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二年




首先，你在問題中所說的“待遇”，我理解主要指貨幣收入或工資率。其它方面的勞動者“待遇”，比如勞動時間、勞動強度、勞動安全保障條件等，也是重要的。這裡為了便於討論，暫且忽略。




接下來，先來探討一下不同國家同一行業勞動者的工資率不同，會不會主要是由於勞動生產率的差異造成的。關於不同國家，雖然你在問題中沒有明說，但我理解，你主要是想問，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處於不同結構性層次的國家（比如分別處於核心、半外圍、外圍的國家）相互之間的工資率差異。因為處於同一結構性層次的不同國家勞動者相互之間工資率的差異相對較小。




為了討論，首先需要定義一下勞動生產率。原則上，勞動生產率既可以指某一行業的勞動者平均每單位勞動時間創造的淨產值（當用貨幣來計算的時候，即從總產值中扣除全部物質消耗成本以後剩餘的部分），也可以指某一行業的勞動者平均每單位勞動時間生產的淨產品（當用實物來計算的時候，這裡的淨產品即與前述淨產值相對應的實物產量部分）。按照貨幣計算的勞動生產率與按照實物計算的勞動生產率既有一定的聯繫，又有很大的差別，如果不注意區分，在討論國際比較時，往往會造成很大的混淆。




這裡說的淨產值也是資本主義經濟中工資、利潤和稅收的來源。淨產值大致相當於（但不完全等於）增加值（增加值相當於淨產值加國定資本折舊），而增加值是資本主義國民經濟核算中用來計算國內生產總值的基礎。




在實際的數據分析中，要找到各行各業淨產品的數據往往十分困難，所以在許多情況下，不得不用平均每名工人在一定時間內生產的總產品來作為實物勞動生產率的近似指標。




搞清了上述勞動生產率的幾種不同概念和定義以後，下面我們就可以來探討怎樣比較處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不同結構性層次的不同國家的勞動生產率。下面主要以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比較為例，但相同邏輯也適用於其它的核心國家與半外圍國家之間、其它的半外圍國家與外圍國家之間或核心國家與外圍國家之間的比較。




顯然，當我們比較核心國家與外圍國家（或半外圍國家）同一行業按照貨幣計算的勞動生產率的時候（經過匯率換算以後），核心國家勞動者按照貨幣計算的勞動生產率必然大大高於外圍國家（或半外圍國家）勞動者按照貨幣計算的勞動生產率。因為既然我們已知，核心國家按照貨幣計算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外圍國家（或半外圍國家）按照貨幣計算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許多倍，那麼在統計上，核心國家全部行業或者絕大多數行業按照貨幣計算的勞動生產率勢必是外圍國家（或半外圍國家）按照貨幣計算的勞動生產率的許多倍。問題是，這種按照貨幣計算的勞動生產率的差距是怎麼形成的，是主要由核心國家、外圍國家（或半外圍國家）同一行業實物勞動生產率的差距決定的？還是主要由核心國家、外圍國家（或半外圍國家）相互之間的不平等交換（即核心國家以某些行業或某些產品的一單位勞動來交換外圍國家或半外圍國家另外一些行業或另外一些產品的許多單位勞動）決定的？




在歷史上，當核心國家率先實行工業化而外圍國家尚未發生工業化、半外圍國家工業化剛剛起步的時候，核心國家確實在若干工業部門擁有實物勞動生產率方面的巨大優勢。比如在工業革命時期，英國的機器棉紡織工業相對於印度、中國的傳統手工棉紡織業就有巨大優勢。但是，如果我們扣除掉機器棉紡織工業巨大的物質消耗，那麼，倘若比較的是按照平均每名勞動者所生產的淨產品而不是平均每名勞動者所生產的總產品計算的勞動生產率，英國機器工業的優勢未必像許多歷史資料上所渲染的那麼大。




事實上，在工業革命的前五、六十年，英國本地的棉紡織業還是競爭不過印度的棉紡織業，以至於英國要對從印度進口的棉紡織品徵收很高的關稅；英國殖民者從印度掠奪的棉紡織品也不是主要用於在英國銷售，而是用於到非洲去與部落酋長交換奴隸。即使在鴉片戰爭之後，雖然中國的土法紡紗業在進口洋紗面前很快潰敗，但是與中國農村半自給自足經濟相結合的手工織布業仍然保持了強大的生命力。在整個的十九世紀，手工織布始終占據着差不多全部的中國棉布市場。直到抗日戰爭爆發前，手工織布仍然占據着中國棉布市場的五分之二。由此可見，以往自由派所宣揚的關於資本主義“技術進步”的神話嚴重誇大了資本主義機器工業相對於外圍國家傳統製造業在生產率方面的優勢。




