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後，華盛頓仍然沒有停止對台灣的軍售和推進美台軍事關係。美台軍事關係正朝着公開化、高層化和機制化的方向發展

●美國亞太戰略是建立在對地區形勢的錯誤判斷基礎上的。儘管亞太地區的安全關切也許永遠不會消失，但對於大多數區域成員來說，經濟發展仍然是最優先和最重要的關注點

●美國的右翼勢力又試圖把台灣問題重新定義為中美兩國地緣政治對立的焦點，從而使該問題重新美國化。這不僅動搖了1972年以來雙邊關係的最重要的基石，也使台灣問題更加複雜化，更使美國在東亞背上了極為沉重的包袱

布什總統入主白宮以來，台灣問題再次成為觀察美國對華政策的試金石。克林頓政府———尤其在其第二任期內———主張同一個崛起的中國交往的最佳辦法是進行建設性的接觸，以使中國融入國際社會並使其轉變為一個在地區事務和國際事務中的合作夥伴，而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則有助於美國實現上述戰略目標。克林頓總統不僅在1997年江澤民主席訪美期間表示希望台灣問題儘早解決，而且在1998年的中國之行中公開闡述美國對台“三不”政策。克林頓政府同時也對台海兩岸恢復對話表現出積極的姿態。布什政府則從美國現實主義的思維出發，惟恐中國的力量上升將改變亞太地區的力量對比，挑戰美國利益，因而主張“在通過經濟交往來推動中國國內轉變的同時，遏制中國的力量和安全上的野心”。台灣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一張有用的牌。

重新發現台灣的戰略價值

從歷史的角度看問題，美國對台灣戰略重要性的認識隨着美國亞太地區戰略的變化而變化。在20世紀50—60年代，美國亞太地區戰略的主要任務之一是遏制中國，因而台灣被視為美國在遠東“不沉的航空母艦”。70年代，隨着中美走向和解，美國亞太地區戰略的重點調整為利用“中國因素”來牽制蘇聯在亞洲的擴張。在此背景下，台灣對美國的戰略重要性大為下降，華盛頓斷絕了同台北的外交關係，並承諾要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但是隨着冷戰結束，國際格局發生重大變化，以及中國的崛起，美國的右翼勢力又在重新發現台灣的戰略價值。在他們看來，這一價值主要體現在兩方面：首先，作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和在亞太地區占支配地位的國家，美國致力於維持亞太現有的安全秩序，而台海兩岸的分離狀態則是當前亞太安全格局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國統一台灣的努力被視為是對現狀的挑戰，美國因此要在這一“關鍵”問題上顯示自己的強硬立場以阻止中國。

其次，長遠而言，美國在亞太地區所面臨的最重要的安全挑戰將是中國力量上升所引起的力量對比的變化。但是只要台海兩岸處於分離狀態，中國相當一部分力量和資源的增長就會被台灣問題消化和吸收，這將有效地防止中國擁有在該地區同美國展開地緣政治競爭的能力。

上述觀點在去年9月五角大樓發表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報告中把“東亞濱海區”（包括台灣）定義為對美國利益至關重要的一個地區，其潛台詞是：台灣是美國軍事勢力範圍的一部分，而不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一邏輯最後推論出的結果必然是維持台海現狀符合美國在東亞的根本利益。同時，報告還指出，“在亞洲維持穩定的均勢是一個複雜的任務。一個有着可觀資源的軍事競爭者有可能會在該地區出現”。除了日本，中國是所有亞洲國家中最符合這一描述的，而日本作為美國的盟友這一事實顯然使中國成了唯一的可能性。儘管布什政府中的一些官員已經改變了競選時把中國作為美國的“戰略競爭者”這一說法，但“四年防務報告”又一次延續了共和黨內的“鷹派”思想，即認為中國是美國潛在的戰略對手。

如果像報告中所指出的那樣，中國是美國的主要軍事競爭者，台灣應該被視為美國“勢力範圍”的一部分，那麼這對美國的亞太安全政策又意味着什麼呢？首先，華盛頓將調整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以做好充分準備與中國進行一場大規模的軍事競爭，例如增加航母部署，加強空軍的應急進駐，部署更多的水面作戰艦隻。據即將卸任的美軍太平洋部隊司令布萊爾稱，美軍將在2002年7月間，在關島增加部署3艘能發射巡航導彈的“洛杉磯級”核動力潛艇，並在那裡儲存可協助台灣“自衛”的攔截性導彈。其次，美國將通過提供先進的武器系統和強化美台防禦聯繫來“幫助台灣自衛”。自布什政府上台以來，華盛頓在對台軍售和美台軍事聯繫方面變得更加肆無忌憚，也更傾向於把台灣作為事實上的安全盟友。即便是在“9·11”事件後（當時一些流行的看法認為，布什政府有可能以在台灣問題上的審慎態度，來換取中國在反恐怖行動中的合作）華盛頓仍然沒有停止對台灣的軍售和推進美台軍事關係。今年3月台灣“國防部長”湯曜明訪美並與布什政府高級官員會晤更是突破了中美建交以來美台軍事關係的限制。這表明美台軍事關係正朝着公開化、高層化和機制化的方向發展。布什政府內的鷹派人物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福威茨還向台灣方面信誓旦旦地表示，美國會盡力協助台灣抵禦來自大陸的“攻擊”。第三，美國將進一步強化和地區盟友間的安全合作，以期形成一張更有力的戰略網絡來對付崛起中的中國。最近有關建立美國、日本、澳大利亞三邊安全機制的設想就是一例。

