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基因缺陷

文：华山

儒家没有胸怀容纳批判，因此和科学无缘；儒家没有胆量超越权势，所以和宗教无缘；但儒家又不甘寂寞热衷入世，最终只能把自己打扮成道德，在权势膝下做个奴仆。

统治者为什么喜欢儒家？

儒家从孔子开始，经历了孟子和后世的陈朱理学发展和修饰，最终成为了“五四”运动之前的儒家，也就是“五四”要打倒的“孔家店”。儒家也许是历史上最受统治者青睐的学派，除了短暂的秦王朝的“焚书坑儒”，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开始，儒家就和统治者有着不解之缘。我们这里暂且不评说“五四”，对于它的历史地位和意义的褒贬暂时按下不表，这里仅仅说一下儒家，或曰“孔家店”。

其实，“五四”时候的儒家学说和孔子最初的学说应该有着很多的不同点，当然也有很多的相同点。这些不同，可以比喻为一个小孩变成了老人，虽然他们确实彼此有着很多的不同，但他们是同一个人。从基因上来说，他们没有不同。

“五四”之后，儒家式微。但是历史进展到了今天，在中国经历了如此的跌宕起伏后，儒家似乎又有着卷土重来的迹象。如今有势力再次要把儒家作为传统文化的象征，并以恢复这样的传统文化来增强“文化自信”，这确实是值得令人深思的。但是，如果你看了如下的分析，你的困惑一定会减少一些。

儒家的学说最根本在于：君主好好做君主，臣子好好做臣子，黎民好好做黎民。

这样的教导，对那些没有政权却想夺取政权的，那是绝对要砸烂的。所以对他们来说，在没有政权的时候，儒家是不会有吸引力的。但是，一旦得到政权，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不过，第一代开国皇帝，都不太会对儒家有多少尊敬。毕竟，他们是靠砸烂儒家起家的，政策总得有点延续性吧，否则不是太出尔反尔了吗？

政权到手后，一切独裁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培养奴才。由于政权的交替并不意味着在过去政权下生活的人全部死亡，因此任何要遵循“礼制”的说法对新统治者来说都值得怀疑。清朝的时候怕的就是复辟明朝，任何能够让人想到前朝的都是弥天大罪。也正是由于这个道理，林彪的“克己复礼”当然是重罪。于是批林，把孔也捎上了。

毛要“批林批孔”并不是要摧毁儒家的等级制度，而是嫌这个礼制培养奴才速度太慢，而副作用太大。很明显赶不上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节奏。在他看来，用雷锋这样的“英雄人物”和他们的“日记”来取代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肯定比儒家培养奴才要来得更加彻底和快速。毕竟，毛是以砸烂旧世界的名头来得到合法性的，他喜欢奴才，却不能借助于来自旧世界的儒家。

更让毛不能容忍的是“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之类的东西，他要所有人都以他为纲。“爹亲娘亲不如XXX亲”，这方面显然儒家还不够明目张胆。

但是，运动不断，奴才是培养了很多，但是天下也不太平，文革的惨烈也证明了其欲速而不达。这些运动培养了很多砸烂旧世界的奴才，但是没有培养出和谐社会需要的黎民。

这些挫折使得统治者不得不重新审视到底哪个学说可以培养使得政权稳定天下太平的子民。因此，当其政权传到下一代，再下一代，进而几代以后，儒家学说就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中国的历史就一再证明了这点。

你想，有这么一种学说，其每句话都说到了心坎里，而这样的话子民也愿意听，这样的东西简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而且还“得来全不费工夫”。这就是儒家总是受到统治者宠幸的最终理由。

儒家是什么？

外人看来从孔夫子到朱熹到后来的儒生都是儒家。但是儒家自己却认为有的是正宗的有的是冒牌的。我们并不想介入谁是正统的儒家之争，那是他们的内讧，如同伊斯兰教的什叶派和逊尼派，他们为了争谁是正宗而打得头破血流。在这点上，儒家肯定比他们强。

但是，如果我们说孔子是儒家的正宗，这点谁也不能否认。那么我们就从《论语》开始吧。

作为儒家的发迹和经典之作，《论语》到底说了一些什么？其实，《论语》是由很多篇彼此没有多少联系的的对话组成的。这里仅举几例：

官僚的选拔：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鲁哀公问：“怎样才能使百姓服从呢？”孔子说：“提拔正直的人，冷落邪恶的人，老百姓就会服从统治了；提拔把邪恶的人，冷落正直的人，老百姓就不服从了。”

