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均為油管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SG6E22_F_w

博明：中共曾是現代史上最厲害的魔術師之一，但其魔法正在消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MhLVYyijV0

對台灣民主進行攻擊 博明：中國將專制主義打扮得十分誘人(翻攝自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YT)

以下為奇摩視頻:

https://tw.video.search.yahoo.com/search/video?fr=yfp-search-sb&ei=UTF-8&p=%E5%8D%9A%E6%98%8E#id=13&vid=057650f9af1d9faa5a5140932a13d54b&action=view

博明：中共通過大數據對內進行宣傳控制，對外企圖主導全球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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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不滿西方「去風險」 專家：都是黨自找的(ZT)

本文網址：https://hk.aboluowang.com/2023/0531/1908381.html

2023年5月19日，歐盟官員和七國集團領導人在日本參加G7峰會。(Jacques Witt/POOL/AFP)

北京對5月下旬七國集團首腦會議的聲明有很多不滿，很重要的一點是其不滿這些國家共同支持在對華經濟關係上「去風險」。但專家說，這都是共產黨自找的。

「去風險」來自於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在2023年3月的一次演講。

馮德萊恩說：「與中國脫鈎既不可行，也不符合歐洲的利益。我們的關係不是非黑即白——我們的反應也不能是這樣。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專注去風險——而不是脫鈎。」

顯然，馮德萊恩的意思是，「去風險」顯然比「脫鈎」更溫和、更精確以及是一種出於防禦性的反應。

但是北京對這個詞的理解卻跟外界截然不同。

扭曲七國集團公報將「去風險」與「遏制」劃等號

北京對七國集團公報的解讀是，工業化民主國家現在更靠近美國，它們害怕其它西方國家跟着美國走，因為美國已被中共定性為「遏制」中國發展。所以，在它們看來，七國集團提出的「去風險」也是一種「遏制」。

不過，七國集團會議的公報明確指出他們不贊成遏制或跟中國脫鈎。聲明說：「我們的政策方針不是為了傷害中國，也不是為了阻礙中國的經濟進步和發展。」

《外交官》5月刊的一篇文章說，北京似乎無法或不願意分開對待「遏制」和「去風險」這兩個截然不同的譜系，這種過度簡單化的做法正在給它自己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

從北京的角度來看，七國集團的成果是西方民主國家延續了對中共的施壓趨勢，甚至可能加速這一趨勢。因此，中共外交部於5月20日指責七國集團「遏制」中國。

新華社評論文章在5月25日跟進稱，「七國集團將自身的『風險』解讀為中國（中共）誘發的，或者說只有遏制中國才能擺脫風險。」

諷刺的是，中共當局自己一直都在「去風險」，避免過度依賴關鍵行業的外國供應商。但它卻不能容忍別國做同樣的事。

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周二（5月30日）刊出一篇所謂外籍人士的文章稱，西方國家對華「去風險」是在製造風險，是「小院高牆」和「脫鈎斷鏈」的代名詞，應該摒棄。

中共民族主義小報《環球時報》在最近的一篇社論再次抨擊美國「維持世界主導地位」，並稱，「去風險給人一種可能是變相脫鈎的感覺」。

在中共病毒肆虐全球之際，專家認為，中美之間有意識的「脫鈎」已演變成「混亂分手」。(Leo Ramírez/AFP)

媒體人：中共早在十年前就開始中美脫鈎

事實上，中共早在十年前就開始在幾個關鍵領域用行動與美國經濟脫鈎。

《日經亞洲》前中國分社社長中澤克二（Katsuji Nakazawa）4月份撰文說，美中脫鈎的根源不是始於美國前總統川普（特朗普），其實習近平早在11年前就確定了要減少對美國的依賴，並一直在一步步推進政策執行美中脫鈎。

2012年11月，北京召開共產黨的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當時，由於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引發的政治動盪，全國代表大會被大大推遲。習近平在會議上提出了對中國經濟被美國「劫持」的擔憂。作為繼任領導人，他誓言糾正這種情況。習的發言當時就引起了黨內很多議論。

五年後，當2017年召開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時，習近平政府開始推動「軍民融合」，利用中國私營部門獲得軍用級技術成為中共軍方減少對美國依賴的又一種方式。

在察覺到中共的這種不友好舉動後，美國開始切斷賣給中國的尖端技術，這對私營部門產生了巨大影響。隨後上台的川普通過對中國商品徵收關稅和貿易戰延續了這一趨勢。

美中技術之爭的結果是，跨國高科技公司很難向中國供應高端半導體，這打擊了中國的科技開發與發展。不管是國有企業還是私營企業現在都發現，他們想不受限制地在全球擴張業務已變得困難重重。這些已進一步拖累中國經濟增長。

