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新国 重庆三十六中初 66 级 6 组同学。1969 年 1 月上山下乡，赴四川省荣昌县荣隆区荣隆公社果园七队插队落户。1973 年回城，先后在重庆市市中区工厂、渝中区政府开发企业工作。著有《江北钩沉》、《我的知青生涯》等系列文章。《荣隆场春秋》节选自作者《我的知青生涯》一文。

荣隆场春秋

——知青生活回忆王新国

如若当年的荣隆场保持至今，一定可与重庆如今的中山古镇、磁器口老街、龙兴民国街媲美。

当年荣隆场口那不时飘荡出曲酒香冽的烧酒坊，场尾人喊马嘶的骡马市、那迷漫着豉香的酱园巷，终年荫凉潮湿的水巷子；那叮当作响的铁匠铺、人来车往的大车店；还有赶场天人头涌动的上、下街子，大戏台下人头涌动的三圣宫……如今这一切早已不复存在，都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在急功近利的地方官员及“先富起来”的商贾们的不懈努力下，这一切都早已消失净尽了。

当年我逃命也似的离开这里时，在荣隆场上信用社的存折里尚有几元钱未取走。几十年后重返荣隆，想开开玩笑，让信用社职工算算连本带利该给我多少。却发现，当年的信用社早已不见踪迹。

罢了，罢了，往昔不可追，还是请大家看看我今日笔下的《荣隆场春秋》，看看荣隆场五十年前的人间百态，看看我当年作为“知青”曾经混迹其中的场景吧。

1969 年，我们插队落户所在的荣昌县荣隆区，区治所在地荣隆场周边，地势平坦阡陌成行，是一个相对富庶的地区。这里解放前属荣昌、隆昌两县共管，故名荣隆，场上的一条主要街道分为上、下街子，上下街子分设两个区公所。

解放后荣隆乡全部划归荣昌县管辖，这里与县城昌元镇、广顺火车站以及出产“泥精壶壶”、蜚声川内的安富陶瓷厂相距不远。成渝高速路修通后，这里开辟了一个荣隆下道口。荣隆镇也是重庆直辖后，重庆与四川的分界线。

用人杰地灵形容此地一点也不为过。重庆人熟知的辛亥革命元老，曾任蜀军政府都督的张培爵便是这里人氏。张培爵后因反袁被杀害，民国政府在重庆树碑纪念。原市中区沧北路口，现渝中区当红打卡地洪崖洞，树立着的一座由同盟会早期会员，民国元老但懋辛手书的《张烈士培爵纪念碑》，便是为此人所立。

在我下乡三年多的时间里，每个赶场天必去荣隆赶场，所以累计起来，当年在这里流连晃荡的日子也不在少数了。

在我下乡三年多的时间里，每个赶场天必去荣隆赶场，所以累计起来，当年在这里流连晃荡的日子，自然也不在少数的了。

我们当年来到这里时，这里仍闭塞落后。虽然当时已解放二十年了。

但荣隆场上的所有建筑，几乎没有一间是新修的。就连区政府，公社所在地，也仍延用“解放前”的名称，称为区公所，乡公所。场上的烧酒坊（一家生产品质极佳的高梁酒厂）、区医院、《三圣宫》等均为老旧建筑，整个荣隆陈旧斑驳，尽显时代沧桑。

穿过荣隆场口一条不长的街巷，正对横贯全场的长街的丁字街口，有一家卖白糕（当地人称泡粑）的店铺。店铺宽敞明亮，店内五、六张干干净净的柏木桌，总是坐满慢条斯理的顾客。但自从荣隆来了知青后，每到赶场天，占据这些桌椅的便大多是知青了。

