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江松 写于 二零二三年

荣剑在发表了批判大陆极左思潮代表人物汪晖的数万字长文《为革命招魂？》之后，又一连发表了 7 篇“左翼问题批判导论”。宪法学家张千帆撰写了长篇评论文章，在肯定荣剑文章兼顾左右的基本立场的同时，对涉及左右、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自己不同于荣剑的看法。接着，陈天庸对张千帆一些偏左贬右的观点（尽管张千帆自我定位于中右）进行了质疑。议报发表了陈天庸的文章，其主编蔡霞在推特上予以大力推荐。我在蔡霞的推文下连写了 5 条推文，表达了我对这篇文章的基本看法：

——陈文明显是逢左就反、逢右就捧的专政逻辑，不是左右制衡的宪政民主逻辑：把阿连德的社会民主主义诬陷为苏俄共产主义，同时美化皮诺切特的军事政变和极右法西斯专政，这与华人川粉丑化民主党和美化川普党是同一个逻辑。如果中国未来转型到极右政治+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话，那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鬼把戏而已。

——所谓权贵/官僚资本主义、权贵市场经济等等，其实质不就是极右政治+新自由主义经济吗？权力垄断经济不是通过资本市场实现的吗？资本家能够发财致富，不是得到了权力的保驾护航吗？资本讨厌和批判权力专横霸道没问题，但说自己纯洁无辜，纯属自欺欺人；新兴精英想取代老权贵也没问题，但与宪政民主无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贵官僚市场经济）与中国特色自由主义（俗称土奥）有诸多共同之处：挤压劳工权益（工资福利社保等实体性权利和结社集体谈判罢工等程序性权利）、拒斥来自社会对市场的制衡（消费者运动和环保运动）……因为它们共享极右逻辑，只不过前者掌权后者在野，形成所谓中国模式的阴阳两面。

——中国特色自由主义并不构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正否定，因为它们在国家社会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演化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是共同开发和攫取劳工、社会和环境的利益共同体，这些新生社会精英如果始终不能建立现代自由平等正义的价值观，是不可能成为宪政民主法治的建设力量的。

——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不视中国特色自由主义为天敌，而且可以轻松地收割由后者推动的反/非极左运动的红利（比如对平等价值的解构），而且对它而言，搞定人数很少的新兴精英比搞定几乎无限的下层民众要容易得多，结果是，拼尽全力逢左必反的极右化自由主义不知不觉间成了维稳体系的重要环节。

这 5 条推文太过简略，容易引起误解，因此有必要做一些展开论述。由于拙作《当代中国极右、中右、中左、极左的思想政治谱系》已经提供了一些基础性论述，本文就直接针对张千帆文章所揭示的一些问题以及陈天庸的反驳意见做一些更具体的挖掘，不再重复那些有关左右的基本原理了。

一、为什么说逢左就反、逢右就捧是一种专政逻辑

1、如果说，陈天庸是站在宪政右翼的立场和位置批判极左，主张自由和宪政优先而平等和民主稍后、不能把当代西方对平等和民主的追求搬到当下中国、中国当下的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而不是劳资矛盾、中国当下最根本的问题是官府对于财富的暴力攫取而不是资本对于劳动的剥削、资本家和商人也是追求消极平等（平等政治权利）的抗争力量而不能被当作民众追求积极平等（实质平等或经济社会平等）的斗争对象……那么我们宪政民主左翼是完全能够理解和接受的，不仅对于批判极左是绝不甘居人后的，而且对于宪政右翼与宪政左翼之间的争论，也是视为当然、愿意求同存异的。

2、问题在于，陈天庸正如张千帆在其文章中指出的很多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一样，在强烈反对极左的同时，把中间偏左的宪政左翼也给否定了，从而不知不觉间把自己定位在极右的位置上了。张千帆尖锐批评哈耶克说，既然市场自由成了他的“自然法”，政治自由还是独裁就不那么重要了；如果民主政治干预市场自由，那还不如支持市场的独裁政府。他在成名作《通往奴役之路》中说：“民主本质上只是一种手段，一种保障国内安定和个人自由的实用措施。它本身绝不是一贯正确和可靠无疑的……一个高度同质化和教条的多数民主政府其统治的压迫程度，或许并不亚于最坏的独裁统治。”事实上，他为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辩护，并和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葡萄牙独裁者萨拉查和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惺惺相惜。据说他甚至将《自由宪章》送给萨拉查并附言：看了我这本书，你就知道怎么对付那些喜欢讲民主的人了。

作为哈耶克拥趸的陈天庸，对此有完全相反的认知，他认为智利皮诺切特，其17 年执政使智利摆脱了苏俄式社会主义统治，智利至今是拉美几十个国家中社会与经济发展最好的国家之一，智利民众至今受益于皮诺切特按弗里徳曼经济学思想的国家治理成果。民众的生活福𧘲、社会相对自由与安全，是不是可以作为评判政策优劣的标准？舍此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

3、陈天庸在这里有一些错误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

第一，智利阿连德政府是以社会党人为首的左翼执政联盟，是民选的合法政府，奉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上属于宪政民主左翼，虽然不如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政府那样稳健和成熟，匆忙实施了相对于智利国情而言过于激进的一揽子改革方案（没收外国资本、比重过大的国有化、劳动收入占比过大的第一次分配和过高福利的第二次分配等），导致了经济状况恶化、财政危机和通货膨胀，但与以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本特征的苏俄式社会主义（国际上通称共产主义）和共产极权专政还是有本质区别的。然而，自米塞斯、哈耶克以来，把社会主义打成共产主义、把宪政民主左派打成极左派，已经成为极右派的标准动作、横扫一切的棍子和不假思索的教条，既然阿连德政府是共产主义政府，那么用军事政变等非常手段颠覆它，彷佛就具有了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合法性了。

第二，皮诺切特背叛军队不得干政的宪政原则，领兵包围、攻打和炮击总统府，杀害民选合法总统，建立军阀独裁专制，残酷镇压、酷刑和杀害政治反对派、工会领袖、知识分子和普通公民，对智利人民欠下了累累血债，这是倾大西洋和太平洋之水也不可能洗干净的罪行。本来，在宪政民主框架内，是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New-liberalist 还是Neo-liberalist 经济纲领，都是可以的，前提是获得人民的选举授权，实现合法的政党轮替，就智利而言，具有 100 多年历史的多党制和宪政民主体制还在正常运行，反对阿连德政府的政党和政治力量，完全可以通过动员和争取选民，在即将到来的下一轮选举中实现政党轮替，根本用不着诉诸军事政变。任何政党和政治力量，不管是偏左的还是偏右的，只要是用暴力等非法手段夺取政权，就犯了颠覆宪政民主国家政权的首恶之罪。

