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卡尔 考茨基 写于 一八九二年

　　前言

　　在讨论社会民主党新纲领草案[1]的时候，我在《新时代》[2]杂志上提出一项建议，希望为纲领编写一本通俗的解说书，对纲领的简明而纯朴的原理作比较详细的解释、论证和说明。

　　我被委托来执行这项建议。但是，在我着手这项工作之后，不久我就感觉到，按照我原来的计划，在宣言的狭窄范围内，对评论我党时必然涉及的一切基本原理进行详细而通俗的叙述，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不得不只限于做简单的说明，而在这时我所能做的，至多也不过是提供一部《共产党宣言》的平淡的复制本；为了理解这部复制本，也正像理解《共产党宣言》本身一样，必须具备若干政治经济学和历史方面的知识。或者，我应当像我在同本书同时出版的另一本小册子里所作的那样，只限于解释几项基本原理。

　　但是，这本小册子本身还达不到我的建议中所追求的目的。因此，除了以吸引群众注意我们的意图为宗旨的简明的小册子之外，还必须编写社会民主主义的“教义问答”[3]之类的书籍，作为想深入理解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人的入门书，以及作为欲向他人介绍这种思潮的宣传员的手册。在我们的文献里，还没有这种着作。篇幅大于小册子的一切德语社会主义文献，都是专门性着作，每一本只涉及现代社会主义的一个或数个方面，而决没有涉及它的一切方面。不错，这类着作已经很多，以致有可能使人全面地理解我们的原则。比如，一个人读完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再读倍倍尔[4]的《妇女与社会主义》，最后读上述的《共产党宣言》（它的思想像一条红线贯穿着所有这些着作[5]），并把它们全部理解，他就一定能够掌握现代社会主义思想界的一切方面。

　　但是，阅读所有这些着作，尤其是阅读《资本论》，并不是人人都能办得到的，而且至今还缺乏社会主义文献的小册子和专门着作之间的中间读物，还没有对社会民主主义的一切主要原理作通俗而又概括的叙述与论证的着作。

　　本书就是要试图填补这个空白。我想根据爱尔福特纲领，就社会主义世界观中对于理解社会民主主义具有重要意义的每个方面，作通俗的说明。当然，本书并不是要对社会主义世界观的一切方面作系统的、科学的论证，而首先是让人们容易理解它们，以利于社会民主党的实践活动。因此，对一般的基本理论仅作简短的说明，只提出研究的结果，而不加论证和辩论。对这些理论作更深入的介绍，那是专门研究的事情。但是，对于一些具有比较直接的意义而目前又是热烈争论的对象的问题，如小生产的灭亡，卡特尔，生产过剩，工人阶级对待政治活动和工会活动的态度等问题，尤其是对“未来国家”的问题，则叙述得比较详细。

　　总的说来，本书的意图只是概述已在社会民主主义文献的主要着作中读过的一些思想。但是，正是这种想作广泛叙述的意图，使我有时不得不触及我党文献至今还完全没有阐述过或从不同于本书的角度考察过的一些方面。因此，我相信不但向来同我党没有关系的读者，就是熟悉我党文献的人，也会在本书中发现一些新思想。

　　第一章 小生产的灭亡

　　第一节 小生产和私有制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一八九一年十月十四日——二十日）上通过的纲领，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一般理论部分，它叙述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理和最终目的；第二部为实践部分，它包括作为行动政党的社会民主党为了铺平达到自己最终目的道路而对现存社会和现存国家提出的要求。第一部分叙述社会主义者所信仰的是什么；第二部分吿诉我们他们计划怎样去实现他们的信念。

　　在这里，使我们感到兴趣的只是第一部分，即一般部分。第一部分又分为三个部分：（一）对现代社会及其发展进程的评述，由此引伸出：（二）社会民主党的最终目的，以及（三）足以导致和一定会导致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

　　我们先研究第一部分。它由四段构成，其内容是：

　　“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发展，以自然的必然性导致以劳动者的 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小生产的灭亡。这种发展使劳动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沦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而生产资料则被为数极少的资本家和大地主所垄断。

　　伴随着对生产资料的这种垄断，分散的小企业日益为巨大的企业所排挤，手工工具变为机器，人们的劳动生产率飞速增长。但是，这些变化所带来的一切利益都被资本家和大地主所独享了。对于无产阶级和没落的中间阶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说来，这些变化表明他们的生活不安，以及他们所遭遇的贫困、压迫、 奴役、屈辱和剥削有增无已。

　　无产者的人数日益增多，过剩的劳动大军日益庞大，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对立日益尖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日益激烈。这种阶级斗争是一切工业国家的共同特征，它使现代社会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

　　有产者和一无所有的人之间的鸿沟，由于经济危机而日益扩大。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它一天比一天扩大，越来越具有毁灭性质。它使普遍不安成为社会常态，并证明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超出现今的社会所能容纳的范围，生产资料私有制开始与生产力的合理使用和充分发展不能相容了。”

　　在我们纲领的第一段的头一句里，就出现“经济发展”这个值得注意的字句。这四个字把我们深深地引导到社会民主主义世界观的基本之点。

　　有人以为，当他们反对我们，向我们说“天下没有什么新鲜事物，今日如此，过去如此，将来还是如此”的时候，就表明自己是十分聪明的。再没有比这种说法更荒谬无稽的了。现代科学吿诉我们：任何事物都不是停滞不前的，无论是在社会中还是在自然界中，都可以看到连续不断的发展。

　　社会主义的学说，就是以这种社会发展过程的性质为它立论的基础的。如果我们不研究社会发展过程，就不能理解社会主义学说。

　　现在我们知道，原始时代的人同动物一样，只依靠采集大自然所提供的现成东西维持生存。但是，他们逐渐开始制造各种武器和生产工具，而且一种比一种更加完善。他们捕鱼，打猎，游牧，最后定居下来，成为农民和手工业者。发展的进程越来越快，以致到了今天这个蒸汽和电气时代，发展的速度已经达到我们无须同远古时代比较，只凭自己的眼睛就能看出来的地步。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些自诩高明的人，想叫我们相信天下没有什么新鲜事物。

　　人们谋取生活资料和创造（生产）生活必需的财富的方式，取决于人们使用的劳动工具和原料的性质，总而言之，取决于他们所拥有的用来创造（生产）这些财富的那些手段，即取决于他们的生产资料。但是，人们从来不是单独地进行生产的，而一直是在或大或小的社会中进行生产的；这些社会的各种组织形式，决定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

　　因此，社会的发展是与生产的发展相适应的。

　　但是，社会的形式及其成员间的相互关系，则与社会所承认和实行的所有制形式有最紧密的联系。因此，所有制的发展也是和生产的发展同时进行的。

　　我们试以农民经济为例来说明这点。

　　完整的农民经济括两个部门：畜牧业和种植业。在畜牧业方面，德国直到十八世纪，各地都以放牧业为主，就是在目前，仍有很多地方如此。放牧业要以村社土地公有制的存在为前提。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每个农民想为自己划分一小块牧场，用墙把它单独围起来，指定专职的牧人看管自己的几头牲畜，那是十分愚蠢的。因此，凡是经营放牧业的地方，农民都十分坚定地支持村社牧场和村社牧人制度。

　　在没有机器而只使用简单农业工具的种植业方面，情况就不同了。在这种条件下，没有必要由村社的全体成员来共同耕种村社的全部耕地，而且生产本身也不要求这样做。农民所使用的农具决定了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由一个农民单独耕种，或者由人数不多的一群人（比如，农民一家人）共同耕种。但在这种条件下， 农民越能自由地支配他们的土地，越能从耕种和改良土地方面取得更多的收入，他们就越能精耕细作，越能得到更多的收益。在种植业发展的最初阶段，它是需要小生产的，而小生产为了自己得到充分发展，就需要生产资料私有制。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比如古代日耳曼人的村社土地公有制， 在放牧业（和狩猎）还是人们获得食物的主要手段的期间，一直占有统治地位；后来，随着小农种植业登上首位，它才逐渐衰落下去，而让位于土地私有制。牲畜的舍饲代替放牧以后，农村中的村社所有制就完全消失了。

　　于是，随着农业的进步，在经济发展影响之下，农民便由共产主义者变成私有财产的狂热拥护者了。

　　关于小农所说的这一切，也适用于手工业者。手工业不需要大量工人在一起从事共同的集体劳动。每个手工业者不是单独一个人从事生产，就是同一两个助手——帮工一起从事生产，这些助手——帮工都是他们家庭中的成员，是他们家里的人。在手工业中，也像在农民的农业中一样，每一个单独的劳动者或单独的劳动家庭，各自经营自己单独的企业。因此，为了充分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和生产力，手工业也像农业中的小生产一样，需要对它所使用的生产资料和所生产的产品实行私有制。在小生产中，劳动者的劳动产品，依存于他的个人品德，他的本领、勤奋和刻苦精神。因此，他有权要求把这种产品作为他的私有财产。但是，如果他个人不是自由的，不能随意支配自己的生产资料，换句说说，如果生产资料不是他的私有财产，他就不能在生产中充分表现出个人经营的特点。

　　社会民主党理解这一点，并在自己的纲领中明确地指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小生产的基础”，可是它又认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发展，必然导致小生产的灭亡。

　　现在我们来研究这一发展过程。

　　第二节 商品和资本

　　资产阶级社会是在农业和手工业中发轫的。

　　农民家庭最初是自给自足的。它生产所需的一切食物，一切劳动工具和家属穿着的衣服，并自建住宅等等。它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而没有超过这种需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农业进步的影响之下，它发展到所生产的产品超过自己直接需要的地步。因此，农民家庭就有可能拿这些多余产品去交换自己完全不能生产的或生产得不够而又想取得的产品，如装饰品、武器或工具之类。由于交换，这些产品就变成了商品。

　　商品不是为了供本生产单位自己使用或消费而生产的产品，它是为了和其他生产企业的产品相交换而生产的产品。农民为自己消费而种植的小麦不是商品，但为出卖而种植的小麦就是商品了。所谓出卖，不外是拿一定的商品去交换一种人人都乐意接受并因此而变成货币的东西，例如黄金便是。

　　如上所述，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变成了商品生产者；而独立经营小生产的手工业者，一开始就是商品生产者。他不只是出卖自己多余的产品，对他说来，为出卖而生产，占着首要地位。

　　商品交换就其本身来说，需要有两个条件作为前提：第一，所有的各个生产企业不生产同一种产品，即社会实行分工；第二，从事交换的人能够自由支配所交换的产品，即这些产品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个行业中的分工越发达，私有制的范围和作用越增大，为自己消费而进行的生产，一般说来就越退居次要地位，越是被商品生产所排挤。

　　社会实行分工的结果，终于使买卖也变成了专门职业，由商人这个特殊阶级包办。商人通过贱买贵卖得到收入[1]。但是，还不能就此说他们可以任意规定商品的价格。商品的价格，归根到底决定于它的交换价值。而商品的价值，则是由生产商品时所消耗的平均必要劳动量决定的。但是，商品的价格，几乎永远不能同它的价值恰好相等。价格不仅像价值那样取决于生产条件，而且也取决于市场条件，首先取决于供求关系，即取决于市场上的商品供应量和需求量。不过，价格也受一定的规律支配[2]。在一定地点和一定时间，价格是一个固定的数值。因此，如果商人想在出售商品时得到比买进价格多一些的盈余，换句说说，如果他想得到收入或利润，那末，他通常要为此在商品价格低的地方和价格低的时候买进商品，而在商品价格高的地方和价格高的时候卖出商品。

　　农民或手工业者购买商品，是因为他们自己或家庭需要这些商品作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他们是为消费而购买。商人购买商品，则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为了拿去出卖，以便获得利润。他们是为出卖而购买。用于这一目的的商品和货币就是资本。

　　我们对任何一种商品或货币，都不能直接断定它们本身是不是资本。这是要依据它们的用途来决定的。商人为转售牟利而买进的烟草，对他来说就是资本。他为了自己吸用而买来的烟草，对他来说就不是资本。

　　资本的最初形式是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也差不多与商业资本同样古老，它的利润采取利息的形式。利息是资本家靠出借商品或货币而得到的。

　　资本是在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它自然是以作为一切商品生产的基础的私有制为依据的。但是，在资本的作下，私有制又得到一个全新的面貌，或者更正确些说，它有了两个完整的面貌。除了适应于小生产状况的小资产阶级的特征以外，现在又具备了资本主义的特征。现在那些私有制的拥护者们，只指出了它的小资产阶级的一面，企图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私有制的这一方面转移开去，他们企图不让我们看出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的不同。可是，今天要想使人们看不见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的一面，那只有把人变成瞎子。

　　在经济发展处于刚才所说的阶段，即在资本只有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两种形式的时候，私有制的这种资本主义面貌的特点， 还不显着，但是，已经值得注意了。

　　在小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农民或手工业者的收入，首先取决于他们本人及其家属的个人品德、勤奋和熟练程度等等。相反地，商人用于购买商品的货币越多，他们出卖的商品越多，他们的利润也就越多。如果我卖掉一万磅烟草，那末，在其他条件完全相等的情况下，所得的利润就比我如果只卖出一百磅烟草时所得的利润多一百倍。对于高利贷者来说，也是如此。所以，资本家的收入首先取决于他们的资本额。

　　个人的劳动力和能力是有限的，而劳动者在一定条件下所生产的产品数量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产品数量决不能大大超过一定的平均水平。然而，货币却能够无限地积累下去，这是既没有范围，也没有界限的。一个人持有的货币越多，而且这些货币被用作资本，那末，货币就越能为他生产出更多的货币。由此产生了积蓄无穷无尽的财富的可能性。

　　但是，私有制还造成了另一种可能性。生产资料私有制表明每一个人有取得生产资料的合法的可能性，而且也有失去作为他的生活来源的生产资料、从而陷入赤贫的可能性。高利贷资本很早就是以贫困的存在为前提的。一个人如果持有他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他就不必告贷了。高利贷资本乘人之危剥削贫困者，因此，它同时加剧这种贫困。

　　不劳而获，一些人家私万贯，而另一些人一贫如洗——这就是私有制的资本主义面貌的特征。但是，在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发展的初期，这些特征还表现得不够明显，只是隐约可见，特别是其中的赤贫现象，更是如此，因为没有财产在当时还只是例外情形，而不是人民大众的常态。

　　商人和高利贷者，以及和他们同时出现的其他剥削者，比如中世纪的封建地主（但是，为了不致离题，我们不在这里详细叙述他们），在这个阶段是以城乡小生产的存在和繁荣为依靠的。因此， 在这一时期流行着这样一句谚语：“只要农民有钱，人人都会有钱。”商业并不消灭小生产，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还扶助小生产。高利贷者吸吮债务人的膏血，但是债务人的没落，对他却没有好处。在这种情况下，丧失生产资料或陷于贫困，都不是正常的社会现象，而是由意外的失败或罕有的无能所造成的特殊不幸。因此，当时认为贫困是天赐的考验，或者是对懒惰、轻率等的惩罚。

　　达种观点在小资产阶级中间至今仍十分流行，然而没有财产的事实，从此以后已经变成性质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现象了。然而，现存社会的代言人，编辑、演说家等等却大大下了一番宣传工夫，力图使一般人对达种看法信而不疑。生产资料私有制曾经一度对社会利益是必要的；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每个普通人都有拥有财产的机会。他们仍要我们相信，这种情况至今仍旧不变。可是事实上，私有制的性质已经改变了。旧日的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

　　第三节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进入中世纪以后，手工业在欧洲日益发展，社会分工日见发达，比如，纺织业分成了毛织业、亚麻织业和棉织业，而与纺织工业有关的各种作业，比如呢绒的剪毛作业，则变成了独立的生产门。工人的技术提高了，工作方法和劳动工具大大改进。同时，主要由于交通工具的改善，特别是由于造船业的成就，商业也发展起来了。

　　四百年以前，是手工业的繁荣时期，而对商业说来，这个时期也充满了各种事件。找到了通往印度这个拥有无穷宝藏的神话般国度的海上航路；发现了金银矿藏无限丰富的美洲。欧洲的冒险家通过贸易、欺骗和掠夺的手段在新发现的土地上搜刮来的财富，像洪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流进欧洲，其中的绝大部分都进入了那些有财力装备船只，并为这些船只配备大量的既勇敢大胆又肆无忌惮的强悍水手的大商人的腰包。

　　在这个时期，也建成了现代国家，即建成了中央集权的、官僚的和军事的国家，它一开始就采取了君主专制政体的形式。这种国家也像它本身需要资产阶级的支持一样，适应了正在竭力往上爬的资本家阶级的要求。现代国家，即有发达的商品生产的国家的力量，不在于人民对它进行的人身服务，而在于它的货币收入。因此，君主们有充分的理由去保护和鼓励那些把货币带进本国的人们，即商人和资本家。资本家为了报答这种保护，就贷款给君主和国家，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债务人，使他们从属于自己。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够迫使国家政权通过保护和拓展交通道路，通过夺取和巩固海外殖民地以及同竞争的商业国家进行战争的措施，为资本家的利益服务。

　　学校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硬叫我们相信，似乎资本来源于积蓄。但是，我们刚才了解到资本是来自完全不同的另一些来源。资本主义国家的庞大财富是来自它们的殖民政策，即来自对其他国家的掠夺。这种财富的源泉是海盗活动，走私，贩卖奴隶和进行商业战争。这些国家的历史，直到最近还为我们提供用这种“积蓄”方法积累资本的足够的例证。国家的帮助是鼓励这种“积蓄”的有力手段。

　　但是，新的发现和新的商路不仅给商人带来了庞大的财富，而且也迅速地为欧洲的航海国家的工业，特别是为后来成了海上霸王的英国的工业，扩大了销售市场。手工业已经不能够满足市场的迅速和猛烈增长的需要。大量销售要求大量生产，大规模的市场所需要的是能够完全适应它的需要的生产，即要求生产完全受商人的支配。

　　商人们对于由自己进行可以适应扩大了的市场需要的大量生产，非常感到兴趣；他们也拥有必要的货币资金，用来购买足够的生产所需的一切东西，即原料，工具，厂房和劳动力。但是，到哪里去找劳动力呢？在欧洲，可以买进的奴隶已经不多。而自己拥有生产资料的工人，或作为拥有生产资料的家庭的成员的工人，并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宁愿为自己或者为自己的家庭而生产，这样的话，他们的全部劳动产品就完全属于自己或自己的家庭所有。他们出卖的是自己的劳动产品，而不是自己的劳动力。这里我们顺便提醒大家注意，应当防止使用“出卖劳动”这一说法。劳动是一种活动，不能出卖。但是，劳动一词，通常不仅指活动，而且也指这种活动的结果，即指劳动产品；同时又指表现为劳动活动的力量，即指劳动力。由于人们按照这种意义使用“劳动”一词，便使那些企图使工人和小资产者看不清自己的处境的经济学家，有可能把各种不同的东西不加区别地混在一起，混淆它们之间的界限。对这些先生，应当分外提高警惕。

　　我们再回头来谈谈商人。我们刚才说过，他们正在寻找工人。商人从小企业所有者及其家属身上什么也得不到。他们必须去找没有生产资料、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从而不得不出卖劳动力以维持生活的那种工人。如上所述，商品生产和私有制的发展，已经造成这种一无所有的工人。但在最初，他们的人数还很少，而在那些没有加入某一经济企业的家庭联盟的人们当中，大多数都是不能劳动的人——残废者，病人和老人，或者是懒汉，流氓和小偷。因此，完全自由的一无所有的工人，为数是极少的。

　　但是巧得很，正当商人对一无所有的劳动者的需要增长起来的时候，一批一批的劳动者被剥夺了财产，他们被抛弃在街头，富有的商人只须到街头把它们收集起来就行了。

　　而这也是商品生产发展的结果。城市工业市场的扩大，也影响了农业。在城市里，对食物的需求增加了，而对原料——木材、羊毛、亚麻和染料等的需求也增加了。因此，农业生产也日益变成商品生产，即为出卖而生产。

　　农民手里有了钱。然而这却是他们的不幸。因为，这引起了他们的剥削者——地主和统治者的贪欲。当农民所有的多余物品主要还是实物的时候，地主和统治者对农民的掠夺，不会超过他们自己消费所需要的。但是，货币在任何时候都能使用，而且越多越好。随着市场越向农民扩大，农民出售商品所得的现金越多，地主和统治者盘剥他们的程度也越深，他们缴纳的贡赋也越多。不久以后，这些老爷们就不再满足于农民的劳动所提供的除了抵偿自己生活费用以外的多余产品了，而开始向农民勒索越来越多的产品，甚至把农民的生活必需品都榨取去了。因此，农民陷入绝望的深渊。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特别是在农民战争期间一切的反抗试图都被镇压下去以后，便抛弃自己的家园，跑到城市去寻找避难场所，这是毫不为奇的。

　　此外，还经常出现另一种情况。如果说在城市里，由于市场的扩大而产生了工业的大量生产的需要，那末，在农村里，也同样出现了农业的大量生产的需要。商人在城市里所做的一切，地主也想在农村照办。在这以前，地主一般同农民一样，只是社会地位较高而已；现在，他们也想扩大自己的生产了。他们不会感到劳动力缺乏，因为他们可以驱使农民为他们效劳。而且，他们甚至常常不需要新的劳动力。比如，羊毛或木材的生产，即牧场或林业的经营，就比种植业需要的劳动力少得多。凡是在地主由种植业改营放牧业或林业的地方，农业劳动者就过剩起来了。然而地主现在需要的土地，必然要比至今耕种的土地为多。他们只有靠牺牲附近的农民，才能得到这些土地。地主如果想扩大自己的经营，他就必须把附近的农民从他们的土地上撵走。地主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了。农民的土地开始被剥夺，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一直继续了一百多年。商人由于掠夺殖民地而发了大财，贵族和统治者靠勒索自己的臣民也发了财。封建主也同资本家一样，如果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感到有必要，就决不放弃欺骗，掠夺，屠杀和放火等手段。历史为我们指出了一些十分独特的积蓄方法。

　　一无所有的农民大众，一部分因为不堪徭役和贡赋的压榨而逃亡，一部分由于受驱或在暴力威胁下而抛弃自己的家园。那末，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再也不能独立进行生产，因为他们没有为此所需的生产资料，他们被剥夺了生产资料，他们和生产资料分离开了。他们不能向市场提供任何产品，因为他们没有剩下一点东西，除了把自己送到市场，将自己所剩下的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即自己的劳动力出售或长或短的时间以外，换句话说，除了受雇于他人以外，别无其他出路。他们有些人变成农业短工——也许就受雇于把他们从土地上撵走的那个地主。另一些人应募去当雇佣兵，帮助曾经掠夺过他们的那些老爷们进行掠夺。还有一些人干脆死掉，或沦为乞丐和罪犯。但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而且是十分不坏的一些人，都涌向工业，想在那里寻找工作。手工业者竭力依靠行会制度来阻止外人进入自己的行业，从而保护自己不受这些潮涌而来的新劳动力，即新的竞争者的侵害。结果，这种情况只是更加迫使自由的工人投入为新设立的工业企业寻找雇佣工人的那些商人的怀抱。

　　于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基础，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通过剥夺（剥夺财产）的办法，即通过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悲惨而残酷的革命建立起来了。当然，这是有钱有势的人对又穷又弱的人的革命。因此，有人把这个革命的时代称颂为人道主义和精神解放的时代，而现在凡是极端仇视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意图的人，更是大肆颂扬这个时代。

　　大多数的劳动群众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变成一无所有的人，即变成无产者，这是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生产的必要前提。这是经济发展所必然促成的。然而，无论是在以往的任何时代，还是在这一次，上升的阶级都没有袖手旁观事态的自然发展，而是采取暴力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从而加速了发展过程。正是这种最粗暴和最残酷的暴力，充当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婆。

　　第四节 小生产的垂死挣扎

　　从表面上看来，起初新生产方式同旧生产方式没有多大差别。 新生产方式的最早的形式是资本家向他所雇佣的劳动者供应原料，假如工人是织布工，他就向他供应棉纱，由他在家里进行加工，然后再把制成品交给资本家。不错，早在这种同手工业生产方式相差无几的形式之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在独立手工业者和家庭工业的雇佣劳动者之间造成了显着的区别。关于新生产方式所引起的劳动者状况的变化，我们在别的地方去讨论。现在，我们先来研究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情况。

　　资本家所采取的第二个步骤，就是不再让劳动者在家里劳动，而把他们集中到他开设的作坊里来，以便他能够更好地监督工人和驱使他们工作。这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大生产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从此以后日益飞速进行的生产技术革新奠定了基础。

　　由于许多人在一个作坊里共同劳动，才有可能在生产中实行分工。

　　在小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分工使职业的数目增加了，而每个单独手工业者生产的产品种类却日益减少。

　　但是，每一个单独的手工业者仍然从头到尾生产一种完整的产品。比如面包制造业中的分工，不过是不让全部的面包工人什么面包都制造，而只是让—些工人制造白面包，另一些工人制造黑面包。不过他们每个人都从头到尾制造一个完整的面包。但是，生产部门中实行分工时，情况就不同了。这种分工使生产一种产品所需的各种不同工序，交由各种特定的工人执行，其中的每个人都为另外一个人作准备工作。因此，每一个工人的活动，便越来越缩小到只执行一种他必须不断反复执行的操作。用这种方法进行的大生产，就是工场手工业[3]。

　　由于实行这种分工的结果，每一个工人的生产效率，即他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了。但是，另一个后果还具有更大的意义。当某一个生产部门的分工不断进步，把产品的制造分成一些最简单的操作，使工人降到机器的水平的时候，再稍微前进一步，就可以用机器代替工人了。

　　资本家也采取了这一步骤。自然科学的发展，首先是蒸汽动力的发现，促迸了这一步骤的实现。蒸汽动力首次创造了不受自然力量左右而完全由人控制的动力。

　　工业中采用机器，标志着一次经济革命。由于这次革命，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取得了最高的和最完善的形式，即工厂这种形式。资本主义生产从机器中得到一个最有力的武器，用它毫不费力地克服了一切障碍，使经济发展的进程变成资本的盛大的胜利进军。

　　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英国的纺织业发明并采用了首批合于实用的机器。蒸汽机也是在这个时期发明的。从此以后，机器很快地征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工业部门，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资本主义的工厂工业，除英国之外，还不多见。到了五十年代，它在法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在六十年代，特别是在七十年代，它又席卷了美国、德国和奥地利。最近十年，连俄国、东印度和澳洲也都建立了工厂工业。目前，东亚、南非和南美也已开始建立这种工业。昔日一些巨大的世界帝国，在这个资本主义工业所控制的庞大帝国面前，又算得什么呢？

　　一八三七年，普鲁士工业共有蒸汽机四百二十三台，合七千五百马力。一九一〇年，普鲁士所有蒸汽机，单固定的就增加到八万八千一百八十七台。普鲁士工业和农业使用的蒸汽机达到六百万马力。

　　全世界由蒸汽机所提供的劳动，约等于两亿马力的劳动，或等于十亿人的劳动。

　　蒸汽机也使整个生产方式不断发生形式上的变化。发明和发现一个接着一个出现。一方面，机器一天天地征服了至今仍为手工生产占领的新部门；另一方面，在已经实行工厂制度的工业部门，旧机器日益被生产效率更高的新机器所取代，而变成了废物。不仅如此，由于新发明的出现，一下子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工业部门，同时也对一些旧的工业部门宣布了死刑。

　　早在六十年以前，一个工人使用纺纱机生产的纱，就比一个妇女用手工纺出的纱多一百倍。根据华盛顿美国劳工部（Department of Labor）[4]—八九八年的调查材料，在纺纱生产中，机器劳动比人工劳动效率高一百六十二倍。当时一架机器在十九小时零七分钟内生产的纱，就得一个女工用手纺三千一百十七小时又三十分钟。

　　在这种大生产之下，小手工业还能有什么作用昵?

　　甚至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低级阶段，即在受资本家剥削的家庭手工业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就已显示出自己比手工业生产优越。我们且不说资本主义生产既使工人专于一种技能，就会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更重要的是，资本家在经商方面也比手工业者有利。他可以成批购进原料和其他生产用品，他对市场的观察会比手工业者更全面，能知道贱买贵卖的好时机，而且持有必要的资金等待这种时机到来。资本家由此而比手工业者所占的优势，就已经大得使手工业者在实行大量生产，即为出卖而生产的一切部门里，都经不起家庭工业的竞争。甚至在家庭的手工劳动今天仍是唯一的主要劳动形式的那些工业部门里，劳动者的独立性，也随着这些部门开始为出口进行生产而消失。手工业转变成为出口而生产的工业，这意味着消灭手工业，把它变为受资本家剥削的家庭工业。由此可知，想以扩大销售市场的办法来拯濒于灭亡的手工业的“社会改良家们”，究竟有多大的远见。

　　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还处于十分幼稚阶段的初期，它就在实行大量生产的一切部门胜过手工业。机器又使这种优势变成绝对地压倒优势了。

　　手工业只在市场十分狭隘的、实行单件生产不进行大量生产的一些劳动部门里，还能勉强维持下去。

　　但是，机器不仅在工业中引起变革，而且也在交通工具方面引起变革。轮船和铁路使货物的运费日益降低，把最难于到达和最边远的地区日益同工业中心联系起来，并且逐日不断地为每一个工业中心扩大销售市场。这样，机器才有可能充分地表现出自己在工业当中的效用。因使用机器而来的生产规模的剧增，要求相应地扩大销售。

　　随着交通工具的扩充和完善，随着各工业部门的市场的扩大，手工业的范围日益缩小了。“家财万贯不如薄技在身”这句谚语，早已没有任何意义了。使手工业还能苟延残喘的劳动部门和地区，为数已经极其有限，而且正在显着地减少。工厂占了统治地位，手工业的时代已经日薄西山了。

　　关于手工业所讲的一切情况，也适用于农民的小生产，不过程度有所不同。凡是在小企业或大企业中农业主要是商品生产，即为出卖而不是为自己消费进行的生产，那里的大生产即使效率还不高，也一开头就比小生产优越，正像资本家比手工业者优越一样，即能更好地视察和控制市场。同时，拥有足够资本的大地主或其承租人，也能够使自己的经营比农民的效率更高，因为他们能够买到和应用较好的农具，较好的种畜和役畜，较好的肥料和较好的种籽等等。

　　诚然，最近几十年来，欧洲大农业生产在技术和商业方面的优势，由于海外农业的竞争，而受到一定限制。这种竞争，对欧洲大农业生产所发生的影响，远远甚于对小农业生产所发生的影响。这首先是因为竞争对大生产在技术上比小生产来得特别优越的谷物生产，发生了最严重的影响。由于谷物生产以大生产为主，所以它受到美国的掠夺性农业的竞争打击最重。再者，大生产所以更苦于外国竞争，还因为大生产多半为市场而生产，而小生产现在还能自己消费一大部分自己的产品。因此，小生产比大生产受市场影响较小。

　　但是，小生产的这种有利条件，只是暂时性的。谷物生产所的外国竞争大大减少了。农民为自己消费而进行的生产日益缩小，受到商品生产，即为出卖而进行的生产的排挤。铁路交通的发达和赋税的増高，促进了农业中商品生产的发展。铁路使农民同世界市场联系起来了。赋税迫使农民去寻找市场，因为他不出卖相应数量的产品，就无法缴纳赋税。赋税越高，农民就越依附于市场，他的生产就越变成商品生产，他也就越受到大生产的竞争。税负的加重对居民中任何一个阶级的影响，都不如对小农那样严重。目前，军国主义是赋税增加的最重要原因。然而，冒充农民的好朋友的那些人，也就是大地主们，正是军国主义的最热烈的支持者。军国主义对大地主有利，因为它引起为士兵大量供应粮食和为军马大量供应秣草的必要，而能够满足这种大量供应的，首先是大生产。军国主义为大地主的子弟提供许多待遇优厚的军官职位。军国主义夺去了农民的强壮的劳动力——农民的儿子，而农民由此所得到的代价，却是负担力所不及的捐税，被迫奔向市场，从而受本国的大生产和外国的掠夺性农业的竞争之害。

　　统治阶级把农民和军队看成是维持现存制度的唯一可靠的支柱。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后者是骑在前者头上的，并以日益加重的压力正在把它压得粉碎。

　　在农业当中，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时起，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叶，独立的农民小生产的衰落是十分显着的。农民或者由于他们的农场被大生产呑并，或者由于他们的土地（假如附近没有大生产）分散割裂成小块，而沦为无产者。在许多地方，这个过程今天仍在继续；而有些地方，首先由于受到上述外国竞争的影响，一部分由于农村劳动者日益流入城市（关于这一点，我们这里不想详谈），这个过程已经停止。

    兹以德国的农业生产统计为例来说明。

    类 别 农 户 数 目 增 减（—）
   （单位：公顷） 1882年 1895年 1907年 1882-1895年 1895-1907年
    2公顷以下 3061831 3236367 3378509 174536 142142
    2—5 981407 1016318 1006277 34911 —10041
    5—20 926605 998804 1065539 72199 66735
    20—100 281510 281767 262191 257 —19576
    100公顷以上 24991 25061 23566 70 —1495
    合计 5276344 5558317 5736082 281973 177765

　　各种农户直接用于农业的土地面积，以公顷为单位列表如下：

　  1882年 1895年 1907年 1882-1895年 1895-1907年
    2公顷以下 1825938 1808444 1703317 —17494 —77127
    44597 3190203 3285984 3304872 95781 18888
    5—20 9158398 9721875 10421565 563477 699690
    20—100 9908170 9869837 9322106 38333 —547731
    100公顷以上 7786263 7831801 7055013 45538 —776788
    合计 31868972 32517951 31834872 648969 —683068

　　从一八八二年到一八九五年，农户的数目均有增加。但是，从一八九五年到一九〇七年，除了最小农户和中等农户以外，其他农户的数目都减少了。在这方面，两个调査期中没有共同的统一发展趋势。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在两个调查期中，最小农户的数目均有增加，而它们的耕地面积却减少了，即越来越贫困了。在德国，最小农户的平均耕地面积，一八八二年为60公亩，一八九五年为56公亩，一九〇七年只有51公亩了。在这两个调查期中，只是农用土地面积就减少了683,000公顷，真是令人吃惊。耕种和畜牧使用的土地面积，减少得更厉害：从32,062,491公顷减到31,237,788公顷，大约减少825,000公顷。

　　因此，我们到处可以看到独立的农户日趋衰落。用益租赁制度扩大了范围，农户的负债增加了。在普鲁士，从一八八六年到一九〇八年，地方的土地抵押债务约增加73亿马克。在德意志帝国境内，按照用益租赁制度经营农业的农户数目，从一八八二年的2,322,899户增到一八九五年的2,607,210户。一九〇七年，又增到3,033,401户。

　　然而，从事农业的人口总数，最后还是减少了。在德意志帝国,一八八二年有18,704,038人从事农业，一八九五年为17,815,187 人，差不多减少100万人。一九〇七年，在全国6,200万人口当中,只有16,920,671人从事农业。

　　另一方面，工业中的小生产的衰落，比农业方面还严重得多。 在工业方面，这是绝对的衰落。

    德意志帝国工业企业的数目如下：

　  1882年 1895年 增减（—）
    小企业（工人1—5人） 2175857 1989572 —8.6%
    中等企业（工人6—50人） 85001 139459 64.1%
    大企业（工人51人以上） 9481 17941 89.3%

　　在这个期间，人口增加了14.5%。
　　最近的工业生产统计也表明小企业数目减少了。其数字如下：

    1895年 1905年 增减（—）
    小企业 1989572 1870262 —6.0%
    中等企业 139459 187074 34.1%
    大企业 17941 29033 61.8%　　

　　从一八八二年到一九〇五年，小企业的数目就减少305,596个，而在这个时期，全国人口却增加了1600万人以上。

　　小工业的工作人员（工资劳动者和管理生产的职员）在一八八二年还占工业总在业人数的一半以上（55%）：在5,933,663人中占3,270,404人。但在一九〇五年只占工业总在业人数的30%：在10，852,873人中，占3,200,282人。大企业中的工作人员，在同一时期中却增加两倍以上：从1,554,131人增加到4,937,927人。

　　这些数字，对于初期的德国资本主义说来，是大得十分惊人的,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小生产的没落，都是很缓慢的。

　　举一个例子，就可明白这一点。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机器纺织业（即英国式的）在德国同手工纺织业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结果，手工纺织业陷入不可言状的悲惨境地，引起了抢粮的暴动。尽管如此，在德意志帝国境内，根据一八八二年的统计，491,796名织布工人，仍有285,444人在有1—5人的小企业中工作。即使这样，恐怕当时也不会有人想出这样的结论：手工纺织业还有前途，它的衰落并不是必然的。英国的最后一个手工纺织业者早已饿死了。在德国，他的末日为期也不远了。在小企业工作的织布工人，从一八八二年到一八九五年，由285，444人减为156，242人。现在还会有这么多的手工织布工人，并不表明小企业有竞争能力，恰恰相反，这只是说明他们尚有余力忍饥挨饿罢了。

　　小生产的复灭，并不是名叫“小生产的灭亡”的这出悲剧的第一幕，而是它的最后一幕。资本主义生产竞争的第一个结果，就是手工业者（关于他们所讲的一切情况，也适用于农民，不过情况略有不同）逐渐失去他自己及其祖先的辛勤劳动所积累的一切财产。小生产者越来越穷，他们为了克服贫困，就得更加努力劳动。每天工作到深夜，妻儿也不得不去劳动赚钱。工资低廉的徒工人数剧增，他们作着工资高的成年帮工的工作。随着劳动日的延长，劳动活动变成没有休息和没有停止的激烈活动，劳动者的衣食住，一天比一天恶化。

　　没有比同万能的资本进行斗争的小生产者或农民的生活，更悲惨和更不幸的了。

　　说工资劳动者目前的生活比小农民和小手艺人的生活好些， 这不是没有根据的。因此，有人想以此来说明工人没有权利表示不满。但是，这支瞄准社会民主党的箭，并没有射在社会民主党身上，而是打中了私有制。既然一无所有的工人比小生产中的有些财产的劳动者生活还好些，那末，财产对于后者还有什么价值呢？财产对他们不再有好处，反而有害处了。比如说，一个在家织布的劳动者，虽然到工厂做工能多赚一些钱，可是他依然不肯放弃自己的可怜的业务，这只是因为他好歹还有一些财产——一所小房子，一块种马铃薯的土地，而他如果放命了自己的织布业务，就不得不牺牲这些财产。对于小生产者说来，占有生产资料反而把他束缚起来，使他陷入贫困。对他说来，私有制发生了相反的作用。一百年以前曾为手工业者和农民带来福音的东西，如今成了他们咒诅的对象。

　　但是，也许有人会对我们说，小手工业者和农民用日益贫困这一代价，毕竟买到了一无所有的工资劳动者得不到的那种独立和自由。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小生产一旦同资本发生接触，它就要立即完全从属于资本，而手工业者则沦为受资本家奴役的家庭工业劳动者，他的住宅变成附属工厂；或者他自已成为资本家的代理人，贩卖工厂所制造的商品，另外做一些修理工作。无论是在前一种情况下，或者是在后一种场合，他都得完全依附于资本家。农民的情况也是如此；在种地的时候，无法对抗竞争，受高利贷盘剥，受国税的压榨；如果经营家庭工业，又得为资本家效劳；而去作短工，则要为大农业服务。他可以把仅有的一小块土地交给妻子和幼儿耕种，自己到外面去做零工，或者到工厂或矿山做工。他的独立和自由究竟在哪里呢?他的财产，就是使他同无产者区别开来的一切东西。但是，正是这些财产妨碍着他去寻找更好的劳动条件，把他束缚在土地上，使他比一无所有的工资劳动者更加从属于资本。可见，生产资料私有制不仅加重了一个普通人的物质上的贫困，而且也加强了他的从属地位。在这方面，生产资料私有制也发生了完全相反的作用，即由自由的堡垒变成了奴役的手段。

　　有人说，私有制总还可以保证手工业者和农民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然而，如果这些产品的价格猛跌，以至出卖之后不足以维持生产者本人及其家属的生活需要，那末，这种保证就成了无济于事的安慰。而且，就是这种无济于事的安慰，也是虚伪的。这对于不得不从事家庭工业或去做短工以维持生活的那一大批人，显然是不适用的。同时，对于尚未直接从属于万能的资本、从而至今还在表面上侥幸地保存着完全独立的大多数手工业者和农民，也是不适用的。它对一切负有债务的人，都是不适用的。收押农民土地的高利贷者，在处理农民的劳动产品方面，比农民自己拥有更大的权利。首先必须满足高利贷者的要求；只是剩下来的才归农民所有。至于这些剩余的东西够不够维持农民及其家属的生活，高利贷者是不管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也像工资劳动者一样，都在为资本家效劳。私有制在这方面为稍有财产的劳动者和一无所有的工人之间制造的差别，只在于后者的工资一般是适应于他们的日常需要的，而稍有财产的劳动者的收入则没有这种界限。有时，高利贷的利息会把他们的劳动产品全部夺去，使他们白白劳动。——这真得感谢私有制！

　　即使住在偏僻地区的没有负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国债也要迫使他们必须向资本家支付利息。农民和手工业者至少要通过抵押借款[5]利息和期票[6]利息等形式，为自己借到的资本支付利息。他们还通过缴纳用来支付国债利息的赋税形式，为国家借到的资本支付利息。结果，在国家的帮助下，他们用自己的钱使自己的竞争者和剥削者——供应商、营造商、大工业家和大地主等等发财致富。帝国主义和国债，是现代国家借以把最偏僻的乡村也拉入资本主义剥削范围并促使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的两个有力手段。

　　这种反抗大生产的强烈竞争的痛苦挣扎，最后得到了什么结果呢？手工业者和农民的“节俭”和“勤勉”，即他们及其妻子共同 受到的奴役，以及身心受到的摧残，得到了什么报酬呢？这种报酬 就是破产，即财产全部丧失（为了表示这一概念而使用了一个专门 术语——剥夺），生产者同生产资料分离并沦入无产阶级的队伍。

　　这就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避免的最后结果，就像人最后要死去一样不可避免。正像被重病的痛苦折磨已久的病人把死亡看成是救星一样，在目前条件下，小生产者也经常感到破产是一种解救，即把他从私有财产这个沉重的负担下面解救出来。小生产继续存在下去，只能走向没落，走向贫困，所以人们这时不禁要问：假定实际上可以防止小生产灭亡，那末，我们一般说来有没有权力阻止它灭亡呢？使所有工业小生产者和农民下降到埃尔次山[7]的手工织布工的水平，难道会比变为大工业中的工资劳动者更好吗?