这句话恐怕是《论语》里最正面的话了。但是即便如此，诸位听懂画外音了吗？首先是手段：提拔，谁提拔？皇上。其次是目的：服从，谁服从？黎民。

那些鼓吹儒家宪政和声称华夏自古就有民主的人可以就此罢休了。儒家没有民主，也没有宪政。一个由皇上以自己统治为目的以自己的意愿为手段的社会，结局如何？我们可想而知。

确实，当黎民的利益和皇上的利益一致时，如果皇上还清醒，那么其制定的政策对黎民没有什么害处。但是，当皇上的利益和黎民的利益冲突的时候，皇上的手段和目的加上其绝对权力，结局如何？只要你的脑子还没有彻底出问题，你也知道皇上的决定将会对谁有利对谁有害。

《论语》中最好的且如此，别的可想而知。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这不必翻译了。意思是要每个人按照礼数来做事情。谁定礼数？谁有权力决定天下礼数应该如何？且看如下：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这就是天下的礼数：君臣父子。子要无条件服从父，臣要无条件服从君。黎民如何，不言而喻。这给后世的“爹亲娘亲，不如XXX亲”提供了足够的条件。那么如何服从呢？且看：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君子如风，黎民如草。皇上指东，黎民绝不向西。如果皇上作恶呢？岂不“子欲恶而民恶矣！”怪不得子民们都是顺着最高统治者的风向而动。如果道德就是顺从统治者的意愿，这样的道德可想而知是什么东西。

由此可见，儒家的最根本的理念是：第一，对平民来说，不管世事有多艰难，你必须寻求你内心的平衡和快乐。第二，对统治者来说，你尽量要让民众快乐。

问题是，有了第一条，则第二条就不重要了。如果统治者让平民安居乐业了，那么真是皆大欢喜。如果统治者没有做到这点，那么平民们也要自得其乐，要理解统治者的难处，要使得自己内心快乐。只要内心一快乐，一切就稳定和谐了。

当然，儒家对统治者还是很有谏言的，要这样要那样。但是，如果统治者根本不做也不想做呢，那么大家就参照第一条。

如果一个统治者既要独裁，又要伪善，其就不会不喜欢儒家呢。他也会标榜自己按照儒家的条款一一努力了，至于是否做到，那是另一回事。不管做到否，黎民要俯首帖耳感激涕零。

但是，统治者在自己的利益和平民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办？真的有哪个权力不受限制的统治者会舍自己的利益而取平民的利益吗？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从未发生的可以称作“梦想”，有的“梦想”在逻辑上是可行的，但是这个“梦想”在逻辑上并不成立。如果这是梦想，你就继续做梦吧，梦想成真是不可能的，成为噩梦倒是极可能的。

不喜欢儒家的统治者不是没有，秦始皇和毛是其中的最典型的两位。秦始皇不可一世，觉得儒生也是一种麻烦，干脆彻底清除，由他自己来统一思想。于是就有了焚书坑儒。现代秦始皇以彻底革命起家，他不能留下孔夫子作为他不彻底的话柄，而且他需要奴才，并且认为儒家培养奴才太慢了，不如他自己的奴才理论来得快。

但是儒家似乎非常有吸引力，统治者或迟或早都会爱上儒家。真爱儒家，那是未必，但是发现儒家是一个很好的统治工具，这是肯定的。

首先统治者会声称自己按照儒家的要求尽心尽力在做了，那儒家说的是很好的，看起来也挺动人。统治者要的就是这个动人。平民们如果知道了统治者是在用儒家的规矩在要求自己，那么也会感动的。至少已经被感动了2000年了，除了历史上个别时期。因此继续被感动也是看起来顺理成章的。但是，这些说教不是统治者喜欢的地方，统治者喜欢的是这些说教可以用来教育平民：你看，我已经在努力了。

但是，如果儒家仅仅是这样一个水平，那么统治者肯定不会喜欢的。统治者真正最喜欢的是儒家的对平民的说教。三纲五常，这才是统治者对儒家趋之若鹜爱不释手的理由。如果世事艰难，那么你们要寻找内心的快乐。你们不管有多么不幸，你们都要按照《论语》来要求你们自己。三纲五常确实是儒家的精髓，这是儒家的硬指标。儒家更重要的是其软指标，亦即懒于抗争却寻求内心的快乐。这就是鲁迅说的阿Q精神。

正是在这两个意义上，儒家彻底迎合了统治者的口味。首先，不管世道如何，你们都要保持这个君臣父子的社会规则；其次，不管世道如何，你们都要保持快乐的心情这个心理准则。

有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是没有错的。只要平民们能够按照论语的要求做到50%，天下肯定太平，统治者肯定高枕无忧。因为即便统治者残暴无比，平民们依旧逆来顺受内心快乐。这样的天下如何不太平？这样的理论如何不会得到“独尊”？

