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五年
“612起義”：河北大學生抗議顯示中國青年反抗情緒高漲
2025年6月12日晚，河北外國語學院數千名學生在操場進行了集會，抗議學校延期放假。學校原定6月底放暑假，卻因藝術學院需在7月為外賓表演，臨時通知將全校放假時間統一延至7月中旬。
“學生多留一天，學校多賺一點”
通知一出，迅速在學生間激起憤慨。他們紛紛在社交媒體上發文抗議，有些甚至指出這是“為了陪你的高級貴賓、資本家”，學生卻需要耗在學校。也有學生指出，學校此舉意在讓壟斷性的校園商店多賺錢，“學生多留一天，學校多賺一點”。此外，學生們還在網上抗議學校強制早晚自習、高溫下班級空調斷電、宿舍無空調等現象，要求結束這些不合理的規定。
6月12日晚，抗議行動升級。在一名左手持擴音器、右手提暖壺的男生的帶動下，越來越多的學生聚集到操場。這名男生站在升旗台上，帶領大家舉起手機閃光燈，高喊“放假、放假”的口號，要求校方按原計劃放假。隨着呼聲高漲，校方領導不得不現身與該男生交涉，先試圖通過言語威脅、肢體拉扯等手段將他帶離，此舉引發在場學生聲援，有人高呼：“不要威脅我們學生行嗎？”該男生也舉起了暖水壺示意，成功阻止被強行帶走——因暖壺若在衝突中墜地，碎玻璃與熱水會傷及雙方。因此，他被學生們稱為“暖壺俠”，學生們也將當晚集會稱為“612起義”。
當校領導回應“你不能代表學生”時，他用擴音器詢問“我能代表在座各位學生嗎？”學生齊聲回應“能！”面對這一幕，校方領導無言以對。與此同時，幾名明顯年長於學生的便衣保安開始向“暖壺俠”逼近。為躲避抓捕，他假裝往一個方向走動，隨後迅速轉向另一邊逃離現場，成功避開被當眾制服。失去領袖後，學生在“護校隊”（校方收買的學生與準軍事化國旗護衛隊）和保安的驅趕與監視下逐漸解散。
“政治事件”
這場抗議被定性為“政治事件”，中共的審查即刻啟動。“暖壺俠”相關影像在網上迅速被清除。學生們尋求了外部聲援，意識到“需要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在河北爆發的行動引起了全國高校學生的關注，許多學生表示遭遇類似狀況，如延期放假、宿舍悶熱難耐等。然而，“護校隊”、教職工與保安混入學生群組，試圖收集信息並離間發生者。校方要求學生“不要去看熱鬧、不要加陌生人進群、不要在傳播操場事件”等。學生號召聲援的帖文、視頻即使付費推廣也很快被下架。抗議當時仍在繼續，但嚴厲的鎮壓已經迫使許多學生沉默。
“暖壺俠”和其他積極傳播者很可能會被報警。我們很多人都親身經歷過這類鎮壓，包括報道本事件的筆者，其本人也曾組織過抗議。
不久前的另一個警察參與鎮壓學生案例是，6月3日晚，湖南常寧尚宇學校數千高三學生因高考壓力“喊樓”，警察沖入校園，粗暴逮捕三名學生，以警車逼退學生人牆。這種高度緊張也與中共受到“六四”事件陰影困擾，害怕新一波學生運動可能蔓延、並發展成為對獨裁政權的政治威脅相關。
訴求和綱領
這兩所學校均為民辦，也突出教育私有化的弊病。學校將學生視為“資源”，令其服務於向外界作秀以獲投資、壓榨學生權益。
社會主義者與中國勞工論壇堅決聲援河北外國語學院的抗議學生，捍衛應有的放假與休息權利。抗議也凸顯了在官僚資本主義教育體制下，學生被排除於一切決策之外。包含以下訴求的綱領，對這次及類似的學生抗爭可以起到幫助：
