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左翼人士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二年

第三条道路

作者 安东尼 吉登斯 写于 一九九八年

　　第一章 社会主义之后

　　1998年2月，托尼·布莱尔在华盛顿与美国领导人举行了一次政策性讨论，讨论之后，布莱尔表述了为21世纪的国际社会而达成一种中间偏左的共识的雄心壮志。这种新的努力将发展成一种回应全球秩序变迁的政策框架。他说：“老左派抵制这一变迁，新右派则任其发展。而我们应该驾驭这一变迁，使其达致社会的团结与繁荣。”这项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因为正像布莱尔这几句话所表明的那样，既存的政治意识形态都已不能对此变迁作出它们的反应。

　　150年以前，马克思写道：“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这就是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幽灵。这一点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但我们说它“正确”的理由却不同于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消逝了，但它们的幽灵仍然缠绕着我们。我们不能简单地放弃推动他们前进的那些价值和理想，因为这些价值和理想中有一些是为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所要创造的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在社会主义经济规划已经失信的地方使这些价值再现其意义。

　　今天的政治思想似乎已经失去了它们的鼓动力，而政治领袖们似乎也已经失去了领导的能力。公共讨论的主题成了各种各样的担忧：道德水准下降、贫富悬殊加剧、福利国家的压力，等等。惟一表现出坚定的乐观主义。动态的群体就是那些相信技术可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的人们。但是，技术变迁的后果从来都是好坏参半的，而且，技术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为一种有效的政治规划打下坚实基础。如果政治思想想要重新获得感召力，它们就必须走出单纯对现实政治作出反应的模式，而且不能把眼光仅仅局限于人们习以为常的事务和狭小的空间范围之内。如果没有理想的话，政治生活就一无是处；但是，如果理想与现实可能性无关，它们就是空洞的。我们既需要知道自己想要创造的社会是什么样子，也需要知道向这种社会迈进的具体方式。本书试图指出如何达到这些目标以及如何使政治理想主义再生。

　　虽然本书的许多论证都涉及到广阔的范围，我的主要参照对象仍将是英国。在英国以及在时下的许多国家，理论都落后于实践。由于失去了原有的确定性，号称代表左翼的政府正在创造的政策是不堪一击的。

　　理论之体必须有政策骨架的支撑，不仅仅是从理论上认可其所作所为，而且要提出具有更明确的方向感和目的感的政治框架。因为左翼确实总是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现在社会主义——至少，作为一种经济管理体制的社会主义——已经淡出了历史舞台。

　　社会主义的衰落

　　社会主义的起源与18世纪中晚期发生的早期工业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它的主要对手——保守主义也产生于这一时期，后者是在反对法国革命及其后果的过程中逐渐成型的。社会主义一开始是作为一种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思想体系而出现的，只是在后来它才把重点放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上。在共产主义随着苏联的兴起而获得特定的含义之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社会主义一词彼此重合的，两者都试图维护社会或共同体的首要地位。

　　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哲学和伦理学上的冲动。但是，早在马克思之前，它就已经披上了经济学说的外衣。然而，正是马克思为社会主义提供了一种严密、精细的经济理论。他还把社会主义放到一种对历史加以全面审视的背景中去。马克思的基本立场逐渐为其他所有的社会主义者接受，不论他们在其他方面存在多大的分歧。社会主义试图直面资本主义的局限性，以便使资本主义具有人性，或者完全推翻它。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如果让资本主义任其发展下去的话，它在经济上是缺乏效率的、在社会上是严重分裂的，而且，从长远来看，资本主义无法实现自身的再生产。

　　资本主义可以通过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管理而被人性化，这一观念使社会主义具备了一个极为坚硬的外壳——尽管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还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的兴衰取决于它能否创造出这样一个社会的能力：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这个社会能够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并且能够以更加公平的方式来分配这些财富。如果说社会主义现在衰落了，则正是由于这些主张落空了。社会主义曾经以非凡的方式创造过奇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5年间，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似乎普遍存在于东方和西方。正像着名的经济问题观察家E．德班在1949年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现在全都是计划者……自从大战以来，对自由经济的普遍信仰，已经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在世界各地迅速瓦解了。”

　　西方社会主义的主要形态是社会民主主义，一种温和的、议会制的社会主义，其基础是得到强化的福利国家。在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左翼和右翼都同样为福利国家的创立作出了贡献。但是在战后一段时期，社会主义者宣称这些贡献是由他们独家作出的。至少在某一段时期，即使是在苏联那样的社会中，无所不包的计划也呈现出经济上的有效性，虽然在政治上苏联从来都是专制型的。在60年代，连续几届美国政府都对“苏联将在未来30年内从经济上赶超美国”这样一种宣称严阵以待。

　　事后来看，我们终于明白了苏联为什么不仅未能赶超美国，反而远远落在了后面，以及为什么社会民主自身也遇到了危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理论从来都是很不完备的，这些理论低估了资本主义在创新、适应以及不断提高生产力方面的能力。社会主义也未能把握市场作为一种向买卖双方提供基本信息的机制的重要意义。当然，只是70年代初以后，在全球化和技术变迁的步伐逐渐加快的过程中，这些缺陷才逐渐暴露出来。

　　从70年代中期到苏联解体这一段时间，社会民主制度越来越多地受到自由市场哲学的挑战，特别是受到撒切尔主义或里根主义（更一般的称谓是新自由主义）的挑战。在此之前的一段时期，主张市场自由化的思想似乎已属于过去，属于一个已经被超越的时代。自由市场的重要鼓吹者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以及其他站在自由市场的立场上批评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的言论，曾经一度被视为古怪偏执，但它们70年代中期以来一下子又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新自由主义在欧洲大陆的大多数国家造成的后果比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拉丁美洲要小。但是，正像别的地方一样，自由市场哲学对欧洲大陆的影响也是很强的。

　　“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概念所复盖的范围非常之宽泛，涉及到具有各种不同政策取向和言说方式的群体、运动和党派。例如，虽然里根和撒切尔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但他们在某些情况下仍然奉行着不同的政策。撒切尔夫人刚刚上台时，并没有一套羽翼丰满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在她执政的过程中逐渐发展成型的。右派在效法撒切尔政策的时候又为其中一些关键的政策信念赋予了不同的含义。而且，新自由主义也有两个流派。主要的一个流派是保守派，“新右派”这一术语就源于这一流派。新自由主义变成世界各地许多保守党派的政治观点。但是，还有另外一种与自由市场哲学相联系的重要思想类型，那就是道德和经济问题上的“自由放任论者”（libertarian）比如，与撒切尔式的保守派不同，自由论者赞成性自由或者主张毒品的合法化。

　　“社会民主主义是一个更加宽泛和更加含糊不清的术语。我用它来表示属于持改革立场的左派阵营的政党和团体。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的一段时期，许多不同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都持有一种大体上相似的观点。这就是我将会论及的老派或古典的社会民主思想。自80年代以来，在回应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社会主义所面临的问题的过程中，世界各地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都开始放弃这种先前的立场。

　　实践中的社会民主与由它们孕育出的福利制度一样有着各种差异很大的形态。欧洲的福利国家可以分成四种不同的制度类型，它们都分享着共同的历史起源、目标和结构：

　　英国的福利制度，重视社会服务和保健，但福利是按收入多寡来确定的；斯堪的纳维亚或北欧福利国家，以高额税收为基础，基本取向是使每一位公民都享受到福利，提供慷慨的福利金和资金充裕的国家服务，包括医疗保健服务；中欧各国的福利制度，对社会服务的投入相对较弱，但在其他方面却有充分的福利性投入，获得福利的主要途径是就业，而福利基金的主要来源是社会保险金；南欧各国的制度，在形式上类似于中欧各国，但涉及的范围比前者窄，提供的支持也比前者少。

　　考虑到这些差异，古典社会民主思想和新自由主义实际上代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哲学。我在下面概括了两者之间的差异。这种粗线条的简单比较明显具有把现实简单化的危险。然而这里列出的差异是真实而重要的，并且，古典式社会民主主义的残余在世界各地仍然非常顽强地延续着。

　　老派社会民主主义

　　老派社会民主主义认为，自由资本主义导致了许多马克思所诊断出来的弊端，但又相信这些症状可以通过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而得到缓解或克服。国家有义务提供市场无法提供、或者只能以零散的方式提供的公共产品。在老派社会民主主义看来，国家积极干预经济和社会的其他领域是正常的，同时也是应该的，因为公共权力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代表着集体意志。有政府、企业和工会等参与的集体决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市场机制。

　　对于老派社会民主主义而言，国家对家庭生活的介入不仅必要，而且值得鼓励。国家福利在救助贫困家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当个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无法自食其力时，国家可以伸出手来助他们一臂之力。除了某些显而易见的例外情形，老派社会民主主义者对志愿组织往往表示怀疑。这些组织常常是在帮倒忙，因为与国家拨款的社会服务机构相比，这些组织往往都是非专业水平的，变幻无常的，每每在接受其服务的人们面前摆出一副大恩人的姿态。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这位使战后的福利制度成为共识的经济学大师，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他的思想却含有着马克思和社会主义所强调的某些重要方面。与马克思一样，凯恩斯也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着一些非理性的因素，但他认为这些因素可以在不否定资本主义本身的情况下得到控制，从而使资本主义得到挽救。马克思和凯恩斯都倾向于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效率视为当然。事实上凯恩斯的理论并未重视经济中的供给方面，这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先入之见恰好不谋而合。凯恩斯阐明了如何通过需求管理和创造一种混合经济来稳定市场资本主义。尽管他并不赞成国有化，但英国的混合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恰好就是国有化。某些经济部门应当从市场中抽离出来，这不仅是因为市场本身有缺陷，还因为某些对国计民生至关重要的产业不应掌握在私人手中。

　　对平等的追求已经成为所有社会民主主义者（包括英国工党）的主要关注点。更大程度的平等将通过各种拉手（levelling）策略来实现。

　　比如，通过福利国家来推行的累进税制度，就是一种取富济贫的制度安排。福利国家有两项目标：首先是创造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同时也要保护各个生活领域中的个人。19世纪开始出现的最早的福利措施本来是由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倡导的，还常常遭到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反对。但是，战后的福利国家普遍在体力劳动阶级中拥有稳固的基础，这一阶级直到20年以前仍然是社会民主党派的主要选票来源。

　　直到社会民主主义在70年代末期遭受挫折时为止，它一直遵循着线性的现代化模式——也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英国福利国家兴起的最着名的阐释者、社会学家T．H．马歇尔对这样一种模式作出了也许是最引人注目的说明。福利国家是一个长期的公民权演进过程所达到的最高峰。正像战后初期的大多数人一样，马歇尔预期福利制度能够不断地进步和发展，为经济的发展配置日益充分实现的社会权利。

　　大体上看，老派社会民主主义并不排斥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但是它发现自己很难把这种关注纳入到自己的政纲之中。它对社团主义的侧重、它的充分就业取向以及它对福利国家的绝对强调使它很难采取一个适当立场、并采取系统的措施来解决生态问题。此外，它在实践中也缺乏一种全球性眼光。从取向上看，它是国际主义的，这是指它试图在志同道合的政党之间建立团结，而并不意味着它会寻求国际合作来解决全球性的问题。但是，它与两极化的世界仍然紧密联系在一起——它的立场介于美国式福利最小化和共产主义世界的指令性经济之间。

　　新自由主义的观点

　　新自由主义观点的一个首要特征是对“大政府”的敌视，这一特点有几个来源。英国保守主义之父埃德蒙·柏克表达了他对国家的嫌恶，他认为国家的过分扩张会变成自由和自主的敌人。美国的保守主义则一直保持着对中央政府的敌意。撒切尔主义利用了这些思想，但它同时还利用了对于国家角色所持的古典自由主义怀疑论，这种怀疑论的基础是关于市场优越性的经济学论证。使国家最小化的理论与把公民社会视作一种社会团结的自生机制的独特观点紧密相关。必须有条件让公民社会的小股力量得到发展；而且，如果它们没有受到国家干预的阻碍，就能凭自己的力量做到这一点。一位作者说道，如果任由公民社会来完成其自我设计的话，它将具有这样的美德：“良好的品格。诚实、义务、自我牺牲、荣誉、服务、自律、宽容、尊重、公正、自强、信任、文明、坚韧、勇气、正直、勤勉、爱国主义、为他人着想、节俭以及崇敬”。这位作者还说，在现代人听来，这些美德犹如“带着远古魔咒的悦耳铃声”——但是，这正是因为国家权力已经通过破坏公民社会而压抑了这些美德。

　　据说，国家——尤其是福利国家——对公民社会的秩序具有破坏性；但市场则不会如此，因为市场的兴衰取决于个人的能动性。正像公民社会的秩序一样，如果任由市场自行发展，它们将为社会提供最大的好处。市场是“永动机，它们只需要一个法律框架和不干预它的政府，就能提供不间断的增长＂

　　。

　　新自由主义把无拘无束的市场力量与对传统制度——特别是家庭和民族——的维护联系起来。个人的能动性需要在经济领域得到发展，但责任和义务则应当在其他领域中得到维护。传统的家庭是社会秩序的功能性必要条件，传统的民族也一样。其他的家庭类型——比如单亲家庭或同性恋关系——则只会导致社会的衰败。其他任何弱化民族整体性的因素也会产生同样的后果。在新自由主义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声明中，仇外主义的情绪溢于言表，他们保留着自己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最严厉的责难。

　　撒切尔主义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对不平等现象的漠视，或者甚至是对这种现象的积极支持。“社会不平等天然就是错误的或有害的”这一观点，是“天真的和不合情理的”。首先，它反对平等主义。平等主义的政策（特别是苏俄所遵循的那些政策）创造出一个单一的社会，而且，这些政策只能借助专制力量来推行。然而，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政策却又把机会平等看成是值得追求的和十分必要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约翰·梅杰非常不恰当地模彷马克思的语气去表达自己想要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的意图。一个任由市场自由运作的社会可能会产生大量的经济不平等，但这并不要紧，只要具备决心和能力的人能够上升到与他们的能力相匹配的位置就可以了。

　　对福利国家的反对是新自由主义观点的最显着特征之一。新自由主义者把福利国家看成是一切罪恶的源泉，正像当初的革命左派把资本主义视为一切罪恶的源泉一样。有一位作者写道：“我们将带着轻蔑的嘲笑来回顾福利国家，正像我们现在会玩笑式地说奴隶制是组织有效率、有动力的生产活动的手段一样。”福利国家“给它所设想的受益者——被它界定为弱者、贫穷者和不幸者的人——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它削弱了个人的进取和自立精神，并且在我们这个自由社会的基础之下酝酿出某种一触即发的怨恨”。

　　那么，在福利国家垮掉之后，由谁来提供福利呢？答案是市场引导的经济增长。福利不应当被理解为国家的救济，而应当被理解为最大化的经济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总体财富，而做到这一切的惟一办法就是让市场自己去创造奇迹。这种取向通常伴随着把生态问题当做一个恐怖故事而不予理睬的态度。撒切尔对“绿色资本主义”的提议还表示首肯，但新自由主义对生态问题的态度通常则是敌视。曾经有人认为生态危机是被夸大的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它是末日审判神话的贩卖者们发明的把戏；现在的证据反倒恰恰表明了人类社会正朝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普遍繁荣的时代迈进。这是一种线性的现代化观念，几乎不考虑经济发展的任何限度。

　　与古典的社会民主主义不同，新自由主义既是一种全球化理论，又是一种直接推动着全球化的力量。新自由主义者把那些指导他们参与地方性事务的哲学运用于全球的层面。如果市场能够在不受干预或少受干预的情况下自由运作，那么这个世界最终将达到它的最佳状态。但是，正像传统民族观念的维护者一样，新自由主义者采纳了一种关于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全球社会仍然是一个由民族一国家组成的社会；在一个民族一国家体系的世界里，真正起作用的是权力。为战争作好准备并维持军事实力，是国际体系中的国家角色的必要因素。正像老派社会民主主义一样，新自由主义是在两极化的秩序中产生的，并且受到使其得以产生的那些条件的限制。

　　各种原则的对比

　　新自由主义似乎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胜利。毕竟，社会民主正陷入意识形态的混乱之中，而且，如果说五十年以前八人都主张计划的话，那么现在似乎再没有人是计划者了。这是一种相当彻底的逆转，因为至少有那么一个世纪，社会主义者认为自己是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先驱。

　　但是，新自由主义也并非就未曾受到过挑战。其实它本身也陷入了某种困境，而我们有必要了解这是为什么。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的两个同等重要的组成部分——市场原教旨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存在的张力。保守主义总是意味着以一种谨小慎微的实用主义姿态来看待社会和经济变迁，这正是柏克在面对法国革命的救世主式主张时所持有的态度。传统的连续性在保守主义的思想中占据核心地位。传统中包含着过去所累积下来的智慧，并因此提供了一种迈向未来的指南。主张自由市场的哲学则持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它把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通过不断解放市场力量而获得的永无止息的经济增长上。

　　一方面钟情于自由市场，另一方面又寄希望于传统的家庭和民族，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处境。个人主义和自由选择应当在家庭和民族认同的边界上冥然而止，在那里，传统必须保持完好无损。但是，再也没有什么比市场力量的“不断革命”更能消解传统的了。市场的动力机制削弱了传统的权威结构并瓦解了地方共同体；新自由主义制造了新的风险和新的不确定性，而它却要求公民们忽视它们。而且，它忽视了市场本身的社会基础，这种基础正是被市场原教旨主义无情抛弃的共生形式。

　　社会民主主义又如何呢？我们可以分辨出一套被凯恩斯式的福利共识视之为理所当然、而现在都已经相继解体了的社会特性：

　　一套社会系统，特别是一种家庭形式：在这种家庭中，丈夫外出工作赚钱，而妻子则操持家务并抚育子女，这一套社会系统使一种确定的充分就业成为可能；一个具有同质性的劳动力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受到失业威胁的主要是体力劳动者，他们愿意从事任何工作，只要工资足以养家糊口；大规模生产在基本的经济部门中占主导地位，它有助于为许多劳动力创造稳定（即使不是报酬丰厚）的工作条件；一个精英主义（elitist）的社会，少数具有公共意识的专家在国家的官僚机构中监控财政和金融政策的实施；主要集中在主权领土范围内的国民经济，因为凯恩斯主义假定了国内经济相对于国际贸易在提供商品和服务方面的优势地位。

　　老左派所奉行的平等主义在动机上是高尚的，但是，正像它的右派批评者们所说的那样，这种高尚的动机有时会导致修理的结果。比如，社会工程所留下的遗产就是衰败的、罪犯云集的贫民区。被大多数人看成是社会民主政治之核心的福利国家如今制造出来的问题比它所解决的问题还要多。

　　最近的争论

　　欧洲和其他地区的社会民主党派已经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而且，至少从80年代初期开始，它们一直不断地回应着这些问题。

　　1989年东欧共产主义的瓦解更进一步刺激了力图要摆脱过去的迫切愿望。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共产党都纷纷改名换姓并且向社会民主主义靠拢，而在东欧国家，新的社会民主党派也成立起来。

　　在英国，摆脱古典社会民主原则的第一次系统化尝试包含在《工党的政策评论》中，这一文件是在1987年10月的年度大会上产生的。在这次大会上组建了七个评论小组，每一个小组专门讨论一个特定的政策领域。工党本来设想使公众也参加这次讨论，但公开会议只有很少的人参加，最后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面对着公众对撒切尔主义的普遍支持，各个政策评论小组一致认为工党应该更加重视个人自由和个人选择。早先提出的扩大工业企业的公有化范围的动议被取消了，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型管理被明确地放弃了，而对工会的依赖程度也减弱了。生态问题虽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一直被低调处理并且没有被有效地整合到其余的政策框架之中。

　　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的社会民主政党也经历了类似的改革过程，这些改革大多发生得更早一些，而且有时在意识形态上导致了更加彻底的变化。社会民主政党开始关心一些它们以前并不关心的问题，比如劳动生产率、参与性政策、社区发展，特别是生态问题。社会民主主义“超越了资源分配的舞台，开始强调生产的物质和生活组织以及发达工业社会中消费的文化环境”。

　　比如，挪威工党在1986－1988年间发起了一场“自由问题”的讨论，这正好发生在撒切尔主义政府统治了一段时间之后。遍及全国各地的地方性研究小组围绕着六个主题展开了讨论：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的平衡；工作日的灵活性；教育机会；环境；住房以及经济民主。支持个人利益的言论不再被视为不正当，而且工党提出要使自己成为一年‘开放的政党”，各种各样的群体都可以通过它来提出自己的要求。参加1989年“社会主义国际”会议的一位哥伦比亚代表是这样来评论这一政策转向的：“我的政党被称为自由派，但它其实是非常社会主义的。对于这些欧洲人来说，这是与社会主义相近的另一条道路。”

　　一些主要的西方共产党在80年代开始发生类似的变化。意大利共产党于1991年重新组建为左翼民主党。在此以前，该党已经开始重视社会民主党派所讨论的那些主题。80年代中期，一场关于左、有之分还有什么意义的重要讨论在意大利展开。对生态问题的关注、社区参与和宪政改革也早已被纳入议事日程。

　　最有意义的讨论也许发生在德国。正像在其他地方一样，这场讨论的目的是回应自由市场哲学的兴起，但是，影响甚大的绿色运动也强烈刺激了对政策变化的需求。经过五年时间的详细讨论，在象征性的1989年产生了一份德国社会民主党新的《基本纲要》。该纲要对生态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第一个抓住70年代末发生的生态思想大突破的重要社会民主党派。在古典社会民主思想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假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一种“以此换彼”的交易关系。而根据生态现代化提出的新论点，环境保护应当被看成是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资源，而不是它的对立面。

　　这份《基本纲要》还认识到“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sm）在发达国家的影响。对这一概念进行的最详尽的研究是由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哈特提供的。据说，在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之后，选民们开始不太关心经济问题而关。已自己的生活质量。《基本纲要》总结道：“富裕的大多数”的观点已经不再体现集体主义和团结的社会民主精神；个人成就和经济竞争力越来越得到重视。

　　自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959年发表其里程碑式的把〈德·哥德斯伯格声明〉以来，它一直致力于建立“市场秩序”。现在，这一努力方向还伴随着国家干预主义的进一步退却。“国家所应尽的职责不是一种教条…检验的标准是看私人消费的增加或国家政绩的累进是否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基本纲要》指出了“协调经济活动与社会保障”的需要，并强调“个体性与社会团结不应当是彼此对立的”。它最后总结道：“如果选民中的重要成员对社会民主党的信任不是由于它出色地完成了经济现代化的任务，而是由于它确保了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维系，它就很难赢得多数选。”

　　政治支持的结构

　　所有社会民主党派都不得不对政治支持方式的变化作出反应，这表明，前述这些政策转变是非常必要的。由于蓝领工人人数的急剧减少，以往一直作为投票和政治关系之基础的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女性大规模进入劳动力行列这一现象进一步动摇了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支持模式。数量可观的少数派群体不再参加投票，而且基本上游离于政治过程之外。过去几年中发展最快的一个群体其实根本就不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由非选民组成的无党派团体”。最后，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人们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是代际更替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回应其他变化的结果。

　　谈到其他的变化，现有的证据表明存在着两种趋势：一种就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从‘侵乏价值”（scarcityvalues）到“后物质王义价值”（post－materialistvalues）的转变；另一种则是价值分布状态的变化，这使得价值的分布已经不再取决于阶级界限或者左翼一右翼之分。尽管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但英格哈特关于价值变迁的论述还是获得了大量经验证据的支持。在掌握了许多工业国家的大量调查材料的基础上，英格哈特指出：随着社会的日趋繁荣，经济成就和经济增长的价值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光彩照人了。自我表现和对有意义的工作的渴望已经取代了经济收入的最大化。这些关注点与一种对待权威的怀疑态度联系在一起，这种态度可能是非政治化的，但从总体上讲，它能够创造出比正统政治所能获致的更大程度的民主和参与。

　　在一些特定国家进行的社会调查证实了态度变化的事实，并确认了左一右之分尚不足以阐明这种变化。例如，约翰·布伦德尔（JohnBlundell）和布里安·格斯卓克（BrianGosschalk）发现在英国存在的社会和政治态度可以分为四类，他们分别将之称为保守主义、自由论、社会主义和威权主义。对经济自由（自由市场）的信念与对个人自由的信念，用不同的标准会有不同的权衡。

　　“保守主义”的立场也就是新自由主义的立场：一个保守主义者会赞成市场自由，但希望国家对诸如家庭、毒品和堕胎这样的问题实施强烈的控制。“自由论者”赞成个人主义并主张在所有方面都减少国家的干预。“社会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针锋相对：它们希望国家更多地干预经济生活，但对市场缺乏信任，并且对政府在伦理问题上的作用持有戒心。“威权主义者”则希望国家插手所有的领域，既包括经济领域，也包括道德领域。其余不能归入这些类别的人则保持着更加模糊不清的政治观点。

　　根据调查得来的数据，在英国有大约1／3的人属于上述定义中的保守主义者，将近20％的人属于自由论者，18％的人属于社会主义者，13％的人属于威权主义者，而30％的人则属于其余的阵营或者不属于任何阵营。1997年大选之前，除保守主义者以外的上述所有群体都把经过托尼·布莱尔重整后的工党奉为首选。在那些打算投保守党一票的人们当中，84％的人来自保守主义者和自由论者这两个阵营。调查结果还表明：在不同年龄的人之间存在政治取向上的明显差异，这一点也验证了英格哈特的论点：在16一24岁的人口中，只有18％的人属于保守主义者，而在55岁以上的人口中，保守主义者的人数超过55％。在15—24岁的人口之中，72％的人相信这样一种说法：“国家没有权利干涉任何类型的性行为，只要这种行为是在一致同意的成年人之间发生的”；而在55岁以上的人口之中，同意这一说法的人只有36％。

　　在把这些结果与美国的研究作了对比之后，民意调查专家罗伯特·伍斯特总结道：再用左派和右派的标签来概括今天的工党和保守党，其实掩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过去20年中，对两个政党同时发生影响的那些事件已经使昨天的语义学在描述今天的两党情况时显得含混不清。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今天的美国和J党统治下的英国的相关统计数字，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显着的一致性，这一点确实有些令人吃惊，因为两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在过去5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大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把比较的范围扩展到各种各样的社会，就会发现政治吸引力和政治支持的模式已经发生了全面的变化。在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中，选票都不再是按阶级分界线来划分的了，而且已经从左一右两极格局转变到一种更加复杂的图景。以往把选民划分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的那一条经济轴线已经不是那么明显，而自由论与威权主义、“现代主义”与“传统主义”之间的对立则日趋尖锐。此外，某些更加偶然的因素时C如领导风格）现在也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这样一种局面中，存在着各种政治支持的两难困境，但同时也存在着新的达成共识（onsensusuilding）的可能性。社会民主党派不再拥有一个可以为其提供稳定支持的“阶级集团”。由于它们无法依赖自己以前的阶级认同，因此不得不去寻找适应于在社会和文化上更具多样性的环境的新的社会认同。即使是在瑞典，这个曾经在投票上受阶级地位影响最明显的国家之一，可预期的来自特定阶级的票数也已经从1967年的53％下降到了1985年的34％。舆论对选票的可预期的影响力在此期间则稳步上升。瑞典的年轻选民和女性选民是受阶级地位影响最小的群体。

　　社会民主主义的命运

　　这些变化并没有把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政治地位排斥到边缘。到1998年中期，社会民主党派或中一左（entre－left）联盟已经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希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几个国家以及其他一些西欧国家执掌了政权，它们在东欧诸国的影响也日渐提高。

　　尽管在选举中获得了胜利，但社会民主党至今仍未创造出一种新的、前后一贯的政治观点。过去，社会民主主义总是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现在，在一个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替代的世界上，它的取向又应当是什么呢？战后的社会民主主义是在两极化的世界格局中形成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至少在某些观点上是与共产主义者相一致的——尽管他们把自己确定为共产主义的对立面。既然共产主义在西方已经土崩瓦解、而更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也已经衰落，那么，继续固守左派立场还有什么意义呢？

　　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遍及全欧洲的政策讨论的确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塑造了社会民主主义，但这一过程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意识形态上的混乱。一位参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纲要》起草的人士以一种非常富有启发性的方式说道：

　　着手进行政策评论的决定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作出的：我们已经很难清晰地描绘出世界和社会的变化。社会民主党本身也发现自己正处在这种两难困境之中。它知道，在这个变迁的时代，重新定位是非常必要的，但各种变化本身却使得重新定位变得异常困难。科学没有为这个时代提供一种诊断。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将来的发展趋势，很难产生共同的理解。

　　面对这种情景，我们怎样来描述“第三条道路”呢？这一语词似乎早在本世纪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而且在20年代就已经在右翼群体中流行。但是，使用这一词汇的最主要群体还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战后时代的早期，各社会民主党非常明显地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一条既不同于美国的市场资本主义、又不同于苏联的共产主义的独特道路。当“社会主义者国际”于1951年重新创立时，它明确地表明了这个意义上的“第三条道路”立场。大约二十年之后，正像捷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和其他人的用法那样，这个词汇主要被用来表示市场社会主义。

　　80年代末期，当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开始经常性地提到“第三条道路”的时候，他们所指的是政治纲领上的一次重大更新，这可以算作这一术语的最近版本。

　　当“第三条道路”这一概念最近从比尔·克林顿和托尼·市莱尔的口中说出时，大多数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党人士和美英两国的老左翼批评家都对此反应冷淡。批评家们把这种伪装的第三条道路看成是一种回过炉的新自由主义。他们看到美国的经济极具活力，但同时也看到那里的不平等程度高居发达国家榜首。克林顿承诺要“在适当的时候终止福利”，这似乎体现了某些新自由主义保守分子的态度。而布莱尔的批评者则指出，当布莱尔和新工党上台之后，他们仍然坚持着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政策。

　　在下文中，我的目的不是评价这些观察性结论是否允当，而是考察关于“社会民主之未来”的讨论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在我的叙述中，“第三条道路”指的是一种思维框架或政策制定框架，它试图适应过去二三十年来这个天翻地复的世界。这种“第三条道路”的意义在于：它试图超越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第二章 五种两难困境

　　回想过去10－15年中，关于“社会民主之未来”的讨论已经展现出了问题和困难的纷繁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本身又表明了政策领域里的难题是多么明显。然而，除非我们对这些问题哪怕只是作出！临时性的回答，否则便不可能为社会民主政策提出一套完整的方案。在这里，我将集中探讨五种根本性的两难困境，它们正集中在目前的各种争论之中。

　　我将针对每一种困境提出自己的观点，但我不得不请求读者的原谅。由于它们都是非常大的问题，而这里的篇幅有限，我只能提供概括性的回答；而且，我也不会在此提供足够的背景知识来说服对某个特定问题抱有疑虑的人。这五种两难困境是：全球化——它的准确含义是什么？它到底包含哪些内容？个人主义——现代社会在何种意义上变得越来越个人比（如果真的存在这种趋势的话）？

　　左翼和右翼——当我们宣称这种区分不再具有什么意义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政治机构——政治是否已经偏离了正统的民主机制？生态问题——怎样把对生态问题的考虑整合到社会民主政治之中？

　　全球化

　　“全球化”这个并不讨人喜欢的字眼儿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历史。仅仅在十年以前，不论是学术着作还是通俗读物都很少使用这个术语。而现在，这一术语已经从无人使用变为无所不在；如果不提到它，任何政治演说都是不完整的，任何商业手册都是不受欢迎的。它的新近流行不论在学术圈还是在社会民主党派的文献中都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有人正确地指出：近年来，全球化已经成了大多数政治讨论和经济论辩的核心问题。

　　关于全球化的许多方面都处于争论当中：对这一术语应当作何理解？它是否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以及它可能导致的结果是什么？等等。

　　这里，产生了两种极其矛盾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与彼此分歧的政治立场相联系的观点。有人说，全球化多半只是一种神话、或者至多也就是一些长久以来的趋势的某种延续罢了。无需惊讶，这种姿态对于那些希望维护旧式社会民主主义的各个方面的人当然具有吸引力。他们认为，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者们的一项发明。一旦我们透过这层伪装来看问题，我们就能够一如既往地坚持过去的那些主张。与此相反，政策评论家和政策制定者们认为全球化过程不只确实存在，而且其程度已经相当高了。就像商业巨子大前沿一（KenichiOhmae）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无边界的世界之中，在这个世界上民族一国家已经成为某种“虚构”，政治家们在这里也已经丧失了一切有效的权力。

　　按照一般的理解，全球化指的是经济全球化。而且，从其根源上看，它涉及到跨越全世界的各种联系。保尔·赫斯特（PaulHirs）和格拉姆·汤普森（GranhamTh皿pso）在他们讨论这一话题的着作中是这样说的：“有人宣称，真正的全球化经济已经产生、或正处于产生的进程当中，其中，相互独立的民族经济和因之出现的对民族经济的国内战略管理正越来越没有意义。”——他们坚决反对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大多数贸易仍保持着区域性。例如，欧盟国家主要还是在它们彼此之间进行贸易。欧盟向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水平在过去的这30年中只发生了边际增长。相比之下，美国倒是变得更加开放了，它在这30年内的出口额增长了一倍，但这样的发展尚远远达不到建立起“全面全球化的经济”。在不同的经济区域内部以及在它们相互之间所展开的贸易，不过是使我们回到了19世纪晚期。赫斯特和汤普森说道，在那个时代，正像今天一样，存在着自由贸易经济。

　　上面这后一种观点实际上非常容易受到质疑。即使当前的时期只是对上个世纪的重现，那也同奉行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在战后时代的情形大有区别。民族经济之间在那时比在今天联系更为紧密。在1950年，贸易商品的出口额只占经合组织各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而1911年已经达到了12％；在1970年又再次达到上升12个百分点的水平，至1997年又上升到17％。此外，现在贸易商品（包括多种形式的服务）的范围，已经比上一个世纪有了极大的扩展。参与到共同贸易协定中来的国家也大量地增加了。

　　最重要的变化是日益在实时交易的基础之上进行运转的世界金融市场的作用的扩大。货币兑换交易中的日周转额已逾万亿元。在过去的15年当中，与贸易有关的金融交易的比例已经上升了5倍。“分离资金”（isconnectedcapi－tal，由社会机构进行管理的资金）与其他形式的资金相比，从全世界范围来统计，自1970年起增长了1，100个百分点。

　　以1996年7月计，单是那些本部设在美国的机构的投资者们就掌握了11．1万亿美元的资产。私有化养老基金、或为了替养老金计划募资而发行的债券，都是这一巨额资金中的基本组成部分。1995年，美国的各种养老基金、共同基金以及捐赠在机构资产净值中已达3，310亿美元。

　　因此，经济全球化是我们正在面临的现实，而且，它不仅只是过去年代的趋势的某种延续或者回复。在许多贸易仍保持着区域性的同时，在金融市场的层面上确实存在着一种“全面全球化的经济”。不过，如果只是将全球化的观念应用于字面意义上的“世界范围内”的联系，并且视其为仅仅是、或者主要是经济方面的过程，那么，对全球化这一观念就会产生误解。全球化，正如我在下面将阐明的那样，它的内容无论如何也不仅仅是、甚至不主要是关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而是我们生活中时一空的巨变。发生在遥远地区的种种事件，无论其是否是经济方面的，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直接、更为迅速地对我们发生着影响。反过来，我们作为个人所作出的种种决定，其后果又往往是全球性的。举例来说，我们个人的饮食习惯，对食品供应者来说是会产生直接后果的，而后者很可能居住在世界的另一端。

　　通讯革命与信息技术的广泛传播同全球化进程有着深刻的联系。即使是在经济竞争的领域之内，情况也是如此。24小时运转的资金市场建立在人造卫星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相互融合的基础之上，而这种技术融合也同时影响着社会的其他方面。一个瞬时电子通讯的世界——即使是那些生活在最贫穷地区的人们也能参与到这个世界之中——正在瓦解各地的地方习惯和日常生活模式。单是电视所产生的影响，就足以引人重视。例如，许多评论家都同意，如果不是电视的影响，1989年东欧的事件就不会是它们实际上所经历的那样。

　　民族-国家是否就像大前沿所说的那样正在变成一种“虚构”、政府也已经过时了呢？虽然实际上并非如此，但是它们的形态却正在发生改变。在各个民族过去所拥有的某些权力（包括支撑凯恩斯主义经济管理的那些权力）已经削弱的意义上讲，全球化正是从民族一国家中“脱离”出来的。不过，全球化也在“向下渗透”，它创造了新的需求、也创造了重建地方认同的新的可能性。苏格兰民族运动近来在英国掀起的高潮不应当被看成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对其他地方正在进行的类似的结构转化过程（例如在魁北克或加泰罗尼亚所发生的事件）的某种回应。地方的民族主义者们并不必然地面临理想破碎的困境。魁北克可能会选择从加拿大独立出来，就像苏格兰可能会从英国分离出来一样。或者采取另一种选择，即他们可以按照加泰罗尼亚式的解决方案，在一个宽泛的国家联合体中保留某些“准自治区”。

　　在创建那些不时打破民族一国家边界的、新的经济和文化区域的同时，全球化也从各个侧面渗入人们的观念之中。作为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的一部分，巴塞罗那也被纳入了一个一直扩展至法国南部的经济区域之中。这种三向的全球化正在影响着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地位和权力。如果过去主权一直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东西的话，现在它已不再是如此。国家边界（尤其以欧盟的例子为甚）与过去相比，正在不断地变得模糊。但是，民族一国家尚未消亡；并且从总体上来说，政府的活动范围与其说是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而缩小，倒不如说是变得更为扩大了。一些国家在某些情况下（例如苏联解体之后的东欧各国），权力比它们在过去拥有的不是更小而是更大了。

　　在政府、经济以及文化事务方面，各个国家仍然保留（并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继续保留）相当大的对其国内公民和在对外事务上所享有的权力。它们将经常性地行使这些权力，只不过行使的范围限于在它们彼此之间、它们同其自身所处的地区和区域之间、以及它们同各个跨国集团和组织之间的积极协作当中罢了。“政府”因此变得同原来“那种”政府（即中央政府）越来越不一样了，而且范围也变得更加宽泛。“统理”（Governance）愈益成为富有意义的概念，它意味着某些类型的行政能力或规治（regulatio）能力。一些不是任何政府的组成部分（既非政府组织、也不是跨国组织的机构），实质上也参与了治理活动。

　　全球化似乎经常被说成是某种自然的力量，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国家、商业团体和其他组织积极地促进了全球化的进程。就像新近成为国际互联网络的研究项目在早期阶段那样，大量有助于建立卫星通讯的研究是由政府资助进行的。政府通过发行债券来为它们国内的委托人进行筹资，从而为国际金融市场的扩张助了一臂之力。自由化和私有化政策促进了国际贸易和经济交往的加强。各个公司越来越踊跃地参与到直接对外投资当中去。1997年，跨国公司联属企业的销售额比全世界商品和服务的出口总额还要高出20个百分点。

　　总的来说，全球化是一个范围广阔的进程，它受到政治与经济两种影响的合力推动。全球化，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中，在建立国际间新秩序和力量对比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它并不仅仅作为当前政策的背景：从整体上讲，全球化正在使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组织发生巨变。它无疑与“新个人主义”——在有关社会民主的各种争论中，这一思潮可谓声势浩大——的兴起具有直接的关联。

　　个人主义

　　“团结”曾经在很长的时期都是社会民主党派的主旨。马克思主义的原始遗产在相对于集体主义的个人主义主旨中产生了矛盾。马克思曾谈到，国家的消亡将伴随着一个完全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在实践当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样，都一致地强调国家在团结与平等的过程中的作用。集体主义变成了社会民主主义区别于保守主义的最为显着的特点之一，后者在意识形态上更着重强调“个人”。集体主义也曾经长期是欧洲大陆国家的基督教民主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从本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上述很多情况都已逐渐发生了逆转。社会民主主义被迫要对新自由主义发出的挑战作出回应，但更为重要的是对在西方国家中正在发生的各种变化作出回应，这些变化为“撒切尔主义”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支点。如果允许化简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古典的社会民主主义在一些较小的国家中、或者在具有相似的民族文化的国家中，得到了极大的成功和充分的发展。但是，所有的西方国家在文化发展方面仍然呈现出多元化，同时生活方式也不断地变得丰富多彩。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福利社会”造成的现实影响所带来的结果。

　　由于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新姿态更多地是建立在固守陈旧观念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积极激发出来的，那么，毫不奇怪，他们一直拒绝适应日益具有重要性的个人主义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他们始终不能将自己的思想理清楚：新个人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中的追求自己利益的。因而是被束缚于各种关系的制约的个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毕竟，“自主的个人”，正是社会主义在斗争中提出来的理念。

　　我们在这里面；隔几个基本的问题。新个人主义确切是指什么？它与市场的不断扩张的作用具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是否正在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以“我”为中心的一代——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共同价值和公共关怀的瓦解和“自我优先”的社会的产生——的兴起？如果个人自由在社会民主主义者那里必然受到比过去更多的强调，关于自由与平等之间关系的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又该如何得到解决？

　　左翼和右翼同样都在担忧“以我为中心”社会和它在社会团结方面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但是，寻求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又使他们追溯到了不同的原因。社会民主主义者把它归因于市场力量和“撒切尔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冲击，后者则重点强调个人应当进行自我捍卫、而不是去依赖国家。而新自由主义者和其他一些保守主义者，却回溯到60年代，认为那时的自由放任是道德沦丧过程的开端。

　　上述两种假设都经不起严格的细究。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结果表明，对整个争论需要进行重新检讨。用“以‘我’为中心的一代”来描述新自由主义是误导性的，后者并未引发道德沦丧的过程。而与之正好相反的是，调查显示，当今年轻一代充满敏感的道德关怀，比过去几代人所关注到的范围还要广泛得多。但是，他们并不将这些价值与传统相联系，也不认同那些对生活方式进行立法的传统形式的权威。在这类道德价值中，某些在英格哈特所理解的意义上是后物质主义的，例如它们关注生态方面的各种价值、人权或者性自由。就像社会学家尤里奇·贝克所观察到的那样，新个人主义：

　　并不是“撒切尔主义”，也不是市场个人主义或原子论。恰恰相反，它意味着“制度化的个人主义”。例如，福利国家中的许多权利和对权利的授予都是为个人、而不是为家庭设置的。在很多情况下，它们预示着就业权。而就业权相应地意味着受教育权，而这两种权利又预示着人会流动。

　　具备了所有的这些必要条件之后，人们就可以将他们自己建构成个人：即作为个人来规划、理解和设计自身。

　　简言之，新个人主义与传统和习惯从我们生活中消退有关。它是一种与全球化所产生的、范围非常广泛的冲击相联的现象，而并非仅仅是市场所造成的。福利国家一直在发挥着它的作用：在集体主义的庇护下建立起来的各种福利制度，有助于将个人从过去的某些僵化制度中解放出来。与其将我们所处的时代看作道德沦丧的年代，不如将它看作一个道德变迁的年代更有意义。如果制度化的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并不是一回事的话，那么前者对社会团结所造成的威胁会小得多。但是，这也确实意味着我们必须寻求创造团结的新手段。国家的严格管理和诉诸传统是不能保障社会凝聚力的。我们必须采取比过去几代人更为积极的方式来塑造自己的生活而且，我们还要更加积极地认同我们应当为自己行为所导致的后果而承担责任，认可我们所采纳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责任，或者相互义务的主旨，存在于旧式的社会民主之中，只不过在很大程度上是潜在的，因为它在集体性规定的概念中被淹没了。我们必须找到今天的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之间的新的平衡。

　　许多左翼批评家都对新自由主义持有保留态度。如果自我实践就是可能性的实现，这难道不就是各种形式的“。动理疗法”、或者说是富人的自我放任吗？显而易见，事实确实可能如此。但是，如果只看到了事情的这一面，那么就会忽略人们在观念和期望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新自由主义者们万众一心，为着实现更进一步的民主化而不断努力。这一变化绝不仅仅是有益的：新的忧虑和不安正在开始呈现，但许多更加积极的可能性也同样出现了。

　　左和右

　　从最初时期（即18世纪晚期）以来，左和有之间的划分一直都很模糊、很令人困惑，一直都需要廓清。但是，这种划分始终顽固地存在着，从来都没有消失。法国一位研究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学家泽夫·斯场奈尔（ZeevSternhell），在其关于一些团体和政党——它们都将自己描述成“非左非右”——的历史研究中，指出围绕这种划分的性质所进行的论辩一直是存在的户左和右的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只要对政治思想的发展进行一番创览，就可以发现同样的观点在某些时期某些背景下被看成是左翼，而在另一些时期另一些背景下又被看成是右翼。

　　例如，自由市场哲学的倡导者们在19世纪被视为左翼，而在今天一般将其归入右翼。19世纪如年代，工团主义者和主张社会团结的人宣称左与有之间的区别已经消亡。这些年来，每隔一段时间，这种说法就被重复一遍。虽然让一保罗·萨特（Jean－PaulSartre）在本世纪60年代曾经对这些理论提出过争议，但是，就像那些来自右翼的人经常所做的那样，这一主题始终不断地被展示。1930年，历史学家阿兰（EmileChartterAlain）评述道：“每当有人问我，左与右之间的划分是否仍具有任何意义，我心中最先产生的想法便是提出这一问题的人本身并不属于左翼。”

　　意大利政治思想家诺伯托·鲍比欧（NorbertoBobbio）于1994年出版了一部以晚近的左翼与右翼为主题、引来讨论最多的着作。这部着作一出版在意大利就成了畅销书，第一年的销售量就超过了20万册。面对大量宣称左和右的划分已经过时的着作（这些着作这次主要是来自那些具有左翼背景，而非右翼背景的人），他试图为这种划分的有效性进行辩护。鲍比欧的论辩值得一听。他说，在和右的分类一直在对政治思想施加着影响，因为政治必然是充满对立的。政治的实质就是针对相反主张和政策的斗争。左翼和右翼来自于一个机体的两个侧面。虽然什么是“左”或什么是“右”可能发生变化，但在同一时间内，不存在既左又右的观点。一种立场只可能是两极化的。

　　鲍比欧说道，当政党或政治意识形态多多少少呈现出均势平衡，就几乎不再会有人对左和有之间的划分的有效性存有疑问。但是，一旦这两者中的任何一方变得强大起来、以至于它看起来似乎成了“惟一的游戏”（theonlygameintown），则两边便都会趋向于对这种划分的有效性产生质疑。更为强大的那一方，会如同玛格丽特·撒切尔所声称的那样，作出“别无其他选择”的声明。随着它所代表的潮流逐渐地变得不受欢迎，势力渐衰的一方通常会试图接受反对派的某些观点，并且将其作为自己的主张进行宣传。失势一方的经典战略就是“综合对立的立场，通过吸收对手的观点并将其中性化、从而达到尽可能保留自己立场的目的”。每一方都显示出自己正在突破已趋陈旧的庄与右之间的划分，或是将自己一方的各个因素重新整合，以建立起一种新的重要取向。

　　政治派别已经装扮一新。例如在二战结束以后的时期内，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复灭，就呈现出这样的趋势。为了存留下来，右翼政党被迫吸取了左翼的某些主张，并且接受了福利国家的基本构架。自本世纪80年代初以来，由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上升和共产主义的衰落，情况又发生了逆转。关于托尼·布莱尔接受了撒切尔主义的大部分观点，并将它们重新改造为某种新思维的说法，从上述立场来看，确实易于被人们理解。而这一次，从关于旧的分类不再具有任何意义的论争中受益良多的却是左翼。依照鲍比欧的说法，就像过去一样，左和有之间的划分将得到自我重申。因此，如果假设社会民主主义正在复兴、而新右派正在迅速地变得不那么新的话，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可能很快会不再对左和右的划分是否已经过时感到犹豫。

　　在鲍比欧看来，左和有之间的区别不纯粹是一个正反两极的问题。

　　一个主要的标准在将在与有进行区分的过程中不断地重现，这就是：对待平等的态度。左翼倾向于更多的平等，而右翼则认为社会必然是阶层化的。“平等”是一个相对概念。对于它，我们必须要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什么人之间的平等？在什么问题上的平等？在何种程度上的平等？

　　左翼寻求减少不平等，但这一目标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加以理解。下述这样的一种假想是不切实际的：左派希望消除一切不平等现象，而右派却想要永远保留它们。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有背景的。例如，在一个近来有大量移民涌入的国家中，左和有之；司的矛盾就可能表现在对下述问题的态度差别上：是否应当给予这些移民基本公民权利和实质性保护。

　　在坚持主张左和右的划分将持续下去的同时，鲍比欧通过承认这种区分现在未具备其过去具有的支点，而结束了对他的着作的批评者们的“回应”：

　　不可否认，当前在左翼中方向的丧失，实际上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些在左翼的传统运动中从来不曾提出过的问题已经在现代世界中显露出来；并且，他们为了改造社会而提出来的某些设想（他们曾对这些设想和各种设计付出了巨大努力）一直未能实现……任何一位左翼人士都不能否认，今日的左翼已经不再是它过去那样了。

　　鲍比欧无疑是在直说，左和右的区分不会消失，而且毫无疑问他是将不平等视为这种区分的核。动所在。虽然关于平等、或者社会正义的观念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解释，但这一观念对于左翼来说仍然是最为基本的。它受到了右翼分子坚持不懈的攻击。不过，对鲍比欧的阐述还需要进行某种提炼。那些持左翼观点的人不只是要追求社会正义，他们还认为政府必须在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中发挥关键作用。但与其这样理解社会正义，倒不如说“站在左翼就是坚信解放政治”来得更为准确。平等之所以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是因为它关系到人们的生活机会，即幸福与自尊。正像牛津大学的哲学家约瑟夫·拉兹（JosenhRaz）所指出的那样：

　　使我们关注形形色色的不平等现象的……是饥饿者的反乏、贫困者的需要……他们在这些方面比他们的邻居的情况更为恶劣的事实，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但是，它不只是这个不平等单一的罪恶，它还表明这些人的饥饿状况更为严重、他们的需要更为紧迫、他们的苦难造成了更大的伤痛，因此，我们对于平等的关注就是让我们优先考虑他们。

　　还有一些其他原因使我们关心平等问题。一个极度不平等的社会，由于未能使其公民最充分地发挥天赋和能力而损害了社会自身。此外，不平等还能威胁到社会凝聚力，并能够造成其他的一些社会所不愿看到的后果（例如刺激了高犯罪率）。过去确实存在过一些虽然包含着大量不平等、但却依然保持着稳定的社会。例如，传统的印度世袭阶层制度。而在一个充分民主的时代，情况却大为迎异。一个制造出大范围不平等的民主社会，很可能会产生普遍的不满与冲突。

　　全球化同共产主义的衰落一起改变了左和右的形态。在工业国家中，已经没有极左派可言，但是却存在着极右派，它自我定位为对全球化的回应，这种对全球化的共通回应使右翼的政治家们，如美国的派特·布坎南（PatBuchanan）、法国的让一玛·里蓬（Jean－MarieLePen）以及澳大利亚的波利娜·汉森（PaulineHanson）彼此联成一气。对于那些更广义的右翼人土（例如美国那些将联合国和联邦政府均看成是破坏其国家完整之阴谋的“爱国者”）来说，情况更是如此。极右派的主旨是经济和文化保护主义。例如，布坎南就声称“美国优先”！他为民族分离主义和强硬的限制移民政策辩护，认为用它们替代“全球一体论”才是适当的选择。

　　在和右之间的划分继续得到了保留，但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而言，关键的问题是：这种划分是否同过去一样涵盖了同样广阔的政治领域？我们是否如鲍比欧所言仅仅处于左与有完成其自我重建之前的过渡时期？

　　或者，是否左与右的含义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这样的变化确实存在着，我们很难否认这一点。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在过去几年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论争当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揭示。

　　无论他们是否直接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大多数站在左翼的思想家与激进分子都曾以一种进步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他们不仅将自己与“向社会主义进军”的里程紧密联结起来，而且也将自己与科学技术的进步紧密联结起来。保守派则相反，对宏大的计划向来持怀疑态度，并对社会发展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他们始终强调的是连续性。这种对立在今天已经变得不那么尖锐了。左和有同样都逐渐地接受了科学与技术所具有的“双刃”性质：它们不仅为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利益，同时也制造了新的危险和动荡。

　　随着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计划经济管理理论的衰亡，左和右之间的主要分界线之一已经消失——或者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会消失。马克思主义左派曾期望推翻资本主义，并以一种不同的制度取而代之。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也曾认为，资本主义能够、也应当不断地被修正，这样它就会失去（在定义上）许多原有的特征。但现在似乎再没有人认为除了资本主义我们还有别的什么选择。于是剩下来的问题或争论所关年的，是应当在何种程度上、以及以什么方式来对资本主义进行管理和规治。这些争论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它们却并没有如过去那样是在更为基本的问题上的分歧。

　　随着这些情况的改变，大量的其他问题和可能性也渐渐显露出来，而它们并不属于左与右的范畴。这既包括生态问题，也包括与家庭和工作的特征变化、个人认同以及文化认同有关的问题。当然，社会正义和社会解放的价值与所有这些问题都具有相关性，但是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都与这些价值交互关联。我们还必须在传统左派的“解放政治”中，添加上我曾在别处所称的“生活政治”。当然，这也许是、也许不是一个好的术语。我想用它表达的意思是，相对于解放政治关注的是生活机会（lifechances）而言，“生活政治”关注的是生活决定（lifedecisions）。

　　这是一种如何选择身份及相互关系的政治。我们对于全球变暖的假说到底应当作何反应？我们是否应当赞成使用原子能？工作到底应当在何种程度上保留核心的生活价值？欧盟的未来应当是什么样的？在所有的这些问题中，没有一个是明确的左或有的问题。

　　上述这些都说明，社会民主党应当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政治中间派。各个社会民主党派在很大程度上出于机会主义的原因，已经逐渐地向这一中间派靠近。当然，这一政治中间派在按左一有分界的背景下只能意味着妥协，即对两种更为明确的选择的“折中”。但如果在一有不再像过去那样概括一切，那么这一结论也将不再成立。我们应当严肃地看待近来在社会民主主义者中极为广泛地受到讨论的“活跃的中间派”或者“激进的中间派”。

　　这意味着“中左”（Centr－left）并不必然地与“温和的左派”是一回事。几乎所有的前面所提到的生活政治问题，都需要在不同的政府层面上采取激进的解决方案，或者提出激进的政策。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存在着潜在的分裂性，但是对于解决它们所需的条件和联合，却并不必然地要从立足于经济利益划分的那些人中产生。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恩（J．K．Galbraith）在其《满足的文化》（CultureOfChntent－ment）一书中曾经提到，在当前的社会中，富人对下层社会人们的命运漠不关心。不过在欧洲国家中的研究表明，在许多方面事实却恰恰相反。自下而上的联合是能够建立起来的，而且能够为激进政策奠定基础。例如，对生态问题的解决无疑经常需要某种激进的观点，但是，这样的激进主义大体上能够博得广泛的一致同意。从对全球化的反应到家庭政策，情况都是如此。

　　因此，“中左”这一术语并不仅仅是一个标签。革新后的社会民主党必须站在“中左”一边，因为社会正义和解放政治仍处在它的核心。但是“中间”不应被视为缺乏自己的主旨。相反，我们所谈论的是这样的一些联合：社会民主主义者可以将它们从生活方式多元化的各条脉络中编织而成。对于传统的以及新颖的政治问题，都需要以这种方式来进行思考。例如，一个经过改革的福利国家必须符合社会正义的标准，但它也必须认同和创造积极的生活选择，并与生态战略结为一体，以及对新的风险情形作出反应。

　　“激进主义”过去一向被认为是植根于左一有对立并且是以左反左的，因为那些自称是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认为自己与那些仅仅被视为“改良主义者”的人相距甚远。左与激进，如果曾经几乎是同义词的话，现在已经不再如此了。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发觉这种处境令他们很不自在。但是，这也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好处，因为它允许突破那些曾经一度高高筑起的政治樊篱而进行交流。让我们再来考虑福利改革的例子。

　　关于福利国家之未来的设想，在社会民主主义者与新自由主义者之间差异迎然，并且，这些差异集中围绕在左和右的分界线上。大多数社会民主主义者希望保持高额的福利支出，而新自由主义者们却主张建立一个更小的福利安全网。但是，所有福利改革者们也都面临着一些公共问题。例如，怎样解决人口日趋老龄化并非仅仅是调整养老金水平就能解决的问题。它需要更加彻底地反思这种老龄化的性质变化、健康与疾病的形式变化以及其他更多的问题。

　　政治的行动主体

　　在就政治革新作出的所有尝试中，关干行动主体（agen－Cy）的问题自然也呈现了出来。如果某项政治纲领能够取得一致，又如何来贯彻它呢？社会民主政治最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社会运动而兴起。今天，他们除了遇到意识形态危机以外，还发现新的社会运动已经从侧翼包围着自己，自己也像其他党派一样陷入了一种政治不断贬值、政府权力明显耗损的处境之中。新自由主义一直坚持不懈地对政府在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中的角色进行着批评，这种批评看起来似乎是与现实世界中的各种趋势相一致的。现在已经到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对这些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观点发起反击的时候了。

　　“政治终结”的主题和全球化市场所导致的“国家隐没”，在近期的种种文献中显得如此突出，以至于值得我们反复重申政府在当代世界中所能够取得的成就。

　　政府存在的目的是：

　　为各种不同利益的体现提供途径；

　　提供一个对这些利益的竞争性要求进行协调的场所；创设和保护一个开放的公共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关于政策问题的论争能够不受限制地持续开展下去；提供包括集体安全和福利的各种形式在内的、多种多样的公共产品；为公共利益而对市场进行规治，并在存在垄断威胁的情况下培育市场竞争；通过对暴力手段和警察机构的控制和使用，来培育社会安定；通过其在教育制度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来促进人力资源的积极开展；维持有效的法律制度；作为主要的用人方，在干预宏观和微观经济、以及提供基础设施中发挥直接的经济作用；比较富有争议的是，政府具有教化的目的：政府虽然体现着那些得到普遍支持的规范与价值，但是它也可以在教育制度和其他方面对这些规范与价值的塑造起到帮助作用；培育区域性和国际间的联合，并寻求实现全球性目标。

　　当然，上述各项都可以以颇为不同的方式去进行解释，并且在它们当中也总是存在着那些与非国家行动主体相重迭的领域。而上述这份清单是如此地令人难以驳法，再谈什么国家和政府正日益变得无关紧要已不具有任何意义。

　　在任何这些领域中，市场都不能取代政府，社会运动或者其他各种类型的非政府组织（NGO）也不能做到这一点，不论它们变得如何重要。80年代或者90年代初英国的社会运动和所谓的“挑战者党”，从来不曾像它们在许多欧洲大陆国家那样发挥过如此重要的作用。但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变化到处都在削弱着、威胁着各种正统的政治党派。社会民主党派在80年代发现他们自己缺少一个有效的意识形态架构；当社会运动和其他集团将那些落在传统的社会民主政治之外的问题（如生态、动物保护、性、消费者权益、以及许多其他的问题）推到前台的时候，他们缺少一个能够用来进行回应的意识形态架构。

　　国家政府和政治党派影响力的削弱，在某些人看来是非政治化进程的趋势，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却是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激进主义的散播时机。尤里奇·贝克谈到了“亚政治”的出现：从议会向社会中单一问题团体（singl－issuegrouPs）的转移。许多这样的团体，如绿色和平组织或环保生态组织，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着活动。对于贝克和许多其他人来说，最为关键的一个事件就是1995年的BrentSpar事件。壳牌石油公司（Shell）当时计划通过将BrentSPar石油钻井平台沉入海底的办法来对其进行销毁。环境保护组织对此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并且许多国家的消费者们也停止购买壳牌汽油。壳牌公司自那以后在态度上的转变，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壳牌公司于1998年公布了一份内容翔实的报告，这份报告说明了它对于企业责任所持的新态度。该报告谈到了要参与这一“全球性争论”，目的是“为了向他人学习”并“解释我们的行为”。它承认有责任“保证以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在伦理上可以接受的方式而开展我们的商业活动”，并说“我们必须表明，我们这样做是保证能够通过独立验证的”。壳牌公司还宣称自己是第一个公开支持联合国（人权宣言）的重要能源公司。

　　一个旨在对壳牌公司的商业政策和行动进行审查的“社会责任委员会”也于1997年成立。

　　壳牌公司的全球总裁科尔·赫克斯特罗特（CorHerb－stroter）所作的一番讲话是具有启迪意义的。当他谈到环境保护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时说：“我们对于这些组织想要获得权威的理解有些迟钝。我们低估了这些变化的程度，我们未能参与到与这些新兴组织的严肃对话当中去。”他还补充说，“简单地说，伴随着技术重新定义个人与机构之间的关系，全球社会的机构都在经历着组织重建。”

　　因此，所有这些新的运动、社会集团、非政府组织，确实能够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自己的角色。而且，甚至全球性的大企业也必须注意到它们的活动。贝克将“政府机构的凝固”与“行为主体（组织、机构、个人）在社会的各种可能层面上的流动”、“政治的逐渐隐没”与“亚政治的日趋活跃”进行比较。他说道，公民主动成立的各种组织已经撇开政治家们而单方面地取得了权力。正是他们而不是政治家，在行动计划中提出了生态保护问题和其他的许多新的关注点。这些公民群体导致了1989年东欧的转型：在“没有复印机或电话”的情况下，它们“能够通过在广场上举行集会的方式来迫使统治集团退却或瓦解”。

　　文化评论家汉斯·马格努斯·思曾斯伯格（HansMagnusAn。北erger）在书中是这样来描写德国（对其他一些国家也适用）的情况的：

　　政治家们由于越来越不受到人们的关注而感受到了侮辱…（但是）自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从政治阶层中一直未产生关于未来的创新和决策……

　　（德国）联邦政府是相对稳定和相对成功的，尽管并非因为事实上它受到那些从竞选海报上向我们露齿而笑的人们的统治……德国可以容忍一个并不胜任的政府，毕竟，那些在每日新闻中使我们感到厌烦的人们，最终确实是无关紧要的。

　　这一类评论，与有关研究发现的、人们对政治家们和正统的政治行动主体缺乏信任是一致的，这后一种情况在大多数工业国内都很相似。

　　在美国，当人们在1964年所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中被问到——“你有多少时候相信联邦政府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时，76％的人回答说“始终信任”，或者“大部分时间是信任的”。而在1994年再次进行的民意测验却表明，这一比例已经骤然降至25％。在那些明确表示继续信任政府的人中，有61％在过去的总统大选中参与了投票，而在持不太信任态度的人中仅有35％参与了过去的大选投票。年轻人对于议会政治，比年长的几代人持更为保留的态度——虽然年轻一代对“亚政治”的各种问题比他们的长辈怀有更加浓厚的兴趣。出生于1910年至1940年之间的“一代市民”最有可能信任政治家和参加投票选举。十一个西欧国家在1981年和1990年所进行的内容相同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人们对于政府机构的信赖在六个国家中已经下降，在四个国家中虽然保持稳定不变但信任度本来就相当低，只在一个国家（丹麦）有所上升。人们并非仅仅是对政治家的信任比从前减少了，他们对于其他权威人物（例如警察、律师或者医生）的态度同样也是如此

　　。

　　“挑战者党”一直在寻求通过直接对正统的政党展开攻击的方式来激发民众的这类情绪。绿党和极右的民粹主义政党已经在大多数工业国家中提出了分享权力的挑战。这两类政党与广泛的社会运动相联结，并且都立场鲜明地反对既有的政党和政府系统。就以1998年为例，绿党在十一个欧洲国家的国会中都拥有了席位。而大部分是在80年代才建立起来的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更加具有多样化色彩，在某些国家中他们的支持率已经达到了20％。例如奥地利的“争取自由党”（FreiheitlichePartei），但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例如英国、西班牙、荷兰或挪威）却并没有出现。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政党今后将获得比它们目前所得到的还要多的选票，虽然这也会将他们置于权力行动主体的地位。就像社会运动和激进主义团体一样，它们的重要性主要是象征意义上的：它们把各种问题推进政治议程，并且为它们周围所发生的斗争提供具体形式。如果极右的政党和运动真的变得超出了少数关注之外，那么它们将必然是十分危险的。另一方面，绿党引发了绝不能被忽略的、对社会民主的一些基本方向提出置疑的意识形态问题。即使有了历时十年的关于“生态现代化”的讨论，也不能说社会民主主义者就有足够的能力来吸取生态方面的思想。“即使是从对立的那一方来看，许多国家中既有的左派直到90年代末仍未能令人信服地证明，他们对于各种新问题已经转变了立场。”这一困难部分地是由于，与之相关的知识问题和政策问题是非常棘手的；再加上大多数社会民主党派实际上是分裂的。这就如置身于一座尚未竣工的建筑里一样，在那里，陈旧的左派观念仍然突出，而成熟的选择一直未能形成。

　　“亚政治”到底将在何种程度上取代政治与政府更为传统的领域呢？

　　贝克正确地提出，对于政党和议会政治的兴趣的降低与非政治化并不是一回事。社会运动、单一问题团体、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公民联合组织必定将在一个连续的基础之上，从地方政治直到世界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政府必须作好向它们学习、对它们提出的问题作出反应、以及与它们进行谈判的准备，而公司与其他商业机构也将会照此行动。

　　但是，关于这类组织能够在政府失灵的情况下接替后者的作用、或者能够居于政党的位置的想法，只不过是一种幻想罢了。虽然民族一国家和中央政府可能正在改变它们自己的形式，但两者在当今的世界中均有着确凿无疑的重要性。那些“在每日新闻中使我们感到厌烦的人”是无关紧要的，并且在不确定的未来这种情况将仍然如此。1989年在东欧所发生的变化，事实上至少是建立在国家和国家领导的默许基础之上的。

　　尤其重要的是苏联领导层所作出的关于不派军队镇压示威运动的决定。

　　但是，不论是多么重要的运动与特殊利益集团，也不能像这样地来进行管制。

　　第二章五种两难困境一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正是既要在实践中、也要在法律上对不同的特定利益集团所提出的相互分歧的利益要求进行协调。但是，对于这里所提到的“政府”，应当在一种更为普遍的意义上来进行理解，而不是仅仅将其理解为中央政府。社会民主主义者必须考虑，怎样对政府进行最佳的重构才有可能使其适应时代的需要。

　　生态问题

　　生态政治的重要性超出了绿色社会运动所可能凝聚起来的任何影响、或者绿党所可能获得的选票率。在具体政治中，尤其是在德国，生态保护组织的影响已经是非常引人注目了，因此，“亚政治”的概念从那里起源是不足为奇的。安德列·马克威茨（AndreiMarkovits）与菲利普·戈尔斯基（PhihPGorski）在他们合着的《德国的左派》（TheGermanL巾）中评论道：“贯穿整个80年代，绿党已经进入了德国左派的社会化代表之中，给人们的感觉是：实际上后者的各种新思维、政治改革、战略陈述、生活方式……全都是从绿党及其周围发端而来的。”威利·布兰特（WillyBrandt）大法官过去喜欢将绿党说成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失散的孩子”，而事实上社会民主主义者通过被迫面对生态保护运动而获得了新的活力。这些后果是实实在在的。－方面（例如能源效率——即生产一单位国民收入所需要的能源的总量，或者汙染物如二氧化碳或二氧化硫的人均散发量）是世界上遥遥领先的国家之一。

　　各种环境保护运动当然不是完全协调一致的，生态保护领域内也充满了争论。潜在的全球性灾难的前兆最早于60年代显露出来，并且迅速发展成为成熟的预测。据称，地球资源正在以一种令人震惊的速度被消耗，而汙染却正在破坏自然所赖以持续存在下去的生态平衡。这些可怕的警告促使批评家们作出了态度强硬的反应，他们争辩道：无限期的经济增长是可能的。他们主要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来提出这一论断的。市场规则将保证不会限制经济增长。就像其他商品一样，如果任何自然资源逐渐变得稀缺，那么它的价格就会上升，它的消费量因此就会下降。如果商品的价格趋于下降，这就意味着供大于求。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Simon）曾于1980年与环境保护学家保罗·埃利希（PaulEhrlich）打了一个着名的赌。西蒙打赌说，无论埃利希举出任何类别的自然资源，它们的价格都将会在未来的某个特定时刻下降。而埃利希选择1990年为基准年，并选择了铜、铬、镍、锡以及钨。到1990年为止，这些金属的价格都已经比它们在10年前的价格降低了，降价率从24％到78％不等。最后当然是埃利希输了。

　　就目前受到关注的汙染问题而言，西蒙以及其他一些沿着相似思路进行论争的人完全倾向于否认存在任何值得担忧的原因。例如，全球变暖既是非偶然的、同时也是一种并非由人类活动所带来的自然现象。自然所拥有的自我复原的能力远远超出人类对环境可能施加的任何影响——例如，自然总是在创造新的物种，并且也总是在消灭它们。

　　上述的观点是否站得住脚呢？我不认为是站得住的。对于各种各样的生态问题，用市场办法解决是可能的，但是正像在别的问题上一样，这不意味着应选择市场原教旨主义。对各种环境危机抱乐观态度，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战略。正如大多数社会民主党派所正确认识到的那样，承认这一事实就意味着与可持续发展及生态现代化的观念发生冲突。

　　自认可持续发展于1987年被纳入《布伦特兰委员会报告》（Brul；dtlandCommissionRdert）以来，它逐渐成为环境保护组织的压倒一切的关注点，而大多数党派的政治家们对这一问题则只是空话连篇。《布伦特兰报告》中只对可持续发展给出了一个具有迷惑性的简单定义，即当前的一代“保证它在不损及下一代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的前提下来满足现时需要”的能力。o由于我们并不知道未来几代人的需要将会是什么，或者资源的利用将会怎样地受到技术变革的影响，因此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不可能是准确的。故而，迄今我们可以数得出来的关于它的不同定义就多达四十个，便不足为奇了。

　　因此，可持续发展更多地是一项指导性原则，而不是一则准确的公式化表述。然而，它仍然被写入了“第21号行动计划”，这是由联合国所主持的作为布伦特兰一系列措施的一项具体后续行动。几个国家已经致力于将可持续发展融入它们的经济思想之中。而令人惊讶的是，英国的保守党政府却在1988年宣称英国的经济政策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各项原则。由此也可见这一概念具有多么大的伸缩性。

　　英国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态度与某些欧洲大陆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如荷兰在1989年曾经启动一项将生态标准与一切政府部门的日常工作结合起来的全国性计划。每个政府部门都具有环境质量方面的一些指标，以及限期达到这些指标的一份固定时间表。可持续发展被定义为：

　　从一开始设计就要避免或者限制汙染。为了有利于这样的生产方式，应避免应用“极端”的技术。公民组织和工业界代表参与了为拟订各项指标作准备的各次会议。虽然这项计划经常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的干扰，但还是起到了作用，使荷兰成为具有世界上最好的环境纪录之一的国家。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非常适合“生态现代化”这一更为宽泛的概念。

　　M．哈杰（MaartenH旬er）是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视生态现代化为几个串接到一起的“可信而引人入胜的线索”：可持续发展替代“确定性的增长”；侧重点在于预防而不是补救；将汙染等同于无效率；将环境规治与经济增长视为互有种益。一方面政府干预对于促进建立完善的环境保护规范是有必要的，同时它也关系到工业界的积极合作，一旦工业界认识到生态现代化有益于商业发展，它的自愿合作就是有希望的。“生态现代化意味着这样的一种合作关系：处于这种合作关系中的政府、工商企业、温和派环境保护主义者以及科学家们，在沿着更具有环境保护说服力的思路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进行重建的过程中相互进行协作。”

　　这是否已经美妙得令人难以置信了？但这确实是可能实现的。毫无疑问，生态现代化将社会民主与生态方面的关注比过去所能设想到的还要更加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它拥有属于自己的现实成就：受到生态现代化很大影响的那些国家，在各个工业国中是最清洁和绿化程度最高的。

　　但是，在宣称要让世界变得最好的同时，生态现代化回避了生态问题对社会民主思想所提出的某些重大挑战。那种关于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互相能够很好地适应的假设确实不太令人信服，因为它们中的一方有时必然要同另一方发生冲突。此外，生态现代化主要地是关乎一个国家政策的问题，而各种环境危害却大多跨越了国家的边界、并且有的还是全球范围内的问题。各种关于生态现代化的美妙假设，使注意力从由生态考虑所引发的两个基本问题上发生了偏转：即我们与科学进步的关系，以及我们对于危机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全球化的后果之一，科学与技术变革日益加速，并且它对于我们的生活所发生的影响逐渐变得更加直接、意义也更加深远。我们可能曾认为“环境”即为自然世界，但是它现在当然已经不再只是这样了。许多过去属于自然界的事物，现在既可能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也可能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

　　这不仅包括地球气候的外部世界、而且还有人体的“内部环境”。不论好坏，科学与技术已经浸入到人体之中，并且已经重新划定了那些通过人工制作才能获得的东西与那些完全需要从自然中“获得”的物质之间的界线。

　　过去一直将科学与技术看作政治之外的事情，但是这种观点也已经变得过时了。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中，在这里我们与科学及工业革新的关系比起过去来更加“值得怀疑”了。“新建的高速公路、垃圾焚化装置。化学工厂、核能或者生物技术工厂、以及各种研究机构，遭遇到直接受其影响的民间组织的抵制。越来越可以预知的，正是这种情况，而不是（就像在工业化早期一样）对这一进程所表示的欣喜。”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决策是不能留给那些“专家”去做的，而必须使政治家和公民们也参与进来。简言之，科学与技术不能被置于民主进程之外。不能机械地信任专家，认为他们知道什么对我们有利，他们也不可能总是向我们提供明确的真理；应当要求他们面对公众的审查来证实他们的结论和政策建言。

　　许多人将英国的疯牛病危机看成是个一次性的问题，即仅仅是一个英国的问题；或者，在某些左派人士的眼中，是撒切尔的一次不成功的规治。实际上它两者都不是，或者说它不只是这两者。疯牛病事件更应当被理解为是在“自然不再是自然”情况下所发生的风险情形的一个典型。新的风险情形的特征，在于专家们相互之间不能达成一致。政策制定者们能够依赖的。线索清晰的一系列发现现在是不存在的；相反，倒是研究萌生了许多模糊的结论和备受争议的解释。

　　从历史上看，对于许多典型的风险而言，后果是能呈现出来的。因此可以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去推测各种风险。对于某位卷入了在某给定时间内发生的交通事故的司机来说，他的风险能够在统计的基础之上轻易地被推测出来。而新的风险情形却并不属于这一类。我们并不具有可以指导自己行动的以往经验；而且，即使是关于究竟是否存在任何风险的问题，也可能会一直处于沸沸扬扬的争论之中。这一领域内的多数科学家们都认为，全球变暖正在发生，它具有人为的原因，并且它包含着预期的潜在灾难。但是，也有少数专家对于上述所有的这一切都不以为然；并且，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某些对环境科学文献有重大贡献的人也对后者表示赞同。

　　疯牛病事件至今仍远未结束。没有人知道疯牛病可能会在多少个其他国家中发生，以及它更为长远的后果将是什么。它在物种中进行传播的准确方式还是一个未解开的谜，而且它可能会有一个很长的潜伏期。

　　仅仅是它对于经济所产生的冲击就已经是相当剧烈了。从1998年对疯牛病的调查中所得出的最新估计显示，它为英国经济所带来的支出迄今已达30亿英镑，这还仅仅是就向农民支付的赔偿、以及销毁受到感染的牛和处理它们尸体的支出来进行测算所得出的结果。在许多至今并未直接受到疯牛病侵袭的国家中，牛肉的消费量也已经降低了。

　　疯牛病事件为说明生态危机不能被“置之不理”、而是已经涌入了现代政治的核心地带这一事实提供了充分的证明——假如需要证明的话。

　　例如，卫生保健政策不能离开控制汙染去设计，而把后者仅仅看成是“环境问题”中的某个独特领域；或者，仅仅把这些政策的制定看成是与技术变革相分离的过程。如何面对生态危机，在可预见的将来会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在关于生态现代化的文献中，预防原则通常是作为一种处理生态恶兆的方式而被提出来的。这一观念大概是在80年代首先为德国所采纳，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构成了该国公共政策中的一部分。这个国家最基本的态度就是，它声称有关环境问题的行动即使在科学上存在着不确定性，也仍然应当付诸实施。因此，80年代在几个欧洲大陆国家中启动了一些对付酸雨的项目，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英国，缺乏结论性证据竟被用来证明政府在处理这一问题以及其他汙染问题上行动迟缓的合理性。

　　不过，预防原则并非总是有助益的，也并非总是可行的。生态危机经常都不会是如此标准化的，因为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已不再拥有‘坝占近自然”的机会。或者，因为同是源于科技进步的利益与风险，它们之间的平衡点是无法把握的。在支持科学技术革新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常常需要的是大胆，而不是谨慎。

　　新的风险情形的复杂特性甚至已经扩展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于它们已经进入了公共讨论的领域之中。再以疯牛病为例。当时政府受到了普遍指责，首要的原因是，它先否认疯牛病对人们造成了某种健康方面的风险，后来又根据新的科学证据而转变了态度。作为政府不称职的表现，光是这种态度上的矛盾就足以轻而易举地使政府解散。在新的风险确实存在、而科学证据尚不充分的情况下，政府必须作出严格说来是具有冒险性质的决策。关键的不确定性在于：政府应在什么时候、以及怎样宣布那些通过新的科学信息而日益彰显的可能危险。对于某种新的风险情形的公开宣布，就像疯牛病事件所表明的那样，能够产生深远的后果。如果一项风险被公布出来，或者经过政府的干预而被赋予了“官方”的性质，然而事实上却是被夸大了或者什么也没发生的话，批评家们就会说这是一种“谣言惑众”；但是，假如官方认为这事风险很小，因此对是否要公开宣布持谨慎态度，那么批评家们就又会说这是“掩盖真相”：为什么不让公众早一些了解情况？

　　这里所牵涉到的问题甚至比上面的问题还要难办。在某些情况下，对于说服人们在改变自己目前行为的同时，又使他们同意采取那些为了避免某个风险或者一系列风险而采取别的行动步骤，预先警示可能是有必要的。例如，只有当政府与其他机构已经以种种方式受到了连续发生的灾难的严重干扰，解决全球变暖的有效的世界性行动才有可能成为现实。但是，那些能够、或者应当被公开激起的警惕，在数量上是有限的。如果有太多预警，就可能使人们今后对任何事情都不再严肃对待。

　　长期以来，向公民提供安全保障一直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所关注的问题。福利国家一直被视为这种安全保障的载体。从生态问题中所能汲取到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需要对风险予以同样多的关注。新表现出来的风险的突出性将个人自主性同科学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广泛影响这两个方面联系了起来。风险一方面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我们所面对的各种风险——其中最大的风险是由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另一方面又使我们的注意力转向这些风险所伴生的各种机会。风险不只是某种需要进行避免、或者最大限度地减少的负面现象；它同时也是从传统和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一个社会中充满动力的规则。

　　传统和自然，就其“不由分说”地作出它们的决定而论，是很相似的。各种行动与事件都“向来如此”，或者，作为“天经地义的”结果而为人们所接受。一旦传统和自然得到改造，就必须采纳富有远见的决定，并且我们对于这些决定所带来的后果须负有责任。谁应当对（无论是个人、国家。还是其他组织所采取的）当前行为的将来后果承担责任，是新型政治主要关注的问题之——如同在情况恶化的时候，由谁、怎样、以及利用什么资源提供安全保障的问题一样。

　　机会与创新是风险的积极一方。当然，没有人能够逃避风险，但是在对于风险的被动经历与对于风险环境的主动探测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对风险的积极参与，是社会与经济动员的一个必要成分。对于某些风险，我们希望尽可能将其降至最低程度；而另外的一些风险，例如那些涉及到投资决定的风险，是成功的市场经济中一个积极的和不可或缺的部分。

　　确切地说，风险与危险并不是一回事。风险涉及到那些我们主动寻求与之面对、以及对其进行估量的危险。在一个面向未来并充塞着信息的社会（如我们自己所处的社会）当中，关于风险的主题将政治的其他各个不同领域联结了起来：福利国家改革、参与世界金融市场、对技术变革的反应、生态问题、以及地缘政治的变化。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抵御风险的保障，但也需要具有面对风险并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来对待风险的能力。

　　“第三条道路”政治

　　迄今为止，我已经分别谈到了“五种两难困境”，彷佛它们是互不相关似的。然而，它们其实并非互不相关，而且在这一节和接下来的一章中，我们需要将这些不同的线索联接到一起。

　　第三条道路政治的总目标，应当是帮助公民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变革中找到自己的方向，这些变革是：全球化、个人生活的转变，以及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第三条道路政治应当对全球化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但至关紧要的是，必须将其视作范围比全球市场还要宽得多的一种现象。社会民主主义者必须与极右派所主张的经济和文化保护主义进行论争，后者将全球化看成是对国家的完整性和传统价值的威胁。经济全球化无疑能够对地方性的自给自足产生毁灭性的影响。但是，保护主义既不明智也不合乎民意。即使它能够在实践中被采纳，它也只能制造一个自私的、各经济集团之间很可能会相互敌对的世界。第三条道路政治不应当把全球化与自由贸易中的“一揽子协议”（blanketen．dorsement）相等同。自由贸易能够作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但是，假如市场对社会和文化具有破坏性力量，那么，对自由贸易所带来的广泛后果就总得进行仔细审视。

　　第三条道路政治，在明确承认它所关注的问题范围比旧的左一有分野架构下更加广泛的同时，保留社会正义问题仍然是核心的关注点。平等和个人自由也许会发生冲突，但是立足平等的各项措施也常常会扩大那些向个人敞开的自由的范围。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自由应当是指行为自主，而后者反过来又需要广大社会共同体的参与。在置老式的集体主义于一边的同时，第三条道路政治正在寻找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寻找一种对于权利和义务的重新定义。

　　有人可能会以下面的这句话作为新型政治的座右铭：无责任即无权利。政府对于其公民和其他人负有一系列责任，包括对弱者的保护。不过，老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于将权利作为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种种要求。个人主义不断扩张的同时，个人义务也应当延伸。例如，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应当履行主动寻找工作的义务；并且，能否确保各种福利制度不会阻碍主动的谋职行为则取决于政府。作为一项伦理原则，“无责任即无权利”必须不仅仅适用于福利的受益者，而且也适用于每一个人。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强调这一点是极端重要的。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规则就只能适用于那些穷人或需要得到福利的人——正如政治权利的实际情形一样。

　　在今天的社会中，第二条规则应是无民立即无权威。无论是在国家、政府、家庭、还是其他机构之中，权利总是以不断地关注传统的各种标记作为使权威正当化的主要手段。右翼思想家和政治家们说道，如果失掉传统和传统的各种形式，权威就会瓦解，人们就将失去分辨对与错的能力。这样一来，民主就永远只能是残缺不全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应当反对这一观点。在一个传统与习惯正在失去其支配力的社会之中，树立权威的惟一途径就是通过民主新自由主义虽并不必然地腐蚀权威，但却需要在一个积极的、或参与的基础之上来对权威进行重铸。

　　与第三条道路政治相关的其他问题并不隶属于解放政治的构架，或者只是部分地关系到这一构架。这些问题包括对全球化的反应、科学与技术变革、以及我们与自然世界的关系。需要在这里提出来的问题不是关于社会正义，而是关于我们在传统与习惯已趋衰落之后应当怎样生活、如何重建社会团结、以及如何对生态问题作出反应。在对上述问题作出反应的过程中，应当着重强调世界价值、和可能被称之为“哲学上的保守主义”的价值。在一个充满生态危机的时代，现代化不可能完全是直线型的，而且也绝对不可能仅仅等同于经济增长。

　　现代化问题对于新型政治来说，是一个基本的问题。生态现代化是其中的一个视角，但还包括有其他方面。例如，托尼·布莱尔的各次讲话中，掺入了某些关于现代化的言论。现代化究竟应当意味着什么？明显地讲，它所指的一个方面就是社会民主自身的现代化，即从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阵营中脱离出来。但是，作为内涵广泛的一项行动计划，一个现代化战略只有在社会民主主义者对这一观念已经具有了极富经验的理解的前提下，才能奏效。

　　在生态方面极富敏感性的现代化问题，不是关于“日益增长的现代性”的问题，而是旨在了解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问题与限制。在一个繁复变化的世界（其中，本质上不可预测的科技创新所释放的能量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中，急需重建连续性和提高社会凝聚力。

　　哲学保守主义的主旨是走中间道路。当然，现代化与保守主义通常被视为两个对立面。但是，我们必须利用现代性这一工具，来解决如何生活在这个“超越了传统”并“处在自然的另一端”的世界（在这里，风险与责任进行了新的组合）中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讲，“保守主义”与政治右翼对其进行理解的方式之间，只具有一种不牢固的密切关系。它提出，应当采取务实的态度来应付变化；在对科学技术为我们带来的各种不确定结果进行认识的过程中，对它们采取某种具有细微差别的立场；对过去和历史保持尊重；而在环境保护领域中，在可行的情况下采用预防原则。这些目标非但不与现代化行动计划相矛盾，而且还以后者为先决条件。科学与技术，就像上面所谈到的那样，已经再也不能被置于民主的范围之外了，因为它们对于我们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比对前几代人更加直接、也更加深远。

　　再以现代政治中某些最激烈的争论所涉及到的家庭作为另外一个例子。维持家庭生活的连续性，尤其是保障儿童的幸福，是家庭政策中最为重要的目标之一。不过，这个目标不能通过某种反动的姿态——即试图重申“传统家庭”的做法——来达到。就如同我将在后面试图说明的那样，它必须以民主化的现代化进程为前提。

　　第三章 国家与公民社会

　　以下的文字提供了一份完整的政治纲领的大纲——当然这仅仅是一份大纲，它涉及到每一个重要的社会领域。对国家和政府进行改革应当成为“第三条道路”政治的一项基本的指导性原则，“第三条道路”政治是一个深化并拓展民主的过程。政府可以同公民社会中的机构结成伙伴关系，采取共同行动来推动社会的复兴和发展。这种伙伴关系的经济基础就是我将会谈到的新的混合经济。只有在现行的福利制度得到彻底现代化的情况下，这种经济形态才可能是有效率的。“第三条道路”政治是一国政治。一个世界性的国家不仅可以促进社会的包容性（inclusion），而且还可以在培育跨国统理体系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上面提到的每一种概念在下文中都将得到一定程度的详细讨论。我并不想说所有这些概念都是毫无问题的。恰恰相反，几乎所有的概念都是有争议的、并且也是很棘手的。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控制全球化和技术变迁所释放出来的力量。新的、充满风险的环境是一个由危险和机遇共同组成的神秘混合体。因此，这里所提出的框架只是一份正在形成过程中的纲领。

　　民主制度的民主化

　　新自由主义者想要缩小政府，而社会民主主义者则一一直热衷于扩大政府。第三条道路则认为有必要重构国家：超越“把国家当敌人”的右派和“认国家为答案”的左派。如果说自由民主制度如今面临着某种危机的话，那么，这并不是因为它受到满怀敌意的竞争对手的威胁（就像、个世纪之前那样），而是因为它已经没有可以与之匹敌的对手了。随着两极化时代的过去，大多数国家已经没有了与其针锋相对的敌人。面临着危险而不是敌人的国家不得不到与以往不同的地方去寻找合法性的资源。现代国家是在战争的严酷考验中逐渐形成的，而且，战争和战争准备影响国家制度的许多方面。国家创设公民权和福利项目的主要目的就是拉拢人民并获取他们的支持，这种现象在冷战期间、直持续着。许多社会民主主义阵营中的思想家都忽视了这一事实，其中包括影响最大的马歇尔，他也过高估计了自由民主制度和福利国家的发展过程中的自立（self－contained）成分。

　　全球市场的发展和大规模战争的隐退并不是影响国家结构或政府之合法性的惟一因素。其他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民主化的广为传播，这与传统和习惯的影响逐渐减弱是息息相关的。民主制度的吸引力并非完全来自于、甚至并非主要来自于自由民主制度对其他各种制度的胜利，而是来自于重新塑造着全球化社会的那些更深层的力量——包括对个人自主性的需要以及更加具有反思能力的公民群体的出现。民主化是片面民主的过程，其中的不平衡必须得到重视。民主制度的危机导源于它还不够民主。虽然，正像前面几章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对政治家表示信任的人口比例在过去三十年间有所下降，但是人民对民主本身的信任却丝毫未减。在美国，90％的人“对民主制的政府感到满意’。一项对欧洲十一国进行的复盖1981年至1990年这一段时期的调查也显示出有超过90％的人支持“民主制政府”。同样比例的人口同意“我们应当设法进一步完善民主制度”。

　　问题并不在于是要更大的政府还是更小的政府，而是要认识到目前的治理方式必须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情况；而且，权威，包括国家的合法性，必须在一种积极的基础上得到重构。在一个后传统社会（Post－traditional

　　society）中，权威无法再通过传统的象征性符号或者通过声称“情况向来如此”而获得合法性。改革应当向什么方向发展？我们怎样才能使民主制度民主化？答案部分取决于具体的情景，因为不同的国家遵循着不同的发展轨迹，而且具有不同的宪法背景。但是，总体性的重点在任何地方都应当是一样的。我们可以把它们概括为以下几条：

　　国家必须对全球化作出结构性的回应。民主制度的民主化首先意味着权力的非中心化过程（decentral－ization），但这一过程并不是单向性的。全球化为权力下放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逻辑，但它同时也为权力的向上移交提供了同样的东西。这一双向性的运动——一条双向民主化的道路——与其说是弱化了民族一国家的权威，倒不如说是重塑了这种权威的条件，因为这一道路可以使国家得以回应各种各样的冲击，否则这些冲击便会反过来挫败国家本身。在欧盟的情景下，这意味着我们应当把辅助权不仅仅视为一个教条式的术语：它是建构一种既非超级国家、也非自由贸易区的政治秩序的方式；与此同时，它也是使国家经过重整而获具影响力的方式。国家应当扩展公共领域的作用，这意味着国家要进行迈向更大的透明度和开放性的宪法改革，并建立防治腐败的新措施。世界各国政府近年来都面临着人民对其腐败的指控，这一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其中的原因并不是腐败现象日益增加，而是政治环境之性质的改变。大多数国家的民主制度在实践中依赖幕后交易、特权和庇护，这种现象可能是非常普遍的。影响政治领域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

　　政府和公民现在越来越明显地生活在一个一体化的信息环境中。既存的办事方式受到人们的审视，同时，被视为腐败或不可接受的做法的范围也扩大了。

　　英国目前所面临的一个特殊难题——这或许也是一种机会？——就是这个国家需要进行一种两路并进的宪政现代化。一种广义的宪政改革早在十年以前就已经通过“88宪章”而被纳入了议事日程，而且已经成为工党政策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其第一次被提出之时，激发这一改革的主要想法就是英国必须赶上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先进宪法模式。如今它还必须回应更加全面的变化趋势。

　　与其他几乎所有的自由民主国家都不同的是，英国没有一部成文宪法。政府的职能以及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由习惯和判例法加以确定的。

　　宪法改革的目的不仅在于要使这些原则明确化，而且在于要同渗透在英国政治体制上层之中的保密文化作斗争。行政部门掌握的权力太大，而现有的责任机制则非常脆弱；议会各委员会是由下议院的人员构成的，缺乏真正的说服力；就其存在而言，上议院本身完全是民主社会中呈现出的一种时代错误”。

　　初看起来，对上述任何一个领域进行改革都是极其困难的，更逞论各个领域的改革齐头并进了。改革毕竟需要由本身便存在问题的机构来实施。不过，掌权后的工党已经迈出了大胆的第一步，而且，非常可能出现的情况是：那些看似固若金汤的办事方式在正面面对挑战时会主动迎接改革。．为了保持或者重新获得合法性，没有了敌人的国家必须提高其行政管理效率。各级政府之所以会失信于民，完全是因为它们的繁琐和低效。在一个商业组织能够迅速回应变化而且步伐更加轻便的世界上，政府很可能会远远落在后面。“官僚机构”这个术语及其所伴随的“官僚作风”这一含义毕竟是专门用来指代政府的。政府的结构调整应当遵循“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收益”的生态学原则，这不应当简单地理解为精简裁员，而应当理解为提高政府机构的工作效率。大多数政府机构都可以从最好的商业惯例中学到许多东西，比如目标控制、有效审计、灵活的决策结构以及不断增强的雇员参与等等，其中最后一项也是民主化当中的一个要素。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回应这样一种批评，即：由于缺乏市场机制的约束，国家机构变得非常懒惰，它们提供的服务也十分低劣。

　　正像美国政治评论家笛欧恩（E．J．Dionne）所指出的那样，这种论调可能变成一种滑稽的自我模彷，好像政府是无效率的同义词，而完全忽视了好的学校、公立医院或公园的存在。合适的回答应该是：只要还有一丝可能性，就不要引进市场机制或者准市场。政府应当模彷市场这一观点是戴维·奥斯伯恩（David

　　Osborne）和泰德·伽布勒（Ted

　　Gaebler）的《彻底改造政府》一书的主旨。他们的着作影响了克林顿在90年代初的政策。彻底改造政府有时意味着采取以市场为基础的解决方案。但是，它还应当意味着重申政府在面对市场时的有效性。．全球化向下施加的压力使得用新的民主形式来取代传统的投票过程不仅成了可能，而且变得非常必要。政府可以通过“民主试验”，比如地方直接民主、电子投票、公民陪审团和其他可能的方式，来重建政府与公民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直接联系。这些方式不会取代地方和中央政府中的正常投票机制，而将成为对它们的一种持久性的补充。一个模型就是瑞典在二十年以前所使用的那种方法，当时政府使公众直接参与到能源政策的制定过程之中。政府、工会。政党和教育机构开办了许多为期一天的能源问题培训班。任何参加这种培训D班的人都可以向政府提出正式的建议。有七万人参加了这一决定性地影响了政策制定的演练。．没有了敌人的国家的合法性，越来越取决于它们管理风险的能力。正像前面已经强调过的那样，风险管理并非只是（在现有福利国家的情景中对风险的一般性理解那样）要提供安全保障；对风险的管理也不只涉及到经济风险。其他风险，比如科学和技术所导致的风险也对政府造成着直接的冲击。政府理所应当地担负着调控科技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伦理问题的任务。

　　正如前面所讨论过的那样，界定风险并不只是专家的任务。从一开始，它就需要公众的参与。在可能导致危险的各种情况之中，有一种情况就是风险特别严重而责任机构的工作动力却严重不足。在产生风险决策的每一个步骤上，都需要有一定的协商程序，这一程序通常必须有专家、政府和外行人士参加。风险界定的目标是阐明可行的选择以及现有的科技知识的局限性。许多风险情形的复杂性通常意味着协商的范围必须是非常大的。

　　“加利福尼亚比较风险项目”是把风险评估同协商性的公民参与结合起来的一个典范。该项目共设立了三个分别针对健康、生态保护和社会福利问题的技术委员会，它们各自独立地评估本专业范畴内的风险。另外还设立了三个委员会来商讨如何管理风险以及风险的法律和经济含义。当它们各自完成自己必须单独完成的任务之后，这两套委员会将被召集到一起，并且得出结论。外行人士组成的委员会提出了许多技术委员会完全忽略的问题，导致了关于风险标准的丰富的公共讨论，其中有些意见后来被吸收到公共政策之中。民主制度的民主化不能仅仅被当成是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的事情，国家应当具有全球性的眼光，而向上的民主化也不应当停留在地区层次上。向下的民主化以公民社会的更新为前提，而这一进程要稍后才能展开。这些要点结合起来就产生出一种社会民主主义者应当加以推进的政府形式：新型的民主国家。

　　新型的民主国家是一种理想，而且是一种开放性的理想。我不想在此装出一副能够展示出赋予其现实生命力的全部细节的样子。而且，所有的改革都具有自身的复杂性。比如，权力分散和权力下放都拥有一道引人注目的光环：把权力还给地区、城市和社区！但是，正像所有的民主化进程一样，与它们的好处相伴而来的必定还有一连串的不利后果。

　　如果不以一种权力的“向上”移交来加以平衡的话，权力下放很可能会导致分裂。它并非必然地就是民主化过程，但我们必须使它成为这样。正像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权力下放可能会在那些已经处于政治中心的地方官僚等级上又添加新的等级。据说，英国的那些“贫困、悲哀”的城市可能会借助自治而得以改头换面，而且，这种说法肯定是确实的。但是，可能由此导致的一种风险是，某些城市和地区借助自治而远远超过其他的城市或地区，从而使英国本来已经存在的地区不平等变得更加严重。

　　公民社会问题

　　培育一个积极的公民社会是第三条道路政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与老左派轻视对社会的公民素质（iVility）的日渐衰落的担忧相比，新型的政治承认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社会的公民素质的衰落体现在当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并不单纯是保守主义政治家们的一种杜撰。它表现为某些乡村社区和城市街道中团结感的弱化、居高不下的犯罪率以及婚姻和家庭的解体。

　　右派倾向于否认经济贫困与这些问题有关。但是，老左派把社会的公民素质的衰落化约为一个经济问题的做法，与否认贫穷和失去基本生活保障的不利影响一样，都是错误的。我们不能把社会的公民素质的衰落归咎于福利国家的侵蚀，也不能假定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把自主权交给公民社会而得到逆转。政府应当而且能够在更新公民文化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国家和公民社会应当开展合作，每一方都应当同时充当另一方的协作者和监督者。共同体（或社区）这一主题是新型政治的根本所在，但它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抽象的口号。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使得“以社区为重点”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变得非常必要，这是因为这一进程产生的向下的压力。“社区”不仅意味着重新找回已经失去的地方团结形式，它还是一种促进街道、城镇和更大范围的地方区域的社会和物质复苏的可行办法。在政府和公民社会之间并不存在永久的界限。根据情况的不同，政府有时候需要比较深入地干预公民社会的事务，有时候又必须从公民社会中退出来。当政府撤回自己的直接干预时，它的资源对于接管或启动某些活动的地方群体来说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在比较贫困的地区尤其是如此。但是，恰恰是在比较贫困的社区，培育当地的主动性和参与意识的活动能够收到最大的回报。

　　有时，普遍性的社会淡漠的一个标志，是对政治家和其他权威人物失去信任。但是，正像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样，情况并非真正如此，也可能还正好相反。一个越来越具有反思性的社会必定是一个以高度的自治组织为标志的社会。在美国、英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地方进行的研究表明，至少在某些地区和某些背景中，一个公民的领域正在迅速兴起。某些老式的公民组织和公民活动可能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但是，其他类型的社会共同力量正在取代着它们。关键在于要采取既有利于当地社区、又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方案来利用它们，从而使之服务于更为普遍的社会利益。

　　罗伯特·伍斯诺（Robert

　　Wuthnow）研究了美国"群体运动"的发展。他所称的小群体是指定期集会以促进共同利益的一小群人。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他指出：有40％的美国人——大约七千五百万人——至少参加了一个定期集会的小群体。在这些小群体中，人们萌生了一种“共同体”的感觉，但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对某一地区的归属感。毋宁说，这是一群志趣相投的人走到一起来，共同寻求一条“生活旅程：群体的批评者无法想像出他们做得多么出色。他们所营造的共同体很少是弱不禁风的。人们感到自己得到了他人的关心。他们互相帮助……小群体成员之间产生的友谊清楚地向我们表明：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并不是由一些渴望独立走完一生的、顽固的个人主义者所组成的……相反，即使当我们的社会呈现出紊乱的趋势之时，我们仍然能够根据相互支持的原则结合到一起。

　　这些小群体中有许多形成于60年代，并且体现了一种当时颇为流行的，关于集体行动的思想。有一些小群体非常明确地追求着被英格哈特称之为后物质主义的那种价值。治疗型模式影响着大多数这样的群体，不论它们的具体关注点是什么。其中占绝大多数的是自助性团体。正像所有的群体或共同体一样，小群体显然有着自己的局限性和问题，但它们的确提供了一种体现公民社会生活之丰富性的例证。

　　在其对50年代后期的英国所进行的研究中，彼得·霍尔指出：第三部门的活动——即志愿性工作——在过去四十年中呈现出不断扩展的趋势。许多传统的群体衰落了，但它们为更多的新的群体所取代，特别是自助性团体和环境保护团体。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参加这些群体的妇女人数不断增加。慈善团体的数量有了显着的增加；1991年，英国共有十六万个注册的慈善团体。平均每年有将近20％的人口参与到某种形式的志愿性工作之中，而且有大约10％的人是每周都从事一定的志愿性工作。霍尔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参与志愿性工作的积极性丝毫不亚于以前几代人。

　　但是，非常明显的是，大多数公民活动的增加都发生在比较富裕的阶层。贫困阶层的人们更倾向于将自己的非正式社会交往范围局限在近亲范围内。比起贫穷阶层来，在富裕阶层那里，出现完全得不到社会支持（Socia

　　support）的情况要少得多。

　　政府介入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应当是帮助恢复在这些群体中的公共秩序。工人阶级共同体的团结是一个持久而稳固的形象，但是，现在这种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过去。在那些受经济和社会变迁的扫荡而变得边缘化的地区和街道，公民参与是最为欠缺的。破败的地方社区的复兴有赖于企业的支持，这种支持是导致广义的社会文明复兴的一种资源。60年代的社会工程带给我们的启示已经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所了解。

　　最近的研究表明，只要拥有适当的外部支持，地方的主动性甚至可以扭转最难抵御的衰落过程。②

　　世界各地，而不仅是欧洲和美国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巴西西北部的西阿拉州就是一个例子。这一地区的改革是由一群从事电视、零售和服务业的年轻的商业界成功人士率先发动的。西阿拉地区的传统的精英们则主要致力于把当地的农产品出口到国外，他们更关心的是降低工资而不基本地区的发展。

　　改革者们随后开始与政府部门进行合作，他们采用参与式的规划技术并且与社区的各种组织见面。为了促进本地区的发展，他们设立了把新企业引入该地区的项目。每一户最贫困的家庭都可以分到一份符合最低工资标准的工作。这里还开设了许多托儿所，它们的管理者不是政府，而是受最低工资保障的志愿人员。街道团体和社区组织获得一定的资源，从而得以开展小规模的放贷活动——比如，借给一位妇女一些钱，使她可以购买～台缝纫机，从而藉此自食其力。在1987年到1994年期间，西阿拉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达到4％，而同期整个巴西的经济增长率只有1.4％。

　　社会办企业是另外一种情况。自从80年代末期以来，各种各样的社会办企业项目在不同的国家迅速发展起来。一种形式是‘服务信用”，它流行于美国和日本的许多城市。参加慈善工作的志愿者可以从别的志愿者那里得到以时间为单位的“报酬”。一套计算机系统登记着每一“时间一货币”的收支情况并且定期向参与者提供结算表。时间一货币是免税的，并且可以积累起来以支付保健以及其他医疗卫生服务的费用，包括降低健康保险的成本。“纽约时间一货币协会”正在创建～个就业机构，它将为人们提供获得工作、接受培训和获得帮助的机会。个人可以利用该机构来获取有关的工作信息，并且，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工资外，还能得到支付自己每～小时的工作的时间一货币。这些“钱”可以储蓄起来，用于接受培训或者作为失业时的一种资源。1998年启动的一个项目将在全世界52个城市建立中心，提供与教育和保健有关的由企业主资助的志愿者项目。这些项目仍然以时间一货币项目为基础，试图采用复杂的计算机技术来建立一种志愿性的时间经济。

　　政府应当作好充分的准备，以便为这样的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并鼓励其他形式的、自下而上的决策和地方自主。比如，小额贷款项目就是一种被证明为行之有效地刺激地方经济活力的办法。地方社区可以自行开展某些活动，但这些活动需要得到政府的许可或监督。比如，教育就是这样的一种活动，学校虽然可能已经拥有各种各样的新的权力，但这些权力的使用却必须受到政府的规范。

　　在城市中。动地区的持续性投资可以创造相关的工作机会，使当地私营企业得到发展并为建筑物的维修提供资金。政府不仅可以直接投资，还可以创造相应的激励机制以引导私营公司来进行投资、提供培训项目以及培育地方的主动性。美国的加利福尼亚以及其他一些州拥有正在运行的成功的经济开发区，而其他各州也正在积极筹划这样的开发区。各种进一步的建议书也已经拟就。其中一项建议就是：如果企业把利润转化为由开发区内的居民分享的股份并重新投入到生产和经营之中，就可以免交资本收益税。另一种建议是，只要收入被重新投入到提供技能培训域其他的社区资源建设上的非赢利性组织，就可以免税。

　　社区复兴政策不能忽视公共领域。一个开放的领域不论在国家层次上还是在地方层次上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还是使民主化进程与社区发展直接联系起来的一种有效途径。如果没有一个开放的公共领域，社区复兴项目就很容易使社区从大社会中孤立出来并且很容易走向腐化。在这里，“公共”包括物理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地方社区的衰落不仅以普遍的破败为标志，而且还以安全的公共空间——街道、广场、公园以及其他使人们感到安全的地方——的消失为标志。

　　国家有可能会吞没公民社会。这种情况曾经发生在东欧和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中，那里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公共领域，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局限在家里——那里通常只有很少的餐馆、咖啡厅或其他供社会交往之用的公共设施。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可以保护个人免受过于强大的国家权力的侵害。但是，公民社会也不像某些人天真地想像的那样是自生自发的、秩序与和谐的源泉。社区改造会导致自己的问题和紧张。街道管理机构应当享有多大的权力？当地方的各类积极分子群体之间就社区的未来问题无法达成共识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由谁来确定社区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分界线？政府必须对这些以及其他一些难题作出斟酌和判断。国家还应当保护个人免受公民社会中经常出现的利益冲突之害。国家不能消解为公民社会：“如果国家无所不在，那么它也就不存在。”

　　犯罪与社区

　　预防犯罪与消除对犯罪的恐惧对社区的改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两个环节。犯罪学在近年来的最重要的创新之一就是发现：日复一日的社会的公民素质的衰落与犯罪率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的注意力几乎完全集中在严重的犯罪上面，比如抢劫、伤害或其他暴力犯罪。但是，比较小的犯罪和公共秩序紊乱形式更有可能造成累积性的严重后果。在欧洲和美国的城市，当人们被问及他们感到烦恼的问题时，住在比较混乱的街区的居民往往会谈到废弃的汽车、乱涂乱画、卖淫、小青年组成的流氓团伙以及其他类似的现象。

　　出于对这些问题的忧虑，人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行动：他们尽可能地搬离有治安问题的地区，或者在他们的门窗上加上牢固的防盗锁和结实的防护栏，并且放弃去那些有公共设施的地方。不受控制的失序行为（disorderly

　　be－haviour）向人们表明这个地区是不安全的。担惊受怕的人们远离街道，避开某些邻居，并且限制自己的正常活动和交往。在他们自己抽身而退的时候，他们也放弃了公民之间的相互支持，并因此取消了以前曾经有助于维持社区成员的公民素质的那些社会控制机制。“一个城市生活和社会交往的结构受到破坏的街区将变得越来越脆弱，很容易受到更多的失序行为和严重犯罪的影响。”

　　这一命题的含义必须得到充分的理解。这并不意味着要增强警力来扫除街上的一切不受欢迎的东西。几乎完全相反，这意味着警方应当同公民密切合作以提高当地社区的道德水准并改善公民的行为方式，在此过程中应当采用教育、说服和咨询等手段而不是动不动就传讯。在其近着中，斯蒂芬·卡特（Stephen

　　Carter）律师描绘了社会的公民素质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他把公民素质定义为“我们为了共同生活而应该付出的各种牺牲的总和”。社会的公民素质涉及到我们与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当我们在公共场所与那些我们可能不会再遇见第二次的陌生人遭遇时，我们应当有一种安全感。

　　人们常说现在的人越来越陷入一种对犯罪的莫名其妙的恐惧之中。

　　老年人，特别是那些生活在贫民区的老人，经常担心自已被人抢劫，虽然发生这种事情的概率并不高。年轻人比老年人更有可能成为被侵犯的对象。但是，这同时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那些对犯罪怀有恐惧心理的人会调整他们自己的行为，比如天黑后不出门等等，以避免可能出现的令人恐惧的事情。这样一来，他们成为犯罪受害人的可能性与本来的实际情况相比似乎就真的减少了。

　　合作式治安不仅意味着把公民的力量吸收到维护社会治安的活动中来，而且还意味着改变警方特有的思维方式。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了“专业化治安”的模式，这种模式自50年代以来就逐渐得到推广。“专业化治安”的侧重点在于惩治严重犯罪，并且是通过集中警力的方式来打击这些犯罪，包括在国际层面上同犯罪作斗争。但是，全球化所包含的权力下放含义在适用于其他领域的同时也适用于社会治安的领域。一种经过更新的侧重犯罪预防而不是法律执行的模式，将同治安与社区力量的重新结合紧密配合起来。警察与他们应当为之服务的对象的分离常常会导致

　　一种“被围心态”（siege

　　mentality），因为警方与普通公民之间缺乏经常性的联系。

　　为了发挥切实有效的作用，政府机构、刑事司法系统。地方组织和社区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必须是包容性的（in－clusive），所有经济群体和种族群体都应该被吸收进来。政府和企业应当携起手来，以帮助修整破败的城区。一种可行的模式就是设立享受一定免税期的经济开发区，以鼓励公司参与指定地区的战略规划并投入自己的资金。要想取得成功，这样的项目需要一种对社会目标的长期投入。

　　强调这些策略并不意味着否认失业、贫困与犯罪之间的关系。毋宁说，同这些社会疾病作斗争的活动应当同以社区为基础的犯罪预防措施结合起来。这些措施实际上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社会公正，当社会秩序随同公共服务和建筑物一道走向衰败的时候，其他的各种机会也会随之减少。改善一个街区的生活质量可以使它们得以复兴。

　　民主的家庭

　　家庭是公民社会中的一项基本制度。家庭政策是新政治的一块试金石：在这种政治中，超越新自由主义和老派社会民主主义的家庭政治是否确实存在？

　　正像许多其他领域一样，这一制度领域的背景正在发生变化。相关的统计数字是众所周知的。虽然高低不同，但几乎所有西方国家都面临着离婚率急剧上升的趋势。单亲家庭和非婚生子女的比例也急剧上升。

　　1994年，英国有32％的新生婴儿是在婚姻关系之外出生的。在意大利，这一比率仅为7％，而在法国高达35％，丹麦47％，瑞典50％。单身人口的比例也在不断增加。目前，在许多国家中，只有少数儿童生活在“传统”的家庭环境中。所谓“传统”的家庭环境，是指当孩子处于生物学意义上的幼年时期时，父亲和母亲正式结婚并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在这种家庭中，父亲外出工作赚钱，而母亲则在家操持家务。许多人现在都在谈论家庭的衰落。如果这种衰落的确正在发生，它的影响将是极其巨大的。家庭是影响整个社会的各种趋势的一个交会点：不断扩大的性别平等、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性行为和性期待的改变，以及家庭与工作之间关系的转变，都首先体现在家庭之中。

　　对于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后果，右翼人主持有一种特别的说法：家庭正处于危机之中，因为传统的家庭正在解体。补救的办法来自于下面这种分析。婚姻的神圣性应当得到重申。婚姻是漂移不定的成年男人的主要情感培育场所，可以使他们承担起义务和责任，否则他们就会放弃它们。根据这种观点，无父（fatherlessness）“是这一代人所面临的一种最为有害的人口构成趋势。……它还是导致我们所面临的许多最紧迫的社会问题的根源所在，这些问题包括犯罪和青春期少女怀孕、儿童性虐待和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右翼主张，为了维持家庭的稳定性，应当使离婚变得非常困难。离经叛道的家庭关系，比如同性恋关系，不应当得到政府和宗教权威的支持，或者应当用积极的办法去阻止它们。法律必须继续禁止同性婚姻。支持单亲家庭的福利制度必须加以取消，以消除它所带来的不良后果。

　　许多属于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阵营的人士以及自由论者都持有与上述观点大相径庭的论点。在他们看来，当代家庭的演化史其实是传统家庭模式的一种健康的多样化过程。从根本上说，如果多样性和个人选择是这个时代的口号，那么它们为什么不能进入家庭领域呢？我们应当承认这样的事实：即使不履行正式的结婚手续，两个人也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同性恋伴侣也有能力像异性伴侣那样把孩子抚养成人；而且，只要拥有足够的资源，单身家长也能够像一对夫妻那样抚育子女。

　　新型的政治如何解决家庭问题呢？我们首先应当明白：回到传统家庭模式的思想已经是不可能实现的了。为了说明这一判断，我们可以列出以下几点理由：

　　我们正面对着日常生活中的深刻变迁，这一过程是任何政治机构都没有能力加以逆转的。对传统家庭模式的迷恋其实是建立在美化过去的基础上的。在英国，破碎的家庭在19世纪与在今天一样是普遍存在的，虽然当时的主要原因是配偶的死亡而不是离婚。历史研究已经越来越多地揭示出传统家庭的阴暗面；在那种家庭模式中，虐待儿童和对儿童实施性虐待的情况远远超出大多数历史学家通常所能想像的程度。传统的家庭主要是一种经济和血缘单位。婚姻关系在过去不像在目前这样个人化，而爱情和情感投入在过去也不是婚姻的主要基础，而它们现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传统婚姻的基础是两性之间的不平等以及丈夫在法律上对妻子享有的所有权。在英国法律中，直到本世纪早期仍然把妻子视为丈夫的动产。同样，子女所享有的法律权利也非常少。传统的家庭中性的标准性是双重的。人们要求已婚妇女必须是“贞洁”的，其部分原因在于要确保父权。而男性则享有更多的性自由。子女是婚姻关系的存在理由。大家庭为人们所认可并被承认为一种常态。我们现在则生活在一个“宝贝孩子”的时代，子女已经不再是一种经济利益，而变成了一种重要的经济成本。子女的身份以及子女的抚养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重新回到传统的家庭模式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们从这种家庭模式本身之中找出上述任何一点都足以打消这样的企图。因此，毫不奇怪，当右翼评论家提到传统家庭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所指的并不是传统家庭，而是在二战以后一段短暂时期出现的一种过渡型的家庭形态，也就是50年代的“理想化”家庭。到那个时期，传统家庭几乎已经完全消失了，但妇女仍然尚未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而性别不平等仍然明显存在。

　　那么，与右翼观点相反的观点是否具有说服力呢？没有。因为单是“家庭形式的多样化是可取的和没有问题的”这样一种观点就令人无法相信。离婚对子女生活的影响永远是难以估量的，因为我们无从知道如果他们的父母不离婚将会怎样。但是，迄今为止大量而全面的研究都已经证明，下面这样一种主张是站不住脚的：“由单亲抚养长大的孩子丝毫也不逊色于由父母双方共同抚养长大的孩子。”部分的原因是经济方面的，即与离婚相伴随的收入的突然下降。但是还有一部分非常重要的原因来自于子女得不到父母的充分关注，也缺乏充分的社会联系。这些研究表明：分居或离婚弱化了子女与父亲之间的联系，同时也削弱了子女与父亲的朋友和熟人圈子的联系。在广泛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者们得出了这样一种结论：单身母亲不可能获得强有力的支持网络或者比较广泛的家庭联系。

　　婚姻、家庭和子女的照顾都面临着各种困难，而我们的问题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有效政治策略来改善它们，以及我们应当为什么样的理想家庭状态而努力。首先，也是最为根本的，是我们必须从两性平等的原则出发——这一点不能有丝毫让步。谈到今天的家庭，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民主的道路。家庭正变得越来越民主，这一进程直追政治生活中的民主进程；而且，这一民主化进程指出了家庭生活把个人选择与社会团结结合起来的途径。

　　家庭民主与政治民主的标准令人惊奇地相似。公共领域中的民主包括：形式上的平等、个人的种种权利、不受暴力干涉地自由讨论问题、以及在与传统的协调过程中获得（而不是被传统赋予）的权威。民主化的家庭也分享着这些特征，其中有一些特征已经得到国内法和国际法的保护。家庭中的民主意味着平等、相互尊重、独立自主、通过协商来作出决策，以及不受暴力侵犯的自由。这些也为父母一子女关系提供了一个样本。当然，家长在子女面前仍将争取自己的权威，这也无可厚非；但这种权威越来越具有可以商量的特性，而且越来越开放。这些特性不但适用于异性家庭，而且也完全适用于同性恋关系之中。

　　民主化的家庭也是一种理想。那么，社会民主主义者应当采取何种措施来促进这种理想的实现呢？政府应当专门为此做些什么呢？正像在别的领域一样，重点应该放在确保自主与责任之间的平衡上。在这方面，积极的鼓励应当与其他的方式并驾齐驱。人们普遍向往着家庭能够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上提供一种稳定感。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家庭既可能弥补由这个世界上的因素造成的不利影响，也可能跟着这些因素走。人们已经对工作安排的灵活性和适应性问题给予了许多的关注，但个人带入到婚姻和家庭关系中的能力也是同样重要的。在变化——甚至是在像离婚这样的重大变故——中维持关系的能力不仅对个人的幸福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决定着个人能否与自己的子女保持不间断的联系。

　　家庭政策的制定者应当加以考虑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对儿童的保护和照料。增加离婚的难度并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办法。这种办法可能会使形式上的离婚率有所降低，但却无法阻止分居，甚至还可能会使许多人逃避结婚，这将与那些提议制定更加严格的离婚法的人们的初衷正好相反。

　　民主的家庭关系意味着分担照料子女的责任，特别是在父亲和母亲之间以及家长和非家长之间，更要分担责任。因为就整个社会而言，母亲承担着照料子女的、不成比例的成本（并且也分享着不成比例的情感回报）。结婚和生养子女总被认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事。但是，在非传统化的家庭中，是否要一个孩子已经成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一项决策。这样，这两者就逐渐分离开来了。在婚姻关系之外出生的孩子的比例可能不会减少，而两人之间维持一生的性关系将变得越来越罕见。因此，在抚养子女方面的契约性承诺可以从婚姻中分离出来；而且，作为一项强制性的法律义务，夫妻双方都必须作出这样的承诺：未婚的父亲和已婚的父亲都享有同样的权利并承担同样的义务。男女双方都应当意识到：性行为有可能带来终身的责任，包括其中的任何一方都能受到保护而免受人身虐待。与其他的造就更加积极的父亲形象的文化变迁相结合，这样一种父亲角色的重新调整将逐渐削弱“单亲”的概念。强制实施家长契约这一举措本身并不是没有问题的。显然，人们完全可以寻找到其他的平衡风险与责任的办法。