那麼，在經過二十世紀晚期、本世紀初最新一輪的資本主義“全球化”以後，許多核心國家已經“去工業化”，大量工業部門或工業部門中的生產性環節已經轉移到外圍、半外圍國家。這種情況下，在外圍、半外圍國家生產某一種工業產品的工廠很可能與原來在或者仍然在核心國家生產同一種工業產品的工廠使用同樣的設備、同樣的技術乃至同樣或近似的管理方式，從而兩者之間在實物勞動生產率方面的差距基本消失或者大大縮小。比如，蘋果手機的代工廠，無論是設在中國、越南、印度還是美國，肯定是使用大致相同的設備和技術。台積電的芯片工廠，只要是生產同一類型芯片的，無論是搬到美國，還是搬到中國，肯定還是用同一套光刻機和其它設備、同一批管理人員。




以傳統製造業部門鋼鐵工業為例。2019年，根據一份材料，美國鋼鐵工業就業人數約83000人，當年美國粗鋼產量8800萬噸，平均每名就業人員產鋼約1060噸。同年，據2020年《中國統計年鑑》，中國規模以上鋼鐵工業（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企業平均用工人數225萬人、粗鋼產量9.96億噸，平均每名用工人員產鋼約440噸。所以平均每名美國鋼鐵工人的鋼產量大約是平均每名中國鋼鐵工人鋼產量的2.4倍。這是一個粗略的比較，沒有考慮鋼鐵工業的其它產品（比如生鐵、鋼材），沒有考慮兩國鋼鐵工業物質消耗水平的差別（比如，如果美國鋼鐵工業的自動化水平更好，單位產品的物質消耗可能也更高），也沒有考慮兩國勞動者年勞動時間的差別（中國工人的年勞動小時數更高）。但是，根據這個粗略指標，我們可以說，美國鋼鐵工業的實物勞動生產率大致是中國鋼鐵工業實物勞動生產率的兩至三倍（由於定義的差別，廣義的美國鋼鐵行業就業人數可能多達28萬至38萬人，如果按美國鋼鐵行業廣義就業人數來計算，中國鋼鐵工業的實物勞動生產率甚至超過美國）。




那麼，兩國鋼鐵工業就業人員的工資水平差距是怎樣的呢？2019年，美國鋼鐵行業就業人員的年平均工資約63300美元，中國鋼鐵行業就業人員的年平均工資折算為美元後約12400美元（兩者均不包括雇主繳納的社會保險和其它福利）。所以，美國鋼鐵工業工人的年平均工資大約是中國鋼鐵工人年平均工資的5倍；如果考慮到中國鋼鐵工人的年勞動時間更長，那麼，美國鋼鐵工業工人的小時平均工資大約是中國鋼鐵工人小時平均工資的7-8倍。可見，兩國鋼鐵工人在工資方面的差距倍數大大超過實物勞動生產率方面的差距倍數。




然而，鋼鐵工業僅是整個經濟中的一個特殊部門。美國大約五分之四的就業人員在各種服務業就業，中國現在也有大約一半的就業人員在服務業就業。在這方面不大容易找到統計上的實物勞動生產率比較。但是，我們僅從生活經驗中觀察一下。在中、美兩國都有生活經驗的朋友可以評估一下，比如類似於零售業（比如超市）、快餐業、理髮業、修理業、快遞服務業等，如果按每名就業人員在單位時間內所服務的顧客人數來計算，中國在這些行業中的“實物勞動生產率”很可能顯着高於美國。在另外一些服務業中，比如教育業（如果按每名教師每年“生產”多少學生來計算）、醫療衛生業（如果按每名醫生每年“服務”多少患者來算），中國按量計算的“實物勞動生產率”肯定會大大超過美國，但如何對這些行業的“服務質量”做調整，是個問題。概括來說，在占整個國民經濟一半至五分之四的服務業中，中國就業人員的實物勞動生產率很可能不低於美國，甚至超過美國。




現在，美國唯一一個平均實物勞動生產率顯着大大超過中國的主要經濟部門就是農業部門。但是農業部門僅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占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也只有7%（雖然農業就業人數仍然全部就業人數約四分之一）。




