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因为大选，真的不知道有这么多阴谋论，并且有可能会给社会带来越来越严重的危害，所以再补充点文字。

现有的阴谋论心理学研究大多集中于成年人，科学家对阴谋论如何影响儿童几乎没有了解。初步数据显示，阴谋论信念通常在11至14岁之间开始形成，而18岁的青少年对阴谋论的信任程度甚至高于成年人。非营利组织“打击数字仇恨中心”（CCDH）对超过一千名成年人和一千名13至17岁的青少年进行了调查，询问他们对社交媒体及其影响的看法。在接受调查的青少年中，有60%的人同意四条或以上有害阴谋论，而成年人中只有49%的人持相同观点，这表明青少年时期是参与阴谋论的高峰期。CCDH的报告呼吁关注社交媒体对年轻人心理健康造成的危害，同时提醒公众认识到社交媒体传播的错误信息和仇恨言论对整个社会构成了公共卫生问题。

很多研究发现阴谋论者对机构和人际信任缺乏，对重大事件感到无助，与主流社会疏远、感觉被排斥、持极端保守主义。然而，阴谋论是一种理论，是大脑高级思维活动的结果。正如 Brendan Shea 指出的那样，阴谋论通常源于归纳推理中的错误，归纳推理涉及使用现有证据来确定什么是可能的。归纳推理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至关重要，例如找出原因、预测结果、评估信息可信度以及根据有限的数据进行概括。那么，什么思维习惯导致阴谋论信仰？

已有证据表明，分析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和科学推理与阴谋论信仰成负相关。与分析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和科学推理相对立的是目的性思维。很有可能，过度的目的性思维是阴谋论信仰的主要原因。Swami 等（2014）发现，较低水平的分析思维可预测阴谋论信念。

将目的作为事件或物体的原因就是所谓的目的论，也就是说，事件的发生和物体的存在是为了满足这些目的。Brian Klaas 在其 2024 年出版的书《侥幸——机会、混乱以及我们所做的一切为何重要》中将目的论偏见定义为“将有序的理由有目的地强加于无序甚至随机的过程的认知错误”。目的论偏见与一种称为幻想性错觉的现象有关，即推断两个不相关的物体之间的关系，或错误地推断因果关系。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 Tania Lombrozo 的研究表明，人类天生倾向于基于设计的解释，在事物和事件中寻找目的。孩子们经常会问他们遇到的物体有什么用处，而成年人可能会将目的归因于随机事件。Lombrozo 的灵感来自于幼儿经常根据事物的功能来解释事物，即目的论推理。例如，当被问到为什么下雨时，孩子可能会说：“这样植物才能生长。”值的注意的是，三到四岁的孩子通常非选择性地对生物、人工制品和非生物自然物体的特征提供目的论解释。然后逐渐地放弃一部分目的论解释，特别是针对非生物自然物体的目的论解释。这意味着和生命有关的物体仍然带有目的性。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对事物或事件的过度目的论解释可能会陷入阴谋论。

通常来说，目的论暗示了反向因果关系，最坏的情况是假设了不存在的“目的”作为原因。研究表明，过度目的论思维与缺乏自觉和谨慎的思考有关。较少进行认知反思的人往往表现出更大的目的论思维倾向。这可能是因为分析性思维为目的论或其他增强目的论思维的心理过程留下了较少的空间。

目的论思维是否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消失？为了回答这个问题，Lombrozo与同事研究了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以调查他们在背景知识受损时是否会诉诸目的论推理。参与者被要求选择一系列“为什么”问题的最合适答案。例如，当被问到“为什么地球上有树？”时，选项包括“因为它们是从树种子中长出来的”或“这样动物就可以有树荫了”。Lombrozo等发现，与幼儿一样，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比同龄的健康人更倾向于目的论解释，选择目的论答案的频率大约是健康人的两倍。

与Lombrozo的发现相一致的是，研究表明，在个人头脑中，错误概念可以与科学知识共存。具体来说，我们对世界的最初信念可能在科学上是不准确的。这些信念就是所谓的幼稚想法，它们根植于人类直觉和现实生活经验。例如，我们最初可能认为太阳围绕地球旋转（幼稚想法），但后来才知道正确的科学解释。然而，新的解释并没有取代幼稚概念，而是与幼稚概念并存。当我们使用科学的解释时，大脑抑制了幼稚概念。根据这一理论，在上面提到的以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为实验对象的研究中，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背景知识受损，这使得被抑制的目的论解释被调用。

