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川普總統一個月前宣布徵收互惠關稅後，世界各國均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作為美國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長期盟友的歐洲各國，不得不面對美國對北約興趣減弱的現實。很多人包括我都對美歐關係的走向和北約的未來感到擔憂。恩里克·施奈德先生近日在【地緣政治情報服務】發表文，提供了一些他他對這一議題的分析和未來的走向，可供參考。

施奈德先生是瑞士中小企業聯合會經濟政策主管, 也在德國埃爾姆斯霍恩的北方學院教授經濟學，並定期發表有關奧地利經濟學、亞洲和國際政治的文章。

施奈德先生認為全球化正在瓦解，基於規則的國際體系——如果它曾經存在過的話——正在崩潰。2025年4月2日，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宣布了“解放日”互惠關稅，在全球引發連鎖反應。國際市場暴跌，各國外交官蜂擁與美國談判，媒體評論員則在解釋和憤慨之間掙扎。“川普關稅”遠非一場簡單的貿易戰，而是朝着瓦解我們所知的經濟全球化和全球主義邁出的關鍵一步。

由此，作者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美國退出北約會是下一個嗎？

全球化曾被譽為促進全球經濟包容性的手段，如今卻日漸式微。自柏林牆倒塌和中國經濟開放以來，全球經濟的互聯互通日益緊密。國際供應鏈幫助許多非洲人擺脫了危及生命的貧困，並培育了日益壯大的全球中產階級。然而，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全球經濟聯繫的脆弱性驟然顯現，進展戛然而止。2020年和2021年的新冠疫情期間，供應鏈進一步中斷，各國政府不得不更加注重增強國內韌性。因此，各國採取了新重商主義的方針，優先發展出口，保護本國產業，以增強國家經濟實力。中國於2020年推出的“雙循環”戰略旨在平衡國內自力更生與全球貿易參與，就是這一戰略的一個例子。歐盟名為“綠色協議”的全面產業政策則是另一個例子。川普總統對貿易逆差的擔憂反映出一個更廣泛的趨勢，即經濟全球化的衰落。

全球主義的最後防線

施奈德先生發現，全球主義，即對共同制度和規則的追求，也已搖搖欲墜。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植根於二戰後建立的體系，該體系建立在共享的制度、一體化的經濟以及以美國為中心、蘇聯為中心、西方為中心、東方為中心等全球安全架構之上。隨着這一秩序的消亡，美國仍然是其保障者。然而，中國的崛起挑戰了其主導地位。

這種安排是否基於既定規則尚待考證。或許更確切的說法是，它通過國際組織引導系統性競爭。聯合國實際上已成為美國和蘇聯相互對抗的平台。

如今，美國和中國通過國際組織進行競爭。然而，在過去十年中，這種競爭已擴展到貿易、軍事、技術和信息等其他各個領域。這兩個全球大國都經常無視多邊組織的規則。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兩國對國際法院的貢獻微乎其微。

全球化的衰落並非僅僅源於川普總統的拒絕，而是由來已久。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其制度框架，提供了與西方不同的策略。歐盟致力於建立一個以規則和民主原則為主導的世界，挑戰聯合國內部談判達成的任何秩序。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和世界衛生組織，並暫停向多個聯合國機構提供資金，標誌着全球化的進一步衰落。

“孤立主義”的回歸

作者將美國對北約興趣的減弱定義為孤立主義。而我對此持有保留。這是因為，川普先生對北約歐洲一些大國的批評是基於常識－－盟友不應該長期占美國的便宜而對自己的防務不用力。

施奈德先生很坦誠：從歐洲的角度來看——從地理角度而非政治角度——美國孤立主義的新動向尤其令人擔憂。美國孤立主義指的是美國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盛行的外交政策方針，其特點是不願參與國際衝突或建立聯盟，尤其是在歐洲和亞洲。

美國的孤立主義根植於喬治·華盛頓總統1796年的告別演說，他敦促美國“避免與任何外國結成永久的聯盟”，並避免“將我們的命運與歐洲任何部分的命運交織在一起”，因為這可能會使“我們的和平與繁榮被捲入歐洲的野心、競爭、利益、幽默或反覆無常的泥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孤立主義逐漸興起，優先考慮國內事務，並儘量減少對外軍事和政治承諾。它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達到頂峰，但在美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逐漸消退，開啟了干涉主義和全球領導的時代。如今，隨着這種角色似乎正在減弱，歐洲面臨着在沒有主要盟友的情況下如何在碎片化的安全格局中前行的挑戰。

北約是美國全球領導時期的產物。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牽頭建立了一個重要的防禦聯盟，以對抗共產主義威脅。該聯盟為歐洲國家提供了強有力的安全保障。即使在共產主義垮台後，北約依然存在，並逐漸演變成一個往往不情願的全球執法者，在巴爾幹半島、中東和亞丁灣等地區執行維和任務。

儘管一些東歐國家渴望與北約結盟，但該聯盟主要圍繞美國利益。自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歐洲更加意識到其脆弱性。與此同時，美國幾乎沒有表現出保衛歐洲的政治意願，也沒有利用其主要資助和推動的北約來維護全球秩序。美國領導人的言論，包括川普總統對北約成員國國防開支的批評，都凸顯了這種轉變，引發了人們對北約未來的質疑。