如上所述，在現代國民經濟的絕大多數行業，中國勞動者的實物勞動生產率很可能並不低於美國勞動者的實物勞動生產率；在一些相對可比的工業部門，中國勞動者的實物勞動生產率即使低於美國勞動者的實物勞動生產率，但其差距也顯着小於兩國勞動者在工資方面的差距。那麼，為什麼差不多在所有的行業，兩國勞動者相互之間的工資差距都高達幾倍甚至十幾倍呢？




如果按整個經濟來說，2019年，美國平均每名雇員的年平均工資約60200美元（不含雇主繳納社保及其它福利，後者約占總勞動報酬的五分之一）。同年，據《中國統計年鑑》，中國待遇最好、企業行為最“規範”的的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約90500元（按當年平均匯率折合約13100美元）；反映中國大多數城鎮就業人員收入狀況的城鎮私營單位年平均工資約53600元（按當年平均匯率折合約7800美元）；該年農民工月平均收入不到4000元，按一年中10個月有收入算，則年收入不到4萬元（約合5800美元）。所以，這一年，美國工人的年平均工資分別是中國城鎮非私營單位職工、城鎮私營單位職工、農民工年平均工資的4.6倍、7.7倍和10.4倍。如果再考慮到中、美勞動者年勞動時間的差距，那麼兩國勞動者在工資方面的差距就更加懸殊了。




如果說，中、美兩國絕大多數行業勞動者相互之間的懸殊工資差距無法用他們在實物勞動生產率方面的差距來解釋，那麼，這種差距，能不能如某些堅持中帝論的“左派”網友所說，用美國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福利國家以及工人階級鬥爭力量更強來解釋呢？




至少在歷史上，美國工人階級確實曾經進行過相當規模的有組織階級鬥爭（雖然現在美國的工會已經嚴重衰落），美國也仍然保持着某種程度的資產階級民主和福利國家制度（雖然兩者都在退化中）。但是，常識告訴我們，無論一個國家工人階級的鬥爭力量怎樣強，其最大極限也就是得到這個國家100%的國內生產總值（而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一個國家工人階級鬥爭力量的強弱，可以影響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的總收入占國民收入的份額（即勞動收入份額），但顯然不能直接影響該國的經濟總量。一個國家的經濟總量（國內生產總值規模）主要是由階級鬥爭以外的因素（如資源、技術、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來直接決定的，雖然階級鬥爭通過影響經濟制度、政治穩定性有可能對一個國家的長期經濟發展發生或者正面或者負面的影響；而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工人階級鬥爭力量增強往往對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產生負面的影響。




近年來，美國的勞動收入份額大約是國內生產總值的60%，中國的勞動收入份額大約是國內生產總值的45%。美國的勞動收入份額確實高於中國的勞動收入份額，前者大約是後者的1.3倍。所以，中、美兩國工人階級鬥爭力量方面的差別至多只能解釋中、美兩國勞動者工資水平巨大差距的一小部分。




既然這樣，什麼才是中、美兩國之間工資水平懸殊差距的最主要原因呢？在經過了過去幾個世紀的資本主義全球擴張之後，現在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深度地捲入到資本主義全球經濟中，其結果就是導致幾乎所有的國家在國際貿易中不是專門出口某幾種產品（中小國家）就是專門出口某些類型的產品（大國）。中國是專門出口中低端製造業產品的半外圍國家，美國則是專門出口某些高技術製成品、知識產權以及大宗農產品的核心國家。中、美兩國在相互貿易中一般不會相互進口和出口完全同類、性能和品牌相同的產品，雖然不排除個別的例外（這種現象的道理很簡單：如果中國從美國進口一種產品，必然是因為該產品的性價比與中國國內市場上完全同類產品相比更加優越，那麼中國所生產的完全同類產品自然不會再出口到美國）。所以，一般來說，中國出口的產品（包括所謂“服務”）與美國出口的產品（也包括所謂“服務”）或者分屬不同的行業，或者分屬同一行業中不同的細分類別，或者分屬同一細分類別中不同的價值鏈環節，從而它們的實物勞動生產率根本無法直接比較。




當不同的國家分別從事不同產品的生產，而這些產品又在國際市場上交換時，這些產品的交換比率既不由各自國家國內市場上的價值來決定，也不由並不存在的“國際價值”來決定（因為不存在國際間的勞動力自由流動，從而不存在形成“國際價值”的經濟機制），而只能由參加貿易的各國在世界體系中的相對地位來決定。具體來說，核心國家通過其以往長期的帝國主義侵略和剝削所形成的“壟斷優勢”（這種壟斷優勢既包括技術壟斷，也包括政治、軍事、金融等方面的帝國主義特權，而所謂“技術優勢”本質上也是在過去幾百年的帝國主義侵略中形成的），得以用某些產品中所包含的較少勞動來交換外圍或半外圍國家另外一些產品中所包含的許多單位勞動。