第三，哈耶克、弗里德曼的 Neo-liberalism 产生于欧美社会环境，应该说，相对于凯恩斯主义（社会自由主义、新政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与社会民主主义，当然具有相当的学术合理性，且在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情况下，也具有纠偏正误、刮骨疗毒的政策合理性，哈耶克、弗里德曼们通过欧美国家的宪政民主程序，推动新自由主义的学理变成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的政策，也是无可非议的，但他们出于“理性的僭妄”和“致命的自负”，想把新自由主义推广到全世界去，尤其是推广到那些经济不发达政治不稳定的国家去，为此不惜借助美国政府尤其是共和党政府对冷战的意识形态考量和地缘政治的利益考量，通过中情局与这些国家的极右派政治力量联手推翻民选合法政府，就完全背叛了知识分子的学术操守和政治伦理，这是他们怎么洗也洗不掉的污点。

第四，在美国政府和企业界的大力援助下，在皮诺切特独裁专制政府的刺刀保护下，“芝加哥男孩”们对智利经济强制进行休克疗法，全面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即以私有化、市场化、国际化为取向的产权、价格、外贸、税制、金融、劳工与社会保险等领域的供给侧改革，迅速开发智利的经济资源，一时之间取得了令人炫目的经济增长，被弗里德曼称之为“智利经济奇迹”。然而，这只是一种少数人（外国资本、权力精英、大资本家、大地主）得到暴利的经济增长，其代价是底层民众大规模的失业和极为悬殊的贫富两极分化，1983 年，智利国内的失业率从 1973 年的 4.3%上升至 22%，而实际工资水平相比70 年代初下降了40%，之后，军政府不得不实施了阿连德式的“最低报酬就业计划”，为民众提供了大量的公共服务就业岗位，就业情况才出现较大改善，到 1990 年，智利国内的失业率降至7.8%；皮诺切特的独裁统治还瓦解了智利的社会安全网，使得越来越多的公民难以获得公共服务和福利。第五，皮诺切特独裁时期这种有片面自由而无基本平等、有效率而无公平、有GDP 增长而无全面和均衡发展的经济模式，必然带来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政治危机，民众的抗争与日俱增。皮诺切特的明智之处是没有一条道走到黑，没有为了维护和巩固权力而增大自己的罪恶，而是选择了恢复大选和议会民主制。取而代之的中左翼执政联盟在 1990 年至今的7 次大选中，赢得了 5 次大选。中左翼执政联盟并没有走向极左，并没有取消私有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合理内核，而是补足了需求侧改革的内容，使经济发展建立在扩大内需、增加民众收入和社会保障、兼顾自由与平等的基础之上。于今的智利，在综合竞争力、经济自由化程度和市场开放度、国际信用和国内生活质量、较低的腐败感知和较低的贫困率等方面均为拉美之首；2010 年，智利成为南美洲第一个 OECD 成员国，此外，在新闻自由、人类发展指数、民主指数、稳定的政治环境等方面也获得了很高的排名。这表明，社会民主主义和宪政民主左翼不仅与极左共产主义是两码事，而且在经济上也能取得很好的成就。另一方面，2010年和2018 年，中右翼执政联盟也两度赢得大选，这表明，中左翼长期执政也必然会带来诸多弊端，需要中右翼出来予以制衡、对冲、纠偏。可见，智利的例子根本不足以证明“独裁专制+新自由主义”这种极右政经模式的合理性、合法性和长期有效性，只有中右和中左、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长期竞争与合作，才是迄今为止最为优良的政经模式。

4、为什么中国的陈天庸们，敢于跟在他们的西方导师哈耶克们身后，为皮诺切特（弗朗哥、萨拉查、苏哈托、马科斯、川普、普金……）们大声点赞，一点不怕湿了自己的羽毛，一点不怕有损自己启蒙导师、公共知识分子、自由民主派、异议人士的令誉呢？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并非人们所误解的那样是独裁专制者，而是在自由面临极左共产主义/极权主义的威慑和摧毁时，挺身而出捍卫自由的英雄人物，如果说他们因此采取了暴力和极端手段的话，那也是被极左共产主义/极权主义逼的，是正当的自卫反击，因而也是正义的；他们因为恢复自由秩序而给人类带来的福祉，远远地超过了他们给一些人带来的不可避免的误伤；无论新自由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多少令人不满之处，那也比令人恐怖的极左共产主义/极权主义社会好得多。这里存在一个二选一的道德决断：自由还是奴役？

如果有人问，极左很坏，极右就是好的吗？他们毫不犹豫地说，不错！极右就是好的，因为从事物的本质上说，左就是错的、坏的，右就是对的、好的（right），越右，就越对越好，极右，那就是极对极好了！著名社会学家郭于华教授就在推特上很坦荡地晒出了自己的政治立场：“骨灰级极右”！那么，在历史上、国际上那些被公认为极右派的纳粹法西斯也是对的和好的吗？另一位中国保守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刘军宁回答说：“当然不是，他们是极左，但被误判为极右了。”

5、 那么，为什么左的就是错的、右的就是对的呢？因为从一开始，左派所倡导和追求的平等价值就是子虚乌有的，只有右派所倡导的自由价值才是真实的、源自人性本身的。每个人都是自由独立的个体，是千差万别的，绝不是一个模子复制出来的，硬要拉平一切人的个性和差别，达到起点和结果的一律平等，只有一种极端专制的权力才做得到，这就是20世纪极权主义产生的根源。自由独立的个体可以产生自生自发的秩序，不需要一个以平等主义、社会主义为导向的国家力量把他们绑定在一起，平等，如果是指人格平等、资格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话，本身就包含在自由的含义之中，平等完全可以化约于自由之中，不再需要起点平等、结果平等、实质平等之类的东西，因此一切倡导和追求这类平等的左边的思想，都是人类理性的迷误，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是最坏的，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是次坏的，左翼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新政自由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等等，也不是好东西，此外，诸如女权主义、种族平权主义、性少数平权主义、环保主义等等，也都是属于左边的、走火入魔的东西。正如在右和极右之间划等号，是极左派最大的思维误区一样，在左和极左之间划等号，也是极右派最大的思维误区，对此，张千帆举了一个生动的实例予以驳斥：