　　在家庭中，正像在其他领域中一样，民生很难实现，而且更难坚持。就子女的照料而言，民主意味着共同承担做父母的义务，但是目前的现实情况距此还相差很远。右翼人士在传统家庭的解体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往往伴随着一种关于男人的局限性的论点：男人天生就没有目标和计划，并且在道德上不负责任；除非他们被安全地约束在一种传统类型的家庭之中，否则他们就会成为一股使社会走向分裂的力量。

　　但是，科学研究的结果并不支持这种观点。对于大多数男人而言，正像对女人而言一样，离婚是一种痛苦和令人伤心的经历。绝大多数男人都不会因为摆脱了对其子女的责任而感到轻松惬意。大多数男人都会想方设法保持与子女的关系，即使在面临巨大困难时也是这样。许多男人之所以同子女失去联系，乃是因为涉及到巨大的感情创伤或者是受到前伴侣的明确敌视，而不是由于他们想要追求一种不负责任的生活方式。

　　正像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在那些离婚之后仍然与子女保持密切关系的父亲和没有这样做的父亲之间，并不存在一种泾渭分明的区别。其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不是父亲的态度，而是其他人的反应以及一些偶然事件，这些事件使事情朝某一个方向而不是另外的方向发展。许多父亲的确同他们的子女失去了联系，而且的确不再从经济上支持他们的子女。但是，与“不负责任的男性”观恰好相反，这似乎不是一个性别属性上的问题。一项由美国人口调查局进行的研究表明：与没有监护权的父亲相比，没有监护权的母亲不支付法院判决其支付的子女抚养费的可能性更大。

　　我们可以通过许多方面的创新来鼓励父母共同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与“单身母亲”的概念一样，“缺席的家长”一词在法律上的广泛应用有助于使人们铭记这样一种情况：父母当中的一方（通常是父亲）被看成而且实际上被当成是不重要的。经济因素也是至关重要的。为什么没有同孩子们住在一起的父亲就不能像单身母亲那样获得照顾孩子或者在孩子们放学后照料他们的机会？父亲们应当比现在享有更多的照顾子女的权利，而且，在必要的时候，应当为他们提供履行其职责的条件。

　　政治家们经常提到需要通过强有力的家庭纽带来维持社会的凝聚力。他们这样做并没有什么错，但是对这种说法作出某些限定是非常必要的。首先，“家庭”不能单指养育子女的家长。子女也应当对他们的父母负起责任，而不是与此相反。我们至少应当认真考虑一下是否应该使这种责任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实际上，美国联邦政府在1983年就试图要求子女帮助照顾年迈的父母，这项要求是“医疗保健协助”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此项建议从未得到实施，虽然有大约26个州现在制定了相关的法律，要求子女为贫困的父母提供援助。尽管这些法规很少实施，但是，它们所体现的观念很快就会成为社会公认的标准。比如，这些义务可以同终身的家长契约结合起来。

　　其次，我们很容易发现，家庭并不一定能够创造社会团结。意大利南部地区的情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规模的例证。而且，类似的情况在其他的环境中也可能出现。比如，我们在贫民区就可能会发现犯罪家庭。在这种家庭中，强大的血缘纽带和义务正是他们从事违法活动的基础。即使是遵纪守法的家庭，也有可能与世隔绝并且放弃自己对整个社会的责任。只有当强有力的家庭纽带不仅向内看而且向外看时，它才可能成为加强社会凝聚力的一种重要资源。这就是我所说的“社会整合性家庭”的真正含义。家庭关系是更广意义上的社会生活结构的组成部分。

　　第四章 社会投资型国家

　　经典的社会民主主义主要关注于经济安全和再分配，而把财富创造视为一件不太重要的事。新自由主义者则把竞争和财富创造放在首位。“第三条道路”政治也十分重视所有这些因素。考虑到全球市场的性质，它们都具有十分紧迫的重要性。但是，如果人们都沉溺在纷乱的经济旋涡中随波逐流，所有这些因素将都得不到任何发展。政府应当在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以营造一种良好的企业环境。可以这样说：“第三条道路”政治支持一种新型的混合经济。老式的混合经济

　　有两种不同的版本。一种涉及到国家与私人领域的划分，但仍有许多企业掌握在政府手中。另一种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一种社会市场。在两种情况下，市场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府。新型的混合经济则试图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建立一种协作机制，在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的动力机制的同时，把公共利益作为一项重要的因素加以考虑。它既涉及到国际、国家和地方各层次上的调控与非调控之间的平衡，也涉及到社会生活中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之间的平衡。第二种平衡至少与第一种平衡同样重要，但它可以在第一种平衡得到实现的过程中获得部分的实现。

　　企业的快速创立或倒闭是一种有活力的经济的特征。这种流动性与一个由被视为当然的习惯所统治的社会是不能兼容的——哪怕这种习惯是由福利制度导致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必须改变福利国家所蕴涵的风险与安全之间的关系，以形成这样一个社会：在政府、企业和劳动力市场中的人是“负责任的风险承担者”（responsiblerisktakers）。当情况变得不妙时，人们当然需要得到保护；但更需要的，则是顺利度过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时期的物质和精神能力。

　　平等问题必须得到全面而认真的思考。平等与个人自由有时可能会产生冲突；而且，平等、多元主义与经济活力之间也并不总是和谐一致的。正像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况那样，结构变迁所导致的不断加剧的不平等是很难克服的。但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不应当接受这样一种观点：

　　高度不平等是经济繁荣的必然伴生现象，因此是不可避免的。过去形成的关于不平等问题的成见应当消除，平等的真正含义应当得到进一步的反思。平等必须有助于实现多样化，而不应当成为后者的障碍。

　　由于我下面将会谈到的原因，再分配不应当从社会民主主义的规划中消失。但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之间的讨论最近以来已经非常正确地把重点转向了“对可能性的再分配”对人类潜能的开发应当在最大程度上取代“事后”的再分配。

　　平等的含义

　　许多人指出，当下惟一的平等模式应当是新自由主义的模式：机会均等或精英统治（meritocracy）。我们必须明白为什么这一立场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如果这种模式能够得到实现的话，）一个彻底的精英统治的社会将造成收入上的严重不平等，并因此而威胁社会的凝聚力。

　　比如，让我们考虑一下“胜者通赢”（winner－take－all）的现象。在劳动力市场上，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结果。某个仅仅比别人稍微能干一点儿的人会比别人要求更多的工资。一位网球明星或着名歌剧艺术家所获得的报酬远远超过那些比他（她）稍逊一筹的同行。与其说“尽管运用了精英统治的原则，仍然存在这样的现象”，倒不如说这种现象正是由精英统治原则的运作造成的。如果微弱的边际差异能够决定产品的成功还是失败，那么，对于企业来讲，赌注实在是太大了。被认为造成了这种边际差异的个人会得到不成比例的报酬。他（她）们是一群新的“无名的显贵”。

　　除非精英统治伴随着一种工作分配上的结构变化（这种变化只可能是暂时性的），否则一个精英统治的社会可能还会造成大量的向下流动。许多人不得不向下流动，以便其他人能够往上爬。但是，正像许多研究已经表明的那样，波及面很大的向下流动将会产生无法估计的后果，并使那些受到这些后果影响的人产生疏离感。大规模的向下流动对社会凝聚力造成的威胁，可能不亚于一个充满敌意的被排斥者阶层的存在。事实上，完全的精英统治将制造出一个这种阶层的极端形态，即一个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阶层。这不仅意味着有一些群体将生活在社会底层，而且意味着他们知道自己能力的欠缺而生活在底层是命该如此：

　　我们很难想像出比这更加令人绝望的处境了。

　　无论如何，一个彻底的精英统治社会不仅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由于我们已经指出的原因，一个精英统治的社会在结果上可能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中，特权者必定能够将其优势传给自己的子女，但这样一来又破坏了精英统治。毕竟，即使是在像苏联那样奉行相对的平等主义的社会（在那里，财富无法保障子女社会地位的提升）中，特权阶层也能够把自己的优势传递给自己的后代。

　　这些观察并不表明精英统治与平等毫无关联，而是说明这些原则不能涵盖平等的全部内容，也不能用来定义平等。那么，平等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新的政治学把平等定义为“包容性”，而把不平等定义为排斥性。不过，我们需要对这两个术语加以进一步的阐释。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包容性”意味着公民资格，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其生活的现实中所拥有的民事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它还意味着机会以及在公共空间中的参与。在一个工作对于维持自尊和生活水准而言处于至关重要地位的社会中，获得工作的可能性就是“机会”的一项重要含义。教育是另一种重要的机会——即使在教育对于获得工作来说不是那么重要的情况下，仍然是这样。

　　在当代社会中，有两种比较明显的排斥类型：一种是对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的排斥，将他们排除在社会提供的主流机会之外；另一种是社会上层人士的自愿排斥，也就是所谓“精英的反叛”：富人的群体选择离群索居，从公共机构中抽身而出。特权阶层生活在壁垒森严的社区中，不参与公共教育和公共保健体系。

　　由于工业社会的阶级结构正受到上文中曾经简要提及的那些重大变化的影响，包容性和排斥性已经成为分析和回应不平等的重要概念工具。大约二十五年以前，大多数工业劳动者（主要是在制造业）都从事体力劳动。如今，信息技术已经彻底改变了制造业的性质，大幅度地减小了对无技能劳力的需求量。计算机辅助设计和用户化、自动化的存储和分配系统，以及生产单位、销售单位与客户之间的联网，取代了以前需要手工进行的工作。今天，在发达国家中只有不到20％的劳动力从事制造业的工作，而且这一比例仍在不断缩小。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正在消失。与此同时，主要集中在煤矿、铁矿、钢铁冶炼厂和造船厂等周围的古老的工人阶级社区也已经发生了性质上的转变。

　　有些重新获得了生机，另一些则逐渐衰败了。正像城市中心的贫民区一样，这些社区从更加广阔的社会中孤立出来。如果其中又有许多少数民族群体，那么种族偏见将进一步强化这一排斥过程。正像美国城市长期以来的情况那样，欧洲城市也正在吸收大量的外国移民，这使得伦敦。巴黎、柏林、罗马和其他城市地区出现了一种新的“穷人”群体。因此，经济上的排斥性总是涉及到物质和文化两方面的含义。在衰败的地区，房屋年久失修，工作机会的缺乏导致缺乏求学动力，并因此造成社会不稳定和组织瓦解。在伦敦老城这个英国最富裕之地周围的一些市政房产里居住的人群中，有60％处于失业状态。而正好附近的城市机场却无法招募到自己所需的技术工人。

　　包容性与排斥性

　　排斥性这一概念所涉及的不是社会等级的划分，而是把属于某些群体的人排除在社会主流之外的机制。对于上层社会而言，自愿排除的驱动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拥有足够的经济资源是远离社会的必要条件，但却从来不能完全解释这些群体选择如此行为的原因。与社会底层的排斥性不同，社会上层的排斥性不仅是对公共空间或社会团结的威胁，而且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因果性的联系。我们从某些国家如（巴西和南非）中出现的更为极端的例子上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两者是一起出现的。因此，限制精英的自愿排斥对于在社会底层营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社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许多人认为特权集中在上层社会是在所难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正在广为蔓延。比如，在美国，1980年到1990年十年期间，有60％的收入集中在仅占人口1％的少数人手中，而总人口25％的最贫穷的人口的收入在三十年时间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英国也表现出相似的情形，只不过没有这么极端罢了。目前，收入最高的劳动者与收入最低的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是五十年来最高的。虽然从实际生活水平上看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处境都比二十年以前有所改善，但是，最穷的10％的人却发现他们的实际收入是下降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趋势必然会持续下去或者是日趋恶化。技术创新是一个无法估量的因素，或许这种趋向于越来越不平等的趋势在某一时空环境下会发生完全的逆转。无论如何，这些趋势比表面看起来更为复杂。正像一些特别认真而详尽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在某些发达国家，不平等现象在过去三十年间是逐渐缓和而不是日趋严重了。当然，我们无法准确地了解关于收入的统计资料究竟具有多大的可靠性，因为衡量第二经济（secondaryecono－m)的努力基本上只能停留在猜测的水平上。这种经济可能会增加不平等，但它更有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因为易货贸易和私下的现金交易更有可能在穷人之间进行。最后，那些长期处于新自由主义政府统治之下的国家比其他国家表现出更为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加剧的现象，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新西兰和英国。

　　谈到美国问题，政治问题专栏作家米基·考斯（MickeyKaus）建议在“经济自由王义”（economicliberalism）和“公民自由主义”（ivicliberalism）之间作出区分。贫富差距将会继续扩大，而且没有人能够阻止这一趋势。但是，公共领域可以通过“公民自由主义”而得以重建。考斯在这一点上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公共空间被不断掏空的趋势可以得到逆转，而且，解决上层对其他群体的社会排斥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当然，经济不平等肯定与排斥性机制不无关系，我们不应放弃降低这种不平等的努力。

　　在欧洲范围内，一个关键的因素是福利开支的可持续程度。福利国家本身可能需要彻底的改革，但福利制度的确应当对资源分配发生影响。我们还可以考虑其他策略，其中有些策略的适用范围可能还非常广泛，比如雇员持股方案。这种方案的再分配意义是非常大的。这些福利措施对收入分配状况产生的基本影响之一，就是提高性别平等的程度。

　　在福利制度的影响下，不平等现象是减少了，而不是增加了。这再一次反驳了“社会正变得越来越不平等”这一简单的说法。家庭的变迁会影响到不平等的结构。在1994—1995年期间，英国占人口20%的高收入家庭中有一半是属于一个人从事全职工作或夫妻二人都从事全职工作的情况。新的不平等模式不完全是既定的。政府的政策可以对之发生影响，比如支持单亲家长进入劳动力市场。

　　“公民自由主义”——也就是对公共空间的重塑——仍然必须成为上层的包容性社会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种自由主义如何才能得到复兴或者维持呢？成功地培育起世界性国家（cosmopolitanation）是一条途径。那些认同自己为某一民族共同体的一员的人们，更有可能承认自己对该共同体的其他成员负有某种责任。培育一种负责任的商业气质也是一条可行的途径。从社会团结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群体不只是那些新兴的商界巨头，也包括专业的和有钱的中产阶级，因为他们最靠近脱离公共空间的分界线。提高公共教育的质量、维持一套资源充足的保健服务体系、推行安全的公众娱乐方式以及控制犯罪率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由于这些原因，我们不应当把对福利国家的改革简单地理解为营造一张安全的大网。只有一种造福于大多数人口的福利制度才能够产生出一种公民的共同道德。如果“福利”只具有一种消极的内涵而且主要面向穷人（就如美国的福利制度那样），那么它必然会导致社会分化。

　　美国的经济不平等程度高于其他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但是，即使是在美国这个竞争性个人主义的发源地，也有理由希望“精英的抵抗”是能够受到制约的。社会学家阿兰·伍尔夫（AlanWolfe）在其最近的研究中发现，很少有证据表明美国的中上阶层正从更大的社会中退出。他发现，在美国对社会正义的支持的基础是广泛存在的，这种支持“既来自于保守的天主教徒，也来自于东海岸的自由主义者”。大多数人都认为，美国的经济不平等已经太过火了：

　　赞成在其学科中贯彻自由放任观点的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大公司的常任经理们的高薪即使达到令人咋舌的程度，最终也会对每一个人都有利，因为无效率的公司和得不到合理报酬的经理们都不能为任何人的实际利益服务。但是，从美国中产阶级的观点来看，过高的公司管理层薪水更有可能被视为自私的表现，而自私的个人和组织由于失去了平衡，将威胁到社会秩序的经脉。

　　我们不难设想出对公共空间产生积极影响的（而不是侵蚀公共空间的）政策。例如，保健应当适应干大多数选民的需要。“保健”一词在这里可以作宽泛的理解，与后面将会提到的积极福利概念相对应。比如，减少环境汙染就是一种普遍性的福利。实际上，生态策略是关于生活方式的论争中的关键因素，因为大多数生态利益都是跨越阶级的。

　　正像社会上层的排斥性一样，社会底层的排斥性也是可以自我再生的。我们必须设法制定策略来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

　　帮助缺乏基本技能和资格的成年人获得它们，帮助技能已经落伍的人们更新它们，提高所有那些由于长期失业而陷入悲观失望心境的人们的自信心，这些都是绝对重要的。缺乏专业技能的人陷入失业状态的可能性是具有较高学历者的五倍；最后，就业机会又总是流向那些具备就业能力的人。

　　教育和培训已经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家的新口头禅。托尼·布莱尔在总结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时，把优先权赋予“教育，教育，教育”，这已经成为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对改进过的教育技巧和技能培训的需求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对贫穷群体来说是如此。谁能够否认任何社会都渴望自己的人民受到高素质的教育呢？

　　今天，教育投资已经成为政府的一项势在必行的任务，它是“可能性”（或机会）再分配的一个重要基础。但是，认为教有能够直接减少不平等的观点是值得怀疑的。在美国和欧洲进行的大量比较研究表明：

　　教育更体现着更大范围内的经济不平等。要解决这一问题，还必须从根源上入手。

　　进入到整个劳动力行列，而不仅仅是狭义的“工作”（job），对于消除非自愿性排斥来说，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劳动（WOrk）可以带来多方面的好处：它为个人创造了收入，赋予个人一种稳定感和生活中的方向感，并为整个社会创造了财富。但是，包容性这一概念的涉及面必须超越于劳动之外。这不仅是因为：许多人在自己一生中的某段时间不能进入劳动力行列，而且还因为：一个完全受劳动伦理支配的社会必定是缺乏生活吸引力的。一个包容的社会必须为那些不能工作的人提供基本的生活所需，同时还必须为人们提供出多样性的生活目标。

　　传统的扶贫项目必须为以社区为中心的方式所取代，这些方式不但使更多的民主参与成为可能，而且还会更加有效。社区建设必须重视支持网络、自助以及社会资本的培育，使这些因素成为促成低收入社区经济复苏的重要资源。与贫困作斗争要求注入一定的经济资源，但这些资源应被应用于支持当地的项目。使人们陷入福利之中而不能自拔将会把他们排除出更大的社会；而通过减少福利来迫使个人寻求工作则会导致更多的人涌入本来就已经十分拥挤的、低收入劳动力市场。社区建设则主要关注个人和家庭面临的多重问题，包括工作质量、保健与幼儿保育、教育以及交通。

　　积极的福利社会

　　近年来，没有任何一个问题像“福利国家”那样使左翼和右翼表现出如此截然对立的立场：一方对它赞美有加，另一方则对它无情批判。“福利国家”这个（在60年代以前并不常见的、而且也为英国福利国家的主要设计师威廉·贝弗里奇本人所极度不喜欢的）概念的形成，实际上经历了一段复杂多变的历史。它的起源远远背离了左派的理想。实际上，创立福利国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驱散社会主义的威胁。19世纪末在德意志帝国创建社会保险制度的统治集团对自由放任经济学的轻视程度并不亚于他们对社会主义的鄙视。但是，梅斯麦模式被许多国家争相效彷。贝弗里奇于1907年访问德国，其目的就是学习这种模式。③今天存在于许多欧洲国家的这种福利国家模式，正像民族一国家的公民身份中包含的许多内容那样，是在战争中、并且在战争的促使下产生的。

　　卑斯麦在德国创立的制度通常被认为是福利国家的古典形态。但是，德国的福利国家通常与一个由第三部门的群体和组织构成的复杂网络有关，政府机构借助它们的力量来推行福利政策，其目的是帮助它们达到各自的社会目标。在幼儿保育等方面，第三部门的团体几乎垄断了提供服务的机会。德国的非营利部门在福利国家成长的过程中不但没有衰落，反而得到了发展。各个福利国家与第三部门相结合或者是依靠第三部门的程度各不相同。比如，在荷兰，非营利性组织是社会服务的主要提供者，而瑞典则很少利用非营利性组织。在比利时和奥地利则正像在德国一样，有将近一半的社会服务是由非营利性团体提供的。

　　荷兰政治学家基斯·凡·克斯伯根指出：“（围绕福利国家问题展开的）当代讨论的主要洞见之一，就是认识到把社会民主和福利国家之间等同起来是非常错误的。”他详细考察了基督教民主主义对欧洲大陆福利制度和社会市场之发展的影响。基督教民主党派的前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德国、荷兰、奥地利以及法国和（程度稍弱的）意大利占据重要地位的天主教党派。天主教工联主义者把社会主义当做自己的敌人，并试图通过强调劳资协同经营制度和阶级调和而按照自己的立场来围剿社会主义。罗纳德·里根1981年关于“我们已经让政府行使了原来曾经是志愿者担当的那些职能”的抱怨，在欧洲的天主教传统中可以找到更早的共鸣——认为教会、家庭和朋友是社会团结的主要源泉，国家只有在这些制度未能很好地履行其职责时才应当插手。

　　在了解了福利国家的充满难题的历史之后，第三条道路政治应当接受右派对福利国家提出的某些批评。现在这种依赖于自上而下的福利分配制度，从根本上说是很不民主的。它的主要动机是保护和照顾，但是它没有给个人自由留下足够的空间。某些类型的福利机构是官僚化的、脱离群众的、没有效率的，而且，福利救济有可能导致违反设计福利制度之初衷的不合理结果。但是，第三条道路政治并不把这些问题看成是应剔除福利国家的信号，而把它们视为重建福利国家的理由。

　　财政问题仅仅是福利国家所面临的困难之一。在大多数西方社会中，一定比例的福利开支在过去十年中基本保持着稳定。在英国，直到70年代末期，福利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份额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增长。从那时以后，它一直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虽然总的数字显示出，在福利开支的分配和福利收入的来源上存在着一些变化。如果我们考虑到几届撒切尔政府都决定削减福利预算，英国在福利预算上的再度提升就更加引人注目了。

　　教育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从1975年的6．7％下降到1995年的5．2％。但是，同期的保健服务开支却有所上升。在1975年，保健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3．8％，而到了1995年，这一数字上升到5．7％（尽管仍然低于其他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公共住房开支的削减幅度最大，从1975年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2％下降到二十年后的2．1％。正像别的国家一样，英国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大幅度地增加。

　　在1973一1974年间，社会保障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2O，而这一数字在1995－1996年间已经上升到11．4％。社会保障开支在这一时期的实际增长超过了一倍以上。这一增长背后的主要潜在因素是失业率居高不下、有工作的穷人数量增加，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单身家长和老人总数的增加。

　　同样的发展趋势影响了所有的福利体系，因为它们都经历了复杂的结构变迁。这些变迁给那些更加大包大揽的福利国家——比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带来了根本性的问题。北欧的平等主义具有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根源，而不仅仅是“普世主义”的福利国家的产物。公众对高额税收的认可程度高于大多数其他西方国家。但是，尽管北欧国家率先推出了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但每当失业率上升的时候，正像在芬兰所发生的情况那样，福利系统必然会承受额外的压力。就它的相对规模而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的福利系统简直就是一个大雇主——特别是妇女的大雇主。但由此产生的一个结果是：北欧各国在就业上的性别隔离（sexualsegregation）比大多数其他工业化国家都更为严重。

　　大幅度增加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是新自由主义者攻击福利制度的主要理由之一，他们认为这使人们对福利系统产生了普遍的依赖。他们对许多人依赖国家福利生活这一事实的担忧不无道理，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采取一种更加复杂的眼光来看待正在发生的这一切。福利处方往往只是次级的选择，或者可以说它导致了道德公害（moralhazard）的情势。

　　道德公害这个概念在对私人保险中的风险问题的讨论中得到广泛的运用。当人们凭借保险的保障来改变自己的行为、从而重新界定其为之投保的风险时，道德公害就产生了。与其说是某种形式的福利供给创造了依赖性的文化氛围，倒不如说是人们理性地利用了福利制度为他们提供的机会。比如，本来是用来解决失业问题的福利救济，如果它们被人们利用、使之成为逃避劳动力市场的避风港的话，就会在事实上制造出失业。

　　在瑞典福利制度的背景下从事研究的经济学家阿瑟·林贝克（AssarLindbeck）指出：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国家有义务为受到失业、疾病、残疾或其他福利制度涵盖的风险影响的人们提供慷慨的援助。但这里出现了一个两难困境：国家所提供的福利救济越多，发生道德公害和欺诈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他认为，道德公害从长期而论会比短期更甚。这是因为时间一长社会习惯就形成了，人们又以此去界定什么是“正常的”。这样，对福利救济的严重依赖就不再被认为是依赖，而变成了“预料中的”行为。这种情况将导致的结果包括：申请社会救济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借口健康原因而不去上班，主动寻找工作机会的人越来越少。

　　福利制度一经建立，便成为一套具有自身逻辑的自主系统，而不管能否达到设计者期望的目的。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人们的预期就被“锁定”而相关的利益集团就得到保护。例如，那些试图改革本国养老金制度的国家便遭遇到了一致的抵抗。人们会提出各种各样的反对理由：我们应当得到养老金，因为我们老了（已经60岁或者65岁了），我们已经缴纳了应交的税费（虽然它们可能并不足以复盖养老金开支），以前的人都得到了养老金，每一个人都会有退休的那一天，等等。但是，这些制度性问题的郁积本身就是需要进行改革的一种征兆，因为福利系统如同其他政府部门一样，需要既积极又负责地回应更广意义上的社会发展趋势。

　　正是因为存在着一个由福利系统本身创造出来的并且又受其保护的利益集团，福利制度改革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但是，为福利国家制订一份激进的改革纲要却是可以做到的。

　　正像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福利国家与其说是资源的会聚点，倒不如说是风险的所在地。使社会政策能够成为社会整合之基础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特权阶层反过来发现，在与社会底层的人民一道重新分配风险的过程中，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但是，福利国家无法及时调整自己的步伐，以便复盖那些新型的风险，比如与技术变迁、社会排斥或者不断增加的单亲家庭有关的风险。其间的脱节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福利所涵盖的风险并不符合需要，另一种是受到福利保护的群体本不是应予保护的。

　　福利改革应当认识到我们在前面关于风险的讨论中已经指出的那些要点：有效的风险管理（不论是个人性质的还是集体性质的管理），并不仅仅意味着减小风险或者保护人们免受风险影响；它还意味着利用风险的积极而富有活力的方面，并为风险承担（ristaking）提供必要的资源。积极的风险承担被认为是企业家行动中的固有因素，但是，我们还应当认识到这也同样适用于劳动力。决定去工作并且．放弃福利救济，或者选择某种特殊行业的工作，这些都是承担风险的行动，但是这种风险承担往往对个人和更大的社会都有利。

　　贝弗里奇在他于1942撰写的《社会保险及相关服务报告》中，公开向匮乏、疾病、无知、肮脏和懒惰宣战，此举使他名气大震。这就是说，他侧重关注的几乎完全是否定性的方面。今天，我们应当倡导一种积极的福利（positivewei－fare），公民个人和政府以外的其他机构也应当为这种福利作出贡献，而且，它还将有助于财富的创造。福利在本质上不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它关乎到人的幸福。因此，经济上的利益或好处本身几乎从来都不足以创造出幸福。这不仅意味着，种种其他情景和影响（而不是福利体制本身）产生了福利，而且还表明，福利制度还必须在关注经济利益的同时关注。心理利益的培育。我们可以举出一些非常平常的例子，比如，商讨一建议有时可能比直接的经济支持更有帮助。

　　虽然这些命题听起来似乎有些远离福利系统的现实关注，但是，它们与福利改革的每一个方面都具有相关性——或者说，都有助于阐明这些方面所涉及的内容。基本的原则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在人力资本上投资，而最好不要直接提供经济资助。为了取代“福利国家”这个概念，我们应当提出“社会投资国家”（socialinvestmentstate）这个概念，这一概念适用于一个推行积极福利政策的社会。

　　在最近的关于福利问题的文献中，用“福利社会”取代“福利国家”已经成为一个约定的基调。在第三部门的机构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它们应当在提供福利服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自上而下分配福利资金的做法应当让位于更加地方化的分配体制。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讲，我们应当认识到，福利供给的重组应当与积极发展公民社会结合起来。

　　社会投资战略

　　由于通常被纳入福利国家这一标题之下的制度和服务是非常庞杂的，我将只讨论社会保障。就此而言，社会投资国家应当确立什么样的目标呢？让我们选择两个基本的领域来加以探讨：为老年人和失业者提供的服务。

　　谈到老龄问题，通常在其中展开关于养老金支付问题讨论的范围是有限的，有一种激进的观点建议突破它。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而且据说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养老金可以被比喻为定时炸弹。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等国家的养老金投入已经超出了这些国家的负担能力，甚至对合理的经济增长构成了威胁。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一困难，乃是因为它们积极地缩减了国家的养老金投入。在英国，养老金的发放标准是与平均物价指数而不是平均收入挂钩的。

　　国家提供适当水平的养老金是非常必要的。支持强制性储蓄也有充分的理由。在英国，按照平均物价指数而不是平均收入水平来确定养老金的水平，如果没有其他的法定供给渠道的话，很可能会使许多退休人员陷入穷困潦倒的境地。一位在1998年年满50周岁而到65岁退休的男士，将获得仅仅相当于男性平均收入的十分之一的养老金。而许多人既没有职业养老金，也没有私人养老金。其他一些国家已经提出了更加有效的策略。现在已经有了许多把国家资金和私人资金结合起来为老年人提供养老金的制度，其中有一些是值得推广的。例如，芬兰实行的养老金制度，就是把国家保障的最低基本收入、与收入挂钩的养老金同法定的私人部门供给结合起来的成功范例。

　　但是，养老金所涉及到的问题并不限于由谁来支付、支付多少、以及通过什么方式来支付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还应当与更深一层的思考结合起来，比如：重新思考老龄究竟意味着什么？更大的社会的变化对老人的处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积极福利在这里，如同在其他情境中一样，也是适用的，因为仅仅考虑经济利益是不够的。老龄问题是一种貌似旧式风险的新型风险。老龄化过程在过去比今天要更加消极，其意味着把逐渐老化的身体视为一种不得不加以接受的事实。而在更加积极的、更具有反思性的社会里，老龄化不论在身体层面还是在心理层面上都已经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过程。不仅对个人而言，而且对整个社会而言，进入老年这一事实所呈现出来的机会，至少与它所带来的问题一样多。

　　在达到退休年龄时才开始发放的养老金，以及“养老金领取者”的概念，都是福利国家的发明。但是，这些概念不仅与新的老龄化现实难以合拍，而且很明显地表现出依赖福利的色彩。它们表现出能力的丧失，而且，从这些概念可以顺理成章地推演出许多退休人士为什么感到失去自尊的原因。当退休制度最初把“老年”定位在60岁或65岁的时候，当时的老年人的处境与现在是截然不同的。在1900年，一位20岁的英国男子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62岁。

　　我们应当逐步废除固定的退休年龄，而且我们应当把老年人视为一种资源而不是一种负担。养老金领取者这一概念将会消失，因为它将与相应的养老金分离开来：规定必须到达“有资格领退休金的年龄”才能享受养老金福利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人们应当可以自行选择使用这笔资金的时间，这不仅使他们可以在任何年龄上停止工作，而且可以为他们提供教育经费，或者在需要抚育幼儿时减少工作时间。如果个人既可以选择提早停止工作，也可以选择多工作一段时间，那么废除强制性退休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就将是中性的。如果一个国家已经过度支付了对未来的许诺，那么它所能承担的将不足以支付养老金，而且，在公共投入和私人投入之间应达到什么样的平衡也将无法确定。但是，可以看出在养老金问题上的确还存在创新性思维的空间。

　　一个社会如果把老年人归入到退休者群体，从而把他们同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隔离开来，那么它就不是一个包容性的社会。哲学保守主义在这里也是适用的：老年不应当被看成是一个只享受权利而不承担责任的阶段。柏克曾经有过这么一段着名的评论：“社会是一种伙伴关系，这不仅意味着活着的人之间是伙伴关系，而且意味着活着的人、死去的人以及尚未出生的人之间也是伙伴关系”。在一种相对而言比较世俗的情景中，集体性养老基金这一制度构想，正是以这样一种伙伴关系为前提的，这种制度将成为代际沟通的渠道。但是，代际间的契约显然应当比它更为深入。年轻的一代应当以年长者作为他们的模范，而年长者则应当认为自己是为年轻人服务的。在一个已经不存在差序格局并且已经不再把年龄视为智慧的标志的社会中，这些目标是否还具有现实性呢？有好几个因素决定了它们可以是现实的：“老年期”已经变得越来越长；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因此老年人也越来越成为社会中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最后，老年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工作和社区活动，这使得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与年轻人建立联系。

　　衰弱的老人——即需要有人不间断地加以照顾的老人——的情况导致了更加复杂的问题。在今天的英国，8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人数是1900年的20倍。与二三十年以前的同龄人相比，今天的“年轻点J［的老人”的生活境况已经有了明显的改观。“年长些胡老人，侧面临着不同的情况，其中有些人没有充足的经济来源。为衰弱的老人提供什么样的共同资源，不是一个简单的理性计算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必须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包括非常基本的伦理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

　　失业问题又怎么样呢？充分就业的目标还具有什么意义吗？在就业与取消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之间，是否像新自由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存在着一种直接的交易平衡关系？是否确实存在着一种与美国的“工作奇迹”（bsmiracfes）形成鲜明对照的“欧洲硬化症”（Eurosclerosis）呢？我们首先应当指出：把“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作简单的类比是不可能的。正像经济学家斯蒂温·尼克尔所指出的那样，欧洲的劳动力市场呈现出多样化的特性。在1983－1996年这一段时期，欧洲经合组织（OECD）各成员国的失业率差别很大，从瑞士的1．8％到西班牙的20％。在经合组织各国中，有30％的国家在这一时期的失业率低于美国。而且，其中失业率最低的国家如奥地利、葡萄牙和挪威）并不是因为它们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最少。对劳动力市场的严格管制，比如严格的就业立法，并不会对失业造成强烈的影响。较高的失业率与慷慨而（最终是）无限制地发放救济金，与劳动力市场末端的低教育水准——排斥性的一种现象——有着直接的关联。

　　第三条道路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推行取消管制的政策不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有效措施，福利支出应当维持在欧洲的水准上而不是向美国看齐；但是，应当把这些支出主要引向人力资源的投资上。如果福利制度诱发了道德公害，那么这种制度理应得到改革；同时，新的承担风险的态度应当得到鼓励。这种鼓励在可能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设立激励机制来实现，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通过设定法律义务的方式来实现。

　　行文至此，我们有必要简要评论一下“荷兰模式”，这种模式有时被认为是使社会民主制度成功地适应于新的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的一个范例。大约十六年以前，这个国家的各个主要工会在瓦森纳（Wassenaar）缔结了一项协议，一致同意用调整工资来换取日渐减少的劳动时间。结果，劳动力成本在过去十年间下降了30％，而国家的经济却获得了迅猛的发展。而且，这种发展是在1997年失业率低于6％的水平上取得的。

　　但是，如仔细观察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至少在工作机会的创造和福利改革方面，荷兰模式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富有吸引力。在荷兰，许多在其他国家被算作失业的人，是依靠伤残救济金生活的。在这个国家，被登记为不适合工作的人数多于官方公布的失业人数。目前，该国15－64岁人口中从事全日制工作的比例只有51％，低于1970年的60％，更低于欧洲67％这一平均水平。在过去十年新创造的工作机会中，90％都是兼职工作。荷兰的社会保障支出与国民收入之比居欧洲各国之冠，而且，该国的福利系统正承受着十分巨大的压力。

　　创造工作机会的战略和设计劳动力市场之未来的战略，必须面对新的紧迫的经济局势。就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标准而言，公司和消费者都越来越趋向于在世界范围来开展自己的活动。消费者是在世界范围内购物，也就是说，商品的分布是全球性的。因此，“最佳”商品或服务与它们的产地之间已经没有了种属性的关联。达到最佳标准的压力也日益施加于劳动力身上。在某些情境下，这种压力会加深社会排斥的过程。分化将不仅存在于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或高技术劳动与低技术劳动之间，而且存在于其思维局限于本地的人和具有全球性视野的人之间。

　　对人力资源的投资，是主要经济部门中的企业所拥有的最主要的缩小社会差距的资源。在美国开展的一项研究比较了不同工业门类中的700家大型企业。其结果显示，即使是在人力资源投资指数上的一点微弱变化，也有可能使股东增加41，000美元的回报。商业分析专家康特尔（RosabethM．Kanter）指出了政府政策有助于创造工作机会的五个主要领域。应当支持事关小企业启动和技术创新的企业家主动性。许多国家，特别是欧洲的许多国家，仍然过于信赖已经站稳脚跟的经济机构（包括公共部门）在提供就业机会方面的作用。在一个“消费者为生产者而购物”的世界上，如果缺乏由企业实施保障的新思维，就会缺乏竞争机制。企业是工作的直接来源，它还推动着技术发展，并且在过渡时期为人们提供自已经营的机会。政府的政策可以为企业家提供直接的支持，其方式既可以是帮助创造风险投资，也可以是通过重新调整福利制度来保障陷入困境的企业的利益，比如允许企业两年或三年交一次税，而不一定非得每年都交税。

　　政府需要强调终身教育，以便能提出一些配套的教育项目，使人们在童年时期就可以开始受教育，而且这种受教育的过程可以一直持续到老年时期。虽然特殊技能的培训是必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认知和情感能力的培养。政策的取向，不是要让人依赖无条件的福利，而是要鼓励储蓄。利用教育资源以及其他个人投资机会。

　　公共的项目伙伴关系（publicpfoectpartnershi）能够使私营企业在原来是由政府提供的各类活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同时又保证公共利益是至高无上的。相应地，公共部门也可以提供帮助企业繁荣的资源，如果没有这些资源合作项目就会失败。康特尔指出，在美国，以工作来提供福利的规划常常因为交通问题碰钉子。一些公司虽然提供了就业机会，但是，由于缺乏适当的交通工具，人们并不能去就业。

　　通过统一的教育标准，或者通过具有灵活性的养老权利，政府的政策能够增强流动性。比如说，更高程度地协调教育实践和教育标准，对世界性劳力（cosmopolitanlabourforce）来说，就是值得企盼的。某些全球性的大公司现在已经有了招聘人员的统一标准，但是政府需要走在前头。至于其他领域，协调性也并非教育多样化的大敌，甚至相反，还可以成为教育多样化得以持续的条件。

　　最后，政府应该鼓励家庭般亲密的工作环境政策。这也可以通过公私合作来实现。比如，就如公司的情形一样，在儿童照料的程度方面，各个国家的差异是很大的。不仅是照料儿童，在其他如电子通讯、公休日工作等领域的就业机会，也都可以帮助人们在工作与家庭生活两者之间寻求和谐。企业越是重视人力资源，就越会在能否营造最佳的。家庭般亲密的工作环境上展开竞争。政府如帮助企业实现这个目标，就也会吸引企业对自身内部投资。

　　这样一些策略，能在通常意义上产生出充分就业（有足够多的好工作在那里等着每个想得到它的人）吗？没人知道这答案，但似乎是不能。在西方经济中，全日制或长期性的工作的比例正在减少。如果我们比较的不是工作位置的数目（numberofjobs）而是劳动的时间（hoursofwork），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英美式的“充分就业型经济”与德法式的“高失业型经济”之间的区别，不是那么泾渭分明。在1986一1996十年期间，德国和美国新增了同样多的稳定而报酬尚佳的熟练工作，即都是2．6％。同一时期德国的劳动生产率翻了一倍，而美国却仅仅提高了四分之一户

　　。

　　既然没有人敢说全球资本主义将来能否创造出充分的工作，那么以为它真能做到这一点并因此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就是愚蠢的。而对生产不起副作用的、对工作的“积极的再分配”是否可能呢？如果局限在政府所规定的工作周时间以内考虑问题，就大概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框架内的困难我们已经很熟悉了。但是，如果从更广的情境中思考，我们甚至不必提出“工作的再分配是否可能”这样的问题，因为它已经在更广的范围上发生了，问题只是如何培育它的积极方面。一个常常被提到的实验是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在格勒诺布尔的工厂做的。这个工厂一周七天都24小时开工，雇员们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只有30小时，但是他们得到的工资却相当于他们干了375小时。劳动生产率在这里有了持续性提高。

　　既然公民文化的复兴是第三条道路政治的一项基本抱负，政府积极介入社会经济就是有意义的。实际上，如果考虑到充分就业难题的话，已经有人把这样一种选择以尖锐的方式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要么更多地参与到社会经济中，要么就得面对“违法文化”（Outlacultures）的不断增长。可供选择的可能性是非常多的，包括前面提到过的“时间一货币”项目和隐性工资制度（Shadowwages，即在社会经济领域里按小时计算税收）。正像欧洲各地的大量研究所表明的那样，“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寻找有意义的工作以及在工作之外对社会作奉献的机会。如果社会能够尊重和酬劳这种奉献并将它摆在与有报酬的就业一样的位置上，就将同时产生个人认同和社会凝聚力。”

　　总之，一个积极改革的福利国家——积极福利社会中的社会投资国家——应当是什么样的呢？被理解为“积极福利”的福利开支将不再是完全由政府来创造和分配，而是由政府与其他机构（包括企业）一起通过合作来提供。这里的福利社会木仅是国家，它还延伸到国家之上和国家之下。比如，对汙染的控制从来都不是中央政府一家的事，但这件事无疑是与福利直接相关的。在积极的福利社会中，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发生了转变，因为自主与自我发展——这些都是扩大个人责任范围的中介——将成为重中之重。这种基本意义上的福利不仅关注富人，而且也关注穷人。

　　积极福利的思想将把贝弗里奇所提出的每一个消极的概念都置换为积极的：变匮乏为自主，变疾病为积极的健康，变无知为一生中不断持续的教育，变悲惨为幸福，变懒惰为创造。

　　第五章 迈向全球化的时代

　　社会民主主义者应当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为国家寻找到一种新的角色定位。正在形成的世界秩序不可能仅仅作为一个“纯粹的市场”来维系自身的存在。市场在整合为一体的同时也分化为碎片：这是一个有着一千个城市一国家让步的世界，人们预言，其中的一些是不稳定而危险的。作为一种稳定性的力量，作为对不断碎片化（fragmentation）的过程的抗衡，重申民族一国家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认同（identity）与归属（belongin）之间显然存在着潜在的差异。将从属于一个民族视为一种良性力量的现实性究竟有多大？毕竟，民族一国家与民族主义具有两面性，民族提供了一种公民的整合机制，但民族主义却会变得十分好战，民族主义者的狂热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已经导致了许多毁灭性的冲突。

　　民族主义中那些容易导致纠纷的因素当然并不会消失。但是，我们需要不断加以完善的是一种更加具有世界大同色彩的民族观。这种世界大同主义是消再各个民族一国家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之可能性的理由和条件。“强国”曾经是为战争作好最充分准备的国家。在今天，这个概念的含义必须得到改变：一个有足够自信的国家是接受对主权加以新的限制的国家。

　　世界性国家

　　民族一国家的形成始于它们发展出明确的“边界”（bor－ders），以取代更传统的国家所特有的那种模糊的“边疆”（frontiers）。边界是在地图上画出的精确界线，而且任何侵犯边界的行为都被看成是对国家主权完整性的一种损害。现在，国家再一次拥有边疆而不是边界，但其中的原因却与过去不同。早期的国家拥有边疆乃是因为它们缺乏足够的政治机器；它们无法使国家的权威直抵远离政治中心的边远地区。当代国家的边界之所以逐渐又演变为边疆，乃是因为它们与其他地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且，它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与各种跨国集团的交往之中。

　　欧盟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但边界的弱化也同样发生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

　　只有当民族认同能够宽容地对待矛盾的心理或多样化的关系的时候，它方可成为一种能够发挥良性影响的因素。同时作为英格兰人、不列颠人和欧洲人并且拥有某种世界公民的整体感的个体公民，有可能会把上述身份中的某一种作为自己的主要归属，但这并不会妨碍他们也承认其他的身份。排外式的民族主义则正好相反：民族是“单一的。不可分割的”。这种民族主义具有文化保护主义的特点，它认为自己的民族拥有一种“天命”，其不仅使自己有别于其他民族，而且也使自己优于其他民族。但是，各个民族其实并没有什么天命，而且所有民族都毫无例外地是“混血民族”。从其本性上讲，民族不是某种给定的一成不变的实体，而且，不论它们与某些早期的族群共同体有着多么悠远的联系，各个现代民族都产生于相对而言较为晚近的历史中。它们都是由多样化的文化碎片重新整合而成的。

　　在其关于民族主义的着作中，政治哲学家戴维·米勒（David Miller）摆出了同两种广为散布的关于民族和民主主义的左派观点进行论战的架势。第一种观点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感情或情绪的产物，缺乏理性的内涵。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民族主义从本质上讲是政治右翼的一种教条，其对左派价值抱着敌视的态度。米勒指出，那些坚持这两种观点的人把民族主义看成了铁板一块，而实际上，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到，民族主义其实具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民族性的原则”有赖于一系列主张。民族认同是个人认同的一种有效资源；将作为某一民族的一员视作自我认同的要素的个人，不会承受错位的痛苦。对他们来说，以自己归属于某一民族来保护自己的个人认同，以对抗那些可能会威胁到自己的力量，在道德上是有理的。民族是道德的共同体，置身其中的人对其他成员负有某种特殊的义务，而他们对本民族之外的其他人则不必负有这种义务。民族是一个自我决策的中心：民族应当发展演变成国家结构，在其中公民得以就具有普遍重要性的事务自行作出决定。

　　由于某些其他特殊的性质，民族以一种特别的力量把这三者结合到一起：

　　民族不是志愿性的组织，而是其大多数成员均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的共同体，这样，我们就与我什柏青同胞一起被捆绑到这样一个命运的共同体中；而且，这些共同体……还认为自身是在历史中不断延续的，所以，我们不仅对当代人负有义务，而且对过去和未来的成员也负有义务，当我们试图铸造能够包容多元主义和当代文化的易变性的民族认同时，我们也必须坚持民族性的原则。但是，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民族的观念能够与族群和文化多元主义兼容吗？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保守的民族主义认为“一元的民族”必须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单一的民族”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而且必须得到严格的保护，使之免受文化汙染。正像一位右翼作家所指出的那样，民族共同体的代价就是“圣洁、偏狭、排外以及这样的一种感受：生命的意义取决于服从以及对敌人的警惕，自由论者所持的激进多元文化主义以及某些左派人土的观点则完全不同，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地坚持文化多元主义，以此来拓宽社会团结的范围。根据这种观点，民族认同并不具有高于其他文化主张的优先权。实际上，民族认同经常被认为是来历不明和人为建构的，并且服务于统治集团的利益。

　　文化多元主义

　　现在我们已经非常清楚的是，特殊的群体关系不一定会损害民族认同。个人和集体所拥有的许多忠诚感——比如对其邻里或宗教的忠诚感——都不一定会同民族归属相冲突。由于其内聚性，族群认同以及某种情况下的宗教认同造成了最大的难题。但是，当涉及到这些群体之时，彻底多元文化主义的主张很有误导性。族群认同也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在这一点上它丝毫也不亚于民族认同。所有的族群认同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运用权力的结果，并且是从多样化的文化资源中创造出来的。在族群的领域，正像在民族主义的领域中一样，不存在所谓的纯种。而且，彻底的多元文化主义恰好假定了那种它假装要摒弃的民族共同体的存在。

　　文化多元主义政治的意图完全是值得赞扬的：它的目的是为了反对剥削被压迫群体。但是，如果缺乏广泛的民族共同体的支持，或者缺乏一种超越于任何特定群体的主张或不满之上的社会正义感，这一点是无法实现的。人们“对大多数人的公平感的依赖程度远远超出多元文化主义者的理解，而且，如果提出公平需求的群体拒绝认同他们所属的、有更多的人在其中的共同体，这种公子感就很容易大大降低”。

　　当然，人们可以认为目前的社会趋势削弱了建构世界性民族的可能性。我们在上文中提到过的碎片化难道不正是当前的现实吗？这种碎片化一方面伴随着民族认同在族群部落文化的冲击下土崩瓦解，另一方面也伴随着区域性的国家分裂。在欧洲，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分裂。谁知道比利时能否保持统一，意大利北部是否会同南部分离，或者巴斯克人是否会单独组成一个国家呢？

　　但是，碎片化并不能概括当前的所有趋势。在德国，原来的两个国家现在已经统一为～个国家，而同样的情况最终也有可能发生在朝鲜半岛。“部落文化”在某些地区和背景中正在逐渐衰落而不是增强。比如，北爱尔兰的种族冲突在欧洲是非常特殊的现象，而且，就在本人写作本书的同时，一种有可能解决这一问题的法律方案已经呼之欲出。

　　世界性民族是一个积极的民族；民族建构（n－tio building）在我们这一代应该具有与以往不同的含义，以往它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过去，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与其他民族对抗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正像科莱门(inda Colley）已经指出的那样，就英国的情况而言，主要是对天主教法国的敌视。今天，民族认同必须在一种合作的环境下维持自身，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它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具有高度的内聚性，而其他类型的忠诚也可以与之并存。这意味着，就像在社会的其他领域一样，民族认同的建构更具开放性和反思性；其标示出了民族及其价值取向的独特性，但并不如过去那样视民族为当然。

　　随着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而对地方自主的要求则越来越坚持不懈，老式的民族认同不得不接受重构。“我们是谁？”这样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令人莫名其妙，但仍然非常需要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答案。“不列颠民族”（Britishness）便是这样的一个令人困惑的概念。正像政治思想家克里克（Bernard

　　Crick）所评论的那样：“我是一个没有通用国名的国家的公民。”许多人在说“英格兰”（England）时实际上指的是“不列颠”（Britain），而有时则正好相反。严格地讲，“不列颠”（Britain）与“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并不是一回事，而且也不同干“联合王国”（UnitedKingdom，包括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人权力下放将强化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感，实际上苏格兰很可能会要求完全的独立。如果解决北爱尔兰问题的法律措施产生了作用，那么北爱尔兰将同爱尔兰和英国两方同时保持政治上的联系。问题的复杂性还不止于此：英国有着大量的种族和移民来的少数族裔，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它的殖民主义历史的遗迹。这种严重的异质性将挫败所有重新塑造一种具有包容性的民族认同的努力，但其本身却并非是一种障碍。毋宁说，它恰好体现了“世界性民族”的真正含义的一个方面。

　　移民是许多国家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移民社会。而欧洲国家现在也比二十年以前拥有更多的异族人口。比如，德国实际上也是一个移民国家，尽管名义上并非如此。它的人口结构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了急剧变化。1990年来到德国的移民是来到法国的移民人数的4倍，并且是来到英国的移民人数的8倍。德国在1995年接收了110万移民，而同一年移民到美国的人数则只有72万。

　　移民问题向来都是滋生种族主义的肥沃土壤，尽管世界各地的研究都表明移民往往可以给接受国带来许多好处。移民往往渴望工作，而且通常都比当地人更加勤奋。他们都希望过上幸福的生活，在营造这种生活的过程中，他们成为消费者，由此创造而不是侵占了工作机会。正是可能导致憎恨或仇视的文化差异，对整个社会有一种激励的作用。

　　那些为了开放边境而在1985年《申根协定》（Schengen Agreemen）上签字的国家，正在呼吁拥有“对外边界”的欧盟成员国要更严格地巡查这些边界。在1998年6月，法国向其与意大利之间的边境线上增派了警力，目的是阻止库尔德难民入境。德国也要求在意大利境内设置沿路边检站；它还对其与波兰之间的边界加强了控制。纵然如此，《申根协定》还是造成了来自南斯拉夫以及后来来自阿尔巴尼亚的逃亡者的大批涌入。

　　世界大同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围绕着移民问题而产生了融合。对于一个处在某种全球化秩序中的文化多元社会而言，世界性的视角是它的一个必要条件。世界性民族主义是与这种秩序相一致的民族认同的推一形式。德国甚至比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还要更为紧迫地面临着被迫对其民族认同进行重新审视的问题。它是惟一的一个在现实中被两极化世界一分为二的社会。在欧盟所有平等的成员国中，德国是第一个向欧盟让渡一定程度的经济和文化自主权的，但是这样做的同时，这个国家也必须像欧洲的其他国家一样塑造一种新的认同。

　　德国是在欧洲背景之下世界性民族主义的一个试金石，因为这个国家以官方形式否认了它的文化多元主义。目前，入籍是建立在血统、而非出生地的基础之上的。出生于德国的数代移民后裔仍保留着外国人的身份，而那些出生在其他国家的具有德国血统的人，却可以要求取得德国的公民资格。为了替实现世界性的认同扫清前障，需要修改国籍法和实现较大的文化转型。一个世界性的民族需要具备约束所有人的某些价值和公民乐于接受的某种认同，但是，它也必须承认不确定性和文化的多元性。

　　一种温和的、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是否可能真正实现呢？就先前所谈论到的其他国家而言，这只能是一种理想罢了。但是，如果全球秩序的性质是不断变化的，那么这

　　一理想就不会距离现实太远了。英国国内关于“冷傲的大不列颠”（CoolBritannia）、以及“重新烙上标记的不列颠”（Re．5rabding Britai）的谈论，无论有多么愚蠢，都表明了对于民族认同在与其他认同进行交流的过程中需要得到积极塑造的一种认识。

　　根据“现实主义”的理论，自私地追求其自身利益的各个民族与权力集团，是世界舞台上的权力裁判者。但这明显是一种自定义的理论。以这一方式来进行思考的各个国家的领导人，也将以这一方式来展开行动。两极化时代的终结，连同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主权的性质。应当强调的是，全球化与国际化并不是一回事。它不仅关系到各个国家之间更为紧密的联系，而且还关注各种事态的进程，例如打破各个民族界限的全球性公民社会的出现。那些面临风险与危机而不是敌人的国家，不需要以现实主义者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现实主义”是一个错误的术语，因为它所涉及到的信念正在日趋陈旧。

　　世界性民主

　　新兴的民主国家和世界性民族与一个更为宽阔的、再也不能被视为仅仅是“对外的”政治舞台有着密切联系。世界性民族，意味着在全球化的层面上进行运作和世界性的民主。现在，这一类的问题通常都与关于国内政治、甚至区域政治的各种讨论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分离。有人说，世界的其他地区距离我们是那样遥远，而我们自己后院里的麻烦就已经够多的了，关于超越民族一国家层面之上的民主的观念，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罢了。在学术讨论中，“国际关系”学的存在早就已经将这种分离在形式上确定了下来，这一学科的研究领域恰恰正是“对外的舞台”。不过，在全球化秩序中，这样的区分是不具有什么意义的。

　　有人说，世界正在从全球性统理不断地后退，而不是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向前，两极化世界的打破带来的是一种混乱状态，而不是相互依赖性的加强。虽然承认“全球性的混乱可以避免”，但记者罗伯特·哈维（Robert

　　Harvey）仍坚持说，“随着千年的结束，……全球性混乱、甚至无政府状态的种子……正在被播洒”。法国思想家阿兰·明克（Alain Mine）也曾经同样谈到过一个以充满大量矛盾、仇视和处于权力真空的灰色地带为特征的新的中世纪的复辟。

　　不过，上面的这些阐释与其说是对这个世界本来面貌的描述——它们事实上至今尚未如此——倒毋宁被视为一些非理想化状态，即现存各种实在的可能性的悲惨一面。例如，战争所带来的冲击。在过去几百年之中死于战场的人，比先前的任何世纪都要多得多。如果将平民的死亡率包括进去的话，全世界在战争中死亡的人口比例比过去的任何时期都要高。大约有一千万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于作战，此外战争还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数以百万计的人的死亡。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平民伤亡的人数比例还要更高：在死亡的五千万人中，士兵不足半数。据估计，另外还有五千万人在自1945年到现在所发生的其他武装冲突中丧生。新近在波斯尼亚和卢旺达发生的流血事件又使受害者人数增加了一百万。

　　这些最近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显示了战争模式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与早期民族一国家之间所爆发的地区战争不同的。除了意外事故以外，在两极化时代里，大规模战争已经很明显地过时了。核武器的发明所改变的，是克劳塞维茨（Clausewit）定理，即战争不再是外交的最后手段。外交的压倒一切的目标已经开始阻止战争，至少在核冲突的意义上是如此。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提出应当停止军备竞赛，就是因为他明确地认识到战争已经过时，而远不仅仅是出于他自己单方面的考虑。

　　关于在未来发生国与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已大为降低的说法之所以不再是幻想，还有其他的几个原因。世界已经不再被划分为两大军事力量集团。国家之间的边界几乎无处不是由国际上的一致意见来加以确定或达成一致的。在一个信息时代里，地域对于民族一国家的意义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要了。知识和竞争能力比自然资源更具有价值，并且主权也逐渐变得更加模糊、或者变得多样化。民主正在变得更为广泛，并且，在关于民主并不会与战争同行的观念中，确实隐含着真理。而最终，整个世界比从前的任何时候——包括19世纪末的那段时期——都更加紧密地相互连接在一起。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将国内问题与全球统理相联系就不再是乌托邦了，因为二者已经在实践中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在市场的波动和技术创新的动力之下，在全球层面上运作的合作性机构在数量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增长。例如，在本世纪初，有二十个以上的国际性政府间机构，以及一百八十个跨国的非政府机构。而到了今天，前者的数目已经达到三百个，后者的数目将近五千个。全球性治理已经出现，并且全球性的公民社会也已经出现。

　　世界大同主义有“自下而上”的几种主要形式。各种团体——例如绿色和平组织、“大赦国际”——总体上追求的是那些与人道有关的目标。

　　例如，“大赦国际”遵循“严格的公正与独立”原则，以保证其成员国不会卷入它们本国的案子。非政府间组织采纳了集中的呼吁，召集了一连串的高峰会议，其中最重大的一次会议是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与会代表达到了五万人之多。

　　全球化进程使权力从各个国家转移到了非政治化的全球领域。但是，正像其他任何社会环境一样——或者，由于其更大的普遍重要性而更有甚者——这一新领域仍然需要规则，即权利和义务的设置：“哪里有社会，哪里就应当有法律。”（UbiSOCllt1S，fbi ills．）目前，在区域统理和全球治理之间存在着某种区分。在区域层面，尤其是在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其他一些集团的形成过程中，相互合作在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各个机构中得到了增进。除了欧盟之外，还有非统组织（OAU）、东盟（ASEAN）、阿拉伯国家联盟（League

　　of

　　AxabStates）、加勒比共同体（CARICOM）以及南美共同市场（MERCOSUR）。它们都是那些从前存在着分离与冲突的各个国家之间社会与经济协作的实例。而另一方面，在真正的世界层面，现有的各个机构仍然是政府间的，它们的运作建立在各个国家达成协定的基础之上，它们几乎没有权力介入这些国家。正像那些与贸易和经济交流有关的团体（如世贸组织、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等）一样，联合国也明显地是国家间的一个联合体。

　　欧洲联盟

　　欧洲联盟一开始是作为两极化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出现的，但在今天，它应当被看成是对全球化进程的一种呼应。真正重要的不是它界定了“欧洲”这样一个实体，而是它发展出了一套既超越于民族一国家之上又直接下及到个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欧盟是通过欧洲各国中央政府的合作而创立起来的，但它却远远不只是一个区域性的国际组织。当然，欧盟也有自己的问题。曾经有人就这样说过，如果它自己申请加入自己的话，恐怕会被拒之门外，因为它不够民主。但是，即使就它目前这个样子来说，它仍然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模式，而且，它还可以直接在推广这一模式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正当欧盟在其公民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时候，它也正在失去广泛的群众支持。它直接促成了75％的跨成员国的经济立法以及50％的各成员国国内立法。但是，调查结果却表明大多数成员国对欧盟的热情已经不比从前了，只有两三个成员国的情况与此相反。人们通常给出的理由是说欧盟缺乏民主，并且远离普通百姓日常关注的问题。但是，从全球化的背景中来看，并假设欧盟已经更能回应公民的日常关注点，我们就会看到，欧盟的政治角色同它的经济角色一样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这方面，它已经领先于世界上的其他组织。它是一种不属于任何传统模式的开风气之先的统理形式。欧盟成员国具有强大的动力驱使其在欧洲背景之外或者之内像世界性国家那样来行动。

　　荷兰工党1994年《竞选纲领》的起草人约斯·德波斯（Jos de Bens）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在考察欧盟之未来时应当避免三个陷阱：

　　压力型思维模式：全球化意味着欧盟必须屈从于更广阔的世界的压力，而不是尽力独立地影响它；希望型思维模式：一体化市场、欧元和欧洲中央银行将自动地推进社会民主主义理想；世界末日型思维模式：

　　欧盟是社会民主的大敌，因此，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目标应当是使权力回到各个民族一国家手中。

　　德波斯认为欧盟的未来是开放性的，这非常正确。在冷战期间，欧盟在民主制度方面的局限性尚不构成妨碍它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各国中央政府“先在布鲁塞尔”协商通过的决定而后得到了选民的承认。而到了90年代，这种先斩后奏的情况已经站不住脚了。正如许多人所建议的那样，应当赋予欧洲议会（EP）以更大的权力，而把这种权力同国际性的政党组织结合起来。跨国的政党联盟很可能会变得更加强大。在目前，欧洲议会被抨击为“第二位的国内竞选”，而不是“欧洲的选举”。来自不同欧盟国家的民意调查表明：正是因为欧洲议会的选举明显缺乏真正的重要性，所以人们都不愿意参加投票。

　　拟议中的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加盟显然是一次重大的挑战。排队等候尽早加入欧盟的国家包括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波兰和斯洛文尼亚。另外五个国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已经开始调动资源以准备加入欧盟。这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大多只有欧盟各国目前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或更少。而且，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为引进自由民主制度和市场原则而奋斗。即使是那些最为轻松地完成这种转型的国家计b如捷克共和国和波兰），也正面临着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问题。

　　“扩充”所必然导致的那些张力可能会引起整个欧洲一体化规划的崩溃。但是，扩充也可能有助于欧盟获得推动其结构调整进程的新生力量。正像我在上文中已经提到过的那样，一个不民主的组织以民主作为其他组织的人会标准，这恐怕不只是有些反讽味道而已。中欧和东欧社会的加入有可能成为促进欧盟民主化进程和改造欧盟机构的一种良性刺激。“如果欧盟的扩充要获得成功，它就必须重视社会和文化认同、不同的使命和合法性方式，以及由此所引起的整个欧洲范围内的疑虑等等复杂而又棘手的问题”。

　　全球统理结构

　　欧盟的机构设置在未来几年里是否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这一点我们并不知道。欧盟内部的权力分配可能需要根据我们刚才提出的那些问题而进行重大的调整。但是，同样有可能的是，一个规模更加宏大的全球统理系统可能需要具备与欧盟已经拥有的这种结构相同的形式结构：一个代议机构（议会）、一个行政机构（委员会）、一个政府间组织（理事会）以及联盟的司法系统（法院）。当然，全球层次上的这样一种机构设置在地位和职能上可能都不同于现存的此类机构。但是，从原则上讲，我们不难看出它们可能会怎样朝这个方向发展。比如说，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合并成一个单一的机构，而现在的联合国则可以划分为一个议会和一个理事会。经合组织甚至可能成为迈向一种更加普世化的世界秩序的桥头堡，只要它吸收了欧盟并把欧盟已经拥有的那些权力扩展到其他成员国。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这可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进步，因为经合组织将不再是一个排外的俱乐部，而成为一个将其成员资格向所有合格国家开放的组织。

　　在过去几年里，建立一个新的大会或议会来作为联合国之补充的设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欧盟为如何建立这样一个代议机构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样本。根据《联合国宪章》第22条，它一开始可以被建成一个联合国大会的附设机构。各成员国的议会可以首先向这个机构选派代表，这些代表将向一个直接选举产生的大会提出议案。选举制度可以参照欧洲议会的相关制度，每一个国家选派代表的名额根据其人口数量来确定，而为小国特别设立一种校正制度。

　　一个高效率的法院的设立应当是与世界大会的组建相配套的关键步骤。国际法院仍然继续体现着一种政府间的法律的概念，尽管存在着这样的事实：纽伦堡战犯审判庭和东京战犯审判庭实际上已经确立了一种针对个人及其国家的司法管辖权原则。专为调查和指控在前南斯拉夫发生的、违反国际人权法的行为而设立的特别法庭也享有类似的权力。它可能而且应当构成一道通向世界性法律框架的桥梁，其中的基本问题在于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应当普遍地延伸到国家与其公民的关系之上。大多数国家在1998年都支持组建一个国际刑事法院这一事实就是这样一个信号，它表明世界各国在这些需要上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基本的共识。

　　这些建议能够行得通吗？以代议机构为特征的世界性民主会碰到在国家层次上经常面临的冷淡或敌视吗？就第二个问题而言，我们需要再次强调双向的权力扩散。世界性的民主不只是一种管理权逐渐向全球层次上集中的过程，它同时也意味着权力向各个地区散布的向下运动。那些对这种可能性表示怀疑的人可以看看欧盟已经取得的那些成果。仅仅半个世纪以前，欧洲处在一种筋疲力尽的状态之中，面临着如何从欧洲各国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所导致的战争中恢复过来的问题。但是，这些国家携起手来创建了一套新的跨国权力体系和权力下放制度，将本国主权中的某些内容集中起来，并且建立了高效率的法院。它们所做到的这些事情不只是发端于理想主义，而且是出于自利的动机。今天，世界性统理结构中所蕴涵的利益与所有国家都是密切相关的。

　　世界性民主的扩展是有效地规治世界经济。与全球性的经济不平等作斗争以及控制生态风险的一个条件。我们没有理由在地方层次上攻击市场原教旨主义但却任由它在世界层次上称王称霸：

　　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放任型经济是世界经济史上升时期的一个瞬间，而不是它的终点……毫无疑问，把世界经济组织为一个统一的全球自由市场将会增加不稳定性。它迫使工人承受新技术和不受节制的自由贸易所带来的不利后果。它没有包含使那些危及到全球经济均衡的活动受到制约的手段……实际上，它是把全球的未来作为赌注押在这样一个猜想之上：毫无拘束的逐利行为所导致的未曾预期的结果，将使那些巨大的风险得以消解。我们很难想像出比这更加不计后果的赌博了。

　　全球范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

　　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局限和内在矛盾，它已经被迫从国内政治中撤退。但是，它仍然在全球层次上称王称霸，尽管它在更加地方化的背景中存在的问题在全球背景下也仍然存在。在新自由主义的传统中，赋予全球市场以自由的支配权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它们与所有的市场一样都是解决难题的机制，而且会趋于均衡。看似非理性的市场波动，实际上是解决问题的精密活动，很快就会使市场回复到一种新的、重新调整后的均衡状态。但是，一种对全球市场的动力机制所作的、更加令人信服的解释向我们指出：驱动市场决策的主要力量是对价格变化的预期而不是价格本身，而这些预期通常又受到心理因素而不是纯粹的经济现象的影响。危机，反复无常的波动，资本突然注入或者撤出特定的国家和地区——这些都是桀骜不驯的市场的核心特征而不是它的边缘特征。

　　在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和紧接着发生的东南亚危机之后，如何规治金融秩序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最为紧迫的任务。解除管制无论如何也不能等同于自由，而全球对自由贸易的追求也有赖于有效的管制而不是免除对管制的需要。这种干预的目标是很容易确定的，但是，应当遵循什么样的政策，以及应当如何来实施这些政策，则是很难决定的。这些需要包括：稳定货币的过度运动并控制过火的波动；把短期的货币投机同投资区分开来；健全参与世界经济管理的跨国组织内部的责任制，并重新调整它们的结构。

　　在全世界每天上万亿美元的货币交易中，只有5％属于贸易和其他实质性的经济交易，其余95％是由投机活动和套利交易构成的。在这些活动中，掌握着巨额资金的交易商瞄准汇率波动和利率差异，以谋取迅速增殖的利润。这些活动扭曲了市场为长期性因素和贸易给出的信号。

　　账面资本（portfoio

　　capitaD具有很可观的流动性：上千亿美元的“游资”可以在一天之内撤离一个市场或国家。各国央行没有足够的储备来抵挡在弱币贬值上孤注一掷的众多投机者的集体压力。

　　自墨西哥危机之后，许多学者都谈到需要创设更加有效的金融规治手段，但真正进行的实质性改革却非常之少。亚洲“虎”的经济所经历的紊乱，使得对新型管理的需要变得十分明显。不管怎么样，亚洲国家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从工业化成功的典范陷入了痛苦挣扎的经济。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人们无法设想资本的流动居然可以如此轻而易举地造成危机。在1996年，有93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而在1997年，这一趋势突然发生逆转，有120亿美元的资金流出这些国家。

　　新自由主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进一步放开资本市场，但这只是一种会引发比过去数年间发生的危机更严重的经济混乱的处方。认为控制资本的自由流动性会导致效率损失的观点，其实没有考虑到危机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确保资本回收往往意味着要提高利率并出售国内资产。而且，主张资本的自由流动性能够带来巨大利益至少是值得怀疑的。中国、日本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就在不具备资本账可兑换性的情况下保持着很高的经济增长率。在欧洲，爱尔兰和葡萄牙的情况也一样，它们直到90年代早期还没有完全走到现在这个地步。

　　金融市场应当得到什么样的规治呢？一个主要的需要规治的方面就是货币投机。欧元的到来意味着将会存在三种世界性货币，而日元能否维持这一地位尚属疑问。这种情况将导致各个货币集团之间的争斗，但是，这也意味着世界经济日趋协调，这种协调将转变为积极的合作。金融家乔治·索罗斯已经提议欧元和美元结合成一种稳定的机制。

　　稳定汇率对金融机构、企业、投资者和政府都有好处。如果汇率更具稳定性，长期投资和借贷将受到鼓励。出口商和进口商的成本将会降低，因为他们不再需要耗费成本去防御汇率波动。而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一定会获利，因为二者都寻求更大程度的政府自主和更加有效的央行干预。

　　稳定汇率制度的一种有效替代手段就是人们经常讨论的“托宾税”，其首倡者早在历年之前就已经提出来了。这种税收将设定在这样一个比率上，使得纯粹的金融投机变得失去动力，而贸易和直接投资的融资并不会受到不利影响。如果1996年适用了0．5％的税率的话，全世界将产生1，500万的税收。批评者认为这种税制是不可操作的，因为投机商可以想出办法来逃避它。但是，推行这种税制的最主要障碍其实并不是逃避的问题，也不是更广泛地推行它所带来的问题，而是缺乏政治意愿。

　　在更加地方性的层次上，智利政府的储备制度已经理所应当地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那些想要在这个国家投资的人必须在该国央行储存一笔数量可观的资金，储蓄时间为一年，而且没有利息，其效果就是把真正的投资与更加投机性的金融交易区别开来。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的设立都是为了对付20年代和30年代的全球经济紊乱，而不是为了解决今天的经济问题。布雷顿森林一关贸总协定体系的建立是为了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各种困难，包括限制性贸易政策和“大萧条”。这段时期通常被称为“大灾难时代”。其目的是通过一种扩张的和开放的世界经济来鼓励国际经济合作。这些目标大多已经实现。充满敌意的经济民族主义再没有出现过，处于这一体系中的核心位置上的国家之间也再没有爆发过大的战争。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成功导致了一整套全新的问题。

　　我们应当认真考虑在联合国之内设立一个经济安全委员会。正像其他改革一样，这样做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其重要性却是毋庸置疑的。

　　这要求修改《联合国宪章》，并需要“一种有魄力的政治意志”。

　　八国首脑会议可以继续发挥自己在协调发达国家政策框架方面的作用。包括对货币市场的管理以及对生态风险的回应在内的许多问题，都需要通过有许多国家和团体参与的集体行动来解决。即使是最为自由化的国内经济也不可能在完全没有宏观调控机制的情况下运转，我们没有理由假定世界经济在这方面有什么不同。

　　全球生态管理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全球社会严重的经济差距问题是重合的。在国家和区域内的排斥和全球范围内的排斥之间存在一种平行的关系。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日益繁荣使得其他国家日益显得贫困和不受重视。全世界最富有的20个国家从1980年开始进入了经济稳步增长的时期。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这些国家。经济停滞甚至是绝对的经济衰退则出现在一些穷国。全世界有3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上，也就是说，他们的回收入只相当于1美元。除南部非洲部分地区以外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几乎整个就是一片被排斥的大陆。即使是在贫穷的国度，也存在社会上层的排斥现象。少数精英——他们有时不论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都是非常富有的——生活在与社会上大多数人相隔绝的物质和文化环境中。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收入来自公然的洗黑钱、武器交易或贩毒。

　　缩小全球不平等的努力所牵涉到的问题往往会使人畏缩不前。但是，如果不能建立更强大的全球统理结构，对这些问题施加强有力的影响几乎就是不可能的。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生态风险。问题不仅在于环境威胁如何才能得到控制，而在于：如果出现了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不良后果，将如何使它们得到控制。就目前的理解而言，生态现代化没有提供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策略。全球生态管理（从最低限度上讲）将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不仅是因为环境破坏型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压力，还因为生态风险以及与技术变迁有关的范围更宽的风险本身，都是充满争议的。

　　不仅右翼谴责上述担心是不必要的扰乱人心之举，许多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的人也这样认为。由于肯定没有人能够准确地计算出风险，而且未来的技术变迁也不可能预测，所以任何人都无法勾勒出一幅令人信服的图景。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地方的主动性来加以回应，但也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如果我们想要获得一个兼有稳定、公平和繁荣之特性的社会，我们就不能把这些问题留给全球化市场的不稳定旋涡和相对来说比较软弱无力的国际组织去解决。

　　结语

　　世纪90年代初，参与“社会民主之未来”这一讨论的人士指出：社会民主的复兴已经又笼罩在失望的气氛中。面对着自由市场哲学的兴起以及东欧“现存的社会主义”的解体，整个欧洲以及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社会民主党都失去了信心。罗纳德·里根和乔治·布什在美国掌权，而两个重要的社会民主党（英国和德国的社民党侧长期遭受着冷落。尽管社会民主党人在南欧取得了很好的战绩，但是，从总体上说，“社会民主主义”无论是在选举结果上还是在思想领域内“都陷入了低谷”。

　　包括比尔·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在内的一系列重要事件扭转了这一趋势。维姆·科克成为荷兰首相，莱昂奈尔·若斯潘在法国掌权，罗曼诺·普罗迪就任意大利总理。工党在英国大选中的胜利也被许多国家视为一个新的开始。一本讨论1998年欧洲社会民主运动之状态的论文集的作者们宣布：“然后托尼出现了！”他们还补充说：托尼·布莱尔击败了“80年代社会民主危机的真正象征：撒切尔式的保守主义”。

　　但是，许多对这场胜利的规模表示赞许的人同时也把新工党的计划视为一张空头支票。新工党赢得压倒多数选票是一场积极、专业化竞选运动的结果，这场运动利用了美国人开发出来的传媒技术。人们普遍认为新工党的根基是一种传媒导向型政治，并认为它正在创造一种“设计师社会主义”（designersocialism）；“个人形象、象征舞台、声音的感染力、视觉效果”的作用，大于“争论中的问题、论证方式、施政纲领以及对竞选所作的承诺”。

　　然而，成功的广告为我们提供的一句箴言是：单靠表面形象是远远不够的。在天花乱坠的宣传背后必须要有某种坚实可靠的东西，否则公众很快就会发现富丽堂皇的外表后面所隐藏的，不过是败絮。如果新工党只能让公众了解到一些运用传媒的实际技能，它在政治舞台上逗留的时间将不会太长，而它对社会民主复兴所作出的贡献也将十分有限。我希望实情并非如此。正像我在本书中已经指出的那样，一种实质性的政治纲领已经从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讨论中生发出来，而英国应当能够为这一纲领的发展和实施作出一定的贡献。这些讨论越是能够真正地跨越国界，它们所能产生的作用也就越好。即使是在欧洲范围内，跨越民族一国家背景的交流与互动也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但是，正像目前全球化趋势所实际要求的那样，中一左所要做的，应当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对话。

英国工党的基本理念

作者 王江松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一年

　工党思想史：1900-1949

　　为了理解新工党的政治哲学和总体的价值观，把握其重要人物、内部斗争、政策成就以及对社会主义观点的历史这些历史研宄可能涉及的领域是非常重要的。本章尽管不可能对于其历史无所不包，但将首先试图提供工党最早四十九年的思想史。开始本章将追溯十九世纪劳工运动的根源，分析当时的政治气候，特别是在英国有组织工人运动的开端，工人阶级所起的作用。接着，本章将试图挖掘出植根于工党历史中隐藏的价值观念。本章开始解释、理解新工党的政治哲学，因此必须确认与新工党政治哲学相关的重要思想主题与问题。本书主张，如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所主张的，行动与物质运动相反，表现了对于其身份认同来说最为关键的思想与价值观念。

　　工党在十九世纪的起源

　　十九世纪初，新产业工人阶级兴起，因为联合王国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二有选举权，所以为获许更多的选举权而发起运动。由于国内发生越来越多的抗议，也部分作为对法国大革命的回应，辉格党（Whigs)颁布了 1832年《改革法案》（the 1832 Great Reform Act)。这带来了更大的选举权特许，并导致十九世纪后半期工会的出现。尽管如此，在一些情况下特许的选举权被降低了，包括涉及「自由自治市」（free borough)的情形。1867年，第二部《改革法案》颁布，促进了给予城镇地方税纳税人部分选举权的开始。随着十九世纪时间的推进，原先的两个党演变成自由党与保守党。自由党更像是辉格党、异议分子、激进派的同盟，而不是一个有着系统意识形态的政党。乍一看，自由党中的激进派可被理解为最可能支持与工人阶级生活相关的事业的政治团体，但自由党也是由古典自由派组成的，协同于放任主义经济学曼彻斯特学派，而该学派所持观点与为工人阶级的社会正义和社会改革都不相容。此外，十九世纪的保守主义包含一种强烈的社会家长製（social paternalism)意识。事实上，迪斯累裏首相（Benjamin Disraeli)可以说是托利党家长製主义（Tory paternalism)和一国保守主义（one-nation conservativism)之父，他当政时期的托利党家长製派通过了《技工住宿法案》(Artisans'Dwellings Act),格林利夫（Greenleaf)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项立法，它试图：

　　「……解决整个城市工人阶级的住房问题，并且政府当局第一次担负起改进私有住房方面缺陷的责任，如果有必要会通过义务购买的方式来改进」。

　　迪斯雷裏的托利党政府还通过了《工厂法案》（Factory Act)和鼓励互助社团（Friendly Society)的法规，使劳动合同更加公正合理，并将工会从阴谋法的范畴中去除，等等，都是这种托利党家长製主义者所颁行的立法。托利党意识形态中的集体主义一派支持一种观点，认为保守主义各分支在执政方式上是家长製和国家主义的。W? H ?格林利夫称：

　　「……很多不考虑历史的评论家坚持不合时宜地看待保守党的记录，要么是从一些基于意识形态敌意的谬误传说的方面出发，要么是从保守党传统中另一个很不同、很反国家主义的派别的独有情况出发。无论你是否肯定，托利党所做出的努力与所达到的成效，从集体主义观点看，实际上都是重大的。」因此，将自由党视为完全的天然关心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不太准确的，另外，将十九世纪的保守党视为对影响工人阶级生活的问题完全无动于衷，这样做也是不坦诚的。可以说，即使是第二部《改革法案》颁布之后，工人阶级对于自由党以及托利党的社会改革的进度与限製都没有了耐心。社会主义社团、社会主义协会与联盟主要形成于伦敦、伯明翰以及一些北部工业城市。

　　例如，1869年，工人代表联盟（Labour Representative League)成立旨在推进工人阶级投票登记以及使男性工人能够作为工人代表候选人（Labour candidate)。然而，对于联盟的支持逐渐减少，经济上也无法维持。亨利?佩林（Henry Pelling)如此看待这次失败：

　　「……辉格党和自由党中的中产阶级不情愿看到工人被选为他们的代表。」英国政治在工党出现之前，是自由党，尤其是自由党中的激进派，声称代表产业工人阶级，并且产业工人阶级中的大部分都是支持自由党的。政治上，似乎工人阶级己经满足于格拉德斯通（Gladstone)主持的自由党，因为他己经在十年前就解决了工人阶级选举权的问题。尽管如此，保守党总是得到工人阶级当中某一部分人的支持。这种阶级体製直到最近都还能在社会习俗中很清楚地看出来，强化了人们的社会地位，进而促使工人阶级中的一些人表现出对于上层阶级的顺从。此类的顺从是特别针对托利党的，他们在历史上代表了传统，即选出少数它主要关心的国家权力机构与君主製。顺从的托利党工人阶级认为，上层理应执政，而且一定最擅长于此，因为他们是托利党，他们象征着阶级体製，因而这就是顺从的工人阶级选民支持保守党而非自由党的一个原因。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对于自由党中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剧变的时期。「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植根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特别是对于1906至1914年时期有立法上的影响。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独立的政治哲学，最好的情况下可以被形容为与古典「放任」自由主义相悖的政治哲学。安德鲁?文森特（Andrew Vincent)与雷蒙德?普兰特将新自由主义作为政治哲学出现与十九世纪后三十年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影响的増大联系起来。所有唯心主义哲学家中对于新自由主义哲学地位的确立影响最卓着的是牛津哲学家格林（T.H. Green)。新自由主义的哲学要旨与古典自由主义主要有三点不同。

　　第一，新自由主义者相信国家干预作为积极的手段能确保民众有更大的社会正义。这与传统的自由放任的方式大相径庭，而自由主义在此前的半个世纪裏是倡导自由市场经济的放任方式的。马斯特曼（C.F.G. Masterman)是最早的新自由主义者之一，他认识到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方式对于自由党的益处。格林利夫写道：

　　「一向反对社会主义『昆虫般的状态（insect state)'马斯特曼早就准备接受并敦促社会『在集体主义的基础上』重建。」马斯特曼提出一系列国家主导的社会政策来缓和英国的社会、经济痼疾，先后发表于他1901年的着作《帝国的心脏》（The Heart of the Empire) 和1909年的着作《英国的状况》(The Condition of England) 。

　　第二，与第一点关于以国家作为实现社会正义的积极手段相关，是新自由主义对于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的哲学概念。古典自由主义消极地理解自由，认为自由是个人尽可能在法律和文明所限製的范围内需要的自由，并且自由市场能製造出最优于创造财富的环境。相反，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积极地认识自由能増强个人自主权，并能通过国家干预市场的机製确保物质资料与设施不只是为富人和有能力的人服务。特别是，霍布豪斯（L.T. Hobhouse)在他1911年题为《自由主义》的重要着作中主张这种对自由的积极认识。格林利夫认为霍布豪斯对自由的理解是：

　　「建立在『更具体'『积极』的自由概念之上；并被浓缩在经常被引用的警句中：『没有平等的自由只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新自由主义者提倡的第三个哲学观点是社会道德问题。他们认为个人不仅有个人的道德要维持和个人的责任要完成，而且有社会的道德要维持和社会的责任要完成。一个新自由主义者，霍布森（J.A. Hobson)批判放任资本主义是与社群主义与集体主义这一种的自由主义观相对立的。于是，简言之，社群责任的价值进入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位置。新自由主义者从英国唯心主义思想家，尤其是格林的喜好当中吸取政治哲学，他们也采纳了影响英国唯心主义者对责任、社群、权力的认识的哲学家例如黑格尔的哲学观点。古典自由主义者相反却是遵循洛克的观点，认为道德是个人的，责任是个体的，因此，每个人都考虑他自己和他的家庭。古典自由主义哲学中，几乎没有提及更广泛的有关弱势、贫困、赤贫群体的社会道德与社会责任。对于新自由主义者来说，黑格尔对于社群和责任的观点高于洛克着作中的观点。

　　大卫?马昆德认为，新自由主义者影响了二十世纪中期工党的修正主义右翼。马昆德说，诸如霍布森、霍布豪斯、马斯特曼，当然还有格林这些新自由主义者，他们潜在的政治价值观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与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所倡导的价值观有渊源。关于英国左翼政治哲学传统的演进，这一点在马昆德以下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说这段话本来是关于新自由主义者的：

　　「他们重新定义了自由和个人实现的核心自由原则，以确证一种活跃的状态，能够如『消极』自由一样确保『积极』自由。在其后的一个阶段的语言裏，政治公民将由社会公民补充：宪法民主将由社会民主补充。」然而，工人阶级对于自由党的广泛默从并非十九世纪晚期工人阶级政治的全部情况。工会联盟（Trade Union Congress)成立于1871年，每年开一次会；它被视为工人的中央议会。22这包括被选举出的工会代表参加年会、讨论各工会所需要为工人做的改进，并且议会委员会被公认代表工会游说政府。

　　在德国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进而提升了社会主义在英国的地位。1877年的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赢得国会（Reichstag)十三个席位。这一成功主要是由于该党在1875年实施《哥达纲领》（Gotha Programme)之后的一次意识形态轨迹的变化。德国社会民主党前身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 of Germany)，但此前它是两个分开的彼此对立的社会主义党派：社会民主工党（Social Democratic Workers'Party)与全德工人联合会（General Association of German Workers)。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于1869年爱森纳赫议会（Eisenach Congress)，因此其成员被称为「爱森纳赫派（Eisenachers)」。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受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教育和指导，领导人为李蔔克内西（Liebknecht)、倍倍儿（Bebel)、布拉克（Bracke)。全德工人联合会遵循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alle)的思想，因此被称为「拉萨尔派（Lasallians)」。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想要德国资本主义社会和平民主地过渡到信奉社会正义思想的社会。两党在1875年哥达议会上一场激烈政治斗争之后合并，这次斗争受到了德国政府的干预与报復行动。哥达议会上提出并接受了一份拉萨尔派起草的纲领，该纲领将改变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正式方向，并相应地使他们拥有更加广泛的选举人群，在1877年选举中获得了近五十万张选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中主要参与者之一就是思想家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他的伦理、进化社会主义将在本章讨论。伯恩施坦在英国居住过一段时间，受到了早期费边社渐进社会主义的影响。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如此记述伯恩施坦作为被俾斯麦反社会主义法令驱逐出德国之后是怎么生活、工作、活动于英格兰的左翼圈子裏的：

　　「在瑞士，伯恩施坦被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法令驱逐后居留于此，他在此地编辑正式的党报。1888年，因俾斯麦政府施压，瑞士政府驱逐了伯恩施坦以及他编辑的党报。于是他迁往伦敦，在那儿与马克思的合作者弗裏德裏希?恩格斯密切合作。」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像是英国社会主义活动的分水岭。尽管社会主义组织在构成上多种多样，但它们的领导人开始表现得务实，以期吸引更广泛的选民，而不只是城市男性工人。这十年中发表了无数宣传册子、报纸文章和信件，都是关于城市工人阶级恶化的经济、社会状况，以及他们通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明确表达出来的政治上的不服从（如果十九世纪英国工业城市中的社会主义可以被称为意识形态）。在此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对于大部分与社会主义社团相关的人，以及工人阶级中的鼓吹者和活动家来说，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逻辑完整连贯的经济学学说。社会主义在英国并没有以任何国家政党的形式组织起来，这种情况持续到1900年各组织合作建立工人代表委员会(LRC, Labour RepresentationCommittee)。社会主义，除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之外，是工人阶级对于当下政治集团的不服从的表达，是对于城市工人阶级生活苦役的道德抵抗，而不是一种被普遍接受和理解的政治意识形态。

　　那时候其他与工人运动相关的组织开始成立起来，诸如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同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成立于1881年的社会民主同盟不是现在我们所理解的那种社会民主党派，而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同盟，相信经济决定论，将资本主义社会视为不正义的，且伴随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像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工党马克思主义者(Labour Marxists)这样的社会民主同盟数量一直很少，而且它们总是处在运动与工党的边缘地带。他们的政治思想由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构成，涉及生产方式的决定因素、对雇佣劳动力的资本主义剥削製度、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以及认为「工党主义」（labourism)与其后的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妥协，为的是对资本主义製度的改良而不是革命。尽管如此，工党马克思主义者，表面上看还有恩格斯和马克思，认为英国的状况与欧陆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不同，因而他们承认英国有众多具有选举权的工人阶级，所以是有可能从选票箱裏通过工党带来马克思主义的。海因德曼（H.M. Hyndman)，社会民主同盟成立初期的主导人物，是工党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海因德曼的重要性不是因为他的思想对于工人运动的影响，而是在于他的思想理念影响了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摒弃了社会民主同盟，而倾向于使工党成为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政治组织。富特（Foote)写道，作为社会民主同盟的领导人，海因德曼的方式是独裁式的，而且关键在于，他拒绝了将工会作为煽动工人阶级的工具。对工会的这一拒绝导致了海因德曼被排斥出工人运动，并因失去影响力而离开社会民主同盟。

　　另一个组织是费边社，成立于1883年，由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他们相信由不正义的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国家干预和国有化的手段民主渐进到社会主义社会。领导人物包括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西德尼（Sidney Webb)和比阿特丽斯?韦布（Beatrice Webb)。

　　西德尼?韦布本人对于费边社的特性有一个着名的定义：「渐进主义的不可避免性」（the inevitability of gradualism)。因此，费边社会主义认为，进步与社会改进不可避免，改革将不断増加；每一个过程都需要很长时间，这是题中之义，因为民主要求的是渐变而非革命性的变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有关费边社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策略。富特认为，早期费边社更希望渗透进自由党和保守党，从两大国家党派的现存结构与传统内部深化发展他们的思想，而不是希望与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合作，因为对于他们知识分子的概念和理论来说这些政党态度常是不友善的：

　　「费边社的领导人常被最苦于现行製度的阶级那种狭隘的偏见激怒，于是转而寻找两个主要政党的开明成员，拒绝接受独立工人政党的思想。有些费边社人，如休伯特?布兰德(Hubert Bland)，对于工人政党比对于其他党派更加同情，但费边社领导人的总体态度是从地方到全国，渗透进自由党和保守党。」可以说，这个时期费边社所做的最突出的贡献是其组织的一系列讲座，题为《社会主义的基础与前途》（The Basis and Prospects of Socialism)。这些讲座内容后于1889年出版，由萧伯纳编辑，标以新题《费边社会主义论文》 （Fabian Essays in Socialism) ，受到广泛好评。

　　1884年，第三部《改革法案》颁布，准许农业工人投票选举。尽管如此，城市裏穷困的男性直到1918年才得到选举权。这样，到1884年英国的政治版图己经发生了显着的变化，然而，和城市穷困男性一样，女性仍没有政治代表或者选举权力。1893年，又一个组织成立了，被称作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ILP)，由苏格兰矿工基尔?哈迪（Keir Hardie)领导。独立工党由一群思想非常独立的人组成，他们为民主社会主义发起运动。

　　独立工党在工人代表委员会之前就有众议院的议员，但它是一个本土化的小型组织。1900年，社会民主同盟、独立工党聚集起来，组成工人代表委员会。其目的在于形成一个单独的政治组织，提供资金，发起活动，以使其成员被选入议会。1900年，工人代表委员会只有两名议会议员，基尔?哈迪和理查德?贝尔（Richard Bell)，但工会联盟（TUC)在现实中能够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组建可观的政治力量，以代表英国工人阶级。

　　工人代表委员会与之后的工党被承诺在关键的席位中得到自由党选票，以及在议会中得到远超出它单凭一己之力组织运动所希望能达到的影响力水平。也许值得註意的是，如果工人代表委员会是一个实质上的社会主义政党，自由党也许不会同意与其签订如此便利的协议。此外，工人代表委员会开始的几年，其成员由一些社会主义者和许多工人阶级「工党派」（labourite)结合而成。「工党派」这个词是用来指那些以通过实用的方式改善工人阶级生活为事业的议会议员和工党党员。例如，通过提升工资、増加福利、工会代表等改善措施，这与二十世纪早期英国的社会主义学说特别提倡工业国有化相反。工党派按照这种定义而言不是社会主义者，并且就大部分来说对于意识形态都有矛盾的态度，持着实用、非教条化的政治观。直到1918年党章确立，工党才致力于一个政治、社会、经济学说以及我们今天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

　　党章、共产主义、凯恩斯主义：1918-1949

　　1918年，工党以文件形式建立了党章，被称为《未来纲领》（Programme for the Future)。亨利?德鲁克说出了工党为何在1918年表达其政治目标的政治背景：「只有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鉴于自由主义在英国崩溃，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成功，工会代表运动（shop steward movement)反抗情绪的増强，一些关键的工会当中出现的社会主义思想，己经担忧如果工党不采用一个纲领而其他党会采用，于是运动就会与工党无缘……」这份文件首次概括出了工党的章程，包括以下措施：

　　「……将该党由附属机构组成的松散联盟转变为全国性政党，各地方选区内拥有推举议会代表权利的政党（constituency party)个体成员须服从中央的纪律。工党大会将由全国性附属机构代表和选区议会代表组成，按照各自附属成员比例分配名额。」另外，1918年很重要也是因为这一年工党试图通过一部致力于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表达其哲学动机。这份文件题为《工党与社会新秩序》（Labour and the New Social Order)。

　　它包括了以下承诺内容:对于经济製高点和生产工具、分配渠道与交换媒介的共同所有权(特别是声名狼藉的「第四条」译者註:条款原文系 To secure for the workers by hand or by brain the full fruits of their industry and the most equitable distribution thereof that may be possible upon the basis of the common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distribution and exchange, and the best obtainable system of popular administration and control of each industry or service.),普遍实施国家最低生活水准（福利国家津贴製的前身），充分就业，最低工资，每周最多四十八小时工作的最低工作条件，累进税製，为偿还战争欠款征收财产税，以及为公共利益所积累盈余。尽管如此，斯蒂芬?黑斯勒（Stephen Haseler)认为，通过「第四条」并不能公正解读工党所奉行的英国伦理社会主义。他将英国的社会主义解读为伦理的，而非科学的或经济决定论的。伯恩施坦在他影响深远的修正主义社会主义思想论着《进化社会主义》(fvo/ut/on^ySoc/ofem) 中首先提出这一区分。伯恩施坦强调了三方面的思想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科学社会主义。

　　首先，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主义倡导对于历史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这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意味着把一切现象归因于物质的必然的运动……决定思想和意誌趋向的形态的是物质的运动」 。

　　第二，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主义不同是因为其试图把生活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与决定社会、政治、生活精神过程联系起来。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伯恩施坦强调阶级战争对于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必要性，而这在社会主义的民主形式中未曾显现。对于伯恩施坦来说，民主社会主义是道德的，基于价值而非科学的或由经济决定的，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对于伯恩施坦来说，是关于民主、社会正义以及更大的公平的。此外，伯恩施坦认为社会主义与民主不可分离，因而成为了政治方案：

　　「普选权从两方面说来都是颠复的代替品。但是普选权只不过是民主的一个片段，虽说这个片段长久下去一定会像磁石吸引分散的铁屑一样把其他片段吸引过来。这一过程固然进行得比许多人所期望的要慢些，但尽管如此，它还是在进展着。如果社会民主党在理论上也毫无保留地站到普选权和民主的立场上来，并且接受由此得出的一切有关自己的战略的结论，那么它就再也不能比这样更好地促进这一进展了。」然而这是伯恩施坦主张议会製与改良的修正主义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相信不可避免的暴力革命与最终达到的无产阶级专政之间另一个不同之处。西德尼?胡克认为，《进化社会主义》被斥为马克思主义中的异端，一个原因在于其倡导社会主义应当与乌托邦主义的所有观念决裂：

　　「它必须不再把自己设想成完成一个终极目标，持续在大量或大或小的日常事务中实现自己，以应对更大的民主化运动。无论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什么，实现它们的手段必须与这些目标保持连续性。」据胡克的观点，伯恩施坦认为不存在脱离民主的预设的社会主义目标，因为这个观点伯恩施坦留下了不朽的一句话：

　　「……于我来说运动即是一切，通常所谓『社会主义终极目标』什么都不是。」因此，伯恩施坦没有想过社会主义最终的样子，因为它就是一种运动或是通过改良的社会民主主义手段使民主资本主义社会更加公平正义的过程。如前所述，伯恩施坦流放时期居住在伦敦时受到早期费边社的影响，但是他对于英国社会主义有何影响呢？答案是，很难计量，因为尽管工党中盖茨克尔派采用「修正主义」之名，且人们可从其试图改良二十世纪中期英国社会主义的方式中看出伯恩施坦的意识形态影响，但是其他直接的影响并不明显。

　　即便如此，克罗斯兰还是在致菲利普?威廉姆斯的一封信中说他想做第二个伯恩施坦。因此，鉴于克罗斯兰认为需要把社会主义与政治原则而非具体政策等同看待（相比于更大的公平，与国有化相反)，他本人也许正是伯恩施坦政治思想的主要受影响者。

　　当时的另一个思潮是工团主义（syndicalism)。工团主义对于产业工人管理的主张来自科尔（G.D.H.Cole)，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奇切利教技（Chichele Professor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at Oxford University)，乃是根据其工人阶级受工资製度压榨的观点。与马克思遥相呼应，科尔不仅称工资製是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性痼疾，他还呼吁进行一场阶级战争，就如同工团主义者所呼吁的一样。产业行为形式的阶级间武装冲突对于科尔来说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因为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一阶级剥削另一阶级而彼此对立。科尔在他1928年的着作《工人的世界：探讨工会主义的现状与未来》当中有对此类问题的政治观点。科尔的社会主义在方法上是自由主义的，与费边社会主义之类的集体主义相反。富特提出可能科尔对于费边社一派的社会主义持深刻的批评态度，因为科尔认为他们：

　　「……由反资本主义的论点得出需要国有化的逻辑结论，但这么做的同时忘记了社会主义不止是关于商业的命题，还是关于人的……他们把国有化视作解决无政府式竞争问题的万灵药，而没能註意到资本主义自身己经通过在垄断中创造一个更加致命的敌人解决了竞争问题。」行会社会主义拒绝了许多英国社会主义者所倡导的国家垄断的提议，其理由是，将资本主义权力从私人转移到国家官僚机构那裏是一样的，同样有害，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工人在生产者的角色范围内还不能够管理、决定、占据权力位置。第二，资本主义权力正由费边社会主义者同等程度地牢固确立，例如一些人倡导国家所有製与产业管理。对于行会社会主义者来说，工人控製的基本问题被产业的国家社会主义所有製忽视了，因为当时的主流社会主义思想忽略生产者（即工人）角色的问题，而关註产品的分配方法与资本主义的性质。

　　富特认为，工团主义（他把行会社会主义也包括在此义项内）：

　　「……再一次提出了生产者的观点，不过是以非常片面的方式提出的。然而，集体主义者完全忽视生产者，工团主义者完全忽视除了生产者之外的一切。」这论断当中的正确之处在于，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在其通过国家管理和产业所有製使资本主义社会化的概念当中，对于工人的地位关註较少。尽管如此，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如早期费边社人，也许认为国有化作为工党政府的政策将会成为民主的共同所有製，并因而使得诸如工人等个体在控製产业的国家机构中拥有股权，而不是资本家或者董事会。

　　黑斯勒引用科尔的话，把社会主义称为「……代表底层人的广泛人类运动」。

　　科尔的这一言论颇为中肯，尤其在于科尔这样的博学之士选择凭藉对英国社会贫困人口的模糊且略显直觉性的感觉总结出工党的社会主义哲学要旨。表面上科尔关于英国社会主义性质的言论暗示其作为政治哲学缺少坚实的哲学要旨，然而，科尔所做的工作，特别是他的关于行会社会主义的着作，就他对英国社会主义的构想而言确立了他思维清晰、富有说服力的思想家地位，且对于休?盖茨克尔有着巨大的影响。如上所引他的言论表现出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特征，而运动当中派别与派别之间在哲学方面是不一样的。据此，可以认为英国的社会主义在其为英国社会的贫困或「底层人」而存在这一点上是统一的，而同时在确切的政治路线和对社会主义的定义上并不相同。

　　黑斯勒认为，「第四条」于1918年被工党采纳，自此工党开始试图定义其关键的动机，并常常忽略了代表英国社会贫困群体这一历史任务。一方面有些政治家（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并无不同）对于社会主义是什么有确定的认识并能通过具体的政策（如国有化、工人议会、对外交政策问题的某种解决方法等）来表达这种认识，另一方面有些政治家围绕政策建议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明确程度较低，但坚持以一套潜在的价值观（如对于自由、更大的平等、社群责任持有积极的理解）作为尺度来衡量是否贯彻了社会主义的要求，定义与重新定义工党的哲学价值观这一问题，尤其是这两方面的政治家之间的斗争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论战」中重新显现，也是现今围绕新工党的讨论的先声。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数年裏，工党获得更加广阔的选民基础，原因在于普选权逐渐得到扩大，尤其是1928年颁布的《人民代表法》（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20世纪30年代，新当选的党领导人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试图将党员限製在民主主义者内。这一事件可被理解为逐渐排斥与压製工党内部马克思主义的成分，迫使其离开。例如，1901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联盟脱离工党，它曾是创建工党的组织之一。1924年的党大会上，工党禁止所有共产主义者加入党内或参选。1925年的党大会再次加强禁止共产主义者成为个人党员，并要求工会不允许共产主义者作为地方或全国议会代表。1928年的党大会禁止共产党员作为工会代表参加议会。有意思的一点在于，被驱逐的不仅是共产主义者，还有被称为党内同情共产主义的派别或者「同路人」。驱除共产党的支持者、倡导者或者党员，是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在英国的大学、工会及社会其他部门中的支持提升之后发生的。这主要是由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全球经济衰退引发了工人阶级与大学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计划经济的思想视为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有效补充。理查德?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指出，20世纪3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共产主义影响工党的高峰期。克罗斯曼写道：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托尼（Tawney)、拉斯基（Laski)、斯特雷奇（Strachey)、韦布夫妇主导了 20世纪30年代年轻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并深刻地影响了影子内阁（Shadow Cabinet)很多务实的政治家。左派书会（Left Book Club)取代了费边社成为先锋知识分子的聚集地。」托尼（R.H.Tawney)被广泛誉为「英国社会主义」兴起时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家之一。马特?卡特（Matt Carter)认为，托尼在牛津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学习期间，与院长爱德华?凯尔德（Edward Caird)、时任牛津主教的查尔斯?戈尔（Charles Gore)结下友谊，其间所学使他的哲学观与格林（T.H. Green)的英国唯心主义传统趋同。卡特认为在托尼于贝利奥尔学院学习期间，乃至在格林死后，学院都是充斥着格林的思想：

　　「当格林的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时，对于像托尼这样的年轻而具有社会意识的贝利奥尔学生，不深深受其影响是不可能的……」卡特的观点是，托尼可以被视作继承了格林的哲学传统，和诸如亨利?斯科特?霍兰(Henry Scott Holland)和查尔斯?戈尔等格林的追随者，而他们都是基督徒。这是一个重要的联系，因为它把托尼一一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主要的社会民主思想家、道德家一一和十九世纪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与思想统一起来。这一联系并非天衣无缝，但根据卡特的观点，它是真实存在并且从历史角度看是准确无误的：

　　「托尼的思想所依靠的基础同样为戈尔和霍兰的思想打下基础，巩固了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它们之间有着很强的意识形态上的联系。这三种思想是：以精神的方式对待生活（a spiritual approach to life);强调人性中善的一面；有机地看待由共同的善统一起来的社会。」「尽管格林想要一个建设性的自由主义理论以復兴自由党，托尼构建了一种伦理社会主义来支持工党，但是两种学说从本质上说是一样的。确实，按照鲍尔（Ball)和其他思想家此前的一个观点，托尼认为他的社会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自然继承者，与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他认为社会主义者必须保持对自由的关註才能成功。」如果托尼在牛津大学时的政治观点受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之后的政治观点则很难明晰归入英国社会主义各种流派中，因为在他一生中不同阶段的侧重点是有所变化的。富特就难以划分托尼政治观点明智地说道：

　　「由于他自身政治上的数次转变，在政治上将他归类尤显困难；从1921年支持激进的行会社会主义到1928年渐进主义的着作《工党与国家》aabour and rteWat/on)，从20世纪30年代对于渐进主义的猛烈抨击到50年代支持修正主义。」在本章这一节的上下文中，可以将托尼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着作，尤其是他1921年的作品《营利社会》（T^eAcqu/s/t/Ve5oc/ety) 视作至少表明他对于工党左翼的同情，至多是对类工党马克思主义（quasi-Labour Marxism)的支持。因此托尼可以与同时期其他思想家，如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和约翰?斯特雷奇一并做讨论。《营利社会》，比托尼其他作品更加影响了工党左翼。托尼在写作此书时受行会社会主义的影响，这一类的工团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工党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变体。尽管如此，托尼在1921年着作中的思想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同的，因为他不认为私有财产本身并不具备固有的剥削性，并不属于异化并利用工人以牟取私利的阶级上层建筑。托尼在二十世纪开始的几十年裏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财产的性质怀有敌意。然而，托尼相信如果私有财产是用于公共利益与社群利益，而非财产拥有者阶级的私有经济利益，那么财产在道德上是正义、公平的。

　　如果托尼对财产性质的概念与马克思主义对私有财产的假设不一样，但仍近似于工党马克思主义将私有财产视作资本主义痼疾，那么他在《营利社会》当中的思想主旨必然是遵循工党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这一主要思想观点简言之即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己经专註于营利，而以托尼的规范性角度看是不道德的、腐败的。托尼指出：「这样的社会可以称为营利社会，因为它们整个的趋势、兴趣、专註之事全是推进获取财富。」由营利性问题继续引入，托尼认为它引起了另外两个社会和道德的问题。第一，人们这样的物质主义和贪婪使得他们对于贫困者的同情减少，因而贫穷一如既往地肆虐。第二，这一营利社会的道德面貌严重受损，利己主义成为盛行的社会哲学。然而，如果作为思想家的托尼为西方资本主义诊断出营利性的病症，并指出这一状况引起了严重的贫穷与空虚、自私的道德观，那么他认定什么是这种营利社会的起源点呢？富特提出，托尼将其归罪于两个主导性的事件，第一：「托尼将这一混乱归因于资本主义的基础，此时个人权力参考个人在社会中所起任何作用被抽象出来。」第二，托尼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很多人拒绝信仰基督，尤其是拜物教兴起，取代了对于造物主的崇拜。基督教道德日渐式微，这种社会的社会、国家品格被严重降低。如托尼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德行本身是不够的。除非一个人相信精神的东西一一相信上帝一一利他主义是荒诞的.…"」另一位重要的工党思想家是约翰?斯特雷奇（John Strachey)。斯特雷奇一度是工党马克思主义者，他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三部着作中表达了其马克思主义观点；1932年出版的《未来的权力斗争》 ，1933年出版的《法西斯主义的威胁》，1935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危机的性质》 。他的传记作者休?托马斯（Hugh Thomas)称《未来的权力斗争》是一本復杂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着作，斯特雷奇在书中置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却是放在二十世纪事件的背景中：「二十世纪的情况……带来了垄断、民族主义，以及1919年之后的不稳定的货币。这些都不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危机的真实性质乃源于资本主义根本属性，即资本主义生产的进行是无计划的，其唯一调控机製是市场的机製，群体的财富集中在少数掌握生产资料的人手中。」斯特雷奇认为资本主义的真正危机，如马克思所言，是由于其生产方式；无政府的市场以及它的全部缺陷。斯特雷奇还认为对于资本主义和正在经历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唯一的选择只有进行：「对工人直接的、公开的恐吓，对反叛者暴力镇压，现代帝国仅凭此就能维持自身。这样的政权有了一个名字：法西斯主义。」此书的最后一部分是对英国共产主义的呼吁，这是马克思本人倡导的通过工人革命实现的正统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斯特雷奇1933年的着作《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是一本令人震惊且旨在发人警醒的政治宣传册，内容是关于纳粹主义在德国掌权以后即将发生什么。此书主要的写作目的是警告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崛起，而没有准备写成政治思想着作或明确传达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斯特雷奇这十年间的第三部着作，《资本主义危机的性质》，是倡导共产主义理论的一次公开的尝试。在这本书中，斯特雷奇批判了经济学家凯恩斯（Keynes)和罗宾斯（Robbins)太过专註于货币问题而忽略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如托马斯所说，斯特雷奇认为：「这一拒绝是决定性的转折点。马克思没有犯这个错误，他指出了劳动与劳动力之间关键的区别：技术工人或农民将他体现在社群中的劳动出卖到市场上；工人将他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雇主，由雇主将此工人的劳动出卖。」然而斯特雷奇的马克思主义尽管有影响力且有诚意，却不能持久。如果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斯特雷奇的马克思主义达到顶峰，那么战争及战后时期则是摒弃它而选择社会民主主义。富特指出：「……通过阅读凯恩斯的着作，他修改了自己早期的观点，越发相信国家指导经济能克服资本主义危机。于是他成为工党举足轻重的人物，担任1945年政府的粮食大臣……」哈罗德?拉斯基是20世纪30年代另一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在20年代，他受菲吉斯（J.N. Figgis)的多元主义影响并接受了联邦主义有关社会的思想。这一点可以在他1925年出版的着作《政治语法》（A Grammar of Politics)当中清楚地看到。与马克思和列宁不同，拉斯基以标准的眼光看待国家。他认为国家虽然具有强製性，尽管如此却能够为其公民的需要服务。国家由统治阶级管理，这对于拉斯基来说是有问题的，但是在社会主义的政府治下，国家管理能够公正。可以说拉斯基想通过社会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使国家合法化。这是他在1935着作《理论与实践中的国家》（The Stat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中得出的主要观点，在这本书中他令人信服地说道：「……政治哲学的首要责任是检验国家在其现实性上而不是观念上的品格。」因此，显然对于拉斯基和他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来说，国家的性质与实际功用对于其所产生的政治的性质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如此，註意到拉斯基对国家的态度并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一点是准确的，但他的议程却是激进而偏离于主流工党社会主义的。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只是暂时的，很快就因为共产主义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消失，而二战也反过来分裂并最终结束了同情共产主义的左派书会。另外，以艾德礼为首的工党在1945年获得选举胜利，在其治下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的方式得以回归。

　　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936的着作《就业、利息、货币通论》出版的时候，工党还未决定何种政治经济形式最适合用来贯彻其政策目标。大多数工党左派不仅受马克思主义工人集体所有製思想的影响，还受经济学家霍布森（J.A Hobson)消费不足论思想（underconsumptionist ideas)的影响。工党右派在经济领域的犹豫不决在1929-1931年工党政府时期表现出来，时任财政大臣的菲利普?斯诺登（Philip Snowden)屈从于自由市场与城市银行家（City bankers)的权威来协调製定经济政策。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在他所着的凯恩斯传记中认为，即使是在《通论》于1936年出版后不久，工党仍然倾向于采用一种社会主义的形式作为其经济学说，尽管有部分工党人士开始看出如何能够管理控製资本主义以促进社会主义事业。斯基德尔斯基所说的工党仍然倾向于「社会主义」是指一种己消除私营部分的大规模的计划经济的概念。这个概念必然己在工党左派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一直如此。尽管如此，凯恩斯及其经济理论逐渐影响与经济学相关的社会主义思想，凯恩斯主义出现在工党的一部分当中，作为通向英国社会主义的一种可能的经济途径。富特指出：「凯恩斯对于工党中一部分知识阶层造成了可怕的挑战，他们痛恨私营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却没有办法解决商业循环和总体失业的问题。」凯恩斯主义对于工党中不少人具有吸引力。这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因为它摒弃了古典经济学中的自由市场，这是与工党的哲学价值观相一致的。第二，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目标之一是其对充分就业之可行性的信念，由此再一次表现出它对于在道德上厌恶高失业率的工党有所便利。最后第三，凯恩斯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说，通过实用性的论据证明了以国家机构为工具维持经济稳定的合法性。这样，凯恩斯主义为工党提供了国家干预的经济学论据，国家干预反过来能使工党得以追求其哲学目标，诸如收入与财富的再分配。有关工党采用凯恩斯主义另外有个观点，是由伊利莎白?德宾（Elisabeth Durbin)提出的，那就是作为经济理论，凯恩斯主义开始得到工党重要经济学家的支持。其中较为突出的有道格拉斯?杰伊(Douglas Jay)、埃文?德宾（Evan Durbin)、休?多尔顿（Hugh Dalton)、休?盖茨克尔等工党经济学小组XYZ社的成员，他们在尼古拉斯?达文波特（Nicholas Davenport)和沃恩?贝裏（Vaughan Berry)的指导下集会8他们对这个理论的支持有助于凯恩斯主义在工党内得到更广泛的支持。尽管如此，如伊利莎白?德宾所说，直到1944年《关于失业的白皮书》(White Paperon Unemployment) 发布，该书接受了凯恩斯思想的基本分析，此前不是所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接受凯恩斯主义理论。这是因为一些人怀疑凯恩斯的自由联合，怀疑试图使资本主义製度切实可行、改善资本主义痼疾的理论。大卫?马昆德认为，1947至1949年艾德礼政府时期，凯恩斯的需求管理（demand management)被逐渐米用为工党的官方经济学说。马昆德指出在那段时期：「……大臣们慢慢地放弃了原先对于受社会调控的经济的观点，这种经济下的资源分配是根据政治决策而非市场中的讨价还价，他们转而支持一种混合的经济，以凯恩斯的需求管理为中心。」1945至1951年艾德礼任首相的政府是英国最先实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政府。亚当?普热沃尔斯基（Adam Przeworski)认为凯恩斯主义为左翼政党提供了：「……与资本主义民主妥协的意识形态基础与政治基础。凯恩斯主义呈现出国家能调和生产资料私有製与经济的民主监督调节这一前景……对失业水平和收入分配的民主调控成为使民主资本主义成为可能的妥协之词。」普热沃尔斯基认为，凯恩斯主义为社会民主主义提供了这样的政治经济，认为失业的原因在于需求的缺少，因此需要的是国家实施扩大开支的政策以刺激生产，减少失业。另外，凯恩斯的需求管理采用了与左翼政党政治目的相符的手段，诸如再分配、国家管理、提高税率以投资福利与公共设施的财政灵活机製。1945至1951年时期常被认为是凯恩斯思想在关于经济学说的辩论中占上风的起点，并且作为一套思想体系，它在1945至1970年间达到顶峰。本章试图提供工党从其十九世纪起源到1949年的思想史。本章还尝试介绍某些主题和价值观，有助于理解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轨迹，从而为考察新工党的政治哲学做准备。

　　工党思想史：1949-1979

　　本章将试图给出工党从1949年到1979年中的事件和思潮的思想史。这与战后工党内部修正主义思潮的形成尤其相关。盖茨克尔派被认为是英国民主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者，因此可以将他们看作新工党改良潜在政治价值观以及实现这些价值观的方式的先行者。理解「大论战」对于理解新工党的出现与兴起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坚定的工党右派，布莱尔的新工党坚持修正主义的政治态度，部分地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与工党左派之间激烈斗争的最终结果，是工党对于连续四次选举失败的回应，是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政治与经济变化所作的适时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回应。因此，我认为新工党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休?盖茨克尔对工党的设想相似，但同样，新工党也是对下列因素的回应。这些因素与五六十年代修正主义右派所面临的在性质上并无不同，也就是与左派的哲学论争、连续三次选举失败以及需要找到对「丰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的回应。

　　「大论战」

　　在国内的成功并不意味着议会工党内部的和谐。1949年，在工党议会上，赫伯特(Herbert)、莫裏森（Morrsion)、安奈林?比万（AneurinBevan)之间产生了争论。然而，议会工党中分歧产生的具体日期很难判定。黑斯勒认为：「早在1946年，党内某些群体己经因政策中缺少传统社会主义内容逐渐不抱幻想，五十年代的战线开始形成。」莫裏森在被认为是他的「团结演说」（consolidation speech)中呼吁停止所有私营工业的国有化，因为他认为国有化己经达到其目的，国有化向所有私营工业仅仅为了工业为公共所有的目的而进行的扩展应当结束了。与此相反，比万想要的是全面的国有化，因为他认为这是民主社会主义政府应该做的事情。这是地方分支选区内更为深入的哲学纷争的开始，但主要是在于全国执行委员会（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与议会工党（Parliamentary LabourParty)成员当中。德鲁克对于这一两败俱伤的斗争的看法是，工党在1945至51年艾德礼政府之后从未充分地回答过：「……实现社会主义宄竟意味着什么。」理查德?克罗斯曼在他1951年的文章《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哲学》（中记录的这一不确定的观念以及明显的「我们将往何处去」的态度，对于理解20世纪50年代工党内被称为「大论战」（Great Debate）或「手段与目的之辩」(means and ends debate）中的派系之争至关重要。1951年议会工党以前所未有的比例发生分裂。这一分裂常被定性为比万派左派与盖茨克尔派右派之间关于国有化的问题以及工党政府应当对工业进行国有化的程度的意见分歧，直到1995年它始终是党内团结的一道坎。

　　即便如此，有些人会说以这样的定性解释工党各大派系所面临的哲学问题太狭隘。这些派系领导人的重要性很大：双方的人在1951年大选后成为工党领导人的激烈竞争者，因为预计年岁渐长的克莱门特?艾德礼将在下一届议会之后退出。因此，不仅有这两位党首之间的个人竞争，而且在议会工党内部存在意识形态上的竞赛，双方分别为追随盖茨克尔的修正主义者或现代化者和支持比万的传统主义者。

　　本节不试图剖析工党内各派系的哲学倾向；尽管如此，还是可以根据轶闻性质的证据识别出彼此冲突的哲学立场。这些立场包括左翼或（传统社会主义者），中间派以及右翼或(社会民主主义者）。中间派本可以很简单地归为「工党主义」（Labourism)的追随者一类，但当作五六十年代党内议员的代表则更易于理解。传统意义上，党内中间派被看作「工党主义」的提倡者，可以认为这是在争取工人阶级的最大进步，中间派在历史上曾为许多工会人士占据。在工党20世纪50年代的问题时期，中间派常被认为是致力于在盖茨克尔派和比万派之间稳定党内团结的「保持冷静」的群体。这一派包括诸如约翰?斯特雷奇、迈克尔?斯图尔特（Michael Stewart)、乔治?斯特劳斯（George Strauss)等人。黑斯勒认为中间派并未以真实的形式在工党内真实存在，直到50年代中期党内意识形态分裂出现，这些中间派成员选择跳出时下意识形态的派别之分，呼吁艾德礼首相领导下的团结。论战中各派间另一紧张的局面在于它们在工党的体製内都有各自的力量基础。布赖恩?布裏瓦蒂（Brian Brivati）在他所着的盖茨克尔传记中披露，尽管盖茨克尔派可以从影子内阁、议会工党的大多数成员以及工会处获得支持，但比万派拥有各选区党的总体支持并从1952年开始主导影响政策的全国执行委员会。

　　关于手段与目的的辩论引起了对一个问题的思考：「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对比万派和盖茨克尔派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理解众所周知有所争议，然而这有助于本章揭开这些概念从而对工党内不同社会主义观点有更加全面的理解。

　　比万作为40年代晚期工党左翼的旗手出现。这一左翼议员群体追随比万集会，被称为「比万派」（Bevanites)。把这些工党左翼人士统一起来的主要因素是他们反对艾德礼政府的外交与国防政策。外交部长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认为，英国如果想在二战后的全球政治中维持地位，就必须继续保持在战时建立起的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这一方式被称作「大西洋主义」（Atlanticism),在英国由贝文签署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Organisation)的时候达到顶峰，该组织也称为北约（NATO)。这个组织是西方国家的防御联盟，特别是为了它们的利益而防御苏联。对于比万派来说，这种将英国与美国结盟，妖魔化苏联的政策是不能接受的。工党内分歧一部分在于一些左翼人士认为温和的左派可以与苏俄的共产主义左派对话、联系。尽管如此，比万自己想要的是介于与美国或苏联联合之间的独立中间路线。这一政策被称为「中立主义」（Neutralism)。比万派统一的第二股因素是他们反对核武器以及工党将核武器作为英国战后军备必需。此外，比万派的议员在议会中组织并不严谨，因为他们中许多人富有热情，崇尚独立。尽管如此，他们的演说和文章发表在工党左翼刊物《论坛报》（Tribune)和全国性报纸诸如《雷诺兹新闻》（Reynolds News)、《每日镜报》（Daily Mirror)、《周日镜报》（Sunday Mirror)。至于比万派的政治哲学，比万于1952年发表着作《取代恐惧》（In Place of Fear)，试图为支持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的议员建立一套社会主义政策的逻辑体系。因此，布裏瓦蒂说：「比万派对于领导者来说并不构成直接的挑战，但在1951到1955年间打击了工党议会前座的誌得意满，也是左翼在接下来数十年的活动蓝图。」除比万以外，比万派还包括理查德?克罗斯曼，一位独立自主的学者、政治思想家。克罗斯曼写了数篇重要的论文，特别是他1951年的文章《建立社会主义新哲学》,这篇文章讨论了鉴于1945到1951年间的政策成就，工党的社会主义应当采取何种方向。然而，克罗斯曼的文章同样概括出工党需要关註的比万派的措施，因为他认为艾德礼政府实行的福利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政党来说是不够的：「如果不更大范围地推广公共所有製，或者征收财产税，能否阻止不健康的资本註入呢？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全国性的利润与工资政策，能否抵抗通货膨胀？如果不能，那么若无工会所重视的集体协定自由的修正案，如何执行这样的政策呢？这两个问题在工党执政六年内得以避免。如果工党要再次面对和1945年同样艰巨的挑战，这些问题将无法避免。」克罗斯曼1956年的文章《计划自由》（Planning for Freedom) 提倡了典型工党左派的中央计划观点，但和通常的批评不同，克罗斯曼认为中央计划改善了自由，而不是限製了自由。他在1959年选举失败后不久写的文章《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 ,质疑了修正主义的分析，即资本主义的性质己经得到显着的改革，社会主义政党的经济目标需要与之相适应。简言之，克罗斯曼试图围绕「丰裕社会」的种种谜题支持比万派的观点，并贊成克罗斯兰的修正主义分析从根本上是站不住脚的，这一分析本书将稍作讨论。

　　比万派的观点大部分是工党的传统价值观，源于1918年的党章。对于比万派来说，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也许包括了广泛的再分配、大范围的工业国有化、工党内工会权威的扩大，以及强调社会主义基于阶级的性质。比万派代表了大论战中「目的」论一方。他们认为国有化使国家能够控製生产资料，从而使得政府能够代表工人製定社会主义政策。例如，国有化影响了工人的状况，因为国家向所有雇佣工人承诺公平的工资标准，允许并鼓励工会代表製，提供在国有工业持股工作的自由。这样，工人地位的性质、他们的状况以及他们与工业的关系就与私有、私营公司完全不同了。对于比万派来说，国有化是为了取代个人或董事会私有的工业，而这工业的基本动力是股东的利润最大化。因此，工业国有化的政策对于大论战中「目的」论一方而言具有关键意义。实行国有化意味着社会主义。从而可知，国有化是行动中的社会主义。

　　哲学论争刚开始的时候，盖茨克尔担任内阁大臣和之后的影子内阁大臣，以及一群支持他担当党首的议员的领袖。他们是议会工党的右翼，观点讲求实用，倾向于工党政策的修正主义。当时重要的盖茨克尔派包括托尼?克罗斯兰（Tony Crossland)、罗伊?詹金斯（RoyJenkins)、伍德罗?怀亚特（Woodrow Wyatt)、克裏斯托弗?梅休（Christopher Mayhew)、阿瑟?艾伦（Arthur Allen)、帕特裏克?戈登?沃克（Patrick Gordon-Walker)、阿尔夫?罗本斯（AlfRobens)。正如托尼?克罗斯兰在《〈现在的社会主义〉及其他论文》（Socialism Now and Other Essays) 中所说，对于修正主义者而言：「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基本上是关乎平等。我们所说的平等不只是精英社会，平等的机遇中最大的奖励将给予那些具备最好的天赋和家族背景的人；我们采用『强大』的平等定义一一罗尔斯（Rawls)后来称为『民主』的概念，是相对于『自由』的概念。我们也不只是指简单的（并非指实践证明其简单）收入再分配。我们想要的是更宽泛的社会平等，同样包括财产分配、教育製度、社会阶级关系、权力以及工业特权一一确实这些都在古老的『无阶级』的社会主义梦想中被奉若神明。」盖茨克尔在1959年大选竞选运动时接受的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中概括了他暗含的政治价值观：「我认为我们没有任何原因怀疑自己所相信的基本原则。毕竟谁也不是为找乐子而从政的……我们仍然相信……平等与自由同时并存，相信平等机遇，相信公平交易……相信得体而有尊严地对待其他国家。这些东西都不是暂时的、短暂的，而是永久的……但是如何实现它们，如何解读、表达它们以适应于……现今的一代人，我认为这始终需要慎重考虑。」至于有关手段与目的的大论战，盖茨克尔与他忠实的战将们一道，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以论战的主角现身，支持国有化作为工党政府的政策应当是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在菲利普?威廉姆斯（Philip Williams)的记录中，盖茨克尔终其一生都认为，公有製原则上是一个手段，是为了实现正义、平等、无阶级社会这一真正的社会主义目标，而本身不是目的。22考虑到国有化应当扮演的正确适当的角色，「手段论」者对于如何建设民主社会主义社会这一问题的情绪在以下引自克罗斯兰的论述中得到了充分的概括：「因此有可能在混合经济的框架内达到更大的平等以及其他令人满意的结果，公有製只是作为许多可能的手段当中的一个而取得一席之地，以达到计划中的目的。」 尽管如此，「手段论」者承认，私营部门决不能完全解除管製或任由市场来统治人民。

　　他们所呼吁的不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也不是更广为人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放任方式。「手段论」者认为资本主义在战后的共识下己进行很大的改革和社会化，这就是为何他们觉得工党一些团体需要认识到资本主义并非与民主社会主义截然相反。托尼?克罗斯兰在写于1956年，个人富裕水平上升、消费品膨胀、经济増长的时代的文章中认为：「自世纪之交，资本主义就经历着一场缓慢的转变，尽管这缓慢的过程很痛苦。这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于非资本家反抗工业的放任自由引起的不快后果，以及政治上和工业上的左派势力渐长。」克罗斯兰指出，和反资本主义的阶级的反对一样，商人阶层也开始要求对传统资本主义的改革，这是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冲击和事件，再加上诸多其他问题，如：「……资产阶级内旧时那种毫不犹豫的自信，以及简单地认定不加管製的资本主义一定是所有可能存在的製度中最好的，这些观念都己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逐渐稳步増多的对资本主义引起悲惨的社会和物质结果的道德良知：30年代中产阶级的政治渗透，以左派书会的惊人现象为其鼎盛标誌，当然还有心理的变化……（心理变化）与工业资本家逐渐由管理人员取代有关。」资本主义製度特征中从所有者到管理者的转变这一问题，常被称为「管理革命」（themanagerial revolution)，基本上认为作为资本家的所有者做出决定完全是基于利润的考虑，然而这新一代管理者的动机却不仅是利润，因为他们是拿工资的雇员，并不拥有问题涉及的这家企业，也不亲自获得直接利润，因此其他考虑对他们来说变得重要起来。他们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对待下级的管理声誉，诸如此类的因素都在他们的决策中有所影响。而这也反过来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特征，使它在工人、工资和相应问题上不再那么凶恶。

　　然而，克罗斯兰认为这些因素对于资本主义特征的改变只有较小的影响。他在《社会主义的未来》Future o/5oc/a//sm) —书中的观点，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对经济和社会重建的需要改造了英国资本主义的性质，这一影响甚于其他任何因素。克罗斯兰认为这是因为：「保守党占主导的政府迫于军事急需，采用工党在年復一年的和平时期徒劳吁请的很多改革措施：政府计划、充分就业、再分配税收、新的社会服务。这些措施完全可行且并非左翼空想家乌托邦式的梦想，这一教益选民没有忘记，他们在1945年坚决地把保守党驱逐下野，因为其在和平时期忽视的事情却在战时积极实行。」克罗斯兰认为，推进传统资本主义特征改变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1945至1951年艾德礼政府在国内所取得的成就：「例如，国有化包括了民航、钢铁、公路运输，以及大东电报局（Cable and Wireless),除此以外还有列在正式项目中的工业。社会服务政策延伸至家庭津贴、国民医疗保健製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以及国民保险製度（National Insurance)亲新的结构性变革，而不是小修小补。在再分配税收领域，就业水平、贫困地区（Distressed Areas)问题、工人阶级生活标准、政府对经济的控製，都大大超过了战前大多数评论者的预期。」总之，托尼?克罗斯兰概括出「手段论」者的立场，在其所在的20世纪早期，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大的改革，是由于工业左派、资本家的反对阶级以及工党力量的崛起，更重要的是因为资本主义管理技术上由所有者向管理者变化，而管理者与广大中产阶级一道，遭受世纪初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痼疾所引起的堕落与肮脏的攻击，大量英国工人阶级却不得不忍受。

　　选民中道义上的变化把保守党排除在外，使得工党政府得以重建资本主义福利製度，其社会供应与管理是前所未见的。

　　克罗斯兰第二部主要作品《保守的敌人》（The Conservative Enemy) 28是20世纪60年代工党的政治纲领，也是对保守党以及他认为是工党社会民主主义保守成分的一次进攻。这本书对政治经济学并没有提供《社会主义的未来》未曾明确提出的新思想。事实上，克罗斯兰为他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中的主要观点辩解，如富特所说，他附和了加尔布雷思（J.K.