　　维持小生产的企图，只是徒然的，因为要再使手工业和小农繁荣起来，足以保证小企业主充分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这在蒸汽和电气时代是不可能的。

　　不受资本控制的独立小生产，是自己的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全权支配者，在中世纪，甚至到十七世纪，都是整个经济生活的基础，而在相继占领各个生产部门、正在胜利前进的资本主义面前，却已不可遏止地消逝下去。今天在资本所统治的地方还残存的小生产，或在一定条件下新出现的小生产，不外是无产阶级的隐藏的形式，而远远不是无产阶级的高级形式。这种小生产是那些不幸的一无所有的劳动者的最后避难所，这些无产者在大工业中找不到工作，他们过于自尊，不肯去求乞，又过于诚实，所以不去偷窃。

　　第二章 无产阶级

　　第一节 无产者和帮工

　　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说过，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以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为前提。在资本主义的大生产中，一边是占有生产资料而不参加生产的资本家，一边是工资劳动者，即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他们依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用自己的劳动创造这种大生产的产品。

　　我们已经说过，为了取得资本所需的必要数量的劳动力，最初必须采用暴力手段。但是，今天已经没有这种必要了。目前大生产对小生产的优越，已经足以不仅不破坏私有财产的法律，甚至还根据这种法律年复一年地剥夺许多农民和手工业者，把他们抛在街头。这些人连同已经得到“解放”的无产者的后代一起，足可绰绰有余地满足资本家对新鲜人肉的需要。

　　无产者的人数迅速地和不断地增加，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甚至那些想使我们相信今天的社会仍建立在和一百年前同样的基础上的人，以及那些在我们面前把小生产的前途描写得如花似锦的人，都不敢加以否认。真的，社会结构正同生产方式一样已经发生变化。

　　就像资本主义大企业在生产方面已经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经营形式一样，在国家和社会方面，工资劳动者——即产业工资劳动者——也在全体劳动阶级中间占了第一位。四百年前，占居第一位的是农民，而一百年前，占居这个地位的则是小资产阶级。

　　现在，在一切发达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已经是最强大的阶级；他们的生活状况和观点，对其他劳动者阶级的生活和思想方式越来越起决定作用。这表明大多数人民群众的传统生活条件和思维形式完全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无产阶级，主要是工业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农业也变成一种工业）的生活条件，与先前的各种工人阶层的生活条件完全不同了。

　　农民和手工业者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自由所有者，所以他们的全部劳动产品也都归他们自己所有。与此相反，无产者的劳动产品却不属于他们自己，而属于资本家，即属于购买他们劳动力的那个人，属于占有必要的生产资料的那个人。诚然，资本家对无产者的劳动支付了报酬，可是无产者所得到的工资的价值，是无论如何不能同他们所创造的产品的价值相比的。

　　在工业资本家购买劳动力这种商品的时候，他这样做的目的自然只是为了使用它来取得利益。我们说过，消耗一定量的劳动就创造一定量的价值。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工人劳动得越多，他们创造的价值也就越大。如果工业资本家使他雇用的工人工作的时间，只够生产出和他领到的工资价值相等的价值，那末，企业主将得不到任何利润。但是，尽管资本家拼命把自己打扮成受苦受难的人类的恩人，可是，他的资本却声嘶力竭地要求利润，而资本家对于这种要求，是绝对不能充耳不闻的。工人给资本家劳动的时间越超过为生产他们的工资的价值所必需的时间，他们制造的产品的全部价值中超过工资价值的那个剩余部分也就越多，即剩余价值（一般这样称呼这个剩余部分）也就越多，而工人受到的剥削也就越重。只有被剥削者的力量已经耗竭，或者由于他们起来反抗剥削者，这种剥削才算到头。

　　因此，生产资料私有制对于无产者所具有的意义，一开始就与它对手工业者和农民所具有的意义完全不同。对手工业者和农民说来，生产资料私有制原来是保证他们完全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的手段，而对无产者说来，则一向是而且将来也是剥削无产者的手段，攫取他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手段。因此，无产者最不拥护私有制。这一点不仅使他们不同于有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而且甚至和资本主义以前时期的帮工不同。

　　帮工的身份表明从独立手工业者向无产者的过渡，同样地，有着大量帮工的企业则表明从小生产向大生产的过渡。然而，尽管如此，帮工和无产者却是多么不同！

　　帮工属于行东家庭的成员，他们希望自己将来也变成行东。而无产者则完全是自己管自己，注定永远是无产者。这两点就是帮工和无产者不同之处。

　　帮工为行东家庭的成员，他们和行东同桌吃饭、同屋居住。对他们说来，食宿都有保障，不致发生问题。他们的货币工资，不过是行东付给他们的劳动报酬的一部分。他们的工资不是用来满足他们最迫切的需要（这种需要已因他们住在行东家里而得到满足），而是用来供他们享乐或积蓄，即积累作为一个行东所必需的资金，以便达到行东的地位。

　　帮工跟行东一同劳动。如果行东过分延长劳动时间，那么他这样做就不仅延长了帮工的劳动时间，而且自己的劳动时间也延长了。因此，行东想把劳动时间延长到筋疲力竭的程度的意图，是不十分强的；而在多数情况下，他是不难克制这种意图的。如果行东努力使自己的劳动条件尽可能轻松一些，那末，他的帮工也会因此而得到好处。

　　作一个小本经营的行东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并不多，所以帮工要想成为行东并不需要拥有很多的财产。每个帮工都有成为行东的希望，他们有时感到自己已经是未来的行东，因为积蓄会为他们提供取得行东称号所需的资金，所以帮工也像独立的手工业者一样，是私有制的坚决保卫者。

　　不言而喻，我们这里指的是资本主义以前时期的手工业劳动的情况。

　　现在，我们拿无产者所处的境况，同上述境况加以比较。

　　在资本主义企业里，工资劳动者不是同资本家一起劳动的。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工业资本家同真正的商人分离开来，商业方面的资本家和工业方面的资本家成为两个不同的阶级，但是工业资本家实质上仍是商人。他作为资本家的活动——主要是参加本企业的工作——，也像商人的活动一样，受到市场的限制。他的任务在于：尽可能合适而便宜地买进必要的原料、辅助材料和劳动力等等，并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出卖本企业的制成品。在生产方面，他只关心以最少的工资让工人尽量多干活，从而由工人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从对工人的关系来看，他不是工作中的同志，而是监工和剥削者。对他来说，工人的劳动时间越长越好。他不会由于劳动日过度延长而感到疲惫，极端恶劣的劳动条件也不会使他断送性命。

　　因此，资本家比起从前的手工业行东更加不顾工人的死活和健康。延长劳动日，取消假日，实行夜班劳动制度，在潮湿、过热或充满有损健康的气体的厂房里劳动——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给工人带来的“改善”。

　　使用机器更大大增加了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所受到的危险。工人现在束缚在一个以巨大的力量和疯狂的速度不断转动的怪物身上。工人在使用这种机器时，只有一分钟也不懈怠地、最紧张地注意，才不会被机器卷进去而粉身碎骨。保护劳动的设备需要花钱，所以，除非迫不得已，资本家是不会装置这种设备的。据说，节俭是资本家的主要美德；这种美德也使他节约厂房，在一个车间里安放尽可能多的机器。他毫不关心这会危害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工的生命不值钱，而宽敞的车间则是昂贵的。

　　资本家使用机器，也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在其他方面恶化了。

　　从前，手工业者使用的工具很便宜，而且很少出现会使工具变成毫无用处的重大变化。机器就不是这样了。它要花钱，而且得花很多钱。如果机器提前报废，或者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就会使资本家蒙受损失，而得不到好处。同时，机器不但会因使用而磨损，而且在停用期间也会损坏。另一方面，工业方面应用科学（机器也是这种应用的成果），又导致日新月异的发现和发明（有的意义重大，有的意义较小）不断出现，所以时而这种机器，时而那种机器，甚至整个工厂都变得无力从事竞争，以致在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时候就报废了。由于技术方面的这种不断革新，每一种机器都有提前报废的危险——这就是资本家购进及其以后便马上设法尽快使用机器的充分根据。换句话说，机器的制造对资本家来说，是一种特殊刺激，它促使资本家尽可能地延长劳动时间，实行连续生产，采用日夜轮班制度，从而使损害健康的夜间工作成为经常的制度。

　　在机器生产开始发展的时候，有些唯心主义者宣称黄金时代已经来临。他们认为机器可以免除工人的劳动，使工人变成自由的人。但是，在资本家手里，机器却变成了一个把无产者的劳动变成沉重负担，变成无法忍受的致命奴役的有力杠杆。

　　无论在劳动时间方面，或是在工资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工资劳动者的情况都比以前的帮工更坏。他们不同资本家在一张桌上吃饭，也不住在资本家的家里。不论他们的住房怎样简陋，不论他们的膳食如何恶劣，不论他们怎样挨饿，大腹便便的资本家的健康并不会因此而受到任何损害。工资和饥饿这两个概念， 经是互相排斥的。以前，自由的工人只有在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挨饿，凡有工作的人，就有工资收入，够他吃饭，挨饿不是他的命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功劳，就在于它调和了饥饿和工资这两个对立物，并使饥饿的工资变成了永久的制度，甚至变成了社会的支柱之一。

　　第二节 工资

　　工资不可能提高到使资本家不能继续经营他的企业和不能依靠企业为生的地步。因为如果这样，资本家倒不如放弃他的事业更有利一些。因此，工人的工资决不会高到同他所创造的产品的价值相等。永远要有一些剩余——剩余价值，因为唯有获得这种剩余价值的期望，才促使资本家去购买劳动力。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资决不会高到使工人再不受剥削的地步。

　　但是，这项剩余，即剩余价值，比一般所想像的要多得多。它不仅包括工厂主的利润，而且通常列为生产费用或销售费用的其他许多费用，也包括在内。例如，地租（租金），固定资本的利息，商人向工业家采购商品时所得的回扣以及捐税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要从工人所创造的产品价值中超过他们工资的那部分剩余里面扣除。可见，为了使企业有利可得，这种剩余就必然很大；因此，工资决不能高到使工人得到的价值大致接近他所创造的价值的水平。在任何情况下，资本主义的雇佣制度都意味着对工资劳动者的剥削。只要这个制度存在，就不可能消灭剥削。即使工资很高，剥削工人的程度也是很重的。

　　但是，工资任何时候也未必能达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相反地，它却经常接近它的最低水平。当工资低到连工人的最迫切的需要也不能满足的时候，工资就达到了它的最低水平。如果工人拿到工资以后，不但挨饿，而且很快就要饿死，那末，工作便完全无法进行了。

　　工资就在这两个极限之间摇摆，时降时升。工人的平均消费水平越低、劳动市场上的劳动力供应越多、工人的反抗力量越弱，工资也就越低。

　　一般说来，工资当然必须高到足以使工人能够维持劳动能力的地步，或者更正确地说，工资必须高到足以保证资本家能够得到他所需要的劳动力的程度。换句话说，工资要高到不仅可以使工人维持自己的劳动能力，而且也可以抚养他们的子女，以便他们将来能够劳动的程度。

　　不过，经济的发展暴露出一个最叫资本家开心的趋势，那就是工人的生活费用日益下降，同时工资也随着降低。

　　以前，一个工人必须具备手艺和体力。手工业者的学徒期限很长，所以他们的学习费用也非常大。但是现在，分工和机器生产方面的进步，使得生产越来越不需要特殊手艺和体力。这种进步，使得有可能用不熟练的廉价工人来代替熟练工人，用体弱的女工、甚至童工来代替男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就已出现这种趋势；但是，直到生产上应用机器以后，才开始大规模地剥削妇女和儿童，甚至剥削年龄很小的儿童——也就是开始剥削无力自卫的人们当中的最无力自卫的人，以最残酷的方式虐待他们，辻他们担负最繁重的劳动。这里，我们又看到掌握在资本家手中的机器所具有的一个新奇而美妙的特性。

　　不属于企业主家庭成员的工资劳动者，为了能够延续自己的家系，并把自己的劳动力传给后代，他们所得的工资一开头就必须不仅可以偿付自己的生活费用，而且也得偿付家属的生活费用。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资本家的后裔就会找不到一个可供他们剥削的无产者了。但是，当工人的妻子和幼儿能够自己照顾自己生活的时候，男工的工资就会降到差不多只够维持他个人生活的水平，而不至对劳动力的维持造成威胁。

　　此外，女工和童工的劳动还对资本家有一个好处，即他们的反抗能力比男工差的多。而且，由于他们加入劳动者的行列，又大大地增加了市场上的劳动力供应。

　　因此，女工和童工的劳动不仅降低了工人的生活费用，而且削弱了他们的反抗能力，增加了劳动力的供应。这些情况的每一个后果，都是工人工资的下降，

    第三节 无产者的家庭离散

　　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参加工业生，却意味着工人家庭生活的完全破坏，而不会有任何较高形式的家庭关系来代替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完全消灭工人的家庭，而是把工人家庭的一切光明面消除干净，只留下它的黑暗面，特别是耗尽妇女的力量，使她们脱离社会生活。今天，妇女从事工业生产，并不表明她们摆脱家务，而是说明在原来的负担上又加上了新的负担。但是一个人不能同时奉侍两个主人。当妇女必须帮助男人去赚钱的时候，工人的家务就要无人照管而荒废下去，而现代社会用以代替私人家庭所提供的东西，比如公共食堂和贫民学校只是可怜的代用品，它们不过是富人抛给下层阶级的物质和精神粮食的残渣。

　　有人指责社会民主党，说它打算消灭家庭。不错，我们知道，每一种特有的生产方式都有与特有的家庭形式相适应的特有的家务管理形式。我们不认为现存的家庭形式是最高的形式，而希望新的社会形式会带来一个新的家庭形式。但是，这种希望是与企图切断一切家庭纽带的想法完全不同的。想消灭家庭的人——他们不但想消灭家庭，而且事实上已在我们眼前这样做了——并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而是资本家。过去，许多奴隶主使丈夫同妻子分离，使父母同刚刚能够劳动的儿童分离；而现在的资本家又比这种可憎的奴隶制度更进一步，使婴儿离开母亲的怀抱，强迫作母亲的把孩子交给陌生人。但是，每天都发生着成千上万的这些事例的社会，——建立保护“上层分子”利益和旨在使母亲易于离开孩子的“慈善”机构的社会——，这样的社会竟恬不知耻地指责我们企图消灭家庭，其理由只是因为我们认为：家务会像一直到今天为止的发展情况一样，随着时间的消逝日益变成特殊的劳务部门；而且这种变化将改变家务管理和家庭生活的全部结构。

　　第四节 产业后备军

　　我们已经说过，工业中使用女工和童工，对于资本家来说，是压低工资的最有力手段之一。

　　但是，另一种手段有时也发生同样有力的作用，这就是从人民的生活需要还很低而劳动力尚未被工厂劳动所耗尽的地区输入工人。大生产的发展，主要是机器生产的发展，不但使得有可能用未受过训练的工人来代替受过训练的工人，而且也使得有可能廉价地和迅速地雇到这种工人。在生产发展的同时，交通也发展起来；大规模生产不但要求大量运输商品，而且要求大量运输工人。轮船和铁路这些文明的着名体现者不但把枪炮、酒类和梅毒带给了野蛮人，而且也把野蛮人连同他们的野蛮行为带给我们。流向城市的农村劳动者日益增加。生活需要很低、能够吃苦耐劳而又没有反抗能力的人，由越来越遥远的地方，成批地源源而来。他们在欧洲由一个国家流向另一个国家，由欧洲流向美洲，甚至由东方流向西方。斯拉夫人、瑞典人、意大利人来到德国做工，从而使工资降低。德国人、比利时人和意大利人到法国去；斯拉夫人、德国人、 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和瑞典人到英国和美国去；中国人到美洲和澳洲去，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也要到欧洲来。德国的船只已经雇用中国人和黑人代替白种工人了。

　　这些外国工人，一部分是被剥夺的小农民和手工业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他们破产，把他们从土地上撵走，不仅逼得他们无家可归，甚至不能呆在自己的祖国。看一看这些无数的流亡者吧! 请你们扪心自问：这难道是社会民主党使他们失去祖国，叫他们不关心自己的祖国吗？

　　由于剥夺农民和小资产者，从远方的国家输入大批工人，女工和童工的使用扩大了，学艺的时间缩短了，学艺变成单纯地介绍这种或那种操作方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大量增加它所支配的劳动力。与此同时，由于技术不断革新和更加完善，人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断提高。但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并不以此为满足，它还力图把每个工人的劳动力使用到极限，一部分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的办法，一部分是通过提高劳动强度的办法，特别是在法律和工人组织不允许延长劳动时间的地方。

　　与此同时，机器使劳动力变成多余的东西。每一部机器都节省了劳动力，否则，机器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在每一个工业部门，由手工劳动过渡到机器生产，都使有关的工人遭受深重的苦难。他们无论是手工业者还是工厂工人，都会因此变成多余的人，而被抛弃到街头。工人首先遭受的，正是机器的这种威胁。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发生的多次起义，证明了由手工生产过渡到机器生产给手工工人带来了多少苦难，机器生产引起了如何的愤慨和绝望。随后的一切改进，对于某些工人阶层经常都有致命的影响。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对于其他工人阶层，比如对于机器制造工人，可能会由此带来一些好处。但是，我们并不认为，意识到这种好处，会给行将饿死的人带来重大的安慰。

　　每一种新机器被应用之后，都能在工人减少的条件下生产出和以前同样多的产品，或者在工人人数相同的条件下生产出比以前更多的产品。由此可见，要想使一个国家的在业工人人数不致于因机器的不断发展而减少，就必须把市场扩大到与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相适应的程度。但是，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迅速地增多可以运用的劳动力数量（甚至比人口增长快得多），所以，为了避免发生失业，市场就不仅要随着机器生产所造成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扩大，而且还应当迅速得多地扩大。

　　市场的这样迅速扩大，在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占居统治的条件下，大概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巨大的资本主义工业部门里比较长期地实现过，更正确地说，是决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条件下，失业是同这种大工业分不开的经常现象。甚至在市场突然地显着扩大和买卖十分活跃的繁荣时期，工业也不能使一切失业者都有工作。在营业停滞的萧条时期，失业人数就大量增加。他们同过剩的小企业工人合在一起，构成一支被马克思称为产业后备军的队伍。这支大军随时准备着为资本服务，当工业活动开始好转时，资本可以随时从这支大军中吸收后备工人。

　　这支后备军，对资本家说来，是无价之宝。它是资本家用来严格控制工人大军和使他们就范的重要武器。一部分工人作了过多的工作，这就引起另一部分工人没有工作，这么一来，这后一部分工人的失业，又成为保持和加重前一部分工人过多工作的手段。可是竟有人说，在这个世界里，并不是一切都安排得顶好的！

　　尽管产业后备军的规模随着工业的经常波动而波动，但是一般说来，它有不断增长的趋势。因为技术发展日益迅速，它席卷了越来越广大的部门，任是，市场的扩大反而日益受到限制。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别的地方还要论述。这里，只指出这一点就够了。

　　那末，失业是什么意思呢？失业不仅意味着失业者遭受贫困，在劳动者所受的奴役和剥削的加强，它也意味着整个工人阶级的生活没有保障。

　　不论以前的剥削方式给被剥削者带来了什么样的遭遇，但是总还使被剥削者的生活有保障。奴隶和农奴的生活资料是有保障的；至少在他们的主人生活有保障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生活下去。只有主人死亡，才会使他们失去生活资料。

　　在以前的生产方式下，人们虽然有时也遭受贫困和苦难，但这不是由生产所造成的，而是由于歉收、瘟疫、水灾、敌军入侵等灾害破坏生产的结果。

　　现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物质生活互无关系，工人可以随时连同他的妻儿被抛弃在街头，甚至遭到饿死的命运；但是，依靠工人发财的剥削者的处境，却丝毫不会因此有所变动。

　　今天失业所引起的苦难，只有极少数是由于外来的不可克服的影响破坏生产所造成的，而大部分是生产发展的自然而然的结果。在今天，生产进程的破坏，往往会增加就业的机会，而不是减少这种机会；只要回忆一下一八七〇年战争在最初几年里对德国和法国的经济生活发生的影响，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在小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劳动者本身越是勤奋，他自己的经营的收入就越高。相反地，懒惰会使他破产，使他失业。今天，工人劳动越勤，工时越长，失业却越严重。工人用自己的劳动给自己造成失业。同小生产占统治地位时代的许多至理名言一样，“勤以致富”这个真理已因资本主义的大生产而变成了自己的对立面。各种庸夫俗子仍叫工人相信的另一句格言，即“只要愿意工作，就不愁吃穿”，也同样变成了假话。

　　一个人自己有劳动力，也同拥有少量的财产一样，现在几乎不能成为防止贫困和苦难的可靠保障。如果说破产的幽灵经常不离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身旁，那末，失业的幽灵便经常徘徊在工资劳动者的头上。

　　在现代生产方式的所有罪恶当中，最令人苦恼和最使人愤怒的，就是生活状况的这种经常的动荡不安。这种罪恶使人心极为激愤，从根本上消灭一切保守主义倾向。自身生活的这种长期动荡不安，使对现存制度的持久性所抱的信心和维持这种制度的一切兴趣发生动摇。凡是现今经常处于恐惧之中的人，都不会对新社会感到害怕。

　　过度劳动，失业，家庭离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给无产阶级的就是这些，同时，它孜孜以求的是使越来越多的人沦于无产阶级的境遇，使这种境遇明显地变成广大人民群众的常态。

　　第五节 无产阶级的急剧增长。商人无产阶级和“有教养的”无产阶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无产阶级的境遇越来越成为一般人民的常态，这不仅是由于大工业部门的扩大，而且还由于，大工业所雇用的工资劳动者的状况对于其他劳动部门的工资劳动者来说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其他劳动部门的工资劳动者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也在大工业的影响下发生变化；这种工人比资本主义工业的工人多享有的那些好处，在资本主义工业的影响下，变成了它的对立面。例如，目前凡是手工业工人在行东家里食宿的地方，都有办法迫使他们比自理家务的工资劳动者住得更坏、吃得更坏。较长的学徒期限，在过去使手工业得以防止劳动力过多；而在今天，学徒制度却极有效地造成手工业充满廉价劳动力，使成年工人生活无着。

　　在这里，也像其他领域一样，在小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曾是贤明和善行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却变成愚蠢和苦难。

　　行东恢复旧的行会制度的意图，归根到底不过是打算通过恢复旧制度来取得剥削自己手下工人的新手段。他们想依靠奴役无产者躯体的办法来挽救自己免于陷入困境。因此，这些先生们在看到无产阶级不十分喜欢这种仅能稍微延缓小生产的必然灭亡旳作法时，就更加愤慨。

　　手工业中发生的这种变化，也同样发生于商业。甚至在中介的商业领域，大企业也已开始排挤小企业。但是，小企业的数目不会因而减少。中介的商业是破产的小资产者最后的避难所[1]。限制中介商业，例如把座商排挤为行商，不外是表明彻底挖掉这些人的一切生存基础，把他们抛进流氓无产阶级的队伍，使他们沦为乞丐和流浪汉，被抓进感化院——真是一种奇特的社会改良！

　　大生产的发展对于中介商业的影响，并不在于小企业的数量减少，而在于使它们趋于衰落。独立小商人的生活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接近无产阶级的生活。与此同时，大企业的职工人数，即没有任何希望成为独立生产者的真正无产者的人数却增加了。童工劳动和女工劳动以及随之俱来的卖淫也增加了，加班和失业现象也有增无已，可是这个经济部门的工资却下降了。商业职工的处境，日益接近从事工业生产的无产者的处境。两者之间的差别可以说只有一点，那就是前者要保持较高生活水平的外表，可是他们为此却要受到无产者所不会碰到的一些牺牲。

　　此外，还有一个无产者阶层也开始发展起来，这就是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在现今的生产方式下，教育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的活动领域。知识的范围无限扩大，而且每天都在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都日益需要科学和技术的人才来管理他们的事业和征服自然，这有时是为了生产，或用于破坏，有时是为了用日益丰富的自然力去满足奢侈的需要。但是，不仅是农民和手工业者，更不用说无产者，没有时间去学习艺术和科学；就是商人、工厂主、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和大地主，也是一样。他们把全部时间都用于自己的事业和享乐上面。在现代社会里，和从前的各种社会不同，从事艺术和科学研究的，并不是剥削者本身，或者至少不是他们当中的某一阶级。现在的剥削者把这项工作交给他们所雇佣的一个特殊阶级[2]。于是，学问变成了商品。

　　然而，在并不太久的数十年以前，学问还是稀有的商品。那时学校很少，学习要花很大一笔费用。农民大部分很穷，没有力量把子女送进中等学校去学习。相反地，手工业和商业仍是聚宝盆，凡是从事这种行业的人，都始终不肯放弃它们；只是特殊的天赋或者特别的情况，才会使手工业者或商人把子弟送去从事科学或艺术。对官吏、技术人员、医生、教师和艺术家等的需要不断增加，可是他们的来源几乎完全限于这个范围。

　　因此，学问这种商品就很值钱。有了学问，最低限度可使那些把学问用于实际目的的人，即律师.官吏、医生和教授等往往能够享受舒适的生活，常常得到光荣和名誉。艺术家、诗人、哲学家都是国王的座上客。精神上的贵族感到自己比血统上的或财产上的贵族优越。他们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发展自己的精神能力。因此，有教养的人有可能成为理想家，而且也往往确是如此。他们比其他阶级，比其他阶级的物质欲望和矛盾，站得更高些。学问意味着力量、幸福和财富。由此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使人人幸福、富裕，要克服阶级对立，要消灭贫困和卑劣的习性，就只有受教育之一法。

　　从那时起，中等学校教育（这里只是指这种教育而言）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学校的数量空前增加，学生的人数增加得更多。商业和工业中的小生产，已经不再是聚宝盆。小资产者现在知道，要使自己的孩子不沦为无产者，除了让他们求学之外，别无其他办法；如果他能为此积攒即使很少一点钱，也要把孩子送进学校。同时，他不得不考虑：他不仅要关心自己的儿子，还要关怀自己的女儿。如上所述，不断进步的分工，日益把家务变成一种特殊的行业，所以把妻子完全变成家庭主妇的那种婚姻，就日益成为一种奢侈。但是，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小资产阶级也同时日趋贫困，从而越来越失去享受任何奢侈生活的可能性。独身的人数不断增加，妻子和女儿被迫出去赚钱的家庭数目越来越多。女工劳动的这种增多，不仅发生在大工业、小工业和零售商业方面，而且出现于政府机关和私营企业，比如邮电、铁路和银行等等，以及发生在艺术和科学方面。不论偏见和个人兴趣如何强烈地反对这种趋势，女工劳动仍然在脑力劳动的各个领域中日益取得公认的权利。促使妇女到这些部门和人类活动的其他部门参加劳动的，既不是虚荣心，又不是对家庭生活感到厌烦，更不是勇往直前的精神，而是经济发展的压力。如果在仍按行业原则组织的脑力劳动的某些部门里，男人能够排除妇女的竞争，那末，妇女就要更加涌向那些没有行会限制的部门，例如文艺、绘画和音乐等。

　　有教养的人比以前大大增加，是这一全部发展的结果之一。 但是，理想家所期望于教育发展可能带来的良好结果，却没有出现。只要学问是商品，它的发展就等于这种商品数量的增加，从而引起它的价格下跌，因此学问持有人的生活状况也就恶化了。有教养的人已经增加得超过了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对他们的需要。今天，脑力劳动者的劳动力市场和体力劳动者的劳动力市场 一样，都是过剩的。目前形成失业后备军和备受失业痛苦的，已经不只是体力劳动者了。脑力劳动者也有了自己的失业后备军，失业在他们当中也像在产业工人当中一样，成了经常的顾客。想在政府机关中求职的人，必须等待数年，往往十几年，才能得到待遇菲薄的低微职位。其他一些脑力劳动者，也和体力劳动者一样，不是失业就是加班加点，或者受到工资下降的威胁。

　　脑力劳动者的阶级地位明显下降了。如果以前还被看做所谓精神上的贵族，那么今日则被认作脑力劳动无产阶级，而这批无产者与其他工资劳动者不同之处，仅在于他们自命不凡。在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仍然以为自己总比无产阶级好一些，还把自己列为市民阶级（Bürger）[3]，即把自己列为资产阶级，可是这正如仆人把自己和主人并列一样。他们不再是资产阶级的精神领袖，而变成这个阶级的仆从。升官发财的思想就像传染病一样在他们中间蔓延开来。现在，他们关心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发展自己的智力，而是从智力中吸取好处；卖身投靠成为他们立身处世的主要手段。同从事手工业的人一样，他们被人生彩票中的少数几个中彩号码所迷惑，为了抽到仅有的一个头彩而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却没有想到还有不计其数的空彩号码。为了金钱的目的出卖自己的信仰和为了牟利而结婚，在我们的许多有教养的人看来，乃是“为自己创造幸福”的两不理所当然的不可缺少的手段。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理想家、研究者、思想家和幻想家都变成了什么东西！

　　但是，这一阶层的供应量增加得太快，以致连把人格一起出卖，一般也不能从出卖学问当中得到太多的好处。因此，再也无法阻止大批有教养的人沦为无产阶级了。

　　这种发展，会不会引起有教养的人全体一致地、而不像从前那样个别零星地归附战斗的无产阶级，这暂时还不加道。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随着有教养的阶层的无产阶级化，任何一个无产者想单凭自己的力量摆脱无产阶级的处境，而爬上上层阶级的最后一条道路，也行不通了。

　　可以预言，至少在正常情况下，工资劳动者是不可能变成资本家的。当然，严肃认真的人在讨论工人阶级状况的问题时，决不会考虑工资劳动者有中汉堡彩票的头彩和从有钱的美国伯父那里继承一笔遗产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条件特殊有利，一个生活比较有保障的工人，有时也会以忍受非常的艰苦为代价，积攒一些钱，以便开办一个不大的手工业企业或小杂货铺，或供一个儿子上学，以便使他能够“出人头地”。然而，向工人指出诸如此类的改善他本人或其子女的状况的可能性，那始终是可笑的。要知道，如果一个工人一般说来有可能储蓄的话，他是乐意这样做的，因为在境况好的时候积攒一些钱，可以免得在失业的时候两手空空。但是，在今天，用这样的出路来安慰工人，那是比任何时候都更可笑的。经济的发展不仅使工人越来越无法储蓄，而且即使他积攒了必要的资金，也不可能使他和他的孩子摆脱无产阶级的境遇。自己独立经营小企业，对于工人来说，无异于由火坑转入油锅，从一种贫困变为另一种贫困，从而照例很快又回到原来的贫困处境，把积攒的钱赔光，这才明白小生产的灭亡是无法避免的。

　　在今天，无产者想让自己的子女去求学，要比独立经营小企业更加困难，而且可以说几乎是没有希望的。即使这个意图成功了， 但是在有数以千计的法学家为了在政府里谋求一官半职，而排队等候数年之久，许多技师、化学家和受过商业教育的人终日徘徊找不到位置的目前情况下，无法应用自己的知识和没有靠山的无产者的子女能从自己较高的学识中得到什么好处呢？

　　今天，不管无产者投奔何方，到处都要碰上相同的无产阶级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无产阶级的境况越来越遍及于整个社会。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大量的居民都已下降到无产阶级的水平。现代生产方式把无产者推进了泥潭，而每一个单独的无产者要想用自己的双手和力量爬出这个泥潭，那是没有任何希望的。他只有通过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的全体上升，才能达到自己上升的目的。

　　第三章 资本家阶级

　　第一节 商业和信用

　　我们已经看到，在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度里，人民大众日益沦为无产者，即沦为与自己的生产资料分离、从而不能独立自营任何生产、为了不致饿死而不得不出卖他们所有的唯一商品——他们的劳动力的劳动者。大多数的农民和从事小经营的人， 事实上已经属于无产阶级的行列。他们与无产阶级不同之处，就是他们尚有些微的财产。但是，这些财产不过是一层薄薄的幕帷，它只能掩盖他们的被剥削和失去独立性，而不能防止他们不受剥削和失去独立，它被微风一吹，就要卷起和扯破。

　　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一小撮有产者，即资本家和大地主。单这些人，就占有着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全体人民的最重要的生活资料。这种垄断性占有，使得他们有可能并有权力使一无所有的人依赖他们，并剥削这些人。

　　当大多数人民日益陷入贫困和苦难的深渊的时候，一小撮资本家和地主以及投靠他们的寄生分子，却独享现代文明的一切成就，特别是在自然科学及其实际应用方面的进步所带来的全部巨大好处。

　　我们来详细考察一下这一小撮特殊人物，研究一下他们在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和由此对整个社会所发生的后果。

　　我们已经说过，资本有三种，即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和产业资本。这后一种资本，是最年轻的，它大约不过几百年，而其他两种资本，则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小弟弟却比两个哥哥成长得更快，而且非常迅速地成长起来，变成了征服哥哥并迫使他们为自己服务的巨人。

　　对于完善（古典）形式的小生产来说，商业并不是绝对必要的。农民或手工业者只要需要，就可以直接从生产者那里购进生产资料，而且他们也可以直接把自己的产品卖给消费者。在经济发展的这一阶段，商业主要是供应奢侈品，不论对发展生产和维持社会来说，都不需要商业。

　　相反地，前面已经说过，资本主义生产一开始就依赖商业；同样地，商业发达到一定阶段之后，为了自己的进一步发展，也需要资本主义生产。资本主义生产越扩大、它越占统治地位，整个经济生活就越需要商业发展。今日的商业已经不是单纯地供应多余的东西和奢侈品了。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整个经济生活，甚至连人民的食物供应，都有赖于商业是否能够自由活动。这是今日的世界战争比过去更具有破坏性的原因之一。战争使商业停滞，而在今日，这种停滞意味着生产、整个经济生活的停顿，意味着广泛蔓延的经济崩溃，其为害之烈，不亚于战场上的破坏。

　　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说来，高利贷的发展也具有商业发展所具有的那种重要意义。在小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高利贷者是乘他人穷困之危或挥霍行为而吸吮鲜血的寄生虫。在通常情况（这种情况就是生产者都拥有必要的生产资料）下，他贷给别人的货币，只供非生产之用。例如，一个贵族向人告贷，是为了用钱享乐，而农民或手工业者向人求借，主要是为了支付租税或诉讼费。因此，放款取利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受到人人谴责。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现在货币成了装备资本主义企业，购买和剥削劳动力的手段。在今日，一个企业家借款来创办新企业或扩充原有企业，并不意味着他支付的借款利息会相应地使原来的收入减少。当然，这要有一个条件，即企业生意兴隆。借到的款项恰恰被他用去剥削劳动力，从而使他的收入增加，而且增加的金额，比他支付的利息要多得多。现在高利贷已经失去原来的性质。它作为乘他人穷困之危和挥霍行为而进行剥削的手段的作用，越来越退居次要地位，而另一个新作用，则登上首位。这个新作用就是使资本主义生产“获得丰收”，即让资本主义生产比它单靠工业资本家的金库所积存的资本可能达到的发展，要发展得展快。现在对高利贷者所具有的厌恶感消失了，没有人责难高利贷者，他得到了一个响亮的新名字，叫做债权人。

　　与此同时，生息资本的主要流动方向也发生了变花。以前高利贷资本家金库中积存的货币资金，通过数千条小渠道，从这种蓄水池流向非资本家的口袋。现在，高利贷资本——信用机构——的金库，已使自己变成把非资本家经由数千条小渠道流进来的金钱，再流向资本家手里的蓄水池。也和过去一样，信用是迫使非资本家——有财产的和没有财产的——支付资本利息的手段。但是， 现在它也成了使各种非资本家阶级手中的财产（从天主教教会和旧贵族的庞大财富直到女佣和短工的些微储蓄存款）转化为资本的有力手段。换句话说，它成了一个阶级剥削和瓦解另一个阶级的手段。有人赞美现代的信用机构——储蓄银行等等，说它们把工资劳动者、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小额储蓄存款转化为资本，使这些人成了资本家，即确立了一批现代制度的拥护者。但是，用这种方法收集非资本家的货币的唯一目的，就是把新的资本交给资本家支配，从而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这对工资劳动者、农民 和手工业者意味着什么，我们早已说过了。

　　既然现代的信用机构越来越关心把各种非资本家阶级的全部财产转化为供资本家阶级支配的资本，那末，它也关心使资本家阶级自有的资本能比以前得到更好的利用。它们把各个资本家反正没有机会在自己企业中使用的一切货币资金集中起来，把这种放置起来就会变成“死钱”的资金，提供哪些需款的资本家使用。此外，信用机构使商品在没有出售之前就能变为货币，从而缩短流通时间，并减少经营一个企业每次所需的资本的数量。

　　由于这一切，资本家阶级所掌握的资本的数额和力量空前地增加了。所以，信用现在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之一。与机器制造业的高度发展和产业后备军的增加一样，信用也是使现代生产方式具有弹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它只要稍微一动，就可以促成工业飞跃发展和猛烈增长。

　　但是，信用对于各种干扰，比商业还更敏感。它一受震动，就会波及整个经济生活。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信用是可以使无财产的人或略有财产的人变成资本家的手段。但是，顾名思义，信用是以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信任为基础的。后者的财产越多，他所提供的保证就越大，因而，他所得到的信用贷款也就越大。因此，信用事业只是一种能使资本家得到比他们持有的资本更多的资本，增强他们的优势，加剧社会对立而不是削弱或消除这种对立的手段。

　　可见，信用不仅加速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使它能够利用各种有利的机会，而且也加速小生产的灭亡。最后，它还使整个的现代生产方式变成日益复杂并对一切干扰日益敏感的肌体，使资本家日益感到不安并使他们的活动基础愈加不稳。

　　第二节 分工和竞争

　　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使商业和信用与工业的联系日益密切，另一方面由于分工日益精细，又促进资本家应在经济生活中执行的各种业务（作用）愈分愈多，而成为彼此独立的企业和机构的专业。以前，商人不仅是买卖商品，而且还要收集商品，把它们库存起来，时常把它们送到遥远的市场去销售。他必须亲自把商品分类、陈列，使商品容易到达各个顾客手里。今天，不仅批发商业和零售商业（大商业和小商业）之间有了分工，而且还出现了经营运输和保管商品的专业性大企业（仓库、谷仓）。在一些巨大的中心市场——交易所，买和卖各自成为独立的活动，同商人的其他业务分离开来，在这里不仅买卖着远在异地的货物，或尚未制出的货物，而且买者买货，未必真想要占有这些货物，而卖者卖货，手中实际上却没有那些货物。

　　过去，资本家都必须设有一个大保险柜，以便保管他们所得到的资金和从中取出货币以应各项开销之用。今天，在所有经济发达的国家，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资本家的出纳业务，都已交给一种特殊企业——银行[1]代理。现在已经不直接向资本家付款，而是向他的银行付款；向资本家索债时，也是去找银行取款，而不必去找资本家本人。因此，几家中心企业就代办了全国的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出纳业务。

　　然而，如果说资本家的各种业务就这样交给了各种独立企业的话，那么，它们只是在外表上和法律上彼此独立而已，在经济上仍和从前一样，互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和相互依存。假如同它在业务上有关系的其余一切企业遭到某种困难，则任何一家企业都不能照常经营它的业务。

　　商业、信用和工业之间的相互依存越加密切，资本家阶级的各种业务越细分给单独的企业，每一个资本家也就越要依存于其他资本家。每一个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整个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变成一个庞大的机体，它的每个部分彼此极为密切地联系着。人民大众越来越依存于资本家，而资本家相互之间的依存，也越来越密切了。

　　现在生产方式的经济机构，变得日益复杂和敏感，所以，只有在它无数齿轮全部彼此密切配合、正确地执行应负的职责的时候，它才能毫无阻碍地活动下去。从来还没有过一种生产方式，像现代的生产方式这样要求有计划的调节。但是，私有财产制度却使这个机构没有可能实行计划和建立秩序。各个企业在经济关系上越来越彼此依存，可是，在法律关系上，它们仍然各自独立。每个企业经营业务所需的生产资料都是私有财产，它们的所有者可以任意加以处理。

　　大生产越向前发展，各个企业的规模越扩大，就越要严格地按照周密制订的一定计划调节和规定其中的每个企业的经济活动，连最微末的细节也不能放过。但是，各个企业的互相配合，仍然受自由竞争的盲目力量所摆布。自由竞争是在人力物力的大量浪费和不断加剧的经济震荡的条件下，维持经济机构的活动。它不是通过使每个人各得其所的办法，而是采取消灭任何一个妨害这一机构运转的人的办法，来维持经济机构的活动的。这叫做“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然而，被自由竞争摧毁的，并不是不适者，而是不得其所的人，他们没有能力或资本（后者倒是最主要的）维持自己的地位。可是，在今天，自由竞争却并不以消灭不适合于“生存竞争”的人为满足。毎个被摧毁的复灭者的这种复灭，都接着引起同破产企业有经济联系的其他无数的人应者等的破产和动荡。

