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长期繁荣，已使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国家和主要的海外投资目的地。中国也成为制造业、资本流动和技术转移的全球网络中一个关键的纽带。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在其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外交互动方面能有什么启迪吗？

　　一些观察家视中国为一个经济上的威胁和未来军事上的敌手。在经济方面，他们关注的是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规模庞大并不断增长的中美贸易逆差，以及由于企业把生产向中国迁移而给许多经济体带来的制造业“空壳化”。他们强调中国货币的低估、低廉的劳动力和对知识产权的忽视，在一定程度上把中国描绘为一个不合作的伙伴，其利益似乎势必与美国和其他大部分市场国家相悖。

　　中国与全球市场在诸多方面的逐渐加深的联系，诸如在资源、零部件、制成品、资本、设备、科技、管理技巧和公司管制等方面。这些联系对中国的过去与未来的增长都至关重要。经济增长是中国现政府继续执政的必要条件。随着中国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日益扩大，要求中国妥协和合作从而避免冲突的外部压力也为中国这个成长的力量提供了合作的契机。

　　中国的经济改革

　　在现代历史中，中国在与世界经济相关的政策方面有过许多变化。1842年的《南京条约》废止了之前将国际贸易只局限于广州南部港口的政策，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维持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强迫性的自由贸易体系。1949年后，中国追随苏联的模式，建立了一套计划经济体系，从而限制了与外部经济接触的规模和影响。计划经济使所有的商业流通经过国营贸易公司，限制了国人与国外制造者和消费者的直接交流，使国内价格和国际价格脱钩。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逐渐加大了经济开放。其最终结果是建立起了一个在亚洲甚至于在世界大国当中最开方的贸易和投资体系。中国的开放之路肇始于贸易的适度发展以及广东和福建四个经济特区的建立。这些最早的经济特区在促进贸易和吸引国外投资方面的成功，促使了将这个试验推广到中国的沿海地区乃至全国。

　　随着贸易和投资的好处不断地增加,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也在不断地扩大。进口壁垒在上世纪90年代迅速减少。关税收入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从占进口额的16%下降到了2.5%，这反映了关税的降低和免税进口的增加。中国2003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即时地进行了某些改革，同时也为未来的改革做出了承诺，尤其是在金融开放和其他服务行业领域。

　　这些改革使中国的外部经济关系有所转变。商品贸易目前大范围地开放，只征收低关税和有极少的限制措施。市场力量成为国内价格的制定者，从而使国内价格随国际价格的变动而相应变化。

　　开放政策促使中国与国外的联系产生了巨大的多元化。中国国内经济和全球市场的联系已变得比亚洲其他大的经济体更为广泛和密切。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的国际联系日益增多，它已经从一个近于封闭的国家转变为全球市场的积极参与者。以某些指标来衡量，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之深在大国中是史无前例的。可以预见，中国在原料、零部件、最终产品、技术、信息、管理和产权方面的国际交流会继续增长。

　　市场的力量促使中国走向全球化，也使现有的合作模式得到拓展。中国不断扩展对外经贸活动的范围，并显然希望对外经贸活动的深化可以对国内的改革有所助益。在汽车行业和机械行业中，外国公司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有着直接的示范效应，这样的效果是基于市场的。而像在银行业和保险业里那样以政策引导的外资所有权，是政府鼓励处于领先地位的外国公司进入中国某些势微行业的另一种做法。这种做法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引进新的标准、商业模式和管理系统。

　　国内迅速增长的现代物流能力表明了中国对国际供应链的参与程度的加深，这为中国企业为国内和国际市场生产产品提供了支持。随着进一步参与到全球商业网络中，中国企业，以及中国工程师、科学家、设计师、管理者们的能力也会跟着提高，而这种网络的扩张将会继续提升国内的物流能力。这些网络会继续把国际上的主流技术和质量标准引入到国内的产业中——钢铁和水泥就是明显而重要的例子。一些新的因素可能会加强中国与全球经济之间的联系，这些包括：　

　　中国对进口能源和材料的依赖

　　现在中国原油需求的三分之一以上和超过一半的铁矿石需求依赖进口。中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各种类型的资源的长期供应反映了中国经济对资源进口的日益增长的依赖性。中国的研究人员的结论是：

　　“到2020年，中国的对进口原油的依赖度将达到60%，天然气是40%。根据对未来供需情况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国内资源只能提供45种矿产中的9种。特别是，原油、铁矿石、铜、矾土、镍、钾盐等对于国家经济安全非常重要的矿产品都将会长期短缺。比如说，2003年进口的铁矿石和纯铁占了总消费量的50%以上，钾盐、铝和铜矿石的进口都超过了1998年的水平。资源的枯竭已经日益严重。在全国的415个大中型矿中，有一半面临着资源衰退或关闭，有47个矿区则面临着资源枯竭的危机。”