知青们把这里当作聚会集合和议事的地点是有多种原因的。一则是泡粑店特殊的地理位置，这里是川流不息赶场人流的起点，赶场时人潮涌动，平时被稀释在“广阔天地”里的知青们，赶场天我们也被“浓缩” 在这里。知青们在这里的聚集，并非全因地理位置的原因。这家泡粑店的泡粑物美价廉，确实好吃，属于大众消费。记得当年满满一屉泡粑（比重庆的白糕要薄一些，但更绵扎）只要 2 角钱。泡粑店里员工全是清一色的年轻妹子，人人穿戴着一袭镶荷叶边的又像肚兜又像围腰的工作服，唇红齿白，模样俊俏。她们对待进店的知青更是热情万分。当年，我的同学模样英俊，一表人材，这些“泡粑妹”（我们给这些妹子取的诨名）对他所贯注的热情，竟然吓退了脸皮本也不薄的大宝。大宝两次进店消费，均不收他分文。对于她们的格外青睐和泡粑店的免费“泡粑”，小地方的“泡粑妹”致使大地方来的大宝被吓退，一段时间竟再也不敢踏进泡粑店了。

当年的荣隆场，赶场天算是重庆下乡知青风云际会的绝佳场地。当然，知青也把文革期间校园里的派阀争斗的作派也带到这里来，所以有时这里也偶尔出现争斗场面。

除重庆知青外，这里还有永荣矿务局（设在荣昌广顺，与这里仅相距约十公里）和荣昌县街镇居民子弟下乡知青。当年来到这里的骄狂的重庆知青很不客气地把他们称为“土杂”。而他们对大城市来的我们，投来的都是仰慕和尊崇的目光。倘若我们愿意搭理他们，那他们表现出来的绝对是受宠若惊。只不过重庆来的知青对他们多不屑一顾。而我们几个挂靠而来的初中生，起初并未融入十九中高中生社交主流圈子。对当地“土杂”知青向我们的示好，我总是做到客气回应。但好笑的是，记得永荣矿务局一个子高大，仪表堂堂的矿工子弟以认识我为荣，每到赶场天便早早在场口候我，远远见我走向场口，便飞奔上前，握住我的手拼命摇动，夸张的高声问好，热情得我都受不了。攀谈中很殷勤地一再邀我们去永荣矿务局他家中作客，并特别声明他们家中（粮食）定量吃不完。

在荣隆场，知青们还有一个重要聚会场所，那就是公社所在地—— 位于荣隆场上街子的乡公所。

而这里的出名是因为荣隆公社当年有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一个被盛传为江（津）八县武斗总指挥陈××的这样一个角色（这人后来成了我们公社书记）。这人有极强的号召力和社会活动能力。我们来到后不久，部分有活动能量的知青便被其“慧眼”识中，被其招至麾下，以保卫红色政权的名义，由公社管吃住，记工分。同时，各大队也抽调了少数青壮社员并入这支力量，这样一来，“乡公所”涌进涌出便是知青和这部分农村人员。间或也有个别打扮滑稽，头扎英雄结，背后交叉插着两把大砍刀的角色进出，其实这些人多是一些乡下好吃懒做的二流子、流氓无产者……这些混杂集合人员组成的所谓“保卫新生红色政权”的“武装人员”赶场天便频繁在这里进进出出，热闹非凡。

当然，进出乡公所的并非全是这些“武装人员”，如我们大队的重庆十九中高三学生，我姐的同班同学金中老兄，因为人正派稳重而兼有学识，颇得区、公社干部器重，被征调公社去作管理人员兼为公社创作巨幅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头脑灵活而不愿干苦活的大宝当然也毛遂自荐，自称是金中的助手，整日提着一个颜料桶，跟随金中混补贴工分和公社的饭吃。

那时公社食堂对抽调公社的人员免费供应伙食，白米饭管够并配一碟油汪汪的煎盐肉。金中老兄当年负责这些人员的饭票发放。而赶场天去区公所的我，为了“蹭饭”，有时也向金中厚脸讨要饭票。我至今记得金中仁兄那碍于情面不得不撕饭票给我而又觉得有违原则的尴尬颜面，现在想来，真是让金中兄为难了。

