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国劳工论坛 写于 二零二四年

一所住宅楼7层的电梯间，两位母亲在轻声交谈。电梯门打开，一名外卖员匆匆从两人中间挤过，循着一个不太显眼的指示牌，走进一间在白天几乎不会关门的住户。进门后可以看到，整间房屋被半透明玻璃分隔成若干隔音房间，可以容纳2-10人不等。这些玻璃间里，有教师正在白板上作板书。门口的沙发上，一名负责人正热情地对面前带着14岁男孩的母亲说，数学老师的暑期课表快要排满了，需要抓紧机会报名一对一课程；而沙发上的牌匾上却表明这是一所“艺术培训”机构。2024年夏季，这样的场景出现在中国各个城市的“地下”教培机构；时隔3年，官方对教培的打击逐渐放松，教培从业者正在从地下转为地上、再次活跃起来。

2024年2月8日，教育部官网发文《校外培训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将对学科类教培的“禁止盈利”政策改为“应当依法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7月底，新东方、好未来等中国龙头教培企业公布了2024年第二季度的财报：3月至5月的业务收入比上一财季增长近50%。8月3日，国务院发布了二十项促进服务消费的措施，其中教培作为11个重点领域之一，被提到要提供“高服务质量”释放服务消费潜力，以提振疲软的内需。新政策发布后，新东方港股大涨，最高涨幅近14%。这些都是明确的迹象，显示由于政府态度的彻底转变，这个曾经被取缔的行业正强劲复甦。问题是政府为何这样做，以及谁会受益？

“双减”到“促进”，过街老鼠到救命稻草

提到促进教培，我们必须回顾并对比三年前发布的“双减”政策，即令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减轻作业负担”、“减轻校外培训负担”政策（主要是第二条）。政策发布后，全国范围内的教培公司被要求转为非盈利机构，许多依旧进行文化课培训的教培机构遭到查封。市值近万亿、吸纳近千万就业人口的教培行业在这一禁令下崩塌，数百万从业者失业。剩下的从业者不得不换上“思维训练”、“艺术培训”、“公务员考试培训”的牌匾，冒着高额罚金的风险偷偷组织文化课补习，而许多地方政府甚至利用公安扫黄打非队伍对此进行查处；而大型教培上市公司在股价纷纷暴跌之下，则把主营业务转向信息化科技产品（基于过去组织信息化远程教育平台的经验），新东方甚至组织前教师们直播带货。

2018年起，中国开始实行中考“五五分流”，这意味着一半的学生无法升入普通高中，只能进入教育资源匮乏的职业中学。中国存在严重的系统性职业歧视和对劳工权益的压迫，致使中考（2018年之前是高考）成为大逃杀游戏，每个家庭都不愿让自己的孩子“被淘汰”进入职高，因而纷纷将更多的钱投入子女教育。正是在这种恐惧的推动下，教培行业在中国迅速繁荣。2021年，中共当局面对连续4年的出生率降低，认为消除作为生育成本里第二高部分的教培支出可以提升出生率（当然，他们不想也不能大幅降低房价），不惜亲手摧毁教培这一“朝阳”行业，坚决推出“双减”政策。尽管中共中央从未公开将“双减”与提高出生率直接挂钩，但在内部文件中强调了“双减”对提升生育率的重要性。例如平顶山市的一份政府报告《提升全市生育水平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中就明确表示要“严格落实双减政策”。然而三年过后，事实证明，出生降低根源在于更广泛的资本主义危机和父权制压迫，绝非通过“双减”禁止教培就能挽救的，出生率依旧保持断崖式下跌。

到2024年，教培行业的地位从被视同扫黄对象被严厉打击、到被抬高为拯救经济的重点项目，不由令人咋舌，仿佛2022年底在新冠封控政策上的180度逆转再次上演。而这样的逆转对于好大喜功的习近平政权来说，一定是面临紧迫危机的情况下不得不做出的改变。如果说2022年的群众运动是「政治威胁」，那2024年当前的危机就是「经济威胁」。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令地方政府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财政收入也因消费疲软而下降。中国无力支持房地产市场，在新冷战局势下，出口也愈加艰难。因此即便这可能进一步导致出生率下跌，教培行业作为内需消费市场上曾经的大市值行业，成为中共为尝试提振经济病急乱投医下的救命稻草。