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然而却得到很多实验的支持。例如，Allaire-Duquette 等(2021)发现专业物理学家在评估幼稚概念时比对照组更慢、更不准确。脑成像显示，在判断幼稚想法时，与“抑制控制”相关的额叶大脑区域(额下回、额中回和前扣带皮层)活动增加。“抑制控制”是指阻止不相关的心理过程的能力。这表明，即使是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也可能存在幼稚的想法。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成人更频繁地使用目的论解释，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智力，而是因为他们可能无法获得有助于区分可靠和不可靠来源的工具，无法抑制并存的目的论思维，只能在目的论解释中寻求确定性。在孩童时期，很多错误想法是基于目的论的，这些想法会相伴一生，如果没有分析思维的抑制，将会成为阴谋论的基础。我们从小学就会多多少少接触到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到了初中，又会接受一些简单的物理学和化学教育。这种教育使我们忘记了在我们大脑的某一个角落里潜藏着目的论解释的倾向。

在某些人看来，目的论思维很荒谬，然而，西方思想史证明目的论思维极为顽固。在西方哲学中，目的论这一术语和概念起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也可能更早。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论”特别强调了每件事的“目的”或“最终原因”。在这方面，他追随柏拉图，认为人类和非人类的本质都有其目的。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成为欧洲中世纪思想的主流，而用单纯的因果关系来解释世界的原子论却成为异类学说。亚里斯多德享受圣人般的待遇，而同样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德谟克利特却默默无闻。现代科学诞生后，目的论就被逐出物理学；达尔文进化论诞生后，科学家拒绝了人类和动物心理目的之外的目的论。神经生物学已经给出难以反驳的证据，人类和动物心理“目的性”是大脑活动的结果。这样，目的论的舞台只剩下宗教和阴谋论。

可以想象，从亚里斯多德到现在的大约2300年时间对人类智力发展史只是一瞬间，现代人的平均智力肯定不如亚里斯多德。如果没有接受系统而深入的教育，亚里斯多德的目的性思维将成为常态。

我们之所以会有目的论推理，可能与我们祖先面临的危险有关。野生捕食动物和其他人类（如尼安德特人）并不是我们祖先的唯一威胁。不同部落的人类也是威胁，可能比捕食动物更危险。一些学者认为，种族暴力可能导致了尼安德特人的灭绝。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墓地中的骸骨就发现带有箭头，表明他们是战争的受害者。中石器时代的洞穴艺术展示了弓箭手群体之间的战斗场景。新石器时代欧洲有可能存在有组织的战争。从近几年的国际政治来看，不同宗教、不同意识形态给人们带来的恐惧、憎恶和仇恨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因此，防人之心不可无。在科学知识难求的条件下，最好的策略就是使用目的论思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目的论思维深深植根于学龄前儿童的思想中，因为儿童的这种思维方式也许是我们祖先的思维方式的重演。目的论思维是一种直觉思维，可以对感觉输入作出快速反应。但仅仅依赖直觉来处理复杂问题可能会导致阴谋论。正如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J Eric Oliver和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Thomas J. Wood在《迷人的美国：直觉和理性如何分裂我们的政治》一书中指出的那样，直觉主义（Intuitionism），即强烈倾向于利用直觉思维而不是基于证据的理性思维，是阴谋论信仰的一个重要原因。

目的论思维不等于阴谋论，但从目的论到阴谋论只有一步之遥。那么，这一步是如何迈出的呢？纵观历史，阴谋论与冲突、偏见、种族灭绝和拒绝重大科学进步有关。很多阴谋论都有这样一个框架：

1. 一个挑战主流说法的故事。

2. 循环论证，使得故事永远正确。

很多故事都有这样的情节：存在着一小部分人，他们具有某些共同特征，例如种族、宗教、职业或国籍。他们秘密采取了伤害或有意伤害我和像我这样的人的行动。这些行动之所以没有被普遍承认，是因为阴谋家们能够隐瞒相关证据。

https://mlpp.pressbooks.pub/littlemorelogical/chapter/conspiracy-theories/

这里要强调一下个体差异：有些人天生就有强烈的阴谋论倾向，有些人更擅长分析思维。遗传因素不可抗拒，所以我们目前只关心环境因素可能对阴谋论心理形成的影响。从上述的框架来看，重大事件诱发了负面心理素质的人对阴谋论的信念，这些负面心理素质很可能在孩童时期塑造了他们的目的论偏见/倾向。这些负面情绪包括：

1. 恐惧和焦虑：实验表明，面对复杂或不可控的局面或受到威胁时，焦虑和恐惧情绪可能驱使人们寻求简单明了的解释，将复杂问题归咎于某个“阴谋”。调查显示，很多美国人被恐惧和焦虑困扰，从内心需要阴谋论来提供安慰。