那些年的四川农村，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随着“文化大革命”的逐步深入，社会群体活动的增加，以前的袍哥文化也如沉渣的泛起而风行一时。

那时流行的一些社会语言，如“兄弟伙”，“落教”，“扎起”，“放血” 等等语言都是以前袍哥文化无疑。除此之外，乡民中无论老幼口中时常吐出的，那鄙俗不堪的感叹词：“妈卖老××”，也被众知青朗朗上口，全盘接受。如今想来，知青们当时被动接受的竟然是这样一种愚味落后文化的“再教育”，不能不说是对“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绝妙的讽刺！当年，与我同龄的，同在一个屋檐下的雷大爷的幺儿雷仁红，一个哥哥是荣隆区的一把手，另一个哥哥在荣昌一国防厂工作，可以想象，他绝不是一个甘愿屈居乡下的人。所以他对重庆知青带来的城市文明，表现出狂热的崇拜与追求。下乡后不久，我俩成莫逆之交，出行则勾肩搭背，有好的皆共享，就连赶场也与我一同来回。不久，他在荣隆中学的同学，荣隆街上的朋友，包括医院院长的儿子，供销社、食品站、烧酒房、马车店的伙计等等都逐渐成为我的朋友。

一次，在荣隆场的一间铁匠铺里，突然传出小提琴演奏的《花儿与少年》曲子。那时文化禁锢已久，突然听到这久违了的熟悉曲调，自然引起心灵的悸动。我循声而进，想认识这位大胆的演奏者，谁知却把对方吓得不轻。要知道这在当时属于“封资修”的东西，是被严厉禁止的。

在荣隆场我的社交圈子逐步扩大，而他们都以有我这样一个肯放下身姿，愿与他们厮混的大城市的知青为荣。

每到赶场天，与知青同伙厮混一阵后，雷仁红定邀我去区公所（厂区革委会所在地）他大哥的办公室坐上一阵。在雷部长办公室里，经常会看到一些稀奇古怪的物件，乡民在野外拾到的一些标有外文的高空坠落物、标有四个伟大标语口号的探空汽球残骸等。

但有一次在他办公室里看到的东西却着实吓了我一大跳。这是离我们二十余里外的国有楠竹山林场职工费力挑来的几个楠竹根兜，作为知青盗伐国有林场竹木的罪证被送到这里来。雷部长当时很气愤地对我说道：听说是荣隆两个知青“黄棒”干的事，让我查出来，一定要好生整一下。雷部长的话顿时让我心惊肉跳，因这两个“作案者“不是别人，正是我和大宝二人。

那是我俩前几日受乡民蛊惑，与楠竹山林场附近的村民勾结，为图谋我们心仪巳久，可不花分文就到手的楠竹蒸笼和美味的楠竹笋，装作去拜访六四年下乡的我们前辈老知青，然后施“调虎离山”计，调开守林场的老知青，并很好“意思”地接受了守林场知青的一顿红苕稀饭加凉拌折耳根的款待。一边让农场附近村民趁机偷砍楠竹和挖竹笋。村民贪图的是多砍几根楠竹编竹货卖，而我们获得的是不花分文的楠竹蒸笼和美味的楠竹笋。只是没有想到的是，气愤不过的林场职工事后发觉受骗，竟不辞辛劳，挑着楠竹根兜走几十里山路，将我们的“罪证”送到区政府告状。

后来我们为此事并未受到惩戒，估计是雷部长放过了我们，因为我们的另一“罪证”，那漂好晾晒的楠竹笋在我们居住的叶家老房子屋檐下挂了很久。楠竹笋当时是稀罕物品。经常来此串门的雷家大嫂肯定早已看到眼里，雷部长是很容易便知道的……

