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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之否定- ----紀念文革40周年
送交者: 林牧晨 2006年05月22日16:58:08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一.否定文革
1978年,“民主牆運動”的一個重要議題就是“徹底否定文革十年浩劫”。
然而對這“浩劫”的解釋與”否定”的內涵卻存在很大的區別。

如同歷次運動一樣,文革初期,是各級黨委和工作隊領導發動的。打頭陣的“紅衛兵”一開始是“紅五類”的“御林軍”式組織(以幹部子弟為主體),其衝擊對象主要是文化教育界和社會中下層的“黑六類”“牛鬼蛇神”,包括他們的家屬,包括所有與“共產主義”相悖的“封、資、修”文物、書刊。他們的行為方式是砸牌燓書、斗人遊街等無法無天的狂熱,但背後卻是 在專制主義控制中的國家機器的支持。
“紅衛兵運動”旨在“粉碎舊世界”的同時,要創造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它包含的概念是:
上層:“紅太陽”----毛澤東,“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紅色司令部”(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國務院,中央文革小組),“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中層:“紅色的”革命幹部、革命軍隊、各級紅色政權,和由此維持的“無產階級專政”。
下層:以“紅五類”所主導的“群眾專政”。
毛澤東為首的最高統治集團八次接見“紅衛兵”,猶如檢閱他們的衝鋒隊,顯見“紅衛兵運動”與他們的意圖是相符合的,即: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目標就是:一個由“紅色”的統治集團、“紅色”的國家機器、“紅色”的一元化社會、“紅色”的禁欲主義宗教、“紅色”的奴性文化習俗所組合的“紅色江山”。
這個“紅色江山”的本質,就是對多元共存的否定。好比伊朗推翻巴列維國王的“革命”,不是要消滅專制,而是要加強專制,並以最“純潔”的宗教統治來防止任何對政權的威脅,尤其是來自西方自由民主文明的威脅。
這種否定文明進步、否定多元共存的“繼續革命、不斷革命、徹底革命”思想是文革的主導方針。在軍隊警察暴力機器的支持下,在各級黨委的協助下,在毛澤東歌頌湖南痞子運動的那段語錄引導下,在毛澤東“要武嘛”三字經的鼓舞下,在毛澤東階級理論的指引下,紅衛兵帶頭髮起了製造“紅色恐怖”的社會動亂。
必須指出,1966-1968的社會亂象,並沒有絲毫改變中國的專制制度。毛澤東、各級領導、紅衛兵、造反派,都沒有提出過改變專制的訴求,相反,各方面都在不遺餘力地表現對“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熱情。1968年以後,“動亂”基本停止了,迫害卻愈演愈烈:以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為重點的十年中,非正常死亡者近兩千萬人,除了被“革命群眾”擅自打殺、武鬥打殺、自殺者外,絕大多數是被“專政機關”所“依法”處決的。別忘記:林昭就是在1968年4月29日被中共國家機器殺害的,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全都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對這些“異教徒”的謀殺。

因此,對文革浩劫的否定,一如對中共造成的半個多世紀的浩劫的否定,根本上應該是對專制主義“紅色江山”的否定。正是專制極權的“紅色恐怖”與“紅色迷信”和包含於其中的利害關係促成了文革中極端典型的對罪惡對荒誕的順從與脅從;對多元共存的自然社會生態的否定必然地導致了“一元化”專制主義癌細胞的瘋狂擴散。這種社會性的瘋狂並非中國獨有,從古至今的政教合一專制政權在許多國家都造成了人間浩劫,包括中世紀宗教戰爭、法西斯納粹暴行、契卡克格勃清洗、紅色高綿的屠殺和阿蓋達恐怖主義襲擊,這與中國共產黨八十年來所堅持的為政權為特權而不顧一切、吞噬一切的從林原則是一脈相承的。

但這樣徹底的否定顯然是“紅色江山”的既得利益者所不能接受的。
於是,他們便將否定的概念轉化為一個不能自圓其說的模式:
“紅色江山”專制政權是不可動搖的,文革動搖了它,所以要否定。文革是由毛澤東錯誤決策所發動的,但毛“打天下”之功大於過,仍是不得否定的偉大領袖。文革浩劫之禍是個別“奸臣”(林彪、四人邦)與造反派闖下的,多數中共領導成員是受害者,無罪而有功。文革十年是一段彎路,是“又一次路線鬥爭”,其結束是紅色統治集團撥亂反正的功勳,再一次證明了共產黨的偉大光榮正確。
於是,在對無辜死難者與被迫害者廉價的“平反昭雪”過程中,那些血債纍纍的“各級領導”由劊子手變成了施恩者,變成了“撥亂反正”的英雄和救星。那些真實的記錄或被封存或被銷毀,偽造的歷史劇堂而煌之地上演。“劫後餘生”的老少爺們得意地回味着“陽光燦爛的日子”,誇耀着“血染的風采”,迷戀着“血色浪漫”,並繼續以寸土不讓的意志守衛着他們賴以生存的紅色政權。於是,“否定文革”便成了不許打開的墓穴上的一塊無字碑。

