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言论选集二-天下论坛-万维论坛-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2年11月26日08:05:10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作者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写于不同历史时期整理于二零二二年

历史科学

　　第一部分　唯物史观指引历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

一　唯物史观在整个世界观上实现了科学的变革

(一)唯物史观产生的历史条件

　　世纪综合了过去历史上一直是零散地、偶然地出现的成果，并且揭示了它们的必然性和它们的内在联系。无数杂乱的认识资料经过整理、筛选，彼此有了因果联系；知识变成科学，各门科学都接近于完成，即一方面和哲学，另一方面和实践结合了起来。……在历史学方面情况也完全一样；这时我们第一次看到卷帙浩繁的世界史编纂着作，它们固然还缺乏评介并且完全没有哲学上的分析，但毕竟不是从前那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历史片断，而是通史了。

　　恩格斯:《英国状况:十八世纪》( 1844年1月初—2月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87—88页。

　　世纪没有解决巨大的对立，即实体和主体、自然和精神、必然性和自由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历史从一开始就具有的，而且这种对立的发展贯穿于整个历史之中；但是，18世纪使对立的双方在针锋相对中得到充分发展，从而使消灭这种对立成为必不可免的事。由于对立的这种明显的、极端的发展，结果产生了普遍的革命，这个革命散见于各个不同的民族，而且它在不久的将来的实现，同时就是迄今历史上的对立得到解决。

　　恩格斯:《英国状况:十八世纪》( 1844年1月初—2月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89页。

　　英国工业的这一次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的运动的动力。上面已经谈过，它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利益被升格为对人的统治。利益霸占了新创造出来的各种工业力量并利用它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私有制的作用，这些理应属于全人类的力量便成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的垄断物，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商业吞并了工业，因而变得无所不能，变成了人类的纽带；个人的或国家的一切交往，都被溶化在商业交往中，这就等于说，财产、物升格为世界的统治者。

　　恩格斯:《英国状况:十八世纪》( 1844年1月初—2月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05页。

　　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20世纪后半期，随着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而开始的。

　　大家知道，这些发明推动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同时又推动了整个市民社会的变革，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现在才开始被认识。英国是发生这种变革(这种变革越是无声无息地进行，就越是强有力)的典型地方，因此，英国也是这种变革最主要的结果即无产阶级发展的典型国家。只有在英国，才能把无产阶级放在它的一切关系中并从各个方面来加以研究。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88页。

　　这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这就一下子消除了这个矛盾。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赖以生长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那些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自己的本质的虚幻反映。魔法被破除了；“体系”被炸开并被抛在一旁了，矛盾既然仅仅是存在于想象之中，也就解决了。——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种种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5页。

　　二)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多年艰苦细致研究工作的结晶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会彼此敌对、互相冲突，……人的本性是这样的: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达到完美。……历史把那些为共同目标工作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称为最伟大的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1835年8月1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6月第2版，第459—460页。

　　我以上简短地叙述了自己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的经过，这只是要证明，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1859年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94页。

　　从早晨9点到晚上7点，我通常是在英国博物馆[2]里。我正在研究的材料头绪繁多，虽然竭尽一切力量，还是不能在6—8个星期之内结束这一工作。而且期间常常还有种种实际干扰，这是在贫困条件下过日子所不可避免的。但是，“不管这一切的一切”[3]，工作要赶紧结束。总有一天必须强行结束。民主派的“头脑简单的人们”靠“从天上”掉下来的灵感，当然不需要下这样的工夫。这些幸运儿为什么要用经济和历史资料来折磨自己呢

　　马克思:《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1851年6月2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第2版，第300页。

　　当我不在时，伦敦出版了麦克拉伦的一本关于全部通货史的着作；就《经济学家》的摘引来看，这是一本第一流的书。图书馆还没有，这些东西总是在出版了几个月以后才会到那里。但是，在完成我的论述之前，我当然应把这本书看一遍。因此，我让妻子到西蒂区找出版商。……也许这本书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新东西；不过，由于《经济学家》的推荐和我自己读了这些摘引，我的理论良心不允许我不读这本书就写下去。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8年5月3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月第1版，第316页。

　　单是讨论地租的倒数第二章，按现在的结构看，就几乎构成一本书。我白天去博物馆，夜间写作。德国的新农业化学，特别是李比希和申拜因，对这件事情比所有经济学家加起来还更重要；另一方面，自我上次对这点进行研究以后，法国人已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一切都必须下工夫仔细研究。两年以前，我结束了对地租所做的理论探讨。正好在这一期间，许多新东西出现了，并且完全证实了我的理论。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 1866年2月1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月第1版，第180—181页。

　　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这就使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法国人总是急于追求结论，渴望知道一般原则同他们直接关心的问题的联系，因此我很担心，他们会因为一开始就不能继续读下去而气馁。

　　这是一种不利，对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序言和跋( 1872年3月1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4页。

　　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可是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马克思是精通数学的，可是对于自然科学，我们只能作零星的、时停时续的、片断的研究。因此，当我退出商界并移居伦敦，从而有时间进行研究的时候，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次彻底的——像李比希所说的——“脱毛”，八年当中，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上面。当我不得不去探讨杜林先生的所谓自然哲学时，我正处在这一脱毛过程的中间。所以，如果我有时在这方面找不到确切的术语，如果我在理论自然科学的领域中总的说来表现得相当笨拙，那么这是十分自然的。

　　可是另一方面，我意识到当时自己还做不到确有把握，这使我谨慎起来；没有人能指出我真正违反了当时人所共知的事实，或者不正确地叙述了当时公认的理论。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版序言( 1885年9月2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3页。

　　您自己确实已经做出些成绩，您一定会注意到，在依附于党的青年着作家中间，是很少有人下一番工夫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的。有多少人除知道毛勒的名字之外，还对他有更多的了解呢!在这里，新闻工作者的自命不凡必定支配一切，不过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这些先生往往以为，一切东西对工人来说都是足够好的。他们竟不知道，马克思认为自己的最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也还不够好，他认为给工人提供的东西比最好的稍差一点，那就是犯罪!……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0年8月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87—588页。

　　这里现有的关于拿破仑战争和部分革命战争的材料要求事先了解很多历史细节，可是我对这些完全不了解或者只是了解得很肤浅，有关这些细节不是根本得不到解释，就是只能得到一些极为肤浅的解释，而且还要费很大的劲去搜罗它们。自学往往是空话，如果不是系统地钻研，那就学不到什么正经东西。

　　恩格斯:《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1851年6月19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第2版，第292页。

　　自然，我们中间也有一些人遵循这样的原则:“我们干嘛要刻苦学习呢，那是马克思老爹的事儿，他的职责就是什么都要懂”。不过，一般说来，马克思派学习是相当刻苦的，当你看到流亡者中间还有些蠢驴，到处猎取一些新词句，因而最后把自己弄得煳里煳涂的时候，我们党的优越性绝对地和相对地增长就显而易见了。但是这也是必然的，因为艰巨的工作还在前头。

　　恩格斯:《恩格斯致约·魏德迈》

　　年4月1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年3月第1版，第588页。

　　一般说来，在所有这些范围如此之广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学研究中，要取得某些真正的成就，只有经过多年的工作才是可能的。在一些个别问题上探索到新的正确的观点比较容易，……但是，要把全部材料一下子掌握住，并用新的方法加以系统化，这只有在充分加工之后才是可能的。否则像《资本论》这样的着作就会是很多很多的了。

　　恩格斯:《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1883年9月1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年10月第1版，第61页。

　　至于俄国革命运动中的迫切问题和农民在其中所能起的作用，在我没有对整个问题从头重新研究一番，并用最新的材料补充我对此问题的实际情况的极度贫乏的了解以前，在这些方面我是不能在报刊上问心无愧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的。

　　恩格斯:《恩格斯致伊萨克·阿道夫维奇·古尔维奇》( 1893年5月27 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1月第1版，第74页。

　　该死的坎布里亚的吉拉德的着作像鬼火一样躲着我。我必须得到它，因为这是关于英国人入侵时爱尔兰状况的第一部外国的因而也是可靠的资料，我碰到的许多引文使我相信，还可以找到一些什么材料。《被征服的爱尔兰》一书什么地方也找不到，但我所感兴趣的第一部分却收在坎登的法兰克福( ! )版的《不列颠》一书里。该书有无其他版本，不知道。法兰克福版这里当然没有；在公共图书馆收藏的英文版中没有吉拉德的着作；在纳费图书馆收藏的另一种版本中，有可能包含这种材料的第三卷已经遗失；所以，我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明天要去的彻特姆图书馆。但是，这种对资料的追求，总比过去在该死的交易所里对买主的追求使人愉快得多。

　　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 1869年12月1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月第1版，第402—403页。

　　三)唯物史观的产生过程

　　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

　　—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泽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

　　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着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着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而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

　　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5](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6])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7]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在我们当时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各种着作中，我只提出恩格斯与我合着的《共产党宣言》和我自己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8]。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着作《哲学的贫困》[9]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我用德文写的关于《雇佣劳动》[10]一书，汇集了我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讲演，这本书的印刷由于二月革命和我因此被迫离开比利时而中断。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1859年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88—593页。

　　当德国的资产阶级、学究和官僚把英法经济学的初步原理当做不可侵犯的教条死记硬背，力求多少有些了解的时候，德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出现了。它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它一出现，科学的、独立的、德国的经济学也就产生了。这种德国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后者的要点，在本书的序言中已经作了扼要的阐述。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 1859年8月3—1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6—597页。

　　这位作者先生从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1859年柏林版第4—7页，在那里我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中摘引一段话后说:……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 1873年1月2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0页。

　　至于手稿[12]寄迟一事，……

　　它是15年的即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

　　这部着作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的重要观点。

　　马克思:《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1858年11月1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7页。

　　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1845年春天当我们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阐发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种新形成的世界观了。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1885年10月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32页。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9年柏林版)的序言中说，1845年我们两人在布鲁塞尔着手“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主要由马克思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13]。

　　从那时起已经过了40多年，马克思也已逝世，而我们两人谁也没有过机会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关于我们和黑格尔的关系，我们曾经在一些地方作了说明，但是无论哪个地方都不是全面系统的。至于费尔巴哈，虽然他在好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我们却从来没有回顾过他。

　　这期间，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另一方面，德国的古典哲学在国外，特别是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有某种复活。甚至在德国，各大学里借哲学名义来施舍的折中主义残羹剩汁，看来已叫人吃厌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越来越有必要把我们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我们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又怎样同它脱离，做一个简要而又系统的阐述。同样，我也感到我们要还一笔信誉债，就是要完全承认，在我们的狂飙突进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所以，当《新时代》杂志编辑部要我写一篇批评文章来评述施达克那本论费尔巴哈的书[14]时，我也就欣然同意了。我这篇文章发表在该杂志1886年第4期和第期，现在经过修订以单行本出版。

　　在这篇稿子送去付印以前，我又把1845—1846年的旧稿[15]找出来看了一遍。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阐述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旧稿中缺少对费尔巴哈学说本身的批判；所以，旧稿对现在这一目的是不适用的。可是我在马克思的一本旧笔记中找到了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现在作为本书附录刊印出来。这是匆匆写成的供以后研究用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但是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是非常宝贵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单行本序言( 1888年2月2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65—266页。

　　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5页。

　　但是，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还产生了另一个派别，唯一的真正结出果实的派别。这个派别主要是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同黑格尔哲学的分离在这里也是由于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而发生的。这就是说，人们决心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心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义并没有别的意义。不过在这里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6—297页。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在我看来，您在我的《费尔巴哈》(《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就可以找到足够的东西——马克思的附录[17]其实就是它的起源!其次，在《宣言》的序言( 1892年柏林新版)和《揭露共产党人案件》的引言中也可以找到。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拉基米尔·雅柯夫列维奇·施穆伊洛夫》( 1893年2月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47页。

　　目前再版的这部着作，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在《共产主义宣言》[18]中，用这个理论大略地说明了全部近代史；在马克思和我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这个理论一直被用来解释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可是，这里的问题是要把一个对全欧洲都很关键而又很典型的多年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因果联系揭示出来，照作者看来，就是把政治事件归结为最终是经济原因的作用。

　　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1895年2月14日—3月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2页。

　　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这是所要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必然是产生错误的根源。但是，概括叙述眼前的事件时所面对的一切条件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产生错误的根源，然而这并不妨碍任何人去写眼前的事件。

　　当马克思着手撰写本书时，要避免上面所说的那种产生错误的根源就更难了。在—1849年的革命时期，要跟踪考察同时发生的那些经济变化，或者即使只是掌握它们的概况，也简直是不可能的。在流亡伦敦的最初几个月，即1849—1850年的秋冬，情况也是一样。然而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撰写本书的。虽然有这些不利的情况，但是，由于马克思准确了解法国在二月革命以前的经济状况以及这个国家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政治事件，所以他能对当时的事变作出这样的叙述，这一叙述对事变内在联系的揭示达到了至今还无人达到的程度，并且光辉地经受住了后来由马克思自己进行的两度检验。

　　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1895年2月14日—3月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5页。

　　的确，这[19]是一部天才的着作。……他对活生生的时事有这样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样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

　　……在这部着作中，他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即使已经过了33年，我们还是必须承认，这个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

　　恩格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85年第3版序言( 1885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8—469页。

　　四)对唯心主义的批判

　　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其他任何一个先前的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在黑格尔看来，历史归根到底也只是用来检验逻辑运算问题。嘲弄历史，无视人类的发展，这完全是对方所为；而且又是基督徒所为；基督徒编造了一部别具一格的“天国史”，否认真实的历史具有任何内在实质，只承认他们的彼岸的抽象的而且是杜撰出来的历史才需要这种实质。他们借助人类的完美在于他们的基督这一说法，使历史达到一个想象的目的；他们把历史过程拦腰截断，因此为了自圆其说，不得不把后来的十八世纪说成是一派胡言和毫无思想内容的。

　　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但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为了认识人类本质的美好，了解人类在历史上的发展，了解人类一往无前的进步，了解人类对个人的非理性一贯战无不胜，了解人类克服一切似乎超人的事物，了解人类同大自然进行的残酷而又卓有成效的斗争，直到最后获得自由的、人的自我意识，明确认识到人和大自然的统一，自由地独立地创造以纯人类道德生活关系为基础的新世界，——为了了解这一切的伟大，我们没有必要首先招来什么“神”的抽象概念，把一切美好的、伟大的、崇高的、真正人性的事物归在它的名下。为了确信人的事物的伟大和美好，我们没有必要采取这种迂回的办法，没有必要给真正人性的事物打上“神性的”烙印。相反，任何一种事物，越是“神性的”即非人性的，我们就越不能称赞它。

　　恩格斯:《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 1843年10月—1844年1月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第520页。

　　现实人道主义在德国没有比唯灵论或者说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思辨唯心主义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并且用福音书作者的话教诲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20]。显而易见，这种没有肉体的精神只是在自己的臆想中才具有精神。……我们认为这种思辨是基督教日耳曼原则的最完备的表现，这种原则通过把“批判”本身变为某种超验的力量来做自己的最后一次尝试。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53页。

　　因此，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在批判的历史中，事情当然必定是以另一种方式发生的，批判的历史认为，在历史活动中重要的不是行动着的群众，不是经验的活动，也不是这一活动的经验的利益，相反，“在这些活动中”，“重要的”仅仅是“一种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7页。

　　黑格尔的历史观以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为前提，这种精神是这样发展的:人类只是这种精神的无意识或有意识的承担者，即群众。可见，黑格尔是在经验的、公开的历史内部让思辨的、隐秘的历史发生的。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精神的历史，因而也就变成了同现实的人相脱离的人类彼岸精神的历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1—292页。

　　其次，布鲁诺先生又消除了黑格尔的另一种不彻底性:他不再像黑格尔的精神那样事后［post festum］在幻想中创造历史，而是同其余人类的群众相对立，有意识地扮演世界精神的角色，进入目前的同群众的戏剧性的关系中，在深思熟虑之后有目的地发明历史和完成历史。

　　一方面是群众，他们是历史上的消极的、精神空虚的、非历史的、物质的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布鲁诺先生及其伙伴，他们是积极的因素，一切历史行动都是由这种因素产生的。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3页。

　　非极乐世界的感性的现实却决不理会他这种想象，他的每一种感觉都迫使他相信身外的世界和个人的意义，甚至他那世俗的胃也每天都在提醒他:身外的世界并不是空虚的，而是真正使人充实的东西。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21页。

　　且让我们先指出一点: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的。他把劳动看做人的本质，看做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因此，黑格尔把一般来说构成哲学的本质的那个东西，即知道自身的人的外化或者思考自身的、外化的科学，看成劳动的本质；因此，同以往的哲学相反，他能把哲学的各个环节加以总括，并称自己的哲学才是哲学。其他哲学家做过的事情——把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各个环节看做自我意识的而且是抽象的自我意识的环节——，黑格尔认为那只是哲学的行动。因此，他的科学是绝对的。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年4—8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05—206页。

　　哲学家们在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阐述的整个发展过程看做是“人”的发展过程，从而把“人”强加于迄今每一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人”描述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就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质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把后来阶段的一般化的个人强加于先前阶段的个人，并且把后来的意识强加于先前的个人。[21]借助于这种从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的本末倒置的做法，他们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2页。

　　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同进行统治的个人分割开来，主要是同生产方式的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各种关系分割开来，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历史上始终是思想占统治地位，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从这些不同的思想中抽象出“思想”、观念等等，并把它们当做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从而把所有这些个别的思想和概念说成是历史上发展着的概念的“自我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从人的概念、想象中的人、人的本质、人中能引申出人们的一切关系，也就很自然了。思辨哲学就是这样做的。黑格尔本人在《历史哲学》的结尾承认，“他所考察的仅仅是概念的前进运动”，他在历史方面描述了“真正的神正论”(第页)。[22]这样一来，就可以重新回复到“概念”的生产者，回复到理论家、意识形态家和哲学家，并做出结论说:哲学家、思维着的人本身自古以来就是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这个结论，如我们所看到的，早就由黑格尔表述过了。这样，证明精神在历史上的最高统治(施蒂纳的教阶制)的全部戏法，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手段第一，必须把进行统治的个人——而且是由于种种经验的原因、在经验的条件下和作为物质的个人进行统治的个人——的思想同这些进行统治的个人本身分割开来，从而承认思想或幻想在历史上的统治。

　　第二，必须使这种思想统治具有某种秩序，必须证明，在一个个相继出现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得把这些思想看做是“概念的自我规定”(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这些思想凭借自己的经验的基础，彼此确实是联系在一起的，还因为它们被仅仅当做思想来看待，因而就变成自我差别，变成由思维产生的差别)。

　　第三，为了消除这种“自我规定着的概念”的神秘外观，便把它变成某种人物——“自我意识”；或者，为了表明自己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又把它变成在历史上代表着“概念”的许多人物——“思维着的人”、“哲学家”、意识形态家，而这些人又被看做是历史的制造者、“监护人会议”、统治者[23]。这样一来，就把一切唯物主义的因素从历史上消除了，就可以任凭自己的思辨之马自由奔驰了。

　　要说明这种曾经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方法，以及说明它为什么主要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原因，就必须从它与一切意识形态家的幻想，例如，与法学家、政治家(包括实际的国务活动家)的幻想的联系出发，必须从这些家伙的独断的玄想和曲解出发。而从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他们的职业和分工出发，是很容易说明这些幻想、玄想和曲解的。

　　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小店主都能精明地判别某人的假貌和真相，然而我们的历史编纂学却还没有获得这种平凡的认识，不论每一时代关于自己说了些什么和想象了些什么，它都一概相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3—555页。

　　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因此，历史的哲学仅仅是哲学的历史，即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没有“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他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其实，他只是根据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

　　……

　　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现实把事物颠倒了，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这位哲学家蒲鲁东先生还告诉我们，这些原理和范畴过去曾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怀抱里。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02页。

　　每一个新的范畴都是社会天才为了消除前一个假设所产生的不平等而作的假设。总之，平等是原始的意向、神秘的趋势、天命的目的，社会天才在经济矛盾的圈子里旋转时从来没有忽略过它。因此，天命是一个火车头，用它来拖蒲鲁东先生的全部经济行囊前进远比用他那没有头脑的纯粹理性要好得多。他在论税收一章之后，用了整整一章来写天命。

　　天命，天命的目的，这是当前用以说明历史进程的一个响亮字眼。其实这个字眼不说明任何问题。它至多不过是一种修辞形式，是解释事实的多种方式之一。

　　大家知道，英国工业的发展使苏格兰地产获得了新的价值。而英国工业则为羊毛开辟了新的销售市场。要生产大量的羊毛，必然把耕地变成牧场。要实行这种改变就必须集中地产。要集中地产就必须消灭世袭租佃者的小农庄，使成千上万的租佃者离开家园，让放牧几百万只羊的少数牧羊人来代替他们。这样，由于耕地接连不断地变成牧场，结果苏格兰的地产使羊群赶走了人。如果现在你们说，羊群赶走人就是苏格兰地产制度的天命的目的，那么，你们就创造出了天命的历史。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11页。

　　我们可以看到，“高贵的”卡莱尔完全是从泛神论的观点出发的。全部历史的过程不决定于活生生的人民群众本身的发展，他们本身自然为一定的、本身也在历史上产生和变化着的条件所左右，全部历史过程取决于永恒的永远不变的自然规律，它今天离开这一规律，明天又接近这一规律，一切都以是否正确地认识这一规律为转移。这种对永恒的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是永恒的真理，其他一切都是虚假的。根据这种观点，一切实际的阶级矛盾，尽管因时代不同而各异，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巨大的永恒的矛盾，就是深谙永恒的自然规律并依照它行动的人，即贤人与贵人，和误解它曲解它并和它背道而驰的人，即愚人与贱人的矛盾。因此，历史上产生的阶级差别是自然的差别，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尊敬这些差别，并且承认它们是永恒的自然规律的一部分，即应当崇拜天才。这样，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整个见解便简单得像前世纪伊留米纳特和共济会会员的陈腐平凡的智慧那样，简单得像《魔笛》中的普通道德和被弄得极端庸俗腐化的圣西门主义那样。这样，老问题又自然产生了:到底该由谁来统治?这个问题经过十分详细但却非常肤浅的讨论，终于有了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因此非常自然地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需要统治的人是很多很多的，但是任何时候统治的也不能太多，因为统治就是不断地向群众揭示和解释自然规律的意义。但是怎样发现贵人和贤人呢?没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来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去找寻。于是变成纯粹自然差别的历史的阶级差别又显露出来。

　　高贵者之所以高贵，是因为他聪明而博学。所以必须在独享教育权利的阶级即特权阶级中去寻找这样的人；而这些阶级本身也要在它们当中找出这样的人，并且对他们想当贵人和贤人的要求作出选择。因此，特权阶级现在即使不成为十足的贵人和贤人的阶级，至少也是说话时“条理分明”的阶级；而被压迫的阶级当然是“哑巴，是说话条理不清”的阶级，因此阶级统治又重新得到确定。而那些义愤填膺的叫嚣都变成了对现存阶级统治的掩掩盖盖的承认，并且完全变成了不平的牢骚和抱怨，其所以抱怨与不满，原因就是资产者没有让自己的未被承认的天才人物们领导社会，由于很实际的理由没有接受这些老爷们的荒唐的呓语。浮夸的言谈在这里如何变为自己相反的东西，高贵的有学问的聪明人实际上怎样变为庸俗的愚昧无知的蠢人，关于这点卡莱尔本人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

　　马克思和恩格斯:《评托马斯·卡莱尔〈当代评论。(一)当前的时代。(二)模范监狱〉》( 1850年3月中—大约4月18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318—319页。

　　应该用什么方法对待科学?一方面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它具有完全抽象的“思辨的”形式，黑格尔就是以这种形式把它留下来的；另一方面是平庸的、现在重新时兴的、实质上是沃尔弗式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这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他们那些缺乏内在联系的大部头着作时采用的方法。后一种方法，曾被康德特别是黑格尔在理论上摧毁，只是由于惰性和缺乏一种别的简单方法，才使它能够在实际上继续存在。另一方面，黑格尔的方法以其现有的形式是完全不能用的。它实质上是唯心的，而这里要求发展一种比从前所有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它是从纯粹思维出发的，而这里必须从最过硬的事实出发。一种自己承认是“从无通过无到无” [24]的方法，以这种形式在这里是根本不适用的。虽然如此，它却是一切现有逻辑材料中至少可以加以利用的唯一材料。它没有受到过批判，没有被驳倒过；任何反对这位伟大的辩证论者的人都没有能够在这个方法的巍然大厦上打开缺口；它被遗忘，是因为黑格尔学派不知道可以用它干些什么。因此，首先应当对黑格尔的方法作一番透彻的批判。

　　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做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平行着，而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真正的关系因此颠倒了，头脚倒置了，可是实在的内容却到处渗透到哲学中；何况黑格尔不同于他的门徒，他不像他们那样以无知自豪，而是所有时代中最有学问的人物之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在《现象学》、《美学》、《哲学史》中，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虽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

　　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如果这个被遗忘了的辩证法从“纯粹思维”的观点出发就已经得出这样的结果，而且，如果它轻而易举地就结束了过去的全部逻辑学和形而上学，那么，在它里面除了诡辩和烦琐言辞之外一定还有别的东西。但是，对这个方法的批判不是一件小事，全部官方哲学过去害怕而且现在还害怕干这件事。

　　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的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做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 1859年8月3—1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01—603页。

　　这不过是过去有人爱用的意识形态的或者也称为先验主义的方法的另一种说法，这一方法是:不是从对象本身去认识某一对象的特性，而是从对象的概念中逻辑地推导出这些特性。首先，从对象构成对象的概念；然后颠倒过来，用对象的映象即概念去衡量对象。

　　这时，不是概念应当和对象相适应，而是对象应当和概念相适应了。在杜林先生那里，他所能得到的最简单的要素，终极的抽象，执行着概念的职能，可是这丝毫没有改变事情的实质；这种最简单的要素，最多只带有纯粹概念的性质。所以现实哲学在这里也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它不是从现实本身推导出现实，而是从观念推导出现实。

　　当这样一位意识形态家不是从他周围的人们的现实社会关系中，而是从“社会”的概念或所谓最简单的要素中构造出道德和法的时候，可用于这种构造的材料是什么呢?显然有两种:第一，是在那些被当做基础的抽象中可能存在的现实内容的一点点残余，第二，是我们这位意识形态家从他自己的意识中再次带入的内容。而他在自己的意识中发现了什么呢?绝大部分是道德和法的观点，这些观点或多或少地是他所处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相应表现——肯定的或否定的，得到赞同的或遭到反对的；其次或许是从有关的文献上抄来的看法；最后，可能还有个人的狂想。我们的意识形态家可以随心所欲地耍花招，他从大门扔出去的历史现实，又从窗户进来了，而当他以为自己制定了适用于一切世界和一切时代的伦理学说和法的学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为他那个时代的保守潮流或革命潮流制作了一幅因脱离现实基础而扭曲的、像在凹面镜上反映出来的头足倒置的画像。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01—102页。

　　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一下。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4页。

　　唯物主义把自然界看做唯一现实的东西，而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自然界只是绝对观念的“外化”，可以说是这个观念的下降；无论如何，思维及其思想产物即观念在这里是本原的，而自然界是派生的，只是由于观念的下降才存在。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5页。

　　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来说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而创世说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往往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繁杂和荒唐得多)，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

　　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给它们加上别的意义，就会造成怎样的混乱。

　　但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8页。

　　在自然界和历史中所显露出来的辩证的发展，即经过一切迂回曲折和暂时退步而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运动的因果联系，在黑格尔那里，只是概念的自己运动的翻版，而这种概念的自己运动是从来就有的(不知在什么地方)，但无论如何是不依任何能思维的人脑为转移的。这种意识形态上的颠倒是应该消除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7—298页。

　　我的阐述方法不是黑格尔的阐述方法，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而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

　　马克思:《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1868年3月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0页。

　　马克思的功绩就在于，他和“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彷者们” [25]相反，第一个把已经被遗忘的辩证方法、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以及差别重新提到人们面前，同时在《资本论》中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一种经验科学即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上去。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1873—1882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40—441页。

　　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正像在他的体系的所有其他分支中一样，一切真实的联系都是颠倒的。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1873—1882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41页。

　　黑格尔的辩证法之所以是颠倒的，是因为辩证法在黑格尔看来应当是“思想的自我发展”，因而事物的辩证法只是它的反光。而实际上，我们头脑中的辩证法只是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进行的并服从于辩证形式的现实发展的反映。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1年11月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23页。

　　五)对机械唯物论的批判

　　费尔巴哈的“人”是从上帝引申出来的，费尔巴哈从上帝进到“人”的，这样，他的“人”无疑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环。进到“人”的真正途径是与此完全相反的。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不是为了像施蒂纳那样陷在里面，而是为了从这里上升到“人”。只要“人”不是以经验的人为基础，那么他始终是一个虚幻的形象。

　　简言之，如果要使我们的思想，尤其是要使我们的“人”成为某种真实的东西，我们就必须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我们必须从个别物中引申出普遍物，而不要从本身中或者像黑格尔那样从虚无中去引申。

　　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 1844年11月19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25页。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ndliche］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做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汙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1845年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99页。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1845年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502页。

　　诚然，费尔巴哈与“纯粹的”唯物主义者相比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的对象”。但是，他把人只看做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领域，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这一点且不说，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 [27]。他没有批判现在的爱的关系。可见，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因此比方说，当他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痨的穷苦人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他便不得不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这就是说，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

　　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0页。

　　在这里，同黑格尔比较起来，费尔巴哈的惊人的贫乏又使我们诧异。黑格尔的伦理学或关于伦理的学说就是法哲学，其中包括: ( 1)抽象的法，( 2)道德，( 3)伦理，其中又包括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在这里，形式是唯心主义的，内容是实在论的。法、经济、政治的全部领域连同道德都包括进去了。在费尔巴哈那里情况恰恰相反。就形式讲，他是实在论的，他把人作为出发点；但是，关于这个人生活的世界却根本没有讲到，因而这个人始终是在宗教哲学中出现的那种抽象的人。这个人不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他是从一神教的神羽化而来的，所以他也不是生活在现实的、历史地发生和历史地确定了的世界里面；虽然他同其他的人来往，但是任何一个其他的人也和他本人一样是抽象的。在宗教哲学里，我们终究还可以看到男人和女人，但是在伦理学里，连这最后一点差别也消失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0页。

　　在自然界里，正是那些在历史上支配着似乎是偶然事变的辩证运动规律，也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这些规律也同样地贯串于人类思维的发展史中，它们逐渐被思维着的人所意识到。这些规律最初是由黑格尔全面地、不过是以神秘的形式阐发的，而剥去它们的神秘形式，并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它们的全部的单纯性和普遍有效性，这是我们的期求之一。

　　恩格斯:《反杜林论》三个版本的序言( 1885年9月2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3—14页。

　　蒲鲁东先生主要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而没有看到: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形式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做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做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用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所以，蒲鲁东先生不是把政治经济学范畴看做实在的、暂时的、历史性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是神秘地颠倒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做这些抽象的体现。

　　这些抽象本身竟是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已安睡在天父心怀中的公式。

　　马克思:《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 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7—48页。

　　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15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

　　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400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各种自然物和自然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做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做固定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这种考察方式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植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9页；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3—24页。

　　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29]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身又是别的东西。正和负是绝对互相排斥的；原因和结果也同样是处于僵硬的相互对立中。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极容易理解的，因为它是合乎所谓常识的。然而，常识在日常应用的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碰到极为惊人的变故。

　　形而上学的考察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合理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记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生成和消逝；看到它们的静止，忘记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9—540页；恩格斯:《反杜林论》

　　年9月—1878年6月)，摘自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4页。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9页。

　　但是，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近代哲学家中，休谟和康德就属于这一类，而他们在哲学的发展上是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的。对驳斥这一观点具有决定性的东西，凡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所能说的，黑格尔都已经说了；费尔巴哈所增加的唯物主义的东西，与其说是深刻的，不如说是机智的。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

　　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9页。

　　在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在唯物主义者那里，这已经是一目了然的了，而唯心主义体系也越来越加进了唯物主义的内容，力图用泛神论来调和精神和物质的对立；因此，归根到底，黑格尔的体系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0页。

　　费尔巴哈在这里把唯物主义这种建立在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特定理解上的一般世界观同这一世界观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即18世纪所表现的特殊形式混为一谈了。不仅如此，他还把唯物主义同它的一种肤浅的、庸俗化了的形式混为一谈，18世纪的唯物主义现在就以这种形式继续存在于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的头脑中，并且被毕希纳、福格特和摩莱肖特在50年代拿着到处叫卖。但是，像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

　　上一世纪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因为那时在所有自然科学中只有力学，而且只有固体(天上的和地上的)力学，简言之，即重力的力学，达到了某种完善的地步。化学刚刚处于幼稚的燃素说的形态中。生物学尚在襁褓中；对植物和动物的机体只作过粗浅的研究，并用纯粹机械的原因来解释；正如在笛卡儿看来动物是机器一样，在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看来，人是机器。仅仅运用力学的尺度来衡量化学性质的和有机性质的过程(在这些过程中，力学定律虽然也起作用，但是被其他较高的定律排挤到次要地位)，这是法国古典唯物主义的一个特有的，但在当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这种唯物主义的第二个特有的局限性在于: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这是同当时的自然科学状况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哲学思维方法相适应的。人们已经知道，自然界处在永恒的运动中。但是根据当时的想法，这种运动是永远绕着一个圆圈旋转，因而始终不会前进；它总是产生同一结果。这种想法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康德的太阳系起源理论刚刚提出，而且还只是被看做纯粹的奇谈。地球发展史，即地质学，还完全没有人知道，而关于现今的生物是由简单到复杂的长期发展过程的看法，当时还根本不可能科学地提出来。因此，对自然界的非历史观点是不可避免的。根据这一点大可不必去责备18世纪的哲学家，因为连黑格尔也有这种观点。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它不能在时间上发展，只能在空间扩展自己的多样性，因此，它把自己所包含的一切发展阶段同时地、并列地展示出来，并且注定永远重复始终是同一的过程。黑格尔把发展是在空间以内，但在时间(这是一切发展的基本条件)以外发生的这种谬论强加于自然界，恰恰是在地质学、胚胎学、植物和动物生理学以及有机化学都已经建立起来，并且在这些新科学的基础上到处都出现了对后来的进化论的天才预想(例如歌德和拉马克)的时候。但是，体系要求这样，于是，方法为了迎合体系就不得不背叛自己。

　　这种非历史观点也表现在历史领域中。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做是千年普遍野蛮状态造成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14世纪和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1—283页。

　　可是爱啊!——真的，在费尔巴哈那里，爱随时娴囟际且桓龃丛炱婕５纳瘢梢园镏朔导噬钪械囊磺欣选艺馐窃谝桓龇至盐嬷苯佣粤⒌慕准兜纳缁崂铩�

　　这样一来，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都陶醉在和解中了简单扼要地说，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是和它的一切前驱者一样的。它是为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而设计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并且，只要它能破坏这种道德而不受惩罚，它就加以破坏。

　　而本应把一切人都联合起来的爱，则表现在战争、争吵、诉讼、家庭纠纷、离婚以及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尽可能的剥削中。

　　但是，费尔巴哈所提供的强大推动力怎么能对他本人毫无结果呢?理由很简单，因为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他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而费尔巴哈反对这样做，因此，他所不了解的1848年对他来说只意味着和现实世界最后分离，意味着退入孤寂的生活。在这方面，主要又要归咎于德国的状况，这种状况使他落得这种悲惨的结局。

　　但是，费尔巴哈没有走的一步，必定会有人走的。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4—295页。

　　六)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

　　照批判的批判的意见，一切祸害都只在工人们的“思维”中。而事实是，英国和法国的工人成立了各种联合会，在这些联合会中，工人们彼此谈论的话题不仅有他们作为工人的直接需要，而且也有他们作为人的各种需要，此外，在这些联合会中，他们表现出了对从他们的合作中所产生的那种“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力量的非常全面而充分的认识。但是，这些群众的共产主义的工人，例如在曼彻斯特和里昂的工场中做工的人，并不认为用“纯粹的思维”就能够摆脱自己的企业主和他们自己实际的屈辱地位。他们非常痛苦地感觉到存在和思维之间、意识和生活之间的差别。他们知道，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决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异化的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产物，因此，也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以便使人不仅能在思维中、在意识中，而且也能在群众的存在中、在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而批判的批判却相反，它教导工人们说，只要他们在思想中消除了雇佣劳动的想法，只要他们在思想上不再认为自己是雇佣工人，并且按照这种极其丰富的想象，不再为他们个人而索取报酬，那么他们在现实中就不再是雇佣工人了。从这以后，作为绝对的唯心主义者，作为以太般的生物，他们自然就可以靠纯粹思维的以太来生活了。批判的批判教导工人们说，只要他们在思想上征服了资本这个范畴，他们也就消除了现实的资本；只要他们在意识中改变自己的“抽象的我”，并把现实地改变自己的现实存在、改变自己存在的现实条件，即改变自己的现实的“我”的任何行动当做非批判的行为轻蔑地加以拒绝，他们就会现实地发生变化并使自己成为现实的人。这种“精神”既然把现实只看做一些范畴，它自然也就把人的一切活动和实践统统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辩证思维过程。批判的批判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同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也就在这里。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3—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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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唯物史观的现实前提

　　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煳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做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做是他们的意识。

　　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5—526页。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2]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页。

　　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4]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即使感性在圣布鲁诺那里被归结为像一根棍子那样微不足道的东西，[5]它仍然必须以生产这根棍子的活动为前提。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大家知道，德国人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所以他们从来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因而也从未拥有过一个历史学家。法国人和英国人尽管对这一事实同所谓的历史之间的联系了解得非常片面——特别是因为他们受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但毕竟作了一些为历史编纂学提供唯物主义基础的初步尝试，首次写出了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1页。

　　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16—519页。

　　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5页。

　　这些前提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6页。

　　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被斯密和李嘉图当做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这类故事决不像文化史家想象的那样，仅仅表示对过度文明的反动和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样，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也不是以这种自然主义为基础的。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其实，这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做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而在18世纪的预言家看来(斯密和李嘉图还完全以这些预言家为依据)，这种个人是曾在过去存在过的理想；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斯图亚特在许多方面同18世纪对立并作为贵族比较多地站在历史基础上，从而避免了这种局限性。

　　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M—2］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在这方面无须多说。18世纪的人们有这种荒诞无稽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巴师夏、凯里和蒲鲁东等人又把这种看法郑重其事地引进最新的经济学中来，这一点本来可以完全不提。蒲鲁东等人自然乐于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来对一种他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的起源作历史哲学的说明，说什么亚当或普罗米修斯已经有了现成的想法，后来这种想法就被实行了，等等。再没有比这类想入非非的陈词滥调更加枯燥无味的了。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摘选》导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页。

　　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因此，所有对人这个生产主体发生影响的情况，都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改变人的各种职能和活动，从而也会改变人作为物质财富、商品的创造者所执行的各种职能和活动。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可以证明，所有人的关系和职能，不管它们以什么形式和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都会影响物质生产，并对物质生产发生或多或少是决定的作用。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300页。

　　二)唯物史观是实践唯物主义

　　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不拥有任何惊人的丰富性”，它“没有进行任何战斗”!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彷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5页。

　　我们看到，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年4—8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92页。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1845年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99页。

　　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做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1845年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501页。

　　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1845年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502页。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1845年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500页。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1845年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501页。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1845年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502页。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 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马克思:《马克思论费尔巴哈》( 1845年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0页。

　　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例如，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

　　马克思:《马克思论费尔巴哈》( 1845年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4页。

　　他［指费尔巴哈——编者注］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大家知道，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只是在几个世纪以前由于商业才移植到我们这个地区。由此可见，樱桃树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所感知。

　　……费尔巴哈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提到一些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8—529页。

　　“施蒂纳”在此认为，那些使社会革命化并把生产关系和交往形式置于新的基础之上，即置于作为新人的他们自己、他们的新的生活方式之上的共产主义无产者，依然是“旧人”。这些无产者的不懈的宣传，他们每天彼此之间进行的讨论，都充分地证明他们本身是多么不愿再做“旧人”以及他们是多么不愿人们再做“旧人”。只有当他们和桑乔一起“在自身中寻找过错”的时候，他们才会依然是“旧人”；但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只有改变了环境，他们才会不再是“旧人”，因此他们一有机会就坚决地去改变这种环境。在革命活动中，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34页。

　　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5页。

　　三)实践与理论的关系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页。

　　就是说，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但是，德国思想的要求和德国现实对这些要求的回答之间有惊人的不一致，与此相应，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以及和市民社会本身之间是否会有同样的不一致呢?理论需要是否会直接成为实践需要呢?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13页。

　　德国工人同欧洲其他各国工人比较起来，有两大优越之处。第一，他们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他们保持了德国那些所谓“有教养的人”几乎完全丧失了的理论感。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么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肉。这个优越之处无比重大，表现在以下的事实中:一方面，英国工人运动虽然在各个行业中有很好的组织，但是发展得非常缓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另一方面，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由于受初始形态的蒲鲁东主义的影响而产生谬误和迷惘，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则由于受经巴枯宁进一步漫画化的蒲鲁东主义的影响而产生谬误和迷惘。

　　第二个优越之处，就是德国工人参加工人运动，从时间上来说，差不多是最迟的。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的肩上的。虽然这三个人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同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一样，德国的实践的工人运动也永远不应当忘记，它是站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的肩上发展起来的，它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而在现在避免它们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如果没有英国工联运动和法国工人政治斗争的榜样，如果没有特别是巴黎公社所给予的那种巨大的推动，我们现在会处在什么境地呢

　　必须承认，德国工人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自己地位的有利之处。自从有工人运动以来，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推进。德国工人运动所以强大有力和不可战胜，也正是由于这种可以说是集中的攻击。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70年第2版序言的补充( 1874年7月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7—218页。

　　正像在18世纪的法国一样，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67页。

　　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吃一堑，长一智”。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 1886年12月28 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0页。

　　四)人类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发现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
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
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
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
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
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
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
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势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
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
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
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
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
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
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
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
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
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
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
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
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
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胞胎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
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1859年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91—592页。

　　下面这个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个原理非常简单，它对于没有被唯心主义的欺骗束缚住的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这个事实不仅对于理论，而且对于实践都是最革命的结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势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胞胎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 [7]由此可见，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观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面前。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 1859车8月3—1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7—598页。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1883年3月18日前后)，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01页。

　　手稿中删去以下这句话:“这些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编者注

　　手稿中删去以下这句话:“但是，这些条件不仅决定着人们最初的、自然形成的肉体组织，特别是他们之间的种族差别，而且直到如今还决定着肉体组织的整个进一步发展或不发展。”——编者注马克思加了边注:“历史”。——编者注

　　马克思加了边注:“黑格尔。地质、水文等的条件。人体。需要，劳动”。——编者注指布·鲍威尔在《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文中的观点。——编者注马克思加了边注:“费尔巴哈”。——编者注

　　见本卷第591—592页。——编者注

　　三　唯物史观是指引历史学成为科学的可靠指南

一)唯一科学的历史观

　　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了(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

　　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由此也就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2]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这种观点表明: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3]中而告终的，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加以神化并与之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份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受到干扰。各代所遇到的这些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的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动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进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因此，这种历史观只能在历史上看到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看到宗教的和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4—545页。

　　我们从上面所阐述的历史观中还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 1)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这个阶级构成了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当然也可以在其他阶级中形成，只要它们认识到这个阶级的状况； ( 2)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条件，是社会的一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这个阶级的由其财产状况产生的社会权力，每一次都在相应的国家形式中获得实践的观念的表现，因此一切革命斗争都是针对在此以前实行统治的阶级的[4]； ( 3)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5]，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因为完成这个革命的是这样一个阶级，它在社会上已经不算是一个阶级，它已经不被承认是一个阶级，它已经成为现今社会的一切阶级、民族等等的解体的表现； ( 4)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实现事业本身，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是必需的，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的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2—543页。

　　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必须作为民族起作用，对内仍必须组成为国家。“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市民社会[7]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2—583页。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 [8]的日益觉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兆，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同时这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7页；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3—284页。

　　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个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 1883年6月2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页。

　　德国的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件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 1872年5月—1873年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320页。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相互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现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4—545页。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这样一来，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29页。

　　我在英语中如果也像在其他许多语言中那样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我希望英国的体面人物[10]不至于过分感到吃惊。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 1892年4 月20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8—509页。

　　可是，以往的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同辩证法和近代自然科学不相容一样。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应当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应当揭露这种生产方式的一直还隐蔽着的内在性质，因为以往的批判主要是针对有害的后果，而不是针对事物的进程本身。这已经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完成了。……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29—30页。

　　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于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这里我们只能谈两点。

　　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观上实现了变革。以前所有的历史观，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找，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支配全部历史的又是政治变动。可是，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因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没有人发问过。只有在法国历史编纂学家和部分英国历史编纂学家的新学派中，才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至少从中世纪起，欧洲历史的动力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争取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同封建贵族所作的斗争。现在马克思则证明，至今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仅仅是社会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可是，这些阶级又是由于什么而产生和存在的呢?是由于当时存在的基本的物质条件，即各个时代社会借以生产和交换必要生活资料的那些条件。中世纪的封建统治依靠的是自给自足的小规模的农民公社的经济，这种经济自己生产几乎所有必需品，几乎不进行交换。农民公社由好战的贵族保护它们不受外敌侵害并使它们具有民族的或者甚至是政治的联系。当城市产生，而独立的手工业和最初在国内后来在国际上的商业交往也随之产生的时候，城市资产阶级就发展起来了，这个资产阶级早在中世纪时期，就已经在反对贵族的斗争中争得了在封建制度内同样跻身于特权等级的地位。可是随着15世纪中叶以后欧洲以外的世界的发现，资产阶级得到了一个更广大得多的通商区域，从而也得到了发展自己工业的新刺激；在一些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中，手工业被已经具有工厂性质的工场手工业所排挤，工场手工业又被大工业所排挤，而这种大工业是由于前一世纪的各种发明，特别是由于蒸汽机的发明才可能建立的。大工业又反过来影响商业，它在落后国家里排挤旧式手工劳动，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创造出现代的新式交通工具——轮船、铁路和电报。这样，资产阶级日益把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虽然它在长时期内还被排除于政权之外，政权仍然操纵在贵族和靠贵族支持的王权手里。但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在法国是从大革命起——它把政权也夺到手了，于是它对于无产阶级和小农说来就成了统治阶级。从这个观点来看，在充分认识了该阶段社会经济状况(而我们那些专业历史编纂学家当然完全没有这种认识)的条件下，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同样，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的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的应有之义此时终于获得了承认。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 1877年6月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57—459页。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1883年3月18日前后)，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01—602页。

　　二)自然与人类

自然史与人类史

　　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问题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4页。

　　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

　　但是，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年4—8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58页。

　　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来说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和动物相比较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年4—8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61页。

　　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

　　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年4—8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94页。

　　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全然忽视人的活动对人的思维的影响；它们在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在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因此，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如德雷帕[13]和其他一些自然科学家或多或少持有的这种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日耳曼人移入时期的德意志的“自然界”，现在剩下的已经微乎其微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本身都发生了无限的变化，并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而德意志的自然界在这一期间未经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简直微小得无法计算。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1873—1882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83—484页。

　　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而且，这样一部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因为，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甚至所有抽掉这个物质基础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事实上，通过分析找出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意识形态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29页注89。

　　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各个时代和各个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因为在这一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预期的目的，总的说来在表面上好像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人们所预期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互相干扰，彼此冲突，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

　　这样，无数的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1—302页。

　　恶无限性。真无限性已经被黑格尔正确地设置在充实了的空间和时间中，设置在自然过程和历史中。现在整个自然界也融解在历史中了，而历史和自然史所以不同，仅仅在于前者是有自我意识的机体的发展过程。自然界和历史的这种无限的多样性，在自身中包含了时间的和空间的无限性——恶无限性，但只是作为被扬弃了的、虽是本质的却不是主导的因素。我们的自然科学的极限，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宇宙，而在我们的宇宙以外的无限多的宇宙，是我们认识自然界所用不着的。的确，几百万个太阳中只有一个太阳和这个太阳系，才是我们的天文学研究的根本的立足点。就地球上的力学、物理学和化学来说，我们是或多或少地局限于这个小小的地球，而就有机体科学来说，则完全局限于这个地球。但是，这对于现象的实际上无限的多样性和对于认识自然界来说，并没有实质性损害，正如对于历史来说，同样地并且在更大的程度上局限于比较短促的时间和地球上的一小部分地区，也没有什么实质性损害。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1873—1882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501—502页。

　　三)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14]可见，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15]。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年4—8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94页。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16—519页注2。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5页。

　　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因此，问题也在于，这许多单个的人所预期的是什么。愿望是由激情或思虑来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动机，如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想。但是，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单个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而它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在这些动机背后隐藏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在行动者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旧唯物主义从来没有给自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因此，它的历史观——如果它有某种历史观的话——本质上也是实用主义的，它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并且照例认为君子是受骗者，而小人是得胜者。旧唯物主义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历史的研究中不能得到很多有教益的东西；而我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相反，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所代表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决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但是它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例如黑格尔，他不从古希腊历史本身的内在联系去说明古希腊的历史，而只是简单地断言，古希腊的历史无非是“美好的个性形式”的制定，是“艺术作品”本身的实现。[16]在这里，黑格尔关于古希腊人作了许多精彩而深刻的论述，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今天对那些纯属空谈的说明表示不满。

　　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意识形态的形式，甚至以被神圣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2—304页。

　　这样，自然界也被承认为历史发展过程了。而适用于自然界的，同样适用于社会历史的一切部门和研究人类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学。在这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去证实的现实的联系，把全部历史及其各个部分都看做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这样看来，历史是不自觉地，但必然是为了实现某种预定的理想目的而努力，例如在黑格尔那里，是为了实现他的绝对观念而努力，而力求达到这个绝对观念的坚定不移的意向就构成了历史事变中的内在联系。这样，人们就用一种新的——不自觉的或逐渐自觉的——神秘的天意来代替现实的、尚未知道的联系。因此，在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通过发现现实的联系来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1页。

　　四)劳动发展史是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

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人同作为类存在物的自身发生现实的、能动的关系，或者说，人作为现实的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的实现，只有通过下述途径才有可能:人确实显示出自己的全部类力量——这又只有通过人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年4—8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05页。

　　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19页。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在这里，我们不谈最初的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形式。现在，工人是作为他自己的劳动力的卖者出现在商品市场上。对于这种状态来说，人类劳动尚未摆脱最初的本能形式的状态已经是太古时代的事了。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那种形式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但是这种服从不是孤立的行为。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紧张之外，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而且，劳动的内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做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07—208页。

　　［唯物史观是——编者加］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13页。

　　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在人类历史的初期，发现了从机械运动到热的转化，即摩擦生火；在到目前为止的发展的末期，发现了从热到机械运动的转化，即蒸汽机。而尽管蒸汽机在社会领域中实现了巨大的解放性的变革——这一变革还没有完成一半——，但是毫无疑问，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蒸汽机永远不能在人类的发展史中引起如此巨大的飞跃，尽管在我们看来，蒸汽机确实是所有那些以它为依靠的巨大生产力的代表，唯有借助于这些生产力，才有可能实现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这里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并且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但是，整个人类历史还多么年轻，硬说我们现在的观点具有某种绝对的意义，那是多么可笑，这一点从下述的简单的事实中就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史，可以称为从实际发现机械运动转化为热到发现热转化为机械运动这样一段时间的历史。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20—121页。

　　由于手、说话器官和脑不仅在每个人身上，而且在社会中发生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完成越来越复杂的动作，提出并达到越来越高的目的。[17]劳动本身经过一代又一代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了。除打猎和畜牧外，又有了农业，农业之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和航海。伴随着商业和手工业，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法和政治发展起来了，而且和它们一起，人间事物在人的头脑中的虚幻的反映——宗教，也发展起来了。在所有这些起初表现为头脑的产物并且似乎支配着人类社会的创造物面前，劳动的手的较为简陋的产品退到了次要地位；何况能作出劳动计划的头脑在社会发展的很早的阶段上(例如，在简单的家庭中)，就已经能不通过自己的手而是通过别人的手来完成计划好的劳动了。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的发展和活动；人们已经习惯于用他们的思维而不是用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当然，这些需要是反映在头脑中，是进入意识的)。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产生了唯心主义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特别是从古典古代世界没落时起，就支配着人的头脑。它现在还非常有力地支配着人的头脑，甚至达尔文学派的唯物主义自然科学家们对于人类的产生也不能提出明确的看法，因为他们在那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认识不到劳动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1873—1882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557—558页。

　　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所产生的结果，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观的权力。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前半部分(大约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267页。

　　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但是劳动的作用还远不止于此。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1873—1882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550页。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动物通过它们的活动同样也改变外部自然界，虽然在程度上不如人。我们也看到:动物对环境的这些改变又反过来作用于改变环境的动物，使它们发生变化。因为在自然界中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发生的，每个事物都作用于别的事物，反之亦然，而且在大多数场合下，正是忘记这种多方面的运动和相互作用，才妨碍我们的自然科学家看清最简单的事物。……但是，如果说动物对周围环境发生持久的影响，那么，这是无意的，而且对于动物本身来说是某种偶然的事情。而人离开动物越远，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就越带有经过事先思考的、有计划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标为取向的行为的特征。

　　动物在消灭某一地带的植物时，并不明白它们是在干什么。人消灭植物，是为了腾出来土地播种五谷，或者种植树木和葡萄，他们知道这样可以得到多倍的收获。……此外，不言而喻，我们并不想否认，动物是有能力采取有计划的、经过事先考虑的行动方式的。……但是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的行动，都不能在地球上打下自己的意志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

　　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18]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1873—188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558—559页。

　　首先，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而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生活本身仅仅表现为生活的手段。

　　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

　　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致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

　　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做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诚然，动物也生产。动物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影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年4—8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62—163页。

　　人类社会最后毕竟出现了。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在我们看来又是什么呢?是劳动。猿群满足于把它们由于地理位置或由于抵抗了邻近的猿群而占得的觅食地区的食物吃光。为了获取新的觅食地区，它们进行迁徙和战斗，但是除了无意中用自己的粪便肥沃土地以外，它们没有能力从觅食地区索取比自然界的赐予更多的东西。一旦所有可能的觅食地区都被占据了，猿类就不能再扩大繁殖了；这种动物的数目最多只能保持不变。但是一切动物对待食物都是非常浪费的，并且常常毁掉还处在胚胎状态中的新生的食物。狼不像猎人那样爱护第二年就要替它生小鹿的牝鹿；希腊的山羊不等幼嫩的灌木长大就把它们吃光，它们把这个国家所有的山岭都啃得光秃秃的。动物的这种“掠夺行为”在物种的渐变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这种行为强迫动物去适应不同于惯用食物的食物，因此它们的血液就获得了和过去不同的化学成分，整个身体的结构也渐渐变得不同了，而从前某个时候固定下来的物种也就灭绝了。毫无疑义，这种掠夺行为有力地促进了我们的祖先转变成人。在智力和适应能力远远高于其他一切猿种的某个猿种中，这种掠夺行为必然造成的结果就是食用植物的数目越来越扩大，食用植物中可食用的部分也越来越多，总之，就是食物越来越多样化，随之摄入身体内的物质，即向人转变的化学条件，也越来越多样化。但是，这一切还不是真正的劳动。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我们所发现的最古老的工具是些什么东西呢?根据已发现的史前时期的人的遗物来判断，并且根据最早历史时期的人群和现在最不开化的野蛮人的生活方式来判断，最古老的工具是些什么东西呢?是打猎的工具和捕鱼的工具，而前者同时又是武器。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1873—1882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555—556页。

　　人类社会和动物界的本质区别在于，动物最多是采集，而人则从事生产。仅仅由于这个唯一的然而是基本的区别，就不可能把动物界的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

　　恩格斯:《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1875年11月12—17 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12页。

　　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开垦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前半部分(大约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487页。

　　他(指费尔巴哈——编者注)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8页。

　　个人相互交往的条件，在上述这种矛盾产生以前，是与他们的个性相适合的条件，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什么外部的东西；在这些条件下，生存于一定关系中的一定的个人独力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以及与这种物质生活有关的东西，因而这些条件是个人的自主活动的条件，并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产生出来的。[19]这样，在矛盾产生以前，人们进行生产的一定条件是同他们的现实的局限状态，同他们的片面存在相适应的，这种存在的片面性只是在矛盾产生时才表现出来，因而只是对于后代才存在。这时人们才觉得这些条件是偶然的桎梏，并且把这种视上述条件为桎梏的意识也强加给先前的时代。

　　这些不同的条件，起初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自主活动的桎梏，这些条件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各种交往形式的相互联系的序列，各种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另一种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5—576页。

　　五)从唯物史观看人性及其改变的历史

　　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

　　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也只具有有限的意义。/ /对于一个忍饥挨饿的人来说并不存在人的食物形式，而只有作为食物的抽象存在；食物同样也可能具有最粗糙的形式，而且不能说，这种进食活动与动物的进食活动有什么不同。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因此，一方面为了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另一方面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年4—8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91—192页。

　　不论是生产本身中人的活动的交换，还是人的产品的交换，其意义都相当于类活动和类精神——它们的真实的、有意识的、真正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

　　因此，上面提到的真正的社会联系并不是由反思产生的，它是由于有了个人的需要和利己主义才出现的，也就是个人在积极实现其存在时的直接产物。有没有这种社会联系，是不以人为转移的。

　　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 1844年上半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第24页。

　　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做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年4—8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61页。

　　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1845年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501页。

　　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0页。

　　在下面这个经典性的论断中，简略地叙述了我们的作者、所有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思想家和其他民族的现实运动之间的对立。德国人是sub specie aeterni〔从永恒的观点〕根据人的本质来判断一切的，而外国人却是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存在的人们和关系来观察一切的。外国人思考和行动是为了自己所处的时代，而德国人思考和行动却是为了永恒。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44—545页。

　　如果我们以为只需颁布几道法令就可以摆脱竞争，那么我们就永远摆脱不了竞争。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建议废除竞争而保留工资，那就等于建议用王室法令来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但是各民族并不是按照王室法令来发展的。各民族在制定这样一些法令之前，至少必须彻底改变他们在工业上和政治上的一切生存条件，也就是要彻底改变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

　　蒲鲁东先生会坚定不移地用自信的口吻回答我们说:这是一个关于“史无前例地改变我们的本性”的假设，并且他有权“把我们排斥于辩论之外”，我们不知道他根据的又是哪一道法令。

　　蒲鲁东先生不知道，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

　　“让我们根据事实来谈吧。法国革命既为了争取工业自由，也为了争取政治自由；我们要明确地说，虽然法国在1789年未曾认识到它要求实现的原理的全部后果，可是它的愿望和期待都没有落空。谁想否认这一点，我认为他就丧失了任何批评的权利:我决不同一个原则上认为2500万人犯了自发性错误的论敌进行辩论……假如竞争不是社会经济的原理、命运的法规、人类灵魂的某种必然要求，那么，为什么人们宁愿将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废除，却不肯考虑将它们加以修正呢?”