下乡一年以后，在荣隆场发生了一场知青群体事件，引起各方震动不小。

我们初下乡时，头顶“知青”桂冠，挟着文革余威，加之蒙昧落后的山乡，对大城市来的我们怀着敬畏之感。这也让年少轻狂的我们，自以为高人一等，平时也干了不少渔肉乡民，偷鸡摸狗的勾当。随着时光的流逝，不少知青纸老虎的本质被乡民瞧破乡民对我们的态度也逐步转变，有些“前恭后踞”了。部分偏远地区，知青们甚至陷于“农民战争” 的汪洋大海之中了。

后文革时期是一个“军管”时期，军队的地位凸显。在乡下，与军人沾边的退伍军人也自觉不凡，开始与知青分庭抗礼了。

间或发生的知青抓抢退伍军人军帽的事触发了知青与地方上的矛盾，双方的摩擦逐步升级，于是，我们所在的荣隆场赶场天频频发生有组织的知青与转业军人之间交替打斗的事件。

当时蜇伏乡下的文革精英，我们大队的原江北区革委会副主任，十九中原八·一五战斗团团长“张老保”终于振臂一呼了。

这次遭殃的又是荣隆中学，集合的知青冲进是荣隆中学，对着桌椅一阵打砸，然后人人手提一个桌子腿，在荣隆场狂呼口号，游行示威。并断章取义地在“毛选”中提取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句话，并以此“最高指示“为口号，在荣隆场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碰见穿军装的转业军人便是一顿修理……至那以后一段时期里，逢赶场天，便再也不见转业军人的身影了。

后来我才知道，转业军人的掩旗息鼓，并非慑于我们的威风一时，以我们公社那位极有谋略的武斗总指挥的能力，完全可以组织一次可轻而易举把我们打垮的行动。当这个动议报到雷部长（当时的区委书记、区革委主任、区武装部长）那里去后，被雷部长严厉制止了。他的一句话：这些知青都是娃娃家，不在父母身边已经够可怜的了，娃娃不懂事，可以说服教育嘛，要想打转来，那就是我们不懂事了。雷部长站在为人父母立场上，深明大义的一句话，平息了当时可能酿成的一场惨祸。

雷部长后来对此事的善后处理更具艺术性，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公社知青中此次事件的为首者开“后门”送去参军，让他们前程有望，又消弭了以后可能的“祸根”，大度宽容，难能可贵，让人铭怀至今。

……

光阴似箭，岁月如流，五十多年过去，我们从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变成如今的白发翁媪，而我们当年在荣隆场的一番“大有作为”，也早已随风而逝，但对过去岁月的缅怀之情，时常萦绕心中，驱使我数次安排对故地荣隆的回访，惜当年的荣隆场早已物人皆非，那存在于我的记忆中的一切早已烟消云散，无处寻觅了……。

上传者说明：

2021年12月，疫情中经常封城的重庆江北，某茶楼上，重庆40中、6中老三届同学商量“吃螃蟹”，发起编写《重庆市老三届回忆录选》。

2022年3月始，仍在疫情中，更多的老三届同学，主要集中在重庆主城的十余所中学，踊跃参与了“重庆市老三届回忆录”选编。

他们的文章基调与中国老三届精神一脉相承，巴山蜀水的人文风貌，重庆豪爽的地方特色和感染力极强的韵味跃然纸上。

2023年5月，疫情解封后，《重庆市老三届回忆录选》正式出版。作为《中国老三届回忆录·重庆卷》，置身“中国老三届史”之下，犹如路面上镶嵌的一排碎石，花展中编织的一簇蔷薇，文明的火炬实现了接棒相传。历史需由参与者来书写，《老三届回忆录》就是参与者的亲笔记录，任何试图掩盖历史真相的龊劣行径，必在此昭然若揭。

173篇文章，篇篇皆真情。好文需分享，若束之高阁，实在可惜。作为回忆录的参与者，我将陆续转载其中的一些文章，预料共鸣者必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