在對文革的評價與辯論中,大致可以分出幾種觀點:
1。以毛澤東為首的最高領導:為加強專政和他們的絕對權威而不惜打亂秩序
來大清洗、大整頓。尤其是毛澤東,他將文革視為個人獨創的可
以建成萬世王朝的千古偉業。他力挺文革,但必須以個人意志為
主宰。
如今,最高領導把文革視為毛的“失誤”,歸罪於“四人幫”,
但不許詳加追究,因為他們都是元兇。
2。各級官員:堅決維護專政特權,脅從瘋狂的專制暴政,因受到意外的打擊
而悲憤,力主回復穩健的專政,嚴防民眾造反奪權。
他們否定文革,但絕不徹底,一切以個人得失為準。
3。紅衛兵(特指早期紅衛兵):為繼承父輩打下的江山而自覺自愿地投入對
被統治者的威懾和鎮壓。因父輩失勢而消沉,力求在回復穩健的
專制後獲取加倍的利益報償。
他們因曾失勢而反對文革,但留戀曾經無法無天的得意日子。
4。造反派(包括後期紅衛兵):懷抱理想主義和紅色迷信投身於文革,潛在
動力是不滿社會的不公以及個人出頭的企望。在“命運的打擊”
下含恨自律,很難放棄“變天”之想。
他們否定1968以後的文革,認同1966-1967的造反行動。
5。保守派(又名保皇派):滿足於“當穩了奴隸”,或自豪於奴才的地位,
為保住飯碗而緊跟頂頭上司。
他們否定1966-1967的文革,認同1968之後鎮壓造反派的運動。
6。逍遙派:或厭惡政治,或膽小怕事,或深藏不露的明哲保身的消極群體,
懷有不滿社會的情緒。
他們否定文革,也否定專制,但決不冒險表態。
7。投機派:凡有利可圖之處便有他們,哪派得勢他們就倒向哪派。
他們對文革是否定還是肯定,取決於撈到了多少好處。
8。極端派:多是勤於思考、自尊心極強、懷抱理想主義的個人或極少數人的
異議者群體,其實不成為派。他們以超越現實社會容忍度的言行
表達自信為真理的見解,甚至不怕罹難而堅守自己的生存價值觀。
他們之中被專制機器鎮壓和殘害者占有最高的比例。
他們對1966-1967的文革有不同看法,但都否定1968以後的運
動,徹底反對專制。

通過文革中不同派別的觀點分析,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是否否定文革並不重要。關鍵是反對或支持專制主義。

二.“十七年”
否定“十七年”是文革中的一個口號,它的主要意思是指1949---1966這十七年中政權不在“紅色司令部”手中,或曰:“赤化”得不夠,專政得不夠。
在“十七年”中,紅色的當權者們做了哪些事情?
1。土改運動。劃分階級成分。無償剝奪地主及其家屬的土地、房屋、財產、和生命;死者約200萬,生者被長期“戴帽管制”。
2。鎮壓反革命。經“軍管會”批准即可逮捕、關押、槍決曾供職於中華民國政府、軍隊者,包括城鄉民間自治機構的保、甲長。其後是“肅反”運動,經基層黨委批准即可逮捕和處決“漏網的反革命”,包括大批原國民黨、三青團成員和“反動會道門分子”。死者400餘萬。生者被長期監禁或戴帽管制。
3。“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和“五反”(反行賄、偷漏稅、盜竊國家資財、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打擊的重點是民營企業。加上後繼的“工商業改造”(公私合營),被迫自殺者以數十萬計。
4。農村建農業互助組,實行糧油計劃收購供應。繼而以農業合作社運動,收回農民的土地,剝奪農民的自由。
5。毛親自出馬發起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小說[劉志丹],揪出“胡風反黨集團”,揪出“高饒反黨聯盟”,以及廬山會議鬥爭“彭、黃、張、周集團”。暴君式的帝王權術、文字獄、與“主義專政”結合為一體。
6。反右。當年55萬人戴帽,加上後繼的“反右傾”,戴帽者200萬。近半非正常死亡。同時實行法外懲治的“勞教”。
7。提出“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全國出現糧荒與超過三千萬的非正常死亡。自然資源與生態遭嚴重破壞。與此同時,實行按幹部級別供給食品和緊缺物資的特權政策。
8。大批城市居民“下放農村”。大批“知識青年”進疆農墾。實行嚴厲的戶口管制、就業與薪金管制,和與之配套的票證計劃供應制。
9。提出階級鬥爭論,“出身、成份”論,反“白專道路” ,推動“學雷鋒”等愚民運動。
10。與文革相銜接的農村“四清”運動。城市“五反運動”。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在中共極力鞏固“紅色江山”的目標和手段上,文革與之前的“十七年”是基本一致的。但文革中對群眾運動的失控和太多當權者受到衝擊,使“紅色江山”一度面臨“崩潰的邊緣”,這才是中共“否定文革”的原因。從1978年起,中共的左派主張就是“回到十七年”------回到那個官僚特權有充分保障、老百姓任憑宰割餓死不造反的“太平盛世”。