　　Galbraith)的观点，强调私人的富足与公众的糟糕之间的鸿沟，提出一系列平等主义措施应对这种情况。

　　在1964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的未来》第二版导言30中，克罗斯兰承认他对西方经济尤其是英国经济能够产生的増长水平的预测过于乐观。这反过来影响了可用于投资公共开支和福利措施的岁入总额。他1974年的书《〈现今的社会主义〉及其他论文》是关于一系列克罗斯兰在相关方面担任过部长的问题的论文集，这些问题诸如环境、住房、教育等等。开篇的文章《现今的社会主义》是对他自己的修正主义思想的评价，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认为修正主义者不必修正他们的社会主义形式。这篇文章中承认的两点内容值得重视。第一点，克罗斯兰称1964至1970年间威尔逊工党政府的经济政策是失败的，因为失业増加了，通货膨胀加剧了，而经济増长相较1964年的保守党左派政府时期减缓了。第二点，克罗斯兰承认，他之前所写的文章中对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速度与容易程度都过于乐观了：「事后看来，早期的修正主义论着在语气上太过自满；他们提出了正确的改革方案，却轻视了在英国的环境下实现它们的困难。」最后，《现今的社会主义》包括有一份清单，列出了未来工党政府应该关註的需要优先考虑的领域，包括了降低贫穷，进一步提供体面住房（decent housing)，将发展性土地归入公有，再分配资本财富，消除教育製度中的挑选与隔离，以及扩大工业民主。

　　理解国有化的哲学论争要记住的关键一点是，这一论争也关于「第四条」。手段与目的的大论战部分地是关于「第四条」与国有化作为工党政策之间的相关性的辩论。「第四条」，准确说党章的第四点，明确承诺要让公有製充满整个经济。因此，这是1918年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这一政策目标对许多工党的人来说既不现实也不称心。尽管如此，盖茨克尔和一些修正主义领导人物至少最初认为应当重新起草「第四条」，以期与工党想要建立的社会相一致。35盖茨克尔的这一雄心壮誌因近期的选举失败而燃起，因为他认为这使得保守党人歪曲了工党经济观点的意图。盖茨克尔重新起草了「第四条」，在1960年3月由国家执行委员会(N.E.C.)认可，但如威廉姆斯所说：「……在四个月中，六个主要工会中的四个拒绝修订章程，而且面对议会中一定的失败，盖茨克尔只得把『新约』 这一称谓降级为『对工党在二十世纪目标的有价值的表达』，而对『第四条』则原封不动。」工会与来自更加广泛的议会工党的压力都反对盖茨克尔对章程的修正。虽然他们的领导者比万不在，工党左翼仍持乐观态度，而1960年比万己病重。工党左派的信心使得他们能够更快进入下一个与领导者的内部斗争，即工党的核武器政策。

　　1960年春，工党在核威慑力量与核防御上的立场问题被提出来，这个问题同过去一样成为工党的障碍。威廉姆斯认为这己成为关于工党特性的矛盾，无论它是要成为一场抗议运动还是未来的政府。39在政府取消美国「蓝色霹雳」（Blue Streak)火箭这一关键性事件之后，他们不得不决定英国是否需要独立的核威慑力量、北约总体常规与核安全（collectiveconventional and nuclear security)，或者英国是否应该保持中立，采取并鼓励非核政策。这反过来意味着工党必须对这一问题持有政策立场。工党左派传统上对军备积累持怀疑态度，逐渐更加明确表示其对单边主义的支持。单边主义事业成形于称为核裁军运动(Campaign forNuclear Disarmament, CND)的一个组织，由一批比万派、基督教和平主义人士以及新左派知识分子于1958年组建。其目的是主张英国通过单边谴责核武器来树立道德领袖。单边主义事业的影响在1960年暂时被工党作为政策时到达顶点。单边主义事业在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 1958年的文章《突破》当中有最强烈的议论。富特认为霍尔的观点指向对抗苏联时丢掉的的道德高地，因为这使得苏维埃能够将西方的核威慑力量解释为现实存在的军事威胁。这也相应地降低了苏联周边的东欧国家民主演进的几率。在解释霍尔的论点时，富特认为西方的辞令和国防政策对以下事情负责：「……阻碍东欧的民主化，巩固了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对权力的掌握，而其总是通过指向西方的威胁来纾解任何对其统治的威胁。」工党的右派认为，如果不具有独立的核威慑力量，英国在面临苏联的威胁时将会依赖美国提供安全。党内的这一辩论被称为「单边主义-多边主义辩论」。它加深了党内的哲学划分，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工党议员和党员支持多边主义事业才算充分解决。作为工党这一激烈动荡的历史时期的总结，保守党在1959年大选中获胜，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Macmillan)赢得工人阶级50%的选票。工党的主要两翼彼此持续冲突，1963年盖茨克尔突然逝世，左翼人物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击败来自右翼两位人物吉姆?卡拉汉（JimCallaghan)和乔治?布朗（George Brown)的挑战，成为工党领袖。对某些人来说，在威尔逊的领导下，工党似乎将可能改变方向。

　　凯恩斯主义的危机：1966-1979年

　　凯恩斯主义作为社会民主主义和工党的经济学说，其衰退可从两方面理解：国际和国内。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认为，凯恩斯主义作为经济学理论开始衰败有一些国内原因。第一，斯基德尔斯基认为凯恩斯的一个短处是他的理论中忽略了许多造成失业的原因3例如，凯恩斯承认需求不足（demand-deficiency)导致失业，却没能指出诸如劳动力的固定性和适应变化的缓慢等供应方的问题也能造成失业。这些长期积累下的供应方因素，其实际结果最终加剧滞涨。斯基德尔斯基所提出的另一个凯恩斯主义衰败的原因是，事实上，40年代末直到70年代初是西方经济体生产效率高、失业率较低的「黄金时代」，而凯恩斯主义不是其唯一的原因。45当凯恩斯主义经济经历攀升的物价和失业率以及低下的经济増长时，按照这一非主流观点，滞涨只是被「超赶」效应（catch-up effect)推迟了，藉此效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经济体己得益于技术以及对带有工业适应性（industrial adaptability)的商品的高消费需求。46斯基德尔斯基有如下观点：「欧洲大陆的工业与劳动关系的重建是战败的结果，而不是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结果。战胜国英国和美国受凯恩斯思想影响最深，而展现出结构性改革的倾向最弱。」第三个问题是对提高工资的需求。这个问题不只是经济的，同样是政治的。英国的凯恩斯主义者实行收入政策以期政府保持较高的总需求，因而工会将接受对工资的控製，克製劳工行动，此类行动会降低生产效率。事实上，工会不满足于收入政策所设定的工资水平，这导致了通胀的上升。50斯基德尔斯基指出了凯恩斯主义衰败第四个也是更为重要的因素，亦即财政管理不善。51他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从来都知道，超过某一点以后，税收会遭遇抵抗……60年代工人阶级对税收的抵抗发展快过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因为对后者的税收己经因罪恶以及通过权高责重的人得以减轻。」与财政管理不善不无关系而是相互联系的第五个因素是，一些工会中的工人阶级要求更低的开支，这样他们能得到更高的工资。这可以看作是「补偿性工资提高"（compensatingwage-push),但这不是财政政策的唯一结果。一个连锁反应是，因为大量投资以及财政部由于抗税而没能集合足够岁入，由此导致预算赤字的发展。」在国际经济因素方面，有几个问题。第一，安德鲁?甘布尔（AndrewGamble)认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问题在70年代早期通过规模急剧増大而恶化。60年代中期的问题是通货膨胀与失业的逐渐増多与经济増长的缓慢。这特别是由1971、1972年间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引起的。随之而来的是，1973年油价翻四倍及其后发生的世界普遍经济衰退。第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油价的上涨以及世界经济衰退导致通货膨胀与失业率急剧升高。因此，滞涨的经济问题很快在各经济体中出现，成功的经济管理会愈加显得比五六十年代困难。甘布尔指出，正是在70年代早期前后，一些奉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体的经济重心发生了变化。控製通胀取代保持充分就业成为重心，公共支出项目突然显得非常昂贵，于是受到抑製，对工资的控製变得严密。第三，甘布尔间接提到的更深层的问题是，70年代早期经济増长的消失曾被解释为暂时现象，但70年代早期的经济问题逐渐不像是短期的，而是代表了国际经济体系中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正是这种对1974至1979年威尔逊和卡拉汉政府时期増多的经济问题的认知，使修正主义右派显得不能够管理经济以使其保持増长，同时提供促进社会公平的政策。这个观点提倡运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来确保更大的经济和社会公平，克罗斯兰在工党中大力论证了这一点。第四，甘布尔认为，货币主义的经济方式是在70年代早期前后开始为一些政治家和经济评论家讨论并严肃对待的，特别是保守党的基思?约瑟夫（Keith Joseph)等人。简言之，货币主义似乎有70年代经济问题的答案。

　　来自新右派的挑战：1979年之后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保守党及其激进的新右派新自由主义和社会威权主义政治哲学（social authoritarianism)是英国20世纪80和9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哲学。工党在大选中彻底失败，也没能向英国的公众传达他们对英国社会的观点。此外，他们没能像表达他们对撒切尔主义的否定那样清楚地表达他们拥护的是什么。哲学上，新自由主义在保守党执政期间似乎是处于支配地位的，而只有五分之二的选民投了它的票。新工党是后撒切尔派的政治方案，而要对其加以分析，则必须以其前任的情况以及新自由主义影响工党政治思想从而产生新工党的方式为依据。

　　1979年的大选中保守党为其新右派哲学的立场争辩。卡拉汉与工党竞选的理由是，撒切尔保守党的新激进主义是未经尝试和验证的，工党是选民「安全」的选择。尽管如此，保守党以四十四个席位的主导赢得选举，这当中包括了 5.1%摇摆不定的选民从工党转移到保守党。保守党在70年代中期到末期采用新右派哲学对于保守人士来说是不寻常的激进之举。新右派广为人知的特征是几项政治主张。这些主张包括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批判高额公共福利支出，从而为最低水平福利国家（rolled back welfare state)的最低社会供给提供辩护。

　　然而，将新右派视为统一的哲学是不准确的，正如肯尼思?胡佛（Kenneth Hoover)和雷蒙德?普兰特（Raymond Plant)在他们的书《英国与美国的保守资本主义》（Conservative Capitalism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中所提出的观点：「在其整个历史上，英国的保守党和美国的共和党都包括有传统主义者和个体主义者，前者相信使用权威机构来确保实现社会和经济的目标，后者则更想使市场尽其可能地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得以运行。」可以把新右派哲学中相矛盾的不同派别描述为保守主义的新右派和自由主义的新右派，他们在诸如政治文化、国防以及公民社会等问题上有冲突。然而，既然承认新右派政治紧张的局面，即暗指新自由主义经济方式强调消极自由以及「放手」的经济方式与另一种相当不同的个人与社会生活领域中的社会威权主义这两者之间的断层，作为工党政治思想的研宄者，必须对于令人信服而言简意赅的新自由主义哲学有所回应。

　　哲学上，新自由主义在其共同的论敌方面是统一的。政治上，其在英国的敌人显然是工党，而哲学上的敌人则显然是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运作与价值观。新自由主义者以几种方式回应了社会民主主义的道德与伦理价值观，他们以多种辩护方式反抗社会民主主义对他们政治思想的批判。第一，在社会正义方面，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宄其本质属性而言，社会正义并不存在，因而是幻想。63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认为社会正义是道德幻想，因为市场并不导致不正义，不正义的现象因故意行为而起，而市场的结果并不故意製造不正义。市场製度下无意产生的结果是不幸而非不正义，因此国家没有责任减少这些不幸。第二，在其社会正义批判中，如哈耶克（Hayek)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正义这个术语备受争议，其含义以及媒介，即分配政治学（distributive politics)，都有很多种版本。哈耶克说，因为社会正义和分配政治学都是主观性的，因而不能得到哲学上的支撑。第三，新自由主义者对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思想的攻击以否定积极自由概念的形式出现的。如凯思?约瑟夫（Keith Joseph)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提倡积极自由概念的人混淆了自由与能力。根据新自由主义者的观点，自由是没有干预，能力是指人有能力执行和做出某些选择。因此，「做某事的自由』』（『fre domto』），换言之，积极自由的概念是不准确的，因为它将自由的概念与能力的概念连接起来。自由不是关于获得追求物质占有物或者生活机遇的能力、权力和协助，而是关于生活不受拘束，免受国家、市场、社会上其他人的干预。第四，新自由主义者否定了大规模公共供给的作用，因为他们认为这不能创造更平等的社会反而让中产阶级不合比例地从中获益。尽管他们不关心减少不平等，进而不关心工人阶级的境况，但他们通过这一论调消除了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社会正义及其主张福利大国的平等主义回应。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福利国家能缩减为极小的安全网，为真正不能自足的人提供保障。这也转而减轻个人的税负，减少国家在人民生活中的作用，从而使其免于国家干预。减少福利国家也将是值得作为道德目标的好事，因为新自由主义者间接提到，依赖于福利的文化己发展到鼓励个人不追求充分发挥其潜力而是接受国家给予的「免费午餐」。

　　本章试图记述工党从1949到1979年的思想史。另外，更加相关的因素是1979年保守党上臺，其所持的是新右派形式的新的激进政治哲学；经济上所持有的新自由主义结合着一种社会威权主义。工党应对新自由主义者的挑战方式与撒切尔主义对工党产生的影响将会在接下来的三十年裏塑造工党的历史。下一章将试图分析工党应对撒切尔主义以及各种具体内部政治和哲学论争所作出的努力，这些论争自1979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笼罩着工党，并促进形成新工党的政治哲学。

　　工党思想史：1994-2004

　　前三章中给出了工党的思想从十九世纪起源到二十世纪末的历史。本章将尝试使用和前三章相同的方式，给出1994至2004年期间工党事件与理念的思想史。本章指出了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做出了卓着贡献，进而塑造了工党，并协助创造了我们所理解的「新工党」这些因素包括：现代化者将工党重塑为新工党；「旧工党」与「新工党」之间的区别；新工党中的新民主主义者扮演的角色；重新起草「第四条」全球化观点；1997年选举宣言的具体政策；第三条道路的思想；2001至2004年第二届执政期的思想。

　　重塑工党

　　我理解的新工党是从1994年至今托尼?布莱尔领导下建立在工党之内的现代化社会民主主义。有必要声明，尽管新工党如今己被广泛认为是布莱尔政府自1997年及其影子内阁自1994年以来的政治学，但它起初是改变工党选举号召与政策的一个流程。史蒂夫?卢德兰（Steve Ludlam)说：「一般认为自布莱尔1994年继任工党领导人开始的新工党方案以此方式遵循了工党意识形态、组织、政策的长期现代化。」1994年布莱尔当选工党领导人时，「新工党」还没有正式存在。「新工党」这个词第一次公开使用是在1994年工党大会上会议平臺上的短语/『新工党，新英国」(New Labour: NewBritain)。尽管如此，是菲利普?古尔德（Philip Gould)认为这个词可以与工党在1989年的现代化协同使用。古尔德称，这个思想己经被遗忘，直到克林顿的新民主党成功使用这一短语以表现他们与「旧」共和党之间的差别才重新引起人们的关註。阿裏斯泰尔?坎贝尔(Alistair Campbell)建议在1994年大会使用「新工党，新英国」这一短语，从那时开始布莱尔感到「新」这个概念对于工党下一步所要做的来说很适宜。其重要性有三点。第一，我们必须註意，「新工党」这个名称描述的是强有力的工党现代化者的政治学与政治方案，而不是工党全国范围内的一项议程。布莱尔、布朗、曼德尔森（Mandelson)、坎贝尔、菲利普?古尔德，政治顾问与同类相似的人，这些大部分组成1997年后布莱尔内阁的人都可以被看作「新工党」的代表。第二，作为一项政治方案，这是对工党过去数次选举失败以及英国自70年代以来社会和经济变化的回应，也是在政治上对体现在撒切尔主义中的新右派思想所提出的思想霸权主义的回应。曼德尔森和利德尔（Liddle)明确指出：处理好新工党的问题是更为艰难的任务，取决于理解重新表达工党的基础信念战后的威尔逊和卡拉汉工党与撒切尔和梅杰保守党深思熟虑的一项进步的改变一一需要更大的激进性和独创性，而不只是正确的改变。因此，新工党不是一套抽象存在的独立思想，而是对于英国社会的问题和需要所作出的回应。其传统乃是植根于工党的近代历史，而不是作为一种社会民主主义教科书裏的哲学单独存在。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就我理解，新工党代表了工党政治范围内一种真正新的明确的意识形态地位。我们在本书后半部分将看到，新工党具有自己的哲学立场，是一种不同形式的社会民主主义，而非己经在此前存在于工党。因此，新工党最初是一个政治方案，代表一种明确意识形态位置的政治派别。这并不是说新工党是单独的、新的、富有说服力的政治哲学，而本书将在此后论证它不是。新工党有的似乎是对诸如自由、平等、社群等政治价值观的一种解释。

　　「旧工党」与新工党的区别

　　马丁?史密斯（Martin Smith)认为，对于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工党，主要的政治反对者是现在可粗略被称为「旧工党」的支持者：「如果还剩下一个敌人，并被布莱尔领导层中某些人强烈地认定为这个敌人的，那它就是『旧工党』。旧工党实际上是党内右派、左派、异议分子的结合，但其修辞上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使新工党与它的过去保持距离，并向选民指出，工党己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在本章的这个地方，使用有关所谓「旧工党」与新工党的区别的第一手访谈资料很有好处。访谈对象是前工党政治家、布莱尔时期的顾问、学者。我问的问题是「『旧工党』与新工党的区别多大程度上是修辞性的，多大程度上是真实意义上的？」在与时任公共政策研宄所所长的马修?泰勒（Matthew Taylor)的访谈中，他认为旧工党与新工党的区别是不准确的，并指出了工党内他认为更能反映存在的意识形态分歧的三个主要思想流派。第一，「极左派」或托洛茨基派左派，他们对社会有基于阶级的分析，是国家中央集权主义者，于70年代末80时代初以民主主义为幌子进入工党。第二，「温和左派」(soft left)，可视之为两种传统的结合，即激进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处于「温和左派」的人对诸如平等、女权、分权、生活质量等问题感兴趣。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流派是工人主义（劳工至上主义）右派，他们偏向于工人阶级，关註赢得权力，主张中央集权，对福利国家的高公共支出与普遍物资供应感兴趣。10时任伦敦经济学院主任的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与泰勒不同，更接近于新工党的意识形态，他认为不必使用「旧工党」和新工党这些词，吉登斯承认左派存在分歧，但是应在传统与现代化左派之间进行区分。根据吉登斯的观点，传统的左派提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国家集权主义、集体主义的执政方式。现代化左派提倡市场经济，信奉权力分散。

　　吉登斯认为，新工党试图在现代世界保持社会民主主义价值。吉登斯认为，现代化左派，进而是新工党，有决心保持候选资格，并保持政治中心立场的统一。这是因为吉登斯相信，全球化正在重新塑造全世界政治的意识形态版图，反全球化的左派与极右派是在政治的中心立场上相互竞争的政治压力。

　　时任费边社秘书长的迈克尔?雅各布斯（Michael Jacobs)认为，「旧工党」与新工党一样是一个构想。雅各布斯提出，曼德尔森与古尔德同时发明了这个词，就像重塑工党并将它与过去作对比的营销策略。雅各布斯指出旧工党这一概念是不准确的，因为认为罗伊?哈特斯利与托尼?本恩信仰的是同一种社会主义是荒谬的。雅各布斯的主要观点是把修辞与现实分开。他认为新工党的修辞己经失去了传统的富有改造能力的社会主义语言，但现实更有利于工党比之前的工党政府为社会民主主义取得更多成果。雅各布斯继而指出新工党与工党内各种流派有所不同，特别是关于对私营企业的态度。他认为新工党相信企业大多数是为公共利益而运作，因为它们将其等同于消费者利益。另外，雅各布斯认为罗伊?哈特斯利绝不会提出这样的说法。最后，雅各布斯说，新工党不给予公共部门任何特权，而旧工党却是以其全部形式这么做的。

　　大卫?马昆德认为区分新工党与传统工党政策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是为了赢得并不欢迎工党的广大选民的支持。马昆德提出，新工党如果想建立能与撒切尔时期的成就相匹敌的社会联盟，就必须这么做。马昆德同样指出，新工党的编史某种程度上是不准确的。他这么说是因为约翰?史密斯好像从没做过工党领导人一样。

　　时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的尼尔?金诺克认为旧工党这个词之所以存在，唯一的原因就是新工党这个词存在。金诺克说，这个词一部分是修辞性的、为了表达概念的，在这些词裏它是无可非议的。虽然他断言新工党内一些人想让「新」永远放在「工党」前面，因而不只是相比于之前版本的一个新版本的工党，而是想要工党成为它所不是的党。金诺克接着说，新工党内这样的人想要完全改变其价值，并且对世界如何运作得出一个不同的分析。

　　贾尔斯?雷迪斯（Giles Radice)认为，「旧工党与新工党」的区别很大程度上是修辞意义上的对比，设计出这种对比是为了表示工党己经改变，从而有可能获选。雷迪斯评论说，采取修正主义的政党政治方式是每代人非常重要的一项政治任务。雷迪斯将重新起草「第四条」作为新工党现代化者主要的一项修正之举。

　　罗伊?哈特斯利认为在新工党某些团体与旧工党某些团体之间意识形态方面存在非常真实的区别。他以布莱尔的思想为例，说他的思想与如安东尼?克罗斯兰这样的平等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思想之间存在非常真实的区别。哈特斯利将「旧工党」当作是与新工党不同类型的工党社会民主主义的标签。

　　受访者的观点可以按如下分类：认为旧工党/新工党区别大致上准确；认为这个区别整体上不准确；认为这个区别某种程度上就政治策略、修辞、助选来说是准确的；认为这个区别在某种程度上就思想与政策来说是准确的。

　　大致上我采用泰勒、雅各布斯、金诺克的观点，认为作为区分工党内不同意识形态群体的方式，旧工党与新工党的区别这一方案是不准确的。尽管我不同意泰勒所分析的工党能分解为三种意识形态群体，即托洛茨基左派、工人主义（劳工至上主义）工会右派、激进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温和左派」 ，但我却承认存在历史性的区别，这大部分是因为对政治经济学不同的解释与对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的不同理解。因此，我不认同旧工党/新工党的区分是基本准确的。尽管如此，有关上述两个论点，即「旧工党/新工党的区别在思想与政策方面是准确的」与「旧工党/新工党的区别在策略与修辞方面是准确的」，我再一次遵循泰勒、雅各布斯、金诺克的观点，因为我认为「旧工党」不是，也从未是工党中一个独立的、连贯的意识形态类别，因而这一区别就区分思想与政策而言是不准确的。至于说旧工党/新工党的区别是关于赢取选民信任的修辞与政治策略，我则表示贊同。「新工党」这个词是用来向怀有疑问的选民表明，有关处理劳资关系的涉及三方的方式，工党的政策将不会像威尔逊一卡拉汉政府那样。另外，它是用来表明新工党是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而不像1980至1983年迈克尔?富特领导期间的工党那样特别左翼，当时本恩派的「新左派」占据主导地位。新工党试图并最终得以表明的是，他们不是工党的「旧右派」或「旧左派」或「新左派」，而是意识形态温和的经过巨大改革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实质上，它是工党的新右翼。

　　新民主党对新工党的影响

　　斯蒂芬?德赖弗和卢克?马特尔带有些许争议地提出，新民主党对新工党的现代化者产生最重要的影响：「也许对工党现代化者最为重要的影响来自美国。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 1992年总统选举获胜一一这一年工党败给了约翰?梅杰，士气低落一一表明左派的政党可以在保守主义长期占有支配权后赢得权力一一但只有在它向政治中心立场转移的情况下才会这样。

　　同样，有关所谓新民主党对新工党的影响，使用相关的第一手访谈材料是有好处的。在这一系列访谈中我问的问题是，「你就新民主党对新工党的影响有何观点？」关于新民主党对新工党的影响，泰勒认为工党政治的研宄者必须区分政策、策略与呈现方式（presentation)。泰勒认为新民主党对新工党的修辞与解释方式是有影响的。尽管如此，他指出新民主党在政策问题上，相较于向欧盟学习，并没有产生过度的影响，以至于对向美国学习有一套系统的过度分析。泰勒称，因为英国的国家政策决定放在美国是相当于州的层面上的，所以联邦层面的新民主党对英国工党就教育、健康、养老金改革方面没有可以建议之处。此外，激发工作主动性的福利与其说借鉴自美国，不如说同等地借鉴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他们己经如此实行了三十五年。

　　吉登斯认为新民主党与新工党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因为如菲利普?古尔德等工党官员与新民主党合作至80年代。然而，吉登斯表示新民主党确实有一套社会与社会变化的理论是为新工党在某种程度上所采用的。据吉登斯所言，新民主党认为工业时代己经被信息时代取代，在信息时代需要权力的分散，选民政治当中存在变动的联盟（shifting alignment),为应对这种社会变化需要形成新的政策。

　　雅各布斯认为新民主党对新工党的影响被夸大了。关于政治策略，雅各布斯认为新民主党教会了新工党如何使用媒体，长期做媒体的操纵、防御、进攻游戏。雅各布斯特别指出，新工党受「三角定位」方法（triangulation)的影响，这种方法使政党能够在不同的公众意见之间进行三角定位，从而显得同时处于左派与右派，进而能够构建共识。雅各布斯提出「三角定位」作为一种政治手段被新工党用以改善其温和的号召力，这种提法似乎是准确的，因为菲利普?古尔德说，布莱尔热衷于超越传统的左右藩篱。22古尔德将布莱尔重新定义政治分界线的欲求与第三条道路政治学联系起来。23在政策方面，雅各布斯与泰勒一样，认为关于活跃劳动力市场的大部分福利改革源自斯堪的纳维亚的程度与源自美国的差不多。因此，雅各布斯总结说，新工党从新民主党那裏借用了福利国家改革与大规模政策方案，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

　　马昆德不确定新民主党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新工党，但他的印象是这一政治影响是颇为可观的。马昆德引述，20世纪90年代新工党登上英国政治舞臺，而此时新民主党是赢得选举的唯一的同类西方政党。马昆德认为新工党将比尔?克林顿视为取得了他们所想要取得的成绩，也就是赢得了历来投票给右派的那部分选民的支持。马昆德还提出，布莱尔和布朗认为美国新民主党的政策就在英国「行得通」而言，比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政策具有更好的引导作用。

　　金诺克认为，新民主党对新工党产生影响的观点是误导性的。金诺克指出，在两个组织内部都存在可共享的价值观，但是新民主党在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者非常不同的政治环境中运作，因而真实的政治影响无法如一些评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巨大。另外，金诺克指出一些工党官员，如菲利普?古尔德，在1992年总统选举中为新民主党提供过帮助，并事实上向美国出口了英国的助选手段，诸如快速的媒体反驳系统。

　　雷迪斯的观点与金诺克相似，认为新民主党对新工党的影响某种程度是被夸张了。雷迪斯认为唯一新工党可能真正受到影响的领域是关于如何被选的政治手段，而且即便如此，这影响似乎也是互相的。

　　哈特斯利不确定新民主党对新工党有何影响，但他感觉美国的某些政策，如「工作福利製」与政府对工作方案的福利相似。此外，他认为希拉裏?克林顿（Hilary Clinton)最初公开讨论了第三条道路的思想，而这影响了新工党的一些人，特别是布莱尔。在竞选与助选活动方面，哈特斯利承认，诸如曼德尔森、古尔德等人可能受到了如「三角定位」与迪克?莫裏斯（Dick Morris)「50%法则」（即领导人无法製定超过50%的选民不同意的政策）等策略的影响。

　　受访者的意见可作如下分类：认为新民主党在某些方面影响了新工党；认为新民主党在政治策略、解释、修辞方面影响了新工党；认为新民主党在思想与政策方面影响了新工党；认为新民主党的影响是误导性的；认为新工党以某种方式影响了新民主党。

　　关于「新民主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新工党？」这个问题，我认为新民主党以某种方式对新工党产生影响，因此我同意所有受访者的观点（除金诺克所提出的任何影响的观点都是误导性的之外）。应该指出，金诺克的这一回应符合预料，如正面回应所暗示的，在他的领导下工党内的变化至少部分地受到一些美国民主党的影响，而这显然是他想要否定的，因为他声称他担任工党党首时，工党成员帮助了克林顿的总统竞选。我再一次同意除金诺克之外所有受访者概括出的论点，即新民主党在某种程度上就政治策略、呈现方式、修辞等方面影响了新工党。我尤其同意雅各布斯的观点，认为新民主党教会了新工党如何使用媒体传达自己的信息，并引入「三角定位」等助选技巧，以使他们显得同时在各种问题上既是右派也是温和的左派。尽管这样，和泰勒、雅各布斯、金诺克、雷迪斯一样，我认为新民主党对新工党思想与政策的影响充其量也无足轻重，在最差的情况下则完全不存在。我遵循金诺克与泰勒提出的观点，即新民主党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运作，声称代表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所代表的颇不相同的利益群体，认为新民主党影响了大量新工党的思想与政策规定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点得到了泰勒提出的一个问题的支撑，即因为国家政策的决定是在全国的层面上製定，而不是美国的联邦层面，所以联邦层面的新民主党就公共服务、养老金改革及类似国内问题对新工党没有什么可以教授的。最后，新工党如果受到了新民主党的影响，我不确定其受影响的程度有多大。

　　重新起草「第四条」

　　「第四条」的重新起草也许是最为深远地影响工党特征的一次改革，它必然是新工党现代化者最具象征意义的改革行动。菲利普?古尔德认为重新起草「第四条」是布莱尔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一次与布莱尔的谈话中，古尔德就工党章程的那一部分讲了他的打算：「以往的领袖失利是因为他们妥协了。我不会妥协。我宁肯被击败，离开政治，也不要向工党弯腰。我打算和工党较量。」此外，在1994年党大会上提出重新起草「第四条」需要约翰?普雷斯科特的支持。古尔德引用阿裏斯泰尔?坎贝尔的话：「我们没有约翰?普雷斯科特是做不了这事的一一不是约翰勉强同意，而是他实实在在地同意，得到他的批准……最后是约翰说如果你要这么做你就得把它说出来，你不能瞎转悠。那正是在我们为新时代检讨章程的最后一刻写进去的。那其实是出自约翰一一我们当时是要绕过这一关的。」唐纳德?麦金太尔（Donald MacIntyre)指出，重新起草「第四条」这一措施，是工党对现代化的最终表达。麦金太尔说，布莱尔非常热衷于这一想法是因为：「这将相应地成为与工党的社会主义过往作象征性的决裂。」尽管如此，他认为曼德尔森是谨慎对待重新起草章程的，因为他记得盖茨克尔在1959年选举之后试图重新起草「第四条」时遭遇的问题，而正是这最终导致了失败和内部冲突。

　　不过，布莱尔重新起草「第四条」的热情既体现了新工党与「旧工党」的决裂，也去除了工党的政治重负，而保守党曾不时从这重负中获取政治资本。麦金太尔将重新起草「第四条」视为新工党现代化者的一项早期的成功：「『第四条』的替换是一次纯粹的胜利一一尤其是因为充斥全国上下的布莱尔的竞选热情劝服工党不仅同意改变它，而且到最后是想要改变它。」然而，曼德尔森和利德尔指出，全国工党的部分人对章程的任何变化持反对意见。其中包括一些工会，如投票支持保留传统的「第四条」的运输与普通工人联合会（Transport andGeneral Workers'Union and Unison),以及来自工党左派的明显而合乎预料的反对，尤其是聚集在《论坛报》周围的议员。另外，菲利普?古尔德认为倒数第二稿并不充分，他劝布莱尔亲自拟写。重新起草的「第四条」最终表述如下：「工党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我们相信通过共同勤奋的力量，我们一起可以比自己孤单一人达成更多，这样为我们所有人创造一个权力、财富、机会都是在众人，而不是在一小部分人手上的社会。我们在这个社会享受的权利亦反映我们对这个社会的责任，而我们亦可以在一片团结、宽容和互相尊重的气氛下一同在这个社会中自由地生活。」因此，在1995年4月29日，新的「第四条」于威斯敏斯特宫在工党特别大会上正式通过。支持新版条款的总投票达到65%，它还得到了 90%选区工党的支持与55%工党附属机构的支持。附属机构支持率的降低是由于工会运动中部分人对工党价值的现代化表述表示的反感。马丁?史密斯（Martin Smith)指出一旦「第四条」被改革，现代化者将在他们的影响基础上继续发展：「一旦『第四条』被改革，布莱尔很快巩固了对工党自金诺克开始的机製改革。布莱尔加强了一人一票製，并通过发展政策论坛有效地削弱了大会在政策製定中的作用。同样，全国经济委员会曾不时对领导层做出刁钻的批评，在其政策作用遭到严重削弱的同时，变得越来越归属于布莱尔。」全球化论点

　　新工党于1997年时隔十八年后重新执政时，他们所处的世界正受着经济、技术和地缘政治变化的显着影响。新工党坚持一种全球化的经济学与社会学论点，这贯穿其理想与政策目标。在西方世界，各个流派的主流政治家普遍接受这个论点，尽管它是被一些重要学者批判的。38称之为「全球化主题」 一定程度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词存在争议并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尽管如此，为本章起见它还是够用了。全球化论点认为，经济、技术和地缘政治的变化都是二十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内演变出的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现象的一部分。

　　在经济方面，西方世界凯恩斯主义学说运行的衰弱与市场力量的主导使得大量的可交易商品与服务流入国家经济中。简言之，更多的国家活跃于贸易关系中，并在经济上彼此依靠。

　　经济上另一个变化是世界金融市场的扩张。这些市场进行实时交易，这是由于高级的远程通讯系统让大量资本能够通过全世界市场上的广大交易者得到交易。39每一天在世界金融市场上有超过一万亿美元在货币交易中被「转手」。同样，公司选择在劳动力训练良好、技术水平高的国家投资。因此，投资者对一国经济的信心对于该国内的公司以及私有部门的就业机会是最重要的。资本的流动性意味着跨国公司很容易关闭工厂，这使得就业不稳定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显着方面。这一状况的积极面是，那些像在某些国家控製对其有利的经济条件的公司能快速创造就业。布莱尔在他《新英国，我眼中的年轻国家》这本书中题为「全球经济」的一章中，他肯定了自己确信的全球化论点：「现今经济变化的驱动力是全球化。技术与资本是移动的。跨越国界的工业竞争愈加激烈。消费者在加快这个革命进程中发挥了日益増强的作用。旅游、交通、文化越来越国际化，缩小世界，扩大品味、选择、知识。所有政府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应对。」全球化观点加强国与国在全球市场上互相依存的另一个方面是通信革命。我们所说的「通信革命」是指信息技术的发展，从个人电脑、电子邮件的广泛使用到网站与卫星技术。

　　所有这些技术创造出一个即时通信与即时信息流的世界。例如，全天候货币市场依赖于卫星和电脑技术，电视现在是全球性的媒介，借由电子技术提供信息、娱乐、互动通信。

　　因此，全球化不只转变了各国商业部门，也转变了娱乐、休闲部门以及公共机构的性质，例如NHS (全国健康服务)，全天24小时运营、由护士领导、基于互联网与电话的帮助专线，被称为NHS Direct，接受人们关于疾病与健康问题的咨询。

　　地缘政治的变化是因全球化而起的深层方面。诸如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亚洲四小龙等经济集团，对国家经济政策都起到重大的影响。对英国来说，特别是加入欧洲或是与其保持距离，这是需要面对的又一关键性的全球化决定。军事防御、全球犯罪预防、政治趋同都是世界从合作与伙伴关系而不是从孤岛城邦的角度要面临的问题。全球多元化的发生是对于冷战传统政治分界的崩塌及随后东欧与欧洲东南部等地区民主化与经济自由化的反应，部分也是对全球化世界带来的政治不稳定的反应。全球化在金融、时间、空间方面缩小了世界。这为西方世界内外的财富创造提供了机遇;这缩短了西方历来对全球社会问题的距离；这意味着不同的种族、宗教、文化在一个更小、更多样的世界裏融合在一起，意味着国家的、国际的合作成为了必要的而非可选择的补充。尽管如此，全球化也唤起了文化与宗教冲突以及国际恐怖主义的幽灵，并突显出南北之间不断扩大的财富鸿沟。政治与经济的不稳定因为世界的互相联系与彼此依赖这一特征而更加恶化。正是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新工党建构起其经过修正的社会民主主义。

　　1997年工党竞选宣言

　　1997年工党竞选宣言是记述新工党思想史需要考虑的一份重要文件。该宣言明确了到1997年时，新工党己经将自身定义为现代的、经过内部改革的工党，观点和政策计划都有所改变：「在每一个政策领域都己经製定出新的明确的方针，是与旧左派和保守党右派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新工党是新的的缘故。」另外，宣言概括出两点有意思的内容，在关于新工党发展的讨论中很重要。第一点是，作为政党，工党自称是「……思想与理想的政党，而不是过时的意识形态的政党。管用的才有价值。目标是激进的。手段将是现代的。」由于很多原因，这个说法是中肯的。对思想与理想的承诺是很好地适应于工党传统的，然而这一说法公开地在新工党的思想与理想与被其称为「过时的意识形态」的上一代工党理想之间做出区别。说某些思想己经过时因而不再适宜，这是一回事，但将其称为「过时的意识形态」则是另一回事。意识形态这个词编织出这样一种宏观叙事意象，声称能解答所有可感知的人类问题。它还能使人想到政治极端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因此，新工党暗示传统的工党思想与理想是「过时的意识形态」，在贬义的基础上同等地表现出敌意。这一说法的潜臺词可能是新工党只接受「新的」、「当下的」思想，「现代」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终极价值所在。这说法中第二点有意思的内容来自第二部分引起的可能的哲学上的困难，即新工党的目标或目的是激进的，因此是传统左翼或社会民主主义的，但达到这些目标的方式或手段是「现代的」。在政治的层面上，这是用新工党的话语、以不无确定的措辞表示，经济和社会的问题必须以现代而非传统的术语处理。这样，关于经济，新工党认为应当追求的是与凯恩斯需求管理经济相反的市场经济。关于社会，社群主义，而非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将贯彻其社会政策。哲学上在此出现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试图改变达成某一目的或目标的手段，那么在此过程中我们可能会改变目标。这个问题由某些思想家提出。

　　1997年工党竞选宣言也声明，新工党只愿意承诺：「……有限的一套重要诺言并将其实现。」可以说这体现了新工党谨慎、保守的品格。这个品格是在近些年英国政治的选举历史中锻造出来的，因为宏大的承诺曾经吓得天性保守的选民不敢冒险让工党执政。宣言的语调以及上述的引文一定程度上暗示了新工党的第一届执政期将是讲求实用的，在立法方面则大体上没什么野心，但将会通过第一届执政期内稳定有效地处理经济寻求确保第二届执政。与这种谨慎的特征和缺少改变英国社会的真正雄心相关的是，布莱尔承认新工党不会对他认为保守党政府正确执行的法律挑毛病：「保守党做对了的事情，我们不会改。」尽管布莱尔没有直接说出新工党认为保守党在哪些法律领域执行正确，但很可能他是指从撒切尔时期开始的劳动关系立法中的大多数内容，接受市场作为提供商品、服务的首要经济机製，此推断还暗含了承诺不再回到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以及价格控製、三方协商、收入政策。进一步是由曼德尔森和利德尔揭示出新工党认为保守党所正确执行的政策领域；包括了取消所得税的惩罚性息率，以及强调通过私有化得到提升的生产率。

　　第三条道路思想

　　在1997年之后的时期裏，布莱尔试图用哲学术语定义新工党所代表的是什么。社会学家、第三条道路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概括了英国的「第三条道路」理念：「在英国，『第三条道路』己与托尼?布莱尔和新工党联系起来。托尼?布莱尔的政治信念经常被用来与美国新民主党的相比较，确实新工党与新民主党之间存在紧密而直接的接触。」1998年，托尼?布莱尔发表了一本费边社小册子，题为《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学》。在小册子的引言中布莱尔写道：「第三条道路代表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积极热诚地承诺社会正义和中左派的目标，但对实现它们的方式则灵活、创新、富有远见。这是建立在逾一个世纪以来指引进步政治的价值观基础上的一一民主、自由、正义、相互责任、国际主义。但它是第三条道路，因为它决然超越于旧左派的国家控製、高税收、生产者利益，也超越于新右派将公共投资甚至常常是『社会』和集体努力这些概念视作要消除的弊病。」可以认为，布莱尔小册子的引言从有限的角度看可能是对新工党所理解的第三条道路思想与政治学最清楚的表达了。就第三条道路己经付出大量时间和研宄，对其标准的结论是以立场的模糊作为政治理论。有关这一点并无争议。然而，可以说「第三条道路」最适于理解为布莱尔的政治哲学，而不是新工党的政治哲学。例如，布朗自新工党执政之后从未在他的任何演讲或声明中提及这个说法。另外，尽管在1998年至1999年间，布莱尔与比尔?克林顿、维姆?科克（Wim Kok)、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oder)、马西莫?达莱马（MassimoD'Alema)就第三条道路思想发表讲话，但现在鲜有人说它即是新工党的政治哲学的简化表达。

　　关于布莱尔所阐述的第三条道路思想可以明确的是，他试图将新工党的政治哲学与他自己置于历史的语境中。布莱尔试图表现出一方面新工党不是工党版的撒切尔式新自由主义，另一方面也不是经过改进的、对媒体友好的「旧工党」。尽管也许更重要的是，新工党不是介于传统工党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折衷方案或归拢中心，而这本身就要求放弃一些他和新工党不愿意牺牲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布莱尔称：「第三条道路不是要折衷右与左之间的差异。它是关于己改变的世界中的传统价值。」关于布莱尔想让新工党代表的政治类型，其提出的另一点重要内容是他将新工党指作重新联系自由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尝试。他说新工党：「……极大地得益于联合两大中左派思想潮流一一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一一本世纪这两者的分离严重削弱了整个西方进步政治。自由主义者认为个人自由在市场经济中占首要地位；社会民主主义者提倡以国家为主要中介的社会正义。两者之间并无必然冲突，正如我们现在这样，贊成国家权力是实现我们目标的一个手段，但不是唯一的，且同理其本身也不是目的。」具体而论，我们可以认为他想重新联合社会自由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因为自由主义能够且己经采取许多来自右派也同等地来自左派的哲学立场。然而，（如上所述）问题是，社会民主主义在被视为不等于民主社会主义而是传统工党右派政治哲学时，是社会自由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结合的产物。像贾尔斯?雷迪斯这样的人会认为自己是修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因为他们与自由主义者不同，而且工党左翼人士常将自己描述为民主社会主义者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因为其强烈倾向于公有製、以国家为中心的执政方式以及他们对市场的反感。

　　最后，似乎布莱尔不再以第三条道路的修辞术语描述新工党的政治学，但他也许觉得自己己成功定义新工党在当代英国政治中与什么有关、与什么无关。可以说，大多数自称现代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他的内阁和工党议员己确定，第三条道路的修辞己经终结，因为如此少的重要政治家和英国学者（除吉登斯外）真正在思想上信任它，把它当作现代社会民主主义准确而严密的政治哲学。

　　第二届执政期思想：2001至2004年

　　2001年工党竞选宣言对于记述工党思想史是很重要的一份文件，因为它包含了 1997年宣言中没有的一个明显不同的经济因素，即对英国公共服务高水平投资的持续承诺。我们可以认为，新工党单凭再度如此强调一次，就将其政治轨迹转向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方式，以符合其所述之原则。布莱尔在他为2001年宣言的引言中写道：「这次大选从很多方面比上一次还重要。自1997年5月之后我们为经济更为强大的英国奠定了基础，现在这裏的投资正註入公共服务……」这一态度转变出自第一届执政期到一半的时候，布朗在他1999年财政预算案前报告(Pre-budget report)中宣布政府将在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上大量増加公共支出。这件事引发工党的评论家相当大的争论。在遵守上一届保守党政府的开支计划满两年之后（可以说己向选民证明，工党政府能够胜任管理经济之责），政府终于开始向公共服务投资。这一经济政策的变化带来的是1997年和2001年宣言承诺的主要区别。用布莱尔的话说是：「好好建设未来的机会己经到来，将要在第二届执政期内为英国復兴奠定激进纲领的基础：严格控製通胀，保持低利率，保持良好的公共财政状况，进而在未来建设动态、高产的经济；保持对公共服务投资，进而通过改革以使我们很好地使用资金……」由于1999年预算案前报告中的声明，2001年宣言明确作出承诺，将为改善公共服务进一步提供资金。为确定工党是否在第一届执政期前夕直到第一届执政期结束之间改变其政治途径，以及这样一种途径的改变是否意味着其基础价值的改变，我向受访者提出以下问题：

　　「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公共设施投资据此而定）是『旧工党』原则的回归吗？」泰勒认为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根据对象可做不同理解。泰勒指出，布莱尔周围的人更有可能会说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是对意识到如果不投资更多他们就不能改善公共服务而做出的反应，尽管在入主政府时他们是那么认为的。因此，按照泰勒的意思，所谓「布莱尔派」最初认为创造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并不取决于高投资。泰勒认为「布朗派」会主张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是他们一直计划要做的事情，但他们做这些事必须表现得是出于实用目的，为了应选民要求改善公共服务，而不是因为工党是高税收、高支出的政党。

　　吉登斯认为，因为政府建立起剩余的基金，所以他们能够将其投入公共机构，并且吉登斯指出，提高税收以进一步为投资提供资金是与新工党执政第一阶段不同之处。尽管如此，他不把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视作对「旧工党」的回归，如果那意味着不负责任的税收。吉登斯提出，「旧工党」的税收和开支意味着高税收与过度支出，并且招致巨额债务与借贷，这都不是新工党的方式。最后，吉登斯说，他认为第一届执政期为第二届做准备工作，新工党政治哲学的一个关键部分是，你（政府）必须表现出你在使用纳税人的钱时有效地履行了承诺，并且是为国家花费这些钱。

　　雅各布斯说，在回答有关「旧工党」与新工党（尤其是第二届执政期时的新工党）政策与价值上的区别时，在「旧工党」原则与新工党原则之间做出选择并不容易，因为它们从何开始和结束都不清楚。雅各布斯的意见是，强调高水平的公共投资是新工党执政方式与第一届执政期的大多数时候相比而言的一个明确转变。新工党一号（New Labour Mark-I)中说他们能在没有大量投资的前提下改革推进公共服务，但在第一届执政期内这种观点己不復存在，并且由于提高税收为高水平投资提供资金这一新方式，这意味着政策规划与哲学的一大改变。最后，雅各布斯说，因为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是新工党第二届执政期最核心的部分，我们不得不说，这本身固有地是新工党，尽管我们承认新工党二号与新工党一号不一样。同时，他指出持续强调公共服务改革无疑是新工党所为，而「旧工党」也许不那么担心公共服务，并对其运行表现得更为乐观、自信，这是由于它对公共服务的各个方面都抱有很大的信心。

　　马昆德认为新工党，尤其是布莱尔和布朗，采纳了撒切尔主义中最坏的一个方面，即不信任公共部门专业人士，认为他们是某种意义上追求垄断的集团，保护着自己的特权和收入，使其免受市场力量的影响。另外，马昆德断言新工党几乎对公共服务运行的改善没有耐心，尽管他承认「旧工党」也许对公共服务的利益群体过于着迷。

　　金诺克认为，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不是对「旧工党」原则的回归，而只是工党所为而己。他指出，工党的任何支持者，甚至是悬而未定的投票者都意识到，需要向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服务如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投资，因为它们决定了生活的状况，影响真正的自由。

　　然而，金诺克猜想，大规模的公共投资也许应该在工党政府执政期更早些时候进行。

　　雷迪斯认为，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并不特别属于「旧工党」或新工党，只是工党所做之事而己，即提供优质的公共教育和免费医疗保健。尽管如此，他称贊新工党致力于保证公众从额外的税收中获取应有的价值，而这些税收是他们为了得到更好的公共服务而必须服从的。雷迪斯说，强调物有所值，并且审计获得额外资金的公共服务的表现，这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在20世纪50、60年代没有提起过的，当然在70年代也没有。

　　哈特斯利在被问及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是否是对「旧工党」原则的回归时，认为这明显是向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倒退。他进一步说，2002年预算预示着巨大希望，新工党将愿意通过更高税收提供持续的投资以致力于更好的公共服务。

　　受访者的意见可作如下分类：认为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是对「旧工党」原则的回归，以及认为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是新工党侧重点的改变而未必是对「旧工党」原则的回归。

　　关于「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公共设施投资据此而定）是『旧工党』原则的回归吗？ 」这个问题，我同意泰勒和雅各布斯总结出的观点，认为2002年预算和综合开支审查不是对「旧工党」原则的回归，而是新工党侧重点的改变。我支持这种看法，是因为我认为「旧工党」这个词并不能作为工党中的一个连贯的意识形态分类，因此「旧工党原则」同样是个冗余的概念。尽管如此，和雅各布斯一样，我认为这的确体现出工党侧重点和优先事项上的变化。改善公共服务（如上所述）是新工党的第二届执政期的中心问题，但是似乎有些人认为，公共服务的改进能通过内部改革实现，而不要大量的额外资金。泰勒认为，这是「布莱尔派」的观点，而「布朗派」一直倾向于改变策略并充分地对公共服务进行投资。这种假设看似合理，实则根本上不可能经得起验证，因为一个政府很少会这么清楚地披露这种意图。另外，和吉登斯一样，我认为高水平的公共开支的到来必将是随着新工党成功表明他们能够管理经济，因此，在执政最初两年中产生了剩余的基金，这段时间裏由于承诺遵循前一届保守党政府开支计划，所以使用了很少公共资金。我认为这个承诺在政治上是审慎的，成功达成这一承诺，消除了所有对布莱尔工党政府将不能像之前的工党政府那样胜任经济管理之责的顾虑（不管有多不公平)，这样部分地帮助政府获得支持。

　　在2001年宣言中，布莱尔公开承认1997年宣言以及他的第一届工党政府只是做出了不太大的许诺。70 2001年宣言不仅列出到2010年时要达到的十个宽泛的目标，还承诺了实现五个保证，是关于经济稳定、优质公共服务、现代化福利国家、加强社群、英国的海外影响等问题。71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经济方面，2001年宣言就承诺投资公共服务而言更为激进。尽管如此，其主要历史性重要之处是从1999年预算案前报告开始的经济思想突变。

　　在新工党第二届执政期的后半期，现代化社会民主主义和未来的新工党政府要代表什么，有关这些几乎都没有连贯的表述。这种哲学言论缺失的原因之一是，新工党（尤其是布莱尔）在第二届执政期的整个过程中都忙于国外事务。其导火索一一 「解放」以及伊拉克战争的血腥余波耗费了政府与布莱尔本人的智力和道德能量。因而并不必惊讶他们没有将焦点放在整整两届执政期后重新阐述其政治哲学。

　　在2001至2004年间，概括思想的最重要的一次尝试是布莱尔在2004年布莱顿(Brighton)工党大会上的演讲中，他讲到对「机遇社会」（opportunity society)的看法：「20世纪传统福利国家为这么多的人做了这么多的事，必须被重塑为机遇社会，解放与进步的能力与过去完全一样坚实稳固，只是更加适应未来的要求。这将是进步的未来，只要我们记住我们与非正义斗争的原因从来都是解放个人　�幝鄣乃�方不是爱自由的人和不爱自由的人，而在于保守党与我们之间，他们认为自由只要求政府靠后站，让最适应竞争者与最具备特权者成功，而我们理解的自由，是每一个个人的自由，无论他们生活起点如何，其自由都将通过一个公正的社会和强大的社群得以实现。在机遇社会中，与旧有的福利国家相反，政府不发号施令，它只授予权力。」布莱尔试图将「机遇」这一在新工党反復出现的主题置于他为公共服务改革所作解释的中心。机遇可以理解为意味着选择和个人自由的原则。布莱尔很有可能希望工党的一个价值观，比如机遇，与他的市场领导的公共服务改革之间产生联系。在某种意义上这无可争议，因为工党正是致力于提高公共服务的标准并増加对它的投资，这些服务对所有公民「在让渡这一点上都是免费的」另一方面，甚至试图向工党的部门为市场领导的改革作出解释是引发争议的，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不应该鼓励市场提供基本服务，因为市场会变得更加巩固而繁荣起来，进而对高质量的公共供给造成威胁。真正切中「机遇社会」言论的关键的是，它在第二届执政期出现得太晚了。这表示，有人希望它能为公共服务改革的计划提供全新的促动力，并使得布莱尔有机会在工党大会上提升他在党内的地位，当时己经过一个艰难的夏天，他据说曾考虑辞职。另外，批判保守党执迷于帮助有特权者，这在本质上使布莱尔能够开始2005年的大选的竞选活动。

　　正如此前引用马丁 ?史密斯所说的，工党中的现代化者并没有出现于1994年布莱尔成功当选党首之后。要说的是，「现代化者」或按其传统称作「修正主义者」 一直存在于政党中。然而，有意义的修正常在重大社会和（或）经济变化之后发生。另一方面，修正主义者能充当改革的执行者，以新工党而言，1994年后修正主义者确实如此。例如，现代化者提议重新起草工党章程「第四条」实际上重新定位了工党的目的和目标。修正主义者或现代化者在历史的特定阶段走到了政治话语的最前沿。工党现代化者恰当的先例就是盖茨克尔派的修正主义者。就此在第三章中己经做过讨论，这些人在20世纪50年代规划出他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而一位着名修正主义者就足以写出一部政治经济学作品，成为接下来二十年中盖茨克尔修正主义社会主义的教科书。仅就此而言，那么这就是安东尼?克罗斯兰的思想遗产，他通过写作《社会主义的未来》巩固了修正主义者在工党和工人运动中的地位。

　　新工党的现代化者与盖茨克尔派修正主义中既有相似也有不同。这两个群体之间的一个相似点是，他们在其所处特定的时代都信奉一个观点，即世界己经发生巨变，因此民主社会主义必须也做出改变与之适应。新工党的现代化者认为世界变了，己进入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影响着各民族国家的社会、经济、地缘政治的活动。盖茨克尔派修正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性质因为多种因素也有所改变，这些因素包括从所有者到管理者的资本主义管理技术变革，进而也影响到英国社会主义的当务之急。75第二个相似点是，两个群体分别以盖茨克尔和布莱尔为工党的领导核心。尽管现代化者们在布莱尔自己还是一位关键性的现代化者时是在金诺克领导下存在的群体，盖茨克尔派也差不多，在盖茨克尔作为1951至1955年间影子大臣时支持他领导工党。还有相似之处在于，盖茨克尔和布莱尔都试图在工党这样非常保守的机构内主张现代化。现代化或修正主义需要思想开放的氛围以及与大众视角持不同意见的自由。盖茨克尔与布莱尔的个性都允许存在这样的氛围，这可以从他们试图重新起草「第四条」这件事上看出，区别是布莱尔成功了，而盖茨克尔失败了。盖茨克尔修正主义者与新工党现代化者更进一步的相似点在于，为了能赢得选举、组建政府从而实行其思想，他们承诺致力于改变。新工党现代化者，尤其是布莱尔和布朗，是1983年大选上的新议员，被迫在80年代早期至中期参与工党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之争。他们在1997年赢取执政权之前作为议员目睹了工党三次选举失利。盖茨克尔派也类似地在哈罗德?威尔逊的工党于1963年赢得胜利前目睹了工党失掉1951、1955、1959年三次大选。新工党现代化者与盖茨克尔派修正主义者之间最后一个主要相似点是，两个群体的人都来自工党右翼。许多新工党现代化者的意识形态历程比盖茨克尔派的还要富有戏剧性。例如，罗宾?库克（Robin Cook)、杰克?斯特劳（JackStraw)、约翰?普雷斯科特、玛格丽特?贝克特等人曾支持本恩派新左派。其他也是，尽管人数较少，他们属于工党右派，自称占据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一翼，他们中有彼得?曼德尔森和己故的唐纳德?迪尤尔（Donald Dewar)。对之前的政治承诺所做的这一简要概括说明单个的政治信念能或多或少地转变。上述所有政治家如今可以被视为新工党的代表，尽管他们也许在某些特定的政策上有分歧，但他们都主张新工党政治学的主旨。

　　然而新工党现代化者与盖茨克尔派修正主义者之间的不同也是很重要的。第一，到1956年时，盖茨克尔派己经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中有一套表达明晰连贯的政治经济哲学，而新工党的现代化者却还没有产生一部具有显着思想价值的作品以阐述新工党的政治经济哲学。

　　缺乏这样的文本使得辨明现代化者的思想传统这一过程变得艰难。我们可以说彼得?曼德尔森和罗杰?利德尔的书《布莱尔革命》（T^eS/a/rftevo/ut/on)最接近于阐述新工党的世界观及其1997年以前的最初政策目标，但绝不能说它是一部政治经济学或政治哲学作品。新工党现代化者与盖茨克尔派修正主义者之间另一个不同是纯粹的实际问题，即新工党现代化者成功地取得权力并改变了工党的政治话语，而盖茨克尔派修正主义者及其后的克罗斯兰派从未完全主导1964至1970年威尔逊工党政府以及1974至1979年威尔逊一卡拉汉联合政府的思想和政策。可以公允地说，1974至1979年工党政府包括盖茨克尔派或克罗斯兰派的部长，他们具有非常杰出的才能，其中还包括了克罗斯兰自己、雪莉?威廉姆斯、比尔?罗杰斯、罗伊?哈特斯利，但是他们失败了，不像新工党的现代化者能使其修正主义成为工党的主导信条。

　　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指出的，现代化过程在尼尔?金诺克的领导下，通过1987至1989年政策检讨的形式以严肃的方式开始。金诺克失利之后，约翰?史密斯成为工党领袖，继续党内改革，最为显着的是建立一人一票机製，改变了党员为事务和政党候选人投票的方式。

　　史密斯在其短暂的任期中是现代化者，但仅限于党内民主，而非党的政策和修辞。布莱尔在史密斯1994年去世后成为党首时，被有些评论家称为「超现代化者」的抓住了机会进一步改革工党的政策、助选方式及其修辞，超出了此前所有体现出的修正。现代化者同新工党一起把工党完全现代化了，以至于一些工党右派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如罗伊?哈特斯利都说新工党「不再是我的党了 」 因此，到1994年时，并且无疑到1997年时，新工党现代化者己经成为工党的新右翼。这并不意味着成为工党中的现代化者或修正主义者必须只能是来自工党右翼，因为我们可以将新左派视为修正传统的或「旧左派」对资本主义痼疾的观点。

　　尤其是新左派添加了跨国公司的中观经济力量，这是在斯图尔特?霍兰1973年关于新左派政治经济学的着作《社会主义的挑战》中巧妙地完成的。

　　本章试图给出工党最近的思想史，并解释新工党的一些政治影响和哲学目标。接下来三章的任务是从他们所信奉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平等、社群三大价值观入手分析、辨明新工党的政治哲学。每一章将以审视与这三个价值之间相关的新右派思想开始，进而探讨关于价值的各种社会民主主义视角，最后将是分析新工党对每个探讨过的相应价值观的具体哲学承诺。

　　新工党与自由

　　自由是定义社会民主主义的三个主要价值观（自由、平等、社群）之一。本章试图评价自由在新工党的政治哲学中的作用、接下来三章的出发点是新工党是后撒切尔派政治组织这一历史内涵，因此新工党必须有鉴于20世纪80和90年代所谓新右派理念与原则在英国的思想垄断而坚持维护其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据此，本章的第一个任务是探讨新右派对自由的看法。本章的第二个任务是论证新工党对自由的理解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对自由的理解是一致的，既是积极意义上的也是消极意义上的，而与新右派相关的观点则坚持严格的消极自由概念。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任务是指出，新工党对「机遇」的承诺及其有关于此的修辞，尤其是「机遇均等」（opportunity for all)，证明了新工党致力于积极自由概念。本章以新右派对自由的理解开始。

　　新右派对自由的看法

　　讨论新右派对自由的看法时，博贊基特（Bosanquet)写道：「自由对于新右派来说是免受强製（coercion)的自由。这通常被称为消极自由概念：免受外部人类动因干预的自由。」弗裏德裏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可以说是新右派思想家的领军人物，他认为自由存在于个人不依赖于或不必服从于「别人的专断意誌（arbitrary will)」 。

　　因此，一个人若要真正自由，他或她必须做自己行动的主人，而为此他或她必须不受其他人的强製。有人认为消极自由的这些定义并非内在彼此不同的概念，而是相互联系的，且是表达消极自由的合法方式。博贊基特说，对消极的自由主义者来说，自由本质上是免受强製的自由。这可以理解为消极自由的主要定义，但是哈耶克认为自由也可以是免于其他个体的专断意誌支配，这与免于强製的观点并不冲突，事实上为消极自由増加了又一层概念。

　　哈耶克的观点由于只关于个体人类的强製而不是经济或社会力量的强製，因此仍然与消极自由的传统一致。对这个定义可能存在的一个批评是，它开始了关于任意与非专断意誌对个人生活的影响的辩论。另外，要成为自由的人，必须成为自己行动的主人，这个观点补充了第一种观点，即自由是没有强製，因为根据消极自由的传统，一个人若受到强製则不是真正自由。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为消极自由的定义増加第三层论证，即一个人只有在不受强製时才能真正成为其行动的主人。如果他们被强製作出生活中的选择，那么他们就不是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的选择受到了限製并在强製的威胁下被人为地影响。

　　哈耶克的概念，即个人的选择中不存在另一个人专断意誌的干预则等于自由，由此衍生出的另一个观点是，「不自由」或对自由的强製干预只有通过人类动因才会发生。对于哈耶克，个人的自由只会被不需要的、蓄意而为的人类行动侵害，而不会是通过社会或经济力量受到侵害。6例如，根据哈耶克的消极自由概念，因贫穷而不能承担住宿费用不是由另一个人造成的限製，而是由于个人的经济状况，后者又是由世界的非人力量造成的。一个人没有住处仍然是自由的，因为没有人类动因强製这个人就何处容身做出选择。新右派的很多政策和思想正是基于将自由消极地理解为没有人类干预和强製这种简单的哲学信念。

　　大卫?格林（David Green)认为，哈耶克信奉消极自由，这在他1960年的《自由秩序原理》中引导他解释了为什么个人免受强製的自由不能维持广泛的支持，尤其是唯心主义者的支持。7哈耶克指出三个主要原因。第一，没能意识到和认识人类知识的限度，这样也就忘记了社会现实世界（social world)的错综復杂。社会和经济机构历经文明的历史进化发展，不是由试图解决抽象问题的人独立创造的。哈耶克认为，试图进一步安排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活，需要大量的政府干预，而他认为这个倾向是错误的，因为这再次没能承认人类知识的限度，即告诉人类国家的社会生活是自发而不受调控的，任何调控它的尝试终将失败，这样的尝试会冲击个人自由，因而在道德上不能接受。格林基于实际认为冲击个人自由长远来看对社会有负面影响：「如果使用暴力限製个人的独创性之自由，则破坏了进步和适应可能的改变的机製，即主动性的自由运用。以此观点，改革者不应当采取干预自发性秩序的规则，而应该通过私营组织实现其目标。」哈耶克认为第二个主要原因是相信社会正义。对哈耶克来说，社会正义需要大政府，且会对个人自由造成威胁。第三个主要原因是无限製的国家主权。哈耶克认为民主製度己偏离其基础原则，即通过分离权力、以法治国（the rule of law)、依法执政（government under law)、司法程序规则等来限製政府的权力从而给予个人自由。结果是民主政府的统治具有潜在的可能不代表人民而仅仅是统治人民，并且也受特定的政治利益群体的影响。尤其是，萨缪?布裏坦（Samuel Brittan)提出，哈耶克认为二十世纪的西方民主：「……己经堕落为无道德原则的拍卖，被用来满足彼此竞争的有组织群体，他们长久看来终宄不会得到平息，因为他们的要求互不相容……哈耶克在某种描述性的意义上支持受美国启发的政治的经济学理论，从争取得到公民的选票这个方面分析政治市场，就如同商业企业为了公民的英镑或美元竞争一样。但是，和这些理论家不同，他不仅仅视其为缺陷一一在商业市场中这种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一他认为其内在令人反感，因为它们与正义毫无关系。」布裏坦认为，哈耶克将利益群体视为对自由民主有害的力量，因为政府最终会让步于巨大的利益，而这些让步的总的结果是公民间接受到授予这些利益群体的措施的影响，而他们是不属于这些群体的。这可以通过对个体公民征收更高的税而以财政支出的形式出现，这是由于反贫穷活动家向政府请愿重新分配更多的财富给贫困群体，或者是超级市场中可供消费者的选择减少而限製个体公民的个人自由，因为「公平贸易」倡议者成功地说服了政府禁止从某些发展中国家进口廉价商品，直到推行「公平」的劳动法为止。这样，由于利益群体的交易，个体公民更可能体验到他或她自由的减少而非増加。从而这就需要权力和政府的职权范围最小化，保障个人的自由。对哈耶克消极自由观点以及民主製度缺点的这一简要概括使得我们能够部分地理解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并相应地理解撒切尔和梅杰时期意识形态的一些方面。撒切尔说，尽管保守党在其历史的大多数时间裏是自由企业的政党，并且使用过「英国强大而自由」 （Britain Strong and Free)和「解放人民」（Set the People Free)这样的选举口号；在战后数年裏，这实际上：「……是在向左转的长征途中暂缓脚步罢了。」撒切尔认为，每届工党政府向左的方向推进国家政策，而保守党在重返权力之后对改革小修小补，而从未逆转左倾的趋势。她这样描述这个过程：「保守党只放松社会主义的束缚，却不曾脱掉它。」撒切尔自1979年担任首相开始，就以推翻任何形式的民主社会主义为己任。她的思想受基思?约瑟夫的影响，他被看作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新右派思想的最具成就的传播者。15自由对于撒切尔来说明确地与具体的政府态度相关。她认为政府应该建立稳定的製度，其中的个体家庭和企业能够追求他们的雄心壮誌。稳定的体系包括宪章性稳定(constitutional stability)、以法治国、通过健全货币的管理实现经济稳定。撒切尔坚定不移地认为，只要有可能，政府和国家因素应当停止干预个人的生活。

　　社会民主主义对自由的看法

　　新右派对自由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概念，从消极方面表达，和自由主义理论家所理解的是一样的。雷蒙德?普兰特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概念做出了一些阐释：「……自由主义理论家贊成的自由概念是消极的……严格独立于任何自由所能服务的积极目的和价值观。从追求某些目的（如个人只有在遵循X、Y、Z等价值时才真正自由）的方面定义自由则是积极概念，其预设的前提是人类的性善论与自我实现理论，这样就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基本论断不相符了。」社会民主主义通常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理解自由，将其视为授权性动因（enabling agent),通过政府的积极协助保证个人追求自己的目的。例如，通过再分配性税收纠正自由市场经济的不公，从而确保社会的贫困人群有更多收入，因而授予他们追求自己目标的权利。新工党的准确作用不是关于回应所谓的自由主义消极命题的思想霸权，如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任务严肃地开始时那样。我们在第四章中指出，诸如亚历克?诺夫、雷蒙德?普兰特、伯纳德?克裏克、布赖恩?古尔德、罗伊?哈特斯利等思想家和政治家既从积极方面也从消极方面阐述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概念，并将这一自由概念与其他同类的价值观联系起来，比如平等。因此，新工党的任务不只是实行政策从而将积极自由概念与机遇的价值观联系起来，而是这样将个人需要与实现他们自己认为的「好生活」的手段联系起来。

　　尽管如此，如果以这种方式理解，社会民主主义对消极自由概念的回应，即信奉积极自由概念，似乎两者界限模糊了。这两种政治哲学都相信且想要促进个人的自由。本章认为，正是期间变量（term variables)突出了这两个对立的概念之间基本的分歧。杰拉尔德?麦卡勒姆（Gerald C. MacCallum)在他的论文《消极和积极自由》当中认为，我们不能清楚地区分自由的消极和积极概念。他认为关于自由的论断应当被认为是三兀素组成的关系，即X免于Y并可以做Z(X is free from Y to do Z)的形式，哲学家必须认识到，不同的哲学群体就其所理解的X、Y、Z等变量的范围是有不同意见的。19因此，麦卡勒姆认为我们不足以对自由的争论中哲学的区别描述为「免于某事物的自由」（freedom from)和「可做某事的自由」（freedom to)。他说：「这一无能为力的表现，换言之，其诱因是源于把两种自由的区别简单却传统地描述为『免于某事物的自由与可做某事的自由』两者之间的区别一一这样的分类意味着自由可以是此两种二元关系中任何一种。」麦卡勒姆认为，如果关于消极和积极自由的争论不是解决自由是什么的问题，而是部分地解决什么可算作阻碍或干涉了所考虑的个人自由的问题，这样假设将更加有用。他说：

　　「其区别是植根于关于长期变量的范围的不同看法一一即关于这些自由的动因的（『真实'属性，或者是关于这些动因所会（或者不会）做（或成为）的事物范围。这些区别尽管也许不是一向明显或突出，但还是会导致对个人何时可谓自由的解释极为迥异。」接着麦卡勒姆提出三点消极和积极自由概念的长期变量的不同信念之间的区别，分别如下：

　　1.坚持消极自由概念的作者认为只有某事物的存在才能致使一个人不自由；坚持积极自由概念的作者认为某事物的不存在也能致使一个人不自由。

　　2.前者认为一个人只有在其他人没有做出安排阻止他做（X)的情况下才有做（X)的自由；后者不采用这样的限製条件。

　　3.前者认为自由问题中的动因（例如，「人」 「人类」）实际上可以视同为英美法律中所认定的「自然」（与人工相对）人；后者有时关于这些动因如何辨别有差异很大的看法。

　　普兰特展开了麦卡勒姆自由是三元素关系的观点：

　　「也就是说，自由是三元素关系，在其中我们必须辨识出动因（X)，阻碍性条件，可能是强製、限製、干预、障碍（Y)以及动因希望完成或其所重视的性格和环境的行动或状况(Z) 。

　　新工党的积极自由概念

　　也许可以通过以下纲要表示：

　　(X)动因=个人和社群

　　(Y)阻碍性条件=缺少机遇（例如，教育糟糕，屋子匮乏，自我价值感低）(Z)动因希望完成或者其所重视的性格/环境的行动或者状况=提供机遇，从而个人和社群能遵循其「善」的概念。

　　(X)个人和社群一（Y)缺少机遇一（Z)提供机遇，从而个人和社群能遵循其「善」的概念。

　　关于工党中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旧右派」的那部分人)，可以说他们的自由纲要将与新工党的非常相似（若非完全相同）。然而，在工党中自由有不同的侧重点。「旧左派」或比万派左派认为尽管减少不平等很重要，但社会主义的核心是关于生产资料所有製和工人的工业民主。理查德?克罗斯曼28可以说是主要的「旧左派」思想家，他说：「如今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阻止工业管理或者国家官僚机构手中权力的集中化一一简言之是重新分配职权，从而扩大选择的自由。」因此，也许下列纲要概括出了他们对积极自由概念侧重点的不同：

　　(X)动因=个人（尤其是产业工人）

　　(Y)阻碍性条件=缺少机遇（例如，教育糟糕，屋子匮乏，自我价值感低），加上私营管理/国家官僚机构和缺少工业民主经济权力的集中化。

　　(Z)动因希望完成或者其所重视的性格/环境的行动或者状况=与新工党的一样，但另外还有工业的社会所有製和工人的工业民主。

　　(X)个人（尤其是产业工人）一 （Y)缺少机遇以及经济权力的集中化一 （Z)提供机遇使个人能够追求他们自己的善的概念，并通过工业民主使工人阶级能够管理他们的产业从而重新分配经济权力。

　　「新左派」或本恩派左派怀有与「旧左派」相似的愿望，即重新分配经济权力并确立工人的工业民主。在第四章中己经强调，斯图尔特?霍兰在《社会主义的挑战》中阐述的论点引起了对中观经济力量（这挫败了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以及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的註意。

　　用富特的话说，霍兰的论点寻求：「……通过计划和公有製（提供）国家干预的社会主义补救方法。现代国家没有充分意识到国际资本主义中己经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动摇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解决方法赖以为基础的国家主权，从而动摇了这些解决方法。」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阐述「新左派」自由概念的纲要在侧重点上将和上述「旧左派」的纲要相似。

　　哈耶克本人认为，自由主义对自由的看法从历史上是作消极理解的。换言之，即是免受强製的自由，免于他人独断权力的自由，以及使个人免于别无选择只有服从其所附庸之上级的那种联系。33另外，他指出社会主义己经操纵了自由的意义，并将其变为免于必需品的自由，正如他明确表述的那样：「在此意义上的自由当然只是权力或财富的代名词而己。」而且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者蓄意败坏「自由」这个词的名声。事实上，公允地来看应当是，自由的信念既可以从消极方面论证，也可以从积极方面得到有力的论证，像哈耶克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为此感到愤怒，而他在《通往奴役之路》当中呈现出的悲观主义充分地表明，数量可观的人正在认真看待社会主义的观点。

　　新工党与「机遇均等」

　　在新工党的修辞、宣言中，在其主要人物的演说中，自由的重要性并不被经常提起。尽管如此，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在他所着的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传记中回忆了托尼?布莱尔在1997年10月写给伯林的一封信。这封信提出了一个问题，「西方社会中对消极自由的限製难道没有激发一代代人去寻找某种超越放任主义的社会模型吗？ 」布莱尔继续写道，「积极自由有其正确性，无论它在苏联模式中被如何践踏。」 这意味着，一定程度上，布莱尔关註诸如信奉积极自由这样的哲学信念。我们可以认为，因为这封信的日期仅在新工党执政五个月之后，可见布莱尔也许是在寻找某种哲学观点以表达新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然而，伯林病太重了，不能回布莱尔的信，自此新工党对积极自由概念几乎没再做出哲学承诺。

　　第四章中曾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有所着述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如罗伊?哈特斯利和布赖恩?古尔德将自由作为他们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论述中心。这很明确地是在回应新右派将自由以纯消极的意义使用。至于新工党为什么不经常讨论自由的价值，则没有显而易见的原因，但在这裏表明的一点原因是，自由式西方民主政体的公理，尤其作为英国所有政党所提倡的一项原则。以赛亚?伯林在他的着名论文《两种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 当中提出，自由几乎得到普世认同，因此可以对之有多种解释：「人类历史上的几乎所有道德家都称贊自由。同幸福与善、自然与实在一样，自由是一个意义漏洞百出以至于没有任何解释能够站得住脚的词。」自由被当作假定的事实，这样下一步政党要做的就是定义不同版本的自由并将它们与政策建议联系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新工党所认为的自由则是从它对无处不在的机遇所做的承诺，抑或所谓的「机遇均等」。机遇可以被定义为适宜或有利的境况、前景或选择的结合。

　　社会民主主义者将「机遇」用作授权性动因，以使尤其是来自贫困背景的个人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对于新工党和其他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自由的社会是能向所有人提供机遇的社会。

　　尽管如此，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会贊成机遇平等，这保证了所有公民在涉及法律的情况下能得到公平的竞争环境。做出自己决策的平等机遇以及免受强製、免遭干预是新自由主义者倡导的自由的标誌。新工党所信持的「机遇均等」比其他政治组织提倡的机遇平等更为「厚实」，复盖面更广。然而，新工党必须从它的其他价值方面表达它对「机遇均等」的承诺，否则将很难辩驳认为其与机遇平等并无区别的指责。例如，我们可以认为「机遇均等」是新工党信奉积极自由概念与平等作为「优先事项」的务实的外围工作。积极自由以消极自由概念为基础。这不像黑暗对于光亮那样绝对相反，而是消极自由的延伸，正如对社会平等的需求是取得政治平等的延伸一样，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么认为。自认为持积极自由论的人不否认消极自由论者的观点，即人应当在生活各领域中从没有明显「善」的限製中被解放出来，他们将自由的范围从仅仅是一个从强製下被解放的概念延展至一个授权行动的概念；从个人的有意的强製到自由市场结构性的间接强製，以及人生机会全凭运气的分配。积极自由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消极自由的延伸。然而，如果我们考虑以赛亚对两种自由概念所做的评论，那么这样的态势则变得復杂起来：「对『谁统治我？』这个问题的回答，与对『政府干涉我到何种程度？』这个问题的回答，在逻辑上是有区别的。最终，正是在这种区别中，存在着消极与积极自由两种概念的巨大差异。当我们试图回答『谁统治我？』或『谁告诉我我是什么不是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而不是回答『我能够自由地做或成为什么？』这个问题时，自由的『积极』含义就显露出来了。」「我由谁统治？」和「谁告诉我我是什么？」，诸如此类问题表明，彻底考察两种自由的概念时，它们试图就人类状况回答不同的问题。因此，对这些问题的强调侧重点不同将导致我们更加积极地支持其中一种概念。这也转而导致我们假定想要的是什么社会类型以及我们认为同类政治概念（如结果的更大平等和社群）所具有的价值大小。安东尼?阿布拉斯特(Anthony Arblaster)认为：「……使一种政治信条区别于其他的往往不是各自正式贊同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完全可以大体一样），而是这些价值观的分级结构（hierarchy)。」通过对比两位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政治学可以得到此命题的一个实例。安东尼?阿布拉斯特认为，自由主义与其他政治信条不同，因为自由主义者将自由置于他们价值观分级结构的顶端。45 T.H格林与哈耶克都可以被列为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们信奉自由的首要地位，但是他们属于不同种类的自由主义。格林是新自由主义传统下的社会自由主义者，哈耶克是古典自由主义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者。在第二章中我们曾指出，格林提倡积极和消极的自由，而哈耶克提倡纯粹的消极自由概念。尽管两位思想家都信奉个人的首要地位，都坚持个人自由作为其主要政治原则，格林和哈耶克支持不同的「好社会」的概念，重视不同的次等原则，比如社群。积极和消极自由不只是左和右的概念，在很多方面这种过分的简化是误导性的、不准确的。这两个概念真正引起的讨论是由个人决定他们要就社会和人性提出什么问题，以及他们会最重视怎样的答案。积极和消极自由作为政治概念，涉及其他政治价值，也涉及人们根据对人性和他们所想创造的社会类型的信念而提倡和忽略的其他问题。

　　新工党贊同(就像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那样)积极自由概念，因为它认为「我被谁统治？」的答案是「你自己和你所在的社群」，于是开始争取使所有人尽可能地、在尊重社群福祉的前提下做自己生活的主人这一政治征程。这样，自由变得不只是免受不需要的强製，而成为了人选择自己的道路与实现其内在欲求的自由，从而获得对自己生活的「自我统治」(self-mastery)。自由，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成为了授权性动因，是在政治、社会、经济的生活领域，而不只是道德领域的，免于人类干预的自由，后者是消极自由论者所想要的。

　　在新工党的修辞中，「机遇」是授权性动因，使人们可以尽可能地、在尊重社群福祉的前提下实现他们的自我统治。

　　因此，对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关键是机遇和积极自由暗示了社会正义的概念、政府干预、优先重视社会贫困群体并将他们提升至足够的最低水平。我们可以看到，机遇的原则被指隐含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如以下引自布莱尔和布朗所说:「有相当重要的少部分人从社会主流中被分割、隔离出来。他们的生活特征往往是长期无业、贫穷或缺少教育机会，有时还经受家庭不稳定、滥用药物、犯罪的困扰。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而得不到缓解。」 「在工党的新章程中我们承诺寻求最大范围地推广财富、权力、机遇。我想强调机遇是新的政治学中的关键性价值。其重要性常被忽略或者歪曲。对右派来说，机遇的特征是个人从国家那裏得到自由。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机遇与社会不可分离，政府行动在其中必然起到很大作用。相比之下，左派在过去太过轻易贬低其为个人改善自身与家庭而推进大范围机遇的责任。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以抽象平等的名义抑止了机遇。严重的不平等继续代代相传，于是进步的左派必须强有力地解决对真正机遇平等的障碍。但是平等机遇的推进并不意味着福利供应和公共服务中毫无生气的整齐划一。现代左派也不会狭隘地看待机遇：艺术与创造性产业应该是我们共同文化的一部分。」 「稳定提供了平臺。但是如果我们不解放每个人的潜力，则不能建立动态的经济。阻碍我们得到所需要的机遇的福利国家将拖累经济。促进工作的福利国家不但公平而且有助于建设经济的更大的动态机製。」「我想要这样的国家，人们取得发展，工作出色，生活中收功。我不屑考虑嫉妒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envy)。我们需要更多的成功企业家，而不是更少。但这些人生机会应当是所有人共有的。我想要这样的社会，壮誌雄心和同情怜悯被视作同伴而不是敌人一一我们既重视物质财富也重视公共服务。」斯图尔特?怀特（Stuart White)认为，有关新工党机遇价值观的理解中存在很重要的不同意见，这些不同意味着新工党政治哲学存在分歧。这些不同当中有一个如怀特所说的：

　　「……关于对真实机遇的承诺问题存在『左派』和『中间派』之间的分歧：关于这个承诺宄竟是针对什么，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关于宄竟需要什么政策来满足这个承诺。」怀特称，工党现代化一派中存在「左派」和「中间派」，因此新工党内存在哲学分歧。

　　布莱尔被认为是「中间派」的领导人物，但「左派」领导人物却未指出。怀特的观点仅仅是，这两派人的分歧在于对「真实机遇」的承诺，并且「中间派」从精英领导体製的方面理解「真实机遇」，而「左派」从更为平等主义的方面理解。这也相应地意味着，他们就履行自己所理解的「真实机遇」的正确政策有分歧，并在这样做的同时履行他们对积极自由的承诺。紧随其后的一个观点是，「左派」认为精英领导体製允许「真实机遇」中存在非正义的不平等，这些是因为残酷的时运或者换句话说是因为自然禀赋和社会经济因素的随意性差异。怀特认为「左派」「……认为原则上政策应当谋求如何缓解不应有的残酷时运所带来的不平等。」 相反，据怀特的观点，「中间派」是传统的精英主义者，他们对收入再分配态度含糊，反对对精英征收更高的超出「合理」界限的税。尽管怀特的观点对新工党中可能存在的哲学信念上的分歧做出了有意思的评论，但是有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实验，亦即，我们如何基于极少的源数据看出单个新工党政治家是否是「中间派」或「左派」？这是有疑问的，很大成分上是依赖于推断。

　　怀特关于「中间派」和「左派」的「真实机遇」论点的第二个缺陷在于术语方面。「左派」这个词是可接受的，可视同于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个词，但「中间派」一词的政治含义则不清楚。也许更恰切的且根源于英国政治哲学传统的词是社会自由主义者。我们可以把这个词看作是代表了十九世纪自由主义发展衍生出的温和左派的态度。社会或新自由主义者占据了自由主义左翼，与自由主义右翼的放任主义或曼彻斯特自由主义者相对立。后者如今可看作新自由主义的先驱。社会自由主义者这个词，并不是中间派，具有政治传统，是一种进步的左的思维模式，然而在使用时与具有英国社会主义发展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一词是不同的。第二章中的观点认为，R_H ?托尼是新自由主义和工党社会民主主义两种思想传统之间非常重要的纽带性人物。T_H ?格林、霍布豪斯、霍布森等人的新自由主义与托尼的伦理社会主义部分相同，后者被认为影响了盖茨克尔、布莱尔、布朗的社会民主主义。这两个传统紧密相连，很难轻易区分。因此，如上所述，怀特所形容的关于「左派」和「中间派」之间对「真实机遇」在政治哲学上的差异，是侧重点和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相冲突的政治目的。

　　积极自由的价值观被新工党以与其社会民主主义先辈相似的模式继续下去。新工党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克罗斯兰派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样，坚持通过享有一整套政治、社会、经济的积极权利体现出来的自由的价值。尽管如此，新工党将自由与社群的价值联系起来，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在积极自由预设为前提的诸多优点方面，关于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不同也许会有争论。我们可以认为，新工党强调社会互惠（social reciprocity)以换取某些国家授权。例如新政项目，规定个人在求职并同时获得为期六个月的无条件补助之后，为了继续享有获得补助的资格，必须在下列四项中选择一种：教育课程；有组织的工作安置；从事环保项目的工作；或者从事慈善或誌愿者机构工作。20世纪中叶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继续优先重视公民享有权利，而不顾任何社会或群体互惠，是有可能的。

　　左派与右派的思想家的自由概念不同有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阻碍自由和可以算作限製自由的障碍。正如前面所讨论的，对于如哈耶克这样的右派思想家，只有由人类因素蓄意、故意造成的障碍才能限製个人自由。相反，左派思想家认为，任何由人类行动或社会和经济力量引起的障碍能够构成对个人自由的限製。例如，贫穷可以算作对自由的限製，不管贫穷的个人是否对他的状态负责，也不管他的贫穷是否被人蓄意所致。普兰特就这一点展开论述：「对个人自由的限製不只是由他人有意识的行为蓄意造成，也不只是自由主义传统必然想要抵製和限製的那种，而也是生来就有、通过基因遗传的自然差异以及人类行动的结果所造成的，不管是否故意，这些因素在家庭背景、经济资源、福利、教育等领域都存在。」对不同的自由概念所作讨论中第二个重要因素是个人行动的蓄意和可预见结果。哈耶克认为，在市场运行中，个人对其行动的结果不承担个人责任，因为这些结果都不是蓄意所致。

　　69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社会正义概念（尤其是关于如何对待社会贫困群体）与纠正市场中的非正义对个人的市场决策没有道德上的要求。70左派的思想家普遍认为尽管个人行动可能并非蓄意而为，但其影响有时是可以预见的。如果它们是可预见的，且伤害到了他人，则可以认为它们是可以预先得以製止的，因此个人就变得对自己的行动结果负责了。如普兰特所说:「因此在这些方面可以论证，能够基于某种社会正义的思想使市场易受道德评论的影响，无论这思想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足以成为放弃它的理由。」我们己经註意到，新工党用来履行其对积极自由价值的信念的方法是承诺个人生活各层面无所不在的机遇或者「机遇均等」。机遇的理论语言是新工党用来阐述其自由概念的务实方式，个人的自由跨越道德、政治、社会、经济领域，尽可能保证最充足的情形和选项供每一位公民选择。

　　新工党与平等

　　本章试图评价新工党政治哲学中平等的价值，和上一章针对自由的方式一样。本章将依据所谓新右派的思想霸权并就一些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对平等的观点考察新工党的方式。第一个任务是，澄清围绕社会民主主义着述中不同概念的术语，诸如机遇平等、结果的更大平等、结果平等（equality of outcome)以及工党表达的两个理念：「机遇平等与结果公平」以及「进步普世主义」（progressive universalism)。于是可以认为不同的平等概念可以更好地分为充足(sufficiency)、优先（priority)、平等主义概念（egalitarian conceptions)。这被当作关键任务，因为有观点认为，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评论家和作家曲解了结果的更大平等这一概念，并与此同时指责新右派抛弃了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第二个任务是透彻地探讨新右派有关平等问题的政治思想。本章第三个任务（按照德裏克?帕菲特（Derek Parfit)对不同的平等概念所做分类）是，指出包括诸如R. H.托尼、安东尼?克罗斯兰、罗伊?哈特斯利及继承其影响的工党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持有平等的优先与充足概念（priority and sufficiencyconceptions of equality)而不是严格的平等主义平等概念。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任务是，提出新工党所信奉的平等类型乃是促进优先和充足概念，而不是促进严格平等主义的自由概念，因此这样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哲学上与新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有关平等价值方面是相似的。本章一开始将讨论社会民主主义着述中围绕平等概念的术语。

　　社会民主主义着述中「平等」的术语

　　显然，在讨论平等的不同说法，尤其是讨论其与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关系时，可以概括出三个版本。它们分别是机遇平等、结果的更大平等（有时被称为「民主平等」）以及结果平等。机遇平等是社会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既有新自由主义者也有自由保守主义者)以及社会民主主义者所公开支持的原则。此原则坚持，每个个人都应当能平等地获得工作和职位，例如公职。它包括无论性别、种族、阶级或宗教的平等待遇，并要求一个以才能为基准的社会。机遇平等禁止裙带关系以及任何形式的优惠待遇和个人特权，它试图保证所有个人站在同一起点。这是非歧视平等（equality as non-discrimination)。

　　结果的更大平等原则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所支持，社会自由主义者则在较低程度上支持这一原则。它扩展了机遇平等原则，通过减少由不幸、基因遗传和社会非正义带来的影响，包括了由个人背景、教育、才干或能力决定的问题。它试图从富裕人群向贫困人群重新分配收入和财富，这样做的同时减少社会中的物质性与社交性不平等。信奉结果更大平等的政党这么做是基于不平等，比如基因遗传的差别是随意性的，因此是不公平的，同样也是因为，作为社群他们认为个人有责任通过保证一定程度上的结果更大平等，从而进一步帮助弱势团体，而不只是保证程序上非歧视意义的机遇平等。

　　工党中坚持结果平等的原则（或结果的完全平等）的为少数个人和团体，如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联合会（Marxist SDF)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工党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最终崩溃，工作将成为为「共同利益」服务的公社行为，因此工资薪酬的差别将与之无关。

　　除了这三种平等，新工党在执政期间还支持两种观点，表达了其对平等的承诺。这些观点是，「机遇平等和结果公平」与「进步普世主义」。7新工党「机遇平等和结果公平」的观点主要由戈登?布朗和他财政部的官员们在过去几年中运用。尽管如此，布朗的演讲中似乎没有对这个观点明确给出过定义。一个可能的解释暗示，这既是承诺程序形式上的机遇平等，也是承诺保证结果以使其不低于最低水平。体现这一观点的典型政策是「最低收入保证」(Minimum Income Guarantee)，现在是领恤金者信贷（Pensioner Credit)。新工党「进步普世主义」的思想最近被布朗在2003年预算中用以描述巩固新税收和救济金製度的原则。进步普世主义简单地说就是为几乎所有公民（除非常富有者以外）提供某种形式的财政支持，但更多关註于最需要财政支持的人群，将在他们最需要支持的时候给予他们支持。预算报告认为：「新的税收和救济金製度实践了进步普世主义的原则，支持所有人，为最需要支持的人在最需要支持时提供更多帮助。然而根据布朗在1997年大选准备阶段与前自由民主主义领袖帕迪?阿什当（Paddy Ashdown)的一次谈话，围绕新工党对平等的承诺的争论变得更加混乱：「我尝试想出一个单独的中心主题，来表达我们所有的观点并将它们一起连结起来。不能称之为「主义」一一那样听起来太意识形态化了。我决定中心思想是『机遇平等』 一一就是你在你写的《公民的英国》这本书中所谈的。和你一样，我也认为我们无法设计结果。我们必须有的是一个做好干预准备从而为所有人提供机遇平等的政府。」因此，阿什当在他的自传中记述，布朗倡导机遇平等，并表示这是他对当代新工党社会民主主义的看法的中心原则。这也可能引起了一些疑问。布朗在1997年于大选前回见阿什当，到他任职期间概括出机遇平等、结果公平及其后的进步普世主义的原则，其间他改变主意了吗？他对机遇平等和结果公平的解释仅仅是传统的、程序形式上的机遇平等吗？有观点认为，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布朗改变了他将机遇平等作为新工党社会民主主义中心原则的观点，回答的根据是，他的预算实质上是重新分配的。

　　尽管如此，我认为虽然机遇平等和结果平等的原则比较明确，但结果的更大平等原则仍可供不同类型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做各种解释，而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重大的理解混乱。另外，新工党提倡的机遇平等和结果公平似乎含糊不清，因而在寻求对诸如平等概念的哲学承诺时问题重重，且进步普世主义的观点对新工党描述其平等观而言是一种很新的方式。部分是因为这些原因，在本章我倾向于遵循这术语上的区分，但并非所有都是由政治哲学家德裏克?白菲特在他的着作《平等与优先》中阐述的结论，因此在下列关于平等原则的观点中作出区分：承诺把人提高到一定层次，以使他们有「充足」的资源来过满意的生活；承诺一直优先考虑社会贫困人群；承诺信奉严格的平等主义（亦即，追求取消收入和财富的所以不平等）。这三种观点可以分别命名为平等的充足概念、平等的优先概念、平等的严格平等主义概念。

　　新右派反对平等的思想和观点弗裏德裏希?冯?哈耶克反对社会主义的平等概念，因而反对降低不平等的需求，他的这类观点直接与他的自由概念相联系。哈耶克的主要观点之一是，贫穷和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并不意味着缺乏自由或者导致「不自由」（unfreedom)。

　　在研宄哈耶克的原则和他对社会主义平等概念的反感时，我们必须记住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的批判主要是基于他所认为的英国及其海外的社会主义的高涨。尽管新右派思想知道20世纪80年代才主导保守党的意识形态内核，但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Blake)指出在哈耶克的书出版之后早期新右派对保守党的影响：「其本质上的意图是反社会主义的。在大学本科生中有相当一部分重新兴起对保守党的同情，某种程度上在教师中也是如此……工党失去了对智识和思想界的垄断。」这个观点得到撒切尔的支持。她讲述了哈耶克的思想对她观点的影响，表示这些思想在「新右派」在保守党内获得主流接受之前就己经使她的观点成为「新右派」的了：「（《通往奴役之路》）……为反对社会主义提供了干脆、明确的分析性观点，论证了其经济理论与当时我们日常生活中令人沮丧的短缺有何关系……也在我自己的政治特征中留下了永久的烙印，使我长期对自由事业和自由持乐观主义态度，并让我从六七十年代社会主义占上风时坚持了过来。」这样，反对社会主义平等概念的第二个观点是，社会主义是相悖于古典自由主义以及自由市场价值1(尤其强调竞争的重要性)，经济中有限的政府干预 (定义为个人的首要地位以及尽可能免于强製）。哈耶克对集体主义、国家计划、政府干预经济、再分配税收的攻击在于他认为这些内在都是社会主义措施。因此，哈耶克认为在一方面社会主义高涨与另一方面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废弃之间存在直接的相互关系：「社会主义己经取代自由主义成为绝大多数进步人士所坚持的信条，这不只意味着，人们己经忘记了以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有关集体主义后果的警告。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们相信与这些思想家所作的预言正好相反的东西。」另外，尽管社会主义是单一的意识形态，哈耶克还是以一种相当復杂难懂的方式对其进行分级。哈耶克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通过社会正义的观点相联系。在此意义上，他认为它们有共同的「目的」。尽管如此，他不能区分民主社会主义所包含的「手段」即民主和渐进的社会变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包含的「手段」即暴力革命和极权主义。再者，哈耶克表示，民主社会主义自然的结论必将由于追求社会正义而导致对民主自由的反感：「民主社会主义，最近几代人的伟大乌托邦，不仅不能实现，而且为之奋斗还会产生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以至现在对之抱有希望的那些人中几乎没有人会准备接受这种结果；除非这种关联全方位地展开，否则是没有人会相信它的。」哈耶克提出第三个观点反对社会主义的平等概念，这就是后来的着名论着《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卷：社会正义的幻象）》。这一次哈耶克的断然否定并不只是基于认为富裕者因收入向贫困者重新分配遭受对自由的侵犯，而只是基于社会正义不存在这一论点。新左派遵循哈耶克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的概念是一个幻象，因为在自由市场的交易中没有社会正义发生。23他们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他们断言非正义只有在蓄意违法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例如，当窃贼偷窃钱包时，非正义就被施于盗窃受害者之身了。新右派认为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不违反任何法律，而且即使个人失去工作或者获取不合比例的回报，也没有发生非正义，是因为市场的运行反映的是无数个人并非蓄意的行为，这不造成任何非正义。

　　有观点认为，新右派反对社会主义的平等概念，平等概念可以理解为对严格的平等主义的平等概念或平等的优先概念或平等的慷慨充足概念的哲学承诺。履行这些承诺的手段是再分配税收、高公共支出、全体授权性社会福利计划等经济和社会机製。因此，新右派坚持平等的概念吗？本章认为新右派信奉平等的充足概念，因为他们认为个人应当得到国家的最低工资以防赤贫。然而这是对充足概念极其有限而基本的承诺。哈耶克所信奉的充足概念与其他社会民主主义充足概念是极端不同的，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哈耶克所认为在道德上「充足」的标准是远低于社会民主主义者所能接受的水准的。他说，防止赤贫的最低值，亦即防止国民饥饿致死、无家可归的国家物资供应的最少量，这就是全部所需要的以及全部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第二，哈耶克所信奉之充足概念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基于社会正义的概念，而是基于简单的必要性，因此在特征上不同于社会民主主义者所持的对平等充足概念的信诺。

　　这引发了一些疑问，引起了对哈耶克思想逻辑的註意。其中一个问题是「哈耶克为什么认为国家应该确保基本最低标准？」哈耶克要回答这个问题很有困难，因为基本最低标准的思想要求具有什么是基本需要或绝对需要的概念，而因为他想说许多社会概念是主观性的，那么基本需要的概念又怎会不在此列？更为实际的一个问题突出了哈耶克思想中的不连贯之处，乃是基本最低标准的实行问题。要让基本最低标准起作用，其必须由国家官僚机构管理，而从目前哈耶克思想中己确立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认为哈耶克不应该在理论上支持中央国家机构作为资源的分配者，这对纳税人来说费用昂贵，而通过支付能力调查（meanstesting)会侵犯某些公民的生活，并且易受到利益团体的「哄抬」影响。

　　以下观点将指出，新工党的充足概念与哈耶克的概念实质上是不同的，它因为新工党所定充足的标准远高于新右派而更加充足而慷慨。新右派寻求提供仅够防止无家可归和饥饿的物资，反之新工党实质上提高了基本充足的权利资格。新工党平等充足概念的出现并不表示它是出于对相对性的考虑，而只是对应该如何采取基本最低标准比哈耶克所提倡的观点更为充足。另外，新工党的平等概念同样包括了对平等的优先概念的承诺。优先概念的意思是，尽管个人也许有适量充足的生存物资，但优先主义者想要深入持续地满足社会贫困群体的需要。26这要进行尝试，无论这些贫困群体是否己经得到国家分配的基本「充足」物资。

　　如此，要总结新右派反对社会主义的平等概念的观点，我们可以强调以下几点：不平等和贫穷不构成「不自由」，尝试弥补相对贫困需要强製个人，从而限製其在其他事情中的财务自由，而且实行平等回报製度将造成大量财务成本；社会正义并不存在，它只是幻象，因此任何在此基础上重新分配收入和财富的尝试都是在道义上不合法的；社会主义的平等概念是错误的，有悖于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因而不能被接受。博贊基特将这些新右派的观点浓缩为两个命题。第一，关于分配问题，社会别无其他合法的计划，只有防止绝对意义上的贫穷；第二，与更大平等原则相联系的相对贫困的概念是危险而非法的。

　　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平等概念

　　R.H.托尼被广泛认为是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之一，他有关平等的论着影响了工党内的很多人。托尼信奉通过减少收入、财富、机遇、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达到结果的更大平等原则，其中心在于他意识到有更大平等则会有更大个人自由。这样，我们可以认为，根据托尼的逻辑，更大平等带来更大自由，这也允许更大的选择权和更大的遵循个人自己生活道路的能力。托尼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他说自由意味着：「……能够在特定时刻、特定环境下做或者避免做特定的事情，否则什么都不是。所引起的第二个问题因而不会更简单。这个问题是，可供选择的范围是否对普通人开放，后者从中选择时遵循他们自己偏好的能力是否由于纠正不平等或消除其影响的措施而得以提升。答案如果是肯定的，自由与平等将能和睦共处；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两者註定为敌。」有趣的是，托尼意识到平等一词的復杂性以及可归于该词的意义的冗余：「再一次显而易见，『平等』一词具有不只一种意义，围绕它的分歧一部分至少是因为同一术语在使用时被赋予不同的内涵。」本章中我认为托尼对平等的观点不是严格的平等主义的平等概念，后者历来在工党内得不到支持，除了萧伯纳、1901年脱离工党的马克思主义社民联31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工党左翼的工党马克思主义者。32托尼理解的平等由慷慨充足和平等的优先概念构成。自由主义者或新自由主义者持有相当宽泛意义上的平等的充足概念，与此不同，如托尼等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社会如果不在经济和社会上更加平等则不能更加自由、博爱，这需要一种持续给予贫困人群优先关註的平等。接下来的评论，尤其是加着重号的评论，支持了托尼的平等概念分类「向所有人合理提供物资时，额外的责任应由额外的回报补偿，以作为对己执行的服务的承认以及对执行服务的诱导，没有人认为这样是不公正的……令人反感的并不是一个人应当比别人挣得多，因为社区的环境、普通教育、生活习惯孕育出尊重与考虑的普遍传统，在有这些传统的地方的人忘记、忽略了这些账房的细节（details of the counting-house)。令人反感的是，一些阶级应当从其他阶级享有的文:明传统中被排除出去，并且人类根本的、深刻的伙伴关系，应当为琐细的、肤浅的经济差异所遮蔽，「寻求平等不能通过分解高收入的方式，因为这既对得到这些收入的人有害，也对没有得到的人有害，寻求平等是要通过确保现在他们获取的财富越来越多地投入到共同利益用途中。」因此，托尼不是严格的平等主义者，不认为所有不平等都应该废除，但他确实坚持认定给予社群中所有成员「合理的物资供应」，或者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这可以视作平等的慷慨充足概念。此外，有观点认为托尼持有平等的优先概念，因为他觉得所有阶级应该分享社群的财富，在事实并非如此的地方，人们应当优先关註最贫穷的阶级，即产业工人阶级，从而使「财富越来越多地投入到共同利益用途中」。这些语言并非准确地概括持续优先关註最贫穷的群体，但暗示富有群体更多的财富将必须用于「共同的用途，，而这个短语是一个相对的、公共的术语。简言之，这个短语是托尼用以表达优先关註（特别是通过社会开支）最贫穷阶级的说法。

　　其他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如安东尼?克罗斯兰与更近一些的罗伊?哈特斯利坚持认为，社会民主主义的中心是关于信奉社会个人与群体之间的结果更大平等。我们在第三章中提到，克罗斯兰表达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中心原则，他说道：「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基本上是关乎平等。我们所说的平等不只是精英社会，平等的机遇中最大的奖励将给予那些具备最好的天赋和家族背景的人；我们采用『强硬』的平等定义一一罗尔斯后来称为『民主的』概念，相对于『自由的』概念。」如果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信奉结果的更大平等，亦即严格的平等主义概念，那么这就特别地意味着要保证持续缩小结果的不平等。而问题之一则是什么是「结果」？对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而言，这通常意味着缩小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正如克罗斯兰明确指出的：「首先，如果财富的不平等是起源于继承的财产而非工作，它们会被认为是不公平的。这违反了每个公民都应有平等的机会获得最高回报这一原则，而授予有差别的利益只与出生的偶然性有关，而不是『人类自己劳动的成果』。第二，甚至是劳动所得的巨大不平等也被认为是不公平的，如果它们反映的不只是能力的差别，也有机遇的差别一一也就是说，如果存在人为的「租借」因素，或者如果差距悬殊，以至于人们认为，为了这么大的回报而单独挑出经济能力素质，相较于其他个人属性而言，是不公平的。第三，如果某些收入相较于其他类似收入受到税收製度过分慷慨的对待一一也就是说，如果税收的基础在衡量个人的赋税能力方面是个糟糕的工具，那么就会出现非正义。」尽管如此，克罗斯兰同样关心缩小教育製度、财产分配、需求阶段中的资源分配、工业权利定位当中的不平等。然而，有关所谓新工党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有不同的平等概念的探讨所要问的最为相关的问题是，「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实际上有没有持严格平等主义的平等概念？ 」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及其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追随者倾向于批判新工党放弃了结果更大平等原则或是罗尔斯所说的「民主平等」。有观点认为新工党所认为的平等在原则上与克罗斯兰所认为的相似。两者都想以福利和授权的形式保证生活所依赖的收入的「充足」最低量，两者都想持续关註贫困群体，两者都想通过保证如技能培训和教育等机遇从而促进他们的积极自由概念，来减少物质生活和社会的不平等。重要的问题如下所述：「克罗斯兰和新工党对生活所需『充足』的量分别是如何『划分界限』的？对于社会贫困群体中的哪些人应该给予优先关註？可以允许社会中多少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关于这三个问题，有观点认为在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新工党之间，就侧重点、政策规划好和期许有差别，这是由于他们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间阶段（克罗斯兰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工党是在21世纪初）构建他们所认为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不像新工党那样信奉平等的优先、充足概念吗？如果答案是「不，他们从未持严格平等主义的平等概念」和「是的，他们像新工党那样坚持平等的优先、充足概念」，那么如哈特斯利等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与新工党在哲学上比他们所想的更为相似。

　　上述所引内容表明，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模式对他而言其本质是关于平等，约翰?罗尔斯称之为「民主平等的」平等。罗尔斯的立场是他所说的「作为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fairness)，由他的两条正义原则组成。第一个原则是，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相容的类似自由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是，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这样安排，以使两者都能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另外，罗杰斯认为，当这两条原则相冲突时，第一条原则或「自由原则」必须优先于第二条原则或「差别原则」。因此，由罗尔斯的观点可推知，社会中会存在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在某些情况下只是假设遵循了第二个原则。很清楚的是，罗尔斯不提倡严格的平等主义。差别原则所真正体现的是，罗尔斯提倡平等的优先概念，他认为所有形式的不平等都应该如此安排：「……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随之与此相关的问题是，罗尔斯是什么类型的优先主义者？罗尔斯似乎提倡社会以之为基础的正义理论应该持久地优先关註最少受惠者，并且我们可以假定最少受惠群体与例如社会普通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减少并不影响原则。因此，如果事实是这样，那么我就可以认为罗尔斯所信奉的平等的优先概念是严格的优先主义。本章将论述新工党持有非严格的优先概念，与罗尔斯所持有的有细微的差别。总体来说，克罗斯兰的平等概念似乎遵循了罗尔斯的概念，并与新工党所持概念相类似，但是原则中的个别地方还是表现出细微的差别。哈特斯利是一位重要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他贊成结果的更大平等原则，强烈斥责新工党放弃这一承诺，而事实上他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回答我的两个问题时表现出对平等和自由明确的误解：

　　「你的主要政治哲学价值是什么？我的基本政治价值是对平等的追求。认识到我们无法达到我所想要看到的那种程度。我指的不仅是经济平等，我指的是性别平等、种族平等，我指的是法律面前的平等，我指的既是财富的也是权力的平等分配。对更大平等的承诺本身是目的吗？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本身是更大自由。但我认为，自由需要财富和权力的重新分配从而成为使自由成为现实的力量。我不认为自由是没有限製，我认为自由是可以做事情的能力。社会主义的自由观是你做你选择做的事情的能力。」哈特斯利的回答在哲学上是混乱的。他说，平等和对结果的更大平等的追求是他的主要政治原则，从而他成为了严格平等主义的平等概念的提倡者。尽管如此，在下一个问题中他回答说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是自由而非平等，人们在实行更大的自由之前需要更加平等。因此，如果自由是根本原则，那么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自由」而不是追求平等或结果的更大平等。另外，这证实了本章前面所提出的怀疑，即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哲学上有关平等和他们政治价值的整体秩序非常类似于新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尽管他们厌恶新工党的保守修辞和过于谨慎的政策规划方式。

