格》( 1883年3月1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5頁。

　　六)從批判地繼承或“揚棄”中看發展

　　第一批社會主義者(傅立葉、歐文、聖西門等人)由於當時的社會關係還沒有發展到足以使工人階級組織成為一個戰鬥的階級，所以他們必然僅僅去幻想未來的模範社會，並譴責工人階級旨在稍稍改善他們的狀況的一切嘗試，例如罷工、組織同盟和參與政治活動。雖然我們不應該否定這些社會主義的鼻祖，正如現代化學家不能否定他們的祖先鍊金術士一樣，但是我們應該努力避免重犯他們的錯誤，因為我們犯這樣的錯誤將是不可饒恕的。

　　馬克思:《政治冷淡主義》

　　年底—1873年1月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341頁。

　　還有一點不應當忘記:黑格爾學派雖然解體了，但是黑格爾哲學並沒有被批判地克服。施特勞斯和鮑威爾各自抓住黑格爾哲學的一個方面，在論戰中相互攻擊。費爾巴哈打破了黑格爾的體系，簡單地把它拋在一旁。但是簡單地宣布一種哲學是錯誤的，還制服不了這種哲學。像對民族的精神發展有過如此巨大影響的黑格爾哲學這樣的偉大創作，是不能用乾脆置之不理的辦法來消除的。必須從它的本來意義上“揚棄”它，就是說，要批判地消滅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過這個形式獲得的新內容。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6頁。

　　因為問題決不是要簡單地拋棄這兩千多年來的全部思想內容，而是要對它們進行批判，要把那些在錯誤的、但對於那個時代和發展過程本身來說是不可避免的唯心主義的形式內獲得的成果，從這種暫時的形式中剝取出來。而這是多麼困難，許許多多的自然科學家已經給我們提供了證明，他們在他們自己的那門科學中都是堅定的唯物主義者，但是在本門科學以外不僅是唯心主義者，甚至是虔誠的正教教徒。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58—459頁。

　　七)把握研究對象的內在本質。辨清內容與形式

       萬事開頭難，每門科學都是如此。所以本書第一章，特別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難理解的。其中對價值實體和價值量的分析，我已經儘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8]以貨幣形式為完成形態的價值形式，是極無內容和極其簡單的。然而，兩千多年來人類智慧對這種形式進行探討的努力，並未得到什麼結果[9]，而對更有內容和更複雜的形式的分析，卻至少已接近於成功。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已經發育的身體比身體的細胞容易研究些。並且，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

　　而對資產階級社會說來，勞動產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價值形式，就是經濟的細胞形式。在淺薄的人看來，分析這種形式好像是斤斤於一些瑣事。這的確是瑣事，但這是顯微解剖學所要做的那種瑣事。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1版序言

　　年7月2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7—8頁。

　　［M－19］在研究經濟範疇的發展時，正如在研究任何歷史科學、社會科學時一樣，應當時刻把握住:無論在現實中或在頭腦中，主體——這裡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都是既定的；因而範疇表現這個一定社會即這個主體的存在形式、存在規定，常常只是個別的側面；因此，這個一定社會在科學上也決不是在把它當做這樣一個社會來談論的時候才開始存在的。這必須把握住，因為這對於分篇直接具有決定的意義。

　　例如，從地租開始，從土地所有制開始，似乎是再自然不過的了，因為它是同土地，即同一切生產和一切存在的源泉結合着的，並且它又是同一切多少固定的社會的最初的生產形式即同農業結合着的。但是，這是最錯誤不過的了。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決定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係也決定其他一切關係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它掩蓋了一切其他色彩，改變着它們的特點。這是一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着它裡面顯露出來的一切存在的比重。

　　以游牧民族為例(純粹的漁獵民族還沒有達到真正發展的起點)。他們偶爾從事某種形式的耕作。這樣就規定了土地所有制。它是共同的，這種形式按照這些民族保持傳統的程度而或多或少地保留下來，斯拉夫人中的公社所有制就是個例子。在從事定居耕作(這種定居已是一大進步)，而且這種耕作像在古代社會和封建社會中那樣處於支配地位的民族那裡，連工業、工業的組織以及與工業相應的所有制形式都多少帶着土地所有制的性質；或者像在古代羅馬人中那樣工業完全附屬於耕作；或者像在中世紀那樣工業在城市中和在城市的各種關係上模彷着鄉村的組織。在中世紀，甚至資本——不是指純粹的貨幣資本——作為傳統的手工工具等等，也具有這種土地所有制的性質。

　　在資產階級社會中情況則相反。農業越來越變成僅僅是一個工業部門，完全由資本支
配。 地租也是如此。 在土地所有制處於支配地位的一切社會形式中， 自然聯繫還占優勢。

　　在資本處於支配地位的社會形式中，社會、歷史所創造的因素占優勢。不懂資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卻完全可以懂資本。資本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它必須成為起點又成為終點，必須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來說明。分別考察了兩者之後，必須考察它們相互關係。

　　［M－20］因此，把經濟範疇按它們在歷史上起決定作用的先後次序來排列是不行的，錯誤的。它們的次序倒是由它們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的相互關係決定的，這種關係同表現出來的它們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歷史發展的次序恰好相反。問題不在於各種經濟關係在不同社會形式的相繼更替的序列中在歷史上占有什麼地位。更不在於它們在“觀念上”(蒲魯東)(在關於歷史運動的一個模煳的表象中)的順序。而在於它們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的結構。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32頁。

　　既然像讀者已經感到遺憾地認識到的那樣，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現實的內部聯繫的分析，是一件極其複雜的事情，是一項極其細緻的工作；既然把看得見的、只是表面的運動歸結為內部的現實的運動是一種科學工作，那麼，不言而喻，在資本主義生產當事人和流通當事人的頭腦中，關於生產規律形成的觀念，必然會完全偏離這些規律，必然只是表面運動在意識中的表現。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348頁。

　　比較簡單的範疇，雖然在歷史上可以在比較具體的範疇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廣度上的充分發展恰恰只能屬於一個複雜的社會形式，而比較具體的範疇在一個比較不發展的社會形式中有過比較充分的發展。

　　勞動似乎是一個十分簡單的範疇。它在這種一般性上——作為勞動一般——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經濟學上從這種簡單性上來把握的“勞動”，和產生這個簡單抽象的那些關係一樣，是現代的範疇。例如，貨幣主義把財富看成還是完全客觀的東西，看成自身之外的物，存在於貨幣中。同這個觀點相比，重工主義或重商主義把財富的源泉從對象轉到主體的活動——商業勞動和工業勞動，已經是很大的進步，但是，他們仍然只是把這種活動本身理解為局限於取得貨幣的活動。同這個主義相對立的重農主義把勞動的一定形式——農業——看做創造財富的勞動，不再把對象本身看做裹在貨幣的外衣之中，而是看做產品一般，看做勞動的一般成果了。這種產品還與活動的局限性相應而仍然被看做自然規定的產品——農業的產品，主要是土地的產品。

　　［M－17］亞當·斯密大大地前進了一步，他拋開了創造財富的活動的一切規定性，——乾脆就是勞動，既不是工業勞動，又不是商業勞動，也不是農業勞動，而既是這種勞動，又是那種勞動。有了創造財富的活動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規定為財富的對象的一般性，這就是產品一般，或者說又是勞動一般，然而是作為過去的、對象化的勞動。這一步跨得多麼艱難，多麼巨大，只要看看連亞當·斯密本人還時時要回到重農主義，就可想見了。……

　　對任何種類勞動的同等看待，以各種現實勞動組成的一個十分發達的總體為前提，在這些勞動中，任何一種勞動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勞動。所以，最一般的抽象總只是產生在最豐富的具體發展的場合，在那裡，一種東西為許多東西所共有，為一切所共有。這樣一來，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另一方面，勞動一般這個抽象，不僅僅是各種勞動組成的一個具體總體的精神結果。對任何種類的勞動的同樣看待，適合於這樣一種社會形式，在這種社會形式中，個人很容易從一種勞動轉到另一種勞動，一定種類的勞動對他們來說是偶然的，因而是無差別的。這裡，勞動不僅在範疇上，而且在現實中都成了創造財富的一般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種特殊性的個人結合在一起的規定了。……所以，在這裡，“勞動”、“勞動一般”、直截了當的勞動這個範疇的抽象，這個現代經濟學的起點，才成為實際上真實的東西。所以，這個被現代經濟學提到首位的、表現出一種古老而適用於一切社會形式的關係的最簡單的抽象， 只有作為最現代的社會的範疇， 才
在這種抽象中表現為實際上真實的東西。 ……

　　［ M－ 18］ 勞動這個例子讓人信服的表明， 哪怕是最抽象的範疇， 雖然正是由於它們
的抽象而適用於一切時代， 但是就這個抽象的規定性本身來說， 同樣是歷史條件的產物，
而且只有對於這些條件並在這些條件之內才具有充分的適用性。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29頁。

　　體現生產工人的勞動的商品，其使用價值可能是最微不足道的。……相反，勞動作為生產勞動的特性只表現一定的社會生產關係。我們在這裡指的勞動的這種規定性，不是從勞動的內容或勞動的結果產生的，而是從勞動的一定的社會形式產生的。

　　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冊，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149頁。

　　可以理解，這一章里談的，只是純粹的、古典形態的采邑；這種采邑當然只是一種暫時的、並非到處同時出現的形態。可是，只有在這種純粹的形態上來把握它，才能理解經濟關係的這樣一些歷史表現形式，而羅特的主要功績之一就在於，他去除一切蕪雜的附屬物，取出了采邑這種古典形態。

　　恩格斯:《法蘭克時代》( 1878年中—1882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月第2版，第270頁。

　　當庸俗經濟學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內部聯繫卻傲慢地鼓吹事物從現象上看是另外的樣子的時候，他們自以為這是作出了偉大的發現。實際上，他們所鼓吹的是他們緊緊抓住了外表，並且把它當做最終的東西。這樣一來，科學究竟有什麼用處呢但是，在這裡事情還有另外的背景。內部聯繫一旦被了解，相信現存制度的永恆必要性的一切理論信仰，還在現存制度實際崩潰以前就會破滅。

　　馬克思:《馬克思致路德維希·庫格曼》( 1868年7月1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0頁。

　　八)把研究對象置於一定的歷史關聯環節中考察

     人們在生產和交換時所處的條件，各個國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個國家裡，各個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一切國家和一切歷史時代都是一樣的。從弓和箭，從石刀和僅僅是例外地出現的野蠻人的交換往來，到上千馬力的蒸汽機，到機械織機、鐵路和英格蘭銀行，有一段很大的距離。火地島的居民沒有達到進行大規模生產和世界貿易的程度，也沒有達到出現票據投機或交易所破產的程度。誰要想把火地島的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英國的政治經濟學置於同一規律之下，那麼，除了最陳腐的老生常談以外，他顯然不能揭示任何東西。因此，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它所涉及的是歷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產和交換的每個個別發展階段的特殊規律，而且只有在完成這種研究以後，它才能確立為數不多的、適用於生產一般和交換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規律。同時，不言而喻，適用於一定的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規律，對於具有這種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一切歷史時期也是適用的。例如，隨着金屬貨幣的採用，一系列適用於借金屬貨幣進行交換的一切國家和歷史時期的規律起作用了。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53—154頁。

　　不同的社會生產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長規律和過剩人口增長規律；過剩人口同赤貧是一回事。這些不同的規律可以簡單地歸結為同生產條件發生關係的種種不同方式，或者就活的個體來說，可以簡單地歸結為同他作為社會成員(因為他只在社會中從事勞動和占有)的再生產條件發生關係的種種不同方式。就個別的人或者某一部分人口來說，這種關係的解體，會把他們置於這種特定基礎的再生產條件之外，因而也就把他們變成了過剩人口，他們不僅一無所有，而且無法依靠勞動去占有生活資料，於是變成了赤貧。

　　只有在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方式下，赤貧才表現為勞動自身的結果，表現為勞動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因此，在一個社會生產階段上可能是過剩人口的情況，在另一個階段上卻不是這樣，而且過剩人口的作用可能是不同的。例如，古人遣送出去的移民就是過剩人口；也就是說，這些人在當時的物質的所有制基礎上，即在當時的生產條件下，不能在同一空間繼續生活下去。他們的人數同現代生產條件相比可能很少。然而，他們遠不是赤貧。麵包和娛樂時代的羅馬平民倒是赤貧。引起民族大遷徙的過剩人口，又是以其他條件為前提的。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前半部分(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607—608頁。

　　生產實際上有它的條件和前提，這些條件和前提構成生產的要素。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現為自然發生的東西。通過生產過程本身，它們就從自然發生的東西變成歷史的東西，並且對於這一個時期表現為生產的自然前提，對於前一個時期就是生產的歷史結果。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頁。

　　馬克思研究任何事物時都考查它的歷史起源和它的前提，因此，在他那裡，每一單個問題都自然要產生一系列的新問題。他研究原始時代的歷史，研究農學、俄國的和美國的土地關係、地質學等等，主要是為了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最完善地寫出關於地租的章節，而在他以前沒有人試圖這樣做過。

　　恩格斯:《馬克思，亨利希·卡爾》( 1892年11月9—25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5月第1版，第400頁。

　　要研究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之間的聯繫，首先必須把這種物質生產本身不是當作一般範疇來考察，而是從一定的歷史的形式來考察。例如，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生產，就和與中世紀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生產不同。如果物質生產本身不從它的特殊的歷史的形式來看，那就不可能理解與它相適應的精神生產的特徵以及這兩種生產的相互作用。從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見解。

　　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冊，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296頁。

　　馬克思了解古代奴隸主，中世紀封建主等的歷史必然性，因而了解他們的歷史正當性，承認他們在一定限度的歷史時期內是人類發展的槓桿；因而馬克思也承認剝削，即占有他人勞動產品的暫時的歷史正當性；但他同時證明，這種歷史的正當性現在不僅消失了，而且剝削不論以什麼形式繼續保存下去，已經日益愈來愈妨礙而不是促進社會的發展，並使之捲入愈來愈激烈的衝突中。

　　恩格斯:《法學家的社會主義》( 1886年11月—12月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年9月第1版，第557—558頁。

　　朗格先生(在《論工人問題……》第二版中)對我大加讚揚，但目的是為了抬高他自己。事情是這樣的，朗格先生有一個偉大的發現:全部歷史可以納入一個唯一的偉大的自然規律。這個自然規律就是“struggle for life”，即“生存鬥爭”這一句話(達爾文的說法這樣應用就變成了一句空話)，而這句話的內容就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規律，[10]或者更確切些說，人口過剩規律。這樣一來，就可以不去分析“生存鬥爭”如何在各種不同的社會形式中歷史地表現出來，而只要把每一個具體的鬥爭都變成“生存鬥爭”這句話，並且把這句話變成馬爾薩斯關於“人口的狂想”就行了。必須承認，這對於那些華而不實、假冒科學、高傲無知和思想懶惰的人說來倒是一種十分有用的方法。

　　馬克思:《馬克思致路德維希·庫格曼》( 1870年6月2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37—338頁。

　　在我們看來，所謂“經濟規律”並不是永恆的自然規律，而是既會產生又會消失的歷史性的規律，而現代政治經濟學大全，只要是由經濟學家真正客觀地編纂出來的，對我們來說不過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所賴以存在的規律和條件的總匯，一句話，是這個社會的生產條件和交換條件的抽象的描述和概括。因此，在我們看來，任何一個規律只要是表現純粹資產階級關係的，都不是先於現代資產階級社會而存在的；那些或多或少地對過去的全部歷史起過作用的規律則僅僅表現了以階級統治和階級剝削為基礎的一切社會狀態所共有的關係。所謂李嘉圖規律就屬於前者，它無論對農奴制還是對古代的奴隸制都不起作用；而所謂馬爾薩斯理論中的站得住腳的東西則屬於後者。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爾伯特·朗格》( 1865年3月29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25頁。

　　九)用歷史的觀點對研究對象做出評價

　　和現在的、“以外界的強制為基礎”的社會相反，“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標榜一種“以對內在人類本性的意識即理性為基礎”的理想的真正社會。因而，這種社會是以意識的意識、思維的思維為基礎的。這位“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甚至在表達方法上也和哲學家沒有區別了。他忘記了:不管是人們的“內在本性”，或者是人們的對這種本性的“意識”，“即”他們的“理性”，向來都是歷史的產物；甚至當人們的社會在他看來是以“外界的強制”為基礎的時候，他們的“內在本性”也是與這種“外界的強制”相適應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67—568頁。

　　這種幾何級數的繁殖，［照馬爾薩斯看來］是人的自然繁殖過程。在歷史上他會發現，人口是按照極不相同的比例發展的，過剩人口同樣是一種由歷史決定的關係，它並不是由數字或由生活資料的生產性的絕對界限決定的，而是由一定生產條件設定的界限決定的。［第一，］從數目來看，［以前各時代的過剩人口］是有限的。那些表示雅典人的過剩人口的數字，在我們看來是多麼微不足道!第二，從性質來看，由變成移民的自由雅典人構成的過剩人口，同收容在貧民習藝所里的工人構成的過剩人口極不相同。同樣，那些在修道院裡消耗剩餘產品的、過着乞討生活的過剩人口，同工廠里形成的過剩人口也大不一樣。但是，馬爾薩斯撇開了人口運動的這些一定的歷史規律。這些規律由於是人類本性的歷史，所以是自然的規律，但僅僅是在一定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人的自然規律，而這種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則是受人類本身歷史過程制約的。

　　馬爾薩斯所說的人，即被抽象化而不再是由歷史決定的人，只存在於他的頭腦里，因而與馬爾薩斯所說的這種自然的人相適應的幾何級數的繁殖法，也只存在於他的頭腦里。

　　因此，現實的歷史在馬爾薩斯看來是這樣的:他的自然人的繁殖不是歷史過程的抽象，不是現實繁殖的抽象，相反的，現實繁殖倒是馬爾薩斯理論的應用。所以，在歷史的每個階段上成為人口和過剩人口的條件，成為內在條件的那種東西，到了馬爾薩斯手裡卻成了妨礙人口按照馬爾薩斯的方式發展的一系列外部障礙。人類在歷史上生產和再生產的條件，成了馬爾薩斯的自然人的再生產的限制，而這種自然人不過是馬爾薩斯的創造物。　［VI－16］另一方面，生活資料的生產——它是受人的活動限制和決定的——表現為生產本身給自己設置的障礙。蕨類植物蔓延全球。它們的再生產，只有在它們的空間不夠了的時候才終止下來。它們的再生產根本不按算術比例。很難說馬爾薩斯在什麼地方發現過，自由生長的自然產物由於內在的衝動，沒有外部障礙，就會自動停止再生產。

　　馬爾薩斯把人類繁殖過程的內在的、在歷史上變化不定的界限，變為外部限制；把自然再生產的外部障礙，變為繁殖的內在界限或自然規律。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前半部分(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609—610頁。

　　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這些形式的科學分析，總是採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後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給勞動產品打上商品烙印，因而成為商品流通的前提的那些形式，在人們試圖了解它們的內容而不是了解它們的歷史性質(這些形式在人們看來已經是不變的了)以前，就已經取得了社會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因此，只有商品價格的分析才導致價值量的決定，只有商品共同的貨幣表現才導致商品的價值性質的確定。但是，正是商品世界的這個完成的形式——貨幣形式，用物的形式掩蓋了私人勞動的社會性質以及私人勞動者的社會關係，而不是把它們揭示出來。如果我說，上衣、皮靴等把麻布當做抽象的人類勞動的一般化身而同它發生關係，這種說法的荒謬是一目了然的。但是當上衣、皮靴等的生產者使這些商品同作為一般等價物的麻布(或者金銀，這絲毫不改變問題的性質)發生關係時，他們的私人勞動同社會總勞動的關係正是通過這種荒謬形式呈現在他們面前。

　　這種形式恰好形成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各種範疇。對於這個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即商品生產的生產關係來說，這些範疇是有社會效力的、因而是客觀的思維形式。因此，一旦我們逃到其他的生產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產的基礎上籠罩着勞動產品的一切魔法妖術，就立刻消失了。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3頁。

　　自然界不是一方面造成貨幣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而另一方面造成只是自己勞動力的占有者。這種關係既不是自然史上的關係，也不是一切歷史時期所共有的社會關係。它本身顯然是已往歷史發展的結果，是許多次經濟變革的產物，是一系列陳舊的社會生產形態滅亡的產物。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7頁。

　　正像馬克思尖銳地着重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的各個壞的方面一樣，同時他也明白地證明這一社會形式是使社會生產力發展到很高水平所必需的:在這個水平上，社會全體成員的平等的、合乎人的尊嚴的發展，才有可能。要達到這一點，以前的一切社會形式都太薄弱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才第一次創造出為達到這一點所必需的財富和生產力，但是它同時又創造出一個社會階級，那就是被壓迫的工人大眾。他們越來越被迫起來要求利用這種財富和生產力來為全社會服務，以代替現在為一個壟斷者階級服務的狀況。

　　恩格斯:《卡·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書評——為〈民主周報〉作》

　　年3月2—13日之間)，摘自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7頁。

　　年以前，我(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1]一書中)正好對18世紀英國所發生的勞動者被驅逐出自己家園的過程的主要特徵進行過描寫。此外，當時土地所有者和工廠主所干出的無恥勾當，這種驅逐行動必然首先對當事的勞動者在物質上和精神上造成的危害，在那裡也作了如實的描述。但是，我能想到要把這種可能是完全必然的歷史發展過程看成一種退步，後退得“比野蠻人還低下”嗎?絕對不能。1872年的英國無產者的發展程度比年的有自己的“家園”的農村織工不知要高出多少。有自己洞穴的原始人，有自己的土屋的澳洲人，有自己的家園的印第安人，難道能夠在什麼時候舉行六月起義或建立巴黎公社嗎

