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過後，廣東不少工廠仍出現經營困難導致搬遷或者倒閉的情況，更導致大規模裁員和工資拖欠問題。港資企業、廣東新安電器（深圳）有限公司有指即將倒閉，但不少工人在離職時才發現公司未依法為員工繳納社保及住房公積金。討要無果後，2023年5月8日工人發起罷工，近百人撐傘在雨中抗議，事件更引發當地警方介入。直到罷工兩日後，區政府才派員前來協調。

事實上，新安電器的公積金問題存在已久，CLB在聯繫寶安區住房公積金中心時了解到，中心過去一直不斷收到該企業員工投訴。而公司更曾拿着企業工會的協商同意書前來申請公積金繳納降比。而當侵權事件和罷工出現，街道總工會卻因為長期和企業工會缺乏溝通，喪失了將問題解決在談判桌的的機會。

根據網上的公開資料，新安電器2011年已經在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登記，公司生產家用電器、電烤箱等。母公司新瑪德（Simatelex）是一家香港公司，為Keurig、Cuisinart 和 Philips 等一系列國際品牌生產家用電器。該公司在廣東省擁有至少4間工廠，僱傭超過2萬名工人，是華南地區最大的電器製造商。值得一提的是，新瑪德更是責任商業聯盟（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簡稱RBA）的成員，其聯盟成員有責任確保按照當地法律按時向工人支付工資及福利。

根據工人在網上發布的視頻，新安廠有倒閉的消息傳出，不少工人離職時才發現本應由公司繳交的公積金及社保未有交齊。討要不果後工人們在5月8日發起罷工，約百人聚集在工廠內外抗議，更有工人在工廠門口舉起“合理合法要求（新安電器）深圳有限公司補繳住房公積金”的橫幅。集體行動也引發警方到場維持秩序，有視頻顯示約10名穿制服的警察築成人鏈阻止工人繼續前進，但工人一起衝上前，突破了封鎖。罷工示威期間，廠房所在區域不時下起小雨，工人們寧可一直撐着傘僵持，也不願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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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曾因經營困難降比繳公積金 工會或嚴重失職

根據《社會保險法》和《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用人單位均需要在員工入職後30天內開始繳交。就社保而言， 用人單位未按時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的，由社會保險費徵收機構責令其限期繳納或者補足。CLB事後聯絡深圳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管理部的黃女士指新安電器從2011年起已經有繳費賬戶，但過去幾年內都陸續一直有員工投訴公司未有按法律繳交費用。黃女士表示，但凡有人投訴或者信訪，中心就會向企業欠繳發出責令公文，相信換句話說，這樣的現象已經存在許久，公司應該已經對欠繳通知長期無視了。

原來，企業曾經以疫情經營困難申請過降比繳款，從過去的5%降低到了3%。根據《深圳市人民政府關於印發應對新冠肺炎疫情進一步幫助市場主體紓困解難若干措施的通知》第4點“緩繳或降低住房公積金”的政策：“受疫情影響且繳存住房公積金確有困難的企業等用人單位，經單位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工會同意即可向深圳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申請辦理相關業務。”

我們不禁要問，在長期有離職員工被欠繳公積金的情況下，新安電器的職工代表大會或工會之前是怎樣為公司出具一份經過員工討論的降低繳款協議呢？是否企業工會在員工不知情的情況下，未經過充分討論，就“代表員工”草草簽訂了有損工人利益的協定呢？如果是有損害職工或者工會權益的狀況，那麼是有必要依據《工會法》第五十六條規定，對工會工作人員予以處分、並依法承擔損失甚至追究刑事責任。

然而更重要的問題是，公積金降比繳款本身已經足夠證明企業經營困難的問題，而官方降比的唯一條件就是經過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工會同意。這個程序並非是給企業工會一個便利的“橡皮圖章”，讓工會對企業言聽計從。正相反，在這一階段工會就應當代表工人了解企業生存狀況、並在聽取工人意見的基礎上和企業協商談判，是不是要在短時間內減少工人收入和企業共度時艱，還是企業藉此減少成本。

地方工會應密切關注疫後工廠運營狀況

CLB隨即向西鄉街道總工會了解情況，工會胡女士透露，罷工前企業工會和工人都沒有前來求助，直到社區上報區政府，區級工會才通知街道工會跟進。罷工發生在周一，而直到周四街道工會還不確定企業是否存在工會，在CLB 的詢問下，才找到企業在2019年時已經成立工會。胡女士同時也訴苦道，平時工作中很多企業的老闆不願建工會，“很多企業不願意入（工會）。我們現在就是沒有執法權，但是我們就是盡力去為員工爭取他們的福利待遇之類的。”

工會胡女士似乎對工人建會的權利問題有誤解。因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第三條，“在中國境內的企業、事業單位、機關、社會組織中以工資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勞動者，……都有依法參加和組織工會的權利。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阻撓和限制。”也就是說，企業老闆是沒有權利反對、阻止的。不過胡女士作為基層工會的工作人員，可能吐露的也是仍然存在的現實狀況，在面對企業雇主時，行政權力更被重視，而有着自己角色的工會，卻仍然被矮化或者自我矮化。理想狀況下，如果順利建會且正常運行，企業多少會有正常與工會的協商。而很明顯，當下的企業工會仍然是“老闆工會”，難以代表工人利益。最終，公積金和社保欠繳的狀況隱藏多年都沒有被揭露，最終造成的就是不可避免的勞資衝突。