立即恢復原定放假時間，取消強制留校表演與一切形式的延假；
終結教育的商品化與圖利行徑，將民辦大中小學收歸公有與民主管理；
停止高溫下班級斷電、強制早晚自習等體罰式管理，保障學生的基本生活條件；
建立由學生、教師、家長民主選出的代表委員會，有權監督所有關鍵決策如課程安排、放假時間與配置宿舍設施等；
解散“護校隊”、便衣保安等鎮壓機構，為建立學生民主選舉、獨立於校方的學生會，保障學生集會、言論與結社自由而奮鬥；
以工人階級政府和民主社會主義徹底取代中共專制資本主義。
“我們的孩子不能吃這個！”學校食堂提供腐壞肉菜引發抗議
今年6月23日，四川富順縣華英實驗學校數百名學生家長集體抗議，抗議的原因是食堂向學生提供發臭的排骨、有淋巴的豬肉等變質、劣質食材等情況。在學校否認這件事、政府沒有採取任何實質行動的情況下，廣大家長倍感憤怒，集結到縣政府抗議。中國廣大兒少被中共官方稱為“祖國花朵”，但如同這起醜聞所反映，他們偏偏難逃食用變質食材做成的“營養餐”的命運。
不了了之
華英實驗學校食堂食材供應商“鯤鵬商運公司”是縣財政局全資控股，當中利益輸送關係顯見。一如既往，政府對於學校管理層違規寬鬆處理，而對於抗議則極其強硬壓制。採取的“維穩”手段都遵循一如既往的套路，包括電話騷擾、上門威脅等。但家長直至25日仍然繼續抗議。
這類事件在中國已經頻繁發生，但校餐供應商和學校管理層最後也都只是被“輕輕放下”。
7月8日，甘肅發生一起駭人聽聞的鉛中毒事件，200多名幼兒園兒童受害，事件成為全國性的大新聞。這些兒童血液內的鉛含量達到正常參考值2-5倍。甘肅這起事件加劇了人們對中共當局的不信任，在他們笨手笨腳地企圖掩蓋真相、偽造或操弄血液檢測以掩蓋災難規模之後尤其如此（請參閱我們對此事件的單獨報道）。
去年10月，雲南昆明長豐學校就被爆出提供變質肉作為學生餐，而承包該校食堂的竟是家僅註冊6個月的物業公司、並無承包學校食堂的資質。最後事件處理僅是對承包商進行罰款、責令停止經營，並處罰校長和教體局部分人員。
2023年6月，江西工業職業技術學院發生“鼠頭鴨脖”事件。校方一開始辯解混入飯菜的鼠頭為“鴨脖”。在公眾紛紛不滿的情況下，官方多天后承認這是食品安全事件，而涉事供餐公司卻只是換了名義便繼續順利經營。
如何根除食品安全問題
無論官方再怎麽作“情況通報”，除非我們根除將盈利放在首位、將吹哨人和抗議者視為最大威脅的體制，否則這種殘害兒童健康成長的食品安全問題還會出現。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全力聲援富順縣抗議的家長。我們呼籲成立一個由家長和教師代表組成的獨立委員會調查事件。需要的是由工人階級和基層社區民主擁有、控制與管理的教育制度和校餐服務，確保學生吃上放心飯。
山東高密爆炸事件：工人無權的斂財制度製造的又一場“可預見悲劇”
2025年5月27日，山東高密市私有企業友道化學有限公司發生爆炸，造成5人死亡、6人失聯、19人受傷。事故波及範圍廣泛，廠區部分建築被毀，周邊居民被緊急疏散。這起事件再次暴露中國重工業長期存在嚴重安全隱患。在中共資本主義體制下，資本傾向於忽視安全生產的投入、提高工作強度，從而賺取更高利潤，而政府機關與私人資本家利益深度捆綁，因此也為了追逐“政績”，總的來說只是口頭上講生產安全。
依然如故