　　“祸福由己”这句谚语，今天仍然十分流行。它是从小生产时代流传下来的。那时，每个劳动者的命运，以至他的家属的命运，都依存于他个人的品德。但是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个成员的命运，越来越不依存于他个人，恰恰相反，而是越来越依存于千百种完全非他所能控制的条件。今日竞争所造成的选择，决不是“适者生存”。

　　第三节 利 润

　　资本家阶级是由什么地方得到他们的收入的呢？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最初依靠扣除需要它们帮助或作中介的各阶级的人物的财产来取得自己的收益和利息。产业资本则不同，它是依靠剥削一无所有的工资劳动者而得到利润的。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产业资本就越是压倒其他各种资本，并且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也就越是迫使它们为自己服务；不过，它只有把剥削工资劳动者而得到的剩余价值让一部分给其他各种资本才能做到这一点。由于这种发展过程的结果，无产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日益成为整个资本家阶级从中取得收入的唯一来源。正如手工业和农民经济一样，从剥削非资本家阶级当中吸取收入的旧形式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正在丧失经济上的作用，它们对于现代社会的实质所发生的影响也在日益减弱。现在，世界上已经出现没有手工业者和农民阶级的国家，比如英国就是。但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如果没有大生产，那是不可想像的。要想了解资本的现代形式的人，都必须从研究产业资本出发，因为全体资本家的利润的最重要的、日益被提到首要地位的来源，必须到资本主义工业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中去寻找。

　　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考察了工业无产者所创造的而被工业资本家掠夺去的剩余价值。我们也看到了各个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增殖速度怎样超过工资增加的速度，这种增殖，是由于工人的劳动负担加重，采用节省劳动的机器以及使用廉价的劳动力而发生的。同时，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被剥削的无产者的人数也增加了。于是，流入资本家阶级手中的剩余价值数量，也就日益增加了。

　　但是，——可惜得很!——“垂死之人，不能享受宁静的安乐”，尽管资本家阶级极不愿意把幸福“分给”别人，他们也不得不同地主和国家“分享”他们掠夺来的剩余价值，而且地主和国家所要求的份额，还在一年一年地增加。

　　第四节 地租

　　当我们谈到那些日益成为唯一的所有者，剥削者，生产资料的垄断者的阶级时，我们应当把资本家和大地主区别开来。土地是一种特殊的生产资料。在一切生产资料当中，它是最必要的生产资料；没有土地，就不可能有任何人类活动；就是航海者和飞行员也得有启航或着陆的地点。同时，土地又是一种不能任意增加的生产资料。但是，至今恐怕还找不到任何一个比较广大的地区，它的毎块土地都由居住在这里的居民耕种起来。即使在中国也还有大片的土地未被耕种。

　　在中世纪的欧洲，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当时每个农民都有自己的房舍和耕地。水源、森林和牧场都是公社的财产，而且未耕的土地面积很大，以致每个人可以占有他开垦出来的那块土地，并在达块地上耕种。后来，商品生产开始发展起来，并带来了我们已经知道的种种后果。土地的产物变成了商品，而且具有价值。结果，土地也变成商品，也具有价值。在这种情况之下，各个农村公社和村社就竭力限制它们的成员人数，开始把公有的和一部分共同使用的（如森林和牧场）土地不再看成是公社或村社的不可割让的公有财产，而看成是公社的现有成员及其继承人的私有财产，不让后来加入公社的人随便使用。他们想把土地变成自己的垄断物。

　　但是，还有另一些人，即曾经是公社财产的保护人的地主，也对公社的公有财产垂涎三尺。如果说具有这种价值的地产现在成了私有财产，那末，正是成为他们的财产。在许多地区，主要是大农业发达的地方，地主把农村公社的财产掠为己有。接着而来的是剥夺农民的土地，把一些农民撵出他们的家园。现在，一切土地，甚至未用于农耕的土地，都变成了私有财产；占有土地成了少数人的特权。

　　可见，由于经济的发展，主要由于大地产的形成，早在全部可耕地未被用尽，刚刚人们谈到人口过剩以前，土地就变成了垄断物。因此，如果说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也由于本身不能任意增加，而有了一种特殊地位，那末，这种情况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现有的全部土地已被开垦完毕，而是因为土地——最低限度在文明国家——已完全为少数人据为己有。于是一种完全独特的垄断出现了。当然，资本家阶级垄断生产资料，是对一无所有的阶级而言的。而在资本家阶级内部，一定的生产资料并不是资本家阶级的一定成员的垄断物，最低限度不是他们的永久垄断物。即使某家资本家公司垄断了某种极其重要的发明，比如新机器，那也经常会有另外一些资本家或者把这种机器收买过来，或者通过新机器的发明来打败它，或者迟早把它彷造出来。这样一来，前者的垄断地位就要动摇。可是，这一切情况不适用于土地占有。地主的垄断不仅是对没有财产的阶级而言，而且也是对资本家阶级而言。他们的垄断既绝对又持久。

　　土地占有的这种特点，在英国表现得最为明显。在那里，少数几个家族占有了全国的土地，他们紧紧地抓住这些土地，不肯出售。凡是需要土地的人，唯有缴纳一定租金——地租[2]，才能从他们手里得到土地。在英国，一个资本家要想建筑工厂或住宅，开矿或经营农业，往往不能购买土地，而只能租用土地。

　　在我们德国，大多数资本家同时就是土地所有者，比如工厂主是工厂用地的持有者，矿场主是矿山的持有者。另一方面，在欧洲大陆，大地主多半兼营农业企业，而不把土地租给企业家。如果资本家在自己的土地上经营，如果他本身就是地主，那末，他自然不需要把一部分剩余价值分给地主。不过，这种情况不会使事情发生任何本质的变化。要知道，他所以成为地主，只是由于他对原先的土地持有者支付了一笔资本，这笔资本的利息相当于地租。因此，在任何情况下，资本家都要支付地租；这些地租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占去他的一部分利润。

　　对土地的需要越增大、人口越增加，资本家阶级越需要占有土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土地占有的垄断性质也就越变本加厉。地租——资本主义社会中支付的地租总额也在同样程度上增加了。但并不是说每一块土地的地租都一定增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块土地越肥沃，它的位置越好（例如，离市场的远近），地租也就越高。但是，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讨论地租发生作用的规律。开垦新的肥沃土地，会使瘠薄土地的地租下降，同时也会使新开垦土地的地租猛涨。同样地，交通工具完善了，也会使靠近市场的地区地租下降，而使远离市场的地区地租上涨。这两种情况，在十八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间都出现过。当时，美洲的地租上涨，而西欧各国的地租则相应下降。到了十九世纪初期，欧洲的农用土地的地租又逐渐上涨。至于城市的地租，那是一直上涨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日益增多的人口麕集于城市所造成的。十分遗憾，工业资本家的收入由此受到的打击，较之贫民阶级的身心健康所受的打击要小得多。在城市里，居住问题成了无产阶级受苦受难的新的原因。不过，这里无法详细研究这个问题。

　　第五节 赋税

　　如果说地主越来越多地蚕食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用直接的或间接的方法，比如提高工人的生活费用——，那末，国家也同样积极地这样干着。现代国家是随着资本家阶级并在这个阶级帮助之下壮大起来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使资本家阶级上升的最强有力的工具。它们双方相倚相助。资本家离开了国家就不行。它在对内对外方面都需要国家的保护。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它所造成的矛盾和对立也越尖锐，它的机构也复杂，这一事物对另一事物的依赖也越厉害，因此，也越需要高于一切并促使每个人去履行他的经济职责的权力机构。[3]像现今的生产方式这样的灵活机构比以往的任何生产方式都更不容许依靠当事人的力量来消除对立和冲突。于是，由国家保卫的法律乃代替了自治。

　　资本主义的剥削决不是某一特定法律的产物。恰恰相反，正是为了这种剥削的需要，才引起现行法律的产生并保证现行法律的统治。法律并不产生剥削，它所关心的只是使剥削也和经济生活中其他现象一样，进行得尽量顺利。如果我们把竞争叫做现代生产方式的原动力，那末，我们不妨把法律看成是润滑油，它的使命在于尽可话减少经济机构中的摩擦所造成的阻力。摩擦所引起的阻力越大，一方面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间的矛盾，有产者与无产者间的矛盾也就越加尖锐，无产阶级，特别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人数也就越增加；另一方面，在资本家阶级内部，各个企业主为了使自己的企业毫无阻碍地经营下去，也就越加需要其他许多资本家的协作，资本家也就越加需要法律来帮助他们实现这种目的，因此，也越加需要执行法律的机构——法院和警察——扩大其活动，同时，也就越加需要能赋与法律以强制力量的强有力的国家权力。

　　但是，对资本家来说，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只在国内有可能顺利地进行生产和买卖。对外贸易早就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日益占居统治地位，便愈加明显地看出确保和扩大国外市场，对于整个国家有休戚相关的利益。但在世界市场上，一个国家的资本家遇到了另一个国家的资本家的竞争。他们为了对抗竞争对手，便要求国家帮助，而国家也就必须用它的武装力量迫使竞争对手尊重他们的权利，或者最好是干脆把外国竞争者全部撵走。像国家和君主日益依靠资本家阶级一样，军队不仅为君主的私人目的服务，而且也为资本豪阶级的目的服务了。战争由王朝战争日益变成商业战争，以至最后变成民族的战争[4]。民族的战争，归根到底也不外是由各国资本家间的经济矛盾所引起的。

　　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需要庞大的官吏队伍来办理司法和警察业务（当然也办理财务工作），而且也需要强大的军队。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这两支队伍不断增长；而在最近，军队比官吏的队伍增加得尤为迅速。

　　当科学还没有应用于工业技术的时候，军事技术发展得极为迟缓。但是，当机器一在工业中占居统治地位，并引起工业不断发生变化的时候，军事技术方面先前的停滞状况也消失了。新的发明或发现每天都在出现，有的刚一试验成功，或刚花了很多钱加以采用，又被引起根本改革的其他新东西所排挤。于是，武器也日臻完善、复杂和昂贵。同时运输工业的进步，使得有可能将越来越多的大批军队运到战场去。结果，军队越来越庞大了。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列强用于军事方面的国家开支（国家所借的债款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属于这类开支），简直以疯狂的速度增加起来。

　　国家的开支不断增加，它的负担日益加重了。在由资本家和大地主掌握立法权的一切国家里，他们自然是力图把这些负担转嫁到其他阶级头上。但是，从其他阶级身上可能搜刮的油水也越来越少了，所以，尽管剥削者先生们巧立名目，玩弄各种花招，他们的剩余价值还是由于支付国家的开支而日益减少。

　　第六节 利润的下降

　　和刚才所讲的发展过程同时，资本家阶级“为了发展”而投入 各种企业的资本总额，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即它的增长速度比工人阶级所受剥削增强的程度，即比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量增加的速度，要更加迅速。

　　要想理解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必须具备很多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所以我们在这里不能作详细的研究，但只须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种现象。

　　我们且举一个一望而知的例子。拿一百年前的一个作为家庭工业工人而受资本家剥削的手工纺纱工同现代的机器纺纱工比较一下。为了使一个现代的机器纺纱工能够工作，该需要多少资本，相反地，用手工纺纱时，工业家所需要的资本则是微不足道的！以前，资本家只向纺纱工支付工资，供给他纺纱用的棉花或亚麻就行了。从工资方面来说，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是，在今天，一个机器纺纱工所消费的原料，可能比手工纺纱工多一百倍；而为了使机器纺纱厂能够开动，又需要多么庞大的厂房、蒸汽机、纺织机等设备呵！

　　我们还要注意到另一种情况：一百年以前雇用纺纱工人的资本家，为了经营自己的企业，只要有钱支付工资和购买原料就行了，几乎没有固定资本，而纺车根本不值几个钱。他的资本周转得很快，比如说每三个月周转一次。因此，他开始生产时，只需预付全年所用资本额的四分之一，就能使企业开张。但是，在今天，一个机器纺纱厂投在机器和厂房上的资本，是大得无比的。即使用在工资和原料方面的那部分资本的周转时期仍和一百年前一样，而一百年前几乎不存在的其余资本的周转时间，也要很长。

　　也有许多原因发生着相反的作用。比如，信用，特别是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必然发生的产品价值的下降，就是这种原因。但是，这些原因怎样也不能使上述过程完全停止发展。这一过程仍在一切工业部门中发生着——在一些部门中较慢，在另一些部门中较快——，并引起工业中的每一个工人平均的全年资本耗用额迅速地和显着地增加。

　　我们假设，这个金额在一百年前为一百马克，而今日则已经增加到一千马克；再假设工人所受的剥削为一百年前的五倍。这样，如果在一百年前一个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为五十马克，那末，在今天，他的全年工资仍和一百年前一样，而剩余价值却达到二百五十马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数额是如此（绝对地）显着地增加了。但是，和资本家每年耗用的资本额相比，剩余价值则下降了下降了[5]。一百年前，这个比率为50%，而今天只有25%。

　　当然，这不过是一个例子。但是，它所说明的趋势，在现实中却是存在的。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每年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总量，是不断地迅速增加的。但是，资本家阶级投入各种资本主义企业并应摊到剩余价值的资本总额，却增加得更快。此外，如果考虑到我们已经说过的情况，即国家抽取的租税和地租日益大量地蚕食每年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那就可以理解，尽管工人所受的剥削不断加强，分给一定额资本的剩余价值的年平均值却一直下降。

　　因此，和资本主义企业主预付的资本总额相比，利润，即留给资本主义企业主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有下降的趋势。或者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中，一定额资本所摊到的剩余价值，一般说来日益减少。当然，这是就相当长时期内平均说的。利息的不断下降，就是利润的这种下降趋势的一个证明。

　　可见，工人所受的剥削有加重的趋势，而资本家的利润率则有下降的趋势。这也是矛盾重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奇怪的矛盾之一。

　　有些人从利润的这种下降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的剥削会自行停止。他们说，资本所得的利润，最后将减少到使得资本家饿得不得不为自已寻找工作的地步。但是，只有在利润率不断下降，而资本的总额始终不变的时候，才能发生这种情况。然而，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在各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总额的增长速度，都快于利润率的下降速度。资本的增加，是利润率下降的前提。同时，即使利润率由20%降到15%，最后再降到10%，也不会使在这个期间把资本额从一百万马克增到二百万马克或四百万马克的资本家的收入减少。这时，他依靠资本得来的收入，反而由二十万马克增到三十万马克，最后增到四十万马克。

　　利润率的下降，尤其是利息率的下降，决不表明资本家阶级的收入减少。要知道，他们所得的剩余价值量，是不断增加的。这种下降，只会使那些不能相应地增加资本的资本家的收入减少。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能使它的所有者维持“与他的地位相适应”的生活的最低限额，日益提高了。换句话说，为了使自己能够不劳动而只靠他人劳动生活所必需的最低财产额，日益上升了。五十年前还是一笔大财产，而今天已经不值几个钱了。

　　利润率的下降，并不会使资本家阶级灭亡，而只能使它的范围缩小。必然遭到灭亡而又要同样作殊死挣扎的小资本家，比如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小农民，一年一年地从资本家阶级的队伍中脱离出来。他们所作的垂死挣扎，虽然可以拖延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但最后必以他们本身或他们的子女沦为无产阶级而结束。他们逃避这种厄运的一切努力，大多只能加速他们的破产。

　　有许多笨蛋，蠢得使人吃惊。只要任何一个骗子手答应给他们以相当高的利息，他们就会把自己的钱交给这个人使用。但是，人们一般并不像他们所表现的那样愚蠢；骗人的勾当，是他们抓在手里的最后一根稻草，希望利用它从自己的一点点财产当中得到一定的收入。使他们迷误的，与其说是贪婪的念头，不如说是对贫困的恐怖。

　　第七节 大生产的发展。卡特尔

　　除了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大工业间的竞争以外，巨大的资本主义企业和较小的资本主义企业之间也展开了猛烈的竞争。每一瞬间都有新的发明和新的发现出现，它们的应用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每这样向前一步，都或多或少地使企业的原有设备贬值，这就有必要革新生产和甚至常常扩大生产。凡是对此缺乏必要资本的资本家，迟早要失去竞争的能力，甚至倾家荡产，或被迫把自己的资本移转到较小的企业还有可能竞争的那种工业部门去。因此，大工业内部的竞争，引起小工业方面的过于膨胀，甚至使手工业在那些小生产还有一定立足余地的少数工业部门中遭到灭亡。

　　大工业企业越来越雄厚、越来越壮大。原来雇用几百名工人的大企业，变成了雇用几千名工人的巨大企业（比如纺纱厂、啤酒厂、制糖厂、铁工厂等等）。在各个工业部门中，较小的企业日益迅速减少。结果，工业的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以后，也引起资本主义大工业企业的数目不断减少，而不是增加。

　　但是，还不止于此。经济的发展也促成资本主义企业日益集中到少数一些人手里，成为个别资本家的财产，或资本家公司的财产，但在经济上，资本家的公司也不外是一个当事人（法人）。

　　走向这一结局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

　　其中的一条途径，是企图排除竞争的资本家打开的。前面说过，竞争是现代生产方式的原动力。的确，它是推动商品生产和商业的力量。尽管整个商品生产者社会十分需要竞争，可是，商品的每一个持有者都渴望自己的商品能在市场上不受他人竞争。如果他是这种商品的唯一所有者，即他垄断了这种商品，他就可以把商品的价格提高得大大超过它的价值，使一切需要这种商品的人，完全受他摆布。如果市场上出现数个出卖同类商品的人，他们也可以彼此联合起来，人为地造成垄断局面，作为唯一的一个出卖者在市场上出现。彼此的利害冲突需要调和的竞争者越少，这种联合组织——卡特尔，或联营组织，托拉斯、辛迪加等——也就越有可能形成。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市场扩大，增加市场上的竞争者人数，所以也给工商业方面垄断的形成造成困难。但是，如前所述，在每一个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迟早要使得工业企业的数目减少。从此以后，每一个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就越来越有条件形成卡特尔。在每一个国家里，只要它的国内市场由于实行保护关税而不受外国竞争，它就可以加速形成这种条件。因此，国内市场的竞争者数目减少了，而这种情况又可以使国内的商品生产者容易联合起来，形成垄断，并借助“保护本国劳动”的名义，勒索本国的消费者。

　　大家知道，最近十年用来调节一定商品的生产和价格的卡特尔，大大增加，特别是在实行保护关税的国家，比如在美国、德国和法国，尤其如此。卡特尔一经组织起来，联合在一起的各企业，事实上就变成只有一个领导的一家企业，并且也常常在形式上属于一个总的管理机机构。

　　对工业发展最重要、最需要的商品——煤和铁等的开采和加工部门，首先组织卡特尔。大多数的卡特尔都把它们的影响大大扩展到被它们垄断的工业部门以外，使整个生产机构依存于少数垄断者。

　　在努力使同一工业部门的各种企业联合在少数几个人手里的同时，又竭力把相互供应原料或生产工具的不同工业部门的各种企业联合为一个整体。例如，许多铁路公司拥有自己的煤矿和蒸汽机车制造厂；制糖厂力图自己种植一部分甜菜，以供加工使用；马铃薯生产者自办酿酒厂等等。

　　还应当指出把各种企业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里的第三个途径。它比其余各种途径更简单。

　　我们已经看到，在现代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必须完成一些非常重要的职能。在其他生产制度之下，资本家也许会成为多余的，而在商品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大生产只能是资本主义的生产。为了进行生产和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里，必须有资本家拿出资本参与生产，对资本加以合理的运用。虽然资本家什么也不生产，也不创造任何价值，可是，他在经济机构中毕竟起着重要作用。资本主义企业的规模越扩大，资本家也就越是迫切地需要把自己日益增加的职能分一部分给其他资本主义企业，或交给他雇用的职员代理。当然，这些职能由雇佣职员执行，或由资本家本人执行，对于经济生活说来是没有什么不同的。这些职能决不会因为资本家把它们交给他人执行，而变成能够创造价值的东西。因此，既然这些职能不能创造价值，资本家就得为此付出一部分剩余价值。在这里，我们又看到剩余价值又一次被克扣，其结果是使利润随之减少。

　　如果企业的发展迫使一个资本家雇用职员来代替自己，那末，为此开支的费用，也不难用剩余价值的增加来补偿。剩余价值越多，资本家能够交给他的雇员去执行的职能也就越多，直到最后把他的全部职能都从身上卸下来，而只关心一件事情，就是怎样用未被他消费掉的那一部分利润去进行有利可图的投资。

　　达到这种状态的企业数目，一年比一年增加。股份公司的增加中最明显地表明了这种情况。即使没有远见的人也能看出，在现代的生产方式下，股份公司已经完全不需要资本家本人参加管理，只有他们的资本，对公司的经营才有意义。在英国（德国没有较早的统计数字），1845年创办股份公司57家，1861年——344家，1888年——2,550家，1896年——4,735家。1888年，共有股份公司11,001家，股本达到120亿马克；1896年，共有股份公司21,223家，股本升到230亿马克。1909年，共有股份公司46,474家，股本高达440亿马克。而在德国，1907年，共有股份公司5,148家，股本约为144亿马克。这些公司控制的企业有一万多家，雇用的人员达200 万人。

　　有些人认为，从股份公司这种形式中可以找到使“小人物”得 到大企业的好处的手段。但是，无论是信用，或者不过是信用的特殊形式的股份企业，都日益迅速地成为把小人物的财产交给大资本家支配的手段了。

　　既然企业不再需要资本家本人参加管理，那末，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有必要的资金，都可以参加企业的活动，而不管他对该企业是不是内行。因此，个别资本家就能够把彼此完全不相联系的各式各样的企业统一到自己手里。大资本家最容易控制股份公司。为了使一个企业依附于自己，并迫使它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资本家只须持有这家企业的大部分股票就行了；而股票是既可以很快买进，又可以很快抛售的。

　　最后，还应该指出大资本一般比小资本增长得快，因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资本越大，利润也就越多，即资本家所得到的收入也就越多，资本家用于自己消费的支出在这项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小，而他积累起来可以作为新资本而同原有资本结合的那一部分收入也就越多。一个资本家，如果他的企业每年给他带来一万马克的利润，那末，他只能用这笔该入过资本家所认为简朴的生活。这时，他如果每年能够积累二千马克——利润的五分之一——就已经求之不得了。假如另一个资本家，他的资本很多，使他每年可以得到十万马克的收入，那末，即使他的个人及其家庭的消费比前一个资本家多四倍，他也能把利润的五分之三加入原来的资本。如果一个资本家的资本多得使他每年可以得到一百万马克的收入，那末，他把收入的十分之一用于个人消费之后（如果他是一个正常的人，充其量也只能花这样多），尽管他的生活极其豪华，他也能够安安稳稳地把收入的十分之一积累起来。

　　和小资本家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日益艰难的同时，大资本家的财产却日益迅速地增长，并在很短时期内达到庞大的规模。

　　如果把上述的一切——企业规模的扩大，大财产的迅速增长，企业数目的不断减少，小企业日益集中到少数几个人手里——加以比较，那就可以明显地看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趋势，使已经为资本家阶级垄断的生产资料日益集中到越来越少的几个人手里。这种发展的最终结果，必然是一个国家或甚至整个世界经济的全部生产资料，都成为个别的人或股份公司的私有财产，任凭他们支配；使整个经济机构变成一个统一的巨大企业，在这个企业里，一切都为一个主人服务，一切都属于一个主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私有制将使所有的人失去财产，而只有一个人例外。因此，生产资料私有制必然导致它本身的灭亡，使所有的人失去财产，把所有的人变成奴隶。这样，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发展，便走向自己摧毁自己的基础的道路。当剥削者除了他所剥削的人以外便找不到自己的商品的其他消费者时，资本主义的剥削就变成违反常识的事情了。如果工资劳动者是唯一的消费者，那末，剩余价值体现于其中的产品，就将失去售出的可能性，而剩余价值也会一文不值了。

　　事实上，这里所描述的情况，是十分可怕的，也是不可能发生的。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也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要知道，甚至只要接近这种情况时，社会上的苦难、对立和矛盾都要达到无法容忍的地步；如果发展不及时转变方向，社会就要离开正轨而趋于崩溃。

　　虽然，实际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可是，我们却正在迅速地，而 且比大多数人的想像还迅速地朝着这一方向前进。这是因为：一方面，分散的资本主义企业迅速地向少数几个人手里集中，另一方面，随着分工的进步，我们又同时看到，表面上独立的企业的相互依存也加强了。但是，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变成小资本家对大资本家的片面依存。正如大多数表面上独立的家庭工业劳动者，实际上不过是资本家的雇佣工人一样，现在许多表面上独立的资本家，实际上从属于其他大资本家，而许多表面上独立的资本主义企业，事实上只是某一资本主义大企业的分支机构而已。

　　小资本家对大资本家的这种依存关系，比各种企业合而为少数人的私有财产的过程，进行得可能更加迅速。今天，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机构，从根本上说来，已经为少数几个巨大的资本持有者所按制，并受到他们的剥削。把这些机构在少数几家公司领导下统一起来，已经几乎只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了。

　　和广大人民群众在经济上日益依存于资本家阶级的同时，在资本家阶级内部，大多数资本家也更加依存于人数越来越少、而财富和力量却越来越大的一小撮资本家。

　　但是，这种依存关系，也像它不会使无产者、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小农民对自己的境况增加信心一样，也不会使资本家对自己的境况增加信心。情况恰恰相反，他们也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随着他们的依存关系的加强，他们对自己的境况也越来越丧失信心了。这种丧失信心在小资本家身上表现得最为强烈。可是，就是最大的资本家现在对自己的境况也没有充分的信心了。

　　我们谈到了资本主义企业曰益动摇的几个原因，即整个经济机构对于外来震荡的敏感性日益增强的若干原因。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使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各国之间的矛盾尖锐化，日益加甚一部分群众对另一部分群众的矛盾，使他们的斗争手段越来越强大，从而增加了上述震荡的机会，加重了震荡所引起的灾难。日益提高的劳动生产率，不仅使资本家所占有的剩余价值增加，而且也使资本家拿到市场上去出卖的商品数量增加。随着剥削的加剧，竞争，即企业主和企业主的残酷斗争，炽烈起来。和这种发展同时发生的是：生产技术不断革新，新发明和新发现相继出现。这些新的发明和发现，使现有的东西变成一文不值，不仅使个别的工人和机器变成多余无用，而且使整个企业甚至整个工业部门变成多余无用。

　　没有一个资本家能够预卜他的前途，没有一个资本家会有把握地知道他能否保住自己的财产和把它传给自己的子女。

　　资本家阶级本身日益分裂为两个阶层。其中的一个阶层，其人数经常增加，完全变成经济生活的累赘。他们终日无所事事，只是挥霍和浪费所掠得的日益增多的剩余价值，因为他们没有利用这些剩余价值来积累新的资本。如果还记得我们在前一章里谈到的有教养的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处境，那末，看到如此大量的游手好闲的富人怎梯把金钱挥霍在庸俗低级的享乐上面，也就不会感到惊奇了。

　　另一资本家阶层（这些人还没有成为他们企业的赘累），在人数上不断减少，可是他们操心的事情和责任却日益增加。如果说，前一类资本家越来越堕落为游手好闲的人，那末，后一类的资本家则挣扎在永无止境的长期竞争当中。

　　但是，对于这两个阶层来说，他们的地位都日见不稳定了。因此，现代的生产方式甚至使剥削者，即垄断一切巨大利益并把它们据为己有的人们，也不能完全满足了。

　　第八节 经济危机

　　社会一切阶级普遍丧失信心的情况，在通常情况下就已经达到十分严重的地步，而经济危机又使这种情况加剧起来。经济危机是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然时时发生的。

　　由于最近几十年间，经济危机对于我们的整个经济生活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影响，而广大的人士又还不了解危机的原因，所以我们稍微详细地谈一谈危机。

　　震撼世界市场的现代的巨大危机，是生产过剩的结果，而生产过剩又是与商品生产有必然联系的无计划性的结果[6]。

　　生产量超过需要量的这种生产过剩，在任何生产方式下，都可能发生。但是，如果生产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进行生产的，那末，这种生产过剩当然不会带来危害。比如说，一个原始的农民家庭某一次收获的谷物超过了它的需要，那末，它既可以把多余的谷物贮存起来以备歉收年份使用；如果他的谷仓已经容纳不下了，他可以将多余的谷物拿去饲养牲畜，最坏也不过把谷物丢掉不用而已。

　　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情况就不同了。商品生产（在它的发达形式下）的前提是任何人都不是为自己生产，每一个人都是为他人而生产。每个人都必须购买他所需要的东西。但是，社会的全部生产却不是按照计划布置的。恰恰相反，每一个生产者都要自行估计社会上对他所生产的商品的需要量有多大。另一方面，在商品生产之下，生产一超过物物交换的买卖这个低级阶段，除了货币商品和贵金属的生产者以外，谁也不能在售出自己的商品之前预先购进任何商品。这就是危机所由产生的两个根源。

　　为了便于说明，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假定有四个人同时在一个市场上碰头，其中一个人是货币持有者，假设他是一个开采黄金的人，手中持有一块价值二十马克的黄金，另一个是酿酒人，带来一桶葡萄酒；第三个是织布的，他带来一块麻布；第四个是磨粉的，他带来一袋面粉。我们假定这些商品的价值相等，各为二十马克（如举别的例子，只会使情况复杂一些，但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市场上只有这四个商品持有者。再假设其中的每个人都确知对方的需要：酿酒人把自己的那桶葡萄酒卖给采黄金的人，并用所得的二十马克从织布人手里买来了那块麻布；织布人用他的售货所得的款项买进了那袋面粉。结果，每个人都满意地离开了市场。

　　第二年，这四个人又碰在一起；每个人都想出售去年的那种货物。采黄金的人仍要向酿酒人买进葡萄酒。可惜酿酒人一点地不需要麻布；他或许需要货币去偿还债务，所以，他宁愿穿着破旧的衬衣，而不去购买麻布。结果，酿酒人带着二十马克回家去了。现在，织布人也找不到买主了。只要织布人找不到买主，磨粉人在市场上就白等一场。假如织布人的家庭已经断炊，他急想买进一袋面粉，可是他所生产的麻布却没有人要，于是麻布变成多余的东西，而面粉也因此变成无用之物。织布人和磨粉人手里都没有货币，他们无法购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他们所生产的商品，现在就变成生产过剩的物品。同样地，为他们而生产的其他货物，比如（为了继续进行比较）木匠为磨粉人生产的而磨粉人也要购买的桌子，也成了生产过剩的物品。

　　经济危机的一些最本质的现象，已在这个例子中全都表现出来。当然，在这种简单的关系之下危机是不会出现的。在商品生产的初期阶段，每个企业总要或多或少为自己的消费而生产一部分东西，而每一个家庭的商品生产，不过是它的全部生产的一部分而已。在上面的例子中，织布人和磨粉人各有一块土地和几只牲畜，所以在他的商品找不到买主的时候，也能安然无事地生活一个时期。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他们找不到买主也能生活下去。

　　在商品生产的初期，市场的规模还不大，对市场还容易观察，而生产和消费，以至整个社会生活，也是年年岁岁沿着同样的轨道前进。在古代的小公社里，人人相识，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别人的需要和购买力。经济机构始终没有什么变化；生产者的人数，他们的生产效率，他们的产品数量，消费者的人数，他们的需求量，他们拥有的货币数量——这一切条件都变化得很慢，而且一有变化就会被人察觉和加以注意。

　　但是，随着商品交易的发展，就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在商品交易的影响下，为自己的消费而生产，越来越居次要地位；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尤其是商人越来越完全依赖于自己商品的销售，并且是尽可能迅速地销售。商品销售的迟缓或发生障碍，对商品持有者说来，现在变成越来越大的灾祸。在某种情况下，这可以使他在经济上复灭。同时，商业萧条的可能性，也增加了。

　　通过商品交易，把彼此分散而远处各地的市场联系起来；结果，共同市场的范围扩大了，而对市场的观察也变得不容易了。因商业活动而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出现了一个或数个中介人，这也使得对市场的观察变得更加困难。同时，由于商业和运输的发展，商品的运转更加便利了，只要有一点刺激，就足以使大量商品涌向一个地点。

　　确定商品的需求和现存数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统计学的发展，也没有消除这种无法确切观察的情况，而只是使在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才开始的计算一般说来有了可能，而没有统计，这种计算是不可思议的。整个经济生活越来越依存于商业投机，而商业投机日益具有冒险性质。

　　商人向来就是投机家；投机不是在交易所里发明出来的。投机是资本家的必要的职能之一。商人通过投机活动，换句话说，就是估计商品的预期需要，到价格低廉的地方，即货物过剩的地方去买进商品，而在价格高昂的地方，即缺货的地方去卖掉。这样，商人便协助在独立的私人企业的无计划生产的混乱局面中建立了一定的秩序。但是，商人在进行投机的时候，也可能有估计错误的时候，何况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一个商人，这使他不能在冒险之前长时间地仔细考虑。有成千上万的竞争者同他一样在等待着利用一个良机，谁最先抓住这个时机，谁就能大捞一把。这就是说，行动必须迅速，不宜详细打听，不能长久考察，而只能冒险：谁冒险，谁就能胜利！但是，也可能失败。一旦某个市场对于一种商品的需要大增，那末，这种商品就会大批地涌到这里，一直到超过市场的消化能力为止。于是，商品价格下降，商人不得不廉价出售，而且常常要亏本出售自己的商品，或者带着他的商品去另找价钱更好的市场。商入在这场赌博中所受的损失，可能大得使他破产。

　　当发达的商品生产占居统治地位的时候，市场上的商品供应不是过多，便是过少。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把这种情况，看成是最英明而值得惊叹的调节方法；但是，我们却有不同的看法，反正只要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商品生产存在一天，这种现象就无论如何不可避免。这种英明的调节，在某种情况下可能引起这样的结果：由于某种非常强烈的刺激，商品充斥市场，堆积如山，使得商人所受的损失异常沉重，大批商人无力清偿他们的债务，就是说，遭到破产。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纯粹的商业危机。

　　交通工具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使商品更容易突然充斥市场，从而加速危机的进程，增强危机的破坏作用。

　　然而，在小生产还是生产的主导形式的时候，商业危机的规模和深度都是有限的。当时，不论有什么样的刺激，都不可能使为整个市场而生产的产品的数量迅速增加。在小手工业企业占统治的时代，生产不能飞速扩大。它也不可能通过增加工人的办法来扩大，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各居民阶层中的一切有工作能力的成员，都已经就业了。只有加重各个工人的劳动负担，比如延长劳动时间，星期日加班等等，才能扩大生产。但在幸福的昔日，独立的手工业者和农民，还没有受到大生产的竞争，他们不愿意那样拼命地工作。即使他们甘愿过度劳动，这也带不来多大好处，因为当时的劳动生产率还不高。

　　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兴起，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大工业，不仅把能使商业迅速地将商品运向市场的一切辅助手段发展到空前未有的程度，不仅创造了空前未有的劳动生产率，不仅把市场扩大为包罗全球的世界市场，不仅增多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中介人，而且也使生产能够适应商业的每一变动而飞跃地扩大。

　　现在，工人完全从属于资本家，他可以随意延长劳动时间，取消工人在星期日和晚间的休息。这种情况已经可以使资本家以快于以前可能达到的速度扩大生产。今天，由于劳动生产率已经大大提高，所以加班1小时所起的增产作用，与手工业时期完全不同了。因此，资本家现在能够迅速地扩大他的企业。特别是由于信用制度的帮助，资本具有了很大的伸缩性。事业的兴隆，提高了信誉，吸引他人的资金，缩短一部分资本的周转时间，从而增大了资本的效率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是，资本经常控制着工人的产业后备军。这样，资本家可以随时扩大他的企业，添雇新的工人，迅速地增加生产，最好地利用每一有利的行情。

　　在本章的开头，我们已经说明，在大工业统治的情况下，产业资本日益占居首要地位，逐渐控制了整个资本主义机构。而在资本主义工业内部，某些工业部门，主要是纺织工业和冶金工业又占主导地位。如果其中的一个部门受到刺激，例如，由于发现了比如像中国这样的巨大新市场，或由于像在美国那样突然开始进行的大规模铁路建设，那末，它不仅可以开始迅速扩大，而且还能把它受到的刺激传给整个经济生活。资本家开始扩大他的企业，创办新工厂，增加原料和辅助材料的消费，雇用新的工人。同时，地租、利润和工资也随之增涨了。对各式各样的商品的需求开始增加，各种不同的工业部门相继进入经济高涨阶段，最后这种经济高涨变成普遍现象。这时，好像每个企业都有欣欣向荣的前景；商誉成一种盲目的东西；信用无限制地膨胀，凡是有一点钱的人，都力图加以有利地使用。凡是在不断上升的地租和利润中占有一份的人，都竭力想把他的这份收入转化为资本。真正是皆大欢喜了。

　　这时，得到大大发展的生产，完全满足了扩大的市场需要；可是生产并没有停止。一个人完全不知道另一个人在做什么；即使某个资本家在头脑清醒的时候也可能产生疑虑，但是，他们仍然要受利用市场行情的必然性所驱使，而不肯把良机放过。落在后面必然要失败。生产过多的商品的销售越来越难，越来越慢，商号的库房里积压了大批商品，可是人们仍在兴高采烈。这时，就在这些商号里，有一家商号应当清偿几个月前从工厂主那里赊来的商品的货款。但是，商品还没有售出，他只有货物，而没有现款。它不能清偿自己的债务，于是，它宣告破产了。另一方面，工厂主也需款还债。可是，因为他的债务人（商号）无力偿还他的债务，所助他的工厂也倒闭了。这样，一个接着一个破产。最后，出现普遍混乱的局面。以前的盲目信赖，现在被程度相同的盲目恐惧所代替；恐慌成了一般现象，崩溃到来了。

　　整个经济生活从根底上发生了震荡。凡是基础不牢的企业，都垮台了。复灭的企业，不仅有大企业，而且也有平时勉强维持门面的一切企业。在危机时期，农民、手工业者和小资本家的财产遭到了极其迅速的剥夺。但是，也有不少大资本家破产了，谁也不敢说自己能够逃脱总崩溃的灾难。当然，没有垮台的大资本家们又获得了丰富的战利品。在危机中，不仅“小人物”的财产被剥夺了，而且企业更向少数几个人手里集中，大财产的增长也比任何时候更加容易。

　　但是，谁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在危机中自保，能否度过危机。在危机时期，只要工商业的活动没有走上比较正常的轨道，现代生产方式造成的一切恐惧，就要达到顶峰；不安，贫困，卖淫和犯罪现象日益增加。成千上万的人由于饥寒交迫而死去，这只是因为他们生产了过多的衣食住用品！这时，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现在的生产力越来越和商品生产不相容，生产资料私有制越来越变成该受诅咒的东西——首先对一无所有的人说来是如此，而归根到底对有产者说来也是如此。

　　有些经济学家希望通过卡特尔来消除危机。这是再错误不过的想法了!