国内的“川粉”、“田园奥派”等各色“保守主义”无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凯恩斯体制是战后所有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实践，没有一个例外；他们生活在信息闭塞失真的极权体制下，因为反感计划经济的极左体制而产生了自由放任的乌托邦幻像。当然，凯恩斯主义不是不可以批评，但把它等同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显然是错误的。战后70 多年的福利制度实践表明，对实质平等的有限追求并没有走向绝对平等、平均主义或极权体制。事实上，正因为实现了有限平等和基本福利，穷人获得了相对体面的生活保障，这些国家才有效防止了各种民粹主义和暴力革命。

6、问题在于，左右结构，不论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都是天然而普遍存在的：鸟有左右双翅，车有左右两轮，人有左右手脚，我总对一个我身边的川粉朋友说，人不能总是迈左腿向左转，或者总是迈右腿向右转，那就成了原地转圈了，必须一左一右交替迈腿，才能往前走。自由和平等，从人文主义、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来，从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以来，一直是并列提出的，两种价值有交叉重叠的部分，也有独特的、不可化约的部分，不能用一个概念取代另一个概念，于是历史上才会出现偏于自由但兼顾平等的自由主义、宪政主义、资本主义与偏于平等但兼顾自由的平等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竞争，前者叫做中右（中间偏右），后者叫做中左（中间偏左）；至于只讲自由不讲平等的，那叫做自由至上主义、自由放任主义、自由意志主义，只讲平等不讲自由的，那叫做平等至上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共产主义，前者就是极右，后者就是极左。

7、中国大多数启蒙者、公知、泛自由民主派和异议人士，亲身经历过并一定程度上仍在经历极左和共产主义的苦毒和祸害，因此对它们极度厌恶、极度恐惧，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国现实社会中，又基本上不存在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甚至中间偏右的、社会自由主义思想政治力量的发育空间，于是就纷纷往极右方向跑过去了——至少，我们还可以利用权贵官僚主导的市场经济给民间菁英提供的一些机会，实现一定程度的财富自由；至少，我们还可以在观念形态、在自己的脑子里、在小范围的私人生活空间中，保留我们对于极左共产主义传统的决绝的批判和拒斥态度。于是他们倡导在一切方面与极左截然相反的价值和事物：绝对私有财产权、完全放任自由市场、个人契约、结果不平等、最小政府、无再分配和社会福利，殊不知，他们在彻底抛弃了纯粹的公有制计划经济这一极左乌托邦的同时，又给自己制造了一个纯粹的私有制市场经济的极右乌托邦。

8、如果极左乌托邦和极右乌托邦只停留在观念形态的话，当然不会带来实际的灾难，其实，这两种乌托邦在现实世界中从来就没有现成地存在过，有的只有运用政治暴力强制实现乌托邦构想、在地上建立天国所留下来的悲惨而滑稽的模拟物而已。

首先，两种乌托邦的信仰者和实践者实际上只是少数人，大多数人实际上都处于极左与极右

之间的中间存在状态，于是，乌托邦的信仰者和实践者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就通过有组织的力量强迫无组织的乌合之众接受这一理想，于是必然出现极左专政和极右专政。其次，在极左专政下，虽然到处都呈现出平等的外观，但由于存在代表某一先进阶级的先锋队统治、控制、压迫民众的等级制结构，结果它在消灭了自由的同时也把平等消灭了，有的只有大多数人的普遍贫穷和无权而已；而在极右专政下，虽然到处呈现出自由的外观，但也由于存在代表某一优秀种族或伟大民族的强人集团统治、控制、压迫民众的奴隶制结构，结果它在消灭了平等的同时也把自由消灭了，有的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的任性妄为而已。那么，中国反极左专政的极右自由派们，你们无条件地接受哈耶克们与皮诺切特们合力建立的“极右政治+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政经模型，你们是想把这个东西引进到中国来吗？

二、极右专政其实比极左专政更加源远流长

1、荣剑在左翼问题批判导论中有一个相当严厉的责问：“为何是左翼而不是右翼总是与革命、激进、暴力、斗争、消灭、镇压这些词汇所标志的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荣文总体上是兼容中右中左、反对极右极左的，但这个责问表明他否定了极右化与革命、激进、斗争、消灭、镇压等等之间的联系，这与其总体理论框架是自相矛盾、逻辑上不能自洽的。陈天庸当然比荣剑要右得多，他断然否认平等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任何合理性，认为这种以平等为诉求的左翼思维，会因为导致新的杀富济贫而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而以自由为诉求的右翼思维，则不会产生这样的风险。他完全否认历史上纳粹法西斯、弗朗哥皮诺切特等极右专政，作为一种逆向革命或反革命，也是很激进和暴烈的，也是充满血淋淋的斗争、消灭、镇压的，而且正如张千帆所指出的：“大概因为左翼极权没有右翼国家的工业发达，底气有限，因而大都在世界舞台上韬光养晦，没有极右那么张狂。如果极左主要限于祸害自己的国民，极右则是带有明显的扩张性和侵略性，无论纳粹、法西斯还是日本军国主义都造成了世界范围的灾难”；他更没有意识到，正是因为平等和公正的缺失，才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与民众的抗争和革命，才会进一步导致极右势力对民众的残酷镇压，并以对外扩张来转移国内矛盾。当然，我们无论如何严厉批判和谴责、严加警惕和防范左翼极权或极左专政都是应该的，但绝不能就因此说，右翼对于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就具有天然的免疫力，甚至认为越右越好，极右极好。

2、就 20 世纪极权主义的情况来看，极右政权具有更大的对外侵略性和攻击性，一战死1000万伤 2000 万，二战死 7000 万伤 13000 万；而极左政权具有更大的对内破坏性和毁灭性，仅斯大林执政 24 年间，就害死 2000 万人左右，中国自 1949 年到文革结束，整死、饿死人数约 5000 万人左右，伤者和其他被害者无计其数，后来 30 多年的暴力计生，又导致数亿婴儿被强制堕胎，数千万女婴被溺毙，苏中之外，尚有其他几十个共产党国家，也有数千万的死伤和受害人数，所以很多人认为，极左专政造成的祸害更大于极右专政，因此，正如邓小平所言，要警惕右，但主要还是要防左。

