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工勞小報 寫於 二零二五年

當這位礦工在精神病院的束縛帶上掙扎時，他抗爭的不僅是1900多元的生存權，更是所有勞動者對“人不是商品”這一基本價值的捍衛。他的呼聲已經不僅僅代表個人，而是在向整個社會提出疑問：“和我傷殘津貼標準是不是合理的問題相比，我現在更關心我的公民權利是不是受到了侵犯，同時希望這樣的事情再也不要發生在第二個人身上。”

在封閉的金屬柵欄門後，45歲的礦工張坡正躺在醫院病床上，他的手腳被束縛帶捆住，護士握着藥片一步步靠近他的嘴邊——這不是重症患者的搶救現場，而是一位因工傷失去勞動能力的工人，在爭取基本生存保障時遭遇的“治療”。2024年夏天發生的這一幕，揭開了勞動者權益保障體系的裂縫，也讓我們不得不面對兩個嚴肅的問題。

1900元背後的生存不等式

張坡每月只能領取1900多元傷殘津貼，也就是說，他每天僅有六十多元可供支配。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2024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每月約2352元，即使根據安徽省統計數據，2024年安徽省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也已達2083元。對張坡來說，這一數據意味着即使他孤身一人，也難以維持正常生活，而他卻要靠這微薄的收入養活一家三口。可想而知，他的生活遠遠低於社會的平均水平，也讓他在失去勞動能力後陷入了更加絕望的境地。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資本家往往只關心勞動力的最低維持成本，也就是說，只要工人還能工作，他們的工資一般就不會低到無法生存；而一旦工人喪失了勞動能力，他們就被剝奪了生活的基本保障。這種將工傷賠償與生存需求割裂的做法，暴露了資本邏輯的冰冷：勞動者一旦失去創造價值的能力，其生命便被簡化成一個固定的數字。

勞動者的價值，不應止於流水線上的“生產時刻”，而應該貫穿其生命的全部維度。工傷保障制度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嚴重脫節，使得勞動者在遭遇不幸後被進一步邊緣化，這不僅是張坡一個人的悲劇，而是整個制度對勞動者的二次傷害。

近年來，國內部分省市已在探索津貼補償的優化路徑。例如，青島市自2023年起試行補充工傷保險與傷養服務結合的新型保障制度，通過“工傷保險+商業保險+社會機構”的多方分擔模式，將一至四級工傷人員的護理費從每月7000元降至個人僅需支付1600元，同時確保醫療費用全額報銷。南昌市則連續20年動態上調傷殘津貼，2024年將一級至四級傷殘津貼最低標準提升至2879-3455元/月，並明確要求津貼不得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這些實踐表明，通過政策聯動與財政傾斜，完全可能縮小津貼與基本生活需求的鴻溝。

從礦工到精神病患者：誰在定義“病態”？

張坡的維權之路，仿佛被一條無形的鏈條緊緊束縛。從派出所到醫院，再到拘留所，他被當成了一個“不穩定因素”，而不是一個尋求生存保障的公民。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警示，要警惕國家機關從“社會公僕”變成“社會主人”。在這起事件中，某些基層部門用所謂的“維穩”思維凌駕於法律之上，甚至變成了打壓勞動者的工具。

醫院以警方指令為由拒絕家屬探視，明顯違反了《精神衛生法》中關於家屬知情權的相關規定；對張坡實施強制治療，也違背醫學倫理中的“最小傷害原則”；而當他以“病人”的身份出院後，不是迎來自由，而是立刻被送進拘留所——這一切形成了一個令人窒息的“閉環”。勞動者的聲音被淹沒，他們維護自身權利的抗爭，竟然被生硬地視為“病態”。聯想起江西李宜雪事件，這一切讓筆者不禁想到，上世紀70年代人民日報的一篇報道中，修正主義蘇聯利用精神病院鎮壓異見者的情形——這難道不正是一種赤裸裸的權力濫用嗎？

1977年2月22日人民日報 第6版

正如列寧指出的，法律名義上的平等掩蓋着事實上的不平等。當政府部門與企業形成利益關係時，勞動者維權的空間就會被進一步壓縮。他們的合理訴求只能被打壓、被污名化，最終連反抗的可能都被剝奪。張坡的病歷上明確寫着 “未引出幻覺妄想等精神病症狀”的診斷，但他卻被強行送進精神病院，接受非必要的治療。或許，真正需要“治療”的，並不是張坡，而是那些將勞動者的正當訴求視為威脅，並不斷以荒謬方式加以鎮壓的陳舊思維。

勞動者的尊嚴，永遠不該被定價

一個制度的優越性，絕不僅僅體現在經濟數據的增長上，而在於能否讓每個張坡這樣的普通勞動者，在失去勞動能力後依然保有尊嚴生活的權利。如果一個社會的繁榮建立在對勞動者權利的忽視之上，那麼它究竟是為誰而服務呢？

當這位礦工在精神病院的束縛帶上掙扎時，他抗爭的不僅是1900多元的生存權，更是所有勞動者對“人不是商品”這一基本價值的捍衛。他的呼聲已經不僅僅代表個人，而是在向整個社會提出疑問：“和我傷殘津貼標準是不是合理的問題相比，我現在更關心我的公民權利是不是受到了侵犯，同時希望這樣的事情再也不要發生在第二個人身上。”

這件事的真正啟示在於：勞動者的尊嚴，永遠不該被定價。他們的生存權和尊嚴，不應簡單地成為可量化、可壓縮的冰冷數字，更不應該成為資本和權力交易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