　　利用卡特尔来调节生产，这首先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卡特尔必须控制一切主要的工业部门，并在国际范围内组织起来，普及到一切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但是，国际卡特尔是不容易组成的，而且也难于彻底维持下去。马克思早在五十多年前就已指出，不仅竞争产生垄断，而且垄断也产生竞争。[7]组成卡特尔的一些企业所得的利润越多，则危险也越大，因为没有参加卡特尔的任何一个力量强大的资本家，都企图通过创办竞争企业的办法来掠取卡特尔的利润。

　　卡特尔和托拉斯本身，也成了商业投机的对象和原因。它们是股份企业的最高形式，使得能在这种企业的帮助下极其容易地实现的欺诈的投机行为达到极点。如果说从1871年到1873年那个投机盛行的年代，是创办股份公司的时代，那末，从1896年到1900年这个刚刚过去不久的投机盛行的年代，就是卡特尔和托拉斯创立的时代，在美国尤其如此。[8]用卡特尔来防止生产过剩，通常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为了对付生产过剩，卡特尔的主要使命不在于防止生产过剩的发生，而在于把生产过剩的恶果从资本家身上转嫁到工人和消费者身上。卡特尔当然要帮助资本家转嫁危机的后果，暂时限制生产，解雇工人等等，而且不使资本家的利润受到损害。

　　我们且来假定一种甚至完全不可想像的情况：世界的主要工业部门，在最近的将来果真组成了具有国际性质和纪律严明的卡特尔。结果会怎样呢？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从一个方面消除同一工业部门的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我们若去研究仍将继续发生的竞争的其他后果将会如何，那就离题太远了。我们只指出一点：同一工业部门的企业主间的竞争越减少，他们同依赖他们商品的其他工业部门的企业主间的利害冲突也就越增加。即使同一工业部门的各个生产者间的斗争停止了，生产者和广义的消费者间的斗争也会日益尖锐。这里所说的广义的消费者，也包括每一个生产者。例如，棉织品的生产者，不管他自己是否消费棉布，他毕竟是棉花、煤炭、机器和汽油等物品的消费者。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资本家阶级被分成若干互相火并的阶层，而不是分成独立进行竞争的个人。

　　现在，每一个资本家都力图尽量多生产商品，尽量多向市场供应商品，因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商品越多，利润也就越多。只有资本家看到市场的容量和他的资本有限，才会暂时限制生产。相反地，如果普遍组织卡特尔，我们所得到的结果，将不是像某些粉饰现状的人所说的那样，生产会得到调节，从而使危机得以消除；我们将会看到，每一个卡特尔都力求尽量少生产商品，因为商品越少，它的价格也就越高。以前，当市场上商品过多时，商人就故意烧毁一部分商品，以便使剩下来的商品能够高价出售。商人的这种惯用手法，这时将被普遍采用。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是不能存在下去的。每一个卡特尔一方面自己力求减少生产，另一方面又竭力迫使生产它所必需的商品的其他卡特尔生产过剩。达到这个目的方法是很多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比对方卡特尔限制生产的程度更加限制自己的消费。第二种方法是求助于科学，要求制造代用品，以代替生产受到限制的商品。第三种方法是有关的消费者自行生产他们所需要的商品。

　　我们举例来说明。假如几个铜矿组成了一个卡特尔，缩小铜的生产，把铜的价格提高。这样作的结果将会怎样呢？这时，在炼铜企业的工业家中，有一些人将停止自己的生产，等待良好的时机；另一些人就会竭力用其他金属来代替铜；其余的一些人则购置或自办铜矿，以摆脱对铜矿卡特尔的依赖。到了最后，铜矿卡特尔就要瓦解或破产，结果就出现危机。

　　如果这些做法都不成功，那末，铜矿卡特尔缩小生产的做法， 将会造成人为的减产。结果，用这个卡特尔的产品作原料和工具的一些工业部门，也要发生危机。

　　可见卡特尔不能消除危机。如果说卡特尔在这方面也能发生一些住用的话，那至多是使危机采取另一种形式，但是决不是更好的形式。破产是无法避免的。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破产的范围更加广泛，不仅波及个别的资本家，而且每次都波及整个的资本家阶层，以及依靠资本家生活的一大批人。卡特尔无法消除危机，倒是会引起破坏性大大超过迄今为止所遇到过的一切危机的危机。

　　只有所有的卡特尔联合成为一个单一的卡特尔，把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全部生产资料都集中在这个卡特尔手里，换句话说，只有生产资料私有制确实废除，成立卡特尔才能消除危机[9]。相反地，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之后，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一天，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只要私有制仍旧存在，要想单单消除它的阴暗面，那是不可能的。

　　第九节 慢性的生产过剩

　　除了周期性危机之外，即除了暂时的生产过剩和随之而来的暂时的财富损失与人力浪费之外，经常的（慢性的）生产过剩和经常的人力浪费也日益严重。

　　我们已经说过，技术革新在不断进行。它的范围日益扩大，因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年复一年地征服新的工业部门和新的地区，结果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而且（就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而言）提高的速度越来越快。

　　同时，新的资本的积累，也在不断进行着。对各个工人的剥削越重，被剥削的工人越多（不仅在一个国家，而且在一切国家），剩余价值量也就增加得越快，同时，资本家阶级毎年留下充作资本财富也就越多。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它是不能停滞不前的。生产的不断扩大，市场的不断扩张，对它说来，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停滞不前，就等于死亡。以前，任何一个国家的手工业者和农民年年都生产数量几乎相同的产品，产量一般只是随着人口增加才有增加，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是一开始就决定了生产的不断增长；生产一有停顿，就意味着社会趋于衰落。衰落的时间越久，也就越加痛苦，越加难忍。除了由市场所引起的扩大生产的临时性刺激以外，我们还可以发现一种扩大生产的经常的意图，这种意图来自生产关系本身，它不但不是由市场的扩大 引起的，反而使市场必然不断扩大。

　　但是，这种扩大也越来越困难了。

　　诚然，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扩张，地盘是非常大的，它越过一切地方界限和国家界限，使全球都成为它的市场。同时，资本主义生产也使地球变得太小了。一百年以前，资本主义工业（主要在英国）的市场，除了欧洲西部以外，只有其他各洲的一些沿海国家和岛屿。但是，资本家和他们的卫士与帮凶的精力和贪欲旺盛得很，他们所掌握的手段又十分强大，以致从那时以后，几乎地球上的所有国家都不仅对英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商品，而且对欧洲和北美的所有资本主义工业的商品打开了大门。因此，除中国之外，尚未开辟的市场，只剩下这样一些地方，在那里，除了热带病和挨一顿棍棒之外，什么也得不到。

　　诚然，运输工具的异常发达，一年一年地使资本家对每个市场的榨取越来越方便。但是，恰恰在那些并不是完全没有开化、而是有一定文化和一定文明要求的国家里，市场越来越具有另一种性质。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商品的侵入，到处（不仅在欧洲）扼杀当地的小生产，使手工业者和农民变成无产者。这种侵入，使资本主义工业的每个销售市场都发生了两种重要的变化：第一，它使人民的购买力下降，因而妨碍了在那个市场上扩大销路；第二，更重要得多的是，在它使无产阶级产生的同时，就在那里为实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了基础。因此，欧洲的大工业便为自己挖下了坟墓。市场的扩大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每次继续扩张，都意味着新竞争者的鱿帧１热纾�美国大工业不仅力图摆脱对欧洲大工业的依赖而完全独立，而且还想独占整个美洲；更加年轻的俄国工业已经开始独自向它的地跨欧亚两洲的全部领土供应自己的商品；东印度、中国、日本和澳大利亚正在发展成为工业国家，迟早将能够自己满足它们在工业方面的需要。欧洲工业的市场不仅不能肩��扩大，反而要开始缩小的时刻，看来已经不远了。而这正是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

　　其实，从某个时期以来，市场的扩大就已经进行得十分缓慢，而跟不上资本主义生产的要求；资本主义生产遇到的障碍越来越多，充分发展它的生产力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经济高涨的时期越来越短，而危机的时期却越来越长，这在英国和法国这些老牌工业国家，情况尤其如此。而在美国和德国这样一些刚刚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还能使繁荣时期拖长一些。但是，除了这些国家以外，还有几个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奥地利和德国，已经具有高涨时期缩短和危机时期拖长的特点。

　　因此，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或完全未被利用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增加了，白白浪费的财富多如山积，得不到利用的劳动力多得惊人。在得不到利用的劳动力当中，不仅有大量的失业者，而且还包括无数的、还在继续增加的全部社会寄生虫。后一类人不能从事生产活动，而依靠大部分是完全没有用处的、而且常常是十分吃力的各式各样职业，勉强维持可怜的生活。在他们当中，有小商人，酒关老板，代理商和中介人；各个不同阶层的大批流氓无产阶级，比如上层或下层社会的骗子，罪犯，职业娼妓和依靠他们生活的一些人；其次，是为有产者作私人服务工作的人数众多的男佣和女仆；最后，还有数量巨大的士兵，也属于这类人，而如果没有生产过剩，使工业腾岀数量如此众多的劳动力，则最近二、三十年不断进行的扩军，是不可能的。

　　资本主义社会开始在它固有的富裕中喘息；它越来越无力使自己所创造的生产力充分发展。要想使它不致分崩离析，就势必把越来越多的生产力闲置起来，把越来越多的产品白白浪费掉。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资本主义的大生产代替了小生产。大生产的生产资料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而大生产的工人则是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这种生产方式使有限的劳动生产率（这种有限的劳动生产率是手工业和农民的农业所固有的）提高到难以置信的地步。资本家阶级的全世界历史使命，就在于实现这一点。它通过使被剥夺和被剥削的人民群众遭受可怕的灾难的办法来完成这一使命，然而，它总算完成了。资本家阶级和它由以产生的两个基础——商品生产，以及与商品生产紧密联系着的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私有制——一样，同样是历史的必然产物。

　　但是，即使说资本家阶级和它的基础曾经是历史的必然产物，可是，今天也不再需要它们了。资本家阶级的职能日益转交给雇佣的职员，而绝大多数的资本家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坐食他人的劳动果实。资本家已经和一百年前的封建主一样，变成多余的人了。

　　还不止于此。同十八世纪的封建贵族一样，今日的资本家阶级已经是社会向前发展的障碍物。生产资料私有制早已不再保障每个生产者有对自己的产品的私有权和自由了。目前，生产资料私有制正在迅速地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全体人民失去这种私有权和自由。生产资料私有制，日益由社会的基础变成摧毁社会的一切基础的手段。它由推动社会最快地发展其生产力的手段，变成迫使社会日益浪费和闲置其生产力的手段。

　　这样，不仅对小生产者说来，而且对整个社会说来，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最初的性质已变成了自己的对立物。它由社会发展的动力，变成了社会停滞和社会崩溃的原因。

　　现在，已经用不着再问人们愿意不愿意保存生产资料私有制。它的灭亡是毫无疑问的。整个问题只在于：是让生产资料私有制把社会和它一道拖进深渊呢，还是让社会摆脱这种毁灭性的负担，以便有可能自由地并以新的力量沿着发展那规律为它指定的道路继续前进呢？

　　第四章 未来的国家

　　第一节 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

　　《爱尔福特纲领》第五段写道：

　　“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前是保证生产者占有他的产品的手段，而现在却变成剥夺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以及使不劳动的人——资本家和大地主占有工人的劳动产品的手段。只有把生产资料——土地，矿坑，矿山，原料，工具，机器和运输工具——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使商品生产变为为社会并由社会自己执行的社会主义生产，才能使大生产和日益提高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由一向被剥削的阶级的贫困和受压迫的源泉，变为最高福祉和全面而和谐的改善的源泉”。

　　经过我们上面阐述之后，应如何理解这一段话的意思，是不难设想的。

　　由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开始与这个社会据以建立的所有制形式不相容了。希望维持这种所有制形式，就等于使社会今后的一切进步成为不可能，等于宣告社会停滞和解体，但这是活着的机体的解体，它必然伴随着最痛苦的痉挛。

　　生产力的任何进一步发展都会加深生产力和现存所有制形式之间的矛盾。想不触动私有制而消除这种矛盾，或只缓和这种矛盾的一切企图，都将徒劳无功，而且也必然徒劳无功。

　　有产阶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使尽一切力量，想通过社会改良的办法，去防止生产资料私有制崩溃，——防止革命，他们寻找各种不触动私有制本身而能够消除或至少缓和私有制的这种或那种影响的干预经济活动的方法。在整整一个世纪中间，为了达一目的，大嚷大叫地提出过并且试验了各式各样的方案。今天，恐怕在这方面再也想不出什么新的办法了。我们的社会庸医提出一些“最新”方案，想在两三天内，不花分文，和没有痛苦地治好沉疴宿疾。只要较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一切方案，就可以看出它们只是略微改头换面的陈旧发明，早已经在其他地方和其他时候被试验过了，并且证明是没有效用的。

　　但是，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所以说社会改良没有效用，是因为它既想消除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不断加剧的生产力和现存所有制形式之间的矛盾，同时又努力于维持和巩固这种私有制形式。但是，我并不因此而想说：社会革命，即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可以自行完成，发展的不可遏止的自然的必然过程，可以无需人力参预而能完成这种革命；或是想说，一切社会改良都是没有益处的，那些受生产力和私有制形式及其所产生的现象间的矛盾折磨的人，除了消极地束起双手，耐心等待矛盾的消灭外，就别无他法。

　　当我们说到社会发展的不可遏止性和自然的必然性的时候，当然考虑到人，认为人应当是人，而不是傀儡，人有一定的需要和欲念，人有一定的身心能力，并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尽力使用这种能力。消极地服从于看来好像是不可避免的事物，并不表明听任社会自行发展，而是恰恰相反，只能表明使社会停滞不前。

　　我们虽然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并不因此而认为，不经过被剥削者自己的任何努力，社会革命这只烤熟了的鸽子，会于一个宜人的晴天飞进被剥削者的嘴里。我们认为现代社会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知道：经济的发展，以自然过程的必然性创造着促使被剥削者为反对这种私有制而进行斗争的条件；其次，经济的发展，使被剥削者的人数增加，他们的力量增大，同时使抱着现存东西不放的剥削者的人数减少，他们的力量削弱。最后，经济的发展，把人民大众带进无法忍受的境地，在这种处境下，他们不是束手待毙，就得推翻现存的私有制度，别无其他出路。

　　这种革命，根据它进行的情况，可以采取各式各样的形式，并不一定非采用暴力手段或流血手段不可。在世界史上，屡有这样的先例，统治阶级由于眼光特别远大，或者由于特别懦弱无能而在必然的趋势面前自愿地退出舞台了。社会革命并不一定是一举就可以成功的，直到今天恐怕未见过这样的例子。革命是在数年或数十年的政治和经济斗争中准备起来的，并在各个阶级和政党的力量对比经常发生变化和波动的情况下完成的，而且往往被长期的反动统治所中断。

　　尽管革命可以采取的形式有许多种，可是从未见过一次社会革命是在不知不觉中和在没有最受现状压迫的人们积极参加下进行的。

　　再者，我们宣称仍然保存着私有制的社会改良不可能消除现代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矛盾，这决不表明我们想说：在现存私有制形式的范围内被剥削者不可能为反对他们现在不得不受的苦难而进行任何斗争；被剥削者应该心甘情愿地忍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他们必定遭受的一切迫害和各种形式的剥削；只要他们还受剥削，至于剥削的形式，对他们来说似乎是无关紧要的。我们那样宣称，不过想说被剥削者不应当把社会改良估计过高，不要以为通过社会改良的办法，就可以把现状改造得使自己满意。被剥削者也应该仔细地研究向他们提出或他们所支持的那些社会改良方案。十分之九的改良方案，不仅对被剥削者没有益处，而且对他们还直接有害。有一些方案，为了拯救垂危的所有制形式，而企图使生产力和所有制形式相适应，把最近几世纪的经济发展压制下去。这是最坏的方案。支持这种方案的被剥削者，不过把自己的力量浪费在想使死者复活的无意义的努力中罢了。

　　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经济发展。可以使它加速，也可以使它减缓；可以加强它的效果，也可以减轻它的效果；可以使它对人比较没有痛苦，也可以使它为人带来更大的苦难——这些都取决于当时的预见能力和社会力量。但是，只有一件事是办不到的，那就是不能使经济发展停止或开倒车。相反地，经验告诉我们：任何想阻止经济发展的方法，不特没有效果，它甚至可能加重它们所应消除的苦难本身；实际上能够或多或少消除某种灾祸的一些方法，倒会加速经济的发展。

　　举例来说。假如手工业者想恢复行会制度，以便在它的帮助下振兴手工业；可是，这种努力是完全没有成功希望的。所以会必然如此，因为行会制度同现代大工业的生产力的要求相矛盾。首先，必须废除大工业，使现代的技术进展完全化为乌有，只有这样，才能使行会制度繁荣起来。但是，这是决不可能做到的。因此，为复兴行会制度而进行的运动，在目前来说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手工业者的力量、金钱和政治影响交给反动的政党支配。这些政党利用这些力量、金钱和影响，是为了危害“小人物”，而不是为了造福“小人物”。比如，他们利用这些东西来提高面包价格，增加赋税， 加重军费负担等等。

　　但是，在一定情况下，可以有利于改善手工业者状况的一些手段，也只是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扩大企业，变为大生产，使他们变成小资本家而已。像组织各种合作社，采用廉价的发动机等类的办法，当然有助于比较富裕的手工业者，然而只有他们放弃小生产，才有可能达到目的。买不起发动机和借不到贷款的不太富裕的手工业者，这时就要更迅速地走向破产。可见，这些办法只能帮助个别的手工业者，而挽救不了整个手工业，相反地，它只会加速手工业的灭亡。

　　工资劳动者最初也打算阻止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他们毁坏新的机器，反对使用女工等等。但是，他们却比手工业者先理解到，他们这种行动，是十分愚蠢的。他们从经济组织（工会）和政治活动中找到其他一些较为有效的手段来尽可能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有害影响。同时，这些办法相互为辅，彼此补充，并且使各国工人能够取得或大或小的显着成功。但是，他们的每一个这类成功，不论是增加工资，或缩短劳动时间也好，还是禁止使用童工和要求采取卫生措施等等也好，都对经济的发展起了新的推动作用。比如，它促使资本家用机器代替涨价的劳动力，或引起有必要支付额外开支的情况，而这种开支给小资本家带来的负担，要重于大资本家，从而使小资本家难于竞争等等。

　　比如说，如果个别手工业者想安装小发动机来改善自己的境况，或如果工人创立自己的组织并争取实行可以使他们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和得到其他改善的立法措施，那末，这是当时情况证明完全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然而，如果认为这些改良措施可以阻止社会革命，那就错了。好像承认某些社会改良的效用，得同时承认有可能把现社会维持在它的现有基础上似的，这也同样是错误的想法。恰恰相反，我们甚至可以从革命的观点，来支持这种改良。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改良会加速事态的发展进展，远不是消除我们在前几章里说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杀趋势，而是加速这种趋势。

　　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化，全部资本集中到统治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的少数几个人手里，经济危机，物质生活状况的动荡不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一切令人难忍的和引起愤慨的后果的不断加剧，不是建立在现存所有制形式上面的任何改良所能制止的，无论这种改良是如何广泛。

　　任何一个党派——尽管它顽强而畏缩地故步自封，执迷于旧传统——，都不会感觉不到这个事实。虽然一切政党都还吹嘘自己特有的改良措施是防止大崩溃的方法，可是，再没有一个政党真正相信自己的那些打算创造奇迹的药方了。

　　任何花言巧语，任何支吾搪塞，都是无济于事的。正如我们在前几章里所说的，现代生产方式的法律基础——生产资料私有制，越来越和生产资料的性质不相容了。这种私有制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了。虽然任何人都不能肯定地指出，它将在什么时候和怎样灭亡，但它的灭亡，却是一定的。

　　第二节 私有制和公有制

　　实际上，问题已经不在于能不能保存和如何保存私有制，而在于什么所有制将要代替它；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什么所有制必然要占据它的位置。因为，因为这里所谈的问题不是可以随便凭空臆造的事情，而是自然的必然性所要求的。至于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来代替现存的所有制形式的问题，是不由我们作主的，正如我们要保存它或抛弃它一样。

　　向我们提出什么所有制将要代替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个问题的经济发展过程本身也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提供了前提。新所有制形式已经孕育在旧所有制形式中。要想认识新所有制，我们就不应当从形形色色的个人倾向和愿望出发，而必须从对人人都是一样的明显的事实出发。

　　知道现代的生产条件的人，也能知道一旦现存的所有制形式不可能维持下去的时候，现代的生产条件将会要求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因此，我希望在下面谈到有关将来的叙述时，不要忘记我对于现存生产方式的过去和现在所说过的话。

　　我们知道，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小生产中有其根源。个体生产使得个人所有制成为必然的。相反地，大生产意味着集体的、社会的的生产。在大生产中，不是每一个工人单独为自己工作，而是许许多多的工人或整个社会，为创造一个整体而共同劳动。而且现代大工业的生产资料，也非常庞大和雄伟，因此，要使每个单独的工人自己占有生产资料，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以现代技术水平为基础的大生产，只允许两种所有制形式：第一，整个劳动集体使用的生产资料为个别人所私有，这也就是目前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这种生产方式的伴侣，就是工人的贫困和遭受剥削，而资本家的财富堆积如山。第二，除了这种形式以外，只可能有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归全体工人共同所有，这就是社会的生产方式，表明工人不再受人剥削，变成自己产品的主人，有权支配历来被资本家强占去的盈余（剩余价值）。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私有制，这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成为必然的事情。

　　相信生产资料公有制必然实现的，不只是社会民主党。无政府主义者相信，自由主义者也相信。当然，自由主义者所提出的实现这种所有制的方法，是永远达不到目的的。号召工人用自己微不足道的积蓄创办大企业，不过是欺骗他们，决不是给他们提供正确的建议，更不是帮助他们。

　　然而，我们不想在这里讨论实现公有制的方法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将在下一章叙述。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公有制的确切定义。把所有资本主义企业都变成合作社，最容易说明这个问题。这时，工人同时也就是企业的所有者。其余的一切仍同原来一样，商品生产照旧维持下去；每个企业仍然完全独立，并为市场而生产，即为出卖而生产。

　　设想这样的生产方式，当然不需要很大的想像力。它不能更像今日的生产方式了。这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理想。二者之间仅在选择实现方法上有所不同而已。前者主张工人通过一般革命来占有各种企业；后者则建议采取上述的工人用自己的积蓄创办企业的方法。

　　我们且来研究一下，像这样解决问题，将会产生什么结果。

　　这时，工人将成为企业家，而不是资本家，因为全体工人共同占有了自己的生产资料，而不会再有资本家了。由于这样解决问题，工人的确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给他们带来的苦难；但是，一切独立的企业者今日所面临的危险，照旧存在，因为竞争、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和破产决不会消灭。处境较好的企业，仍旧要把处境较差的企业挤出市场，最后，使它们破产。即使某一生产部门的某些企业朕合组成卡特尔，也不会使发展发生任何变化。只要指出前一章所作的说明，这一点就十分清楚了。

　　正如目前资本主义企业趋于灭亡一样，合作社企业那时也要破产。破产企业的工人，将失去生产资料，将重新变为无产者，不得不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求能得生活。运气好的合作社的工人，将会感到与其自己劳动，不如雇用工人劳动来得有利。他们就变成剥削者——资本家。全部历史将这样结束，过了一些时候，我们又回到原状，即回到以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商品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彼此之间具有极为密切的依存关系。商品生产以私有制为前提，它使一切废除私有制的尝试，都归于徒劳。

　　在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时，大工业必然采取资本主义的形式； 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公有形式极其少见，而且很不完备；同时也决不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形式。

　　因此，凡是真想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人，都应该比自由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更进一步，努力废除商品生产。

　　第三节 社会主义生产

　　取消商品生产，意味着用为自己消费而生产来代替为出卖而生产。

　　为自己消费而生产，又可有两种形式：第一，为满足自己的个人需要而由单个人进行的生产；第二，为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而由社会或集体进行的生产。

　　第一种方式，从来没有成为普遍的生产形式。就我们所能追溯的来说，人始终是、一向是社会动物。单个的人，为了满足自己的一系列最重要的需要，经常感到自己必须同他人一起劳动并利用他人的劳动；所以为了利用他人的劳动，就常常迫使他自己为他人而劳动。为自己而进行的单干生产，从来就只有从属的作用，今天恐怕不值一提了。

　　在商品生产发展以前，为自己消费而进行的集体生产，曾经是主导的生产形式。它的历史跟生产本身的历史同样悠久。如果有一种生产方式最适合于人的本性，那末，正是这种生产方式该称为是天然的。方才说过，这种生产方式极其古老，可能已经存在了几万年，而商品生产才不过几千年。生产组织的实质、规模和权限，随着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的性质变更而变更。但是，不论这种生产组织是以游牧部落、氏族、农村公社（马克）形式出现，还是以家庭组织（大农业家庭）形式出现，都始终具有一系列共同的本质性的重要特征。其中的每一种形式，都用自己的产品满足本身的需要，或最低限度满足一切最重要的和最必要的需要。生产资料是公社的财产。公社的成员都是自由而平等的，他们依照习惯或自己拟定的计划，在他们选举的并对他们负责的人员管理下，共同劳动。集体劳动的产品，归公社所有。公社用一部分产品满足共同的需要（消费需要或生产需要），把一部分产品按照习惯或全体规定的标准，分配给组成公社的个人或集团。

　　这种自给自足的公社的福利，依存于自然条件和人为条件。公社所在地区越丰饶，成员越勤奋，越有创造精神，越有毅力，它的共同福利也就越大和越有保证。瘟疫、水灾和强敌入侵，可能给公社带来危险，甚至有时使它完全毁灭。唯有一件事情威胁不了它，就是市场的波动。它当时或者完全不知道市场是什么东西，或者即使知道，也只是为了出卖多余的物品。

　　这种为自己消费而进行的共同生产，不是别的，就是共产主义生产，或者如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生产。只有这种生产能克服商品生产。当商品生产变成不必要的时候，社会主义生产是唯一可能的形式。

　　但是这完全不是说，现在只要使死去的东西复活，让共同管理和集体生产的旧形式再生就可以了。这种形式曾适应于一定的生产资料，而同高度发展的生产资料，过去不相容，而且将来也不会相容的。因此，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它们便到处在新兴的商品生产面前消逝了。凡是在它们抵抗商品生产的冲击的地方，它们就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今天想通过保存和复活主要还保存在落后农村中的古代共产主义的残余来打破商品生产的尝试，也像过去为复兴行会制度所作的努力一样，都是反动的和没有希望的。

　　由于商品生产濒于破产，在今天成为必要出现的社会主义生产，将要而且应当同共产主义生产的较古老的形式具有一系列共同的基本特征，因为它也跟共产主义生产的古老形式一样，是为了自己消费而进行的公共生产形式。同样地，资本主义生产，也与手工业生产具有共同的基本特征，因为它们两者都是商品生产。尽管如此，也像作为商品生产的高级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与手工业生产十分不同一样，现在必然要出现的公共生产形式，也和以前的公共生产形式具有截然的差别。

　　即将来临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继续， 而是来自资本主义生产，后者自己为自己的后继人的诞生而培养出因素。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创造着新生产生式所必需的新人。它也创造着一被新人所掌握就会成为新生产方式的基础的社会组织。

　　一方面，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要求的，是使各个资本主义企业转变为公有企业。我们已经说过，资本家本人在经济生活中越来越没有必要，这便为向公有企业的转变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要求把在这种生产条件下为满足社会的最重要需要而必备的一切企业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单一的大共同体。当前的经济发展怎样借助于资本主义企业日益集中到少数几家公司之手的情况，为这种共同体的建立准备条件，我们在上一章已经说过了。

　　但是，这样一个自给自足的共同体，应当有多大规模呢？社会主义共同体完全不是凭空的臆造，而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我们对经济发展情况理解得越清楚，它也就表现得越明显。同样地，这种共同体的规模，也是不能任意规定的，而决定于当时的发展程度。发展越向前，分工越发达，交换越发展，这种共同体的规模也就越大。

　　二百多年以前，一个名叫约翰·贝勒[1]的好心肠的英国人，于1696年向英国议会提出一项法案，旨在消除当时还很年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已造成的贫困。贝勒建议创办一种共同体，自己生产所需的一切工业品和农产品。依照他的计算，每个这样的共同体只需要200—300名的工人。

　　当时，手工业生产形式还在工业中占优势。但是，同时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已占统治地位。那时，还谈不到用机器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工厂。

　　一百年以后，这个理想又被社会主义思想家所信奉，只是它变得更加深入和发展了。但在那时，工厂制度已经开始长足发展，手工业在各地趋于衰落，整个社会生活也达到了更高的阶段。现在，十九世纪初期的社会主义者为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害而要求组织的旨在满足自己需要的协作社（比如傅立叶的法伦斯泰[2]），在规模上已比贝勒计划的共同体大十倍。

　　尽管傅立叶时代的经济情况比贝勒时期的经济情况进步很多，可是过了一代以后，它们已经微不足道了。机器以其不可遏止的胜利进军，使整个经济生活发生了一次革命。它使资本主义企业日益扩大，所以其中的某些企业很快地就把整个国家囊括在它们的活动之内。它使同一国家的各种不同企业不断加强彼此的依存关系，所以这些企业，实际在经济上已经形成为一个企业。最后，机器不断促使资本主义各国的全部经济生活日益结合成一个经济机构。分工一天比一天发展。各个企业日益转为专业生产，而且进而为全世界制造产品。各个企业日益扩大，其中有许多企业雇用数千名工人。在这种情况之下，旨在满足自己需要并把满足需要所需的一切企业联合起来的共同体，在规模上也必然与法伦斯泰和十九世纪初期的社会主义殖民地大不相同。

　　在现存的社会组织中，只有一个组织，具有必要的规模，人们可以利用这个组织作为范围，在其范围内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体，这就是现代国家。

　　现在，个别企业的生产已经达到的规模十分巨大，而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经济联系又非常密切，因此，国家的规模是否足能容纳社会主义共同体，是可以怀疑的。

　　但是，必须考虑到下述情况。当前国际通商的发展，受现有的剥削关系的影响，甚于受现有的生产关系的影响。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扩大、与生产扩大有联系的对劳动者阶级的剥削越加深，在本国消费不了从而必须外销的过剩产品一般也就越多。如果本国人民无钱购买他们所生产的大量产品，那末，这个国家的资本家就要设法把它们输往国外，而不管本国人民是否需要它们。资本家所寻找的是购买者，而不是消费者。正因为这样，我们才经常看到下述这样令人讨厌的现象：爱尔兰正当国内饥馑的时候，往外输出了非常多的小麦；最近当俄国发生可怕的饥荒之时，俄国的资本家却拼命输出小麦，只是政府明令禁止才得以阻止。

　　如果剥削停止了，为自己消费的生产代替了为出卖而生产，那末，一个国家向他国的输出以及由他国的输入，都将大大减少。

　　当然，各国之间的这种通商关系，是不能完全消灭的。这是因为，分工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一些大企业所需要的销售市场非常广阔；另一方面，由于国际通商关系的发展，一些现代国家产生了许多新的需要。这些需要，现在已经成为生活上必需的东西，只有依靠从国外进口商品才能得到满足。如欧洲需要进口咖啡就是一例。因此，即使社会主义共同体大到占满整个国家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可能靠自己的生产完全满足自己的一切需要。所以，各共同体间的某种商品交换，最低限度在初期，需要继续下去。但是，如果它们大致像原始农民家庭在商品生产出现的初期所做的那样，自己生产一切必需品，彼此之间只交换过剩产品，那末，共同体间的某种商品交换，并不会损害它们的经济独立和安全。

　　但是，如果要每一个社会主义共同体自行生产一切生活必需品，只要它具有现代国家的规模就行了。

　　不过，这种规模也决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已经指出，现代国家不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和工具。它不仅在力量方面，而且在疆域方面，都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适应它的要求而发展的。国内市场，即本国范围内的市场，对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本家来说，都是最稳妥可靠，最容易控制和最能彻底剥削的市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每个国家的资本家阶级扩张国土的野心也就增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认为现代战争不是由于王朝的利害关系引起的，而是由国家的利害关系引起的政治家，不是完全不对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国家的利害关系应该理解为资本家阶级的利害关系。损害某个国家资本家切身利益的，无过于本国领土的缩小了。法国的资产阶级早已把付给德国的五十亿战争赔款忘掉，可是他们却无法容忍德国并吞亚尔萨斯—洛林地区[3]。

　　一切现代国家，都感到有扩张自己领土的需要。这对美国和英国说来，是一件最容易的事情。事实上，整个美洲很快就将由美国支配；而英国，依靠它的海上霸权正不断地扩大它在海外殖民地的势力范围。俄国在把领土扩大到一定界限方面，至今也没有感到特别困难，固然，它今天几乎到处都碰上了力量不亚于它的强邻。例如，在东亚它遇上了日本和英国。日本和英国正直接或间接设法阻止俄国向东方各国渗透。

　　在这方面，处境最不利的是欧洲大陆的那些国家，它们也和其他国家一样，都有扩张领土的强烈要求。但是，它们彼此接壤，挤在一起，所以除非消灭力量不弱的强邻，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扩大它的领土。这些国家的殖民政策，只能非常有限地帮助它们满足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领土的要求。这是使欧洲变成兵营的军国主义的最有力的原因之一。而把欧洲变成兵营，正给我们这一洲的国家带来毁灭性的威胁。要消除这种不能容忍的情况和满足我们经济生活对于扩张领土的要求，只能有两条出路：或是来一场世界大战，把欧洲现有的国家消灭掉几个，可是这会使其余的一切国家精疲力竭；或者把欧洲现有的国家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国家同盟，这可以拿关税同盟作为这个同盟的基础[4]。如果德国不因并吞法国的两个省份而成为法国的不共戴天的仇人，那末，国家联盟可能早就实现了。但是，由于这一外交杰作，军国主义变成了折磨欧洲各国的妖魔，除非一个国家或数个国家发生革命，或是整个国家垮台，它们是摆脱不了这个妖魔的折磨的。

　　因此，毫无疑问：每一个现代国家，都随着经济的发展进程，力 图扩张自己的领土。可见，经济发展本身，会设法使未来的社会主义共同体的疆界具备必要的规模[5]。

　　但是，在现存的社会组织中，现代国家不仅是具有充分的余地可以容纳社会主义共同体，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唯一的自然基础。为了使人们容易理解这一点，请允许我说几句题外之话。

　　第四节 国家的经济作用

　　每个社会都有经济任务需要完成。我们在人类历史初期所看到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情况当然也是这样。当小生产的个体经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商品生产发展起来的时候，仍有一系列的公共职能，由于各个私人企业无力胜任，或责任过于重大，不能交给私人随意处理，而照旧保存下来。除了照顾老幼贫病以外，即除了经管学校和救济贫病以外，每个社会也负有调整和促进商业（修建公路，铸造货币，监督市场）以及调整和确保生产的最重要最一般的基础（保护森林，管理水路交通等）的职责。在中世纪社会中，这些任务落在农村公社（马克）及由此发展出来的各种城市公社和乡村公社，以及宗教团体的身上。而且宗教团体把完成这些任务看成是自己的职责。中世纪的国家很少关心这些事情。

　　但是，当中世纪的国家变成现代的官僚和军事的国家，即变成资本家阶级的工具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时，资本家阶级开始同地主贵族一起，成为统治阶级之一，从他们手中夺取统治权，并与他们分享统治权，或干脆把他们从统治地位上排挤出去。和所有的国家一样，现代的国家也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但是，它如果不消灭或剥夺它所遇到的那些曾是资本主义以前时期经济支点的经济组织的独立性，就不可能完成自己的任务和满足资本家阶级的要求。但是，这种情况，也使它有必要把一系列的任务承担下来。

　　纵使在国家仍然允许中世纪组织继续存在的地方，这些组织也日趋衰落，越来越没有能力执行自己的职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这种职能也就越扩大；它们有的已经发展成为国内的独立组织，有的现在正向这方面发展，所以最后不得不把这种完全不合它的心意的职能也承担过来。比如，把整个学校教育事业和贫民救济工作交给国家，已经成为迫切的需要，而国家也部分地服从这项需要。铸造货币一开始就由国家办理；保护森林，调节河流和修筑道路的工作，也逐渐交给了国家。

　　有一个时期，资本家阶级感到自己很有能力，认为没有国家的经济活动，他们也能办好事情。在他们看来，国家的任务在于保证资本家在国内外的安全，压制无产阶级和外国竞争者，并且应当使整个经济生活放任自流。资本家阶级有充分理由作这样希望。虽然资本家阶级的力量十分强大，但是，国家政权并不总是像他们所要求的那样俯首听命。有时，国家政权完全落到统治阶级的另一部分人（主要是地主贵族）手里。甚至在国家政权对资本家阶级表示好感的国家，对于工商业一窍不通的国家官吏，也往往是使资本家阶级感到不快的笨拙而无能的朋友，他们就像狗熊一样，本想赶走自己朋友——隐士额上的苍蝇，可是却把隐士的脑袋打破了。

　　正在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开始发展的时候，资本家阶级中间出现了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思潮。这种思潮首先产生于英国，在那里它被称为曼彻斯特学派[6]，后来又以同一名称出现于德国。曼彻斯特学派的学说，成了资本家阶级向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发动进攻的第一个思想武器；这在英国如此，而在德国也是一样。因此，毫不奇怪，在怀有社会主义情绪的工人中间，产生了如下的看法：曼彻斯特派和资本家或资本家的朋友同国家干涉经济生活和社会主义，是意义相同的概念。工人们相信，打倒曼彻斯特派，就等于战胜资本主义，这种想法也是不足为怪的。可是，事实上，这是完全错误的。曼彻斯特学派的主张，至多不过是资本家阶级用来反对工人，在合适时，有时也反对政府的学说或理论而已。而且资本家阶级向来回避彻底实施这种理论。现在，曼彻斯特派，对资本家阶级几乎已不发生任何影响了。

　　资本家阶级不仅失去曾经是曼彻斯特派的必要前提的自信心，而且相信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必然会使某些经济职能转到国家手里。

　　这些职能一天比一天扩大了。不仅是国家从上述组织手中接收过来的职能扩大了（比如，只要看一下，今日的运河开凿和河流调节，就可知道了），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也向国家提出一些职能。这些职能中世纪的社会团体是没有任何观念的，现在国家通过这些职能极其深入地干预经济生活。以前的政治家主要是外交家和法律家，而现在的政治家必须是或至少应当是经济学家。在今天的政治议论中，具有决定作用的论据，已经不是条约和特权，也不是文件和先例，而是经济学原理。只须提一下今天政治所包拾的一切内容，就可以了。比如，其中包括金融政策、殖民 政策、关税政策、铁路政策、社会政策、劳工保护、工人保险、贫民救济等等。

　　不仅如此。经济的发展还促使国家（一部分是为了自卫，一部分是为了更好地执行自己的职务，一部分是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 把数量越来越多的企业集中到自己手里。

　　在中世纪，国家政权代表者的力量的主要源泉，是他们的私人财产或国有地产。在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由于剥夺教会和农民的土地，他们的地产还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由于需要现款，君主们不得不向资本家出售自己的地产。但是，在大多数国家里，仍在国有土地和国有矿山形式下，保留着这种财产的大量残余。军国主义的发展，又把兵工厂和造船厂列进了这种财产，交通事业的发展，使邮政铁路和电报变成了国营；最后，国家的现金需要的增加，又创造了各种形式的专卖。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的初期，君主们的现款需要量很大，可是他们的收入不多，所以当时他们就已经试着把各种商品的生产工作把持在自己手里，并由此通过国家专卖获得收益。但是，国家的官吏非常无能，不能使商品生产的企业有所盈利。相反地，发展税收业务，却使国家得到了丰富的财源。对此发生作用的，还有曼彻斯特学派的学说，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也信奉起这个学说。当认为，剥夺资本家的发财机会，是一种罪恶。因此，在十九世纪专卖事业没有丝毫进展，反而大大衰落。

　　只是最近一二十年，专卖的思想才又抬头。国家的现款需要迅速增加，而人民大众却日益贫困，所以不论如何增加税收压力，都无济于事。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本身，使资本家本人日益变成多余的。这种发展也创造了一大批代资本家执行其职能的职员。这就是说，这种发展，使大多数资本主义大企业变成了可以直接转变为非私人所有制的组织。

　　因此，营利专卖企业的先决条件，在今天比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特别是最近一二十年）有利得多。由于这种情况和国家的现款需要增加，所以专卖的思想几乎到处抬头，而且已经取得了一些胜利，这是不足为奇的。现在已对香烟、盐、酒类和火柴实行专卖，而且还有把其他各种企业交由国营的提案。

　　可见，国家的经济职能和经济权力不断扩大，整个的经济机构，正如我们所述，日益复杂和敏感，而各个资本主义企业，则越来越彼此依存。同时，这些企业也日益受资本家阶级的最大企业——国家影响，日益依存于国家。经济机构的混乱和失调，也随着加剧。为了消除这种混乱和失调，资本家阶级又求助于国家这一现有的最大经济力量。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为了调节和整顿经济生活而干预经济生活的任务，已经越来越多地落在国家身上，而国家为了这个目的所能支配的手段，也日益强大了。曾被曼彻斯特学派看成是社会主义的空想的国家的无限经济权力，正在他们面前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后果发展起来！

　　第五节 国家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党

　　现代国家的经济活动，是导向社会主义共同体的那种发展的自然出发点。

　　但是，这决不是说凡是向国家管理任何一种经济职能，或任何一种经济企业的转变，都是向社会主义共同体前进一步；决不是说国家的本质丝毫不变，把整个经济机构完全交给国家，就能出现社会主义共同体。

　　这种观点，就是所谓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它是由于不理解国家的本质而产生的。像所有的国家一样，现代国家首先是保卫统治阶级共同利益的工具。国家的这一本质，决不会因为它执行不仅满足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符合整个社会利益的公共职能，而有任何改变。现代国家所以把这些职能承担下来，往往只是因为忽视这些职能，就会损害社会的安全，从而损害统治阶级的地位；然而，现代国家无论如何不会把这些职能执行得同上层阶级的共同利益相抵触，更不会威胁到他们的统治。

　　现代国家把某些企业和职能抓到自己手里，并不是为了限制资本主义的剥削，而是为了保护和加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为了使自己参加这种剥削，由此增加自己的收入，减少资本家阶级应当负担的那部分国家开支。作为一个剥削者，国家超过私人资本家，因为它对被剥削者来说，除了握有资本家的经济力量以外，还掌握国家政权的政治力量。

　　国家迄今所实行的国有化，从来没有超过统治阶级的利益所要求的范围；同样地，它今后也一定如此。因此，只要有产阶级同时是统治阶级，企业的国有化就决不会达到损害一般私人资本和土地占有以及限制它们的力量和剥削可能性的程度。

　　只有当劳动者阶级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的时候，国家才会停止其为资本家的企业，才能转变为社会主义共同体。

　　由于这种认识，乃产生了社会民主党为自己规定的下述任务：它要劳动者阶级取得政权和借助政权变国家为完全自行满足一切重要需要的广大经济共同体而努力。

　　有人指责我们，说我们没有为自己提出任何明确的目标，只会进行批评，而不知道用什么制度来代替现存的制度。然而我们认为，其他任何一个政党，都没有像社会民主党这样明确而清晰的目标。其实，其他政党能有什么目标呢？它们都坚决支持现存的秩序，虽然它们也知道现存的秩序是不巩固的，不能维持下去的。它们的纲领，除了布满一些破补丁之外，没有其他东西。它们许愿和希望用这些破补丁把摇摇欲坠的东西修补得坚实牢固，把不能用的东条西修补得可以用。

　　相反地，社会民主党没有把自己纲领寄托于希望和许愿上面，而是寄托于经济发展的确定不移的必然性上面。凡是承认经济发展的人，也就应当承认我们的目标。凡是想要证明我们的目标是错误的人，必须证明我们关于经济发展的学说是不正确的，他必须证明并不存在小生产发展为大生产的事实，证明今日进行的生产仍和二三百年前一样，证明将来也永远像现在一样，不会有任何变化。如果有人能够证明这一点，他当然有理由相信，一切都将像今天一样永远继续下去。但是，谁也不会愚蠢到相信社会制度永远不变的地步；谁也不能违背合理的想法，而认为现存的制度会永久继续下去。可是，除了社会民主党，哪一个政党能够指出，什么社会制度将要和应当代替现存的社会制度呢？

　　其他一切政党都只图目前，不替将来打算。只有社会民主党对未来抱有明确的目标，并以这个伟大的目标作为当前活动的指针。但是，其他政党既不能看到，也不愿意看到这个目标，因此，社会民主党只有超过这些政党，才能达到这个目标。正因为这些政党不能和不愿意看到这个目标，正因为它们只顾眼前而顽固地不看其他，所以，它们妄自尊大地断言：社会民主党没有任何明确目标，只是徒劳无益地破坏现有的一切东西。

　　第六节 未来的国家组织

　　回答我们的敌人为了反对我们而提出的反驳、误解和歪曲，不是我们的任务。开导恶意和愚蠢，那是徒劳无益的。我们可以为此写破指头，直到进了坟墓，可是仍然无济于事。

　　只有一个反驳，应当在这里提一提。因为它是由一些社会主义者本身提岀的。它极为重要，值得我们仔细研究。粉碎这一反驳，将使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和目标更加明确。

　　我们的敌人宣称，只有拟好社会主义共同体的计划，对这项计划进行仔细认真的研究，并确认它是有益和切实可行的时候，社会主义共同体才能被巳衔�是可以实现的，并成为有理性的人向往的目标。他们说，没有一个有理性的人会在房屋设计未臻完善，没有经过�?彝�意以前，就着手建筑他的房屋。如果没有这种事先拟就的计划，他是决不会同意为了给新房屋腾出地基而把他唯一的房屋拆掉的。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提出“未来国家”，即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共同体或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如果我们避而不谈这项计划，那就证明我们对自己要做什么也一无所知，对自己的事业没有信心�?