我想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上述结论如果限于 20 世纪的话，大致是可以成立的，但如果从全部人类历史来看，那就可以说，极右之祸害，是大于极左的：自古以来，君主专制是常态，而民众专制是非常态即常态的中断，通常发生在社会动乱和崩溃之时，持续时间也比较短，然后又复归于常态的君主专制。君主专制是极右一端，民众专制是极左一端，前者所占时间要长得多，因此累积起来的罪恶和祸害也要多得多，后者虽然爆发起来时极其猛烈，造成大规模死伤的惨烈后果，正因为如此，也就持续不了多长时间，又被新的君主专制所取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底层这个基数一直很大，总是处于散沙状态，即使在非常时期能够抱团造反和起义，很快又会被少数精英所组成的团队所领导和掌控，在造反和起义的半途，民粹专政就开始被新的精英专政所取代，极左就开始被新的极右所取代。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一方面，极左革命、造反、起义是长期极右的君主专制乃至暴君专制造成的；另一方面，极左专制、暴民专制持续的时间很短，很快从中会内在地产生新的等级专制制度。真正的极左，绝不能仅仅从口头宣示、意识形态层面来理解，而应当从革命、造反、起义主体的结构性关系来理解，当且仅当领袖的产生和权力的行使受到群众的制约、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得到满足和实现、相当大的结果或实质平等成为基本的组织原则时，才可以称之为极左，所以，只有在革命、造反、起义过程中，最多只是在其成功以后的一小段时间里，才会有真正的极左，一旦革命的领袖成为不受群众制约、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得不到满足和实现、新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建立起来了，极左就逐步向极右转化了。这种分析范式也适用于 20 世纪一度横扫全世界的共产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或极左专政的典范其实只有失败了的巴黎公社等极少数案例——以普选并随时可以撤换的公社委员会取代官僚制国家机器，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国民自卫军，公社委员、公务员、军官的薪水最高不超过中等工人收入水平，这是对等级制的废除，是实质平等与直接民主的实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如果巴黎公社没有被镇压，它后来的结果会怎样？应该与俄国革命、中国命的情况差不多。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在夺取政权的过程和掌握政权后的一段时间，的确是极左革命和极左专政，但很快，在成功的革命的基础之上，高高矗立起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一个由最高领袖—高级官员—中下级官员—普通党员—人民群众等环节构成的金字塔式的等级制结构，就其以等级制废除平等原则、以官僚专制废除以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为主要形式的人民民主而言，极左专政已经转变为极右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无产阶级被专政或对无产阶级专政了。转变的时间节点，在俄国是在 1928 年，在中国是在1956 年。在这两个时间节点以后，极左的意识形态外壳（马列主义）、政治外壳（人民大会制度）和法律外壳（宪法和法律）继续保存着，用以忽悠和欺骗人民大众，但整个经济政治社会的运行机制，已经是极右的或严格的等级专制了。这是一个形左实右的专政体制。

3、极左的确是与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紧密相关的，革命、造反、起义、暴动的确是被统治和压迫的普通民众的专利。首先必须承认，在统治阶级的极右专政下，革命、造反、起义、暴动具有必然性（不可避免性）和正当性（道义合法性），对这一自然/历史权利，这一来源于血亲/同态复仇和正当防卫/反击的、天然的、不证自明的权利，中国的儒家、英国的洛克、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都是明确予以肯定的。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只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极右派对马克思的魔鬼（撒旦）化，也不同意张千帆诉诸于“独裁情结”、“独裁人格”的心理学、伦理学分析——或许有这个因素，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原因是，在早期资本主义和初级（1.0 版）宪政民主阶段，上升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并没有兑现普遍人权和平等自由的承诺，以财产资格限制把工人阶级和穷人排除在选举过程之外，工人的结社集会游行示威权、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也得不到法律保护，而且受到政府的镇压，如此一来，所谓“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虚伪的自由民主，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受到严重侵害而没有合法途径伸张正义的、处于绝望状态的无产阶级，诉诸于暴力革命，应当被视之为正当的复仇和防卫反击，事实上，英国宪章运动中就一直存在道义派与暴力派的竞争，法国则有巴贝夫—邦纳罗蒂—布朗基主义的传统，直至爆发了里昂工人武装起义和巴黎公社革命，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只是对工人运动中这一流派的理论概括和提升，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影响了布朗基派和巴黎公社革命，不如说是布朗基主义、里昂和巴黎工人起义影响和鼓舞了马克思。至于后来资产阶级让步了，普选权实现了，工人可以结社组党了，工厂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出来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过时和失效了，这也是理固当然、势所必然的事情，而且晚年的马克思尤其是恩格斯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做了顺应时势的转变和修正，而伯恩施坦等人则由此发展出来一套修正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体系，放弃了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想法。历史学者、思想史学者不能因为某一种思想和观念后来变成了谬误，就否认他们当初出现时的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我支持张千帆对马克思主义的如下评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放任自由的批判是有贡献的，不应一概否定，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虽然是有效的，不意味着它本身能够成为有效的政治经济体制，正如奥地利学派对计划经济的批判是有效的，也不意味着它本身能建构起可持续的有效经济体制。

4、越是极右专制的国家，极左的土壤就越丰厚，极左的反弹就越猛烈，正如张千帆所指出的：“事实上，恰恰是在没有任何国家保障的原始资本主义社会，暴力革命的拥趸特别多。貌似不可理解的是，正是在这些地方，马克思与哈耶克合流了——恰恰是在实行国家最小干预的奥派国家，马克思主义甚嚣尘上。”反之，越是中右和中左竞争与合作的国家，极左革命产生的土壤、发生的概率就急剧地坍塌和缩小了，张千帆接着说：“福利领域的国家干预确实限制了资本的自由，但也为市场良性竞争和政治自由民主奠定了社会基础。” 这里有必要比较一下对于极左革命的四种观点和态度：

第一种是极左派的自我评价，那当然是很高的，是站在理性、道德、真理和正义的制高点的，无产阶级不仅要求和能够解放自己，而且要求和能够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将实现像天堂一样完全、真正自由、平等、正义的社会。

第二种是极右派的完全否定的评价，认为极左革命是野心家煽动和组织的群氓的暴动，是对自由、宪政秩序和合法政府的颠覆，是摧毁人权、公民权利和文明成果的民粹主义、反智主义暴民专政，它追求绝对平等，结果既消灭了自由也没有得到平等，而是把人间变成了地狱。

第三种是中间偏右派，承认极左派所要彻底否定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也是有缺陷的，但坚决反对通过暴力革命或非暴力革命建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主张吸纳和接受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要求，通过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各个方面的改良逐步消除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弊端。

第四种是中间偏左派，承认极左派揭露和批判原始资本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功劳，但承认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合理内核，也反对用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否定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主张工人阶级通过争取普选权、参政修法、结社组织、集体抗争等，逐步建立社会市场经济与人民（社会）资本主义。