而我們對文革與“十七年”的否定,則是被愚弄被奴役者覺醒後理所當然的態度。我們所肯定和重視的,恰恰是57年“右派”們反對“黨天下”的呼聲,恰恰是66年後期群眾造反狂潮中所孕育的抗爭力量。

三.否定的造反
1966年後期,紅色教皇對民眾“歷史主動性”虛假的呼喚,出乎意料地促成了理想主義與極端情緒相結合的“造反派”群體,他們與早期紅衛兵的區別,一是以徹底的革命者自許,自信最忠於毛,而懷疑、進而否定了各級幹部的權威。二是在強調信徒式忠誠的同時,放寬了對成份的限制,從社會多方面吸取了反叛的力量。三是最高層的權力鬥爭需要使紅色教皇不惜冒險調動這支雜牌軍去趟地雷。可想而知,造反派的悲劇命運是從一開始就註定了。
需要特別重視的是:造反派的形成基礎,既包含了實際利益的再分配訴求,也包含了對人類社會終極目標的朦朧的探求。對巴黎公社的膚淺推崇,相當多基層單位自發性的群眾組織和領導班子的選舉,以及大字報、大辯論中有限的寬容,一度使人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的陶醉。直到1968年大規模的鎮壓之後,許多人才如夢方醒地看到了上下四周的黑暗,才知道自己上當了。
從1968年開始,中共高層的一系列措施重點就是要控制、壓制、消滅造反派。“軍隊支左”、“軍管”、“清理階級隊伍”、“清查516”、“一打三反”,
在被無情打擊直到消滅的無辜者中間,造反派占有很大的比例。在文革結束後,當權者還念念不忘地整肅以造反派為主體的“三種人”。可見,以造反起家的中共統治者最怕最恨的就是有人竟敢造“紅色政權”的反。
那麼,我們是否應該肯定文革中的造反?
答案是否定的。為什麼?就因為那不是真正的造反。被剝奪者尚未認識到自己身為奴隸的“無產階級”地位是何等屈辱悲哀,尚未認識到維護官僚特權的專制制度是何等反動與殘酷,所以他們的“奉旨造反”與“奉旨奪權”,皆成為統治集團權力鬥爭所利用的工具,一如義和團被慈禧玩了一把。

四.否定“解放”
1976年,毛去世,統治集團內部以宮廷政變方式“打倒四人幫”,一時間,“第二次解放”的歡呼聲震撼人心。然而,紅色專政的鐵蹄依舊按“既定方針”踐踏着神洲,王申酉照樣被槍斃,理由是“不殺對不起毛主席”。文革的“結束”已經毫無意義,“解放”成了曇花一現的錯覺。
78年,當人們在討論中提出徹底否定文革時,當人們大膽地提出實現民主的主張時,有幾個人能象林昭那樣認識到中共政權與民眾相敵對的實質?有幾個人能意識到人民不但沒有獲得第二次解放、而且49年的“解放”也是一個謊言?
正是這種“不覺悟”,使億萬民眾依舊仰賴着“黨和人民共和國政府”,甚至經過六四的血洗後至今還在表示着對專制政權的愚忠,這是歷史的悲哀。
對反對專制追求民主的人們來說,從76年到89年的13年依然是與文革一脈相承的專制,從89年到如今的十七年也還是兇惡腐朽的專制。56年之久的專制壓迫從未放鬆,人民的自由解放從何談起?