　　自從資本主義生產被大規模採用時起，工人的物質狀況總的來講是更為惡化了，對於這一點只有資產者才表示懷疑。但是，難道我們因此就應當深切地眷戀(也是很貧乏地)埃及人的肉鍋，眷戀那僅僅培養奴隸精神的農村小工業或者眷戀“野蠻人”嗎?恰恰相反。

　　只有現代大工業所造成的、擺脫了一切歷來的枷鎖、也擺脫了將其束縛在土地上的枷鎖並且被一起趕進大城市的無產階級，才能實現消滅一切階級剝削和一切階級統治的偉大社會變革。有自己家園的舊日農村手工織工永遠不能做到這一點，他們永遠不會產生這種想法，更說不上希望實現這種想法。

　　相反，在蒲魯東看來，近百年來的全部工業革命、蒸汽機、用機器代替手工勞動並把勞動生產力增加千倍的大生產，卻是一種極其可惡的事情，一種本來不應當發生的事情。

　　小資產者蒲魯東嚮往的世界是這樣的:每個人製造各自的產品，可以立即用來消費，也可以拿到市場上去交換；如果那時每個人能以另一種產品補償自己勞動產品的十足價值，那麼“永恆公平”就得到滿足，而最好的世界就建立起來了。但是，這個蒲魯東嚮往的最好的世界在萌芽狀態就已經被不斷前進的工業發展的腳步踏碎了。這種工業發展早已在大工業的一切部門中消滅了單獨勞動，並且在較小的和最小的部門中日益消滅着這種勞動，而代之以依靠機器和已可利用的自然力來進行的社會勞動，它所生產的可以立即用來交換或消費的產品是許多人共同勞動的成果。這種產品必須經過許多人的手才能生產出來。正是由於這種工業革命，人的勞動生產力才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以致在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創造了這樣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實行明智分工的條件下，不僅生產的東西可以滿足全體社會成員豐裕的消費和造成充足的儲備，而且使每個人都有充分的閒暇時間去獲得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文化——科學、藝術、社交方式等——中一切真正有價值的東西；並且不僅是去獲得，而且還要把這一切從統治階級的獨占品變成全社會的共同財富並加以進一步發展。關鍵就在這裡。人的勞動生產力既然已發展到這樣高的水平，統治階級存在的任何藉口便都被打破了。為階級差別辯護的最終理由總是說:一定要有一個階級無須為生產每天的生活必需品操勞，以便有時間為社會從事腦力勞動。這種廢話在此以前曾有其充分的歷史合理性，而現在被近百年來的工業革命一下子永遠根除了。統治階級的存在，日益成為工業生產力發展的障礙，同樣也日益成為科學和藝術發展，特別是文明社交方式發展的障礙。從來也沒有比我們現代的資產者更無知的人了。

　　但是，這一切同朋友蒲魯東毫不相干。他只要“永恆公平”，旁的什麼都不要。每個人應當用自己的產品換得自己的十足的勞動所得、自己的勞動的十足價值。但是，在現代工業產品上進行這樣的計算，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單個人在總產品中所占的份額，在先前單獨手工勞動的條件下自然而然表現在生產出的產品中，而現代工業則正好把這個份額掩蔽起來了。其次，現代工業日益消滅着作為蒲魯東全部體系基礎的單獨交換，即互相換取產品來供自己消費的兩個生產者間的直接交換。因此，整個蒲魯東主義都滲透着一種反動的特性:厭惡工業革命，時而公開時而隱蔽地表示希望把全部現代工業、蒸汽機、紡紗機以及其他一切壞東西統統拋棄，而返回到舊日的規規矩矩的手工勞動。哪怕這樣做我們會喪失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生產力，整個人類註定會陷入極可怕的勞動奴隸狀態，飢餓將成為一種常規，那也沒什麼了不起，只要我們能搞好交換，使每個人都能得到“十足的勞動所得”並且能實現“永恆公平”就行了! Fiat justitia，但有公平常在，哪怕世界毀滅

　　如果蒲魯東的這種反革命的東西確實能付諸實現，世界是要毀滅的。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 1872年5月—1873年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57—259頁。

　　當一種生產方式處在自身發展的上升階段的時候，甚至在和這種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分配方式下吃了虧的那些人也會歡迎這種生產方式。大工業興起時期的英國工人就是如此。

　　不僅如此，當這種生產方式對於社會還是正常的時候，滿意於這種分配的情緒，總的來說，會占支配的地位；那時即使發出了抗議，也只是從統治階級自身中發出來(聖西門、傅立葉、歐文)，而在被剝削的群眾中恰恰得不到任何響應。只有當這種生產方式已經走完自身的沒落階段的頗大一段行程時，當它多半已經過時的時候，當它的存在條件大部分已經消失而它的後繼者已經在敲門的時候——只有在這個時候，這種越來越不平等的分配，才被認為是非正義的，只有在這個時候，人們才開始從已經過時的事實出發訴諸所謂永恆正義。這種訴諸道德和法的做法， 在科學上絲毫不能把我們推向前進； 道義上的憤
怒， 無論多麼入情入理， 經濟科學總不能把它看做證據， 而只能看做象徵。 相反， 經濟科學的任務在於:

證明現在開始顯露出來的社會弊病是現存生產方式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這一生產方式快要瓦解的徵兆，並且從正在瓦解的經濟運動形式內部發現未來的、能夠消除這些弊病的、新的生產組織和交換組織的因素。憤怒出詩人[12]，在描寫這些弊病或者抨擊那些替統治階級效勞而否認或美化這些弊病的和諧派的時候，憤怒是適得其所的，可是憤怒在每一個這樣的場合下能證明的東西是多麼少，這從下面的事實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到現在為止的全部歷史中的每一個時代，都能為這種憤怒找到足夠的材料。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55—156頁。

　　講一些泛泛的空話來痛罵奴隸制和其他類似的現象，對這些可恥的現象發泄高尚的義憤，這是最容易不過的事情。可惜，這樣做僅僅說出了一件人所共知的事情，這就是:這種古希臘羅馬的制度已經不再適合我們目前的狀況和由這種狀況所決定的我們的感情。但是，這種制度是怎樣產生的，它為什麼存在，它在歷史上起了什麼作用，關於這些問題，我們並沒有因此而得到任何的說明。如果我們深入地研究一下這些問題，我們就不得不說——儘管聽起來是多麼矛盾和離奇——在當時的情況下，採用奴隸制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人類是從野蠻開始的，因此，為了擺脫野蠻狀態，他們必須使用野蠻的、幾乎是野獸般的手段，這畢竟是事實。古代的公社，在它們繼續存在的地方，從印度到俄國，在數千年中曾經是最野蠻的國家形式即東方專制制度的基礎。只是在公社瓦解的地方，各民族才靠自身的力量繼續向前邁進，他們最初的經濟進步就在於藉助奴隸勞動來提高和進一步發展生產。有一點是清楚的:當人的勞動的生產率還非常低，除了必要生活資料只能提供很少的剩餘的時候，生產力的提高、交往的擴大、國家和法的發展、藝術和科學的創立，都只有通過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這種分工的基礎是從事單純體力勞動的群眾同管理勞動、經營商業和掌管國事以及後來從事藝術和科學的少數特權分子之間的大分工。這種分工的最簡單的完全自發的形式，正是奴隸制。在古代世界，特別是希臘世界的歷史前提之下，進步到以階級對立為基礎的社會，這只能通過奴隸制的形式來完成的。甚至對奴隸來說，這也是一種進步的；成為大批奴隸來源的戰俘以前都被殺掉，再更早的時候甚至被吃掉，現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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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既然杜林先生因為希臘文化是以奴隸制為基礎而對它嗤之以鼻，那他可以用同樣的理由去責備希臘人沒有蒸汽機和電報。既然他斷言，我們現代的僱傭奴役制只能解釋為奴隸制的稍微變化和稍微緩和的遺物，而不能從它本身(即從現代社會的經濟規律)去加以說明，那麼這種論斷，要麼只是說僱傭勞動同奴隸制一樣，是奴役和階級統治的形式——而這是每個小孩子都知道的——，要麼就是錯誤的。因為根據同樣的理由，我們也可以說，僱傭勞動只能被解釋為緩和的吃人形式，現在到處都已經證實，吃人曾是處理戰敗敵人的原始形式。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88—190頁。

　　以往的社會主義固然批判了現存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後果，但是，它不能說明這個生產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對付這個生產方式；它只能簡單地把它當做壞東西拋棄掉。它越是激烈地反對同這種生產方式密不可分的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就越是不能明白指出，這種剝削是怎麼回事，它是怎樣產生的。但是，問題在於:一方面應當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聯繫和它在一定歷史時期存在的必然性，從而說明它滅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應當揭露這種生產方式的一直還隱蔽着的內在性質。這已經由於剩餘價值的發現而完成了。

　　已經證明，無償勞動的占有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通過這種生產方式對工人進行的剝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資本家按照勞動力作為商品在商品市場上所具有的全部價值來購買他的工人的勞動力，他從這種勞動力榨取的價值仍然比他對這種勞動力的支出要多；這種剩餘價值歸根到底構成了有產階級手中日益增加的資本量由以積累起來的價值量。這樣就說明了資本主義生產和資本生產的過程。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5頁。

　　全新的歷史創舉都要遭到被誤解的命運，即只要這種創舉與舊的，甚至已經死亡的社會生活形式可能有某些相似之處，它就會被誤認為是那些社會生活形式的翻版。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 1871年4月中旬—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56頁。

　　十)摒棄折中主義的方法

　　您在利潤率問題上為什麼走上了岔路，我認為，您的來信已經使我得到了一些解釋。

　　我在這裡發現了同一種陷入枝節問題的偏向，我把它歸咎於1848年以來在德國大學中流行的哲學研究的折中主義方法，這種方法丟掉了事物的總的概貌，過於經常地陷入一種幾乎是無休止、無結果的對枝節問題的思辨中。在古典作家中，您以前主要研究的恰好就是康德，而康德由於他那個時代的德國哲學研究的狀況，由於同學究氣十足的沃爾弗式的萊布尼茨主義的對立，也就或多或少地被迫在形式上對這種沃爾弗式的思辨作一些表面的讓步。我就是這樣來解釋您陷入枝節問題的偏向的，這種偏向也表現在您的來信中談到價值規律的那些題外話里；在這些地方，我認為您沒有經常注意總的聯繫，所以您把價值規律貶為一種虛構，一種必要的虛構，差不多就像康德把上帝的存在貶為實踐理性的一種假定一樣。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5年3月1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92—693頁。

　　十一)主體能動性與客觀限定性。自由與必然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為自然存在物，而且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動的自然存在物；這些力量作為天賦和才能、作為欲望存在於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為自然的、肉體的、感性的、對象性的存在物，同動植物一樣，是受動的、受制約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說，他的欲望的對象是作為不依賴於他的對象而存在於他之外的；但是，這些對象是他的需要的對象；是表現和確證他的本質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對象。說人是肉體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現實的、感性的、對象性的存在物，這就等於說，人有現實的、感性的對象作為自己本質的即自己生命表現的對象；或者說，人只有憑藉現實的、感性的對象才能表現自己的生命。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09—210頁。

　　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而且正是由於在分工範圍內社會關係的必然獨立化，在每一個人的個人生活同他的屈從於某一勞動部門以及與之相關的各種條件的生活之間出現了差別。這不應當理解為，似乎像食利者和資本家等已不再是有個性的個人了，而應當理解為，他們的個性是由非常明確的階級關係決定和規定的，上述差別只是在他們與另一階級的對立中才出現，而對他們本身來說，上述差別只是在他們破產之後才產生的。在等級中尤其是在部落中)這種現象還是隱蔽的，例如，貴族總是貴族，平民總是平民，不管他的其他關係如何；這是一種與他的個性不可分割的品質。有個性的個人與階級的個人的差別，個人生活條件的偶然性，只是隨着那本身是資產階級產物的階級的出現才出現的。只有個人相互之間的競爭和鬥爭才產生和發展了這種偶然性本身。因此，各個人在資產階級的統治下被設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為他們的生活條件對他們來說是偶然的；事實上，他們當然更不自由，因為他們更加屈從於物的力量。等級的差別特別顯着地表現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中。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1—572頁。

　　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着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麼，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並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於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於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只要我們固執地拒絕理解這種生產力的本性和性質(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辯護士正是抗拒這種理解的)，它就總是像上面所詳細敘述的那樣，起違反我們、反對我們的作用，把我們置於它的統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會在聯合起來的生產者手中從魔鬼似的統治者變成順從的奴僕。這裡的區別正像雷電中的電的破壞力同電報機和弧光燈的被馴服的電之間的區別一樣，正像火災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間的區別一樣。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0頁。

　　黑格爾第一個正確地敘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間的關係。在他看來，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必然只是在它沒有被理解時才是盲目的。”[14]自由不在於幻想中擺脫自然規律而獨立，而在於認識這些規律，從而能夠有計劃地使自然規律為一定的目的服務。這無論對外部自然的規律，或對支配人本身的肉體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規律來說，都是一樣的。這兩類規律，我們最多只能在觀念中而不能在現實中把它們互相分開。因此，意志自由只是藉助於對事物的認識來作出決定的能力。因此，人對一定問題的判斷越是自由，這個判斷的內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越大；而猶豫不決是以不知為基礎的，它看來好像是在許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可能的決定中任意進行選擇，但恰好由此證明它的不自由，證明它被正好應該由它支配的對象所支配。因此，自由就在於根據對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認識來支配我們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歷史發展的產物。最初的、從動物界分離出來的人，在一切本質方面是和動物本身一樣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在人類歷史的初期，發現了從機械運動到熱的轉化，即摩擦生火；在到目前為止的發展的末期，發現了從熱到機械運動的轉化，即蒸汽機。而儘管蒸汽機在社會領域中實現了巨大的解放性的變革——這一變革還沒有完成一半——，但是毫無疑問，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還是超過了蒸汽機，因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種自然力，從而最終把人同動物界分開。蒸汽機永遠不能在人類的發展中引起如此巨大的飛躍，儘管在我們看來，蒸汽機確實是所有那些以它為依靠的巨大生產力的代表，唯有藉助於這些生產力，才有可能實現這樣一種社會狀態，在這裡不再有任何階級差別，不再有任何對個人生活資料的憂慮，並且第一次能夠談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談到那種同已被認識的自然規律和諧一致的生活。但是，整個人類歷史還多麼年輕，硬說我們現在的觀點具有某種絕對的意義，那是多麼可笑，這一點從下述的簡單的事實中就可以看到:到目前為止的全部歷史，可以稱為從實際發現機械運動轉化為熱到發現熱轉化為機械運動這樣一段時間的歷史。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20—121頁。

　　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個體生存鬥爭停止了。

　　於是，人在一定意義上才最終地脫離了動物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人的生存條件。人們周圍的、至今統治着人們的生活條件，現在受人們的支配和控制，人們第一次成為自然界的自覺的和真正的主人，因為他們已經成為自身的社會結合的主人了。人們自己的社會行動的規律，這些一直作為異己的、支配着人們的自然規律而同人們相對立的規律，那時就將被人們熟練地運用，因而將聽從人們的支配。人們自身的社會結合一直是作為自然界和歷史強加於他們的東西而同他們相對立的，現在則變成他們自己的自由行動了。至今一直統治着歷史的客觀的異己的力量，現在處於人們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從這時起，人們才完全自覺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只是從這時起，由人們使之起作用的社會原因才大部分並且越來越多地達到他們所預期的結果。這是人類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飛躍。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4—565頁；恩格斯:《反杜林論》

　　年9月—1878年6月)，摘自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0頁。

　　十二)不能把實際的歷史運動歸結為“永恆真理”的概念運動。不能把辯證法變成詭辯法

　　我們且沿着這條迂迴曲折的道路跟蒲魯東先生走下去。

　　假定被當做不變規律、永恆原理、觀念範疇的經濟關係先於生動活躍的人而存在；再假定這些規律、這些原理、這些範疇自古以來就睡在“無人身的人類理性”的懷抱里。

　　我們已經看到，在這一切一成不變的、停滯不動的永恆下面沒有歷史可言，即使有，至多也只是觀念中的歷史，即反映在純粹理性的辯證運動中的歷史。既然蒲魯東先生認為各種觀念在辯證運動中不能互相“區分”，那麼他就一筆勾銷了運動的影子和影子的運動，而本來總還可以用它們造成某種類似歷史的東西。他沒有這樣做，反而把自己的無能歸罪於歷史，埋怨一切，甚至連法國話也埋怨起來。哲學家蒲魯東先生告訴我們“我們說什麼東西出現或者什麼東西生產出來，這種說法是不確切的，無論是在文明里還是在宇宙中，自古以來一切就存在着、活動着……整個社會經濟也是如此。”(第卷第102頁

　　自身起作用並且使蒲魯東先生本人也起作用的矛盾的創造力竟大到這樣程度，以至他本想說明歷史，但卻不得不否定歷史；本想說明社會關係的順次出現，但卻根本否定某種東西可以出現；本想說明生產及其一切階段，但卻否定某種東西可以生產出來。

　　這樣，在蒲魯東先生看來，再沒有什麼歷史，也沒有什麼觀念的順序了，可是，他那本大作卻繼續存在，而這部着作恰恰被他自己稱為“與觀念順序相一致的歷史”。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08—609頁。

　　現在再來談談蒲魯東先生。

　　每一種經濟關係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壞的一面；只有在這一點上蒲魯東先生沒有背叛自己。他認為，好的方面由經濟學家來揭示，壞的方面由社會主義者來揭露。他從經濟學家那裡借用了永恆關係的必然性；從社會主義者那裡借用了把貧困僅僅看做是貧困的幻想。

　　他對兩者都表示贊成，企圖拿科學權威當靠山。而科學在他看來已成為某種微不足道的科學公式了；他無休止地追逐公式。正因為如此，蒲魯東先生自以為他既批判了政治經濟學，也批判了共產主義；其實他遠在這兩者之下。說他在經濟學家之下，因為他作為一個哲學家，自以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純經濟的細節；說他在社會主義者之下，因為他既缺乏勇氣，也沒有遠見，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資產者的眼界。

　　他希望成為合題，結果只不過是一種合成的錯誤。

　　他希望充當科學泰斗，凌駕於資產者和無產者之上，結果只是一個小資產者，經常在資本和勞動、政治經濟學和共產主義者之間搖來擺去。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16—617頁。

　　蒲魯東是天生地傾向於辯證法的。但是他從來也不懂得真正科學的辯證法，所以他陷入了詭辯的泥坑。實際上這是和他的小資產階級觀點有聯繫的。小資產者像歷史編纂學家勞默一樣，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構成的。小資產者在自己的經濟利益上是如此，因而在自己的政治上、在自己的宗教觀點、科學觀點和藝術觀點上也是如此。他們在自己的道德上是如此，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如此。他們是活生生的矛盾。如果說他們同時還像蒲魯東那樣是有才智的人，那麼他們很快就會學會玩弄自身的矛盾，並且根據具體情況把這些矛盾變成出人意料的、大吹大擂的、時而醜惡、時而輝煌的悖論。科學上的招搖撞騙和政治上的投機，都是和這種觀點分不開的。對這種人來說，只有一種動力，那就是虛榮心，像一切愛虛榮的人一樣，他們所關心的只是眼前的成功、一時的風頭。這樣，那種例如使盧梭這樣的人不斷避免向現存政權作任何即使是表面妥協的簡單的道德感，也必然消失了。

　　馬克思:《論蒲魯東》( 1865年1月2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24頁。

　　所有權成為蒲魯東先生的體系中的最後一個範疇。在現實世界中，情形恰恰相反:蒲魯東先生的分工和所有其他範疇都是社會關係，這些關係的總和構成現在稱之為所有權的東西；在這些關係之外，資產階級所有權不過是形而上學的或法學的幻想。另一時代的所有權，封建所有權，是在完全不同的社會關係中發展起來的。蒲魯東先生把所有權規定為獨立的關係，就不只是犯了方法上的錯誤:他清楚地表明自己沒有理解把資產階級生產所具有的各種形式結合起來的紐帶，他不懂得一定時代中各種生產形式的歷史的和暫時的性質。蒲魯東先生看不到現代種種社會制度是歷史的產物，既不懂得它們的起源，也不懂得它們的發展，所以他只能對它們作教條式的批判。

　　馬克思:《馬克思致帕維爾·瓦西里耶維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47頁。

　　現在我給您舉一個蒲魯東先生的辯證法的例子。

　　自由和奴隸制形成一種對抗。我沒有必要談自由的好的方面或壞的方面。至於奴隸制，那麼它的壞的方面就不必去說了。唯一需要說明的，是奴隸制的好的方面。這裡所說的，不是間接奴隸制，即對無產者的奴役。這裡所說的，是直接奴隸制，即在蘇里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的黑奴制。