极右派与极左派表面上针锋相对、你死我活，但其实又相生相成，彼此成为对方生存发展的条件：正因为极右派有意无意倡导和实施丛林竞争法则，造成了极为剧烈的贫富贵贱分化和官民劳资冲突，才不断出现绝望者的复仇和推倒重来，另一方面，极左派在用暴力横扫极右派以及保守派、改良派、整肃一切反革命分子以及非革命、不太革命者的过程中以及获得胜利之后，也成为了一个掌握无限权力、掌控一切资源的超级统治阶级，本身就成为最保守的既得利益者和反动的极右派，从而复辟了等级专制制度。极左革命发生了异化或蜕化变质，从前冒死反对极右专政的极左派现在成了新的极右专制者。

指出极右专制更加源远流长，更具有结构上的稳定性，不过是承认它具有更多更好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包括社会分工、脑体分离、资源分布、多数人的弱势和自身缺陷等等），并不是要否认极左革命的暴烈和危害，事实上，到了 19、20 世纪，恰好是由于近代以来，民众素质普遍有所提高、平等意识和民主要求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才使得那么多人卷入到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民粹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之中，然而，不幸的是，这场世纪革命，不仅让民众自己和整个社会付出了太大的代价，而且也没有真正实现平等的目标，而是再一次地充当了重建极右专制的中介和桥梁。

幸运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有产阶级、中产阶级、资产阶级成员都鼠目寸光、唯利是图，他们当真相当一部分人放弃了极端个人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和损人利己主义，而建立了兼顾弱势群体利益的温和的个人主义、平等的自由主义、兼顾他人利益的合理的利己主义，这些人就

构成了政治上的中右派和中右政党；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下层阶级成员都想打碎重建、推倒重来，他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目标以及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而选择了温和的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通过工人联合、劳资谈判、普选制、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逐步达到自由平等、经济公平与社会公正的目标，这些人就构成了政治上的中左派和中左政党。

人类要终止极右与极左之间翻大饼的游戏，走出这样一种专制的循环，只有奋力建立以自由、平等、正义为原则的宪政、民主、法治，而中右派和中左派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体力量。

三、对当代中国左右状况的分析判断

1、中国民间极右派异议者，异口同声地认定现政权是极左政权：共产党领导、马列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哪一条不是极左特征啊？本文当然也认为上述四条都是极左特征，但这只是这个政权的外观和形式特征，而不是其真相和实质特征，其真相和实质是如假包换的极右，两方面合而论之就是“形左实右”。

在它掌权前后搞的“打土豪分田地”、“劫富济贫”，那的确是极左，但后来把土地从农民那里“合作化”、“集体化”，把私营企业国有化，把一切经济资源变成党国所有以后，它就不是极左而是极右了。改开以后，把抢来的财产私有化、货币化、资本化以后，也只不过党国所有制获得了实现形式，党国财产在全社会财产中的比重是降低了，但其所拥有的绝对量却大大地增加了，并且凭借战无不胜的政治权力，党国对那部分让渡给民间的财产仍然拥有毋庸置疑的最终处置权或终极所有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变成了普天之下莫非党土、率土之滨莫非党臣。绝大多数民众自己没有什么生产资料所有权，也不可能分享对于所谓国有财产、公有财产的所有权和收益权，他们只是干活挣工资的雇佣劳动者而已，哪里是公有财产的主人？作为雇员，他们不具有组织起来与雇主进行平等协商和谈判的权利，他们也不平等地享有带有真正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保障、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务。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程度、社会不平等程度、等级差距和隔离程度，比所谓欧美日澳韩台资本主义国家要高得太多，或者说，其平等程度和社会主义程度要低得太多，这样的国家不是极右国家又是什么呢？

民间极右派为什么会“误判”这个极右政权为极左政权呢？一是照搬了它的自我表白和那一套糊弄忽悠民众的虚假意识形态，这是表层的原因；二是深层的原因，就是回避自己的极右价值取向与这个极右政权的同向同构性，就像把纳粹法西斯搬到极左位置，既可以保持反纳粹法西斯的政治立场，又不用顾忌别人批评自己与这个政权的诸多相似、巧合、“客观上一致”之处，比如反平等和福利，反工人联合和独立工会，反劳资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反社会保障……他们不认为这个政权反平等和福利是问题，其最大的也是唯一的问题是反自由和竞争，至于底层民众对平等和福利的要求，那是妨碍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将来也许可以考虑，现在不行，如果硬要的话，那就是应予打击的民粹主义、平均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现政权打击劳工集体行动保持沉默的原因，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也会这样干，如果他们公开谴责现政权这样干的话，自己将来怎么好意思干呢？这一点显示了民间极右派与官方极右派之间的深层默契和同一性，只不过一者在朝一者在野而已。

2、如果民间极右自由派希望建立一个“皮诺切特式极右政治+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政经模型的话，那么恭喜你们，你们不需要从头开始来创建它了，眼下的“中国模式”已经是这种模式了，那个由极左政权演变而来的极右政权已经很好地利用、消化、吸收、驾驭、保护、规制好一种新自由主义经济了，张千帆对这一点有很深的感悟和很好的表述：似乎吊诡的是，只有独裁国家才有能力有效实现“低人权优势”，帮助自由自在的资本充分压

榨劳工。恰恰是在我们熟悉的制度环境下，哈耶克、弗里德曼、张五常很有市场……民主国家“一人一票”真的实现，那就肯定会有一定程度（不可能太多）的社会福利和实质平等，因而反平等的逻辑结论必然是反民主。民主和福利之间的关系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就阐述得十分清楚，当今世界没有哪个民主国家不是福利国家。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内那么多保守派反感“一人一票”，但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应该很喜欢“中国模式”啊！企业家在政府面前确实很无力，但是对劳工却享有几乎绝对的“低人权优势”——没有选举，没有福利，没有独立工会，没有合法罢工，工作压力大、条件差，伤残事故保障低，性别等各种歧视不受法律约束……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体制已经很“古典自由”了。也难怪张五常感叹：“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体制！”我们还反什么、批什么呢？庆幸还来不及！这难道真的是自由派想要的吗？

极右自由派对此很不服气，陈天庸就反问，张文称“恰恰是在实行国家最小干预的奥派国家，马克思与哈耶克合流了”，但没有例举样本。到底哪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法定指导思想的国家，可以称为“奥派国家”？

