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為鑑：蒙元為何短暫？

   ——蒙古殖民中國的得與失

  蒙古人是第一個完全征服中國的少數民族，但是蒙元政權是比較短暫的，甚至不如僅征服了中國華北地區的金國女真政權（蒙元90年，金國120年）。

  許多華人因為蒙元的短暫，就對蒙元不屑，而五體崇拜統治中國長達268年的滿清，並認為蒙元的統治一無是處，遠不如滿清開明。

  這其實大錯特錯，而且說反了：滿清除了統治比蒙元長久得多以外，相比蒙元才是一無是處：

  剃髮易服、文字獄、閉關鎖國、禁海、遷海等這些滿清的暴政，蒙元全都沒有；而且蒙元不抑商，滿清則嚴密控制漢人工商業的規模（以長三角為代表），摧折了晚明的資本主義萌芽，並刻意阻斷漢人科技的進展。

  終元一朝，對外開放，中國的海上貿易發達，滿清則嚴限漢地的外貿港口，乾隆上台後僅限廣州一地對外貿易，並且進行嚴厲的限制；整個元朝，中國的科技不輸西方，滿清科技則大幅落後於西方，鴉片戰爭（近代）前比西方更如天壤之別。

  鴉片戰爭之前，滿清比蒙元之所以大不如，根本原因，是蒙元的統治，比滿清的統治，有大得多的社會自由度，因此元朝社會充滿活力，而英國人打開國門之前，滿清則扼殺了中國社會的活力。

  社會相對自由，這就是蒙元統治的長項。同為異族殖民統治中國，蒙古人採取了一套完全不同於滿人的制度設計，這種設計在保持較大的社會自由度的同時，在殖民文化方面有着後來滿人、乃至曾入主中原的任何少數民族不曾有過的優勢：

  許多華人因為蒙元短暫，而以為蒙古人比滿洲人傻太多，其實在反漢化乃至反向同化漢族方面，蒙古人比滿人強得多，也超過歷史上任何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

  元亡時居於中國蒙古人遠未被漢化，而蒙古貴族集團能夠基本不被漢化的全身而退，而入關的滿人早在康熙時期就已徹底漢化；元亡時蒙古人的語言、文字、服飾、婚俗、喪葬習俗為許多漢人主動接受，需要朱元璋多次嚴令才得禁絕，而清朝漢人除了頭髮和服飾遭屠刀逼迫改變外，滿人對漢人的文化幾乎為零。

  反漢化乃至反向同化漢族方面，蒙古人取得的效果，為什麼滿人不能望其項背？是因為反漢化乃至反向同化漢族方面，蒙古人找准了門道，而滿洲人無道之極：

  其一，民族融合是潛移默化的長期影響結果，暴力強迫引發的反作用力，必然構成進一步的巨大障礙。

  蒙元沒有強迫亡國的漢人外觀蒙古化，因此沒有刺激漢人因屈辱感而生的牴觸心理，滿清以大屠殺逼迫漢人“剃髮易服”（強迫滿洲化），剃髮易服帶來的巨大屈辱感，刺激出漢人對進一步滿化強烈的逆反心理：滿清稍後對漢族婦女纏足的禁令，反而激起漢族追求婦女極端的小腳（三寸金蓮）就是明證。

  其二，民族文化的核心，是語言、文化、信仰，而髮式和服裝只是民族文化的外觀，蒙元則抓住了核心，而滿清則捨本逐末——只抓住了外觀。

  蒙元統治者對漢人的髮式和服裝（漢文化的外觀）不作要求，但在語言、文化、信仰上（文化的核心）對漢人決不妥協：元朝皇帝拒絕學習漢語、也基本不通漢語（元仁宗和元英宗略通漢語），也不鼓勵蒙古人學習漢語，蒙元的朝堂“奏聞”用語，始終是蒙古語。在蒙元皇帝的帶領下，蒙古貴族當然以不學漢語為時尚，蒙古貴族對平民又有巨大的影響力。。。於是整個民族就形成了反漢化的氛圍。

  由於蒙古人是統治民族，擁有“上等人”的種種優勢，在蒙古人拒絕漢化的情況下，隨着時間的推移，蒙古族的文化，必然反向影響被統治民族漢族，漢儒的官本位文化，更加劇了這種影響；更何況，由於蒙元沒有對漢人“剃髮易服”，漢人對蒙古人沒有逆反心理，因此蒙古族的文化對漢族的這種潛移默化的反向影響，就會相當大且深刻。

    而滿清多爾袞一夥一方面對漢人大屠殺，為改變漢人的外觀不惜殺人數千萬，一方面卻接受金之俊的“十從十不從”，在語言文字上對漢人妥協，允許漢語成為朝堂用語（清初時實行滿漢雙語制），對漢族官僚不做語言要求。。。外加上對明朝投降官吏大包大攬的“以漢治漢”政策，這就必然會導致包括滿清皇帝在內的滿洲貴族，為了監控數量眾多的漢族官僚，而大力學習漢語，因此帶動滿洲人迅速亡族。雍正、乾隆的漢語水平遠勝滿語，而慈禧、光緒的滿語已經非常生疏了，溥儀則已完全不通滿語。。。