以中美貿易為例，據紅色中國網測算，一單位美國勞動在國際貿易中大約可以交換5單位的中國勞動。於是，當我們比較美國和中國可貿易品（大致包括所有的工農業產品）按貨幣計算的勞動生產率時，美國可貿易品行業按貨幣計算的平均勞動生產率就是中國的5倍。但這種按貨幣計算的勞動生產率的差別，很大程度上與按實物計算的勞動生產率的差別無關，而主要是由中、美兩國之間不平等交換的規律所決定的。




這時，假設美國在可貿易品行業中的工人通過階級鬥爭使得其工資率達到這些行業平均勞動生產率的60%，而中國在可貿易品行業中的工人通過階級鬥爭只得到這些行業平均勞動生產率的45%。這樣，在可貿易品行業中，美國工人的平均工資大約就是中國工人平均工資的6-7倍。這與我們所觀察到的中、美兩國工人工資的差距大致相符。




那麼，非可貿易品行業（大致相當於服務業和建築業）中工人的工資又是怎樣決定的呢？在資本主義國內市場中，勞動力是在不同行業之間相互流動並競爭的。所以，在長期，在扣除教育、熟練程度等影響後，不同行業工人的平均工資會大致趨同。所以，在扣除教育、熟練程度等影響後，非可貿易品行業工人的平均貨幣工資會趨近於可貿易品行業工人的平均貨幣工資。當這種趨同大致完成後，在非可貿易品行業中，中、美兩國貨幣工資的差距也會是6-7倍。




不平等交換的實質是外圍、半外圍國家勞動人民所生產出來的剩餘價值的一部分轉移到核心國家。那麼，在像美國這樣的核心國家，工人階級是否以及怎樣從不平等交換中受益呢？




假如一個美國工人一年勞動2000小時，這2000小時所生產的價值用勞動時間計量還是2000小時、而用貨幣計量是10萬美元。這位美國工人的年工資是6萬美元，那麼其年勞動力價值按勞動時間計算就是1200小時。




為簡便起見，假設這位美國工人不儲蓄。年收入6萬美元中大約4萬美元用來購買各種“服務”（其中大頭是房租或房貸、醫療、子女教育等），2萬美元用來購買實物商品。再假設用來購買實物商品的2萬美元中有1萬美元用來購買美國本地生產的商品，另外1萬美元用來購買進口商品。




這樣，這位美國工人一年用5萬美元用來購買本國生產的商品或服務，如果按勞動時間計算，就相當於購買了1000小時的本國勞動（如上，2000小時所生產的價值按貨幣計算是10萬美元，則1000小時所生產的價值按貨幣計算相當於5萬美元）。




這位美國工人剩下的1萬美元將購買進口商品。假設這位美國工人節省過日子，因此將這1萬美元用來全部購買比較廉價的來自外圍、半外圍國家的進口商品，而1萬美元在國際市場上平均可以購買包含了1000小時的外圍或半外圍國家勞動的商品，比如來自中國的手機、來自孟加拉國的襯衫、來自中美洲的水果、來自南美洲的“社會責任”咖啡、來自東南亞的海鮮，等等）。




這樣，一年下來，這位美國工人實際付出了2000小時的勞動；作為回報，得到了相當於可以購買1200小時本國勞動的貨幣憑證。用這些貨幣憑證，這位美國工人共購買了相當於1000小時本國勞動的本國商品和服務以及相當於1000小時外國勞動的外國商品。




在這個具體的例子中，美國工人得到的本國和外國總勞動顯然已經大大超過他本身的勞動力價值，而其得到的本國和外國勞動總量恰巧等於他所付出的年勞動總量。這並不等於說這位美國工人沒有被剝削，因為他所付出的勞動時間確實超過了他的勞動力價值，從而確實為美國資本家生產了剩餘價值，但是他也確實從國際不平等交換中受益。




當然，在這個例子中，美國工人得到的本國和外國總勞動恰好等於其所付出的年勞動時間，多少是一種巧合（雖然上述的各項數字比例大致符合美國經濟有關指標的實際比例）。在現實生活中，不難想象美國工人得到的本國和外國總勞動少於或者多於其所付出的年勞動時間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