　　新工党的平等概念

　　本章认为新工党的社会主义的平等观念有两个部分组成，这两个平等观念都不是严格平等主义的概念。第一个组成部分是承诺把人们提高到一定的生活水平，藉此「足够」过上令人满意的生活。我们可以将之（如上所述）称为平等的充足版本。当然这是有问题的，因为「足够」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充足」？在英国社会，关于一个人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最低水平才能称作过上令人满意的生活是没有一般性理解或共识的。45尽管如此，平等的充足概念被理解为提供充足水平的收入和服务。在历史上，这工作是由福利国家通过各种福利津贴和授权完成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平等的概念是达到充足水平的更大平等，于是它毫无保留地允许个人挣得收入。鉴于国家最低工资（National Minimum Wage)管理劳动力在充足的最低标准获得报酬，这是平等的充足概念的一个范例。

　　新工党平等概念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承诺在财政上优先关註英国社会的贫困成员。这(如上所述）可以被称为平等的优先概念。也许值得指出的是，平等的优先概念可以有两个流派或者以两种方式解释。我们可以称他们为严格和非严格优先主义者。严格优先主义者想优先关註社会贫困群体，不管他们按绝对值计算是多么富有。譬如，这样的贫困群体也许事实上（据严格优先主义者）拥有相对高水平的可任意使用的收入，有自己的住房，可以出国度假，拥有较高额的存款并仍需要在财政上得到优先关註，因为相对而言他们也许仍旧是一定社会中的贫困群体。非严格平等主义者也想给予社会贫困群体优先关註，但他们认为当贫困群体经济状况越来越好时，优先关註的重要性也就越来越低。因而，例如，如果一个社会的两个贫困群体中的一个经济状况在绝对值上逐渐变好，那么非严格平等主义者就逐渐停止优先关註这个群体。这样的问题在于明确两个疑问。第一，谁是社会的贫困群体？第二，政府（信奉平等的优先概念的）规定资源到什么水平则停止在财政上优先关註这样的群体？

　　本章认为新工党信奉的是平等的非严格优先概念。

　　例如，如果新工党在全英国将生活标准提高到以下程度：每个人在道德上都有「充足」的水平，对贫困群体没有清楚的分类，因为75%的人舒适、充足地生活（意味着不只是他们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而且他们也有「合理」水准的可支配收入)，而其余25%的人则非常富有，那么根据新工党所信奉的平等的非严格优先、慷慨充足的概念，英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则不需要再信奉这种平等的概念了。尽管如此，假设新工党信奉的是严格平等主义形式的平等，那么它将继续为英国人口中生活相对25%的富人而言贫穷的那75% (尽管他们的基本「需要」己得到满足，并且他们倾向于获取一些财政「需求」）获得更大平等而从事运动。

　　一些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自称是与新工党不同的平等主义者，但他们是否理清其否定平等的非严格优先与慷慨充足概念及其接受平等的严格平等主义概念的程度，这个问题还不得而知。假定如果没有完全实现这种区分，那么信奉平等的严格平等主义概念的人将少得多。

　　新工党平等的非严格优先概念，其例证有针对最贫穷领退休抚恤金者与最贫穷且有孩子的家庭的「退休保障」（Pensioner Guarantee)和「工人家庭税收抵免」（Working FamiliesTaxCredit)。新工党信奉平等的优先概念的其他例证包括其对幼儿「安稳起步」（Surestart)、每一个四岁儿童的托儿所的5800万欧元投资；供儿童慈善事业使用的4500万欧元儿童基金（Children's Fund); 50亿欧元投入针对18至25岁人士的新政以及针对25岁以上人士的新政；针对50岁以上人士的附加新政，针对单身母亲及残障人士的新政；同样，针对2000个最贫困地区就业的行动团队（Action Teams);高水平的中学开支；针对11至25岁不能获得教育和技术培训的人的「纽带」（Connexions)项目。

　　我们註意到，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者所理解的平等原则证明是一些怀疑新工党社会民主主义凭据的人论点的哲学支柱。显然新工党对于平等的原则相当含糊不清。与围绕平等原则的辩论类似的问题是，新工党是支持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抑或有时称为上升的衡量贫困的绝对水平。在某种意义上，所探讨的这两个问题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再一次，新工党似乎在发出自相冲突的信号。布莱尔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 「新闻之夜」（Wewsn/ght)杰瑞米?帕克斯曼（Jeremy Paxman)专访时作出着名的表态，即他认为绝对的贫困水平是重要的，并且几乎要提倡新自由主义的「点滴获益」理论（trickle down theory)。布朗通过在概括他对抗儿童贫穷的策略时使用相对衡量标准，进一步使得辩论混乱，并进而宣布表示儿童贫困的绝对水平有显着降低。

　　新工党关于平等原则含糊不清的例证是，1999年3月18日，布莱尔在伦敦汤因比大厅(Toynbee Hall)发表贝弗裏奇演说（Beveridge Lecture)以纪念牛津大学学院建校750周年。在演说中，他阐述了政府意欲到2020年时消除儿童贫困人口，2010年消除一半，2004年是减少四分之一，在2001年内消除120万。然而，在2002年4月11日，布朗宣布政府己将儿童贫困人口减少50万(相对而言），即从1996至1997年的440万减少到2000至2001年的390万。因此，距离目标相对而言还差70万，但在绝对意义上减少了 150万，己然超过了目标。政府最初使用了相对性数据，于是没能达成目标，所以从绝对性方面展示其发现。

　　因为布莱尔和布朗所持平等的说法不同，所以有人认为在新工党的核心即存在含糊不清。这纯粹是猜测，也许在将来回忆录出版后会清楚明确地解决好。然而，在最近的一次与资深公务人员就新工党政治思想的访谈中，我得知新工党或至少是财政部坚持克罗斯兰派的平等概念，但将其应用到现代经济的语境当中。受访者说，财政部应用结果更大平等的方式包括有针对性的税收抵免、教育津贴、如「安稳起步」等具体的技能与教育培训机会，还包括「工人家庭税收抵免」，确保了有两名儿童的家庭有更为公平的结果，这些家庭每年劳动收入13000欧元左右，或者国家平均收入的一般从而大约状况得以増加3500欧元。受访者告诉我，这么做不是仅仅为了实现劳动所得（make work pay),而且是为了提供更公平的结果并进而为这样的低收入家庭提供结果的更大平等。

　　新工党所奉行之平等原则的含糊不清中显而易见的是它包括额外的一个因素。新工党的平等包括对当地社群和社区的投资。 「社群新政」（The New Deal For Communities)将权力分散至社群，并使得就政府的钱花费在什么上的决策民主化。汤因比和沃克认为，「社群新政：「首先集中于由1000至4000人组成的20个或更多的社区，向每一个社区提供2000万至5000万欧元项目资金，必须显示出它们是真正立足于当地社群，吸纳所有当地服务一一学校、卫生、社会服务人员、警察、房屋管理部门、就业服务部门。他们可以自由地尝试任何事情并对当地任何似乎最糟糕的问题提出当地的解决方案。」之所以产生这些措施，是因为意识到不平等不只是个人之间薪酬比例不等，还包括社群与社群之间的社会和公共服务供应不平等，并且各社区还在获取社会物资（如公共空间、好的学校、图书馆、当地便利设施）的渠道上遭受不同程度的不平等。

　　新工党关于其平等概念的含糊不清是令人遗憾的，但它强调人生每一阶段的教育、技能、机遇，这是实用的而且是为应对英国社会变化的态度和受众而做出的选举权宜之计。例如，1974至1979年威尔逊一卡拉汉政府期间非常高水平的收入所得税，即25%的较低税率，33%的基本税率，83%的较高税率，以及98%的针对非劳动所得的较高税率，这对于现在的选举不可行。这并不是说，英国公众反对所有形式的税收増加。在2002年预算中，税收増加（主要通过国民保险分担（National InsuranceContributions))以将大量的钱投入公共服务，如国民医疗保健製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在本书写作时，根据可获取的民意调查数据）这受到了大多数公众的欢迎。57这种对所谓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水平的直接税製的怀疑也没有完全否定对社会收入最高群体征收较高的税阶。费边社的税务与公民权委员会（Commission on Taxation and Citizenship) 建议对每年100000欧兀以上的可征税收入创建50%的税阶，这将对约200000公民产生影响。国内税收（Inland Revenue)计算得出，这样的税阶将在2000至2001年产生29亿欧元，并预计随着更多人进入收入100000欧元的群体，而会在之后数年以每年约2亿欧元的速度増长。

　　我们在评价新工党及其信奉的平等时，必须考虑到新工党不只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而且是后撒切尔政府，试图劝服仍旧心怀疑虑的选民相信税收増加能够实现更好的公共服务。

　　新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不得不存在于某种程度上仍受新右派思想（如个人主义、有限的政府干预、对重新分配收入和财富保持沉默）感染的氛围裏。哈特斯利说，是否持结果更大平等的观点（约1956年60)是看一个政党是否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决定性测试，如果他说的是对的，那么英国共产党将可算作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尽管其甚至不信奉、不参与民主，而新工党将和20世纪80年代早期脱离工党的社民党一样，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广阔空间中找不到容身之处。

　　本章中提出，托尼、克罗斯兰、哈特斯利以及新工党提倡平等的原则本身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达到更大的个人自由的手段，并时而作为确保更加社群式（communal)的社会的手段。本章的观点是，工党中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一直以来信奉平等的优先概念，同样持有平等的慷慨充足概念。另外认为，在工党中只有萧伯纳、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联合会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工党马克思主义者声称信奉平等的严格平等主义概念。

　　最后，本章提出，诸如「机遇平等与结果公平」和「进步普世主义」等思想是含糊不清的，并且新工党的平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信奉平等的非严格优先主义与慷慨充足概念。

　　新工党与社群、民主

　　本章将再一次以前一章针对平等的方式，试图评价新工党政治哲学中的社群价值。本章还将根据所谓新右派观点的思想霸权，并就一些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对社群的观点，考察新工党所采用的方式。第一个任务是概括出新右派关于社群价值的态度，尤其是他们对其的反感。

　　第二个任务是讨论包括R.H.托尼、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安东尼?克罗斯兰在内的思想家对社群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概念。本章第三个任务是解释新工党的社群主义社会哲学。将探讨阿米塔伊?埃齐奥尼（Amitai Etzioni)的美国社群主义和社群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观念，即「联谊」（fellowship)，并认为这两个因素对理解新工党的社群价值是有用的。本章第四个任务是讨论在新工党社群框架内扩大民主的问题。将考虑围绕新工党权力分散项目的含义；将探讨权力下放如何影响社会民主主义对平等的看法，特别是对国家各服务的平等状况的看法；还会评论新工党对誌愿者部门（voluntary sector)的态度。本章开始将讨论新右派思想家对于社群价值的态度。

　　新右派反对社群的思想和观点

　　约翰?金德姆（John Kingdom)认为社群原则引起了新自由主义者的反感：「社群的、互相支持的生活本能这一思想是与新右派自由主义者所预想的自然状态截然对立的，这种状态中的社群作为具有规则和联系的集体，只是由允许更为自然的联合体一一市场来运行的契约建立起的人造物。对于亚当?斯密而言，物物交易植根于人性，与此相似的是，诺齐克（Nozick)认为市场活动是第一位的，带领国家悄悄地接近人们，甚至连概念上的契约都不需要。赚钱的买卖永远都比友谊的本能重要。」那么哈耶克关于这种政治价值是怎么说的？简言之，哈耶克的政治思想中并没有对社群的价值进行彻底的讨论。哈耶克不攻击社群也不就方法论提出反对它的观点，因为这在他的哲学中并不明确体现。作为新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关註的是反对社会正义的概念，反对中央国家的所谓权力増长，反对限定或限製个人自主权的任何运动或政策。他所敌视的是集中于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倾向以及他认为这些倾向会对国家权力产生的影响。因此，这就意味着哈耶克会反对国家层面的社群行动而不反对地方层面的社群行动。当然，这要视个人理解「社群行动」的意思而定。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提出社群行动的定义不只是社会(gesellschaft)的思想，即契约性关系且仅仅是实用性联合体，而能被更充分地理解为共同体（gemeinschaft)的概念或基于共同价值和信念的联谊共同体。这一观点表示，作为古典自由主义者的哈耶克会反对允许国家即中央政府及其机构提出基于社群价值、规范、信念的有利于其公民的概念，换言之是社群主义者所提倡的一种共同体。哈耶克的意思并非反对围绕地方层面的社群，因为这不会直接引起他对国家权力提升的警觉，而他认为国家权力侵犯个人自由。在这种意义上，哈耶克是坚定的哲学上的自由主义者（liberal),而不是自由论者(libertarian)。因此，作为自由主义者，他认为个人的权利先于社群所推崇的有益的生活，并且回避任何社群主义的思潮，不管它是方法论的或规范性的。以哈耶克看来，社群主义对国家层面的公民权的构想会将政治推向极权主义的陡坡。另外，哈耶克在分类上反对，基于对超越防止贫穷的基本社会供应的兄弟情谊或伙伴关系的理解，从社群对贫困公民的义务或从对社群其他成员负责的方面来表达任何社会正义的概念。

　　总而言之，社群政治价值的集体主义倾向不管是作为对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分配性正义的支持、解释，或是作为对国家层面公民权的描述，还是作为提倡善的某种概念的原因，都将违反构成哈耶克新自由主义哲学大部分的个人主义和消极自由主义。

　　在实际的政治中，撒切尔和梅杰领导的英国新右派政府对社群思想鲜有评论。在总结新右派主导的政治世界的时代精神时，撒切尔有很着名的一句简短的话，其中说道：「……没有社会这回事；只有个人和家庭……」这一声明被理解为不只是新右派对于社群概念、社会责任、「兄弟情谊」的矛盾心理，还可以理解为所有保守主义思想流派的公理。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保守党的政治思想中长期以来就包含有对社群和社会责任的描述。也许从迪斯累裏（Disraeli)时期，但必然是受到由伦道夫?丘吉尔（Lord Randolph Churchill)在「托利式民主」（Tory Democracy)旗帜下领导的第四党（the Fourth Party)的影响，保守党人认为社会责任的对象是社群的绝大多数，尤其是社会的贫困人群，他们以此作为其政治任务的声明。尽管人数少，但丘吉尔和他的同盟者为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留下了一份政治遗产，并转而到了其子即未来的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手中，这份遗产的影响一直延伸至二十世纪。格林利夫（Greenleaf)准确地描述了 「托利式民主」对十九世纪晚期保守党的影响：「当然，托利式民主的思想有很多并没有在保守党圈子裏引起广泛的支持。而且，在索尔兹伯裏（Lord Salisbury)怀疑主义的支持下也许不能期望什么，因为他的态度类似于苍白的、消极的迪斯累利主义……然而在伦道夫离开以后，激进的精神依然很强烈，正如托利党改革联盟（Tory Reform League)等组织的活动。」约瑟夫?张伯伦以他的社群主义政治理念而言，可以说是他那一代中最激进的保守党政治家。他在自由党支持的新自由主义发展壮大之前原本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格林利夫指出，张伯伦「……正视一个新的有先进纲领的激进政党形成，取代旧的自由主义，这个政党有能力处理工业化和民主发展引起的社会问题」。

　　尽管如此，张伯伦由于不同意格拉德斯通（Gladstone)关于爱尔兰地方自治（Irish HomeRule)的立场，转而支持对方，他成为保守党席位中贊成社会改革的强有力的代表人物。格林利夫进一步说明，张伯伦的政治观点要求他站在以国家为中心的立场对待社会问题，政府代表整个社群工作。格林利夫指出，张伯伦的激进的关于公共义务与社会企业的托利式理念集中关註改善贫困人群的生活，这与古典自由主义对国家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本章提出，「社群主义的保守主义」这个词很适合描述某种家长式保守主义，强调社群责任与社会义务，而且这很明确是保守主义内的一个思潮，自20世纪中期以来15,尤其是70年代之后就黯然失色了。

　　社会民主主义的社群概念

　　R. H.托尼在工党运动历史上被视作伦理社会主义的灵魂人物。工党内对立派系的很多成员也会承认他对其政治思想发展具有指导性影响力。在工党运动中，托尼的着述是认同社群价值的，或用他常用的词「联谊」（fellowship)，但乍一看托尼关于政治思想的着述似乎充斥了不平等问题和由贫穷导致的自由缺失。正因此，有时很难发现对社群所做的明显、确切的讨论。尽管这样，一旦读者研宄过他的主要作品，包括他的《札记》(Commonp/ace Soo女),那么很清楚的是托尼的社会主义是他基督教联谊的理想。他认为所有人是平等的，因为造物主上帝在道德价值上使他们平等，并以此为目的本身，他的这种态度贯彻于他的作品中。

　　以下格林利夫的评论揭示出他的社会主义的神学秩序：「……托尼对社会主义的看法绝不可能从根本上强调效率，或是完美社会机器的对称，或者甚至是充裕。毋宁说其强调的不可避免必然是精神或伦理上的，强调基于人类联谊的社会关系的正确秩序。」这段引文很恰切地揭示出托尼对社会主义的基督式的理解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社群或基督联谊的理想。平等或者更大的物质和社会平等在某个方面是托尼追求的价值，尽管事实上他的社会主义目标是更大的个人自由和更社群式的社会。格林利夫将托尼给予个人更大自由与鼓励建设更为博爱的社会这一目标视为，社群鼓励并授权个人发挥他们的潜力，在更为平等主义和道德的社群中成为积极的公民：「他的理想是，在比他所批判的环境更为富足、特权更少的社会环境中的联谊、参与性的公民权以及个人自我发展的渐进过程。他所关註的不是建立规整的社会製度，而是基于真正的道德原则在社会关系的适当联系中释放人们的能量和潜力。」与新工党相似，托尼将降低物质与社会不平等视作使社会同时更加自由、更加社群的最有效的方式，而且托尼认为能够实现他的目标的主要媒介即是新工党社会民主主义者所提倡的社会媒介，也就是教育。格林利夫着重提出了支撑托尼强调学习的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学校教育及其质量在维持托尼所强烈批判的阶级差距中起着实质性的作用。另一个原因是，如果社会以托尼所希望的方式转变，那么将涉及从根本上改变社群中所有组成部分的看法，涉及贪婪性、竞争性的态度转变成以联谊、合作、互相理解为特征的态度，从而权利的维护将与责任的实现相适应。而就每一点考虑来说，教育是至关重要的。」本章还认为，托尼意识到并提倡这样的观点，诸如更大的个人自由和更为社群式的社会等，他的这些目标只有在英国社会降低或结束作为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征的贪婪性和自私的个人主义之后才能实现。作为联谊的社会主义这一潜臺词蕴含在托尼的一本饱受贊誉的着作《平等》此//ty)第一章的这一段话中：「所有这些思想家所着重强调其合适性的平等不是能力或学识的平等，而是环境、体製和生活方式的平等。他们所谴责的不平等不是个人禀赋的不平等，而是社会和经济环境的不平等。他们关註的不是生物现象，而是一种精神关系以及基于此的行为。简言之，他们的看法是，因为人类是人类，所以社会机构一一财产权、工业组织，以及公共卫生和教育製度应当被计划得尽可能强调、加强使他们联合的共同人性，而不是使他们分开的阶级区别。」 然而，如果R. H.托尼有原则地信奉社群作为他的核心政治价值理解为信奉基督联谊最为准确，那么与他同时代的、工党第一任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则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理解他有原则地信奉社群。富特指出，拉姆齐?麦克唐纳的社会主义是基于社群的概念，是准科学的、进化的：「麦克唐纳将社会主义的有机共同体对立于现存的事态，即根据总体的利益进行协调、管理不同的功能。在这样的共同体中，真正的个体性会繁荣起来，因为每个人都会融入先进的整体，会为这个整体而工作。正如在生物学中，个体的细胞通过整体具备功能与个体的存在，因而在社会中，不同的阶级和人会在整体中具有社会功能和要扮演的个体角色。」 23麦克唐纳的社群主义社会主义较少地基于传统的基督教价值，更多的是基于达尔文进化论的理念。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中心是关于作为整体的社群，而非代表某个特定阶级或利益团体（例如工会）所做的长期斗争。麦克唐纳想要工党的社会主义将工人阶级提升至社群中完全意义的公民。大卫?马昆德在他所着麦克唐纳的传记中引用了麦克唐纳1903年所写的一篇文章，其中明确提出：「如果新的工党运动只是工会主义者用他们的政治权力为了纯粹的部分目的进行的一次尝试……那将威胁作为公共生活荣誉标誌的所有品质……政治中的工会主义对自身的认同必须比工会的产业需求更高更广。它必须将这些需求建立为一套国民福祉的体系；雇佣劳动者必须成为公民；工会必须成为经济正义的守护者。」以上的引文只是给出了一个印象，一个简略的关于麦克唐纳如何看待社群价值的印象。

　　这确实意味着麦克唐纳从伦理而非基督教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得出的是一个被积极遵循的原则。麦克唐纳和托尼是爱德华时期（Edwardian era译者註：爱德华七世在位时期，即1901至1910年）工党的重要人物，然而我们能看出他们对社群原则的概念化有何区别。在某些方面二十世纪前半叶可以被看作英国工党运动中社群主义社会主义的全盛时期或顶峰，据此可以认为二十世纪后半叶，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基于社群主义没有什么进展，直到新工党出现。现在我们将转而讨论世纪中叶的英国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

　　在安东尼?克罗斯兰开创性的社会民主主义着作《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全部二十五章中，没有任何一章是关于社群原则的。本章想论证，二十世纪中叶社会民主主义的典范思想家选择在他的着作中忽略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价值之一，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克罗斯兰的作品专註于创建基于对更大的经济和社会平等的社会主义模式。在第三章中详细探讨了，克罗斯兰是盖茨克尔派的修正主义者，而在20世纪50年代，在工党中盖茨克尔派被卷入与比万派的「大论战」，辩论工党应当采取什么方向和何种哲学途径。克罗斯兰和修正主义者一样，认为社会主义不是关于任何具体的政策行为，如国有化，而是关于政治价值，以及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结果的更大平等，这个价值比其他任何价值都能团结社会主义者。25因此，克罗斯兰的任务是写一部修正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教科书，而这本书的中心是更大的平等这一政治价值。这是克罗斯兰的着作首要关註平等而对社群价值不做任何评论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大卫?利普西（David Lipsey)认为，克罗斯兰不是一个非常重视社群价值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因为他看不出此价值与当代有何相关。下列加着重号的文字强调了这些观点：

　　「关于博爱，克罗斯兰持不可知论：『不是因为我认为其内容不重要，而只是因为我发现不可能就其与当代状况的相关性得出确定的结论。」 「他早前对收入政策的怀疑一一最初与工党中左派相联系的政策一一转为对之富有激情的支持，作为使过多的个人要求从属于整体的社群要求。然而这个转变仅限于此，.因为克罗斯兰从未停止关註，以免社群精神的过度会对隐私和个人自由造成无谓的靑。」第三，也是最后一点，克罗斯兰的时代是自由主义的时代，尤其是一个在法律、社会、个人生活领域内自由化的时代。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发生的社会和道德变化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几年裏也是不可思议的。如推论所得出的那样，社群概念的缺失部分是因为这是个人权利的时代，工党内的进步左派认为这需要进入社会议事日程，因为英国社会是特别保守的，根据阶级、性别、单一道德传统进行分层。与克罗斯兰着作中缺失社群有关的另一个因素是，他的自然倾向是自由主义而非社群主义。他的社会民主主义尽管有时会在他的着作中被混淆，但它是关于通过更大的物质和社会平等给予个人更大的自由。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者既想要更大的个人自由和更大的博爱，但这裏可以看出克罗斯兰只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因而对社群概念抱有怀疑态度，甚至有时是直接质疑它的。克罗斯兰对社群的观点与托尼?赖特（Tony Wright)在当代对社群价值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他来说，社会民主主义意味着：「……我们共同身处其中，社会不会只被理解为（不论是道德上还是经验上）彼此割裂开的个人组成的大漩涡，而是理解为植根于社会关系和义务的紧密结构并能製定共同目标的道德共同体（moral community)。关于这个没有什么统一单调、压製不同或是引人怀念过去的地方。」带着这种当代的社会民主主义社群概念，我们继续讨论其在新工党的政治哲学中的重要性和作用。

　　新工党的社群概念

　　雷蒙德?普兰特、哈裏?莱塞（Harry Lesser)、彼得?泰勒-顾柏（Peter Taylor-Gooby)认为，「社群」的概念在其意义上存在大量含糊不清之处。30 「社群」 一词可供使用的大量描述都充分地佐证了这一点：「按照传统，这个词是用来指地区（locality);利益群体；团结一致的系统；对彼此具有重要性的群体；以道德认同感、共同信念、共同权威或种族完整性为特征的群体；以历史延续性和共同传统为标誌的群体；其成员以某种整体的方式（与作为特定角色、功能或职业团体相反）聚集的群体；以及最后，职业、功能或部分的共同体。」因此，对于普兰特和泰勒-顾柏，问题的关键在于阐明对「社群」一词的理解。安德鲁?梅森尝试这个任务，他认为「社群」最好被理解为两个不同的概念：「普通概念」（ordinaryconcept)和「道德概念」（moralized concept)。普通概念是人的联合（an association of people)以区别于人的共同体（a community of people)。梅森认为组成普通概念的是：「……这样的人的群体，他们共有一系列价值、生活方式，认同于该群体及其实践活动，并彼此认知为该群体的成员。」梅森将群体（group)定义为个人的集合，这些个人行动或合作以实现其目标，或者有共同利益。他承认他对「普通概念」的描述并未概括出确定群体有资格成为社群的必要和充分条件。3「道德概念」涵盖了 「普通概念」的特征，但还包括两个额外的组成部分：「第一，其成员间必须团结。『团结』是个有多重意义、含糊不明的概念，但在我所指的意义上是相互关心：从最低程度上而言，这意味着成员间必须在实际理性思考中些许以非工具性的角度重视彼此的利益。第二，决不能有製度性的剥削与非正义。」从对社群的两个概念的简要区分，我们可以说，梅森的「普通概念」是社群的「单薄」概念，与此相反，「道德」概念则是社群的「厚实」概念。换言之，「普通概念」是具体描述性的，而「道德概念」则是内在规范性的。「普通概念」尝试解释一种类似以群体形式存在的个人联合的社群。解释是基于经验的断言，更低程度上是基于规范性的断言，并且借由「道德概念」这解释主要是（尽管不完全是）基于规范性的断言，并且包括了对团结的说明，这意味着成员间更为紧密的伦理关系。

　　社群是定义新工党的主要哲学价值之一，并指示其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本章认为，新工党的社群概念可按照梅森所描述的「普通」与「道德概念」理解；有时既是「单薄」的也是「厚实」的社群概念。工党使用「普通概念」时是在谈论地方层面和地区层面的社群以及提出向地区分权（包括下放权力）能够使有共同目标、属于国家特定地理区域的人群能够更大程度上决定他们自己地区的政治。「道德概念」则与新工党所提倡在国家层面推行的社群主义公民权相一致。它想让所有公民受到其平等权利和对彼此所负责任激发促进。这意味着由社群作为「联谊」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理念衍生出的互惠互利与互相关心的休戚与共的道德规范。例如，工党的新「第四条」想要创造一个具有「团结、宽容、尊重」的社会。这不只是个人的联合或共有一些价值观念或为了某些利益为合作的人，它承载着新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想在所有公民身上培养的伦理规范。

　　如普兰特、莱塞、泰勒-顾柏所指出的，社群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能存在于不同层面。

　　譬如，新工党所信奉的社群价值大多是对于国家层面的社群的承诺。这既涉及公民权的社群主义概念，强调对社群的责任，也涉及社群内的个人权利。社群的另一个层面是区域性社群。

　　新工党对特定区域内的问题表现出兴趣，成立区域发展署（Regional Development Agencies)即是明证。另外，特别是副首相约翰?普雷斯科特对地区议会（regional assembly)所做的讨论突出强调，英国的区域是文化、社会、经济共同体（社群)，能够得益于更大的权力下放以及区域性地关註解决问题与公共服务管理。社群的更深层面是地方层面的社群。新工党通过其财政分权项目「社群新政」（New Deal for Communities)推行其地方层面上的社群概念。据阿维内裏（Avineri)与德夏裏特（de-Shalit)的观点，社群主义的社会哲学可以从两个分开的领域理解。第一，可以从哲学的层面理解、诠释、提倡，利用其对自由主义在方法论上的批判；第二，从伦理层面批判纯粹自由主义社会的规范性结果。如此，社群主义就同社群的价值一样似乎难以定义而含糊不清。例如，鲁特?莱维塔（Ruth Levita)指出，社群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哲学，可被赋予不同的形态变化。本章认为，社群主义的一种有助于理解新工党对社群所做诠释的形式是当代的美国社群主义。

　　一些评论者认为，当代美国社群主义思想对新工党，尤其是对首相的政治思想有所影响。2阿米塔伊?埃齐奥尼可以说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美国社群主义运动的主要人物。埃齐奥尼在承认前辈社群主义政治理论家如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 、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 、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 等人（尤其是在整个80年代）的影响的同时，认为他们有别于「新社群主义者」，后者是与《有效社群：权利与责任》期刊相联系，并且主要是有关：「……个人权利与社会责任之间、自治与共同利益之间的平衡问题……」埃齐奥尼推行的社群主义类型是民主运动式的社群主义，寻求就美国社会中权力与责任失衡发表言论。它不否认国家和市场作为社会两个首要部分的作用，但它仅仅推崇社群的作用，不管是家庭、社区、誌愿者和宗教组织还是更为宽泛的任何因共同的价值而联结在一起的群体。这与新工党对聚合性社群的强调相似。例如，托尼?布莱尔在他的费边社小册子《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学》中概括了他所信奉的社会中社群的价值。他认为：「强大的社群依赖于共同的价值与对公民权利与义务的认可一一不只是纳税与服从法律的义务，而是有义务将孩子养育成为合格、负责任的公民，并支持国家所雇用受此任务的人（如教师）。过去，我们倾向于将这些义务视为理所当然。但在它们被忽视的地方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鼓励履行这些义务乃至强製实施它们，如我们正在寻求主动实行学校与家长之间的『家庭-学校合同』（home-school contracts)」此外，埃齐奥尼没有天真地认为所有社群在道德上都是等价的或良善的：「社群并非自动地或必然是有道德的地方。许多同类的传统社群如果不是大一统的，都是独裁且压迫的。而且一个社群会锁定在一套你会认为令人厌恶的价值体系中，比如在南非白人的村落中私刑绞死是合法的。」这种形式的美国社群主义的立场是介于分隔社会保守主义者与自由论者的道德与哲学分水岭之间。埃齐奥尼认为，社会保守主义者在道德上优先考虑社会秩序，类似于自由论者在道德上优先考虑自治。53他断言，社群主义者与社会保守主义者之间的区别是，社会保守主乂者：「……更关註秩序，而较少将自治作为首要的道德予以关註，他们有更为普遍且一元化的规范性议事日程，相较于依靠道德意见（moral voice)倡议价值的最终实行，他们更倾向于依靠国家。」至于自由论者或者个人主义者，埃齐奥尼认为，他们声称自治是西方社会的核心道德，因而不能以任何方式受到某种社群的或社会的「利益」结构否定或者侵犯。55这类似于撒切尔与梅杰政府的新自由主义哲学对社群、社会合作及集体行动的沉默态度。新自由主义哲学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将个人置于优先地位，对于个人的社会责任刻意沉默。德赖弗与马特尔人文社群主义政治思想为新工党提供了除新自由主义外可供选择的社会哲学。

　　埃齐奥尼概括出自由论者为其自治观辩护所采用的典型参照标准：「主要参照的是法定权利与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并赋予个人生命获得保护以及控製、使用其财产的权利特别的重要性。」在英国，因工党运动与大多数工党议员的社群主义本能己经消失，新工党意欲重新塑造与社群主义左派方式相一致的社会政策规划。在工党中，一种强调个人权利而非财产权利的自由主义成为社会理论处理方式中的主导，因而个人和社群的责任被降级了，如果还未完全摒除，个人权利受到了青睐。新工党的社群主义政策包括，针对年轻违法者的严厉量刑，但带有教育与改造工作，还包括充斥暴力的社区的青少年宵禁，但带有政府资助的青年项目。

　　另外，还有给予个人获得一定时期的国家福利金的福利工作项目，并期望个人通过数个选择中的一个来为他或她的未来承担责任，这选择包括再培训或再教育、誌愿者工作、环保项目或有组织的工作安置。

　　此外，埃齐奥尼认为当代的社群主义者意识到，需要一幅更新的哲学地图了，因为诸如左与右、保守与自由这类术语经常在当代的讨论中得不到恰当的使用：「在这一端我们看到极端的独裁主义者（如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与独立之钟(Liberty Bell))。他们强烈要求，通过从学校祷告到强迫妇女待在厨房等措施将他们所信仰的道德立场强加给所有人。在另一端我们看到激进个人主义者(如卡托研宄所(Cato Institute)中的自由论知识分子；公民自由论者，尤其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以及自由放任保守主义者），他们认为如果个人全由自己追求其选择、权利、自身利益，那么将皆大欢喜。我们认为自由的个人需要社群，这能支持他们抵抗国家的侵犯，并通过亲朋邻裏及其他社群成员温和的敦促维护道德，而不是以政府控製或对权威的恐惧为基础。」埃齐奥尼说，他的社群主义模式既不是保守主义，也不是独裁主义，因为他信奉性别平等与非强製性的社会控製方式。例如，埃齐奥尼提议的改革中有一些包括了増加无偿工作，如抚养儿童和养护老人65,还包括「同阶婚姻」（peer marriage)，从而夫妻具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且在分工由个人因素决定66的情况下，公司须提供带薪探亲假，并为父母中的一方保留额外两年的工作岗位。67此外，一系列公共和社会服务分散至由誌愿非盈利组织运营的社群作为第三部门，这往往能以有效且相当合适的方式满足特定社区的需要，同时节省开支。这些提议是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都会欢迎的想法，大公司承担更大社会责任与国家对无偿养护的资助相结合，以及提升女性权利与儿童保育结合，必然是当代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活动议题。美国社群主义的批评者，如莱维塔，不公正地将埃齐奥尼归为保守主义者一类，因为他提出，理想情况下双亲家庭较单亲家庭更利于抚养子女，因而应当提倡婚姻。埃齐奥尼并未将任何有关婚姻的宗教立场置于道德的首位，但他认为己婚父母的子女遭受教育和社会问题的几率小于未婚或离婚父母或继父继母的子女。70在这个讨论中，埃齐奥尼的观点可被定性为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因为他认为双亲能够共同承受抚养子女的负担。因此，将他的社群主义模式归为保守主义一类站在莱维塔的立场上明显是极其错误的判断。尽管如此，莱维塔公允地表示，要求遵从社群价值而产生的社会和道德压力一定程度上是强製性的，并且确实有其社会后果。这些后果包括否定以至排斥，试图惩罚违反者，以威慑和预防未来有可能发生的违反行为。埃齐奥尼应当承认，他的社群主义模式确实使各种形式的强製合法化了：「论证这种社会压力，包括排斥，不是强製性的，这事实上动摇了埃齐奥尼自己的观点。如果社群要依靠道德压力来维持社会秩序，那只有针对潜在异议者产生某种强製性的影响，这才有可能。于是出现了 『谁有权力施行他们的标准』这样的问题，也出现了通过非正式机製确保执行过程公正、公平、可问责过程中的困难。」然而，这种方式在道德上有何不对？埃齐奥尼否认这种类型的强製固然不对，但莱维塔将其等同于专製主义也不正确。社会的否定乃至温和的排斥在各个社会形态的社会生活中每个阶段都会发生。从粗暴的小霸王不被邀请参加儿童聚会，到酗酒的父亲在家人面前喝醉，与所有人都争吵，得不到邻裏、同事、朋友的尊重，这些做法都可用作社会强製的形式，但正是「强製」（coercion)这个词，带有政治色彩，吓坏了一些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半点「强製性」的人。

　　本章认为，新工党重新发现了社群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价值，一部分可以根据社群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原则理解为「联谊」，这为资深新工党政治家（包括布莱尔、斯特劳、布朗、布伦基特）所提倡72, 一部分可以根据当代美国社群主义运动对其进行理解。乔西?哈裏斯(Jos6 Harris)评论认为，新工党关于社群价值的思想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工党的思想，那些类似「博爱」的概念与联谊在二十世纪中叶的社会民主主义中丢失了。她说：「爱德华时代对『责任与公民权』的关註被世纪中叶的技术官僚文化排斥在一边，通过许多新工党的文件引起共鸣，正如爱德华时代关于福利与工作、惩罚与欺骗之间相互关系的理念。尽管关于道德由什么组成的理念己然面目全非，但早期的工党派必定会贊同新工党的观点，即政策应当是『道德的』，公民应当是『良善』的。」这个观点重要是因为它支持了本章早先概括的论点，亦即，尽管社群的价值在二十世纪前半叶是英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关键组成部分，尤其是在爱德华时代源起于麦克唐纳和托尼等人，但它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却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这是因为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由个人的和社会的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思潮主导。另外，社会民主主义者在经济方面主要关註

　　的是个体工人的位置问题，他们遭受的不平等，以及降低这种工资不平等的补救方案。社会领域内的个体思潮，与之相关的是，改善女性在工作场所的权利状况，保护残障者与少数族裔的权利，消除对同性恋生活方式强加的罪名和汙蔑，同时改变反对同性恋行为的法律。所有这些问题，常被归类为滑向「纵容社会」（permissive society)的趋势的一部分，是与英国的左派，工党有关的，是与倾向自由主义的而非社群主义的社会哲学有关的。对20世纪50到70年代间克罗斯兰派的修正主义者来说，社群的哲学价值在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整个范围内鲜有提及。更大平等的价值占据了舞臺中央，并耗费着围绕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哲学讨论，直到新工党社会民主主义者重新将其与他们在社群主义框架内对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联系起来，这一状况才得以改变。

　　民主与公民权

　　如上所述，新工党对公民权的社群主义解释包括了地方、地区、国家层面的理念。通过从政治中心分散权力，更大的民主化成为新工党对地区层面上公民权的议程中的关键思想。

　　这包括，抱着最终形成地区议会的理念，为需要的地区建立区域发展署，将权力分散至英格兰的各地区。这还包括了权力下放至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以及伦敦。因此，新工党的章程现代化，尤其是将权力下放至地区层级，被一些工党评论家看作近两个世纪来最为激进的改革，并不稀奇。其他人认为，这是新工党执政期间最为重要的改革。75新工党继承了约翰?史密斯领导的党章改革项目，而将其视作仅仅为了赢得选票的实用策略是不准确的，尤其是在1997年威尔士公民投票中只有51%的选民选择支持设立威尔士地方议会（WelshAssembly),因而这不能被认为是为了拉选票，因为其并未明显赢得选票。这样，承诺权力分散，尤其是权力下放的政策存在于布莱尔政府。

　　权力分散的目的是，要求中央政府向地区开放，以威尔士的情况而言，也就是公国(principality)，还要求提升政治决策过程的民主化程度。民主化是公民能够对政策有更大的发言权，这些政策通过自治市和城市议会选举在地区以及地方层面上影响他们的生活，通过大选在国家层面上影响他们的生活。因此，从哲学上讲，权力分散背后的动机对于提倡这一方式的人来说是双重的。从个人的立场看，其意在通过给予公民个体投票权或对地区层级的政府就更为广泛的问题提出抗议的权利，从而提高个人自由。从集体的立场看，能使有一些共同目标、同为国内某个地理区域内的公民群体能以与他们共同目标一致的方式决定他们地区的政治。根据梅森的定义，权力分散的这种集体方面的原因是社群「普通概念」的范例。

　　对于工党的权力分散方式有可能存在的一种批判是，它并没有一以贯之的国家哲学。

　　我们最多认为，新工党的社群主义社会哲学认为社群无论是有共同文化利益和价值的个人所聚集的地区或是城市，它都有权利尽实际可能行使其民主意誌。与此观点相关的观念是，不同的社群需要不同的立法方式解决特定的问题，这正是政府遇到困难的地方，因为某些原则(如全国服务平等原则）的普遍应用造成需求的多样性根本无法计数。大卫?布伦基特为信奉平等概念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强调了对民族国家内权力分散的这一传统批判：「是否对社群授权与向地方的民众下放权力将导致不平等：导致结果的差别，势必违背我们的面向所有人的社会平等这一核心原则。换言之，不同的社群，其做事情的方式也会不同。」布伦基特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者需要将他们对社群与权力分散的价值信念与社会正义联系起来。他认为，当分散了的权力得以成立，社群起到重要作用时，社会正义就会得到改善，但他指出一些不平等，诸如生活机会、社群资产的不公正分配与犯罪和反社会行为的高发，这些都是不能允许的。80尽管如此，在考察权力下放如何影响社会民主主义对平等（尤其是全国的服务平等）的关註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提出一点，新工党没有出现来落实任何防止此类不平等现象发生的应对措施。例如，小学和中学教育以及医疗服务没有受到权力下放的显着影响，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己经取消大学生学费，然而英格兰的大学生仍在缴费。

　　这是在大学部门对英格兰学生的一种形式的服务不平等。再例如，对于所有威尔士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威尔士议会颁发免费公交通行证，然而英格兰的领取退休金人员则没有这种权益。

　　同样，这也是对于特定公民群体在公共交通服务中平等的差异。因此，新工党对权力分散的态度，尤其是对权力下放的态度，影响着其对服务与权益平等的承诺，也许相比全国范围内有关威尔士领取退休金人员免费公交通行证以及苏格兰学生的免费高等教育等方面的不平等，他们更关心其他实质性福利权益和公共服务。

　　权力下放和分散过程中的另一个问题是多样化的选举製度由不同的选举机构落实到位。

　　在苏格兰议会、威尔士议会、伦敦议会（Greater London Assembly)选举中使用联立投票製(Additional Member System)。在北爱尔兰议会选举中使用单记可让渡投票製（SingleTransferable Vote)欧洲议会选举使用当前由政党组织的地区名单（Regional Lists)伦敦市长选举使用非正比増补性投票製（non-proportional Supplementary Vote system)。投票製度的这种多样化意味着给予公民个体与地区社群更大的政治决策自治权。不管结果的性质是政治的、选举的还是经济的，多种结果都是权力分散的总结果的一部分。

　　新工党对社群主义公民权的表达也包括了誌愿部门的作用。在全国誌愿组织委员会(TheNational Council for Voluntary Organisations, NCVO) 2000 年年会上，戈登?布朗将誌愿者行为与社群价值联系起来：「你们的努力体现了运转中的社会、行动中的同情心、处于最好状态的社群一一正如某人曾说的，使得『邻居』一词成为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词，而且也是伦理意义上的。」由慈善机构和非营利性组织组成的誌愿部门是公民社会的中坚支柱，可以理解为社会三大部门中除国家和市场之外的第三大部门。誌愿部门在目的和手段上多种多样，但可以列举五个具体的特征来定性誌愿部门的作用。第一个是，很多慈善机构通常在建立之后都基于社群的法案得以延续。国家以普遍供应服务为主要考虑，私有部门存在的理由（raison d'etre)是营利，与此两者不同，誌愿部门是关註社群的。与这种方式相关联，对了解地方情况带来了优势，所提供的服务是特别为满足特定社群的需要而定製的。国家作为中央分配的中心，经常在建构服务以满足地方需求的时候不够细致成熟。因而，誌愿部门是基于社群的，并且很了解地方的情况，所以它必然表现出更强大的创新能力，因为人们有不同的需要，而这些需要是会改变的。由于态度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国家也处于这种状况，但誌愿部门往往显得对社群生活的特色反应更为强烈，因为它们由当地公民领导，而他们是理解其他公民变化着的需要的。在市场中，私营公司通常由于竞争的压力和失去顾客的风险而具有创新性，顾客需要多种多样的产品和服务。誌愿部门的另一个特征是，其名誉相比于寻求支持的政治家以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人，誌愿部门获有更大程度的信任。最后，誌愿部门更少地受生产者利益主导，因其劳动的中坚力量是誌愿性的。个人并不关心使他们的薪酬或工作条件或养老金额度最大化。因此，其所提供的服务是免于那些「专业」问题的。人们誌愿因为许多不同的原因工作，但主要是出于一种「社群精神」的意识或者对邻裏和社群成员的利他主义。

　　似乎新工党知道誌愿部门的特征，同样也知道政府与市场在提供某些地方的、基于社群的服务时的缺点，这些服务持续变化着，且需要高水平的信任和回应。在同一篇讲话中，布朗认为，「旧工党」与新工党与誌愿部门的关系都是不对的，但新工党更为充分地理解国家、市场与誌愿部门之间需要的关系标准：「过去，誌愿组织被夹在不必要的政治斗争中间。左派中的部分人将誌愿部门视为对政府应该做的事情的威胁……就右派来说，用誌愿部门为政府分担其适当的责任。新右派试图用慈善行动代替国家。民主选举出的政府确实有责任确保公共利益得到促进，确保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得到支持，在人们民主投票认为服务必须提供的地方作出这一保证。但是政府必须意识到它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它必须与人中的极少数（thegrain of people)合作，公共利益的推进不总是需要公共控製……向前的方式是政府和慈善机构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以伙伴关系合作，基于认识到誌愿部门不是法定条文外的廉价备选，也不是躲避家庭责任的方式，这家庭包括延伸的家庭或社会。」然而，新工党与誌愿部门的关系，以及它想允许慈善与非营利性组织来运营某些服务，因为他们觉得比由国家来做更完备，这引起了一些问题。第一，誌愿部门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通常被视作自治而独立于政府的。而其与政府关系越近，那么其独立、由公民领导的声誉，乃至其有效性都会受到质疑。第二，一些慈善机构在范围上逐渐国际化，这有时候意味着它们在公共领域与政府竞争。达伦多夫（Dahrendorf)提出：「在根本意义上，所有慈善事业都是地方性的。誌愿给出的时间和金钱大部分是为特定地方特定的人而做事。尽管如此，如果地方法案是成功的，那么它们就有増长的趋势……一些慈善团体确实很大，如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或乐施会（Oxfam)，更不必说红十字会。它们规模之大，即推动它们进入公共领域成为某些方面可与政府匹敌的重要角色。他们变得类似于半政府机构（Quagos, quasi-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达伦多夫指出，需要起草调节国家与誌愿组织之间关系的规则，并提到这己经以《英格兰政府与誌愿和社群部门关系协约》的形式完成。另外，财政部对誌愿部门在执行公共服务中的作用的跨领域检讨试图阐明政府与誌愿部门及其目标与规则之间的关系性质。84然而，誌愿部门的代表参与了跨领域检讨一些问题，诸如誌愿部门面临的财政风险、要以不反映完全成本的价格提供服务造成的压力，以及资金关系缺乏稳定性会造成组织机构在财政上变得脆弱，这些都是仍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对新工党的社群主义的最好理解是，人们作为个人具有权利，因为他们是公民，他们的公民权确保他们有具体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定权利。尽管如此，因为公民权是在社群之内，所以公民必须履行个人责任。例如，社群主义左派的解释也许认为，人们作为公民对国家有守法的责任，对家庭和社群有致力于改善其所生活地方的生活质量的责任。例如，可以通过对犯罪与反社会行为积极地保持警惕来完成，也可以通过互助与针对在其社群内需要帮助的人的誌愿主义来完成。布莱尔和其他新工党社群主义的领头人物认为，工党作为全民自由权利的政党太久了，而没有期待和表达个人作为公民具有的责任。

　　许多工党议员也许会将自己描述为自由主义者，而不是社群主义者，但论争并不只是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与社群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之间这么简单，因为大多数人信奉自由主义的权利与社群主义的责任。事实上，并不是彼此冲突的二分性（dichotomous)关系，但这作为区分个人、政治团体、政治派别的社会哲学的方式是有用的。也许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许多工党议员视自己为自由主义者甚于社群主义者，乃至于视自己为「自由主义的社群主义者」或「社群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而非单一将自己定为自由主义者或社群主义者。

　　有人也许会说，设定一道不可调和的社会鸿沟的辩论是谬误的，因为没有自由主义者会忽视社群的重要性，没有社群主义者会忽视个人的重要性。这样的评价至少有些许正确之处，然而，这个讨论是关于侧重点的，它确实体现了社会理论中的一个明确的区别，而这个社会和道德问题上的同一区分在工党中是能够註意到的。

　　尽管如此，围绕工党的社会思想的重心回到了社群主义的立场。我们可以说，新工党重新强调社会民主主义中的社群价值，是R.H.托尼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重现，将其他政治价值视作并非目的本身，而是作为达到更为道德更为博爱的社会的手段。新工党没有向其现代化社会民主主义中输入新的价值，而是重新发现了自爱德华时代之后就未被註意的一个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价值。

新工党的成绩

作者 刘国凯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一年

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府干预

既然英国工党的国有化政策未能取得理想的成绩，不值得效彷，而民主社会主义出于对民主政治的认同，在理论上不支持按列宁主义的做法─用所谓革命暴力剥夺资产阶级的公民权并没收其生产资料。那麽，它只得另闢蹊经了。

此外，尚若只从经济层面上去考量，民主社会主义既承认生产资料私有制─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方式所带来的效率和活力，可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又洞悉到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方式在分配领域里的延伸必须会造成财富分配的不公乃至两极分化，并且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方式还会引起週期性的经济衰退，破坏社会生产力。那麽，如何利用发挥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方式的长处，避免、减低、消除其弊病，就是摆在民主社会主义面前的壹个严肃的课题。如果对这个课题不能予以较好的回答，那民主社会主义所嚮往的具有“自由、公正、团结相助”基本价值的社会主义社会只会成为海市蜃楼。

英国是率先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方式也最先在那里得以确立和发展，与此相伴随，英国也产生了最具权威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及其学说。这就十八世纪后期的亚当.斯密及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法国的经济学家萨伊隔着英吉利海峡与亚当.斯密遥相呼应。他于十九世纪初推出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也汇入了这个理论体系之中。这个理论体系完全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它认为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前提条件下，会有“壹只看不见的手”把社会经济安排得有利于其发展的秩序。这隻“手”，就是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它指出：“私人追求利润是决定资本利用的唯壹动机。”资产者，企业主为了追求利润会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他们会为此去减低生产成本，节省原材料，会从事技术改革、更新设备以提高生产率﹔会窥伺调查市场动态、社会需求以决定其生产品种及其数量。在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下，供给可以创造需求，总供给必定等于总需求。因此，自由市场经济是壹种最美妙完善的经济制度，政府不应对其作任何干涉。

显然，这种经济理论完全忽视了在冷酷无情的市场机制下劳工阶级所处的经济奴隶般的地位。然而，当劳工阶级还处于社会弱势群体，处于政治上缺乏代言人的无权地位时，他们的疾苦是不会被上流社会所关註的。被关註的只自由市场经济带来的生产发展，经济繁荣。这些发展和繁荣主要则体现在资产阶级豪华的生活上，当然有时也会惠及劳工阶级和社会公共事业。只有当市场经济的弊端经过天长日久的积累终于酿成了几近世界末日般的总爆发时，人们才从市场经济图腾中清醒过来。这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席卷世界的经济衰退，而在这之前，市场经济的几次“失火”都被忽略，和轻描淡写地遮掩过去了。

约翰 凯恩斯在此之前的研究都不被重视。而三十年代大萧条终究把凯恩斯主义推上救世主的地位。早在1926年，凯恩斯就发表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壹文，对当时处主导地位经济理论发起了初步的挑战。标誌着凯恩斯主义形成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于1936年，那时大萧条已走出低谷。凯恩斯主义的诞生固然于凯恩斯本人的不懈探索分不开，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成功实践则为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凯恩斯与罗斯福多次会见通信。可以说罗斯福的“新政”是促使凯恩斯主义完整化、系统化的动力。此后，凯恩斯主义风靡欧洲社会达数十年之久。儘管大资产阶级保守派人士总想重振自由放任主义的雄风，儘管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结构凯恩斯主义相继出炉，但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精神依然屹立不倒。这就是国家(政府)干预。

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基于壹个明白无误的事实﹕单靠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已不能有效地维持社会生产、经济的正常运转和发展。技术的跃进、分工的细密、经济规模的扩大、层面的不断複杂，令私人企业的个别决策已难以适应这壹切，因而必定带有盲目性。只有用政府干预这隻“有形”的手来辅助市场机制这隻“无形”的手，才能使社会免遭重大经济衰退的袭击。有位经济学家作了个形象的比喻﹕政府干预犹如壹位“明智的父亲”，市场经济犹如壹个“顽皮的孩子。”这位父亲对孩子适度的约束是有益的。

然而，还是会有人提出这样的质疑﹕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在经过自由竞争和兼併，垄断经济日益普遍的当代，企业自己就有能力解决盲目性的问题，而不必求助于国家干预。其实这种看法是偏颇的。因为﹕1.中、小企业依然大量存在。2.垄断性的大企业也未必能对经济全局有透彻的了解。因为在信息时代里经济保密依然是许多企业的原则。3.私人垄断企业有垄断社会经济某个部份之嫌，而这正是政府干预要予以对付的。

国家干预可以从政策法令上入手也可以从经济措施上入手，或可称之为政治手段和经济手段。前者最典型的表现出现在罗斯福新政中。如1933年3月6日罗斯福就任总统后的第三天，就下令全国所有银行停业“休假”三天，以禁止储户挤兑。接着于3月9日颁佈“紧急银行法”通过该法的壹系列政策措施，使大量面临倒闭的银行得以喘息过来。从而挽救了几乎崩溃的金融信贷体系。又如，1935年7月罗斯福政府颁佈“华格纳法案”(即“国家劳工关系法”)规定工人有权与僱主签订集体议价合同。地方当局和僱主不得阻止工人罢工或干涉工人内部事务。1938年又颁佈“公平劳动标准法”，规定最低工资数额和最高劳动时数。

当然，政府干预的主要体现还是经济手段。经济手段还可分成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不过有些措施其实介乎于直接和间接之间。经济手段的干预范畴可以是生产环节，也可以是分配环节。

英国工党的国有化措施是典型的以经济手段作直接干预。儘管它做得不很成功，但并不证明国有化完全不可行。对于那些公众服务性很强，不以赢利为主要目标的事业项目如邮政、供水等实行国有化是有必要的。此外，政府向私人企业投资贷款、控股，和控制价格都可算直接干预，而指导企业更新技术设备，提供经济信息等则是不太直接的干预。至于以调整税率和银行利率来实施调控就属于间接干预了。

自由放任主义的“萨伊定律”说﹕供给会创造相应的需要，总供给必定等于总需求。但壹次又壹次的经济衰退，尤其是三十年代大萧条否定了这个定律。所谓“生产过剩”，并不真的是物质财富多得用不完，而是城乡居民中缺乏足够的货币去购买自己需要的商品。从而造成商品积压，流通阻滞，资金不能回笼，以至生产停顿，工人失业继而引发更严重的总需求下降。这些是国家干预首先要对付的情况。

为了使社会需求与供给取得相对平衡，在经济衰退出现迹象的时候，政府就应该立即做出相应干预，以控制经济走势。譬如，降低银行存款利率，以鼓励投资和消费。扩大财政开支，举办公共事业，实行“赤字预算”，增加就业。所有这壹切都是为了增大社会需求，不至发生严重的生产过剩。在这方面，罗斯福的新政也是做得很成功的。他拨出相当数量的政府拨款，僱用大量失业工人和青年进行修路、植树、土壤保护等工作。其中最着名的项目是田纳西河流域工程和南起德克萨斯州，北至加拿大的防护林带。政府僱佣的人最多时曾达700万。每人月薪30元。既在壹定程度上减轻失业现象，稳定社会秩序，又增加了社会消费需求，并且工程所带来的益处，于国计民生的深远影响不可估量。而这壹切只有政府才可以去办到。任何资本家，即使是垄断资本家也是无能为力的。

在平常时期，政府也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财政收入来创办壹些不以赢利为目的，而以增进社会公益、扩大就业为目标的事业项目。譬如老人家庭护理即为典型例子。欧美许多国家都由政府出资，僱佣相当数量的家庭护理员上门专职照料因老迈或病患而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因严重残疾生活不能自里的非老年人也可申请此项护理)这明显是国家干预的经济手段深入到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环节中。国家创办了这种职业，既使老人得到照料，体现了社会的关怀和温馨又扩大了就业，增加了社会消费需求，刺激消费品生产的发展。只有政府，而且是关心民众生活的政府才能做到这壹点，任何资本家都不会有这份心思。因为“私人追求利润是资本利用的唯壹动机”。不赚钱的事，资本家才不做。

政府创办这类公共事业是需要货币支撑的。货币的来源之壹就是税收。于是国家干预又深入到国民收入分配环节的另壹个侧面中。由大资产阶级主导的政府大多採取轻赋税政策，以使资产者有更多的利润留成用于投资。其实这骨子里也是想让大资产者有更多的钱财用于奢华的生活。而代表社会中、下阶层利益的政府(社会民主党政府为其代表)则大多採取高税率的累进税制，以向高收入者征收更多的税收用于举办公益事业。在这方面，并非社会民主党人的罗斯福甚至做得更激烈。1934年对年收入超过100万者，征收税率达59%的个人所得税。1935年税率提高为75%并还开征遗产税和财产移赠税。

在经济高涨时期，政府亦不应袖手旁观，同样要以积极态度介入。当然手法会有不同。譬如此时就应提高银行利率，鼓励储蓄，抑制投资。同时密切註意经济走势，防止壹哄而起，重複投资，向经济组织提供综合信息，引导经济有的放矢地正常运行。

就像市场不是万能壹样，政府干预也并非万能。亚当．斯密和马歇尔把自由放任主义下的市场机制描绘成可以自行调节经济的美妙机器，固然属于妄言，但市场机制给社会经济带来的活力是不可低估的。同样，国家干预固然在促进社会经济正常发展中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但对其负面因素也不能掉以轻心。换言之，国家干预必然适度。否则“明智的父亲”就会变成专横颟顸的父亲,对“孩子”温和有益的约束也就变成了严酷无益的压制，会严重影响了“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长。

如果说三十年代大萧条说明了市场经济绝对美妙论的谬误﹔而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又终于宣告苏式计划经济─国家全面干预的破产。那麽剩下的就只能是把市场机制和国家干预最适当地结合起来，取其两者之长的造福于社会。然而这并不是壹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欧洲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战后几十年来都对此作了不懈的探索，各自都有所心得，经验和见解。

在意识形态上与马克思主义最少亲缘关系的英国工党有着最强烈的生产资料公有化情结。国有化是它进行国家干预的重要手段，而且非但如此，英国工党的国有化还伴着苏联计划经济的味道。那就是政府的各国有化公司可对其属下企业下达原则性指令，议会有权审核各国有化工业公司的年度报告和拨款申请。国有化工业公司的建立、撤销、改组的批淮权在议会。内阁财政大臣通过政府的财政预算来安排对国有化企业的投资额等等。英国工党的国有化和计划化在短期收到了效果。战后，英国经济恢復很快。失业率低，社会保障系统迅速健全。到1950年国民经济增长率已达4%，其国民生产总值在欧美世界中居第二，仅次于美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工党这种较为深度的国家干预的负面影响就逐渐表现出来了。国家为了培植壹批国有企业花了大量资金，而国有企业的效率却明显偏低。国家预算中财政支出庞大，几佔国民收入40%。负担十分沉重，这都使英国的经济增长率下降，保守党对此大加抨击，藉此争取选票重新上臺。1951年至1964年保守党执政期间把钢铁、公路货运重新私有化，其他国有化企业尚予以维持，至1979年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内阁执政后，大力推行国有企业私营化。至九十年代初，国有企业已所剩无几。

在野的英国工党并不认同撒切尔夫人内阁的所作所为。因为儘管在保守党内阁的治理下，经济增长率时有佳绩，但民众却为此付出代价。不过，英国工党还是检讨了自己过往的国有化政策，认识到国家干预必须勿使市场自主性丧失，否则会不利于经济增长。正如英国工党新壹代的理论家阿历克诺夫所说：“没有市场机制，设想壹个有效率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但就整体而言，无论是宏观平衡，还是微观效率，都不能依赖自由放任。”1975年4月，英国工党特别代表大会通过党章修正案，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再列于党的头号奋斗目标。

德国社会民主党奉行的是社会市场经济。这当然不同于自由市场经济。即其中也实行了国家干预，但这个干预的程度与英国党的有相当差别。简言之，就是干预程度浅和干预的切入口不同。

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并非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创立。它是阿登纳政府里的经济事务官员艾哈德吸取了战后新自由主义理论，加以融汇贯通，并针对德国的现实情况所创立的经济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是“竞争加秩序”。首先它充分肯定了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所带来的巨大动力和效率，同时又认识到自由竞争会造成混乱和垄断，到头来也损害了竞争。故此必须建立壹种社会秩序，使竞争沿着正确的轨道行驶。而国家就负有建立这种秩序的责任。换言之，在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中的国家干预不是忙与创办国有企业，或向私人企业投资参股之类，而是建立壹些竞争规则并担任竞争的秩序维护者或裁判员，而不必直接参与竞赛。

战后初期重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未确立社会市场经济的理念。他们仍沿袭着第二国际至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既定思维─主张某壹程度的计划化和国有化。1949年8月，德国西占区两大党在选举中对决。基督教民主联盟得票31%，社会民主党29.2%，自由民主党11.9%，其馀为小党所得。基督教民主联盟遂与自民党等联合执政。基民盟获胜的原因很多，如得佔领当局的支持。而有壹样不可忽视的是，艾哈德的经济举措已在前阶段中取得显着成效。此时他身居阿登纳营垒中，为此营垒加了分。从此基民盟开始了它长达20年的连续执政。

艾哈德主导的社会市场经济参与创造了德国奇迹。在战争的废墟上取得了令世人瞠目结舌的辉煌成就。1952－1965年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7.9%，居欧美国家之冠。1952－1959年平均通货膨胀率为1%，亦为欧美国家之最低。1965年黄金储备额仅低于金元王国─美国。其后儘管在六、七十年代发生了几次经济危机，但从1950年－1981年这三十年间，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年增长率仍有5.2%。

1969年9月，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党的领袖勃兰特任总理，组阁执掌政权。经过《哥德斯堡纲领》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的德国社民党人全盘接受了艾哈德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他们宣称：“社会民主党赞同真正存在着竞争的自由市场。”并声明他们将会“保护和促进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只要它不妨碍建立壹种公正的社会制度。”那麽，怎样去使竞争真正自由地进行，并符合社会公正呢，社会市场经济的信奉者们订了这样的壹些法律、法规。如“反对不正当竞争法”、 “限制折扣法”、“关于附加赠送物品条例”、“专利法”等。在诸法之中最为重要的是“卡特尔法”，又称“反对限制竞争法”。

“卡特尔法”禁止两家以上的大企业通过合同或协议在价格上、经营上统壹行动来垄断市场。禁止企业之间为垄断市场进行合併。凡是企业间搭成的协议会从负面影响市场的生产和流通，将被宣佈无效并予以罚款，等等。

“卡特尔法”的施行由卡特尔局承担。卡特尔的工作人员不得在任何企业的董事会或理事会任职﹔不得拥有任何企业的股票，以保持卡特尔局执法的公正。

这些法律、法规的订立和实施，明确地体现着国家干预这隻“有形的手”。而这隻“手”明显主要从行政管理上切入。至于数量有限的国有企业则说明了国家干预在经济领域内作浅层干预。

相对于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二战之后法国社会党的执政之途真是充满了艰难。这壹方面是因为法国有着相对强大的专制势力传统。历史上有过波旁王朝的復闢，有过两次拿破仑帝国，有过7月王朝。二十世纪五、六十年戴高乐的大权独揽在某种意义上是昔日专制传统的某壹程度的再现。这个保守势力从右端打击着法国社会党。另外壹方面，法国又有着激烈的革命传统。标誌之壹是法国共产党─1920年底以多数派从法国社会党分裂出来的法国共产党有着很大的势力。战后初期，它已成为议会中第壹大党。而法国社会党与法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与选票在相当程度上是重叠的。故此法国共产党是从左的壹端限制了法国社会党的政治空间。

为了与强大的右翼保守势力抗衡，法国社会党与法国共产党多次建立了左翼联盟，但由于东西方“冷战”等原因不但宣告瓦解。甚至还互相攻击为“莫斯科的代理人”和“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后来，随着“冷战”的缓和，和互斗中的两党均在选举中遭到失败的教训，遂又开始了联合的艰难探索。

法国社会党新壹代的领导人密特朗深知要在法国结束右派掌权的局面，左翼必须联合，而若要实现社会党主导政权的雄心，“社会党首先就得成为左翼的多数派。”他说要设法使共产党的500万选民中的300万转而投入社会党的旗下。1978年3月议会选举，社会党得22.5%的选票，共产党得20.5%。1981年4月总统选举，密特朗得票25.8%，法共候选人马歇得票15.34%。马歇，这个欧洲共产主义的倡导者之壹，在这关键时刻宣佈无条件支持密特朗，号召他的选民在第二轮投票中转投密特朗，于是密特朗以52.24%的优势胜出，当选法国总统。从此开始了法国社会党执掌政权的局面。多年的奋斗，理想终成现实，欣喜感奋之馀密特朗驱车到巴黎先贤祠向饶勒斯的纪念碑献上壹束玫瑰花，告慰这位法国社会党的创始人﹔人道社会主义的创立者在天之灵。

法国社会党执政以后也立即展开了国有化、计划化的步伐。当然，法国的国有化并不始于此时，而是在戴高乐时代，甚至在战后联合内阁时期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勃鲁姆内阁时期就开始了。社会党政府把它继续扩大。然而法国社会党的国有化，计划化却与英国工党有着明显的不同。这最显着的表现是法国的国有企业在管理上是独立的，完全按照市场机制来进行它的营运，不像英国的国有企业处处要接受工业公司的指挥乃至议会的裁决。国有企业向私人股东开放资本，吸收投资以加强自身的经济势力。国家也购买私人企业的股票，以防止垄断，尤其是国际财团的垄断。这正如密特朗所说：“对垄断或趋于垄断的企业施行国有化，使之与国家结合，使个人不拥有高于民族利益的控制市场经济的、因而也是政治的权利，这都是正确的，必要的。”但是法国社会党人并不反对私有制。密特朗说：“社会主义应该允许法国有壹种混合经济体制存在。”“壹个广泛的私有部门将继续自由活动和发展。”可见法国社会党人了解私人企业的作用、市场机制的活力。他们所倡导的计划化是认为“企业应该考虑其社会目的，而不要为自己的利益去牺牲社会利益”并不是要把企业的经营活动全面纳入壹个严格的计划中。故此，社会党的计划化只是向企业提供经济指南和综合信息，是适用于企业作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参考，而近期的营运则按市场经济的导向。可见在法国社会党的观念里国家干预并不取代市场经济，计划也只是作为市场的补充。

然而也正由于民主政体下的政党政治，法国社会党并不铁定掌权。壹旦保守势力重新执政，私有化的逆向运作又有发生。生产效率与失业率同时攀升。行政权力的中断导致经济实验中断。国家干预究竟怎样才恰到好处这需要经过长期不间断的摸索、探究和总结。时时的中断对此是十分不利的。但既服膺民主政治，也就别无选择。不过保守势力利用国有化、计划化中的某些失误极力攻击国家干预，把它说得壹无是处是十分不光明正大的。与此相对的是，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理念走出来的社会民主党人不再排斥生产资料私有制，而只主张以国家干预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则显示了他们对社会负有责任感的情怀。

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福利保障

无论是英国工党的国有化措施还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所奉行的社会市场经济，抑或其他国家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都主要还是着眼于社会经济的生产环节。勿庸置疑的是，为了实现民主社会主义所嚮往的“公正”，国家干预绝对不能止于生产环节，还必须深入到分配环节。因为社会财富如何分配才最直接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相关。昔日在资产阶级主导的民主革命成功以后，又爆发了劳工阶级针对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其重要原因就是由于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导致劳工阶级的贫苦而引起的阶级仇视。

当然，第壹轮国家干预还是初步涉及了分配环节，那就是政府规定最低工资额和规定僱工可以与僱主集体议定工资单价之类。然而仅仅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国家干预必须深深地涉入到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领域。通过种种法律法规的实施来截取高收入，弥补低收入，或使低收入者获得社会对其基本生活方面的资助和保障使任何人都得以免除由任何原因面临的贫苦困难。也就是说国家干预还应建立壹套完善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

社会保障、福利政策甚至在纯经济学领域内也是有根有据的。1920年，英国的经济学家庇古创立了“福利经济学”。他指出﹕等量的货币在收入不同的人的手中将会产生不同等的效用。即所谓高收入者的货币边际效用小于低收入的。他说：“在福利经济学中有两个命题。粗浅地说，即第壹，对于壹个人的实际收入的任何增加，会使满足增大。第二，转移富人的的货币给穷人，会使满足增大。”于是这个转移对增大社会有效需求是有益的，也即有益于刺激生产。政府用从高收入者手中征来的税款除用于垂直再分配外，还用于横向再分配─举办各种社会保障、福利项目。

于是，国家干预的第壹刀就切在税制上。国家最大的财政收入即来源于个人和法人所得税。税率按累进制。收入越高税率越高。从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五十几不等。美国罗斯福时期曾高达百分之七十五。而且还定有起征点，收入少到某壹程度不必交税。非但如此，在工资收入低至某壹范围时，除免税之外，政府还给予相应的补助金。以瑞典为例，月薪1.2万克郎以下者，不必交税，并另获8-10%的政府补助金。月薪6万克郎者，18%的收入被国家以税收形式取走。

国家干预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来实现从高收入阶层到低收入阶层的垂直再分配这固然在缩小收入差上有壹定的作用，但亦是十分有限的。因为民主社会主义所崇尚的是公正，不是平均，更不是绝对平均主义。平均主义有害于进取精神和勤奋向上，因此不可能设想用这种垂直再分配把社会各种职业，各个层次的人的收入都大致拉平。而且，从另壹方面来看，社会上许多人─不仅是受益于垂直再分配的低收入者，还包括在垂直再分配中“不赔不赚”者，甚至还有些垂直再分配的付出者，他们儘管在正常情况下都能维持自己的壹般生活，但壹旦遇上特殊情况则都穷于应付。这些特殊情况就是失业、伤残、疾病、怀孕生产、子幼多病、住房恶劣等等。显然，凡是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执政的政府对此非但不可置若罔闻，而且应该全力以赴去关註，方符合“基本价值”的理念。二战后率先取得执政权的英国工党在这方面起了极好的表率作用。

1942年秋，世界尚在大战的抱火之中，英国工党就在其年会上通过了壹个社会福利纲领。这个纲领宣称要在英国实行全面的社会保险﹔对因各种意外事故处于困难中的民众提供多种社会保障﹔对母亲、儿童给予社会补助﹔并实行全民免费医疗。

1945年7月大选，工党获胜。其领袖艾德礼组阁后，立即把福利纲领付诸现实。于1946年壹年之中颁佈了“国民保险法”，“国民医疗保健法”，“住房法”。稍后又颁佈了“国民救济法”，“家庭补助法”，等等。

“国民保险法”规定已就业又未达到领取养老金年令者，壹律交纳保险金，从而在面临失业、伤残、病患和其他意外事故而陷入困境时有权获得政府的津贴和补助。

“国民医疗保健法”规定全国医院实行国有化。(亦允许医生私人开业)，全国民众壹律享受免费医疗。有工薪收入者，每月须交纳少量医疗保险费。

“国民救济法”规定，凡因收入太低或无收入而不能参加“国民保险法”享受其保险待遇者亦可享受“国民保险法”的各项救济，只是数额少壹些。此法其实是“国民保险法”的壹个补充。故后更名“国民补充救济法”。

“住房法”实行房租管制，以照顾低收入者租房。并大力从事新建和贫民窟的改建。艾德礼任内建房80多万套，以低价租给缺房民众住。

经过了壹系列的努力，艾德礼满怀激情地向世界宣佈﹕英国已建成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

在英国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儘管英国工党数度大选失败，处于在野甚至长期在野，但上臺执政的保守党内阁仍然大致保持了对社会保障、福利政策的连贯性。他们对国有化措施大加指责甚至予以革除，而对社会保障、福利的规章制度则比较审慎。毕竟这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要想选票不大量流失，就别轻举妄动。

时至今日，英国仍大体沿袭着艾德礼工党内阁所制定的基调。实行着极为广泛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由于条文繁多，难以壹壹详述，现仅择几种简扼分述如下﹕

医疗保健规则﹕（1）所有治疗、手术费用壹律免费。（2）每次处方开药交费6英镑，但以下六种人士免费﹕16岁以下或60岁以上者，19岁以下全日制学生﹔怀孕妇女﹔带有未满壹週岁婴儿的母亲﹔领取失业救济金和普通收入补助者。（3）妇女怀孕和生育期间所有医疗费用全免。

失业救济金发放规则﹕失业救济金最低数额为28.45镑/周。壹般为原工资的60-70%，最高为85%。领取期限为壹年。壹年后仍失业，可改领社会救济金。

社会救济金发放规则﹕（1）未婚者可领取31-52镑/周的社会救济金(视年龄不同而不同)夫妇俩81镑/周。若育有19岁以下子女，每个子女31镑/周。社会救济金是劳工最后防线。它能保障因长期失业、患病等原因至全无收入的极贫苦者亦能过上温饱的生活。

病假工资发放规则﹕连续病假四天后可领病假工资(四天之内领原工资额不变)病假工资额60.2镑/周，可连续领28周。若仍因病不能工作，可改领无期限的社会救济金。

残疾人福利金发放规则﹕依残疾程度分三等。第壹等53镑/周﹔第二等35镑/周﹔第三等14镑/周。

退休金发放规则﹕基本退休金为67.5镑/周。本人亡故后，遗孀可续领亡夫的退休金，而且无限期。除非再婚或自己也开始领取退休金。

养老金发放规则﹕男性年满65岁，女性年满60岁，可向政府申请养老金。数额为单身52镑/周，夫妇83镑/周。养老金与退休金不冲突。

免费教育规则﹕公共中小学壹律免学费、杂费、书费。学校给全体学生提供免费午餐。高等院校大部份属公立。收学费极低，而政府还给家庭贫困者提供奖学金。

妇女怀孕生育福利法规﹕1)产前检查壹律免费和带薪。2)僱主不得解僱怀孕和生育的妇女。3)生育职业妇女可获18周产假。前6周得原工资额90%，后12周得每週57.5镑的补助金。4)生育妇女休完假后可復职，薪资不降。5)非职业妇女怀孕生育期间，可领社会救济。6)任何妇女壹产下活婴儿，即可获政府100镑补助。若是死婴，只要怀孕期超过28周也可领取100镑。

儿童福利法规﹕1)双亲家庭第壹个子女获儿童福利补助15.5镑/周。2)单亲家庭第壹个子女获17.5镑/周。3)无论是双亲或单亲，从第二个子女起每个获10镑/周。

寡妇福利法规﹕60岁以下丈夫去世，或虽已60岁以上，但丈夫去世时尚未领退休金者，可壹次性获政府寡妇补助1000镑。若还有孩子要抚养，则可领52镑/周的寡妇育儿补助，多子女还可按规定递增补助额。

英国工党所创立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可谓包罗万象不胜枚举。50年代，西欧国家大都群起傚法，也纷纷制定各种社会保障、福利条例。其最明显的标誌就是这些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壹般都佔政府总开支的壹半左右。如在八十年代，美国为52.4%，德国为58.8%，瑞典为58.7%。可见这些国家的政府对民众的基本生活保障是何等重视。

虽然社会保障、福利制度受到了广泛的赞扬和认同，但批评之声亦不绝于耳。批评的焦点有这样几个﹕壹、庞大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的开支成了国家不堪重荷的负担，拖累了经济的发展。二、过于有保障、有“安全感”的生活会消蚀了劳动者的勤勉奋发精神。艾哈德对此如是说：“如果社会政策的目的是对每个人从壹出生就给他全部安全，保护他绝对不冒人生的风险，那就不可能希望他的才能、智力、企业雄心得到充分的发展。”三、由于成功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为社会保障、福利制度作出了相当的付出，却无所受惠，这无疑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资金出走，人才外流由此而生，这当不利于生产技术的发展。

社会保障、福利制度的开支到了怎样的程度就会成为国家财政不堪承担的重荷，这是值得考虑的。开支的数额必须量入而出，要考虑本国国民收入、经济能力、受惠人数等因素。应该说，相对处理得当的话，它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应该警惕的则是，有人用壹个空泛的“不堪负荷”论，就想从根本上否定民主社会主义各政党领导中、下层民众奋斗多年才建立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显然，这些人大多是资产阶级中的保守派人士。因为资产阶级中的开明派也是支持这个制度的。如1942年底丘吉尔内阁公佈的“贝弗裏奇报告”也是宣称要把英国建成福利国家。丘吉尔本人就在此后的壹次广播演说中描绘了战后英国将建成“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福利制度的美好前景。

艾哈德讲的那段话似是而非。社会保障、福利制度无论多麽全面也只是给予壹个基本的生活水平，或帮妳度过疾病、伤残等意外事故所面临的特殊困难。壹个真正有才能、雄心的人怎麽会仅仅满足于社会保障、福利制度所给予的温饱水准呢﹖他当然会用自己的能力去创造富裕得多的生活。而不让他去冒人生的风险正是给他发挥其潜质的外部条件。有壹个很聪慧的农家子弟，高中毕业后因家里太穷，父亲久病，欠债甚多。因此暂放弃升学，跟着他的叔叔外出打石挣钱。有壹天在打石时不慎跌下，当场给坚硬锋利的岩石击穿胸膛而死。壹个本来会很有出息，会给社会作出更多贡献的青年就这样以二十岁的青春年华告别人生走入漫漫冥境。人们在为他撒壹鞠同情之泪时是否应该意识到，这正是由于贫穷的家境要他去“冒人生的风险”所至呢﹖当然失足身亡是较极端的事件。而更经常的情况是在多年艰辛的生活挣扎中，壹些本来可以大有出息的青年耗尽了他们的年华和精力未能去攀登知识和事业的高峰，终至无所作为，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公﹔对于社会来说是损失。另外，对于那些本身就胸无大誌，能力平庸者，社会给予他们的“安全”也就谈不上是阻碍了他们的发展。

不过，艾哈德另壹段话倒有些道理：“社会安全首先必须从人们自己的勤奋中得到。壹个人必须要自己负起责任。只有当个人负责还嫌不足时，国家和社会才插手进去。”这句话运用在实际中，就是德国社会保障、福利制度的经济来源2/3出于民众自己交纳的集资。这壹具体措施是值得其他国家在制定社会保障、福利制度时借鉴参考。

至于有些高收入人士，为社会保障、福利制度提供了集资，而自身又绝不会去领取救济之类，以至认为自己吃了亏，要走之则吉，那就纯粹是壹种自私行为，不应予以迁就，即不应因此就放弃或砍去壹些保障、福利项目。而且当社会的进步达到任何国家、地区都建立了社会保障、福利制度，任何人都得为此按规定交纳集资时，他们又再“外流”到什麽地方去呢﹖然而，倘若他们是对具体措施提出意见则是很正常的。譬如领失业救济金、社会救济金的数量和时限都可以商榷。医疗费是否应考虑患者自付其中小部份等等。艾德礼晚年写回忆录时，曾承认当时他力主全面社会保障、福利制度时“低估了人们的私心”。确实，这是很值得今后人们从事这方面工作时借鉴吸取的。

除以上几种之外，还有壹种批评是来自共产党的理论家们。他们说社会保障、福利制度的施行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工人阶级仍然处受剥削地位。”据1985年英国统计局统计，就财产状况而言，佔全国人口5%的人拥有全国私有财产的41%。”“贫富差距仍然很大。”“远没有也不可能消除社会的不平等。”“不能改变国家的阶级实质。在这种情况下，怎能谈得到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呢﹖”

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在建立和实施社会保障、福利制度时并没有说他们要完全消除社会的不平等。在他们的“基本价值”理论中已用“公正”取代了“平等”。有些不平等现象是不公正的，有些则是公正的。他们追求的是“公正”而不是容易与平均相混淆的“平等”。少数人拥有较多的财产是当代社会结构中的必然现象，平均是没有可能的也是有害的。至于5%的人拥有41%的财产这是否太悬殊，是否有不公正的成份，那是可以考察，可以研究的。但却不可以作为断定社会保障福利制度没有意义的依据。而且可以这样认为，如果在社会保障、福利制度实施的基础上，社会各阶层人们的财产拥有量又有壹个适当的差别，那就是当代人类的智慧所能建造的伊甸园。因为在这种社会情势下，既保障了大多数人享有壹定的物质生活水平，使之不因种种缘故陷入贫穷困苦之中，又让壹些才智杰出者能通过奋发进取去获得更多的物质享受，那就是壹种甚佳的组合。普遍的保障之上有富裕﹔处处的祥和之中有差别。这是当代人的心智能力可以建造出的人间佳境。至于共产党向人们描绘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人间天堂实在太遥远，不知何时才能实现。起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不可能实现。因为从1917年11月至今共产党执政的所作所为都表明了他们的南辕北彻。在共产党领导人的指挥下，人们都在拼命地劳动，然而消费品匮乏乃至飢馑遍地是常事。近年的“改革开放”所造成的极化现象更令人震惊。共产党的理论家以英国5%的人拥有41%的财产来贬低英国工党社会保障、福利制度的意义，这真令人齿冷。因为在他们的国家里，5%的人很可能拥有财产的百分之七、八十。只不过这些都是他们党和国家的机密，绝对不会予以公佈罢了。然而世人还是可以看得到，在他们统治的国家里，高楼大厦之下，酒绿灯红之旁，普罗大众处于挣扎奔命之中。无论是国营企业中压缩出来的人们还是私营企业里的劳工，都陷入惶惶然朝不保夕的境地。报纸上常有这样的报道﹕某个民工因工伤送往医院抢救，但由于壹时交不出壹笔预付医疗费或手术费。医院置之不理，遂至死亡。这种视人命如草介的冷酷行径真是令当代文明蒙羞。医院却振振有词地说，抢救好了他，本院花了那麽多人力物力，收不回钱怎麽办﹖实际上，这样的情况远非每天发生，就算偶尔收不到或收不够钱也不会令医院关门。当然关键的责任在政府。即使没有英国那样完善的保障制度也可以避免这类悲剧。只要政府稍微关心壹点底层民众的疾苦，就应下达文件知会各医院﹕凡有此类情况，医院应先予以抢救。政府将以行政力量协助医院收回医疗费用，若确收不到，医疗费用由政府承担。可是共产党政府的领导人们每时每刻考虑的都是怎样确保“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大事。多少有关国计民生的事项都排不上他们的日程表，遑论几个工伤民工无医而死的鸡毛蒜皮之琐事了。不过，既然这样，共产党的理论家们怎麽还有脸去批评欧洲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所建立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呢﹖倒也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了。

民主社会主义的产业民主制度

欧洲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并不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为满足。他们继而为实现《法兰克福声明》中所提出的“经济民主”作不懈的探索。由于民主社会主义部份认同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而在私营企业中工人群众毫无疑问仍然处于纯属被僱佣的劳动力的地位。对企业里的壹切事务无权置喙，这显然不符合“经济民主”的精神。如果工人群众在社会上拥有选举、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所有政治权利，但壹回到工厂、企业里就重新变成壹架会说话的机器，完全被动地听从驱使，那马上会使已经争得的政治权利失去光彩。因为社会主义对民主的理解并不止停留在政治层面上，而是要把民主的精神和原则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领域中。

1962年社会党国际的《奥陆斯声明》较十壹年前的《法兰克福声明》更为具体地提出：“应在民主制内建立起壹种机构，使工人能在其中有效地影响工业决策和条件以及总的经济形式。”1969年社会党国际第十壹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宣称：“社会党人要用经济民主和工业民主的新形式来补充政治民主，其目的在于实现社会民主。”1986年社会党国际发表的《利马委託书》表示社会党人要“致力实现这样壹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全体公民都能自由地参与经济决策，保证工薪劳动者在工作场所的影响。”并强调指出：“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与经济民主化和社会公正日益增进的持续过程。”

从社会党国际这壹系列的政治宣言中，可以看到壹条清晰的轨迹，那就是他们推进经济民主的信念日益坚定和具体。在这个过程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又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那就是它所创立的“共决制”。在诸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中，它把经济民主的理念付诸实圩钤纭⒆顝V泛、最具体。能够这样当然绝非偶然，而是有深远的思想渊源。

早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初创时期的《哥达纲领》中就已提出：“由工人选出的负责人监督矿山、矿井、工厂、作坊以及家庭工业的劳动。”1891年《爱尔福特纲领》讨论稿中提出“由工人选举出来的企业视察员负责监督壹切工业企业，并负责调整城乡的劳动关系。”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社民党曾几次执政，这为它发展其经济民主理念提供了条件。1921年德国党的“格尔利茨纲领”中提出“发展代表工人、职员和公务员的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经济委员会制度。”四年以后的“海德堡纲领”则进壹步明确：“发展经济委员会制度，行使工人阶级对经济组织的共决权。”“共决”壹词至此正式出现于行文。标誌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共决制”理论的初步形成。如果说昔日它所主张的经济民主还处于较为空泛的“监督”之说的话，那麽此时的“共决制”则表现出要真正让工人阶级在经济事务中发出声音的决心。然而可惜的是，法西斯的掘起使处境日见艰难乃至颠沛流离的德国党没有机会去实践其“共决”主张。

二战以后的大选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微小的比率输给基督教民主联盟，成为实力十分强大的在野党。它利用这壹有力地位大力推动“共决制”的实施。终于，1951年5月，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在僱佣1000人以上的煤钢企业监事会和理事会中实行僱员共同决定法》。该法规定监事会由11名成员组成。资方劳方各佔5名，另共推壹名中立成员为主席。

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思想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裏程碑─1959年的《哥德斯堡纲领》作了这样的阐述：“对经济成果做出决定性贡献的工人和职员迄今仍然被排斥在有效地进行共决的大门之外。然而，民主却要求职工能在企业和整个经济中共决。职工必须从壹个经济领域中的奴僕，变成壹个经济领域中的公民。”“钢铁工业和煤碳工业实行的共决，标誌着壹个新的经济制度的开始。必须将共决进壹步发展成为适用于大企业的民主企业法。职工在经济部门的自治机构中的共决必须得到保证”。

这表明德国党并不满足于只在钢、煤大企业中实施共决制而是要将它推而广之，并且首次把共决提高到民主的高度。196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取得执政权。终于得以把共决制在全社会铺开。新的共决法将实施范围扩大至2000人以上的非煤碳、钢铁企业。其涉及面为500个大企业，僱员人数超过400万。

共决制中，僱员代表有权与资方共同决定对企业领导机构的任命和监督，有权参与决定理事会的成员，并同理事会壹起研究决定利润的使用。对企业开发新产品，购置重大新设备，或作某项大宗投资，僱员代表都拥有批淮权。在企业日常事务中僱员代表也可向公司提出工人的要求和愿望，以影响公司对此的决定。

除了大型企业中的共决制之外，德国党在执政后还制定了《工厂委员会法》。该法规定﹕凡有五人以上职工的工厂都应成立三人以上组成的工厂委员会。其成员壹般不脱产。300人以上的企业才可以考虑设置专职脱产委员。委员会成员在僱员中选举产生。委员会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僱主不得干涉委员会内部事务和运作。委员会委员在三年任职期内及卸任后壹年内，僱主不得予以解僱。工厂里每季度须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壹次，由僱主向职工报告本企业各方面的情况。工厂委员会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可对工厂的各项事务参与决定和施加影响。参与决定的范围有﹕工作时间的长短及安排，工资数额、劳动保护设施、福利待遇、休假制度等等。施加影响的内容大致有﹕人事安排、招工和解僱计划、工种调动安排、工艺流程的设置、企业管理制度、企业的改建、扩建、迁移、设备更新等等。当工厂委员会与僱主发生意见冲突不能搭成协议时，可将问题提交调解委员会裁决。在规模较大的企业中则设置公共劳动法庭。它由壹名职业法官，僱主僱员各数名陪审员组成。主要用于解僱事端。按规定僱主有权解僱僱员。若僱主因企业经营情况须解僱僱员多人，工厂委员会有权要求僱主提供壹定数量的补偿费。这就是1980年联邦劳工法庭曾做出的决定：“企业的工作要不要停止，由僱主说了算。但是，停止工作的方法要征得工厂委员会的同意。”

不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实现工人参加管理和决策方面壹直在作不懈的努力，其他各国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也在普遍的原理之下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去设计最合适的方式和途径。这正如1989年6月社会党国际的《原则声明》所指出的：“经济民主不存在单壹不变的固定模式，不同的国家有进行大胆试验的馀地。”

例如在法国是成立企业委员会，法律规定凡50人以上的企业皆可成立企业委员会，不足50人者可联合当地同行业其他企业共同成立。它的功能除与德国的工厂委员会相似外，其关註面还更广壹些。如企业内部医疗服务条件与水平，职工食堂的质量，娱乐体育活动场所与设施等等。然而法国的企业委员会与德国的工厂委员会有壹个重大区别，就是法国企业委员会中由资方人员担任主席。这显然给僱主以某壹程度的控制权。1981年法国社会党上臺执政后，立即对这个规定开刀，限制这个主席的权力。即﹕在企业委员会讨论决定单纯与职工利益有关的问题时，作为主席的资方人员没有表决权。

在比利时、瑞典、荷兰等壹系列欧洲国家，都依法设立了企业委员会、工厂委员会、工人董事会等等。大同小异地实现了工人参加管理的诉求。

如果说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各政党所推行的社会保障、福利政策受到了来自各个角度的质疑和批评的话，那麽，他们所从事的让工人参与经济决策和管理的工作就基本没有受到明显的负面评价。因为它的确给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都带来了益处。

劳工阶级在工厂企业中不再处于完全无权的，仅仅是被企业主以货币购买来的劳动力的地位。他们可以对许多事务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要求。以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资产者在劳工代表有权对许多事务进行查询、了解、决定的情况下，他们也不得不在行为模式上有所收敛。不可随心所欲地独断专行。然而，这其实对资产者本身也是有益的。因为当工人能够参与管理后他们的心态会产生微妙的变化。他们会把自己的未来与企业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联繫起来，因而提高了他们的主动精神去发挥自己的技术水平和聪明才智。当他们的切身利益得到适当的满足后，也更能全心投入地工作。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肯定会由此提高。有壹个统计数字说，1972－1976年间德国实行共决制的企业，工人年平均产值提高17%，而没有实行的，只提高了4%。从国家整体局势来看，德国也是欧洲各国中社会秩序相当稳定的国家。另壹个国家─奥地利的情况更加令人叹为观止。由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这个曾在1893年被恩格斯赞扬为在当时欧洲诸社会民主党中“唯壹生气勃勃的力量”的党，在战后奉行了比德国共决制更温和的“社会伙伴关系”─壹改良主义气味更浓，离马克思主义更远的理论框架，以致取得了极其独特的社会成效。1970-1979年，国民生产总产值增长了52%，失业率极低，保持在2%左右，通货膨胀率不超过4%。劳资纠纷甚少发生。工人年人均罢工时间才几分钟，1979年为半秒钟。整个社会的稳定系数极高。在同年代其他壹些欧洲国家的动荡不安中，奥地利被誉为“沙漠中的绿洲”、“极乐岛”。绿洲，当是对本国所有的人而言，即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而且很可能，资产阶级才是得利益的大头哩﹗

毫无疑问，正像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所实行的社会保障、福利政策遭到共产党理论家们的抨击壹样，他们所奉行的工人参加管理的经济民主也受到那些理论家的抨击。

共产党的理论家说，资本家和工人决不能真正地在实行平等共决。因为“生产资料还是归资产阶级私有，工人没有摆脱资本的剥削和压迫。”这就谈不上平等共决，而且在实际操作中“监督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工厂委员会中，是有种种限制工人代表权力的规定。最后决定权仍然在资方代表担任的主席的手中。”

劳工代表是否能平等地参与管理，“共决制”的实行过程中，是否能名副其实地共决，这是值得考虑的。工人们的专业管理知识缺乏，也不时时身处生产的管理环节中，对许多问题缺乏系统的了解和洞悉。因此，对于他们能否有效地参与决策共决的确是难以令人不无疑问的。然而第壹，工人参与管理共决是个新的探索，不可能壹下就完美无缺，应该允许它有壹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其次，工人参与管理共决应与在此之前工人只是以会说话的生产工具出现于生产场所中的情形作比较。只要肯作这种正常的比较，就会承认，即使目前工人参加管理决策，尚未达到真正的平等共决，但也是壹个巨大的进步。再次，最起码，工人有权参与管理就可对有关工人的许多切身利益事项进行经常性的关註和争取。例如﹕工资、工时、休假、劳动保险等等，这对维护工人群众自身的利益是大有脾益的。

至于说工厂企业里生产资料仍为资本家所有，故“并没有改变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工厂企业中被剥削、奴役的僱佣地位。”进而以此来否定工人参加管理的全部意义，那就是民主社会主义与共产党的根本分歧之所在。最根本的基点不同，也就不是讨论可以解决的了。

在二十世纪末的共产党理论家的着述中仍然持有这样的观点是令人不无惊讶的。因为在“改革开放”后，他们统治的国家里已出现了相当数量的私人企业。显然，按照共产党的理论，这些工厂里的工人是处于被剥削、奴役的地位。实际也的确如此，而且这些工人在工厂壹切事务中毫无参与权，还完全处于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极不人道的地位。既然共产党是这样“改革开放”的，那它的理论家们又有何面目去批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所推行的工人参与管理的政策呢﹖

当然，共产党的理论家们可以闭眼不看这些已是星罗棋布但终究未取得正统主流地位的私营企业，而仍以共产党的国营企业为参照物。按照理论家的说法，只有在他们的国营企业里，资本家被革除了。工人自己当家作主，做了工厂企业的主人。以此为对照，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所推行的工人参加管理就应该是不值壹谈了。

在这里，世人看到了壹齣从政治童话到政治神话，再到政治笑话的演进过程。

在共产党即将执政和执政之初，人们怀着对新政权的热切期望，也听信了他们许多美好的描绘。“工人当家作主”这是壹个多麽美丽的童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虔诚地信仰跟随，这个美丽的童话就会变成现实─这是许许多多善良民众的以为。

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原来笼罩在事情真实形貌外的玫瑰色的迷雾终究飘散。人们明白了。所谓工人当家作主其实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代表他们当家作主。更具体的是某个、和某些共产党的干部当家作主。资本家走了，共产党干部来了，或个别“先进工人”变成了共产党干部。这些干部取代了资本家指挥管理生产，非但如此，还管理他们的日常生活﹔管理他们思想观点﹔管理他们的昇降去留﹔甚至还管理他们的子女就业等等。于是他们知晓了自己真实身份─壹个被共产党党营工厂僱佣的劳动力。至于当家作主之类，实在是永远不会变成现实的神话。

二十世纪业已过去，新的世纪来到了人间，经过几十个春秋风吹雨打的冲刷和磨练，人民早已知道那副皇帝的新衣是什麽货色。可是共产党的理论家们还在留声机般地重弹那皇帝的新衣是如何漂亮，其他的服装则都不值壹谈的万古不变的老调。这不能不是当代最大的政治笑话。

社会民主主义的积极意义

第壹次世界大战的抱火阻隔了第二国际各党的联络协作，民族主义的狂潮更迫使各党的主体部份作出妥协姿态，国际鉴此处于瓦解势态。然而，大战的烟硝尚未散尽，壹批心急如焚的社会民主党人已筹划要恢復国际了。

1919年2月，26个国家的社会党(包括社会民主党、工党)的代表在瑞士的伯尔尼开会，组建“社会主义国际”。前第二国际中的后起之秀─瑞典社会民主党及其领袖布兰亭在此之中任当重要角色。

列宁立即对此大动肝火，詈骂：“伯尔尼国际是黄色的、背叛的、变节的国际”，“是壹个国际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组织。”并旋即于3月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以宣示其分道扬镳的决心。

在以上两个“国际”之外，还有些党处于游离状态，其中就有壹直以奉行正统马克思主义自居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它们对“社会主义国际”中的壹些党在大战期间被民族主义狂潮所摄服的模样相当反感。但又对“共产国际把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工农革命中运用的壹切方法奉为金科玉律”深为不满，于是他们决定另行成立壹个国际组织。1921年3月，他们在维也纳开会，成立“社会党国际联合会”，宣称他们将“继承第二国际的所有优良传统。”

然而，“社会党国际联合国”中的许多仁人誌士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这样壹分为三始终不能释怀。他们总想让这三个国际能够联合起来，并把设想付诸行动，作了许多努力。在他们的奔走下，伯尔尼国际、共产国际、维也纳国际终于出现了联合的曙光。

1922年4月，三个国际在柏林举行联席会议。每个国际各派三名代表组成九人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发表了壹个“联合声明”。其中说：“朝着积极的方向取得谅解比这次会议刚开始的时候所设想的要容易得多。”然而，会议代表们乐观得太早。会议开完后，壹切联合的迹象立即化为乌有。的确，把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扫地除门的苏俄布尔什维克怎麽可能同利用旧军事力量来镇压斯巴达克团起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坐在壹起呢﹖

三个国际的联合既无望，他们就不得不再作考虑。维也纳国际与伯尔尼国际在意识形态上其实并无原则分歧。无论是闭口不提马克思主义的党抑或宣称仍然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党，实际上都是在欧洲社会已初步建立的民主政治架构的前提下，用改革或改良的方法使之趋向完善。他们都不打算主动使用暴力革命，更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设想。因此，他们实质上都奉行着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极端─列宁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

大战的结束，民族主义狂涛的退潮使伯尔尼党与维也纳党之间再不存在观点和操作上的冲突。1922年9月考茨基率领他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与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合併就为两个国际的合併消除了组织上的障碍。1923年5月，维也纳国际与伯尔尼国际在伯林召开会议，实行合併。合併后国际的名称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它宣称：“旨在联合所有民主和社会主义派别，作为专制的、以莫斯科国际为中心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对立面。”这是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更名为俄国共产党之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又壹重大政治事件。从此，在国际范围内，社会民主主义与列宁主义就完完全全地分道扬镳泾渭分明了。

既然社会民主党认同政治多元化─多党竞选、议会政治、三权分立，那其运行的政治轨迹当然就是尽壹切力量利用普选权去取得政权，然后以政权的力量去推行各种社会改革、改良的方案，而根本不必去打碎原有的国家机器，去再建立壹套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

千千万万，壹代又壹代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努力与期盼终于换来了令人振奋的讯息─英国工党在英国取得了执政权。

1923年末英国举行国会大选。保守党获258席，虽仍是第壹大党但已从上届的364席降下来，自由党获158席，工党获191席。自由党因与保守党存有许多歧见，转而支持工党。故工党得以取得执政权组织内阁。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国工人阶级发动旨在争取普选权的宪章运动算起，至此已将近过了壹个世纪的岁月。道路虽然艰难而漫长，但终究是在向着美好的目标延伸。

工党领袖麦克唐纳担任这第壹届工党政府的首相。时年58岁的麦克唐纳出生于苏格兰壹个小渔村的工人家庭，家境十分贫寒。还是个私生子，由母亲和外祖母抚养长大，仅以半工半读才得以完成中学教育，尔后就工作谋生了。1893年矿工凯尔．哈第创建独立工党，麦克唐纳于次年加入，并很快成为其领导之壹。1900年“劳工代表委员会”成立，麦克唐纳当选为委员会书记。1906年“劳工代表委员会”更名“工党”。基于幼年艰辛的生活体验和对社会底层民众疾苦的深刻了解，麦克唐纳有改变不公正社会现实的强烈愿望。而由于他成年后深受费边思潮的影响，和平改良的意识根植于他思想中。故此他否定了在英国效彷布尔什维克式的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说：“那种认为普遍划壹的战略是自欺欺人的。”“壹个议会的选举，就可以把列宁必须用革命才能获得的壹切权力给予我们，议会的多数除了利用法令外，再得到民众的合作，即可实现变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的工作。”

工党执政后立即开展了改良社会的工作，如实行“惠斯特利住宅计划”，由政府补助建许多工人住宅，以廉价出租。增加失业补助金、养老金、和残废退休金。降低壹些食品的消费税。并承认苏联，与之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

然而，有史以来第壹个劳工政党所建立的政权毕竟是幼嫩的。它在竞选时曾作了许多承诺，如实行矿山、煤碳国有化，开征财产税等都因条件所限未能儘快兑现，而且为了稳定社会经济秩序，它不贊成工人的某些罢工行动，于是壹些工人群众对它产生幻灭感，转而不支持它。而保守党和自由党则对它维护工人利益和与苏联修好的作法大为不满。在这种情况下，麦克唐纳决定从新进行大选。1924年10月大选结果是保守党大胜，议席跃升为415席，从新夺回执政权。第壹个劳工政党所主导的政权，仅仅存在了10个月就宣告完结。但民主政治的真谛就在于政权并不铁定地以军队和警察力量为保镖地由某个政党所专有。妳可以通过竞选胜利得到它，也会因竞选失败而失去它。失败以后妳亦还有可能从新得到它。壹切在于妳是否能够得到多数民众的拥护和认同。

然而列宁不这样认为。他援引马克思所说的﹕普选权“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壹次，来批淮议会制的阶级统治。”并据此指责所有走议会政治、改良主义道路的政党都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大叛卖，因为，认为“世界上第壹次使政权由剥削者少数手里转到被剥削这多数手里的革命，能够在旧式民主即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老框框内发生那就荒谬绝伦了。”“那就是背叛了无产阶级事业，成了叛徒。”自然，麦克唐纳也被他骂为“臭名远扬的改良主义者”，“恶棍和叛徒”。在列宁看来，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即所谓“政权从剥削者少数手里转到被剥削者多数手里”。只能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完成，并此后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去以军队和警察为保镖来铁定地掌握政权。

英国保守党内阁─这个资产阶级政权并没有以军队和警察作保镖，故几年后，它又失去了政权。1929年6月，英国举行大选，工党议席剧增为287席，成了议会里第壹大党，遂组织了第二届工党政府。不过，这届工党政府的境遇很糟。它刚壹成立，壹场席卷欧美诸国的特大经济衰退就汹汹扑来。在这种境况下，它很难有所作为，两年后它就夭折了。

继英国工党之后步上执政之途的是瑞典社会民主党。而且它后来居上，十分成功。瑞典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89年，可能出于地缘政治的原因，这个第二国际中的后起者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十分尊崇。以至它早期的党纲都是以德国党的“哥达纲领”和“爱尔福特纲领”为蓝本。二十世纪初瑞典社会民主党做了壹件很有气魄的事，就是发动了1902年5月争取普选权的总罢工。由于总罢工组织得很好，规模宏大又秩序井然，使当局既感震撼，又找不到挑衅的藉口。终于，在总罢工的压力下，议会作出决定，要求政府于1904年前制定取消以纳税额限制选举权的选举改良方案。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和平渐进改良意识很早就形成并确立。党内对此没有重大争议，故此瑞典党对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及其所建立的政权持批评态度。其领导人布兰亭认为“只有和民主结合起来，才可能取得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他批评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是“仅仅依靠壹部份无产阶级进行专政,”并断言这样会“导致无产阶级打内战而消耗力量，其结果将是反动势力专政。”1919年2月，在试图恢復第二国际的伯尔尼大会上，布兰庭是决议的起草者。

二十年代，瑞典社会民主党曾有几次短暂的联合执政的机会，但由于处处受到其他政党的掣肘，很难有所建树。直到1932年大选获胜，建立起社会民主党汉森内阁后(布兰亭于1925年去世，汉森接任主席)才开始了它重新塑造瑞典社会的巨大工程，并创下连续执政达44之久空前记录。向全世界推出了瑞典模式，瑞典奇迹。获得了社会民主主义橱窗之称誉。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成功并不仅仅在于它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还在于它的睿智的思辩和现实主义精神。在当年，实行生产资料社会化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主张。1932年瑞典党上臺执政时，经济危机尚在持续中。瑞典党内曾有人认为，应乘党执政之机实行社会化。因为如此持久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已充份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痼疾，只有用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予以根治。但汉森等人并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在这种时候实行社会化，必然会发生巨大的社会震动，非但不能顺利走出经济衰退，还会触发更严重的局面。生产资料公有制无疑是社会主义的内容。但却是较远程的瑰丽目标。目前应予实施的倒是壹些应急的经济措施。

汉森政府暂时打破预算平衡，举办许多公共工程，以公共开支超过税收的作法去扩大就业，增强购买力，刺激生产的恢復和发展，并对社会生产进行宏观导向。这些措施很快取得成效。如失业人数在1933年为14万人，到1936年剧降为2万人左右，1937年再降至不足1万人。社会生产迅速復兴，市场日趋活跃，人民生活显着改善提高。这壹切被人们誉为“汉森新政”。亦为社会民主党以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执政打下坚实的基础。值得註意的是“汉森新政”开始实施的日子比以《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为标誌的“凯恩斯主义”的出现还早了四年。

继英国工党、瑞典社会民主党之后走向执政的是法国社会党。不过它既不具有英国工党那开拓性的荣誉，亦没有做出瑞典党那样骄人的成绩。然而这并不应苛求它，乃是国内、国际的许多不利因素所造成。

法国统壹社会党是原第二国际的大党，但在1920年底发生分裂。原因是参加“共产国际”与否的歧见。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付以票决。12月30日举行的代表大会上以3028票对1022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少数派不服从大会决议遂在勃鲁姆的领导下退出大会，续建法国社会党。自从巴黎公社失败后，渐进改良主义思潮壹直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佔有优势。早在工人党分裂时改良主义的可能派就以86比26(代表人数)的压倒性优势击败奉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盖德派。后来在盖德派的法兰西社会党与饶勒斯的法国社会党合併后，无论在组织上或在理念上也都是奉行改良渐进主义的饶勒斯派占优势。然而这壹次壹反常态，激进的壹翼占了巨大优势，这壹方面说明了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所造成的冲击波具有不可低估的能量，另壹方面也说明法国党仍有相当大的革命潜意识。

然而，社会上的政治生态却与党内有显着不同。1924年5月举行国会大选。社会党与激进社会党，共和社会党结成的左翼联盟在选举中获胜。在584席中占315席，得以上臺执政。而共产党仅得26席。可见社会党在社会上影响力远大于共产党。1932年5月议会大选，社会党获129席(“左翼联盟”共获336席)共产党降为10席。

1934年2月巴黎发生了法国纳粹分子的骚乱。民主力量和政府当局共同予以平息。在此过程中，法共发挥了相当作用，由此提高了法共在社会上的威望，也促成了法国社会党与法共建立统壹战线并继而联络激进社会党、共和社会党等成立“人民阵线”。1936年4，5月间的议会选举中，“人民阵线”获胜，在618个席位中占375席，其中法国社会党146席，法共72席。法国社会党领袖勃鲁姆出任内阁总理。激进社会党、共和社会党参加内阁，法共没有入阁。

社会党内阁建立之时，正是希特勒德国日益猖獗，欧洲大陆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1935年1月，萨尔地区在德国法西斯分子的压力下举行公民投票併入德国。1936年3月德军越过莱因河佔领非军事区。1936年7月西班牙发生由德国纳粹支持的反共和国的法西斯叛乱。然而，儘管面临这穷于应付的国际局势，勃鲁姆政府还是履行其竞选时的诺言进行了壹系列的社会改良工作。如实行每週40小时工作制，每年14天有薪休假，调整农产品价格，以防谷贱伤农。给经营困难的小商和手工业者发放低息贷款以復兴小型企业，制约大资产者的垄断，等等。此外，还取缔法西斯组织，改组法兰西银行。

此时的法国大资产阶级与上个世纪相比固然“性情”已变得平和得多，但若与中庸的英国资产阶级和势弱的瑞典资产阶级相比，仍显得顽固，它们採取消极怠工或把资金外流等方法对抗勃鲁姆政府，使之面临经济压力。这令勃鲁姆不得不减缓改善民生的步伐，结果又造成工人群众的不满，招致法共的批评。

在国际事务中，勃鲁姆政府本是支持以西班牙人民阵线为基础的西班牙共和国的。它出售军火给西班牙共和国，以帮助其平定佛朗哥法西斯分子的叛乱。但此举受到对德意法西斯主义充满绥靖主义的英国当局的阻挠，和国内激进社会党的反对。在压力下，勃鲁姆不得不终止了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支持，而这又招致法共的激烈批评。面对这内政外交处处进退维谷的境况，勃鲁姆内阁只得于1937年6月辞职。

与第壹届英国工党政府相比，尤其与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相比，法国社会党这壹年初试啼声的业绩确实乏善可陈。然而并不可就此苛责它，亦不可贬低勃鲁姆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作用和贡献。

勃鲁姆是法国犹太人，这是继马克思、拉萨尔、伯恩斯坦之后又壹位犹太血统的社会主义大师。站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两个杰出的人物─饶勒斯和密特朗之间，他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饶勒斯创建了法国社会党，密特朗使党终究在法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两个人中间横隔着57个春秋的漫长岁月，是勃鲁姆把他们联繫起来。

勃鲁姆的思想起初属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左翼，这从他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中可以得到印证。他认为﹕当“旧的机构被推翻了，而新的机构还没有来得及建立起来，这个时期就实质来说是专政时期。”然而毕竟在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就认识了饶勒斯，深受他渐进社会主义的影响。故决不会向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认同。他认定﹕无产阶级专政“决不是壹个权力逐级上升，最后集中到壹个公开的或秘密的委员会手中的集中制的党所实行的专政。”为此，他反对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主张在法国党内实行比例代表制。他进而分析出列宁党这种组织上不民主的集中制系来源于思想上的壹元化。他批评俄国布尔什维克说：“妳们的理论壹旦确定就永不改变。谁不同意妳们的理论就不能加入妳们的党。谁不再继续赞同妳们的理论，谁就得被清除出去。”

勃鲁姆思想中最具生命力的因素是对社会主义的新诠释。在此之前的社会主义者们，尤其是英国和地中海诸国的社会主义者们把社会主义的核心理解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或社会化。勃鲁姆对此作了反思，他令人耳目壹新的提出社会主义就是要“建立壹个以普遍正义为基础的全面社会。”因此“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不完整的，而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软弱的。”勃鲁姆这壹闪光思想为二战以后社会民主主义理念的全面更新开了先河。勃鲁姆从饶勒斯那里继承的还有高尚的情操。饶勒斯在壹战之前由于坚决反对战争，被民族沙文主义者暗杀。勃鲁姆在二战之前虽然已辞去首相职务，但仍然与极右势力和法西斯分子作勇敢斗争。由于他坚决地反对贝当政府，于1940年9月被捕，关进波塔莱监狱，又于1942年11月押往德国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至1945年5月才被佔领德国的美军释放。在监狱和集中营恐怖的岁月里，他不但没有屈服，而且写下他的重要着作《在人类范围内》。

勃鲁姆从饶勒斯手中接过薪火，传给密特朗。故密特朗说：“社会主义有两个家族，列宁的和勃鲁姆的。我属于勃鲁姆的传统。”

从社会民主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里，整个世界充满了动荡不安,战后谈判桌边的尘埃还未落定，法西斯的狂潮已汹汹而起。人们根本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去把业已探讨过的美好社会的结构及建造它的方法进行尝试，史上最血腥的大战几乎把整个人类社会推向毁灭的深渊。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千百万生灵的涂炭终究换来地球上人类的重生。人类社会经历了这噩梦般的岁月和几乎自我毁灭的战火才最终在国家关系、民族关系上走出了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的森林原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彻底区别于动物界，人类社会真正走向文明，是从二战之后开始的。

壹战以后，战胜的人们所想到的是狠狠地惩罚战败的挑起战火者，是尽力去羞辱它，削弱它，向它榨取更多的赔偿，让它变成壹个虚弱的病夫，永远没有力量再去挑起事端。

二战以后，战胜的人们有了大相径庭的想法。固然，审判与惩罚在严肃地进行，不过人们已把战犯与被裹胁的民众相区别。人们在索取赔偿时，同时考虑战败国社会的经济重建。在绞死战犯时，同时考虑如何把民主体制引进战败国的政治生活。这样的思维，不仅对战败国，甚至对欧洲的战胜国自身也是莫大的福音。当人类的心智已进步到以如此理性睿智的态度来对待那几乎将自己的国家民族毁灭掉的他国他民族时，又有什麽理由在自己的国家民族内处理不同阶级、阶层、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时，採取粗暴、横蛮的态度﹖

社会民主主义正是在这种与往昔迥然不同的社会气氛中开始了它理念的更新与发展，并迅速地拓展了它的实践空间，以其成绩显示出堪称历史潮流的生命力，昭示了社会发展的方向。

社会民主主义重新结集后的政治宣言

1945年5月，纳粹德国刚被摧毁，英国工党就已联络法、意等13个国家的社会党代表在伦敦开会，商讨重建因战争而陷入瘫痪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事宜。经过多次会议的磋商讨论，于1951年6月，在德国的法兰克福举行了国际社会党会议，确定成立“社会党国际”，并通过其思想政治纲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此纲领又称为《法兰克福声明》。

《法兰克福声明》的出炉有着划时代的巨大意义。它不仅表明社会民主力量的重新汇集，更重要的是表明社会民主主义理念经过几代人的锤炼得以提昇到了壹个崭新的高度。它系统地向世人阐述了它的观点，表达了它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壹个美好社会的决心和信心，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和共产主义─列宁主义给世界带来的危害都作了揭露和抨击。最后这壹项则是前所未有的。过去对共产主义─列宁主义的批判都还是散见于壹些社会民主党人个人的言论、着述、或会议的非正式文件中。这个批判、抨击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经过多年痛苦经历和深刻思索的沉淀。他们之中许多人(或他们的先辈)都曾与共产主义者站在同壹政治旗帜下乃至同壹个组织之中，从政治纽带乃至私人关系中都曾有着错综複杂的联繫。此时，他们终究坚决地与昔日的“联繫”挥别。从此，他们与列宁系的共产主义理论及其政体再不仅是分道扬镳，泾渭分明，而是楚河汉界，壁垒森严了。这种状况壹直持续到七十年代共产党政权体系和西欧诸共产党出现新的动向后才告缓解。

《法兰克福声明》说：“共产主义妄称继承了社会主义的传统，但事实上，它歪曲了这个传统，使之面目全非。”“国际共产主义不论在什麽地方，只要它获得了政权，它就要破坏自由和获得自由的机会。它的基础是建立在军事官僚和警察恐怖之上。由于造成财富和特权的鲜明悬殊，它已创立了壹种新的阶级社会，强迫劳动在它的经济组织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抨击，自《法兰克福声明》后，持续地出现在社会党国际许多会议的文件中，如1955年的第四次代表大会说：“极权主义，不论是法西斯的还是共产党的极权主义，都是旧式的暴政。”

1956年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声明》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共产党人完全歪曲社会主义思想。在他们当政的地方，他们对社会主义者历经几代人的斗争所赢得的壹切自由权利，壹切工人权利，壹切政治成果和壹切人类价值都进行了歪曲。”“我们信奉民主制，他们则不。我们相信人权，他们则嘲弄人权。这种情况并没有由于批判斯大林主义而有所改变。而他们的所谓列宁主义，只不过是斯大林支持的马列主义。

1962年的《社会党对今天世界的看法》谴责各共产党政权“用恐怖的手段榨取剩馀价值和以危险的速度进行工业化，从而牺牲人民的需要。”“倒退到壹个把人当作原料而不是壹切努力的源泉和目标的时代。”“共产党人主张对个人，国家和社会发展进行极权主义控制。这同人的天性，国家的作用和人类社会的进化是不相符的。”“它们滥用社会主义壹词，它们的壹党专政实际上是暴政的体现，是否定民主社会的精髓，即否定言论、宗教、批评、自愿结社和同外部世界接触的自由。”

社会民主党所进行的这壹批判除了鉴于理念上的原则分歧外，还基于现实上的考量。由于在欧洲社会许多人(包括劳工阶层)的心目中，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与世界上的共产党体系都源出“第二国际”，都在唱着“社会主义”的调子，都是继承着马克思主义的衣钵。故认为两者并无实质不同，而世界共产党政权的所作所为令世人震惊。这不仅是由于它们以暴力夺取政权，更重要的是它们夺得了政权后仍以暴力进行统治。把具有普遍意义的民主准则诬为“资产阶级民主”，然后予以扼杀。厉行报禁，党禁，新闻封镇，舆论壹律，以军队和警察作保镖来铁定由共产党执政。对仅以言论反对他们的人予以监禁乃至屠杀。凡此种种，令世界上稍有良知的人在震惊之馀无不愤概万分，并坚决地唾弃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然而，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些愤概和唾弃也不同程度地加之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身上。欧洲社会的保守势力，对社会主义进步事业始终报以仇视的资产阶级顽固分子都趁机扩大壹般人认识上的模糊，竭力把欧洲社会民主党说成与共产党是壹丘之貉。藉此打击社会民主党在民众中的威信，压缩其政治上的开拓空间，以尽可能抵御不利维护资产阶级狭隘的阶级利益的社会改革的到来。

为击破这股逆流﹔为欧洲社会今后持续的改革计﹔为能争取到多数民众的信赖拥护，最大限度地拓展政治空间走上执掌国家政权之路，以施展自己治国安邦的抱负和方略，社会民主党认为有必要对共产党政权进行坚决的批判，以划清自己和它们的界限，击破保守势力和资产阶级顽固分子的诬陷，和澄清壹些善良人心中张冠李戴的模糊认识。