如果他仅仅因为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法定指导思想就判定它是一个极左国家，那么当然，这样的国家是绝不可能采用极右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但正如我在上文中所论证的，它早就是一个极右国家了，改开以来又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它真的就是一个像模像样的“奥派国家”的样本了，它对新自由主义的包容、奖掖、形塑、收编，是有目共睹、不容否定的。极右自由派可能会反驳：新自由主义经济本质上一定会追求宪政民主的，与弗朗哥、萨莫查、皮诺切特、苏哈托、马科斯、普金等政治军事强人的合作只是权宜之计，只是对宪政民主的暂时搁置，等经济情况稳定后就会恢复宪政民主和民选政府。

对此我们要对新自由主义经济与极右政治的关系做一点深入的探讨：它们之间不是偶然或暂时的结合，而是极右经济和极右政治的一种耦合和匹配关系，这是因为，新自由主义只是一个极端自由放任的理想模型和乌托邦构想，通常情况下大多数社会成员并不接受，就像他们也不接受极端平等的共产主义理想模型和乌托邦构想一样，为了实现这一模型，倡导者和推动者就必须利用经济、政治、社会危机，通过杰出的政治军事领袖及其强有力的团队来对大众予以强制推行，而大众在经济、政治、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关头，为了避免经济崩溃、无政府和社会溃散等更坏的结果，也就接受了这一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以及威权主义乃至极权主义的政治秩序。

3、那么，中国就没有了极左派和极左化的危险了吗？当然不是。有极左，但不是已经变成了极右的老极左或“皇左”，不是官方表面上悬挂和招摇的那套意识形态，而是反对现存极右政权和秩序的新极左，是原教旨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民间毛左。新极左与老极左共享一些同样的意识形态资源，以至让许多人分不清两者，但他们相同的是表面的东西，在深层次上则是对立的：新极左指责现政权的路线、政策和实际运行体制，早就背离了马列毛主义，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原则，现行体制已经成为官僚资本主义，执政党已经成为假共产党，成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成为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执政党为了保持形式上的极左，对这种实质上的、真正的极左，在很长时间内是容忍并加以利用的（用以反对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和颜色革命），但当新极左走向线下、走向工人群众，发起像 2017 年佳士工运那样的集体行动和政治行动时，当局就毫不客气地予以严厉惩治了。“中国模式”越是兴盛，贫富两极分化越是严重，经济社会矛盾越是尖锐，新极左的发展空间就越大，对此张千帆也注意到了：

同样是在这里“验证”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经济利益冲突是“不可调和”的，和这些贪得无厌的资本家没什么好谈的，只有通过暴力革命彻底打倒。在拉美和非洲，革命和独裁成了对立

统一、连环相生的一体两面：只有右翼独裁才能镇住以实质平等为诉求的左翼革命，革命又产生新的独裁政权……马克思理论针对的恰恰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也只是在实施这类体制的独裁国家才有它的用武之地。这是耐人寻味的，因为极左理论和哈耶克代表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貌似背道而驰，却都在独裁国家找到自己的应用场域。

4、民间极右自由派还是不服气：我们明明是几十年如一日地推动启蒙运动，宣传普世价值，追求宪政民主的，你们怎么把我们推到权贵官僚集团那里去了？当局打压我们，你们左派也攻击我们，你们不是与当局同向同力了吗？你们不是极左又是什么？是的是的，从 80 年代开始，我们就都属于“泛自由民主派”，我们曾经是同一条战壕的朋友和战友，我们一起参与过许多网络异议活动与维权抗争事件……我没有质疑过你们的主观动机和个人品格，我当然不会把你们和你们反对的那些极权专制力量等同视之，但是，面对你们中很多人从正确的出发点走向错误的归宿，依次成了郭粉、川粉、普粉，我不得不痛苦地追问这是为什么？

你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把美国的民主党人、欧洲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人乃至中右翼的基督教民主党人称之为“白左”、“圣母婊”、“极左”、“共产党员”、“文明的灾星”，从而把欧美一半左右的选民变成自己的对立面和敌人，这是为什么？

面对国内有 6 亿人人均月收入在 1000 元以下、世界上最高级别的基尼系数、无数人劳无所得病无所医老无所养学无所教住无所居，你们反对平等、劳工权利、福利、再分配，你们与这么庞大的人群背道而驰愈行愈远，你们所追求的自由民主与绝大多数人的权利和利益不相干甚至相反，你们究竟想把中国引向何方？

如果你们主张自由、竞争、效率、宪政、做蛋糕要相对优先和重要于平等、合作、福利、民主、分蛋糕，这个一点没有问题，反正别的人会提出与你们相异的主张，而作为宪政民主就是偏右和偏左两种主张的反复和可持续的博弈，双方都阶段性地服从于民众的选择就可以了。可是，你们或者忽视和否定平等、合作、福利、民主、分蛋糕的必要性和重要价值，或者在时间上划一个界限，先有自由、宪政后有平等、民主，这就是我们主张左右平衡的宪政民主派万万不能苟同的。你们的问题不是一概否定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而是把其中你们所喜欢的要素片面夸大而否定其中你们所不喜欢的要素，并且达到了逢右就捧、逢左就反、非左即右、你死我活的程度，这不就造成了一种新的对“真理和正义”的垄断，一种新的“正邪之战”和“定于一尊”了吗？这不是新极右吗？其与你们深恶痛绝的逢右就反、逢左就捧的极左不是陷入了同一个极权主义的逻辑陷阱里了吗？当然，你们还停留在观念上的极端状态，与正在手握权力祸害众生的极权专制力量不可同日而语，但你们敢拍着胸脯保证，万一你们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你们不会干弗朗哥、萨莫查、皮诺切特、普金干过的那些事吗？

5、我把中国民间极右自由思潮称之为“中国特色自由主义”，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巧不同书地构成了同一个铜板（中国模式）的官方与民间两个背面，这仍然不是从动机上做诛心之论，而是从后果上做客观分析。所谓中国特色自由主义，是指它不同于20 世纪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现代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而是全盘接受了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萨克斯等人的新自由主义（Neo Liberalism），它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现代变种，但已经不是居于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了。它特别适合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它对于解构极左意识形态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不幸的是，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是相互定义的，正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挂社会主义的羊头卖权贵官僚资本主义的狗肉，中国特色自由主义也是挂自由主义的羊头卖市场原教旨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狗肉，不管它们两者之间有多么激烈的竞争和冲突，但在对于环境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进行无责任、低成本、敲骨吸髓、杀鸡取卵的开发和剥削方面，又是高度一致的，甚至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只不过一者占绝对主导地位，一者占相对从属地位。这样说，不是要否认中国特色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和新兴资产阶级所包含的正面价值和合理内核，而是客观地指出中国特色自由主义被掌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来佛的掌心这一事实。