　　中国作为海外投资来源国的崛起：

　　2005年中国对海外直接投资额达69亿美元。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是联合国贸发大会(UNCTAD)预计不久中国将代替日本成为世界第五大海外投资来源国。官方鼓励“走出去”，最近的海外投资活动在2003到2004年间几乎增长了一倍，这种跃升趋势可能只是年度和累计海外投资额急剧增长的一个开端。

　　扩大海外投资有两个动机。中国在海外寻求能源和原材料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中国的需求广泛，包括石油、天然气、矿石、木材。范围几乎覆盖了所有大洲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亚地区、印度尼西亚、俄罗斯、苏丹和其它国家。

　　中国的生产厂家致力于提高技术水平和销售能力是它们海外扩张和海外并购的动因。这种动机可以解释它们在海外设立生产基地的原因，比如说服装、家电(海尔在美国的生产和研究开发基地)和汽车(有三个国内厂家计划在埃及、伊朗、马来西亚和俄罗斯组装汽车)。

　　国外通过获得中国企业的股权所进行的投资

　　外资进入中国的传统渠道是与中国的合作者建立联营企业，或者是建立外商独资企业。现在，外资进入中国又有了新的方式，就是跨国公司在已经成立的中国公司里购买一部分股份。一些国际性的银行，包括美洲银行、花旗银行、汇丰银行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等都已经购买了中国银行机构的一部分股权。美国国际集团、凯雷集团和汇丰银行已经购买了中国各保险公司的部分所有权。

　　中国对全球性研发网络的参与：

　　中国的教育体系培养出了大量的高素质的科技人员。中国科技人员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价格不贵，这让跨国公司很感兴趣，它们开始把研发活动放到中国来。中国一直坚持在中国的外国投资要带有研发，但是过去这些研发大多是给企业装潢门面的，并没有真正带来多少新知识。不过，因为本地化的需求，许多国际性的公司开始或者扩大了基于中国的研究和设计活动以创造新知识和提高公司的利润。由此看来，大规模地参与到跨国公司的研究和设计网络中去是中国的国际交流加强的一个新的方面。

　　依靠跨国的市场和网络来取得知识、资本、供应和市场以发展有竞争力的新产业

　　中国在全球汽车零件的市场上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中国的汽车产品的双向贸易(包括整车和零件)在1995和2000年间增长了一倍，到2004年增长了四倍而达到296亿美元。据报道，中国厂商已经准备在俄罗斯、埃及、伊朗和马来西亚组装汽车并希望能出口中国制造的公共汽车和小汽车。造船、建筑机械、通讯、生物技术这些产业都开始了类似的国际化进程。

　　基于国际比较优势重组农业

　　中国的农业“正在沿着比较优势的方向在迅速发展”。这导致了“中国的利益与稳健的自由化相一致，对农产品采取市场准入，削减出口补贴，减少国家的支持措施”。

　　中国经济政策的关键部门预测：中国将会大规模地利用海外资源，资金，技术和市场。中国采用了美国式的鼓励能源消耗活动的政策——扩建公路，限制能源价格，控制相关成本(比如停产费)。这样的政策是以未来的能源进口是无限量的为前提的。建设运输液态天然气的轮船和中转站的计划反映了同样的思维。当前中国的银行业和金融机构改革也希望能从海外的资金、技术和竞争压力中获益。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促进中国西部的开发，现代物流的扩展，中国基础设施的改善，这也同样适用。中国要在不同的产业里建立“世界级”的公司的设想都是以对国际市场无限制的利用为前提的。比如说，在造船业中，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三大生产国，出口占据了目前产量的70%，现在的计划是到2010把全球的市场份额从现在的14% 提高到25%。

　　总结与启迪

　　以上的分析表明了中国对贸易以及技术和资本的国际化参与程度的不断加深，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通过这样一个历程，中国已经从一个近于封闭的状态发展出一种与全球市场密切互动的新模式。这是很不寻常的，而且可能是在大国的经济史中没有先例的。我们认为这种新趋势会进一步得到发展。

　　中国的改革是市场经济的巨大扩张。1978年，外资和私人企业在中国经济中还没有出现。12个国营公司控制着中国所有的对外贸易。今天，有成千上万的企业在经营外贸，有活力的私人企业和跨国公司加速渗透到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尽管中国的国有企业还仍然存在，国家干预还仍然重要，但是改革已经使市场成为中国的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的日常生活中的最基本的要素。