　　直接奴隸制也像機器、信貸等一樣，是我們現代工業的樞紐。沒有奴隸制，就沒有棉花；沒有棉花，就沒有現代工業。奴隸制使殖民地具有了價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貿易，而世界貿易則是機器大工業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在買賣黑奴以前，殖民地給予舊大陸的產品很少，沒有顯着地改變世界的面貌。可見，奴隸制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經濟範疇。沒有奴隸制，北美這個最進步的國家就會變成宗法式的國家。只要從世界地圖上抹去北美，結果就會出現混亂狀態，就會出現貿易和現代文明的徹底衰落。但是，讓奴隸制消失，那就等於從世界地圖上把美國抹去。可見，正因為奴隸制是一個經濟範疇，所以奴隸制從世界開始存在時起就在各個民族中存在。現代各民族無非是善於在本國把奴隸制掩飾起來，而在新大陸則公開地推行它。這樣思考過奴隸制以後，這位善良的蒲魯東先生又將怎麼辦呢他會尋找自由和奴隸制的綜合，尋求真正的中庸之道，即奴隸制和自由的平衡。

　　馬克思:《馬克思致帕維爾·瓦西里耶維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9頁。

　　蒲魯東先生無法探索出歷史的實在進程，他就給我們提出了一套怪論，一套妄圖充當辯證怪論的怪論。他覺得沒有必要談到17、18世紀和19世紀，因為他的歷史是在想象的雲霧中發生並高高超越於時間和空間的。一句話，這是黑格爾式的陳詞濫調，這不是歷史，不是世俗的歷史——人類的歷史，而是神聖的歷史——觀念的歷史。在他看來，人不過是觀念或永恆理性為了自身的發展而使用的工具。薄魯東先生所說的進化，是在絕對觀念的神秘懷抱中發生的進化。如果揭去這種神秘詞句的帷幕，那就可以看到，蒲魯東先生給我們提供的是經濟範疇在他的頭腦中的排列次序。我用不着花很多力氣就可以向您證明，這是一個非常沒有秩序的頭腦中的秩序。

　　馬克思:《馬克思致帕維爾·瓦西里耶維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4頁。

　　蒲魯東先生很清楚地了解，人們生產呢子、麻布、絲綢——了解這麼點東西確是一個大功勞!可是，蒲魯東先生不了解，人們還按照自己的生產力而生產出他們在其中生產呢子和麻布的社會關係。蒲魯東先生更不了解，適應自己的物質生產水平而生產出社會關係的人，也生產出各種觀念、範疇，即恰恰是這些社會關係的抽象的、觀念的表現。所以，範疇也和它們所表現的關係一樣不是永恆的。它們是歷史的和暫時的產物。而在蒲魯東先生看來卻完全相反，抽象、範疇是始因。根據他的意見，創造歷史的，正是抽象、範疇，而不是人。抽象、範疇就其本身來說，即把它同人們及其物質活動分離開來，自然是不朽的、不變的、不動的。它不過是一種純粹理性的存在物，這乾脆就是說，抽象就其本身來說是抽象的。多麼美妙的同義反覆

　　這樣，當做範疇形式來看的經濟關係，對於蒲魯東先生說來，是既無起源又無發展的永恆的公式。

　　換個方式說:蒲魯東先生不是直接肯定資產階級生活對他說來是永恆的真理。他間接地說出了這一點，因為他神化了以觀念形式表現資產階級關係的範疇。既然市民社會的產物被他想象為範疇形式、觀念形式，他就把這些產物視為自行產生的、具有自己的生命的、永恆的東西。可見，他並沒有超出資產階級的視野。由於他談到資產階級的觀念時，認為它們是永恆真理，所以他就尋找這些觀念的綜合，尋求它們的平衡，而沒有看到，現在它們達到平衡的方式是唯一可能的方式。

　　其實，他所做的是一切好心的資產者所做的事情。他們都說，競爭、壟斷等在原則上，即如果把它們看做抽象的觀念，是生活的唯一的基礎，但是它們在實踐中還得大加改善。他們全都希望有競爭而沒有競爭的悲慘後果。他們全都希望有一種不可能的事情，即希望有資產階級的生活條件而沒有這些條件的必然後果。他們全都不了解，資產階級生產形式是一種歷史的和暫時的方式，也正像封建形式的情況一樣。他們之所以犯這個錯誤，是由於在他們看來作為資產者的人是一切社會的唯一可能的基礎，是由於他們不能想象會
有這樣一種社會制度:在那裡人不再是資產者。

　　馬克思:《馬克思致帕維爾·瓦西里耶維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9—50頁。

　　蒲魯東同樣荒謬地說(這足以說明空談的社會主義是如何從經濟規定的角度來考察社會的

　　“對社會來說，資本和產品之間的區別是不存在的。這種區別對個人來說完全是主觀的。”

　　他把一定的社會形式稱為主觀的東西，而把主觀的抽象稱為社會。產品本身屬於任何勞動方式，而不論勞動方式的一定的社會形式如何。產品只有在它表示一定的，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關係時才成為資本。蒲魯東先生從社會的角度進行的考察，把那些恰恰表示着一定的社會關係或經濟的形式規定性的區別忽略掉，抽象掉了。這就像有人說:從社會的角度來看，並不存在奴隸和公民；兩者都是人。其實正相反，在社會之外他們才是人。是奴隸或是公民，這是A這個人和B這個人的一定的社會存在方式。A這個人本身並不是奴隸，他在他所隸屬的社會裡並通過社會才成為奴隸。成為奴隸和成為公民，這是社會的規定，是A和B這兩個人的關係。蒲魯東先生在這裡就資本和產品所說的話，意思指的是，從社會的角度來看，資本家和工人之間不存在區別；其實恰恰只有從社會的角度來看才存在着這種區別。值得注意的是，蒲魯東用高談闊論來掩飾他沒有能力從商品範疇(概念)轉到資本範疇。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61—1863年手稿)》( 1861年8月—1863 年7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2版，第175—176頁。

　　蒲魯東先生必然是一個空論家。變革現代世界的歷史運動，對他來說不過是要發現兩種資產階級思想的正確的平衡、綜合的問題。於是這個機靈的傢伙就借用他的敏銳感覺來發現上帝的隱秘思想，發現兩個孤立思想的統一，而這兩個思想所以是孤立的，僅僅是因為蒲魯東先生把它們從實際生活中孤立出來，把它們從現代生產即作為這兩個思想所表現的種種現實的結合物的現代生產中孤立出來。蒲魯東先生用自己頭腦中奇妙的運動，代替了由於人們既得的生產力和他們的不再與此種生產力相適應的社會關係相互衝突而產生的偉大歷史運動，代替了在一個民族內各個階級間以及各個民族彼此間醞釀着的可怕的戰爭，代替了唯一能解決這種衝突的群眾的實踐和暴力的行動，總之，代替了這一廣闊的、持久的和複雜的運動。可見，歷史是由學者，即由有本事從上帝那裡竊取隱秘思想的人們創造的。平凡的人只需應用他們所泄露的天機。

　　您現在就可以了解，為什麼蒲魯東先生十分強烈地敵視一切政治運動。在他看來，現代各種問題不是解決於社會行動，而是解決於他頭腦中的辯證的旋轉運動。由於在他看來範疇是動力，所以要改變範疇，是不必改變現實生活的；完全相反，範疇必須改變，而結果就會是現存社會的改變。

　　馬克思:《馬克思致帕維爾·瓦西里耶維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51頁。

　　十三)把握人類改造自然的活動與生態環境關係演進的規律性

      生產的原始條件(或者同樣也可以說:由於兩性間的自然過程而增多的人的再生產的原始條件；因為這種再生產，一方面表現為主體對客體的占有，另一方面，同樣也表現為客體的塑形，客體從屬於主體的目的，客體轉化為主體活動的結果和容器)最初本身不可能是生產出來的，不可能是生產的結果。需要說明的，或者成為某一［V－4］歷史過程的結果的，不是活的和活動的人同他們與自然界進行物質變換的自然無機條件之間的統一，以及他們因此對自然界的占有；而是人類存在的這些無機條件同這種活動的存在之間的分離，這種分離只是在僱傭勞動與資本的關係中才得到完全的發展。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39頁。

　　如果說人靠科學和創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麼自然力也對人進行報復，按人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人服從一種真正的專制，而不管社會組織怎樣。

　　恩格斯:《論權威》( 1872年10月—1873年3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336頁。

　　但是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每一次勝利，起初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往後和再往後卻發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最初的結果又消除了。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為了得到耕地，毀滅了森林，但是他們做夢也想不到，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為不毛之地，因為他們使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積聚中心和貯藏庫。阿爾卑斯山的意大利人，當他們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護的樅樹林砍光用盡時，沒有預料到，這樣一來，他們就把本地區的高山畜牧業的根基毀掉了；他們更沒有預料到，他們這樣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內枯竭了，同時在雨季又使更加兇猛的洪水傾瀉到平原上。在歐洲推廣馬鈴薯的人，並不知道他們在推廣這種含粉塊莖的同時也使瘰癧症傳播開來了。因此我們每走一步都要記住:我們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族人那樣支配自然界，決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於自然界和存在於自然之中的；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支配作用，就在於我們比其他一切生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559—560頁。

　　西班牙的種植場主曾在古巴焚燒山坡上的森林，以為木灰作為肥料足夠最能贏利的咖啡樹利用一個世代之久，至於後來熱帶的傾盆大雨竟沖毀毫無保護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這同他們又有什麼相干呢?在今天的生產方式中，面對自然界和社會，人們注意的主要是最初的最明顯的成果，可是後來人們又感到驚訝的是:取得上述成果的行為所產生的較遠的後果，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數情況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562—563頁。

　　我們所說的生產排泄物，是指工業和農業的廢料，消費排泄物則部分地指人的自然的新陳代謝所產生的排泄物，部分地指消費品消費以後殘留下來的東西。因此，化學工業在小規模生產時損失掉的副產品，製造機器時廢棄的但又作為原料進入鐵的生產的鐵屑等，是生產排泄物。人的自然排泄物和破衣碎布等，是消費排泄物。消費排泄物對農業來說最為重要。在利用這種排泄物方面，資本主義經濟浪費很大；例如，在倫敦，450萬人的糞便，就沒有什麼好的處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錢來汙染泰晤士河。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15頁。

　　所有已經或者正在經歷這種過程的國家，或多或少都有這樣的情況。地力耗損——如在美國；森林消失——如在英國和法國，目前在德國和美國也是如此；氣候改變、江河乾涸在俄國大概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厲害，因為給各大河流提供水源的地帶是平原，沒有像為萊茵河、多瑙河、羅訥河及波河提供水源的阿爾卑斯山那樣的積雪。農業舊有條件遭到破壞，向大農場資本主義經營方式逐漸過渡——這些都是在英國和德國東部已經完成了的而在其他地方正在普遍進行着的過程。

　　恩格斯:《恩格斯致尼古拉·弗蘭策維奇·丹尼爾遜》( 1892年6月1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27頁。

　　事實上，我們一天天地學會更正確地理解自然規律，學會認識我們對自然界習常過程的干預所造成的較近或較遠的後果。特別自本世紀自然科學大踏步前進以來，我們越來越有可能學會認識並從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們的最常見的生產行為所造成的較遠的自然後果。……

　　但是，如果說我們需要經過幾千年的勞動才多少學會估計我們的生產行為在自然方面的較遠的影響，那麼我們想學會預見這些行為在社會方面的較遠的影響就更加困難得多了。……但是，就是在這一領域中，我們也經過長期的、往往是痛苦的經驗，經過對歷史材料的比較和研究，漸漸學會了認清我們的生產活動在社會方面的間接的、較遠的影響，從而也有可能去控制和調節這些影響。

　　但是要實行這種調節，僅僅有認識還是不夠的。為此需要對我們的直到目前為止的生產方式，以及同這種生產方式一起對我們的現今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

　　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生產方式，都僅僅以取得勞動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時候才顯現出來的、通過逐漸的重複和積累才產生效應的較遠的結果，則完全被忽視了。原始的土地公有制，一方面同眼界極短淺的人們的發展狀態相適應，另一方面以可用土地的一定剩餘為前提，這種剩餘為應付這種原始經濟的意外的災禍提供了某種周旋餘地。這種剩餘的土地用光了，公有制也就衰落了。而一切較高的生產形式，都導致居民分為不同的階級，因而導致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的對立；這樣一來，生產只要不以被壓迫者的最貧乏的生活需要為限，統治階級的利益就會成為生產的推動因素。在西歐現今占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這一點表現得最為充分。支配着生產和交換的一個個資本家所能關心的，只是他們的行為的最直接的效益。不僅如此，甚至連這種效益——就所製造的或交換的產品的效用而言——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銷售時可獲得的利潤成了唯一的動力。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560—562頁。

　　十四)把握人類歷史由分散孤立的地區史走向互相聯繫成為一個整體的世界歷史、進而走向世界大同的規律性

      大工業建立了由美洲的發現所準備好的世界市場。世界市場使商業、航海業和陸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這種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工業的擴展，同時，隨着工業、商業、航海業和鐵路的擴展，資產階級也在同一程度上發展起來，增加自己的資本，把中世紀遺留下來的一切階級排擠到後面去。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2—33頁。

　　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範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於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例如，如果在英國發明了一種機器，它奪走了印度和中國的無數勞動者的飯碗，並引起這些國家的整個生存形式的改變，那麼，這個發明便成為一個世界歷史性的事實；同樣，砂糖和咖啡是這樣來表明自己在19世紀具有的世界歷史意義的:拿破崙的大陸體系所引起的這兩種產品的匱乏推動了德國人起來反抗拿破崙，從而就成為光榮的1813年解放戰爭的現實基礎。由此可見，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不是“自我意識”、世界精神或者某個形而上學幽靈的某種純粹的抽象行動，而完全是物質的，可以通過經驗證明的行動，每一個過着實際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個人都可以證明這種行動。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0—541頁。

　　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於全球各地。它們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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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5—36頁。

　　資本一方面具有創造越來越多的剩餘勞動的趨勢，同樣，它也具有創造越來越多的交換地點的補充趨勢；在這裡從絕對剩餘價值或絕對剩餘勞動的角度來看，這也就是造成越來越多的剩餘勞動作為自身的補充；從本質上來說，就是推廣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或與資本相適應的生產方式。創造世界市場的趨勢已經直接包含在資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現為必須克服的限制。首先，要使生產本身的每一個要素都從屬於交換，要消滅直接的、不進入交換的使用價值的生產，也就是說，要用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來代替以前的、從資本的觀點來看是原始的生產方式。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8頁。

　　資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毀交往即交換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個地球作為它的市場，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時間去消滅空間，就是說，把商品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所花費的時間縮減到最低限度。資本越發展，從而資本藉以流通的市場，構成資本流通空間道路的市場越擴大，資本同時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間上更加擴大市場，力求用時間去更多地消滅空間。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9頁。

　　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使反動派大為惋惜的是，資產階級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並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舊的、靠本國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帶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5頁。

　　單個人隨着自己的活動擴大為世界歷史性的活動，越來越受到對他們來說是異己的力量的支配(他們把這種壓迫想象為所謂世界精神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擴大的、歸根結底表現為世界市場的力量的支配，這種情況在迄今為止的歷史中當然也是經驗事實。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1頁。

　　這種“異化”(用哲學家易懂的話來說)當然只有在具備了兩個實際前提之後才會消滅。要使這種異化成為一種“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為革命所要反對的力量，就必須讓它把人類的大多數變成完全“沒有財產的”人，同時這些人又同現存的有錢有教養的世界相對立，而這兩個條件都是以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為前提的。另一方面，生產力的這種發展(隨着這種發展，人們的世界歷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時已經是經驗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絕對必需的實際前提，還因為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只會有貧窮、極端貧困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必須重新開始爭奪必需品的鬥爭，全部陳腐汙濁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其次，生產力的這種發展之所以是絕對必需的實際前提，還因為:只有隨着生產力的這種普遍發展，人們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來；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產生一切民族中同時都存在着“沒有財產的”群眾這一現象(普遍現象)，使每一民族都依賴於其他民族的變革；最後，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經驗上普遍的個人所代替。不這樣，( 1)共產主義就只能作為某種地域性的東西而存在； ( 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發展成為一種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們會依然處於地方的、籠罩着迷信氣氛的“狀態”； ( 3)交往的任何擴大都會消滅地域性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只有作為占統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時發生的行動，在經驗上才是可能的，而這是以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相聯繫的世界交往為前提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8—539頁。

　　無產階級只有在世界歷史意義上才能存在，就像共產主義——它的事業——只有作為“世界歷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實現一樣。而各個人的世界歷史性的存在，也就是與世界歷史直接相聯繫的各個人的存在。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9頁。

　　另一種情況也具有同樣的經驗根據，這就是:隨着現存社會制度被共產主義革命所推翻(下面還要談到這一點)以及與這一革命具有同等意義的私有制的消滅，這種對德國理論家們來說是如此神秘的力量也將被消滅；同時，每一個單個人的解放程度是與歷史完全轉變為世界歷史的程度一致的[16]。至於個人在精神上的現實豐富性完全取決於他的現實關係的豐富性，根據上面的敘述，這已經很清楚了。只有這樣，單個人才能擺脫種種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個世界的生產(也同精神的生產)發生實際聯繫，才能獲得利用全球的這種全面的生產(人們的創造)的能力。各個人的全面的依存關係、他們的這種自然形成的世界歷史性的共同活動的最初形式，由於這種共產主義革命而轉化為對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覺的駕馭，這些力量本來是由人們的相互作用產生的，但是迄今為止對他們來說都作為完全異己的力量威懾和駕馭着他們。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1—542頁。

　　單是大工業建立了世界市場這一點，就把全球各國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國家的人民，彼此緊密地聯繫起來，以致每一國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個國家發生的事情的影響。此外，大工業使所有文明國家的社會發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這些國家，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成了社會上兩個起決定作用的階級，它們之間的鬥爭成了當前的主要鬥爭。因此，共產主義革命將不是僅僅一個國家的革命，而是將在一切文明國家裡，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同時發生的革命，在這些國家的每一個國家中，共產主義革命發展得較快或較慢，要看這個國家是否有較發達的工業，較多的財富和比較大量的生產力。因此，在德國實現共產主義革命最慢最困難，在英國最快最容易。共產主義革命也會大大影響世界上其他國家，會完全改變並大大加速它們原來的發展進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將有世界性的活動場所。

　　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 1847年10月底—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87頁。

　　資產階級歷史時期負有為新世界創造物質基礎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類互相依賴為基礎的普遍交往，以及進行這種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發展人的生產力，把物質生產變成對自然力的科學支配。資產階級的工業和商業正為新世界創造這些物質條件，正像地質變革創造了地球表層一樣。只有在偉大的社會革命支配了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並且使這一切都服從於最先進的民族的共同監督的時候，人類的進步才會不再像可怕的異教神怪那樣，只有用被殺害者的頭顱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 1853年7月2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91頁。

　　勞動的解放[17]既不是一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個國家的問題，而是涉及存在現代社會的一切國家的社會問題，它的解決有賴於最先進的國家在實踐上和理論上的合作。

　　馬克思:《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 1871年9月底10月初—大約11月6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26頁。

　　一般說來，大工業到處造成了社會各階級間相同的關係，從而消滅了各民族的特廡浴Ｗ詈螅�当脩┗民族的资产阶级回暎衬[潘�的特殊的民族利覌鼓时簼}�大工业葎搮矡吞K庋�一更x准叮�这更x准對謁�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覌偓灾]�膿屼燅族稉茀Q砸丫�消梅w�震}且桓穌嬲�同整更兩蕿懤_牙攵�同时渔R脛�痘洟的阶级。大工覔鯁决蕵嫟却T宰時炯業墓叵擔�而且使劳动迸f磯汲晌�工人不堪忍受诞��析��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7頁。

　　大工業便把世界各國人民互相聯繫起來，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場聯合成為一個世界市場，到處為文明和進步做好了準備，使各文明國家裡發生的一切必然影響到其餘各國。

　　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 1847年10月底—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80頁。

　　十五)堅持不斷發展論，擯棄包括資本主義永恆論在內的一切永恆論

　　如果我們回想一下馬爾薩斯，那麼現代政治經濟學的全部秘密就暴露在我們面前了。

　　這個秘密不過在於把一個特定的歷史時代獨有的、適應一定的物質生產狀況的暫時的社會關係，變成永恆的、普遍的、固定的規律，即他們所說的自然規律。由物質生產過程中的革命和進化造成的社會關係的根本改造，被政治經濟學家們視為純粹的空想。他們看到某一特定時代的經濟界限，但他們不懂得這些界限本身具有局限性，它們是歷史發展造成的，同樣必然要在歷史的發展進程中消失。

　　馬克思:《戰爭問題。——不列顛的人口和貿易報告書。——議會動態》

　　年8月9日和12日)，摘自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283頁。

　　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使實際的資產者最深切地感到資本主義社會充滿矛盾的運動的，是現代工業所經歷的周期循環的各個變動，而這種變動的頂點就是普遍危機。這個危機又要臨頭了，雖然它還處於預備階段；由於它的舞台的廣闊和它的作用的強烈，它甚至會把辯證法灌進新的神聖普魯士德意志帝國的暴發戶們的頭腦里去。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2版跋( 1873年1月2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2—23頁。

　　經濟學家們的論證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們認為只有兩種制度:一種是人為的，一種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為的，資產階級制度是天然的。在這方面，經濟學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為兩類的神學家。一切異教都是人們臆造的，而他們自己的宗教則是神的啟示。