　　这样说来，既然18世纪的法国人废除了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而不是将它们改头换面，那么19世纪的法国人就应该把竞争改头换面而不是将它废除。既然竞争在18世纪的法国是作为某些历史需要的结果而形成的，那么它在19世纪的法国就不该由于另一些历史需要而被消除。蒲鲁东先生不懂得，竞争的形成同18世纪人们的现实发展有联系，他把竞争变成非现实的人类灵魂的某种必然要求。他会把那位对17世纪说来是伟大人物的柯尔培尔变成什么呢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32—633页。

　　“人”?如果这里指的是“一般的人”这个范畴，那么他根本没有“任何”需要；如果指的是孤立地站在自然面前的人，那末他应该被看做是一种非群居的动物；如果这是一个生活在不论哪种社会形式中的人，——瓦格纳先生就是这样假设的，因为他的“人”，虽然没有受大学教育，但至少会说话，——那末出发点是，应该具有社会人的一定性质，即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因为在这里，生产，即他获取生活资料的过程，已经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性质。

　　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879年下半年—1880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 年12月第1版，第404—405页。

　　一有了生产，所谓生存斗争不再单纯围绕着生存资料进行，而是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在这里——在社会地生产发展资料的情况下——来自动物界的范畴完全不适用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1873—1882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548页。

　　黑格尔指出:“有人以为，当他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

　　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但是，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历史对他来说是一个不愉快的可怕的领域。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1页。

　　假如我们想知道什么东西对狗有用，我们就必须探究狗的本性。这种本性本身是不能从“效用原则”中虚构出来的。如果我们想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人身上来，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但是边沁不管这些。他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的人。凡是对这种古怪的标准人和他的世界有用的东西，本身就是有用的。他还用这种尺度来评价过去、现在和将来。例如基督教是“有用的”，因为它对刑法从法律方面所宣判的罪行，从宗教方面严加禁止。艺术批评是“有害的”，因为它妨碍贵人们去欣赏马丁·塔珀的作品，如此等等。这位勇敢的人的座右铭是“没有一天不动笔”，他就用这些废话写出了堆积如山的书。如果我有我的朋友亨·海涅那样的勇气，我就要把耶利米先生称为资产阶级蠢材中的一个天才。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04页注63。

　　“关于这个国家(耶尔讷)，我们可以谈到的唯一令人置信的一点，就是它的居民比不列颠人更野蛮，因为他们是食人者，而且是可怕的贪食者；吃父母的尸体，并公开和别人的妻子以及自己的母亲和姊妹发生肉体关系，这对他们来说是完全合乎规矩的”。

　　爱国的爱尔兰史学界对这种臆造的汙蔑十分愤慨。但是近代科学已经肯定证明:吃人，包括吞吃自己的父母，看来是所有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过的一个阶段。如果爱尔兰人知道，在整整一千年以后，现代柏林人的祖先对这些现象还持有同样实际的看法，那他们大约就会处之泰然了

　　［“我们称之为维耳茨的住在德国的韦累塔比人，认为他们比蛆虫更有权利吃掉他们的父母，而并不感到这是一项耻辱”］。

　　恩格斯:《爱尔兰史》( 1870年5月—7月上半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月第1版，第558—559页。

　　甘受奴役的现象在整个中世纪都存在，在德国直到三十年战争后还可以看到。普鲁士在1806年和1807年战败之后，废除了依附农制，同时还取消了仁慈的领主照顾贫病老弱的依附农的义务，当时农民曾向国王请愿，请求让他们继续处于受奴役的地位——否则在他们遭到不幸的时候谁来照顾他们呢?这样，两个人的模式既“适用”于不平等和奴役，也同样“适用”于平等和互助；而且因为我们害怕受到灭亡的惩罚而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家长，所以在这里已经预先安排了世袭的奴役制。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04—105页。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20]，［劳动者］对生产条件的所有制表现为同共同体的狭隘的、一定的形式相一致，因而同个人的狭隘的、一定的形式相一致，这种个人具有为组成这种共同体所需的特性，即狭隘性和自己的生产力的狭隘发展。而这个前提本身又是生产力的狭隘的历史发展阶段的结果:既是财富的，也是创造财富的方式的狭隘的历史发展阶段的结果。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选》(大约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1页。

　　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的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成年雄者的相互宽容，没有妒忌，则是形成较大的持久的集团的首要条件，只有在这种集团中才能实现由动物向人的转变。的确，我们发现历史上可以确切证明并且现在某些地方还可以加以研究的最古老、最原始的家庭形式是什么呢?那就是群婚，即整群的男子与整群的女子互为所有，很少有妒忌余地的婚姻形式。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5—46页。

　　虽然到17世纪末，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已经在一些天才的头脑里产生了，可是由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作了正面阐述的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实质上是18世纪的产儿，它可以和同时代的伟大法国启蒙学者的成就媲美，并且也带有那个时代的一切优点和缺点。我们关于启蒙学者所说的话，[21]也适用于当时的经济学家。在他们看来，新的科学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新的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这些活动的历史地规定的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它们是从人的本性中引申出来的。但是，仔细观察一下，这个人就是当时正在向资产者转变的中等市民，而他的本性就是在当时的历史地规定的关系中从事工业和贸易。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57—158页。

　　由竞争关系造成的价格永恒波动，使商业完全丧失了道德的最后一点痕迹。至于价值就无须再谈了。这种似乎非常重视价值并以货币的形式把价值的抽象推崇为一种特殊存在物的制度，本身就通过竞争破坏着一切物品所固有的任何价值，并且每日每时改变着一切物品相互的价值关系。在这个旋涡中，哪里还可能有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交换呢?在这种持续地不断涨落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必定力图碰上最有利的时机进行买卖，每个人都必定会成为投机家，就是说，都企图不劳而获，损人利己，算计别人的倒霉，或利用偶然事件发财。投机者总是指望不幸事件，特别是指望歉收，他们利用一切事件，例如，当年的纽约大火灾[22]；而不道德的顶点还是交易所中有价证券的投机，这种投机把历史和历史上的人类贬低为那种用来满足善于算计或伺机冒险的投机者的贪欲的手段。但愿诚实的、“正派的”商人不以“我感谢你上帝”等表面的虔诚形式摆脱交易所投机。这种商人和证券投机者一样可恶，他也同他们一样地投机倒把，他必须投机倒把，竞争迫使他这样做，所以他的买卖也与证券投机者的勾当一样不道德。竞争关系的真谛就是消费力对生产力的关系。在一种与人类相称的状态下，不会有除这种竞争之外的别的竞争。社会应当考虑，靠它所支配的资料能够生产些什么，并根据生产力和广大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来确定，应该把生产提高多少或缩减多少，应该允许生产或限制生产多少奢侈品。但是，为了正确地判断这种关系，判断从合理的社会状态下能期待的生产力提高的程度，请读者参看英国社会主义者的着作[23]并部分地参看傅立叶的着作。

　　在这种情况下，主体的竞争，即资本对资本、劳动对劳动的竞争等等，被归结为以人的本性为基础并且到目前为止只有傅立叶作过强差人意的说明的竞赛[25]，这种竞赛将随着对立利益的消除而被限制在它特有的和合理的范围内。

　　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大约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年1月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

　　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5—76页。

　　四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唯物史观。科学地运用唯物史观的指导原则

　　一)理解唯物史观必须认真研读原着

　　我请您根据原着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在马克思所写的文章中，几乎没有一篇不是贯穿着这个理论的。特别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这本书是运用这个理论的十分出色的例子。《资本论》

　　中的许多提示也是这样。再者，我也可以向您指出我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2]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3]，我在这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

　　恩格斯:《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 1890年9月21—2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3页。

　　一个人如果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学会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去阅读自己要加以利用的着作，并且首先不要读出原着中没有的东西。

　　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序言( 1894年10月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26页。

　　研究原着本身，不会让一些简述读物和别的第二手资料引入迷途。

　　恩格斯:《恩格斯致格奥尔格·亨利希·福尔马尔》( 1884年8月1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第1版，第200页。

　　二)唯物史观需要随着历史的发展演变而发展

　　结论要是没有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过程，就毫无价值，……结论若本身固定不变，若不再成为继续发展的前提，就比无用更糟糕。

　　恩格斯:《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与现在〉》(大约1843 年10月—1844年1月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第511页。

　　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

　　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德文版第19页，那里对这个思想作了更详细的阐述。)其次，很明显，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年为止；同样也很明显，关于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的态度的论述(第四章)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 1872年6月24 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页。

　　继施米特之后，彼·法尔曼曾尝试解决这个问题(《康拉德年鉴》第3辑第3卷第页)。我不谈他对马克思的论述的其他方面所作的评论。这是出自他的误解，即认为马克思进行阐述的地方，就是马克思要下的定义，并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着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但是，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做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做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它们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

　　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序言( 1894年10月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7页。

　　三)不能将唯物史观当作现成的公式或教条套用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排除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6页。

　　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至于我，对俄国现状知道得太少，不能冒昧地对那里在某一时期所应采取的策略的细节作出判断。

　　恩格斯:《恩格斯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 1885年4月2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2页。

　　德国人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满足一切需要。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1886年11月29 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7页。

　　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 1886年12月28 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0页。

　　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 1887年1月27 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2页。

　　至于您用唯物主义方法处理问题的尝试，我首先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恩格斯:《恩格斯致保尔·恩斯特》

　　年6月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83页。

　　对德国的许多青年着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大体上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做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杠杆。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点工作，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

　　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人们出大力，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但是，许许多多年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 )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0年8月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87页。

　　近两三年来，许多大学生、着作家和其他没落的年轻资产者纷纷涌入党内。他们来得正是时候，在种类繁多的新报纸的编辑部中占据了大部分位置；他们习惯性地把资产阶级大学当做社会主义的圣西尔军校，以为从那里出来就有权带着军官证甚至将军证加入党的行列。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10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彷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恩格斯:《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 1890年8月2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90页。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恩格斯:《恩格斯致韦尔纳·桑巴特》( 1895年3月1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91页。

　　四)不能将唯物史观理解为经济决定论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

　　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普鲁士国家也是由于历史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而产生出来和发展起来的。但是，恐怕只有书呆子才会断定，在北德意志的许多小邦中，勃兰登堡成为一个体现了北部和南部之间的经济差异、语言差异，而自宗教改革以来也体现了宗教差异的强国，这只是由经济的必然性决定的，而不是也由其他因素所决定(在这里首先起作用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勃兰登堡由于掌握了普鲁士而卷入了波兰事件，并因而卷入了国际政治关系，这种关系在奥地利王室权力的形成过程中也起过决定性的作用)。要从经济上说明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过去和现在的存在，或者要从经济上说明那种把苏台德山脉至陶努斯山所形成的地理划分扩大成为贯穿全德意志的真正裂痕的高地德语音变的起源，那么，很难不闹出笑话来。

　　恩格斯:《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 1890年9月21［—2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1—592页。

　　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不能不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也的确造成过惊人的混乱……

　　恩格斯:《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 1890年9月21［—2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3—594页。

　　五)不能将唯物史观理解为一种目的论

　　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然而，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这样:好像后期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的，例如，好像美洲的发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进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于是历史便具有了自己特殊的目的并成为某个与“其他人物”(像“自我意识”、“批判”、“唯一者”等等)“并列的人物”。其实，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0页。

　　六)反对篡改和曲解原着

　　巴尔特对马克思的批评，真是荒唐可笑。他首先制造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说什么这应当是马克思的理论，继而发现，在马克思的着作中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但他并未由此得出结论说，是他，巴尔特，把某些不正确的东西强加给了马克思，相反，却说马克思自相矛盾，不会运用自己的理论!“咳，这些人哪怕能读懂也好啊!”遇到这类批评时，马克思总是这样感叹。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1年7月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16—617页。

　　……洛里亚在私人场合对我的令人作呕的阿谀奉承，和在公开场合的“优越”腔调，以及为了便于反驳而对我的观点所作的某种歪曲——所有这些都一点也没有使我感到高兴。

　　马克思:《致恩格斯》

　　年8月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6月第版，第76页。

　　您在过去的一篇文章[6]中就指责过马克思有意篡改引文。马克思读了以后，把他的和您的引文对了原着，他对我说，他的引文全部是正确的，如果说这里有人故意篡改引文，那就是您。我看到，现在您是怎样引用马克思的话，您多么无耻地要他在说剩余价值的地方说利润——而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警告过，不要把这两者误认为是同样的东西(穆尔先生和我又在这里即伦敦向您口头解释过这一点)，——那我就知道，我应当相信的是谁，是谁有意篡改引文。

　　恩格斯:《致阿基尔·洛里亚》( 1883年4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月第1版，第17一18页。

　　七)正确评价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局限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计革命时机很快到来这一点上，在希望革命(例如1848年的德国革命)获得胜利这一点上，在相信德意志“共和国”很快成立这一点上……，有很多错误，常常犯错误。他们在1871年也犯了错误——当时他们一心一意想“把法国南部发动起来，……使巴黎公社得到挽救”。(第29页)但是这两位伟大的革命思想家在努力提高(并且确实提高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水平，使他们摆脱日常的琐碎的任务时所犯的这种错误，同官气十足的自由派在宣扬、喊叫和诉说他们的谬论(说革命是无谓忙碌，革命斗争是徒劳，反革命的“立宪”幻想妙不可言)时所表现的平庸智慧比较起来，要千倍地高尚，千倍地伟大，千倍地有历史价值，千倍地正确……列宁:《〈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对社会民主党内的知识分子机会主义派的经典评价》( 1907年4月6日［19日］)，摘自《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32—133页。

　　八)坚持不懈以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

　　现在历史着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杜罗·德·拉·马尔以探究古罗马土地所有制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为了解这个曾经征服过世界的城市的命运提供了一把钥匙，——与此相较，孟德斯鸠关于罗马盛衰的论述差不多就像是小学生的作业。年高德劭的列列韦尔由于细心研究了使波兰农民从自由民变成农奴的经济条件，在阐明他的祖国被奴役的原因方面比一大群全部货色仅仅是诅咒俄国的着作家做出了远为更大的贡献。

　　马克思:《马志尼和拿破仑》( 1858年3月30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月第1版，第450—451页。

　　要知道在理论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特别是在经济史问题方面，以及它和政治史、法律史、宗教史、文学史和一般文化史的关系这些问题方面，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89年10月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6月第1版，第283页。

第二部分唯物史观的若干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

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一)生产力

　　生产力是人的劳动生产能力，表现为劳动生产效率各个人——他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是分散的和彼此对立的，而另一方面，这些力量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是真正的力量。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0页。

　　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因此，有用劳动成为较富或较贫的产品源泉与有用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相反的，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既然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能同抽去了具体有用形式的劳动有关。因此，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量是不同的:生产力提高时就多些，生产力降低时就少些。因此，那种能提高劳动成效从而增加劳动所提供的使用价值量的生产力变化，如果会缩减生产这个使用价值量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总和，就会减少这个增大了的总量的价值量。反之亦然。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60页。

　　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做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由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马克思:《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 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3页。

　　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相反的，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大。可见，商品的价值量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地变动，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例地变动。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54页。

　　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我们在这里一般是指劳动过程中的这样一种变化，这种变化能缩短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需的劳动时间，从而使较小量的劳动获得生产较大量使用价值的能力。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66页。

　　因此，可以说剩余价值有一个自然基础，但这只是从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即没有绝对的自然障碍会妨碍一个人把维持自身生存所必要的劳动从自身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别人，比如，同样没有绝对的自然障碍会妨碍一个人去把别人的肉当做食物[2]。决不应该像有时发生的情况那样，把各种神秘的观念同这种自然发生的劳动生产率联系起来。只有当人类通过劳动摆脱了最初的动物状态，从而他们的劳动本身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化的时候，一个人的剩余劳动成为另一个人的生存条件的关系才会出现。在文化初期，已经取得的劳动生产力很低，但是需要也很低，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其次，在这个文化初期，社会上依靠他人劳动来生活的那部分人的数量，同直接生产者的数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随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这部分人也就绝对地和相对地增大起来[3]。此外，资本关系就是在作为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的经济土壤之上产生的。作为资本关系的基础和起点的现有的劳动生产率，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几十万年历史的恩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5—586页。

　　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是:劳动生产率和劳动的价值创造成反比。这个规律，像适用于其他任何产业一样，也适用于运输业。在一定距离内运输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死劳动量和活劳动量——越小，劳动生产力就越大；反之亦然。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发表于1885年7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8页。

　　一个生产部门，例如铁、煤、机器的生产或建筑业等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发展部分地又可以和精神生产领域内的进步，特别是和自然科学及其应用方面的进步联系在一起，——在这里表现为另一些产业部门(例如纺织工业或农业)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减少，从而费用减少的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商品作为产品从一个产业部门生产出来后，会作为生产资料再进入另一个产业部门。它的便宜程度，取决于把它作为产品生产出来的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同时它的便宜程度不仅是它作为生产资料参加其生产的那种商品变得便宜的条件，而且也是它构成其要素的那种不变资本的价值减少的条件，因此又是利润率提高的条件。

　　产业的向前发展所造成的不变资本的这种节约，具有这样的特征:在这里，一个产业部门利润率的提高，要归功于另一个产业部门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在这里，资本家得到的好处，又是社会劳动的产物，虽然并不是他自己直接剥削的工人的产物。生产力的这种发展，最终总是归结为发挥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归结为脑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这里，资本家利用的，是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在这里，劳动生产力在其他部门即为资本家提供生产资料的部门的发展，相对地降低资本家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从而提高利润率。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发表于1894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6页。

　　如果一切生产部门都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那么，单从剩余劳动——一般劳动时间——的普遍增加就会产生出如下结果:生产部门会划分得越来越多，劳动和进入交换的商品会越来越多样化。如果在某一生产部门中，100个人劳动的时间，与以前110个人在剩余劳动或总劳动时间较短的情况下劳动的时间一样多，那么就可以把10个人转入其他新的生产部门，过去雇用这10个人所需的那部分资本也是如此。因此，仅仅劳动时间越出即延长到超过它自然的或传统的界限，就将导致在新的生产部门中使用社会劳动。这是因为劳动时间被游离出来了；剩余劳动不仅创造了自由的时间，而且还把被束缚在某个生产部门中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游离出来(这是问题的实质)，使之投入新的生产部门。但是，由于人类本性的发展规律，一旦满足了某一范围的需要，［Ⅲ－109］又会游离出、创造出新的需要。因此，资本在促使劳动时间超出为满足工人的必不可少的自然需要所决定的限度时，也使社会劳动即社会的总劳动划分得越来越多，生产越来越多样化，社会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的范围日益扩大，从而使人的生产能力得到发展，因而使人的才能在新的方面发挥作用。但是，如果说剩余劳动时间是自由时间的条件，那么，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的范围的扩大是以工人限于必要的生活需要为条件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61—1863年手稿)》( 1861年8月—1863 年7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2版，第223—224页。

　　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5页。

　　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的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起重物、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4]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么是单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么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

　　且不说由于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因此，个人在一个144小时的共同工作日中提供的总产品，比12个单干的劳动者每人劳动12小时或者一个劳动者连续劳动12天所提供的产品要多得多。[6]这是因为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78—379页。

　　生产力包括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

　　所有这些关系的解体，只有在物质的(因而还有精神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才有可能。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选》(大约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55页。

　　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选》(大约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7—198页。

　　一个生产部门，例如铁、煤、机器的生产或建筑业等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发展部分地又可以和精神生产领域内的进步，特别是和自然科学及其应用方面的进步联系在一起，——在这里表现为另一些产业部门(例如纺织工业或农业)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减少，从而费用减少的条件。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发表于1894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6页。

　　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的生产者，[8]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4—525页。

　　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镏噬旧聿淮铀奶厥獾睦返男问嚼纯矗蔷筒豢赡芾斫庥胨嗍视Φ木裆奶卣饕约罢饬街稚南嗷プ饔谩４佣簿筒荒艹鲇顾椎募狻Ｕ庖磺卸际怯捎凇拔拿鳌钡目栈岸档摹�

　　其次，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方式由这两者决定，因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性质也由这两者决定。

　　最后，施托尔希所理解的精神生产，还包括统治阶级中专门执行社会职能的各个阶层的职业活动。这些阶层的存在以及他们的职能，只有根据他们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结构才能够理解。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296页。

　　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9]。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5页。

　　影响生产力发展的诸因素

　　除了各个人的先天的能力和后天获得的生产技能的区别，劳动生产力主要应当取决于

　　首先，劳动的自然条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矿山的丰富程度等等；其次，劳动的社会力的日益改进，引起这种改进的是:大规模的生产，资本的积累，劳动的结合，分工，机器，改良的方法，化学力和其他自然力的应用，利用交通和运输工具而达到时间和空间的缩短，以及其他各种发明，科学就是靠这些发明来驱使自然力为劳动服务，劳动的社会性质和协作性质也由于这些发明而得以发展。劳动生产力越高，消耗在一定量产品上的劳动就越少，因而产品的价值也越小。劳动生产力越低，消耗在同量产品上的劳动就越多，因而产品的价值也越高。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 1865年5月20日—6月24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51页。

　　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页。

　　作为资本关系的基础和起点的现有的劳动生产率，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几十万年历史的恩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6页。

　　撇开社会生产的形态的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渔产丰富的水域，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例如，可以用英国同印度比较，或者在古代世界，用雅典、科林斯同黑海沿岸的各国比较。

　　绝对必需满足的自然需要的数量越少，土壤自然肥力越大，气候越好，维持和再生产生产者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因而，生产者在为自己从事的劳动之外来为别人提供的剩余劳动就可以越多。狄奥多鲁斯谈到古代埃及人时就这样说过“他们抚养子女所花的力气和费用少得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们给孩子随便煮一点最简单的食物；甚至在纸草的下端，只要能用火烤一烤，也拿来给孩子们吃。此外也给孩子们吃沼泽植物的根和茎，有的生吃，有的煮一煮或烧一烧再吃。因为气候非常温暖，大多数孩子不穿鞋和衣服。因此父母养大一个子女的费用总共不超过20德拉马。埃及有那么多的人口并有可能兴建那么多宏伟的建筑，主要可由此得到说明。”

　　但是古代埃及能兴建这些宏伟建筑，与其说是由于埃及人口众多，还不如说是由于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可供支配。单个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越少，他能提供的剩余劳动就越多；同样，工人人口中为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所需要的部分越小，可以用于其他事情的部分就越大。

　　资本主义生产一旦成为前提，在其他条件不变和工作日保持一定长度的情况下，剩余劳动量随劳动的自然条件，特别是随土壤的肥力而变化。但决不能反过来说，最肥沃的土壤最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自身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11]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从而节约地利用自然力，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如埃及[12]、伦巴第、荷兰等地的治水工程就是例子。或者如印度、波斯等地，在那里人们利用人工渠道进行灌溉，不仅使土地获得必不可少的水，而且使矿物质肥料同淤泥一起从山上流下来。兴修水利是阿拉伯人统治下的西班牙和西西里岛产业繁荣的秘密。

　　良好的自然条件始终只提供剩余劳动的可能性，从而只提供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可能性，而决不能提供它的现实性。劳动的不同的自然条件使同一劳动量在不同的国家可以满足不同的需要量[14]，因而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使得必要劳动时间各不相同。这些自然条件只作为自然界限对剩余劳动发生影响，就是说，它们只确定开始为别人劳动的起点。产业越进步，这一自然界限就越退缩。在西欧社会中，工人只有靠剩余劳动才能买到为维持自己生存而劳动的许可，因此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提供剩余产品是人类劳动的一种天生的性质。[15]但是，我们可以举出亚洲群岛的东部一些岛屿上的居民的例子。

　　那里的森林中长着野生的西米树。

　　“居民在西米树上钻个孔，确定树髓已经成熟时，就把树放到，分成几段，取出树髓，再掺水和过滤，就得到完全可以食用的西米粉。从一棵西米树上通常可以采得西米粉磅，有时可采得500磅—600磅。那里的居民到森林去采伐面包，就像我们到森林去砍柴一样。”

　　假定东亚的一个这样的面包采伐者为了满足自己的全部需要，每周需要劳动12小时。

　　自然的恩惠直接给予他的，是许多邢臼奔洹Ｒ颜庑┫邢臼奔溆糜谖约荷枰幌盗械睦诽跫灰颜庑┦奔溆糜谖鹑舜邮率Ｓ嗬投枰獠康那恐啤Ｈ绻抢锍鱿至俗时局饕迳飧龀鲜档娜宋苏加幸桓龉ぷ魅盏牟罚残砻恐芫偷美投臁Ｗ匀坏亩骰菟得鞑涣耍裁此衷诿恐芤投�6天，或者为什么他要提供5天的剩余劳动。它只是说明，为什么他的必要劳动时间限于每周一天。但是，他的剩余产品无论如何不是来自人类劳动的某种天生的神秘性质。

　　同历史地发展起来的社会劳动生产力一样，受自然制约的劳动生产力也表现为合并劳动的资本的生产力。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6—589页。

　　不同的共同体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这种自然的差别，在共同体互相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互相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转化为商品。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07页。

　　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发生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28页。

　　在古代国家，在希腊和罗马，采取周期性地建立殖民地形式的强迫移民是社会制度的一个固定的环节。这两个国家的整个制度都是建立在人口的一定限度上的，超过这个限度，古代文明就有毁灭的危险。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些国家完全不知道在物质生产方面运用科学。为了保存自己的文明，它们就只能有为数不多的公民，否则，它们就得遭受那种把自由民变为奴隶的沉重体力劳动的折磨。由于生产力不够发展，公民权要由一种不可违反的一定的数量对比关系来决定。那时，唯一的出路就是强迫移民。

　　也就是这种过剩人口对生产力的压力，迫使野蛮人从亚洲高原侵入古代世界各国。在这里，仍旧是同一个原因在起作用，虽然它的表现形式不同。为了继续作野蛮人，它们就只能有为数不多的人口。这是一些从事游牧、狩猎和战争的部落，它们的生产方式使部落的每一个成员都需要有大片的土地，到现在，北美的印第安部落的情况也还是这样。这些部落的人口的增长，使它们彼此削减生产所必需的地盘。因此，过剩的人口就不得不进行那种为古代和现代欧洲各民族的形成奠定基础的、充满危险的大迁徙。

　　现代的强迫移民，情况则完全不同。现在，人口的过剩完全不是由于生产力的不足而造成的；相反，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于饥饿或移民来消除过剩的人口。

　　现在，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

　　马克思:《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行为。——科布顿先生》( 1853年3月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10月第1版，第618—619页。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组成部分

　　科学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选》(大约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0页。

　　同价值转化为资本时的情形一样，在资本的进一步发展中，我们看到:一方面，资本是以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另一方面，资本又推动和促进生产力向前的发展。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后半部分(大约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版，第94页。

　　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的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

　　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后半部分(大约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版，第102页。

　　在固定资本中，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固有的属性；它既包括科学的力量，又包括生产过程中社会力量的结合，最后还包括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即死的生产力上的技巧。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后半部分(大约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版，第111页。

　　人类支配的生产力是无法估量的。资本、劳动和科学的应用，可以使土地的生产能力无限地提高。……资本日益增加，劳动力在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受人类支配。这种无法估量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运用并为大众造福，人类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

　　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大约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年1月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第463—464页。

　　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98页。

　　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XX－1262］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61—1863年手稿)〉摘选》(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12月第1版，第356—357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发表于1894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6页。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02页。

　　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种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17]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在劳动资料本身中，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其总和可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远比只是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如管、桶、篮、罐等，其总和一般可称为生产的脉管系统)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0页。

　　蒸汽机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使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发生了革命。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转变成了生产中的狂飙时期。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277页。

　　菲勒克就电工技术革命掀起了一阵喧嚣，却丝毫不理解这件事的意义，这种喧嚣只不过是为他出版的小册子做广告。但是这件事实际上是一次巨大的革命，蒸汽机教我们把热变成机械运动，而电的利用将为我们开辟一条道路，使一切形式的能——热、机械运动、电、磁、光——互相转化，并在工业中加以利用。循环完成了。德普勒的最新发现在于，能够把高压电流在能量损失较小的情况下，通过普通电报线输送到迄今连做梦也想不到的远处，并在那一端加以利用——这件事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这一发现使工业彻底摆脱几乎所有的地方条件的限制，并且使极遥远的水力的利用成为可能，如果说在最初它只是对城市有利，那么到最后它必将成为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但是非常明显的是，生产力将因此得到大发展，以至于越来越不再需要资产阶级的管理了。

　　恩格斯:《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年2月27日—3月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99—500页。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61—1863年手稿)〉摘选》(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12月第1版，第338页。

　　各门科学在18世纪已经具有自己的科学形式，因此它们终于一方面和哲学，另一方面和实践结合起来了。科学以哲学为出发点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牛顿的学说和洛克的学说同样是唯物主义的前提)、启蒙运动和法国的政治革命。科学以实践为出发点的结果就是英国的社会革命。

　　恩格斯:《英国状况:十八世纪》(大约1844年1月初—2月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第536—537页。

　　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汽力的利用，机器装置的应用，这就是从上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06页。

　　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抛弃它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抛弃唯心主义的方向，从而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说生活还有别的什么基础，科学还有别的什么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年4—8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93页。

　　蒸汽、电力和自动走锭纺纱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

　　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年会上的演说》( 1856年4月1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9页。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1883年3月18日前后)，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02页。

　　如果什么地方有了新的科学成就，不管能否实际应用[18]，马克思比谁都感到莫大的喜悦，但是，他把科学首先看成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杠杆，看成是按最明显的字面意义而言的革命力量。而且他正是在此意义上，并为此目的，运用他所掌握的渊博的知识，特别是有关历史的一切领域的知识。

　　恩格斯:《马克思墓前讲话草稿》( 1883年3月14—1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第2版，第592页。

　　费尔巴哈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提到一些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9页。

　　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循序发展。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天文学只有借助于数学才能发展。因此数学也开始发展。——后来，在农业的某一阶段上和在某些地区(埃及的提水灌溉)，特别是随着城市和大型建筑物的出现以及手工业的发展，有了力学。不久，力学又成为航海和战争的需要。——力学也需要数学的帮助，因而它又推动了数学的发展。可见，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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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么，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第一，从十字军征讨以来，工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并随之出现许多新的事实，有力学上的(纺织、钟表制造、磨坊)、化学上的(染色、冶金、酿酒)，也有物理学上的(眼镜)，这些事实不但提供了大量可供观察的材料，而且自身也提供了和以往完全不同的实验手段，并使新的工具的设计成为可能。[19]可以说，真正系统的实验科学这时才成为可能。第二，这时整个西欧和中欧，包括波兰在内，已在相互联系中发展起来，虽然意大利由于自己的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文明，还继续居于首位。第三，地理上的发现——纯粹是为了营利，因而归根到底是为了生产而完成的——又在气象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人体)方面，展示了无数在此以前还见不到的材料。第四，印刷机出现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1873—1882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27—428页。

　　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学则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整个流体静力学(托里拆利等)是由于16世纪和17世纪意大利治理山区河流的需要而产生的。关于电，只是在发现它在技术上的实用价值以后，我们才知道了一些理性的东西。

　　可惜在德国，人们撰写科学史时习惯于把科学看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恩格斯:《恩格斯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 1894年1月2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68页。

　　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共同体以主体与其生产条件有着一定的客观统一为前提的，或者说，主体的一定的存在以作为生产条件的共同体本身为前提的所有一切形式(它们或多或少是自然形成的，但同时也都是历史过程的结果)，必然地只和有限的而且是原则上有限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这些形式解体，而它们的解体本身又是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先是在一定的基础上——起先是自然形成的基础，然后是历史的前提——从事劳动的。可是到后来，这个基础或前提本身就被扬弃，或者说成为对于不断前进的人群的发展来说过于狭隘的、正在消灭的前提。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选》(大约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48页。

　　重农学派的正确之点在于，剩余价值的全部生产，从而资本的全部发展，醋匀换±此担导噬隙际墙⒃谂┮道投驶∩系摹Ｈ绻嗽谝桓龉ぷ魅漳冢荒苌霰让扛隼投咴偕陨硭璧纳钭柿细嗟纳钭柿希谧钕琳囊庖迳纤担簿褪巧龈嗟呐┎罚绻坷投γ咳盏暮姆阎还辉偕愀鋈诵枰豢扇鄙俚纳钭柿希蔷透咎覆簧鲜Ｓ嗖罚蔡覆簧鲜Ｓ嗉壑怠３投吒鋈诵枰呐┮道投剩侨可缁岬幕。⑶沂紫仁亲时局饕迳幕　Ｗ时局饕迳股缁嶂幸桓鲈嚼丛皆龃蟮牟糠郑牙胫苯由钭柿系纳⑶蚁袼雇佳翘厮档哪茄杂扇耸郑顾强梢栽诒鸬牟棵湃稳税鳌�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发表于1894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888页。

　　社会上的一部分人用在农业上的全部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须足以为整个社会，从而也为非农业劳动者生产必要的食物；也就是使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工业的人有实行这种巨大分工的可能，并且也使生产食物的农民和生产原料的农民有实行分工的可能。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发表于1894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716页。

　　如果撇开对外贸易(重农学派为了抽象地考察资产阶级社会，完全正确地这样做了，而且应当这样做)，那末很明显，从事加工工业等而完全脱离农业的工人(斯图亚特称之为“自由人手”)的数目，取决于农业劳动者所生产的超过自己消费的农产品的数量。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22页。

　　或多或少促进生产的条件，如像亚当·斯密所说的前进的和停滞的社会状态。要把这些在亚当·斯密那里作为提示而具有价值的东西提到科学意义上，就得研究在各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期的生产率程度——这种研究超出本题的范围，而这种研究同本题有关的方面，应在叙述竞争、积累等等时来谈。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摘选》导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0页。

　　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的剩余，以及社会的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靠这种剩余而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发展的基础。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202页。

　　如果设想，原有土地面积上的生产率能够通过发展生产力等(在旧的传统的耕作方式之下，这种发展恰好是最缓慢的)而提高，那么，这就意味着会有新的劳动方式，新的劳动结合，每天会有很大一部分时间用在农业上，等等，而这又会破坏共同体的旧有的经济条件。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开垦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选》(大约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45页。

　　如果我们从整体上来考察资产阶级社会，那么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总是表现为社会生产过程的最终结果。具有固定形式的一切东西，例如产品等，在这个运动中只是作为要素，作为转瞬即逝的要素出现。直接的生产过程本身在这里只是作为要素出现。生产过程的条件和对象化本身也同样是它的要素，而作为它的主体出现的只是个人，不过是处于相互关系中的个人，他们既再生产这种相互关系，又新生产这种相互关系。这是他们本身不停顿的运动过程，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更新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世界，同样地也更新他们自身。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选》(大约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04页。

　　各代所遇到的这些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的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动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5页。

　　生产力的发展、脑体分工的消除和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7页。

　　由于分工，艺术天才完全集中在个别人身上，因而广大群众的艺术天才受到压抑。即使在一定的社会关系里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出色的画家，但是这决不排斥每一个人也成为独创的画家的可能性，因此，“人的”和“唯一者的”劳动的区别在这里也毫无意义了。

　　在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中，完全由分工造成的艺术家屈从于地方局限性和民族局限性的现象无论如何会消失掉，个人局限于某一艺术领域，仅仅当一个画家、凋刻家等等，因而只用他的活动的一种称呼就足以表明他的职业发展的局限性和他对分工的依赖这一现象，也会消失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460页。

　　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正像在单个人的场合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约。正像单个人必须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以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对他的活动所提出的各种要求一样，社会必须合乎目的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然而，这同用劳动时间计量交换价值(劳动或劳动产品)有本质［Ⅰ－28］区别。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选》(大约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7页。

　　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为个人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因而也为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创造广阔余地)，这样创造的非劳动时间，从资本的立场来看，和过去的一切阶段一样，表现为少数人的非劳动时间，自由时间。资本还添加了这样一点:它采用技艺和科学的一切手段，来增加群众的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它的财富直接在于占有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它的直接目的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

　　于是，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但是，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是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如果它在第一个方面太成功了，那末，它就要吃到生产过剩的苦头，这时必要劳动就会中断，因为资本无法实现剩余劳动。

　　这个矛盾越发展，下述情况就越明显:生产力的增长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了，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当他们已经这样做的时候，——这样一来，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不再是对立的存在物了——，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Ⅶ－4］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选》(大约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9—200页。

　　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生产费用的最低限度——和降到最低限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可见，决不是禁欲，而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的能力，因而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

　　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做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

　　此外，直接的劳动时间本身不可能像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所看到的那样永远同自由时间处于抽象对立中，这是不言而喻的。劳动不可能像傅立叶所希望的那样成为游戏，——不过，他能宣布最终目的不是把分配，而是把生产方式本身提到更高的形式，这依然是他的一大功绩。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对于正在成长的人来说，这个直接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训练，而对于头脑里具有积累起来的社会知识的成年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实验科学，有物质创造力的和对象化中的科学。对于这两种人来说，只要劳动像在农业中那样要求实际动手和自由活动，这个过程同时就是身体锻炼。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选》(大约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03—204页。

　　更确切的表述是:剩余劳动时间是劳动群众超出再生产他们自己的劳动能力、他们本身的存在所需要的量即超出必要劳动而劳动的时间，这一表现为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时间，同时物化为剩余产品，并且这种剩余产品是除劳动阶级外的一切阶级存在的物质基础，是社会整个上层建筑存在的物质基础。同时，剩余产品把时间游离出来，给不劳动阶级提供了发展其他能力的自由支配的时间。因此，在一方产生剩余劳动时间，同时在另一方产生自由时间。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人的自然存在所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作为必要的基础。可见，社会的自由时间的产生是靠非自由时间的产生，是靠工人超出维持他们本身的生存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而延长的劳动时间的产生。同一方的自由时间相应的是另一方的被奴役的时间。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61—1863年手稿)》( 1861年8月—1863 年7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2版，第215页。

　　社会的现实财富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不断扩大的可能性，并不是取决于剩余劳动时间的长短，而是取决于剩余劳动的生产率和进行这种剩余劳动的生产条件的优劣程度。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发表于1894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28—929页。

　　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20]。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0—571页。

　　过去的在分工条件中进行的一切革命，都不能不导致新的政治机构的产生；从那里也可以得出结论说，消灭分工的共产主义革命，最终会消除政治机构；最后，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共产主义革命并不是和“社会天才的发明才干所创造的那些社会结构”相适应，而是和生产力相适应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442页。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这种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以及和它有关的其他一切科学的发展，本身又和物质生产的发展相适应。)…………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的，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关于机器体系所说的这些情况，同样适用于人们活动的结合和人类交往的发展。)这里已经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VII—3］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中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

　　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

　　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后半部分(大约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版，第100—101页。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21]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大约1875年4月底—5月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435—436页。

　　二)生产关系

　　生产资料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是基本的生产关系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但由于从他们彼此不需要发生任何联系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不是唯一的，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但由于他们相互间不是作为纯粹的我，而是作为处在生产力和需要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个人而发生交往的，同时由于这种交往又决定着生产和需要，所以正是个人相互间的这种私人的个人的关系、他们作为个人的相互关系，创立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创立着——现存的关系。他们是以他们曾是的样子而互相交往的，他们是如他们曾是的样子而“从自己”出发的，至于他们曾有什么样子的“人生观”，则是无所谓的。这种“人生观”——即使是被哲学家所曲解的——当然总是由他们的现实生活决定的。显然，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14—515页。

　　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

　　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22]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23]才会有生产。

　　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些社会关系，他们借以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全部生产活动的条件，当然依照生产资料的性质而有所不同。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因此，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

　　马克思:《雇佣劳动和资本》( 1847年12月下半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723—724页。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1859年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91页。

　　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藏着的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色彩差异，这些变异和差异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上已存在的情况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发表于1894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894—895页。

　　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因此，这里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这种技术，照我们的观点看来，也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关系和奴役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等。此外，在经济关系中还包括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包括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

　　恩格斯:《恩格斯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 1894年1月2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67页。

　　生产对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决定作用

　　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积聚，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摘选》导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3页。

　　我较为详细地一方面谈到“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另一方面谈到“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是为了指出这些人犯了多么大的罪，他们一方面企图把那些在某个时期曾经有一定意义，而现在已变成陈词滥调的见解作为教条重新强加于我们党；另一方面又用民主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所惯用的、凭空想象的关于权利等的废话，来歪曲那些花费了很大力量才灌输给党而现在已在党内扎了根的现实主义观点。

　　除了上述一切之外，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

　　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如果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

　　庸俗的社会主义者彷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彷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围绕着分配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大约1875年4月底—5月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436页。

　　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生产条件的这种一定的社会形式为前提，那么，它会不断地把这种形式再生产出来。它不仅生产出物质的产品，而且不断地再生产出产品在其中生产出来的那种生产关系，因而也不断地再生产出相应的分配关系。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发表于1894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95页。

　　工资以雇佣劳动为前提，利润以资本为前提。因此，这些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地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发表于1894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98页。

　　只有在最后阶段上，当产品直接为了消费而交换的时候，交换才表现为独立于生产之旁，与生产漠不相干。但是，( 1)如果没有分工，不论这种分工是自然发生的或者本身已经是历史的结果，也就没有交换； ( 2)私人交换以私人生产为前提； ( 3)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例如，城乡之间的交换，乡村中的交换，城市中的交换，等等。可见，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摘选》导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3页。

　　凡是存在着社会规模的分工的地方，局部劳动过程也都成为相互独立的。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但是，产品贸易一旦离开本来的生产而独立起来，它就循着本身的运动方向运行，这一运动总的说来是受生产运动支配的，但是在单个的情况下和在这个总的隶属关系以内，它毕竟还是循着这个新因素的本性所固有的规律运行的，这个运动有自己的阶段，并且也对生产运动起反作用。美洲的发现是先前就已经驱使葡萄牙人到非洲去的那种黄金欲所促成的(参看泽特贝尔《贵金属的生产》)，因为14世纪和15世纪蓬勃发展的欧洲工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贸易，要求有更多的交换手段，这是德国——1450—1550年的白银大国——所提供不出来的。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在1500—1800年间侵占印度，目的是要从印度输入，谁也没有想到要向那里输出。但是这些纯粹由贸易利益促成的发现和侵略，终归还是对工业起了极大的反作用:只是由于有向这些国家输出的需要，才创立和发展了大工业。

　　货币市场也是如此。货币贸易同商品贸易一分离，它就有了——在生产和商品贸易所决定的一定条件下并在这一范围内——它自己的发展，它自己的本性所决定的特殊规律和独特阶段。此外，货币贸易在这种进一步的发展中扩大到证券贸易，这些证券不仅是国家证券，而且也包括工业和运输业的股票，因而总的说来支配着货币贸易的生产，有一部分就为货币贸易所直接支配，这样货币贸易对于生产的反作用就变得更为厉害而复杂了。金融家是铁路、矿山、钢铁厂等的所有者。这些生产资料获得了双重的性质:它们的经营时而应当适合于直接生产的利益，时而应当适合于股东(就他们同时是金融家而言)的需要。

　　关于这一点，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北美的铁路。这些铁路的经营完全取决于杰·古尔德、万德比尔特这样一些人当前的交易所业务——这种业务同某条特定的铁路及其作为交通工具来经营的利益是完全不相干的。甚至在英国这里我们也看到过各个铁路公司为了划分地盘而进行的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斗争，这种斗争耗费了巨额资金，它并不是为了生产和运输的利益，而完全是由于竞争造成的，这种竞争往往只有一个目的，即让握有股票的金融家便于经营交易所业务。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0年10月2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5—596页。

　　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如果说，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那么，［M—8］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摘选》导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5页。

　　由于生产的极限并不取决于挨饿的肚子的数目，而取决于有购买力的有支付能力的钱袋的数目。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 1865年3月29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26页。

　　生产力的不同水平决定分工的不同阶段；分工的不同阶段决定所有制的不同形式

　　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地”形成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24]……

　　……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 ；因而产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最初形式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儿女是丈夫的奴隶。家庭中这种诚然还非常原始和隐蔽的奴隶制，是最初的所有制，但就是这种所有制也完全符合现代经济学家所下的定义，即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4—536页。

　　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1页。

　　桑乔并不希望两个个人以资产者和无产者的身份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他反对资产者比无产者“先有”的那种“特殊的东西”；他希望他们保持一种单纯私人的关系，希望他们彼此之间只作为个人进行交往。他没有注意到:在分工的范围内，私人关系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发展为阶级关系，并作为这样的关系固定下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13页。

　　就个人自身来考察个人，个人就是受分工支配的，分工使他变成片面的人，使他畸形发展，使他受到限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14页。

　　分工，分工的阶段依赖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7页。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0页。

　　劳动的组织和划分视其所拥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手推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因此，先从一般的分工开始，以便随后从分工得出一种特殊的生产工具——机器，这简直是对历史的侮辱。

　　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经济范畴。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22页。

　　在此以前，阶级的形成的一切萌芽，还都只是与生产相联系的；它们把从事生产的人分成了领导者和执行者，或者分成了规模较大和较小的生产者。这里首次出现一个阶级，它根本不参与生产，但完全夺取了生产的领导权，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自己；它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并对他们双方都进行剥削。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5页。

　　在埃及有过劳动和分工，因此有等级；在希腊和罗马有过劳动和分工，因此有自由民和奴隶；在中世纪有过劳动和分工，因此有封建主和农奴、行会、等级等等。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有劳动和分工，因此也就有阶级，其中一个阶级占有全部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另一个阶级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才能生存，而出卖劳动也只有当购买劳动能使雇主阶级发财时才有可能。

　　马克思:《孟德斯鸠第五十六》

　　年1月20—2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年8月第1版，第221页。

　　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stamm］所有制。这种所有制与生产的不发达阶段相适应，当时人们靠狩猎、捕鱼、畜牧，或者最多靠耕作为生。在人们靠耕作为生的情况下，这种所有制是以有大量未开垦的土地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分工还很不发达，仅限于家庭中现有的自然形成的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因此，社会结构只限于家庭的扩大:父权制的部落首领，他们管辖的部落成员，最后是奴隶。潜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是随着人口和需求的增长，随着战争和交易这种外部交往的扩大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这种所有制首先是由于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的。在这种所有制下仍然保存着奴隶制。

　　除公社所有制以外，动产私有制以及后来的不动产私有制已经发展起来，但它们是作为一种反常的、从属于公社所有制的形式发展起来的。公民仅仅共同拥有支配自己那些做工的奴隶的权力，因此受公社所有制形式的约束。这是积极公民的一种共同私有制，他们面对着奴隶不得不保存这种自然形成的联合方式。因此，建筑在这个基础上的整个社会结构，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人民权力，随着私有制，特别是不动产私有制的发展而逐渐趋向衰落。

　　分工已经比较发达。城乡之间的对立已经产生，后来，一些代表城市利益的国家同另一些代表乡村利益的国家之间的对立出现了。在城市内部存在着工业和海外贸易之间的对立。

　　公民和奴隶之间的阶级关系已经充分发展。

　　……

　　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古代的起点是城市及其狭小的领域，中世纪的起点则是乡村。地旷人稀，居住分散，而征服者也没有使人口大量增加，——这种情况决定了起点有这样的变化。因此，与希腊和罗马相反，封建制度的发展是在一个宽广得多的、由罗马的征服以及起初就同征服联系在一起的农业的普及所准备好了的地域中开始的。趋于衰落的罗马帝国的最后几个世纪和蛮族对它的征服本身，使得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农业衰落了，工业由于缺乏销路而一蹶不振，商业停滞或被迫中断，城乡居民减少了。这些情况以及受其制约的进行征服的组织方式，在日耳曼人的军事制度的影响下，发展了封建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像部落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一样，也是以一种共同体为基础的。但是作为直接进行生产的阶级而与这种共同体对立的，已经不是与古典古代的共同体相对立的奴隶，而是小农奴。随着封建制度的充分发展，也产生了与城市对立的现象。

　　土地占有的等级结构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武装扈从制度使贵族掌握了支配农奴的权力。这种封建结构同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一样，是一种联合，其目的在于对付被统治的生产者阶级；只是联合的形式和对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有所不同，因为出现了不同的生产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1—522页。

　　所有制的最初形式，无论是在古典古代世界或中世纪，都是部落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在罗马人那里主要是由战争决定的，而在日耳曼人那里则是由畜牧业决定的。在古典古代民族中，一个城市里聚居着几个部落，因此部落所有制就具有国家所有制的形式，而个人的权利则局限于简单的占有，但是这种占有也和一般部落所有制一样，仅仅涉及地产。无论在古代或现代民族中，真正的私有制只是随着动产的出现才开始的。……在起源于中世纪的民族那里，部落所有制经过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封建地产，同业公会的动产，工场手工业资本——才发展为由大工业和普遍竞争所引起的现代资本，即变为抛弃了共同体的一切外观并消除了国家对所有制发展的任何影响的纯粹私有制。现代国家是与这种现代私有制相适应的。现代国家由于税收而逐渐被私有者所操纵，由于国债而完全归他们掌握；现代国家的存在既然受到交易所内国家证券行市涨落的调节，所以它完全依赖于私有者即资产者提供给它的商业信贷。因为资产阶级已经是一个阶级，不再是一个等级了，所以它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而不再是在一个地域内组织起来，并且必须使自己通常的利益具有一种普遍的形式。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目前国家的独立性只有在这样的国家里才存在:在那里，等级还没有完全发展成为阶级；在那里，比较先进的国家中已被消灭的等级还起着某种作用，并且那里存在某种混合体，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居民的任何一部分也不可能对居民的其他部分进行统治。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3—584页。

　　在所有以自然分工为基础的社会里，产品支配着生产者，因而在某种程度上，生产资料至少在某些场合也支配着生产者:在中世纪，土地支配着农民，农民只是土地的附属物；手工工具支配着行会手工业者。分工是劳动资料对工人的直接支配，虽然这并不是资本主义意义上的支配。

　　恩格斯:《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1884年6月2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年10月第1版，第169页。

　　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共同体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任何人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这些条件还须详加探讨)。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还可以看做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看做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7页。

　　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这种活动的基本形式当然是物质活动，一切其他的活动，如精神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都取决于它。当然，物质生活的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每次都取决于已经发达的需求，而这些需求的产生，也像它们的满足一样，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这种历史过程在羊或狗那里是没有的这是施蒂纳顽固地提出来反对人的主要论据[25])，尽管羊或狗的目前形象无疑是历史过程的产物——诚然，不以它们的意愿为转移。］个人相互交往的条件，在上述这种矛盾产生以前，是与他们的个性相适合的条件，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什么外部的东西；在这些条件下，生存于一定关系中的一定的个人独立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以及与这种物质生活有关的东西，因而这些条件是个人的自主活动的条件，并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产生出来的[26]。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5页。

　　这样，为了正确地判断封建的生产，必须把它当做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

　　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这些阶级中一个代表着社会上坏的、有害方面的阶级怎样不断地成长，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这难道不是说，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吗?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从此以后，革命阶级将成为保守阶级。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13—614页。

　　总之，地租、利润等这些私有财产的现实存在形式是与生产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只有当这些关系还没有成为现有生产力的桎梏时，它们才是“个人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55页。

　　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连。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27]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02—603页。

　　蒲鲁东先生混淆了思想和事物。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例如: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曾是唯一适应于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在行会制度及各种规则的保护下积累了资本，发展了海上贸易，建立了殖民地，而人们如果想把这些果实赖以成熟起来的那些形式保存下去，他们就会失去这一切果实。于是就爆发了两次霹雳般的震动，即年和1688年的革命。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和这些形式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曾经是旧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国家，当时在英国都被破坏了。可见，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马克思:《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 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3—44页。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它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然而并没有威胁交往形式的基础——，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如冲突的总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意识的矛盾，思想的斗争，政治斗争，等等。

　　因此，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7—568页。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它已经被炸毁了。

　　取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彷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彷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彷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6—38页。

　　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各个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 1873年1月2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3页。

　　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地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的人类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相互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

　　资本主义的分配不同于各种由其他生产方式产生的分配形式，而每一种分配形式，都会随着它由以产生并且与之相适应的一定的生产形式的消失而消失。

　　只把分配关系看做历史的东西而不把生产关系看做历史的东西的见解，一方面，只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刚开始进行还带有局限性的批判时的见解。另一方面，这种见解建立在一种混同上面，这就是，把社会的生产过程，同反常的孤立的人在没有任何社会帮助的情况下也必须完成的简单劳动过程相混同。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这个痰囊磺猩缁岱⒄剐问剿灿械摹５投痰目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分配关系，从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同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一旦有了广度和深度，就表明这样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这时，在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就发生冲突��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发表于1894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99—1000页。

　　每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或交换方式，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不仅受到旧的形式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设施的阻碍，而且也受到旧的分配方式的阻碍。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取得和自己相适应的分配。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55页。

　　在危机中，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剧烈地爆发出来。商品流通暂时停顿下来；流通手段即货币成为流通的障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生产力起来反对已经被它超过的生产方式。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293页。

　　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的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和指挥的劳动。[28]不过它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凡是有许多人进行协作的劳动，过程的联系和统一都必然要表现在一个指挥的意志上，表现在各种与局部劳动无关而与工场全部活动有关的职能上，就像一个乐队要有一个指挥一样。这是一种生产劳动，是每一种结合的生产方式中必须进行的劳动。

　　另一方面——完全撇开商业部门不说——，凡是建立在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对立上的生产方式中，都必然会产生这种监督劳动。这种对立越严重，这种监督劳动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大。因此，它在奴隶制度下所起的作用达到了最大限度。[29]但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也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在这里，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这完全同在专制国家中一样，在那里，政府的监督劳动和全面干涉包括两方面:既包括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的执行，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有的职能。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发表于1894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31—432页。

　　六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一)生产关系的总和(或“市民社会”、“交往形式”)构成经济基础

　　我写的第一部着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着作的导言曾发表在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1859年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91页。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1859年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91页。

　　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藏着的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色彩差异，这些变异和差异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上已存在的情况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发表于1894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894—895页。

　　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0页。

　　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4页。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1]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03页。

　　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 1883年6月2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页。

　　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着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马克思不仅得出同样的看法，并且在《德法年鉴》( 1844年)里已经把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1845年春天当我们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阐发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种新形成的世界观了。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1885年10月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32页。

　　二)国家以及政治、法律等意识形态和观念体系构成上层建筑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1859年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91—592页。

　　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劳动产品按照这个价值尺度在权利平等的商品占有者之间自由交换，这些——正如马克思已经证明的——就是现代资产阶级全部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意识形态建立于其上的现实基础。

　　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

　　年10月2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05页。

　　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作用和反作用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加以神化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份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受到干扰。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5页。

　　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这种活动的基本形式当然是物质活动，一切其他的活动，如精神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取决于它。……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5页。

　　我们应当同原因而不是同结果作斗争，同经济基础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作斗争。假定生产资料从私有转变为社会所有，那么继承权(就它有某种社会意义来说)就会自行消亡，因为一个人死后留下的只能是他生前所有的东西。因此我们的伟大目标应当是消灭那些使某些人生前具有攫取许多人的劳动果实的经济权力的制度。

　　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 1869年8月2—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8页。