　　这种反驳听来确实很有说服力，以至不仅我们的敌人，就是许多社会主义者也主张必须有这种计划。其实，只有在人们还不了解社会发展规律，而认为社会形态的形成也像房屋的建筑一样的时候，才会认为这种计划是新社会的必要前提。现在，人们仍然喜欢谈社会大厦的问题。

　　人们开始全面考虑社会发展的问题，还是不久以前的事。以前，经济发展进行得非常缓慢，几乎不能觉察出来。人们停留在所达到的同一文明阶段往往达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之久。在某些落后地方，比如在俄国，今日所用的农具几乎同历史初期的农具没有什么差别。

　　因此，从个人对以前时期所持的观点看来，一定的生产方式就显得是一成不变的：他的父亲和祖父的经济生活，同他的经济生活一样，而他的儿子和孙子也将像这样生活下去。人们把一定的社会制度，看成是神所规定的永久不变的制度，所以凡是触犯这种制度的人，就是罪人。尽管战争和阶级斗争使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似乎只触及到社会表面。当然，这种战争也影响了社会的基础；可是，对于身历其境的观察家来说，这种影响仍然是不显着的。

　　实际上，历史编纂学在今天仍然不过是这些观察家留传给我们的或多或少可信的汇集而已。因此，历史编纂学也停留在现象的表面上。虽然对过去的数千年进行观察的人，能够追溯社会发展的进程，可是我们的历史学家却没有注意到这一进程。

　　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使社会发展快得使人们开始意识到这种发展并加以考虑的地步。当然，人们最初是从表面上去寻找这种发展的原因的，以后才深入到它的内部。但是，停留在现象的表面上的人，只能看到那些直接影响社会发展的动力，也就是只能看到正在转变的人的思想，而看不到正在变化的生产条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后，就使依附于它的人——资本家、无产者等产生了一些新的需要。这种需要完全不同于在经济上与以前的封建生产方式的残余有联系的人们的需要，即大土地占有者、行会手工业师傅等等的需要。与这些不同需要相适应，也产生了关于什么是公正和不公正，必要和无用，有益和有害等的各种不同思想意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参加这种方式的各阶级越强大，与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意识也就越明显，越有独立性，越在国内普及，越对国家发生强烈的影响，越能决定政治和社会生活，直到新兴阶级把国家和社会的权力掌握到手，把国家和社会改造得适合于自己的想法和需要为止。

　　因此，希望探讨社会发展原因的一些思想家，认为这种发展的动力首先是人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已经承认这些思想来自物质需要。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明白，这些需要也在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又起因于经济关系、生产关系的变化。他们认为人的需要——“人的本性”是固定不变的。于是，在他们看来，只有一个“真实的”、“合乎真理的”、“自然的”、“公正的”社会制度，因为只有一个制度才可以完全适合于人的真正本性。其他的社会形式都是谬误的，这种谬误之所以可能发生，只是由于人们没有事先意识到自己的需要。使人不能认识自己的需要的原因，有的人认为是人的天生迟钝，而另一些人则断定，这是僧侣和君主故意愚弄人类的结果。

　　从这个观点看来，社会发展是理性发展的结果，即思想发展的结果。人越聪明，人越巧妙地想出适合于人的本性的社会形式，社会也就越公正，越优良。

　　这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家，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它影响所及的地方，现在仍占着统治地位。当然，十九世纪初叶的新派社会主义者中的最初一些人，也受到了这种观点的影响。他们也和自由主义者一样，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各种制度，是从十八世纪的思想家、经济学家和启蒙运动者[7]的纯粹思想中产生出来的。

　　但是，他们又感到新的资产阶级社会还远不如十九世纪的哲学家们所期望的那样完善。因此，这种社会仍然不是合乎真理社会。显而易见，这种思想家一定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因此，必须寻找这一错误的根源。想出比现存的形式更适合于人的本性的新社会形式。也必须比魁奈[8]，亚当·斯密[9]，孟德斯鸠[10]和卢梭[11]更加周密地制订新社会大厦的计划；以便不致因某些意外的影响，而又使他们的计划成为泡影。所以必须如此，还因为十九世纪初期的社会主义者，也像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者一样，面前既没有一个行将崩溃的社会形式，又没有一个要求推翻这种社会形式的强而有力的阶级。他们不能把自己所追求的社会作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社会来捍卫，而只能把它作为一个可以指望的社会来提出。因此，他们必须在人们面前，把自己的社回联系体得十分明确和非常清晰，使人人看到垂涎欲滴，没有一个人会怀疑这种社会制度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我们的敌人的社会观点，还没有超出十九世纪初期科学所持有的见解。因此，他们所能理解的唯一的一种社会主义，不外是方才所述的社会主义，即与他们有同一来源的空想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敌人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即看成是一个应当“创办的”股份公司，而在这个公司的发起人——倍倍尔和辛格尔[12]等人，在“缘起”中证明新企业的切实可行和有利可图以前，他们是不肯入股的。

　　这种观点，在十九世纪初期，也许是正确的。但是，在今日，社会主义的实现不再需要这些先生们的信用贷款了。

　　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日薄西山，生命垂危。它的崩溃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不可抗拒的经济发展，自然而必然地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垮台。取代现存社会形式的新社会形式的建立，现在已经不仅是一种可以指望的事情，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一无所有的工人大军，在人数上日益众多，在力量上日益强大。对他们说来这种现存的生产方式已经成为忍无可忍的了。推翻这种生产方式，他们将一无所失，而将得到一切。他们必然要实行符合他们利益的新社会形式，因为如果不这样，他们就有复灭的危险，而且同他们一起复灭的，还有以他们为最主要构成部分的整个社会。

　　这一切完全不是凭空的幻想；这一切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家已经用现代生产方式的确凿事实加以论证了。这些事实，比起绘制得最漂亮和最仔细的“未来国家”的图画，要强而有力和令人信服得多。这种图画最多只能证明社会主义不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决不可能把社会生活的一切细节全部都包括进去，始终会有给敌人以可乘之机的漏洞。相反地，已被证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不仅是可能的事情，而且是唯一可能的事情。如果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实现，那末，任何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就要完全中断了。到那时候，社会也将像二千多年前的罗马帝国一样，腐朽下去，最后回到野蛮状态。

　　停留在资本主义的文明阶段是不可能的，不往前发展走向社会主义，就得向后倒退，回到野蛮状态。

　　由于这种情况，我们完全没有丝毫必要利用引人入胜的图画去感动我们的敌人，叫他们把贷款送给我们。认为现代生产方式的明显事实还不足以大声疾呼地宣布社会主义社会必然来临的人，他们对于尚未出现而为他们所感觉不到和不能理解的制度所作的一切歌颂，也仍然是充耳不闻的。

　　然而，拟定“未来国家”结构的计划，在目前来说，不仅是无益的，而且同现代的科学观点不能相容。在十九世纪，不仅完成了巨大的经济变革，而且实现了人类思想方面的巨大变革。对于社会进步原因的探讨，进展甚速。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向我们指出（从那时起，社会科学方面的每一进展，都在证实他们的看法）：人类的历史归根到底不是决定于人的思想，而是决定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遵循一定的规律而不是根据人们的愿望或幻想势不可阻地向前推进。在前几章里，我们已经指出经济的发展是怎样进行的，它怎样创造了必然会带来新社形式的新生产方式，它怎样引起新的需要，这新的需要促使人们去研究自己的社会关系和发明使社会适应新的生产条件的方法。因为，社会是不能自动适应新的生产条件的，这需要有能够思维的人的理性作媒介，即需要思想作媒介。没有思维，没有思想，就没有进步。但是，思想只是社会进步的媒介物，社会进步的第一个动力不像以前的人和现在的许多人所想像的那样，不是来自思想，而是来自经济关系方面的变革。

　　因此，决定社会进步方向的，既不是思想家，又不是哲学家，而 是经济的发展。思想家可能认识这个方向，而且他们越深入地研究以前的发展，也就越能正确地认识这个方向。但是，他们决不能随意规定这个方向。

　　然而，认识历史发展的方向，也有它的一定限界。要知道，人类社会的机构是非常复杂的，就是头脑最清楚的思想家也无法详细地研究它的一切方面，准确地测定其中发生作用的一切力量，以致他能够确信地预言：这些力量的结合和相互作用，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形式。

　　一种新的社会形式，不会由下述情况产生：个别的聪明人物，特别是头脑灵活的人物，想出了最好地建设这种社会形式的计划，并逐渐地说服了他人相信这项计划的好处，而在自己取得了必要的权力以后，就自由自在地按照自己的计划建筑和树立起这应社会大厦。

　　任何一种社会形式，从古以来都是长期的胜负兼有的斗争的结果。被剥削阶级为反对剥削阶级而展开斗争，没落的反动阶级为反抗新兴的革命阶级而进行斗争。在这些斗争当中，一些阶级以各种不同形式联合起来，为的是战胜同它们敌对的其他阶级。有时被剥削者阵营中也包括着革命者和反动分子；而革命者的阵营中，也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甚至在同一阶级的内部，也时常由于个人或整个阶层的看法、性情和生活状况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派别。最后，每一个独立阶级的力量，决不会永久不变；这种力量随着每个阶级对于现实情况理解的深浅，它的团结的强弱，它的组织规模的大小，它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的大小，而增强或削弱。

　　在这些阶级的变化无常的斗争中，日益失去力量的社会形式逐渐衰亡，而为新社会形式所排挤。但是，代替了旧社会形式的新社会形式，也不一定就是合理的。要使新社会形式正确而合理，必须叫革命的阶级完全掌握政权并洞悉社会现象，对它有深入的了解。如果不是这样，就要经常犯错误；而且，新社会制度形式往往也像陈腐的旧社会形式一样，不是完全站不住脚，就是部分地不牢靠。然而，经济发展的压力越强，它的要求也就越明显，实现业已成熟的要求的力量也越加强。在革命阶级的制度中，凡是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矛盾的制度，将要趋于灭亡，不久就被人们遗忘：相地，凡是必要的制度，将要很快地生根结蒂，已经不是旧社会形式的信徒所能摧毁的了。

　　一切新社会秩序，从古至今都是这样产生的。所谓革命时期与社会发展的其他时期，只有一点不同，这就是在革命时期，事态的进展比平时迅速和激烈得多。

　　由此看来，社会形式的产生，是与房屋的建筑完全不同的。事先拟好的计划，对于社会形式的建设没有用处。现在，凡是承认这一点的人，都认为拟订未来国家组织的“积极方案”，差不多像给下一次大战预先编写历史一样有用，一样深思熟虑。

　　发展进程决不是离个人而独立的。凡是在社会中生活的人都对社会发展发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天资聪敏、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可能对整个国家事件的进展发生达数十年之久的影响。有些人由于在社会关系方面发现了新的远景，或者使这些远景为群众所理解，或者由于组织了革命阶级，把他们的力量团结起来，加以合理地运用，从而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另一些人由于发生了相反的作用，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前者的活动，旨在加速社会的发展过程，减轻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苦难和牺牲；后者与此完全相反，他们竭力阻碍这一过程，加重这些苦难和牺牲。但是任何一个人，不论他是最有力量的君主，还是善于深思熟虑的思想家，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即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决定发展的方向并确切地预言发展所要采取的形式。

　　因此，要求我们对我们所向往的“未来国家”绘出一幅图画是最可笑不过的。这种从未向其他任何一个政党提出过的要求，可笑得达到如此地步，因此，要是其中没有提出我们的敌人现在用来反对我们的最重要的反对论据的话，为其多费唇舌简直是徒劳无益的。其他的一些反对论据，飞这还要滑稽可笑。

　　在世界的历史上，从来还没着过一个革命的政党能够预见，更不用说能够任意决定它所向往的新社会将采取什么形式。如果这个革命政党能够认识导向新社会的那些趋势，从而使它的政治活动具有自觉性，而不单纯具有自发性，那末，它对进步事业的补益，就已经很大了。所以，对社会民主·不应该提出更多的要求。

　　事实上，从古至今还没有过一个政党，就像社会民主党这样深入地研究和精确地理解当代的社会趋势。

　　这并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功劳，而是它的幸运。这一点它应归功于它以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为其依据。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历史上第一次对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作了科学研究，由于它，推翻了封建生产方式的革命阶级，比以前任何一个革命阶级都更加明确地认识到自己的社会任务，更加不受自欺心理的损害。然而，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家把社会关系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一步，他们比以前一切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更加深入地研究了这种关系。马克思的《资本论》，已被公认为现代经济科学的转折点。正如马克思的着作高于魁奈、亚当·斯密和李嘉图[13]的作品一样，社会民主党对于自己目标的理解和认识也远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期的革命阶级之上。即使社会民主党没有向敬爱的公众提出介绍未来国家的任何方案，资产阶级的作家也没有任何理由嘲笑我们，并由此硬说我们对自己所追求的东西毫无所知。社会民主党，比起现代社会制度的开拓者——以前的经济学家和启蒙运动者来，对于未来看得更为清晰。

　　我们说过，即使一个思想家能够认识他的时代的经济发展的趋势，他也不能预见反映这种趋势的形式。试看一下现状就足以证明这一论点的正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趋势，在所有实行这种方式的国家里，都是一样的。但是，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形式和社会形式却不于一样；英国的与法国的不同，法国的与德国的也有差异，而美国的与这些国家的又大相径庭！现存生产方式的工人运动的历史趋势，到处都是相同的；可是这一运动的表现形式，在每个国家却各具有自己的特点。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趋势，今天是尽人皆知的了。但是，谁也不能预言：在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后，它（假定这个方式还能维持这么久）将采取什么样的形式。然而，竟有人要求我们对从现存的生产方式中还看不出苗头的社会形式加以详细的描述！

　　我们虽然拒绝回答为“未来国家”和建立这一国家的措施拟定一项计划的要求，但我们并不因此而想说：我们总认为对社会主义社会所作的一切考察，都是无用的，或者甚至是有害的。迖种想法，等于倒洗澡水时把小孩也一起倒出去一样。光就建立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拟订具体的积极方案，这是一件无益而有害的事情。只是对于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为我们所认识和控制的一些方面，才是可以拟制具体改革社会关系的方案的。因此，社会民主党只能对现代的社会拟出积极的方案，而不能对未来的社会拟出方案。超出这个范围的方案，都不可能以事实为根据，而只能以虚构的假设为根据。这种方案只是梦想的产物，或者是至多不会产生什么结果的空中楼阁。即使这种方案的拟制人十分聪朋，有足够的能力对人心发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也不过是诱引入们离开正路和浪费精力而已。

　　相反地，我们不应当把探讨经济发展的趋势将要采取什么方向，这种发展将需用多长时间把资本主义的基础改为社会主义的基础的企图，同我们所坚决反对的这种幻想混为一谈。这种企图并不是制定“未来的菜谱”，而只是从对具体事实作科学探讨中而得出明确的研究成果。这种研究决不是无益，因为我们对未来看得越清楚，我们也就越能合理地把我们的力量用于现在。社会民主党的最卓越的思想家们，进行了这种研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着作中，到处都有这种研究的无数成果[14]。倍倍尔在他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中，扼要地论述了他在这方面的研究。

　　大概每一个有思想的社会主义者，都在亲身做着这项工作，因为凡是有远大目标的人，都认为必须了解达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条件。由于他们对经济问题理解深浅的不同，生活环境、性情和想像力的各异，以及他们对其他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戎，即共产主义社会形式的理解不同，他们在这方面乃形成了和表现出了最为多种多样的看法。但是，这种差异和矛质，一点也不会破坏社会民主党的团结一致。尽管我们的目标在不同的人的眼睛里，可能有各式各样的映象，但是只要他们眺望的方向是一致而正确的，那就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现在可以结束本章了，因为社会民主党对“未来国家”所持的各种不同看法，同社会民主党人希望什么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所希望的事情，是把国家改造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共同体。对于这个问题，社会民主党内没有任何意见分歧。深思虑研究共同体如何发展和将形成什么趋势，决不是多余的。但是，不管这种研究可能产生什么结果，它们都已经是每个人的私事，而不是党的事情了，同时也不应当是党的事情。因为，它对党的活动不会发生直接影响。

　　但是，一部分由于空想社会主义的残余的影响，一部分由于无知或恶意的文人的捏造影响，对于社会民主党人希望用什么方法建设“未来国家”的问题，流行着许多错误的看法，以致我们如果不在这里至少批驳其中的几个看法，就会有人认为我们企图逃避这个问题。其实，每一个有思想的人，本应当从以上所述中，就足以了解如何看待“未来国家”。因此，我想举三个例子，以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发展趋势可能采取什么形式。

　　第七节 “取消家庭”

　　对社会民主党所持的最流行的偏见之一，就是硬说社会民主党要取消家庭。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在第二章里说过了，所以现在可以简略一些。

　　在我们党内，没有一个人想过“取消”家庭，即通过立法和强制破坏的方法取消家庭的问题。只有最粗暴的曲解才能把这种观点强加在社会民主党身上；只有傻瓜才能设想一种家庭形式能够用命令加以建立或取消。

　　现代的家庭同公共生产的本质一点也不矛盾。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本身并不要求取消现存的家庭形式。

　　引起现存的家庭形式消灭的原因，不是公共生产的本质，而是经济的发展。我们在第二章里已经说过，家庭在今天是怎样解体的：夫妻子女被迫离散，独身和卖淫成为普遍现象。

　　社会主义社会不妨碍经济发展；相反地，它还对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因此，这种发展将照旧继续下去；各种家务将相继变为专门的生产企业的职能；妇女将由私人家务的女工变为大生产的女工。但是，这种转变，对于妇女来说，早已不是由家庭奴隶转变为工资奴隶；这也不是把妇女从家庭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又将她们推进无产阶级的最无援无助的阶层中去。妇女由于自己在社会大生产中同男人并肩劳动，而开始在经济上同男人平权，并和男人一样，有权参加社会活动。她们将成为男人的自由伴侣，不仅从家务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而且也从资本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得到自由）。同男人一样，能够自由地主宰自己，她们将迅速地消灭一切合法和非法的卖淫现象。到那时候，夫妇平等的一夫一妻制，将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建立起来，而不再是纸上具文。

　　这不是空想主义的方案，而是有一定事实作根据的科学信念。凡是想要反驳这种信念的人，必须证明这些前提是不存在的。但是，因为至今还没有能够证明这一点，所以那些一点也不想知道这一发展过程的先生太太们除了从道德上表示愤慨，并用谎言和曲解把自己的道德说得天花乱坠以外，再没有其他任何“反驳”方法了。当然，他们的这一切手法，不会使不可避免的发展过程推延片刻。

　　不必怀疑，引起传统的家庭形式解体的，决不是社会民主制度或社会主义生产的本质，而是几十年来我们所目睹的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不阻止也阻止不了这种发展，然而却可以使这种发展摆脱它在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带来的一切痛苦和堕落。资本主义社会引起一切家庭纽带，一切正式婚姻的解体，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只是当一种更高级的家庭形式代替现有的家庭形式时，现有的家庭形式才开始瓦解。

　　这就是社会民主党要取消婚姻和家庭的真实想法。

　　第八节 没收财产

　　我们的敌人比我们更清楚地知道我们要做什么，而且能够比我们还精确地描写出“未来国家”的图景。他们进而捏造，硬说社会民主党不剥夺手工业者和农民（没收财产），就建设不起自己的国家。
　　
    对此必须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决不要求这种没收。

　　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对于没收，一个字也没有提过。这不是由于它害怕引起人们的反感，而只是因为对此不能说出任何肯定的东西来。只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经济发展的趋势，将使大企业归社会所有和由社会经营成为必然。至于通过什么方法来实现这种过渡，即不可避免的剥夺是采取没收形式，还是赎买形式，是通过和平途径，还是强制途径，是任何人都不能回答的问题。引证过去的事实，也很少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答。这种过渡，可能通过各样的方法来实现，正如封建贡赋的废除，不同的国家采用不同的方法一样。过渡的性质，依存于实行过渡时的一般情况，以及每个有关阶级的力量和觉悟等等，也就是依存于一些不能预先估计到的条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突然性起着巨大的作用。

　　不言而喻，社会民主党人希望实行大企业的不可避免的剥夺时，尽可能没有痛苦，采用和平的方法，并取得各方面的同意。但是，历史的发展既不能由我们的愿望决定，也不能由我们敌人的愿望决定。

　　决不能说实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求没收必须剥夺的财产。

　　然而可以断言，经济的发展，将使只剥夺一部分现存财产成为必要。经济发展所要求的是生产资料公有，这完全不触犯个人消费资料的私有。属于个人消费资料的财产，不仅有食品和家具等物品。我们回忆一下前一章对于储蓄银行所述的一切情况。借蓄银行是使非资本家阶级的财产交由资本家支配的手段。每笔小额存款都不大，本身不足以经营资本主义企业。只有把它们集拢在一起，才能发生资本的作用。但是，随着资本主义企业转变为社会的财产，储蓄银行的存户取得利息的可能性也将要减少。这种存款将不能成为资本，而只会成为不生殖利息的单纯储蓄，即消费基金。但是，这种情况与没收储蓄存款完全不同。

　　然而，这种没收，不仅从经济的理由来说没有必要，就是从政治上考虑也是不适宜的。这是因为小额储蓄存款，大部分属于被剥削阶级，即属于那些只有他们才能建设起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只有那些认为这些阶级完全没有负责任能力的人，才会设想，它们为了取得生产资料，会从自己剥夺自己的最后一点积蓄下手！

　　不过，向社会主义过渡，不仅不以剥夺消费资料为条件，而且也不要求剥夺生产资料的一切所有者。

　　要知道，社会主义社会所以成为必要，是由大生产引起的。公共生产也要求生产资料公有。但是，正如生产资料私有制同大企业中集体劳动相矛盾一样，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即生产资料公有制也同小企业矛盾。

　　我们已经说过，小企业本身要求生产资料私有。社会主义的趋势，要使必要的生产资料交给工人所有，所以消灭小企业私有制是不合理的。可见，剥夺小企业中的生产资料的结果，不外是把生产资料从现有的所有者手里夺过来，然后再把它交还给这些人。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行为。

　　因此，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绝不要求剥夺小手工业者和小农民。这一过渡不仅不夺取他们任何东西，而且将为他们带来一些好处。实际上，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就具有为直接消费而生产来代替商品生产的趋势。所以，正如我们说过的，它应当努力把所有的社会义务，即把赋税或对转为公有的抵押财产要支付的利息（只要这些社会义务不完全废除）从货币缴纳改为实物缴纳，也就是改为用谷物、葡萄酒、家畜等缴纳。这对农民说来，就是使他大大减轻负担。这种改变，就是今日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追求的东西。可是，在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这种改变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够实现这种改变，并通过这种改变消除农民经济破产的主要原因。

　　我们已经说过，剥夺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事实上是资本家。社会主义社会将结束这种剥夺。

　　当然，社会主义不会使经济发展停止。相反地，社会主义是使经济发展超出一定范围的唯一手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像在今日的社会中一样，大生产将日益发展，不断地吞并小生产。而且，我们关于家庭和婚姻问题所谈的，也同样适用于这里。发展的方向仍旧保持不变，但是，社会主义将消除在现代社会中伴随着这一发展过程而产生的一切令人讨厌和使人痛苦的现象，并使这一发展所带来的利益为人人所享受。

　　今日农民或手工业者从小生产的劳动者转变为大生产的劳动者，表明他们从小有产者转变为无产者。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转到集体大企业劳动的农民或手工业者将变成大生产的一切利益的享有者；他们的境况将大大改善。他们由小生产过渡到大生产，已经不再是由小有产者变为无产者，而是由小有产者变为大有产者了。

　　不受资本控制的独立小生产，是注定要灭亡的。但是，只有社会民主党才能使农民和手工业者全都变成大生产的劳动者，而不至沦为无产者。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农民的农业和手工业的衰落，才意味着农民和手工业者境况的改善。

　　经济发展的动力，将不再是消灭落后企业和剥夺其所有者的竞争，而是发达的企业和生产形式对落后的企业和生产形式的工人所产生的吸引力。

　　这样的发展方式不仅不会带来痛苦，而且会比竞争所促成的发展迅速得多。现在，如果要采用新的、较高的生产形式而不剥夺落后企业的所有人，不掠夺和摧残多余的大批工人大众是办不到的，在今日的社会里，经济发展每向前迈进一步，都会遭遇到顽强的抵抗。我们都可以看到，只要生产者一息尚存，他们就仍然要困守过时的生产形式，拼命地抓住他们不放。从来还没有一种生产方式，像现代的生产方式这样具有革命性；从来还没有一种生产方式能够在一百年之内，使人类活动的一切方面，发生如此巨大的变革。可是，陈旧过时的，苟延残喘的生产形式的残余，至今还保存着很多！

　　一旦人们因害怕独立经营的破产而沦为无产者的恐惧消失了； 一旦公共的大生产的好处在各个不同方面向它的一切参加者显示出来；一旦每一个参加者都能享受到这种好处，那末，就只有傻瓜才会拼命保持陈旧的生产形式。

　　吸收落后的小企业，这是资本主义大工业花了一百年的时间都没有完成的，而社会主义的大生产将在短期内把它完成。社会主义将依靠收益多的企业的吸引力而不采取剥夺的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

　　在农业生产还没有变为商品生产，而主要是为自己消费而生产的地方，农民的农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或许还能继续存在一个时期。但是，在这些地区，居民最后也将体会到公共大生产的一切优点。

　　农业中的小生产转变为大生产，将因城乡对立的不断消失，以及社会主义必然发生的工业向乡村移动的趋势而加速和容易起来。十分遗憾，我们只能说到这里为止，因为如果我们作更详细的叙述，我们就会离题太远了。

　　第九节 “未来国家”的产品分配

　　关于“未来国家”，还有一点，即看来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想谈一谈。旁人常向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将怎样分配你们的财富？难道每个人都分到相等的、同样的一份吗？”

　　分摊！庸夫俗子在这一点上全部表现出来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全部观念，从头至尾只止于分摊这回事。

　　不久以前，就是有教养的德国人也认为，共产党人想把属于国家的全部财富分给人民。

　　尽管社会民主党提出了一切抗议，可是这种看法仍然十分流行。这种情况所以能够产生，不仅是由于我们敌人的恶意宣传，而且还由于（甚至可能是大部分由于）他们没有能力理解大工业的发展所造成的情况使然的。

　　他们的眼界常常还没有超出与小生产相适应的那些观点。然而从小生产的观点来看，分摊正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能的一种形式。实际上，分摊的概念，与小资产者和农民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从古代商品生产发生以后，就一再出现过这种情况：一旦少数几个家族——商人或地主——积累了巨额财富，农民和手工业者日益贫困并依附于他们，后者就力图驱逐财主和均分他们的财产，以便自救。不过一百多年以前，在热烈主张私有权的法国革命时期，手工业者和农民就分过比如教会的财产。分摊是小生产的社会主义，是“保守的”、人民的“护国”阶层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大生产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社会民主党人不主张分摊现在分散于许多所有者手中的生产资料，而是恰恰相反，他们力图把这些财产集中到社会手里。要使爱发议论的一些德国人明白固然要花很长的时间，但最终他们会理解这一点。

　　但是，这并没有消除分摊这个问题。如果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那末，使用这些资料创造出来的产品，当然也应当由社会支配。社会如何把这些产品分配给它的成员呢？是根据平均原则分配呢? 还是按劳分配呢？如果按劳分配，是否每种劳动都得到相同的报酬，而不管劳动是愉快还是不愉快，繁重还是轻松，需要基本知识还是不要呢？

　　回答这个问题，似乎是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不仅我们的敌人纠缠不休地经常提起这个问题，就是以前的社会主义者，也十分注意产品的分配问题。从傅立叶到魏特林[15]，从魏特林再到贝拉米[16]，拟出过一系列各式各样的方案。这些方案常常证明它们的作者具有惊人的智慧。同时也不乏“积极的方案”，而其中有许多是简单易行的。

　　但是，这个问题远远不像一般人经常所认为的那样重要。

　　从前人们常把产品的分配，看成是与生产完全无关的问题。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和缺点，首先暴露在它所特有的产品分配方式上面，所以被剥削者和他们的朋友认为，一切祸根在于产品分配的“不公平”，这是十分自然的。

　　当然，他们是受到十九世纪初期流行的看法影响，即认为产品的分配，是当时流行的“思想”，即权利观念的产物。因此，只要发明出一个比较良好的和比较公平的分配制度，并使人们相信它的好处，就可以消灭不公平的分配制度。公平的分配不能不同现存的分配制度相反。今日最可憎的不平等原则占了统治地位，所以有些人认为分配的原则，应当是平等。

　　今日，不劳动的人荣华富贵，而劳动者却忍饥挨饿，所以另一些人喊出口号：“按劳分配”，或者用最新的说法：“按劳分配全部产品”[17]。但是，人们对这两个公式又表示怀疑，于是又出现了第三个共识：“按需分配”。

　　自那时以后，社会主义者认识到，一个社会的产品分配，并不决定于该社会所流行的权利观念和法律制度，而决定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在现代社会中，地主、资本家和工资劳动者在总产品中所分配到的份额，取决于土地、资本占有的对象和劳动力在现代生产方式中所起的作用。当然，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产品的分配将不受盲目发生作用的、为参与分配的人所意识不到的规律支配。今天，在任何一个大生产企业里，产品的生产和工资的支付，都是按照计划周密进行的；同样地，在不外是单一的大生产企业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也将这样进行。产品分配所遵循的规则，将由参加分配的人自己制订。但是，他们要制订哪些规则，是不能由他们的意思而定的。这些规则，是不能任意根据这个或那个“原则”设想出来的，它们将根据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实际情况，首先是根据生产的情况来制订的。

　　比如说，当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就对劳动产品的分配形式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可以设想，科学之应用于工业将来有一天会使劳动生产率提得很高，以致人们所拥有的各种必需品将会过剩。在这种情况之下，“按需分配”的公式将毫无困难地、而且几乎是自然而然地实现。反之，如果劳动生产率仍然很低，花了很多的劳动，只能生产出不多的必需品，那末，即使对这个公式的公正性深信不疑，也无法把它付诸实施。

　　“按劳分配全部产品”这个公式，无论如何同生产的需要相抵 触，这是因为，如果这个公式具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它要求把社会的全部劳动产品悉数分配给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员。这种观点，也像关于似乎应当成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梯的大量分配（Gross Teilung）的观点一样，都在现代私有制所产生的思想范围内打圈子。年年把所有产品全部分配掉，等于逐渐重新恢复生产资料私有制。

　　社会主义生产的本质，必然要求只分配当时生产的一部分产品。凡是用于维持和扩大生产的产品（以及留供弥补意外亏损的产品），当然不能加以分配。同样地，凡是供社会消费的产品，即供社会机关——教育机关，学术机关，医疗机关，休养机构，娱乐场所等——的建立、维持和扩充使用的产品，也不能加以分配。

　　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机关的数量与规模已在不断地增加与扩大，而且在这方面，大生产也日益排挤小生产（在这里，小生产指家庭）。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发展当然不会受到阻止，它反而会得到鼓励。

　　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能够交由个人消费的产品，即归私人所有的产品，在社会总产品中所占的比例，将比在几乎全部产品都是商品，即归私人所有的现代社会要小得多。社会主义社会，也要像今天一样，不能把全部产品都分配掉，而只分配剩余的产品。但是，就是这些剩余的产品、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完全任意处理；在这种产品的分配当中，生产的需要将起决定的作用。因为生产是在不断改进和变化的，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产品分配形式与方式，也要随着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

　　认为应当发明一种特殊的分配制度，然后永远用它当作标准，这完全是乌托邦的空想。在这方面也同在其他一切方面一样，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发生任何飞跃，而只能从它面临的现实出发。社会主义社会的财富分配，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期内，或许只能采取作为现存工资形式的进一步发展的那种形式。财富的分配必须从这一点出发。工资的形式，不仅随时代而变化，而且因不同劳动部门和地区而各异；同样地，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完全可能由于仍对居民发生影响的历史传统和习惯的不同，以及生产需要的变化，而同时出现各种各样的产品分配形式。我们不要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一种死板的、单调的制度，而应该把它看成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富于变化形式的制度。由于分工的发展，世界贸易的发达，科学和艺术普及于社会，必然使这种制度富于变化。

　　除了“分摊”以外，还有一个问题最使我们的敌人感到头痛，这就是“平等”。他们说：“社会民主党主张每个人都应该从总产品中得到相等的一份。因此，勤劳的人所得到的收入将与懒汉的收入相等，繁重而辛苦的工作所拿到的报酬，也要同轻松而愉快的工作一样；单纯的机械劳动，与需要多年准备的精巧艺术品，将得到同样的待遇。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毎个人都将尽量少工作，谁也不肯做繁重而辛苦的劳动，谁也不愿意学习一些东西。结果，社会将混乱不堪，回到野蛮状态。由此可以显然看出，社会民主党的意图是完全不能实现的。”

　　这种论断十分荒谬，在经过以上说明之后，未必需要再加以详细批驳。我们不像我们的敌人那样自诩眼光远大，所以怎么也不能像他们那样大夸海口，准确地预言“未来国家”是否要规定一切收入完全平等。然而，如果社会主义社会有一天感到需要作出这种决定，而且这一决定也真产生了我们的敌人所清晰预见到的那种可怕后果，那末，它的自然结果一定是：应被推翻的，不是社会主义生产，而是平等原则。

　　社会主义的敌人，只有证明了以下两点，才有权利从收入平等原则中得出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的结论。第一，这种平等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与生产发展不能相容。他们至今没有提出这个证明，而且也永远不能提出。因为个人在生产中的活动，不仅取决于他的报酬，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各式各样的条件，比如他的责任感、功名心、竞赛、习惯和劳动的吸引力等。对这些条件在未来社会中的性质，我们只能加以推测，而不能加以肯定说明。顺便说一下，我们的推测，只会同我们敌人的观点相反，而不会同他们的观点一致。

　　然而，除了这一点之外，我们的敌人还要证明第二点。这一点是收入平等必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前提，所以，没有这种平等，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不可设想的。可是，他们也不可能提出证明，因为看一看迄今为止所出现的各种形式的共产主义——从远古野蛮时期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到今天的农村公社（马克）和家庭共同体，就可以知道，同生产资料公有制相适应的产品分配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现代一切劳动报酬形式，比如固定薪金，计时工资，计件工资，超过一定平均定额的劳动奖金以及各种工作的各种报酬等等这些报酬形式，当然都是根据不同情况规定出来的，但是，它们都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相符合，其中的每一种形式，随着社会成员的需要和习惯以及生产的需要，在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某个时期内发生或大或小的作用。

　　但是，我们并不想由此主张，收入或物质生活条件的平等原则 （平等并不一定就是一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发生作用；而是认 为，它将作为自然发展的目标，即作为一种趋势出现，而不作为违反生活要求用暴力强加执行的平均主义的目标出现。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既有扩大收入差别的趋势，又有缩小收入差别的趋势，既有加甚不平等的趋势，又有减小不平等的趋势。

　　这种生产方式，使中等阶层解体，促进大资本家日益强大，从而显着地加深了横在人民大众与其上层人物之间的鸿沟。后者骑在前者头上，越骑越高，越来越不可攀，越来越陡悄。但在这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趋势，也日益使人民大众中间所有的收入差别缩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把农民和小资产者推进无产阶级的行列，或者不仅把他们的收入压低到无产阶级收入的水平，而且还日益消除无产阶级中间所存在的收入差别。机器日益使不同工人阶层的工资差别消除。这种差别是在手工业时期以及工场手工业时期，由于学徒期间的长短、劳动力消耗程度的大小和劳动组织的松紧而引起的；在机器使用以前，生产形式变化不大，这种差别是极其根深蒂固的。今天各种工人阶层的工资差别不断变动并日益相等。同时，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脑力劳动者的收入也开始逐渐同无产者的收入拉平。原来，我们的敌人以其极大的道德愤慨指责为社会民主党的目的的这种平均化，正在他们目睹之下，在现代社会中进行着。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所有这些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引起的不平等加甚的趋势，当然不复存在。相反地，在社会主义社会，收入差别缩小的趋势，将更加有力地表现出来。但是，在这里，我们以前在叙述传统的家庭形式的瓦解以及小生产的灭亡时所作的结论，也是适用的：经济发展的趋势在社会主义社会在某些方面仍然和在资本主义社会一样，不过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今天，人民大众收入平均化的过程，是通过较高的收入下降到较低的收入的水平而实现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这种趋势，当然要通过较低的收入提高到较高的收入，并和较高的收入相平等而实现的。

　　我们的敌人竭力吓唬工人和小资产者，说收入的平均化，只会使他们的状况恶化。因为，把富裕阶级的总收入分配给最贫困的阶级并不足以把后者的收入提高到工人阶级的平均收入水平。因此。为了 “平等”，比较富裕的工人和小资产者，必须把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拿出来。他们不但没有从社会主义得到好处，反而吃了亏。

　　在这方面，只有下述说法是正确的：今天，不幸的贫民的人数，首先是流氓无产者的人数无疑很多，他们的穷困情况又十分悲惨， 以致把富人的庞大收入分给他们，也恐怕不能使他们的生活达到收入较高的工人的生活水平。然而，这是否就成为有必要保存我们的优良社会的真正理由呢?我们认为，无论如何是值得怀疑的。我们觉得通过这种分配而使贫困的状况有所改善，已经是前进了一步。

　　但是，正如我们所说的，问题完全不在于“分摊”，而在于生产方式的改变。从资本主义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生产，必然要引起每年生产的产品迅速增长。我们不要忘记，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已经成了经济发展的障碍，成了现代社会生产力完全展开的障碍。它不仅不能按照技术发展提供的可能性和提出的要求迅速地合并小企业，而且也无力使用现有的一切劳动力。它使劳动力浪费无用，把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打入失业者，流氓无产者，寄生分子和不生产的中间商人的行列，使另一部分劳动者沦为对生产无所作用的常备军。

　　社会主义社会将为所有这些劳动力找到生产性工作。它将大大提高在业工人的人数，或许使他们增加一倍，从而使每年所生产的产品总量也同样增加。生产的这种扩大，就足以提高所有工人的收入，而不单单提高最穷苦的工人的收入。

　　如上所述，向社会主义生产过渡，将大大促进大企业吞并小企业和排挤小企业的过程，从而显着提高一般劳动生产率。因此，它不仅能够增加工人的收入，而且也能够缩短劳动时间。

　　由此可见，说什么社会主义意味着人人贫困的平等，这完全是胡说八道。这种平等不是社会主义的趋势，而是现代生产方式的趋势。向社会主义过渡，自然而必然地会提高所有劳动者阶级的福利，其中也包括农民和小资产者。根据这种过渡的实现条件和当时的经济情况，这种提高，或来得大或来得小。但无论如何，是显着的。从此以后，经济的每进一步，都会促进一般福利增长，而不像今天这样的减少。

　　在我们看来，收入发展趋势的这种变化对于社会的福利，比收入的绝对增长还更重要。有思想的人，与其说是为现在而生活，不如说是为将来而生活；所以将来给他的祸福，比目前的享乐，更引起他们的注意。决定个人和整个社会的祸福的，不是存在，而是发展，不是现状，而是趋势。

　　在这里，社会主义社会增进福利，而且保证生活安定，这种安定在今日就是最庞大的财富也无法加以保证。如果说，福利的增进只关系到迄今被剥削的那些人，那末，生活安定的保证，对现在的剥削者来说，即对于那些处境良好，不需要改善，而且往往也不可能再有所改善的人来说，也是值得感谢的礼物。对自己境况缺乏信心的苦恼，既威胁着富人，又威胁着穷人；它也许比贫困本身更使人难受；它甚至使那些还没有尝过贫困滋味的人，从心灵深处体会到贫困的痛苦；它是一个幽灵，甚至王公贵族也躲避不了。

　　凡是熟悉共产主义公社的研究家，比如研究过印度或俄国的农村公社（在它们因商品生产、国家干预、货币经济及其产物——高利贷而解体以前的情况）或今日还保存在南斯拉夫人手里的农业家庭组合的人，都首先注意到这种公社的全体成员所特有的安全感、自信心与镇静精神。他们完全不受市场各种动荡的干扰，都持有自己的生产资料，自给自足，按照自己的需要调节劳动，事先就知道他们应当期待什么。

　　但是，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所提供的保证，还远远不够完备。它们征服自然的力量还很薄弱，公社本身的规模也太小。牲畜死亡，作物歉收，洪水泛滥等灾害所引起的损失，时常发生，危及整个公社。相反地，规模相当于掌握着现代科学一切成果的现代国家的社会主义公社，不知要提供多大的生活保证！