至此，社会民主党人除了进行批判外，还深感有必要使自己所奉行的思想体系的名称与共产党的相区别。故此他们把社会民主主义改称为民主社会主义，从而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的“极权社会主义”、“冒牌社会主义”、“专制社会主义”、“伪社会主义”清清楚楚地区分开来。《法兰克福声明》的全称《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即开宗明意地亮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从此，社会民主主义被民主社会主义所接替。但这并不是壹种简单的替代，而是有所提炼昇华。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后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建筑得更系统，也有了更新和发展。

在把社会民主党人所奉行的民主社会主义与共产党人的专制的伪社会主义相区别之后，《法兰克福声明》即着手向世人阐述他们所憧景的蓝图。《声明》指出当代社会民主党人所追求的有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国际民主，简称为“四大民主”。

政治民主是民众享有完全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宗教信仰等权利和完善的普选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公开等以及多党竞争、议会政治、多数派组织政府，同时尊重和保护少数派的权利和意见。显然，这壹切在大多数的欧洲国家中业已成了现实。社会民主党人已不必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为此去奋斗。但是他们认为自己有保持这壹成果的责任，故声明强调说：“民主制也有权利和责任来保卫自己，以反对那些只是为了破坏民主而利用民主机会的人。”同时指出：“维护政治民主是实现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壹个条件。”

经济民主“是要把人们从对佔有或控制生产资料的少数人的依附中解放出来把经济权力交到全体人民手中。”“阻止私营垄断企业和卡特尔剥削公众的手段。”“以建立壹个自由人能以平等地位共同工作的社会”。在具体的做法上，《声明》认为各个国家可以“根据有关国家本身的结构来决定公有制的范围和所要採用的计划化形式。”总之，原则是：“公共利益优先于私人利润的利益。”目标是：“实行社会保障和推行收入与财产的合理分配。”

社会民主是要求保障民众的社会权利。其内容有“工作的权利、享受医疗保险和产期津贴的权利﹔因年老失去工作能力或失业而不能工作的公民有获得经济保障的权利﹔儿童有享受福利照顾的权利﹔青年有按其才能接受教育的权利﹔全体公民有得到足够住房的权利。”

显然，经济民主与社会民主已超出了昔日以资产阶级为领导的反封建特权阶级的政治革命即民主革命的范畴。资产阶级领导了那场革命，但出于它的阶级利己主义，力图使那场革命半途而废，只是由于劳工群众在社会民主党人─既有出身于劳工阶层也有出身于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领导下作了长期的、几代人的努力奋斗，政治民主才基本实现。此时的社会民主党人将要在前辈们开闢的道路上继续前进。确实，只有政治民主，那离创造美好社会的社会主义理想还有相当的距离。因为政治民主的确立并不等于社会财富已得到公正的分配﹔并不等于社会的贫富极化现象得到避免﹔并不等于每个人的潜质已得到充份的发挥。或许，像先辈那样激烈的抗争场面再不常见，但为了把民主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范畴却要做更细緻更有耐心和技巧的工作。这也就是二战以后至今两代社会民主党人的自我期许和鞭策。

早在二十世纪初，日本的社会主义先驱幸德秋水说过﹕社会民主党人“不但是社会主义者，同时又是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因为它们的目的壹个是从经济上，壹个是从政治上提高多数人共同均等的幸福。所以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必然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

当代的民主社会主义也正是这样认知。《声明》说：“没有自由，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制才能建成，而民主制也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完全实现”。这个论断使人想起了勃鲁姆曾说过：“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不完整的，而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软弱无力的。”把这壹思想在社会实践中具体化就是争取社会民主和经济民主。正如《声明》所指出的：“维护政治民主是实现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壹个条件。”因为壹旦没有政治民主，其他都无从谈起。但若社会绝大多数民众的文化教育水平很低和为了温饱而终日辛劳得精疲力竭无暇他顾时，那麽，诸如出版、结社、普选权之类都会成了漂亮而无实际意义的摆设。

关于建立国际民主的主张反映了当代社会民主党人的胸襟和眼光。他们认识到在当今经济与科技都高度发达的世界上。国家之间、民族之间都互相联繫影响着。在沙漠之中难以有绿岛。因为“世界上任何地区的贫困都威胁着其他地区的繁荣。贫困是民主制发展的障碍。民主繁荣与和平要求对世界上财富从新分配和提高不发达地区的生产率。”据此，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殖民主义政策，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国际和平。《声明》宣示说：“社会党人为建立壹个和平与自由的世界而努力。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人对人或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和奴役”。“民主制必须根据保障民族自由与人权的国际性决定，在国际规模上建立起来。社会党人呼吁所有劳动人民团结起来，为这个伟大的目标而奋斗。”

法兰克福宣言明确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本质，成为左翼自由派的行动纲领。

英国工党国有化情结探讨

英国工党创立于1900年，它的壹部分前身是创立于1893年的独立工党，而它们都没来得及参加建立第二国际的巴黎大会，可见，它们的确是第二国际诸党中的后来者。但它发展十分迅速，很快就超过许多先行者，成了第二国际中的大党。它也是两次大战之间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诸党中最先取得执政的党。在二战以后创建社会党国际的工作中，英国工党又起了很大的作用。

英国工党深受费边社思想的影响，而对马克思主义不屑壹顾。它壹开始就崇尚和平渐进的改良主义，明确摒弃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然而使人不无意外的是，就是这样的壹个党却比第二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社会党国际中的任何壹个党都更热衷、更执着于对社会结构有较大触动的生产资料社会化─国有化。从这壹点来看，它似乎比其他的党都更激进，更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然而，这其实是战后理论体系来源于费边思想而不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在费边社的纲领性文件《基础》中就明确宣佈其宗旨是要把土地和工业资本从个人和阶级所有制下解放出来，把它们转为公社所有，用以谋求公共的福利。而且，非但如此，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思想几乎是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国粹”。因为除费边社外，与它同时代或稍迟的社会民主联盟，独立工党等都有这样的主张。它们都无壹例外地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盖因生产资料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使之得以控制了生产、消费、分配各个环节所至。在社会运动过程中，这些组织都汇集于工党，从而大大强化了工党的“国有化”情结。1918年工党的党章就确认其目标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对每壹工业和事业所能做到的最完善的公共管理和监督的基础上，确保手工和脑力生产者获得其勤勉劳动的全部果实和可行的最公正分配。”在其后的历次工党纲领中，如1928年的《工党与国家》，1934年的《争取社会主义与和平─工党的行动纲领》中都壹再表达其生产资料国有化诉求。其领导人艾德礼于三十年代后期的壹系列着作中，如《走向社会主义的意誌和道路》、《工党的展望》更进壹步有系统地对此加以阐述。故此，工党上下是憋足了壹鼓劲，只要壹有可能，他们壹定要把这积蓄已久的理念付诸实践。正是箭在弦上，不可不发。

1945年7月，欧洲的大战刚刚熄灭，英国举行了大选。首相丘吉尔是领导英国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并取得胜利的英雄。他以为凭着这辉煌的业绩，民众会选择他和他的党继续执政。但是，情况大大出乎于他的意料。工党在选举中以397票对213票大胜。丘吉尔内心充满了伤感。英国人民竟是如此的无情无义，就这样抛弃了他这个民族英雄。然而，伤感毕竟只是伤感，不能转化为反对和抗拒。民主原则在英国社会已是树大跟深，任何人都必须尊从，民族英雄也不能例外。这位刚才还在指挥海陆空三军，还在国际上屈指可数的几位最权威的领导人中週旋的叱吒风云者，黯然收拾好自己的物品，离开了唐宁街十号，而工党领袖艾德礼则意气风发地展开了他的蓝图。

从1945年10月到1949年，工党政府陆续颁佈了8个国有化方案，使国有化企业在整个工业部门中佔20%，具体行业包括银行、煤炭、航空、电讯、国内运输(包括铁路公路)、电力、煤气、钢铁。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令世界为之惊讶。

在进行国有化的同时，艾德礼政府还进行了旨在建设福利国家的壹系列社会立法。主要内容有﹕国民保险法、国民医疗保健法、国民工伤保险法、家庭补助法、国民救济法、住房法等。政府通过这样种类繁多、巨细靡遗的福利措施来实现每壹个英国人都享受到“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关怀。任何人都不应因年幼、老迈、伤残、智障、失业、疾病等任何原因陷入飢寒痛苦惶恐无助之中。经过几年的努力，英国不但医治了战争创伤，而且还展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民众生活有了保障，失业率长期保持在2.5%，经济增长率恢復到每年4%，贫富极化的现象也有所缓解。战前最富有的1%的家庭佔有全国财富的56%，战后逐年下降，至1972年只佔27.6%。正如矿工领袖山姆．华生所说：“贫穷已被削除，飢饿不再为人所知，病人得到了照顾，老年人受到了尊敬，孩子们在充满机会的国度里长大成人。”

1950年大选，工党仍然获胜。但这时发生了壹件大事，就是朝鲜战争。艾德礼政府出于种种原因，不得不跟随美国卷入了战火。战争所製造的经济、政治、心里上的压力使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在这种情况下，艾德礼政府决定提前大选。保守党以3%的微弱多数选胜。当工党选败的消息传来，许多受惠于工党福利政策的底层民众都流下了眼泪。

不过，保守党当政后，虽然对工党政府的许多改革措施有逆向行动，但对福利项目却未敢大动砍刀。毕竟，增进社会福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为持续执政计，保守党政府也不敢轻举妄动。

如果说英国工党在世界上率先建成福利国家，不但没有遭到其他欧洲国家的批评，而且还得到许多国家的赞誉彷傚的话，那麽，它的国有化政策(70年代，再次执政时，还进行了第二次国有化高潮)则引起了毁誉不壹的评价和争议。对此确有必要予以探讨。

英国工党的国有化是通过政府出钱向私人企业买过来的。在第壹次国有化高潮中，政府为此支付了高达27亿英镑的赎买金。此后每年还得付股东几百万镑的利息。这种方式首先遭到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的猛烈抨击。

早在20年代初，列宁就评判说：“虽然工党大部份由工人组成。但是，看壹个党是不是真正的工人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而且要看是谁领导它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从这个唯壹正确的标准来看，工党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政党。”

当年的工党，非但大多数成员都是工人，而且其领导人之壹麦克唐纳就是出身于极为贫苦的劳工阶级。说它“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无疑是列宁的“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之类的信口雌黄又壹例。在列宁痛骂麦克唐纳是“恶棍和叛徒”之后，麦克唐纳任首相的工党政府却率先承认苏联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许多年来，共产党政权的理论家们都按照列宁的判决，口径壹致地宣佈工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理由是“它的行动和政权策略”都是在资产阶级制度的框架之内，在维护修补这个制度而不是砸烂它、摧毁它。工党政府的国有化公式当然又成为它们判决的证据。按照它们的观点，国有化应是以无产阶级革命为基础，在推翻了资产阶级统治以后，暴力剥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而成。其典型是苏联模式。(远东的亚洲共产党政权则略有不同，它们把资产阶级分成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予以区别对待，但本质上与苏联模式并无原则区别)

对共产党政权的抨击倒不必介意。因为在它们那里黑白是非业已颠倒。只要不像它们那样以暴力夺取政权，再扼杀民主人权，以军队和警察为保镖来由共产党铁定执政，那它们就会责骂妳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行事，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既然英国工党不是用暴力夺取而是通过选举取得政权，那麽在它把资产者拥有的厂房、机器、原材料等都转归国有时，不採用剥夺方式，而用钱买过来，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但是，非得这麽做不可吗﹖要在当今世界上建设壹个美好社会非得通过把生产资料私有制公有化不可吗﹖不错，社会主义必须以生产资料公有制来体现，这是几代社会民主党人的共识。然而，这个共识是否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识认的深化有所扬弃呢﹖即使对社会的洞悉力还未达到这壹步，那也应了解到，当年费边社的仁人誌士们提出把生产资料转归公众所有，这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用以建设美好社会的手段。如果在实践中发现这壹手段并不灵光，那就应予修正，另闢蹊径。用钱来买国有化，显然不是“灵光”的方法。政府既然有那麽多钱去买企业，何不用这些钱去创办壹些与公共福利更直接相关的事业呢﹖这麽多钱流到原企业主手中，他亦可创办另壹些更有利可图的企业。于是又有新的私有制成份产生，政府仍打算再继续买下去吗﹖

昔日社会民主主义的前辈们把造成劳工阶级的贫困归结为由于资产者掌握了生产资料进而控制社会财富的分配所至。他们因此萌生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张是合乎逻辑、可以理解的。但是社会主义与生产资料公有制实在不应划上等号。换言之，社会主义并不必须由公有制来体观。这是因为除了实现国有化的途径无论是苏俄布尔什维克的暴力强夺或英国工党的花钱购买都不可取之外，生产资料公有化或社会化或国有化这种经济结构的本身就不利于发展生产，即不利于更多地创造出美好社会所必须的物质基础。这已为前苏联和亚洲壹些共产党国家的经济状况，甚至也为英国国有化后壹些企业的经营状况所证实。

国营企业效率低下除与计划经济有关外，很重要的就是与人的因素有关。经理人员的个人收入与企业经济效益不直接挂钩，其责任感和进取心都会大受影响。官僚主义、敷衍塞责、浪费遭蹋等情况都随之产生。生产劳动者则由于过于有保障也会懈怠，不再那麽兢兢业业、勤勉奋发，从而使整个企业出现“动力真空”。前首相丘吉尔作了这样的抨击：“由于壹大堆规章制度和清规戒律，以及白厅官员计划不周，採购不慎，社会主义被日益证明是充满危险、代价巨大的谬论。”“社会主义者实行了国有化的所有重要工业部门，原本有利可图或收入相抵，而现在都变成了赔本买卖，负债纍纍。”这些话或许不无夸张，但终归也反映了壹些情况。

我们不知道再过几百年，壹千年之后，世人的道德水平、精神风貌会是怎样，但可以断定，在目前，甚至在今后的几代人内，人世还不可能变成人人的情操都极为高崇，全都充满了奉献精神，毫无自私心的美妙境界。自私心─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尤其是物质欲望仍是使人努力进取、奋发开拓的动力之壹。而社会所应做到的则是把这种为私利的活动限制在相对合理的范围之内。制定公平合理的游戏规则，引导，有时甚至是强制人们为私利的搏取必须纳入有利于公众的轨道上。从而使集体利益、社会利益与每个人的个人利益能相对地和谐融合起来。

共产党不这样认为。它们宣称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每个共产党员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格极为高尚者。他们将为人民建设壹个人间天堂─共产主义社会。可是，从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至今，几代人的时间过去了，人们看到了什麽﹖

看到了共产党人高人壹等的姿态﹔看到了共产党官员的骄横肆虐、草棺人命、以权谋私、贪汙腐化。共产党曾把资产阶级数落得那等不堪﹔把资本主义社会抨击得壹无是处。可是他们自己呢﹖共产党官僚阶级不如昔日的资产阶级，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如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共产党陷入谬误的原因之壹是他们不承认人皆具有共同内容的人性，而只承认有阶级性、党性。资产阶级的阶级性糟透，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良好。他们共产党人就更好得不得了。殊不知这只是自欺欺人的谎言。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里还需要有勇敢，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那麽在掌权以就不需要作任何付出了，而荣誉、权力、享受则接踵而来。在共产党铁定垄断全部社会公权力的格局下，壹切制衡机制都被取消。共产党官员们身上的人性恶的因子得以高度激活膨胀，于是这就是导致了共产党政权的恶质化倾向，并且还流毒全社会。而共产党人竟把他们自身的恶疾反诬是受到资产阶级香风臭气和资本主义毒素的侵害所致。

面对现实的人性水平，考虑到人的自私心中有可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那麽生产资料私有制显然就有其合理的内核，亦即有存在的理由了。有鉴于此，就实在没有必要去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全盘公有化(国有化)的无益事业了。

除了这壹根本原因外，还有些具体问题也使国有化不可取。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目的之壹是想使劳动者摆脱消极的、被动的劳动力出卖者的地位。让他们参与管理，让他们萌生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和企业经营运作中的主人翁感觉。从而加强其责任心，激发其创造力，有利于发展生产。这种想法充满了人道主义色彩，本来很不错，但实际体现上却是另外壹回事。因为在国有化企业中，指挥生产，管理营运全是由政府委派的经理人员操作，工人群众并没有真正的决策权。正如工党干部克裏普斯所说：“我认为，让工人掌管工业，即使总的来说是令人嚮往的，但几乎是不可能的。”正由于这样，宣称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下，工人可以成为企业的主人，不再是僱佣劳工，那只是在编织壹幅美丽的童话。

既然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实质未变，而且在经济上也不能参与企业的利润分成，那麽他们仍把自己定位于僱佣劳动者而与企业管理者在经济上讨价还价，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于是，工人们在不满意自己的工资报酬或其他待遇时，他们照样会诉诸传统抗争手段─罢工。这时，工党政府出来说话了，怎麽搞的啊﹖这是国有企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企业，妳们怎麽能使自己的工厂矿山为难﹖但工人不吃那壹套。工党政府不可以用强硬手段对付工人，因为这是他们得以上臺的铁票部队。但若答应工人要求，国有企业的经济状况更为可虑。真是左右为难。70年代的威尔逊工党政府吸取上界艾德礼工党政府的经验，竞选时就与工会达成了“社会契约”。要求工会协助限制工资增长率。但他执政后照样发生要求提高工资的浪潮，威尔逊无法摆平，只得辞职。

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执着的性格使之有“约翰牛”之称，但英国工党的领导层毕竟是个理智的集体，他们不会壹意孤行地蛮干下去，面对现实，他们也会作检讨反思，以探索实现其理想的最佳途径。经过了壹次又壹次的讨论商榷，壹种对国有化政策带有“修正主义”意味的观点逐渐在工党内取得了主流地位。

“修正派”认为在二战以后，社会已发生了与以前传统资本主义很不同的变化。其代表克罗斯兰提出由于这些变化使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对决定壹个社会的性质已不居于首要地位。因为即使“在没有私人佔有生产资料的集体经济企业中，分离的程度并不比资本主义经济差。大规模化和複杂化不仅造成了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而且也使所有主与生产资料分离。”他还进壹步认为，壹个社会的性质除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有关外，还决定于“其他因素，比如工业的管理机构、就业水平、工会的实力，社会总趋势，尤其是政治制度更为重要。”这场争论很有益处地启发了人们这样壹个思路，就是壹个社会如果既能确保劳工群众的政治权利，又能使他们生活福利得到保障，那这个社会在当今的现实条件下算不算是个好社会﹖算不算实现了社会主义﹖换言之，社会主义在当今究竟应该作何定义﹖对这些问题作较清晰的解答，似乎不是偏重实践的英国工党所急于去从事的工作，这当由社会党国际和偏重理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去操办。然而争论的结果终究使英国工党的国有化措施得到从新的评估和施行。1957年大选，工党在竞选时没再着意强调国有化。1960年工党年会承认：“公营和私营企业在经济中各有其壹定的地位。“工党”相信进壹步扩大公共所有制的措施应按照这些目标并根据情况适当地考虑到有关工人和消费者的观点逐步加以决定。”八十年代初金诺克担任工党领袖后，努力在理论上做出新的开拓。1982年党的新纲领中以“公共所有制”取代了“国有化”的提法。1988年金诺克发表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价值》。其中声明工党不再坚持国有化的作法。同年10月的工党年会上明确表示，若工党重新执政，将不会把保守党政府私有化了企业重新进行国有化。并宣佈只对少数社会化极强的部门继续实行国有制，而私有制和其他多种形式的社会所有制，如消费合作社、市政企业、工人股份制企业等都应得到发展。至此，英国工党的国有化图腾画上句号。

中国社会需要社会民主主义

壹、中国不需要原始资本主义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壹直在詈骂资本主义；由于被中国共产党贬斥为腐朽没落资本主义制度的欧美国家实则繁荣发达，于是，出于对共产党的逆反心理；出于对共产党谎言的憎恶，很多人就开始对资本主义贊美有加，认为应反中共之道而行之，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这其实是极大的误解。共产党制度固然反动、劣质，但对资本主义是否就要不加区分、不加分析地壹古脑给予贊美效彷？

严格地说，资本主义并不是壹种社会制度，它只是壹种区别于自然经济和贵族特权经济的生产、经营方式。其货币交换和自由投资以及市场导向，使之区别于曾在相当长的时间裏主宰人类社会的自然经济和贵族特权经济。

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排挤自然经济并不需要经过激烈的斗争。然而市场经济取代贵族特权经济，则伴随了剧烈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经营方式需要自由雇工、自由投资。需要合理的赋税以有能力扩大再生产。但是贵族特权总是在制肘它。国王和贵族任意提高赋税，压榨经营者，使之难以为继。他们还以特权垄断某些项目，不开放投资。或即使开放，也要先行向投资者作超负荷的榨取等等。这就导致了资产阶级与贵族特权阶级的斗争。斗争的层面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资产阶级要以民主政治取代贵族特权政治，以保证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不遭贵族特权的压制。经过长达好几代人的反復较量，资产阶级在政治领域中也取得了胜利。

这壹间扼的历史脉络说明了民主政治系资本主义与贵族特权经济斗争在政治层面上延伸的产物，但资本主义本身并不等于民主政治。那种说中国应实行资本主义的朋友的思维误区可能是把资本主义等同于民主政治。

经典资本主义绝不是完全美好的东西。它为自由经营而反对贵族特权固然是正面的。但是，它在壹手抵制贵族压榨时，另壹手却在压榨劳工阶级。尤其严重的是，当它战胜了贵族特权阶级后，却常常拒不兑现对劳工阶级的承诺，或大打折扣。攻陷巴士底狱固然是资产阶级领导，但真正在火与剑中浴血的则是人数众多的劳工阶级。资产阶级的食言而肥不能不激起劳工阶级的极大愤慨，这就导致了劳工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硝烟几乎笼罩了十代人。只到二十世纪中叶它才最终散去。当玉宇澄清、民主阳光普洒在所有工厂的烟筒上时，人类社会的资本主义也就与当年的典型资本主义大相径庭、大异其趣了。那些主张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朋友讲得太笼统。有必要问问他们：妳们向往的是哪种资本主义？

二、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中国现在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

邓右“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的国有经济实质上是壹种极为特殊的经济形式。它由自然经济、官僚特权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纠葛而成。文革中被毛泽东作践的惨痛经历，使邓小平愿意睁开眼睛看世界。当他省悟到那种极特殊的经济形式导致社会物质匮乏、普遍贫穷，而曾经被他们共产党贬斥为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欧美国家实则繁荣富足时，他在其人生历程中最后几个春秋裏极力主张朝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改革。（当然这其中还有洗去他手上六四血迹的考量）。

在这裏，邓小平坚决地把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与民主政治区隔开来。

为何经典资本主义会与民主政治结合，而邓式资本主义则可以与民主政治完全区隔呢？

经典资本主义是自发资本主义。如前所述，它的发展必然与贵族特权龃龉并导致斗争。斗争在劳工阶级的参与下取胜。继而因资产阶级食言又导致劳工阶级与它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民主政治的建立。

当今中国的资本主义与经典资本主义大不相同。它不是自发产生，而是在邓记共产党的恩准下出现，这使它先天软弱，缺乏对抗共产党特权的勇力。而且当今中国的资本主义还远不止于此。借用共产党的政治术语，这类在共产党恩准下产生的资产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 它尽管软弱，但还有两重性--对共产党既顺从又怨恨。除了这个“民族资产阶级” 外还有官僚资产阶级。或曰权贵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又可分成两个部分。壹部分是现任国有经济的各级主持人；另壹部分系由原共产党官员、国有经济的各级主持人嬗变而来的私有经济主持者；或虽起自民间，但已与官方密切挂钩的私有经济主持者。如果说“民族资产阶级” 还具有两重性的话，那么官僚资产阶级就只有壹重性--对共产党制度完全拥护。

邓小平实行经济领域的“改革” 既有他感到的必要性也有他胸有成竹的把握性。新的社会情势下邓小平认知，要维持共产党的统治不能再象毛时代那样壹味依靠政治高压，而须给民众稍好些的物质生活。只要把政权紧紧掌握在共产党手裏，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在创造出较多社会财富的同时，并不会导致共产党壹党固定执政模式的瓦解。因为“民族资产阶级” 须仰其鼻息不敢提出民主政治，权贵资产阶级则是自己人。不会提出民主政治。邓小平及其继承人所推行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权贵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混合操办的资本主义。这个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不但可以与共产党专制政治共存，而且两者之间有着互相支撑、同舟共济的伙伴关系。由此看来，当今中国并不缺乏资本主义。只是这些资本主义想必不是那些善良的朋友们所向往的资本主义了。

如果说欧洲早期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就已不曾自然而然地带来民主政治，那么当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 混合物，就更是民主政治的克星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诉说当今中国需要实行资本主义就实在是脱离具体时空的梦呓了。

中国社会问题的症结并非只在经济层面。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 依靠对劳工阶层的盘剥和对资源的浪费以及拜赐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已经创造出了“经济奇迹” 。如果说要利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来发展经济，那么中共特色的社会主义、实则中共特色的资本主义已经成效斐然。看看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许多大中城市栉次鳞比的高楼大厦令欧美国家瞠乎其后；看看中国以每年接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把欧美国家百分之二、三的增长率远远抛在后头，就可知中共特色的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可是在耀眼的经济成绩的背后是什么呢？是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是社会道德大面积滑坡；是自然资源竭泽而渔；是贪汙索贿横行吏治极度腐败；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隔膜乃至敌视。可见如何解决中国的问题，已经不在经营方式如何，而在政治制度。

三、美国的人道资本主义 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以及自由主义

当今美国的资本主义可称之为人道资本主义。美国的资本主义之所以人道并非美国的资产者特别仁爱，而在于经过好几代人奋斗建立的民主政治对政府官员的严格监督和惩处使之视贪汙为畏途。并且民主政治的智慧和精髓使政府着力保障社会底层民众的基本生活，从粮食券、免费住房、免费医疗到全额生活补助，使不至有人因基本生活无着而怨恨冲击社会。民主政府还给予中小学全额义务教育，和免费交通和午餐。大学给予贫家子弟高额学费补助，这些措施使社会阶层流动而不分裂，阶级结构松散而不凝固。故此美国的人道资本主义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经济层面上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和民主政治的有机结合。

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与美国的人道资本主义同样都是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和民主政治的有机结合，所不同的是前者比后者更註重社会公正。因此可以说美国的人道资本主义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没有质的不同，只有量的不同。换言之，人道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正在互相接近乃至趋同。

量的方面有多大、有多少不同？试举几例。

譬如美国对穷人的补助绝不惠及成年单身男女。街上的游民乞丐就是由成年无业者组成。政府只会安排他们住进游民收容所，而不会给予其他福利。欧洲国家则对成年无业者进行免费的、有津贴给的职业培训。培训多久都行，只要妳肯按时到培训班裏去报到。

又如个人所得税，欧洲国家税率比美国要高。政府以此税收来兴办更多的社会福利事业。

再如，欧洲国家的工资差别远低于美国。美国医生的工资大多为普通工人的3-4倍，而欧洲大多只有1 .5到2倍。

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被自由主义的崇尚者们批评为养懒汉。其实这是偏颇的。

自由主义对民主的理解主要停留在政治层面上。自由主义主张民主政治，具体内容涵盖公民个人的诸项政治权利，如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等，和宏观民主架构，如多党竞选、议会政治、三权分立、直选各级行政长官等。对社会其他领域，如经济、文化等，自由主义主张采取自由放任的做法，不贊成政府进行干预。自由主义的价值观突出推崇自由，它认为，在经济领域内，自由主义所体现的以私有经济为基础的市场竞争机制将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能，创造出日新月异的生产效率。就此而言，自由主义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它妄顾了纯粹的市场竞争机制实质上是非人道主义的，是把森林法则移植到人类社会。自由主义标榜机会的平等，这较之贵族等级特权制度固然是历史性的巨大进步，然而，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的运动程式下，机会并不能平等。譬如，当名牌大学不再为豪门子弟所专享而只以分数决定录取与否时，妳可以说机会平等了。但若仅此而已，家境贫寒的优质生却又会因付不起高昂的学费而被拒之校门之外。又譬如作某项投资可获丰硕回报，这个投资的机会不被贵族垄断而向任何人开放，但这个开放仅仅是名义上的，因为只有已具备相当财力的人才有可能去把握这个机会。故此，自由资本主义的运动程式，在创造效率的同时又在拉大社会成员之间拥有财富的差距，直至造成贫富悬殊。

社会民主主义对民主的理解比自由主义广泛得多、深刻得多。它认为民主精神应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虽然都主张民主政治，但内在驱动力却各有不同。资产阶级对贵族特权阶级垄断社会公权力，制定各种束缚工商业发展的陋规极为不满。他们要求进入政权，以政权的力量限制封建特权的横征暴敛，并制定另壹套保护工商业自由经营的法律制度，这就促使他们反对封建特权，要求建立民主政治。 而社会民主主义者(这其中既有出身于资产阶级也有出身劳工阶级和其他阶级的)之要求建立民主政治并不仅仅为解除贵族特权对工商业发展的束缚，而还希企建立壹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裏，除了作为基础的民主政体外，还应使社会财富在全体民众中作相对公正的分配，使社会不但免除因贵族特权的横行而导致阶级矛盾的尖锐，也免除因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而导致阶级关系的紧张，从而建立起健康和谐的社会生态。

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观除推祟自由外还推祟公正、团结、互助。为了实现社会公正和人们之间团结互助的和谐关系，社会民主主义在经济领域中实行适当的政府干预和员工参与企业管理。这个干预非但不与民主原则抵触而且正是促进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的有力扛杆。因为这个政府本身就是民选产生，并较为关註中下阶层的利益，民主原则在经济领域的延伸和体现就是要尽力使机会平等真正得以实现，并且从机会平等进而争取结果的相对平等，也就是把贫富差距控制在相对合理的程度之内。社会民主主义当然也重视发挥人的潜能和肯定效率对社会发展的正面意义。鉴此，它认同市场机制的运行。扬弃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张而推行混合经济。但同时它又深刻认识到市场机制的放任膨胀必然会造成财富与劳动量不成比例地集中到少数社会成员的手中从而与社会公正的理念发生尖锐冲突。于是，这就需要有另壹种机制来予以制衡，对市场机制带来的效率让其发挥，而对其造成的贫富分化则予以消除或减轻。

自由主义的信奉者持有强者心态。他们感到在这种社会模式中自己超群的能力可以为自己拓展灿烂的前程，造就富裕生活。社会民主主义者则真正继承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遗产，并发展为更易于实践的“自由、公正、相助”的基本价值观，社会民主主义者就个人而言，未必是生活的弱者，但社会民主主义明显关註社会弱势群体的境遇，社会民主主义绝不追求平均，它认同能力超群者的生活水准相当地超过社会中位值，但它又清晰洞察由于能力差别而导致财富的差别，任其发展下去再加上金融资本的介入，这差别不但愈来愈与能力无关，甚至与劳动都无关，以致某些不劳而获者会过上极为优裕豪华的生活，而大量的辛勤劳动者却挣扎在生活线上。有这种现实存在的社会，实在难冠以美好的评价。

显然，说到底，问题的根源在于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对美好社会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自由主义认为民主政治加自由经济这就够了，而社会民主主义则认为在此之上还应辅以适当的国家干预。通过民主政权的干预来促进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

四、社会民主主义的艰难破土与光辉前程

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的际遇如何呢？去年在网络上看到有段文字写得很好，兹录于此

“较之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受到的挤压更甚。上面有官方的打压，左面有“新毛派”或所谓“新左派”的挤迫，右边有自由主义的批判，生存空间所剩无几，几乎发不出声音来。

在官方，社会民主主义是更可怕的意识形态竞争者，因为它所坚持的社会理想，会吸引走几乎所有倾向社会主义的人，使得官方版的专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彻底成为壹具僵尸。所以，它始终被官方恐惧，受到强力打压。……在今天的中国共产党那裏，资本家可以入党，把社会主义批得壹塌糊涂的张五常，可以大受欢迎。然而，忠诚于社会主义理想的刘宾雁，却至死不能回国。因为，中共领导人比我们壹些自以为坚决反共的人清醒多了。他们深知他们的命门在那裏。
到今天，连保守主义也在中国浮出水面了。然而，社会民主主义，无论在国内知识分子中，还是在海外民运裏，仍然显得举步惟艰。其原因，除了官方的打压以外，更有来自右边的歪曲------他们有意无意地把民主社会主义与专制共产主义等同起来。”

在国际舞臺上，封建专制走入历史以后，就轮到经典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作长期的和平较量，较量的结果在二十世纪中期已初见分晓。今天则棋局已定。证据之壹是壹百四十几个信奉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遍布世界各大洲。十五个欧盟国家中经常有十壹至十三个由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单独执政或为主联合执政。证据之二是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日益式微。撒切尔夫人下臺，工党以高票重新入主唐宁街十号。资本主义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运行模式，摒弃森林法则，增加其人道主义色彩，逐渐地向社会民主主义趋同。可见社会民主主义已成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那么在中国呢？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幼苗破土不久，要成长为参天大树还有壹段相当漫长的过程；还会经受许多的风风雨雨。但是，社会民主主义是经受长时间实践检验的理论；是壹代又壹代誌士仁人的良知心血的结晶，它终究会在中国社会个阶层得到最广泛的认同。从而产生巨大的社会变革的物质力量。

实现社会民主主义是我们不可磨灭的的理想。我们将为之奋斗终生。然而仅有我们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有中国各阶层民众的广泛参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才能实现。

如果说过去民众未曾了解不加节制的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那么这十多年来的社会现实已教会他们知晓。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内还有良知未泯之士，那么社会民主主义会是他们重建政治生命的出路。如果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 还有直立的愿望，那么他们就会与劳工阶级携起手来，掀掉权贵资本主义对他们的压迫。这三股力量迭加起来会形成硕大的力量，会使社会民主主义理念得到迅速的传播，使社会民主主义事业蒸蒸日上。而同时，中国共产党特色的资本主义也就要走到它的尽头。在中国共产党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沉舟侧畔，社会民主主义的航船则杨起风帆驶向瑰丽的目标！

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极权主义的区别

最近有关社会民主主义的讨论相当活络，但有些讨论或题文分离；或纠缠混吨；或经院哲学式。讨论的积极效果不彰。笔者多年来读有关书籍略有心得。现不端冒昧，简陈壹、二，讨教于各方朋友。

壹、社会民主主义是民主主义的继承和升华

民主主义的资格比社会民主主义老。它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中就广为流传。其代表人物有孟德斯鸠（三权分立论之首创者）、伏尔泰、狄德罗、卢梭。而社会民主主义则迟至十九世纪中叶才显露其身躯。

作为专制主义的对立物出现的民主主义，其涵义只在政治领域内。它以推翻皇帝和封建贵族的特权统治为诉求。它要求建立壹套选举制度。平民都拥有选举权，并通过选举把社会公权力交给多数选举人所信任的人。在以推翻皇帝和封建贵族的特权统治为诉求的斗争中，企业主阶级和劳工阶级是站在壹起的。因为他们都同属被皇族、贵族特权所压榨的“第三等级” 。可是，在封建特权被推翻、选举机制逐步建立后，企业主阶级和劳工阶级之间的矛盾就浮出水面了。这就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

民主主义不管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它认为包括社会财富分配在内的经济问题都不是社会公权力应予过问的。它认为，挣脱了贵族特权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运动程式有着无限的激活力，使每个人的潜能都得到最大化的发挥。它深信，自由资本主义有壹双看不见的手把社会经济安排得十分妥当。社会上哪种物资短缺，哪种物资的价格就会升高，于是自然就有人去生产牟利，反之亦然。

但是，这种从民主主义派生出来的经济自由主义妄顾了自由竞争、潜能尽发的资本主义运动程式中包含有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自由资本主义的运动程式必然会使社会财富不断地甚至是几何级数地向少数人手上集中。而在金融资本介入经济运作后，财富的积累甚至与组织社会生产都毫不相关。企业主阶层的创业辛劳和专业知识在金融巨头的抄作面前都黯然失色。

劳工阶层不满在辛勤劳作之后（这也可视为潜能的尽量发挥）只获得贫瘠的生活，而资产阶级则相对富裕甚至非常阔绰。他们要求改变这种社会财富分配不合理的现像。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这种要求曾以布朗基主义的暴力革命表现出来。而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这种要求则表现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和平改革主张。

因此，可以归纳说：社会民主主义的涵义并不只在政治领域内，它还深深地涉及经济领域。它认为，壹个美好的社会，不但是建立了完善的民主制度，还要使社会财富较公正地在各社会群体中分配。在民主制度还不完善的时候，社会民主主义有两个诉求，壹是实现完善的民主制度，二是实现社会财富的相对公正的分配。在民主制度已臻于完善后，社会民主主义就只有第二个诉求。无庸置疑，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主义有关联，但比民主主义更深化。换言之，社会民主主义是在囊括了民主主义所有的政治诉求后，还升华到壹个更高的层面。

当今西方民主社会中的右翼政治势力（以英国保守党、美国共和党为代表）理念止于民主主义。它们比较漠视劳工阶层的利益，强调效率忽视公正。整个经济政策的基点向大资产阶级倾斜。例如美国共和党竟提出动议取消遗产税。而西方民主社会的左翼（社会党体系）则正相反。美国民主党虽未正式加入社会党国际，但其理念是接近的。不过在西方民主社会中，有时右翼为了争取选票也会向劳工阶层示好。而有时左翼因同样原因亦会收起壹些锋芒，向社会上层妥协。社会民主主义与人道资本主义在接近趋同。有时界限已相当模糊。

有人对社会民主主义深感疑虑。原因是对在民主主义前面加了个“社会” 壹词而耿耿于怀。他们的思路是把社会民主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民主。从中文结构来看，“社会民主主义” 和“社会主义民主”都是由六个相同的中文字，只是排列不同罢了，殊不知这不同的排列中大有周章。

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民主主义的对立物

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内涵上面已简述了。社会主义民主又是是什么呢？可以说社会主义民主这个苏共和中共惯用的词与民主风马牛不相及！而且岂止是不相及，根本就是完全对立的。即使按照苏共、中共自己的说法亦都已明白无误表达了这种对立。共产党说社会主义民主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民主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这种既有民主，又有专政的结合就是社会主义民主，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表面上听起来似乎言之有理，然而关键在于任何壹个人是属于人民还是属于阶级敌人，究竟如何判定？谁来判定？历史事实说明判定权在共产党，判定标准在于共产党对某个人或某个社会群体的好恶。任何壹个人及任何壹个社会群体，只要他及他们被共产党视为逆类或潜在的逆类，共产党就可以即时剥夺其人民的资格，把他及他们打入阶级敌人的范畴，对其实行专政。这就是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民主，又称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奥秘。

稍作比较就可以明了，社会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民主是如何的天渊之别、截然不同。社会民主主义是壹种理念的表述，社会主义民主则是壹种社会制度。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落实于实际，首先是要在政治层面实行完善的民主制度，继而要求在经济层面上尽量做到社会财富相对公正的分配。而社会主义民主则是披着民主外衣的专政制度由共产党在二十世纪进行的復辟。

但是，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就如社会主义这个词被共产党盗用、涂汙得面目全非壹样，社会主义民主就其字面而言，不应该是壹种狰狞的恶兽。社会主义壹词是伴随着欧文的人道企业的试验走入社会。它的原始涵义是十分美好的。可是经过苏共、中共这么多年的盗用，许多人壹听到社会主义就倒胃口，乃至发抖。社会主义民主也是如此，由于共产党打着社会主义民主实施残酷的政治迫害，就使社会主义民主特定的实际内容远远离开了它字面上的涵义。正由于这样，我才在标题的“社会主义民主” 前加上“共产党的” 四个字 。这是在向朋友们说，请不要对挂在共产党嘴上的“社会主义民主” 那个东西从字面义上去钻牛角尖，否则就会陷入毫无意义的经院哲学式的争论中。

三、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来由

共产党社会主义民主的产生并非空穴来风，它有着壹定的社会根源。

无论是十七世纪的英国民主革命还是十八世纪的法国民主革命，都没有立即造就完善的民主制度。第三等级中资产阶级是主导者。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主导社会政权的资产阶级并没有兑现承诺。普选权、自由结社权、集会游行权等都被搁置、阉割或以种种方式推延。例如用财产拥有量来决定选举权的拥有与否，其结果是绝大多数劳工阶层被褫夺了选举权。

这种情况延宕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如英国从1688年“光荣革命” 到1832年长达壹百几十年裏，选举权被强力压缩。至十八世纪中叶英国约800万人口中只有15万人有选举权。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全英约3000万人口中只有43万人有选举权。1832年实行选举制度改革，放松财产拥有量的限制，选民人数扩大至63万人。劳工阶级还是全部被排除在选举之外。为此，英国劳工阶级在四十年代举行过三次要求普选权的宪章运动。1867年英国实行第二次选举制改革，再次放松财产拥有量的限制，选民人数增至250万。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欧洲各国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权才最终明白不能再继续把劳工阶级排除在政权之外，不能再漠视劳工阶级生活的疾苦，否则社会将处于分裂、对立乃至无休止的动荡之中。从那时开始，欧洲各国的普选权迅速普及。如英国在1884年实行第三次选举制度的改革，选民增至450万，基本普及了成年男子的选举权。而且欧洲各国还纷纷制定保障劳工阶级直接利益的各种社会福利法规。而以和平演进手段来改革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社会民主主义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迅速成长起来。

二十世纪初年，也就是在欧洲各国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权已经大彻大悟，将其政权向全社会开放达壹代人之久时，在欧洲的乡村--俄国掘起了壹支名叫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1889年成立，1903年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为了在俄国实行暴力革命路线，无视欧洲各国早已迅速走上民主轨道的事实，硬把十九世纪中叶以前欧洲各国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权没有实行完善民主制度的情况说成是现今仍然如此并将永远如此。它还把曾经不完善的民主制度冠以壹个“资产阶级” 的前缀，称之为“残缺不全的”“资产阶级民主”（ 列宁语） ，接着说他们共产党（191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改名共产党）实行的才是比“资产阶级民主” 要民主百万倍的“无产阶级民主”，也就是亦被称之为的“社会主义民主” 。

说来，共产党的宗师列宁是钻了壹个大空子，玩了壹个障眼法。他把已被资产阶级否决了的过去，说成是资产阶级壹直坚持到今时的现在。然后再理直气壮地兜售他的货色。而他的货色其实是比以前资产阶级的货色还要劣质千万倍的货色。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资产阶级民主” 即使是是“残缺不全的”，但它终归还是有民主，是民主多与少的问题。只要不诉诸暴力，残缺不全的“资产阶级民主”容许政治异议的存在。甚至对声势浩大的宪章运动它都予以容忍。绝不把这些大规模的街头运动定为“动乱” 、“暴乱” ，更不予以武装镇压。

可是，在实行共产党的、据说是比“残缺不全”的“资产阶级民主” 要民主千万倍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度裏，却层出不穷地以武力镇压屠杀政治异议者和非暴力街头运动。从波兹南到格但斯克；从布加勒斯特中央大楼到北京东西长安街，和平集会的民众血流成河！

时至今日，在民主社会主义的辩论中，还有文人学士操着上世纪中叶的政治套语行话，强辩中共实行的社会主义民主无比优越云云，使人感到他们已被当权者收买到心智沦丧到何等地步！

四、几句补充话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等的辩论，就民主营垒内部而言，其实很多时候只是来源于理论知识和历史知识的缺乏。许多朋友并没看什么有关书籍，仅凭想象就来议论壹通，于是原本简单的问题就越搞越復杂。

历史书籍，尤其是社会理论书籍是相当枯燥的。许多人看几页就会放下。只有那些怀着强烈使命感的人才会锲而不舍地钻研下去。

前些天在香港举行社会民主主义研讨会。有位朋友壹再提问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之不同。由于发言时间有限，我无法题外详答。回纽约后，立刻撰壹段题为“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之简略脉络” 的短文发给他。现附录于下，结合本文，算是对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这几个近似绕口令的政治名词作壹简单扼要、又面面俱到的诠译，并以此请教各方朋友。

1834年法国圣西门学派的勒鲁在他与雷诺合编的《新百科全书》上发表“论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 壹文。不久雷诺也出版了壹部名为《论改革派和现代社会主义》壹书，社会主义壹词由此广为流传。勒鲁和雷诺并被视为“社会主义” 壹词的首创者。

其实，在此之前的1832年，在圣西门学派主办的《地球》杂誌上，已有文章把社会主义解释为人与人有组织的关系。而“社会主义” 壹词最早是出现在1827年英国欧文主义者主办的杂誌《合作》上。1935年，欧文在英国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 。1840年，这个研究会出版《社会主义或理性社会制度》壹书。

显然，在那个时代，“社会主义” 是壹群社会改革者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理性和谐，没有企业主与劳工之间激烈的矛盾和冲突。然而，这也同时意味着“社会主义” 壹词在那个时代还不是壹种政治制度，更不是壹种变革社会的手段和方式。

社会民主主义壹词出现得比社会主义要迟。1848年，德国的社会改革者司徒卢威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1849年初，斯蒂凡创办《博爱报》，也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1849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在伦敦组织“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委员会” ，这些就是社会民主主义最早的版本。显然“社会民主主义”与早先出现的“社会主义” 不同。它不再仅仅是壹种理想中的社会形态，而是壹种变革社会的途径、方式。

那么这个途径和方式是怎样的呢？在二十多年后马克思、恩格斯拒不承认自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时对社会民主主义作了这样的诠译。马克思说：“无产阶级的社会要求失去革命锋芒而获得了民主主义色彩，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失去了纯政治的形式而获得了社会主义的色彩。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民主派。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制度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即资本和雇佣制度，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用劳动的对抗使之变得协调起来，是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恩格斯补充说：“而我们的利益和任务却是要不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壹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统治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

应该说，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民主主义改造社会的方法途径的诠译是相当准确的。

那么民主社会主义又是怎么得来的呢？民主社会主义壹词首创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壹威廉. 李蔔克内西。1888年他在壹篇文章中说：“民主社会主义深信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有着紧密的关系。”但在此之后，民主社会主义壹词几乎被人们遗忘。直到大半个世纪后，第二国际的后裔社会党国际在1951年成立时，在其纲领《法兰克富声明》中，将其思想体系表述为民主社会主义。此后，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互用、通用。在偏重于历史渊源时，多称社会民主主义。在偏重实际政治斗争时多称民主社会主义。因为欧洲民主社会的右翼政治势力为了在中间选民中争取选票，总是竭力把社会民主党抹黑为苏共、中共的同类，说社会民主主义与苏共、中共奉行的社会主义是壹回事。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表明自己的理念与苏共、中共的根本区别，欧洲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遂将其奉行的理念称之为民主社会主义，以与苏共、中共的专制社会主义相区别。

这其实是壹种无奈的选择。就其社会主义的原意来说，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民主。但由于壹度强大的苏共，和现在表面上仍然强大的中共仍然在唱着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调子，迫使欧洲社会民主党为了在选战中不致被右翼抹黑，失去中间选民的选票，而将其理念表述为民主社会主义。这样壹来，倒好象社会主义壹词没有民主的本意了。

在“苏东波”之后的今天，欧洲社会民主党又有多用社会民主主义壹词的趋势。

社会民主主义的本质

壹、阐明这壹区别是现实政治的要求

我壹直认为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原则的区别。而有些民运朋友则在没有作充份论证的前提下坚持说：“社会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壹个分支”、“是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壹个流派”、“是修正了的马克思主义”等等。

这个观点上的分歧如果只停留在学术层面上，那确实不必为之多花精力。但在中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以后，它就具有政治操作层面上的意义。不可掉以轻心。因为中国社会民主党宣告它信奉社会民主主义，中共宣称它信奉马克思主义，如果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基本是壹回事，那中国社会民主党岂不是奉行着与中共基本相同的政治理念？中国社会民主党岂不与中共是同类项了。试问，这样壹来，中国社会民主党还怎么能去凝聚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进步力量去终结中共的壹党专政？

有人说，中共搞的那壹套，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意。是把马克思主义歪曲了。七、八十年代，我们在国内与中共政权作面对面斗争时，常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字句为凭借去批判中共的某些作法。其实，当时双方心裏都明白，这是在“打着红旗反红旗”。因为在最根本的壹点上，中共的壹党专政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岂有歪曲可言？

今天，如果有人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要努力揭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好的，共产党国家之所以弊端重重，只是因为共产党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所至，那我们可以尊重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情怀。但我们再也用不着“打着红旗反红旗”了。我们大可高举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去批判和终结中共的壹党专政。而在此过程中，郑重阐明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区别就尤其具有政治操作层面上的意义了。

在我的拙着<历史潮流--社会民主主义>中，有几个章节就是围绕着这个区别作阐述。但由于此书的印刷量有限，并且还由于此类书籍的枯燥，即便获得了此书的朋友也未必会细心地把它读完。故有朋友建议我为此再写壹篇短文，用通俗的语言简单扼要地乃至提纲似的把问题阐明。
二、泾渭分明的源流

马克思主义有明确的创立人--马克思、恩格斯，和明确的创立时间。(以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誌)这是思想界和史学界的共识。社会民主主义则没有明确的创立人和创立时间。有关的说法是见仁见智的。笔者倾向于这样的看法，即：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的宪章主义、四十年代法国的路易勃朗主义可视为社会民主主义的萌芽。五、六十年代法国的蒲鲁东主义、六、七十年代德国的拉萨尔主义使萌芽了的社会民主主义得到初步发展。八十年代法国的可能派观点、英国的费边社思潮以及九十年代德国的伯恩斯坦主义则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进壹步发展。二十世纪初年德国的考茨基主义、英国的麦克唐纳主义和稍迟的瑞典汉斯新政使社会民主主义初步走向成熟。五十年代社会党国际的建立及<法兰克富宣言>的发表，尤其是198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纲领>的问世，标誌着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经过壹个半世纪的磨炼已基本成熟。然而它还会继续发展。其生命力就在于它永远不会宣称它已臻于完美，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社会民主主义不是由某壹两个天才人物独创。它是壹代又壹代仁人誌士的思想结晶，汇聚了千百万人的智慧、追求、实践和献身精神。它是由许多条小溪逐步汇集而成长江大河，终究成为历史潮流，流域遍及世界。

宪章主义、路易勃朗主义产生于马克思主义之前，在它们之后壹系列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潮、观点都与马克思主义发生过激辩，在这种泾渭分明的历史记录下，还要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壹个分支、壹个流派”，那实在是对欧洲近代、现代思想史和社会运动史缺乏基本的了解。
三、原则区别之所在

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区别究竟何在？在于它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作法。

无论是萌芽期、初步发展期抑或其他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都不主张用暴力革命的方法去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宪章主义者发动的和平请愿，路易勃朗设计的社会工场，抑或蒲鲁东的人民银行，还是拉萨尔的国家资助工人工厂以及后来的种种方案，都贯串着同壹个思想线索--以和平的手段改造资本主义。

对这种思想脉络的产生和发展，即使妳可以作各种解释。如，畏惧惨烈的流血牺牲，被资产阶级的让步政策所软化等等，但都否认不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对由资产阶级所开创的民主自由的认同。他们认为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并不需要把原有的社会砸烂，而是要在经济上约束资产阶级的贪婪，在政治上把资产阶级开创的却又阉割的民主精神和制度重新进行充实和发扬光大下去。

马克思主义有着截然不同的思路。它主张进行暴力革命，把资本主义的社会机器全部砸烂，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尽管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对“无产阶级专政”作具体的设计，尽管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恩格斯的思想为代表的“晚期马克思主义”已有向民主自由靠拢的迹象，但马克思开了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之门，就让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可以进去为所欲为。因此，如果说十九世纪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行为方式主要是基于对民主自由的认同，那么，二十世纪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就还从苏联和中国大陆所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恐怖事实中，取得了反面教材，从而使他们更坚定地走民主自由之路。

有必要顺便指出的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上半期法国裏昂工人几次起义时，社会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尚未产生。1848年法国工人六月起义带有相当的突发性、仓促性。并不在任何壹个“主义”的领导之下。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主要是在布朗基主义者、新雅各宾派、独立革命派的主导下。蒲鲁东主义者也卷入其中，是公社委员会中的少数派。而马克思主义者尚不见踪迹。这壹事实亦可作为马克思主义对欧洲工人运动影响力相当有限的佐证之壹。
四、产生误解的原因

稍加分析可知，产生误解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当然有的并非出入误解，而是基于某种政治需要或其他原因硬要把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拉在壹起，这就当作别论，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了。)

1、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严厉地批判过资本主义。

评判壹个思想体系不但要看它批评什么，还应看它主张什么。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批判过资本主义，这是事实。但它们壹个主张和平改良，壹个主张暴力革命；壹个皈依民主自由法则，壹个推行“无产阶级专政”，这岂能混为壹谈？法国社会党主席密特朗曾作过这样的表述；“社会党必须绝对根据选票多少决定是否对资本主义进行民主替代。在选票不足的情况下左派宁可尊重人民的愿望而丢掉政权，也都不可为保住政权而违背人民的意愿” 。

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有截然不同的作法。它是由自称代表工农利益的共产党以军队和警察为保镖来铁定执政。从不允许其他政党以选票与它竞选执政权，到根本不允许其他政党合法存在，再至监禁和屠杀公开或秘密组织民主政党的人士，这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彻底民主理念是有着多么尖锐的对立。

这裏有三点要顺便指出的是：

(1)、十九世纪社会民主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严厉批判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那个时代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权在政治上并没有真正实行民主自由。如，普遍以财产拥有量为限制来剥夺壹部份中、下阶层民众的选举权，不允许组织工会，实行书报检查制度等等。在经济上则罔顾劳工阶层的疾苦，任由企业主盘剥工人，社会保障措施单薄乃至付之厥如。从而造成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

(2)、当代乃至现代的欧美社会早已不是典型资本主义社会了。尤其在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已取得极大成就。15个欧盟国家中经常保持11-13个由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执政，或为主联合执政。即使由保守政党执政的国家形态也不是典型资本主义，而是在不断地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趋同之中，演变为壹种人道资本主义。以至在欧洲已比较难对它们加以严格区分了。(在北美尚可区分)

(3)、中共政权现在还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这是极为荒谬、无耻的。因为欧美社会早已不是典型资本主义了。而恰恰是中共自己的所谓改革“改”出壹大堆在欧美社会早已绝迹了的早期资本主义的弊端--贫富悬殊，工农群众在毫无社会保障的恶劣生存条件下挣扎。此外还有壹党专政下固有的贪汙腐化，中共还有什么资格去批判别人？事情的实质是中共借批判“资本主义”为名，来诋毁拒绝人类社会的普遍真理--民主自由的原则。

2、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曾主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

十九世纪所有的社会民主主义流派都认为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对劳工阶级进行剥削，是由于资产阶级掌握了生产资料的缘故。故此它们主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与马克思主义似乎壹样。但深究壹下，就会发现它们的区别。

由于社会民主主义坚持民主自由的原则，它实现公有制的手法是民主政府出钱向私人企业主购买。这截然区别于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对资本家实行剥夺。同样由于社会民主主义坚持民主自由原则，使社会民主主义体制下的公有企业的管理人员不能成为官僚。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公有企业”(实则党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则成为共产党官僚阶级的组成部份。

二战以后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纷纷通过民主选举取得执政权。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把公有制的设想付诸现实。然而在实践的过程中，它们逐渐发现公有制不但不是改造社会的灵丹妙药，而且还会造成很多负面影响。于是它们纷纷对私有经济的利弊重新进行全面客观的考察评估。经过反思和研究他们认识到，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无疑会拉大社会成员经济状况的差距，甚至达到贫富悬殊的地步。但是私有制和市场机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公有制无可比拟的极大的促进作用。对其积极作用应予以发挥，对其负面作用应予以消除或减低。经过许多理论家的深入钻研，社会民主主义在理论上有了重大的突破和发展。欧洲各社会民主党陆续修正其纲领，扬弃公有制理论，改变“公有化”的作法。只让极少数社会性很强的项目由国家去办。绝大多数的企业都交由私人经营。同时，又以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险体系来防止贫富过度悬殊和保障广大中、下阶层的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

有必要予以指出的是，中共政权现在也在搞所谓“经济改革”，其内容之壹就是部份“私有化”。但由于其坚持壹党垄断社会公权力的政治格局，结果就是衍生出党国资本主义制度。重演了早期资本主义的残酷，而没有当代资本主义的人道和文明。
3、某些社会民主主义大师，如伯恩斯坦、考茨基等都曾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 社会民主主义的洪流由许许多多溪流汇集而成。伯恩斯坦主义、考茨基主义只是众多溪流中的两条。把它们误认为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全部内容，从而得出“社会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壹个流派、壹个分支”无疑又是出入对历史事实缺乏基本的了解。

比恩格斯小30岁，被恩格斯视之如子，被指定为他的手稿继承人、遗嘱执行人的伯恩斯坦，在恩格斯去世后的次年就展开了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工程。这是壹个极大的历史讽刺剧。壹个人思想的形成要有壹个过程。作为壹个系统理念的形成更决非简单。“恩”师遗骨未寒，伯恩斯坦就迫不及待地展开他宏大的“修正”工程，说明他在对马克思、恩格斯毕恭必敬的时候已在酝酿思想上的全面反叛。只不过碍于情面和情势，伯恩斯坦始终晦韬到了两个老人都去世之后。反对暴力革命，尤其坚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伯恩斯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已彻底分道扬镳。“根本原则”被“修正”了的马克思主义就不再是“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而汇入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洪流。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把伯恩斯坦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壹个分支，壹个流派” 。这不但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逻辑上的混乱。

在伯恩斯坦开始他的“修正” 作业时，考茨基站出来批判他。然而，当列宁布尔什维克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付诸现实时，他终于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误和残酷，并坚决予以抨击。考茨基又与伯恩斯坦携手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之中。

考茨基与伯恩斯坦的区别在于后者已与马克思主义彻底决裂，而前者还壹直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对此，人们应予以谅解。这只不过是壹个人不愿否定自己过往足迹的怀旧情结罢了。就象当今有些出自中共的民主老前辈，他们的思想明明已在民主的轨道上，并对中共专制深恶痛绝，但却总不愿否定“四九年”。人们难道不应该谅解他们吗？难道还可以把他们的思想与中共专制主义相提并论吗？同样道理，难道还可以把考茨基主义视为“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吗？退而论之，就算壹定要抓住考茨基自己的表白不放，硬要把考茨基主义归类于马克思主义，那也仅此而已。考茨基主义只不过是许许多多社会民主主义溪流中的壹条。如果把壹条小溪等同于整个洪流，把考茨基主义等同于整个社会民主主义，再以此把整个社会民主主义洪流都归到马克思主义的旗下，那就实在是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

4、“第二国际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

这个结论根本不符合事实。马克思主义并未真正在第二国际中居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对英国工人运动的影响十分微弱。宪章主义、工联主义、费边思潮壹直主导着英国工人运动。法国工人运动由于壹向有激烈倾向，再加上路易勃朗未能深化其学说，蒲鲁东较早去世，可能派理论不够系统，遂使马克思主义在八、九十年代的法国工人运动中有部份影响。德国则由于拉萨尔过早骤死，使势力较大的拉萨尔派不得不与爱森纳赫派合并，曾与拉萨尔龃龉的威廉李蔔克内西为能驾驭合并后的组织，遂向马克思主义寻求精神武器。但即便如此，马克思主义也并未完全取得主导地位。即使李蔔克内西本人也说：“德国社会民主党不是拉萨尔主义者，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社会民主党人” 。

第二国际三个主要政党中，英国工党从来不买马克思主义的账。宣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法国工人党盖德派壹直是法国整个工人运动中的少数派。而且，即便是盖德派也对“无产阶级专政”避而不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二国际成立(1889年)到恩格斯去世(1895年)的几年间，确实开口闭口都称马克思主义。但其理论和实践完全脱节。其具体行为方式全部运行在议会斗争和平改良的轨道上。1896年，伯恩斯坦的“修正”作业搅起了轩然大波。1899年的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入阁事件为大波火上加油。第二国际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出来大加伐挞。在1903年的德累斯顿大会和1904年的阿姆斯特丹大会上，他们确实热闹了壹阵。但好景不长。马克思主义的气势急剧式微。就连所有共产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教科书都不得不承认：“第二国际后半期的领导权落到修正主义者的手中”。然而这其实只是他们为自己硬找回壹点颜面的说法。因为真实情况何止如此，纵观全局，应该说，社会民主主义才是第二国际的主导思想。

而且，就算第二国际确实曾受马克思主义某壹程度的影响。那也只是整个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长河中的壹个短暂插曲。因为“第二国际”远非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全部内容。在它之前，社会民主主义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在它之后还有1923年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和1951年成立至今的“社会党国际”。这两个“国际”，尤其是“社会党国际”才全面翻开了社会民主主义辉煌的新篇章。
五、中国共产党的“心病”与中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职责

多少年来，中国共产党壹直在放肆地咒骂资本主义。直到现在它的所谓“改革”把早期资本主义中最恶劣的东西都重新制造出来了，竟还要去咒骂资本主义。但它却从来不咒骂社会民主主义。在这壹点上中国共产党为何竟然如此宽厚？

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和世界其它地方所取得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壹快“心病”。它明白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都批判过早期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有着完全不同的发展线索。推崇民主自由的社会民主主义真正在为社会中、下阶层谋取福祉。而强调专政的共产主义则造就了壹个高踞民众之上的共产党官僚特权阶级。它们的“工人阶级为领导”“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是不折不扣的谎言。共产党官僚阶级垄断着社会公权力，贪渎享乐。而广大工农群众则处于政治上无权和经济上受榨取的地位。这和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创造的大片乐土相比较，货色的真伪怎能不壹目了然？面对这壹切，中国共产党感到最聪明的作法就是对社会民主主义绝对不予提及，彷佛世界上根本没有这回事。

中国共产党不会害怕妳宣扬资本主义，而绝对害怕中国广大民众了解到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成就。然而，它的讳莫如深其实也只有驼鸟政策的效用。戳穿中共“社会主义”的伪劣。把社会民主主义的壹切“真善美”都告诉人民，让人民去弃伪图真，这就是我们中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职责。
社会民主主义与中国前途

“中国需要社会民主主义”，这个说法若要成立，首先必须具备两个前提，壹是准确把握中国的现实状况，二是正确了解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内涵，然后再看看社会民主主义这剂药是否合适医治中国社会的疾病 。

壹，中国的社会现状

中共政权建立已经几十年了，在这长达半个世纪的时期中，壹九七九年是壹个分界点。七九年以前中共政权对国家的治理“业绩”可以高度概括为这样十二个字：政治高压统治，经济普遍贫穷。

七九年中共展开了壹场改革。改革首先在政治层面上展开，其主要内容是放弃全面政治高压。停止在人民中划成份，取消“四类分子”的名目，“右派”先是脱帽，很快又实行“改正”，宣布不再搞政治运动，并对过去政治高压中所判定的大量“反革命”案件进行甄别平反或减刑，在这期间虽然也发生了八壹年对七九民刊民主墙运动的镇压行动，但并不可因此而全盘否定那些政治改革措施，因它的确使中国社会从此走出了最恐怖的政治高压。八壹年镇压是有选择性的小范围镇压。而从前的镇压是全面全社会性的，是“深挖细找”，人为地制造大量的“阶级敌人”来进行虐杀以树“无产阶级专政”的威严。在七九年的政治改革中，持顽固反动态度的“凡是派”被改革派削夺其政治权力。

比政治改革稍迟，经济改革也展开。其内容在工业方面是给予企业壹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实行奖金制度或计件工资，以刺激企业及劳动者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在农业方面是分责任田，联产计酬，包产到户等等。

相对于 政治改革，经济改革还算是不断有所深化，企业从扩权发展为承包，再至允许私人企业出现，取消指令性计划经济，引进市场机制等等。

政治改革使原先紧张的社会空气得以缓和，经济改革使生产效率明显提高，特别是农副产品和日用工业产品生产的增加，使民众生活得到普遍的改善，应该洞悉的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改革派之所以要进行这样的改革，仅仅是因为他们在文革期间受到了冲击，即那疯狂的政治高压壹度也把他们压入社会底层之中，使他们得以亲身体会到政治迫害狂和经济生活贫困无着是怎么回事。换言之，邓小平们之要改革并不是来自于壹种高层次的改革理念。同时，还应洞悉的是，严格地说这场改革并不算是真正的改革。因为在政治上它并没有改变原有的政治布局和权力结构，在经济上也未能摆脱许多束缚生产力的羁绊，说到底，这场改革只不过是政治上减轻高压和经济上实行松绑的开明施政而已，故其所谓“改革派”其实也应正名为“开明派”和“务实派”。

然而人民并不满足于“开明”，人民向往真正的民主，更何况经济改革的积极作用很快就枯竭而其副作用----官倒贪汙腐败却迅速泛滥起来，人民的不满在增加在积累，而邓小平却坚拒真正的改革， 统治集团与民众的矛盾在不断激化之中，终于，八九年仲春，具有深化改革倾向的胡耀邦在备受由“开明派”、“务实派”蜕化而成的“顽固派”的压制下，忧愤之极突然去世，以悼念他为导火线，壹场八九民运骤然而至。这场运动矛头指向了“顽固派”的总代表----邓小平。

邓小平残酷地镇压了八九民运，其血腥的程度令昔日的政治高压都望尘莫及。镇压的亢奋过去后，邓小平也陷入了思索。他明白这场大流血在历史上是抹不去的，多少年后，人们都会对此进行復查评判。为了冲淡他名字上的血腥气味，为了用其他业绩来抵消大屠杀的罪责，为了让从他的施政中得到利益的人们淡忘他的暴戾行为，他又祭起了改革的旗帜。正如他女儿提醒他的：若不继续改革，您今后的评价就只会钉在“六四”这壹点上了。邓小平出于自赎的“改革”，完全回避了政治内容，而在经济领域掀起狂潮，或许邓小平的原意会是让更多的人得到利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与他自赎的动机相吻合，但结果并不如此，在壹党独霸社会公权力，社会监督机制荡然无存的情况下多好的经济改革方案都会在实施中走样，更何况有许多方案本身就漏洞百出。于是，这场改革的“成果”是占全人口百分之几的人暴富，而百分之几十的人陷入贫困或无改善可言。劳动，无论是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都只能致富，不能暴富。暴富者除使用走私贩毒、绑票抢劫 之类的纯粹刑事犯罪手段外，更经常、更安全的则是使用权力转化为金钱壹途。共产党的官员和能搭通官方路数的私营业主才会是这条路途上的健步如飞者。在这场“经济改革”中，共产党官吏阶层迅速地高度腐化。其程度大大超过“八九”之前。其毒素熏汙了整个社会。

撇开邓小平为他自己身后评价的深谋远虑不谈，而从社会宏观上去考察，那么可知，经过九十年代初至今近十年的所谓“改革”，中国已建成了壹种最恶劣的政经组合模式。那就是在壹党垄断社会公权力，党营经济仍居正统地位的同时，允许私营的存在。由于相当壹部份具有实力的私营经济系由党营经济嬗变而来；或与政治权力有着种种关系，使之能应心得手地对劳工进行压榨盘剥，故其深具早期资本主义的诸种恶劣表征，于是当今中国大陆社会的政经组合，就是集共产党制度与资本主义两者最恶劣的因素于壹身。其社会效应有贫富两极分化，社会公正荡然无存，人际关系空前紧张恶劣等等。
二，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

尽管历史上欧洲诸国的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专制和主导政权后，并没有真正兑现建立完善民主制度的承诺，但经过壹两个世纪的社会变动，二战以后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已巩固地确立了健全的民主体制。因此，就政治层面而言，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没有冲突。换言之，无论是主张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者或信奉社会民主主义者都反对共产党的壹党专政，都有建立民主政体的要求。

然而事情并不仅此而已，它起码还涉及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壹是，究竟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更易于发动中国的民众投入终结中共壹党专政的运动。二是，究竟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更适合医治民主转型后中共政权所遗留下来的的社会沉疴。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就不能不先探讨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差别了。

资本主义对民主的理解主要停留在政治层面上。资本主义主张民主政治，具体内容涵盖公民个人的诸项政治权利，如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等，和宏观民主架构，如多党竞选、议会政治、三权分立、直选各级行政长官等。对社会其他领域，如经济、文化等，资本主义主张采取自由放任的做法，不贊成政府进行干预。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突出推崇自由，它认为，在经济领域内，自由主义所体现的以私有经济为基础的市场竞争机制将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能，创造出日新月异的生产效率。就此而言，资本主义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它妄顾了纯粹的市场竞争机制实质上是非人道主义的，是把森林法则移植到人类社会，资本主义标榜机会的平等，这较之封建等级特权制度固然是历史性的巨大进步，然而，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的运动程式下，机会并不能平等。譬如，当名牌大学不再为豪门子弟所专享而只以分数决定录取与否时，妳可以说机会平等了。但若仅此而已，家境贫寒的优质生却又会因付不起高昂的学费而被拒之校门之外。又譬如作某项投资可获丰硕回报，这个投资的机会是向任何人开放的，但这个开放，仅仅是名义上的，因为只有已具备相当财力的人才有可能去把握这个机会。故此，自由资本主义的运动程式，在创造效率的同时又在拉大社会成员之间拥有财富的差距，直至造成贫富悬殊。

社会民主主义对民主的理解比资本主义广泛得多、深刻得多。它认为民主精神应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资本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虽然都主张民主政治，但内在驱动力却各有不同。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阶级垄断社会公权力，制定各种束缚工商业发展的陋规极为不满。他们要求进入政权，以政权的力量限制封建特权的横征暴敛，并制定另壹套保护工商业自由经营的法律制度，这就促使他们反对封建特权，要求建立民主政治。

而社会民主主义者(这其中既有出身于资产阶级也有出身劳工阶级和其他阶级的)之要求建立民主政治并不仅仅为解除封建特权对工商业发展的束缚，而还希企建立壹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裏，除了作为基础的民主政体外，还应使社会财富在全体民众中作相对公正的分配，使社会不但免除因封建特权的横行而导致阶级矛盾的尖锐，也免除因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而导致阶级关系的紧张，从而建立起健康和谐的社会生态。
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观除推祟自由外还推祟公正、团结、互助。为了实现社会公正和人们之间团结互助的和谐关系，社会民主主义在经济领域中实行适当的政府干预和员工参与企业管理。这个干预非但不与民主原则抵触而且正是促进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的有力扛杆。因为这个政府本身就是民选产生，并较为关註中下阶层的利益，民主原则在经济领域的延伸和体现就是要尽力使机会平等真正得以实现并且从机会平等进而争取结果的相对平等，也就是把贫富差距控制在相对合理的程度之内。社会民主主义当然也重视发挥人的潜能和肯定效率对社会发展的正面意义。鉴此，它认同市场机制的运行。扬弃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张而推行混合经济。但同时它又深刻认识到市场机制的放任膨胀必然会造成财富与劳动量不成比例地集中到少数社会成员的手中从而与社会公正的理念发生尖锐冲突。于是，这就需要有另壹种机制来予以制衡，对市场机制带来的效率让其发挥，而对其造成的贫富分化则予以消除或减轻。

显然，说到底，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对美好社会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资本主义认为民主政治加自由经济这就够了，而社会民主主义则认为在此之上还应辅以适当的国家干预。通过民主政权的干预来促进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

资本主义的信奉者持有强者心态。他们感到在这种社会模式中自己超群的能力可以为自己拓展灿烂的前程，造就富裕生活。社会民主主义者则真正继承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遗产，并发展为更易于实践的“自由、公正、相助”的基本价值观，社会民主主义者就个人而言，未必是生活的弱者，但社会民主主义明显关註社会弱势群体的境遇，社会民主主义绝不追求平均，它认同能力超群者的生活水准相当地超过社会中位值，但它又清晰洞察由于能力差别而导致财富的差别，任其发展下去再加上资本的介入，这差别不但愈来愈与能力无关，甚至与劳动都无关，以致某些不劳而获者会过上极为优裕豪华的生活，而大量的辛勤劳动者却挣扎在生活线上。有这种现实存在的社会，实在难冠以美好的评价。在封建专制走入历史以后，就轮到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作长期的和平较量，较量的结果在二十世纪中期已初见分晓。今天则棋局已定。证据之壹是壹百四十几个信奉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遍布世界各大洲。十五个欧盟国家中经常有十壹至十三个由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单独执政或为主联合执政。证据之二是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日益式微。撒切尔夫人下臺，工党以高票重新入主唐宁街十号。资本主义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运行模式逐渐地向社会民主主义趋同。可见社会民主主义已成历史潮流，不可阻挡。社会民主主义者宣称他们所选择的道路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日益拓展，非常这合中国。
三，中国需要社会民主主义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劳动阶层实质上是处于农奴壹般的境地。农村生产队裏的农民自不待言，工矿企业的员工亦是如此。国营(党营企业)对其员工有着强大的人身束缚力。通过人事档案制和主宰其工资福利乃至婚姻生育和子女就业等等，企业牢牢地控制了员工的人身，使之类同中世纪庄园裏的农奴。

“改革开放”以后，党营企业怪异地与市场机制联姻，从而诞下怪胎。那就是企业的领导者仍然具备共产党官员的身份、级别、待遇，但他们对员工的统率管理则逐渐嬗变为资本主义模式。具体表现是人身档案制度威严式微，企业领导不再能以卡档案来否决员工“不合则去”的要求，但同时又解除了不能轻易开除员工这壹规矩的束缚，即企业领导可以制造“理由”开革员工。工资福利的规定也不再只是照章执行中央文件的条文，而可以自行制定有关的规定指标。于是，劳工阶层从农奴境地爬出来却又落到自由资本主义的雇工地位。然而，企业领导则不完全转变为资本家，从某壹角度来考察，他们比资本家更惬意，因为共产党官员的身份保障了他们优裕的生活待遇。企业营运不佳，他们待遇依旧，更不需像资本家那样忧心忡忡乃至上吊仰药。企业营运佳绩，他们当锦上添花，美不胜收。但从另壹个角度来考察，他们又不如资本家，因为企业毕竟不是他自己的，不能传及子孙，而且退休制度的建立使之在其位谋其政的时间有限，于是这就激发了他们的“成就”急迫感，“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企业领导人员的贪汙受贿，挥霍浪费，安插亲信等恶劣现象由此壹发而不可收。如果说，从前的中国劳工阶层并不真正了解自由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那么现在他们就逐渐知晓了，当然，这个自由资本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那就是它拒绝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而只采纳其经济营运程式，并坚持壹党垄断社会公权力，党和行政权力渗透在经济营运中，从而使这个“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离人道主义和社会公正更为遥远。在这个“主义”的实施下，最受损的阶层除了多少代来壹直压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外，就是非技术性的中年工人。这代人年轻时当成螺丝钉拧在农奴般的地位上，没有机会接受专业训练，而以工龄界定工资级别的规定又使那时年轻力壮、眼明手快的他们并不能因此多挣工资。当岁月的流逝使媳妇熬成了婆时，“新经济政策”降临了，工资级别不再以工龄长短界定，而只视其技术能力的高低和生产量的多少。“螺丝钉”没有更多的技能，青春耗尽再也不眼明手快，他们蹇促的命运不仅仅是工资低微，更可怕的是被勒令“下岗”，从此踯躅街头。这些饱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时又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的苦头的劳工群众对这些主义 都会有说不尽的怨恨和憎恶。号召他们起来为实现资本主义而战，行吗？

年青壹代，由于年轻力壮或有机会学到壹些技能尚可维持生活水准。但当他们看到父辈的可悲遭遇，当他们想到有朝壹日自己也人到中年时，他们又将如何？或许这都与他们无关，但只要他们怀有良知，从更理性的角度来观察了解社会，既知晓底层民众的艰辛，又洞悉上层人士的优裕，他们就不会贊成这种“中国特色” 的资本主义，甚至共产党中良知未泯者也会如此。

当今中国的社会现状是政治层面上的专制和经济领域裏的极不公正交织在壹起。资本主义制度固然要求民主政治，但它本身却缺乏建立社会公正的 机制。用它来取代共产党制度无助于解决其制造遗留下来的种种社会弊端。只有既推崇民主政治，又重视社会公正的社会民主主义才有能力医治这些病患弊端，从而也最具备发动民众起来终结壹党专政的感召力。

社会民主主义实现社会公正的方法途径并不固定，它应视各国的具体情况来设计最适当的方案。譬如税务法规的制定，要考虑全社会各收入层次的实际分布。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建立要考虑国家财政的承受力和民众的思想水平。然而无论如何，社会民主主义实现社会公正的宗旨决不可有丝毫的背离，不论是典型的资本主义还是中共的“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所制造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都在社会民主主义要予以扫除之列。

目前在为中国民主事业而奋斗的营垒中，有人推祟资本主义，有人信奉社会民主主义 。这很正常，也不要紧。大家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侧面上为中国的民主转型出力。尽管笔者信奉社会民主主义，但并不否认以资本主义为召仍可在中国聚集到壹些终结中共壹党专政的民主力量。只是壹旦民主转型基本完成以后，在面临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时，社会民主主义与资本主义就难以搓合，到那时，我们就只好把各自的理念向广大民众和盘托出，由民众作选择弃取。但笔者深具信心，只要我们社会民主主义者作锲而不舍的努力。争取民众的理解，那么，民众选取的会是 社会民主主义 而不会是资本主义。

社会意识形态介绍 社会民主主义 中间偏左

作者 王江松 写于 二零一九年

壹轮朝阳，社会民主主义的朝阳，正在中国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19、20世纪，它曾经照亮了西方世界，深度渗透到西方世界的精神与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之中，推动西方世界由资本和资产阶级的单边统治，转变为资本与劳动、资产阶级与劳工阶级双边竞合共治，以及各种生产要素和各个社会阶级多边竞合共治。

在自然世界，照亮地球的太阳只有壹个；在人类世界，照亮精神与社会生活的太阳不止壹个，神灵崇拜、宗教信仰、自然主义、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平等主义、宪政主义、民主主义、理性主义、意誌主义、科学主义、人本主义……都曾经像太阳壹样向人类发光发热。它们有时此起彼伏，有时又交相辉映，轮流或共同指引人类走向更高的发展阶段。社会民主主义，作为自由民主主义的竞争者，作为极左专制主义和极右专制主义的反对者，就是现代、当代和未来很长时间壹种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价值理念和精神力量。

早在100多年前，它就已经来到中国了，为什么至今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其名，更不知其为何物？

对于这样壹束熄灭了很久的火种，我们凭什么可以充满信心地宣布，它即将像壮丽的日出壹样蔚为大观？

第壹章 社会民主主义的哲学和文化学

任何壹种经济政治社会运动，都具有壹定的哲学和文化内涵，自由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是如此，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也是如此。

人性哲学、社会历史哲学、价值哲学

社会民主主义的人性哲学，认同人皆具有善性与恶性、生物性与创造性、个体性与群体性的人性假说。

壹、人性哲学

1、善性与恶性

我们把人皆具有的自主、独立、求真、务实、互助、合作、勤劳、节制、创造、超越、仁义、慷慨、宽容、慈悲、爱美等等天性、潜能、需求和倾向，称之为人的善性；把人皆具有的依赖、奴从、怯懦、蒙昧、虚妄、仇恨、攻击、傲慢、妒忌、贪婪、恐惧、懒惰、纵欲、残忍、恋丑等等天性、潜能、需求和倾向，称之为人的恶性。

在历史上，性善论者只看到了人性的前壹个方面，而性恶论者只看到了人性的后壹个方面。但实际上，任何人都同时具有两个方面，只不过在有些人那裏，善性压倒了恶性，他们依次被称之为圣贤大德、英雄、好人；在有些人那裏，恶性压倒了善性，他们依次被称之为大奸大恶、枭雄、坏人；在更多的人那裏，善性与恶性处在壹种未展开的混沌交织状态，他们被称为好坏参半的庸常之人。

如果我们承认人类历史是壹个从低级到高级、从野蛮到文明的进步和发展过程，那就意味着，人性的变化总的来说具有善性不断强化、恶性不断消退的趋势，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庸常之人将会成长为圣贤大德、英雄、好人，并且对大奸大恶、枭雄、坏人形成压倒性的优势。

然而这绝不是壹个自动的、必然的直线进化过程，事实上，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人性大退化的时期，甚至我们自己还亲眼目睹了、亲身经历了惨烈的人道大灾难。在中国历史上每壹次社会崩溃、改朝换代时，都有数千万人（有时高达总人口的2/3）死于非命，人吃人、率兽食人现象反復出现；到了20世纪，竟然还有数千万人死于黑色法西斯主义暴政和侵略，上亿人死于红色共产主义暴政和侵略。每念及此，我们不仅对人类的进化深表怀疑，甚至对人类的未来深感绝望。今天，足以毁灭人类和地球数十次的核武器，作为人性恶的集中体现和实体化，就像达摩克裏斯之剑壹样高悬在人类的头顶；今天，地球上实际上只有壹半的国家和人口实现了宪政民主，另壹半国家和人口仍然处在形形色色的极权专制与威权专制之下，也就是说，只有在壹半的国家和人口，人性善压倒或控制了人性恶，而在另壹半国家和人口，人性恶还在压倒或控制人性善。人类实际上走到了壹个真正的十字路口，人类能否抑恶扬善、弃恶从善，尚有诸多不确定，仍是未知之数；没有任何必然性和客观规律能够保障人类臻于至善之境，善恶之争其实是人类自己与自己的斗争，最终结果取决于人类自己。

2、生物性与创造性

人类来自于自然界，是生物进化的结果，是自然因果链条的壹个环节。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因此，植物和动物所具有的本能和本性，人类也无不具有。人也具有壹切生物所具有的自我保存和繁衍的本能，或生存的需要和安全的需要，我们称之为人的生物性，因其具有适应环境和保持现状的特点，我们也把它称之为人的保守性，亦即人性中趋于保守的维度。

然而生存固然是人类进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却不是进化发展的动力。人类进化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人猿揖别过程中形成的壹种新的本能和本性，这就是人的创造性、超越性和自我实现性，这是人类所独有的打破现状、改造自然、挑战环境、探索未知的需要、潜能和冲动，人类正是依靠这种最初很微弱后来愈益强壮的本性，才把自己从壹个弱小的物种变成了地球上最强大的、不仅统治了地球而且正在向外太空拓展的物种。

在很长历史时期，生物性在人性结构中居于绝对主导的地位，壹切人类活动，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社会交往、文化创造活动，都是围绕着物质需要、生物需要的满足这壹焦点和轴心展开的，创造性这壹新的本性和本能，与其说是作为目的，不如说是作为工具和手段而得到保存和发展的，它经过漫长的积累逐渐壮大和丰满起来，并终于率先在小部分杰出人物那裏获得自为目的、自求满足的特性，成为他们生活的第壹目的，成为他们人性中的第壹需要。人类创造性的发展，尤其是杰出人物创造性的高度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提高，推动了经济政治法律社会制度的变革，推动了精神文化的繁荣昌盛。

最近几百年来，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远远超过了数十万年人类历史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应该说，在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相当富裕的生活，吃穿住行等物质需要、生物需要的满足已经不成为问题了，只要物质资料的分配问题也像物质资料的生产问题壹样得到彻底解决，那么整个经济问题这个壹直困扰人类的首要问题，也将得到彻底解决。壹个极为明显的表现就是，发达国家绝大多数人用于谋生的劳动时间急剧减少，相应地非劳动时间、自由时间在大大增加。于是壹个人类从未遇到过的重要问题就变得非常现实和急迫了：在大量自由时间裏，人们应该和可以做什么？

如果人的创造性等高级的本性和需要不能普遍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本性和需要，那就意味着，大量的自由时间，就会浪费在生物性等低级本性和需要的满足上了，人类文明就会失去进壹步向前发展的动力机制了。发达国家已经来到了壹个历史节点上，那就是必须普遍实现以生物性为主导的人性结构向以创造性为主导的人性结构的转型和升级。

当然，这个问题只是在发达国家才成了壹个现实的问题，这些国家也就二三十个，其人口大约只占全球总人口的15%，其他国家以及其余85%的人口，仍然处于不发达或发展中状态，对于这些国家的人民来说，物质需要的满足问题、谋生问题、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问题、经济问题，仍然是最主要的问题，他们仍然不得不为基本的生存、安全、繁衍而辛苦劳作，甚至不得不展开争夺生活必需品的残酷的丛林竞争。

3、个体性与群体性

任何壹个人，首先是壹个个体，具有个体存在必然具有的个性、特殊性、独立性，具有自私、自利、自主、自立、自尊、自强、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等等本性、需要和潜能。与此同时，任何壹个人也都是某个人类群体的壹份子，具有群体存在必然具有的共性、普遍性、社会性，具有无私、利他、互助、合作、联合、团结、仁爱、博爱等等本性、需要和潜能。

这两方面形成壹种相互依存、相互补充而又相互排斥、相互冲突的结构性张力关系，只有个体性而无群体性或者只有群体性而无个体性，都是不可思议的。区别只在于，在有些人那裏，个体性占优势，在有些人那裏，群体性占优势；在有些人那裏，个体性和群体性冲突得很厉害，在有些人那裏，个体性和群体性能够达到壹种很好的融合。个体主义、个人主义突出强调个体性而相对忽视群体性，群体主义、社会主义突出强调群体性而相对忽视个体性；极端的个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与极端的群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则干脆否认对立面的存在。

上述这种壹般的说法当然是正确的，但也是抽象的，它只是深入具体地理解个体性和群体性的结构关系和历史行程的逻辑前提，而不是这种理解本身。需要深入具体地加以解释的是，个体性和群体性在人性进化过程中分别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它们在什么情况下是必然冲突的，又在什么情况下是必须并且可以结合的？

必须承认，个性、个体性相对于共性、群体性而言，具有壹种Ontology（存在论或本体论）上的优先性。这倒不是像个体主义和个人主义那样，在发生学意义上指认个体先于群体、个人先于社会而存在，就像群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发生学上指认群体先于个体、社会先于个人而存在，这两种说法就像断言鸡先于蛋或蛋先于鸡壹样，都是不能成立的。毋宁说两者是同时出现、同时演化的。此处所说的个体对于群体在存在论或本体论上的优先性，是就发展的动力机制而言的，也就是说，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个体的行动、个人的首创精神是整个共同体和全部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和发动机。壹般而言，个体是相对积极、主动、能动、活跃的，而群体是相对消极、被动、受动、稳定的，这种存在论或本体论上的判断大抵是不成问题的。

我们任意截取某壹个时间节点来看，固然可以说任何壹个个人都是既定环境和先前历史条件的产物，但如果说个人仅仅是环境和时代的产物，那么历史就会停留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了。人类历史之所以具有“发展”和“进步”的性质，就在于总是有某些个人率先站出来改变环境、挑战权威和成规、突破共同体的限制、创造新的文明因子，他们或许失败了，或许被共同体当作异端摧残和消灭了，然而，在他们的感召和示范下，更多的个人站出来了，他们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终于改变了环境，重构了社会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说，共同体并不创造什么，并不提供历史的增量，而只是保留了个人活动的成果，只是容纳了历史的存量；创造历史的、提供历史增量的，永远只是活生生的个体，正是他们率先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突破、有所创造，才推动了老共同体的瓦解和新共同体的形成。

每个积极意义上的个人都是现存生产力所无法限死、现存社会关系所无法穷尽、现存文化所无法窒息的、包含种种内在激情和可能性的特殊实体，他的内在需要和本性推动他不可遏制地去改造环境，去创造新的生产力、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文化。个人的这种独壹无二性、不可还原性和创造超越性，就赋予他以历史本体论即社会存在本体论的优先地位。

那么如何解释在某些历史时段某些共同体的倒退和毁灭性败坏？关键在于那些集中了恶性力量的大奸大恶、枭雄和坏人，积极主动地发起了攻击和破坏，他们裹挟和绑架很多胆小懦弱的民众，扫荡和摧毁了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人类文明成果，与此同时，那些集中了善性力量的圣贤大德、英雄、好人，却没有来得及有效地聚齐和组织起来，并带领民众抗击和阻止历史的大倒退。在这裏，个体的选择仍然是决定性的力量。如果说积极意义上的个人推动了历史的进步，那么也可以说消极意义上的个人拉动了历史的倒退，正是那些恶性大于善性、破坏性大于创造性、索取大于贡献、消费大于生产的恶劣个人，不满足于社会结构停留在某壹静止状态，他们带领很多平庸保守的消极个人，推动社会结构回到过去的历史阶段。这正好反向、逆向证明了个体性优先于群体性的原理。

无数这样的时间节点构成了人类曲折向前的历史主线。其实，在原始人类那裏，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处在壹种未展开的、混沌模糊的状态中，个体固然是极为贫乏弱小的，群体也是极为狭隘封闭的。原始人甚至没有“人类”的自我认同和自我意识，他们分布在广袤大地的各个角落，在很小的血缘关系的范围内勉强生存，彼此将周围的人群视之为像其他动物壹样的狩猎对象，战争、抢劫和杀戮几乎成为他们基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与许多浪漫主义者对原始社会的田园牧歌式的想象相反，原始的血缘群体固然是弱小个体赖以存在的依靠，其实也是壹座座关押个体的铁笼。正是无数逐渐积累起力量的个体壹波又壹波追求自由与发展的积极行动，逐次冲破了血缘、地域、等级、阶级、民族、国家的边界以及相应的信仰、法律、道德、习惯的禁忌，在无数个方向和无数条线路上交流与融合，形成了更加广泛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联系，形成了更大的社会共同体。以哥伦布和麦哲伦等人的环球航行和地理大发现为标誌，地球上终于出现了完整的人类概念和真正的人类意识，实现了由无意识的、自在的人类世界向有意识的、自为的人类世界的转化。

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我们会发现壹条概率很高的统计规律：正是对个性和个人自由的追求，才促成了广泛和深刻的社会联系的出现，凡是在个体高度独立自主的地方，就出现了群体的繁荣和国家的强大；反之，伴随着个性萎缩和个人自由缺乏的，倒是群体的狭隘和封闭，在那些把群体的秩序和稳定看得高于个人的自由和发展的地方，反而出现了群体的衰落、停滞、虚弱和落后。由此可以验证个性、个体性、个人自由相对优先于共性、群体性、社会联系这样壹条存在论和本体论的原理。

自然不能由此得出个性、群体性、共同体、社会联系可有可无的结论，它们只是相对的消极被动而不是绝对的消极被动，它们自身也具有积极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意义，这不仅表现在个人的形成必须接受历史文化遗产和现实社会资源上，也不仅表现在更好的共同体壹旦形成，就会反过来推动、支持、鼓励、保护个人，并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个人成长为优秀个人上，更为重要的是，在那些优秀个人冲击旧的共同体并建构新的共同体的过程中，本身也必须组织成为壹个行动共同体，壹个改革或革命的团队，在这个团队中，共性和群体性，与其说是与个性和个体性截然不同的性质，不如说就是个性和个体性的延伸、放大和扩展，是个性和个体性的融合、凝聚和升华。虽然说在改革或革命的团队中，仍然存在个人自由和个人首创精神的空间，但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共同理想、共同规则，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不仅仅是对个性的消极限制，也是对个性的积极引导和伸张。

二、社会历史哲学

1、人性的演化与社会历史进程

人的本质不断外化、物化、对象化为人的活动和存在方式，人的活动和存在方式不断内化为人的本质；人性哲学探究的是人的潜在的、内在的、可能的方面，社会历史哲学探究的是人的显在的、外在的、现实的方面，也就是人和自然、人和人的相互关系，即人的社会存在方式和社会结构，以及它们的历史发展趋势。

每壹代带着壹定的善性与恶性、生物性与创造性、个体性与群体性的人们，展开壹定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交往活动、文化活动，形成壹定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交往关系、文化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就是所谓的社会制度或社会结构，它们壹旦成型，就在壹定的时间范围内划定了人们行为的界限和规则，在这些界限和规则内，人性的需要、潜能、内驱力、创造力得到满足、发挥、发育、积累、成长，直到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结构容纳不了的程度，社会改革、变革、革命就到来了，旧的社会制度和结构就被新的社会制度和结构所取代。

人的本质，在其实现性上，是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的这句话来源于亚裏斯多德的潜能与现实、德国古典哲学的本质与存在相互关系的学说，但在苏联、东欧和中国等共产党国家，却被简化为、庸俗化为“人的本质是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把人的本质等同于存在、把潜能等同于现实了。固然。人的本质不是壹个抽象的幽灵，而总是必须表现为客观存在的，正是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相互作用的现实场域，人的本质才得以孕育、生长、激活、丰富和发展，但可能性总是比现实性大壹点，内在、潜在的本质总是比外现、显现的存在多壹点，这才能解释为什么人类总是不满足于现状、为什么总是要追求比现在更好的未来、为什么总是为理想而奋斗这壹基本的事实。

素质决定论、人性决定论、要素主义，把人性看成是壹种亘古不变的常数和元素，既看不到好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对人性所起的激励、褒扬、导引、保护作用，也看不到坏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对人性的压抑、禁锢、扭曲、戕害作用；与此相反，制度决定论、环境决定论、结构主义，把人性归结为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的产物，既看不到坏的制度、环境、社会结构是由坏人建构并由好人改变的，也看不到好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是由好人构建并遭到坏人破坏的。只有把素质 人性 要素 社会制度 文化环境 社会结构互相作用对人的影响充份的考虑进去的决定论，才是客观的。

对人性当然不能绝望，但也不能寄予过高的希望，必须高度重视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建设。在历史上，由于自然的和人为的、外部的和内部的、必然的和偶然的种种原因，只占人口少数的坏人往往会抢得先机，以高度组织起来和武装到牙齿的力量，把专横的权力意誌强加于整个社会，建立起壹种控制全部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暴政，并保持和巩固其统治达数十年乃至数百年之久，在这期间，整个民族和社会的人性遭到大规模的败坏、出现大规模的退化。

幸运的是，任何壹种暴政统治并不能永远继续下去，即使是为了维护其长期性，或是为了降低这种统治的代价和成本，它也会逐步向民众松绑和让步，它也会变得松弛和萎缩，而民众的人性水平就会趁机得到恢復和发展。当暴政统治出现全面衰落和危机的时候，也同样会出现这样的历史机遇，那就是只占人口少数的好人，只要能够高度组织起来并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唤醒和召集广大受害的民众，也足以摧毁曾经不可壹世的暴政统治，建立比较进步、宽松和开明的政治制度，甚至建立现代的宪政、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的保护和激励下，全民族和社会的人性水平很快就会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2、以善性、恶性的实现程度和力量对比为坐标的历史分期

善恶二性是人所固有的本性，最蒙昧野蛮的人类也具有善性，最文明美好的人类也具有恶性；最凶恶残暴的个人也具有善性，最纯洁善良的个人也具有恶性。这是壹个壹般的判断。

在具体的个人和具体历史时期的人类身上，善恶交织的情况相当復杂，大体而言，具有善性大于和控制恶性的人格结构的人算是好人，具有恶性大于和控制善性的人格结构的人算是恶人；善性控制恶性、好人控制坏人的社会算是好社会，恶性控制善性、坏人控制好人的社会算是坏社会。

这种说法还是很抽象，让我们更为具体地指出，基于人性恶的暴力和欺诈控制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社会结构，是坏的社会结构；基于人性善的生产力、真理和正义、自由平等的价值观主导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社会结构，是好的社会结构。坏的社会结构是战争劫掠经济、极权专制权治和愚民文化的组合，好的社会结构是市场交换经济、宪政民主法治和尊民文化的组合。

以此为坐标，我们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两个时期：传统蒙昧野蛮时期和现代理性文明时期。这当然是壹种粗略的划分，并不等于说在传统蒙昧野蛮时期就没有基于人性善的市场交换经济、宪政民主法治和尊民文化的因素、成分和雏形，在现代理性文明时期就没有基于人性恶的战争劫掠经济、极权专制权治和愚民文化的因素、成分和形态；正如传统时期已经出现了雅典民主、古罗马共和、英国宪政、意大利城邦共和，在所谓现代时期，全世界甚至还有高达半数的国家和人口还生活在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制度之下。

这裏涉及壹个社会历史观的重大问题：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有人说是生产力，有人说是理性和科学技术，有人说是宗教信仰和道德，有人说是市场竞争，有人说是英雄人物……于是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壹元论历史观。这些历史观都有壹定的道理，因为它们强调的各种力量的确都在推动历史的发展，但夸张壹种不及其余并且把它当成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就不对了。实际上，不仅各种力量都在起作用，而且不同历史时期起主导作用的力量也不壹样，并没有壹种贯穿整个人类历史始终的根本动力。现代各种壹元论历史观，不过是古老的壹元论世界观、本质主义和整体主义思维方式的变种。举个例子说，马克思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解释整个历史发展进程，固然具有壹定的道理，但并非就把握了整个社会历史的真相。

引人关註的是，各种壹元论历史观大都强调的是种种人性善的力量，而很少直面人性恶的力量，即使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也观察到恶性、恶行在历史上的重大影响，但在他们的壹元论直线历史发展模型中，那只是壹种非结构性的扰动因素，不足以动摇生产力、理性、道德等等善的、好的力量对于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和决定作用。倒是马基雅维利、孟德威尔、拉罗什富科、萨德等人直面了人性恶的存在，但他们的言说大抵只限于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和文学领域，还没有上升到社会历史哲学的高度。

人性恶的集中体现就是暴力和诈力。暴力、杀戮、肉体伤害和强制，是对人的生命、健康和安全的直接伤害、剥夺和控制，会给人带来巨大的痛苦和恐惧；欺诈、狡计、谎言，是对人的精神、意识、意誌的操纵、灌输和塑造，会让人心甘情愿地接受统治和压迫。暴力与诈力、大棒与胡萝蔔、刀与花、毒药和蜜糖又是相互强化和放大的，历来是极权专制统治缺壹不可的两类大杀器。项羽和范增，壹个拥有强大的暴力，壹个善于用计，但他们不能结合，结果统统死于兼有暴力和诈力的刘邦之手。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暴力和诈力不仅仅在国家权力的建立和维护、政治斗争和军事战争中起主导的、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深深地渗入经济和文化生活，决定着物质财富的生产、交换、流通和分配，决定着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的制造、交流、传播和分享。还是以刘邦为例：他年轻时游手好闲，不像哥哥壹样勤治家业，遭到父亲的责骂和嫌弃，等到他做了皇帝，坐拥整个天下，就得意地问刘太公，现在我们兄弟几个谁的产业更大？这个例子形象生动地说明，暴力和诈力以及凭借它们而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力，曾经是比生产力、经济力、科技力、文化力更大的力量，提着脑袋打天下、两把菜刀闹革命、战争和劫掠，比和平勤劳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精神创造活动，能够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更大的例子是，马其顿蛮族征服了希腊，日耳曼蛮族征服了罗马、蒙古族和满族征服了汉族、纳粹帝国壹度征服了西欧、苏联帝国数十年间征服了东欧并间接征服了中国。当代中国历史学家吴思把这种现象精彩地概括为“血酬定律”，他把暴力冒险、拼命流血获得的报酬称之为血酬，在暴力和权力通吃的社会和时代，这种报酬甚至远远大于劳动的收入、土地的租金和资本的利润。在这裏，生产力决定论和经济基础决定论就完全失效了。

从传统蒙昧野蛮时代向现代理性文明时代的转化，关键就是要让暴力和诈力从根本上退出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让经济生活成为非暴力、非欺诈的过程，让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以及自由平等的市场竞争和交换，成为经济领域的决定力量；让政治生活成为非暴力、非欺诈的过程，让共和取代独裁，让和平理性的、数人头的政治博弈取代妳死我活的、砍人头的权力斗争，让宪政、民主、法治成为政治领域的基本规则；让文化生活成为非暴力、非欺诈的过程，让信仰的和平共处、思想的自由竞争、学术的平等交流、道德的多元互补、艺术的百花齐放，成为文化领域的主流和常态。

上述历史分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如下的历史分期：远古人性具有原始的丰富和完整，恶性是潜在的和被压抑的，私有制和阶级社会是人性恶的大爆发，人类处于普遍的异化和非人的状况，在坏到极点的时候，出现了壹个像耶稣·基督壹样的救世主，那就是恢復和集中了全部人性善的无产阶级，祂发起了最后壹次解放全人类的阶级斗争，最终消灭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实现了像天堂壹般的共产主义。这种人性学说和历史分期存在很大的问题，由于在逻辑上没有确认善恶二性普适于所有人和人类始终，因此看不到原始人性中存在的粗陋、丑恶和野蛮，也没有看到人性善在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积累和发展，随之又凭空虚构壹个无产阶级救世主拯救了整个人类，并认为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再也没有人性之恶了。

3、以生物性和创造性的实现程度和力量对比为坐标的历史分期

迄今为止，人类整体上仍然以生物性为主、以创造性为辅，生物需要、物质需要仍然是人的第壹需要，因此物质财富的占有、分配和消费仍然是人类壹切活动的焦点，不管这种占有、分配和消费是以暴力、权力为主导的方式实现的，还是以生产、经营、交换为主导的方式实现的。这当然是壹种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因此文艺復兴以来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潮，无不呼唤更高的人性水平，启蒙运动开始构想壹种以审美、艺术、游戏为主的生活方式，而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则提出了劳动和创造应该成为生活的第壹需要的命题。继承了这些思想遗产的马克思，把受物质需要驱动和支配的人类活动叫做谋生活动，把人们受外在目的规定和驱使而争夺生活必需品的状态叫做必然王国，而把此壹时期的人类历史叫做人类史前史，与此同时，他热烈地展望，在未来人类那裏，劳动创造活动本身成为人的第壹需要，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人的自我实现和自由发展，成为目的本身，人类因此而进入自由王国和真正人的历史。

于是就出现了另壹种历史分期：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人类史前史和真正人的历史。

如果马克思的这种分期能够成立的话，其实恰好否定了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简称唯物史观）的普适性，因为唯物史观最多只适用于他所说的必然王国和人类史前史，而适用于自由王国和真正人的历史的应该是另壹种历史观，我们不妨称之为历史人本主义（简称人本史观）。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如物质需要、经济必然性、物质生产劳动、物质资料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阶级、国家等等，都只能以另壹种比重和另壹种方式存在于人本史观之中；正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生长出人本史观，在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生长出人的发展的必然性，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生长出自由王国。

马克思所展望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最本质的特征其实不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和按需分配，而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不是对物质财富的占有、拥有和享受，而是人以壹种全面的方式，作为壹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復归。这种復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抛开本身就不能体现马克思真正意思的、粗陋的“共产主义”概念不论，马克思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人类史前史和真正人的历史两个时期的做法能够成立吗？如果说仅仅是要表达以生物性为主要驱动机制和以创造性为主要驱动机制的两个历史时期的区别，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鉴于自由正是在必然王国中生长起来的而自由王国中也有必然性的作用，鉴于生存竞争时代孕育了人类创造性而自由创造时代包含人类生物性，鉴于“人类史前史”也是人性之善的发展过程而“真正人的历史”也不可能彻底灭绝人性之恶，人们对马克思这种简单的两分，就不能做极端的、壹刀两断、截然两分的理解，而应该警惕和消解其中所包含的乌托邦幻想。

壹部分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和未来学家也预言“经济奇点”的到来，他们认为，在不远的将来的某壹个时点上，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极其丰饶的物质财富，会轻而易举地满足人类的生物需要和物质需要，为争夺生活必需品的生存斗争将成为多余，壹直困扰人类的经济问题将得到根本解决从而成为次要的社会问题，财产拥有民主制度和基本收入制度将会成为现实，绝大多数人不用从事具有谋生性质的“劳动”、“工作”、“职业”，就能够获得足够的生活资料，依照传统经济学的界定，他们将会成为不能甚至无需就业的失业人口，在大量的自由时间裏，他们应该和可以做什么呢？是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消费娱乐、混吃等死吗？那会是另壹种令人恐怖和绝望的生存状况。只能是去做壹些更有意义的、更富有精神内涵和创造性质的事情，也就是马斯洛所说的满足人的高级需要如自我实现需要的事情，这也就是马克思曾经说过的人本身的生产或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在以自我实现、人本身的生产、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主题的历史条件下，的确，社会结构或社会的组织和运行机制以及相应的价值标准和评价尺度等等，必然会发生翻天复地的变化，传统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体系都必须推倒重来。比如所有制或产权制度，如果仅仅是指生产资料的归属，那么在巨大规模、超高科技的物质资料生产领域即所谓“经济领域”，生产资料其实必须并且能够以公有制为主。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所谓经济领域只是人类生活中较小的部分，更大的部分和更广的领域是人本身的生产；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的创造活动、人的个性和才能的自由发展，是最不适合于所谓“公有制和计划模式”的，究竟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才能适合和促进“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现在的人类其实是无法作出具体规定的，最多只能做壹些猜想和推理而已。

4、以个体性和群体性的实现程度和力量对比为坐标的历史分期

人类历史，如果以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为坐标，可以划分为群体禁锢个体的时代和个体构建群体的时代，人们分别用身份和契约、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奴役压迫和自由平等、极权专制和宪政民主等等概念来描述这两个时代的区别。

马克思喜欢使用黑格尔的三段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壹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此处第二大形态，指的是资本主义，按马克思的划分，是从人的依赖关系到自由个性的过渡阶段，按我们的划分，已经属于个性初步得到自由发展的阶段了。因此，我们认为它不单独构成壹个大尺度历史时期，并且不属于群体禁锢个体的时期，而属于个体构建群体的时期。

我们曾经说过，个体性对于群体性而言，从人类历史本身发展的眼光看，具有存在论或本体论的优先性，然而人类史来自于自然史，在其挣脱自然史而进入人类史的过程中，从自然那裏继承下来的恶性、生物性、群体性，曾经长时间对于新生的善性、创造性、个体性，具有发生学和力量对比上的优先性。

群体优先于并禁锢个体的时代，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壹个阶段叫做自然血缘关系，这是直接从动物界继承下来的，在这裏，个体性、创造性、善性其实是很微弱的，个人还没有剪断与共同体的脐带，并且像牲畜壹样依赖于血缘群体；第二个阶段叫做统治服从关系，这时候人们虽然冲破了血缘关系的束缚，但又进入到由暴力和欺诈建立和运行的权力关系、等级关系的束缚之下，王权制、封建制、奴隶制、农奴制成为基本的社会制度。

个体优先于并建构群体的时代，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壹个阶段叫做形式的自由平等阶段，即在宗教、哲学、法理和文化上宣布了以个人自由和个体权利为轴心建构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宣布了所有人的自由平等的人权和公民权利，所有人的生命、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也初步建立了与权力垄断经济相反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以及与极权专制权治相反的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但在新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中，过去历史遗留下来的种种经济政治势力和文化偏见仍然在发挥作用，资本及其经营管理在经济生活中的特权和优势地位，资本力量和政治法律文化力量的结盟所形成的社会强势地位，使得工人阶级等劳动人民处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弱势地位，他们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包括经济上平等交换、参与企业管理和分配、得到公平报酬、获得休息和劳动安全、举行集体谈判和罢工的权利，政治上选举和被选举、集会、游行、示威、组织工会和政党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权利，以及信仰、思想、言论、新闻、出版等精神文化生活的权利），或者被限制，或者因为缺乏实现条件而成为纸面的、虚拟的权利。的确，形式上普遍而实质上只由少数人享有的、特殊的自由民主，正像马克思所尖锐指出的那样，还带有强烈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性质。

第二个阶段叫做实质的自由平等阶段，即所有人不仅在形式上、法律上而且在实质上、实际上享有人权和公民权利；社会不仅宣布每个人的自由平等的权利，而且为实现这些权利准备和提供条件。比如，在政府与公民关系上，不仅要取消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财产、性别、种族、文化程度的限制，而且要实行义务教育、免费或廉价医疗、廉价住房和社会养老，使境遇最差者也免于贫困和恐惧，使他们不会困于赤裸裸的生存而失去自由时间、社会交往空间和精神发展机会，使他们具备时间、兴趣和能力等参与公共生活的客观和主观条件；在资本与劳动关系上，要矫正特定历史条件下资强劳弱、资贵劳贱的倾斜格局，通过企业产权制度、经营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改革，通过保护劳动者的团结、组织和集体行动权利，通过政府的劳工政策、国家的劳工立法以及整个社会劳工文化的发展，落实和扩大劳动者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从而形成壹种实质上自由平等的、公正的劳资关系。马克思的问题不在于指出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狭隘性质和资产阶级民主的专政性质，而在于否定了它们下沉到劳动大众并形成全民自由平等和全民民主的可能性和通道，并主张用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资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以人与人的关系为标准划分的三大阶段（人的依赖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与他的另壹个着名的、以物对人的隶属关系为标准划分的三大阶段（原始公有制和血缘氏族社会——私有制和阶级社会——公有制和共产主义社会），大体上是壹致和同步的。但后壹个三段论实际上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不存在纯粹的群体所有制阶段，也不存在纯粹的个体所有制阶段，而只存在以群体所有制为主、以个体所有制为辅的阶段和以个体所有制为主、以群体所有制为辅的阶段，这是上述群体禁锢个体和个体构建群体两阶段论的具体表现。

在自然血缘关系中，以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制为主，以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为辅；在统治服从关系中，大家族、贵族、地方共同体、宗教共同体和国家共同体占有大部分生产资料以及相当部分劳动者（奴隶、农奴），由小家庭和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自耕农制和工商小业主制处于次要和辅助地位。

农奴的解放、工人获得人身自由和劳动力所有权、工商业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和土地要素的自由流转，标誌着个体所有制、私有制的普遍发展并在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不过，也正因为私有财产基础的急剧扩张，共同体财产、公有财产虽然在结构上、比例上、相对数量上大大下降，但在总量上、绝对数量上却水涨船高，规模惊人。

可以预见，在人类匮乏和经济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的情况下，个体所有制、私有制，尽管会产生严重的贫富分化，但相对于共同所有制、公有制，还是具有经济上以至道德上的优越性，因为私有制产生的贫富分化问题可以通过私有财产的普遍化和社会再分配来有效地缓解，公有制却无法解决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经济效率低下以及公有产权代表蜕变为极权专制力量的问题；而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物质财富充分涌流、按需分配得以实现的情况下，虽然物质生产资料的公有和计划配置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但这并不等于在全社会实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等于实现所谓共产主义，因为壹个比经济领域更为广阔、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生活领域，即人本身的自由全面发展，显然只能适用人格、人性资源、精神（理性、情感、意誌）和创造力量等等的个人所有制，只不过那时候的个人，用马克思的话说，不再是孤立的单个人，或狭隘自私的利己主义个人，而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即高度自我现实和高度社会化的、扬弃了利己和利他的对抗性冲突的个人。

三、价值哲学

价值或意义，是人的内在本性的外化和客体化，是人的需要的满足和潜能的实现。由于内在向外在、潜能向现实的转化，壹定是通过欲望、诉求、愿景、目的、理想这些中间环节的，价值因此也就处于永恒的主客转换的成长和变化过程之中，人们对价值的界定和追求，人们的价值观，本身也构成价值生成史的壹个环节。价值就是对价值的追求，包括已经得到的价值和尚未得到的价值。

按照人的本性和需要的不同序列，价值也分为不同的序列。

真、善、美

真善美是满足人的善本性的行为和事物，是正值；假恶丑是满足人的恶本性的行为和事物，是负值。

真是对真相的认识，即真理，具有合规律性；善是对道德的遵守，即伦理，具有合正义性；美是真与善、真理与伦理、合规律性与合正义性的统壹，是最高的行为境界和存在状态。真善美是最抽象意义上的普世价值。

假是对真相的遮蔽和扭曲，是谬论和谎言，具有反规律性；恶是对道德的破坏，是暴力和残害，具有反正义性；丑是假与恶、谎言与暴力、反规律性与反正义性的统壹，是最低的行为境界和存在状态。假恶丑是最抽象意义上的反普世价值。

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斗争贯穿人类历史的始终，即使在假恶丑横行的世界，真善美也在顽强生长和发展，即使在真善美充溢的世界，也很难根绝假恶丑的存在。

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真善美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假恶丑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物质贫乏和精神贫乏。

满足生物需要的价值叫做物质财富、生命价值、生存价值。人类永远是生物和动物，因此物质财富、生命价值、生存价值对人来说也是永恒的正值。与之相反的是匮乏、贫穷、疾病和死亡等负值，它们是人性中与生物性、生命性相反的另壹种自然本性即无机性、有死性的实现，尼采称之为衰落的本能、颓废的本能、自我毁灭的意誌、求虚无的意誌、趋向死亡的意誌，弗洛伊德则简单地概括为死本能。

满足精神需要、创造需要的价值就叫做精神价值、文化价值、发展价值。人是创造者、自我实现者和自我超越者，对人来说，精神价值、文化价值、发展价值，理当成为最重要的价值，即使为了获得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生命价值和生存价值，也有赖于积累更高更广的精神财富、文化价值和发展价值。与之相反的负值是愚昧、偏见、欺诈、撒谎、抢劫、盗窃、剥削、迫害、虐待、奴役等等精神恶疾、文化垃圾和反人类行为，它们是人性中的盲目性、惰性、奴性、攻击性、破坏性等恶性的实现。

自由、平等、正义

真善美体现在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就是自由、平等和正义；假恶丑体现在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就是奴役或不自由、等级或不平等、不公或非正义。

自由首先和实质上是个人的自主、自治、自立、自为、自制、自强、自尊、差异、竞争、活力、效率、强健、卓越、优秀、丰富、发展等善的个体性、个性、自我性、特殊性的实现；平等主要和实质上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认同、谦让、包容、团结、仁爱、博爱、互助、合作、共和、共存、共享、共济、共富、共荣、共赢等善的群体性、共性、社会性、普遍性的实现。由于个体性对于群体性具有相对优先性，自由价值对于平等价值也具有相对优先性，但两者是缺壹不可的，不自由的平等是壹刀切的平均主义和铁板壹块的整体主义，而不平等的自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和冷血残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所谓正义、公平、公正，就是自由和平等两种价值之间的壹种合理的张力和平衡状态，是平等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平等的自由是每个人都享有的实现和发展个性的自由，自由的平等是承认差别和竞争、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平等。二者共同构成美国哲学家罗尔斯所说的正义两原则：

第壹条是自由优先原则或平等的自由原则：每个人都应平等地享有最广泛的自由，这种自由以不妨碍他人同样的自由为前提。

第二条是自由的平等原则或差异原则：（1）可以有社会经济方面的不平等，但必须有利于境遇最差者的最大利益；（2）可以有职位和工作性质的不平等，但必须在机会均等的规则和条件下向所有人开放。

经济学上的拉弗曲线是正义两原则的壹个生动例证：税率太低，意味着自由度太高而平等度太低，这时候少数人捷足先登并形成垄断地位，而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压制住了，从而造成社会财富总量和税基的缩小；税率太高，意味着平等度太高而自由度太低，少数人投资、经营、劳动的经济性和创造性被强制性削平，而大多数人被激发和养成懒惰、机会主义、坐享其成、吃大锅饭的不良习惯，这同样造成社会财富总量和税基的缩小。只有在适中、适宜的税率下才会达到社会财富总量和税基的最大化，同时也达到自由与平等处于均衡的正义或社会公正状态。最正义的状态其实是效率最高的状态，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壹个不能成立的伪命题。

自由价值相对优先，但平等价值也不能化约为、还原为、归结为自由价值。如果说，人格的平等、权利的平等、资格的平等、机会的平等，与自由是壹致的，那么起点或条件的平等与终点或结果的平等，就会与自由原则发生很大的矛盾，这时候就需要在两者之间达成壹种妥协和平衡。问题在于，哪怕是完全公平的竞争，其所产生的结果的较大以至巨大的差异和不平等，通过历史的积累和传承，也会转化为起点的不平等，而起点的不平等预先赋予了壹部分人的优势地位和另壹部分人的劣势地位，从而使人格、权利、资格、机会的平等沦为空谈，甚至会固化为特权等级制度。因此，如何通过对竞争结果的再分配来限制竞争起点的不平等，就是壹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应该深刻考虑和精心解决的问题。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自由、平等和正义只有在现代社会才成为普世价值，在很长历史时期，它们在人类价值谱系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它们最初甚至只是作为特殊价值而得到艰难发展；自由、平等、正义虽然具有悠久深远的人性和自然根据，但并不是壹开始就完备具有的、现成的、不劳而获的“天赋人权”或“自然权利”，它们恰恰是漫长历史进化的产物，是人类长期追求和奋斗的结果，并且永远必须为其繁荣和发展而不懈努力。

实际上，作为自由、平等、正义反面的奴役、等级和不公，在人类价值谱系中长期保持着主导地位。这还得回到恶性强于善性、坏人控制好人的蒙昧野蛮时期和善性强于恶性、好人控制坏人的理性文明时期的历史分期。

犹如自由是优良个性的实现、平等是优良共性的实现、正义是优良个性和优良共性的同时实现，奴役是恶劣个性的实现、等级是恶劣共性的实现、不公是恶劣个性和恶劣共性的同时实现。所谓恶劣个性，是奴性、攻击性、惰性、破坏性等恶性元素占主导地位的个体人格；所谓恶劣共性，是封闭性、排外性、板结性、僵化性等恶性元素占主导地位的群体人格。当具有恶劣个性的恶劣个人们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奴役或不自由就出现了；当具有恶劣共性的群体人格占据优势地位的时候，等级或不平等就出现了。奴役是壹些人具有任意妄为的特权，而另壹些人则沦为形同牛马和工具的奴隶，最多勉强维持生存；等级是依据严格的上下尊卑秩序维系共同体的存在，壹旦没了等级控制，共同体就土崩瓦解。奴役指个体的存在状态，等级指群体的存在状态，而不公或非正义，则是指个体与群体的综合存在状态。

在蒙昧野蛮时期，自由、平等、正义只能在奴役、等级和不公占主导地位的价值体系的夹缝中生长和发育，经过千万年的积累，终于像朝阳壹样喷薄而出，照亮了整个人类世界。作为人类艰苦奋斗的成果，它们是已经获得的、实然的价值；作为仍未臻于完善并仍然受到奴役、等级、不公力量侵蚀和破坏的价值，它们是尚需扩展的、应然的理想。自由、平等、正义的实现，是壹个永无穷期的追求和奋斗过程。