應該看到，“四年防務評估”報告所反映的主要是五角大樓的意見，而未必完全代表整個布什政府的政策。但是，這絕不意味着這份報告的重要性可以被忽視。事實上，這份報告反映出的正是布什政府亞太政策中的三個顯著傾向。首先是親台傾向。為了強調這屆政府的親台立場，布什在一年中開了兩個先例。2001年4月，布什公開聲明“美國將採取一切必要手段幫助台灣自衛”，這是中美建交以來美國總統首次公開作此表態。2002年2月，布什在訪問北京期間公開強調“美國將繼續支持‘台灣關係法’”，這是1979年以來美國領導人在訪華時第一次公開作此陳述。其次，通過出售大量先進武器，發展緊密的軍事關係，以及提升台灣的“國際能見度”來加強對台灣的軍事和政治支持。從2001年4月高達40億美元的對台軍售，到對陳水扁在美國過境的“禮遇”，再到對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支持，以及湯曜明的美國之行，無不是這一趨勢的反映。第三，密切關注快速發展的中國，試圖與中國在亞洲潛在的敵對國之間發展緊密的防務和外交聯繫。過去一年多來美印關係異乎尋常的熱乎勁顯然與中國因素分不開。

錯誤的思維

從東亞而非美國的角度來看，布什政府的亞太安全戰略和對台政策存在着諸多謬誤。

首先，美國亞太戰略是建立在對地區形勢的錯誤判斷基礎上的。儘管亞太地區的安全關切也許永遠不會消失，但對於大多數區域成員來說，經濟發展仍然是最優先和最重要的關注點。儘管一些東亞國家不時會表達對中國日漸強大的擔心，但這種擔心更多的還是在經濟而非安全層面。相比之下，華盛頓似乎更關心安全，這主要是因為美國意欲在亞太地區維持主導地位，而中國的崛起則是對實現這一目標的一種挑戰。美國怎麼看是它自己的事，但是從東亞地區的角度來看，美國的關注顯然偏離了地區大多數成員的意見。

其次，布什政府對台政策立場有悖兩岸關係發展的大趨勢，無視台灣問題上變化着的動因。在1979年以前，中國大陸堅持以武力“解放台灣”、實現國家的最終統一，台灣問題主要表現為海峽兩岸的軍事對峙。1979年以後，大陸方面提出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呼籲兩岸通過政治談判解決分歧，台灣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北京和台北之間的一個政治問題。李登輝掌權時和陳水扁上台後，拒絕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兩岸政治和談的可能性變小，但雙方在經濟上越來越緊密的互動卻形成一種新的動力，並且從長遠來看，為台灣問題的妥善解決構造了一個建設性的框架。但是目前美國持續不斷的武裝台灣的作法只能加劇兩岸的軍事對峙，使事態陷入惡性發展的軌道，這使希望和平地實現中國國家統一的全球華人感到困惑、失望和憤懣。

把台灣問題美國化，是那種主張在台灣問題上對華實行局部遏制政策的觀點的又一錯誤。從1950年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到1972年尼克松訪華，台灣問題始終是中美對抗的象徵和雙邊關係的癥結。1972年尼克松歷史性的中國之行後，美國就試圖把台灣問題定性為台海兩岸而不是中美兩國之間的問題。美方在《上海公報》中表示，“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上述立場不僅促進了中美兩國關係的發展，同時也對台海局勢的穩定和兩岸關係的改善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然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美國的右翼勢力又試圖把台灣問題重新定義為中美兩國地緣政治對立的焦點，從而使該問題重新美國化。這不僅動搖了1972年以來雙邊關係的最重要的基石，也使台灣問題更加複雜化，更使美國在東亞背上了極為沉重的包袱。

人們也許會問，難道布什政府不清楚台灣問題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分量，不明白美台關係的大幅提升會損害中美關係嗎？布什政府可不這麼想。它更傾向於認為，由於中國目前優先關注的是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因此不大可能為了台灣問題而同美國翻臉，以免危及對中國經濟增長至關重要的對美出口。這樣一來，美國就可以一面大踏步地發展美台關係，一面同中國大陸生意照做。人們倒要看看，華盛頓的這個如意算盤能打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