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似乎正朝制订新财产法的方向迈进。在之前“胡锦涛宏观发展策略见小成”一文中，我们已指出了有此需要。

由于反对者众，且目前对“财产”的定义可谓五花八门，一时还难以统一，《物产法》草案也被推迟近两年。

如何定义“集体财产”，便是各方争执的焦点之一。比如，农村土地的所有权，是应该属于农民呢，还是该由村长来掌握？一旦所有权下放给农民们瓜分，土地可望获得更好的管理运用，但村长的权力却可能面临一场“政治”挑战了。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村民们要按什么准则，去声称拥有某一土地财产。目前，如果搬出村子，村民就会丧失之前的土地，也不会获得任何补偿；而搬进村里的人则自动获得一份属于自己的土地。于是，一些村官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将亲戚和朋友们都搬进村来，而把不顺眼的人赶出村子。这种情况必须纠正，但具体应如何操作，才不会引发村民与村官之间的利益争斗呢？

为“私有财产”下定义，引出了更大争议。尽管困难重重，但《物产法》必须出台。6月5日，官方《人民日报》发表了《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的文章，建议中央政府在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要加快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因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既包括经济基础又包括上层建筑”。在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文章同时主张“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过它并未明确指出由中央或省掌握的国有财产，同农村的集体财产是否存在区别。

中央希望通过有关私有财产的法律，但遭到了两批人的强烈反对。反对理由既有原则上的，又有出于实际利益的；两者互为补充，却不一致。

第一类反对者的理由比较开门见山，也比较正当。他们认为，若《物产法》获得通过，一些不法获得的财产将因此披上合法的外衣。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不少人利用手中权力或家庭关系而获得土地等大量物产；而《物产法》将为这些巧取豪夺行为合法化。在体制改革期间，没有沾任何便宜或没无机会沾便宜的老实人，反倒成为穷人，并不因其老实而获得任何补偿。反对者因此批评，政府不但不纠正昔日的不公，反而立法予以合法化。

第二类则完全是出于一己私利而反对的。他们担心，《物产法》将剥夺他们目前享受的特权。如果土地归农民所有，村长将很难再从地产发展商付给农民的徵地赔偿金中捞取油水。此外，腐败巨贾也不会因《物产法》出台而得益──他们将资金转移至国外，再以外来投资的方式“回流”，实际上早已“获足保障”；目前的财产权混淆不清情况延续下去，反而令他们有更多时间和机会去耍手段敛财。

的确，《物产法》将对这些“强盗大亨”（robber barons）而不是穷人，构成威胁。若目前的争议迟迟难以解决，穷人将会继续受苦，而“强盗大亨”将继续受惠。除非我们还相信共产主义乌托邦能在世上出现，否则摆在眼前的选择，就不是要么搞“平等主义”、要么完全将错就错下去，而是在错多些还是错少些之间。现在，中国还有多少人愿意再去经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苏联式计划经济，让人人都要当穷人呢？

实施《物产法》，还会涉及到一个政治问题。对长期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中国官员来讲，物产权合法化意味着民众向争取政治权利迈出了第一步。有了合法财产，人们当然会想尽办法来维护它；当产权有了法律保障后，他们的维护也就合法了，变成了一种政治权利。

不难想像，这将引发一场大范围的政治变革；4月22日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也提到了这一点。他说，“中国将在未来15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他指出，到了2020年，中国的政治生态将得到大大“改善”，这意味1）目前的政治制度并不太好：2）届时我们可望有更大民主。

在本月举行的比尔德堡会议（Bilderberg Conference，比尔德堡组织召开的年会。有关比尔德堡组织的介绍见文末），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CSSM）副秘书长张毅，进一步演绎和发挥了胡锦涛耶鲁演说中所流露的观点，大谈未来深化民主和政治改革。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曾出版过《战略与管理》期刊，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它既与政府关系密切，又保持高度的独立性。

若能保持目前的发展速度（暂且不考虑人民币升值的因素），中国在2020年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国GDP达8万亿美元），人均GDP有望达到3,000美元。这在中国被一些人认为是走向民主的必要条件：当收入达到如此水平，人们自会希望争取权利去维护个人财产。

因此，理想的发展方向是：到2020年左右，焦点将渐渐从维护财产权益，转移到更加民主的制度建设上。

6月14日，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登了胡锦涛的顾问、前副校长郑必坚的文章《实现文明复兴和强国梦》。他在文章中写到，当代中国的崛起必须是和平的崛起，才能消除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同时，他强调有必要深化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提高生活水平，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文章并未给出明确的时间表，因为要取得上述成果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漫长的过程。

然而，现存的两股力量，却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有截然不同的时间表：一个希望改革步伐慢些，一个则渴望快些。

中国官僚似乎希望改革步伐慢些。这是一个相对近期所出现的现象，其原因“既简单又复杂”。

当邓小平70年代末宣布改革开放时，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党政官员刚刚恢复原职，而一些在那场浩劫中爬上来的官员被迫让位。这两部分人都认为自己蒙了冤，都不满之前的意识形态。

