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在瞬息萬變的世界面前，在莫衷一是的紛爭之中，在越來越極端觀點的撕裂之下，我們還能區分是與非嗎？文明與野蠻只是相對的嗎？

比如俄烏戰爭，有些人認為，正義與非正義都是相對的，文明與野蠻也是相對的。

於是，是非被混淆了。而人，乃至國家，正在喪失“方向感”！

“方向感”是清華孫立平教授提出的，他用常識對“相對論”提出反問：

我們承認不承認有生活得好一點與生活得壞一點的區分？承認不承認生活中有幸福和痛苦之分？在與野蠻相對應的意義上的文明，指的就是人類為了活得更好一點，在文化、行為方式、生活方式、制度安排等方面所獲進步的積累。人類的歷史就是脫離野蠻朝向文明努力的過程。

農村常有土地糾紛，有的地方是用古老的群體械鬥的方式來解決，今天更多的是用現代法律的方式解決。這其間文明與野蠻的區別有疑義嗎？

在國際上，用不斷的戰爭征伐方式來解決爭端，與用建立國際組織、訂立國際條約、談判妥協的方式解決爭端，這其間文明與野蠻的區別有疑義嗎？

記載，在國內政權更迭上，是用死傷無數、血流成河的方式來實現，還是用人們認可的程序與選舉的方式來實現，這其間文明與野蠻的區別有疑義嗎？

在公共事務上，由少數人專斷與能有更多的人參與，從而使更多人的意志能得到體現，這其間文明與野蠻的區別有疑義嗎？

在社會生活中，一部分人有力量歧視和壓迫另一部分人，與平等相處，在真正的平等不能實現的情況下，至少保障法律和權利意義上的平等，這其間文明與野蠻的區別有疑義嗎？

……

上述十分顯見的常識性認識，竟會造成人們如此嚴重的思維混亂，誰之過？

由此想到近年來媒體常說一個句型：“我們既要……也要……”或者“我們既不能……也不能……”

有意思的是，連結上述句型前後兩部分的本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卻被人為地“對立統一”成了一個，而且振振有詞、慷慨激昂，全不顧邏輯上的互斥，“完美”地體現了對“辯證法”的純熟運用。

說到辯證法，我們曾被教育說，那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精髓，而由此形成的“黨文化”，數十年來已經成為國家治理的特徵之一，它無處不在，屢試不爽，並且越來越為全世界所認清。

在“辯證法”的大旗下，“翻手雲、覆手雨”成為常態。一句話，無論我怎樣做，都是正確的。

只是，其中的是非曲直，從此沒有了標準！

一旦否認了文明與野蠻之間的區別，沒有了起碼的是非觀，就意味着認識的迷失！

我們這個民族，還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承受起迷失（美其名曰“偉大實踐”）的代價嗎？

其實，國人擅用辯證法，並非全是馬克思的緣故，這其中有着深厚的中華傳統文化的淵源。

在傳統看來，世間一切事物都是相對的，“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網上有人加以歸納，這一成系列的“俗話說”，讀來讓人忍俊不住：

俗話說：明人不做暗事；可俗話又說：兵不厭詐！

俗話說：男子漢大丈夫寧死不屈；可俗話又說：男子漢大丈夫能屈能伸！

俗話說：金錢不是萬能的；可俗話又說：有錢能使鬼推磨！

俗話說：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可俗話又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俗話說：兔子不吃窩邊草；可俗話又說：近水樓台先得月！

俗話說：宰相肚裡能撐船；可俗話又說：有仇不報非君子！

......

如此對照，不勝枚舉。

有人以此證明：中華文化博大精深。

博大精深不假，但前提是要深得要領才是！否則，認識模糊、混淆是非、顛倒黑白只代表着對中華傳統存在錯解！

想當初，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群起，儒、墨等眾家坐而論道，是非、巧辯競相登場，一時間成爭鳴之勢，誰也說服不了誰。有鑑於此，莊子以超越爭論性的“三言”，交織成了一部充滿着鯤鵬、蝴蝶、獸語的奇妙故事，嬉笑恣縱，“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上與造物者游，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出世派哲學至此而立。

莊子擅用“三言”，這三言係指：寓言、重言和卮（音zhi）言。

後人將其概括為“悟道”的三個階段：

所謂“寓言”，就是講故事，在莊子自己的虛構中寄託了他試圖向人們明了的道理，或古怪離奇，或禽言獸語，海闊天空，漫無邊際。但卻是入門的悟道之言，面向的聽眾大約是沒有基礎的一般人，所以需要藉助於“象”（寓言）這個中介而引人入道。

而“重言”，則是更高一步的“體道之言”，莊子常以先賢古人之語拉大旗作虎皮，藉以增強自身所論的權威性與說服力，至於那些先賢古人是否存在？可曾說過那些話，並不重要。較之“寓言”，“重言”無需中介，直言玄道。因此聽眾當為有一定悟性的人。

到了“卮言”，便進入了“言無言”的“悟道之言”，代表着“悟道”的最高層次——“知”道。

我們今天常說的“知道”一詞，其淵源或自於此？

面對以儒、墨為代表的各家在是非問題上的激烈紛爭、各不相讓，如何以不變應萬變？

老子認為：“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即：宇宙間一切差別、對立均可以在“一”中得到消解。莊子繼承發展，將其用之於言說之道——卮言。