中国特色自由主义自以为是反对极左专政推动宪政民主的主力军和先锋队，却不料，螳螂扑蝉黄雀在后，自己不知不觉地成了极右专政的冲锋队和白手套，原因有二：一是前者生长发育的空间是前者让渡的，条件就是，在微观经济领域，你可以发财致富，你也可以掠夺环境和剥削劳工，但你要把大头交给我，也不能对我有任何政治上的和宏观经济层面的挑战，掌握整个经济体系开关的只能是我，所以说，前者并不构成对后者的真正制衡、解构，而是一种补充和依附，以为自己清白无辜、能力外资本为零，的确有些自欺欺人了；二是前者以为自己引进了普世价值、市场经济和对于宪政民主的追求，但因为这是一种片面的引进，包含着对平等、福利、底层民主诉求的忽视和拒斥，这正好可以被后者收割和利用，它作为形左实右的政权，表面上当然是不会公然否认而是会大讲特讲平等、民生、福利、共同富裕和人民民主的，现在有一些人在普世价值和自由主义的名义下否定这些，那真是神助攻，可以很好地吸引民众的注意力和火力：你们看，我是真心要兑现民生民主承诺的，但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也很重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们认为不要超前实行过高的平等和福利政策以免造成平均主义养懒汉的后果，这个意见也是有道理的……当局者一方面可以把民众的怨愤引向新自由主义，另一方面，也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改善一点民生和福利以平抑民愤，如此一连可以赢两次，对新自由主义能没有好感吗？

新自由主义者对“共同富裕”的一个错误的解释是，这是极左回潮，是新一次的杀富济贫，必须坚决予以抵制！对国有资产参股控股民营企业的解读是，这是极左回潮，是新一次的公私合营，必须坚决予以抵制！

这都是严重的误判！杀富是有的，济贫何时见过？蚕食私企是有的，与公共利益和真正民有、民治、民享的公有制有何关系？这都是中国特色自由主义逢左就反缝右就捧、不知极左可以摇身一变成为极右的二极管思维所造成的盲区。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被极权抢了，还要替朝廷找个替罪羊（民粹），你们连输了两次你们知道吗？

6、那么新自由主义、民间极右自由派、中国特色自由主义就一无是处并且没有前途吗？不是，前面说了，在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它们是有贡献的，只不过改开40 多年了，人均GDP逼近 12000 美元了，就平均数而言，中国已经跻身中等收入国家了，再停留在自由放任和市场原教旨主义阶段，的确是不合时宜了。陈天庸说，中国目前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状况还停留在美国建国前的水平，让中国实行 1930 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一步跨越一二百年，会把蛋扯坏的，所以还是继续搞新自由主义吧。情况不是这样的，中国现阶段，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制度（软件和形式构架）层面的确不如罗斯福新政前的美国，但在物质、技术、生产力、教育文化（硬件和实体内容）层面甚至已经超过了，比如，1929 年美国人均 GDP 只有 858 美元，之后连续暴跌四年，到罗斯福开始实施新政的1933 年，只有455美元，到罗斯福去世的 1945 年，只有 1631 美元，中国 2021 年人均GDP 为11891 美元，超过了美国 1979 年的 11693 美元，单是这一点，就要求我们不能再简单地移植早期资本主义阶段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制度了，应该主动积极地迈向现代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现代市场经济与现代宪政民主（2.0 版的宪政民主即中右和中左、中上阶级与中下阶级竞争与合作的宪政民主）。我们衷心希望越来越多的新自由主义者、极右自由派转变为现代自由主义者和中右自由派，但如果有些人像某些死硬郭粉、川粉和普粉一样一条道走到黑，那我们也就无能为力、爱莫能助了。

四、左右面临的真问题

张千帆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发人深省地指出：事实上，左右面临的问题是共同的，双方都

需要把焦点放在共同面临的真问题上：

——革命与改良、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关系。首先，如何定义“革命”？左右能否就告别暴力革命达成共识？抑或一定范围的暴力革命也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手段，或特定社会结构与心理条件下不可避免的结果？在互联网时代，精英还能否主导改良、避免革命？既得利益和政治精英如何与底层互动以防止革命？可持续的改良需要什么客观或主观政治社会条件——消极自由与积极平等之间的关系。有意义的消极自由是否需要最低限度的社会平等？社会不平等如何影响公平竞争？如何定义“公平”？实质平等的限度在哪里？如果阶级或族群不平等不可避免，如何协调实质平等和机会平等之间的冲突？纠偏行动和身份政治的永久化有什么弊端？

——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之间的关系。私有制+市场经济有哪些优越性和弊端？自由竞争是否必然加剧经济不平等？国家宏观调控与财富再分配的限度何在？福利社会如何避免“养懒汉”现象？激进的平等诉求是否会引发革命或最终走向极权体制？凯恩斯主义的“丧钟”还有多久会敲响？

此前我在《中国的出路》（手稿 1999）、《西方社会结构及其历史走向》（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1）、《劳动哲学》（人民出版社 2012）、《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论纲》（纽约博登书屋 2021）等著作以及多篇论文中，对上述三个问题进行过比较系统的探讨，这里只做简要的补充：

1、关于革命和改良。就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换和转型而言，只能说是革命而不能说是改良，改良只发生在传统社会结构和现代社会结构各自的内部，而不会发生在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变过程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改良不能替代革命，至于革命以什么方式进行，是暴力革命还是非暴力革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早期民主革命（英美法等）大都是暴力革命或带有相当暴力革命成分，20 世纪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大都是非暴力革命，当然，非暴力革命中也有一些暴力元素。就主观愿望而言，追求宪政民主的人们谁都想希望以一场非暴力革命完成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但是否能够避免暴力革命，不取决于革命主体各方能否达成告别暴力革命的共识，而取决于传统社会结构捍卫者是否坚持将暴力统治进行到底，如果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强大民众抗争和社会运动的倒逼下，统治阶级作出妥协让步，放弃暴力镇压，暴力革命就可以避免。张千帆所说的以改良替代暴力革命，是混淆了改良和非暴力革命这两个概念。非暴力革命不是改良，仍然是社会结构和制度的根本转换，是革命主体与革命对象之间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达成的废除极权、专制建立宪政、民主的制度性安排，要保留的只是当事人的一些个人利益，而不是他们曾经捍卫过的制度。