因此，改革未受到来自任何官员的阻力。相反，改革变成了发财的好机会。由于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市场经济建立初期，一切的是非、对错标准都是模糊的，官员经商并未被禁止。邓小平只说“致富光荣”，没说“依法致富光荣”。另外，在经历了长达30年、一切私人经济活动都遭到禁止的年代后，大家对什么是诚实，什么是弄虚作假，似乎都有点模糊了。

而且，就连邓小平似乎也鼓励官员们经商，认为这样可令国家更富强，并为改革获得更多的政治支持。既然改革能让个人腰包鼓起来，官员们自然支持深入改革。当时，腐败非常严重，充斥整个官场，无论官大官小都捞一把。在当时，腐败成了直接启动和推进改革引擎的“燃料”。

腐败总是在法律法规不健全的混沌情况下产生的。哪里有可资买卖的特权，哪里就有腐败。但随着混沌逐渐消失，经济不断向前发展，产权得以巩固，腐败逐渐变为必须清除的障碍物。但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后，有着特权的官员们一步步巩固了手中的权力。如果改革快速推展、如果财产权变得较为清晰，这些官员势将失去这些权力和特权。(????)

如果土地的所有权归给农民，农民就可以直接与地产开发商进行徵地赔偿金的谈判；这样，地方官员将很难再获得“低价收回－高价转卖”的充当中介人机会。届时，地方官员的职责就是，确保地产商和农民双方按规矩办事，最好就不需要自己介入。(????)

这跟目前的情况很不一样。现时地方官员把什么都抓在手中，在自己辖区内像公司行政总裁般，大事小事都管（包括土地交易）。肯落实财产权原则的官员似乎还不存在；不难想像，单靠中共中央党校和哈佛大学甘乃迪政治学院（Harvard University's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等院校的合作，似乎很难提供这方面的人才，填补这一不足。(????)

简言之，这里有大群手握特权的官僚，他们都得到了不少好处，不愿改变现状。(????)

然而，没有了官僚机制，一个国家也难以运作。即使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30多年来的积习也很难清除乾净，因为官员们已当惯了百姓不得不讨好的土皇帝。对于管理国家这么久的官员，中央政府也无法狠下心来，而且国家也不能没有他们。在任何国家，官员们都构成了一个最强大的利益群体；在官僚制度发祥地的中国，情况更是如此。(????)

但另一股力量正推动变革。(????)

因为台湾问题、因为马英九，中国必须变革。备受丑闻困扰的“台独总统”陈水扁实际已完蛋，即使他毋须下台，也将成为跛脚鸭。与此同时，被视为“亲统一”的马英九，行情大致仍然看好。(????)

然而，对北京来讲，马英九带来的考验挑战，尤甚于陈水扁。台北当局宣布独立，虽然极之危险（因必将引发战争），但机会也极微。(????)

谈到两岸统一问题，一大问题就是两地奉行截然不同的制度。如果统一整合理所当然地是选择较现代化的制度，那么台北绝对可强调其制度比现时大陆的优胜。此外，若真的实现统一，国民党也会尝试在大陆建立分部，招募党员。它会要求北京设立民主选举时间表，以便能同中共同台竞争。(????)

当然，现时这些还仅停留在理论构思的层面。但当马英九2008年当选为台湾最高领导人后，两岸确有可能就统一问题展开对话。如果对话取得成功，胡锦涛将因解决前几任领导人无法解决的历史难题而名垂青史，但同时，他也要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着手进行政治改革，满足国民党提出的政治要求。(????)

很显然，国民党所开列的政治制度要求，正是大陆官员最不希望的。这两股力量难免将发生冲突。假设马英九能执掌台湾8年（2008-2016），这将是北京难熬的8年；随后，很快就到了胡锦涛在演讲中所说的2020年。(????)

在中国，人们几乎把两岸统一奉为某种宗教信仰，但实现统一的具体条件却异常的模糊。两岸要实现统一，大陆就不得不做出让步。中共元老紧盯着今天的新生代领导人，生怕他们做出过多妥协。他们认为，台北所得越多，他们的影响力就会越小；所以，他们常责駡那些负责对台事务的官员“背叛”、“出卖大陆利益”等。但统一是要付出代价的。(????)

就像走高空钢索一样，胡锦涛正率领着中国摸索着、蹒跚着走向未来。在这一历史关头，他极有可能成为中国最伟大的领导人。事实上，就是迈出“财产法”这相较下已算“不太重要”的这一步，他也需要鼓足勇气踏出去。(????)

编注：比尔德堡组织（Bilderberg Group）是一个国际政治金融组织，目的是促进各国政治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其成员为世界上权力最大的100多名政要、企业巨头和银行家族成员。该组织在1954年由荷兰女王朱丽安娜的丈夫伯恩哈德亲王创立。艾伦•杜勒斯的哥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rs）是参加创建该组织的美国人之一。比尔德堡集团还与许多国家的军队和情报部门负责人有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