但是，论语解决不了统治者内部斗争的问题，一切说教一旦到了统治者内部，就全部失灵了。秦始皇是觉得儒生们妨碍了他的伟业，而毛则认为儒家妨碍了继续革命和政权内打倒对手的斗争。本来就觉得儒家培养奴才太慢，后来又有副统帅扬言要“克己复礼”，最后“图穷匕见”，对儒家的痛恨就不打一处来。一想到自己在图书馆当馆员期间的所受的大知识分子的傲慢，当然要对儒家下手。狗腿子并不总吃香，有时候狗腿子挨骂挨打都是正常的。但是从长远来说，是不能没有狗腿子的。而儒家正是这样的狗腿子。

儒家的本质缺陷

在历史上，大凡学派，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走向科学，一种是走向宗教。

古希腊的艾奥尼亚学派和很多别的学派，走向了科学。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那么最本质的原因就是它们的批判精神。它们的理论各不相同，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崇尚批判，不怕批判。它们在批判中诞生，在批判中成长，这就是它们最终走向科学的理由。它们的批判是彻底的，任何权威都不能幸免，甚至神也不能幸免。古希腊的宗教最终无法成为典型的宗教也在于其和批判精神不离不弃。

犹太和基督的学说最终成为宗教，其最本质的理由是：藐视人间一切权威，无视世上任何证据，唯其信仰独尊。

但是，儒家恐惧批判，也不敢唯信仰是尊。如果儒家愿意遁世，那么还可以做个逍遥的学派，但是儒家不甘寂寞而热衷入世，因此不能洁身自好而且也不可能超脱。

结果就是：

儒家想成为真理的化身，却忌讳批判，缺乏逻辑，因此和科学无缘；

儒家想成为不可质疑的权威，却没有胆量崇拜超越人间的神圣，所以无法成为宗教；

但儒家又不甘寂寞，最终只能把自己打扮成道德，在权势膝下做个奴仆。

所以儒家肯定颂圣，从而儒家和宪政无缘，和正义无缘。

因此，儒家的本质决定其表现：附庸权势，反对理性，不容批判。儒家的本质也决定了其绝不可能“中庸”。“中庸”从来不是儒家的特点，更不是儒家推崇的理念。儒家从来没有要求统治者中庸，它自己也不在意中庸。孔子杀少正卯也是儒家真实面目的体现。

既然已经如此，那么甚嚣尘上的“儒家宪政”就一定不是宪政。所谓宪政是将统治者置于法律之下，儒家没有这个勇气。对统治者来说，儒家确实是最好的工具，因为要寻找一种不敢质疑的，也不敢逾越的，而又要足够入世的，这样才有利于统治。

今天的儒家，不管他们在前面是否冠以“新”，如果他们不崇尚批判，不超越皇上，那么它们在本质上和过去的儒家没有区别。如今的新儒家，也具备了所有历史上儒家的基因。因此新儒家的颂圣肯定十分热烈。

如果新儒家想彻底改变儒家的基因，那么其实也是简单的，从今天开始崇尚批判，从今天开始超越皇上，把批判落实在行动之中，要把皇上置于规则之下。如果新儒家真的做到了这点，那么就和传统的儒家彻底不同，那么才有宪政的可能。如果真的可以做到这些，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新儒家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如果真的如此，那也没有必要称其为“儒家”了，因为其在基因上已经不属于儒家。

儒家也无法在现实中找到其走向现代宪政的例子。台湾、新加坡、韩国、香港都不是儒家宪政，它们既不是儒家的宪政，也不是儒家导致的宪政。正如李光耀所说“新加坡的繁荣不是由于儒家传统，而是由于英国人的法治传统”。他这句话不仅适合新加坡，而且适合于别的实行宪政的亚洲国家。

为儒家说句公道话

今天我们来苛求历史上的儒家是不对的，儒家作为一种学说，不管其如何和人类的普世价值背道而驰，我们今天都不能因此而贬低儒家。儒家是一种古老的学说，如果不是统治者“独尊儒术”，儒家的存在对于学术是有意义的。“百家争鸣”就好，我们不能“独尊儒术”，也不应“独贬儒家”。让儒家伦理治国，让《论语》治国，本来就是“逮个耗子当牛使”，耗子拉不动车，这不是耗子的错，而是试图做此梦的人的错。当然，他们的本意并非治国，而是治民，就这个目的，儒家是胜任的。

今天我们重温“五四”运动，我们也不能认为“五四”中的所有行为都是正确的。“五四”运动本身泥沙俱下，和法国大革命的泥沙俱下一样，均可以被理解，却不应被赞颂。只是“五四”没有像法国大革命那样最后取得了历史的进步。但是，“五四”的“砸烂孔家店”和后来的“批林批孔”不可同日而语，前者具有进步意义，而后者只是对进步的双重反动。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再次“独尊儒术”，那么我们不是无知就是无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