  可見，從滿人自己民族文化保存的角度，多爾袞的這個要外觀、不要內核的暴政“祖制”，不折不扣是害人害己、捨本逐末的邪惡蠢行。多爾袞是“清成宗”，同時也是“滿亡宗”。

  其三，蒙元不要求漢人外觀蒙古化，漢人漢服束髮，蒙人蒙服披髮（或結辮），蒙人、漢人外觀上涇渭分明，可以時刻提醒着蒙古人的統治民族身份，從而對漢文化產生隔閡之心，有利於蒙人的反漢化。

  而滿清的“剃髮易服”暴政，強迫漢人外觀上與滿人混為一體，外觀上滿漢區別的消除，以及文化外觀上“改造”的勝利，容易令滿人產生一種漢人已被制服的驕傲心理，從而減少對漢文化的抵制。

  一方面滿、漢外觀上混為一體，一方面漢人人數遠遠多於滿人，外加上滿清統治者主動學習和使用漢語，其結果當然是滿洲人迅速亡族、徹底漢化。

  除了準確地抓住了文化的核心之外，蒙元的一系列制度設計，也把統治民族的反向同化效果提升到最大：

  一是以蒙語取士，以官職為誘餌，大力推廣蒙古語言文字。漢人要想做蒙元的高官，不通蒙古語不可能，即使是地方也需要一定程度通蒙語。

  為了推行蒙語，蒙元在中央設立國子學、蒙古國子學和回回國子學，這三種國子學都有蒙語教學。

  地方上，蒙元政府則設立路學、府學、州學、縣學和社學，除了教授儒學外，還開設專科學校教授陰陽學、醫學和“蒙古字學”，“蒙古字學”教授的就是蒙古語和八思巴蒙古文（傳統的回鶻蒙古文），蒙古字學專科學校的學生待遇最好，這自然吸引着眾多渴求做官的漢族士人家庭。

  終元一朝，蒙古統治者從來就沒有強迫漢人學習蒙古的語言文字，但因為蒙語蒙文的統治地位牢不可破，漢人在官本位文化的推動下，自覺學習蒙語蒙文的人很多。

  二是實行“聯回治漢”的政策。首先需要說明，蒙元的“回”並非指今天信奉伊斯蘭教的回族，而是還包括“色目人”——中東和歐洲人的白種人，蒙元憑藉蒙古帝國的武功，大量從中東和歐洲抽取白種人人才，到中國為其殖民政權服務，形成“聯回治漢”的格局，對蒙元政權而言，這樣做的好處就是增加了蒙古殖民政權對漢人文化不妥協的本錢，即：

  學不學蒙文，你們漢人看着辦，反正有你不多，無你不少。你漢人不來當官，老子有的是色目人可用！

  “聯回治漢”不僅對漢人施加了心理上的威懾，也解決了在不向漢文化妥協的情況下，蒙古殖民者統治漢人的人才短板問題。

  三，大量任用漢人蒙語翻譯。這就是倍受漢儒詬病的元朝黑暗的“小吏”治國。實際上大量任用“小吏”（漢人蒙語翻譯）的統治方法，雖然昏暗腐敗（有利於翻譯欺上瞞下，損公肥私），但對於蒙古人文化上反向同化漢人是非常有利的：可以利誘大批漢人學習蒙古語言文字，以謀“小吏”的肥缺職位。

  依靠漢族翻譯“小吏”治國，蒙元對中國的統治很昏暗腐敗，但也是很寬鬆很自由的，那些所謂“初夜權”、“十家用一把菜刀”等蒙元暴政傳說，都是儒史的誇大之詞（因為蒙古人鄙視儒家的緣故），並不見於官方和民間的史載（儘管蒙元沒有文字獄），其實只要漢人不造反，蒙古人便什麼也不管，連朱元璋都說：“胡元以寬失天下”，也因此，元朝才出得了沈萬三這種富可敵國的億萬富豪，滿清鴉片戰爭之前，漢人中沒有、也不可能有這種“出頭鳥”。

  既然蒙元對中國的殖民統治，在文化上那樣成功，那蒙元為何如此短暫呢？

  其主要原因，是蒙元統治者拒絕擴大漢人對政權的參與，具體地說，就是蒙元堅持大規模任用“色目人”，而科舉取士太少：

  整個元朝共舉辦了16場科舉考試，一共錄取了1139名進士，遠遠沒有宋朝趙光義一朝錄取的進士多。而且元朝錄取的漢族進士，很難當得到中央級的高官，尤其元朝的第四等“南人”（南方漢人）。