　　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是秩序党中的两个大集团。什么东西使这两个集团依附于它们的王位追求者并使它们互相分离呢?……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决不是由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由于各自的物质生产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财产形式；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之间的竞争。当然，把它们同某个王朝联结起来的同时还有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这有谁会否认呢?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其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如果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这两个集团中的每一个集团，都硬要自己和别人相信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它们对两个不同王朝的忠诚，那么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却恰恰相反，正是它们利益的对立才使得这两个王朝不能合二为一。正如在日常生活中应当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斗争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大约1851年12月中—1852年3 月2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98—499页。

　　我要简短地回答一下美国一家德文报纸在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出版时年)对我的指责。在那本书中我曾经说过，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可是据上述报纸说，这一切提法固然适用于物质利益占统治地位的现今世界，但却不适用于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也不适用于政治占统治地位的雅典和罗马。首先，居然有人以为这些关于中世纪和古代世界的人所共知的老生常谈还会有人不知道，这真是令人惊奇。但有一点很清楚，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这两个时代谋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为什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主要作用。此外，例如只要对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稍微有点了解，就会知道，地产的历史构成罗马共和国的秘史。而从另一方面说，唐·吉诃德误认为游侠生活可以同任何社会经济形式并存，结果遭到了惩罚。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00页注33。

　　不自由的世界要求不自由的法，因为这种动物的法是不自由的体现，而人类的法是自由的体现。

　　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1842年10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6月第2版，第248页。

　　甘受奴役的现象在整个中世纪都存在，在德国直到三十年战争后还可以看到。普鲁士在1806年和1807年战败之后，废除了依附农制，同时还取消了仁慈的领主照顾贫病老弱的依附农的义务，当时农民曾向国王请愿，请求让他们继续处于受奴役的地位——否则在他们遭到不幸的时候谁来照顾他们呢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04—105页。

　　黑格尔的这个命题应用于当时的普鲁士国家，只是意味着:这个国家只在它是必然的时候是合乎理性的，是同理性相符合的。如果说它在我们看来终究是恶劣的，而它尽管恶劣却继续存在，那么，政府的恶劣可以从臣民的相应的恶劣中找到理由和解释。当时的普鲁士人有他们所应得的政府。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68页。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1885年10月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32页。

　　因此，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因此，至少在这里，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从传统的观点看来(这种观点也是黑格尔所尊崇的)，国家是决定的因素，市民社会是被国家决定的因素。表面现象是同这种看法相符合的。就单个人来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同样，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不管当时是哪一个阶级统治着)，也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意志，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这是问题的形式方面，这方面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要问一下，这个仅仅是形式上的意志(不论是单个人的或国家的)有什么内容呢?这一内容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人们所期望的正是这个而不是别的呢在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时，我们就发现，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

　　但是，既然甚至在拥有巨量生产资料和交往手段的现代，国家都不是一个具有独立发展的独立领域，而它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都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那么，以前的一切时代就必然更是这样了，那时人们物质生活的生产还没有使用这样丰富的辅助手段来进行，因而这种生产的必要性必不可免地在更大程度上支配着人们。既然在今天这个大工业和铁路的时代，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那么，在以前的时代，国家就必然更加是这样了，那时每一代人都要比我们今天更多得多地耗费一生中的时间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因而要比我们今天更多地依赖于这种物质需要。对从前各个时代的历史的研究，只要在这方面是认真进行的，都会最充分地证实这一点；但是，在这里当然不能进行这种研究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6—307页。

　　上层建筑的反作用

　　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而是说，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例如，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自由贸易、好的或者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甚至德国庸人的那种从1648—1830年德国经济的可怜状况中产生的致命的疲惫和软弱(最初表现为虔诚主义，尔后表现为多愁善感和对诸侯贵族的奴颜婢膝)，也不是没有对经济起过作用。这曾是重新振兴的最大障碍之一，而这一障碍只是由于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把慢性的穷困变成了急性的穷困才动摇了。所以，并不像人们有时不加思考地想象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是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

　　恩格斯:《恩格斯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 1894年1月2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68—669页。

　　君主专制产生于封建等级垮台以后，它积极参加过破坏封建等级的活动，而现在却力图保留哪怕是封建割据的外表。如果说君主专制从前保护过工商业，以此鼓励过资产阶级上升，并且还曾经把工商业看做使国家富强、使自己显赫的必要条件，那末现在君主专制到处都成了工商业(它们正在成为已经很强大的资产阶级手中的日益可怕的武器)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它那胆怯而鲁钝的目光又从使它繁荣的摇篮——城市，转到了它从前埋葬强敌的地方——乡村。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 1847年10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第341—342页。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大约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18页。

　　与此有关的还有意识形态家们的一个愚蠢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各种意识形态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通常把原因和结果非辩证地看做僵硬对立的两极，完全忘记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常常几乎是故意地忘记，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兰茨·梅林》( 1893年7月1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59页。

　　从分工的观点来看问题最容易理解。社会产生它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也获得了同授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同这些人相对立而独立起来，于是就出现了国家。然后便发生像在商品贸易中和后来在货币贸易中发生的那种情形:新的独立的力量总的说来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然而由于它本身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它又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反作用。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并且一经确立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正如在货币市场中，总的说来，并且在上述条件之下，反映出，而且当然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一样，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中也反映出先前已经存在着并且正在斗争着的各个阶级的斗争，但是这个斗争同样是头足倒置地，不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不是作为阶级斗争，而是作为维护各种政治原则的斗争反映出来的，并且是这样头足倒置起来，以致需要经过上千年我们才终于把它的真相识破。

　　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

　　此外，还有侵占和粗暴地毁灭经济资源的情况；由于这种情况，从前在一定条件下某一地方和某一民族的全部经济发展可能被毁灭。现在，这种情况多半都有相反的作用，至少在各大民族中间是如此:从长远看，战败者最终在经济上、政治上和道义上赢得的东西有时比胜利者更多。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0年10月2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6—597页。

　　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5]。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4页。

　　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2页。

　　只要阶级的统治完全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说，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当然就会自行消失。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3页。

　　不言而喻，人们的观念和思想是关于自己和关于人们的各种关系的观念和思想，是人们关于自身的意识，关于一般人们的意识(因为这不是仅仅单个人的意识，而是同整个社会联系着的单个人的意识)，关于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整个社会的意识。人们在其中生产自己生活的并且不以他们为转移的条件，与这些条件相联系的必然的交往形式以及由这一切所决定的个人的关系和社会的关系，当它们以思想表现出来的时候，就不能不采取观念条件和必然关系的形式，即在意识中表现为从一般人的概念中、从人的本质中、从人的本性中、从人自身中产生的规定。人们是什么，人们的关系是什么，这种情况反映在意识中就是关于人自身、关于人的生存方式或关于人的最切近的逻辑规定的观念。于是，在思想家们假定观念和思想支配着迄今的历史，假定这些观念和思想的历史就是迄今存在的唯一的历史之后，在他们设想现实的关系要顺应人自身及其观念的关系，亦即顺应逻辑规定之后，在他们根本把人们关于自身的意识的历史变为人们的现实历史的基础之后，——在所有这一切之后，把意识、观念、圣物、固定观念的历史称为“人”的历史并用这种历史来偷换现实的历史，这是最容易不过的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99—200页。

　　当前社会的交往形式以及统治阶级的条件同走在前面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愈大，由此产生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以及它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分裂愈大，那末当初与这种交往形式相适应的意识当然也就愈不真实，也就是说，它不再是与这种交往形式相适应的意识了；这种交往形式中的旧的传统观念(在这些观念中，现实的个人利益往往被说成是普遍的利益)也就愈发下降为唯心的词句、有意识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虚伪。但是，这些东西被生活揭穿得愈多，它们对意识本身的作用愈小，那末它们对自身的捍卫也就愈坚决，而这个标准社会的语言也就愈加虚伪，愈加道德化，愈加神圣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331页。

　　他们是以他们曾是的样子而互相交往的，他们是如他们曾是的样子而“从自己”出发的，至于他们曾有什么样子的“人生观”，则是无所谓的。这种“人生观”——即使是被哲学家所曲解的——当然总是由他们的现实生活决定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15页。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4页。

　　至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域，即宗教、哲学等等，它们都有一种被历史时期所发现和接受的史前的东西，这种东西我们今天不免要称之为愚昧。这些关于自然界、关于人本身的性质、关于灵魂、魔力等的形形色色的虚假观念，多半只是在消极意义上以经济为基础；史前时期低水平的经济发展有关于自然界的虚假观念作为补充，但是有时也作为条件，甚至作为原因。虽然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越来越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不断进展的主要动力，但是，要给这一原始状态的愚昧寻找经济上的原因，那就太迂腐了。科学的历史，就是逐渐消除这种愚昧的历史，或者说，是用新的、但越来越不荒唐的愚昧取而代之的历史。从事这些事情的人们又属于分工的特殊部门，并且认为自己是致力于一个独立的领域。只要他们形成社会分工之内的独立集团，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发展。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本身又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支配作用的影响之下。例如在哲学上，拿资产阶级时期来说这种情形是最容易证明的。霍布斯是第一个现代唯物主义者( 18世纪意义上的)，但是当专制君主制在整个欧洲处于全盛时期，并在英国开始和人民进行斗争的时候，他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洛克在宗教上和政治上都是1688年的阶级妥协的产儿。英国自然神论者和他们的更彻底的继承者法国唯物主义者都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法国人甚至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哲学家。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中始终显现着德国庸人的面孔——有时积极地，有时消极地。但是，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 18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法国人是以英国哲学为依据的)，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但是，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普遍的学术繁荣一样，也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也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力，这在我看来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这种至上权力是发生在各个领域本身所规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例如在哲学中，它是发生在这样一种作用所规定的条件的范围内，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这些经济影响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的外衣下起作用)对先驱所提供的现有哲学材料发生的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多半也是间接决定的，因为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0年10月2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8—600页。

　　七　存在决定意识

　　一)人们面临的社会和自然的存在都是人们自己的生存实践活动的产物

　　一方面，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这就是说，对象成为他自身。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眼睛对对象的感觉不同于耳朵，眼睛的对象是不同于耳朵的对象的。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是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因此，人不仅通过思维，［VIII］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

　　另一方面，即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就是说，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才对我而存在，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来说才有意义)恰好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因此，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只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年4—8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90—192页。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1845年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99页。

　　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做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做类存在物。诚然，动物也生产。动物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即他的现实的类对象性，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因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被夺走了。

　　同样，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因此，人具有的关于自己的类的意识，由于异化而改变，以致类生活对他来说竟成了手段。

　　这样一来，异化劳动导致

　　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人相异化，同样也使在人之外的自然界同人相异化，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

　　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对自己的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自身的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人对他人、对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年4—8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62—164页。

　　这些群众的共产主义的工人，例如在曼彻斯特和里昂的工场中做工的人，并不认为用“纯粹的思维”就能够摆脱自己的企业主和他们自己实际的屈辱地位。他们非常痛苦地感觉到存在和思维之间、意识和生活之间的差别。他们知道，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决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异化的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产物，因此，也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以便使人不仅能在思维中、在意识中，而且也能在群众的存在中、在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而批判的批判却相反，它教导工人们说，只要他们在思想中消除了雇佣劳动的想法，只要他们在思想上不再认为自己是雇佣工人，并且按照这种极其丰富的想象，不再为他们个人而索取报酬，那么他们在现实中就不再是雇佣工人了。

　　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人还具有“意识” [1]。但是这种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2]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当然，意识起初只是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之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 ；[3]但是，另一方面，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个人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这个开始，同这一阶段的社会生活本身一样，带有动物的性质；这是纯粹的畜群意识，这里，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以及作为二者基础的人口的增多，这种绵羊意识或部落意识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与此同时分工也发展起来。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地”形成的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4]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但是，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3—535页。

　　德国唯心主义和其他一切民族的意识形态没有任何特殊的区别。后者也同样认为世界是受观念支配的，思想和概念是决定性的本原，一定的思想是只有哲学家们才能理解的物质世界的奥秘。

　　……

　　所有的德国哲学批判家们都断言:观念、想法、概念迄今一直支配和决定着现实的人，现实世界是观念世界的产物。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今日，但今后不应继续存在。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10页注1。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的生产者，[5]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

　　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煳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24—525页。

　　对哲学家们说来，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正像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这就是哲学语言的秘密，在哲学语言里，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

　　我们已经指出，思想和观念成为独立力量是个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和联系独立化的结果。我们已经指出，思想家和哲学家对这些思想进行专门的系统的研究，也就是使这些思想系统化，乃是分工的结果；具体说来，德国哲学是德国小资产阶级关系的结果。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25页。

　　一切观念都来自经验，都是现实的反映——正确的或歪曲的反映。

　　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 1876—1877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344页。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44页。

　　让我们和蒲鲁东先生一同假定:现实的历史，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是观念、范畴和原理在其中出现的那种历史顺序。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权威原理出现在11世纪，个人主义原理出现在世纪。因而不是原理属于世纪，而是世纪属于原理。换句话说，不是历史创造原理，而是原理创造历史。但是，如果为了顾全原理和历史我们再进一步自问一下，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 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他们各自的需要、他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他们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吗?但是，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原理。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07—608页。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51页。

　　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 [6]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各代所遇到的这些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的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动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4—545页。

　　显然，随着每一次社会秩序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因此，人们的宗教观念也发生变革。

　　马克思和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上发表的书评》( 1850年1—2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253页。

　　三)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意识

　　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

　　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战胜了。当基督教思想在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领域[7]里占统治地位罢了。

　　“但是”，有人会说，“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法的观念等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固然是不断改变的，而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在这种变化中却始终保存着。

　　此外，还存在着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永恒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但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相矛盾的。”

　　这种责难归结为什么呢?至今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

　　但是，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消失。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1—52页。

　　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
了日益鲜明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
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
是不违背警章。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
的坏心恶意。甚至以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为首的反谷物法同盟抛出的强迫人接受的小册
子，由于对地主贵族展开了论战，即使没有科学的意义，毕竟也有历史的意义。但是罗伯
特· 皮尔爵士执政以来的自由贸易的立法，也把庸俗经济学的最后这根刺拔掉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 1873年1月2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7页。

　　梯也尔这个侏儒怪物，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的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还在他成为国家要人以前，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已经显露出说谎才能了。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1871年4月中旬—5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35页。

　　我们在阅读资产者所写的原始公社历史时必须有所警惕。他们甚至不惜伪造。例如，亨利·梅恩爵士本来是英国政府用暴力破坏印度公社行动的热心帮手，但他却伪善地要我们相信:政府维护这些公社的一切崇高的努力，碰到经济规律的自发力量都失败了。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1页。

　　一旦资产阶级把意识形态阶层看作自己的亲骨肉，到处按照自己的本性把他们改造成为自己的伙计；……一旦资产阶级有了足够的教养，……也想从事“有教养的”消费；一旦连精神劳动本身也愈来愈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这时资产阶级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力求“在经济学上”证明它从前批判过的东西是合理的。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315页。

　　从这一小册子里可以看出，即使旧制度下最能干的人物，即使在他们那里不能不认为是史学天才的人物，也被不幸的二月事变弄得头晕目眩，以致完全不能理解历史，甚至完全不能理解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基佐先生不是通过二月革命去理解1830年法国君主制度和1688年英国君主制度之间迥然不同的历史情况、迥然不同的社会阶级地位，而是用一些道德词句去抹杀它们之间的全部区别，并且在结尾宣称，在2月24日遭到失败的政策“保住了国家，只有这一政策才能消灭革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上发表的书评》( 1850年1—2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261页。

　　随着1848年革命而来的是，“有教养的”德国抛弃了理论，转入了实践的领域。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小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已经为真正的大工业所代替；德国重新出现在世界市场上；新的小德意志帝国至少排除了由小邦分立、封建残余和官僚制度造成的阻碍这一发展的最显着的弊病。但是，思辨[9]在多大程度上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券交易所筑起自己的殿堂，有教养的德国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在德国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时代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那种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反警方规定都照样致力于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诚然，德国的官方自然科学，特别是在专门研究的领域中仍然保持着时代的高度，但是，正如美国《科学》杂志已经公正地指出的，在研究单个事实之间的重大联系方面的决定性进步，即把这些联系概括为规律，现在更多的是出现在英国，而不像从前那样出在德国。而在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的领域内，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没有头脑的折中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这种科学的官方代表都变成毫无掩饰的资产阶级的和现存国家的意识形态家，但这已经是在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同工人阶级公开敌对的时代了。

　　德国人的理论兴趣，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在这里，它是根除不了的。在这里，对职位牟利，对上司的恩典，没有任何考虑。相反，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同情，这种同情是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是既没有寻找也没有期望过的。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12—313页。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01页。

　　我们的意识形态家可以随心所欲地耍花招，他从大门扔出去的历史现实，又从窗户进来了，而当他以为自己制定了适用于一切世界和一切时代的伦理学说和法的学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为他那个时代的保守潮流或革命潮流制作了一幅因脱离现实基础而扭曲的、像在凹面镜上反映出来的头足倒置的画像。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02页。

　　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着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

　　恩格斯:《爱尔兰史》( 1870年5月—7月上半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月第1版，第573页。

　　人们的意识取决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的东西的全部传统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爱国的义勇精神愤慨地起来反对这种无礼的观点。因此，新的世界观不仅必然遭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对，而且也必然遭到一群想靠自由、平等、博爱的符咒来翻转世界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反对。这种世界观激起了德国庸俗的民主主义空喊家极大的愤怒。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 1859年8月3—1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8页。

　　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从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这一切都是由于“文明”的空话而说的。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296页。

　　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方言，有不同的思想和观念，不同的习俗和道德原则，不同的宗教和政治。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37—438页。

　　四)在物质生产领域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在精神生产领域也占有主导地位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的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既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那么，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例如，在某一国家的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为夺取统治而争斗，因而，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于是分权就被宣布为“永恒的规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0—551页。

　　我们在上面(第［534—538］页)已经说明分工是迄今为止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现在，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在统治阶级中间表现出来，因此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做主要的谋生之道，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并且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这个阶级的积极成员，并且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在这一阶级内部，这种分裂甚至可以发展成为这两部分人之间的某种程度的对立和敌视，但是一旦发生任何实际冲突，即当这一阶级本身受到威胁的时候，当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好像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而且这种思想好像拥有与这一阶级的权力不同的权力这种假象也趋于消失的时候，这种对立和敌视便会自行消失。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关于这个革命阶级的前提所必须讲的，在前面(第［536—539、542—543］页)已经讲过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1页。

　　主要的出场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来自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

　　恩格斯:《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 1859年5月1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4页。

　　五)透过各种意识形态和观念体系独立发展的外观洞悉它们表达的实际生活内容和阶级意志

　　此外，只有一点还没有谈到，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着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或歪曲，保尔·巴尔特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他从纯粹的思维中——或者从他自己的思维中，或者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引出的。他只和思想材料打交道，他毫不迟疑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而不去进一步研究这些材料的较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而且他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他看来，一切行动既然都以思维为中介，最终似乎都以思维为基础。

　　历史方面的意识形态家(历史在这里应当是政治、法律、哲学、神学，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是单纯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简单概括)在每一科学领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当然，属于本领域或其他领域的外部事实对这种发展可能共同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种事实本身又被默认为只是思维过程的果实，于是我们便始终停留在纯粹思维的范围之中，而这种思维彷佛顺利地消化了甚至最顽强的事实。

　　正是国家制度、法的体系、各个不同领域的意识形态观念的独立历史这种外观，首先迷惑了大多数人。如果说，路德和加尔文“克服了”官方的天主教，黑格尔“克服了”费希特和康德，卢梭以其共和主义的《社会契约论》间接地“克服了”立宪主义者孟德斯鸠，那么，这仍然是神学、哲学、政治学内部的一个过程，它表现为这些思维领域历史中的一个阶段，完全不越出思维领域。而自从出现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永恒不变和绝对完善的资产阶级幻想以后，甚至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克服重商主义者，也被看做纯粹的思想胜利；不是被看做改变了的经济事实在思想上的反映，而是被看做对始终普遍存在的实际条件最终达到的真正理解。如果狮心理查和菲利浦—奥古斯特实行了自由贸易，而不是卷入了十字军征讨，那我们就可以避免500年的贫穷和愚昧。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兰茨·梅林》( 1893年7月1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57—658页。

　　关于国家形式

　　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1859年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91页。

　　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了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中生长出来的，并且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但是，这种从生产关系本身中生长出来的经济共同体的全部结构，从而这种共同体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的。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藏着的基础。

　　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色彩差异，这些变异和差异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上已存在的情况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发表于1894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894—895页。

　　但是，最奇怪的是，从那些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以具体的形式歪曲历史最厉害的人那里，彷佛可以找到以抽象的形式表述出来的正确的历史观。这些人通过封建主义这个例子可能就已经看出，国家形式在这里是如何从经济形式中发展出来的，因为在这里，可以说一切都昭然若揭，显而易见。我之所以说他们可能看出，是因为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个未经核实的地方以外——您自己说是从第二手材料来的——，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类似的东西，我只发现封建主义的理论家的抽象能力显然不如资产阶级自由派。既然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把这种关于封建社会的文化发展和国家形式同经济形式的相互关系的观念概括到这样的程度，说它适用于一切经济形式和国家形式，那么，一谈到其他经济形式，一谈到资产阶级的经济形式以及与它的各个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国家形式——中世纪的行会公社、专制君主政体、立宪君主政体、共和政体，这同一个浪漫主义者却又茫无所知，又该作何解释呢?这是很难自圆其说的。况且这个把经济形式看做整个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基础的人，竟然属于这样一个学派，在这个学派看来，17、18世纪的专制君主政体就已经是对于真正的国家学说的犯罪和背叛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还是意味着，国家形式必然产生于经济形式及其适当地运用，正像婴儿诞生于男女婚配一样。关于作者所属学派的那个闻名世界的学说，我只能作这样的解释:真正的经济形式是封建主义的经济形式。但是，由于人们出于私仇而密谋反对这种经济形式，因此，就要对这种经济形式加以“适当地运用”，使它免受攻击，永世长存，并使“国家形式”等和它永远适应，也就是说，尽可能退回到13、14世纪的状况。这样，最好的世界和最美妙的历史理论就会同时实现，而拉韦涅—佩吉朗的概括才会归结到它的真实内容:封建社会产生了封建的国家制度。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兰茨·梅林》( 1892年9月2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38—639页。

　　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和他们的党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们混淆了以真正的奴隶制为基础的古典古代实在论民主共同体和以被解放了的奴隶制即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的现代唯灵论民主代议制国家。他们认为必须以人权的形式承认和批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即工业、普遍竞争，自由地追求自己目的的私人利益、无政府状态、自我异化的自然个性和精神个性的社会，同时又力图在事后通过单个的个人来取缔这个社会的各种生命表现，同时还力图以古典古代的形式来造就这个社会的政治首脑，这是多么巨大的迷误当圣茹斯特在临刑之日指着悬挂在康瑟尔热丽大厅里的那块“人权”大牌子，怀着骄傲的自尊说“正是我创造了这个业绩”时，这种迷误就悲剧性地显现出来了。正是在这块牌子上宣布了人的权利，而这里所说的人不可能是古典古代共同体的人，正像这种人的国民经济状况和工业状况不是古典古代的一样。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24页。

　　康德认为，共和国作为唯一合理的国家形式，是实践理性的要求，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但又是我们应该永远力求实现和牢记在心的目标。同样，这些保皇派也正是这样对待君主国的。

　　这样，立宪共和国从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手中产生出来时本来是一个空洞的意识形态的公式，而落到联合保皇派手中时就成了一个内容充实的生动的形式了。当梯也尔说“我们保皇派是立宪共和国的真正支柱”时，他没有料想到他的话里包含有这么多的真理。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1849年底—1850年3月底和1850年10月—11月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52页。

　　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连同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僚机构、教会和法院——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起源于专制君主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是，领主权利、地方的特权、城市和行会的垄断以及地方的法规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还阻碍着它的发展。18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残余都扫除干净，这样就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现代国家大厦是在第一帝国时期建立起来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又是从半封建的旧欧洲反对现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中产生的。在以后各个时期的政治体制下，政府都被置于受议会控制，即受有产阶级直接控制的地位。

　　它不但变成了巨额国债和苛捐重税的温床，不但由于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而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不相让的党派和冒险家们彼此争夺的对象，而且，它的政治性质也随着社会的经济变化而同时改变。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此同步，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11]每经过一场标志着阶级斗争前进一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暴露得更加突出。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1871年4月中旬—5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51—152页。

　　自由国家，这是什么东西

　　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臣民见识的工人的目的。在德意志帝国，“国家”几乎同在俄国一样地“自由”。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居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

　　德国工人党——至少是当它接受了这个纲领的时候——表明:它对社会主义思想领会得多么肤浅，它不把现存社会(对任何未来社会也是一样)当做现存国家的(对未来社会来说是未来国家的)基础，反而把国家当做一种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存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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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有了发展。“现代国家”却随国境而异。它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同在瑞士不一样，在英国同在美国不一样。所以，“现代国家”是一种虚构。

　　但是，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只是这种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罢了。所以，它们具有某些根本的共同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现代国家制度”，而未来就不同了，到那时，“现代国家制度”现在的根基即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消亡了。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大约1875年4月底—5月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444页。

　　到目前为止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护这个社会的外部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农制、雇佣劳动制)。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个体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1—562页。

　　可见，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 [12]。确切地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9页。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和依附农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但也例外的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17世纪和18世纪的专制君主制，就是这样，它使贵族和市民等级彼此保持平衡；法兰西第一帝国特别是第二帝国的波拿巴主义，也是这样，它唆使无产阶级去反对资产阶级，又唆使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显得同样滑稽可笑的这方面的最新成就，就是俾斯麦国家的新的德意志帝国:在这里，资本家和工人彼此保持平衡，并为了破落的普鲁士土容克的利益而遭受同等的欺骗。

　　此外，在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中，公民的权利是按照财产状况分级规定的，这直接地宣告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阶级的组织。在按照财产状况划分阶级的雅典和罗马，就已经是这样。在中世纪的封建国家中，也是这样，在那里，政治上的权力地位是按照地产来排列的。现代的代议制国家的选举资格，也是这样。但是，对财产差别的这种政治上的承认，决不是本质的东西。相反，它标志着国家发展的低级阶段。国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国，在我们现代的社会条件下正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最后决定性斗争只能在其中进行到底的国家形式——这种民主共和国已经不再正式讲什么财产差别了。在这种国家中，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其形式一方面是直接收买官吏(美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另一方面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而公债越增长，股份公司越是不仅把运输业而且把生产本身集中在自己手中，越是把交易所变成自己的中心，这一联盟就越容易实现。除了美国以外，最新的法兰西共和国，也是这方面的一个显着例证，甚至一本正经的瑞士，在这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成绩。不过，为了使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这种兄弟般的联盟，并不一定要有民主共和国，除英国以外，新的德意志帝国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德国，很难说普选制究竟是把谁抬得更高，是把俾斯麦还是把布莱希勒德。最后，有产阶级是直接通过普选制来统治的。只要被压迫阶级——在我们这里就是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就仍将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唯一可行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尾巴，构成它的极左翼。但是，随着被压迫阶级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举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选举资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这也就足够了。在普选制的温度计标示出工人的沸点的那一天，他们以及资本家同样都知道该怎么办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1—193页。

　　关于民主

　　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民主制也是一样，它是一切国家制度的本质，作为特殊国家制度的社会化了的人。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大约1843年3月中—9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第40页。

　　此外，不言而喻，一切国家形式都以民主为自己的真实性，正因为这样，它们有几分不民主，就有几分不真实。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大约1843年3月中—9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第41页。

　　在民主制中，抽象的国家不再是统治环节。君主制与共和制之间的争论始终是抽象的国家范围内的争论。政治的共和制是抽象国家形式范围内的民主制。因此，共和制是民主制的抽象国家形式，但这里共和制已不再仅仅是政治制度了。

　　在北美，财产等，简言之，法和国家的全部内容，同普鲁士的完全一样，只不过略有改变而已。因此，那里的共和制同这里的君主制一样，都只是一种因家形式。国家的内容都处在这些国家制度之外。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大约1843年3月中—9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第41—42页。

　　中世纪存在过农奴、封建庄园、手工业行会、学者协会等等:就是说，在中世纪，财产、商业、社会团体和人都是政治的；国家的物质内容是由国家的形式设定的。每个私人领域都具有政治性质，或者都是政治领域；换句话说，政治也就是私人领域的性质。在中世纪，政治制度是私有财产的制度，但这只是因为私有财产的制度就是政治制度。在中世纪，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生活是同一的。人是国家的现实原则，但这是不自由的人。

　　因此，这是不自由的民主制，是完成了的异化。抽象的反思的对立性只是现代世界才有。中世纪是现实的二元论，现代是抽象的二元论。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大约1843年3月中—9月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0月第2版，第42—43页。

　　建立在农奴制基础上的贵族民主制，例如波兰的贵族民主制，又例如被日耳曼人占领的各帝国在最初几个世纪里实行的形式略有不同的贵族民主制，都是属于最原始的社会形式中的一种形式，后来都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为完备的封建等级制度，而封建等级制度显然已经是更高的阶段了。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 1850年夏秋)，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273页。

　　庸俗民主派把民主共和国看做千年王国，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里阶级斗争要进行最后的决战，——就连这样的庸俗民主派也比这种局限于为警察所容许而为逻辑所不容许的范围内的民主主义高明得多。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大约1875年4月底—5月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446页。

　　选举所表明的并不是他们意想中的人民，而是真实的人民，即分裂成各个不同阶级的代表。我们已经看到，农民和小资产者在选举中为什么必定由好斗的资产阶级和渴望复辟的大土地所有者来统辖。然而，普选权虽不是共和主义庸人所想象的那种法力无边的魔杖，却具有另一种高超无比的功绩；它发动阶级斗争，使资产阶级社会各中间阶层迅速地产生幻想又迅速地陷入失望；它一下子就把剥削阶级所有集团提到国家高层，从而揭去他们骗人的假面具，而有选举资格限制的君主制度则只是让资产阶级中的某些集团丧失声誉，使其余的集团得以隐藏在幕后并且罩上共同反对派的神圣光环。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1849年底—1850年3月底和1850年10月—11月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9页。

　　刊登在下一号里的那篇论述人民党人对农民进行说教的文章也很好，只是其中对民主这个“概念”的引证是糟糕的。这个概念每次都随着人民的变化而变化[13]，因此它没有帮助我们前进一步。照我的意见，应当这样说: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需要民主的形式，然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形式和一切政治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在今天，如果有人要把民主看成目的，那他就必然要依靠农民和小资产者，也就是要依靠那些正在灭亡的阶级，而这些阶级只要想人为地保全自己，那他们对无产阶级说来就是反动的。其次，不应该忘记，资产阶级统治的彻底的形式正是民主共和国，虽然这种共和国由于无产阶级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而面临严重的危险，但是，像在法国和美国所表明的那样，它作为单纯的资产阶级统治，总还是可能的。可见，自由主义的“原则”作为“一定的、历史地形成的”东西，实际上不过是一种不彻底的东西。自由主义的立宪君主政体是资产阶级统治的适当形式，那是( 1)在初期，当资产阶级还没有和专制君主政体彻底决裂的时候； ( 2)在后期，当无产阶级已经使民主共和国面临严重的危险的时候。不过无论如何，民主共和国毕竟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形式:资产阶级统治将在这种形式下走向灭亡。

　　恩格斯:《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1884年3月2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14—515页。

　　最后，有产阶级是直接通过普选制来统治的。只要被压迫阶级——在我们这里就是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就仍将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唯一可行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尾巴，构成它的极左翼。但是，随着被压迫阶级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举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选举资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这也就足够了。在普选制的温度计标示出工人的沸点的那一天，他们以及资本家同样都知道该怎么办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2—193页。

　　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质的机关予以铲除，而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归还给社会的承担责任的勤务员。普选权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当人民的假代表，而是为了服务于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正如个人选择权服务于任何一个为自己企业招雇工人和管理人员的雇主一样。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1871年4月中旬—5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56页。

　　关于自由、平等权利和人权

　　“人权”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13页。

　　那些具有德意志狂的血统并有自由思想的人，却到我们史前的条顿原始森林去寻找我们的自由历史。但是，如果我们的自由历史只能到森林中去找，那么我们的自由历史和野猪的自由历史又有什么区别呢?况且谁都知道，在森林中叫唤什么，森林就发出什么回声。还是让条顿原始森林保持宁静吧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页。

　　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在所有方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上的这种基础而已。而这种情况也已为历史所证实。这种意义上的平等和自由恰好是古代的自由和平等的反面。古代的自由和平等恰恰不是以发展了的交换价值为基础，相反的是由于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毁灭。上面这种意义上的平等和自由所要求的生产关系，在古代世界还没有实现，在中世纪也没有实现。古代世界的基础是直接的强制劳动；当时共同体就建立在这种强制劳动的现成基础上；作为中世纪的基础的劳动，本身是一种特权，是尚处在特殊化状态的劳动，而不是生产一般交换价值的劳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劳动既不是强制劳动，也不是中世纪那种要听命于作为上级机构的共同组织(同业公会)的劳动。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前半部分(大约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199—200页。

　　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这样的观念自然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现代的平等要求与此完全不同；这种平等要求更应当是从人的这种共同特性中，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中引申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要从这种相对平等的原始观念中得出国家和社会中的平等权利的结论，要使这个结论甚至能够成为某种自然而然的、不言而喻的东西，必然要经过而且确实已经经过几千年。在最古老的自然形成的公社中，最多只谈得上公社成员之间的平等权利，妇女、奴隶和外地人自然不在此列。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人们的不平等的作用比任何平等要大得多。如果认为希腊人和野蛮人、自由民和奴隶、公民和被保护民、罗马的公民和罗马的臣民(该词是在广义上使用的)，都可以要求平等的政治地位，那么这在古代人看来必定是发了疯。在罗马帝国时期，所有这些区别，除自由民和奴隶的区别外，都逐渐消失了；这样，至少对自由民来说产生了私人的平等，在这种平等的基础上罗马法发展起来了，它是我们所知道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的最完备形式。但是只要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对立还存在，就谈不上从一般人的平等得出的法的结论，这一点我们不久前在北美合众国各畜奴州里还可以看到。

　　基督教只承认一切人的一种平等，即原罪的平等，这同它曾经作为奴隶和被压迫者的宗教的性质是完全适合的。此外，基督教至多还承认上帝的选民的平等，但是这种平等只是在开始时才被强调过。在新宗教的最初阶段同样可以发现财产共有的痕迹，这与其说是来源于真正的平等观念，不如说是来源于被迫害者的团结。僧侣和俗人对立的确立，很快就使这种基督教平等的萌芽也归于消失。——日耳曼人在西欧的横行，逐渐建立了空前复杂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等级制度，从而在几个世纪内消除了一切平等观念，但是同时使西欧和中欧卷入了历史运动，在那里第一次创造了一个牢固的文化区域，并在这个区域内第一次建立了一个由互相影响和互相防范的、主要是民族国家所组成的体系。这样就准备了一个基础，后来只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谈人的平等和人权的问题。

　　此外，在封建的中世纪的内部孕育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它进一步的发展中，注定成为现代平等要求的代表者，这就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本身最初是一个封建等级，当15世纪末海上航路的伟大发现为它开辟了一个新的更加广阔的活动场所时，它使封建社会内部的主要靠手工进行的工业和产品交换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欧洲以外的、以前只在意大利和黎凡特[14]之间进行的贸易，这时已经扩大到了美洲和印度，就重要性来说，很快就超过了欧洲各国之间的和每个国家内部的交换。美洲的黄金和白银在欧洲泛滥起来，它好似一种瓦解因素渗入封建社会的一切罅隙、裂缝和细孔。手工业生产不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在最先进的国家的主要工业部门里，手工业生产为工场手工业代替了。

　　可是社会的政治结构决不是紧跟着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这种剧烈的变革立即发生相应的改变。当社会日益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时候，国家制度仍然是封建的。大规模的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尤其是世界贸易，要求有自由的、在行动上不受限制的商品所有者，他们作为商品占有者是有平等权利的，他们根据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都平等的、至少在当地是平等的权利进行交换。从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转变的前提是，有一定数量的自由工人(所谓自由，一方面是他们摆脱了行会的束缚，另一方面是他们失去了自己使用自己劳动力所必需的资料)，他们可以和厂主订立契约出租他们的劳动力，因而作为缔约的一方是和厂主权利平等的。最后，一切人类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15]，在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价值规律中得到了自己的不自觉的，但最强烈的表现，根据这一规律，商品的价值是由其中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来计量的[16]。

　　——但是，在经济关系要求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地方，政治制度却每一步都以行会束缚和各种特权同它对抗。地方特权、差别关税以及各种各样的特别法令，不仅在贸易方面打击外国人和殖民地居民，而且还时常打击本国的各类国民；行会特权处处和时时都一再阻挡着工场手工业发展的道路。无论在哪里，道路都不是自由通行的，对资产阶级竞争者来说机会都不是平等的，而自由通行和机会平等是首要的和愈益迫切的要求。

　　社会的经济进步一旦把摆脱封建桎梏和通过消除封建不平等来确立权利平等的要求提上日程，这种要求就必定迅速地扩大其范围。只要为工业和商业的利益提出这一要求，就必须为广大农民要求同样的平等权利。农民遭受着从十足的农奴制开始的各种程度的奴役，他们必须把自己绝大部分的劳动时间无偿地献给仁慈的封建领主，此外，还得向领主和国家交纳无数的贡税。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要求废除封建特惠、贵族免税以及个别等级的政治特权。由于人们不再生活在像罗马帝国那样的世界帝国中，而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地交往并且处在差不多相同的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体系中，所以这种要求就很快自然地获得了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这种人权的特殊资产阶级性质的典型表现是美国宪法，它最先承认了人权，同时确认了存在于美国的有色人种奴隶制:阶级特权不受法律保护，种族特权被神圣化。

　　可是大家知道，从资产阶级由封建时代的市民等级破茧而出的时候起，从中世纪的等级转变为现代的阶级的时候起，资产阶级就由它的影子即无产阶级不可避免地一直伴随着。同样地，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也由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伴随着。从消灭阶级特权的资产阶级要求提出的时候起，同时就出现了消灭阶级本身的无产阶级要求——起初采取宗教的形式，借助于原始基督教，以后就以资产阶级的平等论本身为依据了。无产阶级抓住了资产阶级所说的话，指出:平等应当不仅仅是表面的，不仅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尤其是从法国资产阶级自大革命开始把公民的平等提到重要地位以来，法国无产阶级就针锋相对地提出社会的、经济的平等的要求，这种平等成了法国无产阶级所特有的战斗口号。

　　因此，无产阶级所提出的平等要求有双重意义。或者它是对明显的社会不平等，对富人和穷人之间、主人和奴隶之间、骄奢淫逸者和饥饿者之间的对立的自发反应——特别是在初期，例如在农民战争中，情况就是这样；它作为这种自发反应，只是革命本能的表现，它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找到自己被提出的理由。或者它是从对资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反应中产生的，它从这种平等要求中吸取了或多或少正当的、可以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成了用资本家本身的主张发动工人起来反对资本家的鼓动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和资产阶级平等本身共存亡的。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可见，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说它是什么都行，就不能说它是永恒的真理。如果它现在对广大公众来说——在这种或那种意义上——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它像马克思所说的，“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那么这不是由于哂泄硎降恼胬硇裕怯捎�18世纪的思想得到普遍传播和仍然合乎时宜。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09—113页。

　　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7页。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4页。

　　如果不同时把武器交给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就不能争得自己的政治统治，就不能通过
宪法和法律体现出这种政治统治。它应当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人权来反对按出身划分的各
种旧的等级，写上贸易自由和工业自由来反对行会制度，写上自由和自治来反对官僚监
督。资产阶级应当干脆要求直接的普选权、新闻出版自由、结社和集会自由，要求废除针
对居民中各个阶级的一切非常法。然而这一切也是无产阶级应当向资产阶级要求的。无产
阶级不能要求资产阶级不再是资产阶级，但是完全可以要求资产阶级彻底贯彻自己的原
则。这样无产阶级也就能得到为取得彻底胜利所必需的全部武器。它借助新闻出版自由、
集会权和结社权可以为自己争得普选权，而借助直接的普选权，再加上上面所说的宣传鼓
动手段，就可以争得其余的一切。

　　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党》( 1865年1月27日—2月11 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第2版，第113页。

　　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每一个人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前定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

　　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用来判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的那些观点、概念和标准就是从这个领域得出的，——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04—205页。

　　权利的公平和平等，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资产者打算在封建制的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权的废墟上建立他们的社会大厦的基石。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劳动产品按照这个价值尺度在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之间自由交换，这些——正如马克思已经证明的——就是现代资产阶级全部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意识形态建立于其上的现实基础。

　　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序言》( 1884年10月2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9月第1版，第210页。

　　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38页。

　　至于说到他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情况是否好一些呢?费尔巴哈提出这种要求，认为这种要求是绝对的，是适合于任何时代和任何情况的。但是这种要求从什么时候起被认为是适合的呢?在古代的奴隶和奴隶主之间，在中世纪的农奴和领主之间，难道谈得上有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吗?被压迫阶级追求幸福的欲望不是被冷酷无情地“依法”变成了统治阶级的这种欲望的牺牲品吗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2—293页。

　　自由是什么呢

　　第6条:“自由是做任何不损害他人权利的事情的权利”，或者按照1791年人权宣言:“自由是做任何不损害他人的事情的权利。”

　　这就是说，自由是可以做和可以从事任何不损害他人的事情的权利。每个人能够不损害他人而进行活动的界限是由法律规定的，正像两块田地之间的界限是由界桩确定的一样。这里所说的是人作为孤立的、自我封闭的单子的自由。依据鲍威尔的见解，犹太人为什么不能获得人权呢

　　“只要他还是犹太人，那么使他成为犹太人的那种狭隘本质就一定会压倒那种把他作为人同别人结合起来的人的本质，一定会使他同非犹太人分隔开来。”

　　但是，自由这一人权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结合的基础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与人相分隔的基础上。这一权利就是这种分隔的权利，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个人的权利。

　　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

　　私有财产这一人权是什么呢

　　第16条( 1793年宪法) :“财产权是每个公民任意地享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自己的收入即自己的劳动和勤奋所得的果实的权利。”

　　这就是说，私有财产这一人权是任意地、同他人无关地、不受社会影响地享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的权利；这一权利是自私自利的权利。这种个人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应用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础。这种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做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做自己自由的限制。但是，这种自由首先宣布了人权是“任意地享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自己的收入即自己的劳动和勤奋所得的果实”。

　　此外还有其他的人权:平等和安全。

　　平等，在这里就其非政治意义来说，无非是上述自由的平等，就是说，每个人都同样被看成那种独立自在的单子。1795年宪法根据这种平等的含义把它的概念规定如下第3条( 1795年宪法) :“平等是法律对一切人一视同仁，不论是予以保护还是予以惩罚。”

　　安全呢

　　第8条( 1793年宪法) :“安全是社会为了维护自己每个成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而给予他的保障。”

　　安全是市民社会的最高社会概念，是警察的概念；按照这个概念，整个社会的存在只是为了保证维护自己每个成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黑格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把市民社会称为“需要和理智的国家”。

　　市民社会并没有借助安全这一概念而超出自己的利己主义。相反，安全是它的利己主义的保障。

　　可见，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在这些权利中，人绝对不是类存在物，相反，类生活本身，即社会，显现为诸个体的外部框架，显现为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把他们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财产和他们的利己的人身的保护。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

　　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40—42页。

　　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所以他们要取得政权就只有使金钱成为人在立法上的行为能力的唯一标准。他们一定得把历代的一切封建特权和政治垄断权合成一个金钱的大特权和大垄断权。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之所以具有自由主义的外貌，原因就在于此。资产阶级消灭了国内各个现存等级之间的一切旧的差别，取消了一切依靠专横而取得的特权和豁免权。他们不得不把选举原则当做统治的基础，也就是说在原则上承认平等；他们不得不解除君主制度下书报检查对报刊的束缚；他们为了摆脱在国内形成独立王国的特殊的法官阶层的束缚，不得不实行陪审制。就这一切而言，资产者真像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但是资产阶级实行这一切改良，只是为了用金钱的特权代替已往的一切个人特权和世袭特权。这样，他们通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使选举原则成为本阶级独有的财产。平等原则又由于被限制为仅仅在“法律上的平等”而一笔勾销了，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在目前主要的不平等的范围内的平等，简括地说，就是简直把不平等叫做平等。这样，出版自由就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因为出版需要钱，需要购买出版物的人，而购买出版物的人也得要有钱。陪审制也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因为他们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只选“有身份的人”做陪审员。

　　恩格斯:《德国状况:给“北极星报”编辑的第三封信》( 1846年4月4 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647—648页。

　　年各种自由的必然总汇，人身、新闻出版、言论、结社、集会、教育和宗教等自由，都穿上宪法制服而成为不可侵犯的了。这些自由中的每一种都被宣布为法国公民的绝对权利，然而总是加上一个附带条件，说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时才是无限制的，而这些法律正是要使各种个人自由彼此之间以及同公共安全协调起来。例如:“公民有权成立团体，有权和平地、非武装地集会，有权进行请愿并且通过报刊或用其他任何方法发表意见。对于这些权利的享受，除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限制外，不受其他限制。”(法国宪法第2章第8条)“教育是自由的。

　　教育的自由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并在国家的最高监督下享用之。”(第2章第9条)“每一公民的住所是不可侵犯的，除非按照法定手续办事。”(第1章第3条)如此等等。所以，宪法经常提到未来的基本法律；这些基本法律应当详细地解释这些附带条件并且调整这些无限制的自由权利的享用，使它们既不致互相抵触，也不致同公共安全相抵触。后来，这些基本法律由秩序之友制定出来了，所有这些自由都得到调整，结果，资产阶级可以不受其他阶级的同等权利的任何妨碍而享受这些自由。至于资产阶级完全禁止“他人”享受这些自由，或是允许“他人”在某些条件(这些条件都是警察的陷阱)下享受这些自由，那么这都是仅仅为了保证“公共安全”，也就是为了保证资产阶级的安全，宪法就是这样写的。所以，后来两方面都有充分权利援引宪法:一方面是废除了所有这些自由的秩序之友；另一方面是要求恢复所有这些自由的民主党人。宪法的每一条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所以，当自由这个名字还备受尊重，而只是——当然是通过合法途径——对它的真正实现设下了种种障碍时，不管这种自由在日常现实中的存在怎样被彻底消灭，它在宪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无损、不可侵犯的。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大约1851年12月中—1852年3 月2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83—484页。

　　至于谈到权利，我们和其他许多人都曾强调指出了共产主义对政治权利、私人权利以及权利的最一般的形式即人权所采取的反对立场。请看一下“德法年鉴”，那里指出特权、优先权符合于与等级相联系的私有制，而权利符合于竞争、自由私有制的状态(第页及其他各页) ；指出人权本身就是特权，而私有制就是垄断。其次，那里对法［权利］的批判是与对德国哲学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并且这种批判是从对宗教的批判中得出的结论(第72页

　　；同时，那里直接地强调指出:那些似乎一定能导向共产主义的法律上的公理，都是私有制的公理，而共同占有权是私有财产权的想象中的前提(第98、9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28—229页。

　　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但是，作为过去取得的一切自由的基础的是有限的生产力；受这种生产力所制约的、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生产，使得人们的发展只能具有这样的形式: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因而暂时(即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产生以前)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到现在为止，社会一直是在对立的范围内发展的，在古代是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对立，在中世纪是贵族和农奴之间的对立，近代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这一方面可以解释被统治阶级用以满足自己需要的那种不正常的“非人的”方式，另一方面可以解释交往的发展范围的狭小以及因之造成的整个统治阶级的发展范围的狭小；由此可见，这种发展的局限性不仅在于一个阶级被排斥于发展之外，而且还在于把这个阶级排斥于发展之外的另一个阶级在智力方面也有局限性；所以“非人的东西”也同样是统治阶级命中所注定的。这里所谓“非人的东西”同“人的东西”一样，也是现代关系的产物；这种“非人的东西”是现代关系的否定面，它是没有任何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作为基础的反抗，是对建立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统治关系以及跟这种关系相适应的满足需要的方式的反抗。“人的”这一正面说法是同某一生产发展的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一定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满足需要的方式相适应的。同样，“非人”这一反面说法是同那些想在现存生产方式内部把这种统治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满足需要的方式加以否定的意图相适应的，而这种意图每天都由这一生产发展的阶段不断地产生着。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07—508页。

　　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大约1875年4月底—5月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435页。

　　社会的经济进步一旦把摆脱封建桎梏和通过消除封建不平等来确立权利平等的要求提上日程，这种要求就必定迅速地扩大其范围。只要为工业和商业的利益提出这一要求，就必须为广大农民要求同样的平等权利。……由于人们不再生活在像罗马帝国那样的世界帝国中，而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地交往并且处在差不多相同的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体系中，所以这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11—112页。

　　《德法年鉴》已经指出，现代国家承认人权和古代国家承认奴隶制具有同样的意义。就是说，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必然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联系的独立的人，即为挣钱而干活的奴隶，自己的利己需要和别人的利己需要的奴隶。

　　现代国家通过普遍人权承认了自己的这种自然基础本身。它并没有创立这个基础。正如现代国家是由于自身的发展而挣脱旧的政治桎梏的市民社会的产物，而今它又通过人权宣言承认自己的出生地和自己的基础。可见，犹太人在政治上获得解放和赋予犹太人以“人权”，这是一种彼此相互制约的行为。当里瑟尔先生提出自由活动、自由居留、自由旅行、自由经营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种种要求时，他是正确地表达了犹太人要求承认自由的人性的含义。在法国人权宣言中，“自由的人性”的这些表现作为人权得到了明确的承认。因为“自由的市民社会”具有纯粹商业的犹太人的本质，而犹太人一开始就是这个自由的市民社会的必然成员，所以犹太人就更有权利要求承认自己的“自由的人性”。此外，《德法年鉴》还曾阐明，为什么市民社会的成员首先被称为“人”，为什么人权被称为“天赋的权利”。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12—313页。

　　当圣茹斯特在临刑之日指着悬挂在康瑟尔热丽大厅里的那块“人权”大牌子，怀着骄傲的自尊说“正是我创造了这个业绩”时，这种迷误就悲剧性地显现出来了。正是在这块牌子上宣布了人的权利，而这里所说的人不可能是古典古代共同体的人，正像这种人的国民经济状况和工业状况不是古典古代的一样。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24页。

　　你们既然用你们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的观念来衡量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主张，那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了。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8页。

　　可是大家知道，从资产阶级由封建时代的市民等级破茧而出的时候起，从中世纪的等级转变为现代的阶级的时候起，资产阶级就由它的影子即无产阶级不可避免地一直伴随着。同样地，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也由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伴随着。从消灭阶级特权的资产阶级要求提出的时候起，同时就出现了消灭阶级本身的无产阶级要求……。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12页。

　　关于法和法律体系

　　但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的，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现在我手里拿着的这本Code Napoléon［拿破仑法典］并没有创立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相反的，产生于十八世纪并在十九世纪继续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是在这本法典中找到了它的法律的表现。这一法典一旦不再适应社会关系，它就会变成一叠不值钱的废纸。你们不能使旧法律成为新社会发展的基础，正像这些旧法律不能创立旧社会关系一样。

　　旧法律是从这些旧社会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它们也必然同旧社会关系一起消亡。它们不可避免地要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不顾社会发展的新的需要而保存旧法律，实质上不是别的，只是用冠冕堂皇的词句作掩护，维护那些与时代不相适应的私人利益，反对成熟了的共同利益。这种保存法制基础的做法，其目的在于使那些现在已经不占统治地位的私人利益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利益；其目的在于强迫社会接受那些已被这一社会的生活条件、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交换以及物质生产本身宣判为无效的法律；其目的在于使那些专门维护私人利益的立法者继续掌握政权；其结果会导致滥用国家权力去强迫大多数人的利益服从少数人的利益。因此，这种做法时刻与现存的需要发生矛盾，它阻碍交换和工业的发展，它准备着以政治革命方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危机。

　　马克思:《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马克思的发言》( 1849 年2月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8月第1版，第291—292页。

　　在社会发展的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跟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随着社会的进一步的发展，法律进一步发展为或多或少广泛的立法。这种立法越复杂，它的表现方式也就越远离社会日常经济生活条件所借以表现的方式。立法就显得好像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这个因素似乎不是从经济关系中，而是从自身的内在根据中，可以说，从“意志概念”中，获得它存在的理由和继续发展的根据。人们忘记他们的法起源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正如他们忘记他们自己起源于动物界一样。随着立法进一步发展为复杂和广泛的整体，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工的必要性:一个职业法学家阶层形成了，同时也就产生了法学。法学在其进一步发展中把各民族和各时代的法的体系互相加以比较，不是把它们视为相应经济关系的反映，而是把它们视为自身包含自我根据的体系。比较是以共同点为前提的:法学家把所有这些法的体系中的多少相同的东西统称为自然法，这样便有了共同点。而衡量什么算自然法和什么不算自然法的尺度，则是法本身的最抽象的表现，即公平。于是，从此以后，在法学家和盲目相信他们的人们眼中，法的发展就只不过是使获得法的表现的人类生活状态一再接近于公平理想，即接近于永恒公平。而这个公平则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 1789年资产者的公平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因为据说它不公平。在普鲁士的容克看来，甚至可怜的专区法也是对永恒公平的破坏。所以，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这种东西正如米尔柏格正确说过的那样，“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理解”。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 1872年5月—1873年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322—323页。

　　如果说把哪一种财产称为盗窃更确切的话，那么不列颠贵族的财产就是名副其实的盗窃。掠夺教会的财产，掠夺公共的土地，通过骗人和杀人的办法把封建的宗法的财产变为私人财产，——这就是不列颠贵族占有领地的权利根据。在不久以前发生的过程中，奴颜婢膝的法学家等级卖了多大力气，这从上世纪一位英国法学家达尔林普尔那儿就可以看到，他在自己的着作《封建所有制史》中以极其坦率的态度证明:有关财产的每一条法律和每一份证件，都由法学家加以解释，在中间阶级致富时的英格兰，被解释得有利于中间阶级，在贵族阶级致富时的苏格兰，则被解释得有利于贵族阶级，而在两种场合下，都是敌视人民的。

　　马克思:《选举。——财政困难。——萨瑟兰公爵夫人和奴隶制》( 1853 年1月2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614页。

　　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相抵触的一种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这样，“法的发展”的进程大部分只在于首先设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的法的体系，然后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一再突破这个体系，并使它陷入新的矛盾(这里我暂时只谈民法)。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0年10月2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8页。

　　如果说国家和公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那么不言而喻，私法也是这样，因为私法本质上只是确认单个人之间的现存的、在一定情况下是正常的经济关系。但是，这种确认所采取的形式可以是很不相同的。人们可以把旧的封建的法的形式大部分保存下来，并且赋予这种形式以资产阶级的内容，甚至直接给封建的名称加上资产阶级的含义，就像在英国与民族的全部发展相一致而发生的那样；但是人们也可以像在西欧大陆上那样，把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即罗马法以及它对简单商品占有者的一切本质的法的关系如买主和卖主、债权人和债务人、契约、债务等等)所作的无比明确的规定作为基础。这样做时，为了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半封建的社会的利益，人们可以或者是简单地通过审判的实践降低罗马法，使它适合于这个社会的状况(普通法)，或者是依靠所谓开明的进行道德说教的法学家的帮助把它加工成一种适应于这种社会状况的特殊法典，这种法典，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从法学观点看来也是不好的(普鲁士邦法) ；但是这样做时，人们也可以在资产阶级大革命以后，以同一个罗马法为基础，制定出像法兰西民法典这样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因此，如果说民法准则只是以法的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那么这种准则就可以依情况的不同而把这些条件有时表现得好，有时表现得坏。

　　……

　　但是，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来说是独立的力量，马上就产生了另外的意识形态。这就是说，在职业政治家那里，在公法理论家和私法法学家那里，同经济事实的联系就完全消失了。因为经济事实要以法律的形式获得确认，必须在每一个别场合都采取法律动机的形式，而且，因为在这里，不言而喻地要考虑到现行的整个法的体系，所以，现在法律形式就是一切，而经济内容则什么也不是。公法和私法被看做两个独立的领域，它们各有自己的独立的历史发展，它们本身都可以系统地加以说明，并需要通过彻底根除一切内部矛盾来作出这种说明。

　　恩格斯:《返挛！し讯凸偷鹿诺湔苎У闹战帷�

　　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7—308页。

　　法也与此相似:产生了职业法学家的新分工一旦成为必要，就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独立领域，这个领域虽然一般地依赖于生产和贸易，但是它仍然具有对这两个领域起反作用的特殊能力。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相抵触的一种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而为了达到这一点，经济关系的忠实反映便日益受到破坏。法典越是不把一个阶级的统治鲜明地、不加缓和地、不加歪曲地表现出来(否则就违法了“法的概念”)，这种现象就越常见。1792—1796年时期革命资产阶级的纯粹而彻底的法的概念，在许多方面已经在拿破仑法典中被歪曲了，而就它在这个法典中的体现来说，它必定由于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的力量而每天遭到各种削弱。但这并不妨碍拿破仑法典成为世界各地编纂一切新法典时当做基础来使用的法典。这样，“法的发展”的进程大部分只在于首先设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成法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的法的体系，然后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一再突破这个体系，并使它陷入新的矛盾(这里我暂时只谈民法)。

