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海邊農村長大，對地下水過敏(那時叫水土不服)。村里人相信泡在海水裡可以消除過敏反應，就把我扔到海里，不顧我撕心裂肺地哭。我現在對大海一直有恐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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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個關於同性戀博客就當我沒說，點擊幾次刪除鍵，結果也沒刪掉，就留在那吧。我有幾個朋友是川粉，也上萬維。真的怕他們把我丟到海里。忘掉什麼同性戀，換個話題：為什麼有人總是感覺世界越來越糟糕。

遛狗的時候，我有時和朋友討論各種問題。我發現談話內容與年齡有關係。年輕人喜歡討論小事，如旅遊，遊戲，裝修，新聞。老年人喜歡討論大事，國家大事，世界大事。在老年人群體中，從東歐以及其它社會主義國家來的移民比較激進，多數反對政府，相信絕對自由，傾向接受陰謀論，反對全球化，認為世界在墮落。而地地道道的美國人，加拿大人，英國人，德國人則比較理性。

當然，這不一定是一般規律，可能只是趕巧，是我的個人經歷，你的朋友圈可能有相反的趨向。

最近這幾年，美國犯罪率上升，這使人感到不安。我收集一些犯罪數據，說說世界或者美國是否向地獄跌落。我感覺單單看這幾年的數據說明不了什麼問題，所以在網上試圖找到較大時間尺度的犯罪率趨勢，也試圖了解近幾年犯罪率上升的原因。

第一個圖來自美國政府。x-軸範圍是1960到2022,y-軸是犯罪率。從大趨勢上看，犯罪率從30年前開始下降。

第二個圖是加利福尼亞的財產犯罪率和暴力犯罪率。大趨勢類似第一個圖。

第三個圖是佛羅里達的數據，圖是拼接的。

我僅以加利福尼亞為例，看看近幾年犯罪率為什麼增加。以下是收集到的專家的觀點，僅供參考。

1. 新冠疫情加劇了失業、經濟不確定性、財富和機會的兩極分化，導致了壓力、抑鬱、焦慮和絕望。長期的封鎖和隔離進一步加重了心理健康問題。在疫情期間，心理健康服務和成癮治療中心的關閉或減少，使得弱勢群體無法獲得必要的支持。所有這些都可能加劇暴力事件。此外，疫情還減緩了司法系統的運作，法院關閉、審判延遲以及警力減少，均可能導致犯罪行為的上升。由於疫情導致的業務放緩，法院面臨案件積壓，導致起訴被推遲、刑罰被減輕，這可能會助長犯罪分子的囂張氣焰。

2. 2020 年喬治·弗洛伊德被殺以及隨後的抗議警察暴力事件加劇了對執法部門的審查和對警察的批評，導致一些社區警察人數減少，一些人認為這導致了犯罪率上升。

3. 美國的槍支銷售在疫情期間急劇增加，流通槍支的數量上升可能導致更多的暴力犯罪，尤其是與槍支相關的謀殺和襲擊事件。在某些地區，寬鬆的槍支法律，包括對在公共場所攜帶槍支限制的放寬，可能會導致暴力衝突的增加。

4. 政治兩極分化，尤其是圍繞2020年大選、抗議活動及其他社會運動所引發的緊張局勢，導致了更多的衝突和對抗，有時甚至引發暴力事件。此外，聯邦調查局及其他機構的報告顯示，針對種族、宗教和LGBTQ+群體的仇恨犯罪有所增加。

5. 在疫情期間，芝加哥、紐約和洛杉磯等城市與幫派有關的暴力事件（包括槍擊和兇殺案）有所增加，因為幫派之間爭奪販毒和地盤，導致暴力事件頻發。這種現象有一定的廣泛性。例如，在中美洲等地，黑幫利用疫情期間國家控制力減弱的狀況來擴大影響力，敲詐勒索和販毒激增。

6. 包括阿片類藥物危機和芬太尼等合成藥物在內的藥物濫用現象持續上升，導致毒品分銷衝突、地盤爭奪以及吸毒者的犯罪行為加劇，從而進一步加劇了暴力犯罪。
   

總之，加利福尼亞近期暴力犯罪率飆升可歸因於社會、經濟和系統性問題的複雜相互作用。以上原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美國。現在的問題是如何降低犯罪率？