　　經濟學家所以說現存的關係(資產階級生產關係)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說明，這些關係正是使生產財富和發展生產力得以按照自然規律進行的那些關係。因此，這些關係是不受時間影響的自然規律。這是應當永遠支配社會的永恆規律。於是，以前是有歷史的，現在再也沒有歷史了。以前所以有歷史，是由於有過封建制度，由於在這些封建制度中有一種和經濟學家稱為自然的、因而是永恆的資產階級社會生產關係完全不同的生產關係。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12—613頁。

　　達爾文的全部生存鬥爭學說，不過是把霍布斯關於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的學說和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競爭學說以及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從社會搬到生物界而已。變完這個戲法以後(正像我在第一點中已經指出的，我否認它是無條件合理的，特別是同馬爾薩斯的學說相關的東西)，再把同一種理論從有機界搬回歷史，然後就斷言，已經證明了這些理論具有人類社會的永恆規律的效力。這種做法的幼稚可笑是一望而知的，根本用不着對此多費唇舌。但是，如果我想比較詳細地談這個問題，那麼我就要首先說明他們是蹩腳的經濟學家，其次才說明他們是蹩腳的自然科學家和哲學家。

　　恩格斯:《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羅維奇·拉甫羅夫》( 1875年11月12—17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11—412頁。

　　不論哪一個哲學命題都沒有像黑格爾的一個着名命題那樣引起近視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樣近視的自由派的憤怒，這個命題就是

　　“凡是現實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現實的。”

　　這顯然是把現存的一切神聖化，是在哲學上替專制制度、警察國家、專斷司法、書報檢查制度祝福。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是這樣認為的，他的臣民也是這樣認為的。但是，在黑格爾看來，決不是一切現存的都無條件地也是現實的。在他看來，現實性這種屬性僅僅屬於那同時是必然的東西；

　　“現實性在其展開過程中表現為必然性”；

　　所以，他決不認為政府的任何一個措�——涸嶑尔本人举“某种税制”为例——都已经无条件地矢[質檔摹５�蕽撠葔漠��西归根到嫡佱钡a髯約閡彩嗆蝦趵硇緣摹Ｒ虼耍�涸嶑尔祼棱个命题应用釉懝P鋇普魯士國家，只是意味��:這個國家只在它是必然的時候是合乎理性的，是同理性相符合的。如果說它在我們看來終究是惡劣的，而它儘管惡劣卻繼續存在，那麼，政府的惡劣可以從臣民的相應的惡劣中找到理由和解釋。當時的普魯士人有他們所應得的政府。

　　但是，根據黑格爾的意見，現實性決不是某種社會狀態或政治狀態在一切環境和一切時代所具有的屬性。恰恰相反，羅馬共和國是現實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羅馬帝國也是現實的。法國的君主制在1789年已經變得如此不現實，即如此喪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性，以致必須由大革命(黑格爾總是極其熱情地談論這次大革命)來把它消滅。所以，在這裡，君主制是不現實的，革命是現實的。這樣，在發展進程中，以前一切現實的東西都會成為不現實的，都會喪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權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種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現實的東西就會代替正在衰亡的現實的東西，——如果舊的東西足夠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舊的東西抗拒這種必然性，那就通過暴力來代替。這樣一來，黑格爾的這個命題，由於黑格爾的辯證法本身，就轉化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類歷史領域中是現實的，隨着時間的推移，都會成為不合理的，就是說，註定是不合理性的，一開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凡在人們頭腦中是合乎理性的，都註定要成為現實的，不管它同現存的、表面的現實多麼矛盾。按照黑格爾的思維方法的一切規則，凡是現實的都是合乎理性的這個命題，就變為另一個命題:凡是現存的，都一定要滅亡。

　　但是，黑格爾哲學(我們在這裡只限於考察這種作為從康德以來的整個運動的完成的哲學)的真實意義和革命性質，正是在於它徹底否定了關於人的思維和行動的一切結果具有最終性質的看法。哲學所應當認識的真理，在黑格爾看來，不再是一堆現成的、一經發現就只要熟讀死記的教條了；現在，真理是在認識過程本身中，在科學的長期的歷史發展中，而科學從認識的較低階段向越來越高的階段上升，但是永遠不能通過所謂絕對真理的發現而達到這樣一點，在這一點上它再也不能前進一步，除了袖手一旁驚愕地望着這個已經獲得的絕對真理，就再也無事可做了。在哲學認識的領域是如此，在任何其他的認識領域以及在實踐行動的領域也是如此。歷史同認識一樣，永遠不會在人類的一種完美的理想狀態中最終結束；完美的社會、完美的“國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東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歷史狀態都只是人類社會由低級到高級的無窮髮展進程中的暫時階段。每一個階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對它發生的那個時代和那些條件說來，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對它自己內部逐漸發展起來的新的、更高的條件來說，它就變成過時的和沒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讓位於更高的階段，而這個更高的階段也要走向衰落和滅亡。正如資產階級依靠大工業、競爭和世界市場在實踐中推翻了一切穩固的、歷來受人尊敬的制度一樣，這種辯證哲學推翻了一切關於最終的絕對真理和與之相應的絕對的人類狀態的觀念。

　　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終的東西、絕對的東西、神聖的東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暫時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滅亡的不斷過程、無止境地由低級上升到高級的不斷過程，什麼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這個過程在思維着的頭腦中的反映。誠然，它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認認識和社會的一定階段對它那個時代和那種環境來說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不過如此而已。這種觀察方法的保守性是相對的，它的革命性質是絕對的——這就是辯證哲學所承認的唯一絕對的東西。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68—270頁。

　　在一切哲學家那裡，正是“體系”是暫時性的東西，這恰恰因為“體系”產生於人類精神的永恆的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但是，假定一切矛盾都一下子永遠消除了，那麼我們就達到了所謂絕對真理，世界歷史就完結了，而世界歷史雖然已經無事可做，卻一定要繼續發展下去——因而這是一個新的、不可解決的矛盾。一旦我們認識到(就獲得這種認識來說，歸根到底沒有一個人比黑格爾本人對我們的幫助更大)，這樣給哲學提出的任務，無非就是要求一個哲學家完成那只有全人類在其前進的發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麼以往那種意義上的全部哲學也就完結了。我們把沿着這個途徑達不到而且任何單個人都無法達到的“絕對真理”撇在一邊，而沿着實證科學和利用辯證思維對這些科學成果進行概括的途徑去追求可以達到的相對真理。總之，哲學在黑格爾那裡完成了，一方面，因為他在自己的體系中以最宏偉的方式概括了哲學的全部發展；另一方面，因為他(雖然是不自覺地)給我們指出了一條走出這些體系的迷宮而達到真正地切實地認識世界的道路。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2—273頁。

　　像海因岑這類不僅否認階級鬥爭，甚至否認階級存在的無知的蠢材只不過證明:儘管他們發出一陣陣帶有血腥氣的和自以為十分人道的叫囂，他們還是認為資產階級賴以進行統治的社會條件是歷史的最後產物，是歷史的極限；他們只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奴才。這些蠢材越不懂得資產階級制度本身的偉大和暫時存在的必然性，他們的那副奴才相就越令人作嘔。

　　馬克思《馬克思致約·魏德邁》( 1852年3月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年3月第1版，第509頁。

　　“我們沒有最終目標。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我們不打算把什麼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關於未來社會組織方面的詳細情況的預定看法嗎?您在我們這裡連它們的影子也找不到。當我們把生產資料轉交到整個社會的手裡時，我們就會心滿意足了，但我們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聯邦制政府的統治下，這是不可能的。”

　　恩格斯:《弗·恩格斯1893年5月11日對法國〈費加羅報〉記者的談話》( 1893年5月1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1—562頁。

　　十五　階級分析方法

　　一)階級分析方法的重要性

　　例如，正是這幫人把1789年革命看成只不過是對於立憲君主制優於專制君主制問題的激烈辯論，把七月革命看成只是關於“神授”君權無法繼續這一問題的實際爭執，把二月革命看成只是解決“要共和制還是要君主制?”這一問題的嘗試，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其實在這些大震盪中，始終貫穿着階級鬥爭，而且每次寫在旗幟上的政治口號都是階級鬥爭的赤裸裸的表現，可是對於這些階級鬥爭，我們的意識形態家們甚至直到今天還幾乎一無所知，雖然關於階級鬥爭的信息不僅從國外頻頻傳來，而且從成千上萬的國內無產者發自底層的抱怨和憤怒聲中也清晰可聞。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 1850年夏秋)，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234—235頁。

　　二)個人是隸屬於一定階級的

　　在中世紀，每一城市中的市民為了自衛都不得不聯合起來反對農村貴族；商業的擴大和交通道路的開闢，使一些城市了解到有另一些捍衛同樣利益、反對同樣敵人的城市。從各個城市的許多地域性市民團體中，只是非常緩慢地產生出市民階級。各個市民的生活條件，由於同現存關係相對立並由於這些關系所決定的勞動方式，便成了對他們來說全都是共同的和不以每一個人為轉移的條件。市民創造了這些條件，因為他們掙脫了封建的聯繫；同時他們又是這些條件所創造的，因為他們是由自己同既存封建制度的對立所決定的。隨着各城市間的聯繫的產生，這些共同的條件發展為階級條件。同樣的條件、同樣的對立、同樣的利益，一般說來，也應當在一切地方產生同樣的風俗習慣。資產階級本身只是逐漸地隨同自己的生存條件一起發展起來，由於分工，它又重新分裂為各種不同的集團，最後，隨着一切現有財產被變為工業資本或商業資本，它吞併了在它以前存在過的一切有財產的階級[3](同時資產階級把以前存在過的沒有財產的階級的大部分和原先有財產的階級的一部分變為新的階級——無產階級)。單個人所以組成階級只是因為他們必須為反對另一個階級進行共同的鬥爭；此外，他們在競爭中又是相互敵對的。另一方面，階級對各個人來說又是獨立的，因此，這些人可以發現自己的生活條件是預先確定的:各個人的社會地位，從而他們個人的發展是由階級決定的，他們隸屬於階級。這同單個人隸屬於分工是同類的現象，這種現象只有通過消滅私有制和消滅勞動本身才能消除。至於個人隸屬於階級怎樣同時發展為隸屬於各種各樣的觀念，等等，我們已經不止一次地指出過了。

　　個人的這種發展是在歷史地前後相繼的等級和階級的共同生存條件下進行的，也是在由此而強加於他們的普遍觀念中進行的，如果用哲學的觀點來考察這種發展，當然就很容易產生這樣的臆想:在這些個人中，類或人得到了發展，或者說這些個人發展了人；這種臆想，是對歷史的莫大侮辱。這樣一來，就可以把各種等級和階級看做是普遍表達方式的一些類別，看做是類的一些亞種，看做是人的一些發展階段。

　　個人隸屬於一定階級這一現象，在那個除了反對統治階級以外不需要維護任何特殊的階級利益的階級形成之前，是不可能消滅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9—570頁。

　　各個人的出發點總是他們自己，不過當然是處於既有的歷史條件和關係範圍之內的自己，而不是意識形態家們所理解的“純粹的”個人。然而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而且正是由於在分工範圍內社會關係的必然獨立化，在每一個人的個人生活同他的屈從於某一勞動部門以及與之相關的各種條件的生活之間出現了差別。這不應當理解為，似乎像食利者和資本家等已不再是有個性的個人了，而應當理解為，他們的個性是由非常明確的階級關係決定和規定的，上述差別只是在他們與另一階級的對立中才出現，而對他們本身來說，上述差別只是在他們破產之後才產生。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1頁。

　　維克多·雨果只是對政變［路易·波拿巴發動的霧月政變——編者注］的主要發動者作了一些尖刻的和機智的痛罵。事變本身在他筆下被描繪成了一個晴天霹靂。他認為這個事變只是某一個人的暴力行為。他沒有覺察到，當他說這個人表現了世界歷史上空前強大的個人主動性時，他就不是把這個人寫成小人物而是寫成巨人了。蒲魯東呢，他想把政變描述成以往歷史發展的結果。但是，在他那裡關於政變的歷史構想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對政變主角所作的歷史辯護。這樣，他就陷入了我們的那些所謂客觀歷史編纂學家所犯的錯誤。相反，我則是證明，法國階級鬥爭怎樣造成了一種局勢和條件，使得一個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869年第2版序言( 1869年6月2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5—466頁。

　　正是馬克思最先發現了重大的歷史運動規律。根據這個規律，一切歷史上的鬥爭，無論是在政治、宗教、哲學的領域中進行的，還是在其他意識形態領域中進行的，實際上只是或多或少明顯地表現了各社會階級的鬥爭，而這些階級的存在以及它們之間的衝突，又為它們的經濟狀況的發展程度、它們的生產的性質和方式以及由生產所決定的交換的性質和方式所制約。這個規律對於歷史，同能量轉化定律對於自然科學具有同樣的意義。這個規律在這裡也是馬克思用以理解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歷史的鑰匙。在這部着作中，他用這段歷史檢驗了他的這個規律；即使已經過了33年，我們還是必須承認，這個檢驗獲得了輝煌的成果。

　　恩格斯:《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885年第3版序言( 1885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9頁。

　　我的論述打算通過對這場鬥爭的歷史進程的簡要敘述，來說明農民戰爭的起源，參加這一戰爭的各種黨派的立場，這些黨派企圖藉以弄清自己立場的那些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論，以及從當時這些階級的歷史地存在的社會生活條件中必然產生的鬥爭結局本身；這就是說，我是打算指明:當時德國的政治制度，反對這一制度的起義，以及當時那個時代的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論，並不是當時德國農業、工業、水路交通、商品交易和貨幣交易所達到的發展程度的原因，而是這種發展程度的結果。這個唯一唯物主義的歷史觀不是由我，而是由馬克思發現的，這個歷史觀還見於他在同一個《政治經濟評論》雜誌上發表的論述—1849年法國革命的着作，以及《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書。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1870年第2版序言( 1870年2月11日前後)，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04頁。

　　三)辨清階級利益是階級分析的核心所在

　　同樣，也不應該認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崇拜小店主的人。按照他們所受的教育和個人的地位來說，他們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們成為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是下面這樣一種情況:他們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資產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們在理論上得出的任務和解決辦法，也就是小資產者的物質利益和社會地位在實際生活上引導他們得出的任務和解決辦法。一般說來，一個階級的政治代表和着作界代表同他們所代表的階級之間的關係，都是這樣。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大約1851年12月中—1852年3 月2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1頁。

　　四)階級分析的複雜性

　　可見16世紀初期帝國的各個不同等級——諸侯、貴族、高級教士、城市貴族、市民、平民和農民，形成了一種極其雜亂的人群，他們的要求極其懸殊而又錯綜複雜。每一等級都妨礙着另一等級，都同所有其他等級進行不斷的、有時公開有時隱蔽的鬥爭。整個民族分裂為兩大營壘的情形，在法國第一次革命爆發時曾經出現過，目前在最進步的國家中正在更高的發展階段上出現，但是在當時德國的條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 1850年夏秋)，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232頁。

　　五)經典作家運用階級分析方法的案例

　　對小資產階級的分析

　　小資產者在已經發展了的社會中，迫於本身所處的地位，必然是一方面成為社會主義者，另一方面又成為經濟學家，就是說，他既迷戀於大資產階級的豪華，又同情人民的苦難。他同時既是資產者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心靈深處引以為驕傲的，是他不偏不倚，是他找到了一個自詡不同於中庸之道的真正的平衡。這樣的小資產者把矛盾加以深化。因為矛盾是他存在的基礎。他自己只不過是社會矛盾的體現。

　　馬克思:《馬克思致帕維爾·瓦西里耶維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53頁。

　　對政黨階級基礎的分析

　　在英國，各個政黨都是與社會階層和階級相一致的；托利黨是與貴族和高教會派中偏執的真正正統派相一致的；輝格黨由工廠主、商人和非國教徒，總的說來，由中間階級的上層組成；中間階級的下層組成了所謂的“激進派”，最後，憲章派則在工人，在無產者當中擁有自己的力量。

　　恩格斯:《倫敦來信:一》( 1843年4月29日—5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第423—424頁。

　　唯物主義的方法在這裡就往往只限於把政治衝突歸結為由經濟發展所造成的現有各社會階級以及各階級集團的利益的鬥爭，而把各個政黨看做是這些階級以及階級集團的大體相應的政治表現。

　　恩格斯:《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 1895年2月14日—3月6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5頁。

　　對社會思潮階級屬性的分析

　　法國和英國的貴族，按照他們的歷史地位所負的使命，就是寫一些抨擊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作品。在法國的1830年七月革命和英國的改革運動中，他們再一次被可恨的暴發戶打敗了。從此就再談不上嚴重的政治鬥爭了。他們還能進行的只是文字鬥爭。但是，即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彈復辟時期[4]的老調了。為了激起同情，貴族們不得不裝模作樣，似乎他們已經不關心自身的利益，只是為了被剝削的工人階級的利益才去寫對資產階級的控訴書。他們用來泄憤的手段是:唱唱詛咒他們的新統治者的歌，並向他嘰嘰咕咕地說一些或多或少兇險的預言，

　　這樣就產生了封建的社會主義，半是輓歌，半是謗文，半是過去的回音，半是未來的恫嚇；它有時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評論刺中資產階級的心，但是它由於完全不能理解現代歷史的進程而總是令人感到可笑。

　　為了拉攏人民，貴族們把無產階級的乞食袋當做旗幟來揮舞。但是，每當人民跟着他們走的時候，都發現他們的臀部帶有舊的封建紋章，於是就哈哈大笑，一鬨而散。

　　一部分法國正統派[5]和“青年英國”[6]，都演過這齣戲。

　　封建主說，他們的剝削方式和資產階級的剝削不同，那他們只是忘記了，他們是在完全不同的、目前已經過時的情況和條件下進行剝削的。他們說，在他們的統治下並沒有出現過現代的無產階級，那他們只是忘記了，現代的資產階級正是他們的社會制度的必然產物。

　　不過，他們毫不掩飾自己的批評的反動性質，他們控告資產階級的主要罪狀正是在於:在資產階級的統治下有一個將把整個舊社會制度炸毀的階級發展起來。

　　他們責備資產階級，與其說是因為它產生了無產階級，不如說是因為它產生了革命的無產階級。

　　因此，在政治實踐中，他們參與對工人階級採取的一切暴力措施，在日常生活中，他們違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辭，屈尊拾取金蘋果[7]，不顧信義、仁愛和名譽去做羊毛、甜菜和燒酒的買賣。

　　正如僧侶總是同封建主攜手同行一樣，僧侶的社會主義也總是同封建的社會主義攜手同行的。

　　要給基督教禁欲主義塗上一層社會主義的色彩，是再容易不過了。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對私有財產，反對婚姻，反對國家嗎?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獨身和禁慾、修道和禮拜來代替這一切嗎?基督教的社會主義，只不過是僧侶用來使貴族的怨憤神聖化的聖水罷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56頁。

　　在現代文明已經發展的國家裡，形成了一個新的小資產階級，它搖擺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並且作為資產階級社會的補充部分不斷地重新組成。但是，這一階級的成員經常被競爭拋到無產階級隊伍里去，而且，隨着大工業的發展，他們甚至覺察到，他們很快就會完全失去他們作為現代社會中一個獨立部分的地位，在商業，工場手工業和農業中很快就會被監工和雇員所代替。

　　在農民階級遠遠超過人口半數的國家，例如在法國，那些站在無產階級方面反對資產階級的着作家，自然是用小資產階級和小農的尺度去批判資產階級制度的，是有∽什�阶级的立场除b⑻婀と慫禱暗摹Ｕ庋�就芯曢W誦∽什�阶级导{緇嶂饕濉Ｎ魎姑傻誆喚齠苑ü�而侨~雜⒐�来说峨H欽飫嘧拋骷業氖琢臁�

　　這種社會主義非常透徹地分析了現代生產關係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經濟學家的虛偽的粉飾。它確鑿地證明了機器和分工的破壞作用、資本和地產的積聚、生產過剩，危機、小資產者和小農的必然沒落、無產階級的貧困、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財富分配的極不平均、各民族之間的毀滅性的工業戰爭，以及舊風尚、舊家庭關係和舊民族性的解體。

　　但是，這種社會主義按其實際內容來說，或者是企圖恢復舊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從而恢復舊的所有制關係和舊的社會，或者是企圖重新把現代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硬塞到已被它們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舊的所有制關係的框子裡去。它在這兩種場合都是反動的，同時又是空想的。

　　工場手工業中的行會制度，農業中的宗法經濟。這就是它的結論。

　　這一思潮在它以後的發展中變成了一種怯懦的悲嘆。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57頁。

　　法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文獻是在居於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壓迫下產生的，並且是同這種統治作鬥爭的文字表現，這種文獻被搬到德國的時候，那裡的資產階級才剛剛開始進行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鬥爭。

　　德國的哲學家、半哲學家和美文學家，貪婪地抓住了這種文獻，不過他們忘記了:在這種着作從法國搬到德國的時候，法國的生活條件卻沒有同時搬過去。在德國的條件下，法國的文獻完全失去了直接實踐的意義，而只具有純粹文獻的形式。它必然表現為關於真正的社會，關於實現人的本質的無謂思辨。這樣，第一次法國革命的要求，在18世紀的德國哲學家看來，不過是一般“實踐理性”的要求，而革命的法國資產階級的意志的表現，在他們心目中就是純粹的意志、本來的意志、真正人的意志的規律。