　　经济关系反映为法的原则，同样必然是一种头足倒置的反映。这种反映是在活动者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发生的；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的，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这样一来，一切都头足倒置了。而这种颠倒——在它没有被认识的时候构成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观点的那种东西——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我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以家庭的同一发展阶段为前提，继承法的基础是经济的。尽管如此，也很难证明:例如在英国立遗嘱的绝对自由，在法国对这种自由的严格限制，在一切细节上都只是出于经济的原因。但是二者都对经济起着很大的反作用，因为二者都影响财产的分配。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0年10月2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7—598页。

　　关于道德

　　信贷是对一个人的道德作出的国民经济学的判断。在信贷中，人本身代替了金属或货币，成为交换的媒介，但这里人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某种资本和利息的存在。这样，交换的媒介物的确从它的物质形式返回和复归到人，不过这只是因为人把自己移到自身之外并成了某种外在的物质形式。在信贷关系中，不是货币被人取消，而是人本身变成货币，或者是货币和人并为一体。人的个性本身，人的道德本身既成了买卖的物品，又成了货币存在于其中的物质。构成货币灵魂的物质、躯体的，是我自己的个人存在、我的肉体和血液、我的社会美德和声誉，而不是货币、纸币。信贷不再把货币价值放在货币中，而把它放在人的肉体和人的心灵中。虚伪制度内的一切进步和不一贯全都是最大的倒退和始终一贯的卑鄙。

　　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 1844年上半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第22—23页。

　　所有过去的时代，实行这种吸血的制度，都是以各种各样的道德、宗教和政治的借口来粉饰的:教士、哲学家、律师和政治家总是向人民说，为了他们自己的幸福他们必定要忍饥挨饿，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旨。

　　恩格斯:《十小时工作日问题》( 1850年2月9日—大约20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283页。

　　与这样的发展程度相一致的是，大工业从表面看来也变得讲道德了。工厂主靠对工人进行琐细偷窃的办法来互相竞争已经不合算了。事业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些低劣的谋取金钱的手段；拥资百万的工厂主有比在这些小算盘上浪费时间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些小算盘充其量对那些急需挣钱的小生意人还有用处，如果他们不想在竞争中毁灭，就必须抓住每一文钱。于是，工厂区的实物工资制被取消了，通过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并且实行了一系列比较小的改良措施，所有这些都同自由贸易和无限制竞争的精神直接矛盾，但却使大资本家同条件较差的同行的竞争更具优势。

　　此外，企业规模越大，雇用的工人越多，每次同工人发生冲突时所遭受的损失和经营方面的困难也就越多。因此，工厂主们，尤其是那些最大的工厂主，就渐渐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他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纷争，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最后甚至发现罢工——发生得适时的罢工——也是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有效手段。于是，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工厂主们，现在却首先起来呼吁和平与和谐了。他们这样做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

　　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可以使资本加速积聚在少数人手中，并且压垮那些没有这种额外收入就活不下去的小竞争者。对于这少数人说来，早年的那种小规模的额外勒索不但已经毫无意义，而且成了大展宏图的严重障碍。这样，至少在主要的工业部门中——因为在次要的工业部门中根本不是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本身已经足以消除早年使工人命运恶化的那些小的弊端。……其次，霍乱、伤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一再发生，使英国资产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为这些流行病的牺牲品，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因此，这本书里所描写的那些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现象，现在或者已经被消除，或者已经不那样明显。下水道已经修筑起来或改善了；在景况最差的“贫民窟”中间，有许多地方修建了宽阔的街道；“小爱尔兰”已经消失，“七日规”跟着也将被清除。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2版序言( 1892年7月21 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67—369页。

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
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但是，如果有人反驳说，无论如何善不是恶，恶不是善；如
果把善恶混淆起来，那么一切道德都将完结，而每个人都将可以为所欲为了。杜林先生的
意见，只要除去一切隐晦玄妙的词句，就是这样。但是问题毕竟不是这样简单地解决的。
　

　　如果事情真的这样简单，那么关于善和恶就根本不会有争论了，每个人都会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是今天的情形是怎样的呢?今天向我们宣扬的是什么样的道德呢?首先是由过去信教时代传下来的基督教的封建的道德，这种道德主要又分成天主教和新教的道德，其中又不乏不同分支，从耶稣会天主教的和正统新教的道德，直到松弛的启蒙的道德。和这些道德并列的，有现代资产阶级的道德，和资产阶级道德并列的，又有未来的无产阶级道德，所以仅仅在欧洲最先进国家中，过去、现在和将来就提供了三大类同时和并列地起作用的道德论。哪一种是合乎真理的呢?如果就绝对的终极性来说，哪一种也不是；但是，现在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的那种道德，即无产阶级道德，肯定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现代社会的三个阶级即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各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那么我们由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

　　但是在上述三种道德论中还是有一些对所有这三者来说都是共同的东西——这不至少就是一成不变的道德的一部分吗?——这三种道德论代表同一历史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所以有共同的历史背景，正因为这样，就必然有许多共同之处。不仅如此，对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道德论必然是或多或少地互相一致的。从动产的私有制发展起来的时候起，在一切存在着这种私有制的社会里，道德戒律一定是共同的:切勿偷盗。这个戒律是否因此而成为永恒的道德戒律呢?绝对不会。在偷盗动机已被消除的社会里，就是说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顶多只有精神病患者才会偷盗的社会里，如果一个道德说教者想庄严地宣布一条永恒真理:切勿偷盗，那他将会遭到什么样的嘲笑啊因此，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做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力要求，这种要求的借口是，道德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反的，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是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没有人怀疑，在这里，在道德方面也和人类认识的所有其他部门一样，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越出阶级的道德。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8—100页。

　　对现存经济制度完全无知的人，当然更不能理解工人为什么要否定这种制度。他们当然不能理解，工人阶级企图实现的社会变革正是目前制度本身的、必然的、历史的、不可避免的产物。他们以遗憾的口吻谈论消灭“财产”的威胁，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的财产的现今的阶级形式——一种过渡性的历史形式——就是财产本身，因而消灭这种财产形式就是消灭财产。正像他们现在为资本统治和雇佣劳动制度的“永恒性”进行辩护一样，如果他们生在封建时代或奴隶制度时代，他们也会把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当做符合事物本性的制度、当做自发地成长起来的自然产物而加以保卫；他们也会猛烈抨击这些制度的种种“弊端”，但同时他们会由于自己极端无知而用什么这些制度是“永恒的”，是可通过“道德节制”(“限制”)加以纠正的说教，来反驳这些制度将被消灭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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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怜的人们!他们甚至不知道，财产的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有各自的“道德”与之相适应，而那种使财产成为劳动之属性的社会财产形式，决不会制造个人的“道德限制”，而会将个人的“道德”从阶级束缚下解放出来。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 1871年4月中—5月上半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4—215页。

　　只有在大街上挤了几天，费力地穿过人群，穿过没有尽头的络绎不绝的车辆，只有到过这个世界城市的“贫民窟”，才会开始觉察到，伦敦人为了创造充满他们的城市的一切文明奇迹，不得不牺牲他们的人类本性的优良品质；才会开始觉察到，潜伏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几百种力量都没有使用出来，而且是被压制着，为的是让这些力量中的一小部分获得充分的发展，并能够和别人的力量相结合而加倍扩大起来。在这种街头的拥挤中已经包含着某种丑恶的违反人性的东西。难道这些群集在街头的、代表着各个阶级和各个等级的成千上万的人，不都是具有同样的属性和能力、同样渴求幸福的人吗?难道他们不应当通过同样的方法和途径去寻求自己的幸福吗?可是他们彼此从身旁匆匆地走过，好像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好像他们彼此毫不相干，只在一点上建立了一种默契，就是行人必须在人行道上靠右边走，以免阻碍迎面走过来的人；同时，谁也没有想到要看谁一眼。所有这些人愈是聚集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每一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淡、这种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是使人难堪，愈是可恨。虽然我们也知道，每一个人的这种孤僻、这种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的和普通的原则，可是，这些特点在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像在这里，在这个大城市的纷扰里表现得这样露骨，这样无耻，这样被人们有意识地运用着。人类分散成各个分子，每一个分子都有自己的特殊生活原则，都有自己的特殊目的，这种一盘散沙的世界在这里是发展到顶点了。

　　这样就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来:社会战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已经在这里公开宣告开始。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303—304页。

　　竞争最充分地反映了流行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个战争，这个为了活命、为了生存、为了一切而进行的战争，因而必要时也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不仅在社会各个阶级之间进行，而且也在这些阶级的各个成员之间进行；一个人挡着另一个人的路，因而每一个人都力图挤掉其余的人并占有他们的位置。工人彼此竞争，资产者也彼此竞争。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359页。

　　即使我没有在许多场合一一证明，大家也会同意我的意见:英国工人在这种状况下是不会感到幸福的；处于这种境况，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阶级都不可能像人一样地思想、感觉和生活。因此，工人必须设法摆脱这种非人的状况，必须争取良好的比较合乎人的身份的地位。如果他们不去和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它的利益正是在于剥削工人)作斗争，他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资产阶级却用他们的财产和他们掌握的国家政权所能提供的一切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工人一旦想要摆脱现状，资产者就会成为他们的公开敌人。

　　此外，工人随时都发现资产阶级把他当做物品、当做自己的财产来对待，就凭这一点，工人也要成为资产阶级的敌人。我在前面已经举了上百个例子，而且还能再举出上百个例子来证明:在目前情况下，工人只有仇恨和反抗资产阶级，才能拯救自己的人的尊严。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48页。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

　　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3—34页。

　　从上述一切可以明白，关于道德，费尔巴哈所告诉我们的东西只能是极其贫乏的。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来就有的，因而应当是一切道德的基础。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受到双重的矫正。第一，受到我们的行为的自然后果的矫正:酒醉之后，必定头痛；放荡成习，必生疾病。第二，受到我们的行为的社会后果的矫正:要是我们不尊重他人同样的追求幸福的欲望，那么他们就会反抗，妨碍我们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由此可见，我们要满足我们的这种欲望，就必须能够正确地估量我们的行为的后果，另一方面还必须承认他人有相应的欲望的平等权利。因此，对己以合理的自我节制，对人以爱(又是爱! )，这就是费尔巴哈的道德的基本准则，其他一切准则都是从中引申出来的。无论费尔巴哈的妙趣横生的议论或施达克的热烈无比的赞美，都不能掩盖这几个命题的贫乏和空泛。

　　如果一个人只同自己打交道，他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而且决不会对己对人都有利。他的这种欲望要求同外部世界打交道，要求有得到满足的手段:食物、异性、书籍、娱乐、辩论、活动、消费和加工的对象。费尔巴哈的道德或者是以每一个人无疑地都有这些满足欲望的手段和对象为前提，或者只向每一个人提供无法应用的忠告，因而对于没有这些手段的人是一文不值的。这一点，费尔巴哈自己也说得很直截了当

　　“皇宫中的人所想的，和茅屋中的人所想的是不同的。”“如果你因为饥饿、贫困而身体内没有养料，那么你的头脑中、你的感觉中以及你的心中便没有供道德用的养料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1—292页。

　　不仅如此。根据费尔巴哈的道德论，证券交易所就是最高的道德殿堂，只要人们的投机始终都是得当的。如果我的追求幸福的欲望把我引进了交易所，而且我在那里又善于正确地估量我的行为的后果，因而这些后果只使我感到愉快而不引起任何损失，就是说，如果我经常赚钱的话，那么费尔巴哈的指示就算执行了。我也并没有因此就妨碍另一个人的同样的追求幸福的欲望，因为另一个人和我一样，是自愿到交易所去的，他和我达成投机交易时是按照他追求幸福的欲望行事，正如我是按照我追求幸福的欲望行事一样。如果他赔了钱，那么这就证明他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因为他盘算错了，而且，我在对他执行应得的惩罚时，甚至可以摆出现代拉达曼的威风来。只要爱不纯粹是温情的空话，交易所也是由爱统治的，因为每个人都靠别人来满足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而这就是爱应当做的事情，爱也在这里得到实现。如果我在那里正确地预见到我的行动的后果，因而赌赢了，那么我就执行了费尔巴哈道德的一切最严格的要求，而且还成了富翁。换句话说，费尔巴哈的道德是完全适合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不管他自己多么不愿意或想不到是这样。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3—294页。

　　关于宗教

　　政治国家的成员信奉宗教，是由于个人生活和类生活之间、市民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之间的二元性；他们信奉宗教是由于人把处于自己的现实个性彼岸的国家生活当做他的真实生活；他们信奉宗教是由于宗教在这里是市民社会的精神，是人与人分离和疏远的表现。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

　　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36—37页。

　　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它的具有通俗形式的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狂热，它的道德约束，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求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大约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页。

　　宗教是由那些本身感到宗教的需要，并且懂得群众对宗教的需要的人创立的。

　　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 1882年4月下半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第2版，第552页。

　　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煳了。但是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从15世纪中叶起的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在本质上是城市的从而是市民阶级的产物，同样，从那时起重新觉醒的哲学也是如此。哲学的内容本质上仅仅是那些和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过程相适应的思想的哲学表现。在上一个世纪的那些往往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经济学家的英国人和法国人那里，这种情形是表现得很明显的，而在黑格尔学派那里，这一情况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了。

　　现在我们再简略地谈谈宗教，因为宗教离开物质生活最远，而且好像是同物质生活最不相干。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他们自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但是，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做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存在的东西来对待了。人们头脑中发生的这一思想过程，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因此，大部分是每个有亲属关系的民族集团所共有的这些原始的宗教观念，在这些集团分裂以后，便在每个民族那里依各自遇到的生活条件而独特地发展起来，而这一过程对一系列民族集团来说，特别是对雅利安人(所谓印欧人)来说，已由比较神话学详细地证实了。这样在每一个民族中形成的神，都是民族的神，这些神的王国不越出它们所守护的民族领域，在这个界线以外，就无可争辩地由别的神统治了。只要这些民族存在，这些神也就继续活在人们的观念中；这些民族没落了，这些神也就随着灭亡。罗马世界帝国使得古老的民族没落了(关于罗马世界帝国产生的经济条件，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加以研究)，古老的民族的神就灭亡了，甚至罗马的那些仅仅适合于罗马城这个狭小圈子的神也灭亡了；罗马曾企图除本地的神以外还承认和供奉一切多少受崇敬的异族的神，这就清楚地表明了有以一种世界宗教来充实世界帝国的需要。但是一种新的世界宗教是不能这样用皇帝的敕令创造出来的。新的世界宗教，即基督教，已经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亚派哲学的混合中悄悄地产生了。我们必须重新进行艰苦的研究，才能够知道基督教最初是什么样子，因为它那流传到我们今天的官方形式仅仅是尼西亚宗教会议为了使它成为国教而赋予它的那种形式。它在250年后已经变成国教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它是适应时势的宗教。在中世纪，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基督教成为一种同它相适应的、具有相应的封建等级制的宗教。当市民阶级兴起的时候，新教异端首先在法国南部的阿尔比派中间，在那里的城市最繁荣的时代，同封建的天主教相对抗而发展起来。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因此，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由宗教培育起来的群众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市民阶级从最初起就给自己制造了一种由无财产的、不属于任何公认的等级的城市平民、短工和各种仆役所组成的附属品，即后来的无产阶级的前身，同样，宗教异端也早就分成了两派:市民温和派和甚至也为市民异教徒所憎恶的平民革命派。

　　新教异端的不可根绝是同正在兴起的市民阶级的不可战胜相适应的；当这个市民阶级已经充分强大的时候，他们从前同封建贵族进行的主要是地方性的斗争便开始采取全国性的规模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发生在德国，这就是所谓的宗教改革。那时市民阶级既不够强大又不够发展，不足以把其他的反叛等级——城市平民、下层贵族和乡村农民——联合在自己的旗帜之下。贵族首先被击败；农民举行了起义，形成了这次整个革命运动的顶点；城市背弃了农民，革命被各邦君主的军队镇压下去了，这些君主攫取了革命的全部果实。从那时起，德国有整整三个世纪从那些能独立地干预历史的国家的行列中消失了。但是除德国人路德外，还出现了法国人加尔文，他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当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已经蜕化并把德国引向灭亡的时候，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却成了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在这里，加尔文教派显示出它是当时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的宗教外衣，因此，在年革命由于一部分贵族同资产阶级间的妥协而结束以后，它也没有得到完全的承认。

　　英国的国教会恢复了，但不是恢复到它以前的形式，即由国王充任教皇的天主教，而是强烈地加尔文教派化了。旧的国教会庆祝欢乐的天主教礼拜日，反对枯燥的加尔文派礼拜日。新的资产阶级化的国教会，则采用后一种礼拜日，这种礼拜日至今还在装饰着英国。

　　在法国，1685年加尔教中的少数派曾遭到镇压，被迫皈依天主教或者被驱逐出境。但是这有什么用处呢?那时自由思想家皮埃尔·培尔已经在忙于从事活动，而1694年伏尔泰也诞生了。路易十四的暴力措施只是使法国的资产阶级更便于以唯一同已经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相适应的、非宗教的、纯粹政治的形式进行自己的革命。出席国民议会的不是新教徒，而是自由思想家了。由此可见，基督教进入了它的最后阶段。此后，它已不能成为任何进步阶级的意向的意识形态外衣了；它越来越变成统治阶级专有的东西，统治阶级只把它当做使下层阶级就范的统治手段。同时，每个不同的阶级都利用它自己认为适合的宗教:占有土地的容克利用天主教的耶稣会派或新教的正统派，自由的和激进的资产者则利用理性主义，至于这些先生们自己相信还是不相信他们各自的宗教，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

　　这样，我们看到，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但是，这些材料所发生的变化是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在这里只说这一点就够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8—312页。

　　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根据比较神话学，这一最初的过程，至少就印欧语系各民族来看，可以一直追溯到它的起源——印度的吠陀，以后又在印度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日耳曼人中间，而且就材料所及的范围而言，也可以在凯尔特人、立陶宛人和斯拉夫人中间得到详尽的证明。但是除自然力量外，不久社会力量也起了作用，这种力量和自然力量本身一样，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释的，它以同样的表面上的自然必然性支配着人。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想的形象，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20]。在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而这个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这样就产生了一神教，从历史上说它是后期希腊庸俗哲学的最后产物，并在犹太的独一无二的民族神雅赫维身上得到了体现。在这个适宜的、方便的和普遍适用的形式中，宗教可以作为人们对支配着他们的异己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这种关系的直接形式即感情上的形式而继续存在，只要人们还处在这种力量的支配之下。但是，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在目前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们就像受某种异己力量的支配一样，受自己所创造的经济关系、自己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支配。因此，宗教反映活动的事实基础就继续存在，而且宗教反映本身也同这种基础一起继续存在。即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对这种异己力量的支配作用的因果关系有一定的认识，事情并不因此而有丝毫改变。资产阶级经济学既不能制止整个危机，又不能使各个资本家避免损失、负债和破产，或者使各个工人避免失业和贫困。现在还是这样:谋事在人，成事在神(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异己力量的支配作用)。仅仅有认识，即使这种认识比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认识更进一步和更深刻，也不足以使社会力量服从于社会的支配。为此首先需要有某种社会的行动。当这种行动完成的时候，当社会通过占有和有计划地使用全部生产资料而使自己和一切社会成员摆脱奴役状态的时候(现在，人们正被这些由他们自己所生产的、但作为不可抗拒的异己力量而同自己相对立的生产资料所奴役)，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消失。理由很简单，因为那时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反映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333—334页。

　　世纪的所谓宗教战争首先也是为着十分实际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这些战争同后来英国和法国的国内冲突完全一样，都是阶级斗争。如果说这些阶级斗争当时是在宗教的标志下进行的，如果说各阶级的利益、需要和要求都还隐蔽在宗教的外衣之下，那么，这并没有改变事情的实质，而且也不难用时代的条件来加以解释。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 1850年夏秋)，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235页。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总之，颂扬愚民的各种特点，但对不希望把自己当愚民看待的无产阶级说来，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独立感比面包还要重要。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带有狡猾和假仁假义的烙印，而无产阶级却是革命的。

　　马克思:《“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 1847年9月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第218页。

　　迄今一切宗教都是单个民族或几个民族的历史发展阶段的表现，而共产主义却是使一切现有宗教成为多余并使之消灭的历史发展阶段。

　　恩格斯:《共产主义信条草案》( 1847年6月9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月第1版，第380页。

　　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就是说，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但是，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要，它的具有通俗形式的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狂热，它的道德约束，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求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大约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4页。

　　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这种实际的狭隘性，观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中。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7页。

　　甚至所有抽掉这个物质基础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事实上，通过分析找出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意识形态的观念中显露出来。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29页注89。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22]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如果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就没有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这种观念在那个发展阶段出现决不是一种安慰，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并且往往是一种真正的不幸，例如在希腊人那里就是这样。关于个人不死的无聊臆想之所以普遍产生，不是因为宗教上的安慰的需要，而是因为人们在普遍愚昧的情况下不知道对已经被认为存在的灵魂在肉体死后该怎么办。由于十分相似的原因，通过自然力的人格化，产生了最初的神。随着各种宗教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神越来越具有超世界的形象，直到最后，通过智力发展中自然发生的抽象化过程——几乎可以说是蒸馏过程，在人们的头脑中，从或多或少有限的和互相限制的许多神中产生了一神教的唯一的神的观念。

　　因此，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像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愚昧无知的观念。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7—278页。

　　关于文学艺术

　　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彷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腊人或莎士比亚同现代人相比。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艺术种类的关系中有这种情形，那么，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上有这种情形，就不足为奇了。困难只在于对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述。一旦它们的特殊性被确定了，它们也就被解释明白了。

　　［M－22］我们例如先说希腊艺术同现代的关系，再说莎士比亚同现代的关系。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艺术］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走锭精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在罗伯茨公司面前，武尔坎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丘比特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面前，海尔梅斯又在哪里?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在印刷所广场旁边，法玛还成什么?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本身。这是希腊艺术的素材。不是随便一种神话，就是说，不是对自然(这里指一切对象的东西，包括社会在内)的随便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埃及神话决不能成为希腊艺术的土壤或母胎。但是无论如何总得是一种神话。因此，决不是这样一种社会发展，这种发展排斥一切对自然的神话态度，一切把自然神话化的态度；因而要求艺术家具备一种与神话无关的幻想。

　　从另一方面看:阿基里斯能够同火药和铅弹并存吗?或者，《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

　　但是，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固有的性格不是以其纯真性又活跃在儿童的天性中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儿童和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这种艺术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这种艺术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这种艺术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摘选》导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4—36页。

　　历史是认真的，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形态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态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它的喜剧。在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已经悲剧性地因伤致死的希腊诸神，还要在琉善的《对话》中喜剧性地重死一次。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历史进程呢?这是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同自己的过去诀别。我们现在为德国政治力量争取的也正是这样一个愉快的历史结局。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大约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8页。

　　现在来谈谈不足的一面:第一，——这纯粹是形式问题——既然你用韵文写，你本来可以把你的韵律安排得更艺术一些。但是，不管专业诗人对这种疏忽会感到多么震惊，总的说来，我却认为它是一个长处，因为我们诗坛上专事模彷的庸才们除了形式上的光泽，就再没有保留下什么了。第二，你所构想的冲突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使1848—年的革命政党必然灭亡的悲剧性的冲突。因此我只能完全赞成把这个冲突当做一部现代悲剧的中心点。但是我问自己:你所探讨的主题是否适合于表现这种冲突?巴尔塔扎尔的确可以设想，如果济金根不是借骑士纷争的形式发动叛乱，而是打起反对皇权和公开向诸侯开战的旗帜，他就会胜利。但是，我们也可以有这种幻想吗?济金根(而胡登多少和他一样的复灭并不是由于他的狡诈。他的复灭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反对现存制度的新形式。如果从济金根身上除去那些属于个人和他的特殊的教养、天生的才能等的东西，那么剩下来的就只是一个葛兹·冯·伯利欣根了。在后面这个可怜的人物身上，以同样的形式体现出骑士阶层同皇帝和诸侯的悲剧性的对抗，因此，歌德理所当然地选择他做主人公。在济金根——甚至胡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虽然对于他，正像对于某个阶级的所有意识形态家一样，这种说法应该有相当的改变——同诸侯作斗争时(他转而反对皇帝[23]，只是由于皇帝从骑士的皇帝变成诸侯的皇帝)，他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唐·吉诃德，虽然是被历史认可了的唐·吉诃德。他在骑士纷争的幌子下发动叛乱，这只意味着，他是按骑士的方式发动叛乱的。如果他以另外的方式发动叛乱，他就必须在一开始发动的时候直接诉诸城市和农民，就是说，正好要诉诸那些本身的发展就等于否定骑士制度的阶级。

　　因此，如果你不想把这种冲突简单地化为《葛兹·冯·伯利欣根》中所描写的冲突——而你也没有打算这样做——，那么，济金根和胡登就必然要复灭，因为他们自以为是革命者(对于葛兹就不能这样说)，而且他们完全像1830年的有教养的波兰贵族那样，一方面使自己变成当代思想的传播者，另一方面又在实际上代表着反动阶级的利益。革命中的这些贵族代表——在他们的统一和自由的口号后面一直还隐藏着旧日的皇权和强权的梦想——不应当像在你的剧本中那样占去全部注意力，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特别是农民的代表)倒是应当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这样，你就芄辉诟叩枚嗟某潭壬嫌米钇铀氐男问角∏“炎钕执乃枷氡硐殖隼矗衷诔诮套杂梢酝猓导噬希忻竦耐骋痪褪悄愕闹饕枷搿Ｕ庋憔偷酶由勘妊腔胰衔愕淖畲笕钡憔褪窍帐降匕迅鋈吮涑墒贝竦牡ゴ康拇病Ｄ阕约翰皇且灿行┫衲愕母ダ即模搿ぜ媒鸶谎噶税崖返率降钠锸糠炊耘煽吹酶哂阢刹啥降钠矫穹炊耘烧庋恢滞饨淮砦舐�

　　其次，我感到遗憾的是，在人物个性的描写方面看不到什么特色，查理五世、巴尔塔扎尔和特里尔的理查除外。难道还有别的时代比16世纪具有更加突出的个性吗?照我着来，胡登过多地一味表现“兴高采烈”，这是令人厌倦的。他不也是个聪明人，机灵鬼吗?因此你对他不是很不公平吗

　　甚至你的济金根——顺便说一句，他也被描写得太抽象了——也是十分苦于不以他的一切个人打算为转移的冲突，这可以从下面一点看出来:他一方面不得不向他的骑士宣传与城市友好等，另一方面他自己又乐于对城市施行强权司法。

　　马克思:《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1859年4月19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9—171页。

　　您不无理由厝衔鹿肪缇哂械慕洗蟮乃枷肷疃群妥跃醯睦纺谌荩勘妊蔷缱鞯那榻诘纳院头岣恍缘耐昝廊诤希蟾胖挥性诮床拍艽锏剑乙残砀静皇怯傻鹿死创锏降摹Ｎ蘼廴绾危胰衔庵秩诤险窍肪绲奈蠢础Ｄ摹都媒鸶吠耆窃谡飞希恢饕某龀∪宋锸且欢ǖ慕准逗颓阆虻拇恚蚨彩撬鞘贝囊欢ㄋ枷氲拇恚堑亩皇抢醋运鏊榈母鋈擞抢醋运撬Φ睦烦绷鳌�

　　恩格斯:《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 1859年5月1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4页。

　　亲爱的考茨基夫人

　　……《旧和新》 [24]我已经看过了，衷心地感谢您寄给我这本书。您在这本书里对盐
场工人生活的描写，就像在《斯蒂凡》 [25]里对农民生活的描写一样出色。对维也纳社交
界的描写大部分也是很好的。维也纳的确是唯一有社交界的德意志城市，柏林只有一
些“ 固定的小圈子” ，而更多是不固定的，因此，在那里只有描写文人、官员和演员的那
种小说才能找到地盘。在您的作品的这一部分里，情节的发展有的地方是否太急促了一
些，您比我更能作出判断；使我们这样的人得到这种印象的某些东西，在维也纳可能是完
全自然的，因为那里具有把南欧和东欧的各种因素混合在一起的独特的国际性质。对于这
两种环境里的人物，我认为您都用您平素的鲜明的个性描写手法刻画出来了；每个人都是
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 这个” ，而且应当是如
此。但是，为了表示没有偏颇，我还要找点毛病出来，在这里我来谈谈阿尔诺德。这个人
确实太完美无缺了，因此，当他最终在一次山崩中死掉时，人们只有推说他不见容于这个
世界，才能把这种情形同文学上的崇尚正义结合起来。可是，如果作者过分欣赏自己的主
人公，那总是不好的，而据我看来，您在这方面也多少犯了这种毛病。爱莎尽管已经被理
想化了，但还保有一定的个性描写，而在阿尔诺德身上，个性就更多地消融到原则里去
了。

　　至于产生这个缺陷的原因，从小说本身就能感觉到。显而易见，您认为需要在这本书里公开表明您的立场，在全世界面前证明您的信念。这您已经做了，已经是过去的事了，用不着再以这种形式重复。我决不反对倾向诗本身。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可是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须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者不必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此外，在当前条件下，小说主要是面向资产阶级圈子里的读者，即不直接属于我们的人的那个圈子里的读者，因此，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您对奥地利农民和维也纳“社交界”的透彻了解以及您对他们的出色的生动描写，表明在这方面的素材是很多的，而在《斯蒂凡》中您已证明您还善于用巧妙的讽刺处理您的主人公，这种讽刺显示出作者能驾驭自己的作品……恩格斯:《恩格斯致明娜·考茨基》( 1885年11月2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44—545页。

　　尊敬的哈克奈斯女士

　　多谢您通过维泽泰利出版公司把您的《城市姑娘》转给我。我无比愉快地和急切地读完了它。的确，正像我的朋友、您这本书的译者艾希霍夫所说的，它是一件小小的艺术品。他还说——您听了一定会满意的——，他几乎不得不逐字逐句地翻译，因为任何省略或试图改动都只能损害原作的价值。

　　您的小说，除了它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以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表现了真正艺术家的勇气。这种勇气不仅表现在您敢于冒犯傲慢的体面人物而对救世军所作的处理上，这些体面人物也许从您的小说里才第一次知道救世军为什么竟对人民群众产生这样大的影响；而且还主要表现在您把无产阶级姑娘被资产阶级男人所勾引这样一个老而又老的故事作为全书的中心时所使用的朴实无华的手法。平庸的作家会觉得需要用一大堆矫揉造作和修饰来掩盖这种他们认为是平凡的情节，然而他们终究还是逃脱不了被人看穿的命运。您觉得您有把握叙述一个老故事，因为您能够如实地叙述它，使它变成一个新故事。

　　您对阿瑟·格兰特先生的刻画十分出色。

　　如果我要提出什么批评的话，那就是，您的小说也许还不够现实主义。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他们无力自助，甚至没有试图作出自助的努力。想使他们摆脱其贫困而麻木的处境的一切企图都来自外面，来自上面。如果说这种描写在1800年前后或1810年前后，即在圣西门和罗伯特·欧文时代是恰如其分的，那么，在1887年，在一个有幸参加了战斗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斗争差不多50年之久的人看来，就不可能是恰如其分的了。工人阶级对压迫他们的周围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令人震撼的努力，不管是半自觉的或是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我决不是责备您没有写出一部直截了当的社会主义的小说，一部像我们德国人所说
的“ 倾向性小说” ，来鼓吹作者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我决不是这个意思。作者的见解
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不顾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
来。让我举一个例子。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
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 社会” ，特别是巴黎上
流社会的无比精彩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
1816—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在1815年以后
又重整旗鼓，并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
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屈服，或者被这种暴发户
所腐蚀；他描写了贵妇人(她们在婚姻上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
在婚姻上听人摆布的情况是完全相适应的)怎样让位给为了金钱或衣着而给自己丈夫戴绿
帽子的资产阶级妇女。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他汇编了一部完整的法国社会的历史，我从
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
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不错，巴
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作品是对上流社会无可阻挡的衰落的一曲无尽的
挽歌；他对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寄予了全部的同情。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
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起来的时候，他的嘲笑空前尖刻，他的讽刺空前辛辣。而他经常
毫不掩饰地赞赏的唯一的一批人，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
们，这些人在那时( 1830—1836年)的确是人民群众的代表。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
背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把他们描写成
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
——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大的特点之一。

　　为了替您辩解，我必须承认，在文明世界里，任何地方的工人群众都不像伦敦东头[26]的工人群众那样不积极地反抗，那样消极地屈服于命运，那样迟钝。而且我怎么能知道:您是否有非常充分的理由这一次先描写工人阶级生活的消极面，而在另一本书中再描写积极面呢

　　恩格斯:《恩格斯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 1888年4月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9—571页。

　　六)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存在的能动的反作用

产生了职业法学家的新分工一旦成为必要，就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独立领域，这个领域虽然一般地依赖于生产和贸易，但是它仍然具有对这两个领域起反作用的特殊能力。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相抵触的一种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而为了达到这一点，经济关系的忠实反映便日益受到破坏。法典越是不把一个阶级的统治鲜明地、不加缓和地、不加歪曲地表现出来(否则就违反了“法的概念”)，这种现象就越常见。1792—1796年时期革命资产阶级的纯粹而彻底的法的概念，在许多方面已经在拿破仑法典中被歪曲了，而就它在这个法典中的体现来说，它必定由于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的力量而每天遭到各种削弱。但是这并不妨碍拿破仑法典成为世界各地编纂一切新法典时当做基础来使用的法典。这样，“法的发展”的进程大部分只在于首先设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成法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的法的体系，然后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一再突破这个体系，并使它陷入新的矛盾(这里我暂时只谈民法)。

　　至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域，即宗教、哲学等等，它们都有一种被历史时期所发现和接受的史前的东西，这种东西我们今天不免要称之为愚昧。这些关于自然界、关于人本身的性质、关于灵魂、魔力等的形形色色的虚假观念，多半只是在消极意义上以经济为基础；史前时期低水平的经济发展有关于自然界的虚假观念作为补充，但是有时也作为条件，甚至作为原因。虽然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越来越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不断进展的主要动力，但是，要给这一切原始状态的愚昧寻找经济上的原因，那就太迂腐了。科学的历史，就是逐渐消除这种愚昧的历史，或者说，是用新的，但越来越不荒唐的愚昧取而代之的历史。从事这些事情的人们又属于分工的特殊部门，并且认为自己是致力于一个独立的领域。只要他们形成社会分工之内的独立集团，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发展。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本身又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支配作用的影响之下。例如在哲学上，拿资产阶级时期来说这种情形是最容易证明的。霍布斯是第一个现代唯物主义者( 18世纪意义上的)，但是当专制君主制在整个欧洲处于全盛时期，并在英国开始和人民进行斗争的时候，他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洛克在宗教上和政治上都是1688年的阶级妥协的产儿。英国自然神论者和他们的更彻底的继承者法国唯物主义者都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法国人甚至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哲学家。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中始终显现着德国庸人的面孔——有时积极地，有时消极地。但是，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 18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法国人是以英国哲学为依据的)，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但是，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普遍的学术繁荣一样，也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也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力，这在我看来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这种至上权力是发生在各个领域本身所规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例如在哲学中，它是发生在这样一种作用所规定的条件的范围内，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这些经济影响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的外衣下起作用)对先驱所提供的现有哲学材料发生的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多半也是间接决定的，因为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0年10月2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7—600页。

　　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各种意识形态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通常把原因和结果非辩证地看做僵硬对立的两极，完全忘记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们常常几乎是故意地忘记，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兰茨·梅林》( 1893年7月1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59页。

　　我在维也纳的《德意志言论》杂志上看到了莫里茨·维尔特这只不祥之鸟所写的关于保尔·巴尔特所着一书[27]的评论，[28]这个评论使我也对该书本身产生了不良的印象。

　　我想看看这本书，但是我应当说，如果莫里茨这家伙正确地引用了巴尔特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巴尔特说他在马克思的一切着作中所能找到的哲学等依赖于物质存在条件的唯一的例子，就是笛卡儿宣称动物是机器，那么我就只好为这个人竟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感到遗憾了。既然这个人还没有发现，物质存在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那么，他就决不可能了解他所谈论的那个问题了。但是，我已经说过，这全是第二手的东西，而莫里茨这家伙是一个危险的朋友。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做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正像马克思就70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0年8月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85—586页。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产者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据称更彻底的发展。[29]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经济的事实中。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9页。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大约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页。

　　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战胜了。当基督教思想在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领域[30]里占统治地位罢了。

　　此外，还存在着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永恒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但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相矛盾的”。

　　这种责难归结为什么呢?至今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

　　但是，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1—52页。

　　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环——的批判的胚芽。

　　这种批判撕碎锁链上那些虚构的花朵，不是要人依旧戴上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采摘新鲜的花朵。对宗教的批判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转动。宗教只是虚幻的太阳，当人没有围绕自身转动的时候，它总是围绕着人转动。

　　因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大约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页。

　　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大约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页。

　八　阶级

　　一)阶级的产生

　　阶级划分的基础是分工的规律

　　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盼拿鞯娜坷分敝料衷�(反谷物法同盟)。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6页。

　　实际上，情况完全不像蒲鲁东先生所想的那样。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如果硬说由于所有劳动者的一切需要都已满足，所以人们才能创造更高级的产品和从事更复杂的生产，那就是撇开阶级对抗，颠倒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不然也可以这样说:因为在罗马皇帝时代曾有人在人造的池子里喂养鳗鱼，所以说全体罗马居民的食物是充裕的。然而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当时罗马人民连必要的粮食也买不起，而罗马的贵族却并不缺少充当鳗鱼饲料的奴隶。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版，第104页。

　　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

　　先前的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在本质上是共同的生产，同样，消费也是在较大或较小的共产制共同体内部直接分配产品。生产的这种共同性是在极狭小的范围内实现的，但是它随身带来的是生产者对自己的生产过程和产品的支配。他们知道，产品的结局将是怎样:他们把产品消费掉，产品不离开他们的手；只要生产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它就不可能越出生产者的支配范围，也不会产生鬼怪般的、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像在文明时代经常地和不可避免地发生的那样。

　　但是，分工慢慢地侵入了这种生产过程。它破坏生产和占有的共同性，它使个人占有
成为占优势的规则，从而产生了个人之间的交换， ——这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前面已经探
讨过了。商品生产逐渐地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形式。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3—194页。

　　随着在文明时代获得最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出现，就发生了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期。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开的而近来是隐蔽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

　　文明时代所由以开始的商品生产阶段，在经济上有下列特征: ( 1)出现了金属货币，从而出现了货币资本、利息和高利贷； ( 2)出现了作为生产者之间的中间阶级的商人；出现了土地私有制和抵押； ( 4)出现了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的奴隶劳动。与文明时代相适应并随之彻底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的家庭形式是专偶制、男子对妇女的统治，以及作为社会经济单位的个体家庭。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此外，文明时代还有如下的特征:一方面，是把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作为整个社会分工的基础固定下来；另一方面，是实行所有者甚至在死后也能够据以处理自己财产的遗嘱制度。这种同古代氏族制度直接冲突的制度，在雅典直到梭伦时代之前还没有过；在罗马，它很早就已经实行了，究竟在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1]；在德意志人中间，这种制度是由教士引入的，为的是使诚实的德意志人能够毫无阻碍地将自己的遗产遗赠给教会。

　　文明时代以这种基本制度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禀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如果说在文明时代的怀抱中科学曾经日益发展，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一再出现，那也不过是因为现代的一切积聚财富的成就不这样就不可能获得罢了。

　　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这一情况的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机器的采用，其后果现在已是众所周知的了。如果说在野蛮人中间，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大能够区别权利和义务，那么文明时代却使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对立连最愚蠢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因为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一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

　　但是，这并不是应该如此的。凡对统治阶级是好的，对整个社会也应该是好的，因为统治阶级把自己与整个社会等同起来了。所以文明时代越是向前进展，它就越是不得不给它所必然产生的种种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一句话，是实行流俗的伪善，这种伪善，无论在较早的那些社会形式下还是在文明时代初期阶段都是没有的，并且最后在下述说法中达到了极点:剥削阶级对被压迫阶级进行剥削，完全是为了被剥削阶级本身的利益；如果被剥削阶级不懂得这一点，甚至想要造反，那就是对行善的人即对剥削者的一种最卑劣的忘恩负义行为。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5—197页。

　　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欺诈和蒙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加紧剥削。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2—563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1页。

　　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而且这种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

　　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而这始终是在每一个家庭集团或部落集团中现有的骨肉联系、语言联系、较大规模的分工联系以及其他利益的联系的现实基础上，特别是在我们以后将要阐明的已经由分工决定的阶级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阶级是通过每一个这样的人群分离开来的，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6页。

　　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然而，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中，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性，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新的社会成分，也日益发展起来；这些新的社会成分在几个世代中竭力使旧的社会制度适应新的条件，直到两者的不相容性最后导致一个彻底的变革为止。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各社会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代之而起的是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史的内容。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第1版序言( 1884年3月底—5月2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12月第1版，第15—16页。

　　阶级产生的两条道路

　　杜林先生断言，人对人的统治是人对自然界的统治的前提。如果他一般的只想以此来表明:我们现代的整个经济状况，目前已经达到的农业和工业的发展阶段，是在阶级对立中，在统治关系和奴役关系中展开的社会历史的结果，那么他所说的不过是《共产党宣言》[3]发表以来早已成为老生常谈的事情。问题恰恰是要去说明阶级和统治关系的产生，如果杜林先生对这个问题总是只用“暴力”这个词来回答，那么这并不能使我们前进一步。被统治者和被剥削者在任何时代都比统治者和剥削者多得多，所以真正的力量总是在前者的手里，仅仅这一简单的事实就足以说明整个暴力论的荒谬性。因此，问题仍然是要去说明统治关系和奴役关系。

　　这些关系是通过两种途径产生的。

　　人们最初怎样脱离动物界(就狭义而言)，他们就怎样进入历史:他们还是半动物，是野蛮的，在自然力量面前还无能为力，还不能认识他们自己的力量；所以他们像动物一样贫困，而且生产能力也未必比动物强。那时普遍存在着生活状况的某种平等，对于家长，也存在着社会地位的某种平等，至少没有社会阶级，这种状况在后来的文明民族的自然形成的农业公社中还继续存在着。在每个这样的公社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共同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社会的监督之下，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当:如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人越权；监督用水，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最后，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这样的职位，在任何时候的原始公社中，例如在最古老的德意志的马尔克公社中可以看到，甚至在今天的印度还可以看到。不言而喻，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生产力逐渐提高；较稠密的人口使各个公社之间在一些场合产生共同利益，在另一些场合又产生相互抵触的利益，而这些公社集合为更大的整体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保护共同利益和防止相互抵触的利益的机构。这些机构，作为整个集体的共同利益的代表，在对每一个公社的关系上已经处于特别的、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是对立的地位，它们很快就变得更加独立的了，这种情况的出现，部分地是由于职位的世袭(这种世袭在一切事情都是自发地进行的世界里差不多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部分地是由于同别的集团的冲突的增多，使得这种机构越来越必不可少了。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来深入研究:社会职能对社会的这种独立化怎样逐渐上升为对社会的统治；起先的公仆在情况有利时怎样逐步变为主人；这种主人怎样分别成为东方的暴君或总督，希腊的部落首领，凯尔特人的族长等等；在这种转变中，这种主人在什么样的程度上终究也使用了暴力；最后，各个统治人物怎样结合成一个统治阶级。在这里，问题仅仅在于确定这样的事实: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和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每一个专制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它们首先是河谷灌溉的总管，在那里，没有灌溉就不可能有农业。只有文明的英国人才在印度忽视了这一点；他们听任灌溉渠道和水闸毁坏，现在，由于周期性地发生饥荒，他们才终于发现，他们忽视了唯一能使他们在印度的统治至少同他们前人的统治一样具有某种合理性的那种行动。

　　但是，除了这样的阶级形成过程之外，还有另一种阶级形成过程。农业家族内的自发的分工，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时，就有可能吸收一个或几个外面的劳动力到家族里来。在旧的土地公有制已经崩溃或者至少是旧的土地共同耕作已经让位于各个家族分得地块单独耕作的那些地方，上述情形尤为常见。生产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现在人的劳动力所能生产的东西超过了单纯维持劳动力所需要的数量；维持更多的劳动力的资料已经具备了；使用这些劳动力的资料也已经具备了；劳动力获得了某种价值。但是公社本身和公社所属的集团还不能提供多余的可供自由支配的劳动力。战争却提供了这种劳动力，而战争就像相邻几个公社集团的同时并存一样古老。先前人们不知道怎样处理战俘，因此就简单地把他们杀掉，在更早的时候甚至把他们吃掉。但是在这时已经达到的“经济状况”的水平上，战俘获得了某种价值；因此人们就让他们活下去，并且使用他们的劳动。这样，不是暴力支配经济状况，而是相反，暴力被迫为经济状况服务。奴隶制被发现了。奴隶制很快就在一切已经发展得超过古代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但是归根到底也成为它们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力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成为必要，又得到公认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85—188页。

　　二)个人、政治派别都隶属于一定的阶级

　　特别是在存在至今的这些关系中，一个阶级总是占着统治地位；个人的生活条件总是和一定阶级的生活条件相一致；因而任何一个新兴的阶级的实际任务，在这一阶级的每一个人看来都不能不是共同任务；每个阶级都只有把一切阶级的个人从那些至今仍然套在他们头上的枷锁下解放出来，才能真正地推翻自己面前的统治阶级，——正是在上述这种情况下，把争取统治地位的阶级中的个人的任务说成是全人类的任务，是非常必要的。

　　不过，如果资产者责备无产者说，他的(无产者的)合人情的任务就是每天工作十四小时，那末无产者完全有权用同样的话来回答:他的任务倒是要推翻整个资产阶级制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327页。

　　单个人所以组成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必须为反对另一个阶级进行共同的斗争；此外，他们在竞争中又是相互敌对的。另一方面，阶级对各个人来说又是独立的，因此，这些人可以发现自己的生活条件是预先确定的:各个人的社会地位，从而他们个人的发展是由阶级决定的，他们隶属于阶级。这同单个人隶属于分工是同类的现象，这种现象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劳动本身才能消除。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0页。

　　某一阶级的各个人所结成的、受他们的与另一阶级相对立的那种共同利益所制约的共同关系，总是这样一种共同体，这些个人只是作为一般化的个人隶属于这个共同体，只是由于他们还处在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下才隶属于这个共同体；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共同关系中的。而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革命无产者的共同体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个共同体中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各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这些条件在从前是受偶然性支配的，并且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同单个人对立的。这正是由于他们作为个人是相互分离的，是由于分工使他们有了一种必然的联合，而这种联合又因为他们的相互分离而成了一种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联系。过去的联合决不像《社会契约》[4]中所描绘的那样是任意的，而只是关于这样一些条件的必然的联合(可以对照例如北美合众国和南美诸共和国形成的情况)，在这些条件下，各个人有可能利用偶然性。这种在一定条件下不受阻碍地利用偶然性的权利，迄今一直称为个人自由。——这些生存条件当然只是各个时代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3—574页。

　　单独的个人并不“总是”以他所从属的阶级为转移，这是很“可能的”；但是这个事实不足以影响阶级斗争，正如少数贵族转到tiers état［第三等级］方面去不足以影响法国革命一样。而且就在这时，这些贵族至少也加入了一定的阶级，即革命阶级——资产阶级。然而海因岑先生却硬要一切阶级在“人性”这个炽热的思想面前消失。

　　如果海因岑先生认为，以不依自己意志为转移的经济条件做为存在的基础并因这些条件而彼此处于极尖锐的对抗中的各阶级，可以靠一切人们所固有的属性“人性”而越出本身存在的现实条件，那末，某一个君主要靠自己的“人性”而使自己超出自己的“君主的权力”，超出自己的“君主的行业”该是多么容易呵!当恩格斯看出海因岑先生的革命词句背后是“好心的皇帝约瑟夫”时，海因岑先生竟不能原谅恩格斯，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但是海因岑先生一方面由于极不明确地对待德国人的“人性”而抹掉一切差别，甚至不惜把自己的号召扩大到君主身上。而另一方面又认为自己必须在德国血统的人们中间确立一种差别，因为没有差别就没有对立面，而没有对立面就没有材料进行卡普勤式的政治说教。

　　因此，海因岑先生就把德国血统的人们划分为国君和臣民。海因岑先生看到了这种对立面并且对它作了表述，在他自己看来，这是一种道德力量的表现，是具有个人胆量、政治头脑、激动的人的感情，严肃态度、远见和值得敬佩的勇气的明证。如果注意到，臣民分为特权者和非特权者，特权者不但看不出政治等级是降低人格的阶梯，却反而认为它是飞黄腾达的途径，甚至那些把臣服看做是锁链的臣民(对这些锁链的重压的感受很不一致)也注意到这一切，那就表明自己毫无理智、表明自己有警察思想。

　　然而却冒出一些“狭隘的”共产主义者，他们不仅看出了国君和臣民之间的政治差别，而且看出了阶级间的社会差别。

　　一分钟以前海因岑先生在道德上的伟大之处在于看出了差别并给以表述，现在他的伟大之处却在于看不出差别、不予注意而且加以掩盖。表述对立面的言语由革命的语言一变而成为反动的、恶毒地“唆使”被人性团结在一起的弟兄互相反对的语言。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 1847年10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第344—345页。

　　三)必要的阶级和多余的阶级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在批判的历史中，事情当然必定是以另一种方式发生的，批判的历史认为，在历史活动中重要的不是行动着的群众，不是经验的活动，也不是这一活动的经验的利益，相反，“在这些活动中”，“重要的”仅仅是“一种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7页。

　　常常有人问:社会上不同的阶级，在什么程度上是有用的或者甚至是必要的呢?回答自然因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而不同。无疑，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土地贵族是社会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成分。不过，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然后又有一个时期，资本家中等阶级——法国人把它叫做bourgeoisie［资产阶级］——以同样不可避免的必要性产生了，它与土地贵族进行斗争，摧毁他们的政权，自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取得了统治。但是，自从阶级产生以来，从来没有过一个时期社会可以没有劳动阶级。这个阶级的名称、社会地位有过变化，农媪伺ィ罄幢旧碛直蛔杂晒と怂妫阶杂桑前谕蚜伺サ匚坏淖杂桑彩浅约旱睦投σ酝庖晃匏械淖杂伞Ｈ欢幸坏闶呛芮宄模蘼鄄淮邮律纳缁嵘喜惴⑸裁幢浠挥幸桓錾呓准叮缁峋筒荒苌妗�

　　可见，这个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要的，虽然定会有一天它将不再是一个阶级，而是包括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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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家中等阶级的确是履行了如下的经济职能:创立现代蒸汽工业和蒸汽交通的体系，打破一切延缓或妨碍这个体系发展的经济和政治障碍。没有疑问，只要资本家中等阶级还执行着这种职能，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是一个必要的阶级。但是，现在它还是那样吗它还在继续履行它作为造福于全社会的社会生产的管理者和扩大者的重要职能吗恩格斯:《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 1881年8月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年4月第2版，第534—535页。

　　相对于货币资本家来说，产业资本家是劳动者，不过是作为资本家的劳动者，即作为
对他人劳动的剥削者的劳动者。他为这种劳动所要求和所取得的工资，恰好等于他所占有
的他人劳动的量，并且就他为进行剥削而亲自花费必要的精力来说，上述的工资直接取决
于对这种劳动的剥削程度，而不是取决于他进行这种剥削所付出的、并且在适当的报酬下
可以让一个经理去承担的那种努力的程度。 ……

　　四)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6]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7]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1—32页。

　　说到“阶级斗争”，它不仅使我们回溯到“中世纪”，而且还回溯到古代共和国——雅典、斯巴达和罗马共和国的内部冲突。所有这些冲突都是阶级斗争。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

　　恩格斯:《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 1894年10月2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5页。

　　但是，在以前的各个时期，对历史的这些动因的探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和自己的结果的联系是混乱而隐蔽的，在我们今天这个时期，这种联系已经简化了，以致人们有可能揭开这个谜了。从采用大工业以来，就是说，至少从1815年签订欧洲合约以来，在英国，谁都知道，土地贵族( landed aristocracy)和资产阶级( middle class)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是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在法国，随着波旁王室的返国，同样的事实也被人们意识到了；复辟时期的历史编纂学家，从梯叶里到基佐、米涅和梯也尔，总是指出这一事实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而从1830年起，在这两个国家里，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已被承认是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当时关系已经非常简化，只有故意闭起眼睛的人才看不见，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至少是这两个最先进国家的现代历史的动力。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4—305页。

　　虽然有了最近的经验，但是照德意志意识形态看来，把中世纪送入坟墓的那些斗争仍然只不过是激烈的神学上的争论。在我们的爱国的历史学家和聪明的政治家们看来，只要那个时代的人能够对天国事物取得一致的认识，他们就毫无理由去为人间的事物争吵了。

　　这些意识形态家实在轻信，总是把某一个时代关于本时代的一切幻想当做确凿的事实，或者把某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家们关于那个时代的一切幻想当做确凿的事实。例如，正是这帮人把1789年革命看成只不过是对于立宪君主制优于君主专制问题的激烈辩论，把七月革命看成只是关于“神授”君权无法继续这一问题的实际争执，把二月革命看成只是解决“要共和制还是要君主制?”这一问题的尝试，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实在这些大震荡中，始终贯穿着阶级斗争，而且每次写在旗帜上的政治口号都是阶级斗争的赤裸裸的表现，可是对于这些阶级斗争，我们的意识形态家们甚至直到今天还几乎一无所知，虽然关于阶级斗争的信息不仅从国外频频传来，而且从成千上万的国内无产者发自底层的抱怨和愤怒声中也清晰可闻。

　　世纪的所谓宗教战争首先也是为着十分实际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这些战争同后来英国和法国的国内冲突完全一样，都是阶级斗争。如果说这些阶级斗争当时是在宗教的标志下进行的，如果说各阶级的利益、需要和要求都还隐蔽在宗教外衣之下，那么，这并没有改变事物的实质，而且也不难用时代条件来加以解释。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 1850年夏秋)，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234—235页。

　　五)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我们这个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2页。

　　单纯劳动力的所有者、资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各自的收入源泉是工资、利润和地租——，也就是说，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

　　在英国，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无疑已经达到最高度的、最典型的发展。但甚至在这里，这种阶级结构也还没有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里，一些中间的和过渡的阶层也到处使界限规定模煳起来(虽然这种情况在农村比在城市少得多)。不过，这种情况对我们的考察来说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常趋势和发展规律，是使生产资料越来越同劳动分离，使分散的生产资料越来越大量积聚在一起，从而，使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使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适应于这种趋势，土地所有权同资本和劳动相分离而独立[8]，换句话说，一切土地所有权都转化为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土地所有权形式。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发表于1894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001—1002页。

　　新中间阶级的兴起及其政治影响

　　他［李嘉图——编者注］忘记指出:介于工人为一方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中间阶级不断增加。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7月第1版，第653页。

　　他［马尔萨斯——编者注］的最高希望是，中等阶级的人数将增加，无产阶级(有工作的无产阶级)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将相对地越来越小(虽然它的人数会绝对地增加)。马尔萨斯自己认为这种希望多少有点空想。然而实际上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进程却正是这样。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12月第1版，第63页。

　　一个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这种管理的职能作为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质。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84页。

　　尤尔先生早已指出，“我们的工业制度的灵魂”不是产业资本家，而是产业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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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因此，这种指挥劳动就无须资本家亲自进行了。一个乐队指挥完全不必就是乐队的乐器的所有者；如何处理其他演奏者的“工资”问题，也不是他这个乐队指挥职能范围以内的事情。合作工厂提供了一个实例，证明资本家作为生产上的执行职能的人员已经成为多余的了，就像资本家自己发展到最成熟时，认为大地主是多余的一样。只要资本家的劳动不是由单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那种生产过程引起，因而这种劳动并不随着资本的消失而自行消失；只要这种劳动不只限于剥削别人劳动这个职能；从而，只要这种劳动是由作为社会劳动的劳动的形式引起，由许多人为达到共同结果而形成的结合和协作引起，它就同资本完全无关，就像这个形式本身一旦把资本主义的外壳炸毁，就同资本完全无关一样。说这种劳动作为资本家的劳动，作为资本家的职能是必要的，这无非意味着，庸俗经济学家不能设想各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发展起来的形式竟能够离开并且摆脱它们的对立的、资本主义的性质。相对于货币资本家来说，产业资本家是劳动者，不过是作为资本家的劳动者，即作为对他人劳动的剥削者的劳动者。他为这种劳动所要求和所取得的工资，恰好等于他所占有的他人劳动的量，而且就他为进行剥削而亲自花费必要的精力来说，上述的工资直接取决于对这种劳动的剥削程度，而不是取决于他进行这种剥削所付出的、并且在适当的报酬下可以让一个经理去承担的那种努力的程度。……商业经理和产业经理的管理工资，在工人的合作工厂和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中，都是完全同企业主收入分开的。管理工资同企业主收入的分离，在其他的场合是偶然发生的，在这里则是经常的现象。在合作工厂中，监督劳动的对立性质消失了，因为经理由工人支付报酬，他不再代表资本而同工人相对立。随着信用而发展起来的股份企业，一般地说也有一种趋势，就是使这种管理劳动作为一种职能越来越同自有资本或借入资本的占有权相分离，这完全像司法职能和行政职能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同土地所有权相分离一样，而在封建时代，这些职能却是土地所有权的属性。但是一方面，因为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同资本的单纯所有者即货币资本家相对立，并且随着信用的发展，这种货币资本本身取得了一种社会的性质，集中于银行，并且由银行贷出而不再是由它的直接所有者贷出；另一方面，又因为那些不能在任何名义下，即不能以借贷也不能以别的方式占有资本的单纯的经理，执行着一切应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自己担任的现实职能，所以，留下来的只有执行职能的人员，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发表于1894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34—436页。

　　先看交通工具，我们看到，电报是在政府手里。铁路和大部分远洋轮船的所有者都不是亲自经营业务的单个资本家，而是股份公司，公司的业务则是由领工资的雇员，由实际上处于工资较高的高级工人地位的职员代为经营。至于说到董事们和股东们，他们都知道，前者干预业务管理越少，而后者干预业务监督越少，则对企业就越有利。松懈的而且多半是虚应故事的监督，事实上，是留给企业所有者的惟一职能。由此，我们看到，这些大企业的所有者资本家，实际上没有别的事可做，只是把半年一期的息票兑换成现款而已。资本家的社会职能在这里已经转移给领工资的职员，可资本家还是以股息的形式继续把这些社会职能的报酬装进自己的腰包，尽管他已经不执行那些职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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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结果就是:我们现实社会的经济发展，越来越趋于集中，趋于生产的社会化，使生产成为不能再由单个资本家管理的大企业。……因此，资本家再也不能把他所要求取得的利润说成是“进行监督的工资”了，因为他什么也没有监督。……

　　……我们已经试图说明:资本家阶级也已经变得没有能力管理本国巨大的生产体系了，他们一方面扩大生产，以便周期性地以产品充斥一切市场，而另一方面，却越来越无力抵御外国的竞争。由此我们看到，不单单是我们不要资本家阶级干预就能把本国的大工业管理得很好，而且他们的干预越来越成为一种祸害了。

　　我们再一次对他们说:“走开!让工人阶级来干一干吧!”