2. 憎恶和仇恨：当人们对某个群体或事件产生强烈的厌恶或仇恨情绪时，往往会导致对与之相关信息的偏见，推动目的性解释。被憎恶或仇恨的对象往往被当成的替罪羊。例如，对犹太人的仇恨使犹太人成为很多阴谋论中的替罪羊。阴谋论常常在这种情绪的驱动下生根发芽。
   

值得注意得是，憎恶和仇恨有微细得差别，我们往往要回避憎恶的人，但我们可能有强烈的动机要报复甚至消灭我们仇恨的人。仇恨往往与道德感相连。简单来讲，道德就是一个群体关于正确和错误的规范。所以很多仇恨是一种群体行为，这可以从巴以冲突看出来。心理学和进化生物学的研究表明，人类天生就倾向于形成内群和外群，使个人更容易对外群成员产生不信任甚至敌意。所以家庭或群体传递下来的信仰、偏见和价值观会被当成是群体内部人员的行为准则，同时也是身份认同法则，就是说，如果你侮辱了我的信仰，或者攻击或侮辱了与我信仰相同的人，那就是攻击或侮辱了我。这可以从一年前的大规模反犹游行看出来。这也是川普是惹不起的原因，因为川粉会在认同感驱使下骂死你。一个被反复描述为“坏的”人，特别是外群的坏人很容易成为仇恨对象，所以拜登或川普都成为仇恨对象。这就是极端宗教和恐怖分子形成的心理原因。似乎有这样一种现象，内体成员的忠诚度越高，对外群的敌意越强。如果这时有个政治领袖宣传仇恨，社会就会分裂，暴力不可避免，如1930年代的纳粹，1960年代的红卫兵和2021年1月6日的川普支持者，性质上完全一样。糟糕的是，仇恨很难消除，因为仇恨是一种自我强化的情绪，深深植根于心理和社会结构中。克服仇恨是一个复杂且有时漫长的过程，通常需要通过同理心、理解和系统性变革来打破这些反馈循环。同样糟糕的是，仇恨可以带来认知偏见，这绝对会影响我们分析思维的发展，特别是孩子。遗憾的是，对仇恨的心理学研究较少，因为参与者往往不愿承认它的存在。

Tufts 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研究助理教授 Ayesha Sengupta说，“我们在各个物种的青春期都发现，当青少年学习简单的恐惧记忆时（例如，在啮齿动物中，我们测试了学习和忘记音调与负面刺激的关联的影响），消除这种恐惧要比儿童或成人困难得多。”青少年比儿童或成年人更强烈地体验到习得性恐惧，而且这些经历不太可能被忘记。青少年时期获得的仇恨同样也根深蒂固。一位 20 岁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女性这样描述她童年时的经历：“我 10 岁的时候，塞尔维亚准军事人员闯入我家，暴力相向。他们手里拿着枪，向我父亲和兄弟们走来，索要我们家里所有的钱。他们威胁说，如果全家不立即离开家，就把他们全部杀掉。几个小时后，我们全家离开了村庄，前往阿尔巴尼亚领土寻求庇护。即使是现在，科索沃战争已经过去十年了，我仍然恨塞尔维亚人。”

恐惧和仇恨都是一种保护机制，常常使我们变得孤立，这适用儿童和成年人。一项追踪了 2,215 名挪威人口样本的 28年（1992 年的青少年时期到-2020 年的中年时期）研究发现，在青少年时期经历过孤独并在成年后继续感到孤独的人更有可能在 40 多岁时支持阴谋论信仰。即使考虑到性别、年龄、父母教育和政治倾向等因素，这种关系仍然很显著。

我们现在尚不清楚阴谋论的神经生物学基础。很有可能，人类大脑原始部分（边缘系统）和高级区域（前额叶皮层/质，PFC）的功能与阴谋论思维有关。

儿童的大脑在 6 岁时就已经达到成人大小的 90-95%，到 9 岁时所有的结构和构成要素均已存在。早年是大脑发育的关键时期，但大脑需要大量重塑才能将一个依赖性儿童转变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独立的成年人。大脑重塑最早可以在八岁开始，但通常发生在 11 至 14 岁之间，一直持续到二十五六岁，甚至30岁，应该是个体差异，所以才有大器晚成之说。重塑过程通常从边缘系统开始，然后向前部发展，最后重塑PFC。