社会民主主义哲学的特征

在壹般的人性哲学、社会历史哲学、价值哲学层面上，主要作为壹种经济政治社会学说的社会民主主义，与保守主义（权威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其他学说，具有诸多共同之处，大家都承认壹些基本的元素，差别在于各自强调的重点不壹样，并因此而形成不同的结构图式和历史预期。原典马克思主义，本身包含了经济史观、共产主义、具有科学外观的乌托邦主义与人本史观、人道主义、现实可行的社会主义两方面的思想资源，前壹方面被“科学社会主义”、共产国际、东方马克思主义所继承和发扬，后壹方面被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党国际、西方马克思主义所继承和发扬，在历史上，这两股思潮的斗争甚至超过了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斗争，也就是说，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是壹种竞争和合作的关系，而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几乎是壹种妳死我活的关系。

壹、社会民主主义人性哲学的特征

关于人性的哲学，自由主义片面强调人性之恶的自发消解和平衡，而忽视对人性善的信任和发扬；片面强调人的生物性、生存竞争和经济属性，而忽视人的创造性、自我实现和超经济属性；片面强调个性和个人自由，而忽视共性和群体团结。共产主义则把人性善、人的创造性、人的共性夸张到应该和可以在地上建立天堂的地步，夸大到假大空的狂热虚妄程度，从而远离了人性的实际，壹旦运用暴力和强制力将这种“伟大、崇高、光辉灿烂”的理想付诸实施，必定并且已经制造出血淋淋的人间惨剧和人间地狱。

与这两个极端不同，社会民主主义在承认人性恶的力量的同时，也特别重视调动、培育、激励、张扬和发展人的尤其是普通人的性善的力量；它在关註人的生物性以及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问题的同时，也特别强调人的创造性以及每个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它在尊重人的个体性的优先地位的同时，也特别致力于重新阐释和构建人的共性、群体性、社会性，尤其是倡导普通人的互助、合作、联合和团结，以弥补其历史地积累下来的个体力量的不足，同时推动所有平庸的个人转变为优秀的个人。

二、社会民主主义社会历史哲学的特征

自由主义从其原子式个体这壹基本的逻辑预设出发，提出壹些五花八门的社会历史观，有的人主张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丛林动物史观，有的人主张唯心主义、自由意誌论、文化决定论和英雄史观，有的人主张天赋人权的自然法历史观，有的人则干脆否认社会历史哲学的任何可能性，以多元性和偶然性之名，拒绝对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历史发展趋势做出任何解释和预测。与此相反，共产主义则遵循其整体主义、本质主义、结构主义、壹元论、决定论、直线进化论的逻辑预设，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对社会结构的形成及其历史发展规律提出了壹套完整的解释，提出了从原始社会出发，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类历史路线图，并自称已经达到了对人类历史的科学认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历史哲学的基本要点可以归纳如下：

1、社会民主主义综合了自由主义和原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壹方面肯认个人为终极的社会历史主体，另壹方面也认为个人不是原子式个体，而是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的个人”即社会性和历史性的个人；他们既具有不可还原、不可替代的独立自主性，又是在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们的人性和个性力量经历了壹个由被动到主动、由消极到积极、由弱小到强大、由封闭到开放、由贫乏到丰富、由片面到全面的演化过程；他们是社会结构赖以形成的原点和轴心，也是历史演变的原动力和发动机，但社会结构也规定、限制了他们的活动空间和选择机会，历史演变也不以任何壹个个人的意誌为转移。虽然个人、个体相对群体、整体具有壹定的优先性，但社会历史的真实运动发生在个人与群体、个体与整体的相互作用之中，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均不能单方面揭示社会历史。

2、社会民主主义不接受壹元论、经济决定论和绝对主义的社会历史观，认为推动社会历史演变的力量是多种多样的，不仅有来自潜在人性层面的善性与恶性、生物性与创造性、个体性与群体性等等内驱力，而且来自现实存在层面的暴力和诈力、生产力和经济力、精神力和文化力、自然力和社会力、内力和外力都在发挥作用，其中的任何壹种都不足以成为某种决定壹切、推动壹切、创造壹切的本原和本体力量；社会民主主义也不接受多元论、偶然论和相对主义的社会历史观，而认为所有的力量都是互为因果、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并且在壹定的历史阶段，性质相关的力量组合会成为主导的力量，决定、规定、限定其他的力量——在早期历史阶段，由恶性、生物性、群体性和暴力、诈力形成的力量组合，控制了整个社会生活；在近现代历史阶段，由善性、生物性、创造性、个体性和生产力、经济力形成的力量组合，控制了整个社会生活；可以展望的是，在未来更高的历史阶段，由善性、创造性、个体性、群体性和精神力、文化力形成的力量组合，会成为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决定力量。

3、社会民主主义整体上持壹种历史进化论或进步主义历史观，认定善性终将战胜恶性，创造性终将大于和强于生物性，优良的个体性和群体性终将驾驭恶劣的个体性和群体性，真、善、美、自由、平等、正义终将取代假、丑、恶、奴役、等级、不公而成为普世价值，人类历史总的来讲是壹个向前、向上的发展过程，虽然说目前尚有半数国家和人口生活在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之下，但在质量和力量对比上，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在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都占有无可置疑的优势和强势地位，这让我们对人类的文明、进步和发展充满信心。但是，社会民主主义不是盲目的乐观主义，不是直线进化论和单向发展论，绝对不会相信冥冥之中有壹种神明般的力量会保障历史的进步和发展，历史就像壹列沿着既定轨道从原始社会深处奔向共产主义天堂的列车，我们每壹个人只需要打壹张车票对号入座就可以了。历史上曾经很多次出现社会的崩溃和解体与文明的倒退和灭绝，也不能排除人类死于自己制造的毁灭性核武器和毁灭性环境灾变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人类死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变的可能性。

三、社会民主主义价值哲学的特征

自由主义对真善美的理解，偏重于利己主义的视角，意识到这可能诱惑和引发人性之恶，因此非常重视契约、制度和法律的约束和激励；自由主义也把经济价值放在首位，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的价值都是围绕着经济价值来展开的。与此相反，共产主义对真善美的理解，偏重于利他主义的视角，意识到顽强的自私自利的阻挠，因此格外强调精神、舆论和道德力量的约束和激励；共产主义也宣称要超越个人对经济价值和经济利益的追求，而把整个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发展放在首位。

与此不同，社会民主主义从利己与利他动态平衡的视角去理解真善美的价值，对人性恶和假丑恶的力量，主张同时从契约、制度、法律和精神、舆论、道德两个方面加以制约；社会民主主义註重以政治民主推动经济价值和经济利益的公平分配，以社会的力量制约市场的力量，在此基础上，又提出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的提高问题，提出以人本身的自由发展作为市场经济的首要目标的经济理念和经济伦理。这也是在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的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人本史观和人本主义价值观的改造和扬弃。

在自由、平等和正义的关系问题上，自由主义更加强调自由的价值，至于平等的价值，不是被忽视，就是被并入自由价值，甚至被严厉否定；在此前提下，自由主义提出的公平、正义、公正理论，基本上就是把正义理解为个人自由的边界和自由人之间的共同游戏规则，古典自由主义、新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不是从自由与平等两个价值之间的平衡来考虑正义问题的，我们从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与诺齐克的获得的正义和转让的正义理论，就可以得到清晰的印证。壹些自由主义者也说到平等，但基本上理解为人格、资格、权利、机会的平等，对起点和结果的平等三缄其口、不置壹词。比他们更为重视平等价值的自由主义者，像穆勒、罗尔斯这样的社会自由主义者，其实也可以说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了，或者说左翼自由主义者其实就是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

与自由主义恰好相反，共产主义显然是把平等作为第壹价值，至于自由的价值，不是被看轻，就是被归结为平等，甚至被彻底否定。马克思有许多关于自由的论述，他甚至认为共产主义是以个人自由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态，在那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壹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见马克思并不是壹个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者，他其实继承了自由主义、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很多思想资源，共产主义对他是壹个不太合适的、名实不副的能指，用以指称他所说的自由王国和真正人的历史。真正原教旨的共产主义，是自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主义，在它们那裏，个人自由被彻底否定，平等价值沦为平均主义、整体主义和极权主义，它们所理解的公平正义就是这种否定自由的平等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哲学，确认自由优先的原则，但让平等紧随其后，而正义就是自由与平等两者之间的壹种动态的平衡。鉴于自由主义在历史上率先出现并成为主流思潮，占据优势地位，晚出壹点的社会民主主义，虽然在原理上也承认自由价值的优先性，但为了获得思想、学术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等地位，就不得不把重点放在平等价值的弘扬上；鉴于自由主义基本上是拥有较多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资源的精英阶级和阶层的价值观，而劳动大众和底层民众却全面处于弱势地位，为弱者代言的社会民主主义在很长时间也就着重强调平等价值而相对忽视自由价值，只有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蔚为大观的时候，才重申适用于包括底层民众在内的每个人的自由价值的优先性。

哲学家不壹定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不壹定有系统的哲学思想，但社会民主主义作为壹种经济政治社会思潮，的确具有自己的哲学基础和哲学资源，这从壹些着名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如伯恩施坦、考茨基、饶勒斯、阿德勒、西德尼·韦伯、罗素、拉斯基、杜威、张君劢、张东逊、罗隆基、坦尼鲍姆、加尔布雷思、缪尔达尔、熊彼特、勃兰特、帕尔默、阿玛蒂亚·森、斯蒂格勒、詹姆斯·米德、吉登斯、皮卡迪等等的着述，都可以看出来。本书对社会民主主义哲学思想的表述，并不是对这些思想家们的哲学思想的系统的学术梳理和总结，这将是壹项洋洋百万言的专题研究的任务，但本书站在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思潮之间表述的这些哲学思想，应该说具有某种结构性的优势和方位上的准确性，这些思想将会被贯穿到后面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的论述之中。

社会民主主义哲学、劳动哲学和劳动文化

壹、社会民主主义哲学与劳动哲学

社会民主主义哲学是从劳动者视角出发建立的人性观、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我们进壹步可以把这样壹种哲学称之为劳动哲学或劳工哲学。劳动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上升到人性观、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劳动哲学。是广义的劳动哲学，它着重研究劳动的本质和功能、劳动者的本质和特征、劳动与人性、劳动与人权、劳动与价值、劳动在社会分工和合作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劳动者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劳动异化和劳动解放、劳动与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等壹般的问题；狭义的劳动哲学，是介于最抽象的哲学世界观（包括存在论、人性论、价值论、认识论）与具体的劳动科学（如劳动关系学、劳动经济学、劳动社会学、劳动政治学、劳动伦理学、劳动心理学、劳动美学、劳动教育学、劳动法学等等）之间的壹门中介哲学、部门哲学，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位置相当于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管理哲学、科技哲学、道德哲学、艺术哲学等等哲学分支学科的位置；它在广义劳动哲学的基础上，进壹步探讨劳动与产权、劳动与资本、劳动与管理、劳动与科技、劳动与政治、劳动与社会、劳动与文化、劳动分工与劳动协作、工会运动与合作运动等等的相互关系。

二、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劳工文化）

在人类文化体系及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帝王文化、贵族文化、暴力和战争文化、政治和权力文化、财富和资本文化长期占据统治和主导地位，虽然有壹部分知识分子力图代言劳动者，虽然劳动者也分散地、自发地创造出壹些文化产品，但劳动文化在整个社会的文化结构和文化生活中壹直处于弱势地位，而且本身被框定和禁锢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之下而得不到独立自由的发展。直到近代以来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劳动文化才真正浮出历史的水面。

回顾历史，最初，劳动与文化两者处于原始的统壹之中，但也包含了对立的萌芽，主要表现在少数劳动者的精神发展和文化创造要求与原始劳动共同体之间的矛盾；随着社会分工、私有制和阶级对立的出现，劳动与文化处于尖锐的对立和冲突之中，但这种对立也不是绝对的对立，两者之间仍然具有统壹的壹面，主要表现是劳动和劳动者仍然拥有对文化的需求，而文化和文化人也仍然在通过壹些有限的途径反哺劳动。在这壹艰难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劳动与文化重新得到统壹的、合二为壹的要求，出现了劳动文化化和文化劳动化的趋势，于是，“文化劳动”与“劳动文化”的意识和概念也就应运而生了。

所谓文化劳动，就是劳动的文化化或向文化的提升，是壹种具有较高文化含量和文化水平的劳动，也就是具有较高主动性、积极性、精神性、创造性、自我实现和自我享受性质的劳动，是与简单劳动相对而言的復杂劳动，与体力劳动相对而言的智力劳动，与异化劳动相对而言的自主劳动，与谋生劳动相对而言的自由劳动。

所谓劳动文化，是扬弃劳动与文化的对抗性冲突的另壹向度，是文化的劳动化或向劳动的回归，是壹种伸张劳动的价值和地位、伸张劳动者的尊严和权利的文化，是壹种弘扬劳动者的经济政治主体、精神文化主体和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是壹种与官僚文化、贵族文化、地主文化、资本文化等统治阶级文化相对立的劳动者和平民大众的文化，是壹种属于劳动者（of the labor）、依靠劳动者（by the labor）、为了劳动者（for the labor）的文化。有了这种文化，劳动者和工人阶级才能获得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才能形成明确的阶级意识和社会意识，才能具备与资产阶级进行经济政治博弈的文化条件。

在内容构成上，劳动文化是壹个以劳动哲学为基础和出发点的包括各种文化要素、层面和环节在内的文化结构和文化体系：

1、劳动哲学（劳工哲学意识）

劳动哲学是劳动者对世界、社会、历史、人生的基本看法，即使是壹个不识字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脑海中也壹定具有诸如此类的看法，这是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基本信念、解释、希望和理想。诚然，在千百年来阶级对抗的社会，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哲学和意识形态灌输到劳动者的头脑中去，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但是，在长期的劳动创造过程中，在长期与大自然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在长期改变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的过程中，劳动者们也积聚和形成了自己的壹些生活智慧和哲理，并通过种种民间文化形式表达出来了。劳工学者有责任把这些民间劳动哲学思想总结起来，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的劳动哲学思想体系，并且为整个劳动文化提供人性观、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基础。

2、劳工经济意识

劳工经济意识是劳动者从自身角度出发对经济生活的看法。从内容上，劳工经济意识包括劳工对经济制度、经济关系、经济发展趋势的认知、评价和愿景，与劳工对自身经济地位、经济权利、经济前途的认知、评价和愿景；从层次上，劳工经济意识包括劳工个体的经济意识和劳工阶级的经济意识。传统的劳动经济学也会顾及到劳工经济意识，但作为经济学的壹门分支学科，它更多地把劳动作为壹项客观的生产要素，研究其与其他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从方法论上忽视劳工经济行为和经济意识对于劳动经济关系的巨大的影响和作用；另壹方面，劳动经济学长期以资本及其经营管理作为经济结构中的主导要素，隐含或公开宣示资本利润最大化的价值取向，而把劳动要素仅仅看作是劳动力商品。因此，就有必要建立和发展壹门基于劳工经济意识的劳工经济学或工人经济学，从劳工立场出发重构劳动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

3、劳工政治意识

劳工政治意识是劳动者从自身角度出发对的看法。从内容上，劳工政治意识包括劳工对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发展趋势的认知、评价和愿景，与劳工对自身的政治地位、政治权利、政治前途的认知、评价和愿景；从层次上，劳工政治意识包括劳工的微观政治意识与劳工的宏观政治意识。劳工政治意识是劳工文化的重要方面，是劳动者要求提高和保障其政治权利、改造劳动政治关系和整个社会政治制度的主张和呼声。我们可以把劳工政治意识的系统表达称之为劳工政治学。

4、劳动心理（劳工心理体验）

劳动心理指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之中发生的壹般心理活动和个性心理特征。劳动者不是机器，而是具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等种种心理活动的生命体。究竟在什么样的劳动过程中，劳动者才会感到自由、愉快、心理健康、精神和谐呢？究竟需要创造什么样的劳动条件、建设什么样的劳动管理、从事什么样的劳动内容，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会充分发挥和发展起来呢？另壹方面，劳动者本身要进行壹些什么样的心理调整，才能适应客观的劳动规律和要求呢？这些都是摆在劳动者和整个人类面前的重大问题。主流的劳动心理学在美国又叫做工业与组织心理学，在英国又叫做职业心理学，在南非又叫做工业心理学，在其他壹些欧洲国家又叫做工作与组织心理学，主要研究甄选与安置、训练与发展、绩效管理、组织发展、工作生活质量、劳动效率与劳动健康等问题，基本上是站在资方的立场上研究劳动心理，因此，作为劳工文化之重要方面的劳工心理学，当然应该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为消灭病态的和异化的劳动，为劳动者的心理和精神健康，为劳动者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5、劳动伦理（劳工道德意识）

劳动是维系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绝对基础，因此，尊重劳动是人类的壹项首要的美德和道德命令，勤劳敬业和勇敢创造成为第壹项劳动伦理；劳动过程是壹群人乃至无数人的分工协作，因此，公平竞争与互助合作就成为第二项劳动伦理；劳动既是谋生手段，又是发展自己体力和智力、天赋和才能的基本途径，因此，自食其力与自我实现就成为第三项劳动伦理；当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运用暴力、欺诈等种种手段肆意剥夺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和权利、破坏了上述三项基本劳动伦理时，那么，反抗压迫和剥削，追求自由、平等和公正，就成为第四项劳动伦理。劳动伦理或劳工道德意识也是劳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者如果缺乏自己的劳动伦理，就只能接受权力伦理或资本伦理的支配和奴役。劳工伦理学，作为壹门系统发展起来的人文科学，要总结和提升民间劳动伦理，倡导更为先进的劳动伦理，为劳动者的解放事业提供强有力的道德支持。

6、劳动美学（劳工审美意识）

劳动审美是劳动者阶级在漫长劳动过程中形成的审美需求、审美能力、审美趣味、审美观念和审美标准的总和，劳动美学是研究劳动与审美关系的壹门学科。关于劳动审美，马克思的精辟论述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首先，劳动过程作为人类自由自觉的类活动，壹开始就具有壹定的审美属性，人类按照美的规律来生产，也就是人类既按照自然界的规律性又按照自己的目的性进行生产，并且使两者达成壹种奇妙的统壹，这种奇妙的统壹就是美的；第二，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这种对象化的过程和结果中，人可以直观到自己的本质力量，从而产生壹种自我确证和自我享受，而这正是壹种最本质的美感享受；第三，正是通过漫长劳动过程的改造，人的五官感觉由自然的器官变成了人化的器官，变成了灵巧的四肢、能观赏美景的眼睛和能欣赏音乐的耳朵，等等。正是在长期劳动审美的历史过程的基础上，作为壹门人文学科的劳动美学才得以形成和发展起来。

7、劳动文学（劳工文学）

劳动文学首先是劳动者在漫长劳动过程中用文字形式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包括神话、传说、寓言、童话、民谣、民谚、诗歌、小说、散文等等，近现代以来，诗歌、小说、散文成为劳动文学的主要表现形式。在劳动文学中，劳动者的审美意识、审美需要、审美能力、审美趣味、审美观念等等，得到了集中的表现和表达。在草根劳动者原创性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壹部分知识分子加入了劳动文学的创作队伍，产生了哈代、高尔基、斯坦贝克、肖洛霍夫，产生了劳动文学的巨匠。

8、劳动艺术（劳工艺术）

劳动艺术首先是劳动者在漫长劳动过程中以视听形式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包括音乐、舞蹈、凋塑、绘画、曲艺、工艺、相声、小品、戏剧、电影等等，近现代以来，尤以音乐、绘画、戏剧、电影成为劳动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正是在草根性劳动艺术作品的感召下，壹部分知识分子也加入了劳动艺术的创作队伍，出现了卓别林、奥尼尔、布莱希特、柯勒惠支，出现了创造劳动艺术的大师。

9、劳工文化传播

劳工文化产生以后，必然要通过各种媒介、媒体、手段、工具、通道、渠道在劳动者内部和整个社会范围内得到传播。从前，由于报纸、出版、广播、电视等主要的传播媒介掌握在少数人手裏，劳动者要进入其中门槛太高，因此，劳动文化作品就只能够得到壹些零散的传播，甚至很多优秀的作品因此而失传了。互联网和多媒体的革命正在改变这壹切。现在，受过中等文化教育的劳动者，也能熟练地掌握手机、电脑、照相机、摄像机，会制作各种各样的数字产品，通过网络社区、博客、微博、微信向整个社会乃至向全世界传播。这就为劳动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壹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劳动者及其知识分子代言人应认真研究这壹新情况，抓住新的机遇，为劳动文化的传播打开最为广阔的通道。

劳动文化学（劳工文化学）作为壹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紧紧抓住劳动的精神性、主体性、主观性方面，依据壹定的哲学价值观，立足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把劳工意识和劳工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整合起来，形成壹个具有强烈价值取向的劳工文化体系。

第二章 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学

自由主义、原典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各有自己的经济理论，社会民主主义也有自己的经济理论，其主要的范畴是“社会人的竞争合作”、“社会个人所有制”、“劳工经济”和“社会市场经济”。

社会人的竞争合作

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预设

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预设是经济人之间的完全竞争。

首先，古典自由主义、新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共享“经济人”或“理性自利者”假设，斯密在《国富论》中对这壹假设给予了最初的表述：“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对他们有好处。”这个假设包含以下几个层面的含义：

1、每个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并且力图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主体：土地所有者追求地租的最大化、企业主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劳动者追求工资的最大化，其他经济主体如消费者、自耕农和手工业生产者、自由职业者、文化人、政府官员，也无不利用手中的资源，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他们的区别只在于行为的方式和结果上，而不在行为的动机和动力上。

2、每个人都是壹个独立的个体，享有平等的经济权利并对自己的经济行为负责任，而每个人都具有平等的自然权利这个前提，就事先限定了个人权利的边界，在这个边界内个人是完全自由的，越出这个边界侵犯别人的权利和利益则是不被允许的。

3、每个人都是有理性的，本质上都能够成为理性的自利者，如果损人利己，通过侵害他人而得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那只能取得眼前的和短期的成功，长期来说，会出现两种不利的结果：壹是因为受到他人强有力的反击而被迫把自己侵吞得来的利益吐回去，二是所有人或很多人像狼壹样长期相互争斗，最终同归于尽，自己和其他人壹起陷入毁灭。

4、经济人、经济实体和经济领域本质上具有非政治性、非道德性、非意识形态性，在社会分工体系中，完成财富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功能，对内遵循投入产出、成本收益法则，对外适应价格机制，形成壹个自身完整的、独立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经济领域，经济人和经济实体可以在经济生活的边界之外，在工作和职业生活之外，成为教堂的礼拜者，成为家庭生活和社区生活中的道德楷模，成为艺术品的收藏家，成为慷慨捐赠的慈善家，但是在经济活动中则只遵循效率和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而拒绝来自外部的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

由上述具有自利性、独立自主性、理性、非政治非道德性的经济人组成的经济世界，就是壹个完全竞争市场或纯粹竞争市场，在这裏，存在着非常多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和数不清的消费者和购买者，任壹卖者和买者对于商品或劳务的价格均不能控制，买卖双方对价格都无影响力，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 产品价格只能随供求关系而定，企业的任意提价或降价行为，都会招致对本企业产品需求的骤减或利润的不必要流失。

从理论上说，完全竞争市场相对于非完全竞争市场，更能够促进微观经济的高效率运行，更能够促进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更能够促进消费需求满足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其他经济学流派很快就发现和指出了完全市场竞争预设和模型的缺陷：

1、在现实经济实践中，即使存在着大量小企业的竞争，市场中的商品价格仍然可能相对较高，这是因为小企业不能进行规模生产，生产成本高，小企业也无力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生产的效率难以有较大的提高。

2、完全竞争市场也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因为无数小企业在技术进步和外来干扰的冲击下很容易在竞争中失败，在它们被迫退出市场时，其具有专用性的设备与劳动力在仍然可以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也被迫停止使用。

3、完全竞争市场中完整信息和知识的假设是不现实的，在壹般情况下，生产者对其市场地位、发展方向以及影响市场的各种因素的信息和知识，都不可能完整掌握，消费者也不可能全面掌握特定市场上全部产品的价格、品质等方面的情况。

4、最重要的是，完全竞争壹定会形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形成不平等的、等级固化的经济结构，但自由主义者虽然正确地提出政治领域的无赖假定，主张把权力关进笼子，却无视经济领域的人性之恶，无视资本和财富集中对自由、平等和正义所带来的危害。

总之，完全竞争市场只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壹种理论假设，是他们进行经济分析的壹种手段和方法，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它只在壹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近似地出现过，如果把它当成壹个普遍模型的话，其实也是壹个与共产主义乌托邦相反的另类乌托邦构想。

二、共产主义经济学的基本预设

针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预设，共产主义经济学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理论预设，即道德人假设和非竞争完全合作模型。在共产主义者看来，奴隶经济也好，封建经济也好，市场经济也好，资本主义经济也好，都是有产者剥削无产者的阶级的压迫经济、弱肉强食的丛林经济，唯壹、真正自由平等的经济只能是消灭了私有制和市场竞争的共产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其基本的逻辑和历史前提是，无私、利他的道德人取代自私、利己的经济人，完全合作取代完全竞争，道德人的联合体取代经济人的市场，按劳分配取代按资分配，直至按需分配取代按劳分配。

三、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的基本预设

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对经济主体和经济领域性质的基本预设，处于自由主义的经济人假设和完全竞争模型与共产主义的道德人假设和完全合作模型之间，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社会人假设和竞争合作模型。

相对经济人和道德人而言，社会人具有如下四个特征：

1、社会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往往止于合理和满意的程度，并不壹定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进入到竞争性市场经济之中的人，作为壹个经济主体，主要的动机当然是获取较多的经济利益（地租、利润、工资），但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他们往往以达到相对的、自己感到满意的利益为限，并不追求最大的利益：壹是在人们内在的需求结构中，并不只有生存、积蓄、致富、享乐层面的物质性需求，还有尊重、友爱、创造、自我实现层面的精神性需求，当人们追求壹种经济利益，会冒着失去尊重和友爱的危险，或必须付出牺牲自己的创造性和自我实现机会的代价时，他们很可能会降低对于经济利益的期望值，而倾向于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并有时间和条件去满足自己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不是片面地追求财富量的增加，而是追求生活质量，或者壹种叫做“幸福”的价值；二是在客观的外部社会环境中，当竞争主体都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时，由于“最大化”缺乏客观尺度而取决于主观评价，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壹些强有力的人剥夺弱小的人，或者发生强者之间同归于尽的“火并”和 “撞车”，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交易系统的“堵塞”乃至“瘫痪”，并且进壹步引来最强者对整个市场的垄断和管制，导致壹种充斥奴役和压迫的统制经济，使大多数人的利益非但得不到最大化，毋宁趋向于最小化。恰恰是有节制地追求较大利益的、既竞争又合作的经济行为，能够从根本上避免这种最坏情况的出现，并推动市场经济朝向更加自由、平等和公正的方向发展。

2、社会人是与其他人处于相互作用之中的相对自由和独立的个体。社会人不是抽象的个体，不是孤立的原子或单子。不是说每个人都画壹个圆圈，圈裏是自己的，圈外是别人的；社会人不仅是相互依存的，而且是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首先，在时间的、纵向的、历史的维度上，每个人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父母和祖先那裏繁衍下来的，身上带着父母和祖先的血液和基因，而每个人又成为后代人的父母和祖先，与此同时，每个人又都是接受、吸收、消化壹系列历史所提供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源而长大成人的；其次，在空间的、横向的、社会的维度上，每个人都受到社会环境的积极或消极的、有利或不利的影响，都是社会关系之网上的节点，都依次成为家庭、宗族、社区、阶层、阶级、社团、民族、国家等社群的成员。这是壹种我中有妳、妳中有我的关系。当然，每个人永远是壹个特殊的个体，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原创者、发起者、推动者，没有任何壹种力量能够取代个人的这种地位和作用，但个人的自由和独立的确也是相对的和有限的，不可能有绝对的、无限的自由和独立。

3、社会人只具有有限理性，同时也具有非理性。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这是启蒙运动所确立的壹个基本信念。自由主义经济学及其经济人假设显然是建立在这壹信念基础之上的。然而，从叔本华、尼采，到存在主义、生命哲学和精神分析学，却几乎颠复了理性人的假说。首先，人只具有有限的信息、知识、智力、理性能力，他们还可能经常处于盲目、无知、短视、偏见、贪婪、恐惧、嫉妒、病态、精神错乱乃至疯狂的状态；其次，人性固然具有真善美的基因和倾向，同时也具有假丑恶的基因和倾向。种种非理性内驱力会经常突破个人理性和社会规则的禁忌和压制，而表现为带有攻击性、破坏性的行为。那么，当这些具有种种理性和人性缺陷的人进入市场竞争之中时，怎么可能自然而然地保障经济生活的顺畅而和谐的运行？怎么可能出现自由、平等和公正的经济秩序？怎么可能自动地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只有正视人的理性局限性和非理性的事实，才不会壹厢情愿地把希望寄托在理性人的假设上，而是诉诸于有限理性之间、非理性之间的相互制衡上，也就说，意识到了自己的有限理性和非理性的人们，基于自省、自制、自我批判和自我约束，达成关于合理的经济秩序的基本共识、契约、习俗、道德、法律，以客观化的、普遍化的制度规则来约束每壹个人的经济行为。

4、社会人具有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把社会生活划分为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领域，这是科学分析和学科分工的必要条件，但在实际上，它们并不是三个互不相干的领域，它们彼此之间有无数条进进出出的通道，源源不断地相互交流和相互作用，只不过经济属性、政治属性、文化属性分别在不同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而已。经济人、经济主体（如资本家、工人、雇主、雇员）也具有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正如政治人、政治主体（如政治家、公务员）也具有经济属性和文化属性，文化人、文化主体（如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宗教家）也具有经济属性和政治属性。每个人都同时具有经济属性、政治属性、文化属性，区别只在于比重不壹样；经济主体是带着壹定的价值取向、政治倾向、宗教信仰、道德信念、审美趣味等等进入经济竞争过程中的，它们壹定会影响投资、经营、管理和劳动的态度和方式，对投入产出和成本收益的计算，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运用，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土地、资本、劳动、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市场供求关系，对利润水平、工资水平、就业水平的确定，壹句话，对所有的经济指标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自由主义的经济人假设，摒弃经济主体的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使之成为赤裸裸的“经济机器”或“经济动物”，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在实践上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仅仅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们展开经济竞争时，在没有制度和道德约束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剥削，以及强者之间的对抗，这会导致两种结果，壹是整个经济体系出现短路、堵塞和瘫痪，二是为了免于同归于尽，会出现壹些最强者对整个市场和经济体系实行强制和管制，形成统制主义、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经济体制，使自由、平等、公正的市场经济理想化为泡影。

与社会人假设相匹配的是竞争合作模型，即竞争性合作或合作性竞争模型。更加接近真实的经济状况的，并不是完全竞争假设，也不是完全合作假设，而是非完全竞争假设和非完全合作假设，即使是自由主义经济学也不得不承认，垄断竞争和寡头竞争，相比完全竞争和完全合作，在经济生活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垄断这个词，在很多人心目中是壹个贬义词，其实，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垄断在大多数情况下无非是“集中”、“合并”、“资源整合”、“规模经济”的意思，甚至可以带有“联合”、“协作”、“经济合作”的褒义，与竞争是可以统壹的：

1、垄断来自于竞争，非完全竞争来自于完全竞争。市场经济的早期阶段，接近于完全竞争，无数凭着小笔资本起家的企业蜂拥而出，然后沿着个人和家族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方向由小到大发展起来。竞争必有输赢，壹些小企业破产了，壹些小企业勉强维持现状，另壹些小企业，由于兼并了资本、劳动、技术、管理人才、市场份额而变大了，这是壹种自然而必然的发展趋势，相反，停留在分散的、无限多元的、完全竞争的状态，反而是违背逻辑和历史规律的。

2、大企业具有小企业所不具备的规模经济优势，在市场上可以获得大规模购置原料、厂房、设备以及轻易得到贷款和社会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机会和价格优惠，从而大幅度降低产品的成本，也可以降低物流和销售的成本，使长期平均成本不断下降；另壹方面，在大企业内部可以实行广泛而精细的分工，得到亚当•斯密所描述的那种分工带来的倍增效应，从而大幅度增加产出。这壹增壹减产生的优势，是小企业和完全竞争不可能具备的。

3、大企业的利润水平和利润总量较高，有足够的资金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和设备，或者进行新产品的研发，获得自主知识产权和专利权，而知识产权和专利权在壹定期限内的排他性使用，可以使企业获得超额利润或自然垄断利润，这也是小企业很难做到的。据加尔布雷思的说法，美国几百家大企业贡献了绝大部分的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壹个直接的后果是增加了产品数量、提高了产品的质量，能够满足消费者更大量的需求与更丰富的偏好。

4、大企业管理团队的人才优势和集体决策模式，可以获得更多的市场信息，并据此做出较为科学的决策，从而避免小企业老板独裁制所固有的信息短缺和盲目决策的弱点，降低长期平均管理成本。

5、大企业比小企业雇佣大量的员工，面对庞大的消费者，与社区和政府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固然在历史上曾经出现了大企业在社会上独断专行、横行霸道的案例，但更多的案例表明，大企业比小企业更有愿望也更有能力承担对于劳动者和公众的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而在其拒不承担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情况下，会成为社会和公众大规模、低成本、高效力监督和反制的对象，并且引发制度性条件的改革和变迁。

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在确认自由主义的经济人完全竞争假设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吸收了共产主义经济学的道德人完全合作假设的合理成分，从而形成了扬两者之长弃两者之短的社会人竞争合作假设。总的来说，社会人的竞争合作，是壹种合作博弈或正和博弈，是竞争性的合作或合作性的竞争，比经济人的完全竞争和道德人的完全合作两个极端，具有更大的普适性和更强的生命力。

社会人竞争合作假设能够更好地解释市场经济中普遍出现的联合、合作、规模经营、民主治理等经济现象。

首先是资本要素之间的联合、合作、规模经营和民主治理，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大企业、跨国企业的出现就是明证。

其次是劳动要素之间的联合、合作、规模经营和民主治理，企业工会、行业工会、地区工会、全国和国际工会的出现就是明证。

再次是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之间的联合、合作、规模经营和民主治理，集体谈判、参与管理、员工持股、利润共享、劳资共和的出现就是明证。

社会民主主义之所以不害怕甚至欢迎不完全竞争、垄断竞争、规模经济，是因为资本的联合也为劳动的联合准备了条件。工会，作为劳动的联合，跟资本的联合壹样，也是壹种不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和规模经济现象；工会具有壹定的垄断性，但它是资本的垄断性的必然对应物，没有工会的垄断，就无法制衡资本的垄断，就无法形成市场经济本质上要求的力量均衡的的劳资关系；工会，只是劳动在壹定范围的联合，跟资本在壹定范围的联合壹样，也是壹种垄断性竞争和竞争性垄断，是市场经济基本构架的组成部分，与完全垄断的统制经济和计划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

公有制、私有制和社会个人所有制

对于所有的经济学流派而言，所有制或产权制度问题，都是壹个绕不过去的核心和关键问题。所谓所有制，就是包括土地、生产工具、劳动力、管理和科技等生产要素归谁所有的制度安排，是人们在劳动、生产、经营过程中结成的壹种首要的“经济关系”，它决定了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产品的交换方式和产品的分配方式。过去我们对所有制的理解，局限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或财产所有制，是指对生产要素中“物”的因素的占有、支配、使用、收益和处置；至于生产要素中“人”的因素，包括人的体力、智力、技能、知识、组织和管理才能等，则没有作为壹种“财产”、“财富”，作为壹种占有的对象来理解。所有制，应该是指生产要素所有制，而不仅仅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它不仅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而且包括人的生产能力的所有制。

所有制有三种基本类型：第壹种是个体所有制、个人所有制、私有制，第二种是群体所有制、社会所有制、公有制，第三种是作为前两种某种形式的结合的公私兼顾所有制，或社会个人所有制。

壹、自由主义经济学对私有制和私有财产的片面强调

从经济人假设出发，自由主义经济学自然会不遗余力地强调私有制和私有财产的重要性，而经济人假设本身又来自于更为基本的人性假设，那就是每个人首先是壹个生物体和生命体，必须与自然界进行不间断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个性、个体性、独立自主性是人的最重要的本性，由此两点，就确立了人们与生俱来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私有财产权就内在地包含在这三项基本人权之中：它是生命权的延伸和实现，它是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的物质和经济保障；它为个人的存在和发展构筑起壹个坚固的堡垒，没有它的保护，个人的生命、自由和幸福就会像风中之烛壹样，随时被吹灭。

由此继续推论，私有财产权还具有如下属性：

壹是神圣不可侵犯性，所谓我有壹间破房子，“风能进，与能进，国王不能进！”

二是普遍性和兼容性，从原理上说，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不可剥夺的私有财产权。

三是财产实际占有量上的差别性，只要符合获得的正义和转让的正义，只要不是用偷盗、抢劫等不正当手段获得的，或用强迫、欺骗方式进行转让和交易的，而是通过自己的劳动、生产、经营获得的，或者通过合法的遗传和自愿的馈赠得到的，数量上的差距不仅是被允许的，而且是值得鼓励的。

四是相对于公有财产权的本源性和优先性，也就是说，虽然最低限度的公有财产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但是第壹，公有财产来源于部分私有财产权的转让和让渡，个人仍然是公有财产的终极所有者；第二，公有财产只能占社会财富总量的壹小部分；第三，公有财产的使用、运营和分配要接受作为公民的私有财产者的民主监督和控制。

二、共产主义经济学对公有制和公有财产的片面强调

从道德人假设出发，共产主义经济学提出了壹种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完全对立的所有制理论，认为原始社会本来是血缘氏族范围内的共产主义公有制，由于生产力、分工、交换、个人私欲等各方面的原因，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私有制在壹定历史时期固然促进了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但它本身是潜在的人性恶的大爆发，就像恩格斯所说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下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私有制产生了阶级分化、阶级对立、阶级剥削、阶级统治，带来了人性的异化、劳动的异化、经济的异化、政治的异化、文化的异化，壹句话，私有制成了万恶之源。在它的最高阶段即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力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达到了私有制的外壳再也容纳不了的地步，资本主义私有制就会被炸毁，剥夺者就会被剥夺，公有制就会在全社会、全人类范围内，在生产力和物质财富高度发展的历史基础上得到实现。

公有财产权的性质可以归纳如下：

壹是神圣不可侵犯性，而私有制和私有财产则是应该被消灭的。

二是平等性，每个人都无差别地是公有财产的主人。

三是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不能够量化到个人身上。

四是道德性和利益壹致性，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小我与大我融为壹体。

三、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对私有制和公有制二元对立的综合和扬弃

自由主义的私有制模型和共产主义的公有制模型看起来是绝对对立的，它们都自诩为完善的产权制度，同时指对方为虚构的、不可行的甚至是邪恶的。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则努力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建立自己的所有制理论。

1、私有制与公有制并不是绝对对立的，纯粹的私有制社会和纯粹的公有制社会都是不存在的

在原始的公有制社会中，其实也包含私有制的因素，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就不用说了，即使是生产资料和人身的某种程度的个人所有也是存在的，比如对常用生产工具的个人占有、保管和使用，对自己身体的修饰、标记和美化；未来高度发达的非经济社会和自由社会，物质生产资料甚至通用性知识生产资料，也许真的能够并且必须实行共同所有，但人本身的个性、才能、创意、发现、发明、兴趣、爱好、理性、情感和意誌等等内在的精神财富，却只能并且必须保持私有或个人所有。

在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公有制和公共财产也是大量存在的，某些具有自然完整性、连续性和不可分割性的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是不可能被私有化的，诸如森林、河流、高山、沙漠、冰川、湖泊、海洋、天空、地下矿藏等等，只能归全社群、全社会甚至全人类所有；壹些家族、村庄、地方社群，都拥有公田、公地、公共建筑和公益基金；大型水利设施、道路交通、国防工程等基础设施，只能由国家兴建并拥有，以提供私人提供不了的公共产品；政府还拥有全国的赋税，用以提供壹些最基本的、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务；精神文化产品，过了壹定的着作权保护期，就归全社会以至全人类所有了。其中，有的公有财产是从私有财产转化而来的，有的公有财产本身不能归结于、量化为私有财产，它们是所有个人以社会成员身份无差别地共同占有的财产，其经营和利用的成果，应该按照平等的、民主的原则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不管是哪壹种情况，它们都是私有财产的必要补充。

2、私有制和公有制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私有制转化为公有制的情况有，个人捐赠转化为公益基金，个人和企业纳税转化为国家财政收入，由个人财产形成的法人财产权（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由个人合资和合力形成的合作社和股份合作企业，等等。

公有制转化为私有制的情况比较復杂。壹种比较简单的情况是公有企业依照法律程序解体、拍卖、改制为私营企业，国家收回现金而出卖产权，这在民主国家是常见的和规范化操作的。比较復杂的是，壹个血缘群体征服另壹个血缘群体，被征服者的土地、财产和人民，壹部分收归为征服者群体的公有财产，壹部分成为首领和勇士的私有财产，奴隶制就是这么产生的；壹个民族或国家征服另壹个民族或国家，暴力征服者集团按军功分配被征服者的土地、财产和人民，这就是所谓封建制和农奴制。最復杂的是极权专制国家裏出现的公有财产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的私有化现象，这是壹个暴力集团在以人民的名义、动员和组织人民夺取了天下、建立了政权以后，由于这个政权对人民和社会实行全面和严厉的统治，而不受人民和社会的任何监督和制约，就使得全体人民和整个社会的财产实际上成为这个暴力政权所霸占的私产，这种所有制由于其不是基于获得和转让的正义而建立的，不是基于劳动、生产、经营而建立的，而是凭借暴力、杀戮、恐怖、掠夺、欺诈、谎言而建立的，实际上已经不是自由主义意义上的私有制，而只能称之为暴力霸占制。

暴力集团霸占制，既不是壹种优良的个体所有制和私有制，也不是壹种优良的群体所有制和公有制，而是壹种运用暴力和欺诈掠夺和骗取人民劳动生产经营成果的恶劣的、极端的、损人利己的个体所有制，它恰好是通过裹挟、欺骗、绑架、操纵处于蒙昧、野蛮、封闭、僵化状态的群体来实现的，是通过在群体内建立壹种奴役等级、极权专制制度来实现的，这样，由少数恶劣个人所组成的暴力集团就能够把公有财产化为私有，以人民的、群体的、社会的天然代表的名义，获得人民、群体、社会所奉献的财富。奴隶制、农奴制、国王封建专制、皇权官僚专制、军阀专制、元首独裁、壹党专政等等，都是恶劣的个体所有制和没有民主制衡的、恶劣的群体所有制二者所形成的壹种互补结构，在这种互补结构中，真正优良的个体所有制和私有制，如自耕农所有制、工商小业主制，与真正优良的群体所有制和公有制，如互助合作制，都不能得到自由的发展，而只能在古代世界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和缓慢地发展。

对此我们可以更深入地分析如下：

（1）群体所有制、公有制并不壹开始就具有优良的、公平正义的性质，因为群体壹开始并不是由自由而平等的个人组成的，而是由壹些无个性的、不自由的、弱小的、高度同质化的个人所组成的。原始公有制并非出于人们高尚的道德和优良的品性，而是出于生存的必然性和强制性，是因为最初的人类如果不能依照血缘关系结成紧密的共同体，就会被周围比他们强大得多的动物所消灭。原始人不是没有恶性，只不过在血缘共同体内部得到抑制并在与其他血缘共同体的斗争中得到释放。氏族的战争和兼并与生产的分工和交换，冲破了血缘共同体的限制，形成了更大范围的地方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但这些共同体大都是按照等级专制制度建立起来的，在共同体的顶端，高踞着少数拥有暴力和专制权力并控制整个共同体的统治者，他们至少能够把相当壹部分公有财产化为私有。没有民主，就没有真正的公有制，而只有劣质的、异化的、虚伪的公有制，并且会转变为极其恶劣的私有制，即权贵私有制。

（2）个体所有制、私有制也不是壹开始就具有优良的、公平正义的性质，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和个体能力的弱小，大部分个人还不能依靠自己自由而平等的劳动、生产和经营活动获得私有财产，倒是有壹部分强悍的个体，在利益和财产更大化和最大化欲望的驱使下，猛烈释放人性之恶，用非生产性、非创造性、攻击性、霸占性的方式获得大量的物质财富。恶劣的私有制与劣质的公有制形成壹种相互产生的关系。

（3）优良的个体所有制和私有制是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但它壹旦产生，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道理很简单，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毕竟依靠人们的劳动、生产和经营，战争、劫掠、盗窃、诈骗等等，只是转移财富，而不能创造财富。壹些优良的个人还能在壹定范围内形成优良的共同体，产生优良的公有制，反过来强化个体的力量。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就是优良的私有制和优良公有制不断壮大并不断削弱恶劣的私有制和恶劣的公有制的漫长历程。

3、社会个人所有制是优良私有制和优良公有制的结合

社会个人所有制的概念，最初是由半共产主义者半社会民主主义者马克思在1861—1863年的经济学手稿中提出来的。这个概念不是他偶然提出来的，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就强调共产主义不能仅仅理解为占有和享受，而是人以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在1846年的《德意誌意识形态》中，他指出现实的个人有壹个从片面到全面、从低级到高级、从狭隘性和地域性到世界历史性和普遍性、从利己主义或自我牺牲到扬弃利己主义和自我牺牲的对立的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私有制”的思想。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壹切人的自由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构想。在《资本论》中，他又提出“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思想。马克思这些思想包含着社会民主主义甚至自由主义的合理成分，但由于他没有细致地区别优良私有制与恶劣私有制、优良公有制与恶劣公有制，壹方面完全忽视了优良私有制的正当合理性与恶劣公有制存在可能性，另壹方面幻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壹举消灭恶劣的私有制并建立完全优良的公有制，这些劣质思想被列斯毛主义所继承，引发了20世纪壹场残酷而荒诞的共产主义实践，产生了大规模的、极其严重的历史灾难。

必须在综合优良私有制和优良公有制与防止恶劣私有制和恶劣公有制以及二者苟合的前提下，重新解释社会个人所有制：

（1）社会个人所有制首先是指在整个社会范围内优良私有制与优良公有制的互补结构，在广大的微观经济领域，适合于优良私有制，在宏观和公共经济领域，适合于优良公有制，在数量上以优良私有制为主，以优良公有制为辅。

这裏所说的优良私有制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壹是正当性，符合持有正义（获得正义、转让正义、矫正正义）原则，即排除暴力和欺诈而以诚信劳动、生产、经营作为产权形成和交易的唯壹准则；二是普遍性，不是只限于少数人的、阶级对立的、特殊的私有制，而是适用于所有人的、非阶级对立的、普遍的私有制，所有的无产者都能成为有产者，所有的劳动者都能成为资本所有者。社会民主主义绝不否定优良的私有制，相反，它比自由主义更加主张优良私有制的普遍化。

自由主义在原则和理论上也主张排斥暴力和欺诈的优良私有制，但由于它忽视事实上存在的恶劣私有制，否认少数人凭借其对企业财产权、经营管理权和分配权的垄断而引起的剥削和压迫，就很难逾越其阶级限制即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和狭隘性，而走向普遍的优良私有制。社会民主主义不仅鼓励劳动者个人获得私有产权，而且倡导反对恶劣私有制并力争普遍实现优良私有制的劳工运动和社会运动，争取更高的工资，以便能够将部分收入转化为资本；争取缩短劳动时间，以便获得更多自由时间以积累和发展劳动者的人力资本；争取以劳动者身份参与企业管理并分享企业利润；争取让劳动者持有本企业的股份或购买其他企业的股票，成为资本所有者并获得相应的利润，实现“劳者有其股”的理想。这些思想和做法都是共产主义所坚决反对的，因为它认定私有制没有优劣之分，壹切私有制在本质上都是恶劣的，是应当被彻底消灭的。

然而，不管优良私有制在整个经济领域占有多么大的比重，总有壹部分经济生活不适用于私有制，对于那些性质上无法分割的自然资源，那些个人以及企业都无力或不愿经营而社会又必须从中获得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产业，只能适用于公有制，只不过应该是壹种优良的公有制。

优良公有制具有如下基本特征：壹是共有性或民有性，公有财产原则上不应该和不可能在实体上噼分到所有个人，它是所有人共同拥有的，由民选的代表机构实际占有和运营，个体公民即使以证券形式分有公有企业股权，也是公有法人财产的壹部分，只能转让不能撤出；二是共享性或民享性，公有财产运营所产生的产品和服务，由所有人平等分享；三是共治性或民治性，公有企业和事业的运营受到议会、政府监管机构、法院、雇员或员工、新闻媒体、公众舆论、社会组织的多重监督和制约，以防止其产生内部人控制、以权谋私、化公为私，防止公有制蜕变为某种恶劣的私有制即权贵官僚私有制。

优良私有制和优良公有制完全是可以互补的：壹方面，正是优良私有制提供了优良公有制产生和发展的平臺和基础（经验表明，凡是在优良私有制普遍发达、自由而平等的经济个体占人口多数的地方，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就很普遍和发达，对公有财产的监督就很全面和严格，那裏的公有制就会成为真正的、优良的公有制；凡是在优良私有制不发达而恶劣私有制猖獗的地方，公有制就很容易沦为伪公有制、小集团私有制和权贵官僚私有制）；另壹方面，优良公有制为整个社会提供了必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从而也为优良私有制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和外部环境。

（2）在更深层次，社会个人所有制是优良私有制和优良公有制各自向对方渗透和转化，这时候，两者不仅仅是壹种并列和互补的关系，而且是我中有妳、妳中有我的关系。

优良私有制发展到壹定阶段，壹定会出现自由而平等的经济个体之间的联合，这种联合已经是壹定范围内和壹定程度上的公有制了。我们不能把“私”理解为至小无内的孤立个人，而把“公”理解为至大无外的抽象整体，所谓“公”，并不在“私”的彼岸，而是壹个“私”不断通过联合而扩展的过程，只存在壹定范围和壹定程度的公有制，不存在包罗万象和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或私有制，也就是壹定范围和程度的公有制，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具体形态：

壹是由若干私有财产所有者联合组成合伙企业和股份公司，由分散、独立的财产组成为整体的、不可分割的法人财产，在这裏，个人股权是私有的，而法人财产权就具有公有即所有股东共有的性质了，个人股东不能单独支配法人财产，而只能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等集体决策机制施加自己的影响。马克思曾把股份公司称之为资本主义在私有制范围内的自我扬弃和社会化。

二是由若干劳动力所有者联合组成工会和合作社，孤立、分散的劳动者就形成了整体的、团结互助的联合体，这些联合体拥有由会费或入社费构成的法人财产，对法人财产和劳动力的经营和交易拥有代表权和集体决策权，个别劳动者可以自由退出，但也因此而失去集体行动、集体谈判、集体交易、集体运营所带来的“溢价”和“合作剩余”。个人只能通过民主决策机制对工会和合作社施加自己的影响。

三是由董事会代表资方和股东大会、由工会委员会代表劳方和工会会员大会，更进壹步，由雇主联合会和工会联合会分别代表行业内部的劳资双方，就工资、工时、劳动条件、福利、社会保险等等涉及劳动者利益的问题进行集体谈判，这已经把企业和行业看作是壹个劳资共同体了，已经是壹种初级形态的经济民主、企业民主和产业民主了。德国的劳资共决更进壹步，在企业最高决策机构中吸收与资方代表数量相等的劳方代表，就企业所有方面的重大问题做出共同决策。

四是公众企业的出现和发展，它们不仅仅被看作是资本共同体，也不仅仅被看作是劳资共同体，而是被看作是更多“利害相关者”之间的合约，因此在企业的董事会中，不仅有劳资双方的代表，而且还吸收消费者、供应商、银行、债权人、社区和科研机构等各方面的代表，使得企业具有了相当程度的公众和公共性质。

五是社会企业的出现和发展，它们虽然由私人创建，也进行企业化经营，却不以私人盈利为直接和主要目标，而以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从经济上帮助弱势群体为直接和主要目标，其中最着名的有穆罕默德·尤努斯创立的格莱珉乡村银行，它专註于向最穷苦的孟加拉妇女提供小额贷款。帮助她们实现个体创业，数千万孟加拉妇女因此摆脱了贫困生活。这样的企业已经是真正的、优良的公有企业了。

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支持政治民主的，但通常会以私有财产权和自由经营之名，反对经济民主、企业民主、产业民主。社会民主主义成功地把劳动力所有权、人力资本所有权引入到企业产权结构之中，既保留了私有制的合理内核，又引进了经济民主、企业民主、产业民主的新内容，在私有制的主体结构中引进了公有制的成分，在微观经济领域中形成了壹种以私有制为主、以公有制为辅的新型产权制度。

与此同时，在宏观经济领域，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公有经济机构中，也可以引进私有制的成分，比如向员工、公众、社团法人、机构投资者出售和转让壹部分产权，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以私有制为辅的产权结构。

劳工经济的发展进程

自由主义经济学专註于资本经济的发展进程，在它看来，劳动只是隶属于资本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只是壹种由资本购买、使用和支配的商品，劳动力市场服从于资本市场，劳动经济学只是资本经济学的壹个分支。与此不同，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侧重于劳工经济的发展进程，侧重于研究劳动要素在全部生产要素中权重和作用的提高、劳动力商品在整个市场经济中价值和价格的提高、劳动者在整个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权益的提高。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首先是劳工经济学。

壹、劳工经济与劳工经济学

劳工经济是与资本经济相对而立的概念，举凡壹切与劳工直接相关的经济现象，诸如劳动生产率、劳动绩效、劳动价值、工资或劳动力价格、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时间、劳动条件、工会、集体谈判、罢工、劳动技能、职业教育、人力资本、劳动产权、团结经济与合作经济、贫困经济与弱势群体经济、劳动保护和劳动保险等等，都是劳工经济现象。

劳工经济学（Labor Economics），也可以叫做劳动者经济学（Economics of laborer），取其狭义，也可以叫做工人经济学（Worker Economics），与传统的劳动经济学（Labor Economics），共享同壹个词组。在学科分类中，它归入广义的劳动经济学之中，可以说是劳动经济学的壹个分支，或者壹种形态，所不同的是，传统的、占主流地位劳动经济学，大都隐含或者公开从资本、资本所有者、企业家的视角出发，把劳动、劳动者设定为壹个简单的生产和市场要素（劳动力），因此准确地说，这样的劳动经济学，其实应该叫做劳动力市场经济学（Labor market economics），而作为劳工经济学的劳动经济学，则明确地从劳工、劳动者、工人的视角出发，在价值取向、理论预设、思想资源、研究方法、逻辑构架、基本观点等等方面，与主流的劳动经济学有诸多的不同。它试图建立的是壹门属于劳动者（劳有）、依靠劳动者（劳治）、为了劳动者（劳享）的经济学（Economics of the labor,by the labor and for the labor）。狭义的劳工经济学从劳工视角研究劳工经济现象的演变，广义的劳工经济学从劳工视角研究整个市场经济的结构和发展趋势。

二、劳工经济的形态和阶段

1、劳工经济的初级形态：原子化劳动力市场和个别化劳动关系

在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的确普遍出现了原子化的劳动力市场与单个企业和单个工人建立的个别化劳动关系，无数劳动者从农村涌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彼此之间展开激烈竞争，大部分人被同样相互竞争的企业所雇佣，剩下的人或者返回农村，或者留在城裏成为失业贫民，以各种方式觅食和维持生存。古典、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正就是依据这种情况做出经济人和完全竞争市场假设的。社会民主主义劳工经济学也看到了这个历史阶段的存在，区别在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对这个阶段持肯定态度并且抽象出壹个理想模型，只需要按照这个模型去修补现实就可以了，而社会民主主义劳工经济学对这个阶段持批判态度，认为它应该被更高的发展阶段所取代。

2、劳工经济的升级形态：工会化劳动力市场和集体化劳动关系

面对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子化劳动力市场和个别化劳动关系中存在的剥削以及其他不公正的现象，马克思主义主张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建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与此不同，制度主义、工联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劳动合作主义等思想流派，则主张将市场经济和劳工经济的初级形态和阶段，上升到市场经济和劳工经济的中级形态和阶段，这就是工会化劳动力市场和集体化劳动关系阶段。在这壹阶段，劳动者不是分散地、壹个壹个地与资本或企业形成劳动关系，而是有组织地、壹伙壹伙地与资本或企业形成劳动关系，就劳动力价格和其他劳动条件与资方或企业进行集体性讨价还价，以组织对组织，以劳动力的壹定范围和程度的垄断抗衡资本对企业财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分配权的垄断，以劳动力集体定价机制取代劳动力个别定价机制的主导地位，以工会化劳动力市场和集体化劳动关系取代原子化劳动力市场和个别化劳动关系的主导地位。

3、劳工经济的高级形态：工人参与、劳资共决与人力资本、劳动产权

在工会化劳动力市场和集体化劳动关系中，资本与劳动这两个生产要素彼此之间还是壹种外在的关系，只不过共处于企业、行业和市场的共同体之中。它们之间的对立还大于它们之间的合作，它们之间的博弈兼有对抗博弈、零和博弈与合作博弈、正和博弈的成分，并且前者还占有优势。劳工经济的高级形态，是在经营管理层面表现为工人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甚至实行劳资共决，在产权层面表现为人力资本和劳动产权的形成，即劳动者也成为所有者，在这裏，资本与劳动之间已经形成壹种内在的、彼此渗透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合作大于它们之间的对立，它们之间的合作博弈、正和博弈成分大于它们之间的对抗博弈、零和博弈成分。

4、劳工经济的特殊形态：团结互助合作经济

在市场经济2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除了上述三种劳工经济形态外，还壹直存在着劳动者的团结互助合作经济，这是劳动要素控制和雇佣资本要素的经济，是劳动者以民主方式独立自主地进行生产、经营、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经济，是壹人壹票的民主自治原则在经济领域的实现，是相当壹部分人的社会主义经济理想的原型。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工运动壹直以工会运动为主流，但合作社运动也是其不可忽视的支流。按其本质而言，团结互助合作经济应该是最高级的劳工经济形态，但由于壹直未能得到长足的发展，而且也不好说它在将来壹定会成为劳工经济的主要形态，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劳工经济的特殊形态。

5、劳工经济的宏观延展形态：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与社会再分配

在劳工经济的第二阶段即工会化劳动力市场和集体化劳动关系阶段，对于劳工有利的、积极的制度要素出现并发挥作用了，工会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等等壹系列保护劳工权益的法律相继出臺，政府和法院也会做出比较公正的仲裁和判决；在劳工经济的高级阶段，工人和工会也得到了关于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劳资共决、利润分享、职工持股等等方面的政策和法律的支持。除了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的国家干预外，各民主国家在行政层面，由政府制定和实施了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社会再分配政策。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包括积极的劳动力需求政策、供给政策、中介政策、就业保护政策和价格保护政策，引导和干预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使之发生有利于劳动者权益的变化。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实施与国家在整个社会层面上进行的第二次分配，进壹步增加了劳工的经济收入、改善了劳工的经济状况、提升了劳工的经济权益，并因此而缓和了劳资矛盾、缩小了贫富差距，这两个方面的成果，又反过来加强了劳工的劳动力市场主体和市场经济主体的地位和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把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和社会再分配，称之为劳工经济的延伸和扩展形态。

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

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经济模型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模型则是“社会市场经济”。如果说，原子化劳动力市场和个别化劳动关系构成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体系和模型的壹部分的话，那么，劳工运动的推动，工会化劳动力市场和集体化劳动关系的实现，以及工人参与管理、劳资共决、人力资本、劳动产权等劳工经济形式的出现，就把整个市场经济提升到了“社会市场经济”阶段；这些劳工经济形态不是否定了市场经济，而是使市场经济达到了更高的发展水平。社会市场经济继承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合理内核，纠正了其不合理的部分，使市场经济变得更为公正合理了。

壹、社会市场经济修正了自由放任经济的经济人完全竞争假设

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模型是用抽象分析的方法得到的。应该承认，对纷繁復杂的市场经济现实进行抽象和还原，找出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并且用数学模式精确地表达出来，的确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壹大贡献，这被称之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抽象分析的终点应该是具体综合的起点，在综合的过程中，以前被抽象过滤的东西应该重新纳入到思维的具体运动之中，这样才能对现实的经济运动有壹个全面的把握。抽象的模型与其说是壹个现实存在，不如说是壹个理想的目标，把抽象模型当成现实存在本身，矢口否认壹切与这个抽象模型不壹致的现象（比如剥削、不正当竞争、暴力和欺诈、权力寻租等等），是思维懒惰的表现。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应该进展和上升到对人类集体行为的综合把握。事实上，除了古典自由主义、新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之外，同样肯定市场经济的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就不再迷恋和停留于抽象的市场模型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了。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市场经济并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也不是突然在某壹天降临人间的，而是从历史深处，挣脱自然的、血缘的、部落的、地方的、等级和身份的、暴力和权力的、民族和国家的种种限制和束缚，壹步壹步地生长起来的，毫无疑问的是，第壹，在这个过程中，上述那些历史元素与市场经济剪不断、理还乱地纠缠和交织在壹起，使得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想模型至今也没有得到完全的实现；第二，市场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需要得到新的政治法律社会制度的支持和保护，没有这种支持和保护，市场经济早就死了，共产极权主义就壹度把市场经济搞死了。与自由主义经济学不同，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或社会市场经济学，把市场经济理解为壹个復杂的历史演化过程，特别重视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与方法论的集体主义之间，找到壹种使集体个人化和个人集体化来回往復地进行的中间方法，建立了社会人竞争合作的新的理论模型。

二、社会市场经济改变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动力机制和追求目标

自由市场经济以自私自利的个人为原点，以个人利益、收入、利润和物质财富的最大化为经济活动的唯壹目标，这固然大大激发和解放了人们的自主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使物质财富得到迅猛的涌流，但同时也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诱发和释放了普通人在过去时代被等级制共同体的法律、道德、禁忌、习俗所压抑和控制的人性之恶，于是，大量非生产性、侵略性、攻击性、破坏性、霸占性、欺骗性的敛财方法和手段，也加入到生产性的投资、经营、劳动过程中去，使财富的占有和分配出现严重的不公平和剧烈的两极分化，由此而引起尖锐的社会冲突和惊人的道德沦落，所有这些，反过来危及到市场经济正常进行所要求的基本秩序和规则。少数人贪欲的满足和巨额财富的积累，不足以构成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具体表现为需求不足、市场萎缩和生产过剩，表现为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不断爆发。

社会市场经济当然承认自私自利的必然性，当然承认个人追求利益、收入、利润、物质财富的合理性，但同时也意识到了他私他利的必然性，因而主张自利利他、己他两利的个人才应该成为经济生活的原点，并以个人利益、收入、利润、物质财富的较大化作为经济生活的主要动力机制和追求目标。这裏出现了两大变化，壹是最大化变成了较大化，二是唯壹目标变成了主要目标。所谓较大化，就是给同样追求经济利益的他人留下机会和空间，而不是无限扩张、赢家通吃，从正和博弈角度来看，让更多人进入分工和协作、竞争和合作，而不是少数人独占和垄断，会取得更大的宏观经济效应，所以较大化其实比最大化更能够推进整个经济的发展；所谓主要目标，就是即使那些不直接参加政治、文化、社会公益活动的经济人，也不应该把经济利益最大化作为唯壹目标，因为经济领域本身也存在合作、均衡、可持续发展和公平正义的问题，这些都需要经济人对自己的行为加以限制，再者，每个人都不是完全的经济动物，都具有哪怕是最低限度的非经济需要、非物质需要，当物质需要、经济需要的满足与这些更高级需要的满足出现冲突的时候，理应做出适当的折中与平衡，这样才能获得壹种更为人道、更为健康、更为平静、更为幸福的生活。

三、社会市场经济扭转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中严重失衡的劳资关系

社会市场经济以集体化的市场交易和生产要素的集体定价机制，扬弃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个体化的市场交易和生产要素的个别定价机制。

在自由放任市场经济阶段，生产要素之间，特别是资本和劳动这两个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之间，处于壹种个别的交易和壹对壹的讨价还价状态，但是，在这壹阶段，其实只有资本家和企业的自由，而没有劳动者的自由，原因恰好在于，这时只有资本家和工人壹对壹的外观，在这壹外观之下，其实资方已经形成了壹个由老板、管理人员、保安人员构成的高度组织化的集体，并且垄断了财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收入分配权，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政权的保护和支持，而工人则是壹个壹个孤独的个体，他哪裏有什么条件与资方进行平等的讨价还价呢？如果资本家对他说：“妳和我是自由而平等的，妳不愿意在我这裏干，妳完全可以到别处干，我是决不会强留妳的！”这也丝毫不会改变劳动者实质上的不平等和不自由，因为等待他的别处，也是壹个又壹个高度组织起来的资本集体。以组织起来的资本集体对付壹个又壹个分散的劳动个体，后者当然只能是挨宰的羔羊了，这难道是公平的吗？工人们逐渐意识到了他们受剥削和压迫的原因，于是开始团结和组织起来，经过长期的抗争，终于获得了结社权、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这些集体性劳工权利和讨价还价的手段。

于是通过集体谈判签订集体劳动合同就取代通个个体谈判签订个别劳动合同而成为主要的劳动力定价机制。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高呼，工会垄断了劳动力供给，破坏了劳动力的流动和竞争，破坏了自由市场机制，降低了市场效率，他们也不想想，工人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垄断反制垄断、以集体力量反制集体力量而已，劳资之间集体谈判不仅没有破坏自由平等的市场竞争，反而是使这壹原理得到真正的实现。其实这跟商品交易中的团购是壹个道理，工人以壹个集体去团购资方出售的就业机会，并不违反公平交易的原则，这是对资方过去以壹个集体去团购工人分散的劳动力的壹个抵消；以团购对团购，扯平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就这样升级为社会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这个概念虽由西德首创，其实已经在欧美存在和发展上百年了，并且成了欧美市场经济的主流。市场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只是其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不同了而已，社会市场经济仍然与计划经济和国家统制经济有原则的、本质的区别。自由主义经济学把工会、集体谈判和罢工看作是壹个扰乱市场经济的外生变量，而不是壹个推动市场经济更好发展的内生变量，是违背整个历史事实的。正是工会、集体谈判和罢工力量的不断壮大，从经济体系内部改变了劳资关系的严重失衡状态，实现了劳资双方比较平等和均衡的博弈。

四、社会市场经济逐步缩小了自由放任经济的适用范围

最初，自由放任经济的范围几乎是没有边界的，与“经济”这个概念的外延几乎是重合的，举凡以满足人类物质需要为目的、追逐物质财富的经济活动，都被纳入到私有制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的范畴，甚至壹些非物质需要如安全需要、教育需要、文化需要的满足，也是通过私有财产和市场交换这壹绝对中介来实现的，最明显的是，社会以及作为社会之代表的国家并不提供能够平等地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养老、失业、工伤职业病、医疗、生育、居住、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最低需求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并不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所有这些需要都必须由公民个人花钱购买来满足，没有积蓄的人，这壹切需要都不能得到满足，于是出现老无所养、流浪乞讨、露宿街头、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读不起书、住不起房等等大规模的、骇人听闻的贫困和人道灾难。人权和公民权利只限于财产权、人身权、信仰和言论自由、政治权利，不包括平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这种情况来源于把人等同于原子化的经济人的假设，而不是把人当成是社会人。作为社会人，人的有些需要的确必须和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满足，但也有壹些需要本身具有社会属性，必须和只能以社会的、公共的方式才能得到满足。劳工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意识到了这壹点，于是主张从私有私营经济和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中划出壹部分来，作为公共经济、社会经济得到相对独立的发展，为所有社会成员尤其是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公民，提供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职业病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公租房和廉租房、公共文化设施等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社会市场经济并不是要壹举否定私有私营经济和自由放任市场经济，而只是限定其范围和边界，同时也把市场机制引入到公共经济和社会经济之中，按照投入产出原则、效益原则、自由平等竞争原则进行运营，区别只在于它们不以个人经济利益或私人利润的最大化作为主要目标，而是以社会公益的最大化作为主要目标。

五、社会市场经济加强了整个社会对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制约力量

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是壹个自洽自足的体系并且把市场经济原理推广到壹切人类生活领域，而社会市场经济学认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处于相互依存的关系之中

自由主义经济学其实主张壹种经济决定论，壹是认为市场经济自洽自足，是人类社会的原型，二是认为其他壹切社会领域都是从市场经济中生长出来的，都可以或应该受经济规律的支配。因此自由主义经济学有壹种强烈的知识冲动，渴望用市场经济原理去解释和规范其他壹切社会领域，这被人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或“经济学殖民主义”。本来，用经济学方法去解释其他社会领域，是有壹定价值的，往往能够得出意想不到甚至振聋发聩的发现，比如布坎南等经济学家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宪政经济学、法律经济学、非市场行为经济学，其可圈可点之处就有很多。但许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走得太远了，以至于跨出了经济学的边界，把经济学搞成了壹种包打天下的学科。其实，对政治法律等非市场行为的经济分析的价值，在于帮助人们节省这些领域的资源、降低这些领域的成本、提高这些领域的效率，但不可能用经济分析取代这些领域自身的逻辑，用经济学取代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学甚至哲学等等人文社会科学。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了保持其学科模式的纯粹性，更否认政治、法律、伦理、意识形态等等对经济领域的渗透和内化，否认其它人文社会科学对经济学发展的价值和贡献。

“无形之手”或市场自发的调节力量的确是存在的，但绝不是万能的，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和失灵的方面，这时单凭市场自发的力量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当然可以说，损人利己从长远来看是不可持续的，是与市场经济的本性背道而驰的，但问题在于，如果不以人类有意识的、积极的努力去纠正市场出现的问题的话，病入膏肓的市场经济是不会自动康復的。于是就需要“有形之手”的介入。“有形之手”主要有三种：第壹种是工人作为另壹个市场主体，团结和组织起来与资方进行面对面的集体谈判，这种劳资双方都在场的直接博弈，当然是有形的、自觉的，而不是无形的、自发的；第二种是社会（包括社区、社团、消费者、知识界与舆论界等等）的介入，以社会运动的方式制约企业和资本的力量，就是社会学家波兰尼所说的，社会有权利保卫自己不受市场的侵害；第三种是那些在市场中受损的阶级和阶层，通过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对国家法律和政府政策施加影响，对资本和市场进行具有强制性的监管和限制。“有形之手”的调控当然不应该剥夺资本的合法权利和市场对资源的基本配置，但对“无形之手”的盲目崇拜真的是有百害而无壹利。社会市场经济学承认经济领域的缺陷，承认非经济领域对经济领域的深刻影响，承认社会力量对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制约，这些制约，包括思想、学术、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工会运动和合作社运动的强有力制衡，劳工政党力量、社会党国际和国际劳工组织的干预，立法、执法和司法的规制，绿色环保运动、女权运动、少数族裔民权运动、消费者运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抗争和影响，它们壹起发力，迫使仍然包含相当多不公正因素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转化为更为自由、平等因而也更为公正的社会市场经济。

第三章 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学

社会学是壹门研究个人社会化和社会个人化、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学科。所谓个人社会化，是指社会环境持续不断地渗透到个人的形成和成长过程之中，影响、塑造以至决定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个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所谓社会的个人化，是指无数个人从自己的需求和个性出发，积极主动地改变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并使之适应和促进个性的发展。作为社会学大师，马克思其实已经认识到，壹方面，任何个人都是现实的个人，壹出生就受制于他不能够任意选择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另壹方面，任何社会环境又都是由个人来改变的；环境改变人，人也改变环境，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壹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当代社会学家、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吉登斯在150多年以后继续把这壹思想作为自己的社会学体系的基本原理：社会学的任务，正是要研究社会对我们的塑造与我们对自己的塑造之间的联系；我们的活动既在塑造着我们周围的社会世界的结构或其面貌，同时又在被社会世界所塑造；在社会学中，社会结构是壹个重要概念，它指的是我们生活的社会背景不只是事件或行动的随机分类，而是以各具特色的方式被赋予结构或模式；我们的行事方式，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都存在着规律性，但是社会结构不同于物理结构，比如壹栋建筑，后者独立于人的行动而存在；人类社会始终处在结构化的过程中，每时每刻都在被构筑社会的“壹砖壹瓦”——也就是妳我这样的人——重新构造。

依照这样的社会学观念，就会形成两个概念系列：个人的社会化—社会分工—社会结构—性别和家庭—群体和组织—阶级和阶层—种族和民族；社会的个人化—个人行动—集体行动—阶级斗争与阶级合作—社会运动—社会流动—社会变迁。这裏只讨论上述问题中的几个问题。

社会分工与社会结构

劳动分工与社会分工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劳动分工指人类物质资料生产先后经历的几次分工：农业从采集业中分化出来、畜牧业从狩猎业中分化出来、手工业从以上各业中分化出来、商业从以上各业中分化出来、大工业从农业手工业商业中分化出来。社会分工则是指某些社会实践活动从劳动中分化出来：壹是生产资料的经营活动从劳动中分化出来，二是精神文化生产从劳动中分化出来，三是社会公共管理活动从劳动中分化出来。正是劳动分工所带来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范围的扩大和復杂性的增加，内在地产生了对专门的资产经营、精神生产和社会管理的需要，而这些专门的实践活动壹旦分化出来，便得到独立的发展，并且反过来推动劳动分工的进壹步发展。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种社会分工，人类至今还会停留在原始状态。

1、物质资料生产分化为生产资料的经营活动和劳动活动，是壹种历史的必然和进步

投资或资产经营活动原来是与劳动活动直接合壹的，后来从劳动中分化出来，在劳动过程之先和旁边，为劳动过程准备、组织、筹集、整合材料、工具、资金等客观生产条件。这样壹种分化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第壹，它满足了生产资料的生产应该优先于生活资料的生产的客观要求，由专门的人对生产资料进行专门的经营管理无疑比由劳动者直接进行的壹般性的经营管理，更能够使稀缺的生产资料的效益和功能最大化，也更能够促进生产资料品质的改进和提高；第二，对生产资料的相对集中化的经营管理比单个劳动者所进行的分散的经营管理，更能够扩大物质资料生产的规模，增进人类改造自然的广度、力度和深度。

弗兰克·奈特比较准确地指出了投资活动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社会进步的所有形式本质上都是通过当前消费的牺牲或‘投资’来增进生产力的发展：（1）将现在物品投资于创造新的设备物品；（2）投资于发现和开发新的自然资源；（3）投资于发展自己的个人才能（或在某种程度上发展他人的才能）；（4）投资于技术发明；（5）投资于改进企业组织；（6）投资于创造新的社会嗜好和欲望。”从本质上说，投资活动是每个人都应当做的，只不过在壹定历史时期，由壹些人专门去做比每个人分散而低水平地去做，更具有经济合理性，因此也必然出现投资与劳动的分工而已。

生产资料的经营与劳动的分离，同时也意味着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与劳动者的分离。所有者和经营者虽然人数少，但却处于物质资料生产体系的高端和顶层，控制着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全过程；劳动者虽然人数众多，却处于物质资料生产体系的低端和底层，不得不接受所有者、经营者的领导、支配、控制和指挥。

2、精神文化生产从物质资料生产和劳动中分化出来，是壹种历史的必然和进步

人类劳动不同于动物活动的重要区别就在于人类劳动具有理性和精神性，具有意识和目的，它们被语言、符号、象征等等表达出来并因此而把各个劳动环节整合起来。在劳动生产力低下、每个人不得不用几乎全部力量和时间进行劳动才能维持生存的情况下，劳动的智力因素的积累和发展是极其缓慢的。只有壹种方式可以较快地提高劳动的水平和整个人类的发展程度，那就是把分散在整个社会的不多的剩余财富和自由时间集中起来，让壹部分人专门去发展人类的智力和精神文化。我们设想壹下，如果历史上没有出现这种社会分工，人类现在的情形会怎么样呢？壹定与原始人类相去不远。

精神文化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的分离，同时也就意味着知识分子与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经营者以及与劳动者的分离，其中知识分子与劳动者分离最远，因为知识分子直接依赖于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对生活资料的分配，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也比劳动者更需要知识分子的帮助，于是两方面结合得非常紧密。因为在劳动者与知识分子之间隔着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两者之间的联系就比较间接和比较少，劳动者从人类精神文化发展中得到的益处也比较间接和比较少，这无疑不利于劳动者精神文化水平的提高，加剧了他们的弱势地位。

3、社会公共管理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中分离出来，是壹种历史的必然和进步

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带来了经济规模的扩展、经济交换和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社会成员的增多、社会层级结构的復杂化和社会冲突的经常化，于是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资源的管理和分配、公共设施的建设等等超越私人、家庭和地方范围的问题便产生了，客观上要求由专门的社会管理机构来治理和解决。如果没有国家政权等公共管理机构，不仅公共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即使是私人之间的争端也会缺乏权威的裁决者。

社会公共管理从私人生活中独立出来，同时也意味着政府官员与社会成员的分离。在劳动者、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知识分子等社会成员中，毫无疑问，劳动者离政府和政府官员最远，受到公共权力的保护和眷顾最少，政治地位最低，政治力量最弱。

总的来说，三种社会分工形成了三个新的社会集团：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知识分子、官员，这三个集团分别掌握较多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政治资源，都是比较强势的社会集团。这三个集团又是互补的和互通有无的，自然而然地形成壹种利益同盟，共同构成为整个社会中的主导阶级。与此同时，劳动者虽然人数众多，但不论是作为群体还是作为个体，都只拥有较少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政治资源，他们便构成为整个社会中的被主导阶级。

二、对抗性社会结构的形成

如果说社会分工的客观必然性对劳动者社会地位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那么统治阶级和强势社会集团对劳动者的掠夺、剥削和摧残就是完全不能得到辩护的。社会分工固然要求并壹定会造成社会分层和利益差别，但并不会也绝不要求壹种两极分化、两极对立的社会结构。正是强势社会集团对劳动者贪婪无度的掠夺、剥削和摧残，才会使主导阶级与被主导阶级之间的差别演变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之间根本的对立和激烈的对抗。

应该说，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工基于和表现了人的善性和优良本质力量的发展，然而，为什么基于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工的社会分层变成了对抗性的社会结构呢？原来是因为人的恶性和恶劣本质力量也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本来，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知识分子、官员由于在社会分工中占有较高位置、做出较大贡献而得到较多权益（财富、权力、声望），具有正当合理性，也是劳动者能够理解和接受的。遗憾的是，无数历史事实和历史经验表明，强势社会集团从来不满足于其所得到的正当权益，而是无壹例外地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对经济、政治、文化的控制权谋取不正当的权益，为此不惜大量使用暴力和诈力。

暴力是对生命和财产等目标物的强制、威胁、攻击、伤害、毁坏力量，是壹种与生产力和创造力性质相反的力量。诈力是用欺骗、伪装、讹诈、阴谋等不道德方法达到目的的工具理性，也具有反生产性和反创造性。暴力和诈力不仅在现代社会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原始和古代社会，它们甚至是起主导和决定作用的力量。

在人类的野蛮和蒙昧时代，氏族之间、部落之间、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争非常频繁和血腥，攻击另壹个群落就与攻击其他的野兽壹样是壹种狩猎活动，是原始人主要的劳动和生产方式。进入“文明”时代后，其他人不再被当作狩猎的对象和食物来源，但使用暴力强迫他人为自己劳动或直接夺取其他人的财产、通过战争抢劫其他民族的财产，仍然是壹种经常性的行为。而且，虽然暴力的程度和范围有所控制，但另壹种邪恶的力量——诈力，却得到极大的发挥，不仅在暴力活动中得到利用（如兵法），而且在非暴力活动中也得到广泛使用（如经济、政治和文化阴谋）。

暴力和诈力的结合成倍地增加了它们分别起作用时的力量，以诈力为指导的暴力和使用暴力的诈力具有强大的攻击力和战斗力，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和杀伤性。由几个富有诈力的坏人和壹小群亡命之徒组成的小集团，可以控制和奴役、剥削和压迫数量上超过他们几十成百倍的善良的劳动群众。

暴力和诈力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们参与所有权的噼分，参与产品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参与政治决定过程和文化生活过程，参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济上的垄断无不以政治权力（合法的和有组织的暴力）为支持和保护，而所谓文化，其中包含有多少有意无意的欺骗，包含多少狡智和诈力啊！

阶级分化与阶级矛盾

壹、阶级划分和阶层划分的依据

1、阶级与阶层

从个体主义、个人主义的基本预设出发，自由主义的社会学是否认阶级存在的，而只承认阶层的存在，并且认为阶层之间没有固定的界限，而处于不断的上升与下降的流动过程之中。与此相反，早期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列斯毛主义则强调社会是划分为阶级的，而且是划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即富有阶级与贫穷阶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阶层只是阶级内部的不同层次以及阶级之间的过渡层次，如奴隶主阶级包括大、中、小奴隶主，贵族地主阶级包括大、中、小贵族地主，资产阶级包括大、中、小资本家，与此相反，奴隶阶级、农奴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内部也存在若干阶层；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之间存在自由民，贵族地主阶级与农奴农民阶级之间存在手工业者和小商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存在小业主和自由职业者。当然，后者也认为阶级最终应当被消灭，阶层划分将会取代阶级划分，而按需分配的自由人又将取代阶层划分。

社会民主主义社会学处于两者之间，壹方面承认在很长历史时期存在着阶级的划分以及阶级矛盾和阶级对立，另壹方面，又承认个体差别和竞争的永恒性以及形成壹定阶层分化的必然性，不指望人类的终点或理想是无层次的、均匀的个人自由状态；壹方面，阶级的确具有鲜明的界线和对抗性，另壹方面，阶级也不是从来就有，而是从阶层演化而来，并将重新回归到阶层。社会民主主义不以个人分析、阶层分析替代阶级分析，也不以阶级分析替代个人分析、阶层分析，而是同时承认阶级分析、阶层分析、个人分析的有效性，既正视现实存在的阶级差别、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又承认阶级之间通过个人和阶层而实现的共通性与相互渗透和转化的可能性。

阶级分析法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专利，在马克思之前、之外、之后，都有人承认阶级的存在，区别在于，马克思过于强调阶级分析而相对忽视了个人的、家庭的、阶层的、性别的、民族的等其他角度和层次的分析，而列斯毛主义则把阶级分析夸大成为唯壹的社会分析方法，以阶级性取代个性、阶层性和人类共性，并进壹步将阶级性上升为党性。社会民主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则在个人、阶层、阶级、社会、人类的递进结构中确认阶级的存在、阶级的历史性和阶级分析的重要性。每壹个人，既是壹个个体，也是家庭成员，社区、社群、阶层成员，阶级成员，社会、民族、国家成员，人类成员，阶级归属曾经在个人的多种身份、多种角色中占有显着的位置，但不是他唯壹的存在方式，他的各种存在方式是相互连接和相互渗透的。

2、阶级和阶层的划分依据于多种因素的组合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流派，最初仅仅以是否拥有和拥有多少生产资料即严格意义上的财产，作为划分阶级和阶层的唯壹标准，它决定了人们在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以及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这壹标准后来被其他社会学流派放宽了，首先是劳动能力、生产经营管理能力、技术等其他直接生产要素，即“市场能力”、“职业”以及相应的“收入”，和财产壹样也是“经济资源”，也是阶级和阶层划分的依据；随后，权力、政治地位、社会网络等“政治资源”，声望、教育程度、知识生产力等“文化资源”，也被列入到阶级和阶层划分的依据之中。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分层方法，不是单壹因素的壹元论，也不是多种因素并列的多元论，而是包括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在内的多因素组合论，不是壹个因素决定阶级的构成，而是壹簇因素决定阶级的构成，其中哪壹种因素占主导地位，在不同历史时期是不壹样的。

二、阶级和阶层结构的演化

1、古代社会的等级：以政治资源为主要依据的垂直的阶级构成

在原始古代，人的本性，包括善性与恶性、生物性与创造性、个体性与社会性，都处在未展开的状态，人们高度依赖于自然界所直接提供的食物来源，采集和狩猎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对土地以及附着于其上的自然资源的共同占有成为生存的必要条件，因此血缘集团内部还没有出现阶级的分化。进入农业和畜牧业时代，对自然界提供的直接生活资料的依赖降低了，对自然资源的加工改造程度提高了，生产工具和个人劳动能力的作用提高了，如果人性本善，那么随着创造性和个性的发展，理应出现以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占有为依据的社会分层，然而，由于人性之恶也被释放出来了，暴力和诈力也加入到了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于是出现了以暴力、诈力、权力支配经济生活的垂直社会分层，这时候的阶级，史称等级。

等级，也属于广义的阶级范畴，比如奴隶主阶级、奴隶阶级、贵族领主阶级、农奴阶级，但它们主要不是依据经济资源标准划分的，而主要是依据政治资源标准划分的，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强制服从关系。建立在以血缘种族关系为主要纽带组成的暴力和权力集团控制整个社会的等级制，可以称为奴役等级制度，包括种姓制和奴隶制；建立在以个人结伙为主要纽带组成的暴力和权力集团控制整个社会的等级制，可以称为封建等级制度，包括领主封臣制和农奴制。两者都是上下尊卑不可移易的等级制度，只是统治和控制的方式和程度有所区别而已，壹般而言，封建等级制度相对于奴役等级制度，无论是在统治阶级内部还是在对被统治阶级的关系上，都允许较多壹点个性和自由的存在。

2、工业社会的阶级：以经济资源为主要依据的横向的阶级构成

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主要区别在于：

（1）生产力中物的因素（土地等自然资源因素）的作用进壹步降低，人的因素（生产工具——本质上是人的科学技术的物化——和劳动力）成为主要的生产力；农业和畜牧业生产严重依赖于自然条件和动植物生长节律，产出少而且不稳定，工业生产则是对自然元素进行人工组合，不受自然条件的直接制约，产出量极大而且相当稳定，它依赖于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依赖于人类主体性和人类自由的发展。

（2）在农业文明中，个人受到血缘、地方和政治共同体的严厉约束，即使个性得到壹定的发挥和发展，也只能收到很低的回报和产出，工业文明的发展则要求和驱动个人的发展，促使个人做不厌其多的发现、发明和创造，促使个人在各个方面、各个角落、各个层次开发、利用和改造自然界，它依赖于个体主体性和个人自由的发展。

（3）农业文明所得的产出和财富很有限，对有限的物质财富的争夺就十分激烈，暴力和诈力以及作为两者体制化的政治权力，就成为控制财富分配的最主要力量，战争、抢劫、剥夺等非生产性的冒险活动所获得的报酬（血酬），高于生产性的劳动、经营、交换活动所获得的报酬（工资、利润和地租），这种情况在工业文明中得到根本改变，生产性活动、自由平等的竞争相对于带有强烈攻击性和破坏性的以命相搏，所冒的风险低得多而所得利益又高得多，而且生产性活动客观上创造了无限的财富，非生产性活动最多只不过是转移财富，于是整个社会形成了崇尚和平生产、反对暴力抢夺的经济文化观和经济价值观。

由于这三个方面的原因，农业文明和古代社会以政治资源为主要依据的垂直的阶级构成，就向工业文明和近现代社会以经济资源为主要依据的横向的阶级构成转变：

第壹，新的阶级构成是以经济资源即以物质财富的生产、经营、交换为主要依据的，暴力、诈力、政治权力这壹构成性因素依然存在，但不再占主导地位。

第二，新的阶级构成是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私有制为前提、通过市场经济即独立个体之间的平等交换实现的，虽然统治服从关系和奴役等级制度仍然在壹定程度上存在，但自愿交易关系和自由平等制度开始占据了主导地位。

第三，新的阶级构成是围绕着资本和劳动这两个最基本的生产要素的关系横向展开的，虽然开始时，由于资本与经营管理要素或企业家才能以及科学技术要素绑定在壹起，由于资产阶级垄断了企业财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分配权，因而资本对于劳动还保留了垂直统治和控制的特征，但资本与劳动的结构性依存互补的关系，使得资本的单边垄断优势难以为继，劳动要素的联合对资本要素形成了强有力的制约，促使劳资关系由垂直结构向横向、平行、对等结构转化，这种新的结构随着劳动者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决策以及劳动者的技能和人力资本的提高而得到巩固和加强。

3、后工业社会的阶级结构开始向阶层结构转变

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又叫做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社会，知识生产力、知识劳动力取代生产资料成为最主要的生产力和生产要素，这是经济社会向人本社会、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阶段，是阶级区别、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逐渐消亡的社会，取而代之的将是由不同范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组成的阶层社会。工业社会的阶级结构，尽管是横向竞争的、形式上和法律上自由平等的，但还是存在着各阶级在财富占有量、经济控制力、社会地位和文化影响力上等方面的明显区别，存在着阶级之间明显的边界。由于经济必然性、经济决定论、经济价值观的惯性，最初，知识生产力的高低、知识劳动力所有权或知识产权的大小，会直接影响到物质财富、经济利益的分配，会形成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之间的兑换和聚合，会导致很严重的阶级分化。不过，随着需求和人格结构的重心由生存取向朝发展取向的转移，随着物质价值观向精神价值观的转换，随着知识的生产、精神文化的创造、个性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成为生活的第壹需要，成为目的本身，壹种更加自由和平等、更加多元和互补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将会逐步形成。与物质生产和经济竞争不同，精神生产和文化创造，具有无限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容得下所有人个性的发展，不可能形成赢家通吃、输家全无、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格局，每个人都可以在相同的经济条件与社会背景上，在各自的位置和方向获得自己的成功和自我实现，形成“高文化阶级”、“中文化阶级”、“无文化阶级”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当“文化资源”终于成为社会分层的主要标准时，阶级的对抗性就消失了，阶级就转化为阶层了。

三、阶级斗争与阶级合作

垂直的阶级结构的壹个显着特征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贯穿始终；阶级之间会有最低限度的共同利益，会有妥协和休战，但不可能基于共同利益追求的合作；斗争的结果通常是两败俱伤，让位于新的阶级阶级统治。与此不同，在横向的阶级结构中，固然存在着阶级斗争，但也存在着阶级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承认阶级斗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专利，在马克思之前、之外、之后，也都有人承认阶级斗争，马克思的问题在于过于强调阶级斗争，而忽视了阶级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列斯毛主义则把阶级斗争夸大为社会历史进步的唯壹动力。社会民主主义认为，单纯的阶级斗争，并不能消除长期困扰人类的奴役等级制度，并不能实现垂直的阶级结构向横向的阶级结构的转型，只有阶级斗争和阶级合作同时发力，只有斗争性合作和合作性斗争，才能够实现阶级之间的负和博弈、零和博弈向正和博弈的转化。

1、资本与劳动的平等竞争关系

资本与劳动的初始关系，也是壹种对立大于统壹的关系，那时，资本是资本家所占有的生产资料，而劳动则是指直接生产的劳动者即典型意义上的产业工人、监领工人的劳动力，壹种以运用体力和简单生产技能为主的劳动力。由于资本的相对稀缺和劳动的相对过剩，由于资本掌握着经营管理并支配了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对于除了简单劳动力之外壹无所有的工人阶级而言，资产阶级占有强势和优势的地位，劳资冲突和阶级斗争自然就成为常态，而劳资双赢和阶级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则被遮蔽了。

然而，在工业文明中，资本与劳动实际上是壹种横向竞争而不是垂直榨取的关系，这与农业文明中土地与劳动的关系有本质的区别。诚然，土地和劳动也是壹种对立统壹关系，双方谁也离不开谁，但双方只有壹种最低限度的统壹，这种统壹是以土地所有者对劳动者的垂直控制和统治的方式实现的。首先，土地是第壹生产要素，而劳动只是对土地的简单加工，生产成果主要依赖于土地本身的自然产出率，两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客观地位是悬殊的；其次，农业的产出是很有限的，数千年间没有显着的增长，仅供全社会成员勉强维持生存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对土地及其有限产出的争夺就变得极其激烈和凶狠，只有凭借暴力和诈力才能在这种争夺中获胜，于是奴役等级制度和垂直阶级结构就成为维持土地与劳动之间的最必要的依存关系的先决条件。

工业文明的发展促使早期不平等的劳资关系向平等竞争的劳资关系转化，这是因为，第壹，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土地生产要素的权重大大下降，而生产工具和劳动力这两大生产要素的地位大大上升，在结构上，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运用先进生产工具的劳动力两者缺壹不可、同等重要，之所以资本率先取得优势地位并控制和剥削劳动，那不是因为劳动不重要，而是因为掌握资本的少数人以组织成为企业的方式强化了资本的重要性，而只拥有劳动力的大多数人是分散的、无组织的，没有力量对资本形成反制并达到双方力量的均衡；第二，劳资力量的结构性失衡是无法持续的，因为资本是动产，是竞争性、扩张性和不断创新的，这不仅直接依赖于劳动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且依赖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的不断提高，否则整个工业体系和市场经济体系就会崩塌；第三，最为重要的是出现了资本与劳动各自向对方渗透和转化的趋势：

（1）劳动向资本演变。劳动由以体力劳动为主转向以復杂劳动为主，復杂劳动、知识劳动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知识、技术、才能成为大部分新增产出、物质财富和利润的主要来源。在这个意义上，知识、技术、才能具有了资本的基本特征，并且对物质资本有日益强大的替代功能和替代效应。��

（2）资本向劳动演变。由于知识、技术、才能具有潜在的和现实的经济价值，国家、企业、家庭和劳动者个人纷纷向人力资源的开发、教育、科技领域投资，于是，物质资本大规模地向劳动者身上转化。自20世纪初以来，尤其是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劳动者身上积累了巨量的人力资本。

（3）由于人力资本这壹中间物的出现和壮大，劳动与资本由对立走向统壹，两者结合为壹个新历史合题、新的统壹体：“劳动化的资本”或“资本化的劳动”。对于理解劳动与资本这种新的历史关系具有十分关键意义的环节是：復杂劳动、知识劳动就等于人力资本、知识资本。两者是同壹个东西，只不过从劳动和资本不同的角度加以不同的称呼而已。

2、负和博弈、零和博弈和正和博弈��

可以把阶级对立性完全压倒阶级同壹性、阶级斗争压倒阶级合作、妳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及其同归于尽的结局，称之为阶级之间的负和博弈，表现为数学公式就是1+1＜2。历史上的确出现大量的负和博弈现象，比如在古代中国，每到王朝末年，必定会爆发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将对方赶尽杀绝的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导致人口大幅度减少，文明大踏步倒退。

可以把阶级对立性大于阶级同壹性、阶级斗争大于阶级合作、壹方之所得是另壹方之所失的结局，称之为阶级之间的零和博弈，表现为数学公式就是1+1=2，就是说，博弈的结果没有出现增长，只是双方数量的简单相加，壹方的多得来自于另壹方的少得，而总和是不变的，比如1.5+0.5=2。在和平稳定时期的垂直型阶级结构中，通常会出现这样壹种阶级博弈，在早期的横向型阶级结构中，也会部分出现这样的阶级博弈。

可以把阶级对立性与阶级同壹性达至平衡状态、阶级斗争与阶级合作形成合理张力、双赢共荣的结局，称之为阶级之间的正和博弈或合作博弈，表现为数学公式就,是1+1＞2，博弈的结果不是双方数量的简单之和，而是出现系统大于要素的简单相加的乘法效应，壹方多得另壹方也按公平比例多得，总和则是不断增长的。在横向的并趋于自由平等的阶级结构中，这种博弈会成为常态。

社会民主主义当然坚决反对和防止阶级之间的负和博弈，批评和限制阶级之间的零和博弈，主张和推动阶级之间的正和博弈。

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与中产阶级

壹、古典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

众所周知，在早期工业经济时代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构成两大基本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两个衰退的阶级，并且分别转化为农业资产阶级和农业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还存在壹个过渡的阶层或中间阶层（根据它更接近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而言，或者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可以把它称为“半无产阶级”或“半资产阶级”），它是由自耕农、小业主、小商人、自由职业者（如独立开业的医生、律师；自由撰稿人、经纪人等等）等许多群体组成的，他们是以自己资本为基础的劳动者，或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资本所有者。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这个中间阶层，本身兼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双重特征，但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基本阶级为主构成的社会结构中，这是壹个在夹缝中生存和发展的阶层，不论就其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而言，还是就其人数而言，都不足以成为壹个独立的阶级，犹如在农业经济时代和古代、封建社会结构中，自耕农、手工业主、商人也处于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地主阶级和农奴阶级之间壹样。从这个阶层中，不断有人上升到资产阶级或下降为无产阶级，但是同时，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中也有人不断地补充到这个阶层中来。

1、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初始定义

初始的和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指不拥有任何生产资料和物质资本，仅拥有自身劳动力并通过出卖劳动力而获取工资报酬以维持自己生存的劳动者；初始的和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指拥有物质资本并雇佣劳动力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资本家，所以又称为“资本家阶级”。从这样严格的定义出发，利用自己的物质本生产经营的劳动者，便不能称为“无产阶级”，而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资本所有者，便不能称为“资产阶级”。

2、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内部分层

典型的无产阶级，是以出卖自己简单劳动力为生的体力劳动者，他们分布于农业、工业、商业、服务业各个产业，构成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他们与他们的家庭成员壹起也构成社会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历史上称他们为“产业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以出卖智力劳动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者，则构成无产阶级的上层。还有壹个更低的社会阶层，史称“流民”、“游民”、“城市贫民”、“流氓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下层，他们没有赖以谋生的正常职业，靠乞食、接受救济、捡食垃圾、打零工、拉皮条、小偷小摸、卖淫等等为生，他们是处于产业无产阶级和结帮成伙的黑社会之间的壹个阶层，是失业、不被社会保障而无正常途径自救的壹个阶层，是社会苦难、不幸、蒙昧等等的集中体现。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或资本家阶级也存在内部的分层。上层资产阶级即大资产阶级、垄断资产阶级，包括拥有巨额物质资本的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农业资本家，他们只占整个资产阶级的少数，在社会总人口中更是少数。中层资产阶级是中等资本和财产规模的农场主、工厂主、商人、银行家。下层资产阶级即遍及各行各业的小企业主，是典型意义上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在资产阶级中人数最多。他们经营的企业规模较小，只雇佣为数不多的劳动力。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比较接近上层无产阶级和介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即自耕农、小业主、小商人和自由职业者，区别在于后者并不雇佣他人为自己劳动。因此，小资产阶级仍然是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由对立走向融合

正像资本与劳动的互动形成了壹个历史合题即劳动性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壹样，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也形成了壹个新的历史合题即以人力资本家、智力劳动者为主体的中产阶级。

这壹合题是通过无产阶级大规模地转化为有产阶级来实现的。传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依然存在，但无论在其人口数量上，还是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财富占有量上，都退居次要地位，而中产阶级却成为处于上升过程的、兴旺发达的壹个阶级。这个阶级兼具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双重特征，是在工业经济向信息知识经济转化过程中崛起的，并将在信息知识社会取得完全的领导地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产阶级是壹个最先进（就其掌握科学技术这壹第壹生产力而言）、最革命（就其有能力摧毁传统的、两极对立的社会结构而言）和最有前途（就其符合和推动世界性的民主、自由、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潮流而言）的阶级。

1、中产阶级的历史来源

中产阶级的第壹个历史来源是传统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中的管理劳动者和科技劳动者。由于资本家本身同时是经营管理者，因此专门的经营管理者最初只承担中下层经营管理工作，构成资产阶级的下层。进入20世纪以来，股份公司的普遍发展和所有者与经营权分离，导致壹场具有普遍意义的经营管理革命，使专业经营管理者或企业家成为壹个独立于资本家和所有者的中间阶级——他们不仅要对股东和所有者负责，同时也要对雇员和消费者负责。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科技劳动者也是依附于资本家的壹个阶层——资本家或是他们的老板、雇主，支付给他们超过壹般劳动者的较高报酬，或者是他们主要的顾主，购买他们的科技产品并支付给他们较高的价格。20世纪的科技革命和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迅速提高，也使科技劳动者在人数猛增的同时，成长为独立中产阶级的壹部分。

中产阶级的第二个历史来源是传统小资产阶级即处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以自己劳动和自己资本相结合而进行生产经营的农场主、小业主、小商人、自由职业者），他们虽然在资本主义的竞争和集中过程中，不断分化瓦解，但由于他们毕竟占有某壹种市场优势地位（小型、灵活、无孔不入、与消费者直接交换），并没有消失。而在20世纪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他们本身素质的提高，由于消费者对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大型化和集权化的生产经营及其产品的抵制和厌弃，他们又得以復兴，获得新的市场和发展前景。美国数百万中、小企业活跃在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且有越来越多的“自己雇佣自己”的自由职业者和自己为自己制造产品的生产消费者（产销者——Prosumer）。

中产阶级的第三个也是最大的来源是传统的无产阶级。由于无产阶级长期不懈的斗争和资产阶级的让步，由于资本主义更趋开放和多元化、合理化，由于无产阶级收入水平的提高，由于无产阶级本身的教育水平、科学技术水平和文化知识水平的不断提高，由于工人参与管理、利润分享、员工持股、股票证券市场的发展，无产阶级正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和越来越快的速度转化为有产者。

2、中产阶级的产业和职业分布

1956年，无论在美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壹年。这壹年，美国以智力劳动为主的“白领工人”的人数，超过了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工人”的人数，从那以后，蓝领工人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转化为白领工人，到20世纪70年代，蓝领工人只占全美劳动力的2/5，到90年代已不足1/5，到2000年，则只占1/8左右。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过不了几十年，在发达国家，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工人，将接近消失。智力劳动阶级的形成和发展壮大，是中产阶级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基础和前提。因为这个阶级拥有巨量的、雄厚的人力资本，并因此而获得较高的经济收入。

最初他们分布在第壹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第三产业（商业服务业）之中，随着第四产业即知识信息产业从以上三大传统产业中分化出来并成为主导的和最大的产业，他们便主要集中在这壹新兴产业群（包括科学技术产业、信息情报产业、文化教育产业、传播娱乐产业、智能智慧产业、策划设计产业、咨询代理产业、规划管理产业、通讯资讯产业、思想创意产业等等）之中，以自己的发明、发现、创意、策划、设计、技术专利权、着作权、版权、商标权、品牌、思想、信息、情报、文化、娱乐、传播、资讯等知识商品、知识资本和知识价值，对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并因此而取得相应的经济收入。

拥有人力资本的智力劳动者阶级成为中产阶级的主体，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推动这壹历史潮流的是壹种更深刻的历史潮流——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化，科学技术和智力劳动成为第壹生产力；智力劳动者因为拥有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即信息和知识而成为经济过程中的主导力量，又因为知识经济所要求的不是像工业经济那样只要求部分劳动者成为智力劳动者，而是要求绝大多数劳动者成为智力劳动者，因此，壹个占就业人口大多数的、主宰整个经济过程的、以从事智力劳动者为主的阶级便形成了，这个阶级，就其职业、劳动特征而言，可以称之为“智力劳动阶级”，而按其经济地位、财产状况而言，可称之为“中产阶级”。

3、中产阶级的资本构成状况

从资本构成情况来看，中产阶级是拥有中等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占社会总人口75%左右的阶级。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是可以自由交换和转换的。壹般而言，从无产阶级出身的、经过长期学习、接受教育和艰苦奋斗而积累了“人力资本”的人，也可以很快获取壹定的物质资本（或者直接以人力资本持有股份，或者将较高收入的壹部分转化为物质资本）；反之，传统的中小物质资本家，也可以将壹部分资本用于自己及后代的人力资源开发，使自己和后代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从而在进壹步的经济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而不至于沦为坐吃山空的食利者。在现代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条件下，纯粹以物质资本所有者身份，或者纯粹以人力资本所有者身份，而不成功地实现两者的结合和转换，要想长期保持中产阶级的地位，是比较困难的。如果说单纯拥有人力资本而不积极转化为物质资本家的白领职工还能勉强获得壹份体面的报酬并处于中产阶级下层的话，那么，单纯拥有中小规模物质资本而不拥有人力资本的人，则会很快被淘汰下来而进入无产阶级的队伍。

在现代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条件下，仍然有壹部分在各个产业领域中从事简单劳动的、收入较低的阶级即传统无产阶级（占总人口的20%以下），这个阶级正在以越来越快的程度转化为中产阶级。不过这个阶级也会长期存在，因为不仅任何壹个知识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都很难完全消灭简单劳动、初级服务劳动，而且随着知识经济总体水平的提高，当过去的简单劳动者初步转化为智力劳动者以后，从前的智力劳动者会上升到更高的层次，两者之间的相对差距总是存在的。即使在典型、发达的知识经济社会，也仍然有壹个在竞争中处于失败和弱势地位的阶层，这个阶层相对于中产阶级而言，仍然可以称之为无产阶级。

至于巨额物质资本的所有者（这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和高级人力资本所有者，大约占总人口的5%左右，他们当然不能归入中产阶级，但也不好继续称之为“资产阶级”或“资本家阶级”（因为中产阶级也是拥有资产或资本的阶级），相对于“无产阶级”和“中产阶级”而言，可以把他们称之为“巨产阶级”。这个阶级面临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强有力的挑战和竞争，也将是壹个人数不断减少的、势力不断衰退的阶级。不过，只要存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这个阶级也不会完全消失——如果说，单纯的巨额物质资本所有者会趋于消失的话，那么，高级人力资本所有者则是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必然产物，而且他们凭借其高级人力资本，也会获得巨额的物质资本。他们是大科学家、大发明家、大企业家，不仅年薪在数百万美元以上，而且拥有数额巨大的企业股票。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就是他们的代表人物。

4、中产阶级的收入状态

按逻辑上推论，中产阶级的收入也处在社会的中等水平，因其人数占社会总人口的75%左右，因此，所占社会财富也应在社会总财富的75%左右。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按舒尔茨的报告，到1970年，美国官方公布的分种类的国民收入中大约有3/4由雇员报酬所组成，余下的1/4可分成财产所有者的收入、租金收入、净利息和公司利润四项。劳动收入（包括经营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已占国民收入的4/5，从中刨除“巨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劳动收入部分，中产阶级的劳动收入（人力资本收入），再加上他们所拥有的物质资本收入，应该已占到国民收入的3/5以上。

中产阶级的收入状态当然不是壹种平均主义状态，而呈现出壹种梯级状态，也就是说，中产阶级本身按收入水平出现上、中、下等不同层次。这是根据效率和效益原则来分配的，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但是，由于中产阶级成员受教育水平的趋近，由于排除了非个人因素（如等级、门第、出身）后，人本身之间的素质和能力的发挥更多的是水平的差别（即各具特色和个性），而不是垂直的差别，因此，这种收入差别不可能达到巨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收入差别那么大，中产阶级于是便成为壹个相对独立的、收入比较接近的社会层级。

5、中产阶级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

中产阶级除壹部分作为科技劳动者和管理劳动者分布在大型企业、巨型企业，绝大部分将分布在独立或合伙创办的中、小科技型企业以及大学、研究机构、文化团体中，按丹尼尔•贝尔的说法，大学将取代企业而成为后工业社会的主要机构，成为知识生产的主要“企业”。在这样壹种新型产业结构中，中产阶级的工作方式将日益趋向于个体化、自由化、非集中化。

（1）大型企业和组织本身会扁平化、网络化和多元化。由于知识劳动需要劳动者充分发挥其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因此，传统的垂直型的官僚主义科层组织已经不再适合了，而电脑网络的出现，又使得基层、个人能与高层、领导机构进行“同时态”的沟通，使许多中间组织成为多余的了。于是，高度集权的决策转向网状结构的分散决策，统壹、集中、同步的管理转向半自治工作小组和个人的自我调节。劳动者的个性将得到空前的发展。

（2）中小企业将成为小型的合作团队和自由的联合体，它们将既是壹个利益共同体，同时又是壹个兴趣、个性合作互补的文化共同体。而且，在新的高度科技化和知识化的基础上，壹种新的、产销合壹的直接经济模式将会復兴。

（3）将普遍兴起弹性工作制和在家工作模式，许多工作都可以不出家门就在电脑上和网上完成。

工作方式的转变也将大大促进生活方式的转变。首先，“工作”与“生活”的边界趋于模糊，可以按本人的特点自行安排这两种活动；更多地为满足自己需求的工作的出现，将使消费者自行选择的自由更为充分；“必要劳动时间”大大缩短，将提供大量自由时间，使人们的个性、兴趣、才能不受外在限制地得以更充分的发挥。

6、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

中产阶级将在两个向度上重建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关系。壹方面是更加远离政党制和代议制政治，对全国性的大选日趋淡漠，因为政党制和代议制本质上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而且反映了社会上两大对抗阶级争夺政治权力的需要——无产阶级固然要通过工会运动和政党政治来改变和提高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资产阶级也需要政党政治来抵御无产阶级的进攻并力图垄断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相比之下，中产阶级则显得非常分散化、多元化、个体化，没有形成集体的政治运动的强烈愿望，这并非因为他们的个体素质不高、个体能力不强，而正好是其个体素质和能力不断提高的结果：这个阶级的成员具有强烈的自主性，不太需要通过政党这样壹个中间组织和代言人来行使自己的权利，而希望直接行使公民权利和履行公民义务。可以预料，不管是工会、社会民主党，还是雇主协会、保守党，双方争夺中产阶级选民的努力会越来越难以凑效。中产阶级如果需要有自己的政党的话，那也会是壹个非常松散的联合组织，而不可能是壹个紧密地组织起来的、垂直的官僚主义组织。知识经济和中产阶级越发展，政党政治和代议制民主将越衰落。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参与大选的选民越来越少，已经充分表明了这壹发展趋势。

另壹方面是，中产阶级将更积极地追求直接民主。人们将在五个环节和层次上要求实现直接民主。第壹个层次是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基层民主，这种民主就其以所有权的分享和多元化为对象而言，可称之为“经济民主”或“产权民主”，就其以经营管理权的分享和多元化为对象而言，可称之为“工业民主”或“管理民主”；第二个层次是职业民主或专业民主，即虽然大规模和科层化的产业工会和全国性工会随着产业无产阶级的衰落而衰落，但适合于智力劳动者和知识分子特性的各类专业性、职业性的协会将会蓬勃发展起来；第三个层次是社区和地方的共同参与民主制（Partticipatory Democracy），这是壹种非常重要的、以地方性復决（Referenda）和创制投票（Initiaives）为中心环节的直接民主形式，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蓬勃发展起来，选民对此类投票表现出极大热情，投票率可高达70%、80%甚至90%；第四个层次是专题性直接民主，如消费者运动、环保运动、反核运动、女权运动；第五个层次是全国壹级的直接民主，即选民将绕过政党和代议士而直接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以及就重大问题举行全民公决。这种最高层次的直接民主虽然实现起来还有很多困难，但人们的民主意识和素质的普遍提高以及先进的电子网络投票技术的发展，将使这壹远古时期（如雅典共和国）实现过的直接民主成为现实。随着中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市民社会也将更为强大；随着市民社会的进壹步强大，国家终将衰退而成为真正的“守夜人”。

7、中产阶级的文化价值取向

中产阶级的文化价值取向也可由两个方面来描述：壹方面是更趋多元化、自由化、个体化。各种宗教、哲学、艺术、道德将得到更为充分和无限制的发展；各层次的价值观都可以在价值和道德谱系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被不同的人们所信奉。文化市场将越来越繁荣昌盛，同时，壹种宽容的、兼容并包的文化市场秩序和公平的竞争规则也将形成，人们不会因为价值观、信仰等等的不同而发生社会分裂和处于敌对状态。

另壹方面，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又会在多元发展的基础上向更高方向整合，这种“更高的方向”可以这样来测定：

（1）随着物质需要和物质财富欲望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被满足，金钱和物质财富的边际效益递减，人们的精神需要将变得强烈起来；为了谋生而工作的动机会逐渐减弱，为了生活的更高意义而工作的动机会不断增强；“生活质量”将取代财富数量而成为最重要的追求目标。

（2）物质生活的丰裕、政治民主的发展，将使人性中的惰性、奴性、破坏性、攻击性、侵略性等恶性因素得到进壹步抑制，而自尊心、自我现实需要、合作精神与爱的感情将进壹步发扬光大；损人利己的行为将进壹步减少，自利利人的行为将进壹步增多。

（3）在世俗的大众文化继续繁荣的同时，高雅的精英文化将有极大的发展，并反过来提高大众文化的档次和水平。

8、中产阶级与社会结构的优化

自从人类进入阶级对立社会以来，壹直到早期工业经济时代和古典资本主义社会，社会都是按照“金字塔”结构组织和运转的；占社会少数的有产阶级、统治阶级高踞于“金字塔”顶部，而占社会绝大多数的无产者大众、被统治阶级蹲踞于“金字塔”底层；虽然也有处于中间阶层的自耕农、小业主、小商人，但它们只是构成“金字塔”结构的壹个过渡层，根本不能构成壹个独立的、足以与其他两大阶级分庭抗礼的阶级。

20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中叶以来，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和壮大，在人类历史上、在社会结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根本转型的意义。这是壹场深刻的革命，从此以后，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两极对立的“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转化为壹种两头小中间大的、三元互补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从此，激烈的、对抗性的、两极之间的阶级斗争，被壹种温和的、非对抗性的、三边之间的阶级竞争所取代。相比巨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产阶级不仅将更加坚定而有力地促进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的发展，而且还是保持社会稳定、和平和有序的缓冲器、制动器和安全阀。随着橄榄型社会结构的中段越来越大，处于两端的巨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体积越来越小、人数越来越少，终于不再构成两个独立的阶级，而分别成为“中产阶级”的最高层和最低层，然而，当中产阶级成为唯壹的阶级时，也就同时意味着阶级不復成为阶级，阶级结构终于转变为阶层结构。

社会民主主义，作为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却并不主张工人阶级永远是壹个无产阶级，而是主张无产阶级的有产化，主张阶级之间的正和博弈、公平竞争和良性合作；因此，社会民主主义从工人阶级的角度出发，把推动无产阶级向中产阶级的转化，当作自己重要的历史使命。

阶层流动、社群自治和社会互助

社会民主主义正视壹定历史时期阶级分化、阶级矛盾、阶级冲突、阶级斗争的事实，但坚决反对阶级斗争决定论，而承认个人具有自主选择阶级和社会地位的权利，主张通过正和博弈、合作博弈这壹宏观战略来消解对抗性阶级斗争，实现劳资双赢。除此之外，社会民主主义还相当重视微观和中观层面的阶层流动、社群自治和社会互助。

壹、阶层的广泛流动是消解阶级对抗的重要路径

阶层这个概念是阶级概念所不能取代的，从外延上，阶层概念大于阶级概念，阶级固然是划分为阶层的，但阶层却并不被囊括在阶级之中，在阶级之外和阶级之间还存在壹些相当独立的阶层。虽然阶级差别、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壹度占据了社会舞臺的中心，但正因为阶级内部存在着阶层的流动、阶级之间存在着阶层的流动，才使得社会不会陷入妳死我活或同归于尽的阶级斗争之中。

列斯毛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是极力反对阶层流动的：第壹，它们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什么中间阶层，如果有，也必须把它们两极化，要么上升到资产阶级，要么下降到无产阶级，这样才能形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历史大决战；第二，它们把无产阶级成员通过财产继承或个人努力上升到资产阶级，看成是壹种阶级背叛，无产阶级追求的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整体解放，反对个人顺着等级的阶梯往上爬；第三，它们也反对无产阶级内部的阶层差别，如果允许内部阶层流动的话，那只能是由上到下的流动，因为越穷就越是无产阶级，革命起来就越是彻底和坚决。

社会民主主义当然也倡导阶级意识、阶级的团结和组织、阶级的集体行动，并且确认它们是反抗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主要手段和方法，但与列斯毛主义和共产主义具有如下原则的区别：第壹，不搞非黑即白、非友即敌，承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客观存在或主观认同的中间阶层的独立自主性，由他们自己在两个阶级之间选择贊成、反对、独立、中立、逃避等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态度；第二，承认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中的个别成员具有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集体行动还是个人奋斗的自由，承认他们具有上升到劳资之间的中间阶层直至上升到资产阶级的个体公民权利；第三，工人阶级内部可以有差别，壹些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或者成功的集体行动率先提高工资和收入，整个阶级集体行动的目标也不是以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壹举获得全社会的生产资料和财产，而是通过集体谈判、公平分配和利润分享扩大工人阶级的财富份额，使自己由无产阶级变成有产阶级和中产阶级。

二、社群自治突破了阶级和阶层的限制，大大扩展了“民间社会”的范围

阶级和阶层基本上是以经济关系、市场关系为依据划分的，它们固然是社会学的两个基本概念，但远远不能囊括全部社会组织形式。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按照其所处经济关系和市场关系形成壹定的阶级和阶层，但同时还按照其他的社会关系形成其他的群体、社群、社团：基于业缘关系，有各种职业群体；基于地缘关系，有各种同乡团体、地方群体；基于年龄差别，有各种年龄群体；基于性别和性取向，有各种妇女、性少数群体；基于民族和种族关系，有各种民族和种族群体；基于信仰的不同，有各种宗教群体；基于价值观和社会理想，有各种文化群体和社会公益群体……

总之，当今时代是壹个名副其实的社团革命、社群革命时代，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各个环节上和广大空间内，产生了不计其数的、按照壹定的主题和原则组织起来的社团和社群。在这裏，广义的社会组织是相对于国家而言的民间社会、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组织，狭义的社会组织是相对于经济组织、市场组织而言的非经济组织、非市场组织。如果说广义的社会组织处于个人与国家之间，那么狭义的社会组织就处于市场与政府之间，它们壹方面独立于国家、政府，另壹方面又独立于经济、市场，属于经济与政治、市场与政府之间那壹块社会生活空间，这壹空间伴随着人类需求结构由低级向高级的升迁，伴随着经济生活在人类生活中比重的下降与精神文化生活、消闲娱乐和人际交往在人类生活中比重的上升，而显得越来越宽广了。

社会民主主义，顾名思义，比自由民主主义更加重视“社会”的发育和完善，对壹切来自社会的自治和自组织，对于壹切促进人类合作、联合和团结的努力，都表示由衷的高兴和欢迎。社会民主主义固然主要依托于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但对于其他壹切社会群体的自治和平权运动，包括消费者运动、环保运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教育平权运动、养老平权运动、医疗平权运动、居住平权运动、少数族裔平权运动、妇女平权运动、残疾人平权运动、性少数平权运动等等，都予以道义的声援和实际的支持。