　　恩格斯:《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 1881年8月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年4月第2版，第535—537页。

　　这种事务所，同产业工场相比，从一开始就总是小到极点。此外，很清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为了产业资本的流通而必须不断进行的商业活动将会增加；而这些活动既是为了出售处在商品资本形式上的产品，也是为了把由此得到的货币再转化为生产资料，并对这一切进行计算。价格计算、簿记、出纳、通信，都属于这类活动。生产规模越扩展，产业资本的商业活动，从而，为实现价值和剩余价值而需要的劳动及其他流通费用也就越增加，虽然决不是按比例增加。因此，使用商业雇佣工人就成为必要了，他们组成真正的事务所。为雇用商业雇佣工人的支出，虽然表现为工资，但不同于购买生产劳动时耗费的可变资本。它增加了产业资本家的支出，增加了必须预付的资本的量，但不会直接增加剩余价值。因为这种支出所支付的劳动，只是用来实现已经创造出来的价格。……因此，产业资本与自己的商业雇佣工人的关系，和它与自己的生产雇佣工人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其他一切条件都不变时，它使用的生产雇佣工人越多，生产的规模就越大，剩余价值或利润也就越大。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生产的规模越大，待实现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越大，从而所产生的商品资本越大，事务所费用绝对地(虽然不是相对地)也就越大，并且越会引起一种分工。利润在多大程度上是这种支出的前提，除了别的方面，还表现在如下事实上:当商业人员的薪金增加时，这种薪金的一部分往往用利润分红的办法来支付。……商业工人不直接生产剩余价值。……他给资本家带来利益，不是因为他直接创造了剩余价值，而是因为他在完成劳动——一部分是无酬劳动——的时候，帮助资本家减少了实现剩余价值的费用。真正的商业工人是属于报酬比较优厚的那一类雇佣工人，他们的劳动是熟练劳动，高于平均劳动。不过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展，甚至同平均劳动相比，工资也有下降的趋势。这部分地是由于事务所内部的分工；因此，劳动能力只需要有片面的发展，并且这种发展的费用部分地说不需要资本家负担，工人的熟练程度会通过职能本身发展起来，并且随着分工的发展而变得越是片面，它就发展得越迅速。其次，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使教学方法等面向实践，随着科学和国民教育的进步，基础教育、商业知识和语言知识等等，就会越来越迅速地、容易地、普遍地、便宜地再生产出来。由于国民教育的普及，就可以从那些以前受不到教育并且习惯于较差的生活方式的阶级中招收这种工人。而且，这种普及增加了这种工人的供给，因而加强了竞争。因此，除了少数例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这种人的劳动力会贬值。他们的劳动能力提高了，但是他们的工资下降了。只要有更多的价值和利润需要实现，资本家就会增加这种工人的人数。这种劳动的增加，始终是剩余价值增加的结果，而决不是剩余价值增加的原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发表于1894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333—335页。

　　卢梭说:“垄断越扩大，被剥削者身上的锁链就越沉重。”

　　“高深的思想家”马尔萨斯却不这样认为。他的最高希望——马尔萨斯自己认为这种希望多少有点空想——是中间阶级的人数将增加，无产阶级(有工作的无产阶级)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将相对地越来越小(虽然它的人数会绝对地增加)。然而实际上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进程却正是这样。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61—1863年手稿)》( 1861年8月—1863 年7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第2版，第218页。

　　希望你们的努力将获得成功，能使大学生们意识到，从他们的行列中应该产生出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它的使命是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发挥重要作用。

　　恩格斯:《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 1893年12月9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46页。

　　六)阶级差别随着脑体分工的消除而消除

　　如果说阶级的划分根据上面所说具有某种历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对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是这样。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的确，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不仅某个特定的统治阶级的存在，而且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从而阶级差别本身的存在，都将成为时代错乱，成为过时现象。所以，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高度发展的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地位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精神上成为发展的障碍。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298—299页。

　　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历史对立，都可以从人的劳动的这种相对不发展的生产率中得到说明。只要实际从事劳动的居民必须占用很多时间来从事自己的必要劳动，因而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等，总是必然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而且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从来不会错过机会来把越来越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极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于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公共事务——理论的和实际的公共事务。因此，只是在现在，任何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才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也只是在现在，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无论拥有多少“直接的暴力”，都将被无情地消灭。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89—190页。

　　这种新的历史观，对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证明了:至今的全部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中发展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一直存在的；大多数人总是注定要从事艰苦的劳动而很少能得到享受。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只是因为在人类发展的以前一切阶段上，生产还很不发达，以致历史的发展只能在这种对立形式中进行，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成了极少数特权者的事，广大群众则注定要终生从事劳动，为自己生产微薄的必要生活资料，同时还要为特权者生产日益丰富的生活资料。对历史的这种考察方法通过上述方式对至今的阶级统治作了自然而合理的解释，不然这种阶级统治就只能用人的恶意来解释；可是这同一种考察方法还使我们认识到:由于现时生产力如此巨大的发展，就连把人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最后一个借口，至少在最先进的国家里也已经消失了；居于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不但不能再领导社会，甚至变成了生产发展的障碍，如各国的商业危机，尤其是最近的一次大崩溃以及工业不振的状态就是证明；历史的领导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中，而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整个社会地位，只有完全消灭一切阶级统治、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才能解放自己；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产阶级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以便确立这样一种制度，使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经营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 1877年6月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59—460页。

九　国家

　　一)国家的产生

　　社会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最初通过简单的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1891年版导言》( 1891年3月18日以前)，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0页。

　　在每个这样的公社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社会的监督下，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当:如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人越权；监督用水，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最后，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这样的职位，在任何时候的原始公社中，例如在最古老的德意志的马尔克公社中可以看到，甚至在今天的印度还可以看到。不言而喻，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生产力逐渐提高；较稠密的人口使各个公社之间在一些场合产生共同利益，在另一些场合又产生相互抵触的利益，而这些公社集合为更大的整体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保护共同利益和防止相互抵触的利益的机构。这些机构，作为整个集体的共同利益的代表，在对每一个公社的关系上已经处于特别的、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是对立的地位，它们很快就变得更加独立的了，这种情况的出现，部分地是由于职位的世袭(这种世袭在一切事情都是自发地进行的世界里差不多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部分地是由于同别的集团的冲突的增多，使得这种机构越来越必不可少了。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来深入研究:社会职能对社会的这种独立化怎样逐渐上升为对社会的统治；起先的公仆在情况有利时怎样逐步变为主人；这种主人怎样分别成为东方的暴君或总督，希腊的部落首领，凯尔特人的族长，等等；在这种转变中，这种主人在什么样的程度上终究也使用了暴力；最后，各个统治人物怎样结合成一个统治阶级。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86—187页。

　　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只适合于这种社会。

　　除了舆论之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但是现在产生了这样一个社会，它由于自己的全部经济生活条件而必然分裂为自由民和奴隶，进行剥削的富人和被剥削的穷人，而这个社会不仅再也不能调和这种对立，反而必然使这些对立日益尖锐化。一个这样的社会，只能或者存在于这些阶级相互间连续不断的公开斗争中，或者存在于第三种力量的统治下，这第三种力量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着的各阶级之上，压制它们的公开的冲突，顶多容许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以所谓合法形式决出结果来。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8页。

　　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 [1]。确切地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由血缘关系形成和联结起来的旧的氏族公社已经很不够了，这多半是因为它们是以氏族成员被束缚在一定地区为前提的，而这种束缚早已不复存在。地区依然，但人们已经是流动的了。因此，按地区来划分就被作为出发点，并允许公民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实现他们的公共权利和义务，不管他们属于哪一氏族或哪一部落。这种按照居住地组织国民的办法是一切国家共同的。因此，我们才觉得这种办法很自然；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当它在雅典和罗马能够代替按血族来组织的旧办法以前，曾经需要进行多么顽强而长久的斗争。

　　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经不再直接就是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了。这个厥獾墓踩χ孕枰且蛭源由缁岱至盐准兑院螅用竦淖远奈渥白橹丫晌豢赡芰恕Ｅヒ舶ㄔ诰用褚阅冢煌蜓诺涔瘢杂�

　　奴隶来说，只是一个特权阶级。雅典民主制的国民军，是一种贵族的、用来对付奴隶的公共权力，它控制奴隶使之服从；但是如前所述，为了也控制公民使之服从，宪兵队也成为必要了。这种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设施，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在阶级对立还没有发展起来的社会和偏远的地区，这种公共权力可能极其微小，几乎是若有若无的，像有时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某些地方所看到的那样。但是，随着国内阶级对立的尖锐化，随着彼此相邻的各国的扩大和它们人口的增加，公共权力就日益加强。就拿我们今天的欧洲来看吧，在这里，阶级斗争和争相霸占已经把公共权力提升到大有吞食整个社会甚至吞食国家之势的高度。

　　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捐税是以前的氏族社会完全没有的。但是现在我们却十分熟悉它了。随着文明时代的向前进展，甚至捐税也不够了；国家就发行票据，借债，即发行公债。关于这一点，老欧洲也屡见不鲜了。

　　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他们作为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代表，必须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凭借这种法律，他们享有了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文明国家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拥有比氏族社会的全部机构加在一起还要大的“权威”；但是文明时代最有势力的王公和最伟大的国家要人或统帅，也可能要羡慕最平凡的氏族酋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后者是站在社会之中，而前者却不得不企图成为一种处于社会之外和社会之上的东西。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和依附农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17世纪和18世纪的专制君主制，就是这样，它使贵族和市民等级彼此保持平衡；法兰西第一帝国特别是第二帝国的波拿巴主义，也是这样，它唆使无产阶级去反对资产阶级，又唆使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显得同样滑稽可笑的这方面的最新成就，就是俾斯麦国家的新的德意志帝国:在这里，资本家和工人彼此保持平衡，并为了破落的普鲁士土容克的利益而遭受同等的欺骗。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9—192页。

　　二)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在国家政权中占统治地位

“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以现代分工、现代交换形式、竞争、积聚等为前提，决不是来自资产阶级的阶级政治统治，相反，资产阶级的阶级政治统治倒是来自这些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宣布为必然规律和永恒规律的现代生产关系。因此，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复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如1794年时就是这样)。所以，法国的恐怖统治所能起的作用，只是通过自己的猛烈锤击，像施法术一样把全部封建遗迹从法国地面上一扫而光。这样的事情是怯懦的资产阶级在几十年中也办不到的。因此，人民的流血牺牲只是给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同样，如果资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要推翻君主专制也只能是暂时的。人们为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的成见所臆断的靠“地上的财富”，而是靠他们垂死的世界上所有的历来自己创置的产业。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 1847年10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第331—332页。

　　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不过是本国状况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这一任务；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

　　恩格斯:《恩格斯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1892年6月18 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26页。

　　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4页。

　　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1885年10月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32页。

　　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因此，至少在这里，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从传统的观点看来(这种观点也是黑格尔所尊崇的)，国家是决定的因素，市民社会是被国家决定的因素。表面现象是同这种看法相符合的。就单个人来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同样，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不管当时是哪一个阶级统治着)，也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意志，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这是问题的形式方面，这方面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要问一下，这个仅仅是形式上的意志(不论是单个人的或国家的)有什么内容呢?这一内容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人们所期望的正是这个而不是别的呢?在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时，我们就发现，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

　　但是，既然甚至在拥有巨量生产资料和交往手段的现代，国家都不是一个具有独立发展的独立领域，而它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都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那么，以前的一切时代就必然更是这样了，那时人们物质生活的生产还没有使用这样丰富的辅助手段来进行，因而这种生产的必要性必不可免地在更大程度上支配着人们。既然在今天这个大工业和铁路的时代，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那么，在以前的时代，国家就必然更加是这样了，那时每一代人都要比我们今天更多得多地耗费一生中的时间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因而要比我们今天更多地依赖于这种物质需要。对从前各个时代的历史的研究，只要在这方面是认真进行的，都会更充分地证实这一点；但是，在这里当然不能进行这种研究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6—307页。

　　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永远不会了解的东西，因为，当他从诉诸国家转而诉诸市民社会，即从诉诸社会的正式表现转而诉诸正式社会的时候，他竟认为他是在完成一桩伟业。

　　马克思:《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 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2—43页。

　　三)国家的职能

　　社会经济职能

　　只有为了社会的普遍权利，特殊阶级才能要求普遍统治。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大约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4页。

　　凡是建立在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对立上的生产方式中，都必然会产生这种监督劳动。这种对立越严重，这种监督劳动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大。因此，它在奴隶制度下所起的作用达到了最大限度。[2]但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也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在这里，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这完全同在专制国家中一样，在那里，政府的监督劳动和全面干涉包括两方面:既包括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的执行，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有的职能。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发表于1894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31—432页。

　　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或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每一个专制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它们首先是河谷灌溉的总管，在那里，没有灌溉就不可能有农业。只有文明的英国人才在印度忽视了这一点；他们听任灌溉渠道和水闸毁坏，现在，由于周期性地发生饥荒，他们才终于发现，他们忽视了唯一能使他们在印度的统治至少同他们前人的统治一样具有某种合理性的那种行动。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87页。

　　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不过是本国状况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这一任务；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俄国实现工业革命的手段，是不是最适宜的手段，是另一个问题，讨论这个问题会使我们离题太远。只要我能证明这一工业革命本身是不可避免的，我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恩格斯:《恩格斯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1892年6月18 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26页。

　　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某些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0年10月2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7页。

　　对于经济的发展，暴力在历史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第一，一切政治权力起先都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随着社会成员由于原始公社的瓦解而变为私人生产者，因而和社会公共职能的执行者更加疏远，这种权力不断得到加强。第二，政治权力在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它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加快速度。或者它违反经济发展而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这少数例外就是个别的征服事件:比较野蛮的征服者杀光或者驱逐某个地方的居民，并且由于不会利用生产力而使生产力遭到破坏或衰落下去。例如在摩尔西班牙，基督徒就是这样对待摩尔人赖以从事高度发展的农业和园艺业的大部分灌溉工程的。由比较野蛮的民族进行的每一次征服，不言而喻，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由于征服而面临的比较高的“经济状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多半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但是，如果撇开征服的情况不谈，当某一个国家内部的国家权力同它的经济发展处于对立地位的时候——直到现在，几乎一切政治权力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都是这样，——斗争每次总是以政治权力被推翻而告终。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90—191页。

　　在亚洲，从远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就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者说，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战争部门，或者说，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以及其他地区，都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水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兰德和意大利，曾促使私人企业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1853年6月7—10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79页。

　　阶级压迫职能

　　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4页。

　　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3页。

　　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页。

　　按照哲学概念，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同国家有关的事物的盲目崇拜。尤其是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为止那样，由国家和国家的地位优越的官吏来处理和维护，所以这种崇拜就更容易产生。人们以为，如果他们不再迷信世袭君主制而坚信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经是非常大胆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1891年版导言》( 1891年3月18日以前)，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1页。

　　它［国家政权——编者注］一直是一种维护秩序，即维护现存社会秩序从而也就是维护占有者阶级对生产者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权力。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二稿( 1871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219页。

　　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此同步，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1871年4月中旬—5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52页。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5页。

　　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它刚一产生，对社会来说就是独立的，而且它越是成为某个阶级的机关，越是直接地实现这一阶级的统治，它就越是独立。被压迫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必然要变成政治的斗争，变成首先是反对这一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斗争；对这一政治斗争同它的经济基础的联系的认识，就日益模煳起来，并且完全会消失。即使在斗争参加者那里情况不完全是这样，但是在历史编纂学家那里差不多总是这样的。在关于罗马共和国内部斗争的古代史料中，只有阿庇安一人清楚而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一斗争归根到底是为什么进行的，即为土地所有权进行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7—308页。

　　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297页。

　　四)国家的消亡

　　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4]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5]，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页。

　　所以，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真正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3页。

　　十　社会形态

　　一)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构成经济的社会形态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1859年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91—592页。

　　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发表于1885年7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4页。

　　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摘选》导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1页。

　　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

　　马克思:《雇佣劳动和资本》( 1847年12月下半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724页。

　　使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51页。

　　二)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伴随着个人独立性逐步增强和依附性逐步减退的过程

　　马克思:《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 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3页。

　　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这种活动的基本形式当然是物质活动，一切其他的活动，如精神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都取决于它。当然，物质生活的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每次都取决于已经发达的需求，而这些需求的产生，也像它们的满足一样，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这种历史过程在羊或狗那里是没有的这是施蒂纳顽固地提出来反对人的主要论据[2])，尽管羊或狗的目前形象无疑是历史过程的产物——诚然，不以它们的意愿为转移。］个人相互交往的条件，在上述这种矛盾产生以前，是与他们的个性相适合的条件，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什么外部的东西；在这些条件下，生存于一定关系中的一定的个人独力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以及与这种物质生活有关的东西，因而这些条件是个人的自主活动的条件，并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产生出来的[3]。

　　……这些不同的条件，起初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自主活动的桎梏，这些条件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各种交往形式的相互联系的序列，各种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另一种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5—576页。

　　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被斯密和李嘉图当做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这类故事决不像文化史家想象的那样，仅仅表示对过度文明的反动和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样，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也不是以这种自然主义为基础的。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其实，这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做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鹊龋诠サ睦肥贝匀涣档仁顾晌欢ǖ南涟巳旱母绞粑铩Ｕ庵�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而在19世纪的预言家看来(斯密和李嘉图还完全以这些预言家为依据)，这种个人是曾在过去存在过的理想；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斯图亚特在许多方面同18世纪对立并作为贵族比较多地站在历史基础上，从而避免了这种局限性。

　　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摘选》导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页。

　　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李嘉图是完全正确的。他希望为生产而生产，这是正确的。如果像李嘉图的感伤主义的反对者们那样，断言生产本身不是目的本身，那就是忘记了，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如果像西斯蒙第那样，把个人的福利同这个目的对立起来，那就是主张，为了保证个人的福利，全人类的发展应该受到阻碍，因而，举例来说，就不能进行任何战争，因为战争无论如何会造成个人的死亡。(西斯蒙第只是与那些掩盖这种对立、否认这种对立的经济学家相比较而言，才是正确的。)这种议论，就是不理解:“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至于这种感化议论的徒劳，那就不用说了，因为在人类，也像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其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种族的利益同特殊个体的利益相一致，这些特殊个体的力量，他们的优越性，也就在这里。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7月第1版，第124—125页。

　　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如果从物那里夺去这种社会权力，那么你们就必然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选》(大约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页。

　　如果考察的是产生出不发达的交换、交换价值和货币的制度的那种社会关系，或者有它们的不发达程度与自身相适应的那种社会关系，那么一开始就很清楚，虽然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较明显的人的关系，但他们只是作为具有某种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发生关系，如作为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农奴等，或作为种姓成员等，或属于某个等级等。在货币关系中，在发达的交换制度中(而这种表面现象使民主主义受到迷惑)，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育差别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一切人身纽带至少都表现为人的关系；各个人看起来似乎独立地(这种独立一般只不过是错觉，确切些说，可叫做——在彼此关系冷漠的意义上——彼此漠不关心)自由地互相接触并在这种自由中互相交换；但是，只有在那些不考虑个人互相接触的条件即生存条件的人看来(而这些条件又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它们尽管由社会产生出来，却表现为似乎是自然条件，即不受个人控制的条件)，各个人才显得是这样的。

　　［Ⅰ—24］在前一场合表现为人的限制即个人受他人限制的那种规定性，在后一场合则在发达的形态上表现为物的限制即个人受不以他为转移并独立存在的关系的限制。(因为单个人不能摆脱自己的人的规定性，但可以克服和控制外部关系，所以在第二个场合他的自由看起来比较大。但是，对这种外部关系或这些条件的进一步考察表明，属于一个阶级等的各个人如果不消灭这些关系或条件，就不能把它们全部加以克服。个别人偶尔能战胜它们；受它们控制的大量人却不能，因为它们的存在本身就表明，各个人从属于而且必然从属于它们。

　　这些外部关系并未排除“依赖关系”，它们只是使这种关系变成普遍的形式；不如说它们为人的依赖关系造成普遍的基础。个人在这里也只是作为一定的个人互相发生关系。这种与人的依赖关系相对立的物的依赖关系也表现出这样的情形(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互相间的生产关系) :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选》(大约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59页。

　　在古亚细亚的、古代的等生产方式下，产品转化为商品，从而人作为商品生产者而存在的现象，处于从属地位，但是共同体越是走向没落阶段，这种现象就越是重要。真正的商业民族只存在于古代世界的空隙中，……这些古老的社会生产有机体比资产阶级的社会生产有机体简单明了得多，但它们或者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或者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它们存在的条件是: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7页。

　　全盛时期的氏族制度，如我们在美洲所见的，其前提是生产极不发展，因而广大地区内人口极度稀少；因此，人类差不多完全受着同他异己地对立着的、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这也就反映在幼稚的宗教观念中。部落始终是人们的界限，无论对其他部落的人来说或者对他们自己来说都是如此: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然所赋予的最高权力，个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是无条件服从的。这个时代的人们，虽然令我们感到值得赞叹，但他们彼此完全没有差别，他们都还依存于——用马克思的话说——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脐带[4]。这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权力必然要被打破，而且也确实被打破了。不过它是被那种使人感到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退化，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无耻的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盗、强制、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而这一新社会自身，在其整整两千五百余年的存在期间，只不过是一幅区区少数人靠牺牲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大多数人而求得发展的图画罢了，而这种情形，现在比从前更加厉害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2—113页。

　　直接生产者，劳动者，只有当他不再束缚于土地，不再隶属或从属于他人的时候，才能支配自身。其次，他要成为劳动力的自由出卖者，能把他的商品带到任何可以找到市场的地方去，他就必须摆脱行会的控制，摆脱行会关于学徒和帮工的制度以及关于劳动的约束性规定。因此，使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的历史运动，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者从农奴地位和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对于我们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来说，只有这一方面是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22页。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1859年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92页。

　　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5]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6]，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页。

　　三)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规律的共同性和发展形态的多样性

不能把某种特定的演进过程上升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

　　规律的共同性必然因自然和人文条件的差异而表现为发展形态的多样性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发表于1894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894—895页。

　　我们越是深入地追溯历史，同出一源的各个民族之间的差异之点，也就越来越消失。

　　一方面这是由于史料本身的性质，——时代越远，史料也越少，只包括最重要之点；另一方面这是由这些民族本身的发展所决定的。同一个种族的一些分支距他们最初的根源越近，他们相互之间就越接近，共同之处就越多。雅科布·格林在研究德意志民族性格、德意志风俗习惯和法律关系时，一向把从记载基姆布利人进军的罗马史学家到不来梅的亚当和萨克森·格腊马提克所提供的一切证据，从“贝奥伍耳夫”和“希尔德布兰德之歌”到“艾达”和古史诗的一切古代文学作品，从Leges barbarorum到古丹麦和古瑞典法律以及日耳曼习惯法记录的一切法律汇编，都看作同样珍贵的史料，是完全有理由的。这一种或那一种特点，可能只有地方性的意义，但是它所反映的那种特征却是整个种族所共同具有的，而史料的年代越是久远，这种地方性的差别就越是少见。

　　恩格斯:《爱尔兰史》( 1870年5月—7月上半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月第1版，第570—571页。

　　在第三类科学中，即在按历史顺序和现今结果来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的形式和国家形式及其由哲学、宗教、艺术等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的历史科学中，永恒真理的情况还更糟。在有机界，我们至少是研究这样一些依次相继的过程，这些过程，就我们直接观察的领域而言，正在非常广阔的范围内相当有规律地重复着。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有机体的种总的说来没有变化。在社会历史中情况相反，自从我们脱离人类的原始状态即所谓石器时代以来，情况的重复是例外而不是通例；即使在某个地方发生这样的重复，也决不是在完全同样的状况下发生的。在一切文明民族那里，原始土地公有制的出现和这种所有制解体的形式就是如此。因此，我们在人类历史领域中的科学比在生物学领域中的科学还要落后得多；不仅如此，如果一旦例外地能够认识到某一时代的社会存在形式和政治存在形式的内在联系，那么这照例是发生在这些形式已经半衰退和濒于瓦解的时候。因此，在这里认识在本质上是相对的，因为它只限于了解只存在于一定时代和一定民族中的、而且按其本性来说是暂时的一定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的联系和结果。因此，谁要在这里猎取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猎取真正的、根本不变的真理，那么他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除非是一些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例如，人一般地说不劳动就不能生活，人直到现在总是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如此等等。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4页。

　　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从弓和箭，从石刀和仅仅是例外地出现的野蛮人的交换往来，到上千马力的蒸汽机，到机械织机、铁路和英格兰银行，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同时，不言而喻，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例如，随着金属货币的采用，一系列适用于借金属货币进行交换的一切国家和历史时期的规律起作用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53—154页。

　　农业公社的公有制由于历史环境的差异有的很早解体，有的长期保存下来，出现不同的发展道路

　　农业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不言而喻，次生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

　　但是，这是不是说，农业公社的历史道路必然要导致这种结果呢?绝对不是的。农业公社固有的二重性使得它只能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它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三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6页。

　　如果您回顾一下西方社会的起源，那么您到处都会发现土地公有制；随着社会的进步，它又到处让位给私有制。因此，它不可能只是在俄国免于这种遭遇。

　　我之所以注意这一推论，仅仅因为它是以欧洲的经验为根据的。至于比如说东印度，那么，大概除了亨·梅恩爵士及其同流人物之外，谁都知道，那里的土地公有制是由于英国的野蛮行为才被消灭的，这种行为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

　　并不是所有的原始公社都是按照同一形式建立起来的。相反，从整体上看，它们是一系列社会组织，这些组织的类型、生存的年代彼此都不相同，标志着依次进化的各个阶段。俄国的公社就是通常称作农业公社的一种类型。在西方相当于这种公社的是存在时期很短的日耳曼公社。在尤利乌斯·恺撒时代，日耳曼公社尚未出现，而到日耳曼部落征服意大利、高卢、西班牙等地的时候，它已经不存在了。在尤利乌斯·恺撒时代，各集团之间、各氏族和部落之间已经逐年分配耕地，但还不是在公社的各个家庭之间分配；大概，耕种也是由集团共同进行的。在日耳曼尼亚本土，这种较古类型的公社通过自然的发展而变为塔西佗所描绘的那种农业公社。从那时起，我们就看不到它了。它在连绵不断的战争和迁徙的情况下不知不觉地灭亡了；它有可能是亡于暴力之下的。但是，它的天然的生命力却为两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所证实。这种类型的一些公社零零散散地分布于各地，经历了中世纪的一切波折，一直保存到今天，例如，在我的家乡特里尔专区就有。然而更重要的是，这种“农业公社”的烙印是如此清晰地表现在从它产生出来的新公社里面，以致毛勒在辨认了新公社后能够还原出这种“农业公社”。在新公社里，耕地是农民的私有财产，而森林、牧场、荒地等仍然是公共财产；这种新公社由日耳曼人引入所有被征服的地区。由于它继承了原型的特征，所以，在整个中世纪时期，成了人民自由和人民生活的唯一中心。

　　同样在亚洲，在阿富汗人及其他人中间也有“农村公社”。但是，这些地方的公社都是最近类型的公社，也可以说，是古代社会形态的最近形式。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三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4—585页。

　　这种国家政权的形式，也是由公社当时的存在形式决定的。有的地方，如在亚洲雅利安民族和俄罗斯人那里，当国家政权出现的时候，耕地还是公社为共同的利益耕种的，或者只是在一定时间内交给各个家庭使用，因而还没有产生土地私有制，在这样的地方，国家政权便以专制政体的形式出现。相反的，在德意志人侵占的罗马领土上，我们看到，耕地和草地的各个份地，已成为自主地，成为占有者只需负担普通的马尔克赋役的自由财产了。

　　恩格斯:《法兰克时代》( 1878年中—1882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月第2版，第259页。

　　原生态的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铁的定律只限于西欧各国，非西方国家有可能越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建立社会主义。即使同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具体形态也会各不相同现在，我的批评家可以把这个历史概述中的哪些东西应用到俄国去呢?只有这些: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制度的怀抱，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事情就是这样。但是这对我的批评家来说是太少了。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1877年10—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6页。

　　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宜�

　　“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了……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复信］》(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9页。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

　　……在英国，变革过程已经十分明显。它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大陆。在那里，它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所以，现在的统治阶级，撇开其较高尚的动机不说，他们的切身利益也迫使他们除掉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
轻分娩的痛苦。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

　　年7月2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8—10页。

　　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1877年10—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4页。

　　“ 农业公社” 的构成形式只能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
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
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
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4—575页。

　　从理论上说，俄国“农村公社”可以通过发展它的基础即土地公有制和消灭它也包含着的私有制原则来保存自己；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它能够不经历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制度单纯从它可能延续的时间来看，在社会生活中是微不足道的)而占有资本主义生产使人类丰富起来的那些成果。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6页。

　　由此可见，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没有提供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供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复信］》(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0页。

　　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唯一的欧洲国家。它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同时，它也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地块个体耕作转化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

　　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有助于他们从小地块劳动向合作劳动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8]，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

　　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的俄国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难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么?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 1881年2月18日—3月8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1页。

　　我的回答是:在俄国，由于各种独特情况的结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1页。

　　俄国的“农业公社”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造成它的软弱性，从各方面来看对它都是不利的。这就是它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并不到处都是这种类型的公社的内在特征，但是，在有这一特征的地方，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就使一种或多或少集权的专制制度凌驾于公社之上。俄罗斯北部各公国的联合证明，这种孤立性在最初似乎是由于领土辽阔而形成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又由于蒙古人入侵以来俄国遭到的政治命运而加强了。在今天，这个障碍是很容易消除的。也许只要用各公社自己选出的农民代表会议代替乡这一政府机关就行了，这种会议将成为维护它们利益的经济机关和行政机关。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5页。

　　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而且，政府和“社会新栋梁”正在尽一切可能准备把群众推入这一灾祸之中。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2页。

　　《共产党宣言》[9]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 1882年1月21 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页。

　　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规律的共同性和实际进程的多样性

资本主义“自然规律”的共同性和各国进程的特殊性

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

　　年7月2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8页。

　　描述不列颠王国无产阶级的境况的典型形式，特别在目前对德国来说是具有极其巨大的意义的。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比起任何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都更加是从理论前提出发的，因为我们，德国的理论家们，对现实世界了解得太少，以致现实的关系还不能直接推动我们去改造这个“丑恶的现实”。在公开拥护这种改造的人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通过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克服而走向共产主义的。关于无产阶级的真实境况我们知道得这样少，甚至连善意的“劳动阶级状况改进协会”(而我们的资产阶级现在就在这些协会里对社会问题大肆歪曲)都经常把那些关于工人状况的最可笑最庸俗的见解作为根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德国人比任何人都缺乏实际知识。虽然德国无产阶级的境况还没有像英国那样典型，但是我们的社会制度到底是相同的；而且除非民族的理智及时地采取了为整个社会制度打下新基础的措施，这种社会制度的出现迟早会达到和北海彼岸同样尖锐的地步。在英国造成无产阶级贫困和受压迫的那些根本原因，在德国也同样存在，而且照这样下去也一定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同时，对英国的灾难的揭露将推动我们去揭露我们德国的灾难，而且还会给我们一个尺度来衡量我们的灾难以及在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骚动中所暴露出来的危险，这种危险从这一方面直接威胁着德国的安宁。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序言

　　年3月1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79—280页。

　　但是，英国现在已经度过了我所描写的这个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而其他国家则刚刚进入这个时期。法国、德国、尤其是美国，这些可怕的敌手，它们如同我在1844年所预见的那样，正在日益摧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它们的工业比英国的工业年轻，但是其成长却迅速得多，现在已经达到与1844年英国工业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拿美国来比较，情况特别明显。当然，美国工人阶级所处的外部环境很不相同，但毕竟都是同样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所以产生的结果虽然不是在各方面都相同，却仍然属于同一性质。正因为如此，在美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争取缩短并从法律上确定工作日，特别是工厂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时间的斗争；我们也发现极其盛行的实物工资制和农村地区的小宅子制，“老板”、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就利用这些制度作为统治工人的手段。1886年，当我读到美国报纸上关于康乃尔斯维尔区宾夕法尼亚矿工大罢工的报道时，我简直就像在读我自己描写年英格兰北部煤矿工人罢工的文字一样[10]。同样是用假尺假秤来欺骗工人，同样是实行实物工资制，同样是资本家企图用最后的但是致命性的手段，即把工人赶出他们所住的属于矿山管理处的房屋，来压制矿工们的反抗。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2版序言( 1892年7月21 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69—370页。

　　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做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23页。

　　在研究德国历史(它完全是一部苦难史)时，我始终认为，只有拿法国的相应的时代来作比较，才可以得出正确的标准，因为那里发生的一切正好和我们这里发生的相反。那里是封建国家的各个分散的成员组成一个民族国家，我们这里恰好是处于最严重的衰落时期。那里的整个发展过程中贯穿着罕见的客观逻辑，我们这里则表现出不可救药的，而且越来越不可救药的紊乱。在那里，在中世纪，英国征服者是外国干涉的代表，帮助普罗旺斯族反对北法兰西族。对英国人的战争可说是三十年战争，但是战争的结果是外国干涉者被驱逐出去和南部被北部征服。随后是中央政权同依靠国外领地、起着勃兰登堡—普鲁士所起作用的勃艮第藩国的斗争，但是这一斗争的结果是中央政权获得胜利和民族国家最后形成。在我们这里，当时恰好是民族国家彻底瓦解(如果神圣罗马帝国范围内的“德意志王国”可以称为民族国家的话)，德国领土开始大规模被掠夺。这对德国人说来是极其令人羞愧的对照，但是正因为如此就更有教益，自从我们的工人重新又使德国站在历史运动的前列以来，我们对过去的耻辱就稍微容易忍受了。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兰茨·梅林》( 1893年7月1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60—661页。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不同途径:暴力革命或自我扬弃、和平长入

　　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由于为别人生产财富、为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它也执行着私有财产由于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无产阶级在获得胜利时，无论如何决不会因此成为社会的绝对方面，因为它只有消灭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到那时，无产阶级本身以及制约着它的对立面——私有财产都会消失。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61页。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6页。

　　巴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逼迫下发动了六月起义。单是这一点已注定无产阶级要失败。既不是直接的、公开承认的要求驱使无产阶级想用武力推翻资产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已经到了有能力解决这个任务的地步。《通报》只得正式向无产阶级挑明，共和国认为有必要对它的幻想表示尊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并且只有它的失败才使它确信这样一条真理: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只要企图加以实现，就会成为罪行。于是，原先无产阶级想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浮夸而实质上琐碎的，甚至还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要求，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1849年底—1850年3月底和1850年10月—11月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03—104页。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

　　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统治。

　　我们已经看到，至今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但是，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勉强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成员的地位，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做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求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的统治下生存下去了，就是说，它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

　　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2—43页。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也就是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无法持续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12]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

　　但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征收高额累进税。

　　废除继承制。

　　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按照共同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13]逐步消灭。

　　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53页。

　　现代工业的发展本身一定会越来越有利于资本家而有害于工人，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提高而是降低工资的平均水平，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使劳动的价值降到它的最低限度。这种制度下的实际情况的趋势既然如此，那么，这是不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放弃对资本的掠夺行为的反抗，停止利用偶然的时机使生活暂时改善的尝试呢?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就会沦为一群听天由命的、不可挽救的可怜虫。我想我已经说过:他们为工资水平而进行的斗争，同整个雇佣劳动制度有密切的联系；他们为提高工资所做的努力，在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都只是为了维持现有的劳动价值；他们必须就劳动价格与资本家讨价还价，因为他们已经把自己当做商品出卖了。他们在和资本的日常冲突中如果畏缩让步，他们就没有资格发动更大的运动。

　　同时，即使不谈雇佣劳动制度中所包含的一般奴隶状态，工人阶级也不应夸大这一日常斗争的最终效果。他们不应当忘记:在日常斗争中他们反对的只是结果，而不是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他们延缓下降的趋势，而不是改变它的方向；他们服用止痛剂，而不祛除病根。所以他们不应当只局限于这些不可避免的、因资本永不停止的进攻或市场的各种变动而不断引起的游记式的搏斗。他们应当懂得:现代制度给他们带来一切贫困，同时又造成对社会进行经济改造所必需的种种物质条件和社会形式。他们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 1865年5月20日—6月24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7—78页。

　　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73—874页。

　　在不否定您由此得出的进一步结论的情况下，我从我自己的前提出发将进一步作出下面的结论。人类的生产在一定的阶段上会达到这样的高度:能够不仅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且生产奢侈品，即使最初只是为少数人生产。这样，生存斗争——我们暂时假定这个范畴在这里是有效的——就变成为享受而斗争，不再是单纯为生存资料而斗争，而是为发展资料，为社会地生产出来的发展资料而斗争，对于这个阶段，来自动物界的范畴就不再适用了。但是，如果像目前这样，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所生产出来的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远比资本主义社会所能消费的多得多，因为这种生产人为地使广大真正的生产者同这些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相隔绝；如果这个社会由于它自身的生存规律而不得不继续扩大对它来说已经过大的生产，并从而周期性地每隔10年不仅毁灭大批产品，而且毁灭生产力本身，那么，“生存斗争”的空谈还有什么意义呢?于是生存斗争的含义只能是，生产者阶级把生产和分配的领导权从迄今为止掌握这种领导权但现在已经无力领导的那个阶级手中夺过来，而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恩格斯:《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1875年11月12—17 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12页。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74页。

　　在利息为5%的时候，资本不会用于修建新的公路、运河和铁路，除非这些工程能带来相应大的利润；但是，在利息只有4%或3%的时候，资本就会投到这些改良事业中去，虽然它只能得到相对说来比较低的利润。大的改良事业由股份公司来承办，这是利润率下降的自然结果。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后半部分(大约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版，第236页。

　　股份公司的成立。由此

　　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同时，这种以前曾经是政府企业的那些企业，变成了社会的[15]企业。

　　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

　　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单纯的货币资本家。因此，即使后者所得的股息包括利息和企业主的收入，也就是包括全部利润(因为经理的薪金只是，或者应该只是某种熟练劳动的工资，这种劳动的价格，同任何别种劳动的价格一样，是在劳动市场上调节的)，这全部利润仍然只是在利息的形式上，即作为资本所有权的报酬获得的。而这个资本所有权这样一来现在就同现实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完全分离，正像这种职能在经理身上同资本所有权完全分离一样。因此，利润(不再只是利润的一部分，即从借入者获得的利润中理所当然地引出来的利息)表现为对他人的剩余劳动的单纯占有，这种占有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生产资料已经转化为资本，也就是生产资料已经和实际的生产者相异化，生产资料已经作为他人的财产，而与一切在生产中实际进行活动的个人(从经理一直到最后一个短工)相对立。

　　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相互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再生产过程中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发表于1894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94—495页。

　　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明显地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发表于1894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97页。

　　把股份制度——它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随着它的扩大和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也在同样的程度上消灭着私人企业——撇开不说，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他人的财产，从而他人的劳动的权利[16]。对社会资本而不是对自己资本的支配权，使他取得了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因此，一个人实际拥有的或公众认为他拥有的资本本身，只是成为信用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在这里，一切尺度，一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多少还可以站得住脚的辩护理由都消失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发表于1894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97—498页。

　　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

　　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工厂制度，合作工厂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同样，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厂也不可能发展起来。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同样，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国家规模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做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发表于1894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99页。

　　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造成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发表于1894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500页。

　　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产阶级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以便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使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经营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 1877年6月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60页。

　　在那一章的末尾，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趋势被归结成这样:“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由于自然变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1877年10—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2版，第465页。

　　这里表现出了资本的那种使它不同于以往一切生产阶段的全面趋势。尽管按照资本的本性来说，它本身是狭隘的，但它力求全面地发展生产力，这样就成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前提，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不是为了再生产一定的状态或者最多是扩大这种状态而发展生产力，相反，在这里生产力的自由的、无阻碍的、不断进步的和全面的发展本身就是社会的前提，因而是社会再生产的前提；在这里唯一的前提是超越出发点。这种趋势是资本所具有的，但同时又是同资本这种狭隘的生产形式相矛盾的，因而把资本推向解体，这种趋势使资本同以往的一切生产方式区别开来，同时意味着，资本不过表现为过渡点。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V－28］都由于财富的发展，或者同样可以说，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没落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选》(大约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9—170页。

　　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因此，资本缩减必要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以便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因此，越来越使剩余劳动时间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条件——生死攸关的问题。一方面，资本唤起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唤起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一切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资本想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这样创造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限制在为了把已经创造的价值作为价值来保存所需要的限度之内。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对于资本来说仅仅表现为手段，仅仅是资本用来从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但是，实际上它们是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后半部分(大约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版，101页。

　　现在有人因为害怕恢复反社会党人法，因为回想起在这项法律统治下发表的一些草率的言论，就忽然认为，德国目前的法律状况就足以使党通过和平方式实现自己的一切要求。他们力图使自己和党相信，“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而不去考虑，与此同时这个社会是否还要像虾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须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破壳而出，并且必须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是否除此之外，这个社会在德国就无须再炸毁那还是半专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乱得不可言状的政治制度的桎梏。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英国报纸上每天都在谈论即将赎买王朝的问题，这个王朝在人民的意志面前是软弱无力的。

　　但是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要这样做，而且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宣布要这样做，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盖那赤裸裸的东西。

　　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 1891年6月18—29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13—414页。

　　由于每个国家工人阶级的各种队伍和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所处的发展条件极不相同，它们目前所达到的发展阶段也不一样，因此它们反映实际运动的理论观点也必然各不相同。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 1869年3月9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2月第1版，第393页。

　　毫无疑问，美国工人阶级的最终纲领，应该而且一定会基本上同整个战斗的欧洲工人阶级现在所采用的纲领一样，同德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一样。在这方面，这个党必须在运动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它不能期待美国人向自己靠拢。它是少数，又是移民，因此，应当向绝大多数本地的美国人靠拢。

　　恩格斯:《美国工人运动》( 1887年1月2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22—323页。

　　五)共产主义社会

　　生产力高度发展和脑体分工的消除是发展到共产主义阶段的必要条件

　　社会的现实财富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不断扩大的可能性，并不是取决于剩余劳动时间的
长短，而是取决于剩余劳动的生产率和进行这种剩余劳动的生产条件的优劣程度。事实
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
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
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
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
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
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
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
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
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
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
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发表于1894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28—929页。

　　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17]。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在国家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0—571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442页。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是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这种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以及和它有关的其他一切科学的发展，又和物质生产的发展相适应。)…………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的，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关于机器体系所说的这些情况，同样适用于人类活动的结合和人类交往的发展。)这里已经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VII—3］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中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

　　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要消灭关系对个人的独立化、个性对偶然性的屈从、个人的私人关系对共同的阶级关系的屈从等等，归根到底都要取决于分工的消灭。我们也曾指出，只要交往和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这样普遍的程度，以致私有制和分工变成了它们的桎梏的时候，分工才会消灭。我们还曾指出，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因为现存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是全面的，所以只有全面发展的个别人才可能占有它们，即才可能使它们变成自己的自由的生活活动。我们也曾指出，现代的个人必须去消灭私有制，因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它们在私有制的统治下竟成了破坏力量，同时还因为阶级对立达到了极点。最后，我们曾指出，私有制和分工的消灭同时也就是个人在现代生产力和世界交往所建立的基础上的联合。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即在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中，这种发展正是取决于个人间的联系，而这种个人间的联系则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即经济前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因此，这里谈的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个人，而决不是任何偶然的个人，至于不可避免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它本身就是个人自由发展的共同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16页。

　　随同人，我们进入了历史。动物也有一部历史，即动物的起源和逐渐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状态的历史。但是这部历史对它们来说是被创造出来的，如果说它们自己也参与了创造，那也是不自觉和不自愿的。相反，人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就越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未能预见的作用、未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越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越加符合。但是，如果用这个尺度来衡量人类的历史，甚至衡量现代最发达的民族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这里，预定的目的和达到的结果之间还总是存在着极大的出入。未能预见的作用占据优势，未能控制的力量比有计划运用的力量强大得多。只要人的最重要的历史活动，这种使人从动物界上升到人类并构成人的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的历史活动，即人的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也就是今天的社会生产，还被未能控制的力量的意外的作用所左右，而人所期望的目的只是作为例外才能实现，而且往往适得其反，那么情况就不能不是这样。我们在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已经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为人们服务；这样我们就无限地增加了生产，现在一个小孩所生产的东西，比以前的100个成年人所生产的还要多。而结果又怎样呢?过度劳动日益增加，群众日益贫困，每十年发生一次大崩溃。达尔文并不知道，当他证明经济学家们当做最高的历史成就加以颂扬的自由竞争、生存斗争是动物界的正常状态的时候，他对人们，特别是对他的同胞作了多么辛辣的讽刺。只有一种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历史的发展使这种社会生产组织日益成为必要，也日益成为可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开始，在这个时期中，人自身以及人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尤其是自然科学，都将突飞猛进，使已往的一切都黯然失色。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1873—1882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21—422页。

　　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不同于一切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原则之一就是下面这个以研究人的本性为基础的实际信念，即人们的头脑和智力的差别，根本不应引起胃和肉体需要的差别；由此可见，“按能力计报酬”这个以我们目前的制度为基础的不正确的原理应当——因为这个原理是仅就狭义的消费而言——变为“按需分配”这样一个原理，换句话说:活动上，劳动上的差别不会引起在占有和消费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37—638页。

　　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不言而喻，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替它们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样的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中所应承担的部分推给别人；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310—311页。

　　阶级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而迄今为止的分工方式将完全消失。因为要把工业和农
业生产提高到上面说过的水平，单靠机械和化学的辅助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相应地发展
使用这些手段的人的能力。当上个世纪的农民和工场手工业工人被卷入大工业的时候，他
们改变了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而成为完全不同的人，同样，由整个社会共同经营生产和由
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完全不同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人来。共同经营生产不
能由现在这种人来进行，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只隶属于某一个生产部门，受它束缚，听它
剥削，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只能发展自己才能的一方面而偏废了其他各方面，只熟悉整个
生产的某一个部门或者某一个部门的一部分。就是现在的工业也渐渐不能使用这样的人
了。由整个社会共同地和有计划地来经营的工业，更加需要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能够通晓
整个生产系统的人。因此，现在已被机器破坏了的分工，即把一个人变成农民、把另一个
人变成鞋匠、把第三个人变成工厂工人、把第四个人变成交易所投机者的分工，将完全消
失。教育将使年轻人能够很快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将使他们能够根据社会需要或者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将使他们摆脱现在这种
分工给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这样一来，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
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于是各个不同的阶级也必然消灭。因此，
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一方面不容许阶级继续存在，另一方面这个社会的建立
本身为消灭阶级差别提供了手段。

　　由此可见，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也将消失。从事农业和工业的将是同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单从纯粹物质方面的原因来看，这也是共产主义联合体的必要条件。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仅仅适应于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阶段，这种状态是一切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一点现在人们就已经深深地感觉到了。

　　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就是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 1847年10月底—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88—689页。

　　共产主义不是遥不可及的空想，而是改变现实的现实运动当然，我们不想花费精力[18]去启发我们的聪明的哲学家，使他们懂得:如果他们把哲学、神学、实体和一切废物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如果他们把“人”从这些词句的统治下——而人从来没有受过这些词句的奴役——解放出来，那么，“人”的“解放”也并没有前进一步；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19]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20]……［……］[21]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的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6—527页。

　　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9页。

　　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做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共产主义所造成的存在状况，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基础，它使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状况不可能发生，因为这种存在状况只不过是各个人之间迄今为止的交往的产物。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4页。

　　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成为实际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的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无神论，作为对这种非实在性的否定，已不再有任何意义，因为无神论是对神的否定，并且正是通过这种否定而设定人的存在；但是，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已经不再需要这样的中介；它是从把人和自然界看做本质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意识开始的。社会主义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扬弃为中介的积极的自我意识，正像现实生活是人的不再以私有财产的扬弃即共产主义为中介的积极的现实一样。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态。——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年4—8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96—197页。

　　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
新世界。 ……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
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

　　所以我不主张我们树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而是相反。我们应当设法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他们自己的原理。例如共产主义就尤其是一种教条的抽象概念，不过我指的不是某种想象的和可能存在的共产主义，而是如卡贝、德萨米和魏特林等人所讲授的那种实际存在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本身只不过是受自己的对立面即私有制度影响的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所以，私有制的消灭和共产主义决不是一回事；除了这种共产主义外，同时还出现了另一些如傅立叶、蒲鲁东等人的社会主义学说，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因为这种共产主义本身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一种特殊的片面的实现。

　　马克思:《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

　　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7—8页。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

　　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23]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5页。

　　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7页。

　　这种困难处境的真正原因究竟在哪里呢?小资产阶级的破产、贫富之间的鲜明的对照、商业的不景气和由此而产生的资本浪费的现象是由什么引起的呢?就是人们的利益彼此背离。我们大家辛勤劳动的目的只是为了追求一己之利，根本不关心别人的福利。可是，每一个人的利益、福利和幸福同其他人的福利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事实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不言而喻的真理。虽然我们大家都应该承认，没有自己的伙伴我们就寸步难行，应该承认仅仅是利益把我们大家联系起来，但是我们却以我们的行动来践踏这一真理，我们把我们的社会安排得好像我们的利益不但不能一致，而且还是直接对立的。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严重的错误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要消除这种悲惨的后果，就必须消灭这种错误。而共产主义就抱着这样的目的。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和人的利益并不是彼此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因而竞争就消失了。当然也就谈不到个别阶级的破产，更谈不到像现在那样的富人和穷人的阶级了。在生产和分配必要的生活资料的时候，就不会再发生私人占有的情形，每一个人都不必再单枪匹马地冒着风险企求发财致富，同样也就自然而然地不会再有商业危机了。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无论生产和消费都很容易估计。既然知道每一个人平均需要多少物品，那就容易算出一定数量的人需要多少物品；既然那时生产已经不掌握在个别私人企业主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公社及其管理机构的手里，那也就不难按照需求来调节生产了。

　　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 1845年2月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月第1版，第605页。

　　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由大工业带来的后果，是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是由于随之而来的不可遏止的竞争，是由于目前已经完全成为世界市场危机的那种日趋严重和日益普遍的商业危机，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形成和资本的积聚，是由于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共产主义作为理论，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种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 1847年9月27日前和10月3 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72页。

　　工人阶级知道，他们必须经历阶级斗争的几个不同阶段。他们知道，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只能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步完成(这是经济改造；他们不仅需要改变分配，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或者毋宁说是使目前(现代工业所造成的)有组织的劳动中存在着的各种生产社会形式摆脱掉(解除掉)奴役的锁链和它们的目前的阶级性质，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他们知道，这一革新的事业将不断地受到各种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心理的抗拒，因而被延缓、被阻挠。他们知道，目前“资本和地产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过去“奴隶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之被代替一样。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 1871年4月中—5月上半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8—199页。

　　“社会一切成员”和“平等的权利”显然只是些空话。问题的实质在于:在这个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劳动者都应当得到拉萨尔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

　　如果我们把“劳动所得”这个用语首先理解为劳动的产品，那么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

　　现在从它里面应当扣除

　　第一，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

　　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

　　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

　　从“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中扣除这些部分，在经济上是必要的，至于扣除多少，应当根据现有的物资和力量来确定，部分地应当根据概率计算来确定，但是这些扣除无论如何根据公平原则是无法计算的。

　　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另一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

　　在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第一，同生产没有直接①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

　　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一开始就会极为显着地缩减，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

　　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

　　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一开始就会显着地增加，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长。

　　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

　　只有现在才谈得上纲领在拉萨尔的影响下狭隘地专门注意的那种“分配”，就是说，才谈得上在集体中的各个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费资料。

　　……

　　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于是，“劳动所得”这个由于含义模煳就是现在也不能接受的用语，便失去了任何意义。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全部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各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的一份。他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公共基金而进行的劳动)，他根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领回来。

　　显然，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情况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是平均来说才存在，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

　　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要当做尺度来用，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做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因此，在提供的劳动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大约1875年4月底—5月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432—435页。

　　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值。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发表于1894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99页。

　　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1页。

　　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二阶段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24]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大约1875年4月底—5月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435—436页。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页。

　　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6页。

　　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7页。

　　十一　民族

　　一)民族是历史地形成的。民族内部结构和民族关系决定于各民族生产力、分工和交往关系的发展水平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0页。

　　所有的征服有三种可能。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强加于被征服的民族(例如，英国人本世纪在爱尔兰所做的，部分地在印度所做的) ；或者是征服民族让旧生产方式维持下去，自己满足于征收贡赋(如土耳其人和罗马人) ；或者是发生一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东西(日耳曼人的征服中一部分就是这样)。在所有的情况下，生产方式，不论是征服民族的，被征服民族的，还是两者混合形成的，总是决定新出现的分配。因此，虽然这种分配对于新的生产时期表现为前提，但它本身又是生产的产物，不仅是一般历史生产的产物，而且是一定历史生产的产物。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摘选》导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页。

　　相继入侵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印度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崇高的一切，从而摧毁了印度的文明。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1853年7月2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86页。

　　二)私有制和剥削阶级的存在是民族压迫和民族冲突的根源

旧社会中身居高位的人物和统治阶级只有靠民族斗争和民族矛盾才能继续执掌政权和剥削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群众，很自然，他们都把国际工人协会看作自己共向的敌人。

　　马克思:《马克思致保·拉法格》

　　年3月2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98页。

　　自古以来，一切统治者及其外交家玩弄手腕和进行活动的目的可以归结为一点:为了延长专制政权的寿命，唆使各民族互相残杀，利用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

　　恩格斯:《德国的对外政策》( 1848年7月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月第1版，第177页。

　　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只不过是最大的虚荣，它给资产阶级的种种蛮横要求罩上一件民族的外衣。沙文主义是借助常备军来使国际斗争永久化的手段，是用挑拨本国的生产者反对另一国生产者弟兄的办法以压服本国生产者的手段，是阻挠工人阶级的国际合作的手段，而这种合作是工人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 1871年4月中—5月上半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0页。

　　一个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其他民族的时候，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因此，只要波兰没有从德国人压迫下解放出来，德国就不可能获得解放。

　　恩格斯:《关于波兰的演说》( 1847年12月9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696页。

　　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只要俄国兵士还侵占着波兰，俄国人民就既不能获得政治解放，也不能获得社会解放。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 1874年5月—1875年4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355页。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页。

　　要使各国真正联合起来，它们就必须有一致的利益，要使它们利益一致，就必须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因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一些国家剥削另一些国家的条件；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只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也只有工人阶级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就是对民族冲突和工业冲突的胜利，这些冲突在目前使各国互相敌视。因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

　　马克思:《关于波兰的演说》( 1847年12月9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694—695页。