遺憾的是，這類致命事故在中國普遍發生。高密爆炸3周后，湖南省常德郊外一家煙花廠發生爆炸，造成9名工人死亡，26人受傷。根據《中國社會統計年鑑》，2021年發生了3萬多起生產安全事故，造成2.6萬多人死亡。然而，政府發布的各種報告彼此矛盾各不相同，往往低估了死亡人數。國務院在今年1月的報告中指出，2024年與2023年相比，生產安全事故減少了11%。但根據應急管理部的數據，2024年仍發生了2.18萬起生產安全事故，死亡1.96萬人，而這仍然是一個高到無法令人接受的程度。
位於高密的該廠早有多次安全違規記錄，並因勞動糾紛多次被訴。2023與2024年，這家企業曾因為生產安全問題被兩度責令整改，但問題從未得以解決，企業繼續高強度運行。
友道化學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氯蟲苯甲酰胺生產商，那是一種對人存在低毒性的殺蟲劑。但發生了如此嚴重的爆炸後，官方公布卻完全沒有提及事故中涉及的化學物質。爆炸的衝擊波震碎了半徑3公里內住宅區的窗戶，這些居民是最高危的群體之一，但他們對於可能會遭到什麽化工品危害依然被蒙在鼓裡。不管是中共政府還是資本家，都輕視工人和周邊居民的安危。
從爆炸強度和後果來看，廠區在安全隔離、設備運行、應急處置等方面存在重大漏洞。這再次展現利潤優先邏輯。
這次爆炸與2019年江蘇響水爆炸非常類似。同樣是早已在生產安全問題上劣跡斑斑，被多次罰款的工廠，但卻一直為政權所袒護。結果在當時造成了78人死亡、617人受傷的慘案。顯然，這並非“意外”，而是當制度將公司利潤與政府“政績”置於工人生命之上時的必然結果。
在中共獨裁治下，中國工人階級沒有獨立工會組織，對工作條件沒有實際決策權，面對危險作業也無權拒絕。有了一個真正的獨立工會，工人可以選舉他們自己的工作場所安全代表、推出獨立的安全監察，加強工廠規章，並且只要危及安全被犧牲、就停止生產。
同樣，工人組織將為爭取檢查公司所有計劃和文件的權利而奮鬥，並與當地居民聯繫，以確保即使在工作場所外也能擁有安全環境。他們也應該為在全面公有制（意即終結資本家的血腥統治）的基礎上，由工人自己對工廠和工作場所進行民主控制和管理而奮鬥。這才是永久重組社會與經濟，確保工人階級有權身處安全、可持續的環境的途徑。
工會的力量
高密事故中，工人不被允許表達對作業環境的質疑或抵制不安全命令，卻還要在事故後被動配合企業統一口徑、參與善後協商等安排，為政府的無能和資本家的殺人舉動文過飾非。換句話說，這就是公司老闆的全面獨裁統治！
悲劇的是，高密爆炸並非中國最後一起這類致命事件。只要資本家及以“共產”自居的獨裁統治還在治理社會，類似的悲劇就必然會接踵而至。工人們越早組織起來終結這個制度越好！
新一波新冠疫情爆發，但中共再現舊的掩蓋方式
中國新冠疫情從四月開始有上升趨勢。根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數字，新增感染個案由3月的每月5萬宗，到5月增至高達44萬宗。
雖然這波疫情主要是Omicron系列病毒株的XDV和NB.1.8.1亞變種，致病力未明顯增強，但官方數字真確性再次成疑，尤其是重症和死亡數目。當新一波疫情爆發之際，官方數字重症個案4月和5月數字分別只有數百宗，而這兩個月的死亡個案更離奇地只有個位數字。僅香港一個城市，該兩月的嚴重個案和死亡個案數目也達雙位數（衞生防護中心資料），而台灣的重症個案在5月也有23例死亡宗數，反觀中國的官方數字實在低得令人難以置信，令人不得不懷疑中共獨裁再次隱瞞疫情。