習近平也在一直倡導減少對美依賴，提出要「自力更生」，他還嘗試過（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經濟政策，旨在降低外貿對中國經濟的拉動作用。

中澤說，某種程度上，習獨立於美國的願望實現了，而美國並沒有「劫持」中國經濟。在習執政的11年裏，中國經濟只是中共領導下配合政治進程的工具。

西方不滿經濟脅迫遏制措施都是中共自找的

《外交官》文章分析說，中共對西方國家進行經濟脅迫，其中一個關鍵問題是中國政治制度的性質。

文章說，中共的一黨統治因為缺少民眾選舉授權以及為維護習近平個人崇拜的需要，總有一種不安全感。與此同時，這個異常強勢的體制可能會實施突如其來的嚴厲政策，這些政策可能會擾亂流經中國的供應鏈。

比如中共為應對COVID疫情祭出的清零政策。為了領導人的面子需要，以及加強對社會的巨大控制權，中共將封鎖持續到2022年，推遲了中國的全面恢復生產力，並導致全球短缺和通貨膨脹。

而眼下，中共內部似乎正在推動備戰，準備攻打台灣，這無疑讓外界認定，此舉會無限期地中斷跟中國有關的大部分國際貿易。

文章說，換句話說，出於自衛目的，歐盟有充分的理由減少對中國供應的依賴，這完全沒有打壓中國經濟發展的興趣。而北京不去區分「遏制」和「去風險」兩個概念，這是在拒絕對自身行為進行反省。這相當於堵死了重塑其歐洲政策的必要步驟。

文章還說，北京將「遏制」和「去風險」混為一談，也是其缺乏戰略同理心的另一個例子。中共的政治環境不允許其它國家對它有任何異議，還不能將中共的某些脅迫政策視為麻煩或具有威脅性。

中共已經越來越多地利用中國的經濟實力在對外關係中達到自己的目的，在經濟上脅迫他國。這是推動七國集團聲明的關鍵原因。

在澳大利亞要求對COVID-19來源進行獨立調查後，中共提高了對澳大利亞進口產品如煤炭、葡萄酒和大麥的關稅。在立陶宛與台灣加深外交關係後，中共限制了從立陶宛的進口。

美國認為，七國集團採取聯合行動比單邊方法更有效，因為許多國家在經濟上嚴重依賴中國。而且，如果通過提前披露報復性措施，並將其它國家聯合起來，將更有可能避免中共進行經濟脅迫。

《外交官》的文章最後寫道：「北京認為的大部分遏制措施都是它自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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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長期利用了美國？美安委前高官博明透露對華政策新方向(ZT)

核心提示：

1.美國前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在外交雜誌上發文認為西方國家沒有意識到自己一直在接受中國精心設計的、長達數十年的敵對戰略，這與美國在冷戰中取得勝利後的傲慢有很大關係，這是一個誤判。

2.博明認為，中美當下的競爭是政治戰、信息戰和經濟戰的混合體，中國的大戰略首先旨在淡化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然後在亞太地區取代美國的力量，政治戰的焦點在意識形態。

3.博明聲稱，信息戰是中美意識形態競爭的具體手段，博明建議給每個赴美學習的中國人發放智能手機，以便讓他們不受微信等中國程序的影響。在金融遏制方面，博明建議阻止美國資本流入中國的軍民融合企業，同時美國應該通過補貼美國的新芯片代工廠來消除中國在半導體領域的任何潛在優勢。

4.博明此文風格與當年遏制戰略的締造者凱南的文風類似，此文大部分內容是美國兩黨今年對中國達成的共識。對於美方對華強硬聲音的抬頭，中國應未雨綢繆，妥善應對。

▎ 美國前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圖源：IC Photo

最新一期美國《外交》外交雜誌刊載了一篇美國前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萬字長文，題為“中國的大戰略如何利用美國”。 文章提出美國應該加強對中國的經濟金融遏制和信息技術遏制，從全球範圍內加大推廣美國價值觀的力度。

從字裡行間，作者把自己比做提出對蘇遏政策的喬治·凱南；從政策建議看，作者也把中美競爭看做當初美蘇爭霸的新版本。鑑於《外交》雜誌的權威性以及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 博明對中美關係的判斷、給美國提出建議，有可能成為美國政府的官方政策，因此值得高度關注。

中美矛盾是結構性的，美對華戰略是失敗的

博明認為，中國對美國的敵意不是從特朗普擔任總統開始，而是從1949年中共執政就開始了，中共一直將美國視為敵對勢力。但30年前，在冷戰結束時，中國領導人將美國從眾多對立面中的一個提升為其國家的主要外部對手，並悄悄修改中國的大戰略，開始尋求地區和全球的主導地位。