　　按照公有制原则结合起来的各个民族的民族特点，由于这种结合而必然融合在一起，从而也就自行消失，正如各种不同的等级差别和阶级差别由于废除了它们的基础——私有制——而消失一样。

　　恩格斯:《共产主义信条草案》( 1847年6月9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月第1版，第380页。

　　十二　历史发展的动力。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一)最后动力。直接动力。合力

　　结果就是:生产力——财富一般——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成了基础，同样，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这种基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而个人从这个基础出发的实际发展是对这一发展的限制的不断扬弃，这种限制被意识到是限制，而不是被当做神圣的界限。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联系和观念联系的全面性。由此而来的是把他自己的历史作为过程来理解，把对自然界的认识(这也作为支配自然界的实践力量而存在着)当做对他自己的现实躯体的认识。发展过程本身被设定为并且被意识到是这个过程的前提。但是，要达到这点，首先必须使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成为生产条件，不是使一定的生产条件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选》(大约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1—172页。

　　如果说在16世纪，部分地说直到17世纪，商业的突然扩大和新世界市场的形成，对旧生产方式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那么，这种情况反过来是在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生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发表于1894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371页。

　　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
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
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
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
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
地，直接地或以意识形态的形式，甚至以被神圣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
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
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4页。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6页。

　　至于我们，那么，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 1879年9月16—18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84页。

　　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1页。

　　当某一个国家内部的国家权力同它的经济发展处于对立地位的时候，——直到现在，几乎一切政治权力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都是这样，——斗争每次总是以政治权力被推翻而告终。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和无情地为自己开辟道路，最近这方面最显着的例子，就是我们已经提到的法国大革命。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91页。

　　年的革命，同它以前的许多次革命一样，有着奇特的命运。正是那些把这次革命镇压下去的人，如卡尔·马克思常说的，变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路易—拿破仑不得不建立独立而统一的意大利，俾斯麦不得不在德国实行某种根本的改革，不得不恢复匈牙利的某种程度的独立，而英国的工厂主们也没有任何更好的办法，只有赋予人民宪章以法律效力。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2版序言( 1892年7月21 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74页。

　　不同阶级的这种联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向来是一切革命的必要条件，却不能持久，一切革命的命运都是如此。当战胜共同的敌人之后，战胜者之间就要分成不同的营垒，彼此兵戎相见。正是旧的复杂的社会机体中阶级对抗的这种迅速而剧烈的发展，使革命成为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正是新的党派的这种不断的迅速成长，一个接替一个掌握政权，使一个民族在这种剧烈的动荡时期5年就走完在普通环境下100年还走不完的途程。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1851年8月17日—1852年9月23 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83页。

　　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实现事业本身，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是必需的，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3页。

　　但是最容易理解的语言是农民阶级在行使选举权时所获得的经验本身，是农民阶级在革命的急剧发展进程中接连遭到的失望。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1849年底—1850年3月底和1850年10月—11月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1页。

　　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在英国，这些因素在17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61页。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恩格斯:《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 1890年9月21—2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2—593页。

　　我们把经济条件看做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而是说，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例如，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自由贸易、好的或者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甚至德国庸人的那种从1648—1830年德国经济的可怜状况中产生的致命的疲惫和软弱(最初表现为虔诚主义，尔后表现为多愁善感和对诸侯贵族的奴颜婢膝)，也不是没有对经济起过作用。这曾是重新振兴的最大障碍之一，而这一障碍只是由于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把慢性的穷困变成了急性的穷困才动摇了。所以，并不像人们有时不加思考地想象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是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

　　恩格斯:《恩格斯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 1894年1月2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68页。

　　二)最后动力、直接动力和合力怎样促成了西欧封建社会解体

当居于统治地位的封建贵族的疯狂争斗的喧嚣充塞着中世纪的时候，被压迫阶级的静悄悄的劳动却在破坏着整个西欧的封建制度，造成封建主的地位日益削弱的局面。固然，在农村里贵族老爷们还是作威作福，……但是，周围已经兴起了城市:……在这些城墙和城壕的后面，发展了中世纪的手工业(十足行会的和小规模的)，积累起最初的资本，产生了城市相互之间和城市与外界之间商业来往的需要，而与此同时，也逐渐产生了保护商业来往的手段。

　　在15世纪，城市市民在社会中已经比封建贵族更为不可或缺。诚然，农业仍旧是广大居民的营生，因而是主要的生产部门。……贵族越来越成为多余并且阻碍着发展，而城市市民却成为体现着进一步发展生产、贸易、教育、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阶级了。

　　……但是不管手工业以及经营手工业的市民多么弱小，多么受限制，他们还是有足够的力量来变革封建社会；他们至少一直在前进，而贵族却是停滞不动的。

　　……

　　现在所有这一切都完全改变了。货币重新成为普遍的交换手段，因而货币量大大增加。贵族没有货币也不行了。但是，因为他们很少有或者说没有东西可卖，再加上这时掠夺也完全不再那么容易，所以他们不得不决定向城市的高利贷者借贷。骑士的城堡在被新式火炮轰开以前很久，就已经被货币破坏了。实际上，火药可以说只是为货币服务的法警而已。货币是市民阶级的巨大的政治平衡器。凡是在货币关系排挤了人身关系、货币贡赋排挤了实物贡赋的地方，封建关系就让位于资产阶级关系。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村中继续存在着古老朴拙的自然经济，但是已经有整个地区，例如在荷兰、比利时和下莱茵，农民都向主人缴纳货币，而不是徭役租和实物租了；在那里，主与奴在向地主与佃农的过渡中已经迈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因而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在农村中也丧失了它的社会基础。

　在15世纪末，货币已经把封建制度破坏和从内部侵蚀到何等程度，从西欧在这一时期
被黄金热所迷这一点看得很清楚。 ……这种到远方去冒险寻找黄金的渴望，虽然最初是以
封建和半封建形式实现的，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已经与封建主义不相容了， ……
因此，在15世纪时，封建制度在整个西欧都处于十分衰败的状态。在封建地区中，到
处都楔入了有反封建的要求、有自己的法和武装的市民的城市；它们通过货币，已经在一
定程度上使封建主在社会方面甚至有的地方在政治方面从属于自己； ……无论是城市或农
村，到处都增加了这样的居民，他们首先要求结束连绵不断毫无意义的战争，停止那种总
是引起内战——甚至当外敌盘踞国土时还在内战——的封建主之间的争斗，结束那种不间
断地延续了整个中世纪的、毫无目的的破坏状态。这些居民本身还过于软弱，不能实现自
己的愿望，所以就向整个封建制度的首脑即王权寻求有力的支持。在这里，我们就从探讨
社会关系进入探讨国家关系，从经济方面转到政治方面来了。
……
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王权在混乱中
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 Nation)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
在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的一切革命因素都依赖王权，正像王权依赖他们一样。 ……

　　在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的一切革命因素都依赖王权，正像王权依赖他们一样。……无论国王或市民，都从新兴的法学家等级中找到了强大的支持。随着罗马法被重新发现，教士即封建时代的法律顾问和非宗教界的法学家之间出现了分工。不言而喻，这批新的法学家一开始在实质上就属于市民等级；而且，他们本身所学的、所教的和所应用的法律，按其性质来说实质上也是反封建的，在某些方面还是市民阶级的。罗马法是纯粹私有制占统治的社会的生活条件和冲突的十分经典性的法律表现，以致一切后来的立法都不能对它做任何实质性的修改。……

　　……

　　我们已经看到，在中世纪后期的社会中，封建贵族是怎样在经济方面开始成为多余，甚至成为障碍；它是怎样在政治上也已阻碍城市的发展，阻碍当时只有在君主制形式中才有可能存在的民族国家的发展。尽管如此，还是有一种情况在维持着封建贵族:直到此时为止他们仍然保持着军事上的垄断地位，没有他们就不能进行战争，一仗也不能打。这种局面也必须改变，应该采取最后步骤向封建贵族表明:他们统治社会和国家的时期结束了，他们的骑士身份再也没有用了，即使在战场上也是如此。

　　……从14世纪初起，国王们就力图摆脱这种封建军队，建立自己的军队。……同时，在城市和在自由农民中间(在还保留着自由农民或重新出现自由农民的地方)，形成了建立能征善战的步兵的基本条件。……

　　……

　　后来，同样在14世纪，阿拉伯人把火药和大炮经过西班牙传到了欧洲。……重炮却已经多次打穿骑士城堡的无掩蔽的石墙，向封建贵族宣告:他们的统治随着火药的出现而告终了。

　　印刷术的推广，古代文献研究的复兴，从1450年起日益强大和日益普遍的整个文化运动，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市民阶级和王权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

　　所有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由于这些原因日益增强的、越来越朝同一方向发展的相互影响，这种共同作用也逐年增强)，在15世纪下半叶就决定了对封建制度的胜利，尽管这还不是市民阶级的胜利，而是王权的胜利。

　　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 1884年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5—224页。

　　三)劳动大众的态度决定历史的结局。得到劳动大众拥戴或认可的领袖人物能在历史创造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7页。

　　在群众以外的进步之敌恰恰是独立存在的、具有自己的生命的、群众的自轻自贱、自暴自弃和自我外化的产物。所以，群众用反对他们的自轻自贱的独立存在的产物的办法来反对他们本身的缺点，就像一个人用反对上帝存在的办法来反对他自己的宗教热忱一样。但是，因为群众的这些实际的自我外化以外在的方式存在于现实世界中，所以群众必须同时以外在的方式同它们进行斗争。群众决不会把自己的自我外化的这些产物仅仅看做观念的幻影，看做自我意识的单纯的外化，同时也不想通过纯粹内在的唯灵论的活动来消灭物质的外化。早在1789年路斯达洛编辑的刊物上就有过这样的警句“伟人们在我们看来显得伟大，

　　只是因为我们跪着。

　　让我们站起来吧!”

　　但是，要想站起来，仅仅在思想中站起来，而让用思想所无法摆脱的那种现实的、感性的枷锁依然套在现实的、感性的头上，那是不够的。可是，绝对的批判从黑格尔的《现象学》中至少学会了这样一种技艺，即把存在于我身外的现实的、客观的链条转变成纯观念的，纯主观的、只存在干我身内的链条，因而也就把一切外在的感性的斗争都转变成纯粹的思想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1844年9—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8页。

　　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能够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55页。

　　在两分钟之内这个天才的头脑就停止了思考，而这正是发生在医生们给了我们最大的希望的时候。这个人(指马克思——编者注)在理论方面，而且在一切紧要关头也在实践方面，对我们究竟有多么大的意义，这只有同他经常在一起的人才能想象得出。他的广阔的眼界将同他一起长久地从舞台上消逝。这种眼界是我们其余的人所达不到的。运动必将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但是已经缺少那种沉着的、及时的、深思熟虑的指导了，这种指导到现在为止曾多次使它避免在歧路上长期徘徊。

　　恩格斯:《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1883年3月1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0—501页。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问题。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没有拿破仑这个人，他的角色就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恺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么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则表明，人们已经在这方面作过努力，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发现这一观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定被发现。

　　恩格斯:《恩格斯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 1894年1月2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69页。

　　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是一些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给资产阶级的现代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没有市民局限性。相反，这些人物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那种勇于冒险的时代特征。那时，几乎没有一个着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好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莱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种不同分支中都有重要的发现。阿尔布雷希特·丢勒是画家、铜版凋刻家、凋塑家、建筑师，此外还发明了一种筑城学体系，这种筑城学体系已经包含了一些在很久以后又被蒙塔朗贝尔和近代德国筑城学采用的观念。马基雅弗利是政治家、历史编纂学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着作家。路德不但清扫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清扫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并且创作了成为16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的词和曲。那个时代的英雄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而分工所产生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响，在他们的后继者那里我们是常常见到的。而尤其突出的是，他们几乎全都置身于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意气风发，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有人用舌和笔，有人用剑，有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他们具有成为全面的人的那种性格上的丰富和力量。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二流或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1873—1882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09—410页。

　　意大利是典型之邦。自从现代世界的曙光在那里升起的那个伟大时代以来，它产生过许多伟大人物，从但丁到加里波第，他们是无与伦比的完美的典型。

　　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序言( 1894年10月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24页。

　　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

　　如果我拿这种论据来反对最顽固的反权威主义者，那他们就只能给我如下的回答:“是的!这是对的，但是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我们赋予我们的代表以某种权威，而是某种委托。”这些先生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

　　这些深奥的思想家，简直是拿世界开玩笑。

　　这样，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形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都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而不管社会组织以及生产和产品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是怎样的。

　　恩格斯:《论权威》( 1872年10月—1873年3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337页。

　第三部分有关实证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部分论述

　十三以科学理论为指引，在翔实的史实基础上作出结论

(一)不要以理论作为研究前提，而要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
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研究的前提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6页。

　　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在这方面不得不多少费些时间。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1859年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93—594页。

　　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势，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 1873年1月2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1—22页。

　　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做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摘选》导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页。

　　为了给社会主义理论，同时给那些认为社会主义理论有权存在的见解提供坚实的基础，为了肃清pro et contra［赞成和反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切空想和臆造，研究无产阶级的境况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只有在大不列颠，特别是在英国本土，无产阶级的境况才具有完备的典型的形式；而且也只有在英国，才能搜集到这样完整的并为官方的调查所证实了的必要材料，这正是对这个问题进行稍微详尽的阐述所必需的。

　　我有机会在二十一个月内从亲身的观察和亲身的交往中直接研究了英国的无产阶级，研究了他们的要求、他们的痛苦和快乐，同时又以必要的可靠的材料补充了自己的观察。

　　这本书里所叙述的，都是我看到、听到和读到的。我的观点和我所引用的事实都将遭到各方面的攻击和否定，特别是当我的书落到英国人手里的时候，这一点我是早有准备的。我也知道得很清楚，在这本书里，人们可以给我指出一些无关紧要的不确切的地方。要知道，在研究一个需要全面论证的庞大题目时，这种情况就是英国人也难以避免，更何况像我这样考察一切工人的状况的着作，连英国本国也还没有出过一本。但是我要毫不迟疑地向英国资产阶级挑战:让他们根据像我所引用的这样可靠的证据，指出哪怕是一件多少能影响到我的整个观点的不确切的事实吧。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序言》( 1845年3月1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278—279页。

　　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38页。

　　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要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1]；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构想出种种联系塞到事实中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而且这些联系一经发现，就要尽可能从经验上加以证明。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1873—1882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40页。

　　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

　　恩格斯:《恩格斯致爱德华·皮斯》( 1886年1月2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48页。

　　在判断当前发生的各个事件和一系列事件时，人们总是不能追溯到最终的经济原因。甚至在今天已经有相应的专业报刊提供这样丰富的材料的时候，即使在英国都还没有可能逐日考察工业和世界市场贸易的进程以及生产方法中发生的变化，从而对这些十分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因素随时作出全面的总结，更何况其中那些最重要的因素，在还没有突然有力地显露出来以前，大部分都是长时期处于隐蔽作用状态。某一个时期的经济史的清晰的概况，决不会在当时就得到，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整理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在这里，统计是必要的辅助手段，而统计总是落在事件之后。因此，在研究当前的事件时，往往不得不把这个最重要的因素看做是固定的，把所研究的时期开始时存在的经济状况看做是在整个时期内不变的，或者只考虑这个状况中那些从现有的明显事件本身产生出来因而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变化。所以，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这里就往往只限于把政治冲突归结为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而把各个政党看做是这些阶级以及阶级集团的大体相应的政治表现。

　　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1895年2月14日—3月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2—535页。

　　罗马军队只沿着不多几条行军路线进入到大日耳曼尼亚腹地，而且时间不长，即使那时也仅仅达到易北河。在塔西佗时代以前，商人和其他旅行家到这里来的也很少，并且都没有深入内地。关于这个地方及其居民的报道如此贫乏和矛盾，是不足为奇的。令人惊讶的，倒是我们居然还有这么多的可靠史料。

　　在这些史料中，那两位希腊地理学家的着作，也只有在得到完全证实的情况下才能无条件地加以利用。这两个人都是死啃书本的学者，现今大部分都已散失的材料的收集者，并且按照他们的方式和方法来说也是这些材料的考证整理人。他们没有对这个地方的阅历。斯特拉本竟然认为，那条罗马人十分熟悉的利珀河不是流入莱茵河，而是和埃姆斯河与威悉河平行流入北海。他相当诚实地承认，易北河彼岸的地区他是完全不熟悉的。他依靠那种使人经常想起本世纪初的朴素的理性主义，来解决他史料的矛盾和自己的疑问；而科学的地理学家托勒密，却企图把他史料中所述及的各个德意志部落，配置到自己地图上确定不移的经纬网中精密计算出来的位置上去。不管托勒密的全部着作对当时来说是如何辉煌，但他的日耳曼尼亚的地理却是误人不浅[2]。第一，他所利用的资料大多是不确切和矛盾百出的，往往根本就是错误的。第二，他的地图画得不对，河流和山脉大部分完全画错了。就好像有那么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柏林地理学家，在1820年前后，认为自己有责任把非洲地图上的空白填补起来，于是就调和了从莱奥(阿非利加的)以来一切史料中的报道，替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安排确定的走向，替每一个民族安排确切的居处。这种要做不可能做到的事的企图，必然使他所利用的史料错上加错。

　　恩格斯:《论德意志人的古代历史》( 1878年中—1882年8月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第2版，第241—242页。

　　二)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当我们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察某一国家的时候，我们从该国的人口，人口的阶级划分，人口在城乡、海洋、在不同生产部门的分布，输出和输人，全年的生产和消费，商品价格等开始。

　　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

　　如果我，例如，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

　　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

　　第一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例如，17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

　　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因此，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举例来说，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如交换价值，是以人口即在一定关系中进行生产的人口为前提的；也是以［M－15］某种家庭、公社或国家等为前提的。交换价值只能作为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既定整体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而存在。相反，作为范畴，交换价值却有一种洪水期前的存在。因此，在意识看来(而哲学意识就是被这样规定的:在它看来，正在理解着的思维是现实的人，而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才是现实的世界)，范畴的运动表现为现实的生产行为(只可惜它从外界取得一种推动)，而世界是这种生产行为的结果；这——不过又是一个同义反复——只有在下面这个限度内才是正确的: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

　　但是，这些简单的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以前是否也有一种独立的历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呢?要看情况而定。例如，黑格尔论法哲学，是从占有开始，把占有看做主体的最简单的法的关系，这是对的。但是，在家庭或主奴关系这些具体得多的关系之前，占有并不存在。相反，如果说存在着还只是占有，而没有所有权的家庭和部落整体，这倒是对的。所以，同所有权相比，这种比较简单的范畴，表现为比较简单的家庭团体或部落团体的关系。它在比较高级的社会中表现为一个发达的组织的比较简单的关系。但是那个以占有为关系的比较具体的基础总是前提。可以设想一个孤独的野人占有东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占有并不是法的关系。说占有在历史上发展为家庭，是错误的。占有倒总是以这个“比较具体的法的范畴”为前提的。但是，不管怎样总可以说，简单范畴是这样一些关系的表现，在这些关系中，较不发展的具体已经实现，而那些通过较具体的范畴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较多方面的联系或关系还没有产生；而比较发展的具体则把这个范畴当做一种从属关系保存下来。在资本存在之前，银行存在之前，雇佣劳动等存在之前，货币能够存在，而且在历史上存在过。因此，从这一方面看来，可以说，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M－16］历史过程。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摘选》导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4—26页。

　　三)逻辑和历史的统一

　　经济学家们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蒲鲁东先生有了这些完全形成的范畴，他想给我们说明所有这些范畴、原理、规律、观念、思想的形成情况和来历。

　　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由于蒲鲁东先生把这些关系看成原理、范畴和抽象的思想，所以他们只要把这些思想(它们在每一篇政治经济学论文末尾已经按字母表排好)编一下次序就行了。经济学家的材料是人的生动活泼的生活；蒲鲁东先生的材料则是经济学家的教条。但是，既然我们忽略了生产关系(范畴只是它在理论上的表现)的历史运动，既然我们只想把这些范畴看做是观念、不依赖现实关系而自生的思想，那么，我们就只能到纯粹理性的运动中去找寻这些思想的来历了。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598—599页。

　　当蒲鲁东先生谈到理性中的系列即范畴的逻辑顺序的时候，他肯定地说，他不是想论述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即蒲鲁东先生所认为的范畴在其中出现的历史顺序。他认为那时一切都在理性的纯粹以太中进行。一切都应当通过辩证法从这种以太中产生。

　　现在当实际应用这种辩证法的时候，理性对他来说却不存在了。蒲鲁东先生的辩证法背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于是蒲鲁东先生只得承认，他用以说明经济范畴的次序不再是这些经济范畴相互产生的次序。经济的进化不再是理性本身的进化了。

　　那么，蒲鲁东先生给了我们什么呢?是现实的历史，即蒲鲁东先生所认为的范畴在时间次序中出现的那种顺序吗?不是。是在观念本身中进行的历史吗?更不是。这就是说，他既没有给我们范畴的世俗历史，也没有给我们范畴的神圣历史!那么，到底他给了我们什么历史呢?是他本身矛盾的历史。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07页。

　　对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既然在历史上也像在它的文献的反映上一样，大体说来，发展也是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那么，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就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线索，而且，大体说来，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这种形式表面上看来有好处，就是比较明确，因为这正是跟随着现实的发展，但是实际上这种形式至多只是比较通俗而已。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并且，写经济学史又不能撇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这就会使工作漫无止境，因为一切准备工作都还没有做。因此，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闵霞右钥疾臁�

　　我们采用这种方法，是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因而在这里是从我们所遇到的最初的经济关系出发。我们来分析这种关系。既然这是一种关系，这就表示其中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我们分别考察每一个方面；由此得出它们相互关联的性质，它们的相互作用。于是出现了需要解决的矛盾。但是，因为我们这里考察的不是只在我们头脑中发生的抽象的思想过程，而是在某个时候确实发生过或者还在发生的现实过程，因此这些矛盾也是在实践中发展着的，并且可能已经得到了解决。我们考察这种解决的方式，发现这是由建立新关系来解决的，而这个新关系的两个对立面我们现在又需要展开说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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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采用这个方法时，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逻辑的发展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因此这里插入了各种各样的例证，有的指出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现实历史进程，有的指出经济文献，以便从头追溯明确作出经济关系的各种规定的过程。对于个别的、多少是片面的或混乱的见解的批判，实质上在逻辑发展本身中已经作出了，因此可以叙述得很简略。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 1859年8月3—1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03—605页。

　　托勒密《地理学》第2卷和第3卷有关日耳曼尼亚的章节。——编者注十四　运用科学的辩证方法探寻历史现象的发展演变规律

一)从“形而上学”到“辩证法”:从研究恒定不变到研究发展演变

　　旧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方法，主要是把事物当做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它的残余还牢牢地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这种方法在当时是有重大的历史根据的。必须先研究事物，尔后才能研究过程。必须先知道一个事物是什么，尔后才能觉察这个事物中所发生的变化。自然科学中的情形正是这样。认为事物是既成的东西的旧形而上学，是从那种把非生物和生物当做既成事物来研究的自然科学中产生的。而当这种研究已经进展到可以向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即可以过渡到系统地研究这些事物在自然界本身中所发生的变化的时候，在哲学领域内也就响起了旧形而上学的丧钟。事实上，直到20世纪末，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但是在本世纪，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是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联系——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大的整体——的科学。研究植物机体和动物机体中的过程的生理学，研究单个机体从胚胎到成熟的发育过程的胚胎学，研究地壳逐渐形成过程的地质学，所有这些科学都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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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自然界也被承认为历史发展过程了。而适用于自然界的，同样适用于社会历史的一切部门和研究人类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学。在这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去证实的现实的联系，把全部历史及其各个部分都看做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这样看来，历史是不自觉地，但必然是为了实现某种预定的理想目的而努力，例如在黑格尔那里，是为了实现他的绝对观念而努力，而力求达到这个绝对观念的坚定不移的意向就构成了历史事变中的内在联系。这样，人们就用一种新的——不自觉的或逐渐自觉的——神秘的天意来代替现实的、尚未知道的联系。因此，在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通过发现现实的联系来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9—301页。

　　二)唯物辩证法取代唯心辩证法:抛开神秘的绝对精神“异化”和“复归”，探寻历史的发展演变规律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

　　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将近30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范者们，却已高兴得像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松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做一条“死狗”了。因此，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

　　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 1873年1月2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2页。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

　　而且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这些现象具有完成形式和处于一定时期内可见到的联系中的时候支配着它们的那种规律。在他看来，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他一发现了这个规律，就详细地来考察这个规律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后果……所以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社会关系的一定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为了这个目的，只要证明现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时证明这种秩序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必然性就完全够了，而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这种过渡。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做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既然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着这种从属作用，那么不言而喻，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这就是说，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

　　批判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种事实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对这种批判唯一重要的是，对两种事实进行尽量准确的研究，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尤其重要的是，对各种秩序的序列、对这些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顺序和联系进行同样准确的研究……但是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总之，经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对现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有机体像动植物有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由于这些有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就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例如，马克思否认人口规律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相反的，他断言每个发展阶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规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他只不过是极其科学地表述了任何对经济生活进行准确的研究必须具有的目的……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灭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的这本书确实具有这种价值。”

　　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谈到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 1873年1月2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0—21页。

　　……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意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近代德国哲学一开始就是以这种精神进行活动的。康德一开始他的学术生涯，就把牛顿的稳定的太阳系和太阳系经过有名的第一推动后的永恒存在变成了历史的过程，即太阳和一切行星由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过程。同时，他已经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太阳系的产生也预示着它将来的不可避免的灭亡。过了半个世纪，他的观点由拉普拉斯从数学上作出了证明；又过了半个世纪，分光镜证明了，在宇宙空间存在着凝聚程度不同的炽热的气团。

　　这种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完成了，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1]从这个观点来看，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乱七八糟的、统统应当被这时已经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所唾弃并最好尽快被人遗忘的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是要透过一切迷乱现象探索这一过程的逐步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

　　黑格尔的体系没有解决向自己提出的这个任务，这在这里没有多大关系。他的划时代的功绩是提出了这个任务。这不是任何个人所能解决的任务。虽然黑格尔和圣西门一样是当时最博学的人物，但是他毕竟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他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识的限制，其次是他那个时代的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样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但是，除此以外还有第三种限制。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他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或多或少抽象的反映，相反的，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以某种方式存在着的“观念”的现实化的反映。这样，一切都被头足倒置了，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被颠倒了。所以，不论黑格尔如何正确地和天才地把握了一些个别的联系，但由于上述原因，就是在细节上也有许多东西不能不是牵强的、造作的、虚构的，一句话，被歪曲的。黑格尔的体系作为体系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流产，但也是这类流产中的最后一次。就是说，它还包含着一个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即把人类的历史看做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在认识上是不能由于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结束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说它自己就是这种绝对真理的化身。关于自然和历史的无所不包的、最终完成的认识体系，是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但是，这么说决不排除，相反倒包含下面一点，即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取得巨大进展的。

　　一旦了解到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是完全荒谬的，那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18世纪的纯粹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简单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1—543页；恩格斯:《反杜林论》

　　年9月—1878年6月)，摘自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6—28页。

　　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49页。

　　自然科学家由于靠旧形而上学的残渣还能过日子，就使得哲学尚能苟延残喘。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本身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的废物——除了纯粹的关于思维的理论以外——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1873—1882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61页。

　　这样的读者也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简述中提到康德—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学，提到现代自然科学和达尔文，提到德国的古典哲学和黑格尔。但是，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在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即在德国[2]。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德国资产阶级的学究们已经把关于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及其创立的辩证法的记忆淹没在一种无聊的折中主义的泥沼里，这甚至使我们不得不援引现代自然科学来证明辩证法在现实中已得到证实，而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2年德文第1版序言( 1882 年9月2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95—496页。

　　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做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做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实现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

　　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我们发现了这个多年来已成为我们最好的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且德国工人约瑟夫·狄慈根不依靠我们，甚至不依靠黑格尔也发现了它。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8页。

　　所有这些过程和思维方法都是形而上学思维的框子所容纳不下的。相反，对辩证法来说，上述过程正好证明它的方法是正确的，因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自然界不是循着一个永远一样的不断重复的圆圈运动，而是经历着实在的历史。这里首先就应当提到达尔文，他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因为他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1页。

　　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宇宙空间中的运动，各个天体上较小的物体的机械运动，表现为热或者表现为电流或磁流的分子振动，化学的分解和化合，有机生命——宇宙中的每一个物质原子在每一瞬间都处在一种或另一种上述运动形式中，或者同时处在数种上述运动形式中。任何静止、任何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只有对这种或那种特定的运动形式来说才是有意义的。……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一样，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运动和物质本身一样，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正如比较早的哲学(笛卡儿)所说的:存在于宇宙中的运动的量永远是一样的。

　　因此，运动不能创造，只能转移。如果运动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如果它是自己转移的，是主动的，那么就可以把它看做是被转移的、被动的运动的原因。我们把这种主动的运动叫做力，把被动的运动叫做力的表现。因此非常明显，力和力的表现是一样大的，因为在它们两者中，实现的是同一的运动。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64页。

　　如果说，与黑格尔比较，他(指蒲鲁东——编者注)的长处是提出问题并且自愿为人类最大幸福而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他也有一个短处:当他想通过辩证的生育过程生出一个新范畴时，却毫无所获。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由于自己的矛盾本性而设定自己并自相对立的范畴，而是在范畴的两个方面中间转动、挣扎和冲撞的蒲鲁东先生。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05页。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彷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还有一些党派可能以为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要以政治上同样巨大的倒退来补充。可是我们不会认错那个经常在这一切矛盾中出现的狡狯的精灵。我们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工人也同机器本身一样，是现代的产物。在那些使资产阶级、贵族和可怜的倒退预言家惊慌失措的现象当中，我们认出了我们的勇敢的朋友好人儿罗宾，这个会迅速刨土的老田鼠、光荣的工兵——革命。

　　英国工人是现代工业的头一个产儿。他们在支援这种工业所引起的社会革命方面肯定是不会落在最后的，这种革命意味着他们的本阶级在全世界的解放，这种革命同资本的统治和雇佣奴隶制具有同样的普遍性质。

　　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 1856年4月1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0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22页。

　　我不仅把大工业看做是对抗的根源，而且也看做是解决这些对抗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创造者，当然，这种解决不可能走平静舒坦的道路。

　　马克思:《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1868年3月1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第1版，第528页。

　　蒲鲁东先生所讲的只是由竞争产生的现代垄断。但是，大家知道，竞争是由封建垄断产生的。可见，原来的竞争是垄断的对立面，并非垄断是竞争的对立面。因此，现代垄断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反题，相反的，它是一个真正的合题。

　　正题:竞争前的封建垄断。

　　反题:竞争。

　　合题:现代垄断；它既然以竞争的统治为前提，所以它就是封建垄断的否定，同时，它既然是垄断，所以就是竞争的否定。

　　因此，现代垄断，资产阶级的垄断就是综合的垄断，是否定的否定，是对立面的统一。它是纯粹的、正常的、合理的垄断。蒲鲁东先生把资产阶级的垄断当做粗野的、简陋的、矛盾的、痉挛状态的垄断，这样他就陷入了和他的哲学自相矛盾的境地。……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不仅可以找到竞争、垄断和它们的对抗，而且可以找到它们的合题，这个合题并不是公式，而是运动。垄断产生着竞争，竞争产生着垄断。垄断者彼此竞争，竞争者变成了垄断者。如果垄断者用局部的联合来限制彼此间的竞争，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要加剧；对某个国家的垄断者来说，无产者群众越增加，各国垄断者之间的竞争就越疯狂。合题就是:垄断只有不断投入竞争的斗争才能维持自己。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36—637页。

　　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诚然，这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从属关系中也是存在的。但是，只有在劳动者是自己使用的劳动条件的自由私有者，农民是自己耕种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手工业者是自己运用自如的工具的自由私有者的地方，它才得到充分发展，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获得适当的典型的形式。

　　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对自然的社会统治和社会调节，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要使它永远存在下去，那就像贝魁尔公正地指出的那样，等于“下令实行普遍的中庸”。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它的消灭，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这种剥夺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其中我们只考察了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方法。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

　　一旦这一转化过程使旧社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地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

　　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
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
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
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
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
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
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
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
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
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
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的生产经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72—875页。

　　历史方面的情形也没有两样。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土地公有制开始的。在已经越过某一原始阶段的一切民族那里，这种公有制在农业的发展进程中变成生产的桎梏。它被废除，被否定，经过了或短或长的中间阶段之后转变为私有制。但是，在土地私有制本身所导致的较高的农业发展阶段上，私有制又反过来成为生产的桎梏——目前无论小地产还是大地产方面的情况都是这样。因此就必然地产生出把私有制同样地加以否定并把它重新变为公有制的要求。但是，这一要求并不是要重新建立原始的公有制，而是要建立高级得多、发达得多的共同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决不会成为生产的束缚，恰恰相反，它会使生产摆脱束缚，并且会使现代的化学发现和机械发明在生产中得到充分的利用。

　　或者再举一个例子。古希腊罗马的哲学是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作为这样的唯物主义，它没有能力弄清思维对物质的关系。但是，弄清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引出了关于可以和肉体分开的灵魂的学说，然后引出了灵魂不死的论断，最后引出了一神教。这样，旧唯物主义就被唯心主义否定了。但是在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中，唯心主义也站不住脚了，它被现代唯物主义所否定。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2000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持久性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因此，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因此，在杜林先生只看到了“文字游戏”的地方，只要比较仔细地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某种现实的内容。

　　最后，甚至卢梭的平等说(杜林的平等说只是它的贫乏和歪曲的复写)没有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来执行助产婆的职能，也不能建立起来——而这还是黑格尔诞生前差不多20年的事。卢梭的学说远没有因此而觉得可耻，它在自己的最初的阐述中，几乎是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辩证起源的印记展示出来。人在自然和野蛮的状态中是平等的；由于卢梭已经把语言看做自然状态的歪曲，所以他完全有理由把同一物种范围所及的兽类的平等也加到这些兽人的身上，近来海克尔在分类中把这种兽人假定为Alali——没有语言的原始人。但是这些彼此平等的兽人有一种比其他兽类优越的特性，这就是趋于完善的能力，即往前发展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就成了不平等的原因。因此，卢梭把不平等的产生看做一种进步。但是这种进步是对抗性的，它同时又是一种退步。

　　“以后的＜越过原始状态的＞一切进步同样表面上是走向单个人的完善，而实际上是走向类的没落……金属加工和农业是两种技艺，它们的发明引起了这一巨大的革命＜变原始森林为耕地，但是由于财产的出现也引起了贫困和奴役＞。使人文明起来并使人类没落下去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是金和银，在哲学家看来是铁和谷物。”

　　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

　　“人民拥立国君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而不是为了毁灭自由，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且是全部国家法的基本原则。”

　　但是这些国君必然成为人民的压迫者，而且他们把压迫加重到这样的地步，使得登峰造极的不平等又重新转变为自己的反面，成为平等的原因:在暴君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说大家都等于零。

　　“这里是不平等的顶点，是封闭一个圆圈的终点，它和我们由之出发的起点相遇:在这里一切个人都是平等的，正是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是，臣民除了君主的意志以外再没有别的法律。”但是暴君只有当他拥有暴力的时候才是君主，因此当人们“驱逐他的时候，他不能抱怨暴力……暴力曾支持过他，现在暴力又推翻他；一切都按照自己的正常的自然进程进行”。

　　这样，不平等又重新转变为平等，但不是转变为没有语言的原始人的旧的自发的平等，而是转变为更高级的社会契约的平等。压迫者被压迫。这是否定的否定。

　　因此，我们在卢梭那里不仅已经可以看到那种和马克思《资本论》中所遵循的完全相同的思想进程，而且还在他的详细叙述中可以看到和马克思所使用的完全相同的整整一系列辩证的说法: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一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45—148页。

　　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随便一种方法把它毁掉。斯宾诺莎早已说过: 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即任何限定或规定同时就是否定。再说，否定的方式在这里首先取决于过程的一般性质，其次取决于过程的特殊性质。我不仅应当否定，而且还应当再扬弃这个否定。因此，我第一次否定的时候，就必须使第二次否定能够发生或者将会发生。怎样做呢?这要依每一种情况的特殊性质而定。如果我磨碎了大麦粒，如果我踩死了昆虫，那么我虽然完成了第一个行为，却使第二个行为成为不可能了。因此，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特殊的否定方式，经过这样的否定，它同时就获得发展，每一种观念和概念也是如此。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49页。

　　所有印度日耳曼语系民族都是从公有制开始的。几乎在所有这些民族那里，公有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都被废除，被否定，被私有制、封建所有制等其他形式排挤掉。对这种否定进行否定，重新建立处于更高发展阶段上的公有制，这是社会革命的任务。又如古希腊罗马哲学最初是自发的唯物主义。从这种唯物主义中产生了唯心主义、唯灵论，即唯物主义的否定，它先是采取灵魂和肉体对立的形式，后来又采取灵魂不死说和一神教的形式。这种唯灵论借助基督教普遍地传播开来。对这种否定的否定就是古代唯物主义在更高阶段上的再现，即现代的唯物主义，它和过去相比，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其理论成果的。甚至卢梭关于历史的看法也是否定的否定:原始的平等——被不平等所破坏——实现更高阶段上的平等。因此，在杜林从辩证法和思维中排除否定的否定之前，他必须先把否定的否定从自然界和历史中排除出去，……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7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357页。

　　三)承认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但必须找到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终极原因

　　对于否认因果性的人来说，任何自然规律都是假说，连用三棱镜的光谱对天体进行的化学分析也同样是假说。如果停在这里不动，那思维是何等的浅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1873—1882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84页。

　　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总画面，其中各个细节还或多或少地隐藏在背景中，我们注意得更多的是运动、转变和联系，而不是注意什么东西在运动、转变和联系。这种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最先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而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生成和消逝。但是，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方面来分别加以研究。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8—539页。

　　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马克思与他的前人的关系，正如拉瓦锡与普利斯特列和舍勒的关系一样。在马克思以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确定我们现在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价值的存在；同样也有人已经多少明确地说过，这部分价值是由什么构成的，也就是说，是由占有者不付等价物的那种劳动的产品构成的。但是到这里人们就止步不前了。其中有些人，即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至多只研究了劳动产品在工人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分配的数量比例。另一些人，即社会主义者，则发现这种分配不公平，并寻求乌托邦的手段来消除这种不公平现象。这两种人都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

　　于是，马克思发表意见了，他的意见是和所有他的前人直接对立的。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他认为，这里摆在他面前的不是无燃素气体，也不是火气，而是氧气；这里的问题不是在于要简单地确认一种经济事实，也不是在于这种事实与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冲突，而是在于这样一种事实，这种事实必定要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并且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根据这种事实，他研究了全部既有的经济范畴，正像拉瓦锡根据氧气研究了燃素说化学的各种既有的范畴一样。要知道什么是剩余价值，他就必须知道什么是价值。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本身必须首先加以批判。于是，马克思研究了劳动形成价值的特性，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确定了价值不外就是这种劳动的凝固，而这一点是洛贝尔图斯始终没有理解的。马克思进而研究商品和货币的关系，并且论证了商品和商品交换怎样和为什么由于商品内在的价值属性必然要造成商品和货币的对立。他的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货币理论是第一个详尽无遗的货币理论，今天已为大家所默认了。他研究了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并证明这种转化是以劳动力的买卖为基础的。他以劳动力这一创造价值的属性代替了劳动，因而一下子就解决了使李嘉图学派破产的一个难题，也就是解决了资本和劳动的相互交换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这一规律无法相容这个难题。

　　恩格斯:《资本论》第2卷序言( 1885年5月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21—22页。

　　……

　　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

　　年7月2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8—10页。

　　在那里，它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所以，现在的统治阶级，撇开其较高尚的动机不说，他们的切身利益也迫使他们除掉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

　　年7月2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9页。

　　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小孩子同样知道，要想得到与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按比例分配劳动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

　　马克思:《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1868年7月1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9页。

　　经济的、政治的和其他的反映同人的眼睛中的反映完全一样，它们都通过聚光透镜，因而表现为倒立的影像——头足倒置。只是缺少一个使它们在观念中又正过来的神经器官。货币市场的人所看到的工业和世界市场的运动，恰好只是货币和证券市场的倒置的反映，所以在他们看来结果就变成了原因。这种情况我早在40年代就在曼彻斯特看到过:伦敦的交易所行情报告对于认识工业的发展进程及其周期性的起落是绝对无用的，因为这些先生们想用货币市场的危机来解释一切，而这种危机本身多半只是一些征兆。当时的问题是有人要否认工业危机来源于暂时的生产过剩，所以问题还有让人们趋向于进行曲解这一方面。现在，至少对我们来说这一点已经永远消失，而且事实的确是这样:货币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次要的作用，甚至根本不起作用。这里还需要弄清和研究一些问题，特别是要考虑到最近20年的历史。

　　货币市场也是如此。货币贸易同商品贸易一分离，它就有了——在生产和商品贸易所决定的一定条件下并在一定范围内——它自己的发展，它自己的本性所决定的特殊规律和独特阶段。此外，货币贸易在这种进一步的发展中扩大到证券贸易，这些证券不仅是国家证券，而且也包括工业和运输业的股票，因而总的说来支配着货币贸易的生产，有一部分就为货币贸易所直接支配，这样货币贸易对于生产的反作用就变得更为厉害而复杂了。金融家是铁路、矿山、钢铁厂等的所有者。这些生产资料获得了双重的性质:它们的经营时而应当适合于直接生产的利益，时而应当适合于股东(就他们同时是金融家而言)的需要。

　　在上述关于我对生产和商品贸易的关系以及两者和货币贸易的关系的见解的几点说明中，我基本上也已经回答了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问题。从分工的观点来看问题最容易理解。社会产生它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也获得了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同这些人相对立而独立起来，于是就出现了国家。然后便发生像在商品贸易中和后来在货币贸易中发生的那种情形:新的独立的力量总的说来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然而由于它本身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它又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反作用。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并且一经确立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正如在货币市场中，总的说来，并且在上述条件之下，反映出，而且当然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一样，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中也反映出先前已经存在着并且正在斗争着的各个阶级的斗争，但是这个斗争同样是头足倒置地、不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不是作为阶级斗争、而是作为维护各种政治原则的斗争反映出来的，并且是这样头足倒置起来，以致需
要经过上千年我们才终于把它的真相识破。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0年10月2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4—597页。

　　我们把经济条件看做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而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
素。不过这里有两点不应当忽视:

　　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而是说，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例如，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自由贸易、好的或者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甚至德国庸人的那种从1648—1830年德国经济的可怜状况中产生的致命的疲惫和软弱(最初表现为虔诚主义，尔后表现为多愁善感和对诸侯贵族的奴颜婢膝)，也不是没有对经济起过作用。这曾是重新振兴的最大障碍之一，而这一障碍只是由于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把慢性的穷困变成了急性的穷困才动摇了。所以，并不像人们有时不加思考地想象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是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

　　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现象和表面的偶然现象都是如此。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画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是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越是同后者平行而进。

　　恩格斯:《恩格斯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 1894年1月2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68—669页。

　　四)从偶然性中看到必然性。

必然性由人的实践活动证明一旦证明这些关系必然会产生某个事物，那就不难确定，这一事物在何种外在条件下必定会现实地产生，在何种外在条件下即使已经有了需要，它也不可能产生。人们在确定这种情况时，几乎可以像化学家确定某些具有亲和力的物质在何种外在条件下必定会合成化合物那样，做到准确无误。因此我们认为，只要我们证明了自由报刊的必要性是从摩塞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的特性中产生的，我们就为我们的叙述打下了超出任何人的因素范围的基础。

　　马克思:《摩塞尔记者的辩护》( 1842年12月底—1843年1月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363—364页。

　　束缚形而上学的另一对立，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对立。还有什么能比这两个思维规定更尖锐地相互矛盾呢?这两者怎么可能是同一的，偶然的东西怎么可能是必然的，而必然的东西怎么可能是偶然的?常识和具有这种常识的大多数自然科学家都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看做永远互相排斥的两个规定。一个事物、一种关系、一个过程，不是偶然的，就是必然的，但是不能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所以两者是并存于自然界中；自然界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对象和过程，其中有些是偶然的，另一些是必然的，在这里重要的只是不要把这两类混淆起来。例如，人们把种的有决定意义的性状看做必然的，而把同一个种的各个个体的其他的差异称作偶然的，这一点适用于植物和动物，也适用于结晶体。于是较低的群体对较高的来说又被看做偶然的，这样一来，猫属或马属里有多少不同的种，或一个纲里有多少属和目，这些种里各有多少个体，或某一地区的动物有多少不同的种类，或动物区系和植物区系的一般状况如何——所有这些都被说成是偶然的。于是，必然被说成是科学上唯一值得注意的东西，而偶然被说成是对科学无足轻重的东西。这就是说:凡是人们可以纳入规律、因而是人们认识的东西，都是值得注意的；凡是人们不能纳入规律、因而是人们不认识的东西，都是无足轻重的，都是可以不予理睬的。这样一来，一切科学便停滞不前了，因为科学就是要研究我们不认识的东西。这就是说:凡是可以纳入普遍规律的东西都被看成是必然的，凡是不能纳入的都被看成是偶然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出；这就成了这样一种科学，它把它能解释的东西称为自然的东西，而把它解释不了的东西归之于超自然的原因。我把解释不了的东西的原因叫做偶然还是叫做上帝，这对事情本身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这两者无非以不同的方式表示，我对此没有认识，因此它们不属于科学的范围。在必然的联系不起作用的地方，科学便停滞不前了。

　　与此对立的是决定论，它从法国唯物主义中移入自然科学，并且力图用根本否认偶然性的办法来对付偶然性。按照这种观点，在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只是单纯的直接的必然性。这个豌豆荚中有五粒豌豆，而不是四粒或六粒；这条狗的尾巴是五英寸长，丝毫不长，也丝毫不短:这朵苜蓿花今年已由一只蜜蜂授粉，而那一朵却没有，而且这朵花是由这只特定的蜜蜂在这一特定的时间内授粉的；这粒被风吹来的特定的蒲公英种子发了芽，而那一粒却没有；今天清晨四点钟一只跳蚤咬了我一口，而不是三点钟或五点钟，而且是咬在右肩上，而不是咬在左腿上——这一切都是由一条不可移易的因果链，由一种不可动摇的必然性造成的事实，而且产生太阳系的气团早就被安排得使这些事情只能这样发生，而不能以另外的方式发生。承认这样一种必然性，我们还是没有摆脱神学的自然观。无论我们是用奥古斯丁和加尔文的说法把这叫做上帝的永恒的意旨，或者是用土耳其人的说法把这称作天数，还是把这就叫做必然性，这对科学来说差不多是一样的。在这里的任何一个场合下都谈不上对因果链的探索，因此，我们在一个场合下并不比在另一场合下更聪明一些，所谓必然性仍旧是一句空话，因而偶然性依然如故。只要我们不能证明豌豆荚中豌豆的粒数是由什么原因决定的，豌豆的粒数就依旧是偶然的，而且，即使断言这件事情在太阳系的原始构造中是早就预先安排好了的，我们也没有前进一步。不仅如此，科学如果老是从因果链中去追溯这一个个的豌豆荚事例，那就不再成其为科学，而成了纯粹的游戏，因为单是这同一个豌豆荚就还具有其他无数的、独具的、表现为偶然的特性:色彩的浓淡，豆壳的厚薄和软硬，豆粒的大小，更不必说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那些独具的特点了。因此，这一个豌豆荚所要求探索的因果联系，已经多得连全世界的全体植物学家都解决不了。可见，偶然性在这里并没有从必然性得到说明，而是反倒把必然性降低为纯粹偶然性的产物。如果某个豆荚中有六粒豌豆而不是五粒或七粒这一事实，与太阳系的运动规律或能量转化规律是处于同一等级的，那实际上就不是把偶然性提高为必然性，而是反倒把必然性降低为偶然性。不仅如此。某一地区内并存的各个有机的和无机的种和个体的多样性，即使可以说是立足在坚不可摧的必然性之上的，但是就个别的种和个体来说，这种多样性依然如故，仍是偶然的。就个别的动物来说，它生在什么地方，遇到什么样的生活环境，什么敌人和多少敌人威胁着它，这都是偶然的。一粒种子被风吹到什么地方去，这对于母株是偶然的；这粒种子在什么地方找到发芽的土壤，从而使子株成长起来，这对于子株也是偶然的；确信在这里一切也都是立足在坚不可摧的必然性之上，这是一种可怜的安慰。在一定的地域，甚至在整个地球上，即使有种种永恒的原初决定，各种自然对象的纷然杂陈依旧是偶然的。

　　同这两种观点相对立，黑格尔提出了前所未闻的命题:偶然的东西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有某种根据，而且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也就没有根据；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必然性自我规定为偶然性，而另一方面，这种偶然性又宁可说是绝对的必然性(《逻辑学》第编第3部分第2章:《现实》)。自然科学把这些命题当做悖理的文字游戏、当做自相矛盾的胡说而根本不予理睬，并且在理论上一方面坚持沃尔弗那种思想贫乏的形而上学，认为一个事物不是偶然的，就是必然的，但是不能同时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又坚持同样思想贫乏的机械的决定论，在口头上笼统地否认偶然性，而在每一特定场合实际上又承认这种偶然性。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1873—1882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77—480页。

　　我们在观察运动着的物质时，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单个物体的单个运动间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制约。但是，我们不仅发现某一个运动后面跟随着另一个运动，而且我们也发现，只要我们造成某个运动在自然界中发生时所必需的那些条件，我们就能引起这个运动，甚至我们还能引起自然界中根本不发生的运动(工业)，至少不是以这种方式发生的运动，并且我们能赋予这些运动以预先规定的方向和范围。因此，由于人的活动，因果观念即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这样一种观念得到确证。的确，单是某些自然现象的有规则的前后相继，就能造成因果观念:热和光随太阳而来；但是这里不存在任何证明，而且就这个意义来说，休谟的怀疑论也许说得对:有规则的post hoc［在此之后］决不能为propter hoc［因此］提供根据[6]。但是人的活动对因果性作出验证。如果我们用一面凹镜把太阳光集中在焦点上，造成像普通的火光一样的效果，那么我们因此就证明了热是从太阳来的。如果我们把引信、炸药和弹丸放进枪膛里面，然后发射，那么我们可以期待事先从经验已经知道的效果，因为我们能够在所有的细节上探究包括发火、燃烧、由于突然变为气体而产生的爆炸，以及气体对弹丸的压挤在内的全部过程。在这里甚至怀疑论者都不能说，从以往的经验中不能得出下一次将出现同样情形的结论。确实有时候并不发生同样的情形，引信或火药失效，枪筒破裂，等等。但是这正好证明了因果性，而不是推翻了因果性，因为我们对这样偏离常规的每一件事情加以适当的研究之后，都可以找出它的原因，如引信发生化学分解，火药受潮，枪筒损坏，等等，因此在这里可以说是对因果性作了双重的验证。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全然忽视人的活动对人的思维的影响；它们在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在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1873—1882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82—483页。

　　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而post hoc［在此之后］并不是［因此］(《全书》第1部第84页)。非常正确，不能从太阳总是在早晨升起便推断它明天会再升起，而且事实上我们今天已经知道，总有一天太阳在早晨再也不升起。但是必然性的证明寓于人的活动中，寓于实验中，寓于劳动中:如果我能够造成post hoc，那么它便和propter hoc等同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1873—1882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84页。

　　在第二册中，我们对于这个流通领域当然只能就它所产生的各种形式规定进行说明，论证资本的形态在流通领域内的继续发展。但是事实上，这个领域是一个竞争的领域，就每一个别情况来看，在这个领域中是偶然性占统治地位。因此，在这个领域中，通过这些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调节着这些偶然性的内部规律，只有在对这些偶然性进行大量概括的基础上才能看到。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发表于1894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37—938页。

　　在思维的历史中，一个概念或概念关系(肯定和否定，原因和结果，实体和偶性)的发展同它们在个别辩证论者头脑中的发展的关系，正像一个有机体在古生物学中的发展同它在胚胎学中(或者不如说在历史中和在个别胚胎中)的发展的关系一样。这种情形是黑格尔为说明概念而首先揭示出来的。在历史的发展中，偶然性发挥着作用，而在辩证的思维中就像在胚胎的发展中一样，这种偶然性融合在必然性中。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1873—188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85—486页。

　　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做必然性。在似乎也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自然界中，我们早就证实，在每一个领域内，都有在这种偶然性中去实现自身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而适用于自然界的，也适用于社会。一种社会活动，一系列社会过程，越是超出人们的自觉的控制，越是超出他们支配的范围，越是显得受纯粹的偶然性的摆布，它所固有的内在规律就越是以自然的必然性在这种偶然性中去实现自身。这种规律也支配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偶然性:它们作为异己的、起初甚至是未被认识的、其本性尚待努力研究和探索的力量，同各个生产者和交换的参加者相对立。商品生产的这些经济规律，随这个生产形式的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是总的说来，整个文明都处在这些规律的支配之下。直到今天，产品仍然支配着生产者；直到今天，社会的全部生产仍然不是由共同制定的计划，而是由盲目的规律来调节，这些盲目的规律，以自发的威力，最后在周期性商业危机的风暴中显示着自己的作用。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4—195页。

　　如果斗争只是在机会绝对有利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
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 偶然情况” 。

　　马克思:《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1871年4月1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54页。

　　五)从曲折中看总的趋势

　　他具有“开明的”成见:以为自从黑暗的中世纪以来必定会不断朝着更美好的方向进步，这不仅妨碍他认识真正进步的对抗性质，而且也妨碍他认识个别的倒退情况。

　　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 1882年12月1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93—494页。

　　最后的胜利依然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迂回曲折的道路，暂时的和局部的迷误——虽然这也是难免的——，现在将会比以前多得多了。不过我们一定要克服这些障碍，否则，我们活着干什么呢?我们决不会因此丧失勇气。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1883年3月1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5页。

　　六)从批判地继承或“扬弃”中看发展

　　第一批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欧文、圣西门等人)由于当时的社会关系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工人阶级组织成为一个战斗的阶级，所以他们必然仅仅去幻想未来的模范社会，并谴责工人阶级旨在稍稍改善他们的状况的一切尝试，例如罢工、组织同盟和参与政治活动。虽然我们不应该否定这些社会主义的鼻祖，正如现代化学家不能否定他们的祖先炼金术士一样，但是我们应该努力避免重犯他们的错误，因为我们犯这样的错误将是不可饶恕的。

　　马克思:《政治冷淡主义》

　　年底—1873年1月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341页。

　　还有一点不应当忘记:黑格尔学派虽然解体了，但是黑格尔哲学并没有被批判地克服。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各自抓住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方面，在论战中相互攻击。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但是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6页。

　　因为问题决不是要简单地抛弃这两千多年来的全部思想内容，而是要对它们进行批判，要把那些在错误的、但对于那个时代和发展过程本身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的形式内获得的成果，从这种暂时的形式中剥取出来。而这是多么困难，许许多多的自然科学家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证明，他们在他们自己的那门科学中都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在本门科学以外不仅是唯心主义者，甚至是虔诚的正教教徒。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1873—1882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58—459页。

　　七)把握研究对象的内在本质。辨清内容与形式

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所以本书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其中对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分析，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8]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对这种形式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9]，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于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并且，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

　　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解剖学所要做的那种琐事。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

　　年7月2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7—8页。

　　［M－19］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做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这必须把握住，因为这对于分篇直接具有决定的意义。

　　例如，从地租开始，从土地所有制开始，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为它是同土地，即同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结合着的，并且它又是同一切多少固定的社会的最初的生产形式即同农业结合着的。但是，这是最错误不过的了。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

　　以游牧民族为例(纯粹的渔猎民族还没有达到真正发展的起点)。他们偶尔从事某种形式的耕作。这样就规定了土地所有制。它是共同的，这种形式按照这些民族保持传统的程度而或多或少地保留下来，斯拉夫人中的公社所有制就是个例子。在从事定居耕作(这种定居已是一大进步)，而且这种耕作像在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中那样处于支配地位的民族那里，连工业、工业的组织以及与工业相应的所有制形式都多少带着土地所有制的性质；或者像在古代罗马人中那样工业完全附属于耕作；或者像在中世纪那样工业在城市中和在城市的各种关系上模彷着乡村的组织。在中世纪，甚至资本——不是指纯粹的货币资本——作为传统的手工工具等等，也具有这种土地所有制的性质。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情况则相反。农业越来越变成仅仅是一个工业部门，完全由资本支
配。地租也是如此。在土地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

　　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分别考察了两者之后，必须考察它们相互关系。

　　［M－20］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蒲鲁东)(在关于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煳的表象中)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摘选》(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32页。

　　既然像读者已经感到遗憾地认识到的那样，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现实的内部联系的分析，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是一项极其细致的工作；既然把看得见的、只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是一种科学工作，那么，不言而喻，在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和流通当事人的头脑中，关于生产规律形成的观念，必然会完全偏离这些规律，必然只是表面运动在意识中的表现。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发表于1894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348页。