　　第十节 社会主义和自由

　　社会主义社会将为它的成员提供福利和生活保证，这种情况连我们的许多敌人也都承认。但是，他们又提出反对意见说，这些好处是以很大的代价买来的，因为，它们是以自由的完全丧失为代价的。笼中的小鸟，每天都能得到充足的食饵，它不会挨饿，不怕气候变化，不受敌人的侵犯。但是，它没有自由，所以，它是值得可怜的，极想冲到危险而困难的世界去，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

　　他们说，社会主义消灭经济自由，即劳动自由。社会主义将导致专制制度，在这种专制前度面前，连最无限制的政治的专制制度也是自由的状态。因为后者只束缚人的一个方面，而社会主义的专制制度则束缚整个人。

　　人们对共产主义的奴隶制十分恐怖，甚至有些社会主义者都被它吓倒了，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这种人。他们厌恶共产主义不亚于厌恶商品生产，他们企图用同时追求两者的方法，来避免两者所有的危险。他们希望一个有商品生产的共产主义。这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在实践上，不过是建立一些人所熟知的自由主义的工人“自助”团体。

　　如果说，社会主义生产同劳动的完全自由不相容，即不允许要在什么时候劳动就在什么时候劳动，要在什么地方劳动就在什么地方劳动，要怎样劳动就怎样劳动，那是正确的。然而，多数人在一起进行的任何一种有计划的共同劳动，不论它采取什么形式，即不管它采取资本主义形式，还是采取公共的组织形式，都与工人的这种劳动自由不能相容。劳动自由只有在小生产中才有可能，但是即使在小生产中，它也有一定的限度。即使小生产不受一切限制性规定，比如强制轮作，行会限制等等束缚的地方，个体劳动者仍然要受自然或社会的影响。举例来说，农民要受气候影响，手工业者要受市场情况影响等等。虽然如此，小生产毕竟有可能提供一定程度的劳动自由。这种自由就是小生产的理想，而且是它的最革命的理想。只有眼光狭隘、视野超不出小生产范围的小资产者才能抱有这种理想。

　　这种理想在一百年以前法国大革命时期，还在经济方面有它的充分根据。今天，它已失去了一切支柱，只有在看不到从那时以来发生的经济变革的人的脑袋中才能出现。

　　劳动自由不可避免地要同小生产一道灭亡。消灭劳动自由的，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而是大工业的不可遏止的发展。恰恰是最常谈必须劳动自由的人（即资本家），却在加速消灭劳动自由方面最卖力气。

　　不仅工厂劳动已经没有自由，就是其他一切劳动（个人在这些劳动中仅仅作为一个整体的成员而发生作用），也是没有自由的。对于在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工业中制造商品的个别部分劳动者说来，以及对于不是作为自负其责的个人，而是作为机关团体的职员而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说来，也不存在劳动自由。医院的医师，学校的教师，铁路的职员和新闻记者都没有劳动自由。他们都受一定的规章制度束缚，必须在指定的工作地点和规定的工作时间工作，并受其他限制。但是，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在人类的精神活动方面，也像在人类的其他活动方面一样，大生产排挤着小生产，因此，在现代社会中，脑力劳动者也日益失去劳动自由。

　　不错，在资本主义大生产占有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工人还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今天，如果一个企业的工作对工人不合适，他有完全自由到另一个企业去寻找工作；他可以改行，从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在社会主义社会，一切生产资料由一个人统一掌握，所以只有一个唯一的“雇主”，不可能由他这里转到另一个地方去。

　　就这方面来说，今天的工资劳动者，确比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人自由，但是这不能叫做劳动自由。尽管今天的工人经常由一个工厂转到另一个工厂，可是不论在哪一个工厂，他得不到劳动自由。在任何地方，对工人的职责都有明确的规定，这是技术上的必要条件。

　　可见，工人害怕在社会主义生产中失去的自由，并不是劳动自由，而是自己选择雇主的自由。在今天，这种自由决不是没有意义的；凡是在某个垄断企业工作过或正在那里工作的人都知道，它是工人的一种保障。但是，就是连这一自由也日益使人怀疑了。由于经济发展而引起的失业人数增加，使空闲的工作位置大大少于找寻工作的人的人数。一般说来，失业者好歹找到工作后，都一定十分快乐。此外，生产资料不断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结果，每个企业的工人又都重新处于同一个雇主的管理之下，或至少使他们服从于同样的劳动条件。

　　被我们的敌人宣布为仇视文化和自由的社会民主党的可恶意图的，乃是现代经济发展的自然而必然的趋势。这种趋势在其他许多方面发生作用，也在这里发生作用。

　　也像使工人失去在工作时的自由一样，使工人失去选择劳动条件自由的，不是社会民主党，而是经济的发展。社会民主党不想阻止这种发展，当然，它也不可能阻止这种发展；但是，也像我们在其他方面所看到的那样，社会民主党在这里可以使这种发展具有一种与原来不同的对工人较有利的形式。它不能使工人不隶属于他在其中只是一个齿轮的整个经济机构，但是，它却能使工人不再隶属于利益与他们相反的资本家，使工人隶属于由他们自己构成的社会，即隶属于由利害一致、权利平等的同志构成的社会。

　　一个自由主义的辩护士或文人，可能会认为这种隶属关系是忍受不了的，但对现代的无产者说来，它却不是忍受不了的；我们只要观察一下工会运动就可以理解这一点。工会组织使人看到了我们的敌人一在汙蔑的“社会主义的强制国家的暴政”的雏形。在工会组织中，每个人的工作条件，也都有严格和精确的规定，可是其中的成员，至今还没有一个人感到对他的人身自由的不可容忍的侵犯。如果说，有人认为必须经常借助武装力量和流血手段，来反对这种“恐怖主义”，以保卫劳动自由，那决不是工人，而是工人的剥削者。可怜的自由呀，除了奴隶主以外，再没有别人保卫它了！

　　然而，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的不自由，不仅要失去它的压制性质，反而要成为人类至今所能达到的最高自由的基础。

　　这似乎有些矛盾，这只是表面上看来的矛盾。

　　在大工业出现以前，生产和获得生活必需品的劳动，简单说来，就是营生劳动，用去了从事这种劳动的人的全部时间和精力。这种劳动要求全力紧张工作，即要求心身两方面鼓起全力。不仅猎人和渔夫如此，就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也是这样。因为，生产者的生活，几乎全部是在他的营生劳动中度过的。劳动锻炼了他们的肌肉和神经，使他的头脑富于发明和求知欲。但是，分工越向前发展，就必然使生产者越向单方面发展。他们的能力已经不再用于各个不同方面，它停止发展了。生产者在一定时刻埋头于部分工作，他失去了理解周围现象的整体的能力。在这种条件下，只有那些不从事营生劳动的人，才能使体力和智力得到和谐而全面的发展，对自然界和社会中的相互联系的问题作深入研究，进行哲理的思维，即为最高真理本身而探求最高真理。可是在机器生产出现以前，唯有靠着把营生劳动转嫁给别人，靠着剥削别人，这种情况才有可能出现。

　　历史上最理想的哲理世界，一个唯一由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家和艺术家组成的社会，就是雅典的贵族社会，即雅典的占有奴隶的地主社会。

　　在雅典的贵族看来，劳动——不仅是奴隶的劳动，而且也有自由的劳动——是一种下贱的事情，这种看法不是没有根据的。苏格拉底[18]的话，决不夸张。他说：“小商人和手工业者没有文化，只是由于无暇，因为无暇，就不可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只学习自己工作所需要的东西，知识本身对他们说来没有任何吸引力。比如说，他们学习算术，只是为了做买卖之用，而不是为了理解数的性质。他们没有能力探求任何高深的知识。从事生产劳动的人说，同挣钱比较起来，荣誉和科学带来的快乐，没有任何价值。即使铁匠、木匠和鞋匠精通自己的行业，也大多数具有奴隶根性。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真、美、善。”

　　自那时起，经济发展大踏步向前，分工达到了令人难于置信的程度，而商品生产的优势，又使许多剥削者和有教养的人下降到赢利者的行列中去。现在，甚至有钱的人，也同手工业者和农民一样，完全投身于他们的实业活动。他们的集会场所，不再是专科学校和学院，而是交易所和市场。他们埋头从事的投机，与真理和正义的观念风马牛不相及，而唯羊毛，威士忌酒，俄国公债和葡萄牙的息票是问。他们的精力完全消耗在这些投机活动上面了。在作完这种“劳动”之后，他们除了从事最庸俗的享乐以外，再也没有精力和兴趣去从事其他任何工作了。

　　我们已经看到了，对于有教养的人来说，学问变成了商品。他们也没有时间和推动力忘我地探求真理和追求理想。每个人都埋头于自己的专业，认为把一分钟的时间花在研究不能获利的某种学问上面都是损失。因此，现在有人主张中等学校取消希腊语和拉丁语课程。取消这两门课程的理由，与其说是出自教育学上的考虑，不如说是企图叫青年只学习他们将可能“用得上”的东西，即学习将来能够变钱的东西。

　　甚至从事科学工作和艺术活动的人，也失去了关于整体的一切观念以及追求全面而和谐的发展的任何志向。到处都是片面的专业化。科学和艺术降低到手工业的水平。苏格拉底对于手工业者的活动所说的那一番话，也完全适用于科学和艺术。哲学思想濒于死亡，至少在上述阶级里是这样。

　　但是，在这同时，产生了一种新的劳动和一个新的阶级，即使用机器的劳动和无产阶级。

　　机器使劳动失去了一切精神内容。使用机器的工人，不再需要思考和熟虑，他的工作只是被动地服从于机器。机器指挥工人工作，工人变成机器的附属品。

　　对于使用机器的劳动所说的这一些话，也适用于工场手工业或家庭工业的劳动，不过一般说来，适用的程度较小。把制造一件完整物品的手工业者的劳动，分成许多部分，而其中的每一项工作，通过一道或数道十分简单的工序，只能制造出完整物品的一部分。手工业者劳动的这种分割，是机器生产的准备阶段，也就是机器生产的序幕，这是众所周知的。

　　工作的单调和思想的缺乏，给无产阶级带来的第一个结果，就是他们的心灵显得迟钝。

　　但是，紧接着而来的另一个结果，则是他们产生了起来反对劳动时间过长的愤慨情绪。对他们说来，劳动与生活已经是两件事情。对他们说来，只有在劳动结束之后，生活才开始。对劳动和生活还形成一体的工人说来，劳动自由可能等于生活自由。但是，对于只有在不工作时才有生需的―天说来，唯有摆脱劳动之后才能享受生活自由。 当然，这类工人实现不了摆脱一切劳动的愿望，因为劳动是生活的先决条件。可是，他们必然会设法限制他们的劳动时间，以便有时间来生活。

　　现代无产者为缩短劳动时间而斗争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原因，就在这里；而旧制度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是无法理解这种斗争的。这一斗争的目的，不在于取得一点点经济利益，不在于增加工资，不在于减少失业人数。虽然这一斗争也有这些目的，但在基本上它是为生活而斗争。

　　然而，从使用机器的劳动夺去了劳动的精神内容这一事实，又产生了第三个后果。这就是无产阶级的精神力量，也像其他生产者的这种力量一样，并没有被生产活动消耗殆尽；在从事生产活动的时候，他们的精神力量是闲着的。因此，无产者在工作时间以外进行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渴望，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强烈地表现出来。无产阶级渴望求知是现代社会的特有现象之一。其他一切阶级尽量把自己的余暇毫无意义地消磨掉，而无产阶级则真心诚意地渴求知识。只有那些有机会同无产者在一起工作的人，才能充分理解无产者的这种追求知识和教育的渴望的强烈。但是，如果一个局外人，拿工人的报纸、杂志和小册子同其他社会阶层爱读的书刊比较一下，他也不难看出这种渴望的强烈。

　　而且这种求知欲完全没有自私的动机。知识并不能帮助使用机器的工人增加收入。他们是为了真理而探求真理，而不是为了任何物质利益。因此，他们非不把自己局限于某一个别的狭隘范围内；他们的视野面向整体；他们希望理解整个社会和整个世界。最困难的问题，最能吸引他们的注意，他们非常喜欢研究哲学和形而上学问题，以致要想把他们从云雾中拖回到大地上来，往往是很困难的。

　　一个人成为哲学家，不在于占有知识，而在于追求知识。雅典贵族的光辉灿烂的思想家的哲学精神，恰恰就在被人轻视的无知的无产者中间复兴起来。但是，这种精神的自由发展，在现代社会是不可能的。要知道，无产者没有钱学习，没有人指导他们去学习系统的知识，他们受尽无计划的自学所有的一切意外和困难，尤其是没有充分的余暇！对无产者说来，科学和艺术仍然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圣地；他们力图占领它，可是打不进去。

　　只有社会主义获得胜利，才能为无产阶级开辟享受教育的一切源泉。只有社会主义获得胜利，才有可能减少获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时间，使工人有获得充分知识的必要的余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激起了无产阶级的求知欲；只有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才能使这一欲望得到满足。

　　给人类带来生活自由，艺术活动自由，科学活动自由和最高尚享受自由的，不是劳动自由，而是劳动解放。这种解放，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施行大规模的机器生产而成为可能。

　　迄今为止只在世界历史上出现过一次的那种作为少数高等贵族特权的幸福而和谐的知识，将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共同财产。少数高等贵族依靠奴隶获得的东西，一切文明民族将依靠机器来取得。它们将因生产劳动的解放而受到上升的影响，而丝毫不会受到奴隶经济迫使雅典贵族终于颓废而引起的那种卑躬屈节的影响。正如现代的科学手段和艺术手段，远远地超过了两千年以前，现代的文明世界大大地胜过小小的希腊一样，社会主义社会在道德的崇高和物质福利方面，将凌驾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最光辉灿烂的社会。

　　能够有机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为实现这一美丽理想而奋斗的人，幸福无疆！

　　第五章 阶级斗争

　　第一节 社会主义和有产阶级

　　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总则部分最后几段写道：

　　“这种社会变革不仅意味着无产阶级的解放，而且意味着在现状下受尽苦难的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这种变革只能是工人阶级的事业。因为其他一切阶级，尽管它们的利益互相冲突，但是它们都是站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的，并以维持现代社会基础为共同目标。

　　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必然是一种政治斗争。工人阶级没有政治权利，就不可能进行它的经济斗争和发展它的经济组织。它不掌握政权，就不可能把生产资料转化为公有。

　　使工人阶级的这种斗争变成自觉的斗争，使它统一起来，并为它指出自然而必然的目标，这就是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在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国家，工人阶级的利益都是一致的。随着国际往来和为世界市场而进行的生产的发展，每个国家的工人的境况，日益依存于其他国家的工人的境况。所以，工人阶级的解放是所有文明国家的工人都要同样参加的事业。由于认识到这一点，德国社会民主党感到并宣布自己同其余一切国家的有觉悟的工人是一体的。

　　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不是为新的阶级特权和优越地位而奋斗，而是为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本身、为不分性别和血统的一切人的平等权利与平等义务而奋斗。从这些观点出发，党在现代社会中不仅反对对工资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而且反对任何一种剥削和压迫，不管这种剥削和压迫是针对一个阶级，一个党派，一个性别或是一个种族的。”

　　第一段的头几句话，大概不必解释了。我们早已经详细地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取代资本主义生产，不仅符合一无所有者和被剥削者的利益，而且也符合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也符合有产者和剥削者的利益[1]。要知道，他们也备受现代生产方式带来的那些矛盾的折磨。他们有些人由于游手好闲而没落，另一些人则把一切精力消耗在永无休止的利润追逐当中。他们所有的人都彷徨在濒于破产以及堕入无产阶级行列的危险之中。

　　然而，毫无疑问，大多数的有产者和剥削者不仅对社会主义抱着怀疑和不相信的态度，而且怀着猛烈的敌意反对社会主义。

　　这是不是单纯由于缺乏知识和见解而造成的呢？在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们当中，主要的人物恰恰是那些在政府中、社会中和科学界所占的地位能够最快地理解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趋势的人。

　　现代社会的状况是如此令人发指，以致凡是愿意认真地从政治或科学方面考察这种状况的人，都不敢再否定社会主义者的批判的根据了。相反地，所有非社会主义政党中头脑清醒的人士都承认，这种批判包含有“真理的颗粒”；其中有些人甚至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只有在社会不是经过突然变化或突然改进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胜利才是不可避免的。按照他们的意见，只要这些政党中的某个政党赶快实现自己的纲领，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极其容易地做到这一点。

　　因此，在决定性关头，甚至非社会主义政党中的那些最能理解这种批判的代表人物，也彷效这种办法，借助于不彻底的逻辑，避而不从这种批评中作出结论。可是，我们知道，从社会主义者的批评中得出结论，却是必要的。

　　产生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是不难理解的。虽然有产者的某些不可低估的利益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但是他们更切身的、为他们所了解的其他一些利益却要求保卫生产资料私有制。

　　当然，这首先与富人有关。他们不能从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直接得到任何好处。就算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会对整个社会带来有利的后果，而且这种后果对他们也有好处，可是这毕竟要在遥远的未来才能实现。相反地，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给他们带来的不利，是早就可以清晰看到的。他们必然失去自己的权力和荣誉，根据社会革命进行的情况，有些人也许会牺牲自己的安乐和荣华。

　　对有产阶级的下层，特别是对他们中间本身就是被剥削者的那些人，即对小手工业者、农民等来说，情况就不同了。他们没有什么权力和荣誉可损失的；至于福利问题，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只会给他们带来好处。但是，为了理解这一点，他们的眼界必须高出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的观点。小资产者或小农民根据自己的痛苦的经验体会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作用，可是他们的狭隘观点，却使他们不能理解这种生产方式，至于对现代的社会主义，就更不能理解了。然而，有一点他们确实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那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对于他的经营方式是必要的。

　　只要手工业者仍然感到自己是手工业者，小农民仍然感到自己是小农民，小商人仍然感到自己是小商人；只要他们的阶级意识依然很强烈，他们就要死抱着生产资料私有制而不肯抛弃，而且不管他们的生活怎样坏，仍然不会理解社会主义。

　　我们在前一章已经看到，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如何紧紧地把小资产者和农民束缚在他们的落后的经营上面，甚至当这种经营已经不能保证他们好歹度日，而去从事雇佣劳动却能保证他们改善境况的时候，他们也不肯放弃这种经营。

　　由此可见，私有制是这样一种力量，它把一切有产阶级都束缚在现代的生产方式上面，甚至把那些身受剥削而他们的财产不过是“私有制”的辛酸讽刺的人，也束缚在这上面了。

　　在小资产者和农民中间，只有那些对于本阶级的继续存在感到绝望并且再也不能怀疑他们据以为生的生产形式注定要灭亡的人，才会理解社会主义的学说。但是，由于他们的生活条件而必然形成的无知和眼光狭小极其严重地妨碍着他们认识到他们的阶级地位已经完全没有希望。生活贫困和对可能使他们免于贫困的方法的狂热追求，使他们很容易成了夸夸其谈而不能实现自己的冠冕堂皇的诺言的一切蛊惑分子的战利品。

　　有产者中比较站得高的阶层，文化水平较高，眼光比较远大。许多有教养的人士，还保留着力图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斗争时代，即启蒙时代的旧的理忍主义的残余。但是，由于受到这种残余的引诱而去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并进而实现这种思想的资产者，是可悲的！他们必须赶快选择：或是放弃自己的观点，或是切断直到今天不仅束缚他们、甚至支持他们的一切社会纽带。只有少数人具有走到这个分岔路口所必要的充分勇气和独立精神，而在他们当中，又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在走到分岔路口的时候，有足够的力量坚决地切断同本阶级的联系。但是，甚至这少数中的少数人，到今天为止一般都很快地消沉下去：感到自己“年轻时过于热情”，而终于“明哲保身”起来了。

　　在上层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当中，只有资产阶级的理想家一般说来能够成为社会主义的追随者。但是，对大多数这些社会关系及由此所引起的问题有较深刻理解的理想家说来，他们的这种理解，只不过使他们徒劳无益地把他们的精力耗尽于寻求所谓“和平”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上面罢了。这种解决方案，目的在于把他们所有的或多或少的社会主义知识的要求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调和起来。然而，他们这种企图，正像寻找潮湿的火，或寻找燃烧的水一样，毕竟是不可能实现的。

　　有些资产阶级理想家，不仅有必要的理论上的见解，而且至少和资产阶级割断了内部的联系，同时又有勇气和力量去切断自己与资产阶级的外在联系。只有这些人才能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因此，社会主义事业，不能寄过多期望于有产阶级。社会主义可能把这个阶级的个别成员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然而这只限于他们当中那些按其思想意识已经不属于他们在经济地位上与之有联系的那个阶级的人。他们始终是微不足道的少数，除非是在革命时期，天秤上将开始倾向于社会主文方面。在这个时候，有产阶级的队伍中才真正会开始绝望的逃跑。

　　但是，直到目前为止，社会主义大军的唯一丰富的补充来源，并不是还有什么东西（虽然非常少）可以失去的阶级，而是那“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的阶级。

　　第二节 佣人和仆人

　　但是，社会民主党决不认为一切贫苦阶层，都是补充自己的拥护者的良好泉源。

　　当然，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叙述无产阶级的自然发展史。这方面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已在第二章叙述无产阶级在现代生产方式中的作用时说过了。这里，我们只想作几点补充说明，而这对于阐明无产阶级的各个阶层在当前的经济和政治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必要的。

　　我们知道，尽管庸人们惯用的格言，即穷人似乎永远存在，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必须承认贫困和商品生产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不错，在最初的时候，贫困通常只是个别的现象。例如，在中世纪，没有为自己营生所必需的生产资料的人是很少的。然而，就在这为数极少的穷人当中，大多数人仍然很容易在有钱人的家里找到充当助手、雇农、帮工和佣仆等工作。他们大部分是年轻人，希望将来独立经营和建立自己的家园。不管怎样，他们必须和家庭的主人或其主妇一起工作，和他们共同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由于他们是有产者家庭的成员，所以他们完全不是无产者；他们感到自己同这个家庭的财产状况有密切的联系，这个家庭的兴衰都要影响到他们。这种现象，在至今还保存着这类家长制关系的偏僻地区，仍然可以见到。在这种地方。佣工成了自己主人家庭的成员，尽管他们没有财产，他们却维护着私有财产，所以，在这里不存在社会主义的土壤。手工业中的帮工，也处于这种地位。（参看第二章）除了雇农和帮工之外，又出现一类特殊的仆人。有一部分穷人，在大的剥削者的家庭里找到工作。在中世纪和近代初期，这些大的剥削者主要是贵族、诸侯、高级僧侣和富商。穷人到这些人的家庭里来服务，不是为了帮助他们劳动，而是作为他们的佣兵或奴仆来保卫他们和侍候他们。这里，同劳共食这种家长制关系，已经消失了。所以由这种关系产生出来的主人和佣人之间的连带关系，也不存在了。但是，在主人和仆人之间，出现了另一种连带关系。凡是在仆人数目很多的家庭里，仆人中间就有地位上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可以期望提升，加薪，增权和沽名。这一切完全以主人的好恶为转移。仆人越会迎合主人，越能俯首听命，越能在这方面比其他仆人表现得突出，他的前途就越有希望。由此可知，受宠的仆人感到自己与主人有连带关系，可是，对自己的同事则心怀敌意。但是，在主人和仆人之间，还形成另一种连带关系。这就是：主人的收入越多，他的势力越大，荣誉越高，他的仆人由此得到的残羹剩饭也就越多。对于那些专供显示荣华或“排场”的仆人，尤其是如此。这类仆人的使命就是炫耀主人如何富有，使主人尽快地和尽情地挥霍金钱，勇敢而“忠实地”为主人的一切恶劣行为和罪恶勾当服务。因此，在对待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上，仆人感到自己同剥削者和压迫者有密切的连带关系，甚至往往以比主人还残酷的手段对待他们。要知道，一个主人，如果他还稍微有一点头脑，他是不会杀死给他孵金蛋的母鸡的。保护这样的母鸡，不仅可以为他自己，而且也可以为他的后代带来好处。但是，仆人是不会有这种考虑的。

　　一般人非常憎恨奴仆，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对上阿谀奉承，对下残暴无情，已被人编成谚语。人们把“奴才天性”看成最下贱的品质的总称。

　　当然，这种情况不仅影响着下层出身的穷人的性格，而且也影响着上层出身的穷人或者略有资财的人的性格。例如为寻求自己的幸运而到王公的府邸充当随从的没落的小贵族这类比较高级的奴仆，也有这种性格。[2]

　　顺便提一下，我们这里只是就下级仆人说的。因此尽管同小贵族出身的仆人作比较很有意思，可是我们不应当再继续比较了（其实他们类似之处是十分明显的，要把比较进行到底并不困难）。在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弄清楚，尽管仆人属于穷苦阶级，为什么他们不能成为补充社会主义拥护者的良好的源泉。相反地，他们倒是现代社会的支柱。

　　剥削的加强，每年创造的剩余价值量的增加以及为这种增加的结果的奢华的加甚，都促使奴仆人数增加。就是说，这种情况有助于一个没有财产但对社会主义运动说来却不是可靠的补充源泉的阶层的成长。但是，社会发展还算有幸，变相的军事奴仆——雇佣兵，自从法国革命开始实行军事改革以后，即自雇佣军队被普遍兵役制所建立的军队代替以后，大大衰落了。当然，雇佣兵还没有完全废除。直到今天，“武装的人民”远没有成为民主的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现代军队仍然保存着雇佣兵的残余。

　　尽管奢华不断加甚，但是有一种强烈的趋势压制着这种特殊仆人和各种普通佣人的增加。这种趋势就是过时的家庭形式不断解体和分工日益发展。这种趋势越来越把各种家务劳动和服侍私人的劳动变为专门的独立的职业，比如出现了理发、司厨、赶车和信差等职业。诚然，这些从佣仆工作中分离出来的职业，还长期保留着自己的前身的特点，但也逐渐地具有产业工资劳动者阶级的特性和养成这个阶级的观点。

　　第三节 流氓无产阶级

　　尽管为了经营管理或奢侈生活而使用的仆人数目很大，尽管帮工和佣兵的人数很多，可是这些职业通常仍不能把所有的穷人都吸收进去。穷人中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小孩、老人、病人和残废者，当然不能依靠这些职业中的任何一种来维持生活。我们已经说过，在近代的初期，还有一大批找不到工作的人也应当加在这里面。这批人主要是从自己的土地上被驱逐出来或因不堪虐待而逃走的农民。他们的人数之多，使得大量有劳动能力的人也沦落到与没有劳动能力的人相等的地位。他们什么东西也没剩下，只好去求乞、行窃或卖淫。他们不得不在饿死和不顾一切关于廉耻、荣誉和自尊的传统观念之间进行抉择。为了苟延残喘地活下去，他们顾了自己的迫切需要，就顾不得自自己的名誉。这种情况必然发生极其堕落和腐化的作用，那是不言而喻的。

　　这种腐化作用，还因为失业的贫民成为社会的最大负担而一直在增强，他们不但不为社会所需要，相反地，把他们消灭掉，还可以使社会解除这个不必要的负担。然而，任何一个阶级，只要它成了累赘，在社会上没有任何必要的职能，就必定堕落。这种情况，不论是对上层阶级还是对下层阶级，都是一样的。

　　这些乞丐们即使用自己骗自己的办法，也不能使自己相信他们的存在还有什么必要；他们根本想不出他们的阶级曾经对社会有过什么功劳；他们也没有力量迫使社会供养自己的寄生生活。

　　人们不过是容忍他们罢了，所以恭顺就成了乞丐的首要天职，同时又被人们看成是穷人的最高美德。也同奴仆一样，这种无产者对有权势的人卑躬屈节，而对现存的社会制度毫不表示反对。相反地，他们依靠富人食桌上抛下来的残羹糊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会想消灭富人呢！他们本身不受人剥削。然而工人所受的剥削越重，富人的收入越多，富人越慷慨，乞丐也就越有希望以富人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同奴仆一样，他们也参与分享剥削的果实。既然如此，怎么能要他们去反对剥削呢？在德国，在宗教改革[4]初期，天主教会由于以前剥削社会的各阶级，深为这些阶级憎恶，但是这一类的无产者却继续尽忠于教会，因为他们从教会得到的施舍多于从吝啬的市民或破产的农民那里得到的施舍。

　　这一类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悟还从来没有自愿地反对过剥削。但是，他们也同变相的军事奴仆——雇佣军队一样，当然不是剥削制度的支柱。他们胆小怕事、毫无原则，一旦给他们施舍的人失去财势，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弃这些人，而不管他们死活。这类无产者也从未站在革命运动的前列，但是每逢社会动乱，他们却从来没有放过混水摸鱼的机会。有时他们也会帮同对行将灭亡的统治阶级加以最后的打击。一般说来，在革命时期，他们专门乘机掠夺，败坏革命，而到后来，一有适当时机就背叛革命。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流氓无产阶级的人数大大增加，日益扩充他们的队伍。特别是在大城市，流氓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很大一部分。

　　有一部分小农和小资产阶级，在性格和观点方面也非常接近流氓无产阶级，他们的生活极端贫困，对自己的力量没有一点信心，可是仍然企图依赖上层阶级的布施来勉强维持外表。

　　第四节 工资无产阶级的出现

　　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即大工业，也非常乐意从上述这些阶层中汲取自己所需的劳动力。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所需要的不是受过训练的工人，而是善于忍受和不会反抗的工人，它使这些工人毫无意志地变成现代工厂中大机器的组成部分，这种大机器，只有当它的无数齿轮中每一个都能精确地不断地按规定转动的时候，才能正常地工作。因为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使用的基本工人群众，主要来自地位与流氓无产阶级接近的各劳动阶层，而且有一部分来自流氓无产阶级本身，所以这些阶层甘心忍受的待遇，一般就成了资本家打算给予一切工人的待遇的标准。至于劳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和道德家非常喜欢谈论它的教化作用，然而，对于无产者来说，劳动本身首先是使他们进一步堕落的根源，而不是使他们上升的根源。由于工人无力反抗，使资本家能够将劳动时间极度延长下去。我们在第二章已经说过，在资本主义大工业中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极多的。如果不对资本加以强迫，它是不会给予无产者以过私人生活和受教育所需的时间的。凡是资本不受任何限制的地方，它就把劳动时间延长到工人筋疲力尽为止。即使在劳动和睡眠之间还有一点余暇时间，也完全被工人用去作短暂的享乐，或沉溺于酒色，使得对自己所处的贫困境遇的认识日渐消失。男女共同劳动，成人和儿童共同劳动，在乐观的、自由自在的和有义务观念的人们中间，本来可以成为高尚的精神鼓舞和对这些人施行道德上的教化的源泉。但是，在资本主义工厂中，由于工厂的败坏道德和使人堕落的作用，这种共同劳动反而使道德败坏的危险更加增大，使无产阶级的堕落更加迅速了。

　　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初期，工人无产者同流氓无产阶级相差无几，这是不足为奇的。无产者如何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深深地陷入犯罪、酗酒、颓废和堕落的泥沼，从恩格斯向我们作的关于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经典叙述中[5]，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第五节 工资无产阶级的增长

　　当时，“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同极端堕落的概念具有相同的意义。现在也还有人抱着这种看法，而在这些人中间，甚至还有人自命为“先进”人物。但是，在劳动无产阶级同流氓无产阶级还在外表上保存着许多共同点的时候，两者之间就已形成了一条鸿沟。

　　不论流氓无产阶级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作为大量的现象出现，它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现代的伦敦或柏林的流氓无产阶级，同古代罗马的流氓无产阶级并无不同。相反地，现代的劳动无产阶级却是世界史上从未见过的完全独特的现象。

　　首先，在流氓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劳动无产阶级之间有极大的根本差异：前者是寄生虫，后者是社会的根基之一，同时这个根基不仅日益成为社会汲取力量的最重要的源泉，而且是唯一的源泉。工人无产者尽管没有财产，可是他们决不是依靠施舍维持生活的乞丐。他们不仅不靠社会供养，反而用自己的劳动维持社会。不错，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初期，工人无产者还感到自己是被救济的穷人，并把剥削他们的资本家看成是给了他们以工作，从而给了他们以面包的恩人，看成养育他们的人，他们的雇主。这种“宗法”关系当然非常适合于资本家的心意。就是在今天，资本家付给工人以工资，不单要求工人完成规定的工作，而且还要求他俯首帖耳和表示感恩。

　　但是，如果不使初期的这种美好的宗法关系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不管工人如何卑躬屈膝，他们早晚会发现正是他们养活资本家，而不是资本家养活他们。当他们照旧贫困不堪，而有时此以前更加贫困的时候，资本家却越来越富有。而当他们请求工厂主这个假家长给他们以更多面包的时候，他们得到的却只是一块石头。

　　工人无产者同流氓无产者和仆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是依靠剥削者的剥削所得生活；他们同家庭佣人和手工业帮工（参看第二章）的不同，在于他们不是跟剥削者共同劳动和共同生活，因此，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私人关系，对他们说来是不存在的。他们住在残破不堪的贫民窟里，却为他们的剥削者修建华丽的宫殿。他们忍饥挨饿，以便剥削者大吃大喝。他们尽力劳动，直到筋疲力尽为止，以便给剥削者及其喽罗们创造着消磨空闲时间的手段。

　　这种对立，与资本主义以前时期的富人和“小人物”即穷人之间的对立相比，性质完全不同。旧时代的穷人羡慕富人，他们用惊叹的眼光仰望富人，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理想。他们希望自己也成为富翁，也成为这样的剥削者。他们也不会产生消灭剥削的思想。工人无产者却不羡墓富人，不希望得到富人的地位；他们憎恨和鄙视富人，憎恨富人是剥削者，鄙视富人不劳而获。最初，他们只憎恨同自己有直接关系的资本家，不久以后就开始明白所有的资本家都完全是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他们的，于是，他们的最初的私人憎恨，就发展成为对全体资本家阶级的有意识的敌视。

　　对剥削者的这种敌视，是劳动无产阶级的最早的特征之一。阶级仇恨决不是社会主义宣传的结果，这可以追溯到社会主义宣传对工人阶级发生影响以前很久。仆人、家庭佣人和手工业帮工是不可能有这种高度的阶级仇恨的。在从事这些职业的成员和其“主人”之间保持着密切的私人关系的情况下，这种仇恨是不可能在他们中间成长起来的。当然，在这些职业中，工资劳动者和企业主（或业主）之间也有不少冲突，不过这种冲突往往以和解而结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会对企业主怀着最激烈的敌意，然而丝毫不会因此而破坏生产；企业主甚至可能不会觉察出这种敌意。

　　最初，这种仇恨情绪只是畏畏缩缩地在个别情况下表露出来。但是，如果说等到无产者终于明白工厂主给他们以工作完全不是出自高尚的目的，需要相当时间，那末，等到他们拿出勇气同自己的“主人”进行公开的斗争，就需要更长的时间了。

　　流氓无产者深感自己无用，又没有任何物质保证，所以他们既胆小又驯服。最初，工人无产阶级也保存着这种品质，因为他们是来自流氓无产阶级以及与其接近的各阶层的。不错，工人无产阶级是体会到所有那些加在他们身上的凌辱的，但是他们只是暗中加以反抗——在衣袋中握紧拳头。然而一些更有毅力、更热情的人的愤怒情绪，还表现在偷偷的犯罪行为上。

　　只有当我们所谈到的工资劳动者这几个阶层都认识到他们的利害一致、休戚相关的时候，他们就会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并滋长出反抗精神来。休戚相关、团结一致的情感一旦发生，无产阶级就开始在精神上得到新生，同时，劳动无产阶级也开始脱出流氓无产阶级的泥潭了。

　　资本主义生产的劳动条件，就向无产者指出了紧密团结一致的必要，个人服从整体的必要。在旧时的手工业中，每一个人独自生产一个完整的物品，而在资本主义大工业中，一切都建立在共同劳动上面，即建立在协作上面。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工人如果没有伙伴的帮助，就不能有丝毫作为。但是，如果他们团结一致，按照计划从事劳动，他们当中每个人的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一两倍。可见，劳动本身就使他们体会到团结的力量，使他们养成了一种自觉而愉快地遵守纪律的习惯。这种纪律既是协同的社会主义生产的前提条件，又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下无产阶级为反对剥削而进行各种有效斗争的前提条件。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教育着无产阶级，使他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并准备为社会主义社会而劳动。

　　对于唤起无产阶级的团结情感说来，劳动条件的一致，也许比协作发生着更为有力的作用。在中世纪的行会中，国际主义已见端倪，不过当时各种行业还是严格分开的。我们曾说过，在奴仆之中，也有等级之分。但是，在现代工厂中，一般而言，工人之间没有任何等级之别，没有任何地位的不同。无产阶级要想升上较高的地位，一般是不可能的，何况高级职位极少，以致大多数工人对此连想都不敢想。只有极少数的工人才会受到这种肥缺的引诱而腐化下去。对于绝大多数工人来说，劳动条件是完全相同的，任何一个劳动者都不可能单独地仅仅为自己而改善这些条件，他只有通过全体工人、即他的全体劳动伙伴的境况的改善，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不错，工厂主企图在工人中间散播纠纷的种子，故意地造成劳动条件的不相一致。但是，现代大工业促成一致的作用甚为有力，以致要采用计件工资、奖励制度之类的办法才得以长期麻痹工人，使他们意识不到利益的一致。资本主义生产越继续维持下去，无产阶级的团结也就越紧密、越巩固，也越是成为无产阶级所具有的一个最显着的特点。

　　在这方面，劳动无产阶级和奴仆有多大不同，我们只须指出前面就奴仆所谈到的各点情况，就可以明白。在这方面，农业中的农奴和手工业中的帮工，远远不如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无产阶级。

　　手工业中的帮工的团结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停止了。无产阶级的团结，则远远超过这一点。这一部分或另一部分工人的团结，并不限于在同一企业中工作的工人。手工业的帮工，也同无产阶级一样，逐渐体会到劳动者到处都会碰到相同的敌人，到处利害都是相同的。在资产阶级还固守小城市和小国家的分散状态的时代，手工业帮工就已经组织起包括整个国家的全国性机构。现代与国之间的最残酷斗争的条件下，在统治阶级展开疯狂的军备竞赛的条件下，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了。

　　我们从手工业帮工那里就已发现国际性组织的萌芽；他们发现自己能够逾越国家的界限。可是，他们没有能够逾越职业的界限。德国的制帽匠或铜匠在外面流浪的时候，可以得到瑞典或瑞士的同行的礼遇。但是，他却受到本国，甚至本乡的鞋匠或木匠的冷淡。手工业中的行业区分，是非常严格的。一个学徒在没有成为帮工以前，要一连学习许多年，而且得终生忠实地守住自己的本业。他个人的幸福也取决于手工业的繁荣和壮大。如果说帮工对本业的行东怀有敌意，那末，他对其他手工业的行东和帮工所怀的敌意也不小。在手工业全盛时期，各种手工业的帮工组织之间就有过激烈的斗争和敌对行为。

　　相反地，资本主义生产把各种各类的行业乱七八糟地混在一起。在同一家资本主义企业中，大部分是各种行业的工人共同协作来完成一个共同的任务。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具有完全消除生产中的行业观念的趋势。机器把以前劳动者所需的数年学习时间缩短为几个星期、甚至几天。机器使每一个工人能够由一个工序转到另一个工序而没有特别困难。机器甚至往往使工人以前所从事的工作变成无用，把他们抛到街头，迫使工人不得不另找工作。庸夫俗子们唯恐在“未来国家”中会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事实上，对今天的工人说来，这种选择职业的自由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可以很容易地逾越过去手工业帮工所越不过的界限。因此，现代无产阶级的团结意识，一方面具有国际性，另一方面这种意识又普及于整个工人阶级中间。

　　在古代和中世纪，就已经有各种形式的雇佣劳动。同样地，工资劳动者和他们的剥削者之间的斗争，也不是什么新奇的现象。不过，只是到了资本主义大工业占了统治地位的时候，工资劳动者才结合成一个阶级。他们完全体会到自己利害的一致，他们日益使自己的个人利益以及地方利益，甚至本行的特殊利益（只要还有这种利益），服从阶级的伟大的共同利益。但是，只是到了十九世纪，工资劳动者反对剥削制度的斗争，才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同时，仅仅由于这一点，这一斗争才有可能具有更高更远的目标，而不是单纯地限于消除当前的弊害，工人运动也才有可能变成革命运动。

　　“工人阶级”的概念日益扩大。这里所说的，首先是指大工业中的无产阶级。但是，随着产业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甚至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部经济企业中日益取得了决定性的意义，大工业中的无产阶级的情感和思想方法，对全体工资劳动者也日益发生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对利益一致的认识，也掌握了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的劳动者。并且，手工业越是失去它的最初的特性，越是和工场手工业接近，或越是沦落到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家庭工业的地步，这种对利益一致的认识也就会越迅速地掌握手工业中的劳动者。

　　城市中的非工业的劳动者，即在商业、运输业和旅店业（按德国职业统计术语来说，就是“住宿和休息”〔Beherbergung und Erquickung〕的行业）中从事工作的劳动者也逐渐加入工人阶级的行列中来。其次，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开始瓦解农业中旧的家长制经营形式，并使农业变成利用工资劳动者而不是利用作为主人的家庭成员的奴仆来从事生产的产业时，农业中的劳动者也逐渐体会到自己与其余的工资无产者的利益是一致的。最后，团结的情感开始打动生活没有保障的独立手工业者，而在情况有利的时候，甚至会感染农民。于是，一切的劳动者阶级日益汇合成一个单一的工人阶级，这个阶级的灵魂就是人数不断增加和经济意义不断增长的大工业无产阶级。大工业无产阶级所固有的友爱团结精神，共同的纪律和对资本家的敌视态度，日益在这个阶级中间普及开来。同时，无产阶级所固有的那种无厌的求知欲（这一点，我们在前一章末尾已经说过）也日益在他们中间增长起来。