2、关于精英与大众的关系。中右派比较重视精英在革命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但并不否认大众的辅助地位，中左派则重视大众的主体地位，但并不否认精英的辅助地位，至于极右派和极左派，则分别走向了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我在《痛骂底层之恶的孙毅安无意中暴露了中层之恶》一文中，指出孙毅安对底层民众的态度，就是典型的极右派精英主义的态度，与极左派民粹主义一样坏。我在那篇文章中，主张中层、精英、知识分子应该建立对于民众的两种正确态度，一种是现代自由主义的态度，一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态度，前者致力于推动建立一种尊重劳工和底层基本权益的、良性的私有制、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其最早的先行者就是支持和参与宪章运动的一些企业主和知识界人士；后者直接投身于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为劳工运动提供思想理念、教育宣传、组织方法和集体行动技术、经济和法律资源等方面的帮助，引导劳工阶级争取人权和公民权利，进入并提升宪政民主结构，其典型代表有英国的费边社以及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只有现代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通力合作，才会最大限度地消减底层民众中的仇恨、愤怒、暴力因素，而增加其和平、理性、非暴力因素，相反，极右派和极左派则分别会以逼迫的方式和煽动的方式，把底层民众引向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3、关于消极自由与积极平等的关系。张文的一个贡献是首次在中文世界提出了消极平等与积极平等的区分，这对此前已经有的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概念，是一个很好的补充。这一对概念的功能与西方思想界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这对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人类的确不能停留在消极自由和消极平等的水平，应该积极争取更多、更大、更高的自由和平等，但太积极了的话，结果只能适得其反，正如罗兰夫人在断头台上所长叹的：“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同样，后人也连连感叹：“平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这里的问题是，极右派完全否定积极平等、实质平等、结果平等，而极左派则要求太高的积极平等、实质平等、结果平等，中右和中左则在肯定消极平等、形式平等、机会平等的同时，应该有一定程度的积极平等、实质平等、结果平等，其中中右的尺度窄一点，中左的尺度宽一点。问题的关键在于，完全没有积极平等、实质平等、结果平等的话，最终连已经得到和确立的消极平等、形式平等、机会平等也保不住，为何？第一，自由平等竞争的结果一定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会有一种马太效应，逐步扩大并通过代际继承保留下来，形成新一轮竞争的不平等的起点，由此开始更大规模和程度的不平等；第二，“自由平等竞争”只是一种理想模型，实际竞争中充满基于人性之恶的尔虞我诈和强横霸道，由此造成的不平等比基于能力的不平等更大也更不公正；第三，以上两种不平等叠加，使自然的和可以接受的差别变成悬殊的和难以忍受的差别，捷足先登者无不极力把这种鸿沟和两极分化固定化、道德化、法律化、制度化，使行为和结果的不平等得到政治上和法律上的保护，从而形成一种制度上的不公平和不正义，使消极平等、形式平等和机会平等（消极自由、形式自由、选择自由）也化为乌有。对此，只有追求积极平等、实质平等、结果平等（积极自由、实质自由、均等自由）的社会运动才能打破这种固化和僵化状态。

4、关于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的关系。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市场经济有两个阶段：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市场经济，前者是自由放任的，后者是由国家宏观调控的；前者基于劳资双方的个别契约和劳动力个别定价机制，后者基于劳资双方的集体合同和劳动力的集体定价机制；前者只有私人慈善，后者则有财富再分配、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前者是以市场原则凌驾于社会之上，后者是社会各方力量（劳工、消费者、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对企业和市场形成多方制衡。这一转变启动于 19 世纪后半叶。与市场经济这两个阶段相适应的是初级的、1.0 版的宪政民主与高级的、2.0 版的宪政民主，前者是以人数很有限的选民、选举资格受财产、性别、种族限制为基础的，后者是以不分阶级、阶层、性别、种族的普选制为基础的；前者是由资产阶级单方控制的，后者是由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双方控制的；前者还在很大程度上带有阶级专政的性质，后者才是真正和完全意义上的宪政民主。这一转变也启动于 19 世纪后半叶。

中国的官方极右派和民间极左派的问题是连 1.0 版的宪政民主都不要，而民间极右自由派，全然不知道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都有两个阶段，他们在 21 世纪还执着地追求两三百年前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 1.0 版的宪政民主，这相对于现代、当代世界经济政治形态与我国民众的宪政民主要求而言，的确是太右了，故此我称其为“民间极右自由派”，我主张中右自由民主派和中左社会民主派一起来追求社会市场经济和 2.0 版的宪政民主。5、中右派不可能走向极左，中左派不可能走向极右，但中右走向极右与中左走向极左的可能性的确很高，在特殊情况下，比如经济、政治、社会、民族危机时，甚至具有某种必然性。中右本身推崇自由而相对轻视平等，它之所以没有变为只讲自由、宪政不讲平等、民主的极右，一是因为健康正直的中右派（比如 2021 年初拒绝支持川普耍赖、依法认证并承认大选结果的县、州、联邦三级议会、政府、法院里的共和党人）有比较坚定的价值观、宪政民主法治理念和政治伦理操守，二是因为中左派的有力制衡。但在特殊的危机状况下，就会有很多的中右派放弃自我约束，而朝着极右的方向狂奔！另一方面，中右本身推崇平等而相对轻视自由，它之所以没有变成只讲平等、民主不讲自由、宪政的极左，也是因为它的自我约束（比如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利用其执政地位镇压中右政党并强推极左政策）以及来自中右派的有力制衡，但在特殊的危机状况下，或者会与极左的共产主义合流，或者自己就变成极左的共产主义，比如，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本来是一个中左政党，查韦斯、马杜罗利用其执政地位，打压反对党、推行极左政策，生生地把一个宪政民主国家变成了一个极左专政国家。

因此，中右对于遏制极右负有特殊的责任，因为中右与极右依托的社会基础都是社会中上层群众，中右争取到的支持者越多，极右的支持者就越少；中右对于预防自己变为极右当然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制定自己的纲领、政策时，要考虑到社会下底层民众的权益，不要提出极右化的主张（放弃法律规制和政府监管、无视劳工权利、取消再分配和社会福利等等）。另一方面，中左对于遏制极左也负有特殊的责任，因为中左与极左依托的社会基础都是社会下底层群众，中左争取到的支持者多了，极左的支持者就少了；中左对于预防自己演变为极左当然旁无责贷，在制定自己的纲领、政策时，要考虑到社会中上层的权益，不要提出极左化的主张（或者直接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取代私有制市场经济，或者以极强的国家干预和管控、极高的税率和社会福利把私有市场经济压缩到很小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