30年前發生了三件事讓中國感到震驚，中國開始注意美國的意識形態威脅、軍事威脅，和地緣政治威脅，結果導致中國新的大戰略誕生，其目標就是取代美國力量。

博明稱， 中國的大戰略首先旨在淡化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然後在亞太地區取代美國的力量，最終主導一個更適合中國治理模式的全球秩序，他稱之為“新極權主義”。

博明認為，鄧小平“韜光養晦”的提法只是一個過渡階段，是中國強大到可以公開挑戰美國之前的一個卡位符。如今，中國把“韜光養晦”升級到了一個更公開、更積極的階段，要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再掩飾其“全球野心”。

博明認為，西方國家沒有意識到自己一直在接受中國精心設計的、長達數十年的敵對戰略，這與美國在冷戰中取得勝利後的傲慢有很大關係。美國的政策制定者認為，中國不可能抵制柏林牆倒塌後掀起的自由化浪潮。根據這一思路，通過幫助中國致富，中國政府將放鬆對經濟、人民和政治的管制，為逐步與多元化的西方國家接軌創造條件。

博明稱，這是一個誤判，部分原因是中共為實施其大戰略所採用的方法。憑藉令人羨慕的紀律，中國長期以來一直在掩飾其挑戰和顛覆美國領導的自由主義秩序的意圖。中國系統地培養西方公司和投資者，而這些公司和投資者反過來又對中國的政策言聽計從，甚至以符合中國目標的方式遊說其本國政府。

中美競爭是政治戰、意識形態戰、信息戰的混合體

博明這篇文章以較大篇幅論述了中美競爭的現狀和特點，他提出，中美當下的競爭是政治戰、信息戰和經濟戰的混合體。

對於政治戰，美國外交官喬治·凱南在1948年的一份備忘錄中曾有描述：“政治戰是一個國家為實現其國家目標，在戰爭之外使用一切可支配的手段”。凱南認為蘇聯的政治戰爭是“最精緻和最有效的”，凱南呼籲美國學習在政治領域作戰，以防止與蘇聯發生潛在的災難性軍事衝突，最終，美國採取了凱南提出的策略，在各大洲召集夥伴以遏制蘇聯的影響。

博明稱，和當初面對蘇聯一樣，美國社會將再次面對政治戰。然而，這次的對手中國不僅擁有軍事力量，還擁有市場體系和技術能力，同時，許多國家的民眾適應了中國的做法和“全球野心”。

政治戰的焦點在於意識形態層面。博明表示，美國應該宣揚自由、獨立、信仰、寬容、尊嚴和民主的價值觀，這是美國武器庫中最有力的武器之一，這是美國的優勢。他認為，中國海外願景是空洞的。

博明聲稱，信息戰是中美意識形態競爭的具體手段。他稱，美國還必須做更多的工作來揭露和對抗中國政府的信息戰。中國的信息戰利用美國的社交媒體平台來散布“虛假信息”，美國應該讓中國人民更容易獲得“真實的新聞”。

▎ 畢業生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典禮上手持中國國旗。 圖源：BBC

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博明透露了對華信息戰的更多細節。他說：“與中國的信息戰相比，美國的努力不需要涉及製造虛假信息，甚至根本不需要產生多少內容。美國只需為中國人民提供更安全的手段，與他們的同胞和世界各地的人交流新聞、意見、歷史、電影和諷刺。”

他還聲稱，可以從中國的僑民中開始行動， 美國的大學也應該給每個來美國學習的中國人發放第二部智能手機，以便讓他們不受微信等中國程序的影響。

美國經濟金融、科技信息雙管齊下遏制中國

博明認為，美國和其他自由社會沒有意識到這種競爭，美國國會近年針對中國出現了罕見的兩黨合作精神。但是，這還遠遠不夠，美國需要從兩個方面對中國予以遏制。

第一，經濟金融遏制

博明警告說， 重要的美國機構，特別是金融和技術領域的機構，堅持幾十年來通過“接觸”獲得的自我毀滅的習慣，這種方法導致華盛頓將經濟合作和貿易置於一切之上。

目前，數百萬美國人的退休儲蓄為中國的軍事現代化提供資金，並支持那些參與“種族滅絕”和其他“反人類罪行”的中國公司。由於許多美國基金以這些指數為投資基準，數十億美元的資金自動流向中國公司，包括那些被華盛頓制裁或受到出口管制的公司。對中國政府來說，美國資本市場是無可替代的，其深度和流動性超過了世界上其他資本市場。很少有成功的中國科技公司不是利用硅谷風險投資公司的資金和專業知識創辦的。阿里巴巴和百度都是由美國資本提供種子資金。