　　德國着作家的唯一工作，就是把新的法國的思想同他們的舊的哲學信仰調和起來，或者毋寧說，就是從他們的哲學觀點出發去掌握法國的思想。

　　這種掌握，就像掌握外國語一樣，是通過翻譯的。

　　大家知道，僧侶們曾經在古代異教經典的手抄本上面寫上荒誕的天主教聖徒傳。德國着作家對世俗的法國文獻採取相反的做法。他們在法國的原着下面寫上自己的哲學胡說。

　　例如，他們在法國人對貨幣關係的批判下面寫上“人的本質的外化”，在法國人對資產階級國家的批判下面寫上所謂“抽象普遍物的統治的揚棄”等等。

　　這種在法國人的論述下面塞進自己哲學詞句的做法，他們稱之為“行動的哲學”、“真正的社會主義”、“德國的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哲學論證”等等。

　　法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文獻就這樣被完全閹割了。既然這種文獻在德國人手裡已不再表現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的鬥爭，於是德國人就認為:他們克服了“法國人的片面性”，他們不代表真實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無產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質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這種人不屬於任何階級，根本不存在於現實世界，而只存在於雲霧瀰漫的哲學幻想的太空。

　　這種曾經鄭重其事地看待自己那一套拙劣的小學生作業並且大言不慚地加以吹噓的德國社會主義，現在漸漸失去了它的自炫博學的天真。

　　德國的特別是普魯士的資產階級反對封建主和專制王朝的鬥爭，一句話，自由主義運動，越來越嚴重了。

　　於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就得到了一個好機會，把社會主義的要求同政治運動對立起來，用詛咒異端邪說的傳統辦法詛咒自由主義，詛咒代議制國家，詛咒資產階級的競爭、資產階級的新聞出版自由、資產階級的法、資產階級的自由和平等，並且向人民群眾大肆宜揚，說什麼在這個資產階級運動中，人民群眾非但一無所得，反而會失去一切。德國的社會主義恰好忘記了，法國的批判(德國的社會主義是這種批判的可憐的回聲)是以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以及相應的物質生活條件和相當的政治制度為前提的，而這一切前提當時在德國正是尚待爭取的。

　　這種社會主義成了德意志各邦專制政府及其隨從——僧侶、教員、容克和官僚求之不得的、嚇唬來勢洶洶的資產階級的稻草人。

　　這種社會主義是這些政府用來鎮壓德國工人起義的毒辣的皮鞭和槍彈的甜蜜的補充。

　　既然“真正的”社會主義就這樣成了這些政府對付德國資產階級的武器，那麼它也就直接代表了一種反動的利益，即德國小市民的利益。在德國，16世紀遺留下來的、從那時起經常以不同形式重新出現的小資產階級，是現存制度的真實的社會基礎。

　　保存這個小資產階級，就是保存德國的現存制度。這個階級膽戰心驚地從資產階級的工業統治和政治統治那裡等候着無可倖免的滅亡，這一方面是由於資本的積聚，另一方面是由於革命無產階級的興起。在它看來，“真正的”社會主義能起一箭雙凋的作用。“真正的”社會主義像瘟疫一樣流行起來了。

　　德國的社會主義者給自己的那幾條乾癟的“永恆真理”披上一件用思辨的蛛絲織成的、繡滿華麗辭藻的花朵和浸透甜情蜜意的甘露的外衣，這件光彩奪目的外衣只是使他們的貨物在這些顧客中間增加銷路罷了。

　　同時，德國的社會主義也越來越認識到自己的使命就是充當這種小市民的誇誇其談的代言人。

　　它宣布德意志民族是模範的民族，德國小市民是模範的人。它給這些小市民的每一種醜行都加上奧秘的、高尚的、社會主義的意義，使之變成完全相反的東西。它發展到最後，就直接反對共產主義的“野蠻破壞的”傾向，並且宣布自己是不偏不倚地超乎任何階級鬥爭之上的。現今在德國流行的一切所謂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着作，除了極少數的例外，都屬於這一類卑鄙齷齪的、令人萎靡的文獻。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60頁。

　　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會的弊病，以便保障資產階級社會的生存。

　　這一部分人包括:經濟學家、博愛主義者、人道主義者、勞動階級狀況改善派、慈善事業組織者、動物保護協會會員、戒酒協會發起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小改良家。這種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甚至被製成一些完整的體系。

　　我們可以舉蒲魯東的《貧困的哲學》作為例子。

　　社會主義的資產者願意要現代社會的生存條件，但是不要由這些條件必然產生的鬥爭和危險。他們願意要現存的社會，但是不要那些使這個社會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他們願意要資產階級，但是不要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看來，它所統治的世界自然是最美好的世界。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把這種安慰人心的觀念製成半套或整套的體系。它要求無產階級實現它的體系，走進新的耶路撒冷，其實它不過是要求無產階級停留在現今的社會裡，但是要拋棄他們關於這個社會的可惡的觀念。

　　這種社會主義的另一種不夠系統、但是比較實際的形式，力圖使工人階級厭棄一切革命運動，硬說能給工人階級帶來好處的並不是這樣或那樣的政治改革，而僅僅是物質生活條件即經濟關係的改變。但是，這種社會主義所理解的物質生活條件的改變，絕對不是只有通過革命的途徑才能實現的資產階級生產關係的廢除，而是一些在這種生產關係的基礎上實行的行政上的改良，因而絲毫不會改變資本和僱傭勞動的關係，至多只能減少資產階級的統治費用和簡化它的財政管理。

　　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只有在它變成純粹的演說辭令的時候，才獲得自己的適當的表現。

　　自由貿易!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保護關稅!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單人牢房!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這才是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唯一真實的結論。

　　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就是這樣一個論斷:資產者之為資產者，是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0—61頁。

　　在馬克思以前只有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或空想的社會主義或者由這種種成分混合而成的社會主義，所以很明顯，所有這些社會主義者，每一個人都說自己擁有某種萬應靈藥，而每一個人又都完全站在真正的工人運動之外，他們把任何形式的真正的運動，從而把同盟和罷工，都看成一種歧途，認為它會引導群眾離開唯一可以得救的真正信仰的道路。

　　恩格斯:《恩格斯致奧古斯特·倍倍爾》( 1875年10月1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08頁。

　　正如經濟學家是資產階級的學術代表一樣，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是無產者階級的理論家。在無產階級尚未發展到足以確立為一個階級，因而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尚未帶政治性以前，在生產力在資產階級本身的懷抱里尚未發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無產階級和建立新社會必備的物質條件以前，這些理論家不過是一些空想主義者，他們為了滿足被壓迫階級的需要，想出各種各樣的體系並且力求探尋一種革新的科學。但是隨着歷史的演進以及無產階級鬥爭的日益明顯，他們就不再需要在自己頭腦里找尋科學了；他們只要注意眼前發生的事情，並且把這些事情表達出來就行了。當他們還在探尋科學和只是創立體系的時候，當他們的鬥爭才開始的時候，他們認為貧困不過是貧困，他們看不出它能夠推翻舊社會的革命的破壞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這一面，這個由歷史運動產生並且充分自覺地參與歷史運動的科學就不再是空論，而是革命的科學了。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16頁。

　　對無產階級政黨鬥爭策略的分析

　　一切旨在限制競爭和限制大資本聚積在個別人手裡的措施，一切限制或廢除繼承權的辦法，以及一切通過國家來對勞動進行組織的辦法，等等，所有這些措施作為革命的措施不僅是可能實行的，甚至是必須實行的。這些措施之所以有可能實行，是因為整個奮起反抗的無產階級贊同這些措施並用武力支持這些措施。儘管經濟學家藉口一些困難和弊端來反對這些措施，這些措施還是有可能實行的，因為正是這些困難和弊端將迫使無產階級為了不致失掉自己的勝利果實而勇往直前，直到完全廢除私有制。這些措施作為廢除私有制的準備措施和過渡的中間階段是有可能實行的，而且它們也只能是這樣一種措施。

　　恩格斯:《共產主義者和卡爾·海因芩》( 1847年9月27日前和10月3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62頁。

　　各地的經驗都證明，要使工人擺脫舊政黨的這種支配，最好的辦法就是在每一個國家裡建立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黨，這個政黨要有它自己的政策，這種政策顯然與其他政黨的政策不同，因為它必須表現出工人階級解放的條件。這種政策的細節可以根據每一個國家的特殊情況而有所不同；但是，因為勞動和資本之間的基本關繫到處都一樣，有產階級對被剝削階級的政治統治這一事實到處都存在，所以無產階級政策的原則和目的是一樣的，至少在一切西方國家中是這樣。有產階級，即土地貴族和資產者，使勞動人民處於被奴役的地位，這不僅靠他們的財富的力量，不僅靠資本對勞動的剝削，而且還靠國家的力量，靠軍隊、官僚和法庭。如果放棄在政治領域中同我們的敵人作鬥爭，那就是放棄了一種最有力的行動手段，特別是組織和宣傳的手段。普選權賦予我們一種卓越的行動手段。

　　恩格斯:《致國際工人協會西班牙聯合委員會》( 1871年2月1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2頁。

　　十六　歷史比較方法

　　一)歷史比較的意義在於加深對歷史規律性的理解

      要了解一個限定的歷史時期，必須跳出它的局限，把它與其他歷史時期相比較。

　　馬克思:《十八世紀外交史內幕》( 1856年6—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年5月第1版，第287頁。

　　政治經濟學，從最廣的意義上說，是研究人類社會中支配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交換的規律的科學。生產和交換是兩種不同的職能。沒有交換，生產也能進行；沒有生產，交換——正因為它一開始就是產品的交換——便不能發生。這兩種社會職能的每一種都處於多半是特殊的外界作用的影響之下，所以都有多半是各自的特殊的規律。但是另一方面，這兩種職能在每一瞬間都互相制約，並且互相影響，以致它們可以叫做經濟曲線的橫坐標和縱坐標。

　　人們在生產和交換時所處的條件，各個國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個國家裡，各個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一切國家和一切歷史時代都是一樣的。從弓和箭，從石刀和僅僅是例外地出現的野蠻人的交換往來，到上千馬力的蒸汽機，到機械織機、鐵路和英格蘭銀行，有一段很大的距離。火地島的居民沒有達到進行大規模生產和世界貿易的程度，也沒有達到出現票據投機或交易所破產的程度。誰要想把火地島的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英國的政治經濟學置於同一規律之下，那麼，除了最陳腐的老生常談以外，他顯然不能揭示出任何東西。因此，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它所涉及的是歷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產和交換的每個個別發展階段的特殊規律，而且只有在完成這種研究以後，它才能確立為數不多的、適用於生產一般和交換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規律。同時，不言而喻，適用於一定的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規律，對於具有這種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一切歷史時期也是適用的。例如，隨着金屬貨幣的採用，一系列適用於借金屬貨幣進行交換的一切國家和歷史時期的規律起作用了。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53—154頁。

　　要使這種對資產階級經濟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資本主義的生產、交換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夠的。對於發生在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不太發達的國家內和這些形式同時並存的那些形式，同樣必須加以研究和比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較。到目前為止，總的說來，只有馬克思進行過這種研究和比較，所以，到現在為止在資產階級以前的理論經濟學方面所確立的一切，我們也差不多完全應當歸功於他的研究。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57頁。

　　二)歷史比較如果只看表面現象，不看內在實質，就會陷入謬誤

　　在《資本論》裡的好幾個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羅馬平民所遭到的命運。這些人本來都是自己耕種自己小塊土地的獨立經營的自由農民。在羅馬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他們被剝奪了。使他們同他們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分離的運動，不僅蘊含着大地產的形成，而且還蘊含着大貨幣資本的形成。於是，有那麼一天就一方面出現了除自己的勞動力外一切都被剝奪的自由人，另一方面出現了占有已創造出來的全部財富的人，他們剝削他人勞動。結果怎樣呢?羅馬的無產者並沒有變成僱傭工人，卻成為無所事事的遊民，他們比過去美國南部各州的“白種貧民”更卑賤，和他們同時發展起來的生產方式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奴隸占有制的。因此，極為相似的事變發生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如果把這些演變中的每一個都分別加以研究，然後再把它們加以比較，我們就會很容易地找到理解這種現象的鑰匙；但是，使用一般歷史哲學理論這一把萬能鑰匙，那是永遠達不到這種目的的，這種歷史哲學理論的最大長處就在於它是超歷史的。

　　馬克思:《給〈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信》( 1877年10—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6—467頁。

　　最後，我希望，我這部着作對於清除那種特別是現今在德國流行的所謂凱撒主義的書生用語，將會有所幫助。在作這種膚淺的歷史對比時，人們忘記了主要的一點，即在古羅馬，階級鬥爭只是在享有特權的少數人內部進行，只是在富有的自由民和貧窮的自由民之間進行，而從事生產的廣大民眾，即奴隸，則不過為這些鬥士充當消極的舞台台柱。人們忘記了西斯蒙第所說的一句名言:羅馬的無產階級依靠社會過活，現代社會則依靠無產階級過活。由於古代階級鬥爭同現代階級鬥爭在物質經濟條件方面有這樣的根本區別，由這種鬥爭所產生的政治怪物之間的共同點也就不可能比坎特伯雷大主教與最高祭司撒母耳之間的共同點更多。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869年第2版序言( 1869年6月2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6—467頁。

　　三)縱向比較。人體解剖對於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

      資產階級社會是最發達的和最多樣性的歷史的生產組織。因此，那些表現它的各種關係的範疇以及對於它的結構的理解，同時也能使我們透視一切已經復滅的社會形式的結構和生產關係。資產階級社會借這些社會形式的殘片和因素建立起來，其中一部分是還未克服的遺物，繼續在這裡存留着，一部分原來只是徵兆的東西，發展到具有充分意義，等等。人體解剖對於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反過來說，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徵兆，只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後才能理解。因此，資產階級經濟為古代經濟等提供了鑰匙。但是，決不是像那些抹殺一切歷史差別、把一切社會形式都看成資產階級社會形式的經濟學家所理解的那樣。人們認識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稅等等。但是不應當把它們等同起來。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30頁。

　　因為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只是發展的一種對立的形式，所以，那些早期形式的各種關係，在它裡面常常只以十分萎縮的或者完全歪曲的形式出現。公社所有制就是個例子。因此，如果說資產階級經濟的範疇適用於一切其他社會形式這種說法是對的，那麼，這也只能在一定意義上來理解。這些範疇可以在發展了的、萎縮了的、漫畫式的種種形式上，總是在有本質區別的形式上，包含着這些社會形式。所說的歷史發展總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的:最後的形式總是把過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發展的各個階段，並且因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條件下才能夠進行自我批判——這裡當然不是指作為崩潰時期出現的那樣的歷史時期——，所以總是對過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說是在可能範圍內完成時，才有助於對早期神話作客觀的理解。同樣，資產階級經濟學只有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自我批判已經開始時，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東方的經濟。

　　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摘選》導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頁。

　　第七個問題:無產者和奴隸有什麼區別

　　答:奴隸一次就被完全賣掉了。無產者必須一天一天、一小時一小時地出賣自己。單個的奴隸是某一個主人的財產，由於他與主人利害攸關，他的生活不管怎樣壞，總還是有保障的。單個的無產者可以說是整個資產者階級的財產，他的勞動只有在有人需要的時候才能賣掉，因而他的生活是沒有保障的。只有對整個無產者階級來說，這種生活才是有保障的。奴隸處在競爭之外，無產者處在競爭之中，並且親身感受到競爭的一切波動。奴隸被看做物，不被看做市民社會的成員。無產者被承認是人，是市民社會的成員。

　　因此奴隸能夠比無產者生活得好些，但無產者屬於更高的社會發展階段，他們本身處於比奴隸更高的階段。在所有的私有制關係中，只要廢除奴隸制關係，奴隸就能解放自己，並由此而成為無產者；無產者只有廢除一切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

　　第八個問題:無產者和農奴有什麼區別

　　答:農奴占有並使用一種生產工具，一塊土地，為此他要交出自己的一部分收益或者服一定的勞役。無產者用別人的生產工具為這個別人做工，從而得到一部分收益。農奴是交出東西，無產者是得到報酬。農奴生活有保障，無產者生活無保障。農奴處在競爭之外，無產者處在競爭之中。農奴可以通過各種道路獲得解放:或者是逃到城市裡去做手工業者；或者是交錢給地主代替勞役和產品，從而成為自由的佃農；或者是把他們的封建主趕走，自己變成財產所有者。總之，農奴可以通過不同的辦法加入有產階級的隊伍並進入競爭領域而獲得解放。無產者只有通過消滅競爭、私有制和一切階級差別才能獲得解放。

　　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 1847年10月底—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78—679頁。

　　德國分裂割據狀態的加劇和鞏固是農民戰爭的主要結果，同時也是農民戰爭失敗的原因。

　　我們已經看到，德國當時處於怎樣的分裂割據狀態，它不僅分成無數獨立的、彼此毫不相干的省區，而且整個國家在每一個這樣的省區都分裂為多層次的等級和等級集團。除了諸侯和僧侶之外，在農村中還有貴族和農民，在城市裡還有城市貴族、市民和平民，所有這些等級的利益即使不是針鋒相對、水火不容，也是彼此毫不相干的。在所有這些複雜的利害關係之上，還有皇帝和教皇的利害關係。我們已經看到，這些不同的利害關係最後是怎樣緩慢地、勉強地、因地而異地形成了三大派；儘管好不容易才形成這幾派，每一等級卻還是違背現存條件給國家發展所規定的方向，各行其是地去開展自己的運動，因而不僅同所有的保守派等級發生衝突，而且也同其他所有的反對派等級發生衝突，最後勢必遭到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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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這裡又很自然地看到同1848—1850年的運動相似的情況。在1848年，反對派各階級的利益也互相衝突，每一個階級都自行其是。資產階級雖然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以致無法再忍受封建官僚專制制度，但是，它的力量還不足以馬上使其他階級的要求服從它自己的要求。無產階級的力量還很薄弱，不能指望它迅速跳過資產階級階段而立即奪取政權，但是，它在專制制度下已經深刻地體驗到了資產階級統治的滋味，而且總的說來，它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因而決不會再把資產階級的解放看成它自身的解放。本國的多數群眾，即小資產者、小資產者的同伴(即手工業者)和農民，已經被暫時還是他們的天然同盟者的資產階級所拋棄，因為資產階級認為他們過於革命，在某些地方，他們又被無產階級所拋棄，因為無產階級認為他們不夠先進；而他們自己中間也存在分歧，所以一事無成，而且對左右兩面同是反對派的人們都持反對態度。最後可以這樣說，1525年在農民中表現出來的地方狹隘性並不比1848年參加運動的所有階級所表現的地方狹隘性更嚴重。成百次的地方性革命，緊跟着發生的成百次橫行無阻的地方性反革命，小邦分立狀態保持不變，等等，這一切都令人信服地證明了上述情況。誰要是在1525年和1848年兩次德國革命及其結局之後還想入非非地談論什麼聯邦共和國，那麼他就沒有別的去處，只配送入瘋人院。

　　然而這兩次革命，即16世紀的革命和1848—1850年的革命，儘管十分相似，但也有很明顯的本質的區別。1848年的革命即使沒有證明德國的進步，卻也證明了歐洲的進步。

　　從1525年的革命中得到好處的是誰呢?諸侯。從1848年的革命中得到好處的是誰呢?大諸侯，即奧地利和普魯士。站在1525年的小諸侯背後的，是用賦稅鎖鏈把這些小諸侯束縛起來的小市民；站在1850年的大諸侯背後，即站在奧地利和普魯士背後的，是很快就通過國債制服這些大諸侯的現代大資產者。而站在大資產者背後的則是無產者。

　　年的革命是一次德國的地方性事件。當德國人進行農民戰爭的時候，英國人、法國人、波希米亞人、匈牙利人都已進行過他們的農民戰爭了。德國當時已經四分五裂，而歐洲四分五裂的狀況就更為嚴重。1848年的革命並不是德國的地方性事件，它是偉大的歐洲事件的一個部分。在1848年革命的整個進程中，它的動因並不是局限於一個國家的狹窄範圍之內，甚至也不是局限於一個洲的狹窄範圍之內。可以說，曾經作為這次革命的舞台的那些國家，對於這次革命的發生所起的作用恰恰最少。這些國家或多或少是一些沒有意識、沒有意志的原料，將在目前席捲整個世界的一場運動的進程中受到改造。這場運動在我們的現存社會制度下看起來當然只能是一種外來的力量，但它歸根結底正是我們自己的運動。因此，1848—1850年的革命就不可能像1525年的革命那樣結束。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 1850年夏秋)，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316—319頁。

　　四)橫向比較

　　對基佐先生來說，英國革命的保守性是一大難解之謎，他只知道用英國人的深邃的理智來解釋，其實這是因為資產階級同絕大部分大土地所有者之間建立了持久的聯盟，而這種聯盟使英國革命在本質上不同於以小塊土地來消滅大土地所有制的法國革命。這個與資產階級聯合的大土地所有者階級(它其實在亨利八世時就已經出現了)不同於1789年的法國封建土地所有者，它與資產階級的生存條件不但沒有矛盾，反而是完全協調的。他們的地產實際上不是封建性的財產，而是資產階級的財產。他們一方面給工業資產階級提供手工工場所必需的人手，另一方面又能使農業的發展同工商業的狀況相適應。因此，他們同資產階級有着共同的利益，從而結成了聯盟。

　　馬克思和恩格斯:《〈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第2期上發表的書評》( 1850年1—2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265頁。