　　于是，世界历史上的新生力量便在被轻视、被虐待和日益沦落的无产阶级中间成长起来。旧的势力开始在它的面前发抖。也就是说，一个具有新的道德和新的哲学，人数日益增多，团结日益加强，经济意义日益增大，自觉性日益增强和眼界日益扩大的新阶级，成长起来了。

　　第六节 使无产阶级上升的趋势和使无产阶级下降的趋势之间的斗争

    无产阶级脱离屈辱的地位而上升，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而然的过程。但这完全不是和平的从容不迫的发展过程。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趋势，使无产阶级日益沦落。无产阶级要在精神上得到新生，只有通过对这种趋势及其代表人——资本家展开斗争，才有可能实现。这种新生，除非加强新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在无产阶级内部造成的反对力量和反对趋势，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无产阶级下降的趋势，因时间、地点和工业部门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它决定于市场的情况，各企业间的相互竞争的程度，该工业部门的机器技术发展水平和资本家对其利害关系的认识水平等等。同样地，在无产者各阶层内部发展起来的反抗行动，也决定于各式各样的条件：决定于这些无产者的主要补充来源的各阶层人民的习惯和要求，在他们从事的工业部门中劳动所需要的熟练程度和体力情况，女工劳动和童工劳动的普及程度，各部门中人数不等的产业后备军的数量，工人的觉悟程度，最后，决定于该劳动部门是使工人分散或孤立，还是使工人团结或集中的情况。

　　所有这些条件，因工业部门和工人阶层的不同而非常悬殊，并且由于技术和经济革命不断发生，而经常变化。遭受资本剥削和无产阶级化的新地区和新职业，每天都在增加；新的生产部门每天都在增加，原有的生产部门则在不断发生变革。无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的初期，或是在今天，我们都可以看到，不断有着新的阶层从这种生产方式中产生出来；在无产阶级内部，随着上升趋势或下降趋势的占上风而不断发生变动：一些阶层上升，另一些阶层则下降。

　　但是，对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说来，幸运的是，无产阶级的大多数阶层迟早都要进入上升趋势占绝对优势的时期。一旦这种趋势在这一阶层或那一阶层的无产者中间强大到足以唤起他们的自觉，唤起他们的阶级觉悟，对本阶层成员相互之间和他们与整个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坚强的团结产生的力量；一旦这种趋势使他们认识到他们是经济发展上所不可少的，鼓起他们的自尊心；一旦这种趋势使他们确信工人阶级正在走向美好的未来；一旦无产阶级的某一阶层上升到这样的高度，那要再把他们拉回到堕落而愚蠢的人群中去，则是无比困难的。这一群堕落的人虽然也能产生憎恨，但是不能团结起来进行持久的斗争；他们对本身和对自己的前途感到绝望，醉生梦死，没有从自己的苦难中养成愤怒的情感和反抗的愿望，而只是养成胆小怕事的俯首听命的恶习。一旦阶级意识在无产阶级的某一阶层扎下根来，几乎就无法把它铲除了。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迫使无产阶级下降的趋势发生很大的作用，正如在某些衰落的家庭工业部门所见到的那样，只要这种压迫不使这一阶层灭绝，而仅使他们下降，则它就只能使无产阶级经济地位下降，而不能使他们在精神方面下降。在其他任何情况下，压迫只会引起反抗，而它的作用不会使人颓丧，反而只能使人更加坚强。压迫不能使更多的无产者沦为流氓，而只会使更多的无产者上升为殉难者。

　　第七节 慈善事业和劳动保护立法

　　如果无产阶级的每一阶层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那末在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身上，这一上升过程就要比实际上所有的开始得晚得多，而且进行得缓慢得多和痛苦得多。一切事情的开端，都有其固有的困难。无产阶级中现在处于值得尊敬的地位的某些阶层，在他们从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他们推进的泥潭中拔足上升的开端，也有这种困难，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在没有外援的条件下克服过这种困难。无产阶级的这些阶层所得到的外援，来自地位比他们高的社会阶层，即一部分来自劳动无产阶级的上层，一部分来自有产阶级。

　　这后一类援助，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初期，是具有某些意义的。

　　在中世纪，贫困的现象并不严重，以致公共的（主要是教会的）和私人的慈善事业不难把它对付过去。当时，贫困不是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即使有人对此加以注意，也只是出于劝人行善的想法。他们认为贫困是上帝的一种教育手段。如果贫困降在行为不端的人的头上，人们便把贫困看成是惩罚；如果贫困的牺牲者是虔信宗教的人，人们便把贫困看做一种考验，其目的是要他把更大的希望寄托于神。而对富人说来，贫困为他们开辟了练习行善的场所。这种行善，就像锻炼身体所必需的操练一样，是拯救他们的灵魂所必需的。

　　但是，当旧的封建农业因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开始瓦解的时候，当被剥夺土地的农民相率奔向城市、而城市开始“人口过剩”，城市中的失业和大量的贫困普遍起来的时候，这种新的、可怕而又危险的现象，才引起一切有思想和有情感的人注意。举办慈善事业这种中世纪的办法，已经不足以对付大量的贫困了。此外，宗教改革又消灭了一个最重要的是施舍来源——天主教会的贫民救济。照顾所有的贫民，这对社会说来，越来越成为力所不能胜任的任务。于是，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即消灭贫困的问题。人们想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许多方法。这些方法，因发明者的见解和人格各异，而极不相同：从通过消灭穷人本身（比如把穷人处死或流放）[6]来消除贫困的便利方法，直到经过周密考虑的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各种计划。后一类计划，得到有教养的人士极大的同情，而各国的统治者和政府贤达则只能理解“方便”方法。但是，无产者被斩首或被汙辱的越多，贫民的人数也越多。

　　但是，贫困问题逐渐呈现出另一种面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了，并开始日益广泛地传播，越来越在社会中占居统治地位。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便认为，消灭贫困这个问题已不复存在了。资本主义生产是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消灭无产阶级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无法进行。大量的贫困是资本主义的大量财富的基础；谁想使大量的贫困缩小，就等于侵犯财富。谁在今天想要消除劳动者被剥夺了财产的这种状况，谁就是在摧毁私有财产，也就是社会的颠复者和敌人。

　　不错，某些资产阶级人士所怀的同情和恐怖，仍然对无产阶级有利。要知道，贫困对整个社会有危险，因为它在制造瘟疫和犯罪。贫困迫使一些头脑比较清晰和具有同情心的资产者为无产者做一些事情；但是，对于没有勇气又没有力量同自己的阶级断绝关系的大多数资产者说来，问题已经不在于消灭无产阶级，而在于改善无产者的状况了。无产者应当是能够工作的人，而且应当是永远甘愿效劳的无产者。资产阶级的慈善事业（博爱），也不会超出这个限度。

　　当然，在这个限度内，慈善事业是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它的大多数方法，不是完全无用，就是至多只能使人得到暂时的慰借。

　　但是，这个概括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我指的是劳动立法。在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当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首先是纺织业）在英国发展起来，并带来它所能产生的一切可怕灾难的时候，一些眼光远大的慈善家开始确信：唯有一个方法才可以阻止大工业的工人完全沦落，那就是国家实行劳动保护，最低限度对工人当中的最没有自卫能力的阶层——女工和童工实行这种保护。

　　当时，经营大工业的资本家，还不像今天这样在有产阶级当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有产阶级中的非资本家即地主和小资产者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要求限制大工业资本家对工人的权力。其次，由于认识到如果不采取这种措施，就会使英国工业繁荣的基础——工人阶级趋于灭亡，也赞同这种限制，而且这种想法不能不使有产阶级中头脑比较清晰和能够看到长远利益的一切代表人物倾向于赞同劳动保护。最后，个别大资本家的个人利益，甚至也支持这种限制。因为他们拥有足够的财力，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种限制转嫁出去，并使生产适应于这种限制，而他们的力量较小的竞争对手，只是依靠对工人作最残酷剥削的办法勉强维持下去，如果实行劳动保护，这批小竞争者就得完全破产。但是，尽管如此，尽管工人阶级本身展开了要求劳动保护的强大运动，第一批的、甚至十分小心谨慎的劳动保护立法以及后来对它的增补，也还是经过一番顽强斗争才取得的。

　　即使初期所获得的成果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无产阶级中那些由此受益的阶层来说，却是促使他们由糊涂状态中觉悟过来，以及在他们当中推动那使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的趋势发生作用的动因。即使在还没有取得任何胜利以前，这个斗争本身也足以启发无产者，使他们知道自己是如何重要、如何必要的，他们所代表的力量多么强大。这个斗争已经把他们激发起来，唤醒了他们的自觉和自尊，粉碎了他们的绝望心情，并为他们提出了一个超越日常需要的长远目标。

　　在资产阶级也加以支持的提高工人阶级的手段当中，另一种手段就是开设国民学校。详细研究这个问题，会使我们超出本书范围之外。学校确是一个重要的手段，不可低估它的意义。但是为了使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得到提高，这个手段毕竟不如彻底实施的劳动保护立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大工业越排挤其他的生产形式，或者改变后者的性质，也就越需要不断加强劳动保护，不仅需要把劳动保护立法推广到大工业的一切部门，而且也需要把它推广到手工业、家庭工业甚至农业中去。但是，随着工业资本家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影响的增长，非资本家的有产阶级——小资产者和地主也沾染了资本家的思想，而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则由资产阶级的有远见的领导者，变成了决心维护资产阶级的一切眼前利益的仆从。

　　资本主义生产使从事这种生产的工人遭到可怕的蹂蹒，以致只有最贪婪和最无耻的资本家及其伙伴才敢于拒绝实行一些微不足道的法定的劳动保护。至于超过这种狭小范围的比较广泛的劳动保护，比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八小时工作制在目前具有的意义，相当于英国工业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实行的十小时工作制的意义），今日在有产阶级中间只有少数人支持。资产阶级的慈善事业，越办越缩手缩脚，越来越使工人走上为争取全面的劳动保护而独立斗争的道路。目前争取通过立法手续来缩短劳动时间而进行的斗争，已与英国在上一世纪为争取十小时工作制而展开的斗争完全不同了。如果说现在的资产阶级政治家赞成维持标准劳动日，但这也不是出诸仁爱之心，而只是因为他们的选民——工人迫使他们如此。为争取劳动保护而展开的斗争，日益变成纯粹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欧洲大陆和美国，争取实行劳动保护立法的斗争，比英国开始的晚得多，但一开始就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无产阶级在为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进行的斗争当中，不能再期望得到有产阶级的支持了。无产阶级要靠自己的力量，即首先依靠本阶级中最先具有斗争能力和斗争企求的人数众多的阶层的力量。

　　第八节 工会运动

　　工资劳动者和剥削者之间的斗争，决不是新鲜的事情。在中世纪末叶，我们就已经在手工业中看到帮工和行东之间展开这种斗争了，因为行东在当时商品生产和世界交通发展的影响下，开始表现出资本主义的潮流和趋向。早在十五世纪，某些行东就已力图增加帮工的人数，以期自己可以不劳动，而依靠剥削帮工的劳动生活，或者至少把大部分工作推给帮工去做。行东越来越想延长劳动日，限制帮工的假日，甚至取消星期日休息。同时，一些有钱的行东极想在生活方面同帮工分离，而帮工也只得满足于粗茶淡饭的生活。以前的家属关系削弱了。最后，行会的行东开始禁止帮工升为行东，也就是说，如果不是行东的儿子或女婿，就很难上升为行东，而且往往根本不能成为行东。于是，帮工这一阶层不再是处于由学徒上升为行东的过渡阶段，而变成独立的阶层。

　　随着行东开始扮演资本家的角色，就必然出现如下的结果：他们和他们所雇用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也像后来资本主义的企业主和工资劳动者之间的对立那样，变成非常尖锐了。但是，帮工同大工业开始时期的备受压迫和苛待的无产者无法比较。准备反抗和展开斗争的帮工，不仅抵抗加诸他们身上的任何一种打击，而且力图给予对方以更加有力的打击。当时，城市的观模还小，每座城市的每一行业的帮工，人数也比较少。通常，一种行业都集中在一定的街区，所以帮工们能够容易团结起来。当然，劳动把帮工们彼此分离开来，因为一个行东至多雇用两名帮工，超过两名的时候极为少见。但是，劳动并不是帮工的全部生活内容。一年之中，假日很多，进行社交活动的要求当时在每个人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不下于劳动，而社交活动也确是把他们联合起来了。当时，小酒馆成为他们的组织中心，即成为他们酝酿展开斗争的场所。凡是在生活上和行动上同他们不一致的人，都受到排斥。如果考虑到当时的行业彼此隔离的情况，那末，受到同行的这种排斥，对于帮工说来，就等于受到社会排斥。因此，一种行业的帮工团体——行会，都包括从事这种行业的全部帮工在内。当时几乎还不知道产业后备军是什么。由于种种原因，一个行业要从其他行业中吸收工人也还不可能。因此，就对行东的关系而言，帮工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这是毫不奇怪的。他们用的武器是罢工和抵制，而且被应用得极为广泛。当时热烈拥护行会制度的人，幻想中世纪的手工业能够复兴，他们以为中世纪的手工业复兴了，劳动者和他们的剥削者就能够和平共处。因此，如果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的主要手工业中发生的罢工也像今天的罢工这样，随着当前工业的发展而日益频繁和顽强起来，恐怕他们一定会怒发冲冠吧！

　　只是日益强大的现代国家权力，才把帮工压制住了。压制劳动阶级是国家权力对资产阶级的最早的效劳，而且迄今仍为国家的一项主要任务。于是，限制工资（即规定最高工资）、禁止工资劳动者的一切组织、或者至少是用警察力量来压制这些组织的时代，便开始了。但是，国家也并不能把帮工完全压制住。帮工也像他们的敌人那样很清楚地知道，团结起来将产生何等的力量，而没有组织就会怎样地没有保僵。所以，他们以英勇顽强的精神到处保卫自己的组织。凡是不能成立公开组织的地方，他们成立秘密组织。他们为此而受到残酷的惩罚和迫害，但是，这一切都不能破坏他们之间的联系。反对社会党人的法令[7]（不管这项法令本身多么残酷）加诸德国无产阶级身上的迫害和痛苦，比起过去数世纪以至十九世纪中叶许多国家劳动者所受到的苦难，不过是儿戏而已。但是，他们最后仍然战胜了这一切迫害，而成为胜利者。

　　但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中的大多数工人，却没有手工业帮工那么大的反抗力量。如上所述，在工场手工业中，制造一件成品所需的工序，是分配给许多劳动者承担的，其中的每个劳动者只需做一种或几种比较简单的操作就可以了。因此，劳动者的学徒期限缩短了，女工和童工开始涌入工业部门。其次，在工场手工业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工业城市聚集了庞大的劳动者队伍。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工人就不可能像中世纪小城市里的帮工那样，可以不通过任何劳动而能互相结识了。当然，手工业的帮工也因大城市的发展而受到一些痛苦，不过，这些痛苦并不那么严重，因为随着他们人数的增加，他们的敌人——行东的人数也增加了，从而行东之间的纠纷也增加了。反之，在资本主义企业中，仅有人数众多的工人同少数的企业主对立着，这些企业主却能容易互通声气。

　　此外，行会的限制也妨碍了古老城市中的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这些企业曾经不得不设在行会制度管辖地区之外，大部分设在农村地区。在这里，对劳动者容易加以监督，而劳动者得不到其他劳动人民阶层的任何支持，只能把希望寄托于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作。最后，由于中世纪的许多假日被取消，劳动者的社交集会时间大大减少了，而这种集会是团结和由此而来的行动一致的手段。

　　诚然，工场手工业集合了弄多工人群众，并迫使他们共同劳动，即实行协作。但是，对工人的团结可能发生影响的一些有利后果，有一部分被消除了，这不仅是因为工人是由居民中的各个阶层招募来的，而且还因为在工场手工业中，各种工序的报酬特别悬殊。在这里，正如豪门的奴仆有等级之分一样，工人之间也被分成了一系列不同的等级和职位。虽然工人属于哪一等级主要决定于他的生产活动的性质，而很少决定于他个人的机灵程度，从而这种等级不会使奴才根性在工人中间滋长起来，但是，它却使同一企业中的各个工人集团的利害关系大不相同，因此，他们难于认识到他们的利害是一致的。

　　但是，工场手工业的工人还有一个很大的有利条件，那就是，虽然他们的学徒期限比手工业工人短得多，可是他们的工作全凭熟练和灵巧，而这非经长时期的训练是达不到的。因此，工场手工业的工人是不容易被别人所排挤的。况且，在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发展阶段，尽管失业求职的无产者为数很多，其中熟练的工场手工业的工人却很少。产业后备军对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工人来说，一般还没有重大的意义。

　　只是机器的使用，才改变了这种情况。机器使全体失业者听从工业的摆布，把无产者的妇女和儿童一批一批地送进劳动市场。这种变化，对工人的反抗能力发生了什么影响，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自从在生产中应用机器以来，整个工业以异常迅速的速度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工业。但是，并不是说在一切生产领域，资本主义主义企业都立即变成使用机器力量进行生产的工厂。在某些生产领域中，至今仍然保存着工场手工业，像排字业就是如此。也有一些产业部门，在资本主义经济下，只要不是为大量生产服务，仍然可以长期维持手工生产，比如裁缝业就是这样。而仍处在手工业阶段的任何工业之施行资本主义剥削，通常都引起小规模的家庭生产，而不致引起大生产。但是，家庭工业的劳动者的反抗能力则是最差的。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尽管使用机器生产的大工业占统治地位，但是仍然有一系列工业部门（这样的工业部门正在日益减少）需要经过训练而掌握一定技巧的工人。大工业本身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劳动部门，或者扩大了原有的一些劳动部门，这些劳动部门需要某些特殊能力、特殊技艺和专门知识，因此不怕未经训练的工人或女工和童工的竞争。例如，金属开采业和金属加工业的某些部门，过去和现在情况都是这样。

　　随着这种情况的出现，从事劳动的无产阶级就被分成两大阶层。一为上层的无产者，由经过训练、或有一定技艺的（英文叫做skilled）熟练工人构成，他们的条件比较有利。在他们下面，是大批与日俱增的普通工人群众，他们所从事的生产部门不需要特殊的知识、熟练或技能。在这些工人当中，尽管有些人富有生产知识，有相当能力，但是，他们同样被看作未经训练、没有技艺的不熟练（unskilled）工人。他们很容易被别人所排挤，谁也不注意他们，他们的反抗能力也不强。

　　条件比较有利的工人，也就是在提高工人阶级的斗争中的那一部分先进无产阶级。当他们实行罢工时，雇主们难于找到代替他们的人，这一事实为他们提供了重要的战略优势。他们是无产阶级中最有战斗精神的分子，能够先于其他人起来反抗资本家。他们已经在许多次冲突中表现出自己的战斗能力。

　　他们的地位，和中世纪手工业行会的帮工大致相似。他们在许多方面还保留着帮工的传统，比如彷效帮工的组织和斗争的方法。工人组成的（最初只是由熟练工人组成的）新的经济组织——工会，往往就是旧时帮工组织的直接继续，至少在工会运动的初期，这种工会常常是彷照工资劳动者从行会帮工继承下来的传统习惯而组织起来的。

　　工会运动继承了行会帮工运动的传统，这并不仅仅表现在工会的反抗精神和抵抗能力上面；帮工的行会精神有时表现在这些方面，有时也表现在其他方面，这就是一种行会的故步自封的倾向，即片面地只追求本行业的狭降的利益，而不顾全体工人的共同利益。这种情况，有时十分严重，以致熟练工人的工会不仅忘记了自己同全体工人阶级保持团结的义务，而且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牺牲其余的工人，比如限制本行业的学徒人数，就是一个例子。他们依靠这种限制，确实使本行业的劳动力的供给有所减少，但这只是牺牲了其他劳动部门的工人，因为其他劳动部门没有可能实行类似的限制，所以反而使更多的劳动力向这些部门蜂拥而来。

　　不过，有组织的工人以劳动“贵族”自居而与“苦力”分开，并高踞于这些人头上的这种意图，仅仅见于个别的劳动部门。比如在德国，大多数的排字工人不久以前就曾采取过这样的立场。而在英国，所有的熟练工人都与不熟练工人分开。受到工厂法保护、从而条件比较有利的劳动部门的工人，也属于熟练工人之列。在英国，这种工人直到最近都是与广大的工资无产阶级群众分离的工人贵族，其中一部分至今还是这样。

　　凡是工会运动使行会的片面的狭降观念，以及处境比较有利的工人的贵族化日益加剧的地方，工会运动不仅不会促使整个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得到提高，甚至可能抑制和削弱这种提高的过程。在这方面，工会运动比起历来英明的政治家们所喜欢采取的愚蠢而荒谬的压迫措施，要有效得多。那些为对付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而采取的措施，倒是使熟练工人同非熟练工人团结起来同心协力反击压迫的最有效手段。

　　今日，只有那些最愚蠢无知的政治家还以为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压制无产阶级。今日无产阶级的最危险的敌人，正是那些以朋友姿态出现而不是以敌人姿态出现的人，迖些人企图通过工会运动来分裂无产阶级，使先进战士中最有抵抗能力的那一部分人，变成压迫防卫能力薄弱的那部分人的压迫者。工人阶级的这些假朋友，在德国也很出名，不过至今为止他们大部分只是在大学里活动。但是他们也力图影响工人。幸亏占居统治地位的政党眼光过于短浅，德国工人又深具远见，而经济条件也十分发达，使得这些先生还不能发生太大的危害作用。

　　即使工人中某一阶层处于较有利的条件，他们自高自大，脱离无产阶级群众，但是，在经济发展影响之下，他们不得不很快同整个工人阶级采取一致行动，和他们团结起来。这些工人阶层，由于他们的觉悟程度、该工业部门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它在国内外市场上的作用各异，他们的贵族化倾向的消除所需的时间也不一样，但是，这种倾向迟早要从这类工人阶层中消除的。

　　任何一个工业部门，都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技术革命。披术革命的结果，使得不熟练工人能代替熟练工人，使得女工和童工能够与男工竞争。尽管有各式各样的限制，比如对学徒人数的限制等等，虽然各行业需要很多工人，但是各行业的失业人数仍然有增无已。未参加组织的熟练工人，也不断增加。因为他们的工资低廉，所以能够用他们来对付有组织的工人。因此，甚至那些有钱的、而且组织得十分坚强的工人都越来越确信：分散的个别的工会无力单独反击资本主义使他们沦落的影响，更不用说完全战胜这种影响了。他们认识到：整个无产阶级的力量越薄弱，他们自己的力量也就越薄弱，相反地，整个无产阶级的力量越强大，他们自己的力量也就越强大，他们的地位，归根到底决定于整个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也会认识到：骑在陷入泥坑里的入们的肩上往上爬，以及因自己高升而使他们愈陷愈深的策略，是荒谬的。如果他们真要往上爬，并在高处站得住，他们就必须努力取得借以立足的巩固地盘。但是，如果不帮助他们下面的阶层爬出泥潭，他们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于是，工人的“贵族阶层”一个接着一个地开始认识到，他们反对剥削的斗争并不是只为他们的特殊利益而进行的特殊斗争，而是整个无产阶级所从事的伟大阶级斗争的一部分。他们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其他阶层所从事的斗争，决不是同他们没有关系的，这一斗争也是为他们而进行的，因此，他们有义务帮助和促进这一斗争，并且要尽可能参加这一斗争。他们也认识到，应当尽可能保护本身无力自卫而至今仍站在工人运动外面的那些无产者阶层的利益。

　　同时，不熟练的工人阶层，也一个接着一个地抬起头来。看到熟练工人的伟大斗争场面，许多“不熟练”工人兄弟都为之振作起来并得到鼓舞。前面已经说过，为实行劳动保护而进行的斗争，也起了相似的作用。还有其他一系列原因，在条件的巧合下，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激起各个工人阶层参加到战斗的无产阶级的行列中来。

　　不熟练工人的斗争所直接产生的经济效果，一般是不大的。他们的斗争历史，“充满了工人的一连串失败，只是间或有几次个别的胜利”（恩格斯语）[8]。但是，也像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9]一样，无产阶级从自己的失败中吸取了新的力量。不论斗争的结局如何，斗争本身就使工人在精神方面有所提高，激起和发扬我们在前面指出的作为无产阶级的特征的那些品质。甚至在这种斗争没有使他们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甚或反而使他们的境况更加恶化的时候，斗争本身始终有促进无产阶级在精神方面和社会方面得到新生的作用。

　　于是，从熟练的无产者和不熟练的无产者中逐渐形成了一个被工人阶级的运动所席卷的阶层，造成工人运动。这是为整个阶级的共同利益而斗争的那一部分无产阶级，即无产阶级的ecclesia militans（战斗的教会）。这个阶层由于原来自高自大而又自私的工人“贵族”、以前的愚蠢无知的“苦力”以及陷于无能为力的绝境的下层工资劳动者的参加而日益壮大。我们已看到，劳动无产阶级在不断增加。我们也知道，劳动无产阶级对其他劳动阶层，日益发生决定性的作用，不论在生活方面，情感方面以及思想方面，后者日益受到前者的强烈影响。最后，我们还看到，在这日益壮大的工人大众中间，它的战斗队伍，不仅绝对地增加了，而且也相对地增加了。尽管无产阶级成长得非常迅速，而它的战斗队伍壮大得还要迅速。

　　但是，战斗的无产阶级，才是社会民主党的拥护者的最重要和最丰饶的补充来源。社会民主党实质上无非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觉悟的部分；战斗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日益与社会民主党合一的趋势；在德国和奥地利，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两者合而为一了。[10]

　　第九节 政治斗争

　　无产阶级的最初组织，是彷效手工业帮工的组织而组织起来的；同样地，当无产阶级作为团结一致的群众展开斗争的时候，它最初采取的斗争手段，到处都与帮工所采用的手段一样。这种手段，就是抵制，尤其是罢工。

　　但是，无产阶级不能只限于采用这两种斗争手段。构成无产阶级的各个阶层越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斗争也就越要具有政治性，因为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岀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单是纯粹的工会斗争需要，就已经迫使工人提出政治要求。我们说过，现代国家认为自己对于工资劳动者的主要任务，是不让工资劳动者有任何可能组织起来。秘密组织只有不能公开结社时，才能代替公开组织，但这本来是不够的。要团结成为一个整体的群众越多，越显出秘密结社是不够的。因此，无产阶级越发展，它越需要团结的自由，即结社的自由。

　　但是，无产阶级要得到最全面地发展自己的组织和最合理地利用这些组织的机会，单有结社自由还是不够的。我们已经说过，手工业的帮工是很容易团结一致的。在每个城市里，从事于某一种职业的人，为数都比较少，而且其中大多数人，都集中在一条街上，所以他们经常见面，彼此交往。同一行业的全体帮工，都会聚首在一个小酒馆里。每个城市在不同程度上形成经济上的一个整体。交通道路极为简陋，城市与城市之间甚少往来。在这种情况下，漫游各地的各个手工业者，就足以维持各城市组织间的联系。

　　今天，在巨大的工业中心，都有好几千名工人在工作，他们每一个人，只和少数同事有密切的私人往来，而和广大的同事没有密切的私人交往。为了在这样庞大的人群之间建立联系，使他们认识他们利害在各方面都十分一致，吸收他们参加以保卫他们的利益为宗旨的组织，就需要有机会同广大的同事自由交谈，就要有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手工业的帮工不需要出版书刊，因为在他们所生活的小天地里，只须口头传达信息就可以了。相反地，要把大批现代工资劳动者团结在一个组织里面，使他们采取一致行动，没有出版物的帮助，是完全不可能的。

　　由此可见，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工人阶级开始觉悟，试图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他们除了提出经济要求以外，还提出政治要求，即提出关于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要求。这些自由，对无产阶级说来，有重大意义；这是对他们的发展绝对需要的他们的生存条件。它们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阳光和空气。不论谁，凡是削弱或剥夺工人阶级的这些自由，或是竭力阻止工人为获得这些自由和扩大这些自由而斗争的人，不论他是真爱还是假爱无产阶级，不论他自命为无政府主义者，或自命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还是什么人，都是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他们给无产阶级带来的损害，决不亚于公开的敌人；不管他们的这种行径是出自恶意，还是出自无知，都需要像反对无产阶级的公认敌人那样同他们进行斗争。

　　有时，人们把政治斗争同经济斗争对立起来，认为无产阶级需要把这两种斗争分开：或者单独进行政治斗争，或者单独进行经济斗争。事实上，这两种斗争形式是不能分开的。经济斗争要求上述几项政治权利，然而这些权利不是自天而降的，为了得到这些权利，并保住它们，需要最激烈的政治活动。但政治斗争本身归根到底也是经济斗争。比如，当斗争涉及捐税和劳动保护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的时候，它常常是直接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不过是经济斗争的一种特殊的、最广泛的、而且多半是最有决定性作用的形式。

　　不仅是专门和直接牵涉到工人阶级的法律，就是其他大多数的法律，也都或多或少地牵涉到工人阶级的利益。因此，工人阶级也应当和其他一切阶级一样，必须努力增大政治影响和取得政权，努力使国家政权为自己服务。

　　在现代国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两种方法。第一，就是个人对国家元首的直接影响，在专制国家，就曾经是（现在也是）影响国家政务的唯一可能的方法。这种方法，对于那些容易亲自接近国家元首，可以得到元首的宠爱，能使元首依存于他们，或者为元首效劳的阶级有利。因此，这些阶级，即宫廷贵族、高级僧侣、高级军官和高级官僚，以及大信贷者和金融界牛耳，是专制政体的天然的拥护者。

　　在现代大国内，其他一切阶层的人民只有依靠自己选出的议会，才能对国家的治理发生影响。议会决定征税条款，在议会有代表的各阶级根据这些条款才会同意向人民征收的管理国家所必需的赋税。凡是名副其实而不是专制政治的遮羞布的一切议会，都应当有立法权、否决权和倒阁权，而拒绝纳税的权利和可能性则是上述这些权利得以发展的基础。

　　关于人民的直接立法，这里可以不谈。最低限度，在现代的大国中（我们这里所说的国家正是指的这种国家），人民的直接立法，不能使议会成为多余的东西，而只能在个别情况下与议会一起，补其不足。国家全部立法工作由人民的直接立法处理，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犹如不可能用人民的直接立法来监督国家的政务工作和必要时对国家作这种或那种指示一样。只要现代的大国存在一天，政治活动的重心就要在它们的议会里。

　　议会制度的最后结果，就是代议制共和国。至于这种共和国作为装饰品保留君主（比如英国）还是不保留君主，那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实际上，在真正由议会治理的国家里，国家的行政完全从属于议会。议会掌握着钱袋，而钱袋是现代国家的灵魂，正像它是一切现代企业的灵魂一样。在今日，没有金钱的国王的处境，比没有领土的国王还要恶劣。

　　在现代国家中，过着强烈的独立的政治生活，但毫无希望通过个人对国家元首发生影响的办法来迅速地达到预期目的的一切阶级，都力图一方面增强议会的权力，另一方面扩大他们自己在议会中的权力。议会的权力既依存于为它撑腰的那些阶级的力量和决心，又依存于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它们的那些阶级的力量和决心。一个阶级在议会中的力量，首先取决于选举权的性质。被剥夺了选举权的阶级，当然不可能有代表参加议会。再者，一个阶级在议会中的力量，还取决于这个阶级在选民中享有的威信。最后，这个力量也视该阶级的议会活动能力为转移。

　　对于头两点，是无需说明的。只是最后一点，尚需我们说几句。从事议会活动，并不是人人都能胜任的。它需要一定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只有依靠长期从事社会活动，尤其是从事演讲活动，才能得到。此外，它还需要有广阔的眼界，远大的眼光，能够理解具有全国性和国际性的问题。农民和大部分小资产阶级都缺乏这些参加议会活动的先决条件。我们已经说过，这些阶层的精力完全用于劳动上了。劳动使他们孤立，把他们彼此分开，使他们每个人的交往只限于不多的一些人。因此，他们的眼界必然极其狭窄，对于具有极为普遍意义的一切问题，他们都用个人的至多是局部的、一时需要的尺度来衡量。他们的生活情况，不仅阻碍了他们中间议会政治活动家的成长，而且也妨害了这些阶级结成坚强的全国性政党（指包括全国范围的整个阶级的政党）。他们形成彼此之间没有联系受一时的情绪支配的群众。他们不仅不能从本阶级中间选出代表参加议会，而且也无力对他们所选出的代表加以严密监督。手工业者或真正的农民，在议会里不过是白色的乌鸦。农民或小资产者为了在议会中有代表，他们不会推选地位与他们不相上下的人；如果他们具有自由主义的思想，他们就会选举律师或是教授，如果他们具有保守思想，他们就会选举大地主、僧侣或高官。显而易见，这样的代表，即使心地诚恳，也不能真正代表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利益。何况他们的心地往往并不诚恳。一旦他们进入议会，他们就要为所欲为，而他们的选民，则毫无办法制驭他们。选民们所能做到的，至多是在下一届选举中使叛徒落选，但是，在一届选举中他们不过又选出另一个叛徒而已。

　　因此，农民和小资产者对议会制度不满，这是不足为怪的。但是，资产阶级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拥有一切物质和精神的手段，使他们可以在竞选期间和在议会当中维护自已的利益。他们不仅有足够的金钱，而且他们中间有不少精通世界知识的有教养的人士，这些人习于管理庞大的社会组织，以法律知识和演讲艺术为职业，比如律师、教授等等便是。

　　在这方面，迄今为止，其他任何一个阶级都无法和资产阶级相比。因此，直到最近他们都一直支配着议会。所以，议会制度是保证他们在国家中的统治和迫使下层阶级的力量在政治上为他们服务的最合适和最有效的手段。

　　因此，不打算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而怀有激进情绪的小资产者，喜欢把议会制度看成是维持奴役下层并使这种奴役永远存在下去的主要原因。他们对议会制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想倾听一下，而确信只要完全取消议会制度，就可以推翻资产阶级。他们当中有些人要求用人民直接立法来代替议会，另一些人则更进一步，认为在现代国家中，政治和议会制度是彼此分不开的，而笼统地反对一切政治活动。这看来也许是很革命的，而实际上，不外是承认下层阶级在政治上的破产而已。

　　就对议会制度的关系而言，无产阶级比起农民和小资产者，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我们已经说过，现代生产方式怎样使无产阶级提高，使它摆脱屈辱的状态，以及怎样唤起无产阶级的求知欲，使它理解社会现象的整体和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单是由于这一点，他们作为政治家就高于小资产者和农民。他们能容易地掌握政党的原则，欢喜原则的政策，而不至受一时情绪、个人的或局部的利益摆布。他们的生活条件，使他们能够和广大同事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共同行动。他们的生活条件，使他们养成了严守纪律的习惯，这种纪律，他们要求自己的先进战士遵守，同时，先进战士也要求他们本身遵守。所以，为无产阶级的组织而进行的活动，以及在这种组织中的活动，是从事议会活动的最好学习场所。这种活动使无产阶级习惯于议会的方式，为无产阶级培养演说家、法律专家和组织人材。

　　因此，无产阶级现在所处的地位，能够组织自己的不依赖于其他阶级的独立政党。这在德国每个人都知道得非常清楚，无产阶级已经在事实上证明了这一点。可是，无论是农民，还是小资产者至今都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恐怕他们将来也未必能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善于控制他们的代表，并使他们为自己的利益服务。[11]最后，在他们的队伍当中，能够卓有成效地代表本阶级出席议会的人物，也越来越多。

　　当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参加议会斗争（主要是竞选和议会本身中的斗争）的时候，议会制度便开始改变它的最初特性。议会不再单纯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了。正是这种斗争才是唤醒无产阶级中的对斗争抱着消极冷淡态度的阶层并使他们产生自信和对美好未来抱有希望的最有力手段。这种斗争，也是使无产阶级各个不同阶层日益巩固地团结起来，形成统一的工人阶级的最有力手段。最后，它还是无产阶级现在拥有的影响国家政权，使其为本阶级利益服务，并迫使国家政权作出在现存条件下能够做到的让步的一切手段中的最有力手段。简而言之，这种斗争是使无产阶级上升，摆脱经济的、社会的和精神的屈辱地位的最有力杠杆。

　　因此，无产阶级不仅没有任何理由逃避议会制度，相反地，它有一切理由以最坚定的精神一方面促进议会加强对政府的控制，另一方面，加强自己在议会中的代表以独立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代表的资格进行活动的力量。

　　除了结社权利和出版自由以外，平等直接的无记名投票的普遍选举权，也是无产阶级顺利发展的最重要条件。

　　第十节 工人党

　　并不是一切国家的工人阶级都已经具备这些条件，差不多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都还没有充分地具备它们，几乎到处都有企图重新剥夺工人阶级已经获得的东西的倾向。现在，工人阶级为了取得并维护必要的政治权利，正面临着一场长期的、需要很大牺牲的斗争。

　　在无产阶级开始政治斗争的初期，由于有产阶级内部发生斗争，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比较容易完成的。工业资本家，商人，地主，宫廷官宦和专制统治阶级等等，彼此之间不断发生激烈的倾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中的每一集团都努力于寻找同盟者，给后者以少许让步，使他们加入自己的一伙。但是，在斗争胜利之后，进行分赃时，同盟者却往往受骗，得不到什么。另一方面，某些政党，为了能继续获得某一下层阶级为它服务，也常常被迫给予这个阶级以重要的政治权利，这是事实。

　　统治阶级最常诉诸无产阶级，它们本身把无产阶级吸引到政治斗争舞台上来了。只要无产阶级还没有在政治上独立，统治阶级就把它看成是“有投票权的家畜”，而它本身也像农民和小资产者一样自愿为剥削者利用。实际上，无产阶级也不止一次地为剥削者效了这种劳。

　　然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本质上是极端对立的，以致它们之间的政治意图无法长期一致。在每一个实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无产阶级参加政治活动以后，都迟早必然要导致同资产阶级政党决裂，而起来组织独立的政党——工人的政党。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无需多加解释，因为，我们已就这个阶级的利益、意图和观点，作过详细说明了。

　　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什么时候必须采取这一决定性的步骤，即所谓必须切断把它同自己的母体——资产阶级社会在政治上联系起来的脐带，这首先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因为无产阶级的人数、力量和团结，主要是由这种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但是，也有其他一系列条件，对工人阶级政治独立的迟早，具有重要意义。其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有以下两个条件：工人阶级对于政治和经济情势的认识水平和资产阶级政党对工人阶级的态度。就徳国而言，这两个条件至今都特别有利于工人在政治上同资产阶级分离，而且比其他任何一个大工业国，都有利得多。因此，发生了这样的现象：德国的工人运动，就摆脱资产阶级政党而独立来说，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

　　尽管实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国工人运动，因不同条件的影响，进入组织独立的工人党的时期迟早有所不同，但是，经济发展本身必然按照自然观律，使其中的每个国家进入这个时期。

　　任何一个政党，都必然以取得政治统治权为目的。它们必然要力图使国家政权从属于自己，即服从它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也就是说，它们必然要力图成为全国的当权党。同样地，工人阶级组织独立政党，也自然而必然地为自己规定出这种目的，而经济的发展也将自然而必然地导致这个目的得到实现。但是，这里也同工人与资产阶级政党决裂一样，开始实现目的的时期，不仅决定于该国工业发展的水平，同时，其他一系列全国性和国际性的条件，也起着作用。同样地，实现目的的方式，也各种各样，极不相同。但是，凡是对现代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特别是对最近一百年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作过研究的人，没有一个会怀疑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是自然而必然的。随着无产阶级的人数、精神力量和它对经济发展的必要性的日益增长；随着阶级斗争使无产阶级养成团结精神和遵守纪律的习惯，扩大它的眼界，它的组织也就不论在其范围与团结方面都不断加强；随着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日益成为最重要的阶级，即成为整个社会归根结底要依靠它的活动来维持的唯一的劳动者阶级，与无产阶级敌对的各阶级，将在人数上不断减少，明显地失去政治力量和精神力量。它们不仅变成多余的东西，甚至有一部分有害于生产的进展。在他们领导之下，生产越来越乱并陷入日益不能容忍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之下，哪一方面将最后得到胜利，是昭然若揭的。很早以前，有产阶级就已经为它们的末日迫近而发慌了。但是，他们对自己的处境所感到的胆战心惊，却不肯承认，企图以假装镇静和故作欢喜来麻痹自己的这种情感，闭着眼睛不看他们所奔向的深渊，没有发觉自己正在通过这种盲目行为加速自己的灭亡，并使这种灭亡更加无法挽救。

　　但是，无产阶级作为被剥削阶级的最下层（流氓无产阶级不受剥削，它属于寄生阶层），不能像其他阶级历来所做的那样，利用它取得的统治权力，把被剥削的负担转嫁到其他阶级肩上，使自己变成一个剥削阶级。它必须利用自己的统治权力，消灭自己被剥削的状况，从而消灭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剥削现象。但是，剥削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废除私有制，才能消灭剥削。既然无产阶级的没有私有财产的情况，能使它废除私有制，那末，它的被剥削状况，将迫使它废除剥削，并以社会的共同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