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

不言之辯、無可言之道，高於有可言之道。因為任何言，都無法與“道”完全相合。況且，一旦進入無我之境，“言”便是多餘。所以，體道之人既不必言，問道之人亦不必問。

“道無問，問無應”才是知道。

言，只是手段，不拘形式，甚至可以忽略，所謂“得意而忘言”。而體道、顯道才是目的。

因此，“卮言”是合道之言，所謂“寓言”、“重言”皆在其統領之下。“卮言”為體，“寓言”、“重言”為用。

可惜，正是這種“說不清道不明”最為朦朧，也最容易被人誤讀。特別是“卮言”，更令人費解。於是，圍繞着對其的解釋，可謂精彩紛呈：

有人解：“卮”為古之一種能盛水的傾斜器具，具有“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的特點，即該器具水空了便傾斜，水多了便翻倒，只有水不多不少時才能平衡端正。於是古人常將其置於座右，以告誡人們不要自滿，持中有度，“座右銘”因此而生。只是，“空虛傾斜——注滿傾覆”卻是常態，如此周而復始，綿延不斷。

亦有人解：在莊子看來，宇宙間一切事物的存在模式，就象一個不斷運轉的大圓盤，一旦體察到它的存在規律，立足於“道樞”，就可應對爭鳴的百家，從根本上消解是非，所謂“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所謂“卮言”，便是立足於“道樞”、進而超越了一切對立關係的言辯，它不離開“道”的根本點而立論。它是彼此是非渾然莫辨的本然狀態。因此，“卮言”者，合道之言。

最有意思的，還有這樣的解讀：“卮”，為戰國時期人們普遍使用的一種盛酒器。受先秦時期重酒、好酒傳統的影響，莊子極可能欲以卮代酒，以酒喻言。

這要追溯到楚巫文化。

古人以為，神靈喜酒，所以酒當首先用於祭祀。據說祭祀中一旦有酒，神靈便樂於降臨。在楚巫的祭典中，人們暫時拋卻了任何禁忌，一掃平日所刻意掩飾的羞澀舉止，在音樂、舞蹈以及酒精的催化下盡情地宣泄，自然地展露出原始的野性，在酒醉神迷的歡愉中與自然混為一體，與神鬼合而為一，由此抵達物我兩忘的迷狂狀態。而卮言，便是一種透過祭典中的飲酒與“神”相遇時以及醉境中的言語。

正如“庖丁解牛”的寓言，庖丁進入的是一種只用精神去體會、只用心神活動去進行的“與道合一”的體驗，此刻完全不必用眼，其它官能知覺也處於停滯狀態，那是“與道合一”的神遇境界。

聯想到古希臘酒神（Dionysus）的節日，尼采對此的描述恰好詮釋了莊子的“卮言”：

在酒神的魔力下，不但人與人重新團結，而且疏遠、敵對、被奴役的大自然也重新慶祝她同她的浪子人類和解的節日。大地自動地奉獻它的貢品，危崖荒漠中的猛獸也馴良地前來。酒神的車輦滿載着百卉花環，虎豹駕馭着它驅行。……人與人之間樹立的僵硬敵對的藩籬土崩瓦解。此刻，在世界大同的福音中，每個人感到自己同鄰人團結、和解、融洽，甚至融為一體了。人們輕歌曼舞，儼然是一更高共同體的成員，他陶然忘步忘言，飄飄然乘風飛揚。他的神態表明他着了魔。就像此刻野獸開口說話、大地流出牛奶和蜜蜂一樣，超自然的奇蹟也在人身上出現：此刻他覺得自己就是神，他如此欣喜若狂、居高臨下地變幻，正如他夢見的眾神的變幻一樣。

此時的人，不再是藝術家。人，成了藝術品。

這“卮言”，恰如老子的“道之為物，為恍為惚”，是一種沈醉之中的“恍惚”。

只是，“悟道”的過程中也可能“走火入魔”，辯證法之“陷阱”也正在於此。

莊子說：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不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字面之意可理解為：既然言論無法做到與自然的天性相同，那麼說還不如不說。不說，何嘗不是更為深刻的表達！

可，有可的緣由；不可，有不可的道理。

是，有是的緣由；非，有非的道理。

世上無可無不可，對錯皆在道中……

如此辯證，真的沒有了是非？

並非如此！

人，追求悟道的狀態。但人終究不是“道”！

道，是上帝的視角。而悟道，只是人的追求。

在人看來，悟道似乎是消弭紛爭、解除是非的過程。

在上帝看來，悟道的過程卻是一個更接近上帝是非的過程。

人，言之鑿鑿地強調“是非”的相對性，無非是為了證明自己的“是”和他人的“非”。在此作用下強調是非的“相對性”，不但不會消弭紛爭，反倒更會使紛爭加劇。

故而，作為追求“悟道”的人，一旦混淆了自身與“道”的關係，錯將“悟道”當成了“道”本身，自己就成了上帝，也就跌落進“辯證法”的陷阱。

況且，許多人壓根還沒有進入“悟道”的過程呢！

人們對傳統文化的誤讀，或在於此。

記載，美國南北戰爭期間，林肯的下屬知道他信仰上帝，便建議他禱告，求上帝站在他們這一邊。

林肯回答：不，不是要求上帝站在我們一邊，而是我們要站在上帝的一邊！

這是對人與上帝（“道”）關係的正確理解，顯現出有信仰之人的信心與睿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