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梳理历史，开始了老照片的搜集。老照片对历史再现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毋庸置疑。一张老照片，大到重大历史事件的定格，小到个人与家庭生活过往的生动记录，常常胜过万语千言。

然而人们需要小心的是：照片，即使是早年拍摄的老照片，其产生过程也常常会伴随着无比复杂的诸多因素，结果就是，你所看到的，可能不是真的。

今天（3月5日），是当年毛泽东为雷锋题词61周年的纪念日，而长期以来，雷锋给人印象最深、也最遭人诟病的，就是他生前多达200多幅具有专业水准的老照片。

因为那都是被官方炮制出来的！

新闻摄影，或说纪实摄影，其摄影者必定是在事件实际发生的现场亲历与目睹，他们不仅是旁观者，也是历史事件的见证者。这种由摄影师直接参与的活动，其本身就是对真实现场的视觉化证据，即所谓“有图有真相”，有人将其称作“历史的在场”，意思是：照片所造就的真实“在场”是以摄影者现场见证为基础的，它是直接呈现在读者眼前的真实之物，是直接的、无遮蔽的和敞开的。整个拍摄过程，除了包含有摄影师的现场体验与个人情感之外，还包括有现场中所有参与者的经验，代表着在现实情境之下拍摄主体与被摄主体以不同方式、不同角度和不同程度的介入。

但摆拍则不同，它仅仅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所进行的宣传，其突出特征就是——制造虚假！

因为虚假，让所有这类老照片失去了真实的意义，或者说，它表现出了某个年代的另一种“真实”。

可惜的是，摆拍至今依然是现今厉害国主流媒体的寻常做法，也因此，令无数貌似感人的画面蒙上了一层欺骗的阴影！

这是1958年8月15日《人民日报》一版刊登的新闻照片《欢悦在早稻卫星上》。照片上4个幼童站在稻穗上蹦跳嬉笑。拍摄者是新华社摄影记者于澄建，当时他27岁，却制造了人称“史上最大的造假照片”，“证实”了亩产三万斤的神话

《艰巨历程》系列大奖作品之一：时盘棋于1958年大跃进时期拍摄。当时天津市新立人民公社把40亩稻子移于1.04亩的地里，谎报亩产12万斤，并说稻子茁壮的可以坐上人。这张照片，既可被当作真实的新闻照片发表，也可成为批判假新闻的有力证据

阳光下，雷锋打开手电筒“夜间”读《毛选》

除了摆拍，还有摄影者对拍摄主体的“筛选”。过去，相机远未普及，个人与家庭拥有照相机的凤毛麟角，而能够登上“大雅之堂”的照片，通常都出自体制内专业摄影师之手，他们的立场自然也代表着官方的好恶。所以这类的老照片尽管也是“真实”的，但却与那些曾经来到中国并留下了大量纪实照片的外国摄影师不同，比如一些法国、日本的摄影家，以及著名导演、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尼等等。

现在回看，老照片中真正能够打动人并引发人们共鸣的，反倒是外国摄影师的作品，因为它们质朴、真实、自然，毫不做作。

所以，摄影师不仅要拍摄照片，同时还需要为照片建立一个合适的语境，从某种意义上这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对新闻摄影而言，仅仅依靠“现场”的稀缺而实现有效的“在场”，显然具有局限性。此时此刻摄影师的确是在现场，但引发人们思考的是：“在场”的真正含义究竟是什么？如果“在场”是一种“介入”的话，那么介入的目的又是什么？

倘若摄影师当时的“在场”带有强烈的官方身份和职务色彩时，他们作品的解读自然会同当时的“使命”与语境有关！

李振盛1968年4月16日拍摄的《虔诚者》

这是一幅广为流传的文革老照片。拍摄者是著名摄影师李振盛。相对当年许许多多“御用”摄影师而言，他所留下的大量文革期间的老照片，很好地反映出那个特殊时代的“历史的在场”。

这幅照片背后的故事是这样的：

1968年4月，黑龙江省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后凡是参与大会的代表都作为英雄人物，都被派到工厂、矿山、农村，为当地的职工群众做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报告，宣讲心得体会。

从珍宝岛回来的解放军某部班长王国祥也名列其中。

16日，在广大贫下中农的“邀请”下，王国祥到哈尔滨群力和新发两个公社做讲用报告，他结合自身实际谈了自己是如何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又如何活学活用、改造自身世界观的事迹与体会。在场的社员和职工听罢都非常激动。

讲用结束后，男女老少一下子涌上台来，纷纷把原本别在自己身上的毛主席像章摘下来，戴在王国祥的胸前。一位民兵甚至将自己参加民兵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荣获的一枚毛主席像章从内衣里解下来为王国祥戴在胸前。很快，王国祥身上就戴满了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就连后背和袖子上都别满了像章。此时不知谁喊了一声：“帽子上还能戴！”霎时，几十枚像章又戴在了王国祥的军帽上。

面对情绪高涨的群众，王国祥自己也很激动，感觉自己瞬时也似乎与众不同起来。

此时，随会采访的时任《黑龙江日报》摄影记者李振盛正好在现场，原本他当天的采访已经结束，忽然见此情景，他立即端起自己的120相机，却发现里面只剩下最后两张胶卷。顾不了那么多了，为了抓取这个瞬间，他迅速接好闪光灯，选好位置，快速抓拍了两张。

回到报社后，李振盛第一时间把两张照片都洗了出来：第一幅是王国祥手捧语录洋溢着幸福的微笑，第二幅便是上面这幅左手捂心、虔诚之心跃然而出的样子。

不知当时是出于什么原因，李振盛选择了后一幅交稿。结果等来的是当头一棒：驻报社工宣队的女队长认为，既然是忠于毛主席，理当高高兴兴才对，可这个战士的表情，她觉得有种说不出来的劲儿……