　　只有在不列顛帝國，特別是在英國本土，無產階級的純霾啪哂械湫偷男問劍�帛戫现得族{甌福歡�且謸]性謨⒐�，才能锁啹到这样完整的并为官方的淀^樗�证蕶n謀匾�材料，这正是对这个问田傴行比较详尽的阐述所眳Q璧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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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不列顛帝國無產階級的狀況的典型形式，特別是在目前，對德國來說尤其具有重大的意義。……而在當前，揭示英國的貧困，也將推動我們去揭示我們德國的貧困，而且還會給我們一個尺度，來衡量德國的貧困的範圍以及在西里西亞和波希米亞的騷動中所暴露出來的危險的程度，這種危險從這一方面直接威脅着德國的安寧。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序言》( 1845年3月1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85—387頁。

　　……波拿巴式的君主政體(它的特點，馬克思和我分別在《霧月十八日》[2]和《論住宅問題》第二篇[3]以及其他地方闡述過)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中所起的作用，同舊的專制君主政體在封建制度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中所起的作用相類似。但是，正像後一種鬥爭不能在舊的專制君主政體下而只能在立憲君主政體下(英國、1789—年和1815—1830年的法國)才能進行到底一樣，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鬥爭也只有在共和政體下才能進行到底。因此，如果說，有利的條件和革命的經歷曾經幫助法國人打倒了波拿巴，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那麼，同依然停滯在半封建主義和波拿巴主義的混合體中的我們相比，法國人有這樣一個優越性:他們擁有一定會把鬥爭進行到底的形式，而這種形式我們還有待於奪取。他們在政治上要比我們先進整整一個階段。因此，如果君主政體在法國復辟，其結果必然是爭取恢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鬥爭又出現在日程上；而共和國的繼續存在就意味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直接的、非隱蔽的階級鬥爭將日益尖銳化，一直到發生危機。

　　恩格斯:《恩格斯致愛德華·伯恩施坦》( 1883年8月2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9—510頁。

　　摩爾根在美國，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發現了40年前馬克思所發現的唯物主義歷史觀，並且以此為指導，在把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加以對比的時候，在主要點上得出了與馬克思相同的結果。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第1版序言( 1884年3月底—5月26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12月第1版，第15頁。

　　摩爾根的偉大功績，就在於他在主要特點上發現和恢復了我們成文史的這種史前的基礎，並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團體中找到了一把解開希臘、羅馬和德意志上古史上那些極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決的啞謎的鑰匙。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第1版序言( 1884年3月底—5月26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12月第1版，第16頁。

　　為了最後徹底弄清楚塔西佗的日耳曼人[4]和美洲的紅種人間的相似之點，我從你的那部班克羅夫特着作[5]的第一卷里作了一些摘要。這種相似確實特別令人感到驚奇，因為生產方式如此不相同——這裡是漁業和狩獵業，沒有畜牧業和農業，那裡是向農業過渡的游牧業。這正好說明，在這個階段，生產方式不像部落的舊的血緣關係和舊的兩性相互共有關係之解體程度那樣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否則前俄羅斯美洲地區的特林基特人就不可能與日耳曼人極其相似，而且，大概比你的易洛魁人與之更加相似。那裡面解答的另一個謎是:由婦女承擔主要勞動和非常尊敬婦女，兩者是如何很好地協調起來的。

　　其次，我為我的推測找到了證據，即在歐洲，最初在克爾特人和斯拉夫人那裡發現的初夜權是舊的兩性共有關係的殘餘:在兩個相距很遠並且起源不同的部落中，部落的代表薩滿都有初夜權。我從這本書裡學到許多東西，關於日耳曼人的問題暫時感到滿足了。

　　恩格斯:《致馬克思》( 1882年12月8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6月第版，第120頁。

　　美國的運動正處於我們在1848年以前所處的那種階段上，那裡真正有才智的人物首先應當起共產主義者同盟在1848年以前在各個工人聯合會中所起的那種作用。不同的是，在美國，這一切目前將進展得無比迅速；運動開展不過八個月，就能在選舉中取得那樣的成績，這簡直是聞所未聞的。而如果有做得不夠的地方，資產者就會去補做；全世界沒有哪一個地方的資產者像你們那裡的資產者那樣無恥和專橫，你們那裡的法官比起俾斯麥手下的那幫帝國訟棍來有過之而無不及。凡是資產者用這種手段進行鬥爭的地方，鬥爭很快就會見分曉，如果我們在歐洲不加緊行動，那麼美國人很快就會超過我們。不過，恰恰是現在，你們那裡更需要有幾個我們方面的人，他們要在理論和久經考驗的策略方面毫不動搖，同時要能說英文和寫英文，因為美國人由於各種顯而易見的歷史原因在所有理論問題上都遠遠落後，他們雖然沒有接受歐洲中世紀的制度，但是接受了大量中世紀的傳統、宗教、英國的普通(封建)法、迷信、降神術，總之，接受了過去對做生意並不直接有害而現在對愚化群眾則非常有用的各種荒唐的東西。如果那裡有幾個理論頭腦清醒的人，能預先告訴他們，他們自己的錯誤會造成什麼後果，能使他們弄清楚，任何一個運動，要是不始終把消滅僱傭勞動製作為最終目標，它就一定要走上歧途，遭到失敗，那麼，許多蠢事都可以避免，整個過程也將大大地縮短。可是，這必須按英國方式去做，德國的特點必須拋開，《社會主義者報》的先生們未必能勝任這一工作，而《人民報》的先生們也只是在做生意方面比他們聰明一點……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爾格》( 1886年11月29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8—559頁。

　　十七　“西方”和“東方”不同歷史進程的比較

      一)上古時期“亞細亞的”、“古希臘羅馬的”和“日耳曼的”三種所有制及其演變的比較

　　三種公社所有制的勞動生產方式和財產關係的不同特徵亞細亞所有制形式

　　在這種土地所有制的第一種形式中，第一個前提首先是自然形成的共同體。……一旦人類終於定居下來，這種原始共同體就將隨種種外界的，即氣候的、地理的、物理的等條件，以及他們特殊的自然性質——他們的部落性質——等等，而或多或少地發生變化。自然形成的部落共同體，或者也可以說群體——血緣、語言、習慣等的共同性，是人類占有他們生活的客觀條件，占有那種再生產自身和使自身對象化的活動(牧人、獵人、農人等的活動)的客觀條件的第一個前提。

　　土地是一個大實驗場，是一個武庫，既提供勞動資料，又提供勞動材料，還提供共同體居住的地方，即共同體的基礎。人類素樸天真地把土地當做共同體的財產，而且是在活勞動中生產並再生產自身的共同體的財產。每一個單個的人，只有作為這個共同體的一個肢體，作為這個共同體的成員，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

　　通過勞動過程而實現的實際占有是在這樣一些前提下進行的，這些前提本身並不是勞動的產物，而是表現為勞動的自然的或神授的前提。這種以同一基本關係為基礎的形式，本身可以以十分不同的方式實現。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3—124頁。

　　古代所有制形式

　　［所有制的］第二種形式——它也像第一種形式一樣，曾經在地域上、歷史上等發生一些重大的變化——是原始部落更為動盪的歷史生活、各種遭遇以及變化的產物，它也要以共同體作為第一個前提，但不像在第一種情況下那樣:共同體是實體，而個人則只不過是實體的偶然因素，或者是實體的純粹自然形成的組成部分。這第二種形式不是以土地作為自己的基礎，而是以城市作為農民(土地所有者)的已經建立的居住地。耕地表現為城市的領土；而不是［像在第一種形式中那樣］村莊表現為土地的單純附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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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社的繼續存在，便是作為自給自足的農民的全體公社成員的再生產，他們的剩餘時間正是屬於公社，屬於戰爭事業，等等。對自己勞動的所有權，是由對勞動條件的所有權即對一塊耕地的所有權來作中介的，而對勞動條件的所有權則是由公社的存在而得到保障的，公社又是由公社成員的服兵役等形式的剩餘勞動而得到保障的。公社成員不是通過創造財富的勞動協作來再生產自己，而是通過為了在對內對外方面保持聯合體這種共同利益想象的和真實的共同利益)所進行的勞動協作來再生產自己。…………羅馬的、希臘的(簡言之，古典古代的)形式下那樣，土地為公社所有，是羅馬的土地；……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6、128—129、129頁。

　　日耳曼所有制形式

　　中世紀(日耳曼時代)是從鄉村這個歷史的舞台出發的，然後，它的進一步發展是在城市和鄉村的對立中進行的。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31頁。

　　三種公社所有制向階級社會過渡的不同形態

　　亞細亞所有制形式

　　在大多數亞細亞的基本形式中，凌駕於所有這一切小的共同體之上的總合的統一體表現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因而實際的公社只不過表現為世襲的占有者。因為這種統一體是實際的所有者，並且是公共財產的實際前提，所以統一體本身能夠表現為一種凌駕於這許多實際的單個共同體之上的特殊東西，而在這些單個的共同體中，各個個別的人事實上失去了財產，或者說，財產——即單個的人把勞動和再生產的自然條件看做屬於他的條件，看做他的主體的以無機自然形式存在的客觀軀體這樣一種關係——對這個別的人來說是間接的財產，因為這種財產，是由作為這許多共同體之父的專制君主所體現的總的統一體，以這些特殊的公社為中介而賜予他的。因此，剩餘產品——其實，這在立法上被規定為通過勞動而實際占有的成果——不言而喻地屬於這個最高的統一體。

　　因此，在東方專制制度下以及那裡從法律上看似乎並不存在財產的情況下，這種部落的或公社的財產事實上是作為基礎而存在的，這種財產大部分是在小公社範圍內通過手工業和農業相結合而創造出來的，因此，這種公社完全能夠自給自足，而且在自身中包含着再生產和擴大生產的一切條件。公社的一部分剩餘勞動屬於最終作為一個個人而存在的更高的共同體，而這種剩餘勞動既表現在貢賦等的形式上，也表現在為了頌揚統一體——部分地是為了頌揚現實的專制君主，部分地為了頌揚想象的部落體即神——而共同完成的工程上。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4—125頁。

　　這類公社財產，只要它在這裡確實是在勞動中實現的，就或是可能這樣表現出來:各個小公社彼此獨立地勉強度日，而在公社內部，單個的人則同自己的家庭一起，獨立地在分配給他的份地上從事勞動(必須有一定量的勞動，一方面用於公共儲備，可以說是為了保險，另一方面，用於支付共同體本身的費用，即用於戰爭、祭祀等等；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例如在斯拉夫公社、羅馬尼亞公社等地方，才第一次出現最原始意義上的領主的財產支配權。在這裡奠定了向徭役制過渡的基礎等等) ；或是可能這樣表現出來:統一體能夠使勞動過程本身具有共同性，這種共同性能夠成為整套制度，例如在墨西哥，特別是在秘魯，在古代凱爾特人那裡，在印度的某些部落中就是這樣。

　　……

　　……在亞細亞的(至少是占優勢的)形式中，不存在個人所有，只有個人占有；公社是真正的實際所有者；所以，財產只是作為公共的土地財產而存在。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5、132頁。

　　那些通過勞動而實際占有的共同的條件，如在亞細亞各民族中起過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還有交通工具等等，就表現為更高的統一體，即凌駕於各小公社之上的專制政府的事業。在這裡，與這些鄉村並存，真正的城市只是在特別適宜於對外貿易的地方才形成起來，或者只是在國家首腦及其地方總督把自己的收入(剩餘產品)同勞動相交換，把收入作為勞動基金來花費的地方才形成起來。

　　……亞細亞的歷史是城市和鄉村的一種無差別的統一(真正的大城市在這裡只能看做王公的營壘，看做真正的經濟結構上的贅疣) ；…………在亞洲各社會中，君主是土地剩餘產品的唯一所有者，他用他的收入同自由人手斯圖亞特的用語)相交換，結果出現了一批城市，這些城市實際上不過是一些流動的營房。這種關係儘管可能而不是必然同奴隸制和農奴制相對立，但它同僱傭勞動毫無共同之處，因為它在勞動組織的所有各種不同形式下一再重複出現。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5—126、131、117頁。

　　古希臘羅馬所有制形式

　　公社財產——作為國有財產——即公有地，在這裡是和私有財產分開的。在這裡，單個人的財產不像在第一種情況下那樣，本身直接就是公社財產。在第一種情況下，單個人的財產並不是同公社分開的個人的財產，相反，個人只不過是公社財產的占有者。

　　單個人的財產在事實上只靠共同勞動來利用——例如像東方的灌溉渠道那樣——的可能性越少，部落的純粹自然形成的性質由於歷史的運動、遷徙而受到的破壞越大，部落越是遠離自己的原來住地而占領異鄉的土地，因而進入全新的勞動條件並使個人的能力得到更大的發展——部落的共同性質越是對外界表現為並且必然表現為消極的統一體——，那麼，單個人變成歸他和他的家庭單獨耕作的那小塊土地——單獨的小塊土地——的私有者的條件就越是具備。

　　……

　　……土地為公社所占領，是羅馬的土地；一部分土地留給公社本身支配，而不是由公社成員支配，這就是各種不同形式的公有地；另一部分則被分割，而每一小塊土地由於是一個羅馬人的私有財產，是他的領地，是實驗場中屬於他的一份，因而都是羅馬的土地；……

　　……因為貴族在較高的程度上代表共同體，所以他們是公有地的占有者，並且通過自己的被保護民來利用公有地(後來便逐漸地據為己有)。

　　……

　　在古代民族那裡(羅馬人是最典型的例子，表現的形式最純粹，最突出)，存在着國有土地財產和私人土地財產相對立的形式，結果是後者以前者為中介；或者說，國有土地財產本身存在於這種雙重形式中。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7、129、131、133頁。

　　……一個共同體所遭遇的困難，只能是由其他共同體引起的，後者或是先已占領了土地，或是到這個共同體已占領的土地上來騷擾。因此，戰爭就或是為了占領生存的客觀條件，或是為了保護並永久保持這種占領所要求的巨大的共同任務，巨大的共同工作。因此，這種由家庭組成的公社首先是按軍事方式組織起來的，是軍事組織或軍隊組織，而這是公社以所有者的資格而存在的條件之一。住處集中於城市，是這種軍事組織的基礎。

　　……

　　公社(作為國家)，一方面是這些自由的和平等的私有者間的相互關係，是他們對抗外界的聯合；同時也是他們的保障。在這裡，公社組織的基礎，既在於它的成員是由勞動的土地所有者即擁有小塊土地的農民所組成的，也在於擁有小塊土地的農民的獨立性是由他們作為公社成員的相互關係來維持的，是由確保公有地以滿足共同的需要和共同的榮譽等來維持的。公社成員的身份在這裡依舊是占有土地的前提，但作為公社成員，單個的人又是私有者。……

　　……

　　這種共同體繼續存在的前提，是組成共同體的那些自由而自給自足的農民之間保持平等，以及作為他們的財產繼續存在的條件的本人勞動。他們把自己看做勞動的自然條件的所有者；但這些條件還必須不斷地通過個人本人的勞動才真正成為個人人格的，即個人本人勞動的條件和客觀因素。

　　另一方面，這個小的軍事的共同體的趨向，又促使它越出這些限制等等(羅馬、希臘、猶太人等等)。

　　……

　　……古典古代的歷史是城市的歷史，不過這是以土地所有制和農業為基礎的城市。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6—128、131頁。

　　為了能使用奴隸，必須掌握兩種東西:第一，奴隸勞動所需的工具和對象；第二，維持奴隸困苦生活所需的資料。因此，先要在生產上達到一定的階段，並在分配的不平等上達到一定的程度，奴隸制才會成為可能。奴隸勞動要成為整個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生產、貿易和財富積聚就要有大得多的增長。在古代自然形成的土地公有的公社中，奴隸制或是根本還沒有出現，或是只起極其次要的作用。在最初的農民城市羅馬，情形也是如此；當羅馬變成“世界城市”，意大利的地產日益集中於人數不多的非常富有的所有者階級手裡的時候，農民人口才被奴隸人口所排擠。…………

　　要強迫人們從事任何形式的奴隸的勞役，強迫者就必須擁有勞動資料，他只有藉助這些勞動資料才能使用被奴役者；而在實行奴隸制的情況下，除此以外，他還必須擁有用來維持奴隸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資料。這樣，在任何情況下，他都必須擁有一定的超過平均水平的財產。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68—169頁。

　　自耕農的這種自由小塊土地所有制形式，作為占統治地位的正常形式，一方面，在古典古代的極盛時期，形成社會的經濟基礎。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11頁。

　　一切部門——畜牧業、農業、家庭手工業——中生產的增加，使人的勞動力能夠生產出超過維持勞動力所必需的產品。同時，這也增加了氏族、家庭公社或個體家庭的每個成員所擔負的每日的勞動量。吸收新的勞動力成為人們嚮往的事情了。戰爭提供了新的勞動力:俘虜變成了奴隸。第一次社會大分工，在使勞動生產率提高，從而使財富增加並且使生產領域擴大的同時，在既定的總的歷史條件下，必然地帶來了奴隸制。從第一次社會大分工中，也就產生了第一次社會大分裂，分裂為兩個階級:主人和奴隸、剝削者和被剝削者。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0頁。

　　日耳曼所有制形式

　　誠然，在日耳曼人那裡，也有一種不同於單個人的財產的公有地，公社土地或人民土地。這種公有地，是獵場、牧場、采樵地等等，這部分土地，當它必須充當這類特定形式的生產資料時，是不能加以分割的。可是，這種公有地卻又不像例如在羅馬人那裡那樣，表現為與私有者並列的國家的特殊經濟存在，以致這些私有者只有當他們像平民那樣被取消即被剝奪公有地的使用權時，才會成為真正的私有者。

　　相反，在日耳曼人那裡，公有地只是個人財產的補充，並且只有當它被當做一個部落的共同占有物來保衛，以不受敵對部落的侵襲時，它才表現為財產。不是單個人的財產表現為以公社為中介，恰好相反，是公社的存在和公社財產的存在表現為以他物為中介，也就是說，表現為獨立主體互相之間的關係。實質上，每一單個家庭就是一個經濟整體，它本身單獨地構成一個獨立的生產中心(手工業只是婦女的家庭副業等等)。

　　……而在日耳曼世界，單個的住地就是一個經濟整體，這種住地本身僅僅是屬於它的土地上的一個點，並不是許多所有者的集中，而只是作為獨立單位的家庭。…………

　　……而就公社具有一種特殊的經濟存在(表現為共同使用獵場、牧場等等)而言，它是被每一個個人所有者以個人所有者的身份來使用，而不是以國家代表的身份(像在羅馬那樣)來使用的。這實際上是個人所有者的共同財產，而不是在城市中另有其特殊存在而與單個人相區別的那種個人所有者聯合體的共同財產。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32—134頁。

　　在日耳曼人那裡，各個家長住在森林之中，彼此相隔很遠的距離，即使從外表來看，公社也只有通過公社成員的每次集會才存在，雖然他們的自在的統一體包含在他們的親緣關係、語言、共同的過去和歷史等之中。

　　因此，公社便表現為一種聯合而不是聯合體，表現為以土地所有者為獨立主體的一種統一，而不是表現為統一體。因此公社事實上不是像在古代民族那裡那樣，作為國家，作為國家組織而存在，因為它不是作為城市而存在的。…………

　　在日耳曼的形式中，農民並不是國家公民，也就是說，不是城市居民；相反地，這種形式的基礎是孤立的、獨立的家庭住宅，這一基礎通過同本部落其他類似的家庭住宅結成聯盟，以及通過在發生戰爭、舉行宗教活動、解決訴訟等時為取得相互保證而舉行的臨時集會來得到保障。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31—132、133頁。

　　三種公社所有制向階級社會過渡的不同特點及其原因不管這種以公社成員身份為中介的所有制，究竟是表現為公共所有制(在這種情況下，單個人只是占有者，不存在土地的私有制) ；還是這種所有制表現為國家所有同私人所有相併列的雙重形式(不過在這種情況下，後者決定於前者，因而只有國家公民才是並且必定是私有者，但另一方面，作為國家公民，他的所有制又同時具有特殊的存在) ；最後，還是這種公社所有制僅僅表現為個人所有制的補充(在這種情況下，個人所有制表現為公社所有制的基礎，而公社本身，除了存在於公社成員的集會中和他們為共同目的的聯合中以外，完全不存在)，——不管怎樣，公社成員或部落成員對部落土地的關係，即對部落所定居的土地的關係的這種種不同的形式，部分地取決於部落的自然性質，部分地取決於部落現在實際上在怎樣的經濟條件下以所有者的身份對待土地，就是說，通過勞動來獲取土地的果實；而這一點本身又取決於氣候，土壤的自然特性，由自然條件決定的土壤利用方式，同敵對部落或四鄰部落的關係，以及由遷移、歷史事件等引起的變動。

　　要使公社本身照老樣子繼續存在下去，公社成員的再生產就必須在被作為前提的客觀條件下進行。生產本身，人口的增長(這也屬於生產)，必然要逐漸揚棄這些條件，破壞這些條件，而不是加以再生產，等等，這樣，共同體就同作為其基礎的所有制關係一起瓦解了。

　　亞細亞形式必然保持得最頑強也最長久，這取決於亞細亞形式的前提:單個人對公社來說不是獨立的，生產的範圍僅限於自給自足，農業和手工業結合在一起，等等。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35—136頁。

