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慶民 寫於 二零二四年

近日，旅居日本的、泛自由派立場的中國媒體人王志安，在台灣脫口秀節目上涉嫌調笑殘疾人，招致各界批評。此後，王志安被台灣政府機構以“以觀光身份來台從事採訪活動”違反法律為由，處以取消入境許可、五年內不得來台的懲罰。

     此一處罰引發激烈爭議。原因在於，王志安在台灣大選前後，在台灣進行了一系列採訪活動，其中多有對台灣本土主義立場的民進黨及其支持者的批評，以及對台灣綠營民粹人士言行的曝光。因此，民進黨執政的台灣當局對王志安的處罰，被許多人認為有選擇性執法和借公權力報復之嫌。

   筆者個人也是認同這一看法的。

   首先，王志安在脫口秀節目中，的確使用了對嚴重殘障者、人權律師、民進黨議員候選人陳俊翰的不尊敬言辭，以及模仿了殘疾人的動作。這確實是不當行為，需要道歉，乃至應該受到必要的處罰。但王志安並非惡意的調侃，主觀上並不是為嘲笑殘疾人，而是在評論民進黨選舉造勢、鼓動選民情緒手法時，以民進黨推舉這位身有殘疾的候選人作為例子解說，批評民進黨忽視實務、鼓動民粹的選舉手段。

    第二，在台灣，政治高度娛樂化，而脫口秀節目尺度也普遍很大，沒有特別明確的禁忌。在政壇，政治人物不當言論也頻繁出現。例如柯文哲就被指控多次發表對女性和同性戀的貶損言論。而官員議員在競選和從政期間，也常受媒體、同事、選民攻擊。議員之間還經常發生肢體衝突。大多數情況下，都不了了之。而王志安評論的對象雖是殘疾人，但也是民進黨議員候選人，是從政者。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王志安的言行雖應被批判，但不應被過於苛責。

    第三，在本次脫口秀節目中，主持人以調笑口氣提到“支那”和“支人支語”，而“支那”是對中國人、華人、漢族人的強烈侮辱貶損性稱呼，尤其在日本侵略和殖民中國大陸、台灣、東南亞地區期間頻繁使用。這樣的言辭同樣是冒犯行為，既冒犯了中國大陸出身的嘉賓王志安，也有損更廣泛的華人族群的感情。但對此一事，無論台灣官方還是民間主流輿論，都沒有批評，更無懲罰。在這樣的情況下，單獨指責王志安對殘疾人的冒犯言辭，顯然是雙重標準。這還暴露了台灣廣泛存在、官方不究的種族歧視的泛濫。

同一期節目，調笑殘疾人掀起這麼大風浪；裡邊說“支那”、“支言支語”就沒人批評。問題在於罵殘疾人尤其民進黨殘疾議員候選人，就有人出來維護、維權；被罵支那就沒人維權，誰維權就被打成五毛小粉紅。日本店主那事不就是例子嗎？

我對王志安看法有所轉變，就是看到他在維護大陸人尊嚴和利益上，還是敢說的，而不是另外一大堆逆民那樣荒唐

在很多台灣人乃至大陸自由派看來，罵“支那”是天經地義，他們不認為這是錯的。甚至說如果嘲笑大陸殘疾人、病人，也不會反對。我看過香港連登論壇就有相關言論。但罵了台灣人那就不一樣了。他們覺得自己比較金貴。

   第四，台灣政府以“觀光身份從事採訪”違反法律處罰王志安，雖然符合相關法律規定，可無論本次台灣大選期間，還是歷年的情況，都有不少媒體人和自媒體記者以觀光身份在台灣進行拍攝、採訪路人、參加節目，極少有被如此“上綱上線”處罰。而且王志安本人此前就曾來台並參加台媒節目，那時並未受罰。這讓台灣政府“選擇性執法”的嫌疑越發明顯。

如果王志安調笑的殘疾人是國民/民眾黨籍的，或針對的是普通台灣人、大陸人，而非民進黨議員；

如果王志安在台灣採訪，沒有以批判態度展示民進黨支持者，而以支持民進黨態度採訪，同樣持觀光簽證。

那麼，民進黨還會以此理由封殺他嗎？這就是看不慣他政治立場，找藉口整人

  第五，即便處罰，也應就其調笑殘疾人本身進行處罰，而非另找理由，這有惡意整人之嫌。而處罰也應“有度”。五年禁止入境且無易科罰金等其他選項的懲罰，對於一個以新聞採訪為志業、對台灣政治頗感興趣的媒體人，是偏重的，阻礙了其籌備的以後對台灣的更多採訪活動。而王志安的立場不利於民進黨，民進黨政府的處罰更顯“公報私（黨）仇”，還涉嫌阻礙新聞自由。

   所以，不少人對王志安被處罰表達不同意見、形成輿論爭議，也就可以理解了。

    而本次事件引發爭議更根本的原因，是以民進黨及其支持者為代表的台灣本土民粹勢力，日益強烈的排外情緒，與中國大陸自由派中大中華主義者的政治立場，尖銳對立難以調和，必然發生衝突。

我並不反對處罰歧視、不守規則、仇恨言論，但反對雙重標準。一視同仁，再嚴厲也能接受；搞雙標，就很可恥。

民進黨政府不就是看王志安在台灣這些天採訪，明顯帶着批評台獨派、親近民國派態度，所以找了理由封殺嗎？要是像另外一些大V那樣給民進黨吹彩虹屁，用觀光簽證採訪也沒事，說不定還會請客送紅包

