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曉

蔣同學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的英文演講，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主題，貫穿“全球村”“終結貧困”“人性至上”等主張，引發不少爭議。我說過，不要過多批評這位青島小姑娘，但她所代表的背後的思想是值得嚴肅探討的。我們必須看到：世界觀、人性觀與歷史觀的爭戰，早已沒有硝煙地激烈上演。

本文試對這場演講進行深度解讀，並指出左派“現代性”（Modernity）背後那些看似光鮮、實則危險的思想假設。

一、世界觀的分野：信神與無神，兩種信仰的對決

蔣同學演講的核心，是一種人性普遍、全球一體、命運相連的敘事。Edwardyk（《從蔣同學演講看哈佛左傾教育》，2025）指出，這種敘事的哲學源頭，來自法國啟蒙運動中的杜爾哥與孔多塞，延伸至黑格爾與馬克思，最終匯入當代全球主義、進步主義與聯合國治世的願景。這種願景表面上倡導人類協作、終結飢餓，實際上卻是一種無神論的世界觀在起作用。

我想進一步指出，這裡面，首先是有神與無神兩種對立的世界觀之爭，而更早的源頭，從思想上可以追溯到達爾文的進化論，從精神上可以追溯到聖經中的巴別塔。

“有神的世界觀（Theistic Worldview）”認為，世界是神所創造並掌權的，歷史有起點（上帝的創造 ）、有墮落（人的罪 Sin 進入世界）、有救贖（基督的Redemption）、有終點（審判與新天新地 Judgment and New Creation）。人，在世界中只是受造者，不是主宰者。

而“無神的世界觀（Atheistic or Secular Worldview）”，則將宇宙視為偶然的演化產物（Random Evolution），人類是高級動物，是自我命運的主人。在這種設定下，靈魂是幻覺，道德是社會協定，所謂“意義”不過是生物體的情緒反應。

然而，這種“無神”世界觀的本質，並非否定神的存在，而是拒絕承認神為神——人要取代神，自我為神，並以理性至上（Rationalism）、科學萬能（Scientism）、技術官僚主義（Technocracy）、國家主義（Statism）、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等新偶像代替那位聖潔、公義、啟示人類的真神。

正如神學家加爾文所說：“人的心是一個偶像的工廠。”（The human heart is an idol-making factory.）人不信真神，並非走向自由，反而陷入各樣“假神”的迷信。

二、人性觀的爭戰：墮落與救贖，抑或自我神化？

世界觀決定人性觀。不同的世界觀必然引發人性觀大戰。

蔣同學演講中高談“人性”，並以此作為推動社會公正與全球治理的基礎。這恰恰暴露出現代人性觀的危機——它建立在否認罪性、排斥救贖的虛假世界觀之上。

在聖經所啟示的世界觀與人性觀中，人的尊嚴來自“按神的形象受造”（創 Genesis 1:27），與此同時，人又是墮落的（羅馬書 Romans 3:23）。人因此並非天然良善，而是生來有罪的，需要救贖。基督的福音不是鼓勵人“做自己”（Be Yourself），做善人，而是呼召人首先“舍己、悔改、歸向神”（Deny Yourself, Repent, Turn to God）。

現代“進步主義”的人性觀則相反，它建立在無神論基礎上，宣稱人性本善（Innate Goodness of Man），只需被“激發”出來。於是他們不斷嘗試用“啟蒙運動（法國）”、“教育改革（杜威）”、“社會工程（20世紀共產主義試驗）以及今天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等各種動動來改造人，而非仰望十字架的人性救贖。林林總總，其本質上都是馬克思主義背後的核心人性觀——人性是可以改造的，人是可以自我拯救的，是不需要基督救世主的。

然而，歷史早已表明人類無法拯救自己，於是左派便走向另一極端——以暴力（Violence）、專政（Dictatorship）與“大政府主義”（Big Governmentism）強制推行其理想。

這也解釋了為何今日西方高校中一開始所謂“正義”（Justice）的動聽語言，卻轉化為鬥爭語言：從階級鬥爭，到種族、性別與文化鬥爭，最終以“仇恨言論”之名取消所有異議聲音（“Cancel Culture”）。

他們空談“包容”（Inclusion），實則只包容左派觀念，甚至容忍某些不包容的極端主義，卻拒絕聖經真理與基督信仰中的絕對價值。這種“包容”早已變質為“偏執”。

亨利·福特（Henry Ford）曾諷刺說：“你可以選擇任何顏色的車，只要是黑色。”今日左派的“包容”邏輯亦然：你可以持任何意見，只要符合他們的意識形態。

因為左派不承認“原罪”（Original Sin），所以所有問題都歸罪於“別人”；因為他們不承認“基督”，所以“救贖”只能寄望於制度革命與社會工程；而他們所謂“人性”的背後，是對罪性的無知或故意遮蔽。

三、歷史觀的撕裂：天上之城，還是人間烏托邦？

世界觀、人性觀之爭，最終體現在歷史觀的分野上。

奧古斯丁（Augustine）在《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中指出，歷史是“上帝之城”與“地上之城”的交戰。前者追求神的榮耀與永恆國度（Heavenly Kingdom），後者追求人類權勢與地上榮耀。這是對歷史的神聖理解，而非人類工程的進步幻覺。

蔣同學所代表的歷史觀，是無神論下的“改造論歷史觀”（Transformative Historicism）：承襲達爾文的“進化論”、孔多塞的“社會完善計劃”、黑格爾的“歷史理性化”、馬克思的“歷史五階段論”，直至福山的“歷史終結論”（The End of History）。它是一種將歷史的終極圓滿寄托在人類自身之上的幻夢。

但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與蘇聯式烏托邦的崩潰，已宣告這種歷史觀的徹底破產。正如政治哲學家施特勞斯（Leo Strauss）所言：“現代性試圖將人抬升到神的位置，最終卻把人貶低為獸。”（Modernity tried to elevate man to the place of God, and ended by degrading him to the level of the beast.）

因為人類是墮落的，人性無法脫離罪性——脫離罪性談人性，不是無知，就是無恥。人需要基督的救贖（Salvation in Christ），人性需要神的更新。“人愈靠近神，就愈獲得人性”；相反，“人愈遠離神，就愈淪為獸”。人在罪性中，就如同豬在泥潭中打滾，只能是越來越不堪。

歷史的真正意義，不在於我們能完成什麼，而在於上帝在基督里已經成就了什麼。

四、結語：人愈靠近神，愈獲得人性

黑格爾說過，人類歷史的最大教訓就是人類不記得歷史的教訓。蔣同學演講現場的熱烈掌聲，或許反映了哈佛成功的白左洗腦，同時也反映出我們的時代對歷史的遺忘、對“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的又一輪渴望。

她所高舉的“人性”，本質上是去神化的、自我中心的、拒絕救贖的墮落人性。這種“人性”最終只能淪為強權的工具、意識形態的炮灰、算法社會中的數據符號。

柏拉圖說：“人是神與獸之間的存在。”（Man is a being suspended between God and beast.）若離了神，被神性所拯救，人便無可避免地走向獸性。正如聖經告訴我們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約翰福音 John 3:3）

今日的哈佛講壇，早已不再傳講十字架，也因此日益高舉“巴別塔”。但真正的文明，並非來自語言的統一、制度的先進、意識的覺醒或者的所謂“人性的普遍”，而是來自那位自天而降、道成肉身、死而復活的救主耶穌基督。

是的，人愈靠近神，就愈獲得人性。

這不僅是歷史深處的真理，也是今日文明重建的唯一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