博明認為， 美國應該制定相應政策，將華爾街和硅谷“拉回原位”，將美國的脆弱性轉化為優勢，阻止美國資本流入中國的軍民融合企業，並挫敗中國政府對高科技產業的領導權甚至壟斷權的渴望。

博明稱，儘管川普和拜登政府發布的行政命令已經禁止美國對59家被點名的參與中國軍隊現代化或人權暴行的中國公司進行投資，但美國財政部需要將該名單擴大至少一個數量級，以更好地涵蓋那些既有民用也有軍事或監視用途的公司。拜登政府還應該執行一項禁令，禁止購買被列入黑名單的公司的債務工具，並澄清這些公司的子公司對美國投資者也是禁區。歐盟應該採用類似的投資黑名單，並永久放棄其與中國談判的貿易協定。該協議在中國政府制裁強調中國侵犯人權的歐洲議會議員和智庫後，已經被擱置。博明認為，歐盟現在應該一勞永逸地退出。”

第二，高科技和信息遏制

博明稱，華盛頓還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來阻止中國政府主導半導體製造業的計劃。中國領導人很清楚，大多數21世紀的技術，包括5G電信、合成生物學和機器學習都是圍繞先進的半導體建立的。世界上大部分的尖端芯片都是由台灣半導體製造公司生產的。如果沒有西方的芯片設計和設備，它們將難以維持生產。而且，對芯片供應的衝擊將影響到中國數以百萬計的下游工作。

博明提出，美國應該通過補貼美國的新芯片代工廠，來消除中國在半導體領域的任何潛在優勢，2020年的《CHIPS法案》和2021年的《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就是要做到這一點。美國商務部還必須通過更嚴格地限制美國製造半導體的設備出口，來減緩中國政府擴大其代工規模的努力；不僅是尖端芯片，還包括幾代前的芯片。

博明稱，美國需要做更多工作來應對中國的信息戰。美國公司、國會和法院應該採取行動，解決這兩種現象；支持美國公民的言論自由，同時揭露中國推動信息傳遞的方式。他稱，這可以在維護憲法第一修正案的情況下進行，要揭露中國“精心策劃的宣傳”。他說，中國通過“虛假賬戶和隱蔽計劃”，將宣傳“偽裝”成公民之間的有機對話。在這一遏制中，硅谷社交媒體巨頭應採取行動，想辦法發現北京的代理人，抑制中國政府在社交媒體上的影響力。

博明其人及其文章的影響力

和當初喬治·凱南遏制蘇聯的文章一樣，博明的文章也是發表在《外交》雜誌上，其文風、觀點和凱南也類似。這篇文章大部分內容是美國兩黨今年對中國達成的共識，但也有新的見解。按照博明的觀點，美國政府對華還不夠強硬，對硅谷和華爾街也太過放縱，對盟友的拉攏不夠，在世界範圍內的價值觀之戰也不夠，應該予以強化。

博明形成此觀點，和他的個人經歷密切相關。他出生於1973年，畢業於馬薩諸塞州立大學，獲中國研究學士學位，能說流利的中文。1998年至2001年期間擔任路透社駐華記者，後跳槽到《華爾街日報》，2005年離開新聞界，前後在中國工作七年。後來，他加入美國海軍陸戰隊。

博明2005年9月加入美國海軍陸戰隊，並擔任軍事情報官。他當時已屆31歲，明顯年齡偏大，體能亦不及格。此前，為了體能達標，他與美國駐華大使館工作的一名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到長城上跑步健身。博明從軍期間曾參與過至少3次軍事行動，一次在伊拉克，兩次在阿富汗。退役後，博明在紐約的基金公司工作。

政客雜誌曾形容 博明是一個“相對傳統而保守的國際主義者”，“從不是特朗普式的超級保守派”，他會同時向共和黨及民主兩黨作出捐獻。2017年，他加入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參與起草了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文件，把中國明確定位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對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變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019年博明升職為副國家安全顧問，他主張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並將貿易政策及國家安全層面相結合；2020年，博明借中國慶祝五四青年節期間，以流利的普通話並以借古諷今的形式，闡述以美國的視角看待五四精神；2021年1月21日，中國宣布對28名美國人及其親屬實施制裁，其中包括博明；2021年，他從美國國安會離職。在離職後的公開演講中，他向拜登政府進言，希望他們不要跌入中國的“談判陷阱”。

博明表示，中國在談判時非常善於採取拖延政策，美國要對中國施壓，儘快解決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繁榮和民主的事情，不要落入北京一次又一次設置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