　　但是，我们已经说过，只要商品生产仍占统治地位，社会的共同生产就不可能成为一般的生产形式，为了用社会的共同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必须废除为市场而进行的生产——商品生产，而代之以为社会并在社会的监督下而进行的生产。因此，社会主义生产是无产阶级胜利的自然而必然的结果。如果无产阶无意利用它在国家中的统治来达到这种目的，就是：借国家政权的帮助来掌握生产资料和用社会主义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那么，事理的逻辑最终也会引起这种情况出现，不过，事先可能会遇到不少失败，发生许多错误，付出不少无谓的牺牲，无益地浪费了精力和时间罢了。但是，社会主义生产是要到来的，而且也不可能不到来。只要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生产的胜利也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必须设法利用自己的胜利来消灭剥削，而且它只有通过社会主义生产，才能达到这个目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在大企业、卡特尔或国营企业中为无产阶级提供了达到这一目的的出发点，它将促使无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并粉碎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得胜后打算改变自己的运动方向的一切企图。这样，即使无产阶级最初没有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图，它最终也必然会自行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但是，没有任何理由指望随便那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统治权力以后，会对社会主义采取这样的否定态度。只会出现如下的情况：无产阶级在经济、政治和精神方面都已完全成熟，并有力量和能力战胜强敌并使它听从自己的支配，但是，在意识和知识方面，还处在幼稚阶段。然而，就是发展中的这种不平衡，对无产阶级说来，也是很难得有的。我们已经一再指出，一旦无产阶级从最初的被压制状况中解放出来，由于机器的帮助，理论思维和理解超出眼前利益的伟大任务与远大目标的能力，便在他们中间发展起来；而我们在站在无产阶级上面或先于无产阶级存在的其他从事生产的劳动者阶级中间，是绝对看不到这种情形的。同时，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又进行得极其迅速，成为非常显着的普遍现象，以致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只要有人加以指点，都能够马上看得出来。而且也不缺乏这方面的指针，因为马克思完成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开始的工作，同时就使人们对于经济发展进程和整个经济机构的理解空前深入和扩大了。

　　这一切合在一起，促进战斗的无产阶级极其容易地接受社会主义的学说。社会主义给无产阶级带来的，不是不幸的消息，而是吉祥的消息，即新的福音。统治阶级如果不是实行精神的自杀，他绝对不会承认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从社会主义中吸取新的生命和新的力量，得到鼓舞和希望。对这种学说，无产阶级能够按期漠不关心或甚至抱着敌对态度吗？

　　凡是组织了独立工人党的地方，那里的工人党迟早自然而必然地要表现出社会主义的倾向来，即使它最初没有这种倾向，最后也一定会变成社会主义的工人党，即变成社会民主党。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社会民主党的主要补充来源的精确轮廓。简言之，可以把我们以上所述的结论，总括成这样一句话：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者，是工业无产阶级的达到政治自觉的战斗阶层。但是，无产阶级对其相邻的社会阶层的影响越扩大，对这些阶层的思想和感情越发生强大的影响，这些阶层也就越卷入社会主义运动。

　　无产阶级所从事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在这种生产建立以前，阶级斗争是不会停止的。同无产阶级最后一定成为统治阶级一样，社会主义的胜利也是无容置疑的。

　　第十一节 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者决不是一下子就认识到战斗的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应承担的使命的。当然，在战斗的无产阶级尚未出现以前，他们也不可能知道这种使命。但是，社会主义的历史，比无产阶级的历史古老。在无产阶级作为普遍现象出现的时候，社会主义就告诞生了。但是，无产阶级存在了很长时期，还没有表现出独立生活的任何标志。当时，社会主义的最初的和唯一的来源，是上层阶级中的慈善家对贫苦不幸的人民表示同情。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是这些人类朋友中的最勇敢和最有远见的人士；他们知道得最为清楚，产生无产阶级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他们也不怕由此作出一些极端的结论。社会主义曾是资产阶级慈善事业的最坚定、最透彻和最伟大的表现。那时，还不存在像目前这样社会主义者可以用来号召人们为实现他们的目的而进行斗争的阶级利益。他们只能求助于上层阶级中的理想家的热心和同情；他们试图一方面通过对社会主义作诱人的描写，另一方面通过对当时流行的贫困情况作鲜明刻划，来吸引这些理想家。这就是说，他们不采取斗争的办法，而是利用和平说服的方式，规劝世上有钱有势的人出资，以便大大减轻贫困和建立理想的社会。大家知道，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曾对百万富翁和各国君主寄以很大的希望，以为他们的宽宏大量可以拯救人类免于灾难，结果大失所望。

　　在十九世纪的最初几十年，无产阶级开始表现出独立生活的标志。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我们已经在法国，特别是在英国看到强大的工人运动。

　　但是，社会主义者没有了解这种运动。他们认为不可能使贫穷、无知和粗鲁的无产者有朝一日在精神上提高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宗旨所必要的程度和得到实现这种宗旨所必要的社会力量。同时，他们对工人运动不仅表示不信任，而且他们早就认为工人运动是不妥当的，因为这一运动有驳倒他们的一个最重要论据的危险。要知道，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能指望敏感的资产者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必然到来，他们能够提出证据，证明社会主义是至少可以减轻贫困的唯一手段；证明缓和贫困和把穷人提高的其他一切尝试，在现代社会都是徒劳无益的；证明无产阶级不可能自力提高。但是，工人运动却按照和这种想法完全相反的前提开展起来。在这方面，还有另外一个动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当然使资产阶级更加残酷无情地反对日益上升的无产者。在资产阶级看来，无产者已从需要救济的可怜的不幸者，变成了需要镇压和制服的可鄙的无赖汉。于是资产阶级人士的社会主义的主要源泉——对于贫民和不幸者的同情——开始干涸了。在胆战心惊的资产阶级看来，社会主义学说本身已经不是一种无害的玩具，而是一种会被群众所掌握并带来不可言喻的灾祸的危险武器。简言之，工人运动越加有力地发展起来，在统治阶级中间宣传社会主义也就越困难，统治阶级也就越敌视社会主义。

　　只要社会主义者坚持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的手段只能来自上层阶级的看法，他们就不仅会对工人运动表示不信任，而且甚至常常会以敌视的态度对待工人运动，必然倾向于认为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东西，莫过于阶级斗争了。

　　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对工人运动所持的否定态度，当然不能不影响工人运动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如果无产阶级的先进队伍在自己的斗争中不仅得不到这些社会主义者的支持，反而要遭到他们的反抗，如果这些社会主义者所宣扬的学说，对无产阶级不仅没有鼓舞作用，反而有挫折他们的斗争勇气的危险，那末，这就会容易使无产阶级也对整个社会主义学说表示不信任和采取否定的态度，而不只是对社会主义学说在现实斗争的应用上表示不信任和采取否定态度。在工人运动刚开始的初期，战斗的无产者中间也有很多人是无知和愚昧的，他们的无知和愚昧，也对这种情况发生了促进作用。他们的眼光狭窄，妨碍他们理解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而且他们对本阶级的社会地位和任务，还缺乏深刻和明确的认识。他们只感觉到漠然的阶级本能在发生作用，它教导他们不信任一切来自资产阶级的东西，从而也就不信任当时的社会主义和一般的资产阶级慈善事业。

　　当时，某些工人阶层（特别是英国的）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已经根深蒂固。尽管最新的社会主义对工人运动所持的态度，跟资产阶级的空想主义者的社会主乂完全不同，但是，最近几十年来实现社会主义的一切努力，在英国差不多没有收到成效。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部分原因就是受了对社会主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的影响。

　　但是，尽管战斗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鸿沟有时很深，社会主义仍然是十分适合思想日益发展的无产者的要求的，以致在群众对社会主义抱着敌意的地方，工人阶级中的最聪明人士，只要有机会接触社会主义学说，就极其乐意归向社会主义。在这些人的影响下，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们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不同，不必顾虑他们所憎恨和激烈反对的资产阶级。想依靠上层阶级中的善良人士的协助来拯救人类的资产阶级空想主义者的和平的社会主义，在工人手中变成了要依靠无产阶级的拳头来实现的暴力的、革命的社会主义。

　　但是，这种早期的工人社会主义，也对工人运动不甚了解，并对阶级斗争，至少是对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政治斗争，采取敌视的态度。当然，他们反对阶级斗争的理由，是与资产阶级空想主义者完全不同的。在学识方面，他们也不可能超过这些空想主义者。无产者至多只能掌握资产阶级学术界获得的一部分知识，使它适应于自己的目的和需要。同时，只要无产者继续是无产者，他们就既没有必要的余暇，又没有资金来独立发展科学，使它超过资产阶级思想家所达到的水平。

　　因此，早期的工人社会主义就必然带有空想主义的一切重要特征。比如，它对经济发展毫无认识，不知道这种经济发展创造着社会主义生产的物质因素，并且通过阶级斗争培养出一个其使命在于掌握这些物质因素、从其中发展出一个新社会的阶级，并使这个阶级日趋成熟。同资产阶级的空想主义者一样，这些无产者认为社会形式同房屋一样，只要有必要材料和建筑用地，就可以依照事先拟好的计划，任意建筑起来。这些精力充沛、勇敢而天真的无产阶级空想主义者，自信具有建筑这所房子所必要的足够力量。问题只在于取得必要的用地和必要的材料。当然，他们已经不寄望于百万富翁和各国君主会给他们这一切东西。一切必要的东西，要由革命供给；革命将要破坏旧的房屋，打垮旧的政权，让新建筑物设计人或设计小组实行专政，以帮助新的救世主[13]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大厦。

　　在他们的这些论点中，没有阶级斗争容身的余地。无产阶级的空想主义者感到他们所处的贫困境况实在太苦，所以迫不及待地希望立即消灭贫困。即使他们能够想到阶级斗争会逐渐提高无产阶级，使它有力量进一步发展社会，他们也会认为这个程序过于麻烦。其实，他们也不相信这种逐渐提高。他们仍停留在工人运动的最初阶段。参加工人运动的无产者阶层，人数很少，而在这少数的战斗的无产者当中，目光超过维护暂时利益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培养广大的人民大众具有社会主义思想，似乎是一件没有希望的工作。这些群众所能提供的唯一东西，就是把满腔的绝望，爆发出来，以为这样就能摧毁现社会，为社会主义者扫清道路。这些早期的工人社会主义者，认为群众的处境越坏，使群众忍无可忍而起来粉碎压迫着他们的社会的上层建筑的时刻，也就一定来得越快。在这些社会主义者看来，为逐渐提高工人阶级而进行的斗争，不但是没有希望的，而且是绝对有害的。因为逐渐提高所能取得的微不足道的和转瞬即逝的改进，只会使群众苟安于现状，从而推迟他们起义摧毁现存的一切东西的时刻，也就是推迟永远根绝贫困的时刻。因此，在这些社会主义者看来，不以立即和彻底摧毁现社会为目的的任何一种阶级斗争形式，即任何一种严肃而有效的阶级斗争形式，都是对人类事业不折不扣的背叛。

　　这种观点出现于工人阶级中间，已经有五十多年了，它的最卓越的表达者恐怕是威廉·魏特林。它至今还没有消失。准备加入战斗的无产阶级行列的一切无产者阶层，都有倾向这种观点的趋势。实际上，在无产阶级还没有明确理解社会情况，不相信自己有进行顽强的阶级斗争的力量，但已开始感到自己处于低卑难忍的地位，并表现出社会主义倾向的每一个国家，都有这种趋势出现。但是，因为新的无产者阶层日益不断地从被经济发展推进去的泥潭中爬出来，许多国家相继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出现无产阶级，所以早期空想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的这种观点，可能又不断地重新抬头。这是一种幼稚病，它威胁着一切还没有摆脱空想主义影响的年轻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

　　目前，人们把这种社会主义现点，叫做无政府主义，但它决不与无政府主义具有必然的联系。它不是来对现社会有明确的认识，而只是来自对现社会的本能愤怒；这种观点可能与各种不同的理论立场有联系。其实，早期无产者的粗野和暴力的社会主义，同今日精巧的小资产阶级的往往是非常伤感和风雅的主张和平的无政府主义有联系。因为尽管两者之间有甚大差异，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厌恶和甚至憎恨顽强的阶级斗争，尤其是厌恶和憎恨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政治斗争。

　　无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也同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一样，无法克服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之间的矛盾。虽然无产阶级的空想主义者有时被情势所迫积极参加阶级斗争，但是由于他们的理论立场容易动摇，所以他们参加斗争未能导致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彻底结合，而只是引起后者排斥前者的结果。大家知道，凡是在无政府主义（应把这一词理解为上述的无产阶级空想主义）成为普遍现象和变成实际的阶级斗争的地方，无政府主义即使外表看来很激进，也始终要或早或晚地以变成排他的纯工会运动或排他的纯合作运动而结束。

　　第十二节 社会民主主义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

    为了使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彼此协调，把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运动，社会主义就必须超出空想主义的思想界限。这一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应归功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奠定了新的、现代的社会主义——用今日的话来说，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科学基础。他们由此把社会主义奠立在坚固的地基上面，使它由好心肠的幻想家的美丽梦想变成了严肃斗争的目标，进而证明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而必然的结果。他们使战斗的无产阶级明确地认识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并指出它能够以最小的牺牲直接走向预定的目标。目前，社会主义者面临的任务，不是随意发明新社会，而只是从现存社会中发现新社会的因素。社会主义者不必自上而下地拯救无产阶级，使它摆脱贫困，而血当支持它的阶级斗事，提高它的阶级觉悟，帮助它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以便使它自力解放自己的时日能够迅速而没有痛苦地到来。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能够成为更自觉和更合目的的斗争，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任务。

　　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作进一步的阐明，因为本书就是完全以他们的学说为基础的，它不外是这个学说的阐述和通俗化。

　　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由于这个学说而取得了新的性质。只要社会主义生产还没有成为已被认清的目标，只要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志向还没有超出现存生产方式的范围，阶级斗争似乎就离不开原地，在一个死圈子里打转，而无产阶级为争取比较满意的生活所作的努力，看来也是徒劳的。要知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无产阶级下降的趋势，并没有因阶级斗争及其结果而完全消失，至多不过是减弱了一点而已。社会上的一些中间阶层不断地无产阶级化；劳动者阶级中的个别成员和整个阶层经常被打入流氓无产阶级的行列；资本家追逐利润的贪欲，仍然威胁着工人阶级中处境较好的阶层所获得的一切成果。劳动时间的每一次缩短（不论这是由经济斗争取得的，还是由政治斗争取得的），都引起资本家采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进一步加强劳动强度，工人组织的每次改善，资本家也用改善自己的组织等等其他办法来回答。此外，失业越来越多，危机更加广泛和深重，生活日益没有保证和日益痛苦。阶级斗争带来的工人阶级的提高，与其说具有经济的意义，勿宁说具有精神的意义。无产阶级的经济境况，由于阶级斗争及其结果，一般只有缓慢而微小的改善（如果有所改善的话）；但是，无产阶级的自尊心却提高了，社会上的其他阶级对他们的尊敬，也随着增进了。无产者开始感到自己同上层阶级平等，并拿自己的命运与这些阶级对比。他们对自己本身，以及对自己的居住和衣着，对自己的知识，对子女的教育等等，提出更多的要求。这就是说，他们也要求享有一分文明的成果。结果，无产者对于一切虐待和压迫更加敏感了。

　　无产阶级这种精神地位的提高，与它向社会所表示的“渴望”和这种“渴望"的不断增长，具有同样的意义。无产阶级在这种提高中的成长，大大快于在现代剥削制度所能容许的经济状况的一切改善。有一些人希望有这些改善，而另一些人又担心它们会使工人感到满意；不管怎样，这一切改善都必然落后于工人的精神提高所自然而必然带来的要求。因此，阶级斗争的结果，只会使无产阶级日益不满于自己的命运。当然，在无产阶级的经济状况的改进大大落后于精神的提高的地方，这种不满自然就会表现得最为强烈——在任何地方，都不能长时间地抑制住这种不满的增长。因此，只要阶级斗争不想超出现有生产方式的范围，它最后就会变成没有目的和没有成效的斗争。阶级斗争越使无产者提高，无产者认为自己离奋斗的目标也就越远，离符合他们对人类尊严看法的美好生活也就越远。

　　只有社会主义生产由于消灭了剥削和阶级差别，才能根绝工人的要求与满足这些要求的手段之间的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从而也能消除由剥削者的奢侈生活所产生的工人对自己的命运不满的强烈刺激。然而，如果消灭了这种刺激，工人的要求自然就不会超过与他们现有的满足需要的资料相适应的限度。我们已经看到，社会主义生产，将如何使这些资料大量增加。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不会有这种令人不堪忍受的不满和“渴望”。相反地，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当被剥削者感到自己在精神方面并不比剥削者差，或甚至比剥削者还优越的时候，阶级对抗和剥削制度，就自然而必然地会产生这种不满和“渴望”。如果只是被剥削阶级达到如此高度，而还没有根除自己所受的剥削，那末，它的“渴望”也不会消灭。

　　因此，只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仍和社会主义相对立；只要这个斗争除了想在现代社会的范围内，通过各种让步使无产阶级得到一个可以满足的地位以外，再没有其他任何目标，它就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斗争就和无止境的螺旋一样。但是，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一旦结合起来，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现在，工人运动有了目标，并明确地向目标迈进；这时，斗争的一切方面，都会发生作用，即使那些不会产生直接效果的方面，只要它们能够启发无产阶级的自觉，提高阶级的威信，加强无产阶级的团结，养成无产阶级的纪律，它们也是有意义的；这时，看来已经无救的战役，也会转败为胜，这时，每一次受挫的罢工，保护无产阶级利益的每一次被否决的法案，都表明向争取人类应有的生存目标前进了一步。从此以后，涉及无产阶级的一切经济和政治措施，只要能够促使无产阶级发愤图强和精神提高，不管它们对无产阶级怀有敌意还是善意，能成功还是不能成功，都会给无产阶级带来好处；从此以后，战斗的无产阶级，不再是一支停滞不前、费了很大力量和付出重大代价才能勉强保卫住一度到手的阵地的队伍。现在，就是瞎子也日益明白地看出，无产阶级是任何力量也抵抗不住的战胜者，任何东西也阻碍不了无产阶级的胜利进军。

　　第十三节 社会民主主义的国际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始的新社会主义，起源于德国。它的两个创始人，都是德国人；德国人是他们两个人的最早的学生；阐述社会主义的第一批着作，是用德文出版的。单是这一点（虽然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就足以说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什么最先发生在德国，社会民主主义为什么最初在德国生根。同时，这里所说的德国，是指一切有大量操德语的工人的地区，而不是指德意志帝国。

　　但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传播，并不局限于德国。现代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一开始就看出工人运动现在到处都力图具有国际性。所以，他们一开始也就努力把自己的宣传建立在国际主义的基础上。

　　国际往来自然而必然地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切相联。从简単商品生产发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同世界贸易的发展具有最密切的联系。但是，没有各国之间的和平往来，世界贸易是不可能进行的。世界贸易为了自己的发展，要求外国商人在他通商的国家也能像在本国一样受到保护。由于世界贸易的发展，商人的社会地位也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思想方式，也开始对整个社会的一般思想方式发生影响。但是，商人永远是漂泊无定的人，他们的原则一向就是：“哪里好，哪里有利可得，那里便是我的祖国”（ubi bene, ibi patria）o因此，随着世界贸易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世界主义的倾向,即要求各国间永久和平与人民友好的愿望，也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发展起来了[14]。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着一些离奇古怪的矛盾。一方面平等增加，同时另一方面有不平等加甚的趋势，一方面无产阶级陷入堕落的深渊，另一方面也有使它提高到统治阶级的水平的趋势，一方面个人有完全的自由，另一方面又有使个人受尽奴役的趋势。同样地，实现各国人民友好的趋势，又与国家对立加甚的趋势携手并进。贸易往来要求和平，而竞争却引起战争。既然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资本家之间和各个阶级之间在彼此关系上都经常处于永久交战的状态，那末，不同国家的资本家之间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每个国家都力图扩大本国产品的销售市场，并把他国的商品从这个市场排挤出去。世界的贸易越来越频繁，普遍和平越有必要，竞争越激烈，国与国之间的敌对冲突的危险也越增加。国际往来越密切，民族闭关自守的意图也越坚强。和平的需要越迫切，战争的危险也越严重。这些看来是十分荒谬的矛盾，恰恰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完全符合。它们早就潜在于简单商品生产之中，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才使它们发展到无法容忍的庞大规模。资本主义生产加甚了走向战争的趋势，而又以同样的程度使和平成为必要的事情，这个事实，只是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必然灭亡的许多茅盾之一。

　　无产阶级不像社会上的其他阶级那样，处于这种矛盾的状态。无产阶级越发展，越成为独立的阶级，在各方面，下述事实也就越明显。这事实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个互相矛盾的趋势中，只有一个趋势对无产阶级有影响，而另一个趋势，则越来越失去它对无产阶级的一切作用。例如，现代的生产方式一方面有使生产者结成一个从事共同活动的大同盟的趋势，同时另一方面又有促成一切生产者反对一切生产者的激烈竞争的趋势。但是，第二种趋势在无产阶级中间却不发生作用。我们在无产阶级中间，看不到那种使资本家阶级筋疲力竭和四分五裂的垄断和竞争之间的矛盾，而只看到两个对立趋势中的第一种趋势，即促进无产阶级团结的加强和巩固的趋势日益明显。这种“单方面发展”的自然结果，是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者越来越受到密切的国际团结趋势的显着影响，而民族闭关自守和民族斗争的趋势，则任他们当中失去一切作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工人一无所有以后，就把他们的一切基础挖掉。工人没有固定的住所，所以也没有固定的祖国。同商人一样，他们所持的原则也是：“哪里的劳动条件好，那里便是我的祖国”（ubi bene, ibi patria）[15]。过去手工业的帮工就已开始流浪他国，他们这种流浪的结果，产生了我们已经指出的国际团结的萌芽。但是，同在交通工具的目前发展条件下进行的现代流浪相比，帮工的这种流浪，又算得了什么呢！况且，帮工出外流浪，还有重返故乡的打算，而现代的无产者，带着妻子和孩子一起流浪，其目的是找到劳动条件最有利的地方，就地落户。他们不是游容，而是流浪汉。

　　同无产者一样，商人（至少是经营世界贸易的商人）也是要远离故土的，移居到能保证他们获得商业利益的地方去。但是，商人并不因此失去他同祖国的联系。要知道，商人在国外的声望和社会地位以及能否顺利经营业务和欺驱外国同业，主要依存于他们的祖国，即保护他们的那个国家的威势和力量。因此，商人在国外仍然怀念祖国。这些先生通常是极端的沙文主义者，他们对于祖国的伟大对他们的钱包有多大重要意义这一点，有最直接的体会。

　　但是，无产阶级的情况与此不同。在国内，他们的利益得不到政府的保护；而在国外，至少是在文明国家里，他们也不需要祖国的保护。相反地，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所到的国家，那里的法律和行政比他们本国的法律和行政对他们还有利。他们的工作上的新同志，决不想在他们最聂要法律保护的时候，即在对剥削者的关系上，剥夺他们所享有的法律保护。恰恰相反，工作上的新同志们自己的利益，促使他们去关心他的抵抗剥削者的能力不断增强。

　　由此可见，现代无产者的离乡背井，大大不同于行会时期的流浪异乡的帮工或商人。他们变成真正的世界公民，他们的祖国就是整个世界。

　　诚然有一些国家，工人的生活水平较高，劳动条件比较好，因此入境人数超过出境人数，上述的世界公民会对这些造成不便，甚至带来危险。要知道，这些达到较高水平的工人，在自己所进行的阶级斗争中，将会由于要求较低和反抗能力较弱的工人的竞争，而受到妨碍，那是不容置疑的。

　　有时，这种竞争也与各国资本家间的竞争一样，会引起民族对立的加剧，使本地工人对外来工人产生民族憎恨心理。但是，在资产阶级之间为常见现象的民族斗争，在无产阶级之间却往往只带有暂时的性质。

　　要知道，无产阶级迟早必会明白（如果不能通过其他方式理解，也将根据亲身的痛苦经验体会）廉价劳动力从经济落后地区迁入经济先进地区，也同工业使用机器和采用女工一样，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必然的联系；劳动力的入境，也同机器和女工的应用一样，是无法制止的。

　　先进国家的工人运动，由于其他国家工人的落后，也在另一方面受到损害。后一种国家工人所受的剥削程度，被比较发达国家的资本家用作反对工人通过立法和“自由”协谈方式改善劳动条件的意图的最好借口，有时也成为这种反对的有效理由。

　　结果，留在国内的工人，通过上述两种途径，开始明白他们的阶级斗争的成就，是怎样依存于其他国家工人阶级的成就。即使他们有时对外国工人怀有敌意，最后也会放弃这种情绪，而认识到只有一个有效的手段，可以消除他国的落后所发生的抑制作用，那就是消灭这种落后本身。德国工人有充分理由希望斯拉夫族工人和意大利工人，在本国和外国提高工资与缩短劳动时间，并尽一切可能促其实现。在这方面，英国工人也应当关心德国工人和其他国家的工人，而美国工人则应当关心欧洲各国的工人。

　　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所从事的阶级斗争，与另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所从事的阶级斗争的这种密切依存关系，自然而必然地导致全世界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各阶层的紧密团结。

　　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影响而产生的民族闭关自守的残余与民族仇恨的残余，越来越消失了；无产阶级越来越摆脱民族偏见；工人越来越学会承认操任何语言的外国劳动伙伴是自己的战友和朋友，并尊重他们。

　　在各个国家目标相同而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也相同的无产阶级的一些阶层之间，国际团结自然也必定极为密切。

　　既然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它的目标、力量和观模方面应当超过一定的界限，所以《共产党宣言》的两位作者，一开始就认出了这一斗争的国际联合的必要性。《共产党宣言》向全世界无产者呼吁，而以“联合起来！”的口号结束。接受《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则，并以自己的名义发表《共产党宣言》的组织，就是一个国际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16]。

　　一八四八年和一八四九年的革命运动的失败，使这个同盟瓦解，但是在六十年代初期，随着工人运动的再起，它又以“国际工人协会”[17]（一八六四年成立）的名义恢复。这个协会的灵魂，仍然是马克思。这个协会的任务，不仅要在各国的无产者中间唤起国际团结的情感，而且要向他们指出共同的目标、指明走向这一目标的共同道路。协会彻底完成了第一项任务，但第二项任务，有一部分未能实现。第一国际要在全世界各国，实现战斗的无产阶级同现代的社会主义的结合。第一国际宣布：工人阶级的解放，只有依靠工人自己的力量才能赢得；政治运动不过是达到这一目的的辅助手段；只要无产阶级继续从属于作为它的生活来源的生产资料的垄断者，它就不可能得到解放。但是，在第一国际内部，形成了一个反对这些基本原则的反对派。随着人们看清这些原则的结论必然是社会民主主义，这个反对派也加强起来了。在三十——四十年前，为数还较多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和早期无产阶级的空想主义的一切拥护者，以及像行会那样排他的工人贵族的纯粹职业团体的代表者，一看清第一国际所追求的东西，便相继退出第一国际。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18]的失败和欧洲大陆各国政府的迫害，加速了第一国际的衰亡[19]。

　　但是，第一国际播下的国际团结思想的种子是不可能被压住而不发芽的。

　　自这时起，《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占据了全欧洲的战斗的无产阶级（然后，又占据了欧洲以外的无产阶级的各个阶层）；阶级斗争与现代社会主义的结合，到处都已经完成，或正在迅速完成。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原则、目标和手段，在各地都趋于一致。因此，在各国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之间产生了日益亲密的情感，对这种运动目的的国际性的认识越来越强，只要有一个外来动因，就可以使这一事实表面化。

　　大家知道，在巴黎国际代表大会（1889年）上（它是利用纪念攻陷巴士底狱[20]一百周年的机会召开的），这一事实表面化了。以后的几次国际代表大会，又促进了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继续加强。这种加强除此以外还明显地表现在一年一度的五一国际劳动节[21]上。参加这些代表大会的人，不像资产阶级和平大会的代表那样是被本阶级看成怪物的孤立思想家和空想家，而是千百万男女劳动者的利益的代表和维护人。每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极其令人感动地表明，在所有现代文明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心和政治生活中心，劳动人民大众都洋溢着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心情，他们反对战争，并宣布所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不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矛盾，而只是人民的剥削者与剥削者之间的矛盾。

　　国与国之间的鸿沟的这种消除，广大人民阶层的这种国际团结，在全世界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如果注意到这一过程是在扩军备战的叫嚣下进行的，便会觉得它更加伟大。这种扩军备战，也是世界史上前所未闻的，它想把整个欧洲置于不堪言状的压迫之下。

　　因此，社会民主党必须加倍坚决地强调它的国际主义滉点。在《爱尔福特纲领》中，我们也非常坚决地表明了这种观点。

　　第十四节 社会民主党与人民

　　社会民主党单就它的实质来说就已是一个国际主义的政党，然而，它同时也表现出日益变成民族政党的趋势，即表现出日益变成不但代表工业工资劳动者而且也代表一切劳动和被剥削着阶层（即一般称为“人民”的绝大多数居民）的人民政党的趋势。我们已经看到，工业无产阶级有最后成为唯一的劳动者阶级的趋势。我们也曾指出，其他的劳动者阶层在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方面，正日益和无产阶级接近。最后，我们还已经知道，在劳动者阶级当中，劳动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不断加强自己的力量，提高自己的知识和增强对自己目标的认识的阶级，并日益成为其他劳动者阶级的不断减少的残余成员的集结中心。劳动无产阶级的感情和思想，越来越对全体“小人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随着工资劳动者承担起领导人民的责任，工人党也变成了人民的政党。实际上，在小生产的独立劳动者开始感到自己是无产者的时候；在他们认识到自己或至少他们的子女铁定不移地要沦为无产阶级，而除了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以外，他们别无其他方法得救的时候，他们就必然从这个时候起，把社会民主党看成是他们的利益的天然保卫者。

　　在前一章里，我们已经指出，他们不怕社会民主党得胜，社会民主党得胜反而对他们有利，因为这表明将要建立一个使所有劳动者（不仅有工资劳动者，而且也有小工业的独立劳动者）不受剥削和压迫，并保证他们生活幸福的社会制度。

　　然而，社会民主党不但在将来，而且在现代社会里也保护一切“小人物”的利益。无产阶级是被剥削阶级的最下层，它不完全消灭一切剥削和一切压迫，就不能使自己从剥削和压迫当中解放出来。因此，不管剥削和压迫采取什么形式，无产阶级都是它们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同时也是一切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解放事业的先进战士。

　　我们在上面谈到了第一国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首先，无产阶级为支持起义的波兰人反对沙皇俄国压迫而举行的示威，成了创立第一国际的诱因；其次，第一国际成立后发出的第一封公函，是给美国总统林肯[22]的致贺信，表示国际工人协会同情黑奴解放事业。最后，第一国际虽然成立于英国，有英国人参加，但它是第一个袒护而且是最坚决袒护被英国统治阶级压迫的爱尔兰人的团体。不管是爱尔兰人的独立运动，还是波兰人的解放运动，或者是黑奴解放，都与工资劳动者的阶级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类似这样的例子，在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历史中，可以举出很多。

　　不错，有人说，社会民主党是以经济的进展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的前提，是大生产尽可能完全排挤小生产；因此，小企业的灭亡，即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小农民的沦落，对社会民主党是有利的；社会民主党必然要促进这些人灭亡，所以它不可能维护他们的利益。

　　对这些说法，可作如下的回答：社会民主党不能制造经济发展；大生产排挤小生产，并没有得到社会民主党的任何助力，对这件事情最关心的是资本家阶级；当然，社会民主党没有任何理由反对这种发展。但是，希望制止经济发展，完全不等于要维护小农民和小资产者的真正利益。要知道，为此所作的一切尝试，都必然失败。如果说，这种尝试一般还可以发生这种或那种作用，那也只会造成祸害，而不会带来好处。给手工业者和农民指出一些措施，使他们的小生产再回到“黄金时代”，也决不等于维护他们的利益，反而会使他们产生一些永远无法实现和只会使他们脱离最好保护自利益的正确道路的幻想。

　　虽然小生产的没落是不可避免的，但决不一定在没落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它现在通常具有的一切可厌现象。我们已经说过，小生产的消亡不过是一出长戏剧中的最后一幕，它的前几幕所表演的，只是独立的小生产者的缓慢而痛苦的灭亡。但是，小资产者和小农民的灭亡，对社会民主党丝毫没有好处，相反地，要是不发生这和事情，倒是对社会民主党有利的。要知道，作为无产阶级的补充来源的那些集团越没落，也就越难把这些来源供给的新成员提高到使他们能够和愿意参加战斗的无产阶级队伍的程度。但是，社会民主党的壮大和力量，却依存于这支加斗的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而不依存于全体无产阶级的增强。农民或手工业者的要求越低，他们越习惯于不断的辛苦劳动，在他们参加无产阶级队伍时，也越没有抵抗能力，越会允许受别人剥削，并由于他们的竞争，越对原来处境良好的工人有害。在引起工人的国际团结的那些原因里，也有一部分导致无产阶级同供给它新成员的那些阶级的团结。这种团结至今自然照例是只由一方面、即由无产者体验到和表现出来的。

　　当然，如果日趋破产的小农民和小资产者试图依靠牺牲无产者的办法，比如极度剥削学徒、或阻挠工资劳动者的团结，来维持自己的原状，那末，他就会随时遭到无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猛烈反击。社会民主党与此相反，它将最坚决地拥护一系列可以使小农民和小资产者境况得到重大改善并减轻他们负担，而不会给无产者带来损害甚至反而会有助于他们的那些措施。

　　关于这一点，可以十分明显地由社会民主党作为要今日加以实施的直接要求提出的要求中看得出来。《爱尔福特纲领》的第二部分，一一列举了这些要求。纲领中写道：

　　“从这些原则出发，社会民主党首先提出下列要求：

　　（一）凡年满二十岁的帝国公民，不分性别，在一切选举和投票中，都有无记名投票的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和投票权。实行比例选举制，而在未实施这种制度以前，依法按每次人口调査重新划分选区。依法规定，每两年选举一次。选举和投票在法定的休息日举行。对当选的代表支付报酬。除禁治产外，取消对政治权利的一切限制。

　　（二）实行以创制权和否决权为手段的人民直接立法。帝国、各邦、各省、各区的人民有权自决和自治。行政机关由人民选举，它们负有一切民事和刑事责任。每年核定税收。

　　（三）对全体公民实行普遍的军事教育。改常备军为民兵。宣战与媾和问题由人民代表机关决定。一切国际争端通过仲裁途径解决。

　　（四）废除一切限制和压迫自由发表意见以及结社集会权利的法律。

　　（五）废除在公法和私法方面侵犯男女平权的一切法律。

　　（六）宣布宗教为每个人的私事。停止把公款用于教会和宗教目的。把教会和宗教团体视为私人结社，它们的事务完全由它们自行处理。

　　（七）学校属于世俗。实行公立国民学校的教育。公立国民学校不收学费，免费供给教学用品和伙食；高等学校的成绩优良并宜于继续深造的男女学生，也享有这种待遇。

　　（八）诉讼和司法辩护免费。由人民选举的法官审判。刑事案件有上诉权。对无辜被控、被捕和被判徒刑的人给予赔偿。废除死刑。

　　（九）免费医疗救护，包括助产和供给药品。免费安葬。

　　（十）实行累进的所得税和财产税，以使一切公共开支全由税收偿付。纳税者有自估自报的义务。遗产税按遗产多寡和亲等累进计征。取消一切间接税、关税和为少数特权者的利益而牺牲公益的经济措施。

　　为了保护工人阶级，德国社会民主党首先提出下列要求：

　　（一）在下述的基础上制定本国和国际的有效工人立法。

　　a．规定最多不超过八小时的标准工作日。

　　b．禁止雇用未满十四岁的儿童从事工艺劳动。

　　c．禁止夜班作业，但由于生产本身的特点、技术原因，或为公益而需要夜班作业的工业部门，不在此限。

　　d．保证工人每周有一次不少于三十六小时的连续休息时间。

　　E．禁止实物工资制度。

　　（二）由帝国劳动局、地方劳动处和劳动科监督一切营业性企业，调查和调整城乡的劳动条件。彻底实行生产保健卫生工作。

　　（三）承认农业工人和佣仆同工业工人在法律上地位平等。废除佣仆条例。

　　（四）保证结社权利。

　　（五）工人的全部保险事业交由国家经营，并有工人参加管理工作。”

　　详细考察以上这些条款，不是本书的任务。本书所涉及的问题，只是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而不是这些原则所产生的实践要求。在阐述基本原则需要援引实践要求的时候，我们才提到实践要求。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打算在结束本书的时候，就实践要求简单地发表几点意见，因为我们已对构成《爱尔福特纲领》的原则部分的思想发展进程，阐述完毕了。

　　首先我们看到，社会民主党的这些要求，只有一部分是纯粹的工人的要求，即其目的专门在于保护工资劳动者的利益的要求。相反地，绝大部分要求，都涉及到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阶层的共同利益。

　　在这些要求当中，有一些要求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提出来；而其他一些要求，只有作为唯一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的社会民主党，才能提得出来；可是，甚至对那些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要求，也没有一个政党像社会民主党这样坚定不移地捍卫过。社会民主党力图提高小人物的生活水平，减轻他们的负担，它主张通过废除间接税，对所得、财产和遗产计征累进税，把大部分赋税负担转嫁给富人，通过废除常备军，取消与常备军最有密切关系的国债等等措施来达到这些目的。除了减轻经济负担之外，社会民主党也极想在精神方面提高小人物，所以，它不仅要求免费的国民教育，以满足现代文明的一切需要，而且要求免费供给教学用品和由公家负担学生的生活费用。唯有社会民主党力图使“小人物'得到充分的免费医疗，免费司法辩护和免费诉讼。

　　只有能够满足这些要求的措施，才能在现代社会中一般说来，是能够做到的范围内改善小企业独立劳动者的境况。把手工业者和农民作为生产者加以帮助，维持他们的落后生产方式，将与经济发展进程相矛盾，而且也无法实现。同样地，也不可能使他们全体，或至少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变成资本家。对这一切“小人物”群众，只能作为消费者加以援助。但是，恰恰是那些看来最对手工业者和农民表示友好的政党，却使他们作为消费者大大加重负担。这种负担是实际的，而且是可以清楚地感触到的。因此，指望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小生产，不外是枉然的空想。

　　把小资产者和小农民作为消费者来提高他们的水平，这不仅不与经济发展相矛盾，而且是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因此，小生产者的提高，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单由上述理由，完全不考虑其他许多理由（这些理由一部分出自理性的考虑，一部分出自对贫苦破产的农民和小资产者的同情），也是应该努力促其实现的。作为消费者的农民和小资产者的境况越好，他们的生活水平越高，他们的物质和精神上的需要越大，他们的见识越高，他们想依靠饥饿的竞争来反对大生产的一切意图，也就放弃得越快，他们停止这一绝望的挣扎和加入无产阶级以壮大这个队伍的时刻，也就来得越早。同时，他们加入无产阶级队伍，不会增加无产阶级中的卑躬屈膝、没有抵抗能力和要求过低的最下层的人数。恰恰相反，他们将直接进入战斗的、“贪得无厌的”、自觉的无产者的行列，从而加速他们的胜利。

　　这一胜利，也不会像某些人所相信的那样，是衰落的结果；既不是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衰落，也不是无产阶级的衰落。社会民主党有一切理由坚决地反对这种衰落——无论是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衰落，还是无产阶级的衰落——，并且是尽力而为之。因此，加强社会民主党的力量，不仅对工资劳动者有好处，而且有利于依靠自己的劳动生活而不是依靠以剥削为生的其他一切居民。

　　只要现代国家存在一天，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就永远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去保卫自己的利益和反对其他阶级。而在今天，他们的这种可能性，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少了。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他们必须同一个或几个其他阶级结成联盟。他们在私有制下养成的本能，把他们推进资产阶级政党的怀抱，也就是使他们同上层有产阶级的各种集团中的一个结成联盟。资产阶级政党本身也在寻找这种联盟，这一部分是纯粹政党的需要，因为它们把这些小人物看做自己所需要的“投票牲畜”；另一部分是出自比较深刻的考虑。要知道，它们了解得非常清楚，小农民和小资产者的私有财产，在今天是一般私有制的最有力支柱，从而也是它们所进行的剥削的最有力支柱。它们毫不关心小人物的福利；它们随时准备尽量加重作为消费者的小人物的负担。它们任凭小人物衰落下去，但要使小生产不完全垮台，因为小生产把小人物束缚在私有制的范围内。同时这些政党都关心扩大资本主义的剥削，从而关心经济发展的进步。它们希望支持农民和手工业者，并答应给予他们以这种支持，但在实际上，它们却用尽一切力量去扩大大生产的统治，并压制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产。

　　社会民主党对小企业的独立劳动者的态度完全不是这样。当然，社会民主党不会维持小生产，而在事实上小生产也不用害怕社会民主党。剥夺手工业者和农民的，是资本家和大地主，而不是无产阶级。相反地，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说过，无产阶级的胜利，是消灭这种剥夺的唯一手段。而且作为消费者，小企业的独立劳动者和无产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因此，他们有一切理由与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即参加社会民主党，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当然，不能期待这种思想会很快地在他们中间普及起来。但是，小资产者和农民已经开始从资产阶级政党的队伍中脱逃了。这是一种极其特殊的脱逃，因为首先弃甲曳兵而走的，正是他们当中的最积极和最勇敢的人士。同时，他们的这种临阵脱逃并不是为了躲避斗争，而是为了从为延续他们的可悲生存而进行的小冲突中脱身，投到震动全世界为建立一个使一切成员都能享受现代文明的伟大成就的新社会而进行的壮阔斗争中去，即投到为全体文明人类和甚至全体一般人类摆脱有扼杀人类危险的社会制度而进行的斗争中去。

　　现存的生产方式越使人无法容忍，它走向破产的趋势越明显，当权的政党越无力排除惊人增加的社会灾难，这些日益蜕化为追求私人利益的政客派系的政党变得越无价值和越无原则，非无产阶级的成员加入社会民主党，同勇往直前的无产阶级携起手来，在无产阶级的旗帜下走向胜利和成功的人数也就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