在美國，貧困是與犯罪率相關的一個關鍵因素。貧困率較高的地區犯罪率往往較高，尤其是盜竊和入室盜竊等財產犯罪，暴力犯罪在貧困率較高的地區也更為常見。失業率通常與犯罪有關，尤其是財產犯罪。高失業率造成的經濟壓力增加個人訴諸犯罪活動以賺取收入的可能性。這意味着，經濟發展比較好的州應該有較低的犯罪率。

此外，受教育機會較好的州犯罪率通常較低，因為教育可以改善就業前景。擁有完善的社會福利計劃（包括失業救濟金、醫療保健和住房援助）的州更有利於減少犯罪。這些計劃減輕了經常導致犯罪行為的經濟壓力，尤其是在經濟困難時期。教育和經濟發展水平卓越的馬薩諸塞州和明尼蘇達州的犯罪率通常低於經濟指標較弱的州。

城市化率較高且城市經濟發展較快的州或地區可能會出現犯罪率較高和犯罪集中度更明顯的現象。由於人口密度、貧困地區和經濟利益分配不均等因素，城市地區的犯罪率可能會較高。

總之，經濟多元化、科技、金融或教育等行業就業水平較高、貧困率較低的州通常犯罪率較低。在這方面，民主黨和共和黨誰做得好，估計大家一目了然。我不想多說，怕被丟進海里。現在，我們看看悲觀派是怎麼煉成的。

從心理學角度來看，年齡與樂觀或悲觀之間存在相關性。研究表明，樂觀和悲觀情緒會隨着年齡的增長而發生變化，呈現出一定的趨勢：

小於40歲的成年人往往更樂觀。這種樂觀通常歸因於他們擁有更多的人生機遇、更少的過去失望以及有更多時間實現目標的感覺。年輕人更傾向於認為未來充滿了可能性，並對自己的職業、人際關係和個人成就抱有理想主義的期望。

中年人（40-60歲）經常面臨樂觀和悲觀之間的微妙平衡。這個人生階段的特點是家庭、事業和財務等方面的責任感增強，以及健康問題或職業停滯等潛在挑戰，樂觀情緒可能會略有下降。然而，這個年齡段的許多人也發展出了更強的適應力和更現實的視角，通常被描述為向務實樂觀的轉變。

有趣的是，老年人（通常為 60 多歲或以上）往往比中年人有更高的主觀幸福感和樂觀度。這種現象被稱為“積極效應”，表明老年人往往更關注積極的經歷和情緒，而不太可能沉溺於消極的經歷和情緒。

看來，單純的年齡原因解釋不了“越來越糟糕”現象。我認為是年齡和個人經歷這兩方面的因素。

我的朋友圈很雜，各種人都有。記得有一次，因為支持某個觀點或反對另一個觀點，我和一位波蘭朋友吵了起來，整個狗公園裡的人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他認為我的觀點與主流媒體一致，因此不可靠。他相信深層政府，認為新冠疫情根本沒有發生過，疫苗更是個笑話。他堅信右派比左派好。記得有一次，他跟我說，在波蘭，電台和電視台都是政府的，充斥着政治宣傳，都是假的。然後，他表示西方國家的主流媒體就像是共產國家的宣傳機構。談到這裡，他顯得非常自豪，認為自己具備批判精神。他總是能找到一些小報和小冊子給我看，裡面全是虛假信息（我認為是），而他卻深信不疑。我發現，那些小道消息都是極右的觀點，極端右派認為現在的世界越來越糟糕：非法移民、同性戀、全球化。我想，可能是我的這位朋友年紀大了（1948年出生），觀點過於保守。然而，有一天，當我和他再次爭吵時，來了位波蘭大媽，應該不到70歲，她和他一樣，對我反對川普感到不可理解。在闡述我的觀點時，至少我還能提供一些證據，而他們則是堅信自己是正確的，然後根據這個預設來判斷我的證據的可靠性。

就這樣，我站在左派的立場上，並沒有感到美國在墮落。我更願意關注積極的新事物：人工智能、精巧的現代電子設備，以及國際上共產國家日益減少的趨勢。而我的朋友，站在右派的立場上，卻看到一個恐怖的世界：同性戀、變性人、毒品、槍支暴力、零售盜竊等。奇怪的是，全球氣候變暖本應被視為一個負面問題，但他們不相信，因為川普說那是假的。

人的大腦真是神奇。上帝創造了多樣性，因此才有了左右之分，以及極左和極右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