王志安對那位殘疾人的言辭確實失當。但是否處罰、處罰程度，是有很大操作空間的。

另外，剛從大陸出來的人，不熟悉民主社會禁忌和遊戲規則，很容易撞上紅線

相對於中共和其他專制國家，民主法治文明社會有一套不同的規則。

在民主社會，按照特定規則去整人欺負人罵人，即便實際殺傷力很大，也能規避處罰、被繼續認可；如果不按照規則，即便較輕的失言，也會被罰、被排擠

舉個例子，一個深山農村娃，在農村遇到欺負，約定俗成規矩就是打對方一頓；但他後來去了華爾街做白領，即便被欺負的比在山村還狠，對方再陰險，也不能打人，因為那裡的規矩是可以暗算、可以陰陽，但不能動手，甚至不能直接罵人。但允許你按照規則更狠的反擊。

這就是所謂“野蠻社會”和“文明社會”的差別

更進一步，農村娃用華爾街老油條方式陰回去，可能會被懲罰，而老油條做同樣的事卻安然無恙，同事們甚至還嘲笑農村娃陰險，對老油條的惡行絕口不提或者辯護。

即便新來者使用老油條們都用過的規則，但拿捏能力還差、不能與環境和諧。即便做的比老油條完美，老油條憑主場和黨羽，照樣會排擠你、公然雙標

我最近對王志安部分肯定，當然不是為他洗地而是就事論事。我此前罵過他好多次，截圖只是一部分。這些評論我也不會收回。

但是對任何人和事，還是要根據具體事情就事論事，而不是全都反對。尤其如今支黑逆民大行其道情況下，能夠有人以中國大陸視角和立場說些話，還是難得的

我不得不部分支持王志安的一個原因是，其他自由派、反對派、民運，或者價值觀更扭曲，或者價值觀還好但專業能力差（無論學術還是做媒體），或者德才兼不備，所以只能矮子裡拔高個，選擇對王志安部分言論表達支持和推薦。

要有德才兼備的，或者起碼稍微在政治和能力上都好一些的，那我就不用看王志安了

    自2016年民進黨上台以來，主張或傾向台獨的台灣本土主義勢力日益得勢，民族民粹情緒不斷升溫。他們對中國大陸及大陸人的排斥，並不僅僅出於雙方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的差別，更在於身份認同差異、族群歸屬認識不同，而形成的強烈“排異反應”。

   這些台灣本土派強烈否認“中國人”身份並全力切割，以“台灣人”為傲，痛恨被稱為“中國人”/“中華兒女”/“炎黃子孫”。為切割“中國人”身份，以及兩岸網絡衝突的加劇，一些台灣人以強烈貶損意涵的“支那人”稱呼中國，將中國大陸常用語及文化稱為“支語”。哪怕歷史上日本殖民台灣時期，也時常以“支那族”稱呼台灣人。

   除此之外，台灣本土派還通過修訂教科書、更改對日本殖民和國民黨專制時期的表述和評論（美化日本殖民而着重貶低國府統治）、弘揚台語和本土文化、到處去除“中華民國”稱呼而改為“台灣”等方式，與“中華”切割、疏遠大陸、親近日本。

   而台灣本土派不僅排斥中共，對於中國大陸泛自由派中的大中華主義者也頗為反感。他們只願意與支持台獨、親近本土派的中國大陸人（多為中國反對派人士）往來，並給予禮遇（而這樣的大陸人也會不惜附和其貶損大陸、侮辱中國人的言辭，換取對方認可，相互抱團取暖）。

   而王志安在台灣觀看大選、街頭採訪、發表評論、播放節目中，一系列大中華主義言論，以及對民進黨狹隘的本土民粹行為的展示和批評，自然不為本土派所喜。在本次風波前，互聯網上的台灣人社群已經出現了大量對王志安的批評。有一位接受王志安採訪的台灣本土主義者，還措辭激烈的表達了對王志安上傳她接受採訪視頻的不滿，許多台灣人對她表達支持。

   在這樣的背景和民意下，民進黨政府對王志安處以五年禁止入境的重罰，而對節目中的“支那”言論不聞不問，也就不奇怪了。

   筆者對此是很遺憾的。筆者認為，台灣本土派及民進黨當局，為狹隘的本土民粹立場，不僅排斥與中國大陸官方的溝通合作，對強烈自由民主傾向的大陸人士也抱以惡意，是既不道德也不明智的行為。

   民進黨當局口口聲聲捍衛“自由民主價值觀”，卻容不下明確支持自由民主的大陸人士在台活動，僅僅由於其對民進黨及台灣本土主義的批判，就找藉口過度處罰，將之拒之門外。這會冷了許多對台灣體制與社會抱有強烈好感的大陸民眾的心。

   而蔡英文和賴清德都經常提及台灣是“世界的台灣”，要面向國際。中國大陸難道不也是“世界”/“國際”的一部分嗎？若是拒斥大陸官方還尚可以“自由民主”辯護，對心向自由民主的大陸泛自由派人士同樣排擠，難道這個“國際化”要排除緊鄰台灣的、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中國大陸？要與台灣發展繁榮的資源根基--大中華地區做決絕的切割？

    雖然，筆者也能夠理解台灣本土派排斥大陸、與“中華”切割的種種緣由，但這終究是短視和狹隘的。在捍衛台灣自由和尊嚴的前提下，海納百川，對中國大陸傾慕台灣自由民主的人士，更應該多些寬容，更多交流和求同存異，互相了解和諒解，而非築起現實和心靈的高牆、閉鎖溝通之橋，台灣才會有更多朋友，艱難時也有更多助力。這樣的台灣，才真正是“世界的台灣”，是大陸的榜樣，是進步的燈塔，成為台灣人、華人、世人共同的美麗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