三、社会互助和社会保险是社会团结的纽带和社会安全的阀门

自古以来，民间社会就存在着互助互济的传统，特别是在圈地运动和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出现了失地农民、行会手工业工人和工场手工业工人的兄弟会、互助会、共济会，他们是工会和合作社的雏形。工会和合作社是劳动者互助互济的较高形式，但刚开始时它们专註于劳动者在职或就业时期的利益增进，而无力顾及劳动者在年老、伤残、疾病、失业、生育等等没有劳动收入时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而且工会和合作社也复盖不到非劳动者（如残疾人、家庭妇女、鳏寡孤独、无业人员等等），这样壹来，相当壹部分人的生老病死就成了壹个市场和政府两不管的严重的社会问题。主要是在劳工运动的推动下，这个问题以“社会保险”的方式得到了解决。

社会保险可以说是社会互助的最高形式，它从市场和政府筹集资金（包括个人缴纳部分、企业缴纳部分、政府缴纳部分），建立社会保险基金，让其承担济困扶危、转移支付的功能。社会保险是处于市场经济与国家政治之间的中间领域，由工会代表、雇主协会代表和政府代表组成管理机构，按照公开、民主、公平的原则，负责社会保险制度的运行和社会保险基金的运营。

劳工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壹方面天然具有团结互助的价值观念，另壹方面承担着为最弱势群体争取基本生存权利的现实任务，当然把推动社会互助和社会保险作为自己长期努力的目标，并终于通过国家立法建立了社会保险体系。这是壹个伟大的历史进步，以至包括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力量在内的整个现代社会，都接纳这个体系作为基本的人权保障体系。

第四章 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学

政治，是社会生活的壹个重要领域，自古以来，政治权力无远弗届、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及其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到处可见政治权力活跃的身影。社会民主主义所追求的社会市场经济、社会个人所有制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与阶级竞合、正和博弈、橄榄形状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是不可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来的，而只能通过宪政、民主和法治建立起来。

极权专制权治与宪政民主法治

壹、极权、专制与王霸统治

世界史若按古代、近代、现代划分，那么，古代社会，即经济上以农业文明和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在政治上大都是极权、专制和权治社会，不管在古代社会中，出现了多少宪政、民主和法治的因素以至雏型，都不能改变这壹事实。在人类历史上，极权、专制和权治是先于宪政、民主和法治而出现的。

1、极权政治

极权政治，也可称之为无限政治，即壹种无限政府宰制整个社会生活的政治，在这裏，政府不仅垄断政治权利，而且垄断和控制经济文化权利，渗透或监控私人生活领域，建立起政经合壹、政教合壹的国家制度。

如果说古希腊雅典城邦和罗马共和国真的形成某种近似现代宪政的雏型的话（考虑到这些地方的手工业和商业经济比较发达），也不能因此否定下述结论：在整个古代世界，极权政治占绝对主导地位；虽然私有制和私有财产早就产生，但在古代世界并未取得主导地位：

首先，拥有私有财产的人只占社会总人口的少数或极少数，而大部分人口不仅没有私有财产权，连人身自由和劳动力所有权都没有——他们只是个别人或者国家的奴隶和农奴。就以雅典城邦而言，奴隶占其人口大多数。

其次，在古代农业社会，公地制度并未解体，在欧洲中世纪农村、古代俄罗斯村社、中国古代农村，公地以至公田都是普遍存在的，它们由奴隶主、封建领主、地主、小农按照某种村规民约加以共同利用。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古代国家拥有极大的经济势力：它们不仅本身拥有全国相当壹部分土地、官营手工业和官营商业，而且凭借其手中的政治权力，无偿征取徭役和劳役，征收普遍而沉重的税收和苛捐杂税，而且基本上没有保障私有财产的法律，没有私法和民法体系，国家可以任意抄收、褫夺、罚没臣民的私有财产。这种情况在中国尤其严重，因为中国的王权是“绝对王权”，替天行道、代天牧民，对土地和人民拥有终极所有权，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可以无条件地剥夺臣民的私有财产，以至其生命。

极权政治的衰落与私有财产权的确立，是互为条件的：越是私有财产权有限和相对的地方，政治权力越是无限和绝对，越是私有财产无限和绝对的地方，政治权力就越是有限和相对。

极权政治虽然普遍存在于古代世界，但离我们今天又很近。事实上，20世纪冒出两种登峰造极的极权政府，即黑色法西斯纳粹政权和红色共产主义恐怖政权。我们所说的古代和现代，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时间和历史的中轴来划分的，由此观之，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和地区处在前现代历史中，这些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着极权政治，也就不足为怪了。

2、专制政治

极权政治与专制政治是有所区别的两个概念：前者指国家权力具有无限的范围，后者指国家权力的产生并非来自民众的授权，并且被控制和垄断在少数人（君主、贵族、官僚、政党）手中。在古代历史上，极权政治和专制政治有时并不完全合壹，比如在11～13世纪，英国贵族反抗王权的无限扩张，逼迫英王先后签订《自由宪章》和《大宪章》，此时英王无疑垄断了国家权力，但这种权力却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不能够完全控制经济和文化生活；古希腊的斯巴达无疑实行的是壹种极权政治，但这种政治又不是由极少数人垄断和专制的，而是由全体奴隶主民主共享的。

3、王霸统治（权治）

学者们壹般将极权专制政治称之为“人治”，而把宪政民主政治称之为“法治”。人们大概想突出极权专制政治的随意性、任意性、掌权者为所欲为的特征，而宪政民主则是按照法律（公意）而不是掌权者的个人意誌进行治理。

但“人治”这个概念带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无论是极权专制，还是宪政民主，都是人在进行统治和治理，在这个意义上，法治也是人治，即人依法而治。如以“人治”与“法治”相对立，就会给人壹种错觉，即“法治”彷佛是壹种客观的、不以人们意誌为转移的“法”、“道”、“规律”之类的东西在自行或通过人、假借人进行治理，“法”成为政治的主体，而人则成为政治的载体。另壹方面，极权专制政治在通常情况下也是按照壹定的法律进行统治，即依法而治，只不过这种法律是少数人私意的法律化，而不是公意的法律化。这样壹来，岂非极权专制也是“法治”了吗？其次，“人治”概念不能突出极权专制政治的权大于法、掌权者任意立法、少数人的私意高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公意这壹本质特征。

因此，如果说极权专制政治是指权大于法，即政治权力大于法律、私意高于公意、政府权力凌驾于人民的基本权利，而宪政民主是指法大于权，即法律大于政治权力、公意高于私意、人民的基本权利凌驾于政府权力，那么，极权专制政治应当恰当地称之为“王霸统治”，即“权治”，与宪政民主政治作为“法治”相对而立。这样壹来，“人治”这种含混不清的概念就被“权治”这种明确的概念所取代，而人与法、人治与法治之间那种引起种种误解和混乱的对立，被权与法、权治与法治这种逻辑上不会自相矛盾的对立所取代。

王霸统治和权治，是极权政治与专制政治的统壹，即少数人凭借暴力、武力行使无限制的政治权力，是政治权力制定法律，而不是用法律规定政治权力的范围、边界和限度，是少数人掌握政府权力并宰制全部社会生活，而不是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社会与国家、公民与政府依照法律划定疆界，各自行使自己的权利和履行自己的义务。王霸统治和权治的概念准确地突出了极权专制政治中政治权力大于或高于壹切、人们不择手段地追求和获取政治权力、政治权力不受民众控制和监督的本质特征（“人治”概念则不能突出这些特征）。

在王霸统治中，政治权力不是按民主程序自下而上地、和平地产生的，而是通过残酷的政治斗争、政变、阴谋、杀伐、战争、造反、起义、革命等暴力手段产生，最后的胜利者是那些最有政治计谋、军事力量最强大的人。当然，经济基础和民心向背也在起作用，但它们不起直接的支配作用，而只起壹种最终否决权和最终认可权的作用。在经济基础、民心向背与政治斗争的最后结局之间，有壹个广阔的空间任人纵横捭阖，斗阴斗狠，以势力论英雄是王霸政治最高的“游戏规则”。

二、宪政、民主与法治

1、宪政的产生和基本原则

宪政是以宪法这壹根本法、最高法（全体社会成员必须共同遵守的基本准则）规定政治权力与社会生活、国家与公民、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的政治制度。

在古代罗马，已有宪政的萌芽，其时罗马虽无宪法，但却有较为系统的私法即民法（包括人法、物法、诉讼法三部分），其中人法规定了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物法规定了各种财产权如物权、债权、继承权，诉讼法规定了民事诉讼程序，这些法律实际上已划定了政治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疆界，并且成为资本主义民法和私法的重要来源。

宪政的直接来源是中世纪末期英国封建主对英国国王的反抗和限制，以及西欧各地城市自治共和国的发展（其中意大利各商业共和国最负盛名）。如果说《自由宪章》和《大宪章》主要表现了农业经济和封建经济基础上的宪政的产生和发展，那么，城市商业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则表明了手工业和商业经济基础上城市宪政的发育成长。英国和西欧各城市共和国的宪政水平还很低，英国贵族因为没有得到底层民众的支持，不仅自己只获得某种防御性的、否定性的、消极的政治权利，而且对王权政府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积极的限制也很有限，至于城市共和国，在封建专制的外部威慑和渗透下，基本上都衰落了。

《大宪章》以后，经过长达几个世纪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斗争，为了处理国王、贵族和新兴平民力量相互交叉的三角关系，议会这种政治机制应运而生。议会与传统的贵族会议有很大不同：议会包括社会各阶级的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中以新兴农业和商业资本为财产基础的骑士、乡绅、市民，在议会占半数以上席位，这些人后来成为议会中的下院，在英国革命中和革命后成为决定性的政治力量；议会成为强有力捍卫纳税人权益和私有财产权利的机构，不仅扩展了批准赋税的权力、监管征税和税收开支的权力、限制国王违法勒索的权力，而且获得参与立法的权力。17世纪英国革命和《权利法案》这壹宪法性文件的实施，确立了议会完整的立法权、对政府完全的财政控制权、对国王及其臣属的弹劾权以及组织军队的权力，确立了君主立宪制。

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继承了英国革命的基本原则，但比英国的君主立宪更为彻底，并且因为吸收了洛克等人对英国宪政经验的总结，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1776年，着名的《弗吉尼亚权利宣言》第壹条宣布：“壹切人生来同等自由、独立，并享有某种天赋的权利。这些权利在他们进入社会的状态时，是不能用任何契约对他们的后代加以祛夺或剥夺的；这些权利就是享有生命和自由，取得财产和占有财产的手段，以及对幸福和安全的追求和获得。”1789年，法国国民议会颁布的《人权宣言》，在历史上第壹次以宪法的形式明确地宣布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持人的自然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宪政的基本原则是：

（1）公民权利至上的原则。政治权力不是自为目的的，而是为了维护公民的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等基本人权，现代宪政还进壹步将弱者获得物质帮助和基本社会福利的权利列入基本人权。政治权力如果不能维护而是侵犯和损害基本人权的话，就是违宪的和违法的。

（2）社会和国家分离的原则（政经分离、政教分离原则）。国家是社会成员为解决某些公共问题而创制的，而经济、宗教信仰、精神生活，则基本上是私人生活领域，国家不能垄断或肆意干预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除非法律明文禁止，公民的私人生活不受限制（法无禁止即可为）。

（3）有限国家、有限政府或“小政府、大社会”原则。这是从第二条原则直接推论出来的：政府的规模、权力和活动范围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

（4）分权原则。壹方面将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分属于不同的机构，使之彼此监督、彼此制约；另壹方面，实行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权，形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制衡机制。

（5）民主原则。壹方面，民众的同意和选举，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唯壹来源；另壹方面，对于民主产生的、有权力限制和任期限制的公职人员，也必须经常予以监督和制约，防止他们腐化堕落，促使他们更好地维护公民权利和公众利益。

（6）法治原则。对政治权力的限制和公民权利的保护，政治权力的目的、范围、大小、界限，必须以“全民公意”、最高法、根本法、宪法形式加以规定并昭示于天下，对任何违宪行为，尤其是政治权力、政府、政府官员的违宪行为，都要加以法律制裁。

（7）人性可疑原则。人性含恶是宪政的人性论和本体论基础，怀疑论是宪政思想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宪政环境中形成的壹个普遍共识是，掌握政治权力的人是不可轻信的，如果没有对权力的制约，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

2、民主的产生和基本原则

所谓民主，是指国家权力由人民产生、由人民参与行使、由人民制约和监督的政治制度。

远古民主：民主在近代后于宪政，但在远古时代则先于宪政。原始氏族和部落的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民主。这种民主与现代宪政民主区别极大，因为它是壹种极权民主——每个个体极为弱小，不得不抱成壹团就壹切事情实行共同决策，没有个人的独立和自由，不存在私人生活领域。这种民主不是个体觉醒和解放后主动追求的结果，而是出于严酷的生存必然性的被动适应。这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当壹部分个人变得相对强大以后，这种极权民主就普遍地让位于极权专制：之所以是极权，是因为大多数个体仍然软弱无力而不得不依赖于共同体；之所以是专制，是因为少数个体强大到了能够垄断性地支配公共权力的程度。

古代民主：主要指古希腊、古罗马的民主。古希腊城邦继承了原始民主政治的遗风，其中斯巴达是典型的极权民主，雅典民主则带有半极权性质。古希腊民主在时间上略早于并影响了古罗马民主，但古罗马民主也具有其特殊性，即它是在更广大的地域范围内实行的，因此不具备古希腊民主那种民众直接参与的特点和极权化的倾向，而是某种古代代议制和有限政府。虽然古希腊民主与古罗马民主有相异之处，但两者也有共通之处，即都是奴隶主和自由民的民主，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奴隶则被视之为物体和奴隶主的财产，连人的资格都不具备，更不可能享有什么政治权利。据记载，雅典自由公民有9万人，而奴隶和被保护民达41万人，他们不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

可以说，在整个古代世界，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不管是在奴隶—奴隶主经济时期还是在封建主—农奴、地主—农民经济时期，古代专制都是普遍存在的，古希腊民主与古罗马民主只是古代专制世界缝隙中两个特例和两段短暂的插曲。当然，它们也不是无根无据的，不是天外流星般的偶然存在——它们之所以得以产生和发展，正是因为它们处于东、西两大古代世界的交汇之处的地中海沿岸，它们得益于壹种不同于农业和自然经济的异质的、新质的经济因素——手工业、商业、海外贸易等商品经济因素的成长，而当这种新的经济因素衰落时，古希腊罗马民主自然也就衰落了。

近现代民主：英国中世纪末期的《大宪章》虽然限制了王权，但王权本身的专制垄断性质依然没变。近现代民主的真正起源是意大利各商业共和国及西欧各国都曾出现过的城市政权，它们是在壹种新的经济基础即工商业和商品经济之上发展起来的，其中有些城市政权和城市共和国或者被君主封建专制和教会专制力量直接扑灭了，有些则因为长期抵抗外敌而导致自身民主的衰落。随着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在欧美国家的普遍发展，更多的民主之火燃烧起来，终于导致民主力量与专制力量的总决战——英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革命，随后大多数欧洲国家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

民主的基本原则是：

（1）普选权原则即政治权利人人平等的原则，又可称为主权在民或人民主权原则。虽然资产阶级民主最初对选举权还有财产、性别、种族等方面的限制和歧视，但都相继被破除了，各西方民主国家的公民获得了普遍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表达政治意见和参与政治制度化运行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2）壹人壹票、少数服从多数和保护少数的政治权利的原则。壹人壹票通常只能按多数同意原则做出决策，要求少数服从多数，但多数同意并不等于多数专制和多数专政，因为按民主的第壹条原则，少数派仍然拥有不可随意剥夺的政治权利，完全有权利继续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争取更多的人的支持，以便使自己由少数变为多数。这是民主政治的壹种和平的、公平的游戏规则，这种游戏规则因此被称之为共和原则，民主与共和因此而并称，民主政治因此而被称之为共和政治，民主政权因此也被称之为共和国。

（3）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代议制与参与制相结合的原则。现代社会公民通常通过选举授权，让议会代表、行政官员、法官等专业人士代行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但也保留了壹些直接参与政治决策的权利，比如通过个人创制和全民公决参与立宪和修宪，通过全民直选产生总统，通过陪审团参与司法判决，随着网络技术的高度发达，还会出现更多参与制与直接民主的发展空间。

（4）多党制原则。如果说议会、政府、法院构成国家权力机构和政治权力运行体制，那么多党竞争则是壹种政治动员机制和政治权力产生和形成的机制。公民、家庭、企业——社团、社区——政党——国家，构成壹个自下而上的、从微观到宏观的自组织过程。政党不是国家权力机构，而属于民间社会，必须从民间社会募集自愿的经济和民意支持来解决其生存和发展问题，只有在选举获胜以后才能获得有限期的执政地位。政党制度必然是多党制，这是由现代社会多元的经济结构、利益结构和阶级结构决定的。根据各主要阶级所处的经济、社会、文化地位，壹般会出现在政治上代表它们的几个主要相互竞争的政党，小政党则代表范围较小的阶层或利益团体。

（5）宪政原则。民主必须符合宪政，也就是说，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政治权力，也是有限的，也不能取消公私两个领域的界限，也不能扩张和膨胀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控制私人生活的各个角落和环节。如果有这样壹种由人民选举产生而又反过来控制人民的壹切的政治权力，它就不能叫做宪政民主，而只能叫做极权民主。在正常情况下，人民不可能选举产生壹种从方方面面控制人民自己的政治权力，在某些特定历史情况下产生的极权民主，古代斯巴达国家、近代的雅各宾专政、20世纪的纳粹和共产政权，很快就会演变为极权专制，因此非宪政的极权民主本质上就不是民主，而是假人民之名实行的、最恶劣和极端的专制。

（6）法治原则。民主正如宪政，都必须遵循法治原则。公民和政党必须遵守选举法和政党法、议会必须遵守立法法、政府必须遵守行政法、法院必须遵守诉讼法、壹切国家权力机构都必须遵守国家赔偿法、壹切参与民主政治过程的主体都必须遵守宪法。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治权力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即使要修改宪法和法律，也必须按照壹定的法律程序进行。民主如果没有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就会沦为无法无天的暴民统治和暴民专政，这种暴民统治和暴民专政，必然由暴君统治和暴君专制来收拾残局。人民壹旦失去理智、放纵人性之恶，甚至比君主专制带来更加可怕的人间惨剧。

（7）人性可信原则。民主虽然也有自我怀疑的方面，但基本上是以人性可信为哲学基础的。首先，人民对政治过程的参与和对政治权力的约束，是以其本身的人性自信为前提的，相信民主比专制具有优越性；其次，人民对他们所投票选举的政党和候选人抱基本信任的态度，否则他们就会不去投票了，这样一来，在民主而非专制的情况下，国家政权反而产生不出来了，结果社会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从而导致“民主的悖论”；最后，从民主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出，民主产生的政治领袖总体上无疑比专制君主优良得多、道德水平高得多。当然，受到宪政的人性可疑原则的限制，人民对他们所选举的政治领导人也不会持绝对信任的态度。

3、宪政与民主的区别和矛盾

宪政和民主所要解决问题并不壹样：宪政要解决的是政治权力的范围、大小、界限问题，其办法是通过划分市民社会与国家、经济文化领域与政治领域、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生活领域，来限定和限制政治权力；民主所要解决的是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和谁来掌权的问题，其办法是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国家权力，并且由公民制约和监督这种权力。宪政的对立面是极权，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

在历史上，宪政与民主出现过分立的情形：古代的原始民主、斯巴达民主、雅各宾民主、纳粹的民主、共产党的民主，并不是宪政的民主，而是壹种极权的民主；古罗马帝国、中世纪末期的英格兰王国、拿破仑帝国的宪政，并不是壹种民主的宪政，而是壹种专制的宪政。至于雅典城邦、罗马共和国、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出现的宪政与民主的初步结合，也导向两者的分离：或者导向带有极权色彩的民主（在雅典城邦），或者导向带有专制色彩的宪政（在罗马共和国和意大利城市共和国）。

即使在现代历史条件下，宪政与民主仍然存在壹定的矛盾：宪政要求严格地缩小政治权力的范围，而民主则要求扩大政治权力的范围。从亚当•斯密时代的“守夜人国家”，壹直发展到社会民主党的“全民福利国家”，其间经历了宪政主义和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右派与左派反復不断的斗争和拉锯。当然，尽管当今民主国家的政治权力已经比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时期大得多，但仍然没有突破宪政的基本框架。

4、宪政与民主的统壹性

宪政与民主在本质上又是同壹的，这种同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两者有共同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越来越普遍的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以及越来越具有自由、平等意识的普通个人和全体公民。宪政所要保护的是“每壹个人”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等等基本人权，民主所要争取的是“所有公民”管理国家、当家作主的权利。在这裏，“每壹个人”与“所有公民”是同义的。宪政与民主的主体都是社会全体成员，而不是社会上某个特权阶级，只不过它们的任务、它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它们的角度有所不同而已。

（2）两者互为产生和发展的条件。从历史上看，近现代宪政和民主的产生和发展完全是互为条件的，几乎是同步的。没有以民众为强大后盾的议会权力的产生和发展，对于“绝对王权”的限制和逐步剥夺就是不可能的，而没有私有财产权和人身自由权的逐步确立和进壹步发展的需要，民主就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通过限制王权的斗争而发展民主，通过第三等级、平民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而确立宪政，完全是壹回事。资产阶级革命同时确立了宪政和民主，这种确立，同时也是争取更高阶段的宪政和民主的开始：宪政由对王权的限制进壹步转化为对民主政府本身的限制，而民主则由有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向无产阶级和壹切公民扩展。最早的无产阶级是拥护资产阶级的宪政民主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这两个阶级共同的敌人。资产阶级反对君主、贵族的斗争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于是它们结成“第三等级”，共同争取针对君主、贵族的宪政和民主。君主、贵族退出历史舞臺而资产阶级当政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走向前臺，宪政与民主进入壹个新的历史时期。

（3）两者相互渗透，具有直接的同壹性。首先，宪政包含民主，宪政所要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本身就包括政治权利，即管理公共事务、国家事务的民主权利；其次，民主包含宪政，宪政的基本规则——宪法这壹规定公民和国家双方权利义务的总章程，本身就是全体公民通过壹定的程序制定出来的。真正的民主本质上是宪政的，即人民、公民为了确保自己的基本权利，应该自己限制由自己所选举产生和参与执行的政治权力，设想人民、公民选举产生壹种全能的、全面地控制自己生活的每壹个方面的政治权力，是不可思议的，是自相矛盾的，是违反人类理性的；真正的宪政本质上是民主的，即人民、公民自己做出限制由自己选举产生的政治权力的决定，人民、公民要自己约束自己，不能要求国家、政府满足自己的壹切需要和愿望，不要授予国家、政府解决壹切社会问题的权力。

5、法治：宪政与民主的合题

“法”的最本质的含义是公民权利与公共权力之间的界限、界标、准绳、尺度；所谓法治，就是人民、公民依据自己所制定和认可的宪法和法律，壹方面选举产生国家和政府机关，积极地解决社会的公共问题，另壹方面，防止和限制国家和政府机关超出自己的权力范围而侵犯公民、人民的基本人权和侵入公民、人民的私人生活、自主生活领域。

对上述定义可作如下进壹步的剖析：

第壹，法治不等于壹个客观的、不依人的意誌为转移的、绝对的“法本身”、“法实体”在自行进行统治，这样来理解法治的话，壹方面无法理解法的来源和本质，抽掉了法的人性基础和法的人类来源，遮蔽和扼杀了法的经验主体，导致法的神秘化和客观主义化；另壹方面，又给某些人以法的人格代表的身份专制地行使政治权力提供了绝妙的机会。法是经验的、人性化的、由人制定出来的规则，只不过不是由个别人制定出来的，而是由全体公民按壹定程序制订出来的，是全体社会成员意誌的表达，即“公意”。在这个意义上讲，法治也就是人依法而治，只不过不是依据只是体现少数人专横意誌的法而治，而是国家、政府依据作为“公意”的法而进行治理。

第二，法治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依法而治”。法治固然也是“依法而法”，但依法而治不等于法治，因为依法而治既可能是依照少数人制定的特殊法甚至恶法而治，也可能是指依照“公意”而制定的普遍法和良法而治。少数人制定的法是不必要表达“公意”的，并且本身就是对付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因此，少数人随时可以改变这些法，因为权大于法；而作为“公意”表达的普遍法，非经全体公民同意是不可能随意改变的，因为法大于权。少数人制定的法，当然也是由少数人来执行的，又因为缺乏强有力的制约机制，这种执行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以罚代法、贪赃枉法就是很普遍的；而作为“公意”的普遍法虽然也是由少数人执行的，但由于建立了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法的普遍性就不容易受到损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会成为公民与执法和司法机构的共识。

第三，法治是宪政与民主的对立统壹，是在宪政与民主之间保持壹种合理的张力，没有宪政和民主，就根本不可能有法治，所谓“法治先行论”是自欺欺人的谎言。法治就是宪政的民主和民主的宪政，它是宪政与民主在差别、矛盾和对立的基础上达到统壹，又在统壹中包含壹定的差别、矛盾和对立。宪政确认公民基本人权的优先性和政治权力的有限性，并且使之成为最高的法律原则。宪政的这种基本要求，使得即使是民主的政治权力也不能随意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由于民主实际上总是多数人在政治竞争中获胜，因此宪政要求，即使是多数人掌握政治权力，也不能剥夺少数人的政治权利，更不能剥夺少数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等等基本人权。宪政永远保护少数派继续参与民主政治的权利，保护少数派争取变成多数派的权利。宪政还要求，即使是对那些保守的、跟不上时代步伐的少数派，也要保护他们的基本人权，即使是对那些反社会、反人类的犯罪分子，只要是罪不至死，就不能剥夺他的生命权和政治权利，只要是不被判处无期徒刑，就不能剥夺他的政治权利，只要是不被判处有期徒刑，就不能剥夺他的人身自由权。至于他们曾经合法地拥有的财产，更是不能剥夺的。宪政的这壹要求使得民主註定不可能是壹个阶级对另壹个阶级或者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在宪政之下，没有哪个阶级或者哪壹个特定的人群生来就要成为专政对象。宪政民主不是任何壹种专政，因为没有确定的专政对象，至于那些反社会、反人类的犯罪分子之所以遭到惩处，不是因为他们是属于哪个特定的阶级或阶层（实际上，他们出现在每壹个阶级和阶层之中），而是因为他们侵犯了其他人的基本权利，或者损害了公共利益。

第四，法治的真正对立面是王霸统治或权治。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法治就是民主产生的政治权力按照全体公民参与制定和认可的宪法和法律治理社会，而每个公民则依据全体公民参与制定和认可的宪法和法律捍卫和追求自己的基本权利。在这裏，法律高于权力，公民权利高于国家政治权力。这与王霸统治或权治构成尖锐的对立，后者是凭借暴力产生的王权和霸权依照统治者自己制定的法律来统治社会，而每壹个普通民众除了服从王权和霸权外，不可能公开地、合法地捍卫和追求自己的基本权利。在这裏，权力大于法律，国家（政治）权力大于公民权利。

可以把法治的基本原则大致归纳如下：

（1）公正性原则，又称正义原则。法律的制定，法律的执行和实施，都必须是公正的，前者称之为“立法公正”，后者称之为“执法公正”、“司法公正”；前者强调立法程序和法律的内容的公正，后者强调法律的执行和实施过程的公正。公正是法治的生命和灵魂，没有公正就没有法治。

（2）普适性原则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法律规定了公民的权利，规定了国家机构的权力，规定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任何个人和任何组织都必须无条件地遵守，公民、企业、团体、政党、政府，不论是谁，只要违反了法律，就必须受到严格的制裁。如果壹些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受法律制裁，其他人就会援引而效彷，法律就会成为壹纸空文。法律的普适性和强制性还要求，在依照法定程序修改法律之前，即算是有缺陷的法律，也必须得到遵守，如果人们都以法律有缺陷为名而不遵守法律，法治也就会荡然无存。

（3）法大于权、依法行政原则。在法治条件下，公民必须守法，政府和政府官员更应该守法，这不仅因为政府和政府官员握有普通公民所不拥有的权力，可以比公民更容易地谋取私利，也可能给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带来巨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而且也因为政府和政府官员的不守法，具有极大的示范效应和带头作用，会极大地败坏公民的守法意识和社会的法治精神。法大于权、依法行政要求政府的壹切活动都有法律依据（法无授权不可为），违法了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并对被损害的公民做出赔偿，同时公民有依法抗拒政府违法行为的权利。

（4）司法独立、违宪审查原则。司法独立是法治的制度性条件之壹，立法机关可以依法监督和质询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可以对司法结果提起申诉和抗辩，但却不能够事前和事中干预独立的司法过程。不仅如此，宪法法院或者最高法院，还有权审查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和行政机关制定的法规、规章是否符合宪法，也有权在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发生尖锐冲突的时候，做出双方行为是否符合宪法的裁定，如果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双方都不服宪法法院的审查和裁定，则最后交付全民公决。

（5）宪政原则。法治内在地包含了宪政原则，也就是说，法治的前提是必须以最高法即宪法的形式对基本的社会制度、公民基本权利至上和政府权力的界限做出规定，其他壹切法律都必须与宪法相壹致。

（6）民主原则。法治内在地包含了民主原则，也就是说，包括宪法在内的壹切法律，都必须通过民主程序来制定，都必须充分地表达、综合全体公民的意誌，少数人制定并只表达少数人意誌的法律，必定是王霸统治的法律，而不是法治的法律。

（7）人性可疑和人性可信互补的原则。为什么要法治，而不要权治？因为人性是可疑的，掌握政治权力的人永远有可能越权侵犯公民的权利，因此必须在权力之上高悬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保障全体公民基本权利的、每个人包括掌权者必须遵守的法律，以约束人们尤其是掌权者的行为；法治又不是“神治”或“物治”，不是非人之治，而是人治，只不过不是少数人的专治、专制之治，而是所有人的民主之治（林肯称之为“民有、民治、民享”），因为人性又是可信的，人民有能力自己治理自己，有能力从无数个人中发展出壹种作为“社会合作的扩展秩序”的政治制度，壹种和平的而不是暴力的、文明的而不是野蛮的、竞争而又合作的而不是妳死我活的、正和对局的而不是零和对局的、弘扬人性之善的而不是纵容人性之恶的“政治游戏规则”。当然，宪政虽以人性可疑为基本前提，但也包含人性可信的成分，即宪政相信政府在其有限的权力范围内有存在的必要性、有解决公共问题和满足公共需要的合理性以及为公民造福的可能性；民主虽然以人性可信为基本前提，但也包含人性可疑的成分，即民众对于自己选举出来的政府和政府官员，也要设置壹系列的防范、制约和监督机制，以防止政治权力的异化，并在此基础上发挥出政治权力止恶扬善的积极功能。人性可疑和人性可信就这样相互补充而构成法治的哲学基础。

宪政、民主、法治与自由、平等、正义

当我们论述宪政、民主、法治的起源、性质和基本原则时，自由、平等、正义这三个概念已经多次出现了。人所共知，自由、平等、正义是人类梦想和追求的最珍贵的价值目标。那么，宪政、民主、法治与自由、平等、正义之间有什么关系？

尽管宪政与平等、正义，民主与自由、正义，法治与自由、平等有着深刻的关系，但就其直接对应关系而言，宪政主要满足自由的诉求，民主主要满足平等的诉求，法治主要满足正义的诉求。当我们强调宪政的首要原则是个人权利、公民权利至上的原则，民主的首要原则是公民政治权利人人平等的原则，法治的主要原则是公平性、公正性和正义性原则时，已经显示了这种壹壹对应的关系。

壹、宪政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从宪政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大量论述来看，宪政与自由的这种手段与目的的对应关系是很明显的，人们在追求宪政的过程中，首先想到的也正是通过限制政府权力捍卫自己的自由，而较少把宪政与平等紧密地联系在壹起。的的确确，对自由的最大危害和威胁，莫过于无限制的、极端的、绝对的政治权力：自由也许会和某种开明的专制（有限制、有边界的政治权力）短暂地联姻，但绝不可能在极权政治、全能国家、无限政府下存在和发展；极权之下，大多数人在壹切方面都是不自由的，而在专制之下，大多数人在政治上当然也是不自由的，但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可以保持相当程度的自由。

二、民主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公民对平等的要求

从民主主义和平等主义思想家的大量论述来看，民主与平等的这种手段与目的的对应关系也是很明显的。人们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首先想到的也是通过掌握政治权力来满足自己对平等的要求。的确，对平等的最大危害和威胁，莫过于壹种仅仅由少数人垄断性地掌握着的政治权力，这种专制权力不仅使人们不可能参与对公共事物的管理，而且彻底断绝了人们通过公共权力、通过法律和政策来改变其经济、社会不平等的可能性。民主与专制是直接对立的，而民主与极权还可能有某种短暂的结合：壹方面，壹种无所不能的国家权力有可能强制性地使全体人民处在壹种平均主义的状态，从而满足部分人的平等愿望或者满足所有人的某些平等愿望（比如保证每壹个公民的就业和基本福利）；另壹方面，当民主极端化、绝对化时，政治权力也会变成壹种极权力量，控制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和每个公民的壹言壹行。

民主与平等的紧密联系还表现在，民主是通过普选制和壹人壹票制来运行的，因此，它表现出壹种数量的优势，特别适合于占社会人口相当数量的下层和弱势民众通过民主选举政治权力来提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宪政并不包含这层意思，相反，宪政要通过限制政治权力而让公民充分自由地生存和发展，而且宪政并不承诺结果的平等，而是肯定差别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因此，宪政尤其为处于社会上层的公民所特别强调。如果说，民主有使政治权力扩张的倾向，那么宪政则极力限制政治权力。当社会在经济上处于两极分化的情况下，有可能导致宪政与民主的对抗性矛盾，结果或者是由社会上层垄断性地控制政治权力、压制民主，以确保自身的特殊利益；或者是社会下层通过建立强大的民主政权，取消宪政，建立壹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只有在阶级矛盾比较温和或中产阶级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时，宪政与民主才会互相趋近，而保持壹种合理的张力。

三、法治的目的是为了建立社会公正（公平和正义）

法治正是试图通过协调宪政和民主来同时满足自由和平等的诉求，从而使社会处于壹种正义的状态。由于自由与平等之间存在壹定的区别，因此，有些人更推崇自由以及宪政，而另外壹些人更推崇平等以及民主。法治就是要实现两者的统壹，而使法律处于不偏不倚的地位。所谓“法律是正义之剑”的说法，已经意识到了法律的正义本质（但未听有人说过“宪政是正义之剑”或“民主是正义之剑”）。自由的反面是奴役（宪政的反面是极权），平等的反面是等级、特权（民主的反面是专制），而正义的反面是邪恶、不公（法治的反面是权治、王霸统治）。不论是否定民主而仅仅维护极少数人的自由和权利的法律，还是否定自由而实行极权民主即多数人的专政的法律，都是邪恶的法律。真正的宪政必须也是民主的，即满足平等诉求的，真正的民主必须是宪政的，即满足自由诉求的。

人们通常把现代政治制度称之为“自由民主制度”，这是不准确的。根据上面的论述，准确的叫法应该是“宪政民主制度”即“法治制度”，它是满足“自由平等原理”即“正义原理”的方法、手段和途径。

在历史上，自由或平等、宪政或民主常常被不同的人特别强调，于是便形成自由主义、宪政主义与平等主义、民主主义两大思潮。总体上来说，自由主义、宪政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哲学基础，而以资本主义为经济基础；平等主义、民主主义以集体主义为哲学基础，而以社会主义为经济基础。当然，这两种思潮不应该是对立的，而应该是互补的；双方壹旦绝对化，就会演变为不正义的、邪恶的东西（这在历史上都有实例）。事实上，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宪政主义为壹方，以集体主义、平等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为壹方，在20世纪的历史发展中，已分别由右的方面和左的方面向中间（中道、正义）汇合，在经济上表现为私有制和公有制向混合所有制汇合、劳动和资本向人力资本汇合，在政治上则表现为宪政和民主向法治汇合，在社会结构上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向中产阶级汇合，在社会形态上表现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向社会资本主义或资本社会主义汇合。

有必要指出的是，平等、民主最初也主要是资产阶级所提倡和追求的，以此激烈反对封建特权和君主专制而伸张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权利，但在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导阶级后，他们当然更关心的是维护自身的优势地位，维护自身已经获得的自由和权利，于是平等、平等的自由权利便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弱势的无产阶级和中下层民众的追求目标，而民主也成为他们所达到这壹目标的主要手段：在普选权、政治权利人人平等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和中下层民众具有选票数量上的优势，能够通过政治权力即立法、行政和司法途径，来提高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在现代社会，强势阶级更强调自由、宪政（但并不否定平等、民主），弱势阶级更强调平等、民主（但并不否定自由、宪政），双方之间已形成壹种既对立又统壹、

既竞争又合作的社会张力。

极右、中右、中左、极左的思想政治谱系

如果以宪政和民主两者高度完满的统壹状态为原点和轴心，就会出现中左、极左、中右、极右四种区分：中左追求更多民主但不否定宪政，中右追求更多宪政但不否定民主；极左只要民主不要宪政，但这种最初的极权民主必然导致极权专制，比如苏联、东欧、中国、古巴、朝鲜、柬埔寨等共产主义国家；极右只要精英治国不要民主，但这种最初的专制宪政也必然转变为专制极权，比如德国、意大利、日本、西班牙、智利等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国家；中左与中右竞争互补，极左与极右两极相通。

壹、左右划分的主要依据

1、左右划分的历史前提

在古代奴役等级和极权专制社会，只有垂直的上下尊卑之分，没有横向的左右之分。思想政治上的左和右主要是壹种现代的划分，左右划分主要是壹种现代的现象。诚然，在传统社会或古代社会，在壹定的区域范围或者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了某种趋于扁平化的社会结构，虽然那时候的人们并没有思想政治上左和右的概念和意识，我们现代人也可以用左和右的概念去进行描述和分析。比如，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共和国时期，以及中世纪意大利等地的城邦共和国，由于出现了壹定范围内的公民社会和民主制度，荡平了壹些思想政治上的等级隔离，给有限数量的公民提供了壹个可以竞争的扁平的舞臺，于是便出现了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左右之争，拥有较多经济政治文化资源的贵族、家族、富人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偏于右，而拥有较少经济政治文化资源的平民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偏于左。

左右划分以三个历史条件为前提：壹是工业化、商业化、分工和交换的普遍发展，带来了市场经济的普遍发展，这意味着经济的多元化和自由竞争，经济领域因为吸引了最多的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而成为社会生活中权重最大的壹个领域，基于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自由平等交换的经济逻辑，要求冲破暴力和政治权力对于生产、交换和分配的直接控制；二是经济、政治、文化三个社会生活领域的横向的、相对独立的扩展和发展，尤其是经济和文化对于政治的独立发展，使得过去人们只能顺着等级政治的阶梯往上爬这种狭隘的行为模式，转变为朝着经济、政治、文化三个不同的方向自由选择和发展的行为模式，公民社会和公民权利意识得以产生和发展；三是政治上由极权、专制和权治初步转向了宪政、民主和法治，垂直的、金字塔式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向了横向的、扁平化的社会治理模式。

总之，没有社会结构的横向展开，没有公民社会的发展，没有保障这种展开和扩展的宪政民主法治，就无所谓左右划分而只有上下划分。当然，在现代化的早期，由于传统社会的惯性力量，还会出现财富、权力、文化等社会资源占有上的严重分化乃至两极分化，但是，以暴力和政治权力维系的僵硬的等级制度到底是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基于生产的阶级和阶层的分化，而这些阶级和阶层之间的横向竞争，原则上是没有血缘、宗法、法律、政治、意识形态等等垂直的、牢不可破的隔离和屏障的。

2、左右划分的几个依据

（1）以拥有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资源的多寡为依据

通常，拥有较多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资源的阶级和阶层（所谓精英），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是偏右的，而拥有较少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资源的阶级和阶层（所谓平民），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是偏左的。这当然不否认，有些精英会成为左派，而有些平民会成为右派。

（2）以价值理念和价值取向为依据

现代社会以自由、平等、正义为普世价值，但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偏向。壹般而言，右派虽然不否认平等和正义，但坚定地把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放在第壹位，重视消极自由而相对忽视积极自由；如果也承认平等，那只承认与个人自由完全壹致的人格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而坚决反对起点平等和结果平等、拒斥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如果也承认正义，那只承认基于自由的正义而否认基于平等的正义。与此相反，左派虽然不否认自由和差异，但坚定地把平等放在第壹位，重视积极自由而相对忽视消极自由；要求起点平等以及尽可能的结果平等，要求较高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要求基于平等之上的社会公正。

（3）以对市场经济的不同理解为依据

右派主张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或所谓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认为价格这只无形之手完全能够有效地调节供求矛盾，达到市场均衡，不存在所谓市场失灵，市场竞争能够自动地实现社会利益和公共福利的最大化，包括自动地调节劳资冲突和贫富分化；左派则主张社会市场经济，即认为市场不是孤立的和天然自足的，它受到来自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道德的各种力量的制约，尤其是受到联合起来的劳工力量的制约，劳资集体谈判这种有形之手或劳动力集体定价机制，与劳动力供求关系这只无形之手或劳动力个别定价机制，共同决定劳动力价格并调整劳资关系。

（4）以公民社会自身建设的逻辑和方式为依据

右派从个人自由优先的原理出发，主张较低程度的公民结社或联合，认为自由平等的公民个人之间，最多只存在阶层的区别，不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坚决反对威慑个人自由的任何形式的集体主义；左派也以承认个人自由和权利、公民结社自由为前提，但认为公民是分为不同阶级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应当上升为阶级的自由和权利，阶级壹旦产生，就在壹定程度上超越了个人自由，个人应该放弃壹定的自由和权利以实现阶级的团结、互助与联合，通过阶级之间的博弈而不是个人抗争或个人成功来解决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

（5）以对国家、政府、政治权力的态度为依据

右派主张最小国家和最小政府，凡是市场和社会能够解决的问题，都不允许国家、政府插手，国家、政府只需要维持市场竞争的秩序、社会的公共安全以及市场不愿提供或没有能力提供的某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就可以了，或者说，在宪政、民主、法治中，右派更重视宪政和法治，而相对忽视民主，如果也认同民主的话，主要指精英民主和间接民主，而反对大众民主和直接民主；左派虽然也认同宪政、民主、法治，认同“大社会、小政府”的基本框架，但更重视民主和法治而相对忽视宪政，认为壹个民主的政府，有义务为更多的公民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公民提供更多的平等、福利、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此左派呼吁更多和更直接的民主，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所有社会成员的实质上的自由和平等。

（6）以要求进步的快慢、变革的急缓为依据

右派除了在其上升时期，在与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斗争时期主张彻底的革命和激烈的变革外，在其成为主流政治思想力量后，就倾向于对现存秩序持保守的态度，如果也要求进步和变革的话，那壹定是主张温和的改良和缓慢的变革，坚决反对革命和激烈的变革；左派则对现存秩序持比较激烈的批判态度，要求更多、更快、更彻底的改变，甚至要求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

（7）以对待传统的态度为依据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右派接替了传统统治阶级，而在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社会裏占据了主导的、强势的地位，甚至壹度对处于弱势地位的阶级实行专政（比如限制底层民众的选举权、被选举权、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因此，右派对传统有更多温情的理解和包容；左派通常以弱势群体的代表为己任，认为现在的强势阶级和统治阶级与传统社会的统治阶级有许多相同之处，因此继续对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持激烈批判和否定的态度，甚至要求与传统进行最彻底的决裂。

极右、中右、中左、极左的思想政治定位和相互关系

1、极右、中右、中左、极左的思想政治定位

（1）极右。通常指那种突破平等的底线而赤裸裸地主张“优等人”的绝对自由和公开的社会不平等的思想政治力量，这往往是自由放任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经济力量，或者其他某些社会力量如政治的、种族的、宗教的力量发展到极端的必然产物，是在丛林状态中获胜的强者的权力宣言，它在很大程度上返回到了传统社会的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军国主义、白人种族主义就是极右势力的典型代表。

（2）中右。通常指那种主张自由优先兼顾平等的思想政治力量，在现代社会，自由主义是典型的中右。自由主义按其对自由与平等关系的不同理解，本身又有右中左三种形态：偏右的是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居中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偏左的是社会自由主义，或左翼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中是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也是竞争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以之为思想指导的中右政党如英国的保守党、美国的共和党、德国的基民盟，长期居于执政地位。

（3）中左。通常指那种主张平等优先兼顾自由的思想政治力量，在现代社会，社会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环保主义等思潮属于中左，其中以社会主义影响最大。社会主义按其本身对自由与平等关系的理解，也有右中左三种形态：偏右的是社会民主主义，居中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偏左的是新马克思主义（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温和形态）。社会主义是以工人阶级为社会基础的思想意识形态，其中以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为思想指导的中左政党如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经常获得执政地位。

（4）极左。通常指那种突破自由的底线而主张起点平等和结果平等的思想政治力量，在现代社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等思潮属于极左，在欧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曾经在19世纪中后期获得较大的影响，但后来转入衰落并逐渐边缘化了，以之为指导思想的欧美国家的共产党正在趋于消亡。但是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壹些发展中国家，作为马克思主义之地方主义化和实用主义化的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毛主义等等，壹度获得世界性的影响和力量，经过将近壹个世纪的鼎盛而终于转向衰落。

2、极右、中右、中左、极左的相互关系

壹般人都以为，极右和中右都属于右，中左和极左都属于左，前两者的共同性当然会大于它们与左的共同性，后两者的共同性当然会大于它们与右的共同性。然而，这是壹种误解。我们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况，那就是中右与中左的共同性大于中右与极右的共同性，中左与中右的共同性大于中左与极左的共同性；或者说，中右与中左正从右和左两个方向向中间汇合，而极右和极左则两极相通，成为市场经济、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的否定性和破坏性力量。

（1）中右和中左向中间区域的融合

由于资本的劳动化和劳动的资本化，使得智力劳动或者人力资本有可能并正开始超越物质资本和简单劳动而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由于中产阶级有可能并正开始超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逐渐成为主导的阶级，中右和中左的思想政治力量，尤其是自由主义中的左翼（社会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中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正像资本与劳动谁也消灭不了谁并趋于融合壹样，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也是如此，以至于中右政党执政时也不得不继续保持劳工的基本权利和社会福利，而中左政党执政时也不得不继续保持市场经济的基本体制。

中右和中左，除了他们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正在走向融合外，在思想上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双方都认同自由、平等、正义的价值理念，而在政治上都认同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因此我国当代民运先驱和学者陈子明先生准确地把中右称之为“宪政右派”，把中左称之为“宪政左派”。网上有壹个叫胡常根的民工兄弟，又把中右称之为“民右”或“民主右派”，把中左称之为“民左”或“民主左派”。只要认同市场经济、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法治，不管中右和中左有多么大的差别、矛盾和冲突，总是可以通过结社、集体谈判和集体博弈、政党竞争、选举和立法等等和平的、理性的、有序的、法治的方式予以化解的。当然，我们希望这种趋势会越来越成为文明世界的主流发展方向。

（2）极右和极左两极相通

极右和极左，表面上是针锋相对甚至绝对对立的，前者鼓吹强权就是真理、精英治国、优秀种族统治世界，少数杰出人物可以代表全社会、全民族乃至全人类（唯心史观、英雄史观），后者则鼓吹劳动创造人本身、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和推动者、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政党和政府只是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等（唯物史观、人民史观），但细观之下，就会发现物极必反，而且两极相通：

首先是思想上相通。顾名思义，极右和极左都是壹种极端思潮，作为极端，它们在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上共享壹些同样的东西。

其次是政治上相通，即两者都要求取消多党竞争、结社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罢工自由，建立壹个垄断全部社会资源的党国体制和极权国家体制。因此陈子明把极右称之为专政右派，把极左称之为专政左派；胡常根的说法是专制右派（右愤）和专制左派（左愤）。

第三是组织技术和执政方式上相通。当其处于上升和谋取权力阶段时，极左会以底层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忠实代表的面貌出现，极右则会以民族、国家的最优秀代表的面貌出现，利用宪政民主下包容多元的制度、文化与和平发展空间，扩大影响和选民基础，壹旦通过竞选程序上臺（纳粹），或者利用国家权力出现溃败状态时政变或武装暴动上臺（布尔什维克），就逐渐抛弃宪政民主法治的外衣和羁绊，以壹个高度组织起来的、武装到牙齿的党军宪警暴力集团，对所有政治反对力量、异议人士、中间人士和内部不坚定的成员，不择手段地进行思想控制、灌输洗脑、欺骗利诱、造谣惑众、威胁恐吓、监视举报、劳改囚禁、刑讯逼供、判刑流放，直至政治谋杀和判处死刑，从而建立壹个极权主义的国家和制度。极右和极左之所以不择手段地实现自己的目的，是因为极右的乌托邦敌视左翼群众而实际上又得不到大多数右翼群众的支持，极左的乌托邦敌视右翼群众而实际上又得不到大多数左翼群众的支持，它们仅仅靠宪政民主法治下的理性说服都是很难得到群众的同意和授权的，于是只能动用欺骗和暴力手段了。

第四是极右和极左在掌握权力的条件下向对方转化。无论是极右，还是极左，都缺乏自由、平等、正义的价值理念，都违背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规则，其本质上是无法解决精英人物与平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冲突的，无法在精英人物与平民大众之间建立壹种有序而通畅的关系。极左派在没有获得权力之前，壹定会极力掩饰他们自己也是精英这个事实，而处处标榜民众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壹旦民众帮助他们获得了权力，他们手中的权力就壹定会因为缺乏民众的监督和制约而蜕变为极权专制权力，极左因此也就转变为极右，尽管他们还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标榜极左。此即所谓“形左实右”也。极右派虽然不惮于鼓吹英雄史观，但也深知要获得和掌握权力，必须极力煽动民众的国家民族认同，而在上臺以后，为了巩固政权，也会实施壹些极左的、平均主义的、民粹主义的政策，诱使底层民众为其对内极权专制、对外穷兵黩武充当炮灰。此即所谓“形右实左”也。总之，不管极右和极左是如何相互渗透和转化的，其反自由、反平等、反正义的极权、专制、权治的实质是壹样的。

（3）自由主义是极右的尅星，正如社会主义是极左的尅星

社会主义当然也是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种族主义、军国主义的对立面，但却克服和战胜不了后者，因为社会主义不是它们的面对面的、直接的对手，而自由主义则是它们的面对面的、直接的对手，只要极右得势，自由主义就会首遭灭顶之灾，因此必须奋力反抗，而自由主义所推崇的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扩大和发展，会侵蚀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种族主义、军国主义赖以产生的垄断性的经济与社会基础。反过来说，自由主义虽然也是共产主义的对立面，但却克服和战胜不了共产主义，因为自由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的面对面的、直接的对手，而且由于自由主义本身的缺陷，使它铲除不了共产主义得以产生的经济与社会基础，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共产主义的面对面的、直接的对手，而且因为社会主义能够有效地解决贫富两极分化问题，使底层民众得到较好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满足了自由主义满足不了他们的对于平等和社会公正的诉求，才釜底抽薪般地消除了共产主义得以产生的经济与社会基础。

（4）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和平竞争与有效合作，是弱化和消除极右、极左势力的唯壹途径

如果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妳死我活地斗起来的话，极右与极左就会趁虚而入、大举发展：如果自由主义输了，战败了的自由主义者会转化为极右派，而社会主义本身会转化为极左派；如果社会主义输了，战败了的社会主义会转化为极左派，而自由主义本身会转化为极右派。只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分别防止和阻止极右派和极左派的滋长蔓延，同时把越来越多的选民吸引到中右和中左的范围，通过中右和中左的有序的政权轮替，巩固宪政、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制度，极右和极左才会逐渐被弱化和边缘化，而且实际上，随着宪政民主法治的巩固和发展，也逼迫极右和极左淡化了自己的极端色彩，原则上和基本上接受了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框架，现在与其说它们还是极右派和极左派，不如说它们只是激进右派和激进左派了。

劳工政治：工会与劳工政党

社会民主主义是以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为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的思想政治力量，因此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实质上就是劳工政治；劳工政治包括以工会为构架的微观、中观劳工政治与以劳工政党为构架的宏观劳工政治。

壹、何谓劳工政治

1、微观政治、中观政治、宏观政治

说到政治，人们首先想到甚至唯壹想到的，就是宏观政治，也就是国家层面的权力来源、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其核心的范畴就是民主与专制、宪政与专政、权利与权力、阶级与政党、公民与国家等宏大的概念。与此同时，政治学通常也就是宏观政治学，即壹门研究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生活、政治关系、政治制度、政治形态、国际政治等等宏观政治现象及其内在联系和发展趋势的社会科学。

这种对政治和政治学的界定，具有壹定社会历史观和方法论的依据：通常，人们对整个社会生活进行平面的、横向的三分（经济、政治、文化），或者进行立体的、纵向的二分（国家与民间社会），于是就把“政治”从整个社会生活中明确地划分出来了并加以专门的研究。这种抽象分析是必要的和有价值的。

然而，抽象分析又是有限度的，因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或层次本来就是相互渗透的，社会生活本质上是流动不居的，因此抽象分析的结果又要还原、復归到相互渗透、流动不居的整体社会生活之中去，这样壹来，不管是三分法还是两分法，就都不是绝对有效的，而是要把其所得到的成果重新置于对普遍联系的整体把握之中去，这才算完成了壹个理论思维的完整的流程。

实际上，“宏观政治”作为壹个社会的上层结构、作为整个社会的公共生活领域，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微观的、中观的社会生活中逐步、逐级生长出来的，也就是说，微观社会生活和中观社会生活中实际上已经有了“政治”的元素，因为微观和中观层面也存在较小范围的公共领域，也存在公共管理问题，也存在壹些人对于另外壹些人的影响力、控制力乃至强制力的现象，这种影响力、控制力和强制力其实也是壹种微观的和中观的“政治权力”，正是在它们的基础上，才会产生出宏观的、最高的国家政治权力。

另壹方面，国家政治权力如果要得到有效的运行、要有效地治理整个社会的话，恰好又需要通过中观的、微观的“政治权力”自上而下地、逐级地得到贯彻落实，这不仅有赖于直接隶属于国家、作为国家权力之延伸的各级地方政府对国家法律的执行，而且也有赖于各种非政府组织的配合和协助。可见，不管是国家权力的产生还是国家权力的运行，都与微观和中观政治权力的存在和变化息息相关。

2、微观劳工政治、中观劳工政治、宏观劳工政治

所谓劳工政治，就是劳工阶级在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的政治意识、政治组织、政治行动、政治力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现代政治生活和政治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1）微观的劳工政治

从微观政治学角度来看，即使是最初的业主制私营企业，也是壹个由老板、管理者、保安人员组成的高度严密的组织体系，并且垄断了财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分配权，有学者称之为“资本霸权”或“工厂专制政体”，分散、孤立、无序的工人个体壹旦进入这个体系，就要受到高度的管控和统治，工人可以离开这个工厂，因此表面看来他是自由的，但又不得不进入另壹个同样体制的工厂，因此实质上他是不自由的。

工人最初的反抗都是个体性的，包括消极怠工、破坏机器、对老板和管理人员的人身伤害，但这都是无效的，反而加强了资本的力量。工人的第壹个真正有意义的微观政治行动是联合起来，以组织对组织，以团结起来的集体力量反制垄断性的资本力量。这就是工会的出现和发展。工人的第二个微观政治行动是通过工会就工资、工时、劳动条件、劳动保险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把劳动力的个别定价方式转变为集体定价方式，以集体讨价还价取代个别讨价还价，但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加强工人在工厂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是工人微观政治权力的提升。工人的第三个微观政治行动是罢工，通过阻断生产链条并给资方造成重大的损失，迫使资方答应自己的要求，其微观政治含义更加鲜明，甚至带有相当程度的攻击性和强制性，是对资本霸权和工厂专制政体的壹种有力的制约。工会、集体谈判和罢工，也可以称之为较低阶段的经济民主、企业民主、工业民主、产业民主。

进入20世纪，微观劳工政治发展到第二阶段：工人进壹步要求分享企业的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分配权，工人委员会、工人董事和工人监事成为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常设机制。如果说工会、集体谈判和罢工都是对企业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分配权的外部制衡的话，那么参与管理甚至劳资共决，就是工人登堂入室，进入企业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分配权的内部结构及其运行，对企业的重大和根本决策施加直接的影响。工人直接参与企业的决策、管理和分配，可以称之为较高阶段的经济民主、企业民主、工业民主、产业民主。

（2）中观的劳工政治

中观的劳工政治就是工人超出企业范围，而在行业、产业、地方乃至全国级别形成更大的联合，成立行业工会、产业工会、地方性总工会乃至全国性总工会。需要指出的是，在市场经济和自由结社条件下，即使是全国性的工会联盟，也是多元竞争的社团组织，也不属于宏观政治的领域和范围，其主要职能是与相应的雇主组织进行中观层次的集体谈判，组织中观层次的产业行动（罢工），对资方形成中观层次的威慑和制衡，以改善行业、产业、地方乃至全国层次上特定工人群体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状况。

（3）宏观的劳工政治

宏观的劳工政治，是在最高政治层面即国家政权、政治制度、立法行政司法层面，表达和实现工人阶级的权利、利益、意誌和愿望，通常由以下几个环节或者方面构成：

壹是争取工人作为国家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由于财产的限制，工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工人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旨在争取普选权及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从那以后，各国逐步实现了下层和底层民众的普选权。

二是通过劳工运动的强大压力，使“劳工三权”（团结组织权、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由壹种工人自然行使的权利，变成壹种得到立法、行政和司法保障的权利，从而大大减少了自发的、野猫式罢工的数量，使劳资博弈进入法治的、制度化的通道。

三是建立国家层面的劳资政三方机制，成立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这样壹种调整劳资关系的特殊机制，这个委员会在劳资关系的立法建议、行政仲裁方面享有特殊的权力并负有特殊的责任，其级别和权威不仅高于劳方组织和雇主组织，而且高于政府的劳动行政部门，对劳、资、政三方都有壹定的约束力。

四是在19世纪后期就出现了劳工政治的最高级别和最高形式，即劳工政党。壹般来说，欧洲各国的工党、社会民主党、社会党都自居为工人阶级政党，通过议会选举进入立法程序，把有利于工人阶级的议案变成国家法律，如果获得议会多数，还可以上臺执政，用政府行政力量强制性地贯彻和落实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法律。

3、劳工运动和劳工政治在现代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伟大历史地位

文艺復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竖起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目标，资产阶级革命初步建构了实现这壹目标的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应该说，这为劳工运动和劳工政治准备了壹定的形式构架和制度条件，但另壹方面，也正是劳工运动和劳工政治的纵深发展，使近代政治制度和政治形态，上升到了现代政治制度和政治形态的高度；没有劳工运动和劳工政治，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就会停留在资产阶级狭隘的范围内和低级的水平上，就不可能转变为现代比较成熟的宪政民主法治，就不会有现代社会的政治文明。

首先，劳工运动和劳工政治使自由而平等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全面下沉和落实到了工人阶级等下层和底层民众身上，这包括生命权、财产权、就业和择业权、迁徙权、幸福权、新闻言论出版权利、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权利、集体谈判和集体行动权利、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与企业和国家管理的权利、社会保障权利等等。没有劳工运动和劳工政治，这些权利对于社会下层和底层就是残缺不全的，或者只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或者根本就不具备。

其次，正是劳工运动和劳工政治，使宪政民主法治由形式的变成实质的，由社会上层独享的变成复盖全社会的。此前，议会民主制只是所谓社会精英或社会上层统治社会下层和底层的政治形式，即社会上层的不同党派或利益集团（如托利党和辉格党）轮流统治社会下层和底层，实质上还是壹种专政。正是劳工政治力量和劳工政党的崛起并且通过赢得议会多数而成为执政党，才形成了现代社会中左与中右、社会民主党与自由民主党相互制衡、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格局，才有真正的政治竞争和政治监督并把国家权力真正关进笼子。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劳工政治和劳工政党，就没有较高阶段和较高形态的宪政、民主和法治。

二、工会与劳工政党的关系

工会是微观、中观劳工政治的轴心，劳工政党是宏观劳工政治的轴心。工会与劳工政党都是工人阶级自我组织的形式，其目的都是要为工人阶级的权利和利益而奋斗，都是要提高工人阶级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地位。但是工会与劳工政党在属性和职能、范围和层次、活动领域和活动方式等方面有诸多不同，双方是不可以相互替代的，它们的关系应该是壹种合理分工、平等合作、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关系。

1、属性和职能的差别

工会具有经济属性和经济职能，要满足工人的经济利益需求；工会具有社会属性和社会职能，要满足工人的社会合作和身份认同需求；工会具有政治属性和政治职能，要满足工人的政治权利需求；工会具有文化属性和文化职能，要满足工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劳工政党也具有这四个方面的属性和职能，区别在于，工会突出和强调其经济属性和经济职能，其属性和职能排序基本上是这样的：经济属性和经济职能——社会属性和社会职能——政治属性和政治职能——文化属性和文化职能，而劳工政党突出和强调其政治属性和政治职能，其属性和职能排序基本上是这样的：政治属性和政治职能——文化属性和文化职能——经济属性和经济职能——社会属性和社会职能。

工会首先是壹个劳工经济组织，是工人们联合和团结起来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集体抗争的平臺，是集体讨价还价的劳动力定价机制，其直接和主要目标就是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至于对宏观政治的影响，那是通过舆论、院外游说和院内劳工党团等中介来实现的，并不以改变国家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为直接行动目标。与此不同，劳工政党首先是壹个政治组织，其直接和主要目标就是要改变宏观层面的政治力量对比和政治结构，把工人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反映到国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过程中去，通过取得执政地位，通过国家法律和政府政策来提高工人阶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益。

2、范围和层次的差别

工会最初产生于企业这壹最基层和最小范围的经济组织，每壹个工会所产生的微观环境，包括工人的工作生活和主观意识、资方的情况以及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状况，是千差万别的，工会因此而具有不可避免的多元性、分散性、自发性和无序性，只有经过长期的发育以后，才形成跨企业、跨行业、跨地区的联合，形成地方性和全国性的职业工会、地方性和全国性的行业—产业工会，乃至由若干全国性行业—产业工会联合而成的总工会。工会范围的扩大和组织层次的提高，走的是壹条自内而外、自下而上的路线。与此不同，劳工政党是在工会普遍存在和劳工运动高涨的基础上，由少数具有明确政治取向和意识形态取向的人们——通常是支持劳工运动的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和工会领袖——所组成的政治组织，它壹开始就定位在宏观和最高政治层面，然而沿着壹条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路线向地方、社区和企业扩展。

工会是平民组织，劳工政党是精英组织。工会更多地表现出工人阶级内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而劳工政党更多地表现出工人阶级的整体性和壹致性。之所以在工会之外必然会产生劳工政党，是因为工会本身具有特殊性、具体性和大众性，从自身很难产生出具有政治共识的政治组织力量，而劳工政党弥补了工会的这壹结构性缺陷；之所以劳工政党绝对不可能取代工会，而必须以工会为自己成长和发展的基础，是因为劳工政党本身具有普遍性、抽象性和精英性，不可能完成对全国工人阶级的组织、团结和动员工作，工会正好弥补了劳工政党的这壹功能性缺陷。把工会和劳工政党连接起来的纽带是壹种供求关系，即普通工人和工会具有对工人阶级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的追求，而劳工政党具有满足这壹需求的价值导向和能力。工会是工人阶级的基础结构，劳工政党是工人阶级的上层结构，二者构成完整的工人阶级政治结构。没有劳工政党，工人阶级就会停留在自在的阶段而不能成为自为的阶级；没有工会，工人阶级连自在的阶级都谈不上，劳工政党就不成其为劳工政党，而只能是某个自娱自乐的政治清谈俱乐部。

3、活动领域和活动方式的区别

工会的活动领域主要是微观和中观的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以集体谈判、产业行动推动劳资关系、劳动力市场的公平和均衡发展，通过参与企业和行业管理来追求企业民主、产业民主和经济民主；劳工政党的活动领域主要是社会公共空间和宏观政治领域，以思想和意识形态论争声张劳工阶级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和经济政治文化主张，通过赢得工人和其他支持者的选票成为参政党和执政党，通过立法、行政和司法制定和施行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法律和政策。

4、工会与劳工政党的分工合作关系

由于以上的共性和差别，工会与劳工政党就必然形成壹种分工负责、合作互补的关系：工会是劳工政党与工人群众之间的主要中介和纽带，是工人阶级政治结构的基础部分，是劳工政党赖以获得工人阶级选票的主要动员和组织机制；劳工政党是工人阶级和工会在议会和宏观政治领域的代表，是工人阶级政治结构的上层部分，负责向议会提出议案和法案并争取获得通过，争取成为执政党并施行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经济社会文化政策。工会与劳工政党的组织方式和组织机构是相互衔接的，劳工政党可以从工会发展党员，党员可以以工人身份竞选工会领导人，工会也可以向劳工政党输送领袖人物和议会党团代表，但工会和劳工政党不能合并，不能相互替代，它们之间也不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5、共产主义劳工政党与社会民主主义劳工政党对工会的不同态度和政策

上述工会与劳工政党的关系模式，是市场经济国家的主流模式，是符合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政治结构和政治发展规律的，得到了大多数工人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个模式正好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劳工政党与工会关系的基本模式。然而，另壹流派的劳工政党即共产主义劳工政党或共产党，并不认同这壹模式。它从彻底否定私有制、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制度并建立公有制、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这壹理想和目标出发，自命为无产阶级先锋队，认为自己有责任也有权力加强对工人群众的思想教育，提升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觉悟，并按照所谓民主集权制（民主集中制）把工人阶级动员和组织起来，引导和领导工人群众为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于是劳工政党与工会的关系就变成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工会就成了实现共产党的政治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这个模式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曾经取得了壹定的影响，与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展开了长期的竞争并终于被历史所淘汰了，但在壹些经济政治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这个模式却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并且成为政党与工会关系的主导模式和唯壹模式。在那裏，共产党本身成为壹个新的统治阶级即权贵官僚阶级，而工人阶级重新成为被统治阶级，工会则成为党统治工人阶级的“桥梁和纽带”。

三、社会民主主义劳工政党的性质和历史使命

社会民主主义劳工政党，在历史上又被称为社会党、工党、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工党，这裏统称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简称社会民主党。

1、社会民主党是劳工政党或工人阶级政党

马克思、恩格斯参与创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年）和国际工人协会即第壹国际（1864年），是世界范围内工人阶级政党的雏形。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世界上第壹个规范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政党，其前身是1863年拉萨尔创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1869年，马克思派的社会民主工人党成立，1875年两者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党，于1891年10月更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80年代末，又有16个欧美国家成立了工人阶级政党，当时大都叫做社会民主党，并于1889年成立了社会主义国际即第二国际。壹战结束前后，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共产主义派别独立出去成立了共产党，并在列宁的倡导下于1919年成立了共产国际，第二国际于1923年更名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并于1951年重建为社会党国际，迄今已有200多个成员组织，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际组织，而且是世界上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国际性政党联盟，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早就在1943年被苏共和斯大林解散了，此后，各国共产党并没有重新建立国际性组织。由此可知，社会民主党不仅是壹个而且是主要的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声称自己才是唯壹的、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而指社会民主党是修正主义政党，是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的资产阶级政党，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也是对历史地选择了社会民主党的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智商和判断力的侮辱。

2、社会民主党是认同、践行和推进自由、平等、正义等普世价值的政党

自由主义政党强调消极自由、规则平等以及获得和转让的正义，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则强调积极自由、实质平等以及分配和福利的正义。不过正像自由主义政党也承认壹定程度的积极自由、实质平等以及分配和福利正义壹样，社会民主党也以消极自由、规则平等以及获得和转让的正义为重要前提；社会民主党永远不会以平等压倒和取消自由，永远会在自由和平等之间保持壹种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可以接受的张力。《法兰克福宣言》、《哥德斯堡纲领》等社会民主主义的经典文献反復重申了这壹基本的价值理念。

3、社会民主党是宪政民主政党

社会民主党不仅继承了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宪政民主的基本框架（议会民主制、多党制、有限政府、三权分立），而且把宪政民主发展到壹个新的历史高度。19世纪部分无产阶级及其思想代表有壹种反宪政而追求不受限制的民主的倾向，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的宪政民主制只对资产阶级自己适用，只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民主，只是对资产阶级而言才是壹种实质民主，而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而言，这种民主只是形式的和虚伪的民主，而且转化为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实质上的专政和专制。因此，他们希望通过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和对无产阶级的直接民主，壹种比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在形式上更高级、在实质上更符合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真正的民主”，并借助于这种民主彻底废除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不过这样壹来，民主便与宪政分家了，按照事物发展的逻辑，无产阶级民主就成了反宪政的无产阶级专政，直至变成能够自上而下地控制经济、文化和全部生活领域的极权政治力量。

意识到这种危险，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及其思想代表，就抛弃了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而把自己纳入宪政民主的框架之中，他们认识到，虽然资产阶级在宪政民主中占尽了优势和便宜，但宪政民主本身并非资产阶级的专利，从其产生过程来看，宪政民主是无产阶级、广大民众与资产阶级壹起流血奋斗而建立起来的；从宪政民主本身的性质来看，它并没有从学理上和法律上宣称它只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而是确认了“每壹个人”和“全体公民”的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和政治权利，确认宪政民主是“每壹个人”和“全体公民”的宪政民主，建立了壹整套普适性的“形式规则”，无产阶级完全可以在这套形式规则下，逐步地争取和落实自己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权利，使形式的民主成为实质的民主。无产阶级应当在这种普适性的宪政民主规则下争取自己的基本权利，与其他阶级壹起把宪政民主发展到更高阶段。从20世纪的历史来看，社会民主党正是在宪法、多党政治、代议民主制等等宪政民主规则下为无产阶级争取了越来越多的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权利，从而使宪政民主获得了更为普遍的实质性内容，越来越多的人以至全体公民都实际地成为宪政民主的受惠者。

4、社会民主党是恪守和推进法治的政党

社会民主党无论如何扩展政治民主和倡导直接民主，无论如何推进企业民主、产业民主、经济民主，无论如何扩大国家的权力范围和政府的职能范围，永远也不会突破公民权利至上、社会为本国家为用、有限政府的宪政基本原则，永远不会抛弃公平正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大于权、司法独立等法治的基本原则，也永远接受反对党、公民个人、社会团体、公众舆论的制约和监督。只要存在着私有制、市场经济、阶级和阶层的划分、普选制、议会民主制和多党制，社会民主党即使获得长期的执政地位，也不可能变成壹党专制和壹党独裁，不可能搞出新的权治和王霸统治。

5、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使命

社会民主主义反对经济剥削，推动以工会、集体谈判、罢工为基本形式的劳工运动，推进劳动力市场的集体定价机制的建立，推进企业民主和产业民主，推进社会个人所有制和社会市场经济；社会民主党反对阶级不平等，推进阶级之间的平等博弈和正和博弈，推进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势力均衡，推动工人阶级由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转化，推进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向中产阶级的汇合；社会民主党反对政治压迫，反对世界上还在相当范围内存在的极权、专制和权治，推动全人类实现普遍的宪政、民主和法治；社会民主党反对社会区隔和社会不平等，推动建立复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社会民主党反对思想控制和文化不平等，推动每壹个人精神生活的自由而平等的发展。

最终，随着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高度发展，随着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的消失，社会民主党也会像自由主义政党壹样进入历史的博物馆。

第五章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从对立走向融合

“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是壹个综合性概念，是经济、政治、社会交往、思想文化四个方面的统壹体。在分别论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哲学与文化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理论的基础上，本章接着论述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现代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演变的壹个“世界历史性”的现象是：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而并入资本主义阵营，而传统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崛起壹种强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力量。西方意识形态专家断言，资本主义终于战胜了社会主义而统治了全球，也就是说，整个世界已经“同化”、“壹体化”于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已是“人类历史的终结”；另壹些人则只承认社会主义受到暂时的挫折和失败，社会主义终将要战胜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持第三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正在“合流”或“趋同”。

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变

壹、早期时代

早期资本主义在历史上被称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不加干预，资产阶级以各种合法和非法、合理和不合理的方式进行资本积累，并且凭着资本的优势地位对劳动者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而劳动者在工资收入、工时、劳动强度、劳动条件、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合理权利都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这种原始的、野蛮的资本主义必然引起强大的社会反弹，于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起来。1871年，对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言，是石破天惊的、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的壹年，这壹年，巴黎工人建立了巴黎公社——这是经典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第壹次试图从整体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国家的首次实践。资产阶级虽然残酷镇压了巴黎公社，但也从其自私、偏狭、粗野、浑浑噩噩的状态中惊醒过来。首先，从纯粹“经济人”和“经济理性”角度出发，资产阶级看到了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不仅给整个社会和民族带来灾难，也给资产阶级造成巨大的损失——付出这样高的“成本”和代价，对于资产阶级是划不来的，如果能够实行壹种缓和阶级矛盾、避免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温和的统治，在经济上是划算的；对无产阶级做出壹些让步，近看是损失，远看则符合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其次，资产阶级看到了无产阶级追求人权、尊严、自由和民主的强烈的要求和强大的决心、勇气、毅力和牺牲精神，他们因为害怕遭到无产阶级的反抗和报復，而不得不确认无产阶级作为人、作为劳动者所应享有的基本经济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

二、资本主义的四次大调整

1、第壹次大调整

1871年以后，资产阶级进入第壹个历史调整时期，在这壹时间，普选权得到进壹步落实；各国都通过了关于工会的立法，确认了工人结社的权利，确认了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合法地位；到20世纪初，各国先后通过了有关劳动的立法，初步建立了集体谈判、集体合同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

2、第二次大调整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进入壹个前所未有的萧条时期，工厂大量倒闭，工人大规模失业，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工人运动又走向壹个新的高潮，法西斯主义也乘机崛起，资本主义制度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为拯救这壹危机，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系统地提出了壹套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否定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关于供给本身能够创造充分需求、市场机制本身能够保证充分就业的理论，主张在市场之外由国家来干预市场以创造和扩大有效需求、增强消费和投资取向，以此来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的稳定发展；国家干预经济不是国家接管和直接代替市场，而是通过壹些间接的方法如税收政策、货币政策、利率政策、公共工程和公共支出等经济杠杆，来调控市场。美国的罗斯福总统率先采用了凯恩斯主义，实施“新政”，使资本主义进入第二个历史调整时期。这次调整，使资本主义得以渡过30年代的经济危机，并为战胜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奠定了经济基础。

3、第三次大调整

二战以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在继续实施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同时，吸收福利经济学、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二元经济论等其他经济学理论，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作了更大的让步，使资本主义进入第三个历史调整时期，不仅继续在宏观层次上对资本主义经济加以调整，而且开始在中观和微观层次上对资本主义加以多层次、全方位的调整：

（1）宏观层次上的调整

壹是国家利用计划、税收、货币、利率等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限制资本主义的过度垄断、过度竞争，在壹定程度上消除了“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之间的矛盾以及“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使战后避免了像30年代那样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

二是国家不仅通过税收掌握了相当部分的国民收入，而且直接掌握了壹定资本和生产领域（壹般占国民经济的10～20%），控制了重要能源、交通、通讯、国防、航天、高科技等公共安全、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务产业以及适合于由国家实行“自然垄断”的产业，由此加强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弥补了市场的不足和缺陷。

三是国家通过税收政策，掌握了40%以上的国民财富用于进行第二次分配，建立了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方面的劳动保险制度，建立了最低工资和最低收入保障制度，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从摇篮到坟墓”都得到了社会保障。

四是普遍建立了政府、劳方和资方的三方协商机制，即由政府、劳方和资方共同建立壹个机构，就重要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协商并做出决定或协议，这壹机构壹般称之为“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等。

（2）中观层次上的调整

主要指劳资双方在产业或行业壹级举行集体谈判，签订集体合同。在西方国家中，除美国以企业级谈判为主，瑞典等国以中央级谈判为主，大部分国家均以产业级、行业级集体谈判为主，中央级谈判以此级谈判为基础，企业级谈判也以此级谈判为最低标准。谈判内容涉及工资、工时、休假、请假、解雇、学徒、福利、职业培训、劳动安全和卫生、劳动保险、社会保险等各个方面。

（3）微观层次的调整

壹是企业级集体谈判，指以企业工会为壹方、以企业雇主为另壹方就工资、工时、劳动条件、福利等等涉及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问题进行集体谈判，签订集体合同；这种谈判在美国是集体谈判的主要形式，在其他各国也是中央级或产业级集体谈判的重要补充。

二是工人参与管理和劳资共决，二战以后，工人参与管理已成为壹股世界浪潮，成为西方国家企业管理的主流，各国涌现出五光十色的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形式，其中以德国“劳资共决制度”最为着名，也最有成效；与劳资集体谈判不同，劳资共决制不限于职工劳动权益，而进壹步扩展到职工对企业的民主管理权利和企业利润的分配权，企业重大生产经营问题，都由劳资双方共同决定，企业成为劳资双方的利益共同体。

三是股权多元化和职工持股，前者是指本世纪以来，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成为壹种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传统的家族企业大部分都成为产权多元化的股份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向全社会开放，任何人都可以购置其股票；后者是指企业内部职工拥有企业的部分股权，这部分股权与其劳动者身份是统壹的，不能随意转让，更不能上市交易。职工持股运动最先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投资银行家路易斯•凯尔索倡导和推动的，其理论基础是“二元经济论”，认为资本与劳动是创造财富的两个基本要素，在正常经济运行过程中，任何人不仅可通过他们的劳动获得收入，而且还应通过资本获得收入，经济制度的设计应当既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又能达到社会公平，使每个人都能同时获得两种收入。与集体谈判和劳资共决不同，职工持股已是资本主义在产权层次上的调整和改革。如果说集体谈判主要涉及工人的劳动者权益，劳资共决是工人以劳动者集体的身份分享资本权力和利润，那么，职工持股则是工人、劳动者直接以所有者身份、以个人身份分割和享有资本的权利，资本主义的调整由劳动环节转入管理分配环节，再由管理分配环节转入产权环节。

四是企业的法人化和公众化，由于集体协商和劳资共决的不断完善、企业股权的日益多元化和内部职工化，由于养老基金等法人资本日益进入企业和法人企业之间的交叉持股，由于消费者权益和消费者主权的确立，由于社会和公众对企业外部影响的强有力的制约，资本主义企业日益成为法人企业和公众企业，传统物质资本家对企业的决策权力越来越被削弱，企业董事会越来越成为股东代表、雇员代表、消费者代表、联营公司代表和公众代表的“共决机构”；企业不仅是“自由的”，而且成为“民主的”；企业经营由单纯的利润目标向利润目标和社会目标的结合转化。虽然利润的绝对量还在不断增长，但利润在各个当事人之间的分配则日益趋向于公平和合理.

4、第四次大调整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初步进入信息服务社会，到90年代，西方社会已初步迈入信息服务社会的高级阶段——知识社会，资本主义也由物质资本主义阶段转入人力资本主义阶段。如果说，凯尔索的职工持股计划仍然是以假定物质资本占主导地位为前提的话，那么在现代新兴的高科技企业中，智力劳动者则直接以人力资本分享和拥有企业股权。例如，微软公司已培养出3000名百万富翁，这些人当初并没有对公司投入什么物质资本，但他们成了真正的资本家——人力资本家、知识资本家。壹种新的资本和企业产权构成方式应运而生，物质资本在其中已不占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传统经济学和会计核算方式已经过时，壹种以对人力资本、知识资本、无形资本价值的确认和评估为主的新型经济学和会计核算方式将取而代之。资本主义已进入第四个历史调整时期，这壹调整将在前三次调整的基础上，使资本主义更为合理化。

20世纪初期，列宁断言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这壹预言已经落空。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具有极强的应付挑战和自我调整的能力，因而也具有极为强劲的生命力。这是好事，不是坏事，因为壹种缺乏应战能力和自我调整能力的制度（如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往往不仅给它本身，而且给生活于其中的人民大众带来可怕的灾难。

社会主义的历史演变

与资本主义壹样，社会主义也经历了壹个历史演变过程。恩格斯说，由于有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由于找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壹具体道路，社会主义便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后人根据恩格斯这壹论述，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以区别于在他们之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在他们之后的“民主社会主义”，而在整个20世纪，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之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斗争，构成世界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主要矛盾——前者指责后者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涂脂抹粉的、改头换面的资本主义，后者指责前者抛弃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和自由民主理想，成了反社会的国家主义和极权主义。

壹、马克思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改造

空想社会主义，又称乌托邦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初的、粗糙的形态，表达了早期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抗议和对理想社会的向往。马克思对它进行了三个方面的重大改造：

1、赋予社会主义以壹种新的哲学基础

正如资产阶级思想家壹般以人的自然权利或抽象的人性来否定封建专制制度壹样，空想社会主义也是以人的自然权利或抽象的人性来否定资本主义制度，两者具有同样的思想基础和思维逻辑，只不过对自然权利和人性的解释不同而已——前者把生命、财产和自由等个体性价值取向摆在首位，而后者则把平等、团结、公共利益等群体性价值取向摆在首位。

马克思则摒弃了这种自然主义的或唯心主义的抽象思维方式，而确立了壹种历史主义的思维方式，他在壹种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具体历史关系中来把握人性、人的权利和社会制度的历史演变，根据对人类基本生存方式（物资生产劳动）和对人类的生存基础（生产方式、经济基础）的静态的和动态的分析，找出壹种决定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力量（生产力），找出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由此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古代社会和亚细亚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五个历史阶段，或“人的依赖关系——建立在物的依赖关系上的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三个历史阶段，或“人类史前史——真正人的历史”两个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因此而获得壹种宏大的历史哲学背景。马克思由此抛弃了空想社会主义中的平均主义、禁欲主义成分，而把社会主义建立在物质文明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和其获得的伟大历史成就的基础之上。

2、为社会主义提供实证经济分析依据

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停留在经验描述的层次上，它们历数资本主义社会各种黑暗、荒谬、丑恶的现象，而不能进壹步分析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而马克思则把毕生精力用于《资本论》的创作，旨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的性质和规律，他终于发现了资本主义的本质，那就是无限制地追求利润，而利润实质上是对工人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由此，马克思发现了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生产的社会化和科学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根本矛盾，正是这两个矛盾，将导致资本主义的复灭。

3、寻找消灭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空想社会主义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的愤怒诅咒和对理想社会的道德诉求上。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只是壹个受苦受难的阶级，无力解放自己，只能等待别人的拯救，他们找不到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主体和具体途径。马克思则不仅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无产阶级的真实地位，使无产阶级获得明确的阶级意识，由壹个“自在的阶级”变为壹个“自为的阶级”，同时，马克思还指出，无产阶级因为代表社会化大生产，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是壹个有远大前途和肩负世界历史使命的阶级，能够成为当之无愧的革命主体。马克思认为，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与其同时代的无产阶级的历史发展水平、利益、愿望和理想，壹度受到欧洲各国无产阶级的欢迎。

二、科学社会主义的两重性

有了100多年的“历史纵深”，站在今天的历史高点返观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我们不得不说，马克思只是完成了社会主义科学化的第壹步，而没有终结其科学化的全部历程；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中既有宝贵的科学成分和恒久价值成分，也有空想的和乌托邦的成分，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有其只适合于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暂时的并被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为已经过时的层面和成分。

1、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中具有永恒价值的方面

人类历史上，有些伟大的导师，今天以至未来的人类都要反復聆听他们从遥远的历史深处发出的教诲：老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裏士多德、耶稣•基督、穆哈默德、释迦牟尼……就是这样的人物，马克思无疑应列入这些伟大导师之列。马克思继承了欧洲伟大的科学传统和人道主义传统，创立了壹种宏大的历史哲学，从这种哲学出发，他为人类展现了壹个理想的社会和未来真正人的历史，在那裏，劳动、创造成为生命的第壹需要，人的天赋和本质力量的发挥以及个性的自由发展，成为目的本身；人类与自然的矛盾、个体与类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存在与本质的矛盾、对象化与自我确证的矛盾、必然与自由的矛盾，得到真正的解决。不论这种理想社会在名称上是叫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是叫做别的什么，都是我们人类应当追求的目标。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中这壹超越的层面，像壹面永远激励和鼓舞人们追求幸福、自由、公正和人道的光辉旗帜。

2、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中空想的和过时的方面

马克思处在工业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还是作为其否定面和对立面的无产阶级，都处在不成熟的、不发达的历史阶段，因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不仅要受到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局限，而且也要受到整个社会、整个文明、整个时代的局限。显而易见，当马克思从价值层面进入操作层面、从理想层面进入现实层面时，他的思想不能不带有他那个时代特有的弱点。

（1）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没有充分考虑到其他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源、资本、经营管理、科学技术在财富创造和价值增殖过程中的内在作用，而把价值和剩余价值全部归之于直接生产劳动者，这壹理论是以科学和客观的面貌出现的，但实际上其中包含了强烈的主观倾向性，表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愤慨、仇恨和占有全部社会财富的强烈愿望。然而，愤慨是正当的，而仇恨则可能使自己失去理智；要求消灭剥削是正义的，而要求全部占有社会财富则是非历史的、不现实的，壹旦这壹要求得到实现，必然会取消其他生产要素的积极性，从而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于这壹点，无论是当时的无产阶级，还是马克思本人，未必具有明确的自省意识。马克思旗帜鲜明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把全部同情都倾註于无产阶级，因此，在他明确地表达无产阶级已经成熟的历史要求时，也不自觉地表达了无产阶级尚未成熟的、不现实的历史要求，与此同时，也过早地否定了资本主义的全部合理性。

（2）马克思指望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中断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然后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壹设想也符合当时无产阶级不能继续忍受剥削和压迫的、解放自己的急迫要求，也是马克思根据当时无产阶级的素质、能力和已经达到的历史高度和文明高度而设想出来的壹条具体途径，这壹途径固然比空想社会主义实际得多，但依然带有无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因为无产阶级当时的素质和能力不足以从资本主义内部、从经济领域内部逐步地改造资本主义，而只能通过社会革命这壹集体的、整体的政治行动来从外部全盘推翻资本主义并代之以壹种“共有制”形式的社会主义。这种解放和替代方式如果要获得成功的话，必须具备两个极为重要的前提，即无产者都具有直接管理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素质和能力，同时又都具有大公无私的道德品质。然而，无产阶级并不具有这两个条件。既然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在无产阶级较低的素质和能力以及对自己道德水准的主观自信和道德力量的夸大的基础之上，那么可以说，这个理论也就带有浓厚的幻想和空想色彩。

（3）马克思提出的对资本主义的现实替代方案是公有制（第壹阶段表现为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但是，这种大壹统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式的社会主义，只有在生产力和整个社会文明极度发达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而当早期工业经济和资本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把它当作资本主义的替代模式——此时，无产阶级因为与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处于壹种外在对立状态，无法渗透和控制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于是便以壹种对立物取而代之，在无产阶级的主观意识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也是壹种完全异己的、对立的力量——付诸实施时，就必然堕入空想之中。

三、伯恩施坦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修正

伯恩施坦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和恩格斯遗嘱的执行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重要领导人。恩格斯逝世以后，他开始全面批评和修正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吸收了与马克思、恩格斯展开激烈竞争的蒲鲁东、巴枯宁、拉萨尔等其他社会主义思想家的重要理论成果，并于1899年发表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学说。

如何评价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思想，壹直是整个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争论的壹个问题。如果继续坚持共产国际当年的立场，那么，伯恩施坦主义无疑是典型的修正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从马克思主义到伯恩施坦主义，再到20世纪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是壹个不断倒退和下滑的过程，最后终于与资本主义同流合汙了。但是，如果我们承认社会民主主义壹直具有强大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并获得了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数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这壹事实，那么伯恩施坦就会得到非常高的评价——他是整个20世纪蔚为壮观的、世界性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奠基人；他像马克思恩格斯壹样开辟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壹个新的历史阶段。从这个角度看，从马克思主义，到伯恩施坦主义，再到20世纪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壹个上升的过程，是社会主义随着历史条件变化而不断发展的过程，这壹个过程既反映了也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不断发展壮大、不断获得新的解放、其社会地位和历史地位不断得到提高的过程。

不错，伯恩施坦抛弃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的许多具体结论，“降低”了社会主义的目标，“缓和”了社会主义的激进色彩，但也因此而使社会主义更符合已经变化了的历史条件。这壹点已经被20世纪的历史所证明。今天，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继续鼓吹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人，基本上已经绝迹了。可以说，伯恩施坦并没有抛弃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中精华的、具有深远历史价值的成分，毋宁说，社会民主主义把马克思社会主义作为壹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和历史环节扬弃地包含于自身之中了。

四、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主张和纲领

伯恩施坦虽然已明确地把自己的学说称之为“民主的社会主义”，但各国社会民主党并未采用这壹叫法，还依然采用“社会民主主义”的叫法。在伯恩施坦主义的影响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指导下，各国社会民主党大力开展议会斗争，在20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恢復和稳定发展阶段，社会民主主义也有很大发展，英国、德国、法国、瑞典、挪威等国的11个社会民主党、工党先后参政和独立执政，通过立法和政府行为，改善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和经济条件，在劳动立法、社会保障、国民收入再分配等方面取得了壹系列成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执政地位的英国工党最先倡导恢復社会党的国际组织。1951年，在法兰克福召开了第八次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成立了“社会党国际”，通过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的决议即《法兰克福声明》，正式用“民主社会主义”来概括各国社会党的目标、任务、理论和政策。此后，民主社会主义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西欧24个国家中，有28个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拥有2000多万党员和2亿多选民（占西欧各国选民的半数以上），拥有5000万工会会员（占西欧工会会员的70％以上），大多数社会党在议会中居于第壹、二位，已成为西欧主要的执政党、参政党和反对党；在英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党长期或轮流执政。在美洲、亚洲、大洋洲、非洲，民主社会主义的势力也在迅速发展。

现以《法兰克福声明》为蓝本，参考近几十年来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将其要点介绍如下：

1、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社会民主主义壹般承认马克思主义（主要指马克思的历史和社会学说、马克思分析社会的方法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其思想来源之壹，但只要社会党人的共同目标是建立壹个“社会公平合理、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他们的信仰也可以建立在宗教原则和人道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因此，基督教伦理学、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康德的伦理与启蒙思想、黑格尔的辩证历史哲学、伯恩施坦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都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社会党是壹个思想和信仰自由的党，不把任何壹种学说宣布为绝对真理；社会党的指导思想是多元的，而不是壹元化的、要求全体党员无条件地信仰的某种意识形态。

2、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含义和基本价值

（1）社会主义作为壹个反抗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各种弊害的运动而产生于欧洲，最初是受资本主义痛苦最深的雇佣劳动者的运动，后来，越来越多的公民都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是掌握着他们未来命运的锁钥。社会主义向所有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必须予以消灭的人们发出呼吁。��

（2）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把人们从占有和控制生产资料的少数人的控制中解放出来，把经济权利交给全体人民，创造壹个自由人能以平等地位从事共同工作的社会，壹个每个人得以发展自己的个性并作为公共生活中服务性的壹员负责地参加人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社会，壹个消灭了剥削的无阶级的社会。

（3）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是自由、公正和互助。自由意味着摆脱任何有损于人的尊严的依赖关系，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公正是通过在社会中给每个个人提供同样权利和均等的生存机会，而实现着每个人的自由；互助是指作为自由平等的人，只有在彼此间负有责任并相互帮助的情况下，才能友爱地相处。

（4）社会主义是介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即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种势力或第三条道路，它与共产主义有本质的区别。共产主义歪曲了社会主义的传统，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在它取得政权的地方，建立壹党独裁，破坏自由和获得自由的机会，把它的统治建立在军事官僚、警察恐怖和强迫劳动的基础之上，并造成财富和权利上的悬殊，从而形成壹个新的阶级社会。

（５）社会主义是壹项持久的任务。民主社会主义不许诺壹个人间天堂来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也不是壹个新的社会制度的尽善尽美的计划；它更多地是通过争取并捍卫自由、公正、相助，同时本身在自由、公正、相助中经受检验而实现自身。

3、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民主

社会党人的奋斗目标，是以民主方法建立壹个自由的新社会；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才能完成，而民主也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充分实现；社会主义是最高形式的民主主义。��

（1）民主社会主义反对暴力革命，而主张在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改良而建立壹个新的社会。

（2）民主社会主义主张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不仅尊重资本主义范围内的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而且在社会民主党执政、民主社会主义取得优势的情况下，继续保持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

（3）民主社会主义反对壹切形式的阶级专政和实行专政的阶级，因为任何壹种阶级专政，包括无产阶级专政，都将导致国家或权力机关的膨胀和极权主义统治的危险。

4、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民主

（1）社会主义谋求建立壹种公共利益优先于私人利益的制度来取代资本主义

（2）民主社会主义实行公有企业、私人企业等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公有制不等于国有制，可同时采用把私有企业国有化、创立新的公共企业、市有和地方性企业，或消费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多种形式。在重要和广泛的生产范围内，例如在农业、手工业、零售商业和中小型工业，都可以有私有制存在。

（3）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实行国家计划和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在私有企业之间、公有企业之间、公有企业与私有企业之间，应该有广泛的竞争，同时，通过国家计划和国家干预来克服市场经济的消极方面。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纲领》说得最明白：“社会民主党贊成在凡是真正存在着竞争的地方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而在凡是市场受到个别人或集团控制的地方则需要采取各种措施，以维护经济领域的自由”；“只要有可能就实行市场竞争，只要有需要就实行计划。”

（4）无论在公有企业，还是在私有企业，都要实行广泛的经济民主，让所有的工人都参与决定，不仅在就业问题和企业日常生活方面享有参与决定的权利，而且在对企业领导机构的任命和监督方面与资方享有平等的权利。

5、关于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和文化进步

（1）在全社会范围内公平地分配生产成果和国民财富，建立普遍的社会福利，保证所有人工作的权利，休息的权利，享受医疗保险和生活福利的权利，因年老、残废与失业而不能工作的公民有获得经济保障的权利，儿童有享受福利照顾的权利，青年依照其才能而受教育的权利，适当的住屋的权利等等。

（2）取消性别之间、社会集团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种族集团之间的所有法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歧视。

（3）解放和发展人类个性和道德上的价值，为意识到自己责任的人们精神的发展和在文化方面发展完整的人格打开道路，提高人们的文化水平和鼓励人类的创造愿望。

6、关于社会党的性质、阶级基础和组织结构

（1）社会党认为，随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对抗的缓和，随着中间阶层人数的增多，社会主义政党的社会基础不应局限于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而应向壹切反对资本主义的公民开放；社会党已由工人阶级政党，变为“人民党”、“全民党”，变成壹个以工人为主体或者工人占壹定比重的群众性的各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职员、公务员、农民、手艺人、零售商、知识分子等壹切中间阶层都是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基础。

（2）社会党是无条件地实行民主原则的党，不仅是思想上高度自由的党，而且是组织上高度自由的党。社会党坚决反对民主集中制，主张党内少数派有存在并转变为多数派的权利，主张每个党员有以其本来面目存在于党内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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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主社会主义的危机和误区

1、民主社会主义的危机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失灵，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力量再度崛起，以及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剧变，使西欧民主社会主义壹时陷入低潮，处于守势，许多社会党失去了执政地位。正如皮尔森所言：“在战后的初始阶段，甚至右翼政党也不得不在社会民主主义者限定的框架内活动，而现在形势反转过来，执政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府也不得不追求新自由主义政策了。”民主社会主义本身陷入了国有化、福利国家、经济滞胀、生态问题等诸种危机之中。

2、民主社会主义的误区

导致民主社会主义上述危机的原因，除了与资本主义、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面临同样的客观原因（如世界人口的剧增、生态环境的恶化、南北差距的增大以及工业经济本身的局限性），民主社会主义自身也陷入了某些思想和政策误区，举其要者有：重政治民主，轻经济自由；重宏观调控，轻微观改造；重分配领域的改革，轻所有制的改革；重就业、福利和经济增长，轻生活质量和生活。

这就可以较好地解释，为什么社会民主党执政的福利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会失去后劲，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增长时，社会民主党能赢得较多的选票，而在经济衰退时，广大选民，包括工人阶级，就会抛弃以至反对社会民主党，并转而支持资产阶级政党。今天，我们不能说民主社会主义已经破产和失败了，事实上，它仍然拥有普遍的和强大的社会基础，但是，民主社会主义如果不从上述误区中走出来，如果不重新检讨自己的纲领、目标和政策，如果不把自己建立在壹种已经变化了的历史基础上，如果不适应工业经济向信息知识经济、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物质资本主义向人力资本主义、狭隘的少数人的资本主义向普遍的多数人的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向中产阶级转化这壹伟大的历史潮流，那么，民主社会主义被抛弃和淘汰的命运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六、市场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的诸种误区可以归结为壹个总的误区，那就是它没有建立壹个微观的经济基础和所有制结构，壹种既与自由市场经济相融又保证高度的社会公平的经济制度。从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来看，仅仅通过国有化、国家干预和社会再分配（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这些宏观改革，是不可能建立这样壹种制度的。必须进行企业产权和资本结构的微观改革。“市场社会主义”可以看作是这壹改革的壹种设想和最初的努力。

1、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含义

所谓市场社会主义，如克•皮尔森所言，是“把经济的社会所有制原则与继续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商品（包括劳动）的做法结合起来的壹种经济和社会制度。”它的两个基本环节就是市场和社会所有制。

（1）市场。对于市场社会主义来说，市场不仅是社会主义取得更大经济效率的手段，而且也是达到更大程度的个人自由、社会民主和提高社会公正的途径。取消市场竞争，不仅将降低经济效率，而且也无法达到社会公正。在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中，市场是主要的调节机制，而中央计划将受到严格的限制。

（2）社会所有制。这是壹种与市场内在贯通、衔接的所有制形式，它壹方面与传统的私有制是对立的，另壹方面又与国家所有制是对立的，因此，它处在壹个广阔的社会平臺上，处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中间层次，是壹种“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即法人—社团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将受到严格的限制。

2、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经验来源

（1）马克思的社会个人所有制思想。马克思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所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初级形式，他认为随着国家的消亡，直接的社会所有制将取而代之。按照马克思的辩证逻辑，这种直接的社会所有制，同时也就是个人所有制（即“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因为社会不是与所有个人抽象地对立的独立实体，它本身不过是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自由共同体。

（2）兰格的竞争社会主义

20世纪30年代，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对社会主义的计划可行性和资源配置的有效性的否定，波兰经济学家兰格提出了壹种竞争的或模拟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他认为，可以在公有制基础上模拟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下完全竞争市场来合理配置资源，其具体方案是：工资和消费品的价格由市场决定，投资率和积累率由中央计划机关确定，工业品价格则由壹种从中央计划机关到企业反復摸索估计的“试错法”程序来决定。兰格首次确认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壹致性和两者结合的可行性，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壹大突破。

（3）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

南斯拉夫是第壹个摆脱苏联控制而主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试图依据的是马克思的社会所有制思想，建立壹种不同于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这壹模式的基本要点是社会共同所有制、工人自治和社会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不过，南斯拉夫也出现了经济增长放慢、工资和物价交替上升、失业和通货膨胀率升高、外债负担沉重和工人大量外流，自治社会主义模式因此也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可以说，自治社会主义在相对消除了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弊端（两极分化和国家统制主义），同时也把两者的弊端集于壹身了（无政府状态和产权不明）。

（4）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

二战以后，联邦德国卓有成效地实行了壹种“社会市场经济”即把自由市场原则和社会均衡原则结合起来的经济模式。社会市场经济被认为是介于极权主义经济（纳粹主义强制经济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与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经济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是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综合。它试图在竞争经济的基础上，把自由首创精神同恰恰是由于市场经济成就才得到保障的社会进步结合起来，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在企业和市场层面，把经济自由与经济民主结合起来；在社会和国家层面，通过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来保障自由竞争基础上的社会保障和社会公正。

（5）资本主义国家历史悠久的合作经济

在资本主义国家，合作社已有悠久的历史，其源头可追溯到19世纪初期英国的欧文和法国的付立叶等人的社会主义实验。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和劳动管理型经济不同的是，合作社不是在壹种社会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的宏观环境中由工人、劳动者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是壹种反抗资本主义的自发群众运动。合作经济在欧洲经济领域中虽然只占产业活动的壹小部分，并总的来说处于某种边缘状态，但壹直在顽强地生存和发展着。

3、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

市场社会主义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解决社会所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结合。争论的焦点是，所谓社会所有制，是否认个人所有制的共有制，还是承认个人所有制的联合所有制？是全体公民的整体、统壹的所有制，还是作为不同公民之间的合作的分散的、团体的所有制？第壹种思路是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继续，而第二种思路是资本主义国家传统的合作制的继续。第壹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否定工人的个人所有，工人只有对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的经营使用权和收益权。但是，正如我们从南斯拉夫所看到的，社会所有制很难和国家所有制划清界限，因为总得有壹个机构来代表社会在不同企业之间分配生产资料，这个机构，不管是叫做“计划委员会”，还是叫做“国家银行”，都拥有对生产资料的壹种垄断权力，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资源在各个企业、各个地区、各个行业之间自由流动是矛盾的（只有壹个自由的资本市场才能做到这壹点）。所以这种经济与其叫做市场经济，不如叫做计划经济。另壹方面，这种模式不能防止各个工人团体从本位利益出发，对属于全社会的生产资料进行掠夺性经营，把本企业工人收入的最大化放在首位，而对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的量的增长和质的提高漠不关心，同时，在工人团体内部，也不能防止平均主义、“搭便车”和“吃免费午餐”的现象，不能防止没有上进心、责任感和能力较弱的工人以民主的多数票剥削那些有上进心、责任感和能力较强的工人。第二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则没有否认资本的个人所有权，只不过把资本雇佣劳动转变为劳动雇佣资本了。但这种模式仍然太多地局限在传统的合作社范围内，解决不了企业的融资能力问题、规模经营问题、劳动力自由流动问题等市场经济中必然发生的问题。第壹种模式实际上已被历史经验所证伪。因此，出路在于改造第二种模式。

七、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不发达国家的异化和畸变

1、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模式在不发达国家的实践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所有制—计划经济”模式，作为其社会主义思想的工具和手段层面的东西，是在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提出的，反映了仍处在早期发展阶段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是社会主义的初级的、粗糙的形式和低级阶段，是工人阶级处在不发达阶段所能设想出来的对资本主义的替代物，这壹模式在1871年巴黎公社短暂的实践后，随着工人阶级的发展、成长和壮大，逐渐被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所抛弃。但是，这壹模式却对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具有某种天然的适用性——这些国家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在其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陷入内忧外患之中，以至传统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已经瘫痪了，而新兴的资产阶级由于力量太弱还没有形成统治能力，于是，这些国家的城乡无产阶级被推到历史的前臺，成为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俄国等经济文化落后以及工人阶级本身很不发达的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中，马克思社会主义模式中所包含的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文明成果这壹前提和内核被中断、否定和抛弃了，直接用暴力革命和专政的方式把壹种反资本主义的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强加于整个社会的结果，就是把在马克思那裏只是工具、手段和过渡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所有制—计划经济”模式，变成了所谓工人阶级先锋队对整个社会的长期专政，变成了共产党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全面垄断和控制，变成了与纳粹极权主义异曲同工的共产极权主义。

2、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是不发达国家开创的壹条企图通过非资本主义方式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它不仅是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而且是国际矛盾、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

本来，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后，并非壹定要实现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实际上，布哈林壹派就主张长期实行新经济政策，国家只通过经济杠杆引导私有经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而不是通过政治暴力强制推行集体化、国有制和计划经济。但是，这条道路对于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包围和威胁之下而急于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急于建设壹个强大国家的民族来说，确实是太漫长了。如果能够既避免剥削、贫富两极分化、压迫、奴役等种种传统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所具有的弊端，同时又迅速实现国家的富强和民主，这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无论如何也是壹种巨大的诱惑，能激起他们无限的希望、热情和奋斗精神。

事实上，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阶段，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确实能够取得比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更为迅速、更为显眼的经济效率，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取得令人目不暇接、惊叹不已的工业化成就，因为国家可以集中全国的资源、资金和人力来达到某些近期目标，就像在战争中，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壹样。这样壹种集中的优势和爆发力，是资本主义所不具备的。然而，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与工业化和工业经济在本质上又是对立的。所谓工业化和工业经济，是指工业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产业并渗透和控制其他的产业（农业、服务业）。与农业经济相比，工业经济具有如下特征：它不是生产和消费直接结合的经济，而是生产与消费分离的经济；它不是直接利用体力和手工工具进行生产的经济，而是通过机器体系这壹中介的“迂回的生产过程”；它不是利用简单的经验和技能进行生产的经济，而是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它不是停留在男耕女织这壹简单的分工状态的经济，而是要求大规模分工和专业化，并在此基础上达到壹种新的协作。很显然，这种生产只有在广泛的、发达的市场交换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这种市场交换又必须以生产要素的私有制作为前提，才会保持其秩序、效率和基本公平。这就是说，工业化、工业生产力和工业经济要求私有制和自由竞争市场，工业化的目标本质上只有通过资本主义这壹手段和途径才能达到。但是，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裏，工业化和现代化这壹目标却在本质上是与国家所有制、计划经济这壹手段和途径相矛盾的，壹旦这种社会主义把工业生产力、科学技术、大规模分工和协作以及现代教育引入自己的内部，同时也就为自己准备了壹种否定的力量，这种力量终将从内部摧毁它的外壳。这就是说，正好是因为工业经济水平和工业化程度太低，才有可能实现这种社会主义，而在工业经济得到充分发展的状况下，这种社会主义就越来越失去其现实性了。

3、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与发达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

严格地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并不能叫做社会主义，而只是社会主义的极端、畸型和异化形态，这就正像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极端、畸型和异化形态壹样。因此西方世界通常把它称之为共产主义，与作为西方社会制度和发达国家正常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作了明确的区分。

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几乎在壹切方面都是对立的：前者追求优良私有制和优良公有制的结合，后者追求权贵官僚集团所有制；前者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后者实行国家统制经济；前者实行宪政、民主、法治，后者实行极权、专制、权治；前者实行多党制、议会民主制、三权分立，后者实行壹党制、共产党专政、三权合壹；前者确保信仰、思想、言论自由，后者对所有人施行意识形态控制。幸运的是，在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之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已经土崩瓦解，目前仅在两三个国家苟延残喘而已。

八、欧洲共产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支流

第二国际解体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左派纷纷独立出来，成立共产党，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倡导下，成立了共产国际，依然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所有制—计划经济”的观点。1956年苏共20大召开和共产党情报局解散，为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1968年欧洲17国共产党支持“布拉格之春”并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霸权主义行径，标誌着“欧洲共产主义”独立自主路线的形成；1976年，欧洲共产党正式打出“欧洲共产主义”的旗帜，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理论和政策，至此，“欧洲共产主义”正式成为壹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到1986年，全世界有18个共产党奉行“欧洲共产主义”理论，其中，在西欧24个共产党中占14个，共拥有党员330万，约占资本主义世界共产党员总数的75％以上，占西欧共产党员总数90％以上，在西欧各国选民中，获得约10％的选票，在议会中拥有壹定数量的席位。

与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把自己界定为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不同，欧洲共产主义则把自己界定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欧洲共产主义的主要观点如下：

1、欧洲共产主义主张“独特的民主道路”

放弃暴力革命，通过和平民主途径实现社会主义，当然也不排除以革命暴力压制反动派的政变；以结构改革的办法，改造和利用国家机器，而不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2、欧洲共产主义主张“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

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代之以以“劳动者政权”和“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由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联盟所领导的新政权”；实行共产党起政治引导作用的“多党制联盟”，各政党可通过普选轮流执政。

3、欧洲共产主义的“新经济模式”

对主要的生产资料和大企业实行国有化，同时发展合作社所有制和市、省、地区所有制等社会所有制形式；允许私有制在壹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多种所有制在壹定时期内继续并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步把私有制的各种形式过渡到单壹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实行经济民主计划，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把公有和私有企业的积极性结合起来，把国家、地方和企业的决策同劳动者的参与和监督结合起来。

4、欧洲共产主义的“新型群众性政党”理论

在指导思想上，不再沿用苏联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而改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伟大思想”等提法；对党的性质，不再提“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改为党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公民的“群众性组织”；党依然坚持民主集中制，但不再对国家、社会实行绝对领导，而是与向往社会主义的不同政党和团体建立政治联盟。

从以上简略论述可知，“欧洲共产主义”在急剧地远离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而向民主社会主义靠拢，甚至自称是壹种“民主的社会主义”，表现出欧洲共产党人探索壹条适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的努力。虽然在指导思想、最终目标、民主道路和党的性质等方面，欧洲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还存在壹些重大的区别，因此不能说欧洲共产主义已经融入了社会民主主义，但是，可以明显地看出两者融为壹体的趋势，在不远的将来，欧洲共产主义融入社会民主主义是大概率事件。

九、“老共产党”和“新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末流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壹些坚持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老共产党，如葡萄牙共产党、希腊（国外）共产党、卢森堡共产党、爱尔兰共产党、丹麦共产党、美国共产党、奥地利共产党、加拿大共产党、新西兰共产党、西班牙人民共产党、马耳他共产党、土耳其共产党，共有党员35万人，拥有少量的选民和议会席位。这些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主张学习苏联经验，甚至以苏联为社会主义的“活样板”。但在苏东剧变以来，这些共产党急剧地转向“欧洲共产主义”。

6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以来，先后从“老共产党”中分裂出来壹些“新共产党”，他们自称是“马列左派共产党”，只有几万名党员，没有多少群众基础。这些新党壹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把中国革命道路当作革命的样板，并且“唯我独尊”、“唯我独革”，把其他共产党都看成是修正主义的党；在政治上推行壹条极左路线，盲目拒绝合法斗争、议会斗争，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武装起义，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组织上陷入宗派主义，壹般又分裂为好几个组织。80年代以来，这些新党大部分已名存实亡，幸存的几个新共产党则开始纠正左的错误，表现出向“欧洲共产主义”靠拢的趋势。

以上我们回顾了整个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变化的基本历程。总的来说，在整个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尤其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民主社会主义走的是壹条上升的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虽然壹度在近半个地球上获得绝对的主宰地位，上升到辉煌的顶点，但终于在20世纪末走向全面的衰落和崩溃，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模式的社会主义运动早在二战以后就开始了衰落的过程。从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急剧地转化为民主社会主义，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极左的“新共产党”和“老共产党”急速地转向“欧洲共产主义”，而“欧洲共产主义”本身又急速地转向民主社会主义这壹历史大趋势来看，21世纪的社会主义，将主要是壹种民主的、市场的、自由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根据20世纪社会主义的全部历史能够做出的壹种预言。

社会资本主义和资本社会主义

20世纪是资本主义获得长足发展的世纪，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由诞生到鼎盛、由鼎盛到衰落的世纪，但同时也是民主社会主义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世纪。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不是两败俱伤，而是同时得到发展；不是零和对局，而是双赢。

按照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无法解释这壹復杂的历史现实。这就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壹个根本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含义是什么？

壹、社会主义的再定义

按照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观念，社会主义是壹种全面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主张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理论；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无产阶级追求自身和全人类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的运动；是人类历史上取代资本主义的壹种更高的社会制度和更高的历史阶段。如果按照这种说法，那么，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这种更先进的社会制度会失败和崩溃，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民主社会主义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只有把苏联东欧剧变解释为暂时的失败，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很快就会东山再起，只有把民主社会主义排除在社会主义之外而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壹个变种，才能保持逻辑上的自圆其说。这是壹种极左派的解释，很难让俄罗斯和东欧各国已经唾弃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人们相信，发达国家占全部选民壹半左右的民主社会主义的追随者和拥护者，也不会接受这种解释。

有必要区分“社会的”（Social）和“社会主义”（Socialism），正如有必要区分“个人的”（Individual）和“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壹样。所谓社会的，指人的本性中有社会的、合群的、合作的、互爱的、利他的壹面；所谓个人的，指人的本性中有独立的、自主的、排他的、利己的、自私的壹面。这是两个描述性的、中性的事实判断，而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则是两个带有强烈倾向性的价值判断，是分别把“社会的”和“个人的”方面夸大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甚至是唯壹的、绝对的、普遍的东西，用其中壹个方面来概括整个人的全部本性而否认和贬低另壹个方面的地位和作用。

早期的资本主义，正好是壹种典型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在带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剥削、贫富两极分化等种种负面的和丑恶的现象，因此，必然引起强烈的反弹，也就是引起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受害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处于弱势地位的阶级和阶层的愤怒、仇恨和反抗，但他们不可能用个人主义去对抗个人主义，用利己主义去对抗利己主义，而只能以个人主义的对立面——社会主义这壹价值形态来表达自身的利益和要求。所以“社会主义”壹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30年代的法国，是合作主义者的创造物，尤其是在圣西门圈子中，被用作“个人主义”的反义词。于是，社会主义作为壹种对资本主义的反抗、抗议，作为壹种“痛苦的呼声”和“愤怒的呐喊”，作为资本主义的壹种解毒剂出现了。对此，欧洲社会党国际的《法兰克福宣言》有比较准确的把握：“社会主义作为壹种反抗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弊害的运动而产生于欧洲，最初是受资本主义痛苦最深的雇佣劳动者的运动。”

如果对社会主义做这样壹种理解，那么，社会主义既可以以原始的、平均主义的、“粗陋的共产主义”的形态出现，也可以以“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所有制—计划经济”的形态出现，随着历史的进壹步发展，还可以“民主社会主义”或者其他更多的形态出现；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社会主义就是它的不可分割的伴生物和孪生兄弟，也是它的对立面和否定面。马克思否定了“粗陋的共产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创立了更为科学的社会主义（他的壹派继承者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但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也不能说是最后和唯壹形态的社会主义，在他之前、之外、之后，涌现出更多的社会主义形态。可以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越是走向极端，越是没有法律和道德的约束，越是野蛮和弱肉强食，社会主义的反弹就越激烈，越倾向于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越倾向于采用集体至上、整体至上的“共产主义”形态；反之，资本主义越是温和、文明、合理，越是消除其“外部不经济”和顾及全社会的共同利益，越是克制其贪婪、疯狂的特点，社会主义就越是会相应减弱其激进和猛烈的色彩，而倾向于用民主的合作方式来限制和引导资本主义，并相对承认个人主义的合理性。

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和互补

可以说，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反弹、抗争和强有力的制约，资本主义早就已经被自己所带来的负面的、消极的以至罪恶的东西所摧毁了。正如社会主义会发生自我异化，资本主义，如果不加限制的话，也必定会发生自我异化，也会造出壹种足以毁灭自身的异己力量。试想，壹个人对人像狼对狼壹样的社会，能维持多长时间呢？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走向极端，结果必定是整个社会（包括资本家本人）同归于尽。所以，资本主义为了使自己能够有序地、合理地、健康地、长期地发展下去，有时是被迫地，有时又会自愿地接受它的对立面即社会主义的某些要求和原则，甚至从最深层的关系而言，资本主义内在地需要社会主义，因为任何壹个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社会环境，任何壹个个人都不能把自己的目的和要求强加于所有的人，只不过那个时代的人们还不能自觉地认识到个人与社会的深刻同壹性，还不能主动地追求人与人、个人与社会的统壹，因此，这种统壹只能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外部对抗的、对立物互补的形式不自觉地表现出来。反过来说，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运动如果要存在和发展下去的话，也不能采取壹种与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绝对对立的形态，不能要求立刻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如同社会主义壹样，也具有其深刻的历史合理性（包括经济合理性和道德合理性）；如果完全否弃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本身并无独立接管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能力；因此，即算废止了资本主义而实行壹种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为了能够有效地管理整个经济和社会，又不得不把从前门赶出去的资本主义从后门放进来。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工业经济、市场经济得以长期有序发展而必须在同壹社会内部同时采用的两种方法、机制和制度，反过来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也同时以工业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自己的基础：两者同时以生产力的高速增长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作为主要目的，区别只在于实现这壹目的的手段和对所得结果的分配上。但是，正如资本主义不能在没有社会主义的制约下单独获得长期发展壹样，社会主义也不能离开与资本主义的共存关系单独成为壹个独立体系而获得长期的发展——固然，这种独立而大壹统的社会主义能够在短时间内集中全社会的各种资源和力量加速工业化的进程并取得种种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它从根本上取消了全社会范围内每个个体的私人财产权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种种个体权利，窒息了作为社会发展源头活水的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于它没有把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合理内核（个体权利、个人自由）包含于自身之中，因此，虽然它在时间和空间上与资本主义是平行的，但在社会制度的文明水准上和进步水平上，却要比把社会主义的合理内核包含于自身之中的现代资本主义低壹个档次，这就决定了它在与资本主义的长期竞争过程中，终于因为缺乏持久的耐力和后劲而败下阵来。这就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衰败的根本原因。

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合题之壹：社会资本主义

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发展证明，资本主义已经把社会主义的合理内核吸收进来了，从而形成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第壹个历史合题——社会资本主义。这是壹种新的形态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壹个更高的发展阶段，这种资本主义，与旧的、老式的、原始的、早期的、古典的资本主义相比，可以叫做新资本主义；与少数人掌握多数资本和财富的资本主义相比，可以叫做普遍的资本主义、人民资本主义、平等资本主义、民主资本主义（表现为无产阶级的有产化、职工持股等等）；与经营管理决策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并单纯以利润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相比，可以叫做公众资本主义（表现为劳资共决和雇员、顾客、消费者、社团代表进入公司董事会）；与个体资本家拥有全部所有权并承担无限责任的私人资本主义相比，可以叫做法人资本主义（表现为股权多元化、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有限责任制度和法人财产权的确立）；与物质资本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相比，可以叫做劳动资本主义、人力资本主义、文化资本主义（表现为智力劳动和知识成为最主要的资本）；与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缺乏社会保障的资本主义相比，可以叫做福利资本主义（表现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国家）；而作为壹个总的历史合题，可以准确地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