市场化教育：教育不公与内卷制造机

20世纪90年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彻底复辟。由于在教育事业上的经费投入严重不足，中国政府便在教育界推行“财政视角”改革。从此中国的教育逐渐走向市场化，而这个市场最核心的产品就是高考得分技巧。尽管高考存在诸多不公（如升学率低、对北京上海考生的优待政策），但它依旧是广大学子接受高等教育、进而选择更体面工作的唯一途径。因此，应试技巧的培训取代了发展现代化的教育，成为教培机构的卖点，甚至诞生了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这样“奥斯维辛集中营”式的高考工厂。尽管自2001年以来，中国一直试图进行“素质教育”改革，但除了北京等少数地区，在中国成长的读者一定对恐怖的课业压力心有余悸。

教育市场化另一怪状则是，教材亦越来越对自学者不友好：既富于冗杂无序与故作高深晦涩的内容，也缺少足以囊括考试范围的概念和例题。因此中国的教育教学严重依赖校内外教师对教材的诠释和补充，教培机构便借此提高自身价值。学生家庭在教培机构上的投资越多，学生越能在高考中拿到更多分数；富裕家庭学生与寒门子弟的分数差距再难以通过天分与刻苦弥补。许多研究者的调查显示，高校学生中来自贫穷家庭的比例在逐年降低，“寒门再难出贵子”这一话题也对中国社会观念产生强烈的冲击，阶级固化的概念首次通过教育机制传达给中国民众，成为许多青年觉醒政治意识的起点。

在中国施行“双减”的三年间，教育不公现象反而加剧。北京大学7月份的一篇分析文章发现，“双减”政策实施以来，收入分布前20%的家庭在教育上的经济投入和学生的学习时间没有发生显着变化。这些富裕家庭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继续为子女提供校外的优质教育，比如通过地下教培市场的一对一辅导。而另一篇调查则显示，2008-2018年间推行“减负”以来，收入分布前10%家庭的学生平均高中升学率上升了5.3%，教育支出增加了67%，每周学习时间增加了10.37小时；反之，收入处于后10%家庭的学生平均高中升学率下降了9.3%，教育支出减少了21%，每周学习时间减少了9.19小时。这无疑说明“双减”政策反而进一步集中教育资源于富裕阶层，加剧了教育不公。社会主义者既反对虚伪的“双减”政策，也反对促进教育市场化。

而2024年“双减”政策被重启教培市场的新政策取代后，学生的课业负担和家庭教育支出负担必然再次加重；随着新一轮的内卷的开始，中等及以下收入家庭将再次面临深重的困境。

教育公有化的替代方案

我们唯一能接受的方案是将教育行业公有化。我们要求将一切教培公司和学校、教育系统收归公有并由工人阶级进行民主管理。大型教培公司拥有经验丰富的师资力量和先进的信息化教育平台，即使是传授应试教育技巧，其教学成效与覆盖面积也比学校系统高出许多；而僵化的学校教育系统里，年轻的教师即使在大学接触到前沿的先进教学理念，也没法在僵化的应试系统里发挥出来。因此，将现有的教育资源收归公有并进行整合，交由教师、学生、家长、社区组成的委员会进行民主的管理和分配，可以让学生公平地享受优质、科学的教育资源，从而减少课业压力、自由全面地发展个人天赋。届时，教师的工资待遇也将得到改善，压力将减轻，能够专注于提升教育能力并因材施教；免费的义务教育将延长到更长的学制，减轻学生家庭的负担。

然而，教育公有化目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了包括教育在内的一切资源向富有的资产阶级以及有很多人脉的群体集中，摇摆不定的改良政策只会加剧这一问题；脑体劳动职业之间巨大的待遇差异也是作为分化劳动阶级、促进内卷的手段而人为创造出来。要真正实现教育公平，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束缚、实现社会主义，才能令教育体系以公共利益为导向，使教育不再是赚取暴利和筛选阶级的工具，而是引领人类实现自我、发展社会与科技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