　　如果單個人改變自己對公社的關係，他也就在改變公社，破壞公社，同樣也破壞公社的經濟前提；另一方面，這種經濟前提也發生變化——由於本身的辯證法而發生變化，貧困化，等等。尤其是由於戰爭和征服的影響，例如在羅馬，這本質上屬於公社本身的經濟條件——，作為公社基礎的實際紐帶遭到破壞。

　　……

　　在古代人［希臘人和羅馬人］那裡，工業已被認為是有害的職業(是釋放的奴隸、被保護民、外地人幹的事情)等等。生產勞動的這種發展(這種勞動作為只是為農業和戰爭服務的自由人的家庭勞動，或者作為為宗教儀式和共同體服務的工業，如建造房屋、修築道路、興建廟宇等等，而從單純從屬於農業的狀況中擺脫出來)，是必然會有的，這是由於同外地人交往，由於有奴隸，由於要交換剩餘產品，等等；這種發展使那種成為共同體的基礎的、因而也成為每一個客體的個人(即作為羅馬人、希臘人等的個人)的基礎的生產方式發生解體。交換也起同樣的作用；還有債務；等等。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36、145—146頁。

　　所以奴隸制和農奴制只是這種以部落體為基礎的財產的繼續發展。它們必然改變部落體的一切形式。諮竅稈切問較攏�它们所能钢\淶淖釕佟Ｕ庵植撇�袉柦g牆�立灾k願�自足的工农业万G恢�上的，灾q庵智榭魷攏�厚W諭戀夭撇�、农业独占o持蔚牡胤講煌�，征服［茰O�共同体ＫW⒉皇潛匾�条件。另噎h矯媯�因为灾q庵中問較攏�单庚_娜舜永床荒艹晌�所有諗]�而只策��蕷J加姓擼�所疫\�迸f硎抵噬暇褪親魑�公衫_騁惶宓奶逑終叩哪歉鋈說牟撇�，即奴隶。而奴隶制灾q飫錛炔黃苹道投�的条件，也不钢\潯局實墓叵怠�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43—144頁。

　　生產方式本身越是保持舊的傳統——而這種傳統方式在農業中保持得很久，在東方的那種農業與手工業的結合中，保持得更久——，也就是說，占有的實際過程越是保持不變，那麼，舊的所有制形式，從而共同體本身，也就越是固定。

　　……

　　在奴隸制、農奴制等之下，勞動者本身表現為服務於某一第三者個人或共同體的自然生產條件之一(這不適用於例如東方的普遍奴隸制；這只是從歐洲的觀點來看的；因

　　而，財產就不再是親身勞動的個人對勞動客觀條件的關係了。奴隸制、農奴制等總是派生的形式，而決不是原始的形式，儘管它們是以共同體和以共同體中的勞動為基礎的那種所有制的必然的和合乎邏輯的結果。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45、147頁。

　　二)中古時期帶着上古亞細亞公社遺存的“東方社會”與西歐的“拉丁—日耳曼封建社會”的比較

　　帶着上古亞細亞公社遺存的“東方社會”及其停滯性表現貝爾尼埃正確地看到，東方(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現象的基礎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這甚至是了解東方天國的一把真正的鑰匙。

　　馬克思:《馬克思致恩格斯》( 1853年6月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12頁。

　　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確是了解整個東方的一把鑰匙。這是東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礎。但是東方各民族為什麼沒有達到土地私有制，甚至沒有達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呢。我認為，這主要是由於氣候和土壤的性質，特別是由於大沙漠地帶，這個地帶從撒哈拉起橫貫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韃靼直到亞洲高原的最高地區。在這裡，農業的第一個條件是人工灌溉，而這是村莊、省或中央政府的事。

　　恩格斯:《恩格斯致馬克思》( 1853年6月6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13頁。

　　這些小小的公社帶着種性劃分和奴隸制度的汙痕。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 1853年6月7—10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83頁。

　　保存到現在的)遠古的形式:氏族公社，其成員共同生活，共同耕地，並用共同的公共的)收益滿足自己的需要。……這種公社土地占有形式只在印度北部和西北部的某些地區保存下來，而其形式是土地只由最近的親屬即不分居家庭(這是梅恩給這種形式的氏族公社所起的名稱)的成員共同所有並共同經營。

　　馬克思:《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一書摘要》( 1879年10月—1880年10月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第231—232頁。

　　亞洲這一地區的停滯性質(儘管有政治表面上的各種無效果的運動)，完全可以用下面兩種相互促進的情況來解釋: ( 1)公共工程是中央政府的事情； ( 2)除了這個政府之外，整個國家(幾個較大的城市不算在內)分為許多村社，它們有完全獨立的組織，自成一個小天地。……

　　……

　　……在某些這樣的村社中，全村的土地是共同耕種的，但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每個土地所有者耕種自己的土地。在這種村社內部存在着奴隸制和種性制。荒地作為公共牧場。妻子和兒女從事家庭紡織業。……我認為，很難想象亞洲的專制制度和停滯狀態有比這更堅實的基礎。……

　　……至於所有制問題，這在研究印度的英國着作者中是一個引起激烈爭論的問題。

　　在克里什納以南的同外界隔絕的山區，似乎確實存在土地私有制。至於在爪哇，如前英國駐爪哇總督斯坦福·拉弗爾斯爵士在他的《爪哇史》中指出的，在這個“可以獲得相當可觀的地租的”國家中，全部土地的絕對所有者是君主。無論如何，伊斯蘭教徒似乎首先從原則上確定了在整個亞洲“不存在土地私有制”。

　　關於上面提到的村社，我還要指出，它們在摩奴法典中就已經出現，在這部法典中它們的整個組織是這樣的:一個高級稅吏管轄10個村社，以後是100個，再後是1000個。

　　馬克思:《馬克思致恩格斯》( 1853年6月1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17—118頁。

　　在亞洲，從遠古的時候起一般說來只有三個政府部門:財政部門，或者說，對內進行掠奪的部門；戰爭部門，或者說，對外進行掠奪的部門；最後是公共工程部門。氣候和土地條件，特別是從撒哈拉經過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韃靼區直至最高的亞洲高原的一片廣大的沙漠地帶，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設施成了東方農業的基礎。無論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達米亞、波斯以及其他地區，都利用河水的泛濫來肥田，利用河流的漲水來充注灌溉水渠。節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這種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蘭德和意大利，曾促使私人企業結成自願的聯合；但是在東方，由於文明程度太低，幅員太大，不能產生自願的聯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進行干預。所以亞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執行一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這種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壤肥沃程度的設施歸中央政府管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這種設施立刻就會廢置，這就可以說明一件否則無法解釋的事實，即大片先前耕種得很好的地區現在都荒蕪不毛，例如巴爾米拉、佩特拉、也門廢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廣大地區就是這樣。同時這也可以說明為什麼一次毀滅性的戰爭就能夠使一個國家在幾百年內人煙蕭條，並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 1853年6月7—10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79—680頁。

　　從遙遠的古代直至19世紀的最初十年，無論印度過去在政治上變化多麼大，它的社會狀況卻始終沒有改變。……

　　在印度有這樣兩種情況:一方面，印度人也像所有東方人一樣，把他們的農業和商業所憑藉的主要條件即大規模公共工程交給中央政府去管，另一方面，他們又散處於全國各地，通過農業和製造業的家庭結合而聚居在各個很小的中心地點。由於這兩種情況，從遠古的時候起，在印度便產生了一種特殊的社會制度，即所謂村社制度，這種制度使每一個這樣的小結合體都成為獨立的組織，過着自己獨特的生活。…………

　　……這些田園風味的農村公社不管看起來怎樣祥和無害，卻始終是東方專制制度的牢固基礎。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 1853年6月7—10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80—682頁。

　　除我們已經證明與西方工業品銷售成反比的鴉片貿易之外，妨礙對華出口貿易迅速擴大的主要因素，是那個依靠小農業與家庭工業相結合而存在的中國社會經濟結構。

　　馬克思:《對華貿易》

　　年11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72頁。

　　正如皇帝通常被尊為全中國的君父一樣，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認為對他們各自的管區維持着這種父權關係。……

　　……

　　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通過英國而為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材裡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

　　馬克思:《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 1853年5月3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08—609頁。

　　有一點是肯定無疑的，那就是舊中國的死亡時刻正在迅速臨近。……過不了多少年，我們就會親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的垂死掙扎，看到整個亞洲新紀元的曙光。

　　恩格斯:《波斯與中國》( 1857年5月20日前後)，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627—628頁。

　　這些自給自足的公社不斷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產出來，當它們偶然遭到破壞時，會在同一地點以同一名稱再建立起來[1]，這種公社的簡單的生產有機體，為揭示下面這個秘密提供了一把鑰匙:亞洲各國不斷瓦解、不斷重建和經常改朝換代，與此截然相反，亞洲的社會卻沒有變化。這種社會的基本經濟要素的結構，不為政治領域中的風暴所觸動。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14—415頁。

　　資本主義以前的、民族的生產方式具有的內部的堅固性和結構，對於商業的解體作用造成了多大的障礙，這從英國人同印度和中國的交往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來。在印度和中國，小農業和家庭工業的統一形成了生產方式的廣闊基礎。此外，在印度還有建立在土地公有基礎上的農村公社的形式，這種農村公社在中國也是原始的形式。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372頁。

　　在直接勞動者仍然是他自己的生存資料生產所必需的生產資料和勞動條件的“占有者”的一切形式內，財產關係必然同時表現為直接的統治和從屬的關係，因而直接生產者是作為不自由的人出現的；這種不自由，可以從實行徭役勞動的農奴制減輕到單純的貢賦義務。在這裡，按照前提，直接生產者還占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即他實現自己的勞動和生產自己的生存資料所必需的物質的勞動條件；他獨立地經營他的農業和與農業結合在一起的農村家庭工業。這種獨立性，不會因為這些小農(例如在印度)相互組成一種或多或少帶有自發性質的生產公社而消失，因為這裡所說的獨立性，只是對名義上的地主而言的。在這些條件下，要從小農身上為名義上的地主榨取剩餘勞動，只能通過超經濟的強制，而不管這種強制採取什麼形式[2]。使這種小農和奴隸經濟或種植園經濟區別開來的是，奴隸要用別人的生產條件從事勞動，並且不是獨立的。所以這裡必須有人身的依附關係，必須有不管什麼程度的人身不自由和人身作為土地的附屬物對土地的依附，必須有本來意義的依附制度。同直接生產者直接相對立的，如果不是私有土地的所有者，而是像在亞洲那樣，是既作為土地所有者同時又作為主權者的國家，那麼，地租和賦稅就會合為一體，或者不如說，在這種情況下就不存在任何同這個地租形式不同的賦稅。在這種狀態下，對於依附關係來說，無論從政治上或從經濟上說，除了面對這種國家的一切臣屬關系所共有的形式以外，不需要更嚴酷的形式。在這裡，國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這裡，主權就是在全國範圍內集中的土地所有權。但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也就沒有私有土地的所有權，雖然存在着對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同的占有權和用益權。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893—894頁。

　　西歐的“拉丁—日耳曼封建社會”及其向資本主義的轉型“拉丁—日耳曼封建社會”的形成

　　封建制度決不是現成地從德國搬去的。它起源於征服者在進行征服時軍隊的戰時組織，而且這種組織只是在征服之後，由於在被征服國家內遇到的生產力的影響才發展為真正的封建制度的。這種形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生產力的制約，這從企圖彷效古羅馬來建立其他形式的失敗嘗試(查理大帝，等等)中已經得到證明。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8頁。

　　由日耳曼人在所有被征服的地區引入的新公社，由於繼承了古代原型的特徵，在整個中世紀時期，成了人民自由和人民生活的唯一中心。

　　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覆信［初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3頁。

　　如果說，他們至少在三個最重要的國度——德國、法國北部和英國——以馬爾克公社的形式保存下來一部分真正的氏族制度，並把它帶到封建國家裡去，從而使被壓迫階級即農民甚至在中世紀農奴制的最嚴酷條件下，也能有地方性的團結和抵抗的手段，而這一手段無論在古典古代的奴隸那裡或者在近代的無產階級那裡都沒有這樣現成，那麼，造成這種情況的，如果不是他們的野蠻狀態、如果不是他們的純粹野蠻人的按血族定居的方式，又是什麼呢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5—176頁。

　　我很高興，關於農奴制的歷史[3]，照實業界人士的說法，我們“達成協議”了。毫無疑問，農奴制和依附關係並不是某種特有的中世紀封建形式，在征服者迫使當地居民為其耕種土地的地方，我們到處，或者說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例如在特薩利亞很早就有了。

　　恩格斯:《恩格斯致馬克思》( 1882年12月2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月第1版，第131頁。

　　西歐封建生產方式的特點

　　現在，讓我們離開魯濱遜的明朗的孤島，轉到歐洲昏暗的中世紀去吧。在這裡，我們看到的，不再是一個獨立的人了，人都是互相依賴的:農奴和領主，陪臣和諸侯，俗人和牧師。物質生產的社會關係以及建立在這種生產的基礎上的生活領域，都是以人身依附為特徵的。但是正因為人身依附關係構成該社會的基礎，勞動和產品也就用不着採取與它們的實際存在不同的虛幻形式。它們作為勞役和實物貢賦而進入社會機構之中。在這裡，勞動的自然形式，勞動的特殊性是勞動的直接社會形式，而不是像在商品生產基礎上那樣，勞動的一般性是勞動的直接社會形式。徭役勞動同生產商品的勞動一樣，是用時間來計量的，但是每一個農奴都知道，他為主人服役而耗費的，是他個人的一定量的勞動力。繳納給牧師的什一稅，是比牧師的祝福更加清楚的。所以，無論我們怎樣判斷中世紀人們在相互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人們在勞動中的社會關係始終表現為他們本身之間的個人的關係，而沒有披上物之間即勞動產品之間的社會關係的外衣。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4—95頁。

　　某些歷史學家感到驚異的是，雖然直接生產者不是所有者，而只是占有者，並且他的全部剩餘勞動實際上依照法律都屬於土地所有者，可是在這種關係下，負有徭役義務的人或農奴竟能有財產和——相對地說——財富的獨立發展。但是，很清楚，在作為這一社會生產關係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方式的基礎的這種自然形成的不發達的狀態中，傳統必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次，很清楚，在這裡也和一貫的情形一樣，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那部分人的利益，總是要把現狀作為法律加以神聖化，並且要把現狀的由習慣和傳統造成的各種限制，用法律固定下來。撇開其他一切情況不說，只要現狀的基礎即作為現狀的基礎的關係的不斷再生產，隨着時間的推移，取得了有規則的和有秩序的形式，這種情況就會自然產生；並且，這種規則和秩序本身，對任何取得社會固定性和不以單純偶然性與任意性為轉移的社會獨立性的生產方式來說，都是一個必不可少的要素。這種規則和秩序，正好是一種生產方式的社會固定的形式，因而是它相對地擺脫了單純偶然性和單純任意性的形式。在生產過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關係的停滯狀態中，一種生產方式所以能取得這個形式，只是由於它本身的反覆的再生產。如果這種再生產持續一個時期，那麼，它就會作為習慣和傳統固定下來，最後被作為明文的法律加以神聖化。但是，因為這種剩餘勞動的形式即徭役勞動，是建立在勞動的一切社會生產力的不發展，勞動方式本身的原始性的基礎上，所以和發達的生產方式下特別是資本主義生產下相比，它自然只會在直接生產者的總勞動中，占有一個小得多的部分。例如，我們假定為地主進行的徭役勞動原來是每周兩天。這每周兩天的徭役勞動因此會固定下來，成為一個不變量，而由習慣法或成文法在法律上規定下來。但是直接生產者自己支配的每周其餘幾天的生產效率，卻是一個可變量。這個可變量必然隨着他的經驗的增多而得到發展，正如他所認識的新的需要，他的產品的市場的擴大，他對他這一部分勞動力的支配的越來越大的保證，都會刺激他去提高自己勞動力的緊張程度；在這裡，不要忘記，這種勞動力的使用決不限於農業，也包括農村家庭工業。因此，這裡已經有了某種經濟發展的可能性，當然，這種可能性要取決於環境的適宜，天生的種族性格，等等。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發表於1894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896—897頁。

　　在中世紀，有一些城市不是從前期歷史中現成地繼承下來的，而是由獲得自由的農奴重新建立起來的。在這些城市裡，每個人的唯一財產，除開他隨身帶着的幾乎全是最必需的手工勞動工具構成的那一點點資本之外，就只有他的特殊的勞動。不斷流入城市的逃亡農奴的競爭；鄉村反對城市的連綿不斷的戰爭，以及由此產生的組織城市武裝力量的必要性；共同占有某種手藝而形成的聯繫；在手工業者同時又是商人的時期，必須有在公共場所出賣自己的商品以及與此相連的禁止外人進入這些場所的規定；各手工業間利益的對立；保護辛苦學來的手藝的必要性；全國性的封建組織，——所有這些都是各行各業的手藝人聯合為行會的原因。這裡我們不打算詳細地談論以後歷史發展所引起的行會制度的多種變化。在整個中世紀，農奴不斷地逃入城市。這些在鄉村遭到自己主人迫害的農奴是隻身流入城市的，他們在這裡遇見了有組織的團體，對於這種團體他們是沒有力量反對的，在它的範圍內，他們只好屈從於由他們那些有組織的城市競爭者對他們勞動的需要以及由這些競爭者的利益所決定的處境。這些隻身流入城市的勞動者根本不可能成為一種力量，因為，如果他們的勞動帶有行會的性質並需要培訓，那麼行會師傅就會使他們從屬於自己，並按照自己的利益來組織他們；或者，如果這種勞動不需要培訓，因而不是行會勞動，而是短工，那麼勞動者就根本組織不起來，始終是無組織的平民。城市對短工的需要造成了平民。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7—558頁。

　　中世紀完全是從野蠻狀態發展而來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學、政治和法學一掃而光，以便一切都從頭做起。它從沒落的古代世界接受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殘破不全而且喪失文明的城市。其結果正如一切原始發展階段的情形一樣，僧侶獲得了知識教育的壟斷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滲透了神學的性質。在僧侶手中，政治和法學同其他一切科學一樣，不過是神學的分支，一切都按照神學中適用的原則來處理。教會的教條同時就是政治信條，聖經詞句在各個法庭都有法律效力。甚至在法學家已經形成一個等級的時候，法學還久久處於神學控制之下。神學在知識活動的整個領域的這種至高無上的權威，同時也是教會在當時封建統治下萬流歸宗的地位的必然結果。

　　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 1850年夏秋)，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235頁。

　　西歐封建社會的解體和資本主義的產生

　　不要忘記，單是維持農奴生存的必要性和大經濟的不可能性(包括把小塊土地分給農奴)，很快就使農奴向封建主繳納的貢賦降低到各種代役租和徭役地租的平均水平，這樣就使農奴有可能積累一些動產，便於逃出自己領主的領地，並使他有希望上升為市民，同時還引起了農奴的分化。可見逃亡農奴已經是半市民了。由此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掌握了某種手藝的農奴獲得動產的可能性最大。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2—573頁。

　　從中世紀的農奴中產生了初期城市的城關市民；從這個市民等級中發展出最初的資產階級分子。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2頁。

　　中世紀的城關市民和小農等級是現代資產階級的前身。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頁。

　　以往的一切社會形式［V－28］都由於財富的發展，或者同樣可以說，由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沒落了。因此，在意識到這一點的古代人那裡，財富被直接當做使共同體解體的東西加以抨擊。封建制度也由於城市工業、商業、現代農業(甚至由於個別的發明，如火藥和印刷機)而沒落了。

　　隨着財富的發展，因而也就是隨着新的力量和不斷擴大的個人交往的發展，那些成為共同體的基礎的經濟條件，那些與共同體相適應的共同體各不同組成部分的政治關係，以理想的方式來對共同體進行直觀的宗教(這二者又都是建立在對自然界的一定關係上的，而一切生產力都歸結為自然界)，個人的性格、觀點等等，也都解體了。單是科學——即財富的最可靠的形式，既是財富的產物，又是財富的生產者——的發展，就足以使這些共同體解體。但是，科學這種既是觀念的財富同時又是實際的財富的發展，只不過是人的生產力的發展即財富的發展所表現的一個方面，一種形式。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0頁。

　　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是從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中產生的。後者的解體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22頁。

　　工業資本家這些新權貴，不僅要排擠行會的手工業師傅，而且要排擠占有財富源泉的封建主。從這方面來說，他們的興起是戰勝了封建勢力及其令人憤恨的特權的結果，也是戰勝了行會及其對生產的自由發展和人對人的自由剝削所加的束縛的結果。但是，工業騎士之所以能夠排擠掉佩劍騎士，只是因為他們利用了與自己毫不相幹的事件。他們藉以興起的手段，同羅馬的被釋奴隸成為自己保護人的主人所使用的手段同樣卑鄙。

　　勞動者的奴役狀態是產生僱傭工人和資本家的發展過程的起點。這一發展過程就是這種奴役狀態的形式變換，就是封建剝削轉化為資本主義剝削。要了解這一過程的經過，不必追溯太遠。雖然在14和15世紀，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經稀疏地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最初萌芽，但是資本主義時代是從16世紀才開始的。在這個時代到來的地方，農奴制早已廢除，中世紀的頂點——主權城市也早已衰落。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22—823頁。

　　三)近代:資本主義使東方從屬於西方，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東方的覺醒

　　資本主義的西方向全球擴張

　　美洲的發現、繞過非洲的航行，給新興的資產階級開闢了新天地。東印度和中國的市場、美洲的殖民化、對殖民地的貿易、交換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業、航海業和工業空前高漲，因而使正在崩潰的封建社會內部的革命因素迅速發展。