事實與數據

美國現役軍人數占北約總軍力的38%, 軍費開支占北約所有國家的66%

美國退出北約的可能性

美國退出北約——無論是正式的還是事實上的——都代表着全球孤立主義復甦的關鍵一步。美國在增強北約戰略能力方面發揮着關鍵作用，為核威懾、空運行動、情報收集、後勤和快速反應等領域做出了貢獻。沒有美國，北約將成為一個空洞的組織，迫使歐洲在截然不同的條件下面臨集體防禦的前景。

法國

法國擁有歐盟最先進的軍事能力，包括獨立的核武庫和全球遠征軍。它已展現出在海外部署和維持行動的能力，尤其是在非洲和中東。然而，儘管擁有這種軍事投射能力，法國的規模仍不足以取代美國在北約的地位。由於人力有限、預算緊張以及不利於大規模軍事化的政治環境，法國無法提供全面的大陸防禦，尤其是在東歐等高風險地區。

土耳其

土耳其擁有北約第二大軍事力量，包括強大的地面部隊、不斷發展的國防工業和豐富的區域作戰經驗。然而，安卡拉的戰略重點與歐洲大陸的防務並不緊密相關。其主要關注點仍然在東地中海、中東及其周邊地區。鑑於土耳其與希臘和法國等其他北約成員國之間複雜且往往對抗的關係，以及其以交易為主的外交策略，土耳其不太可能在歐洲防務中發揮領導作用，也不太可能為遏制北約東北翼的威脅做出有意義的貢獻。

東歐

美國撤軍將對東歐國家，尤其是波蘭、波羅的海國家和芬蘭，造成重大安全衝擊。這些國家長期以來一直依賴美國的保證來遏制俄羅斯的侵略。如果沒有這樣的保證，它們可能會加大重整軍備的力度，深化與剩餘軍事強國（尤其是英國和法國）的雙邊關係，並可能形成新的區域防禦安排。尤其是波蘭，已表示願意承擔更重要的軍事角色，並設定了雄心勃勃的國防採購和支出目標，超過其國內生產總值的4%。儘管這只是推測，但考慮到日益增長的安全隱患，波蘭發展核計劃的可能性或許已不再顯得遙不可及。

德國

德國經濟實力雄厚，但軍事發展滯後。儘管近期德國在言論上有所轉變，並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承諾增加國防開支，但德國聯邦國防軍仍然面臨結構性效率低下、戰備水平低下和政治猶豫不決的問題。德國無力填補美國留下的領導層空缺，其內部分裂以及和平主義傳統，使其採取更加強硬的國防姿態的努力變得複雜。

可能的結果

最有可能的：美國大幅減少與北約的接觸

在第一個也是最有可能的情況中，美國不會正式退出北約，但會大幅減少與北約的接觸。以戰略再平衡為藉口，美國將把軍事重點轉向印太地區，減少在歐洲的駐軍規模，並減少參與聯合演習和北約決策。公開的言論將強調歐洲必須承擔更多防務責任，同時美國將削減用於歐洲行動的國防開支。

其直接影響是戰略模糊。北約第五條仍然合法，但其可信度將被削弱。歐洲盟友，尤其是北約東翼的盟友，可能會開始懷疑美國承諾的可靠性。法國可能會再次呼籲歐洲戰略自主，而東歐國家則可能會尋求其他安全保障。

在這種冷卻的情況下，北約形式上雖然存在，但會進入一個日益空洞的暮色階段。該聯盟的威懾價值將減弱，而對手，尤其是俄羅斯，可能會通過混合威脅或施壓行動來測試其韌性。

可能性較大的：美國實質上退出北約

第二種情況是，美國無需援引《北約條約》第13條即可有效脫離北約。該條款允許成員國通過向美國發出正式通知即可退出，退出將於一年後生效。美國將關閉主要軍事基地，撤出部署在歐洲的核武器，停止參與一體化指揮結構，並宣布不再參與集體防禦規劃或行動。

儘管北約名義上可能存在，但其核心職能——美國——將不復存在，迫使歐洲填補這一真空。受制於自身能力有限和優先事項分歧，主要的歐洲北約成員國將難以取代美國的領導地位。因此，北約將失去其實際行動意義。這一真空無法迅速或有凝聚力地填補，從而加劇了分裂和戰略誤判的風險。

最不可能的：美國援引《條約》第13條正式退出北約

第三種也是最戲劇性的情況是，美國援引《條約》第13條正式退出北約。華盛頓將宣布退出北約，並聲明不再受北約共同防禦義務的約束。為期一年的撤軍期將開始，在此期間，美國軍隊和核資產將撤出歐洲，其在北約指揮結構中的職能也將被解除。

其後果將是直接而深遠的。即使北約作為一個法律實體繼續存在，其作為一個機構的實際意義也將崩潰。法國將成為歐洲領先的戰略參與者，將其核威懾力定位為歐洲防禦戰略改革的基石。然而，其野心將受到資源匱乏和歐盟內部政治分歧的限制。

如果沒有一個統一的歐洲應對措施，規模較小的區域聯盟將開始出現。北歐-波羅的海-波蘭集團可能圍繞共同的安全關切而形成，而法德主導的核心將試圖維護歐洲集體防禦的殘餘。土耳其將正式留在北約，但會逐漸走自己的路。一些中歐國家可能會傾向於中立，或尋求與俄羅斯建立更緊密的關係。

這一正式的斷裂將標誌着戰後跨大西洋安全秩序的徹底終結。儘管歐洲最終可能會重建其防禦架構，但它將面臨多年的戰略迷失、脆弱性和日益加劇的地緣政治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