  光能當翻譯，做小吏是遠遠不夠的，官本位“光宗耀祖”觀念根深蒂固的漢儒士大夫群體難以當官，集體沒有出路，自然容易走上反叛之途：劉基、宋濂、鄭玉、葉子奇、楊維珍等知識分子都因為在元朝那裡當不到官，或者當不到大官，才投奔反元武裝的。

  大陸華人，深受共產黨“拜人民教”的影響，以為支撐政權的總是底層大眾，實際上支撐政權的向來是中間階層，在歷史上的中國，尤其是知識分子士大夫階層。

  蒙元嚴限漢族知識分子對政權的參與，當然無法長久。在這方面滿清就狡猾得多：滿清統治者除了中央級別的軍權職位長期不讓漢人染指外，大包大攬，從中央到地方，都廣泛任用漢人，造成一種滿漢一體、滿漢平等的假象，這種“以漢治漢”的國策，對於維持政權非常有利。

  對滿清“以漢治漢”成功維穩的一個反證就是：1906年滿清廢除科舉制度後，僅5年多清朝就滅亡了，為什麼？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漢儒士大夫階層集體沒了出路，結果就是大批投向反對派——立憲派或孫文革命黨。

  而蒙元“聯回治漢”的政策，因其反漢種族主義赤裸，容易刺激漢人民族意識及反叛之心，不利於維穩。

  也就是說：滿清的短板是反漢化；蒙元的短板是維穩。

  論及於此，明眼人會看出一個破綻：不是說蒙元的“聯回治漢”有利於反漢化嗎？怎麼它又不利於維穩呢？

  這就是事物的“二律背反”屬性，廣泛任用色目人，有利於反漢化，但不利於蒙元政權長久，因為要想政權長久，就非得擴大漢人對政權的參與不可，也就是非得“以漢治漢”不可，否則就會不接地氣，怎麼能長久呢？

  蒙元統治者本應該將“聯回治漢”用作過渡政策，“色目人”只在缺乏通蒙語的漢族人才的情況下任用，一旦通蒙語的漢族人才增加了，就應該減少任用“色目人”，而增加任用漢人。

  但蒙元統治者沒作這種調整，與之相應的是，蒙元始終沒有擴大科舉的規模。否則，蒙元決不至於僅90年就滅亡。

  那麼，蒙元為什麼始終不重視科舉制度呢？元世祖忽必烈親自給出了答案，他在回答為什麼不恢復宋朝的科舉制度時說：

  “帝嘗從容問曰：“高麗，小國也，匠工弈技，皆勝漢人，至於儒人，皆通經書，學孔、孟。漢人惟務課賦吟詩，將何用焉！”良弼對曰：“此非學者之病，在國家所尚何如耳。尚詩賦，則人必從之，尚經學，則人亦從之。”---《元史》

  也就是說，忽必烈發現，宋朝雖然科舉制度發達，但工匠的技術還不如朝鮮人，所以科舉制度無用，尤其時那些儒家士人，只懂孔孟經書，只懂得吟詩收稅，對國家有什麼用呢？

  對此，忽必烈的大臣良弼解釋說：這不是漢族知識分子的過錯，也不是科舉的過錯，而是國家推崇什麼的過錯，國家推崇詩，則知識分子就熱衷學詩，國家推崇經學，則知識分子熱衷經學。

  由此可見忽必烈對儒家和科舉制度的鄙視，他認為儒家和科舉不能使國家強大，且認為宋朝之亡，就是亡於過分偏重科舉——偏重文人。。。這也反映出他的統治，並非維穩本位——怎麼維穩怎麼搞，而至少是強國本位。忽必烈的主張，也成了元朝的“祖制”。

  相比之下，滿清對明朝“八股取士”制度的全面繼承，則反映出其政權的“維穩本位”——不擇手段維穩，於是漢人越愚昧越好，於是就要大興文字獄、大搞“四庫全書”毀書工程、嚴禁漢人研發和擁有火器、火槍。。。所謂“漢人強，滿人亡”！其實康熙和乾隆都很清楚明朝的“八股取士”難以選拔實用人才的弊端，但高度重視、樂此不疲，為什麼？就是為了愚弄漢人、控制漢人——也就是為了維穩。

  為了維穩不擇手段，甚至對多數民族大施愚民政策，滿清的這種維穩本位，自然是比蒙元反漢化的自我定位卑鄙和下作得多的政權定位，因為這樣的定位害人害己，禍國殃民：在降低多數民族素質的同時，最終一定會降低自己民族的素質。

  酷似滿清的中共政權，也是典型的“維穩本位”政權——怎麼維穩怎麼搞，極盡下三濫之能事；但從它今天階級固化（階級流動停止）、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沒有出路（與八十年代“幹部年輕化”的活力恰成對比）的特徵來看，這個後清政權在習近平身後已經到頭了。習近平既象隋煬帝，又像王莽。

曾節明 2023.5.3 夜雨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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