　　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

　　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它在这种一般性上——作为劳动一般——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例如，货币主义把财富看成还是完全客观的东西，看成自身之外的物，存在于货币中。同这个观点相比，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但是，他们仍然只是把这种活动本身理解为局限于取得货币的活动。同这个主义相对立的重农主义把劳动的一定形式——农业——看做创造财富的劳动，不再把对象本身看做裹在货币的外衣之中，而是看做产品一般，看做劳动的一般成果了。这种产品还与活动的局限性相应而仍然被看做自然规定的产品——农业的产品，主要是土地的产品。

　　［M－17］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这一步跨得多么艰难，多么巨大，只要看看连亚当·斯密本人还时时要回到重农主义，就可想见了。……

　　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等看待，以各种现实劳动组成的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所以，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另一方面，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不仅仅是各种劳动组成的一个具体总体的精神结果。对任何种类的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来说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的一般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所以，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
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 ……

　　［ M－ 18］劳动这个例子让人信服的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
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
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摘选》导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29页。

　　体现生产工人的劳动的商品，其使用价值可能是最微不足道的。……相反，劳动作为生产劳动的特性只表现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我们在这里指的劳动的这种规定性，不是从劳动的内容或劳动的结果产生的，而是从劳动的一定的社会形式产生的。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149页。

　　可以理解，这一章里谈的，只是纯粹的、古典形态的采邑；这种采邑当然只是一种暂时的、并非到处同时出现的形态。可是，只有在这种纯粹的形态上来把握它，才能理解经济关系的这样一些历史表现形式，而罗特的主要功绩之一就在于，他去除一切芜杂的附属物，取出了采邑这种古典形态。

　　恩格斯:《法兰克时代》( 1878年中—1882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月第2版，第270页。

　　当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鼓吹事物从现象上看是另外的样子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这是作出了伟大的发现。实际上，他们所鼓吹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外表，并且把它当做最终的东西。这样一来，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但是，在这里事情还有另外的背景。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

　　马克思:《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1868年7月1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0页。

　　八)把研究对象置于一定的历史关联环节中考察

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从弓和箭，从石刀和仅仅是例外地出现的野蛮人的交换往来，到上千马力的蒸汽机，到机械织机、铁路和英格兰银行，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同时，不言而喻，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例如，随着金属货币的采用，一系列适用于借金属货币进行交换的一切国家和历史时期的规律起作用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53—154页。

　　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增长规律；过剩人口同赤贫是一回事。这些不同的规律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同生产条件发生关系的种种不同方式，或者就活的个体来说，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同他作为社会成员(因为他只在社会中从事劳动和占有)的再生产条件发生关系的种种不同方式。就个别的人或者某一部分人口来说，这种关系的解体，会把他们置于这种特定基础的再生产条件之外，因而也就把他们变成了过剩人口，他们不仅一无所有，而且无法依靠劳动去占有生活资料，于是变成了赤贫。

　　只有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下，赤贫才表现为劳动自身的结果，表现为劳动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因此，在一个社会生产阶段上可能是过剩人口的情况，在另一个阶段上却不是这样，而且过剩人口的作用可能是不同的。例如，古人遣送出去的移民就是过剩人口；也就是说，这些人在当时的物质的所有制基础上，即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不能在同一空间继续生活下去。他们的人数同现代生产条件相比可能很少。然而，他们远不是赤贫。面包和娱乐时代的罗马平民倒是赤贫。引起民族大迁徙的过剩人口，又是以其他条件为前提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前半部分(大约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607—608页。

　　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和前提构成生产的要素。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现为自然发生的东西。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它们就从自然发生的东西变成历史的东西，并且对于这一个时期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前提，对于前一个时期就是生产的历史结果。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摘选》导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页。

　　马克思研究任何事物时都考查它的历史起源和它的前提，因此，在他那里，每一单个问题都自然要产生一系列的新问题。他研究原始时代的历史，研究农学、俄国的和美国的土地关系、地质学等等，主要是为了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最完善地写出关于地租的章节，而在他以前没有人试图这样做过。

　　恩格斯:《马克思，亨利希·卡尔》( 1892年11月9—25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5月第1版，第400页。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 1861年8月—1863年7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296页。

　　马克思了解古代奴隶主，中世纪封建主等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了解他们的历史正当性，承认他们在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内是人类发展的杠杆；因而马克思也承认剥削，即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暂时的历史正当性；但他同时证明，这种历史的正当性现在不仅消失了，而且剥削不论以什么形式继续保存下去，已经日益愈来愈妨碍而不是促进社会的发展，并使之卷入愈来愈激烈的冲突中。

　　恩格斯:《法学家的社会主义》( 1886年11月—12月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年9月第1版，第557—558页。

　　朗格先生(在《论工人问题……》第二版中)对我大加赞扬，但目的是为了抬高他自己。事情是这样的，朗格先生有一个伟大的发现:全部历史可以纳入一个唯一的伟大的自然规律。这个自然规律就是“struggle for life”，即“生存斗争”这一句话(达尔文的说法这样应用就变成了一句空话)，而这句话的内容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10]或者更确切些说，人口过剩规律。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去分析“生存斗争”如何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形式中历史地表现出来，而只要把每一个具体的斗争都变成“生存斗争”这句话，并且把这句话变成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狂想”就行了。必须承认，这对于那些华而不实、假冒科学、高傲无知和思想懒惰的人说来倒是一种十分有用的方法。

　　马克思:《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1870年6月2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37—338页。

　　在我们看来，所谓“经济规律”并不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而是既会产生又会消失的历史性的规律，而现代政治经济学大全，只要是由经济学家真正客观地编纂出来的，对我们来说不过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赖以存在的规律和条件的总汇，一句话，是这个社会的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的抽象的描述和概括。因此，在我们看来，任何一个规律只要是表现纯粹资产阶级关系的，都不是先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而存在的；那些或多或少地对过去的全部历史起过作用的规律则仅仅表现了以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为基础的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关系。所谓李嘉图规律就属于前者，它无论对农奴制还是对古代的奴隶制都不起作用；而所谓马尔萨斯理论中的站得住脚的东西则属于后者。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 1865年3月29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25页。

　　九)用历史的观点对研究对象做出评价

　　和现在的、“以外界的强制为基础”的社会相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标榜一种“以对内在人类本性的意识即理性为基础”的理想的真正社会。因而，这种社会是以意识的意识、思维的思维为基础的。这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甚至在表达方法上也和哲学家没有区别了。他忘记了:不管是人们的“内在本性”，或者是人们的对这种本性的“意识”，“即”他们的“理性”，向来都是历史的产物；甚至当人们的社会在他看来是以“外界的强制”为基础的时候，他们的“内在本性”也是与这种“外界的强制”相适应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67—568页。

　　这种几何级数的繁殖，［照马尔萨斯看来］是人的自然繁殖过程。在历史上他会发现，人口是按照极不相同的比例发展的，过剩人口同样是一种由历史决定的关系，它并不是由数字或由生活资料的生产性的绝对界限决定的，而是由一定生产条件设定的界限决定的。［第一，］从数目来看，［以前各时代的过剩人口］是有限的。那些表示雅典人的过剩人口的数字，在我们看来是多么微不足道!第二，从性质来看，由变成移民的自由雅典人构成的过剩人口，同收容在贫民习艺所里的工人构成的过剩人口极不相同。同样，那些在修道院里消耗剩余产品的、过着乞讨生活的过剩人口，同工厂里形成的过剩人口也大不一样。但是，马尔萨斯撇开了人口运动的这些一定的历史规律。这些规律由于是人类本性的历史，所以是自然的规律，但仅仅是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人的自然规律，而这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则是受人类本身历史过程制约的。

　　马尔萨斯所说的人，即被抽象化而不再是由历史决定的人，只存在于他的头脑里，因而与马尔萨斯所说的这种自然的人相适应的几何级数的繁殖法，也只存在于他的头脑里。

　　因此，现实的历史在马尔萨斯看来是这样的:他的自然人的繁殖不是历史过程的抽象，不是现实繁殖的抽象，相反的，现实繁殖倒是马尔萨斯理论的应用。所以，在历史的每个阶段上成为人口和过剩人口的条件，成为内在条件的那种东西，到了马尔萨斯手里却成了妨碍人口按照马尔萨斯的方式发展的一系列外部障碍。人类在历史上生产和再生产的条件，成了马尔萨斯的自然人的再生产的限制，而这种自然人不过是马尔萨斯的创造物。　［VI－16］另一方面，生活资料的生产——它是受人的活动限制和决定的——表现为生产本身给自己设置的障碍。蕨类植物蔓延全球。它们的再生产，只有在它们的空间不够了的时候才终止下来。它们的再生产根本不按算术比例。很难说马尔萨斯在什么地方发现过，自由生长的自然产物由于内在的冲动，没有外部障碍，就会自动停止再生产。

　　马尔萨斯把人类繁殖过程的内在的、在历史上变化不定的界限，变为外部限制；把自然再生产的外部障碍，变为繁殖的内在界限或自然规律。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前半部分(大约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609—610页。

　　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给劳动产品打上商品烙印，因而成为商品流通的前提的那些形式，在人们试图了解它们的内容而不是了解它们的历史性质(这些形式在人们看来已经是不变的了)以前，就已经取得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因此，只有商品价格的分析才导致价值量的决定，只有商品共同的货币表现才导致商品的价值性质的确定。但是，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如果我说，上衣、皮靴等把麻布当做抽象的人类劳动的一般化身而同它发生关系，这种说法的荒谬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当上衣、皮靴等的生产者使这些商品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麻布(或者金银，这丝毫不改变问题的性质)发生关系时，他们的私人劳动同社会总劳动的关系正是通过这种荒谬形式呈现在他们面前。

　　这种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因此，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3页。

　　自然界不是一方面造成货币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而另一方面造成只是自己劳动力的占有者。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本身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7页。

　　正像马克思尖锐地着重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坏的方面一样，同时他也明白地证明这一社会形式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很高水平所必需的:在这个水平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平等的、合乎人的尊严的发展，才有可能。要达到这一点，以前的一切社会形式都太薄弱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才第一次创造出为达到这一点所必需的财富和生产力，但是它同时又创造出一个社会阶级，那就是被压迫的工人大众。他们越来越被迫起来要求利用这种财富和生产力来为全社会服务，以代替现在为一个垄断者阶级服务的状况。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

　　年3月2—13日之间)，摘自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7页。

　　年以前，我(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1]一书中)正好对18世纪英国所发生的劳动者被驱逐出自己家园的过程的主要特征进行过描写。此外，当时土地所有者和工厂主所干出的无耻勾当，这种驱逐行动必然首先对当事的劳动者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造成的危害，在那里也作了如实的描述。但是，我能想到要把这种可能是完全必然的历史发展过程看成一种退步，后退得“比野蛮人还低下”吗?绝对不能。1872年的英国无产者的发展程度比年的有自己的“家园”的农村织工不知要高出多少。有自己洞穴的原始人，有自己的土屋的澳洲人，有自己的家园的印第安人，难道能够在什么时候举行六月起义或建立巴黎公社吗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被大规模采用时起，工人的物质状况总的来讲是更为恶化了，对于这一点只有资产者才表示怀疑。但是，难道我们因此就应当深切地眷恋(也是很贫乏地)埃及人的肉锅，眷恋那仅仅培养奴隶精神的农村小工业或者眷恋“野蛮人”吗?恰恰相反。

　　只有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摆脱了一切历来的枷锁、也摆脱了将其束缚在土地上的枷锁并且被一起赶进大城市的无产阶级，才能实现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一切阶级统治的伟大社会变革。有自己家园的旧日农村手工织工永远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永远不会产生这种想法，更说不上希望实现这种想法。

　　相反，在蒲鲁东看来，近百年来的全部工业革命、蒸汽机、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并把劳动生产力增加千倍的大生产，却是一种极其可恶的事情，一种本来不应当发生的事情。

　　小资产者蒲鲁东向往的世界是这样的:每个人制造各自的产品，可以立即用来消费，也可以拿到市场上去交换；如果那时每个人能以另一种产品补偿自己劳动产品的十足价值，那么“永恒公平”就得到满足，而最好的世界就建立起来了。但是，这个蒲鲁东向往的最好的世界在萌芽状态就已经被不断前进的工业发展的脚步踏碎了。这种工业发展早已在大工业的一切部门中消灭了单独劳动，并且在较小的和最小的部门中日益消灭着这种劳动，而代之以依靠机器和已可利用的自然力来进行的社会劳动，它所生产的可以立即用来交换或消费的产品是许多人共同劳动的成果。这种产品必须经过许多人的手才能生产出来。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关键就在这里。人的劳动生产力既然已发展到这样高的水平，统治阶级存在的任何借口便都被打破了。为阶级差别辩护的最终理由总是说:一定要有一个阶级无须为生产每天的生活必需品操劳，以便有时间为社会从事脑力劳动。这种废话在此以前曾有其充分的历史合理性，而现在被近百年来的工业革命一下子永远根除了。统治阶级的存在，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同样也日益成为科学和艺术发展，特别是文明社交方式发展的障碍。从来也没有比我们现代的资产者更无知的人了。

　　但是，这一切同朋友蒲鲁东毫不相干。他只要“永恒公平”，旁的什么都不要。每个人应当用自己的产品换得自己的十足的劳动所得、自己的劳动的十足价值。但是，在现代工业产品上进行这样的计算，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单个人在总产品中所占的份额，在先前单独手工劳动的条件下自然而然表现在生产出的产品中，而现代工业则正好把这个份额掩蔽起来了。其次，现代工业日益消灭着作为蒲鲁东全部体系基础的单独交换，即互相换取产品来供自己消费的两个生产者间的直接交换。因此，整个蒲鲁东主义都渗透着一种反动的特性:厌恶工业革命，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表示希望把全部现代工业、蒸汽机、纺纱机以及其他一切坏东西统统抛弃，而返回到旧日的规规矩矩的手工劳动。哪怕这样做我们会丧失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生产力，整个人类注定会陷入极可怕的劳动奴隶状态，饥饿将成为一种常规，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能搞好交换，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十足的劳动所得”并且能实现“永恒公平”就行了! Fiat justitia，但有公平常在，哪怕世界毁灭

　　如果蒲鲁东的这种反革命的东西确实能付诸实现，世界是要毁灭的。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 1872年5月—1873年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57—259页。

　　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下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欢迎这种生产方式。大工业兴起时期的英国工人就是如此。

　　不仅如此，当这种生产方式对于社会还是正常的时候，满意于这种分配的情绪，总的来说，会占支配的地位；那时即使发出了抗议，也只是从统治阶级自身中发出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而在被剥削的群众中恰恰得不到任何响应。只有当这种生产方式已经走完自身的没落阶段的颇大一段行程时，当它多半已经过时的时候，当它的存在条件大部分已经消失而它的后继者已经在敲门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种越来越不平等的分配，才被认为是非正义的，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从已经过时的事实出发诉诸所谓永恒正义。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
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相反，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

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从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愤怒出诗人[12]，在描写这些弊病或者抨击那些替统治阶级效劳而否认或美化这些弊病的和谐派的时候，愤怒是适得其所的，可是愤怒在每一个这样的场合下能证明的东西是多么少，这从下面的事实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中的每一个时代，都能为这种愤怒找到足够的材料。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55—156页。

　　讲一些泛泛的空话来痛骂奴隶制和其他类似的现象，对这些可耻的现象发泄高尚的义愤，这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可惜，这样做仅仅说出了一件人所共知的事情，这就是:这种古希腊罗马的制度已经不再适合我们目前的状况和由这种状况所决定的我们的感情。但是，这种制度是怎样产生的，它为什么存在，它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任何的说明。如果我们深入地研究一下这些问题，我们就不得不说——尽管听起来是多么矛盾和离奇——在当时的情况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人类是从野蛮开始的，因此，为了摆脱野蛮状态，他们必须使用野蛮的、几乎是野兽般的手段，这毕竟是事实。古代的公社，在它们继续存在的地方，从印度到俄国，在数千年中曾经是最野蛮的国家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只是在公社瓦解的地方，各民族才靠自身的力量继续向前迈进，他们最初的经济进步就在于借助奴隶劳动来提高和进一步发展生产。有一点是清楚的:当人的劳动的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要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很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往的扩大、国家和法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正是奴隶制。在古代世界，特别是希腊世界的历史前提之下，进步到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社会，这只能通过奴隶制的形式来完成的。甚至对奴隶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的；成为大批奴隶来源的战俘以前都被杀掉，再更早的时候甚至被吃掉，现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

　　……

　　因此，既然杜林先生因为希腊文化是以奴隶制为基础而对它嗤之以鼻，那他可以用同样的理由去责备希腊人没有蒸汽机和电报。既然他断言，我们现代的雇佣奴役制只能解释为奴隶制的稍微变化和稍微缓和的遗物，而不能从它本身(即从现代社会的经济规律)去加以说明，那么这种论断，要么只是说雇佣劳动同奴隶制一样，是奴役和阶级统治的形式——而这是每个小孩子都知道的——，要么就是错误的。因为根据同样的理由，我们也可以说，雇佣劳动只能被解释为缓和的吃人形式，现在到处都已经证实，吃人曾是处理战败敌人的原始形式。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88—190页。

　　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它越是激烈地反对同这种生产方式密不可分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越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是怎么回事，它是怎样产生的。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应当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应当揭露这种生产方式的一直还隐蔽着的内在性质。这已经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完成了。

　　已经证明，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商品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种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对这种劳动力的支出要多；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加的资本量由以积累起来的价值量。这样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5页。

　　全新的历史创举都要遭到被误解的命运，即只要这种创举与旧的，甚至已经死亡的社会生活形式可能有某些相似之处，它就会被误认为是那些社会生活形式的翻版。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1871年4月中旬—5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56页。

　　十)摒弃折中主义的方法

　　您在利润率问题上为什么走上了岔路，我认为，您的来信已经使我得到了一些解释。

　　我在这里发现了同一种陷入枝节问题的偏向，我把它归咎于1848年以来在德国大学中流行的哲学研究的折中主义方法，这种方法丢掉了事物的总的概貌，过于经常地陷入一种几乎是无休止、无结果的对枝节问题的思辨中。在古典作家中，您以前主要研究的恰好就是康德，而康德由于他那个时代的德国哲学研究的状况，由于同学究气十足的沃尔弗式的莱布尼茨主义的对立，也就或多或少地被迫在形式上对这种沃尔弗式的思辨作一些表面的让步。我就是这样来解释您陷入枝节问题的偏向的，这种偏向也表现在您的来信中谈到价值规律的那些题外话里；在这些地方，我认为您没有经常注意总的联系，所以您把价值规律贬为一种虚构，一种必要的虚构，差不多就像康德把上帝的存在贬为实践理性的一种假定一样。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5年3月1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92—693页。

　　十一)主体能动性与客观限定性。自由与必然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是，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年4—8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09—210页。

　　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而且正是由于在分工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必然独立化，在每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同他的屈从于某一劳动部门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条件的生活之间出现了差别。这不应当理解为，似乎像食利者和资本家等已不再是有个性的个人了，而应当理解为，他们的个性是由非常明确的阶级关系决定和规定的，上述差别只是在他们与另一阶级的对立中才出现，而对他们本身来说，上述差别只是在他们破产之后才产生的。在等级中尤其是在部落中)这种现象还是隐蔽的，例如，贵族总是贵族，平民总是平民，不管他的其他关系如何；这是一种与他的个性不可分割的品质。有个性的个人与阶级的个人的差别，个人生活条件的偶然性，只是随着那本身是资产阶级产物的阶级的出现才出现的。只有个人相互之间的竞争和斗争才产生和发展了这种偶然性本身。因此，各个人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被设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对他们来说是偶然的；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屈从于物的力量。等级的差别特别显着地表现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1—572页。

　　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只要我们固执地拒绝理解这种生产力的本性和性质(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辩护士正是抗拒这种理解的)，它就总是像上面所详细叙述的那样，起违反我们、反对我们的作用，把我们置于它的统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这里的区别正像雷电中的电的破坏力同电报机和弧光灯的被驯服的电之间的区别一样，正像火灾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间的区别一样。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0页。

　　黑格尔第一个正确地叙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理解时才是盲目的。”[14]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两类规律，我们最多只能在观念中而不能在现实中把它们互相分开。因此，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能力。因此，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越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越大；而犹豫不决是以不知为基础的，它看来好像是在许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可能的决定中任意进行选择，但恰好由此证明它的不自由，证明它被正好应该由它支配的对象所支配。因此，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在人类历史的初期，发现了从机械运动到热的转化，即摩擦生火；在到目前为止的发展的末期，发现了从热到机械运动的转化，即蒸汽机。而尽管蒸汽机在社会领域中实现了巨大的解放性的变革——这一变革还没有完成一半——，但是毫无疑问，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蒸汽机永远不能在人类的发展中引起如此巨大的飞跃，尽管在我们看来，蒸汽机确实是所有那些以它为依靠的巨大生产力的代表，唯有借助于这些生产力，才有可能实现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这里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并且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但是，整个人类历史还多么年轻，硬说我们现在的观点具有某种绝对的意义，那是多么可笑，这一点从下述的简单的事实中就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史，可以称为从实际发现机械运动转化为热到发现热转化为机械运动这样一段时间的历史。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20—121页。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

　　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4—565页；恩格斯:《反杜林论》

　　年9月—1878年6月)，摘自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0页。

　　十二)不能把实际的历史运动归结为“永恒真理”的概念运动。不能把辩证法变成诡辩法

　　我们且沿着这条迂回曲折的道路跟蒲鲁东先生走下去。

　　假定被当做不变规律、永恒原理、观念范畴的经济关系先于生动活跃的人而存在；再假定这些规律、这些原理、这些范畴自古以来就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怀抱里。

　　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一切一成不变的、停滞不动的永恒下面没有历史可言，即使有，至多也只是观念中的历史，即反映在纯粹理性的辩证运动中的历史。既然蒲鲁东先生认为各种观念在辩证运动中不能互相“区分”，那么他就一笔勾销了运动的影子和影子的运动，而本来总还可以用它们造成某种类似历史的东西。他没有这样做，反而把自己的无能归罪于历史，埋怨一切，甚至连法国话也埋怨起来。哲学家蒲鲁东先生告诉我们“我们说什么东西出现或者什么东西生产出来，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无论是在文明里还是在宇宙中，自古以来一切就存在着、活动着……整个社会经济也是如此。”(第卷第102页

　　自身起作用并且使蒲鲁东先生本人也起作用的矛盾的创造力竟大到这样程度，以至他本想说明历史，但却不得不否定历史；本想说明社会关系的顺次出现，但却根本否定某种东西可以出现；本想说明生产及其一切阶段，但却否定某种东西可以生产出来。

　　这样，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再没有什么历史，也没有什么观念的顺序了，可是，他那本大作却继续存在，而这部着作恰恰被他自己称为“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08—609页。

　　现在再来谈谈蒲鲁东先生。

　　每一种经济关系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只有在这一点上蒲鲁东先生没有背叛自己。他认为，好的方面由经济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露。他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关系的必然性；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把贫困仅仅看做是贫困的幻想。

　　他对两者都表示赞成，企图拿科学权威当靠山。而科学在他看来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学公式了；他无休止地追逐公式。正因为如此，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

　　他希望成为合题，结果只不过是一种合成的错误。

　　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者之间摇来摆去。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16—617页。

　　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的。但是他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所以他陷入了诡辩的泥坑。实际上这是和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有联系的。小资产者像历史编纂学家劳默一样，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构成的。小资产者在自己的经济利益上是如此，因而在自己的政治上、在自己的宗教观点、科学观点和艺术观点上也是如此。他们在自己的道德上是如此，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如此。他们是活生生的矛盾。如果说他们同时还像蒲鲁东那样是有才智的人，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学会玩弄自身的矛盾，并且根据具体情况把这些矛盾变成出人意料的、大吹大擂的、时而丑恶、时而辉煌的悖论。科学上的招摇撞骗和政治上的投机，都是和这种观点分不开的。对这种人来说，只有一种动力，那就是虚荣心，像一切爱虚荣的人一样，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眼前的成功、一时的风头。这样，那种例如使卢梭这样的人不断避免向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妥协的简单的道德感，也必然消失了。

　　马克思:《论蒲鲁东》( 1865年1月2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24页。

　　所有权成为蒲鲁东先生的体系中的最后一个范畴。在现实世界中，情形恰恰相反:蒲鲁东先生的分工和所有其他范畴都是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现在称之为所有权的东西；在这些关系之外，资产阶级所有权不过是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另一时代的所有权，封建所有权，是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发展起来的。蒲鲁东先生把所有权规定为独立的关系，就不只是犯了方法上的错误:他清楚地表明自己没有理解把资产阶级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结合起来的纽带，他不懂得一定时代中各种生产形式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蒲鲁东先生看不到现代种种社会制度是历史的产物，既不懂得它们的起源，也不懂得它们的发展，所以他只能对它们作教条式的批判。

　　马克思:《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 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47页。

　　现在我给您举一个蒲鲁东先生的辩证法的例子。

　　自由和奴隶制形成一种对抗。我没有必要谈自由的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至于奴隶制，那么它的坏的方面就不必去说了。唯一需要说明的，是奴隶制的好的方面。这里所说的，不是间接奴隶制，即对无产者的奴役。这里所说的，是直接奴隶制，即在苏里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的黑奴制。

　　直接奴隶制也像机器、信贷等一样，是我们现代工业的枢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则是机器大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买卖黑奴以前，殖民地给予旧大陆的产品很少，没有显着地改变世界的面貌。可见，奴隶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范畴。没有奴隶制，北美这个最进步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只要从世界地图上抹去北美，结果就会出现混乱状态，就会出现贸易和现代文明的彻底衰落。但是，让奴隶制消失，那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把美国抹去。可见，正因为奴隶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所以奴隶制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在各个民族中存在。现代各民族无非是善于在本国把奴隶制掩饰起来，而在新大陆则公开地推行它。这样思考过奴隶制以后，这位善良的蒲鲁东先生又将怎么办呢他会寻找自由和奴隶制的综合，寻求真正的中庸之道，即奴隶制和自由的平衡。

　　马克思:《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 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9页。

　　蒲鲁东先生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他就给我们提出了一套怪论，一套妄图充当辩证怪论的怪论。他觉得没有必要谈到17、18世纪和19世纪，因为他的历史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陈词滥调，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薄鲁东先生所说的进化，是在绝对观念的神秘怀抱中发生的进化。如果揭去这种神秘词句的帷幕，那就可以看到，蒲鲁东先生给我们提供的是经济范畴在他的头脑中的排列次序。我用不着花很多力气就可以向您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没有秩序的头脑中的秩序。

　　马克思:《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 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4页。

　　蒲鲁东先生很清楚地了解，人们生产呢子、麻布、丝绸——了解这么点东西确是一个大功劳!可是，蒲鲁东先生不了解，人们还按照自己的生产力而生产出他们在其中生产呢子和麻布的社会关系。蒲鲁东先生更不了解，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恰恰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所以，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而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却完全相反，抽象、范畴是始因。根据他的意见，创造历史的，正是抽象、范畴，而不是人。抽象、范畴就其本身来说，即把它同人们及其物质活动分离开来，自然是不朽的、不变的、不动的。它不过是一种纯粹理性的存在物，这干脆就是说，抽象就其本身来说是抽象的。多么美妙的同义反复

　　这样，当做范畴形式来看的经济关系，对于蒲鲁东先生说来，是既无起源又无发展的永恒的公式。

　　换个方式说:蒲鲁东先生不是直接肯定资产阶级生活对他说来是永恒的真理。他间接地说出了这一点，因为他神化了以观念形式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既然市民社会的产物被他想象为范畴形式、观念形式，他就把这些产物视为自行产生的、具有自己的生命的、永恒的东西。可见，他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视野。由于他谈到资产阶级的观念时，认为它们是永恒真理，所以他就寻找这些观念的综合，寻求它们的平衡，而没有看到，现在它们达到平衡的方式是唯一可能的方式。

　　其实，他所做的是一切好心的资产者所做的事情。他们都说，竞争、垄断等在原则上，即如果把它们看做抽象的观念，是生活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它们在实践中还得大加改善。他们全都希望有竞争而没有竞争的悲惨后果。他们全都希望有一种不可能的事情，即希望有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而没有这些条件的必然后果。他们全都不了解，资产阶级生产形式是一种历史的和暂时的方式，也正像封建形式的情况一样。他们之所以犯这个错误，是由于在他们看来作为资产者的人是一切社会的唯一可能的基础，是由于他们不能想象会
有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那里人不再是资产者。

　　马克思:《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 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9—50页。

　　蒲鲁东同样荒谬地说(这足以说明空谈的社会主义是如何从经济规定的角度来考察社会的

　　“对社会来说，资本和产品之间的区别是不存在的。这种区别对个人来说完全是主观的。”

　　他把一定的社会形式称为主观的东西，而把主观的抽象称为社会。产品本身属于任何劳动方式，而不论劳动方式的一定的社会形式如何。产品只有在它表示一定的，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时才成为资本。蒲鲁东先生从社会的角度进行的考察，把那些恰恰表示着一定的社会关系或经济的形式规定性的区别忽略掉，抽象掉了。这就像有人说: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奴隶和公民；两者都是人。其实正相反，在社会之外他们才是人。是奴隶或是公民，这是A这个人和B这个人的一定的社会存在方式。A这个人本身并不是奴隶，他在他所隶属的社会里并通过社会才成为奴隶。成为奴隶和成为公民，这是社会的规定，是A和B这两个人的关系。蒲鲁东先生在这里就资本和产品所说的话，意思指的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不存在区别；其实恰恰只有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才存在着这种区别。值得注意的是，蒲鲁东用高谈阔论来掩饰他没有能力从商品范畴(概念)转到资本范畴。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61—1863年手稿)》( 1861年8月—1863 年7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2版，第175—176页。

　　蒲鲁东先生必然是一个空论家。变革现代世界的历史运动，对他来说不过是要发现两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正确的平衡、综合的问题。于是这个机灵的家伙就借用他的敏锐感觉来发现上帝的隐秘思想，发现两个孤立思想的统一，而这两个思想所以是孤立的，仅仅是因为蒲鲁东先生把它们从实际生活中孤立出来，把它们从现代生产即作为这两个思想所表现的种种现实的结合物的现代生产中孤立出来。蒲鲁东先生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代替了在一个民族内各个阶级间以及各个民族彼此间酝酿着的可怕的战争，代替了唯一能解决这种冲突的群众的实践和暴力的行动，总之，代替了这一广阔的、持久的和复杂的运动。可见，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

　　您现在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蒲鲁东先生十分强烈地敌视一切政治运动。在他看来，现代各种问题不是解决于社会行动，而是解决于他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运动。由于在他看来范畴是动力，所以要改变范畴，是不必改变现实生活的；完全相反，范畴必须改变，而结果就会是现存社会的改变。

　　马克思:《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 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51页。

　　十三)把握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与生态环境关系演进的规律性

生产的原始条件(或者同样也可以说:由于两性间的自然过程而增多的人的再生产的原始条件；因为这种再生产，一方面表现为主体对客体的占有，另一方面，同样也表现为客体的塑形，客体从属于主体的目的，客体转化为主体活动的结果和容器)最初本身不可能是生产出来的，不可能是生产的结果。需要说明的，或者成为某一［V－4］历史过程的结果的，不是活的和活动的人同他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自然无机条件之间的统一，以及他们因此对自然界的占有；而是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种活动的存在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选》(大约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39页。

　　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人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人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

　　恩格斯:《论权威》( 1872年10月—1873年3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336页。

　　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在欧洲推广马铃薯的人，并不知道他们在推广这种含粉块茎的同时也使瘰疬症传播开来了。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1873—1882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559—560页。

　　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最能赢利的咖啡树利用一个世代之久，至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竟冲毁毫无保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这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面对自然界和社会，人们注意的主要是最初的最明显的成果，可是后来人们又感到惊讶的是:取得上述成果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后果，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1873—1882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562—563页。

　　我们所说的生产排泄物，是指工业和农业的废料，消费排泄物则部分地指人的自然的新陈代谢所产生的排泄物，部分地指消费品消费以后残留下来的东西。因此，化学工业在小规模生产时损失掉的副产品，制造机器时废弃的但又作为原料进入铁的生产的铁屑等，是生产排泄物。人的自然排泄物和破衣碎布等，是消费排泄物。消费排泄物对农业来说最为重要。在利用这种排泄物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浪费很大；例如，在伦敦，450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来汙染泰晤士河。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发表于1894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15页。

　　所有已经或者正在经历这种过程的国家，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况。地力耗损——如在美国；森林消失——如在英国和法国，目前在德国和美国也是如此；气候改变、江河干涸在俄国大概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厉害，因为给各大河流提供水源的地带是平原，没有像为莱茵河、多瑙河、罗讷河及波河提供水源的阿尔卑斯山那样的积雪。农业旧有条件遭到破坏，向大农场资本主义经营方式逐渐过渡——这些都是在英国和德国东部已经完成了的而在其他地方正在普遍进行着的过程。

　　恩格斯:《恩格斯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1892年6月18 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27页。

　　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习常过程的干预所造成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特别自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从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造成的较远的自然后果。……

　　但是，如果说我们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多少学会估计我们的生产行为在自然方面的较远的影响，那么我们想学会预见这些行为在社会方面的较远的影响就更加困难得多了。……但是，就是在这一领域中，我们也经过长期的、往往是痛苦的经验，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比较和研究，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在社会方面的间接的、较远的影响，从而也有可能去控制和调节这些影响。

　　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原始的土地公有制，一方面同眼界极短浅的人们的发展状态相适应，另一方面以可用土地的一定剩余为前提，这种剩余为应付这种原始经济的意外的灾祸提供了某种周旋余地。这种剩余的土地用光了，公有制也就衰落了。而一切较高的生产形式，都导致居民分为不同的阶级，因而导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对立；这样一来，生产只要不以被压迫者的最贫乏的生活需要为限，统治阶级的利益就会成为生产的推动因素。在西欧现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一点表现得最为充分。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个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效益。不仅如此，甚至连这种效益——就所制造的或交换的产品的效用而言——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销售时可获得的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1873—1882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560—562页。

　　十四)把握人类历史由分散孤立的地区史走向互相联系成为一个整体的世界历史、进而走向世界大同的规律性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发展起来，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2—33页。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同样，砂糖和咖啡是这样来表明自己在19世纪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拿破仑的大陆体系所引起的这两种产品的匮乏推动了德国人起来反抗拿破仑，从而就成为光荣的1813年解放战争的现实基础。由此可见，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完全是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0—541页。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们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5—36页。

　　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在这里从绝对剩余价值或绝对剩余劳动的角度来看，这也就是造成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作为自身的补充；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首先，要使生产本身的每一个要素都从属于交换，要消灭直接的、不进入交换的使用价值的生产，也就是说，要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来代替以前的、从资本的观点来看是原始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选》(大约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8页。

　　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选》(大约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9页。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5页。

　　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他们把这种压迫想象为所谓世界精神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这种情况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当然也是经验事实。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1页。

　　这种“异化”(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当然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就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同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另一方面，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夺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汙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现象)，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不这样，( 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 ( 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 ( 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8—539页。

　　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9页。

　　另一种情况也具有同样的经验根据，这就是:随着现存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推翻(下面还要谈到这一点)以及与这一革命具有同等意义的私有制的消灭，这种对德国理论家们来说是如此神秘的力量也将被消灭；同时，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16]。至于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根据上面的叙述，这已经很清楚了。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于这种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1—542页。

　　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个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当前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 1847年10月底—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87页。

　　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1853年7月2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91页。

　　劳动的解放[17]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的国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 1871年9月底10月初—大约11月6 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26页。

　　一般说来，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庑浴Ｗ詈螅泵恳幻褡宓淖什准痘贡３肿潘奶厥獾拿褡謇娴氖焙颍蠊ひ等创丛炝苏庋桓鼋准叮飧鼋准对谒械拿褡逯卸季哂型睦妫谒抢锩褡宥捞匦砸丫穑馐且桓稣嬲鼍墒澜缤牙攵庇钟胫粤⒌慕准丁４蠊ひ挡唤鍪构と硕宰时炯业墓叵担沂估投旧矶汲晌と瞬豢叭淌艿亩鳌�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7页。

　　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 1847年10月底—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80页。

　　十五)坚持不断发展论，摈弃包括资本主义永恒论在内的一切永恒论

　　如果我们回想一下马尔萨斯，那么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秘密就暴露在我们面前了。

　　这个秘密不过在于把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独有的、适应一定的物质生产状况的暂时的社会关系，变成永恒的、普遍的、固定的规律，即他们所说的自然规律。由物质生产过程中的革命和进化造成的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被政治经济学家们视为纯粹的空想。他们看到某一特定时代的经济界限，但他们不懂得这些界限本身具有局限性，它们是历史发展造成的，同样必然要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消失。

　　马克思:《战争问题。——不列颠的人口和贸易报告书。——议会动态》

　　年8月9日和12日)，摘自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283页。

　　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各个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这个危机又要临头了，虽然它还处于预备阶段；由于它的舞台的广阔和它的作用的强烈，它甚至会把辩证法灌进新的神圣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暴发户们的头脑里去。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 1873年1月2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22—23页。

　　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是神的启示。

　　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以前所以有历史，是由于有过封建制度，由于在这些封建制度中有一种和经济学家称为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12—613页。

　　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关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变完这个戏法以后(正像我在第一点中已经指出的，我否认它是无条件合理的，特别是同马尔萨斯的学说相关的东西)，再把同一种理论从有机界搬回历史，然后就断言，已经证明了这些理论具有人类社会的永恒规律的效力。这种做法的幼稚可笑是一望而知的，根本用不着对此多费唇舌。但是，如果我想比较详细地谈这个问题，那么我就要首先说明他们是蹩脚的经济学家，其次才说明他们是蹩脚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

　　恩格斯:《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1875年11月12—17 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11—412页。

　　不论哪一个哲学命题都没有像黑格尔的一个着名命题那样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这个命题就是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

　　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警察国家、专断司法、书报检查制度祝福。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是这样认为的，他的臣民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决不是一切现存的都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在他看来，现实性这种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

　　“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

　　所以，他决不认为政府的任何一个措诟穸救司佟澳持炙爸啤蔽家丫尢跫厥窍质档摹５潜厝坏亩鞴楦降谆岜砻髯约阂彩呛虾趵硇缘摹Ｒ虼耍诟穸恼飧雒庥τ糜诘笔钡普鲁士国家，只是意味��:这个国家只在它是必然的时候是合乎理性的，是同理性相符合的。如果说它在我们看来终究是恶劣的，而它尽管恶劣却继续存在，那么，政府的恶劣可以从臣民的相应的恶劣中找到理由和解释。当时的普鲁士人有他们所应得的政府。

　　但是，根据黑格尔的意见，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状态或政治状态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具有的属性。恰恰相反，罗马共和国是现实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罗马帝国也是现实的。法国的君主制在1789年已经变得如此不现实，即如此丧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性，以致必须由大革命(黑格尔总是极其热情地谈论这次大革命)来把它消灭。所以，在这里，君主制是不现实的，革命是现实的。这样，在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抗拒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的，就是说，注定是不合理性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乎理性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

　　但是，黑格尔哲学(我们在这里只限于考察这种作为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的完成的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现在，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向越来越高的阶段上升，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在哲学认识的领域是如此，在任何其他的认识领域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也是如此。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和灭亡。正如资产阶级依靠大工业、竞争和世界市场在实践中推翻了一切稳固的、历来受人尊敬的制度一样，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

　　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诚然，它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认认识和社会的一定阶段对它那个时代和那种环境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不过如此而已。这种观察方法的保守性是相对的，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这就是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68—270页。

　　在一切哲学家那里，正是“体系”是暂时性的东西，这恰恰因为“体系”产生于人类精神的永恒的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但是，假定一切矛盾都一下子永远消除了，那么我们就达到了所谓绝对真理，世界历史就完结了，而世界历史虽然已经无事可做，却一定要继续发展下去——因而这是一个新的、不可解决的矛盾。一旦我们认识到(就获得这种认识来说，归根到底没有一个人比黑格尔本人对我们的帮助更大)，这样给哲学提出的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么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我们把沿着这个途径达不到而且任何单个人都无法达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方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些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2—273页。

　　像海因岑这类不仅否认阶级斗争，甚至否认阶级存在的无知的蠢材只不过证明:尽管他们发出一阵阵带有血腥气的和自以为十分人道的叫嚣，他们还是认为资产阶级赖以进行统治的社会条件是历史的最后产物，是历史的极限；他们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奴才。这些蠢材越不懂得资产阶级制度本身的伟大和暂时存在的必然性，他们的那副奴才相就越令人作呕。

　　马克思《马克思致约·魏德迈》( 1852年3月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年3月第1版，第509页。

　　“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

　　恩格斯:《弗·恩格斯1893年5月11日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 1893年5月1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1—562页。

　　十五　阶级分析方法

　　一)阶级分析方法的重要性

　　例如，正是这帮人把1789年革命看成只不过是对于立宪君主制优于专制君主制问题的激烈辩论，把七月革命看成只是关于“神授”君权无法继续这一问题的实际争执，把二月革命看成只是解决“要共和制还是要君主制?”这一问题的尝试，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其实在这些大震荡中，始终贯穿着阶级斗争，而且每次写在旗帜上的政治口号都是阶级斗争的赤裸裸的表现，可是对于这些阶级斗争，我们的意识形态家们甚至直到今天还几乎一无所知，虽然关于阶级斗争的信息不仅从国外频频传来，而且从成千上万的国内无产者发自底层的抱怨和愤怒声中也清晰可闻。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 1850年夏秋)，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234—235页。

　　二)个人是隶属于一定阶级的

　　在中世纪，每一城市中的市民为了自卫都不得不联合起来反对农村贵族；商业的扩大和交通道路的开辟，使一些城市了解到有另一些捍卫同样利益、反对同样敌人的城市。从各个城市的许多地域性市民团体中，只是非常缓慢地产生出市民阶级。各个市民的生活条件，由于同现存关系相对立并由于这些关系所决定的劳动方式，便成了对他们来说全都是共同的和不以每一个人为转移的条件。市民创造了这些条件，因为他们挣脱了封建的联系；同时他们又是这些条件所创造的，因为他们是由自己同既存封建制度的对立所决定的。随着各城市间的联系的产生，这些共同的条件发展为阶级条件。同样的条件、同样的对立、同样的利益，一般说来，也应当在一切地方产生同样的风俗习惯。资产阶级本身只是逐渐地随同自己的生存条件一起发展起来，由于分工，它又重新分裂为各种不同的集团，最后，随着一切现有财产被变为工业资本或商业资本，它吞并了在它以前存在过的一切有财产的阶级[3](同时资产阶级把以前存在过的没有财产的阶级的大部分和原先有财产的阶级的一部分变为新的阶级——无产阶级)。单个人所以组成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必须为反对另一个阶级进行共同的斗争；此外，他们在竞争中又是相互敌对的。另一方面，阶级对各个人来说又是独立的，因此，这些人可以发现自己的生活条件是预先确定的:各个人的社会地位，从而他们个人的发展是由阶级决定的，他们隶属于阶级。这同单个人隶属于分工是同类的现象，这种现象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劳动本身才能消除。至于个人隶属于阶级怎样同时发展为隶属于各种各样的观念，等等，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过了。

　　个人的这种发展是在历史地前后相继的等级和阶级的共同生存条件下进行的，也是在由此而强加于他们的普遍观念中进行的，如果用哲学的观点来考察这种发展，当然就很容易产生这样的臆想:在这些个人中，类或人得到了发展，或者说这些个人发展了人；这种臆想，是对历史的莫大侮辱。这样一来，就可以把各种等级和阶级看做是普遍表达方式的一些类别，看做是类的一些亚种，看做是人的一些发展阶段。

　　个人隶属于一定阶级这一现象，在那个除了反对统治阶级以外不需要维护任何特殊的阶级利益的阶级形成之前，是不可能消灭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9—570页。

　　各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不过当然是处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之内的自己，而不是意识形态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然而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而且正是由于在分工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必然独立化，在每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同他的屈从于某一劳动部门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条件的生活之间出现了差别。这不应当理解为，似乎像食利者和资本家等已不再是有个性的个人了，而应当理解为，他们的个性是由非常明确的阶级关系决定和规定的，上述差别只是在他们与另一阶级的对立中才出现，而对他们本身来说，上述差别只是在他们破产之后才产生。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1页。

　　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路易·波拿巴发动的雾月政变——编者注］的主要发动者作了一些尖刻的和机智的痛骂。事变本身在他笔下被描绘成了一个晴天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某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物而是写成巨人了。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在他那里关于政变的历史构想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角所作的历史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编纂学家所犯的错误。相反，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69年第2版序言( 1869年6月2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5—466页。

　　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重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这个规律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在这部着作中，他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即使已经过了33年，我们还是必须承认，这个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

　　恩格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85年第3版序言( 1885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9页。

　　我的论述打算通过对这场斗争的历史进程的简要叙述，来说明农民战争的起源，参加这一战争的各种党派的立场，这些党派企图借以弄清自己立场的那些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论，以及从当时这些阶级的历史地存在的社会生活条件中必然产生的斗争结局本身；这就是说，我是打算指明:当时德国的政治制度，反对这一制度的起义，以及当时那个时代的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论，并不是当时德国农业、工业、水路交通、商品交易和货币交易所达到的发展程度的原因，而是这种发展程度的结果。这个唯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不是由我，而是由马克思发现的，这个历史观还见于他在同一个《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的论述—1849年法国革命的着作，以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70年第2版序言( 1870年2月11日前后)，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04页。

　　三)辨清阶级利益是阶级分析的核心所在

　　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崇拜小店主的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着作界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大约1851年12月中—1852年3 月2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1页。

　　四)阶级分析的复杂性

　　可见16世纪初期帝国的各个不同等级——诸侯、贵族、高级教士、城市贵族、市民、平民和农民，形成了一种极其杂乱的人群，他们的要求极其悬殊而又错综复杂。每一等级都妨碍着另一等级，都同所有其他等级进行不断的、有时公开有时隐蔽的斗争。整个民族分裂为两大营垒的情形，在法国第一次革命爆发时曾经出现过，目前在最进步的国家中正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出现，但是在当时德国的条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 1850年夏秋)，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232页。

　　五)经典作家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案例

　　对小资产阶级的分析

　　小资产者在已经发展了的社会中，迫于本身所处的地位，必然是一方面成为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成为经济学家，就是说，他既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他同时既是资产者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引以为骄傲的，是他不偏不倚，是他找到了一个自诩不同于中庸之道的真正的平衡。这样的小资产者把矛盾加以深化。因为矛盾是他存在的基础。他自己只不过是社会矛盾的体现。

　　马克思:《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 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53页。

　　对政党阶级基础的分析

　　在英国，各个政党都是与社会阶层和阶级相一致的；托利党是与贵族和高教会派中偏执的真正正统派相一致的；辉格党由工厂主、商人和非国教徒，总的说来，由中间阶级的上层组成；中间阶级的下层组成了所谓的“激进派”，最后，宪章派则在工人，在无产者当中拥有自己的力量。

　　恩格斯:《伦敦来信:一》( 1843年4月29日—5月8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第423—424页。

　　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这里就往往只限于把政治冲突归结为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而把各个政党看做是这些阶级以及阶级集团的大体相应的政治表现。

　　对社会思潮阶级属性的分析

　　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在法国的1830年七月革命和英国的改革运动中，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从此就再谈不上严重的政治斗争了。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但是，即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期[4]的老调了。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作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一部分法国正统派[5]和“青年英国”[6]，都演过这出戏。

　　封建主说，他们的剥削方式和资产阶级的剥削不同，那他们只是忘记了，他们是在完全不同的、目前已经过时的情况和条件下进行剥削的。他们说，在他们的统治下并没有出现过现代的无产阶级，那他们只是忘记了，现代的资产阶级正是他们的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

　　不过，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批评的反动性质，他们控告资产阶级的主要罪状正是在于: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有一个将把整个旧社会制度炸毁的阶级发展起来。

　　他们责备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因为它产生了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因为它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

　　因此，在政治实践中，他们参与对工人阶级采取的一切暴力措施，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违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辞，屈尊拾取金苹果[7]，不顾信义、仁爱和名誉去做羊毛、甜菜和烧酒的买卖。

　　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

　　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是再容易不过了。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对私有财产，反对婚姻，反对国家吗?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独身和禁欲、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56页。

　　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但是，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而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甚至觉察到，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场手工业和农业中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员所代替。

　　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例如在法国，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着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有∽什准兜牧⒊〕龇⑻婀と怂祷暗摹Ｕ庋托纬闪诵∽什准兜纳缁嶂饕濉Ｎ魉姑傻诓唤龆苑ü叶杂⒐此刀际钦饫嘧抛骷业氖琢臁�

　　这种社会主义非常透彻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经济学家的虚伪的粉饰。它确凿地证明了机器和分工的破坏作用、资本和地产的积聚、生产过剩，危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必然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不平均、各民族之间的毁灭性的工业战争，以及旧风尚、旧家庭关系和旧民族性的解体。

　　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

　　工场手工业中的行会制度，农业中的宗法经济。这就是它的结论。

　　这一思潮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变成了一种怯懦的悲叹。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57页。

　　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是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产生的，并且是同这种统治作斗争的文字表现，这种文献被搬到德国的时候，那里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

　　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美文学家，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着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它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这样，第一次法国革命的要求，在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看来，不过是一般“实践理性”的要求，而革命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意志的表现，在他们心目中就是纯粹的意志、本来的意志、真正人的意志的规律。

　　德国着作家的唯一工作，就是把新的法国的思想同他们的旧的哲学信仰调和起来，或者毋宁说，就是从他们的哲学观点出发去掌握法国的思想。

　　这种掌握，就像掌握外国语一样，是通过翻译的。

　　大家知道，僧侣们曾经在古代异教经典的手抄本上面写上荒诞的天主教圣徒传。德国着作家对世俗的法国文献采取相反的做法。他们在法国的原着下面写上自己的哲学胡说。

　　例如，他们在法国人对货币关系的批判下面写上“人的本质的外化”，在法国人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批判下面写上所谓“抽象普遍物的统治的扬弃”等等。

　　这种在法国人的论述下面塞进自己哲学词句的做法，他们称之为“行动的哲学”、“真正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论证”等等。

　　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就这样被完全阉割了。既然这种文献在德国人手里已不再表现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于是德国人就认为:他们克服了“法国人的片面性”，他们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世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

　　这种曾经郑重其事地看待自己那一套拙劣的小学生作业并且大言不惭地加以吹嘘的德国社会主义，现在渐渐失去了它的自炫博学的天真。

　　德国的特别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和专制王朝的斗争，一句话，自由主义运动，越来越严重了。

　　于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得到了一个好机会，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宜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判(德国的社会主义是这种批判的可怜的回声)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

　　这种社会主义成了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及其随从——僧侣、教员、容克和官僚求之不得的、吓唬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的稻草人。

　　这种社会主义是这些政府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

　　既然“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这样成了这些政府对付德国资产阶级的武器，那么它也就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即德国小市民的利益。在德国，16世纪遗留下来的、从那时起经常以不同形式重新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是现存制度的真实的社会基础。

　　保存这个小资产阶级，就是保存德国的现存制度。这个阶级胆战心惊地从资产阶级的工业统治和政治统治那里等候着无可幸免的灭亡，这一方面是由于资本的积聚，另一方面是由于革命无产阶级的兴起。在它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能起一箭双凋的作用。“真正的”社会主义像瘟疫一样流行起来了。

　　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给自己的那几条干瘪的“永恒真理”披上一件用思辨的蛛丝织成的、绣满华丽辞藻的花朵和浸透甜情蜜意的甘露的外衣，这件光彩夺目的外衣只是使他们的货物在这些顾客中间增加销路罢了。

　　同时，德国的社会主义也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就是充当这种小市民的夸夸其谈的代言人。

　　它宣布德意志民族是模范的民族，德国小市民是模范的人。它给这些小市民的每一种丑行都加上奥秘的、高尚的、社会主义的意义，使之变成完全相反的东西。它发展到最后，就直接反对共产主义的“野蛮破坏的”倾向，并且宣布自己是不偏不倚地超乎任何阶级斗争之上的。现今在德国流行的一切所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着作，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属于这一类卑鄙龌龊的、令人萎靡的文献。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60页。

　　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

　　这一部分人包括:经济学家、博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劳动阶级状况改善派、慈善事业组织者、动物保护协会会员、戒酒协会发起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小改良家。这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甚至被制成一些完整的体系。

　　我们可以举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作为例子。

　　社会主义的资产者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它所统治的世界自然是最美好的世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把这种安慰人心的观念制成半套或整套的体系。它要求无产阶级实现它的体系，走进新的耶路撒冷，其实它不过是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是要抛弃他们关于这个社会的可恶的观念。

　　这种社会主义的另一种不够系统、但是比较实际的形式，力图使工人阶级厌弃一切革命运动，硬说能给工人阶级带来好处的并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改革，而仅仅是物质生活条件即经济关系的改变。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所理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绝对不是只有通过革命的途径才能实现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废除，而是一些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的行政上的改良，因而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至多只能减少资产阶级的统治费用和简化它的财政管理。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只有在它变成纯粹的演说辞令的时候，才获得自己的适当的表现。

　　自由贸易!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保护关税!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单人牢房!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唯一真实的结论。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个论断: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0—61页。

　　在马克思以前只有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或空想的社会主义或者由这种种成分混合而成的社会主义，所以很明显，所有这些社会主义者，每一个人都说自己拥有某种万应灵药，而每一个人又都完全站在真正的工人运动之外，他们把任何形式的真正的运动，从而把同盟和罢工，都看成一种歧途，认为它会引导群众离开唯一可以得救的真正信仰的道路。

　　恩格斯:《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1875年10月1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08页。

　　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要，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就不再需要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16页。

　　对无产阶级政党斗争策略的分析

　　一切旨在限制竞争和限制大资本聚积在个别人手里的措施，一切限制或废除继承权的办法，以及一切通过国家来对劳动进行组织的办法，等等，所有这些措施作为革命的措施不仅是可能实行的，甚至是必须实行的。这些措施之所以有可能实行，是因为整个奋起反抗的无产阶级赞同这些措施并用武力支持这些措施。尽管经济学家借口一些困难和弊端来反对这些措施，这些措施还是有可能实行的，因为正是这些困难和弊端将迫使无产阶级为了不致失掉自己的胜利果实而勇往直前，直到完全废除私有制。这些措施作为废除私有制的准备措施和过渡的中间阶段是有可能实行的，而且它们也只能是这样一种措施。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芩》( 1847年9月27日前和10月3 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62页。

　　各地的经验都证明，要使工人摆脱旧政党的这种支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它自己的政策，这种政策显然与其他政党的政策不同，因为它必须表现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这种政策的细节可以根据每一个国家的特殊情况而有所不同；但是，因为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基本关系到处都一样，有产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这一事实到处都存在，所以无产阶级政策的原则和目的是一样的，至少在一切西方国家中是这样。有产阶级，即土地贵族和资产者，使劳动人民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这不仅靠他们的财富的力量，不仅靠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而且还靠国家的力量，靠军队、官僚和法庭。如果放弃在政治领域中同我们的敌人作斗争，那就是放弃了一种最有力的行动手段，特别是组织和宣传的手段。普选权赋予我们一种卓越的行动手段。

　　恩格斯:《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委员会》( 1871年2月1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2页。

　　十六　历史比较方法

　　一)历史比较的意义在于加深对历史规律性的理解

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 1856年6—8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年5月第1版，第287页。

　　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没有交换，生产也能进行；没有生产，交换——正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产品的交换——便不能发生。这两种社会职能的每一种都处于多半是特殊的外界作用的影响之下，所以都有多半是各自的特殊的规律。但是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53—154页。

　　要使这种对资产阶级经济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不太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到目前为止，总的说来，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所以，到现在为止在资产阶级以前的理论经济学方面所确立的一切，我们也差不多完全应当归功于他的研究。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57页。

　　二)历史比较如果只看表面现象，不看内在实质，就会陷入谬误

　　在《资本论》里的好几个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罗马平民所遭到的命运。这些人本来都是自己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独立经营的自由农民。在罗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被剥夺了。使他们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离的运动，不仅蕴含着大地产的形成，而且还蕴含着大货币资本的形成。于是，有那么一天就一方面出现了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切都被剥夺的自由人，另一方面出现了占有已创造出来的全部财富的人，他们剥削他人劳动。结果怎样呢?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他们比过去美国南部各州的“白种贫民”更卑贱，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占有制的。因此，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1877年10—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6—467页。

　　最后，我希望，我这部着作对于清除那种特别是现今在德国流行的所谓凯撒主义的书生用语，将会有所帮助。在作这种肤浅的历史对比时，人们忘记了主要的一点，即在古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富有的自由民和贫穷的自由民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人们忘记了西斯蒙第所说的一句名言:罗马的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级过活。由于古代阶级斗争同现代阶级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有这样的根本区别，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怪物之间的共同点也就不可能比坎特伯雷大主教与最高祭司撒母耳之间的共同点更多。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69年第2版序言( 1869年6月2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6—467页。

　　三)纵向比较。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

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复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提供了钥匙。但是，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人们认识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税等等。但是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摘选》导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30页。