　　……

　　大工業建立了由美洲的發現所準備好的世界市場。世界市場使商業、航海業和陸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這種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工業的擴展，同時，隨着工業、商業、航海業和鐵路的擴展，資產階級也在同一程度上發展起來，增加自己的資本，把中世紀遺留下來的一切階級排擠到後面去。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2—33頁。

　　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

　　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於城市的統治。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農村人口大大增加起來，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脫離了農村生活的愚昧狀態。正像它使農村從屬於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5—36頁。

　　東方的苦難

　　不列顛人給印度斯坦帶來的災難，與印度斯坦過去所遭受的一切災難比較起來，毫無疑問在本質上屬於另一種，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我在這裡所指的還不是不列顛東印度公司在亞洲式專制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歐洲式專制，這兩種專制結合起來要比薩爾賽達廟裡任何猙獰的神像都更為可怕。這並不是不列顛殖民統治獨有的特徵，它只不過是對荷蘭殖民統治的模彷，而且模彷得惟妙惟肖，所以為了說明不列顛東印度公司的所作所為，只要把英國的爪哇總督斯坦福·拉弗爾斯爵士談到舊日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時說過的一段話一字不改地引過來就夠了

　　“荷蘭東印度公司一心只想賺錢，它對它的臣民還不如過去的西印度種植場主對那些在他們的種植場幹活的奴隸那樣關心，因為這些種植場主買人的時候是付了錢的，而荷蘭東印度公司卻沒有花過錢，它開動全部現有的專制機器壓榨它的臣民，迫使他們獻出最後一點東西，付出最後一點勞力，從而加重了恣意妄為的半野蠻政府所造成的禍害。因為它把政客的全部實際技巧和商人的全部獨占一切的利己心腸全都結合在一起。”

　　內戰、外侮、革命、征服、饑荒——儘管所有這一切接連不斷地對印度斯坦造成的影響顯得異常複雜、劇烈和具有破壞性，它們卻只不過觸動它的表面。英國則摧毀了印度社會的整個結構，而且至今還沒有任何重新改建的跡象。印度人失掉了他們的舊世界而沒有獲得一個新世界，這就使他們現在所遭受的災難具有一種特殊的悲慘色彩，使不列顛統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傳統，同它過去的全部歷史斷絕了聯繫。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 1853年6月7—10日之間)，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78—679頁。

　　相繼侵入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韃靼人和莫臥兒人，不久就被印度化了——野蠻的征服者，按照一條永恆的歷史規律，本身被他們所征服的臣民的較高文明所征服。

　　不列顛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於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響的征服者。他們破壞了本地的公社，摧毀了本地的工業，夷平了本地社會中偉大和崇高的一切，從而毀滅了印度的文明。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 1853年7月2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86頁。

　　聯軍全權代表強迫中國訂立新條約[5]的消息，看來引起了以為貿易將有大規模擴展的狂想，同第一次對華戰爭結束後1845年時商人們頭腦中產生的狂想完全一樣。即使彼得堡的電訊所傳屬實，是否能完全肯定，通商口岸一增多，對華貿易就必然會擴大呢?是否能夠指望1857—1858年的戰爭會比1841—1842年的戰爭導致更好的結果呢?有一件事是肯定無疑的

　　年的條約並沒有使美國和英國對中國的出口增加，倒是起了加速和加深年商業危機的作用。現時的這個條約也是一樣，它使人們夢想得到一個無窮盡的市場，使人們產生不切實際的希望，可能就在世界市場剛剛從不久以前的普遍恐慌中逐漸復原的時候，又促進新危機的形成。除了這個消極後果以外，第一次鴉片戰爭還刺激了鴉片貿易的增長而損害了合法貿易；只要整個文明世界的壓力還沒有迫使英國放棄在印度強制種植鴉片和以武力在中國推銷鴉片的做法，那麼這第二次鴉片戰爭就會產生同樣的後果。

　　我們不想詳述這種貿易的道德方面，關於這種貿易，連英國人蒙哥馬利·馬丁都這樣寫道

　　“不是嗎，‘奴隸貿易’比起‘鴉片貿易’來，都要算是仁慈的。我們沒有毀滅非洲人的肉體，因為我們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們的生命；我們沒有敗壞他們的品格、腐蝕他們的思想，也沒有毀滅他們的靈魂。可是鴉片販子在腐蝕、敗壞和毀滅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後，還殺害他們的肉體；每時每刻都有新的犧牲者被獻於永不知飽的摩洛赫[6]之前，英國殺人者和中國自殺者競相向摩洛赫的祭壇上供奉犧牲品。”

　　馬克思:《鴉片貿易史》( 1858年8月31日—9月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29—630頁。

　　這場極端不義的戰爭[8]就是根據上面簡單敘述的理由而進行的——現在向英國人民提出的官方報告完全證實了這種敘述。廣州城的無辜居民和安居樂業的商人慘遭屠殺，他們的住宅被炮火夷為平地，人權橫遭侵犯，這一切都是在“中國人的挑釁行為危及英國人的生命和財產”這種站不住腳的藉口下發生的!英國政府和英國人民——至少那些願意弄清這個問題的人們——都知道這些非難是多麼虛偽和空洞。有人企圖轉移對主要問題的追究，給公眾造成一個印象:似乎在亞羅號划艇事件以前就有大量的傷害行為足以構成開戰的理由。可是這些不分青紅皂白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英國人控告中國人一樁，中國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國人九十九樁。

　　英國報紙對於旅居中國的外國人在英國庇護下每天所干的破壞條約的可惡行為真是諱莫如深!非法的鴉片貿易年年靠摧殘人命和敗壞道德來填滿英國國庫的事情，我們一點也聽不到。外國人經常賄賂下級官吏而使中國政府失去在商品進出口方面的合法收入的事情，我們一點也聽不到。對那些被賣到秘魯沿岸去當不如牛馬的奴隸、被賣到古巴去當契約奴隸的受騙契約華工橫施暴行“以至殺害”的情形，我們一點也聽不到。外國人常常欺凌性情柔弱的中國人的情形以及這些外國人帶到各通商口岸去的傷風敗俗的弊病，我們一點也聽不到。我們所以聽不到這一切以及更多得多的情況，首先是因為在中國以外的大多數人很少關心這個國家的社會和道德狀況；其次是因為按照精明和謹慎的原則不宜討論那些不能帶來錢財的問題。因此，坐在家裡而眼光不超出自己買茶葉的雜貨店的英國人，完全可以把政府和報紙塞給公眾的一切胡說吞咽下去。

　　與此同時，在中國，壓抑諾摹⒀黃�战争时扔孄R某鷯⒒鷸鄭�爆发抽W巳魏魏推膠陀押玫謀硎徑嘉幢嗇芷嗣鸕姆吲�烈火��

　　馬克思:《英人在華的殘暴行為》( 1857年3月22日前後)，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20—621頁。

　　四)東方的覺醒、抵抗和新紀元的來臨

　　在大不列顛本國現在的統治階級還沒有被工業無產階級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還沒有強大到能夠完全擺脫英國的枷鎖以前，印度人是不會收穫到不列顛資產階級在他們中間播下的新的社會因素所結的果實的。但是，無論如何我們都可以滿懷信心地期待，在比較遙遠的未來，這個巨大而誘人的國家將得到重建。這個國家的人舉止文雅，用薩爾蒂科夫公爵的話來說，甚至最下層階級里的人都“比意大利人更精細更靈巧”[9]；他們的沉靜的高貴品格甚至足以抵消他們所表現的馴服態度；他們雖然天生一副萎靡不振的樣子，但他們的勇敢卻使英國軍官大為吃驚；他們的國家是我們的語言、我們的宗教的發源地，從他們的賈特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古代日耳曼人的原型，從他們的婆羅門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古代希臘人的原型。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 1853年7月2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90頁。

　　中國的連綿不斷的起義已經延續了約十年之久，現在匯合成了一場驚心動魄的革命；不管引起這些起義的社會原因是什麼，也不管這些原因是通過宗教的、王朝的還是民族的形式表現出來，推動了這次大爆發的毫無疑問是英國的大炮，英國用大炮強迫中國輸入名叫鴉片的麻醉劑。滿族王朝的聲威一遇到英國的槍炮就掃地以盡，天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破了產，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被打破，開始同外界發生聯繫，這種聯繫從那時起就在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黃金的吸引之下迅速地發展起來。同時，這個帝國的銀幣——它的血液——也開始流向英屬東印度。

　　在1830年以前，中國人在對外貿易上經常是出超，白銀不斷地從印度、英國和美國向中國輸出。可是從1833年，特別是1840年以來，由中國向印度輸出的白銀，幾乎使天朝帝國的銀源有枯竭的危險。因此皇帝[10]下詔嚴禁鴉片貿易，結果引起了比他的詔書更有力的反抗。除了這些直接的經濟後果之外，和私販鴉片有關的行賄受賄完全腐蝕了中國南方各省的國家官吏。正如皇帝通常被尊為全中國的君父一樣，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認為對他們各自的管區維持着這種父權關係。可是，那些靠縱容私販鴉片發了大財的官吏的貪汙行為，卻逐漸破壞着這一家長制權威——這個龐大的國家機器的各部分間的唯一的精神聯繫。存在這種情況的地方，主要正是首先起義的南方各省。所以幾乎不言而喻，隨着鴉片日益成為中國人的統治者，皇帝及其周圍墨守成規的大官們也就日益喪失自己的統治權。

　　歷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這個國家的人民，然後才能把他們從世代相傳的愚昧狀態中喚醒似的。

　　馬克思:《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 1853年5月31日前後)，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07—608頁。

　　現在，中國人的情緒與1840—1842年戰爭[11]時的情緒已顯然不同。那時人民保持平靜，讓皇帝的軍隊去同侵略者作戰，失敗之後，則抱着東方宿命論的態度屈從於敵人的暴力。但是現在，至少在迄今鬥爭所及的南方各省，民眾積極地而且是狂熱地參加反對外國人的鬥爭。他們經過極其冷靜的預謀，在供應香港歐洲人居住區的麵包里大量地投放了毒藥。(有幾隻麵包送交李比希化驗。他發現麵包的各個部分都含有大量的砒霜，這表明在和面時就已摻入砒霜。但是藥量過大，結果一定是變成了嘔吐劑，因而抵消了毒效。)他們暗帶武器搭乘商船，而在中途殺死船員和歐洲乘客，奪取船隻。他們綁架和殺死所能遇到的每一個外國人。連移民到外國去的苦力都好像事先約定好了，在每一艘移民船上起來暴動，奪取船隻，他們寧願與船同沉海底或者在船上燒死，也不投降。甚至國外的華僑——他們向來是最聽命和最馴順的臣民——也進行密謀，突然在夜間起事，如在沙撈越就發生過這種情形；又如在新加坡，當局只是靠武力和戒備才壓制住他們。是英國政府的海盜政策造成了這一所有中國人普遍奮起反抗所有外國人的局面，並使之表現為一場滅絕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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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是肯定無疑的，那就是舊中國的死亡時刻正在迅速臨近。……過不了多少年，我們就會親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的垂死掙扎，看到整個亞洲新紀元的曙光。

　　恩格斯:《波斯和中國》( 1857年5月20日前後)，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625—628頁。

　　十八　歷史認識的真理性及其檢驗

　　一)歷史認識的真理具有相對性，但它總是不斷趨近於絕對的真理

　　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包括我們這個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它在不同的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內容。因此，關於思維的科學，也和其他各門科學一樣，是一種歷史的科學，是關於人的思維的歷史發展的科學。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36頁。

　　從歷史的觀點來看，這件事也許有某種意義:我們只能在我們時代的條件下去認識，而且這些條件達到什麼程度，我們就認識到什麼程度。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94頁。

　　我們根本不用擔心我們現在所處的認識階段和先前的一切階段一樣都不是最後的。這一階段已經包括大量的認識材料，並且要求每一個想在任何專業內成為內行的人進行極深刻的專門研究。但是認識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對漫長的世代系列來說是相對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趨於完善的，或者就像在天體演化學、地質學和人類歷史中一樣，由於歷史材料不足，甚至永遠是有缺陷的和不完善的，而誰要以真正的、不變的、最後的終極的真理的標準來衡量認識，那麼，他只是證明他自己的無知和荒謬，即使真正的動機並不像在這裡那樣是要求個人不犯錯誤。真理和謬誤，正如一切在兩極對立中運動的邏輯範疇一樣，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領域內才具有絕對的意義；這一點我們剛才已經看到了，即使是杜林先生，只要他稍微知道一點正是說明一切兩極對立的不充分性的辯證法的初步知識，他也會知道的。只要我們在上面指出的狹窄的領域之外應用真理和謬誤的對立，這種對立就變成相對的，因而對精確的科學的表達方式來說就是無用的；但是，如果我們企圖在這一領域之外把這種對立當做絕對有效的東西來應用，那我們就會完全遭到失敗；對立的兩極都向自己的對立面轉化，真理變成謬誤，謬誤變成真理。我們舉着名的波義耳定律為例，根據這一定律，在溫度不變的情況下，氣體的體積和它所受的壓力成反比。雷尼奧發現，這一定律不適合於某些情況。如果雷尼奧是一個現實哲學家，那麼他就有義務宣布:波義耳定律是可變的，所以不是真正的真理，所以根本不是真理，所以是謬誤。但是，如果他這樣做，他就會造成一個比波義耳定律所包含的謬誤更大得多的謬誤；他的一小粒真理就會消失在謬誤的沙丘中；這樣他就會把他的本來正確慕崧郾湮�谬误，而与这一谬误相饼x�波义耳定聞h土�同附灾]�蓮B嫻納儺礱�误也可疫\凳欽胬砹恕５�蕮屪膷孤蕪娖学歼b�脫]型媾�这样诞��狭P�而是冀d�研究，并发现波义耳定律只薁濣祟l卣�攘P�特冰樓峨s誑梢砸蜓沽Χ�液化碘c�体，当压力皆侟液化开始的那覊拈`保�波义耳定聞h褪�去琳bЯΑＫ�覉Aㄒ宥�定律州x諞歡ǖ姆段�恼E攀欽�确的。但矢`謖飧齜段�内，它是不仕N�毒壺租偙K卣�确的呢脫]幸桓鑫錮硌Ъ一岫隙ㄋ凳恰Ｋ�会藫��这覛g�律哉洑gǖ難沽�和温儿o姆段�脑溤覛gǖ鈉�体是有效的�歡�且荚~乖謖庵指�加狭窄的范围内，他也矒Q崤懦�这样的抠犥性，假nü�未来惦y芯慷運�作更加鸭汃的限制，或者钢\淥�抵\硎齜絞絒1]。可見，關於最後的終極的真理，例如在物理學上，情況就是這樣。因此，真正科學的着作照例要避免使用像謬誤和真理這種教條式的道德的說法，而這種說法我們在現實哲學這樣的着作中到處可以碰到，這種着作想強迫我們把空空洞洞的信口胡說當做至上的思維的至上的結論來接受。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5—97頁。

　　如果在人類發展的某一時期，這種包括世界各種聯繫——無論是物質的聯繫還是精神的和歷史的聯繫——的最終完成的體系建立起來了，那麼，人的認識的領域就從此完結，而且從社會按照那個體系來安排的時候起，未來的歷史的進一步發展就中斷了，——這是荒唐的想法，是純粹的胡說。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0頁。

　　而這樣一來，黑格爾哲學的革命方面就恢復了，同時也擺脫了那些曾經在黑格爾那裡阻礙它貫徹到底的唯心主義裝飾。一個偉大的基本思想，即認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體，而是過程的集合體，其中各個似乎穩定的事物同它們在我們頭腦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樣都處在生成和滅亡的不斷變化中，在這種變化中，儘管有種種表面的偶然性，儘管有種種暫時的倒退，前進的發展終究會實現——這個偉大的基本思想，特別是從黑格爾以來，已經成了一般人的意識，以致它在這種一般形式中未必會遭到反對了。但是，口頭上承認這個思想是一回事，實際上把這個思想分別運用於每一個研究領域，又是一回事。

　　如果人們在研究工作中始終從這個觀點出發，那麼關於最終解決和永恆真理的要求就永遠不會提出了；人們就始終會意識到他們所獲得的一切知識必然具有的局限性，意識到他們在獲得知識時所處的環境對這些知識的制約性；人們對於還在不斷流行的舊形而上學所不能克服的對立，即真理和謬誤、善和惡、同一和差別、必然和偶然之間的對立也不再敬畏了；人們知道，這些對立只有相對的意義，今天被認為是合乎真理的認識都有它隱蔽着的、以後會顯露出來的錯誤的方面，同樣，今天已經被認為是錯誤的認識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從前才能被認為是合乎真理的；被斷定為必然的東西，是由純粹的偶然性構成的，而所謂偶然的東西，是一種有必然性隱藏在裡面的形式，如此等等。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8—299頁。

　　二)歷史認識真理性的檢驗

　　布丁的滋味一嘗便知。當我們按照我們所感知的事物的特性來利用這些事物的時候，我們的感性知覺是否正確便受到準確無誤的檢驗。如果這些知覺是錯誤的，我們關於能否利用這個事物的判斷必然也是錯誤的，要想利用也決不會成功。可是，如果我們達到了我們的目的，發現事物符合我們關於該事物的觀念，並產生我們所預期的效果，這就肯定地證明，在這一範圍內，我們對事物及其特性的知覺符合存在於我們之外的現實。我們一旦發現失誤，總是不需要很久就能找出失誤的原因；我們會發現，我們的行動所依據的知覺，或者本身就是不完全的、膚淺的，或者是與其他知覺的結果不合理地混在一起——我們把這叫做有缺陷的推理。只要我們正確地訓練和運用我們的感官，使我們的行動只限於正確地形成的和正確地運用的知覺所規定的範圍，我們就會發現，我們行動的結果證明我們的知覺符合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觀本性。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1892年英文版導言( 1892年4 月20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6—507頁。

　　您對價值規律的責難，從現實的觀點來看，涉及一切概念。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用黑格爾的話來說)完全符合於您舉的圓和多邊形的例子。換句話說，這兩者，即一個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現實，就像兩條漸近線一樣，一起向前延伸，彼此不斷接近，但是永遠不會相交。兩者的這種差別正好是這樣一種差別，由於這種差別，概念並不無條件地直接就是現實，而現實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由於概念有概念的基本特性，就是說，它不是直接地、明顯地符合於使它得以抽象出來的現實，因此，畢竟不能把它和虛構相提並論，除非您因為現實同一切思維成果的符合僅僅是非常間接的，而且也只是漸近線似地接近，就說這些思維成果都是虛構。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5年3月1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93頁。

　　或者，自然科學中通用的概念，因為它們決不是一直與現實相符合，就都是虛構嗎從我們接受了進化論的時刻起，我們關於有機體的生命的一切概念都只是近似地與現實相符合。否則就不會有任何變化；哪一天有機界的概念與現實絕對符合了，發展也就終結了。魚這個概念的內涵是在水中生活和用鰓呼吸；如果不突破這個概念，您想怎麼能從魚轉到兩棲動物呢?而這個概念已經被突破了，我們知道一系列的魚，它們的鰾已經發展成肺並且可以呼吸空氣。如果不讓爬行動物和哺乳動物這兩個概念中的一個或兩個與現實發生衝突，您想怎麼能從卵生的爬行動物轉到能生育活生生的幼兒的哺乳動物呢?實際上，單孔目動物有整整一個亞綱是卵生的哺乳動物，——1843年我在曼徹斯特看見過鴨嘴獸的蛋，並且傲慢無知地嘲笑過哺乳動物會下蛋這種愚蠢之見，而現在這卻被證實了!因此，但願您對價值概念不要做我事後不得不請求鴨嘴獸原諒的那種事情吧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5年3月1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95—696頁。

　　只要自然科學運用思維，它的發展形勢就是假說。一個新的事實一旦被觀察到，先前對同一類事實採用的說明方式便不能再用了。從這一刻起，需要使用新的說明方式——最初僅僅以有限數量的事實和觀察為基礎。進一步的觀察材料會使這些假說純化，排除一些，修正一些，直到最後以純粹的形態形成定律。如果要等待材料純化到足以形成定律為止，那就等於要在此以前中止運用思維的研究，而那樣一來，就永遠都不會形成什麼定律了。

　　對於缺乏邏輯修養和辯證法修養的自然科學家來說，相互排斥的假說的數目之多和更替之快，很容易引起這樣一種想法:我們不可能認識事物的本質(哈勒和歌德)。這並不是自然科學所特有的現象，因為人的全部認識是沿着一條錯綜複雜的曲線發展的，而且，在歷史學科中(哲學也包括在內)各種理論也同樣是相互排斥的，可是沒有人由此得出結論說，例如，形式邏輯是沒有意義的。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93頁。

　　我也知道得很清楚，在這本書裡，人們可以給我指出一些無關緊要的不確切的地方。

　　要知道，在研究一個需要全面論證的龐大題目時，這種情況就是英國人也難以避免，更何況像我這樣考察一切工人的狀況的着作，連英國本國也還沒有出過一本。但是我要毫不遲疑地向英國資產階級挑戰:讓他們根據像我所引用的這樣可靠的證據，指出哪怕是一件多少能影響到我的整個觀點的不確切的事實吧。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序言》( 1845年3月1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278—2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