社会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高级的和普遍的发展阶段，是资本和私人财产所有权向全体公民普及化的资本主义，但是，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也正因为这种广泛的分化、多元化和个体化，才产生出资本和私人所有权的横向联合和社会化，如同普遍的分工产生普遍的协作壹样。比如，在微观层次，公司的法人财产权，不可能完全还原和分解为股东的私人所有权，因而在壹定范围内具有公有的性质；又如劳资共决和社会公众参与企业的管理，也是壹种社会化。在宏观层次，国家通过经济杠杆对市场的调节和国家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依法干预、限制和惩戒企业不当的经营活动，国家通过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以及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也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所有这些带有“社会主义”特征的改革和调整，总体上是在强大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压力下做出的，有些是由执政的社会民主党通过立法途径推行的，但也有壹些是资产阶级主动做出的让步，因为资产阶级从本身的长远利益出发，认识到紧张的劳资关系、频繁的罢工等对抗性的因素会带来巨大的损失，使“成本”剧增而利润减少，不如多做壹些让步，建立比较温和的以至和谐的劳资关系，反而能使经济稳定快速地增长，从“长时段”而言，会给资产阶级带来更多的利益。由此也可再次看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互补性。

四、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合题之二：资本社会主义

从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来看，社会主义已经把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合理内核吸收进来了，从而形成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第二个历史合题：资本社会主义。这种新的形态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壹个更高的发展阶段。这种社会主义，与旧的、老式的、原始的、古典的、早期的社会主义相比，可以称之为新社会主义；与极权的、专制的社会主义相比，可以称之为社会民主主义、宪政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表现为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而主张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与否定市场经济的计划社会主义相比，可以称之为市场社会主义、竞争社会主义（表现为承认市场调节经济的主导作用）；与实行大壹统的公有制为主的国家社会主义相比，可以称之为多元社会主义、民间社会主义（表现为各种形式的民营公有制和各种形式的私有制并存和交错的混合经济体制）；与政企不分的统制社会主义相比，可以称之为自治社会主义（表现为工人参与管理）；与限制以至取消公民的基本权利、人权和自由的兵营式社会主义相比，可以称之为自由社会主义、人道社会主义（表现为承认和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确立的所有公民权利）；与激进的、上帝创世式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相比，可以称之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可行的社会主义（表现为否定暴力革命和国家对经济的整体改造，而主张以经济制度本身的自然演进为主，以国家调控和引导为辅）；而作为壹个总的历史合题，则可以准确地称之为资本社会主义。

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不同，资本社会主义是壹种把资本主义的合理内核包含于自身之中的社会主义，所以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传统社会主义在原则上的大退却，是壹种极为温和的、极为低调的社会主义，甚至于是对资本主义的投降，但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从天上降到了地上，然后脚踏实地地开始了它的上升和发展的过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长期斗争中开始认识到，私有制、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并不是自己的天敌，相反，通过阶级联合的政治行动，通过加强集体谈判的力量和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无产阶级和劳动者可以分享到资本的利润并且直接转化为有产者，在此基础上锻炼和提高自己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能力，否则，即算通过暴烈的政治革命推翻了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劳动者也没有能力接管经济和社会，也成不了新社会的真正主人。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和劳动者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壹是在微观层次渗透进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逐渐将大部分资本和财富掌握在自己手中；二是通过联合的政治行动和议会民主道路，通过立法和国家的宏观干预，消除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恶果，实现有利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目标和公共利益。这样壹来，社会主义就能够在保存竞争、效率、自由的基础上不断地提高社会的和谐、公平和正义的水平。试问，按照我们人类的天性和能力，我们除了按照这个思路实现这种可行的社会主义外，到底还能够实现其它什么更高级的社会主义？

五、社会资本主义与资本社会主义的异同

从以上论述可知，社会资本主义和资本社会主义在许多基本原则上是相当壹致的，比如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度、国家的宏观调控和思想文化的多元发展，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各阶层大多数公民和各种政治力量都认同的原则。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与资本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趋同，表明人类历史上壹直存在着的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正在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妳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正在转向阶级之间的和平谈判、协商和合作。这对人类来说，绝不是壹件坏事，而是壹件大好事，是人类文明取得的决定性的、实质性的进步，对这壹进步，只有资本主义阵营中的极右派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极左派才会感到失落，而广大人民群众则感到由衷的庆幸和喜悦。

但是，社会资本主义和资本社会主义毕竟还有壹些重大区别，即社会资本主义是壹个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趋近的过程，具体表现为狭隘的、少数人的私有制转化为普遍的、社会化的私有制，物质资本主义转化为人力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下降为中产阶级的过程；而资本社会主义则是壹个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趋近的过程，具体表现为单壹公有制转向混合所有制，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无产阶级上升为中产阶级的过程。这个双向的过程将在某种中间位置合流，但在完全合流之前，双方仍将存在长期的拉锯、竞争以至壹定范围和壹定程度的对抗。

社会资本主义和资本社会主义壹旦完全合流和趋同，就意味着人与人、阶级与阶级、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基本得到解决，人类将进入壹个真正民主、自由、和平、公正的历史阶段，也即是马克思所说的“真正人的历史”发展阶段；那时，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将基本解决。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正如他们曾经壹同产生壹样，也将壹同消亡。

对这壹结论，资本主义的信徒们当然坚决反对，如弗兰西斯•福山就宣称，当代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已是“历史的终结”，现在的人类已是“最后的人类”；同样，社会主义的信徒们也会大为不满：怎么？难道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之后的壹个新的更高的历史阶段吗？难道社会主义不再是全人类奋斗以求的理想社会吗？

不错，正是如此。正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分别有其独特的优越性壹样，它们也都具有同样独特的局限性：资本主义把个体化、个性、个人利益、个人自由原则提到极端，而否认人的社会性、公共的利益和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互爱；社会主义则把集体化、共性、社会利益和共同秩序原则提到极端，而否认个体的权利、自由和个人的历史本体地位。它们都是片面的，因此它们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向对方趋近；壹旦它们完全合流，它们当然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同过去的历史壹同消逝。这有什么可惜的吗？难道壹种既高于资本主义，又高于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不是更好吗？

因此，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对手、伴生物和解毒剂，既不能离开资本主义而成为壹种与资本主义平行发展的社会制度，也不可能成为壹种取代资本主义的更高的社会制度。它与资本主义同生共死。对今天的人类来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必不可少的，都有其优点，也都有其弱点，因此，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几百年的殊死斗争中醒悟过来的人类，不应当再陷入那种狂热的或冷酷的意识形态斗争，而应当聪明地把双方的优点结合起来，把双方的弱点消解下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两种相互竞争而又相辅相成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比较重视社会的自由、竞争、效率、变化、活力，能够充分调动社会成员投资、创业和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必然导致剥削和两极分化；社会主义比较重视社会的平等、团结、合作、稳定、和谐，致力于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使人类能够共同富裕和全面地发展，因而可以成为资本主义的有力制衡和必要纠正。资本主义要尽可能接受社会主义的合理要求，而社会主义要尽可能容纳资本主义的合理内核。当它们壹方力图离开、否定、消灭另壹方而建立自己的垄断的、至高无上的、主宰壹切的地位时，它们就都会因为走向极端而陷入荒谬和崩溃。

如果有人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和态度，那就请他重新回去体验壹下资本主义血腥的原始积累或者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金家王朝的极权主义恐怖统治吧。

第六章 共产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结构

从1949年中共建政，迄今已有70年的历史了。在中国历史与人类历史长河中，70年并不算长，但就中共政权给中华民族造成世界罕见和亘古未有的大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壹眼望不到头的深重苦难而言，70年实在是太长了。

壹、毛泽东时代的共产极权专制主义

1、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结构

1949年，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壹届全体会议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且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它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人民民主统壹战线的组织形式；它决定镇压壹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壹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对于壹般的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在解除其武装、消灭其特殊势力后，仍须依法在必要时期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但同时给以生活出路，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假如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必须予以严厉的制裁；它宣布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壹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它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中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

这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宪法性文件，具有壹些宪政民主的元素，承认各民主阶级和民主党派的政治合法性和参政地位，承认私有制经济的合法性，承认市场经济的基本构架，部分兑现了中共对帮助它夺取政权的民主党派和工农群众的承诺，包含了壹些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诉求。但关于专政，关于工人阶级、共产党、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的规定，已经埋下了向大壹统社会主义极权专制转型的伏笔。果然，仅仅过了四年，毛泽东就宣布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1954年宪法立刻对此予以法理化，其序言开宗明义就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壹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人民在过去几年内已经胜利地进行了改革土地制度、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分子、恢復国民经济等大规模的斗争，这就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又仅仅过了两年，1956年中共八大宣布，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壹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为了夯实这壹以闪电般速度获得的胜利成果，1957年，毛泽东共产党又以引蛇出洞的方式发动反右运动，把55万以上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党内敢言之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至此，共产党掌握了全部国家权力机关和政府机关，生产资料公有制壹统天下，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运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壹切，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体制就完全建立起来了。

2、极权专制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共产党会说，高度集权有什么不好吗？只要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为人民服务并且由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它就是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对于资本主义具有无比的优越性。那好，就让我们扒开这个制度用人民、民主、公有、社会主义等等美丽词汇编制起来的画皮，来看壹看它的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性质。

第壹，个人的人身自由、私有财产权、投资经营权、择业权、迁徙权、信仰思想言论自由权、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权、自由选举和公平竞选权、自由婚恋权和生育权、隐私权等等壹系列人权和公民权利，不是被剥夺，就是被限制到最低限度。人民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存在、个人自由、个人权利被弱化和虚化了，人民权利也就不復存在了。然则个人被剥夺的权利和利益跑到哪裏去了？个人的奉献和牺牲被谁收走并享用了？当然不是那个抽象的、没有身体和五官的、作为虚幻共同体和想象物的“人民”，而是那个自称代表了人民的政党，它成了壹个垄断和占有所有个人的牺牲和奉献的特殊利益集团。人民被当作圣物顶礼膜拜，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尊荣，但每壹个人民个体却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壹无所有的，甚至是可以被拥有权力的人随意指认为敌人的，因此人民什么都不是，执政党和官僚集团才是壹切，在这个所谓人民共和国中，举凡壹切冠以人民名义的机构和事物，如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人民警察、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日报、人民广播电臺、人民电视臺、人民出版社、人民大学、人民医院……等等等等，其中“人民”二字，都可以极其准确地置换为“共产党”或“官僚集团”。

第二，个人之间横向的社会联系、由个人自由联合而成的社团之间的联系，统统被人为禁止和破坏了，人们之间只能发生由党国官僚行政体制为轴心的垂直的等级关系，党国社会化，同时社会党国化了，国家与社会的边界被取消了，独立的公民社会不復存在了。试问，连公民社会都没有了，哪来的社会主义？在这个党国至上主义的社会结构中，最缺少本真意义上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了，最缺少人们之间的自由联合、平等交换、团结互助、济困扶弱了，在权力拜物教和严格的等级制度之下，不可能产生基于自由和平等、合乎人性尊严的公共利益和社会公正，最多不过有壹点党国对民众的父爱主义的、不断要求感恩戴德的施舍而已。

第三，优良的私有制被消灭后，不可能产生由优良私有制转化和扩展而成的优良公有制，而只能产生出壹种恶劣的私有制即党国官僚集团私有制。它是壹种集团所有制，因为生产资料所有权并没有量化到每壹个官员身上，共产党作为壹个集团整体地占有全社会的生产资料；它又是壹种私有制，这不仅表现在特权利益集团和统治阶级成员按照严格的等级制度分享着所有者权益和剩余价值，而且表现在它具有强烈的垄断性、独占性、排他性和排外性，凡是不能进入官僚等级体系的人，都不可能获得特殊的利益，而只能获得壹份由党国自上而下规定的、仅供维持基本生存的生活资料；在所谓的国家所有制或全民所有制以及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中，工人、农民和普通知识分子根本就不享有实际的所有权、支配权、经营权、管理权、分配权和收益权，根本就不存在与党国讨价还价的余地，公有制对他们而言是彻头彻尾的空有制和壹无所有制，他们只不过是党国这个总地主和总资本家的农奴和工奴而已。

第四，它控制了整个社会全部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它把控制之手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和层面，它具有极权主义的壹切特征：壹个政党、壹个领袖、壹个主义、权力高于壹切、不服从者不得食；它具有等级专制主义的壹切特征，它的构成和运行机制，以纵向的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为主，以横向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为辅，后者决不是真正的民主，而只是单位范围内形式上的集体领导，但任何壹级单位都必须对上级单位负责，为了避免出现某壹级单位做出违背党的政策和纪律的决定，就必须赋予壹把手最后决断之权，依此类推，中央也必须赋予最高领袖以最后决断之权，而最高领袖则向抽象的历史规律和人民意誌负责，实则是向壹党专制的整体利益负责，只有这样，才能维系共产党专政的正当合理性、持久性和万世壹系性。个人崇拜和个人独裁并不是偶然的和主观的，而是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最高表现形式。

第五，维系共产极权专制主义制度的根本力量，绝不是党公正和有效地治理国家和社会的能力，绝不是党对生产力、经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的促进和推动能力，而是暴力和谎言，是以暴力为后盾的谎言和以谎言为文饰的暴力，它们通过制造普遍的恐惧和愚昧，来获得人民的服从和忠诚，来维持其长久而稳定的统治。这个制度逼迫人民创造财富又把财富从人民那裏夺走，并没有强有力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是把经济推到崩溃的边缘，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共同富裕而只是给人民带来共同贫困，更有甚者，在不到30年间，竟然有三四千万人被活活饿死，有数千万人被无情杀害和伤残！这是史无前例的人类大灾难，是对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骇人听闻的大犯罪！

3、毛泽东时代的左右问题

这个问题分两个层面来说。第壹个层面或者显性的层面是，中共建政以后继续革命，即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不断革命，这是壹个不断左化的过程，先是通过所谓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消灭了最右边的；然后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次右边的；最后通过反右运动，消灭了右倾势力在政界和知识界的代表。到此为止，左的东西实际上已经壹统天下了，但毛泽东还嫌不够，不够左、不够革命，他要在有生之年消灭漫长人类历史遗留下来的壹切不够革命、不够先进的东西，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于是发动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反右倾、四清和文化大革命，重点是消灭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他昔日的战友和助手。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力量不仅达到了中国历史的最高点，而且达到了人类历史的最高点。毛泽东俨然成为整个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领袖。

然而物极必反，从另壹个层面也是更为深刻和隐性的层面来看，毛泽东和中共用二三十年时间，实际上完成了从最左、极左向其反面即最右、极右的转化，或者说，因为这个政权是壹个极权主义的政权，消灭了壹切偏右和偏左的，成了唯壹的政治力量，因此它本身就集极左与极右于壹身，既是极右又是极左，是极左与极右高度统壹的利维坦怪兽：说它是极左，因为它以平等之名消灭了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自由，消灭了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建立了壹个垄断和控制所有经济政治文化资源的极权主义政权；说它是极右，是因为它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平等，反而建立了壹种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其中权贵特权官僚阶级居于金字塔的顶端，普通干部、工人和知识分子居于金字塔的中间，而占人口百分九十左右的农民则被牢牢地控制在金字塔的底部，像农奴壹样被圈禁在人民公社之内。

按照正常的政治逻辑，壹个偏左的政党上臺执政后，在其施政过程中，会照顾到右翼的权利和利益，其政策会比上臺执政前向右边摆动壹点，这样壹方面还能坚持其左翼立场，另壹方面又能大体上兼容右翼，而不是壹举消灭右翼。但是中共作为壹个左翼革命党取得政权以后，不仅消灭了壹切右翼，而且把中左和党内不够极左的力量也当作右翼消灭了，它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极左，这个极左政权在取消了从前境况较好的阶级和阶层的自由和平等的同时，并没有真正给予从前境况不好的阶级和阶层以自由和平等，而是让他们普遍处于既无自由又无平等的奴隶状态，只有位居金字塔顶的权贵官僚才享有为所欲为的、任性的自由和特权。这样的政权不是极右的政权又是什么？

二、邓小平时代的威权专制主义

邓小平时代，泛指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由邓小平直接掌控或者生前确定了大政方针的改革开放年代，包括邓陈胡赵时期、江朱时期、胡温时期，共计三十余年。对于这个时代，官方称之为改革开放时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模式等等，拥护普世价值、具有自由民主思想的人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权贵市场经济、后极权主义、威权主义；极左毛派则称之为官僚资本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专政。本文称之为威权专制主义。

1、改革开放是极权专制向民间社会的松绑搞活

套用狄更斯的壹句话，这个壹个最好的时代，也是壹个最坏的时代：

第壹，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推进了，出现了世界上少见的、长达30多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到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老二，但是，为此付出的资源、环境、人权、生命、健康、道德、文化等等方面的代价也是惊人的和无法计量的，需要以后几代人来偿还。

第二，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得到了恢復和发展，这是极权专制主义对民营经济的最富有积极意义的松绑，由此产生了相当壹部分比较优良的私有制并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存量巨大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从90年代中期开始迅速以“三无”（无名、无法、无序）和“三不”（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的方式偷偷摸摸地完成了私有化，也就是说，从壹种虚假的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亦即真实的共产党官僚集团私有制变成恶劣的私有制，从隐蔽的私有制变成了公开的权贵官僚私有制，而作为虚假公有制的虚幻所有者和主人翁的工人阶级却被大规模扫地出门，不仅失去了名义上的所有权，而且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就业权和劳动权。中国形成了壹种以权贵官僚私有制经济为主、以民营私有制经济为辅的经济结构。

第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了，但市场经济的自由度和平等度并不高，仍然深受权力操控，尽管进入WTO十多年了，西方仍然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私有制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壹度超过了国有经济的总量，但最初的国退民进又转回国进民退，国有企业占有60%左右的资源，却只解决20%的就业，贡献40%左右的GDP和税收，这其中的超额利润基本被“内部人”掌握并分配了，与此相反，民营企业只占有40%左右的资源，各方面并未受到平等对待，产权保护和经营自主权保护严重不足，壹部分已经破产，另有相当壹部分挣扎在破产的边缘，但却贡献了50%的税收、60%的GDP、70%的技术创新、80%的就业。中国经济是壹种权贵官僚私有制与市场机制杂交苟合的、权贵官僚劫掠收割民营企业而民营企业剥削压榨劳工的、畸形恶劣的市场经济。

第四，政治体制也有某些松动，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实行了党政分开和政企分开，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使壹部分民间精英进入权力体制，法制建设得到加强，依法治国入宪，人权保护入宪，出现了村民自治和人大代表竞选的试点，公民自发维权运动从无到有发展起来。但四项基本原则不容挑战，八九民主运动遭到血腥镇压，民间组党行动、政治异议行为、有组织维权行动也遭到严厉镇压，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仍然形同虚设，形成了严密的网格化维稳系统，维稳经费超过国防经费，官民矛盾日趋尖锐。

第五，在社会领域，出现了新兴资产阶级、新兴中产阶级和新兴工人阶级等阶级和阶层分化，各类相应的社会组织获得壹定的发育发展空间；开启了社会保险、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废除了收容审查制度。但是，劳资矛盾日趋严重，劳工社会组织发育艰难，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造成不平等的国民待遇，大多数农民工在教育、社保、住房和其他公共服务方面被排除在城市管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之外。

第六，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消费自由、婚姻恋爱自由等有了相当大的扩展，但只能作为消极的私人生活权利得以存在，不能作为宪政话题进入公共领域；新闻、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等项公民权利作为既成事实也许能够得到壹定的默认，但得不到法律和政府的积极保障，壹旦触及政治红线，还会被无情地压制和剥夺；世界经典名着和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被大量翻译引进，但国内学术研究却受到高度的政治管控。

第七，在对外开放和国际关系领域，大量引进先进机器设备、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不扛旗、不当头、不输出革命、停止或减少对外经济援助、和美国及其盟国建立友好关系、“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为中国经济建设赢得时间和空间；积极加入国际贸易组织，积极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全球分工链条。但中国在对外经济贸易过程中不遵守WTO规则、侵犯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用低人权低福利低成本优势倾销廉价产品等做法，也引起发达国家的警惕。

总起来说，改革开放是被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中国人民倒逼出来的，是极权专制制度对人民的松绑搞活，人民利用有限的自由爆发出惊人的生产力，创造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奇迹。尽管政治制度没有重大的变化，但私有制、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有限的信仰、思想、言论自由，表明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专制主义已经转变为邓小平时代的威权专制主义，作为专制政治与市场机制、权力与资本的壹种乱伦式的结合，我们可以把这种体制称之为权力市场经济，或权贵官僚资本主义。这是它的真实的身份，与什么中国特色和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没有关系。

3、邓小平时代的左右问题

对这样壹个时代，如何从左右视角出发做出评价？

从表层来看，改革开放是极左体制向右、向后的壹种退却，是壹种统治策略上的调整和让步，以便获得极为稀缺的合法性即被统治者的同意，获得更多的统治资源、技术、手段和工具。这种解读有壹定的道理，可以让人们看到极左体制是怎样逐步放宽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左派和新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限制的。

但是这种解读没有看出共产极权主义体制融极左与极右为壹体、形左实右的本质，误以为中共还在独家垄断左的话语和意识形态，因此任何从极左立场的退却都可以看成是右的表现，于是就形成壹种凡是拥护中共统治的就是左派，凡是偏离、质疑、抵制、不合作、反对中共统治的就是右派这样壹种简单的二分法，而这恰好是60多年来中共壹贯的话语逻辑，只不过对左右的好坏评价颠倒了而已。中共这么看不成问题，它只要心知肚明自己是形左实右就可以了，但如果民间异议和反对人士也这么看的话，就恰好中了人家的圈套，这个圈套就是，由党国垄断全部左翼的思想政治价值，始终把西方率先发现和实现的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看成是“右”的即资本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而中共自己则永远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代表；在这个圈套裏面，那些发生于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真正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资本主义构成批判和制约的、倡导平等与社会公正的左派就无处安身了，而只能和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站在壹起成为右派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新工人阶级就不能有自己的思想政治代表了，而只能由自由主义顺带代表了。于是，西方社会中那种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为坐标体系的左右（极左、中左、中右、极右）分析框架，就不可能引入到中国来了。

因此应该从更为深刻的层次来看待改革开放。既然共产极权主义是形左实右的权贵官僚阶级专政，在这种专政之下，广大人民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平等，那么改革开放就不应该看作是权贵官僚阶级主动的还政于民、还权于民、还利于民的过程，而应该看作是广大人民群众追求自由、平等、正义的抗争和推动过程，是他们逼迫统治阶级不断做出让步的过程，因此，这不是由极左向右方、后方的退却，而是从极右向左方、前方的进步，正如秦晖所言，相对于极右的权贵官僚主义体制而言，不论是增加了自由，还是增加了福利（平等），都是壹种进步，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自由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产业民主、劳工运动，都是站在极右体制左边的，都是左派。

这就很有意思了，如果认同中共垄断了左边的意识形态，那么不管是西方意义上的中右（自由主义），还是中左（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就都是右派；另壹方面，从共产极权主义实际上是壹种极右专政体制而言，民间任何壹种追求自由、平等、正义的努力和形式，又都是左派。这两者都是有道理的，恰好证明以拥护现存体制为左、以反对现存体制为右的简陋区分，是错误的和不适用的。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两种视角的平衡之中找出壹种综合性的、对应于中国现阶段国情的、适合于中国社会转型时代的左右区分，即有条件、有限制地引进西方的左右分析框架；只有在极权主义、威权主义（权贵官僚资本主义）被彻底否定了以后，只有在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初步建立以后，中国才能完全采用西方国家的左右分析框架。

三、崩溃时代极权专制主义的回光返照

习近平上臺执政以后，出现了从邓小平的威权专制主义向毛泽东的极权专制主义復辟和倒退的明显迹象：在政治领域，加强党对壹切的领导，重新倡导党政合壹、政企合壹、媒体姓党、军队姓党、党组织渗透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和社会组织，“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壹切的”，而党又是定于壹尊的，全党都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树立政治规矩，不得妄议中央，通过反腐铲除异己，高度集中权力，大搞个人崇拜和个人独裁，悍然修宪废除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制，为最高领导人终身执政扫清障碍，严厉打击壹切政治反对者和政治异议人士；在经济领域，通过对金融和其他核心经济资源的垄断、混合所有制改革、市场准入、税收和社保、房地产金融、国债和地方债、超发货币、扫黑除恶等等国家权力杠杆，壹方面歧视、打压和收割民营经济，甚至鼓吹民营经济退场论和消灭私有制，另壹方面拼命维持和扩大投资和就业规模，实现国进民退；在社会领域，继18大前夕提出的抓新黑五类（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从2013年开始，大规模扫荡已经发育多年的社会组织，轮番打击新公民运动、环保运动、基督教运动、女权运动、维权运动、人权律师运动、劳工运动，取消村民自治、社区自治、基层选举，编织密不透风的、高科技的网格化维稳体系，甚至在新疆等地建立集中营；在意识形态领域，在2011年提出的五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的基础上，2013年又提出七不讲（不准讲普世价值、不准讲新闻自由、不准讲公民社会、不准讲公民权利、不准讲党的历史错误、不准讲权贵资本主义、不准讲司法独立），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搞毛泽东和邓小平前后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文革招魂、改“十年浩劫”为“艰辛探索”，全面管控高校课堂、新闻舆论和网络媒体；在国际关系领域，通过大外宣、大撒币、壹带壹路，输出中国模式、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支持和联合尽可能多的极权政体和威权政体，构建亚洲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大举扩大军备，蚕食香港壹国两制，威慑臺湾，修造南海人工岛，在世界上与美国全面争夺领导权。壹时之间，形成对内法西斯主义和对外帝国主义的浩大声势。

那么，习近平和中共能不能实现极权专制主义的闪亮回归？能不能实现这个“中国梦”？不管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需要对中国现存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和国际环境进行客观科学的分析。

1、当代中国的经济结构

中国经济总量或许很快就会逼近甚至超过美国，但经济质量、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动力十分堪忧，资源的耗竭、环境的破坏、贫富两极分化导致的内需不足、科技和管理创新的严重不足、对外贸易受制于国际市场等等，都不能长期支持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权贵官僚资本主义和权力市场经济固然在中国经济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和统治地位，但这仅限于其对关键资源和产业的垄断、对国民经济的操纵和支配、对社会财富的汲取和剥削方面，在经济总量结构中，已经发展数十年的竞争性私有制经济和民营市场经济早就已经占据数量上的优势，并且对于就业和民生具有关键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任何壹个国家都必须解决就业和民生问题，对人口庞大的中国尤其如此，而这是权贵官僚资本主义和权力市场经济的短板，用暴力和权力摧毁民营市场经济，立刻就会造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失业，使大多数中国人民遭受严重的生存危机，由此引发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足以反过来摧毁权贵官僚资本主义本身。此外，已经拥有天量财富、富可敌国的权贵官僚大资本家族，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自己也不愿意回到毛泽东时代，不愿意用过去那种产权模糊、不能量化而只能按等级享受特权待遇的官僚集团所有制，取代现在已经产权明晰、量化并可以随意享受、支配、转移财产的权贵官僚大资本家族所有制。

2、当代中国的阶级结构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包括四大主干阶级和若干阶层：壹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权贵官僚大资本阶级，它本身又由共产党红色权贵阶层、官僚阶层和大资本阶层组成，他们共同实现权力通过市场变现为大资本与资本通过权力转变为垄断资本的双向运动，其人数约占人口的2%；二是中产阶级或中间阶级，也就是过去所说的中小资产阶级，包括依托于市场竞争的中小企业主阶层、民营企业经营管理者阶层、技术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阶层，他们是民营市场经济的主体力量，其人数约占人口的25%；三是工人阶级，包括城市户籍工人阶层、农民工阶层、零散就业和下岗失业工人阶层，其人数约占人口的50%；四是农民阶级，包括富裕农民、小康农民、温饱农民和贫困农民四个阶层，其人数约占人口的25%。此外，四大主干阶级之间还有若干过渡阶层，比如知识分子群体，其中死心塌地维护现行制度、官商学通吃、垄断和分配学术资源、毫无廉耻地进行意识形态维稳的那部分学霸、学阀、学官，属于权贵官僚资产阶级的中下层，或权贵官僚阶级与中产阶级的过渡阶层；就业于科教文卫行业、拥有专业技术职称的非官僚知识分子，属于中产阶级或中间阶级的中下层；毕业后做初级白领或难以就业的大学生，属于工人阶级，或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的过渡阶层。权贵官僚大资产阶级受益于改革开放，力图保持威权专制主义体制，只有在这个体制眼看就要被推翻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同意復辟毛式极权专制主义；在被统治阶级中，大部分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是愿意并且追求竞争性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的，其中只有少部分人拥护现存的威权专制主义体制，或者希望回归到极权专制主义体制。

3、当代中国的政治结构

权贵官僚大资产阶级当然垄断了全部国家政治权力，拥有由军警宪特法院检察院监狱以及各级各类维稳力量组成的庞大的专政机关，但也已经不是毛泽东时代那种铁板壹块的极权专制力量了，其内部出现了上下之间和板块之间的松动和裂痕，出现了很多的派系并且展开激烈的权力斗争，其中大部分只想在威权专制下获得更大的权力和财富，不愿意放弃已经私有化的财富而返回共产党整体所有制、计划经济和极权专制，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支持以军管、国家紧急状况、供给制等方式来维护这个阶级的共同和整体利益。更大的问题还在于，虽然被统治阶级还没有发育产生出公开的、有组织的、成建制的政治反对力量，但潜在的、分散的政治反对力量已经暗流汹涌，他们绝不会把四十年来已经获得的有限的自由和权利拱手还回去，绝不会坐视文革和毛式极权专制的復辟。中产阶级固然在政治上还相当软弱和怯懦，但毕竟拥有较多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并且正在通过企业家俱乐部等组织形式整合为政治资源，至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已经成为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和社会运动的主体了，他们发起了每年多达数十万起的群体性维权抗争行动，缺少的只是维权抗争群体的内部组织化和群体之间的横向组织化了。威权专制固然壹定会用网格化维稳手段甚至用赤裸裸的暴力镇压阻止和破坏维权抗争运动的组织化和政治化进程，但这壹进程同样也是必然的和不可遏止的。壹方面是维稳成本的急剧膨胀，另壹方面是经济下行带来的财政短缺，在壹定的时间点上，整个维稳体系和威权专制的瘫痪和垮塌是可以预期的剧情。

4、当代中国的国际环境

2018年开启的中美贸易战，拉开了世界专制力量和民主力量总决战的序幕，美国已经明显和公开地改变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接触主义、容纳主义和绥靖主义的对华政策，紧接着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意识形态战、政治战乃至军事战也会并正在接踵而至。考虑到中美两国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等所有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和实力的巨大差距，考虑到美国及其民主国家盟友在整个世界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中主导地位，即使中共以13亿多中国人民作为肉票和炮灰，即使中共能够把世界上所有极权国家和威权国家联合起来，也不可能在这场全面的冷战和热战中取得胜利。或许中共在世界性的围堵和打击下，真的会祭出最后壹张王牌，以便能够负隅顽抗到底，那就是全面恢復毛泽东的极权专制主义，不过这意味着数千万乃至数亿中国人民的非正常死亡，同时也意味着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最强的极权专制政权会遭到最彻底和最悲惨的复灭，因此，从其自身利益考虑，比较理性的选择是与美国及其盟国做出壹定的妥协，在维持威权专制的基本格局的前提下，做壹些带有结构性和制度性的改良；最理性的选择是，在官民内外各种力量共同推动下，进行结构和制度的根本和彻底转变，从而融入世界文明主流之中，这对于中国和世界，对于中共和中国人民来说，都是壹个多方共赢的正和博弈的结局。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三点预测：壹是中共称霸全球是不可能的；二是中共在新冷战中失败后闭关锁国并全面復辟极权专制是可能的，但即使成功也只能维持很短时间；三是国际国内民主力量或者会通过和平民主革命逼迫中共从威权专制转向宪政民主，或者会在中共復辟极权专制时，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彻底清除这个邪恶的极权专制暴政。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共恢復毛泽东极权专制的种种努力，只不过是共产威权专制复灭前向共产极权专制的回光返照和垂死挣扎而已。

尽管大势所趋是明确的，但转型所需时间仍然是难以预测的，因为中共这个地球上最大的专制集团集古今中外之暴力和诈力、统治技术和统治谋略、超限战手段和热核战手段于壹身，会竭尽全力绑架和控制13亿中国人民作为肉盾，会竭尽全力纠集全世界极权专制和威权专制国家负隅顽抗，会竭尽全力勾结和收买宪政民主国家仍然存在的邪恶力量——它们在宪政民主法治体制下被关进笼子而得不到任性和任意的发挥，却可以作为特洛伊木马和第五纵队，暗中破坏宪政民主国家内部的团结和宪政民主国家之间的团结。追求自由平等正义、宪政民主法治的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临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考验。

5、当代中国的左右问题

（1）处于极右位置的是权贵官僚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这是在“权贵官僚+资本主义”、“权贵官僚+市场经济”的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力量，是毛泽东时代已经形成而在邓小平时代变换形态的特权统治阶级，在开启、引进、推动市场经济以后，运用手中的政治特权控制、利用市场机制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物质财富的政治思想形态，其意识形态表层是过去赖以造反和革命的极左意识形态即官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是用来忽悠愚民和脑残的；其深层是极右的“打江山坐天下”、“红色江山万万年”的特权、权贵意识形态，这个才是其真实的思想，通常是秘而不宣的，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忍不住发出“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用三千万人头来换江山”的咆哮。

在极右这个思想政治光谱上，还有壹种与权贵官僚意识形态形成耦合的民间意识形态，或许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这是在改革开放中捷足先登，通过与权贵官僚的钱权交易而暴富的大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当然会巧妙地隐藏起权贵官僚控制市场这个前提，而以壹种纯粹形态的、自由至上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模型（在现实生活尤其是中国语境中，这个模型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以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来为获得暴富的富豪阶层提供经济合理性和道德合理性的辩护；它同时认为，市场竞争出现胜负和贫富分化，也是完全合理的，中国的劳工已经获得了其劳动力要素的合理回报，不存在剥削，从而也就否认了官商联盟共同剥削劳工的事实。

处在极右光谱最左端并向中右过渡的思潮是壹度风生水起的新权威主义及其后来的变种：儒家宪政派、社会主义宪政派和党主立宪派，就其拥护中共的领导而言，属于极右，但就其宣称宪政民主法治是其最终目标而言，已经与中右汇合了。

（2）处于中右位置的是中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虽然受到权贵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掠夺，经过将近30年的发育和发展，好歹还是形成了壹个以民间中小资产阶级、企业管理者阶层、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产阶级，崇尚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的自由主义成为其主流的意识形态，其中又分为两派：偏右的壹派主张古典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反对极权、专制和权治，追求宪政、民主和法治，在思想上能在壹定程度上回应劳工和底层的平等权利诉求，在劳资关系上主张依照法律保护双方的市场地位和市场权利，在宏观经济和社会层面，主张必要而有限的政府干预和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偏左的壹派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进壹步呼吁落实劳工阶级更多的自由和平等，可以称其为左翼自由主义或社会自由主义。

对于这壹派，如果按中国模式的左右划分，即以拥护现存制度为左，以改变现存制度为右的话，它是典型的右派；但如果按西方模式的左右划分，那么它只是相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兴的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才是右的、保守的，相对于正在利用、扭曲市场经济并阻挠公正合理的市场经济成长的极右力量，它又是左的、进步的，其中甚至有人是主张激进革命的。

（3）处于中左位置的是劳工阶级的主体部分及其意识形态。劳工阶级是随着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新生的民间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壹起出现并发展起来的，迄今总数已经达到三亿五千万之巨，加上其附属人口，成为当代中国人数最多的阶级。应该说，它的阶级意识的发展，在时间上是落后于民间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发展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不可逆转的发展，劳工阶级的主体部分，由最初的茫然、随大流到接受、认同这壹趋势，再进壹步则积极要求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提升自己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地位，这样壹种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是壹致的，尽管工人中知道这壹中左思潮的还很少，但在2010—2015年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第壹波高潮中，参与其中的先进工人大都接受了多数劳工机构倡导的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同属于中左，比社会民主主义再左壹点的是民主社会主义，两者的主要区别是，社会民主主义更重视劳资集体谈判、产业行动和社会保障，而民主社会主义更重视经济民主、产业民主和所有制的改造。

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如果按中国模式的左右划分，它与自由主义壹样属于右派（凡是主张普世价值、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法治的，在当局眼裏都是右派），但如果按西方模式划分，它是偏左的（中左），既是与偏右的自由主义（中右）相对而立的、各自代表劳资双方进行政治思想博弈的竞争对手，也是共同维护普世价值、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法治的合作伙伴。当下中国的民间思想舆论，因为还没有普遍引进西方的左右划分，而是接受了官方的左右划分，结果是不知道有中左、宪政左派、民主左派，壹说到左，就不假思索地认为是马列毛左或极左，徒然地使极左垄断了全部左翼思想政治空间。这是壹种错误的看法。

（4）处于极左位置的是最底层民众及其意识形态。在权贵市场经济社会，出现了壹个垫底的阶层，或劳工阶级的最底层，主要包括原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在现存权贵市场经济中壹败涂地并且陷于绝望的城乡贫民，他们本能地、理所当然地趋向于接受马列毛左或极左。这裏有两种情况需要加以区别：壹些人依然相信官方鼓吹和标榜的、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中国梦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共产党的宗旨和路线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主要是贪官汙吏，这是被官方成功洗脑的毛左或极左，本质上是极右，或形左实右，是奴才和太监思维，在网上又被人称之为“皇左”或者“自干五”；另壹些人则是真正的极左，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生的极左，虽然他们与老的极左派（实际上是掌权的极右派）共享壹些基本的理论和思想资源，但他们认为正在掌权的共产党只是伪左派，是伪共产党，是已经蜕化变质的共产党，是背叛了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壹个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政党，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这壹派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共产党，肩负着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

以上我们大体上按照西方模式对当代中国的思想政治格局和结构做了壹种划分。之所以可以引进这壹分析框架，是因为，不管权贵官僚资产阶级在多么暴虐地阻挡普世价值、公正合理的市场经济以及宪政民主法治的进程，工业化、信息化和市场经济毕竟是不可逆转的了，伴随着它们而出现的中右、中左、极左力量已经逐渐浮出水面了。但是不能简单把西方的左右模式照搬到中国来，因为有三个很大的区别：

第壹，极右在西方只是壹种边缘化的思想政治力量，而在中国却是壹种占超级强势地位的统治力量，对所有其他思想政治力量形成壹种压倒性、压迫性的优势。

第二，中右和中左在西方占明显主导地位，二者轮流执掌政权早就构成西方政治的常态，而在中国，中右和中左的力量还相当弱小，还远远没有成为主导性的力量。

第三，在西方，极左已经边缘化并且很难东山再起，但在中国很难说，如果极右当局封杀公民社会和政治反对力量的壹切发展空间，如果两极分化愈演愈烈，使中产阶级以及劳工阶级的主体部分陷入破产和绝对贫困化，那就意味着底层无产阶级的人数会越来越多，那时再爆发壹场由极左思想所引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完全可能的。唯壹能够有效制止这壹趋势并将中国引向世界文明主流的，是加快实现中右与中左、中产阶级与劳工阶级、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合作，扩大和发展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空间。

最后需要补充壹点的是，在对现存制度和政权的性质的判断上，中右和中左联盟与极左其实是相当壹致的，即双方都认为这是壹个极右的制度和政权，只不过前者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和权贵资产阶级专政，后者称之为官僚资本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专政。双方的实质区别是，取而代之的，究竟是自由平等公正的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法治，还是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从现代化的高度和整个过程来看，中国的首要问题无疑是要解决极右当局与中右、中左、极左之间的矛盾，其次是要解决中右和中左联盟与极左之间的矛盾。至于中右和中左联盟获胜并建立了宪政民主法治之后，中右与中左之间如何展开新的、长期的竞争，那是将来的事情，不是当下的主要议题。

第七章 当代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

各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国家的历史无不证明，劳工阶级和劳工运动与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政治运动之间 ，具有深刻的、内在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有力地推动了前者的发展和壮大。因此，在我们论述了中国壹般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亦即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赖以产生的壹般前提和基础之后，还应该论述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直接前提和基础，这就是当代中国劳工阶级和劳工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历程。

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趋势

壹、当代中国劳工运动兴起的原因

如果只能用壹句话来概括当代中国劳工运动兴起的原因，那就是日益固化与黑恶化的“中国模式”与日益增长的劳工权利需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1、“中国模式”对劳工阶级的巨大历史欠账

（1）工资的欠账。在30来年的大规模工业化和市场化过程中，劳工的工资增长壹直是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和人均国民收入增长水平的，根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度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农民工的人均月工资也仅仅只有3721元，按这个工资水平，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即使是双职工，要想维持壹家人在城市稍微体面的生存以及赡养老人，也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也是这么多年来中国形成的独壹无二的“拆分式”劳动力再生产体制的根本原因：父母或父亲在城裏打工，孩子跟随祖父母或母亲留在农村生活，由此造成了6000余万留守儿童、4000万流动儿童、数千万留守妇女、上亿留守老人。这点工资，甚至还没有达到恩格斯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马克思写《资本论》时的水平，更是跌破了马克思对那个时期的工资的经典定义：工资包括劳动者恢復劳动力的基本生存费用、繁衍后代以提供新劳动力的抚养和教育费用以及更新劳动力所必不可少的职业培训和休闲娱乐费用。那时候，尽管工人住在贫民窟裏，起码劳动力还是以家庭的形式得到再生产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模式对劳动者的剥夺和剥削程度，是超过欧美国家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

（2）休息时间的欠账。劳动法规定了壹周5天每天8小时工作制以及壹定的带薪休假日，加班时间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并且必须支付加班费，以保障劳动者获得休息休假的权利，然而这个规定只是在机关事业单位、部分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得到遵守，绝大部分企业的工人都不得不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1个小时左右，很多企业不支付加班费，也没有带薪休假日。于是出现了失业与过度劳动同时存在的现象。这导致了如下三种结果：壹是通过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榨取了巨大的绝对剩余价值，二是通过人为造成就业不足加剧了劳动者的恶性竞争和劳动力的进壹步廉价化，三是损害了加班劳动者的身心健康，降低了国民的身心素质。

（3）劳动安全卫生的欠账。中国的劳动条件普遍未能达到应有的安全卫生标准，在企业建设和生产经营过程中，不能做到劳动安全卫生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致使中国发生了在世界上频率和比例最高的矿难、爆炸、坍塌、火灾、工伤、职业病等等安全生产事故和职业灾难，其中有着名的致丽大火灾、昆山大爆炸、天津大爆炸、响水大爆炸；有不少于600万的罹患尘肺病的农民工被赶回农村等死；仅珠三角地区每年就会削断4万根手指，堆起来有壹座山那么高。这些只是劳动者遭受生命健康损害的几个触目惊心的例证，GDP老二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牺牲劳工的生命和健康换来的。

（4）社会保障的欠账。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裏，农民工是基本没有社会保障的，壹方面是在企业层面，他们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没有住房公积金，另壹方面是在社会层面，他们没有城市居民在教育、居住、文化生活以及其他公共服务方面的福利。通过户籍身份制度，中共成功地实现了城乡隔离，使农民工和城市工人、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成为这个国家的两个不同的等级，而不能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直到2008年实施劳动合同法和2011年实施社会保险法后，情况才有所改观，但就是这样，根据2014年国家统计局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与雇主或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仅为38%，农民工“五险壹金”的参保率仅为：工伤保险26.2%、医疗保险17.6%、养老保险16.7%、失业保险10.5%、生育保险7.8%、住房公积金5.5%。

（5）程序性劳工权利的欠账。工资、工时、劳动条件、社会保障都属于实体性劳工权利，对这些权利的历史欠账，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程序性劳工权利的历史欠账。程序性劳工权利又分为个人的程序性权利和集体的程序性权利两种，前者主要指劳工个人参与劳动争议的调解、仲裁和诉讼的权利，后者主要指劳工的团结组织权、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统称劳工三权）。前者得到了部分落实，后者付诸阙如，当工人们团结和组织起来与资方进行抗争和博弈的时候，他们就会受到当地党政和公检法的打压以及资方的报復，乃至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生产经营秩序”等等罪名而被施以刑事犯罪的指控和判决。

2、劳工被严重剥削和压迫是造成当前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

与中国特色自由主义和与之珠联璧合的权贵官僚资本主义的判断恰好相反，左翼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认为，当前制造业衰退以及正在到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不是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用工成本的提高和用工灵活性的降低，而正好是30年来低人权、低工资、低保障、低福利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劳工的超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是30年来积聚的经济社会矛盾的总爆发。

（1）极为严重的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造成内需不振、产能过剩。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2014中国财富报告：展望与策略》，目前中国收入前1%的富裕家庭，平均年家庭收入为115.2万元；家庭资产前10%的中国家庭，拥有63.9%的总资产；2013年全国家庭资产基尼系数为0.717。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则指出，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逐年升高：1995年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壹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即使是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也早就超过了世界警戒线而高居世界前列。政府看到了产能过剩的现实，却不愿承认这种过剩是由于贫富两极分化和内需严重不足而引起的相对过剩，由此而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只是简单地去产能。其实中国最为急迫的应该是进行需求侧改革，也就是喊了十几年而没有任何动静的分配体制改革。只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手裏没钱，同时又缺乏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他们就没有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内需就必然萎靡不振，国内市场就缺乏必要的广度和深度，难以吸收由GDP至上主义的投资冲动所带来的巨大产能，多年前已经开始尤其是贸易战开打以来更加严重的出口的萎缩，使供大于求的不平衡市场结构更为倾斜。供给侧改革不会触动而只会强化政府主导的权贵官僚资本主义，只有有效需求即有购买力的需求的扩大才会消化过剩的产能，只有需求侧的改革才会激活民间社会的活力，给市场经济的发展註入内在的动力，但这恰好要以权贵官僚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分配制度和既得利益格局为改革对象。

（2）廉价劳动力劣势成为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瓶颈制约。在中国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初级阶段，主要是凭借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中国成为全球化分工体系中的“制造工厂”，廉价的中国产品源源不断地流向全世界，中国经济因此而保持长达30 多年的高速增长。然而，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对外而言，由于吸收了过多的国际资本，由于发达国家制造业向中国的大规模转移，使成百上千万欧美国家的工人失去工作，从而引发了这些国家相应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近几年来，发达国家已经开始从中国撤回部分资本和制造业，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加速了这壹回迁的进程；对内而言，廉价劳动力优势或者人口红利已经耗尽，相反，劳动力被大规模严重剥夺的劣势正在迅猛地显现出来。这两者都对中国的制造业的升级形成无法突破的瓶颈：外国资本在撤离的同时，也带走了相应的技术和管理，会严重拉低中国制造业的科技和管理水平；日益贫困化的劳动力大军只具有很低的人力资源，根本无法适应极为必要的工业升级。

（3）劳动收入和社会保障的双重低弱使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无法得到发展。第二产业的升级换代必将释放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将会被第三、四产业即服务业和文化产业所吸纳，在发达国家，第三、四产业所占的经济比重和所吸纳的劳动力，都远远地超过了第二产业。然而，占人口75%左右的中国劳工和其他底层民众的工资收入和社会保障福利太低了，他们对于第三、四产业所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有效需求太弱了，根本不足以促进这两个产业的迅速发展并因此而吸纳大量的劳动力。

撇开社会的、政治的、伦理道德的方面而进行纯粹的经济学分析，劳工权益问题首先是壹个经济问题：劳动是壹个极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工是极为重要的市场经济主体；劳工权益得不到保障而遭受权力和资本双重的、经济的和超经济的剥削的市场经济，是壹种畸形的、跛足的、病态的市场经济；由权贵官僚资本单方面主导的市场经济，其严重破坏供需均衡并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是壹种必然的趋势和结果。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们绝对不会承认这样壹种经济学分析，他们壹厢情愿地认为自生自发的市场竞争会自然而然地造成公平的分配，根本否认剥削（包括经济剥削和超经济剥削）的存在；他们反对劳工自由结社、集体谈判和罢工，认为这会造成劳动力的垄断，破坏自由竞争；他们不是向权贵统治阶级和专制政府要求资本的自由和企业的公民权利，而是把它们剥夺和压榨资本和企业的代价转嫁到劳工头上；他们不是要求降低由专制政府掌控并抬高的土地成本、融资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税费成本以及制度成本，而是把经济下滑、制造业衰退的原因归结到人工成本头上，不是要求把权力关进笼子，而是要求把劳工关进笼子。他们这样做，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仅不会解除而且必然会进壹步激化正在到来的经济危机。

3、劳工权利需求和意识的觉醒是劳工运动兴起的主观原因

所谓权利需求，就是人类在其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内在地产生的壹种独立自主和自我实现的欲求，是人类打破奴役性和等级性的经济政治制度而自由平等发展的冲动，是人类建立公正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的需要，而对这种权利需求的自我意识，就叫做权利意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的觉醒，经历了三个阶段：第壹阶段是80年代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的第壹次大解放；第二阶段是92年以后以新兴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的纵深发展；第三阶段是以劳工阶级为主的底层民众的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的觉醒。第壹阶段的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主要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和文化权利要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权利要求；第二阶段的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主要是新兴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经济权利要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要求；第三阶段的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主要是以劳工阶级为主的底层民众的经济权利要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要求。劳工阶级与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都以经济权利诉求为第壹权利诉求，但它们对经济权利的理解是不壹样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所理解的经济权利主要是私人财产权、自由经营权和人力资本收益权，而劳工阶级所理解的经济权利主要是就业权、劳动力所有权和收益权、劳动安全卫生权、劳动保险权等劳动权益。正是劳工阶级壹方面感知到了自己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贡献，另壹方面又感知到了政府、企业对自己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他们才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壹种对自由、平等和公平正义的追求。

二、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第壹次高潮及其发展趋势

1、2010—2015年：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第壹次高潮

2010年5月17日，广东南海本田数百名员工因为不满工资、福利、中日员工同工不同酬而罢工，并且获得了成功。壹石激起千层浪，由南海本田开启的劳工潮，由南往北波及全国14个省份，其中大连开发区创造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罢工人数（7万人）、发生罢工的企业数量（73家）最多的地区纪录，引起国内外、社会各界的高度关註和重视。虽然此前年份各地已有罢工事件，但都是零零散散的，引发全国性连锁反应的当属南海本田罢工，所以我们把2010年看作是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开始年份。此后几年，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网络统计数据，全国较大规模的劳工抗争事件，2011年185起，2012年382起，2013年656起，2014年1379起，2015年2775起，基本上呈现出逐年翻倍的趋势。

2014年的“嵩山会议”，是当代中国劳工运动形成“自我意识”的壹个标誌，是中国劳工界作为与政界、商界、学界四足鼎立的独立社会力量，正式登上当代中国历史舞臺的壹个标誌。会议以湖南常德沃尔玛员工集体维权事件为典型案例，探讨了中国劳工运动面临的壹系列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劳工代表、劳工NGO代表、劳工律师代表、劳工学者代表、劳工媒体代表，以及部分体制内官员、工会干部和企业家、社会人士代表，完整地体现和彰显了以劳工为主体和核心、以支持劳工运动的社会力量为辅助的“劳工界”范畴。会议发布的《嵩山宣言》，向全世界简要宣告了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基本纲领和方向。嵩山会议之后，劳工界积极介入重大劳工事件，初步显示了劳工界的合作、团结、互助的集体力量，在国内外引起了重大的反响，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经济政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以及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做出了初步的贡献。

劳工运动的这种上升势头引起统治阶级的警觉和惶恐不安，并终于痛下杀手。2015年12月3日，广州大举抓捕当年春季介入利得鞋厂劳资冲突的劳工NGO工作人员和劳工积极分子，传唤数十人，至少8人被刑拘或被控制人身自由，官媒大举报道，其中央视新闻频道竟然做了长达24分钟的舆论审判。历经10个多月的侦查起诉，最终有4人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此外，各地多名涉入劳工运动的人士也受到多种形式的警告、监控和处分。壹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各劳工机构纷纷停止活动，各劳工网络社区和自媒体也趋于消沉，受此影响，虽然经济形势继续下行，劳资矛盾更加激化，劳工抗争事件也没有因此而消停，但前几年那种爆炸性增长和成倍增长终于被遏制。因此，12.3劳工案可以看作是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第壹次高潮落下帷幕的象征。

2、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主体及其主要诉求

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主体不再是国有企业下岗失业的老工人阶级，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新工人阶级，尤其是其中的农民工，他们分布在建筑业、制造业、加工业、服务业，大部分就业于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也有相当壹部分作为劳务派遣工和临时工就业于国有企业。绝大部分劳工抗争事件都发生在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只有少量发生在国有企业；发生在国有企业的抗争，也主要来自于其中的农民工。到2018年。农民工数量已经达到28836万人，成为新工人阶级的绝对主体。

新工人发起抗争的主要诉求和目标是：

（1）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而斗争。这主要由于企业克扣和拖欠工资引起，尤其是每到年底，都会发生大量建筑工人堵路游行讨薪的群体性事件。

（2）依法追讨应得的补偿和赔偿。这主要发生在企业大规模裁员、搬迁、破产倒闭的时候，被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工人，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要求企业给予不低于每年壹个月工资的补偿，此外还有追讨加班费、高温补贴、带薪年休假等按照法律规定应该支付给工人的补偿或福利。

（3）要求增加工资、降低劳动强度、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与前两类依据现行法律和法定劳动标准的维权诉求不同，这壹类是壹些增长性、发展性的权利诉求，往往超出了现行法律规定的最低标准，其实质是，劳工阶级要求依据自己在市场经济发展和企业生产经营中所做出的实际贡献，与资本、土地、管理、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要求进行公正的分配，以不断提升应得的收益和份额，并降低自己付出的牺牲、成本和代价。

（4）对结社自由和团结组织权的诉求。中国劳工已经逐渐意识到，没有劳工的团结和组织，以上那些诉求的实现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很多罢工的工人或者像海南本田工人壹样提出了重整工会的要求，要求依据工会法和工会章程，自由自主、自下而上地选举产生工会委员会和工会主席，或者绕开现行工会，选举产生工人代表与资方展开集体谈判。

（5）对普世价值、人权、公民权利的诉求，这是壹部分工人已经达到的最高诉求。东莞诺基亚工人罢工时就打出了“工人不是商品，不是资产更不是奴隶，请不要出售我们”、“我们是有人权和尊严的”的横幅；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二医院首席工人代表孟晗在法庭自辩时沉痛指出：“工人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尊严”、“作为壹个老工人，如果连体面劳动的权利也被剥夺，我宁愿选择在监狱裏度过我的余生”。

3、新工人抗争的组织和行动方式

新工人抗争的组织形式：改选工会和工人代表制。最初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的是重组工会，并且也有个别成功的案例，但对工会的民主改造遇到两个强大的阻力，壹是工会通常掌握在资方的手裏，工会主席通常由企业高管兼任，绝大多数工会是所谓老板工会或黄色工会，资方当然会极力阻止工人办自己的工会；二是对于企业工会具有审批註册权和管理权的地方总工会不支持工人的民主诉求。工会不能发生作用，而集体行动又迫在眉睫，怎么办呢？工人们和劳工律师创造了壹种叫做“工人代表制”的替代机制。2011年年底，深圳冠星链表厂1100多名工人罢工，遭到维稳系统的打击后，找到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请求法律援助，在征集到了半数以上工人的签名委托之后，着名的劳工律师段毅率队进入工厂，指导工人以完全民主的方式选举产生了13名工人谈判代表，随即向资方发出集体谈判邀约。经过几轮激烈的谈判，劳资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从这个案例中，段毅律师总结了壹个“工人代表制”的模板，并且很快在珠三角工人运动中得到普及。

新工人抗争的行动方式：罢工、集体谈判和集体上访、示威游行。欧美早期劳工运动都以自发罢工为主，只有在工会获得合法存在以后，才过渡到以集体谈判为主、以罢工为辅。当代中国劳工运动也处在早期阶段，也是以自发罢工为主的，只有少数事先在劳工机构帮助下按照工人代表制组织起来的案例中，才是以集体谈判为主、以罢工为后盾的；由于工人的团结组织权、集体谈判权、罢工权还没有得到法律的保护，在损害正在发生、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们就开始行使壹种自然的权利，自发地切断与资本的结构性联系，亦即收回劳动、中断生产链条，从而对资方构成实际的威慑和压力。罢工和集体谈判通常发生在那些正在进行生产经营的企业，而在那些悄悄转移资产突然宣布搬迁或者破产倒闭的企业，原来工作场所的生产经营已经终止了，甚至老板都跑路了，或者在建筑业层层分包的体制下，罢工和集体谈判因为已经失去或找不到具体对象而变得无效了，工人们只好向监管部门（劳动局、信访办、维稳办、工会）或当地的党委、政府、人大，甚至面向公众表达自己的诉求，这就发生了走出厂区的上访请愿和游行示威。

4、2018年：三起行业性集体行动标誌当代中国劳工运动进入第二阶段

2015年12.3事件之后，中国劳工运动进入低潮。正当人们灰心丧气之际，2018年上半年，中国国内连续发生三起在世界上引起巨大反响的劳工集体维权事件，其中上海市长宁区环卫工跨越了三个企业之间的分隔、实现了在壹个市区范围内环卫行业工人的联合行动；塔吊司机联盟同时在20个省、30多个城市发起集会示威；卡车司机同时在12个省发起罢工和驾车游行。这三起工人集体行动具有显着的行业性：壹是参与人数在整个行业显着放大，行动扩及行业裏很多企业，对行业内的劳资关系产生很大的影响；二是对上下游行业和产业并进而对地区甚至全国范围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2010—2015年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第壹波高潮和第壹阶段中，几乎全部劳工集体维权事件都发生在某壹家企业范围之内。严格来说，企业范围内的集体维权只是劳工运动的低级形式，只有很多企业的劳工集体行动建立横向联系、实现跨企业跨地区的联合，才是劳工运动的较高形式。根据国际经验，行业工人联合组织及其集体行动，是壹种最有效力和力量、最能够把分散的劳工力量联合起来的组织形式和结构，原理在于，同壹职业、同壹行业或产业的工人，处于同壹种劳资关系结构之中，具有共同的博弈对手和共同的利益诉求，团结和联合起来的成本最低而规模力量和解决结构性问题的规模效益最大，所达成的行业集体谈判协议对于劳资双方具有内部宪法效力。中国劳工运动，按照市场经济和劳资关系的本性和发展趋势，壹定会从企业级别的集体行动发展到行业级别的集体行动，此次三个工人群体跨企业的、跨地区的集体行动，完全有资格被认定为是这壹历史性转变的开端。2018年因而成为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第二波高潮和第二个发展阶段的开端。

从三个实例来看，从企业集体谈判上升到行业集体谈判，需要满足如下两个基本条件：首先是工人要意识到自己在行业和产业链条中的“结构力量”，比如环卫工人意识到了自己在整个环卫业中的中坚力量，这种力量足以让整个行业停摆；塔吊司机充分意识到了自己作为特种技术工人在生产链条中的不可替代性；卡车司机也意识到了自己作为货运司机的技术优势和讨价还价能力。这种足以使生产经营链条中断的结构性力量，是工人潜在的“资本”和“筹码”，工人们必须意识到并且善于利用它们。其次是工人要形成自己在行业范围内的“结社力量”，实现工人在整个行业的联合、团结和组织，使结构力量这种潜在的力量变成现实的博弈、谈判、抗争的力量。如果没有工人们在行业内的联合，工人在壹个企业范围内的结构力量以至结社力量很可能会遭到破坏，因为行业内的资本力量通常可以联合起来，调动其他企业的工人来替代正在罢工企业的工人。上海长宁区环卫工、塔吊司机、卡车司机主要是通过微信群进行横向联系的，在壹定程度上实现了同行业工人的团结组织和统壹行动，按事物本身的发展逻辑，独立自主的环卫行业工会、建筑行业工会、货运行业工会的产生只是早晚的问题。这才是有效治理整个环卫行业、建筑行业、货运行业种种乱象的治本之策，从长远来看，这不仅对工人有利，而且对整个行业、产业、社会和国家都有利。中国劳工运动下壹步的发展方向，就是要在各个行业形成劳工的联合和自治组织。行业工会将会成为主要的、中枢的工人组织形态，并承担着与行业雇主协会进行集体谈判的重要职能。

5、初级阶段劳工运动的去政治化策略和渐进政治化趋势

初级阶段的劳工运动迎头碰上传统政治体制的严厉限制。在2010年南海本田罢工事件中，壹方面，罢工工人把行动严格限制在厂区范围，以“集体散步”的方式实现集体停工，淡化了“罢工”在人们印象中所固有的政治色彩；另壹方面，地方政府也表现出相当的理性和宽容，没有采用维稳思路，没有动用警力强制驱散罢工工人，没用对罢工组织者提起刑事诉讼。有学者用“去政治化”来概括这次罢工潮的特点：罢工只是劳资经济纠纷而不是政治事件，只限于企业劳资关系的层面，不涉及公民与国家关系层面。

但是，某次劳工集体行动“去政治化”是可能的，整个劳工运动“去政治化”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南海本田案例并没有成为壹个范例得到普遍推广，相反，此后发生的劳工集体行动，绝大多数都受到当地政府的打压，也就是说，即使工人仅仅提出经济利益诉求，他们的行动也“被政治化”了。亚裏士多德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指出了，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现在我们看得更清楚了：政治是任何壹个社会都无法消除的结构性方面，区别只在于是专制政治还是民主政治。因此，“去政治化”只具有有限的策略意义，而不能成为劳工运动的原则和方向。就是说，在劳工运动受到专制政治高度管控的情况下，不能提出宏观的乃至中观的政治目标和政治要求，而只能提出具体的经济要求和微观政治、基层民主的要求，等到这些要求或这个层面的劳工集体权利得到较好的实现、劳工运动的基础得到夯实、劳工运动的规模得到扩展之后，才能提出更高的目标和要求。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去政治化”，只是回避、悬搁中观和宏观的政治要求，而不是从根本上和原则上放弃壹切政治要求。

再进壹步，如果我们把政治理解为宪政、民主和法治的话，“去政治化”也是过于消极的，最多只是表达了企业公民和工业公民对消极自由即劳资自治的诉求，但同时取消了公民对积极自由（即通过国家政治追求更公正和美好生活的权利）的诉求，因此西方国家工人阶级在争得了“去传统政治”的消极自由即劳资自治后，又推进到积极地建立新型的国家与工人阶级政治关系的更高历史阶段——在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劳工政党产生了，并通过议会民主制加入到国家政治生活过程中，通过立法、参政乃至独立执政，在更高的层面上维护工人阶级的权利和利益。由于工人阶级作为公民社会人数最多的部分加入国家政治生活层面，资产阶级再也不能单方面地运用国家政权镇压工人阶级了，属于全社会的宪政、民主和法治才真正建立起来，公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才真正建立起来。这是发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壹次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中国社会民主党与当代中国的劳工运动

行文至此，当代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中国社会民主党（也可以叫做中国社会党、中国工党、中国社会民主工党）已经呼之欲出了。它们以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反过来也成为当代中国劳工运动上升到更高阶段并完成其历史使命的必要条件。

我们曾经说过，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党、民盟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当时工人阶级还很弱小，而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潮和政党也没有积极寻求劳工运动的支持，因此毫不奇怪的是，“第三种力量”失败了，“第三条道路”没走通。1949年后，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和以民盟为首的民主党派很快遭到清洗，57年反右运动则是壹次彻底的清洗，其中最重要的清洗对象就是章（伯均）罗（隆基）联盟。20多年后绝大多数右派都被平反，全国只有100余人未被平反，其中又只有5个中央级的右派没有被平反，他们是章伯均、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基本上都是曾经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中国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再次在中国出现，是在反右以后差不多40年的时候，当时，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浮出水面，这个新左派，虽然较多地引用了其他西方新左翼资源，但也包含了壹些社会民主主义的内容。不过，新左派都是壹些学院派知识分子，只是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卑鄙的权贵私有化和不公平的市场经济发出抗议和道德谴责，而找不到自己的社会阶级基础，因为下岗失业的老工人阶级，不可能接受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而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在市场经济中形成的新工人阶级，当时还处在形成的初级阶段。新左派因为不接地气而风流云散，有的干别的事去了，有的只对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做壹些纯粹学术的研究，有的变成了新极左分子，有的变成了为威权专制辩护的国家主义者。

中共党内也有壹些两头真的老人想为修正主义即社会民主主义平反，其代表人物是有60多年党龄、曾经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退休前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谢韬教授，他在《炎黄春秋》杂誌2007年第二期发表了壹篇题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文章，指出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呼吁中共应该回归到民主社会主义路线。他的观点壹方面遭到毛左派的激烈批判，另壹方面官方也公开回应说科学社会主义永远都不会是民主社会主义。他想劝中共接受社会民主主义，无异于缘木求鱼，甚至是与虎谋皮。他年岁很大了，当然也不可能把目光投向正在酝酿中的底层的劳工运动。

壹部分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于90年代末公开打出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并且于2000年在美国成立了中国社会民主党，到2007年召开其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了自己的纲领、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构架，但由于客观上孤悬海外主观上定位失误，壹直没有与国内劳工运动建立什么联系，致使其成立约20年来无所作为，看不出它与海外其他民主党派之间有什么区别，甚至沦为不折不扣的、自娱自乐的口炮党。

其实，只有从2010年开始大规模拉开帷幕的当代中国劳工运动，才真正为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政治力量提供了发育成长的土壤和基础，才能够使社会民主主义找到自己准确的历史定位和历史使命：壹方面，当代中国劳工运动要在伟大的中国社会转型和中国宪政革命中占据重要地位和发挥重要作用，需要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政党组织；另壹方面。社会民主主义应该也能够成为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民主党也应该和能够成为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主要政治代表。

壹、劳工运动在中国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劳工运动对于中国政治现代化具有特殊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1、劳工运动是撬动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阿基米德杠杆

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与西方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首先，西方国家有长期封建制的传统，权力结构比较分散，实际上形成了王权、教权和贵族权的三权分立，当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资产阶级起而争取政治权利和争夺政权时，可以利用三者之间的矛盾各个击破，并且顺着分权制的逻辑把封建主义的三权分立转变为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中国则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帝王专制和中央集权的传统，因此在清末民初开始政治现代化过程时，不容易产生分权制和三权分立的新传统，再加上集体主义的救国图存打断了自由主义的启蒙进程、东西方两大政治阵营的对峙和苏俄地缘政治渗透等因素壹起发生作用，使得各派革命势力仍然顺着传统政治成王败寇、赢家通吃的逻辑，争夺壹统天下的最高权力，国共两党为此进行了妳死我活的斗争；第二，20世纪末中国的工业化、市场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以及政治现代化，是在共产极权专制主义基础上开始的，主导改革的政治力量绝不愿意放弃“打天下、坐江山”的政治思维，不愿意进行政治领域的多元化和民主化，不愿意把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关进宪政、民主和法治的笼子裏，它只是利用工业化、市场化、私有化大肆变现手中的资源垄断权和控制权，积累了天文数字般的巨额财富，并利用这些财富进壹步加紧对于社会的政治控制，结果是，依托于工业化、市场化、私有化而产生的新生的资产阶级（包括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不仅不具备与权贵官僚阶级相抗衡的经济政治力量，而且对后者形成经济政治上高度的依附关系，註定不能像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那样，成为政治现代化的主导力量和第壹推动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同样在工业化、市场化、私有化进程中产生出来的另壹个阶级即工人阶级，便理所当然、义不容辞地登上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舞臺。与新生的资产阶级相比，新生的工人阶级在现存体制下是纯粹受害的阶级，因而具有更加强烈的变革动机和更加坚定的变革意誌，另壹方面，他们人数最多而且更富有同质性和凝聚力，更容易产生团结壹致的、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因此至少在最初的阶段可以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导力量和第壹推动力量，成为撬动专制政治制度的阿基米德杠杆。

2、劳工运动内在隐含的宪政、民主、法治意义

初级阶段劳工运动的政治价值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看上去只是为生存权利和经济利益而抗争，并不直指宏观的政治制度，并不提出激烈的反对口号和政治目标，因而往往引不起知识界、舆论界和其他社会各界的兴趣、关註和支持。然而细观之下，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内容。

首先，工人自组织过程作为壹种基层民主实践，不仅是整个政治民主化的微观基础之壹，而且为其他阶级和阶层的自组织和民主实践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宏观的宪政、民主、法治的实现，壹定要以微观和中观的社会自治为基础，否则，像辛亥革命那样，虽然建立了亚洲第壹个共和国即中华民国，终于因为社会底层和中层没有发生普遍而实质性的变化，而功成垂败了。最近30余年的工业化、市场化和私有化，使民间社会在空间上得到壹定的扩展，但由于宏观政治制度的紧控，虽然存在某些基层民主方面的尝试，诸如村民自治和村委会选举、企事业职代会和工会选举、业主委员会选举、县乡级人民代表选举，但都流于形式，只有零零星星寥寥无几的成功案例。然而，在珠三角地区此起彼伏的劳工运动中，工人们成功地创造和普遍运用了“工人代表制”，在企业内部选举产生了各级工人代表和全厂工人代表委员会，代表全体或大部分工人就劳动权益问题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其中壹个典型的案例，是利得鞋厂2750名工人，在劳工机构番禺打工族服务部的帮助下，自下而上地选举产生了60多名工人代表，又从工人代表中选举产生了13名工人谈判代表，最后从工人谈判代表中选举产生了首席代表、第二代表、第三代表，在这个基础上又形成了谈判小组、团结基金管理员、新媒体宣传员、工人纠察队的职能分工。这样壹个民主选举的过程，就是工人诉求的梳理过程，就是分散的工人形成共识、共同意誌、共同目标的过程，就是壹个工人跨越个人理性的局限性而上升到集体理性、跨越个人利益的狭隘性而上升到集体利益的过程。这是有效的集体行动的制度性保障，成功地走出了“囚徒困境”或“集体行动的陷阱”。因为在民主的基础上形成了共同目标和意誌，才形成了工人代表和谈判代表的权威性，才能够令行禁止，该罢工的时候就罢工，该復工的时候就復工，有张有弛，进退自如，而不会陷入到工人内部的纷争和内斗之中不能自拔，最终被政府和资方分而治之、各个击破。

其次，工人们在民主化自组织的基础上，向资方发出集体谈判邀约，迫使资方进入和平而有效地解决劳资冲突的集体谈判通道，具有深刻的现代政治价值。中国传统政治壹直贯彻壹种等级专制、主奴对峙、成王败寇、赢家通吃的零和博弈逻辑，而缺乏多元平等、交互主体、理性共和、分享双赢的合作博弈传统。由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发起的劳资集体谈判，对于否定传统政治逻辑并创建新型政治逻辑，具有多重开创性的贡献：壹是抛弃了妳死我活、以新的霸权代替旧的霸权的习惯，包含了以宪政取代极权的元素；二是抛弃了以暴力争输赢的做法，代之以和平谈判，包含了以民主共和取代专制暴政的元素；三是通过集体谈判签订的集体合同对于劳资双方具有严格的约束力和权威性，包含了以法治取代权治的元素。可以说，企业劳资集体谈判实际上就是微观层面的宪政、民主、法治，而现代国家的宪政、民主、法治，可以说就是壹种放大了的劳资集体谈判结构，比如说，阶级和政党竞争相当于劳资博弈，议会相当于由资方代表和劳方代表组成的董事会，国家元首相当于董事长，政府首脑相当于首席执行官，检察院和法院相当于监事会。我们不妨展开如下想象和推理：壹旦企事业单位和所有存在雇主与雇员、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地方，普遍建立集体谈判机制，整个国家的宪政、民主和法治不就水到渠成了吗？

第三，工人们的选举、停工、罢工、上访、请愿、网上发声等集体行动，实际上突破了对言论、结社、集会、罢工、示威、游行的限制，率先把宪法第三十五条在形式上承诺公民的各项自由和权利变成了现实，这对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以及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限制，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近年来，因为环保等问题而在全国各地引爆了数十起大规模的群体性抗议，但组织性弱、持续时间短、官民对话缺乏有效的通道，因此虽然参与人数众多，对于重构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对于公民社会的发展和宪政民主法治的形成，意义是有限的。相比之下，工人的集体行动具有目标明确、组织严谨、进退有序诸多特征，也更加具有可行性、可效彷性、可復制性、可传播性，对于制度演进和制度创新具有更大的意义。

3、劳工运动在政治上的溢出效应或多米诺效应

即使劳工运动在其初级阶段仅仅局限于争取经济权益，也会产生政治上的溢出效应或多米诺效应。众所周知，由于政府及其官员对民营企业过度的攫取，其中包括税、费、贿等多重、反復、高额的索取，由于国有企业的垄断经营和民营企业不平等的待遇，由于政府不能以民主国家和民族国家主体身份，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强有力地保护和争取本国工业、资本和市场主体的利益，因此我国民营企业的利润水平是很低的，利润空间是很薄的，民营企业主为了确保自身利益，便拼命压榨劳工，拼命把成本和负担转嫁到劳工身上，拼命压低劳工的工资、延长劳工的工时、恶化劳工的劳动条件、不缴或少缴劳工的社保，以至于大部分民营企业都可以说就是血汗工厂，而大部分劳工的待遇低于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工人的待遇。

那么好，我们劳工运动不要求别的，仅仅要求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仅仅团结起来向老板要求涨工资、减工时、改善劳动条件、缴纳社会保险，如果老板不答应，就发起罢工抗议。这时候老板可能会做出三种反应：壹是坚决不向工人让步，结果导致生产链条的中断、生产率和利润的严重损失，即使买通黑社会或当地警方来压制工人，逼迫工人復工，也会招致工人的仇恨，损害企业的声誉，进而导致企业留不住熟练工人，最终使自己在市场竞争中败北；二是答应工人的要求，结果是利润大幅度减少，以至于企业经营不下去了，于是宣布不干了，于是许多企业都关厂歇业了，于是大批工人失业了；三是老板们不得不甚至愿意答应工人的要求，同时还想接着干，还想在市场经济和实业界大展宏图，甚至想成为成功的、优秀的企业家，这时他们就必须改变自己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力图维护和争取企业公民的权利，改变企业与政府的关系。

这三种情况都会引发壹定的政治效应。在第壹种情况下，政府公信力受损，劳资矛盾演变为劳政矛盾，引发政府危机和政治危机；在第二种情况下，大规模失业从来就是壹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会引发严重的政治问题；在第三种情况下，企业家或新生的资产阶级产生出强烈的公民意识和本阶级的自组织意识，壹起抱团取暖，壹起回过头来向政府要求降低赋税、取消不合理收费、拒绝官员索贿，要求公平的市场竞争规则和待遇，要求实现公民和纳税人的权利，要求把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关进笼子裏，要求实现宪政、民主和法治。

4、中观和宏观的劳工政治必将极大地推进政治现代化过程，并构成未来中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各国劳工运动的历史经验可知，工人在企业或工作场所纷纷组织起来并发起集体行动之后，必定会进入横向联合的阶段，即跨企业的行业性和产业性联合、跨行业和产业的地区性联合以及跨地区的全国性联合。这种中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的联合比企业层面的联合，具有更明显的政治性质、更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更大的政治效应，比如，行业性、产业性、地区性和全国性罢工，会对地方政治和国家政治产生深刻的影响，现行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或者吸纳工人的经济政治要求，从而向更为开放、更为民主的方向演变；或者全力予以管制和镇压，从而引起更为激烈的劳资矛盾和劳政矛盾。

推动中国劳工运动由微观向中观和宏观发展的主要动力有：

第壹，中国新工人阶级遭受跨国资本、本国政府和本国资本三重剥削和压榨，劳动强度、劳动长度与劳动报酬、劳动待遇呈现出悬殊的不对称，工人遭受家庭破碎、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很低、身心双重伤害等种种苦难，改变现状的要求十分强烈；另壹方面，这种所谓低人权和廉价劳动力优势正在丧失，因为它们反过来降低了劳动者的购买力和劳动力素质，使生产力的提高、产业的升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劳动力再生产和内需不足的瓶颈制约，引发产能过剩和经济危机。如果说上壹波劳工运动以追讨法定的、最低的生存性权利（加班费、带薪休假补偿、高温补贴、社保和公积金、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等等）为主要诉求的话，那么，下壹波劳工运动壹定是以追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享受公共服务等“增长性、分享性、发展性权利”为主要诉求，归纳为壹句话，就是农民工要求壹家人正常生活在城市裏的劳动报酬和各种平等的公民权利。新工人阶级的主体性要求和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体性要求两者的汇合，构成劳工运动进壹步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这是不以既得利益集团的意誌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趋势。

第二，增长性、分享性、发展性权利的实现问题，涉及到中观和宏观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单个企业的工人的集体行动可以提出来，但没有能力加以解决，个别企业资方如果单独满足工人的诉求的话，很快就会因为经不起同行业和产业的竞争而被淘汰出局；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乃至唯壹途径，就是由企业层级的劳资集体谈判上升到行业、产业、地区和全国壹级的劳资集体谈判，而这种升级当然以跨企业、跨行业、跨地区的工人联合和组织为前提。由广泛和高度组织起来的劳工、雇员与同样广泛和高度组织起来的资方、雇主进行较高级别的、集中的谈判，以取代过于分散的企业层面的劳资集体谈判，其实对劳资双方都是有利的，劳方固然因此而壮大了自身的力量，并因此而挣得更多的权益，资方也因此而大大降低了与劳方谈判的成本、减少了罢工的数量及其所带来的损失；壹个复盖面很广的行业性、产业性、地方性、全国性劳资协议或集体合同，能够带来较长时间和较有约束力的产业和平，推动产业升级，推动技术、管理和制度等方面的创新。可见，工业共同体内劳资既对立又统壹的关系、劳资双赢的利益取向，也是推动劳工运动由低级走向高级的动力源泉。

除此之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劳资关系国际惯例的引进，信息和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普世价值的传播，互联网时代工人权利意识的加速度发育等等，也都是促进中国劳工运动和劳工政治的重要因素。最终，中国工人必定会获得完整的劳工三权以及通过自己的政党参与国家公共管理的权利。

如果说劳工三权的实现和独立劳工政治力量的出现，是推动我国社会和政治转型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甚至主导性的力量，那么，在转型以后的政治结构中，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工政治力量当然会获得重要的、合法的位置，构成宪政、民主和法治的政治结构的偏左的、中左的壹翼，正如自由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会构成偏右的、中右的壹翼壹样。我们不要小看这壹伟大的历史成果，因为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从文艺復兴算起的话，差不多经过了四百来年的奋斗才建立了这样壹种较为合理的政治结构。中国工人阶级肯定不希望在未来壹百年重新经历经济上自由放任、剥削猖獗而政治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那样壹个资本主义原始发展阶段。

二、宪政民主革命的主体序列和路线图

困扰当代中国的两大社会矛盾，其壹是官民矛盾，其二是劳资矛盾，这两个矛盾又可以归结为权贵官僚资本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在权贵官僚资本集团中，虽然权贵官僚与资本家、权力与资本经常是相互勾结和利用的，权贵官僚和权力相对于资本家和资本又占着主导的地位，是现存体制的始作俑者和最大获益者，是变革的主要对象和顽强阻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已死”的判断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自上而下的改革或改良，即使有的话，也不可能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主要动力。

中国新生的大资本力量和大资本集团，整体而言，是从计划经济和国家所有制中衍生出来的，先天地带有权力垄断、钱权交易、贪贿腐败的原罪，整个大资产阶级对于权贵官僚阶级，迄今仍然是依附性的，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是不独立的，其中大部分是现存体制的分享者和推波助澜者、权贵官僚集团的合谋者和勾结者，总的来说，大资产阶级不仅不是中国政治转型的发动机和原动力，而且是宪政民主革命的对象。

处于权贵官僚大资产阶级与社会底层之间的中间阶级（Midlle Class），基本上是依附于现存体制的，是受到权力资本网络的层层渗透和控制的，在未来半个世纪之后，它很可能会成长为中国主要的、占主导和支配地位的阶级，但在目前历史阶段，其不能作为政治转型的主要力量也是显而易见的。相对大资产阶级而言，这个阶级追求自由、平等和公正与宪政、民主和法治的动力、愿望、意识较强，但基本上处于自发无序的状态，缺乏强有力地推动结构性转换的意誌力量、行动力量和政治力量。

工人和农民是匍匐于社会底层的两大阶级，占就业人口和总人口的大多数（75%左右）。农民阶级不太可能成为积极地推动社会转型并深刻形塑未来社会的主要力量：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已经、正在、将要转移到城市，成为新工人阶级的壹部分，剩下来的以农业为生的农民将越来越少；大部分农民处在远离城市的乡村、处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外围地带，在农业这个夕阳产业谋生，缺乏经济竞价能力，并且文化程度低、分散而难以组织，缺乏主动的政治参与和博弈能力；农民受传统文化影响最深，现代意识最弱，将是最后壹个在政治上发育起来的阶级，只有直接卷入城市化进程的农民才有较强的经济政治参与意识和博弈能力。

与之相比，工人阶级将是壹个积极得多、主动得多的经济、政治、文化主体：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把大量工人聚集在同壹生产线、同壹工厂、同壹产业、同壹城市社区，为他们创造了进行积极的经济谈判、政治博弈和文化竞争的客观条件；多达数亿的新生代工人已经主观上不想退回客观上也退不回农村，他们要想在城市定居下来并获得平等的市民身份和公民权利，唯有团结和组织起来与他们所受到的多重经济政治文化压迫进行抗争；信息和互联网时代加速了工人的阶级意识的形成和组织化的进程，同时迅速淘洗掉传统文化打在他们身上的烙印。

如果说权贵官僚大资产阶级不愿、中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不能撬动整个政治现代化进程的话，那么工人阶级则不仅非常愿意（因其受到深重的剥削和压迫）而且有能力（因其可以团结和组织起来）做到这壹点：首先，工人们团结起来以集体谈判的方式向大、中、小资产阶级争取自己的天经地义的权利和利益，迫使资产阶级为产业和平、为生产的连续性和长期利润而做出壹定的让步；第二，工人向老板施加的压力壹定会迫使老板们向老板的老板即权贵官僚集团伸张自己的权利、争夺自己的利润空间，迫使资产阶级成为公民、成为真正独立的经济政治文化主体，而不仅仅是狗苟蝇营地在权力庇护下分赃逐利的经济动物。

于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主要指其中的中小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这壹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中的双胞胎，就会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而形成反对党国专制、政府垄断、官僚腐败的基本共识和政治联盟，就会壹起推动中国向宪政民主法治的公民社会前进，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中产阶级壹个阶层的中高层知识分子与作为工人阶级壹个阶层的下层知识分子，会起壹个非常重要的催化剂和粘合剂的作用，而农民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基本权益，也会逐步地组织和联合起来，加入反对极权专制权治、建设公民社会的大合唱之中。这个大合唱的肇始者和发动者，就是工人阶级，劳工运动就是打破改革已死的政治僵局、撬动整个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阿基米德杠杆。

于是就会形成壹个宪政民主革命的动力和主体序列：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农民阶级，革命的对象就是共产极权专制制度及其捍卫者权贵官僚阶级以及与之结盟的大资产阶级。而宪政民主革命的路线图，在第壹种情况下，是“底层发动——中层跟进和放大——上层分化、投机和妥协”；在第二种情况下，是“底层发动——中层跟进和放大——底层和中层联盟与上层决战”。

就中国的社会和政治转型而言，社会民主主义固然强调工人阶级的主力军地位和作用，但也认为劳工运动只是壹个原动力和阿基米德杠杆，并不能单独完成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产阶级、农民阶级的跟进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劳工运动孤军深入壹家独大，不仅很难成功甚至是不可欲的：首先，权贵官僚大资产阶级会联合和利用其他阶级进行严厉的压制，使得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愈演愈烈，使得中国政治转型过程极其漫长而艰难；其次，即使劳工运动仅凭自己的努力取得胜利，其所建立起来的只能是壹个经济上新型的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政治上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意味着中国将再壹次回到那个不堪回首的毛泽东时代。

三、宪政民主革命的左右两翼：社会民主党与自由民主党

关于政党问题，目前宪政民主阵营还没有清晰的考虑。虽然1991年胡石根创立自由民主党，1998年徐文立等人创立民主党，海外还出现更多政治组织，但不管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的民运力量，都还没有从政治哲学、政治逻辑和政治历史的高度出发，明确宪政民主本身存在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左右两翼这个在大多数现代国家早已成为现实的政治结构。

的确，在西方宪政民主历史上，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主义和制度率先登上政治舞臺，那时候，没有普选制，选民资格受财产、性别、种族等多种限制，工人阶级不仅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没有结社自由，不能成立自己的工会和政党。历经宪章运动、街头暴动和武装起义，直到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各国工人阶级才争得了基本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不过它们也放弃了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转而选择了社会民主主义，选择了议会民主制和多党制，选择了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作为自己的主要政治代表。虽然共产党还存在，但其影响力日趋衰退，最后成为边缘化的极左政党，在很多国家甚至销声匿迹了。于是，在西方国家形成了宪政民主的左右两翼，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相互制衡、轮流执政，这种政治结构迄今保持快壹百年了。不管左右两翼政党的社会阶级基础、政治理念、政治目标和政治纲领有多么大的不同，但双方都认同和遵守宪政民主的共同框架和规则，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展开政治竞争，以数人头而不是砍人头、争取选票而不是依靠暴力追求执政地位。由于中左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和中右的自由民主党（共和党、保守党）代表了主流民意，就使极左和极右的政治力量趋于边缘化，并且也不得不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展开其政治活动。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政治成就。

由于以下三个原因，中国反对极权专制、追求宪政民主的人们，大都简单地把宪政民主主义理解为自由民主主义，而对社会民主主义壹无所知或者知之不多，更不能理解自由民主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历史的和现实的关系：

第壹，在世界历史上，率先对宪政民主做出贡献的，的确主要是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及其自由民主主义思想政治力量，工人阶级及其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政治力量对宪政民主的贡献是辅助的和后起的，因此后发国家引进宪政民主时会受到先前历史和先入之见的影响，以为后发国家也要经历先发国家那样的宪政民主历程。

第二，首先来到当代中国的现代政治哲学和政治理念，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引入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和政治理念，它们对于解构中国20世纪的共产极权专制，的确居功第壹，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理念，则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才逐渐为国人知道，而且至今也没有并且被禁止得到充分的介绍和研究。

第三，中国本土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是随着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兴起才浮出水面的，壹些劳工运动的理论家和实行家，在介入劳工运动的过程中，感到用自由主义当然无法指导与资本争权夺利的劳工运动，但同时也感到市场经济不可逆转，不能够用马克思主义更不能够用共产主义来指导劳工运动，于是便向社会民主主义寻求理论思想资源。

然而，对于中国社会和政治转型而言，自由民主主义是远远不够的，没有社会民主主义出场并承担其不可替代的历史使命，中国社会和政治转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第壹，没有多达三个多亿的工人的参与，没有劳工运动这壹阿基米德杠杆的撬动，单凭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根本无法摧毁和取代极权专制制度和威权专制制度。在当今国际国内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和民主形势下，工人阶级壹定会提出自己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要求，而不可能甘心情愿地成为替其他阶级火中取栗的工具和炮灰；另壹方面，当今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化如此明显，阶级意识如此强烈，工人、农民对自己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对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有着明确的判断，完全有能力选择自己的政治代表，完全有能力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不存在素质论者所说的不能行使民主权利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理由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

第二，中国社会转型不应该也不可能亦步亦趋地重走西方国家所走过的先有资产阶级民主后有工人阶级民主的道路，在现有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也有必要把两百多年来西方社会所获得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文明成果继承下来，走壹条适合当下中国国情的社会政治转型之路，反过来说，假定推倒极权和威权专制政权之后，只有壹部分人才能获得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而把工人农民排除在宪政民主结构之外，则不仅落后于第三波民主浪潮中所有转型国家已经形成的宪政民主惯例，而且必定会激起工人农民的强烈反抗，从而重新出现急风暴雨般的乃至妳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想来这也是自由民主主义者所不愿意看到的。

第三、社会民主主义登上当代中国政治舞臺，也是有传统资源可以继承的，早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发育不良、力量弱小，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和政治力量就没有什么作为，反而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带有壹定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三民主义以及以张君劢等人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和政治力量，成为推动宪政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47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就带有相当程度的社会民主主义色彩，是三民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某种结合。将来中国壹定会重新制宪的，不过，中华民国的国号和47宪法，对于打通过去与未来，对于赓续亚洲第壹个宪政民主共和国的道统和政统， 应该是壹笔可以选择和继承的重要的政治资源和政治遗产。

在即将到来的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在共产极权专制崩溃过程中和崩溃之后，壹定会冒出形形色色的政党，不过，政党政治的逻辑至今尚未超出阶级政治的范畴，各政党之间壹定会合纵连横、重组整合，最终形成四个主要的政党：

自由民主党：这是以中小资产阶级和中高层知识分子（两者合称为中产阶级、中间阶级）为社会基础的政党，会把促进市场自由竞争、保护私有财产和企业权利、减低税收与限制政府权力和规模等作为主要的政治目标和纲领。由于中产阶级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较低，作为自由民主党上臺执政的选民基础不够厚实，因此自由民主党会向社会下层争取选票，但即使它不能成为执政党，也会成为最强大的在野党和反对党。

社会民主党：这是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下层知识分子为社会基础的政党，会把促进平等和公平正义、保护劳工权利、提高社会福利、征收累进税和遗产税、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等作为主要的政治目标和纲领。社会民主党能够影响和号召的选民人数最多，在转型以后很可能首先成为执政党，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进壹步发展和中产阶级人数的不断增多，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会进入常规的政党轮替。

新共产党：在壹个较长的、可以预见的转型时期，经济会处于低迷状态，市场经济还不完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以及社会福利还不够，贫富差别还很大，因此，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下层知识分子中最底层的那壹部分，由于在市场经济中缺乏上升的空间而陷入绝望之中，就会产生否定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激进要求，会依据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共产党，也是最左翼的政党。

保守党：即使完成了社会和政治转型，在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条件下，仍然会存在并且会重新产生壹个非常富有的大资产阶级，其中包括壹些投机革命、摇身壹变的前共产党权贵官僚，和壹些做大做强的民营资本家，他们天生倾向于垄断市场并且会要求相应的政治权力，会通过金钱的力量形成院外压力集团对国家权力施加影响，并会依据精英主义、国家主义、儒家等意识形态，形成最右翼的政党。

不管是什么政党，只要遵守全民公决制定的宪法和依照民主程序制定的法律，只要承认宪政、民主和法治这壹基本的社会契约和政治竞争规则，就都是合法的政党，即使是最左翼和最右翼的政党，也不能诉诸于暴力革命，也要老老实实地争取选民的投票支持，通过议会民主政治获得权力以及施加对于国家法律和政府政策的影响力。

四、社会民主党与新共产党将会发生长期的拉锯战

在世界上，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已经进行了超过壹百年的斗争，未来中国还会长期重演这种斗争。

1、2018年毛左等新极左第壹次高调亮相当代中国劳工运动

2018年7月中旬，发生了壹起规模很小而影响很大的工运事件，几名筹建工会的深圳坪山佳士科技公司员工相继以严重违背企业规章制度之名被开除，他们与资方抗争时被警方抓走了，来自深圳、广东以及各地的网友20余人（后增加到50多人）组成佳士工人声援团，来到坪山现场声援被捕工人。与线下行动同时进行的是网上舆论动员和传播：由几个着名红色网站和毛左大佬发起了多达数千人的声援签名；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南京大学、西北政法大学、清华大学等十几所高校部分学生相继发出用马列毛主义武装起来的声援书；由毛左自媒体组建的多个声援佳士工人的微信群，屡封屡建，壹直在顽强地传播来自前方的消息。此壹事件于8月24日警方对声援团驻地强制清场而告壹段落，但斗争并未结束，而是发酵为当局对整个毛左等新极左力量的持续的打击，先后有50多人被捕入狱，其中包括大学生、自媒体和NGO工作人员。

这是壹起主要由毛左深度介入甚至主导的劳工事件，具有鲜明的毛左意识形态色彩和高亢激昂的风格。其他的极左翼也在关註和声援，比如香港大学教授、新马克思主义劳工社会学代表人物潘毅很快就发表了《佳士工友抗争：中国工人政治斗争新篇章》，并领衔签署了全球百名学者的声援书。托派也在关註这壹事件。

毛左在第壹波劳工运动当中影响甚微。他们或者与公知大V、自由民主派在网络上血拼，或者在猛烈批判和攻击邓小平理论、特色社会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或者热衷于各种极左派别之间的内斗，或者由于他们的目标太高不接地气、观念太陈旧而跟不上时代潮流，无法找到与新生代农民工对接的通道。毛左因继承了计划经济年代留下来的极左资源，曾经舆论支持和有限介入了90年代中期以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抗争，但随着这种抗争的失败，老的工人阶级依靠不上了，而新的工人阶级即农民工他们又瞧不上，因此越来越沉溺于意识形态争论之中，只有极少数有远见的毛派人士，意识到与新工人阶级相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自我检讨把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新工人运动拱手让给了“自由派”和“右派”，并有了壹点行动的迹象，比如在新生鞋厂工人集体上访的时候，有两个红色网站分别给工人捐了1000元和4000元。较多接受西方极左翼思潮影响的中国新马克思主义派和托派，倒是较早地关註和研究农民工问题，但他们的活动总的来讲还停留在劳工学术研究和工人文化建设这个范围内，还没有进入劳工运动第壹线。不过他们培养了壹些具有劳工情怀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或者培训了壹些有思想觉悟的工人，准备了较多的人力资源，这种优势在今后的劳工运动中将会表现出来。

在2015年12月3日以前，在劳工运动中起倡导、动员、组织、宣传作用的，是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毛左等新极左对此看在眼裏急在心裏，壹方面他们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投机主义、修正主义，会把中国工人运动引入歧途，另壹方面他们又不得其门而入，不知道如何介入和影响新时代的劳工运动。他们处在壹种跃跃欲试、望而却步的状态。按照他们信奉的原教旨马列毛主义，他们是要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他们之所以反对现在的共产党，并不是因为它在以前高举的马列毛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旗帜是不对的，而是因为它背叛了自己的性质和宗旨，蜕化变质为官僚资产阶级政党了。

2015年以后，随着宪政民主左派劳工界力量因被打击迫害而处于基本缺位状态，毛左的壹些力量开始渗透到劳工运动之中。第壹个例子是2017年12月，35位大学生工人状告南街村食品厂，这35人大学毕业后来到着名毛左韩德强主办的正道农场，实践了壹段共产主义生活，经韩德强推荐，来到南街村就业，他们试图改变企业的血汗工厂性质，实行8小时工作制，结果和企业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被企业解除劳动关系。他们奋起维权，自己学习和运用劳动法律知识，以团队的力量进行集体仲裁和诉讼。第二个例子是中山大学硕士毕业生沉梦雨，于2015年进入广州日弘机电厂成为壹名普工，2018年4月，她被员工选举成为年度工资集体协商员工代表，因为认真履行工人代表职责，为工人谋利益，得罪了企业高管和工会主席，先是被撤销了协商代表资格，然后被解除劳动合同，沉梦雨奋起维权，成为知名度很高的网红，之后，成为佳士工人援助团的负责人。第三个例子就是佳士工人建会案了，应该说，这是迄今为止毛左全面介入劳工事件的壹个典型案例。这个事件已经引起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关註，工人建立不受资方控制的民主工会的问题第壹次在如此巨大的社会空间成为壹个重量级的议题和舆论热点（这个问题先后已经由烟臺澳利维、南昌沃尔玛、南海本田、深圳欧姆、番禺胜美达、深圳沃尔玛1059店等企业的工人们破题了，但当时并没有引起如此巨大的影响）。

2、劳工运动中必然发生宪政民主左派与极左派的斗争

要解释毛左等新极左高调进入劳工运动这个事实，以及宪政民主左派如何应对这种情况，首先要把这个问题置诸于壹个更为宏观的历史与逻辑的框架之中。

第壹个历史的和逻辑的前提，就是在壹二百多年的劳工运动中，存在着中左和极左两种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的斗争，结果是中左的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逐渐占了主导地位，而极左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或者崩溃了（前苏联和东欧），或者边缘化了（欧洲）。

第二个历史的和逻辑的前提，中国目前处于壹个十字路口，处于壹种不确定的状态，我们不得不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趋势提出某种预测，因为只有在壹种理性预期之下，我们才能对各种思想政治力量各自的走向及其相互关系做出分析和评估。

第壹种预期和预测，就是中国很快将会实现社会政治转型，归入到世界主流文明之中。所谓世界主流文明，就是以自由平等正义为普世价值，以宪政民主法治为基本政治制度，以社会市场经济为基本经济制度。我们乐观地预期，中国经过艰苦的社会转型，很快会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当然要坚定不移的参与和推进劳工运动，同时要坚定不移地把劳工运动定位为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在这样的预期中，中国宪政民主导向的劳工运动有远大的发展前景：第壹步，我们要在现行法律制度和框架内维护劳工权益，并通过集体维权把工人动员和组织起来，加快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加快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化；第二步，我们要争取和实现劳工三权，以集体谈判和集体行动的力量争取更多的权益，同时与社会各界形成壹种争取宪政、民主、法治的宏大的社会和政治联盟，成立劳工政党，帮助和推动工人阶级成为社会政治转型的主体力量；第三步，在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框架和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框架内，与非工人阶级进行长期的竞争与合作，壹步壹步地推进政治民主、产业民主和经济民主。

第二种预期和预测，就是中国可能会回归到毛泽东时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对于包括工人在内的民间社会就会形成壹种严酷的控制和强烈的打压，就会形成壹种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社会政治结构。当人们再也忍受不了的时候，就壹定会爆发极其猛烈的反抗，这种反抗肯定不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而壹定是相当暴烈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统治阶级会充分利用毛泽东思想中的极权主义、专制主义成分，而工人和其他底层民众会利用毛泽东思想中造反有理、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成分。现在毛粉还占人口的少数，到时候足够多的人会成为毛粉，因为他们觉得只有这样壹种非常决绝的、非常革命的、非常彻底的思想，才能指引他们彻底的翻身得解放，相反，他们对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那套思路，会越来越失去耐性和信任。现行体制越是向极权专制演化，对毛左派是有利的，而对宪政民主派是不利的。

第三种预期和预测，就是中国既不能顺利地完成社会和政治转型，也不会退回到毛泽东时代，而是在较长时间比如二三十年内停滞在威权主义的状况之中，民主转型之前的南非、韩国、臺湾、缅甸等国就是这种情况。威权主义不同于极权主义的是，民间社会相对于专制国家政权而言，有壹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有限的自由和空间，劳工运动和其他社会运动能够在不断遭受控制和打压的情况下得到坚持并缓慢地往前推进；在劳工运动内部，宪政民主左派与毛左等新极左派会处于长期的拉锯和竞争状态。

3、宪政民主左派如何应对极左派的挑战和竞争

（1）要承认毛左等新极左长期存在和发展并且进入劳工运动的必然性

长达三四十年的权贵市场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使得中国的贫富两极差别和基尼系数达到世界之最，底层民众被阶级固化和阶层固化，失去了上升的通道，积聚了对权力和资本、对权贵官僚和富人资本家巨大的怨愤和仇恨，在缺乏普世价值和世界主流文明教化和教养的情况下，很多底层民众只能就近、习惯从他们少年时代就接受的红色文化中吸取信仰、精神和生存的勇气和希望，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则从西方的极左传统中吸取精神资源，这就是毛左等新极左得以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深刻的社会根源。新极左这种政治意识形态从网络空间进入实体性的社会运动尤其是劳工运动，是迟早的事情。前些年当他们看到宪政民主左派（他们眼中的“自由派”、“右派”）在劳工领域风生水起的时候，就已经有些羡慕嫉妒恨了，当宪政民主左派被打压控制之后，新极左终于有机会登臺出场了，而且，他们还具有壹种宪政民主左派所不具备的政治意识形态优势，那就是他们可以高举现在的当权者也曾经高举并且现在也没有放弃的马列毛主义的伟大旗帜、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四项基本原则），以压倒壹切的政治正确对抗维稳力量，保护自己不被当权者镇压。只要两极分化的状况恶化下去，毛左等新极左就壹定会存在和发展，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如其所愿地推动和领导壹场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建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无产阶级革命。

（2）要看到毛左等新极左加入劳工运动可能具有的正面价值

毛左等新极左加入劳工运动可能带来的负面价值和危害，历史的经验已经很多了，此处就不再列举和总结了，只需要指出，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和宪政民主左派就是在战胜极左派的过程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就够了。这裏需要指出的是，在现阶段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毛左的介入，对于整个中国劳工运动的发展，还是利大于弊的。

首先是各派政治意识形态扎堆劳工运动，会产生壹种规模效益和聚集效应，就像扎堆做生意产生市场壹样。社民的、毛左的、新马的、托派的，形形色色的中右派、激进左翼和极左派，甚至中右派、左翼自由主义，都可以来做劳工运动，虽然各派之间会产生激烈的斗争，但好歹都是把矛头针对无良资本和为之保驾护航的现行专制权力的，都能够起到唤醒数量巨大的工人阶级的权利意识的作用。总的来说，这比壹家壹派独占劳工运动投入更多壹些，并且产出更大壹些。至于哪壹派最终占据主导地位，那取决于整个社会和工人阶级的选择，现在不可能就做出结论。

其次壹点也很重要，新极左的加入会分摊劳工运动界的风险和成本。原来宪政民主左派介入工运时，被指勾结境外敌对势力，涉嫌颠复国家政权，现在这项罪名对毛左不管用了，因为他们从来就把宪政民主左派和宪政民主右派痛骂为西奴汉奸，他们自己绝对不可能勾结境外敌对势力，况且他们还有共产党开国太祖毛泽东的思想、画像等神器护体，不到万不得已，维稳当局也不好痛下杀手。可以说，毛派等极左派的介入，分摊了宪政民主左派受打压的风险，增加了当局的维稳压力和维稳成本，在维稳力量事实上不可能无限增长的情况下，客观上减轻了宪政民主左派的压力并撑大了他们的活动空间。

（3）要肯定毛左等新极左率先倡导和实践的大学生与工人相结合的工运路线的功劳

宪政民主左派多年来壹直在倡导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结合，为此与自由民主派、宪政民主右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但应该承认，宪政民主左派力量很弱小，之所以能够壹度掌握劳工运动的话语权，主要因为恰好与在第壹线主导、指导和引导劳工集体行动的劳工律师和劳工NGO具有天然的契合，但自身并没有与高校大学生群体进行广泛而亲密的接触，并没有在他们中深耕并播种社会民主主义，在劳工运动的第壹次高潮中，没有出现壹个接受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学生群体并与工人和劳工运动相结合。相反，倒是毛左等新极左多年来积极渗透到了高校社会学等学科的教学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学生社团之中去了，壹部分学生通过与老师壹起做课题研究，或通过假期社会实践，到工厂卧底打工，对劳资关系、工厂管理和工人阶级状况进行亲身体验和第壹手的调查研究，并因此而接受了他们的老师们给予的马列毛主义的解释框架。从佳士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毛派学生的言行可知，这些青年学子的血是热的、心是赤诚的、感情是真挚的、思想是纯洁的、意誌是坚定的、人格是高尚的，他们的表达方式和抗争方法，也是富有才华的、多种多样的、技术和艺术含量都很高的。这是宪政民主派应该虚心学习、急起直追的地方。中国每年有七百多万大学毕业生，他们毕业后也就是作为白领劳工的初级知识分子，与普通劳工处于同样的劳资关系之中，甚至有很大壹部分很难找到工作。可想而知，青年知识分子会在当代中国劳工运动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多么重要的作用。

（4）要科学分析宪政民主左派和毛左等新极左各自的优势和劣势

从表面和短期来看，宪政民主左派的劣势，壹方面来自于极权专制力量的打击，另壹方面，对于广大劳工群众来说，宪政民主左派、社会民主主义，还是壹个完全陌生的东西，他们更多接受的是传统的观念，要么是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要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不知道还有壹个介于两者之间的、更适合于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社会民主主义，要让他们接受和形成这样的观念，有壹个漫长的过程。相比之下，毛左的优势，壹方面因为与当局共享很多政治和意识形态话语，所受政治压力较轻，活动空间也较大，另壹方面，相当多受过共产党教育的劳工群众，对于毛左的理论和话语比较熟悉，毛左站在历史、人民、道德制高点上的激情澎湃的呼喊和号召，会激发几乎所有劳工心中对剥削和压迫的痛恨、对平等和公正的向往，在感情控制了理性思维的情况下，毛左能够动员和组织大规模、强有力的劳工集体行动。

但是，相比极左派的短期性、意识形态性、道德情感性优势而言，宪政民主左派拥有的是长期性、结构性、逻辑性优势，这种优势来自于工业文明、市场经济中资本与劳动相生相克的基本结构和恒久逻辑。经过长期的摸索，人们找到了壹条解决劳资矛盾的有效的路线：第壹步实现劳资斗争的非暴力化，使工人结社、集体讨价还价和罢工合法化；第二步找到了介于斗争与合作之间的“斗而不破”、“和而不同”的关系模式；第三步找到了劳动与资本相互转化、劳资分享合作剩余、劳资双赢的道路。这就是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宪政民主左派的劳工运动路线。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不是简单地被否定了，而是让所有的劳动者也分享和参与了，以至于变成了普遍的私有制和社会市场经济，结果是，在经济效率、投资收益和投资积极性、生产率和科学技术得到长期稳定发展的同时，广大劳动者的经济状况也在不断改善，劳动收入占到了国民收入的75%以上。这是壹条符合绝大多数劳动者长远和根本利益的发展道路。

相比之下，极左派的劣势就暴露出来了：首先，在动员和组织劳工参加社会革命时，其所提出的超出正常人性的乌托邦经济政治目标，其实并不为大多数工人所接受，于是只好以少数人组成的先锋队，诉诸暴力革命，裹挟和逼迫普通工人和民众参加革命，要求人们牺牲现实的权利和利益，甚至牺牲自由、道德、人格和生命，不择手段地去实现所谓伟大崇高的目标；其次，在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后，强制性中断了资本与劳动的结构性关系，以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建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之名，以劳动价值论和按劳分配之名，以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之名，建立起壹个垄断了所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资源的极权主义国家，在剥夺和镇压了所有非劳动阶级阶层之后，劳动者、工人农民也成为专政的对象。经过大约半个世纪“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冷战和竞跑，由极左派统治的国家全面落后，那裏的工人农民普通知识分子依然处于经济上贫困、政治上无权、思想上没有自由的“无产阶级”状况，而由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参与治理、轮流执政的宪政民主国家在各方面都遥遥领先，那裏的劳动者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权利远远高出于共产党国家。

经过这样的优劣比较，宪政民主左派其实才真正拥有历史优越性，包括经济优越性、政治优越性、文化优越性和道德优越性，这是它经过壹百多年的竞争终于战胜了极左派的根本原因。但是这种长时段的优越性并不能够在每壹个短时段表现出来，毋宁说，因为极左派具有手段上的强制性和不受道德和法律约束的权变性，由于它能够在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道德危机的时刻激发起共产主义革命的烈火激情，往往能够壹时之间占据优势。这就需要宪政民主左派平心静气、冷静应对、不计壹时成败得失、长期苦练积聚力量，壹步壹个脚印为劳动者维护和争取实际的权益，坚定地相信劳动者具有足够的明辨是非、鉴别优劣的理性认识能力，尊重和扩展劳动者自主选择和民主决策的权利，从而反过来赢得越来越多劳动者的支持和拥护。有了这样壹种信心和定力，才不会为壹城壹池的得失而迷失方向。

（5）要深入比较宪政民主左派与毛左等新极左的战略和策略

在劳工运动的战略上，毛左是要以毛泽东思想和工人阶级先锋队主导具体工人团队的维权和抗争行动，领导工人群体为整个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而奋斗，而宪政民主左派则尊重每壹个工人团队的主体地位，帮助具体的工人团队获得维权的成功，实际增进其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权利，最后才从不同企业、行业、地区工人团体的横向联系中民主地产生出全国性的工人组织和劳工政党。

在策略上，毛左和宪政民主左派本来会有更多的共同点，这是因为，即使是为了实现毛左的至高无上的战略目标，也必须壹步壹步把它分解为近期目标和中期目标，也必须有切实可行的达成目标的近期计划和中期计划，有壹个壹个战役的构想与壹个壹个战斗的方案，有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研究，有纵横卑阖的统战谋略，这些都是毛泽东政治和军事思想留给毛左的宝贵财富，其精髓叫做“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宪政民主左派则着重运用现代劳工运动和社会运动所积累的策略、方法和战术，包括SWOT、SMART、内部组织层级、敌友光谱分析、博弈论等等操作工具，以劳工力量的有效组织和成长壮大为底盘，在劳、资、政、社会四方犬牙交错的关系中达成和实现劳工的具体诉求。这与毛泽东策略思想有很多类似和相同之处。其实，别看毛左等新极左彻底革命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真要他们付诸实现，马上就意识到根本就不可行，于是他们要么永远只能停留在口炮党的状态而沉溺于意识形态纷争，要么只能痛下决心，退回到现实情境中，通过回应和满足工人的具体的利益诉求来获得工人的信任和支持。正是在策略方面，这些比较务实的毛左和宪政民主左派有可以合作互补的地方，只不过由于双方战略上的区别，双方在策略上也终于会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并非吊诡的是，毛左在策略层次维护工人切身利益方面做得越好，工人在战略层次就离毛左灌输给他们的伟大目标越远；并非偶然的是，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极左派转化成为宪政民主左派了，西方国家极左派在做出了极其艰苦的努力之后还是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具体到佳士案，如果宪政民主左派介入的话，会提出与毛左很不相同的策略和操作方法：

第壹，宪政民主左派会把工人利益放在第壹位，而淡化倡导者、推动者和帮助者自身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诉求，这与毛左的做法是相反的。毛左要建的工会是为所谓工人阶级整体利益服务的工会，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这种工会，摆脱了资方和官方的控制，又会落入壹个“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控制之中；宪政民主左派倡导的工会，则首先是为具体企业和行业工人利益服务的工会，是既独立于资方和官方也独立于劳工政党和劳工NGO的工会，是真正独立的工会。宪政民主左派介入工运时，不仅重视维护和争取工人迫切的权利和利益，而且非常重视工人风险和代价的降低，尤其是重视工人领袖、工人代表的保护工作。

第二，宪政民主左派始终坚持工人主体性原则，始终依靠工人本身力量的成长和壮大。针对佳士案，曾飞洋在微信群裏明确提出了三个坚持：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工人代表制，把工人组织建设到班组，产生有威望的工人代表；要毫不动摇的坚持劳资集体谈判模式；要坚持在工作场所的斗争，决不轻易放弃阵地。工人出身的集体谈判专家彭家勇则提出壹种实战性很强的打法：“最有效的办法是到各车间去，做工友们的组织动员工作，只要大家都走出来，在厂门口玩，或者到劳动监察、工会去投诉；或者只要在厂内找壹个宽阔的地方，大家集中在壹起玩；或者就在车间裏面玩，坚决不要做事，工友们就会赢。只要坚持合法的停工、怠工，资方早晚耗不起，壹定得跟我们的工人代表谈判，到时候，废除非法的罚款制度、补缴住房公积金、让工人自己选举的代表进工会，壹切都不是问题。”

五、宪政民主左派和宪政民主右派应结成反对极左派和极右派的战略同盟关系

如果说2018年上海环卫工、全国塔吊司机、全国卡车司机的集体行动，由于具有鲜明的行业特征而引起轰动，那么佳士工运则由于其鲜明的政治特征而引起了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关註。这裏观察和评论壹下泛自由派、泛民主派对此次具有毛左色彩、极左色彩的工人运动的各种反应：

第壹种自由民主派是按照自己的思想理念和话语模式对这次运动全盘打包、解释、包装、收割，把它说成是追求自由主义模式的宪政民主运动，把沉梦雨、嶽昕演绎成为自由民主女神，彷佛工人都是自由主义的信徒，根本就没有受毛左的影响壹样。

第二种自由民主派对工人核心诉求表示支持，对工人本身的经济诉求、劳动权利诉求、建立工会和罢工的诉求都是支持的，但对毛左的战略和策略持批判态度，当然，也承认毛左有观念和言论的自由。上海学者张雪忠和北京律师谢燕益代表了这种态度。

第三种自由民主派表示坚决支持工人的诉求和行动，但彻底否定毛左的积极作用，要求工人们坚决与毛左切割，甚至认为毛左像德国纳粹壹样应当被剥夺言论自由。

第四种自由民主派则不仅彻底否定毛左，而且否定工人诉求和维权行动本身。深圳作家天佑写了壹篇《说几句政治不正确的汉奸言论》，对佳士工运给予了否定性评价；经济学者唐大杰认为佳士建会工人余浚聪就是个原教旨共产党员，他的观点得到陈有西律师的支持。

前三种观点基本上属于宪政右派、民主右派、中右派，是发达国家名叫自由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区别在于，第壹种观点完全无视毛左的存在和影响力，是不客观和壹厢情愿的；第三种观点则主张剥夺毛左的言论自由，这其实是不自信的表现，按照西方国家的经验，对极左的真正打击，是通过法律和政策的改变，通过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改变，铲除极左产生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而不是对极左采取强制性措施。相比而言，张雪忠和谢燕益表达的第三种观点，是比较标准的自由主义观点。

最后壹种观点，放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初级阶段，还勉强可以归入自由主义之列，但经历了壹百多年资本主义和劳工运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相互斗争和相互渗透、相互对抗和相互转化之后，在西方已经没有几个人说得出口了，已经转变成为极右的政治意识形态了。在中国权贵官僚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我把这种观点称之为“中国特色自由主义”，客观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权贵官僚资本主义表面对立实则互为犄角：它照搬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某些教条，指工会为破坏自由市场经济的劳动力垄断，坚决反对劳资集体谈判，视罢工为对企业的私有财产权、经营管理权、分配权的侵犯等等，这些恰好是权贵官僚资本完全认同的，从这样的前提出发，不难得出警察有权镇压工人运动的结论，只不过极右权贵官僚资本政权就是这样做的，而民间伪自由主义极右派则不敢直接说出来而已。

在西方，经过壹百多年的历史演化，宪政左派、民主左派、中左派、社会民主主义，与宪政右派、民主右派、中右派、自由主义，已经成为西方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相互竞争和合作的两大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它们已经结成限制和控制极左派、专政左派、共产主义与极右派、专政右派、法西斯主义的强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同盟。

这是西方经过壹二百年的奋斗才达到的历史阶段，而中国还处在这个过程的开端：中国的极右实力还在统治整个社会，而极左势力也不容小觑，相反，无论是宪政民主右派还是宪政民主左派，都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并同时遭到极右政权的严厉打击和极左思潮的凶悍攻击。改革开放之后自由主义的兴起可以说是先天基因不足后天营养不良：中国历史上严重缺乏自由主义传统，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从西方引进的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又被共产革命和共产极权专制所中断；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新生资产阶级，是在极权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前提下自上而下地对社会松绑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而不像西方那样是在封建主义经济政治体制的基础上自下而上地生长发育的，因此深深地打上了原罪（官商勾结、钱权交易）的烙印，使得这种新生的经济社会力量在政治思想上註定是不彻底的、软弱的、不革命的，根本无力领导更不可能独立承担否定极权专制制度的宪政民主革命。这就需要它向深受极权专制制度压迫、剥削、奴役、摧残的底层民众寻求支持和依靠力量，因此它就不能照搬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那种经济社会政治思想主张，而应该承认以工人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底层民众的革命主体地位，并在社会转型过程之中立即落实底层民众的各项人权和公民权利。这也就同时意味着劳工运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宪政民主左派运动相比欧美国家的政治节奏而言，提前登上历史舞臺，也意味着宪政民主右派要积极主动地向宪政民主左派伸出橄榄枝，更不能将其当作敌人。另壹方面，宪政民主左派当然也不能把宪政民主右派当作敌人，而应当接受和承认后者在历史上率先提出的普世价值、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法治，只不过要以强大的劳工运动的社会政治力量，把工人阶级和其他底层民众的权利和利益诉求灌註其中，否则的话，宪政民主左派就会演变为极左派或极权专制左派，即使他们有力量发动壹次激烈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推翻极右派或极权专制右派，他们也没有能力仅以自己的力量建立宪政民主法治，而只不过是完成极权专制制度的再壹次轮回而已。目前阶段两派应该共同对敌，联合起来动员和组织民众推翻极右权贵官僚资本集团的统治，至于双方的权力和利益之争，只有在社会转型之后，在宪政民主法治的框架范围之内，才能上升为主要的问题。在目前历史阶段，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宪政民主右派和宪政民主左派、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合则双赢，离则双输，极右权贵官僚资本集团会将它们玩弄于鼓掌之间，挑动其互斗并最终各个击破。

另壹方面，民主右派（自由主义）也很难和极左派（共产主义）争夺底层，因为按其自由高于平等的基本原理，民主右派没有能力解决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而极左派恰好善于以平等之名激起底层民众的狂热希望。民主右派如果向底层民众承诺和让步到可以和极左派争夺底层民众的程度时，它其实已经转化为民主左派（社会民主主义）了。如果民主右派坚决不让步而又想领导和统治整个社会的话，就只能把经济优势转化为暴力优势，通过豢养军警宪特镇压极左派及其追随他们的民众来取得和稳固政权，但这样壹来，他们就不再是中右派、民主右派、宪政右派，而变成极右派、极权右派、专制右派（法西斯主义）了。对于克制和克服极左，民主左派即社会民主主义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因为它也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与自由派进行政治竞争，因为它也侧重积极自由、实质平等以及由此形成的公平正义，满足了底层民众的精神需求；特别是，它所提出的经济社会政策，包括工厂立法和劳动立法、工人参与管理和劳资共决、工人联合与劳资集体谈判、利润分享和产业民主、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等，实实在在地增进了劳动者的经济社会利益，提高了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从而获得了大部分工人群众和其他底层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可以说，只有同时继承了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精髓的社会民主主义，才能真正与极左派争夺底层民众，在宪政民主法治的框架内，解决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的问题，从而铲除极左共产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土壤。没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会陷入无休无止、没有胜负的苦斗之中，整个社会将会在野蛮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专政与共产极权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来回折腾，永远不能建立和巩固宪政民主法治，永远不得安宁与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