　　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只是发展的一种对立的形式，所以，那些早期形式的各种关系，在它里面常常只以十分萎缩的或者完全歪曲的形式出现。公社所有制就是个例子。因此，如果说资产阶级经济的范畴适用于一切其他社会形式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这也只能在一定意义上来理解。这些范畴可以在发展了的、萎缩了的、漫画式的种种形式上，总是在有本质区别的形式上，包含着这些社会形式。所说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在可能范围内完成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摘选》导言( 1857年8月下旬)，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页。

　　第七个问题:无产者和奴隶有什么区别

　　答:奴隶一次就被完全卖掉了。无产者必须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地出卖自己。单个的奴隶是某一个主人的财产，由于他与主人利害攸关，他的生活不管怎样坏，总还是有保障的。单个的无产者可以说是整个资产者阶级的财产，他的劳动只有在有人需要的时候才能卖掉，因而他的生活是没有保障的。只有对整个无产者阶级来说，这种生活才是有保障的。奴隶处在竞争之外，无产者处在竞争之中，并且亲身感受到竞争的一切波动。奴隶被看做物，不被看做市民社会的成员。无产者被承认是人，是市民社会的成员。

　　因此奴隶能够比无产者生活得好些，但无产者属于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他们本身处于比奴隶更高的阶段。在所有的私有制关系中，只要废除奴隶制关系，奴隶就能解放自己，并由此而成为无产者；无产者只有废除一切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

　　第八个问题:无产者和农奴有什么区别

　　答:农奴占有并使用一种生产工具，一块土地，为此他要交出自己的一部分收益或者服一定的劳役。无产者用别人的生产工具为这个别人做工，从而得到一部分收益。农奴是交出东西，无产者是得到报酬。农奴生活有保障，无产者生活无保障。农奴处在竞争之外，无产者处在竞争之中。农奴可以通过各种道路获得解放:或者是逃到城市里去做手工业者；或者是交钱给地主代替劳役和产品，从而成为自由的佃农；或者是把他们的封建主赶走，自己变成财产所有者。总之，农奴可以通过不同的办法加入有产阶级的队伍并进入竞争领域而获得解放。无产者只有通过消灭竞争、私有制和一切阶级差别才能获得解放。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 1847年10月底—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78—679页。

　　德国分裂割据状态的加剧和巩固是农民战争的主要结果，同时也是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

　　我们已经看到，德国当时处于怎样的分裂割据状态，它不仅分成无数独立的、彼此毫不相干的省区，而且整个国家在每一个这样的省区都分裂为多层次的等级和等级集团。除了诸侯和僧侣之外，在农村中还有贵族和农民，在城市里还有城市贵族、市民和平民，所有这些等级的利益即使不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也是彼此毫不相干的。在所有这些复杂的利害关系之上，还有皇帝和教皇的利害关系。我们已经看到，这些不同的利害关系最后是怎样缓慢地、勉强地、因地而异地形成了三大派；尽管好不容易才形成这几派，每一等级却还是违背现存条件给国家发展所规定的方向，各行其是地去开展自己的运动，因而不仅同所有的保守派等级发生冲突，而且也同其他所有的反对派等级发生冲突，最后势必遭到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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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里又很自然地看到同1848—1850年的运动相似的情况。在1848年，反对派各阶级的利益也互相冲突，每一个阶级都自行其是。资产阶级虽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以致无法再忍受封建官僚专制制度，但是，它的力量还不足以马上使其他阶级的要求服从它自己的要求。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很薄弱，不能指望它迅速跳过资产阶级阶段而立即夺取政权，但是，它在专制制度下已经深刻地体验到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滋味，而且总的说来，它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因而决不会再把资产阶级的解放看成它自身的解放。本国的多数群众，即小资产者、小资产者的同伴(即手工业者)和农民，已经被暂时还是他们的天然同盟者的资产阶级所抛弃，因为资产阶级认为他们过于革命，在某些地方，他们又被无产阶级所抛弃，因为无产阶级认为他们不够先进；而他们自己中间也存在分歧，所以一事无成，而且对左右两面同是反对派的人们都持反对态度。最后可以这样说，1525年在农民中表现出来的地方狭隘性并不比1848年参加运动的所有阶级所表现的地方狭隘性更严重。成百次的地方性革命，紧跟着发生的成百次横行无阻的地方性反革命，小邦分立状态保持不变，等等，这一切都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上述情况。谁要是在1525年和1848年两次德国革命及其结局之后还想入非非地谈论什么联邦共和国，那么他就没有别的去处，只配送入疯人院。

　　然而这两次革命，即16世纪的革命和1848—1850年的革命，尽管十分相似，但也有很明显的本质的区别。1848年的革命即使没有证明德国的进步，却也证明了欧洲的进步。

　　从1525年的革命中得到好处的是谁呢?诸侯。从1848年的革命中得到好处的是谁呢?大诸侯，即奥地利和普鲁士。站在1525年的小诸侯背后的，是用赋税锁链把这些小诸侯束缚起来的小市民；站在1850年的大诸侯背后，即站在奥地利和普鲁士背后的，是很快就通过国债制服这些大诸侯的现代大资产者。而站在大资产者背后的则是无产者。

　　年的革命是一次德国的地方性事件。当德国人进行农民战争的时候，英国人、法国人、波希米亚人、匈牙利人都已进行过他们的农民战争了。德国当时已经四分五裂，而欧洲四分五裂的状况就更为严重。1848年的革命并不是德国的地方性事件，它是伟大的欧洲事件的一个部分。在1848年革命的整个进程中，它的动因并不是局限于一个国家的狭窄范围之内，甚至也不是局限于一个洲的狭窄范围之内。可以说，曾经作为这次革命的舞台的那些国家，对于这次革命的发生所起的作用恰恰最少。这些国家或多或少是一些没有意识、没有意志的原料，将在目前席卷整个世界的一场运动的进程中受到改造。这场运动在我们的现存社会制度下看起来当然只能是一种外来的力量，但它归根结底正是我们自己的运动。因此，1848—1850年的革命就不可能像1525年的革命那样结束。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 1850年夏秋)，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316—319页。

　　四)横向比较

　　对基佐先生来说，英国革命的保守性是一大难解之谜，他只知道用英国人的深邃的理智来解释，其实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同绝大部分大土地所有者之间建立了持久的联盟，而这种联盟使英国革命在本质上不同于以小块土地来消灭大土地所有制的法国革命。这个与资产阶级联合的大土地所有者阶级(它其实在亨利八世时就已经出现了)不同于1789年的法国封建土地所有者，它与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不但没有矛盾，反而是完全协调的。他们的地产实际上不是封建性的财产，而是资产阶级的财产。他们一方面给工业资产阶级提供手工工场所必需的人手，另一方面又能使农业的发展同工商业的状况相适应。因此，他们同资产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从而结成了联盟。

　　马克思和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上发表的书评》( 1850年1—2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265页。

　　只有在不列颠帝国，特别是在英国本土，无产阶级的纯霾啪哂械湫偷男问剑疟硐值米钔瓯福欢抑挥性谟⒐拍芩鸭秸庋暾牟⑽俜降牡鞑樗な档谋匾牧希庹嵌哉飧鑫侍饨斜冉舷昃〉牟鏊匦璧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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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不列颠帝国无产阶级的状况的典型形式，特别是在目前，对德国来说尤其具有重大的意义。……而在当前，揭示英国的贫困，也将推动我们去揭示我们德国的贫困，而且还会给我们一个尺度，来衡量德国的贫困的范围以及在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骚动中所暴露出来的危险的程度，这种危险从这一方面直接威胁着德国的安宁。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序言》( 1845年3月1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85—387页。

　　……波拿巴式的君主政体(它的特点，马克思和我分别在《雾月十八日》[2]和《论住宅问题》第二篇[3]以及其他地方阐述过)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同旧的专制君主政体在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相类似。但是，正像后一种斗争不能在旧的专制君主政体下而只能在立宪君主政体下(英国、1789—年和1815—1830年的法国)才能进行到底一样，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也只有在共和政体下才能进行到底。因此，如果说，有利的条件和革命的经历曾经帮助法国人打倒了波拿巴，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那么，同依然停滞在半封建主义和波拿巴主义的混合体中的我们相比，法国人有这样一个优越性:他们拥有一定会把斗争进行到底的形式，而这种形式我们还有待于夺取。他们在政治上要比我们先进整整一个阶段。因此，如果君主政体在法国复辟，其结果必然是争取恢复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斗争又出现在日程上；而共和国的继续存在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直接的、非隐蔽的阶级斗争将日益尖锐化，一直到发生危机。

　　恩格斯:《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1883年8月2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9—510页。

　　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第1版序言( 1884年3月底—5月2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12月第1版，第15页。

　　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希腊、罗马和德意志上古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第1版序言( 1884年3月底—5月2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12月第1版，第16页。

　　为了最后彻底弄清楚塔西佗的日耳曼人[4]和美洲的红种人间的相似之点，我从你的那部班克罗夫特着作[5]的第一卷里作了一些摘要。这种相似确实特别令人感到惊奇，因为生产方式如此不相同——这里是渔业和狩猎业，没有畜牧业和农业，那里是向农业过渡的游牧业。这正好说明，在这个阶段，生产方式不像部落的旧的血缘关系和旧的两性相互共有关系之解体程度那样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否则前俄罗斯美洲地区的特林基特人就不可能与日耳曼人极其相似，而且，大概比你的易洛魁人与之更加相似。那里面解答的另一个谜是:由妇女承担主要劳动和非常尊敬妇女，两者是如何很好地协调起来的。

　　其次，我为我的推测找到了证据，即在欧洲，最初在克尔特人和斯拉夫人那里发现的初夜权是旧的两性共有关系的残余:在两个相距很远并且起源不同的部落中，部落的代表萨满都有初夜权。我从这本书里学到许多东西，关于日耳曼人的问题暂时感到满足了。

　　恩格斯:《致马克思》( 1882年12月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6月第版，第120页。

　　美国的运动正处于我们在1848年以前所处的那种阶段上，那里真正有才智的人物首先应当起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848年以前在各个工人联合会中所起的那种作用。不同的是，在美国，这一切目前将进展得无比迅速；运动开展不过八个月，就能在选举中取得那样的成绩，这简直是闻所未闻的。而如果有做得不够的地方，资产者就会去补做；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地方的资产者像你们那里的资产者那样无耻和专横，你们那里的法官比起俾斯麦手下的那帮帝国讼棍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凡是资产者用这种手段进行斗争的地方，斗争很快就会见分晓，如果我们在欧洲不加紧行动，那么美国人很快就会超过我们。不过，恰恰是现在，你们那里更需要有几个我们方面的人，他们要在理论和久经考验的策略方面毫不动摇，同时要能说英文和写英文，因为美国人由于各种显而易见的历史原因在所有理论问题上都远远落后，他们虽然没有接受欧洲中世纪的制度，但是接受了大量中世纪的传统、宗教、英国的普通(封建)法、迷信、降神术，总之，接受了过去对做生意并不直接有害而现在对愚化群众则非常有用的各种荒唐的东西。如果那里有几个理论头脑清醒的人，能预先告诉他们，他们自己的错误会造成什么后果，能使他们弄清楚，任何一个运动，要是不始终把消灭雇佣劳动制作为最终目标，它就一定要走上歧途，遭到失败，那么，许多蠢事都可以避免，整个过程也将大大地缩短。可是，这必须按英国方式去做，德国的特点必须抛开，《社会主义者报》的先生们未必能胜任这一工作，而《人民报》的先生们也只是在做生意方面比他们聪明一点……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1886年11月29 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8—559页。

　　十七　“西方”和“东方”不同历史进程的比较

一)上古时期“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和“日耳曼的”三种所有制及其演变的比较

　　三种公社所有制的劳动生产方式和财产关系的不同特征亚细亚所有制形式

　　在这种土地所有制的第一种形式中，第一个前提首先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一旦人类终于定居下来，这种原始共同体就将随种种外界的，即气候的、地理的、物理的等条件，以及他们特殊的自然性质——他们的部落性质——等等，而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自然形成的部落共同体，或者也可以说群体——血缘、语言、习惯等的共同性，是人类占有他们生活的客观条件，占有那种再生产自身和使自身对象化的活动(牧人、猎人、农人等的活动)的客观条件的第一个前提。

　　土地是一个大实验场，是一个武库，既提供劳动资料，又提供劳动材料，还提供共同体居住的地方，即共同体的基础。人类素朴天真地把土地当做共同体的财产，而且是在活劳动中生产并再生产自身的共同体的财产。每一个单个的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肢体，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

　　通过劳动过程而实现的实际占有是在这样一些前提下进行的，这些前提本身并不是劳动的产物，而是表现为劳动的自然的或神授的前提。这种以同一基本关系为基础的形式，本身可以以十分不同的方式实现。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选》(大约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3—124页。

　　古代所有制形式

　　［所有制的］第二种形式——它也像第一种形式一样，曾经在地域上、历史上等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是原始部落更为动荡的历史生活、各种遭遇以及变化的产物，它也要以共同体作为第一个前提，但不像在第一种情况下那样:共同体是实体，而个人则只不过是实体的偶然因素，或者是实体的纯粹自然形成的组成部分。这第二种形式不是以土地作为自己的基础，而是以城市作为农民(土地所有者)的已经建立的居住地。耕地表现为城市的领土；而不是［像在第一种形式中那样］村庄表现为土地的单纯附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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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社的继续存在，便是作为自给自足的农民的全体公社成员的再生产，他们的剩余时间正是属于公社，属于战争事业，等等。对自己劳动的所有权，是由对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即对一块耕地的所有权来作中介的，而对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则是由公社的存在而得到保障的，公社又是由公社成员的服兵役等形式的剩余劳动而得到保障的。公社成员不是通过创造财富的劳动协作来再生产自己，而是通过为了在对内对外方面保持联合体这种共同利益想象的和真实的共同利益)所进行的劳动协作来再生产自己。…………罗马的、希腊的(简言之，古典古代的)形式下那样，土地为公社所有，是罗马的土地；……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选》(大约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6、128—129、129页。

　　日耳曼所有制形式

　　中世纪(日耳曼时代)是从乡村这个历史的舞台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选》(大约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31页。

　　三种公社所有制向阶级社会过渡的不同形态

　　亚细亚所有制形式

　　在大多数亚细亚的基本形式中，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因而实际的公社只不过表现为世袭的占有者。因为这种统一体是实际的所有者，并且是公共财产的实际前提，所以统一体本身能够表现为一种凌驾于这许多实际的单个共同体之上的特殊东西，而在这些单个的共同体中，各个个别的人事实上失去了财产，或者说，财产——即单个的人把劳动和再生产的自然条件看做属于他的条件，看做他的主体的以无机自然形式存在的客观躯体这样一种关系——对这个别的人来说是间接的财产，因为这种财产，是由作为这许多共同体之父的专制君主所体现的总的统一体，以这些特殊的公社为中介而赐予他的。因此，剩余产品——其实，这在立法上被规定为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成果——不言而喻地属于这个最高的统一体。

　　因此，在东方专制制度下以及那里从法律上看似乎并不存在财产的情况下，这种部落的或公社的财产事实上是作为基础而存在的，这种财产大部分是在小公社范围内通过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而创造出来的，因此，这种公社完全能够自给自足，而且在自身中包含着再生产和扩大生产的一切条件。公社的一部分剩余劳动属于最终作为一个个人而存在的更高的共同体，而这种剩余劳动既表现在贡赋等的形式上，也表现在为了颂扬统一体——部分地是为了颂扬现实的专制君主，部分地为了颂扬想象的部落体即神——而共同完成的工程上。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选》(大约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4—125页。

　　这类公社财产，只要它在这里确实是在劳动中实现的，就或是可能这样表现出来:各个小公社彼此独立地勉强度日，而在公社内部，单个的人则同自己的家庭一起，独立地在分配给他的份地上从事劳动(必须有一定量的劳动，一方面用于公共储备，可以说是为了保险，另一方面，用于支付共同体本身的费用，即用于战争、祭祀等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例如在斯拉夫公社、罗马尼亚公社等地方，才第一次出现最原始意义上的领主的财产支配权。在这里奠定了向徭役制过渡的基础等等) ；或是可能这样表现出来:统一体能够使劳动过程本身具有共同性，这种共同性能够成为整套制度，例如在墨西哥，特别是在秘鲁，在古代凯尔特人那里，在印度的某些部落中就是这样。

　　……

　　……在亚细亚的(至少是占优势的)形式中，不存在个人所有，只有个人占有；公社是真正的实际所有者；所以，财产只是作为公共的土地财产而存在。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选》(大约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5、132页。

　　那些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共同的条件，如在亚细亚各民族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还有交通工具等等，就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即凌驾于各小公社之上的专制政府的事业。在这里，与这些乡村并存，真正的城市只是在特别适宜于对外贸易的地方才形成起来，或者只是在国家首脑及其地方总督把自己的收入(剩余产品)同劳动相交换，把收入作为劳动基金来花费的地方才形成起来。

　　……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的一种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看做王公的营垒，看做真正的经济结构上的赘疣) ；…………在亚洲各社会中，君主是土地剩余产品的唯一所有者，他用他的收入同自由人手斯图亚特的用语)相交换，结果出现了一批城市，这些城市实际上不过是一些流动的营房。这种关系尽管可能而不是必然同奴隶制和农奴制相对立，但它同雇佣劳动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它在劳动组织的所有各种不同形式下一再重复出现。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选》(大约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5—126、131、117页。

　　古希腊罗马所有制形式

　　公社财产——作为国有财产——即公有地，在这里是和私有财产分开的。在这里，单个人的财产不像在第一种情况下那样，本身直接就是公社财产。在第一种情况下，单个人的财产并不是同公社分开的个人的财产，相反，个人只不过是公社财产的占有者。

　　单个人的财产在事实上只靠共同劳动来利用——例如像东方的灌溉渠道那样——的可能性越少，部落的纯粹自然形成的性质由于历史的运动、迁徙而受到的破坏越大，部落越是远离自己的原来住地而占领异乡的土地，因而进入全新的劳动条件并使个人的能力得到更大的发展——部落的共同性质越是对外界表现为并且必然表现为消极的统一体——，那么，单个人变成归他和他的家庭单独耕作的那小块土地——单独的小块土地——的私有者的条件就越是具备。

　　……

　　……土地为公社所占领，是罗马的土地；一部分土地留给公社本身支配，而不是由公社成员支配，这就是各种不同形式的公有地；另一部分则被分割，而每一小块土地由于是一个罗马人的私有财产，是他的领地，是实验场中属于他的一份，因而都是罗马的土地；……

　　……因为贵族在较高的程度上代表共同体，所以他们是公有地的占有者，并且通过自己的被保护民来利用公有地(后来便逐渐地据为己有)。

　　……

　　在古代民族那里(罗马人是最典型的例子，表现的形式最纯粹，最突出)，存在着国有土地财产和私人土地财产相对立的形式，结果是后者以前者为中介；或者说，国有土地财产本身存在于这种双重形式中。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选》(大约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7、129、131、133页。

　　……一个共同体所遭遇的困难，只能是由其他共同体引起的，后者或是先已占领了土地，或是到这个共同体已占领的土地上来骚扰。因此，战争就或是为了占领生存的客观条件，或是为了保护并永久保持这种占领所要求的巨大的共同任务，巨大的共同工作。因此，这种由家庭组成的公社首先是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是军事组织或军队组织，而这是公社以所有者的资格而存在的条件之一。住处集中于城市，是这种军事组织的基础。

　　……

　　公社(作为国家)，一方面是这些自由的和平等的私有者间的相互关系，是他们对抗外界的联合；同时也是他们的保障。在这里，公社组织的基础，既在于它的成员是由劳动的土地所有者即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所组成的，也在于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的独立性是由他们作为公社成员的相互关系来维持的，是由确保公有地以满足共同的需要和共同的荣誉等来维持的。公社成员的身份在这里依旧是占有土地的前提，但作为公社成员，单个的人又是私有者。……

　　……

　　这种共同体继续存在的前提，是组成共同体的那些自由而自给自足的农民之间保持平等，以及作为他们的财产继续存在的条件的本人劳动。他们把自己看做劳动的自然条件的所有者；但这些条件还必须不断地通过个人本人的劳动才真正成为个人人格的，即个人本人劳动的条件和客观因素。

　　另一方面，这个小的军事的共同体的趋向，又促使它越出这些限制等等(罗马、希腊、犹太人等等)。

　　……

　　……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所有制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选》(大约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6—128、131页。

　　为了能使用奴隶，必须掌握两种东西:第一，奴隶劳动所需的工具和对象；第二，维持奴隶困苦生活所需的资料。因此，先要在生产上达到一定的阶段，并在分配的不平等上达到一定的程度，奴隶制才会成为可能。奴隶劳动要成为整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生产、贸易和财富积聚就要有大得多的增长。在古代自然形成的土地公有的公社中，奴隶制或是根本还没有出现，或是只起极其次要的作用。在最初的农民城市罗马，情形也是如此；当罗马变成“世界城市”，意大利的地产日益集中于人数不多的非常富有的所有者阶级手里的时候，农民人口才被奴隶人口所排挤。…………

　　要强迫人们从事任何形式的奴隶的劳役，强迫者就必须拥有劳动资料，他只有借助这些劳动资料才能使用被奴役者；而在实行奴隶制的情况下，除此以外，他还必须拥有用来维持奴隶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这样，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必须拥有一定的超过平均水平的财产。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68—169页。

　　自耕农的这种自由小块土地所有制形式，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正常形式，一方面，在古典古代的极盛时期，形成社会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发表于1894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11页。

　　一切部门——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中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同时，这也增加了氏族、家庭公社或个体家庭的每个成员所担负的每日的劳动量。吸收新的劳动力成为人们向往的事情了。战争提供了新的劳动力:俘虏变成了奴隶。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财富增加并且使生产领域扩大的同时，在既定的总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0页。

　　日耳曼所有制形式

　　诚然，在日耳曼人那里，也有一种不同于单个人的财产的公有地，公社土地或人民土地。这种公有地，是猎场、牧场、采樵地等等，这部分土地，当它必须充当这类特定形式的生产资料时，是不能加以分割的。可是，这种公有地却又不像例如在罗马人那里那样，表现为与私有者并列的国家的特殊经济存在，以致这些私有者只有当他们像平民那样被取消即被剥夺公有地的使用权时，才会成为真正的私有者。

　　相反，在日耳曼人那里，公有地只是个人财产的补充，并且只有当它被当做一个部落的共同占有物来保卫，以不受敌对部落的侵袭时，它才表现为财产。不是单个人的财产表现为以公社为中介，恰好相反，是公社的存在和公社财产的存在表现为以他物为中介，也就是说，表现为独立主体互相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每一单个家庭就是一个经济整体，它本身单独地构成一个独立的生产中心(手工业只是妇女的家庭副业等等)。

　　……而在日耳曼世界，单个的住地就是一个经济整体，这种住地本身仅仅是属于它的土地上的一个点，并不是许多所有者的集中，而只是作为独立单位的家庭。…………

　　……而就公社具有一种特殊的经济存在(表现为共同使用猎场、牧场等等)而言，它是被每一个个人所有者以个人所有者的身份来使用，而不是以国家代表的身份(像在罗马那样)来使用的。这实际上是个人所有者的共同财产，而不是在城市中另有其特殊存在而与单个人相区别的那种个人所有者联合体的共同财产。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选》(大约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32—134页。

　　在日耳曼人那里，各个家长住在森林之中，彼此相隔很远的距离，即使从外表来看，公社也只有通过公社成员的每次集会才存在，虽然他们的自在的统一体包含在他们的亲缘关系、语言、共同的过去和历史等之中。

　　因此，公社便表现为一种联合而不是联合体，表现为以土地所有者为独立主体的一种统一，而不是表现为统一体。因此公社事实上不是像在古代民族那里那样，作为国家，作为国家组织而存在，因为它不是作为城市而存在的。…………

　　在日耳曼的形式中，农民并不是国家公民，也就是说，不是城市居民；相反地，这种形式的基础是孤立的、独立的家庭住宅，这一基础通过同本部落其他类似的家庭住宅结成联盟，以及通过在发生战争、举行宗教活动、解决诉讼等时为取得相互保证而举行的临时集会来得到保障。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选》(大约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31—132、133页。

　　三种公社所有制向阶级社会过渡的不同特点及其原因不管这种以公社成员身份为中介的所有制，究竟是表现为公共所有制(在这种情况下，单个人只是占有者，不存在土地的私有制) ；还是这种所有制表现为国家所有同私人所有相并列的双重形式(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后者决定于前者，因而只有国家公民才是并且必定是私有者，但另一方面，作为国家公民，他的所有制又同时具有特殊的存在) ；最后，还是这种公社所有制仅仅表现为个人所有制的补充(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所有制表现为公社所有制的基础，而公社本身，除了存在于公社成员的集会中和他们为共同目的的联合中以外，完全不存在)，——不管怎样，公社成员或部落成员对部落土地的关系，即对部落所定居的土地的关系的这种种不同的形式，部分地取决于部落的自然性质，部分地取决于部落现在实际上在怎样的经济条件下以所有者的身份对待土地，就是说，通过劳动来获取土地的果实；而这一点本身又取决于气候，土壤的自然特性，由自然条件决定的土壤利用方式，同敌对部落或四邻部落的关系，以及由迁移、历史事件等引起的变动。

　　要使公社本身照老样子继续存在下去，公社成员的再生产就必须在被作为前提的客观条件下进行。生产本身，人口的增长(这也属于生产)，必然要逐渐扬弃这些条件，破坏这些条件，而不是加以再生产，等等，这样，共同体就同作为其基础的所有制关系一起瓦解了。

　　亚细亚形式必然保持得最顽强也最长久，这取决于亚细亚形式的前提:单个人对公社来说不是独立的，生产的范围仅限于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等等。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选》(大约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35—136页。

　　如果单个人改变自己对公社的关系，他也就在改变公社，破坏公社，同样也破坏公社的经济前提；另一方面，这种经济前提也发生变化——由于本身的辩证法而发生变化，贫困化，等等。尤其是由于战争和征服的影响，例如在罗马，这本质上属于公社本身的经济条件——，作为公社基础的实际纽带遭到破坏。

　　……

　　在古代人［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工业已被认为是有害的职业(是释放的奴隶、被保护民、外地人干的事情)等等。生产劳动的这种发展(这种劳动作为只是为农业和战争服务的自由人的家庭劳动，或者作为为宗教仪式和共同体服务的工业，如建造房屋、修筑道路、兴建庙宇等等，而从单纯从属于农业的状况中摆脱出来)，是必然会有的，这是由于同外地人交往，由于有奴隶，由于要交换剩余产品，等等；这种发展使那种成为共同体的基础的、因而也成为每一个客体的个人(即作为罗马人、希腊人等的个人)的基础的生产方式发生解体。交换也起同样的作用；还有债务；等等。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选》(大约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36、145—146页。

　　所以奴隶制和农奴制只是这种以部落体为基础的财产的继续发展。它们必然改变部落体的一切形式。谘窍秆切问较拢撬芨谋涞淖钌佟Ｕ庵植撇问绞墙⒃谧愿宰愕墓づ┮低骋恢系模谡庵智榭鱿拢驮谕恋夭撇⑴┮刀勒纪持蔚牡胤讲煌鞣燮渌餐澹莶⒉皇潜匾跫Ａ硪环矫妫蛭谡庵中问较拢ジ龅娜舜永床荒艹晌姓撸徊还钦加姓撸运旧硎抵噬暇褪亲魑缤骋惶宓奶逑终叩哪歉鋈说牟撇磁ァ６ブ圃谡饫锛炔黄苹道投奶跫膊桓谋浔局实墓叵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选》(大约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43—144页。

　　生产方式本身越是保持旧的传统——而这种传统方式在农业中保持得很久，在东方的那种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中，保持得更久——，也就是说，占有的实际过程越是保持不变，那么，旧的所有制形式，从而共同体本身，也就越是固定。

　　……

　　在奴隶制、农奴制等之下，劳动者本身表现为服务于某一第三者个人或共同体的自然生产条件之一(这不适用于例如东方的普遍奴隶制；这只是从欧洲的观点来看的；因

　　而，财产就不再是亲身劳动的个人对劳动客观条件的关系了。奴隶制、农奴制等总是派生的形式，而决不是原始的形式，尽管它们是以共同体和以共同体中的劳动为基础的那种所有制的必然的和合乎逻辑的结果。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选》(大约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45、147页。

　　二)中古时期带着上古亚细亚公社遗存的“东方社会”与西欧的“拉丁—日耳曼封建社会”的比较

　　带着上古亚细亚公社遗存的“东方社会”及其停滞性表现贝尔尼埃正确地看到，东方(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3年6月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12页。

　　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但是东方各民族为什么没有达到土地私有制，甚至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呢。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气候和土壤的性质，特别是由于大沙漠地带，这个地带从撒哈拉起横贯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直到亚洲高原的最高地区。在这里，农业的第一个条件是人工灌溉，而这是村庄、省或中央政府的事。

　　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 1853年6月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13页。

　　这些小小的公社带着种性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汙痕。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1853年6月7—10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83页。

　　保存到现在的)远古的形式:氏族公社，其成员共同生活，共同耕地，并用共同的公共的)收益满足自己的需要。……这种公社土地占有形式只在印度北部和西北部的某些地区保存下来，而其形式是土地只由最近的亲属即不分居家庭(这是梅恩给这种形式的氏族公社所起的名称)的成员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

　　马克思:《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摘要》( 1879年10月—1880年10月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第231—232页。

　　亚洲这一地区的停滞性质(尽管有政治表面上的各种无效果的运动)，完全可以用下面两种相互促进的情况来解释: ( 1)公共工程是中央政府的事情； ( 2)除了这个政府之外，整个国家(几个较大的城市不算在内)分为许多村社，它们有完全独立的组织，自成一个小天地。……

　　……

　　……在某些这样的村社中，全村的土地是共同耕种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每个土地所有者耕种自己的土地。在这种村社内部存在着奴隶制和种性制。荒地作为公共牧场。妻子和儿女从事家庭纺织业。……我认为，很难想象亚洲的专制制度和停滞状态有比这更坚实的基础。……

　　……至于所有制问题，这在研究印度的英国着作者中是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

　　在克里什纳以南的同外界隔绝的山区，似乎确实存在土地私有制。至于在爪哇，如前英国驻爪哇总督斯坦福·拉弗尔斯爵士在他的《爪哇史》中指出的，在这个“可以获得相当可观的地租的”国家中，全部土地的绝对所有者是君主。无论如何，伊斯兰教徒似乎首先从原则上确定了在整个亚洲“不存在土地私有制”。

　　关于上面提到的村社，我还要指出，它们在摩奴法典中就已经出现，在这部法典中它们的整个组织是这样的:一个高级税吏管辖10个村社，以后是100个，再后是1000个。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3年6月1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17—118页。

　　在亚洲，从远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者说，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战争部门，或者说，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以及其他地区，都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水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兰德和意大利，曾促使私人企业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壤肥沃程度的设施归中央政府管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会废置，这就可以说明一件否则无法解释的事实，即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都荒芜不毛，例如巴尔米拉、佩特拉、也门废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广大地区就是这样。同时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1853年6月7—10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79—680页。

　　从遥远的古代直至19世纪的最初十年，无论印度过去在政治上变化多么大，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

　　在印度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方面，印度人也像所有东方人一样，把他们的农业和商业所凭借的主要条件即大规模公共工程交给中央政府去管，另一方面，他们又散处于全国各地，通过农业和制造业的家庭结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中心地点。由于这两种情况，从远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结合体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

　　……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1853年6月7—10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80—682页。

　　除我们已经证明与西方工业品销售成反比的鸦片贸易之外，妨碍对华出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因素，是那个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

　　马克思:《对华贸易》

　　年11月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72页。

　　正如皇帝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

　　……

　　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1853年5月3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08—609页。

　　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旧中国的死亡时刻正在迅速临近。……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恩格斯:《波斯与中国》( 1857年5月20日前后)，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627—628页。

　　这些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它们偶然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1]，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有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14—415页。

　　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解体作用造成了多大的障碍，这从英国人同印度和中国的交往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此外，在印度还有建立在土地公有基础上的农村公社的形式，这种农村公社在中国也是原始的形式。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发表于1894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372页。

　　在直接劳动者仍然是他自己的生存资料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条件的“占有者”的一切形式内，财产关系必然同时表现为直接的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因而直接生产者是作为不自由的人出现的；这种不自由，可以从实行徭役劳动的农奴制减轻到单纯的贡赋义务。在这里，按照前提，直接生产者还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即他实现自己的劳动和生产自己的生存资料所必需的物质的劳动条件；他独立地经营他的农业和与农业结合在一起的农村家庭工业。这种独立性，不会因为这些小农(例如在印度)相互组成一种或多或少带有自发性质的生产公社而消失，因为这里所说的独立性，只是对名义上的地主而言的。在这些条件下，要从小农身上为名义上的地主榨取剩余劳动，只能通过超经济的强制，而不管这种强制采取什么形式[2]。使这种小农和奴隶经济或种植园经济区别开来的是，奴隶要用别人的生产条件从事劳动，并且不是独立的。所以这里必须有人身的依附关系，必须有不管什么程度的人身不自由和人身作为土地的附属物对土地的依附，必须有本来意义的依附制度。同直接生产者直接相对立的，如果不是私有土地的所有者，而是像在亚洲那样，是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的国家，那么，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或者不如说，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存在任何同这个地租形式不同的赋税。在这种状态下，对于依附关系来说，无论从政治上或从经济上说，除了面对这种国家的一切臣属关系所共有的形式以外，不需要更严酷的形式。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没有私有土地的所有权，虽然存在着对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同的占有权和用益权。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发表于1894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893—894页。

　　西欧的“拉丁—日耳曼封建社会”及其向资本主义的转型“拉丁—日耳曼封建社会”的形成

　　封建制度决不是现成地从德国搬去的。它起源于征服者在进行征服时军队的战时组织，而且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在被征服国家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真正的封建制度的。这种形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生产力的制约，这从企图彷效古罗马来建立其他形式的失败尝试(查理大帝，等等)中已经得到证明。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8页。

　　由日耳曼人在所有被征服的地区引入的新公社，由于继承了古代原型的特征，在整个中世纪时期，成了人民自由和人民生活的唯一中心。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 1881年2月18日—3 月8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3页。

　　如果说，他们至少在三个最重要的国度——德国、法国北部和英国——以马尔克公社的形式保存下来一部分真正的氏族制度，并把它带到封建国家里去，从而使被压迫阶级即农民甚至在中世纪农奴制的最严酷条件下，也能有地方性的团结和抵抗的手段，而这一手段无论在古典古代的奴隶那里或者在近代的无产阶级那里都没有这样现成，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如果不是他们的野蛮状态、如果不是他们的纯粹野蛮人的按血族定居的方式，又是什么呢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5—176页。

　　我很高兴，关于农奴制的历史[3]，照实业界人士的说法，我们“达成协议”了。毫无疑问，农奴制和依附关系并不是某种特有的中世纪封建形式，在征服者迫使当地居民为其耕种土地的地方，我们到处，或者说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例如在特萨利亚很早就有了。

　　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 1882年12月2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月第1版，第131页。

　　西欧封建生产方式的特点

　　现在，让我们离开鲁滨逊的明朗的孤岛，转到欧洲昏暗的中世纪去吧。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了，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但是正因为人身依附关系构成该社会的基础，劳动和产品也就用不着采取与它们的实际存在不同的虚幻形式。它们作为劳役和实物贡赋而进入社会机构之中。在这里，劳动的自然形式，劳动的特殊性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而不是像在商品生产基础上那样，劳动的一般性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徭役劳动同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样，是用时间来计量的，但是每一个农奴都知道，他为主人服役而耗费的，是他个人的一定量的劳动力。缴纳给牧师的什一税，是比牧师的祝福更加清楚的。所以，无论我们怎样判断中世纪人们在相互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始终表现为他们本身之间的个人的关系，而没有披上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4—95页。

　　某些历史学家感到惊异的是，虽然直接生产者不是所有者，而只是占有者，并且他的全部剩余劳动实际上依照法律都属于土地所有者，可是在这种关系下，负有徭役义务的人或农奴竟能有财产和——相对地说——财富的独立发展。但是，很清楚，在作为这一社会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基础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不发达的状态中，传统必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次，很清楚，在这里也和一贯的情形一样，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那部分人的利益，总是要把现状作为法律加以神圣化，并且要把现状的由习惯和传统造成的各种限制，用法律固定下来。撇开其他一切情况不说，只要现状的基础即作为现状的基础的关系的不断再生产，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了有规则的和有秩序的形式，这种情况就会自然产生；并且，这种规则和秩序本身，对任何取得社会固定性和不以单纯偶然性与任意性为转移的社会独立性的生产方式来说，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这种规则和秩序，正好是一种生产方式的社会固定的形式，因而是它相对地摆脱了单纯偶然性和单纯任意性的形式。在生产过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的停滞状态中，一种生产方式所以能取得这个形式，只是由于它本身的反复的再生产。如果这种再生产持续一个时期，那么，它就会作为习惯和传统固定下来，最后被作为明文的法律加以神圣化。但是，因为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即徭役劳动，是建立在劳动的一切社会生产力的不发展，劳动方式本身的原始性的基础上，所以和发达的生产方式下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下相比，它自然只会在直接生产者的总劳动中，占有一个小得多的部分。例如，我们假定为地主进行的徭役劳动原来是每周两天。这每周两天的徭役劳动因此会固定下来，成为一个不变量，而由习惯法或成文法在法律上规定下来。但是直接生产者自己支配的每周其余几天的生产效率，却是一个可变量。这个可变量必然随着他的经验的增多而得到发展，正如他所认识的新的需要，他的产品的市场的扩大，他对他这一部分劳动力的支配的越来越大的保证，都会刺激他去提高自己劳动力的紧张程度；在这里，不要忘记，这种劳动力的使用决不限于农业，也包括农村家庭工业。因此，这里已经有了某种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要取决于环境的适宜，天生的种族性格，等等。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发表于1894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896—897页。

　　在中世纪，有一些城市不是从前期历史中现成地继承下来的，而是由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在这些城市里，每个人的唯一财产，除开他随身带着的几乎全是最必需的手工劳动工具构成的那一点点资本之外，就只有他的特殊的劳动。不断流入城市的逃亡农奴的竞争；乡村反对城市的连绵不断的战争，以及由此产生的组织城市武装力量的必要性；共同占有某种手艺而形成的联系；在手工业者同时又是商人的时期，必须有在公共场所出卖自己的商品以及与此相连的禁止外人进入这些场所的规定；各手工业间利益的对立；保护辛苦学来的手艺的必要性；全国性的封建组织，——所有这些都是各行各业的手艺人联合为行会的原因。这里我们不打算详细地谈论以后历史发展所引起的行会制度的多种变化。在整个中世纪，农奴不断地逃入城市。这些在乡村遭到自己主人迫害的农奴是只身流入城市的，他们在这里遇见了有组织的团体，对于这种团体他们是没有力量反对的，在它的范围内，他们只好屈从于由他们那些有组织的城市竞争者对他们劳动的需要以及由这些竞争者的利益所决定的处境。这些只身流入城市的劳动者根本不可能成为一种力量，因为，如果他们的劳动带有行会的性质并需要培训，那么行会师傅就会使他们从属于自己，并按照自己的利益来组织他们；或者，如果这种劳动不需要培训，因而不是行会劳动，而是短工，那么劳动者就根本组织不起来，始终是无组织的平民。城市对短工的需要造成了平民。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7—558页。

　　中世纪完全是从野蛮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学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的古代世界接受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丧失文明的城市。其结果正如一切原始发展阶段的情形一样，僧侣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在僧侣手中，政治和法学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不过是神学的分支，一切都按照神学中适用的原则来处理。教会的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个法庭都有法律效力。甚至在法学家已经形成一个等级的时候，法学还久久处于神学控制之下。神学在知识活动的整个领域的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威，同时也是教会在当时封建统治下万流归宗的地位的必然结果。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 1850年夏秋)，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235页。

　　西欧封建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产生

　　不要忘记，单是维持农奴生存的必要性和大经济的不可能性(包括把小块土地分给农奴)，很快就使农奴向封建主缴纳的贡赋降低到各种代役租和徭役地租的平均水平，这样就使农奴有可能积累一些动产，便于逃出自己领主的领地，并使他有希望上升为市民，同时还引起了农奴的分化。可见逃亡农奴已经是半市民了。由此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掌握了某种手艺的农奴获得动产的可能性最大。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2—573页。

　　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2页。

　　中世纪的城关市民和小农等级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页。

　　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V－28］都由于财富的发展，或者同样可以说，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没落了。因此，在意识到这一点的古代人那里，财富被直接当做使共同体解体的东西加以抨击。封建制度也由于城市工业、商业、现代农业(甚至由于个别的发明，如火药和印刷机)而没落了。

　　随着财富的发展，因而也就是随着新的力量和不断扩大的个人交往的发展，那些成为共同体的基础的经济条件，那些与共同体相适应的共同体各不同组成部分的政治关系，以理想的方式来对共同体进行直观的宗教(这二者又都是建立在对自然界的一定关系上的，而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个人的性格、观点等等，也都解体了。单是科学——即财富的最可靠的形式，既是财富的产物，又是财富的生产者——的发展，就足以使这些共同体解体。但是，科学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22页。

　　工业资本家这些新权贵，不仅要排挤行会的手工业师傅，而且要排挤占有财富源泉的封建主。从这方面来说，他们的兴起是战胜了封建势力及其令人愤恨的特权的结果，也是战胜了行会及其对生产的自由发展和人对人的自由剥削所加的束缚的结果。但是，工业骑士之所以能够排挤掉佩剑骑士，只是因为他们利用了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件。他们借以兴起的手段，同罗马的被释奴隶成为自己保护人的主人所使用的手段同样卑鄙。

　　劳动者的奴役状态是产生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发展过程的起点。这一发展过程就是这种奴役状态的形式变换，就是封建剥削转化为资本主义剥削。要了解这一过程的经过，不必追溯太远。虽然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在这个时代到来的地方，农奴制早已废除，中世纪的顶点——主权城市也早已衰落。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22—823页。

　　三)近代:资本主义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的觉醒

　　资本主义的西方向全球扩张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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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2—33页。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5—36页。

　　东方的苦难

　　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所遭受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我在这里所指的还不是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式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式专制，这两种专制结合起来要比萨尔赛达庙里任何狰狞的神像都更为可怕。这并不是不列颠殖民统治独有的特征，它只不过是对荷兰殖民统治的模彷，而且模彷得惟妙惟肖，所以为了说明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所作所为，只要把英国的爪哇总督斯坦福·拉弗尔斯爵士谈到旧日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时说过的一段话一字不改地引过来就够了

　　“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心只想赚钱，它对它的臣民还不如过去的西印度种植场主对那些在他们的种植场干活的奴隶那样关心，因为这些种植场主买人的时候是付了钱的，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却没有花过钱，它开动全部现有的专制机器压榨它的臣民，迫使他们献出最后一点东西，付出最后一点劳力，从而加重了恣意妄为的半野蛮政府所造成的祸害。因为它把政客的全部实际技巧和商人的全部独占一切的利己心肠全都结合在一起。”

　　内战、外侮、革命、征服、饥荒——尽管所有这一切接连不断地对印度斯坦造成的影响显得异常复杂、剧烈和具有破坏性，它们却只不过触动它的表面。英国则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的迹象。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1853年6月7—10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78—679页。

　　相继侵入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印度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

　　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崇高的一切，从而毁灭了印度的文明。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1853年7月2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86页。

　　联军全权代表强迫中国订立新条约[5]的消息，看来引起了以为贸易将有大规模扩展的狂想，同第一次对华战争结束后1845年时商人们头脑中产生的狂想完全一样。即使彼得堡的电讯所传属实，是否能完全肯定，通商口岸一增多，对华贸易就必然会扩大呢?是否能够指望1857—1858年的战争会比1841—1842年的战争导致更好的结果呢?有一件事是肯定无疑的

　　年的条约并没有使美国和英国对中国的出口增加，倒是起了加速和加深年商业危机的作用。现时的这个条约也是一样，它使人们梦想得到一个无穷尽的市场，使人们产生不切实际的希望，可能就在世界市场刚刚从不久以前的普遍恐慌中逐渐复原的时候，又促进新危机的形成。除了这个消极后果以外，第一次鸦片战争还刺激了鸦片贸易的增长而损害了合法贸易；只要整个文明世界的压力还没有迫使英国放弃在印度强制种植鸦片和以武力在中国推销鸦片的做法，那么这第二次鸦片战争就会产生同样的后果。

　　我们不想详述这种贸易的道德方面，关于这种贸易，连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都这样写道

　　“不是吗，‘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后，还杀害他们的肉体；每时每刻都有新的牺牲者被献于永不知饱的摩洛赫[6]之前，英国杀人者和中国自杀者竞相向摩洛赫的祭坛上供奉牺牲品。”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 1858年8月31日—9月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29—630页。

　　这场极端不义的战争[8]就是根据上面简单叙述的理由而进行的——现在向英国人民提出的官方报告完全证实了这种叙述。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站不住脚的借口下发生的!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至少那些愿意弄清这个问题的人们——都知道这些非难是多么虚伪和空洞。有人企图转移对主要问题的追究，给公众造成一个印象:似乎在亚罗号划艇事件以前就有大量的伤害行为足以构成开战的理由。可是这些不分青红皂白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英国人控告中国人一桩，中国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国人九十九桩。

　　英国报纸对于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在英国庇护下每天所干的破坏条约的可恶行为真是讳莫如深!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经常贿赂下级官吏而使中国政府失去在商品进出口方面的合法收入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对那些被卖到秘鲁沿岸去当不如牛马的奴隶、被卖到古巴去当契约奴隶的受骗契约华工横施暴行“以至杀害”的情形，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常常欺凌性情柔弱的中国人的情形以及这些外国人带到各通商口岸去的伤风败俗的弊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我们所以听不到这一切以及更多得多的情况，首先是因为在中国以外的大多数人很少关心这个国家的社会和道德状况；其次是因为按照精明和谨慎的原则不宜讨论那些不能带来钱财的问题。因此，坐在家里而眼光不超出自己买茶叶的杂货店的英国人，完全可以把政府和报纸塞给公众的一切胡说吞咽下去。

　　与此同时，在中国，压抑诺摹⒀黄秸比计鸬某鹩⒒鹬郑⒊闪巳魏魏推胶陀押玫谋硎径嘉幢啬芷嗣鸬姆吲一稹�

　　马克思:《英人在华的残暴行为》( 1857年3月22日前后)，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20—621页。

　　四)东方的觉醒、抵抗和新纪元的来临

　　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在比较遥远的未来，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得到重建。这个国家的人举止文雅，用萨尔蒂科夫公爵的话来说，甚至最下层阶级里的人都“比意大利人更精细更灵巧”[9]；他们的沉静的高贵品格甚至足以抵消他们所表现的驯服态度；他们虽然天生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但他们的勇敢却使英国军官大为吃惊；他们的国家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宗教的发源地，从他们的贾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代日耳曼人的原型，从他们的婆罗门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希腊人的原型。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1853年7月2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90页。

　　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了约十年之久，现在汇合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这种联系从那时起就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黄金的吸引之下迅速地发展起来。同时，这个帝国的银币——它的血液——也开始流向英属东印度。

　　在1830年以前，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出超，白银不断地从印度、英国和美国向中国输出。可是从1833年，特别是1840年以来，由中国向印度输出的白银，几乎使天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因此皇帝[10]下诏严禁鸦片贸易，结果引起了比他的诏书更有力的反抗。除了这些直接的经济后果之外，和私贩鸦片有关的行贿受贿完全腐蚀了中国南方各省的国家官吏。正如皇帝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可是，那些靠纵容私贩鸦片发了大财的官吏的贪汙行为，却逐渐破坏着这一家长制权威——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存在这种情况的地方，主要正是首先起义的南方各省。所以几乎不言而喻，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统治权。

　　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1853年5月31日前后)，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07—608页。

　　现在，中国人的情绪与1840—1842年战争[11]时的情绪已显然不同。那时人民保持平静，让皇帝的军队去同侵略者作战，失败之后，则抱着东方宿命论的态度屈从于敌人的暴力。但是现在，至少在迄今斗争所及的南方各省，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他们经过极其冷静的预谋，在供应香港欧洲人居住区的面包里大量地投放了毒药。(有几只面包送交李比希化验。他发现面包的各个部分都含有大量的砒霜，这表明在和面时就已掺入砒霜。但是药量过大，结果一定是变成了呕吐剂，因而抵消了毒效。)他们暗带武器搭乘商船，而在中途杀死船员和欧洲乘客，夺取船只。他们绑架和杀死所能遇到的每一个外国人。连移民到外国去的苦力都好像事先约定好了，在每一艘移民船上起来暴动，夺取船只，他们宁愿与船同沉海底或者在船上烧死，也不投降。甚至国外的华侨——他们向来是最听命和最驯顺的臣民——也进行密谋，突然在夜间起事，如在沙捞越就发生过这种情形；又如在新加坡，当局只是靠武力和戒备才压制住他们。是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造成了这一所有中国人普遍奋起反抗所有外国人的局面，并使之表现为一场灭绝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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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波斯和中国》( 1857年5月20日前后)，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625—628页。

　　十八　历史认识的真理性及其检验

　　一)历史认识的真理具有相对性，但它总是不断趋近于绝对的真理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1873—1882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36页。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件事也许有某种意义: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认识到什么程度。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1873—1882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94页。

　　我们根本不用担心我们现在所处的认识阶段和先前的一切阶段一样都不是最后的。这一阶段已经包括大量的认识材料，并且要求每一个想在任何专业内成为内行的人进行极深刻的专门研究。但是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对漫长的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或者就像在天体演化学、地质学和人类历史中一样，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远是有缺陷的和不完善的，而谁要以真正的、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标准来衡量认识，那么，他只是证明他自己的无知和荒谬，即使真正的动机并不像在这里那样是要求个人不犯错误。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这一点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即使是杜林先生，只要他稍微知道一点正是说明一切两极对立的不充分性的辩证法的初步知识，他也会知道的。只要我们在上面指出的狭窄的领域之外应用真理和谬误的对立，这种对立就变成相对的，因而对精确的科学的表达方式来说就是无用的；但是，如果我们企图在这一领域之外把这种对立当做绝对有效的东西来应用，那我们就会完全遭到失败；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我们举着名的波义耳定律为例，根据这一定律，在温度不变的情况下，气体的体积和它所受的压力成反比。雷尼奥发现，这一定律不适合于某些情况。如果雷尼奥是一个现实哲学家，那么他就有义务宣布:波义耳定律是可变的，所以不是真正的真理，所以根本不是真理，所以是谬误。但是，如果他这样做，他就会造成一个比波义耳定律所包含的谬误更大得多的谬误；他的一小粒真理就会消失在谬误的沙丘中；这样他就会把他的本来正确慕崧郾湮螅胝庖幻笙啾龋ㄒ宥删土皆谒厦娴纳傩砻笠部梢运凳钦胬砹恕５抢啄岚率强蒲Ъ遥挥型媾庋亩罚羌绦芯浚⒎⑾植ㄒ宥芍皇墙频卣罚乇鹗嵌杂诳梢砸蜓沽Χ夯钠澹毖沽咏夯嫉哪且坏闶保ㄒ宥删褪チ诵ЯΑＫ圆ㄒ宥芍辉谝欢ǖ姆段诓攀钦返摹５窃谡飧龇段冢遣皇蔷缘刈钪盏卣返哪孛挥幸桓鑫锢硌Ъ一岫隙ㄋ凳恰Ｋ崴担庖欢稍谝欢ǖ难沽臀露鹊姆段诙砸欢ǖ钠迨怯行У模欢壹词乖谡庵指酉琳姆段冢膊换崤懦庋目赡苄裕赐ü蠢吹难芯慷运鞲友细竦南拗疲蛘吒谋渌谋硎龇绞絒1]。可见，关于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例如在物理学上，情况就是这样。因此，真正科学的着作照例要避免使用像谬误和真理这种教条式的道德的说法，而这种说法我们在现实哲学这样的着作中到处可以碰到，这种着作想强迫我们把空空洞洞的信口胡说当做至上的思维的至上的结论来接受。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95—97页。

　　如果在人类发展的某一时期，这种包括世界各种联系——无论是物质的联系还是精神的和历史的联系——的最终完成的体系建立起来了，那么，人的认识的领域就从此完结，而且从社会按照那个体系来安排的时候起，未来的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就中断了，——这是荒唐的想法，是纯粹的胡说。

　　恩格斯:《反杜林论》(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40页。

　　而这样一来，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就恢复了，同时也摆脱了那些曾经在黑格尔那里阻碍它贯彻到底的唯心主义装饰。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从黑格尔以来，已经成了一般人的意识，以致它在这种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但是，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实际上把这个思想分别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

　　如果人们在研究工作中始终从这个观点出发，那么关于最终解决和永恒真理的要求就永远不会提出了；人们就始终会意识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必然具有的局限性，意识到他们在获得知识时所处的环境对这些知识的制约性；人们对于还在不断流行的旧形而上学所不能克服的对立，即真理和谬误、善和恶、同一和差别、必然和偶然之间的对立也不再敬畏了；人们知道，这些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8—299页。

　　二)历史认识真理性的检验

　　布丁的滋味一尝便知。当我们按照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特性来利用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的感性知觉是否正确便受到准确无误的检验。如果这些知觉是错误的，我们关于能否利用这个事物的判断必然也是错误的，要想利用也决不会成功。可是，如果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发现事物符合我们关于该事物的观念，并产生我们所预期的效果，这就肯定地证明，在这一范围内，我们对事物及其特性的知觉符合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我们一旦发现失误，总是不需要很久就能找出失误的原因；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行动所依据的知觉，或者本身就是不完全的、肤浅的，或者是与其他知觉的结果不合理地混在一起——我们把这叫做有缺陷的推理。只要我们正确地训练和运用我们的感官，使我们的行动只限于正确地形成的和正确地运用的知觉所规定的范围，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行动的结果证明我们的知觉符合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观本性。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 1892年4 月20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6—507页。

　　您对价值规律的责难，从现实的观点来看，涉及一切概念。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完全符合于您举的圆和多边形的例子。换句话说，这两者，即一个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像两条渐近线一样，一起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两者的这种差别正好是这样一种差别，由于这种差别，概念并不无条件地直接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由于概念有概念的基本特性，就是说，它不是直接地、明显地符合于使它得以抽象出来的现实，因此，毕竟不能把它和虚构相提并论，除非您因为现实同一切思维成果的符合仅仅是非常间接的，而且也只是渐近线似地接近，就说这些思维成果都是虚构。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5年3月1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93页。

　　或者，自然科学中通用的概念，因为它们决不是一直与现实相符合，就都是虚构吗从我们接受了进化论的时刻起，我们关于有机体的生命的一切概念都只是近似地与现实相符合。否则就不会有任何变化；哪一天有机界的概念与现实绝对符合了，发展也就终结了。鱼这个概念的内涵是在水中生活和用鳃呼吸；如果不突破这个概念，您想怎么能从鱼转到两栖动物呢?而这个概念已经被突破了，我们知道一系列的鱼，它们的鳔已经发展成肺并且可以呼吸空气。如果不让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这两个概念中的一个或两个与现实发生冲突，您想怎么能从卵生的爬行动物转到能生育活生生的幼儿的哺乳动物呢?实际上，单孔目动物有整整一个亚纲是卵生的哺乳动物，——1843年我在曼彻斯特看见过鸭嘴兽的蛋，并且傲慢无知地嘲笑过哺乳动物会下蛋这种愚蠢之见，而现在这却被证实了!因此，但愿您对价值概念不要做我事后不得不请求鸭嘴兽原谅的那种事情吧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5年3月1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95—696页。

　　只要自然科学运用思维，它的发展形势就是假说。一个新的事实一旦被观察到，先前对同一类事实采用的说明方式便不能再用了。从这一刻起，需要使用新的说明方式——最初仅仅以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进一步的观察材料会使这些假说纯化，排除一些，修正一些，直到最后以纯粹的形态形成定律。如果要等待材料纯化到足以形成定律为止，那就等于要在此以前中止运用思维的研究，而那样一来，就永远都不会形成什么定律了。

　　对于缺乏逻辑修养和辩证法修养的自然科学家来说，相互排斥的假说的数目之多和更替之快，很容易引起这样一种想法:我们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哈勒和歌德)。这并不是自然科学所特有的现象，因为人的全部认识是沿着一条错综复杂的曲线发展的，而且，在历史学科中(哲学也包括在内)各种理论也同样是相互排斥的，可是没有人由此得出结论说，例如，形式逻辑是没有意义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1873—1882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493页。

　　我也知道得很清楚，在这本书里，人们可以给我指出一些无关紧要的不确切的地方。

　　要知道，在研究一个需要全面论证的庞大题目时，这种情况就是英国人也难以避免，更何况像我这样考察一切工人的状况的着作，连英国本国也还没有出过一本。但是我要毫不迟疑地向英国资产阶级挑战:让他们根据像我所引用的这样可靠的证据，指出哪怕是一件多少能影响到我的整个观点的不确切的事实吧。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序言》( 1845年3月1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278—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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