胡女士說，街道工會的工作是和企業建立一個溝通協商機制，但她的理解這項工作也不過只是街道從工會那裡獲取一些資訊，企業是否遵守勞動法或者有無違法行為，街道工會未必能掌握。街道工會能否掌握到企業狀況是一回事，但就從街道工會才剛剛查到原來企業有工會存在，相信過去企業工會和街道工會不存在常態有效的溝通和協調。她也承認還沒有能完全掌握情況，“很多信息都來源於公司，我們難以抓到第一手材料。”

而實際上，地方工會則應該密切監控區內這些申請了降比繳款的企業，因為任何經營變動都可能導致巨大的工人生計問題，嚴重者就會出現如今新安工人的罷工和上街的情況。——實際上這個趨勢已經在近半年越來越清楚，各地工會似乎至今仍沒有充分意識和準備。

即便在公司經營出現異樣的情況下，宣傳口徑竟然仍然有南轅北轍的報道：深圳特區報曾在2022年3月時發布文章，指公司在疫情期間，出口一度受阻，不少海外老客戶終止訂單，最終根據國家政策轉內銷，“國內訂單絡繹不絕”。對於這樣的報道，工會應該定一定神，其後透過現象看本質，如此大的一家工廠轉型，還被官方媒體視為典型例子，街道工會多加留意和企業工會保持溝通，甚至不時去實地查看，以確保確實轉型順利才是盡責。尤其這類工廠又在2022年底遇到疫情政策放開，那麼工廠是否再重拾海外訂單，都涉及到大量勞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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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罷工前約一個月，西鄉街道工會才剛召開街道工會第四次代表大會，會議總結了過去五年的工作，亦部署了未來五年任務。會上，寶安區工會副主席黃世斌講話，要求西鄉街道總工會要提高政治站位，引領廣大職工聽黨話跟黨走；抓好“感知力、響應力、影響力、凝聚力”，打造一支有職工情懷、有較高素質的工會幹部隊伍。而新當選的街道工會主席李金宇也在會上提及要用黨的二十大精神為統領,要銳意進取,真抓實幹,要匯聚工人階級的磅礴力量,努力開創西鄉工運事業的新局面。

這樣的代表大會，本是街道工會與企業代表見面溝通、互相了解的機會。以新安電器為例，公司要裁員、有大量員工離職，不少人發現社保、公積金欠繳，一個月前不會沒有徵兆。若早早介入，給員工們吃下“定心丸”，留下的工人們不至於要罷工。不過胡女士坦言，新安電器沒有代表出席這次會議。她解釋說西鄉區有25個社區，“有很多企業，這麼多企業，我們作為工作人員，我也不可能一手抓得過來是不是？”

胡女士說街道工會現在已經出面，更在現場亮明了身份，希望可以代表工人和老闆協商。在工人發布的視頻中，也有區政府派來的工作人員向在場工人表示，會為工人提供免費的法律援助律師走訴訟渠道，“法院怎麼判，我們怎麼判，要相信法律，這在中國是底線。”不過工人們仍然聚在工廠門口不願散去，胡女士說，“事情還沒有解決，他的訴求沒有圓滿解決，肯定會一直堅持到底啊。”

罷工發生後，有在新安工作4年的員工發布視頻指自己主動離職，她的朋友感到驚訝，“新安不錯啊？幹嘛要走？”，也有其他自行離職的員工指“跟我一樣，我待了12年，也是自離，心酸的走”。新安電器並不是什麼黑心工廠，但瀕臨倒閉的時刻，或者也已經無力賠付員工這些欠繳的社保和公積金。若工人是走法律途徑，工廠還有起碼約半年的訴訟期，工人的合法訴求需要等漫長的時間才能伸張。

工會應將新安的香港母公司請上談判桌

面對國際訂單削減，工會若想要協助工人與公司談判解決長遠問題，或者需要考慮將產業鏈上游國際品牌拉入談判桌。CLB其後致電和電郵其香港的母公司新瑪德，提醒母公司，它的採購品牌（包括Keurig、Cuisinart和飛利浦）都做出了遵守本地勞動法和供應商持續發展的保證，它可以與供應鏈品牌協商經濟困難時期的成本分攤問題。另外，CLB還提醒新瑪德，現在仍然是“責任商業聯盟”的會員，聯盟成員有責任確保按照當地法律按時向工人支付工資及福利；且獲得香港貿發局的TÜV SÜD驗證證書。而據TÜV SÜD官方網站最新資料，德國有出台新的企業盡職調查，企業必須在生產線上尊重人權。早前也有值得借鑑的案例，荷蘭服裝品牌G-star，因主動撤單導致越南製衣廠關閉，供應商將品牌告上荷蘭法院。法院裁定，荷蘭品牌嚴重違反合約，法院根據合約關係，並提及企業未能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罔顧越南工人的利益，判決企業需要向越南製衣廠賠償。

在與西鄉街道工會胡女士通話時，CLB也告知了母企涉及上述的企業社會責任與認證，認為若能在談判時以此為理據，相信母企也會有所忌憚。畢竟這樣違法的事情會影響到公司聲譽和未來的訂單。CLB期望能鼓勵工會在進行集體談判時，儘量將這類企業的社會責任問題提出，成為協助中國工人權益的重要籌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