五.否定歷史的否定
從自由、解放、民主、共和的理想與歷史的對照中,我們可以發現中國所繞過的大圈子回到了一個遙遠的起點:中華民國。
1911年的辛亥革命創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主權在民”為立國基礎的共和國。從此,一切政治鬥爭的是非功罪都必然地以共和原則來裁判。
中共始終站在反對共和原則的立場上,他們以無法成立的理由來堅持為自己統治的合法性辯護,以窮凶極惡的鎮壓來抵制人民對其政權法統的懷疑和否定。“文革”的實質意義,也同樣是以專制主義對抗共和民主原則的又一次較量。
對紅色中國的統治者來說,文革是一次失敗的大戰役。它把紅色宗教推上頂峰,但很快便伴隨着一架飛機摔得粉碎。它贏得了億萬信徒狂熱的忠誠,但很快地就發現信徒紛紛轉向成為”揚眉劍出鞘”的叛徒。它對自己的陣營進行了最徹底的清洗,但這個陣營很快地分裂、火拼,暴露了紅色堡壘的裂痕。它曾使整個世界驚恐或驚喜地看到一個新世紀的來臨,但很快地變成了一場幻滅。它要否定歷史,但很快地就被歷史否定了。
對中國大陸被統治的民眾來說,文革是一次大災難,但並非第一次,亦非最後一次。文革的重要意義有三:一是促成了被統治者的覺醒,二是暴露了統治集團的虛偽與虛弱,三是變相地進行了一次造反奪權的演習。這種變相的演習逐漸衍生出真實的戰鬥,那就是1976年的四五運動,1978年的民主牆運動,1989年的民主運動,和近十年來風起雲湧的維權運動。
可以說,沒有文革,就沒有民運。民運是魔鬼的孩子,民運的宗旨是把魔鬼徹底消滅。民運無法擺脫文革的胎記,它必然要舉起造反的旗幟。但民運不會走中共改朝換代的老路,那是一條最黑暗的死路。
八十多年前,中共在否定共存的“共產主義”指導下,走上了一條改朝換代之路,至今無法解脫。中共幾乎是出於本能地自列於蒙元和滿清入侵者、統治者的位置上,也幾乎是出於本性地自列於中華民國的對立面。儘管中華民國在大陸已於1949年被顛覆,儘管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存在受到嚴重的威脅,但中共仍把它作為死對頭;為何?因為它本能地懂得,反對民主共和的原則,是它霸占政權的前提,也是它難逃敗亡的死穴。它否定中華民國的一切努力最終都將被否定。

六.否定革命的否定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革命還是反革命?林彪說是“革革過命的命”,他也許以錯誤的意思說出了一個事實:文革是革命的否定。
其實,縱觀中共八十餘年的歷史,其基本的主線就是反對民主革命,就是要回頭越過中華民國那道歷史分水嶺,回到以滿清、蒙元、贏秦為樣板的專制帝國。
緊抓着特權的中共統治者們,還有幾個共產主義信徒?一個也沒有了!他們已脫離了文革之前那種尚存理想主義的青春期,一個個老奸巨滑、厚顏無恥、利慾薰心,無惡不作,而且毫無愧色地撕掉了“革命政黨”的面罩,換上了“執政黨”的胸牌。中共事實上已經明確了為權利而甘冒天下之大不韙的保皇黨立場、反革命立場,可笑的是不少糊塗蛋還在一個勁地拍馬腿,鼓吹着中共對革命的壟斷權。
好久以來,一些追求自由民主的好心人,也把革命與中共劃了等號,繼而把革命與罪惡劃了等號。他們一腦袋漿糊地高呼着“告別革命”,似乎人間真有排斥革命方能成功的民主變革,似乎唯有束手待斃的“和平理性、公開合法”姿態方能以奇妙無比的神跡戰勝武裝到牙齒的專制集團。
而且,曾幾何時,他們一個個漸漸地覺得自己和中共的鴻溝消失了,世界上已經沒有什麼革命反革命了,已經沒有階級階級鬥爭了,大可在“和解”的笑聲中共享“同為中國人”的盛世美夢了。於是,圍繞在中共這個依靠暴力支撐的“執政黨”四周,響起了反革命的交響大合唱;什麼顏色革命、玫瑰革命、寧靜革命、天鵝絨革命、甚至美國法國英國的革命、尤其是1911年的國民革命,統統都成了該咀咒的對象。
這種現象說明了什麼?預示着什麼?
它說明了:中共的偽革命已經走到盡頭了,它的反動本質已無法掩飾了,它已是無可置疑的革命對象。
它預示着:偉大的中國民主革命經過慘痛的反覆之後,正從劫後的灰燼中死而復生;魔咒已失效,陣線已分明,通向勝利的道路就在我們的面前!

林牧晨
200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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