这幅照片最终未能刊发，却阴差阳错地被李振盛“雪藏”，而且一藏就是20年。

1988年3月，在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摄影展览——“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上，李振盛的文革系列作品一鸣惊人，获得了最高奖，其中主打的就是这幅照片！

自此，照片不胫而走，成为举国上下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照片之一。

10年后，照片的拍摄者与被摄者在齐齐哈尔重逢。

镜头之外，共同经历过那个癫狂年代的两个人，其人生轨迹有所不同：

对文革，李振盛从最初的欢呼，逐渐走向怀疑，到后来开始反感，直到最后幡然醒悟，彻底憎恨。

1968年清明节，李振盛有着一次拍摄执行死刑的现场经历。那次一共枪毙了8个人，其中有两个人是哈尔滨电表仪器厂的技术员，他们因为散发了一张油印的小报《向北方》，被打成“反革命集团主犯”，因为他们“一心向着北方的苏修”。

李振盛摄于1968年

照片上的两人中，那位名叫巫炳源的死刑犯听到判决时，仰天长叹：“这个世道太黑暗了。”之后便闭上了眼睛，再没有睁开！

没有人要求李振盛近距离拍摄尸体，但他还是拍了一些特写镜头。由于他的“莱卡M3”上只有35毫米的广角镜头，所以必须靠得很近才行，“我都能闻到剌鼻的血腥味和脑浆的气味。”

其后半年，他仍无法忘却这些人的脸。

如今，李振盛旅居美国，坚持用图片讲述真相，为历史作证，用忏悔与反思重新审视自己所亲历过的时代。

而王国祥呢？经历过战争的炮火和牺牲之后，他也有了一些变化，他曾抱怨：“宣传总要我们往高拔，我特别反感。战士打仗哪有这么多想法，最大的想法就是，我手上有枪，我不能让敌人打着自己，得先把敌人打倒，就是这么简单。再说有的人都死了，怎么找他去聊？怎么去给他提升思想？但他们就是故意地要拔高，要提高到什么反修防修，提高到什么千年大计万年大计。他们写总结材料时就说，我们的战士在阵地上想着毛主席的语录，什么敌人来了高呼毛主席的语录……没有那个事儿！”

1990年，王国祥第一次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心里一度很不痛快，“照片感觉是作为‘文革’反面人物用的，大有贬低之意。”

但此后的日子，王国祥慢慢开始释然：“我是李老师记录下来的一个历史符号，向世人昭示了中国所经历过的那么一段7亿人民学毛选的历史。我觉得这是个美好的记忆，不应该产生任何贬义。”

他仍然选择了“虔诚到底”，好像至今无悔……

当年的“虔诚者”，今天的王国祥

相对于“历史的在场”，如今的有些人则选择了历史的另一种表现方式，那就是——“观念的在场”。这是因为，随着历史的久远，对历史“在场”的人与事件的解读，随着一代人的离去而变得愈发地可遇而不可求。更何况，往事不能止于回味，更重要的是：它能否与当下发生关系，产生影响。

于是，采用“观念在场”的人，所拍摄的现场并非是某个真实事件的实际现场，而是根据自己头脑中的观念和思想，虚构、设计、布置出来的一个“现场”。这种“现场”尽管是虚拟的，但反映的现实问题却非常真实。

像王庆松，他采用舞台剧照式的大场景进行“虚拟”，实则“影射”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痼疾，极具震撼力，引人深思。

王庆松拍摄于2004年的《大摆战场》

王庆松2010年拍摄的《佛堂》

而这类“观念的现场”，无疑已属于艺术的范畴了。他们源自个体的创作动机和体验，其角色与其说是摄影师，不如说是“艺术家”。

而另一种“艺术”，既可归入艺术观念的范畴，又可算作一种造假，那就是：对老照片的“篡改”。

张大力《第二历史》

张大力的作品《第二历史》或可归入“观念的在场”一类，因为它的动机是揭露，是反讽。

而下面这组官方炮制的照片，则与上面的根本不同，完全是为了掩盖，以便将不想为人们知道的真实历史抹去。

1958年5月，毛泽东在彭真陪同下到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文革后彭真被打倒，照片中人也随之消失）

这个更绝，连当代史也要造假（与胡锦涛握手时，江泽民和乔石都还在呢，也没被打倒，可人却说没就没了）

现今，我们更是进入了一个“读图”时代，而且随身手机，“人人都是摄影师”。摄影，已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或语言，它已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交方式。

影像，不仅仅是信息与观点的视觉化载体，它分明就是我们的另一个形象，是我们“想成为的人”！

于是，大量经过美图秀秀等美颜工具修饰、美化过的“不真实”照片充斥于网上，让人真假难辨。

人们越是渴望真相，就越是被虚假所篡改、所掩盖。现实就是这样的诡吊和拧巴！

这就是所谓的“后真相时代”的特点，大量的图片“在场”被扭曲，被误读，被异化，进而日益远离它所真正面对的事物。

真实，就是这样被淹没！

新近人工智能的参与，更让原本就已经真假难辨的混乱更加地难以控制和识别。

人啊，太难了！

谈到摄影的真实，其实一切的“陌路相逢”都不过是“殊途同归”。摄影，从来就不是一种依附于事物表面的单纯视觉，所有照片的“在场”，最终都是为了深入挖掘和阐明那被埋没的光辉，为了揭示那些被时间、意志与权力一再遮蔽的灵魂，并以此时时提醒我们自己。

在时代的剧场里，我们都是“在场”者，亲历者。但最要紧的是，我们要能够看见：光，是自何方而来！

（文中图片均引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