　　以上对中国与全球经济的关系的讨论以下的问题会很有启发：全球化对于中国国内改革进程的助益，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的近期问题，以及中国融入世界政治经济的远景。

　　国际参与作为国内改革的驱动器

　　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还远未完成。中央计划体制的遗产仍然在起作用，特别是对银行和投资的管理，国有企业的运营，以及国家对所谓的“支柱产业”的运营尤其明显。而且中国的法律实践经常是落后于国际规则的。尽管有这样的障碍，很多国际性的公司认为中国的商业环境对大规模和增长性的投资还是适宜的。

　　国际参与在中国的改革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现在的外资与对未来的贸易和投资的期望推动着一些良好的势头——比如说法律和法庭制度的改进，更为全面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协商，更为透明的管理规则，以及更为开放和稳定的商业环境。外方对中国经济的参与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资本的流入、技术知识、管理能力和销售技巧。中国的改革者把正在增长的贸易额，外方的参与以及中国因参加世界贸易组织所承担的义务看作是可以克服国内的惰性和阻力的杠杆，就像日本利用外部压力来打破政策僵局一样。外国机构和国际商业实践为中国的政策，法律和商业实践中的或大或小的创新提供了启示和可供参考的模式。

　　因为国内和国际的商业交易的规模和复杂性，人们非常需要可预见的和普遍一致的商业规则。比如说，中国的摩托车产业一开始是靠模仿发展起来的(使用“普通造型”和“制造与其他的国内品牌非常相似的经济型的摩托车”)。现在，一个以模仿起家的从业者解释说，“我们产品线中的专利产品的比重越来越大——这正是我们希望的”。中国企业在国内和国际上专利的急剧增加加强了保护知识产权的呼声。中国的领导人认识到改变制度对他们实现发展的目标和现代化有帮助。大量的措施——比如把私人企业与国有企业和外国企业一视同仁的承诺；把中国的银行商业化的努力；政府工作进一步的透明化；公司治理的新安排；政府采购的系统化的努力——都反映了政府为改善中国经济的制度基础所进行的切实努力。

　　乡村选举已经是中国当前政治民主的代表，但是中国的大众已经享有许多方面的人权，这些权利也许是不完全的，但却是实质性的。在经济领域内，进步尤其明显。个人现在可以很自由地(虽然不是没有限制的)旅行、找工作、选择或改变职业、买卖、建立个人企业、建立或改变商业关系。商业协会、公司的领导人，乃至外国的商人都有非正式的渠道可以对政策过程有所影响。

　　中国不是美国国际贸易和支付的结构性不平衡的根源

　　在过去的15年内，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急剧增长。中国占美国外贸赤字的四分之一以上，而且可能继续增长。这种巨大的且在增长中的贸易差已经引发了一些呼声：重估中国的人民币，对中国商品施加新的关税和配额，调查中国涉嫌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但是，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上这些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

　　基本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揭示了一国的对外贸易额与国内的投资、储蓄以及政府的收入和花费之间的联系。美国的贸易赤字是国内财政和储蓄的赤字的反映。如果不痛下决心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来提高国内储蓄，减少财政赤字，美国的贸易不平衡就不会得到真正的控制。在讨论美国的贸易差额的暂时性补救措施的时候，人们经常忽视了政策创新的一些不受欢迎的后果，比如说国内利率的提高。　　

　　即使不谈理论，中国是造成美国贸易赤字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几个主要原因之一的说法也经不起实证的推敲。虽然中国占美国的进口余额比例从1990年的8.1%增长到了2004年的26%，这主要反映的是将最后的组装工作转移到中国的亚洲内部的贸易网络的增长。尽管有中国外贸的蓬勃发展，亚洲占美国贸易赤字的份额已经从1991年的83.9%下降到了2002年的不足50%。既然外商投资企业占中国出口的一半以上，对中国出口施加的限制难道不会让这些出口商把它们的工厂，知识与技术转移到其它地方去吗？

　　不论是中国或其他亚洲国家的近期货币的调整还是保护主义措施都无力显著改变美国宏观经济的基本面貌。过分地关注因短期调整引起的经济冲突会让我们无视于广泛的共同经济利益，而这些利益有可能把中国与美国在未来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增加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