科学家推测，青少年大脑重塑在时间上从后往前的顺序产生了青少年常见的“不良行为”，例如喜怒无常、懒惰、厚脸皮和鲁莽（更容易冒险）。青少年的行为有时难以预测，这一刻他们可能显得成熟、思维清晰，下一刻他们可能就会行为失常或做出冒险行为。理解这一点需要我们知道边缘系统和PFC到底有什么功能。

边缘系统，也称为古哺乳动物皮层，是位于大脑深处的一组相互连接的结构，包括海马体、杏仁核、下丘脑和边缘皮层。边缘系统是大脑中第一个完成重塑过程的部分。重塑过程通常在 10-13 岁之间的青春期早期完成。这里我们主要关心杏仁核。

杏仁核接收来自各种感觉系统的输入，在处理情绪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与生存有关的情绪，如恐惧、愤怒和快乐。当一个人遇到威胁时，杏仁核会激活快速反应：战斗或逃跑。杏仁核将无害物体误认为威胁。如果你看到地上有一根绳子，杏仁核可能会让你认为那是一条蛇！情绪对记忆的形成有影响，这也是杏仁核介导的。杏仁核还有一个功能：参与决策。

PFC是大脑最复杂的部分，尤其是在人类，通常被称为大脑的执行中心，负责理性思维、解决问题、决策、计划、冲动控制、执行功能、和社会行为。PFC与杏仁核有着广泛的联系。PFC 成熟前，杏仁核由于发育得更早而更加活跃，PFC和杏仁核以及大脑相关区域之间的连接也尚未完全形成，PFC对杏仁核的平衡较弱，青少年的行为更容易受杏仁核的影响。青少年难于准确评估情况并保持冷静，更容易冲动行事。想像一下20岁左右的年轻人，讲义气，有感情，遇事热血沸腾，没有理智，等10年或20年后，有些人会觉得年轻时是那么天真。

现在我用我的语言更通俗地把两者的功能重复一遍。边缘系统从鱼类到哺乳和鸟类都有。这些动物对外界的感知与情绪密切相关，如恐惧，这是生存的基本前提。只有在哺乳动物才有高度发达的PFC，负责推理等高级功能。以分析推理为例，可以把它看成是以符号为主的“内化的操作”，这些中间步骤没有什么情绪色彩。反过来说，中间步骤很少的思考过程则会有很大的情绪色彩。阴谋论就是如此：为复杂事件提供简单解释。当我们获得感觉输入时，边缘系统先作出判断，提供和生存相关的反应。当然，这些反应不一定是最佳反应，我们需要通过大脑更高级的部位(PFC)来作出更精准的判断，这需要抑制边缘系统的活动。如果PFC没有强大的分析推理提供解释，伪科学或阴谋论就会主导我们的思维。当然，这只是我一时的假说。

阴谋论肯定会侵蚀我们后代的分析思维能力。为了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健康的头脑，从小教孩子尊重差异和不同的文化，不要容忍辱骂，并解释为什么偏见是不可接受的。与儿童公开讨论多样性不会助长偏见。如果发现儿童有偏见，一定要尽早解决偏见，以防止产生消极态度。儿童可以从成人对伤害行为的反应中学习。成人应以身作则，确保言行一致。提醒家长，不要忽视儿童的观察力，他们会注意到肤色差异并可能会提出问题。家庭应提供简单、诚实的解释。

对没有批判精神的孩子，自媒体危害无穷。例如，马斯克成为Twitter 新主人后恢复了1100 多个被禁止账户，这其中大多数账户并没有传播彻头彻尾的错误信息或仇恨内容，不清楚账户被暂停的原因，但有近 190 个账户宣扬仇恨和暴力，包括强奸以及针对女性和 LGBT 群体的虐待，最令人不安的发现是两个账户中含有儿童性虐待图片，还有一个恢复帐号发布了一段描绘强奸的视频。被恢复的帐号有臭名昭著的网红人安德鲁·泰特 (Andrew Tate)，他曾表示女性应该为被强奸承担一些责任。他目前因涉嫌人口贩卖和强奸而被拘留在罗马尼亚。马斯克的所作所为实际上违背了Twitter 自己的规则，如禁止基于种族、性取向和性别等对他人进行暴力、直接攻击和威胁，以及旨在“非人化、贬低或强化负面或有害刻板印象”的诽谤、比喻或其他内容。

最近几十年，人们对阴谋论的危害越来越担忧。和科学有关的两大阴谋论已经给人类带来危害：疫苗和气候；在政治上，我敢预言，摧毁美国民主体制的不是种族问题、移民问题，而是谣言和阴谋论，在言论自由的保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