　　中国的长期繁荣是世界历史中没有先例的。中国已经迅速地崛起为全球市场中的重要力量，一个地区性的军事强国，一个对整个太平洋地区有着越来越大影响的国家以及一个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倡导者。中国对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稳定区域市场，对促进区域自由化，以及对调解朝核问题各方的争议所作出的贡献表明了中国在处理政治，经济，社会和安全的问题的努力中正作为一个重要力量而崛起。

　　中国不断增长的力量已经引起了特别是美国和日本的深切关注，有些观察家认为中国的扩张是各种摩擦与在自然资源，经济非本地化和领土主张方面可能产生冲突的根源。中国的学者以中国的“和平崛起”来反驳，“和平崛起”意味着中国可以逐渐地在国际事务中增强它的作用而不会破坏全球稳定的构架。考虑到18世纪和19世纪列强在崛起中所造成的世界局势的不稳定，这个说法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检验。

　　中国与全球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这对最近的经济增长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中国在工业发展，改革银行业与国有企业，基础设施的扩建，海外投资，能源消耗以及其他很多方面的经济政策都以能继续利用全球市场和资源的流动为前提。

　　中国并没有可以想见的能力可以派遣武装部队保护巴西的铁矿、加拿大的油沙、伊朗的原油、非洲的矿藏，或者北美和西欧的消费市场。在多边纺织品协定到期之后中国对美国和欧盟限制纺织品进口表示了接受，这表明了合作与外交主导中国维护海外商业关系的程度，中国未来的繁荣必须依靠这些与海外的商业联系。

　　中国对外政策明显转变是基于对这些现实的敏锐把握。中国外交原来的革命化的和反市场的意识形态现在已经被合同承诺，投资，市场准入，自由消费的旅行者所取代。中国对于市场准入的强烈兴趣可以解释中国的国际经济立场中的一些令人迷惑的方面。为什么中国接受了严酷到没有先例的加入WTO的条件？为什么我们没有听到中国抱怨这些条件“干涉了中国的内政”？为什么中国没有坚持韩国、日本所曾享有的优惠——把多边贸易协定的一些重要规定推迟到签署文件后很久才实施？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是——中国意识到与作为WTO成员的长期利益相比，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

　　中国的商业外交也已经初露锋芒。中国最近的贸易自由化动议让太平洋周边的贸易外交热闹起来，甚至持保护主义论的国家如日本和印度都要加入。有些国家把中国积极的动作认为是“魅力攻势”。虽然中国的贸易建议排斥台湾并力图削弱日本和美国的影响，但是中国与东盟和其他亚洲伙伴的贸易协商是严肃的并建立在长期的经济利益之上的。

　　风物长宜放眼量。现在虽然有暂时的贸易平衡和货币估值的摩擦，但是中美的经济利益有着实质上的一致。中国正作为一个让商品与外国直接投资自由流动的国家而崛起，这个目标是美国长期以来所支持的。作为一个巨大的自然资源进口国，中国与美国一样，会得益于并会积极推动中东与其他能源储藏丰富的地区的稳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现在是西方而不是中国而把意识形态放在商业利益之前，我们估计随着中国的诸多经济实体因为其他企业剽窃技术而不付任何费用而遭受损失时，就会加入保护知识产权和反侵权的斗争中来。

　　参与国际市场对中国蓬勃发展中的经济有很大的助益。随着资源进口、新产业的崛起、中国对海外投资的增长、参加全球性研发网络，以及中国农业的重组这些新的国际交流的增强，中国未来的繁荣与国际市场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密切。

　　因为经济增长是中国现政权的一个重要目标，中国的领导人有很强的意愿来制定和平战略，以便可以进入国际市场并保证中国的发展前景。由于增长和繁荣在中国的发展目标中处于核心地位，中国可以为经济利益而做出妥协和调整。

　　不过，除了经济增长，中国的目标还包括安全、声誉和民族荣光。理论和中国历史都表明政治领导人可能因为敌对方和紧张局势的存在会放弃长期的经济发展利益，从而使用强调冲突而不是合作的战略。在台湾的未来，朝鲜的核问题以及日益紧张的
中日关系这三个问题上，中国的领导人可能会放弃合作手段来控制国际紧张局势。类似的问题也许还有。

　　中国当前和未来的经济情势为国际合作论的提倡者提供了有力的依据。经济需求不能保证北京一定会推行合作避免冲突。但是，我们认为合作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是无限的，即使有限度地减少利用全球市场也会对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一些部门造成很大伤害。我们因此预计中国当今和未来的领导人会愿意通过合作来解决潜在问题的努力。当经济利益的砝码使政策的天平向合作倾斜时，“中国的和平崛起”从口号变为现实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