放任自流
對於這一波疫情，正如其在2022年12月面對群眾抗議時、其強硬的清零封城政策崩潰時那樣，中共再次採取了放任態度。這意味着中共沒有為應對疫情做任何準備，只是等待感染率自行下降。中國一直拒絕使用外國製造的mRNA疫苗。在新冠疫情最嚴重的時候，一些居民冒險到澳門尋求接種外國製造的mRNA疫苗。而國產滅活疫苗的保護周期早已完結，因此新冠疫情再臨對民眾造成的健康風險可能遠高於使用 mRNA 疫苗的國家和地區。
自去年7月中，中國多地不再提供新冠疫苗免費接種，醫保基金亦不再支付疫苗及接種費用。有指當時中國XBB變異株疫苗（針對新冠新變種的疫苗）的生產廠家幾乎處於停產狀態。重要的是，被稱為“科興之父”的中國生物董事長的楊曉明在去年年底更被指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而被罷免人大職務。楊曉明失蹤後，許多人懷疑他違法行為的性質，或許與其公司生產的疫苗有某種關聯。鑑於中國醫療與公共安全醜聞頻發（例如毒奶粉、無效疫苗、地溝油），這樣的事態發展在許多人看來並不意外。一個殘酷而令大眾倍感窒息的獨裁政權，不容許任何言論自由與公眾監督，並逮捕吹哨的醫生，為製造大災難提供了絕佳的條件。
中共嚴酷的清零政策在2022年12月初在全方位混亂中崩塌，疫情迅速蔓延全國，醫院體系過載。中國官方數據稱，整個大流行死亡人數約為8.3萬人。就像中共統治下的許多數據一樣（例如實際GDP、失業率和人口數據），這顯然是捏造的。流行病學家估計在中國真正死於新冠的人數逼近150萬人。
及至2023年一月，輝瑞生產的新冠治療藥Paxlovid未能進入中國醫保目錄，意味中國新冠病人無法低價獲得該特效藥。消息一出， 社交媒體上一片譁然。 民眾批評為何以往中國執行清零政策時期，有資金進行數十億次核酸檢測，卻不願提供這救命藥物的補貼。在當時，Paxlovid在黑市曾被炒到上萬元人民幣。再次揭露了中共草菅人命，而資本主義藥廠只求牟利。
中共冥頑不靈
中國專家預計今波疫情高峰預計 6 月後會下降。當然，我們希望這是真的，但我們不能依賴這個政權，也不能依賴任何資本主義政府（他們沒有一個是真正民主的，而是基於自上而下、利潤導向的公共衛生政策，幾乎全體都將疫情處理得一塌糊塗）。中共並沒學到任何教訓、沒有做出任何改變，也無能認真為新一波疫情爆發作準備。唯有工人群眾組織起來，並為了民主擁有且控制醫療部門、製藥公司以及更廣泛的經濟而奮鬥，才能讓可持續且切實防疫措施得以民主決定並完全透明地實施。但在中共極權專制，還有其資本主義制度下，這是不可能實現的。
在數字牢籠中，群眾抵抗還有出路嗎？
2025年5月，北京舉辦第十二屆中國國際警用裝備博覽會。展會禁止公眾入場，僅對獲授權的警員和工作人員開放，任何試圖拍照的行為都會遭制止與盤查——除非出示警官證。據《南華早報》報道，公安部第三研究所展出一款針對Telegram與VPN使用者的監控系統，聲稱已收集逾300億條消息，監控了7000萬個Telegram賬戶及39萬個公開頻道和群組。展品宣傳視頻中還演示了如何入侵中國手機號註冊的Telegram帳號，並實時監控涉香港政治內容。研究所稱，此系統的開發動機源於2019年香港群眾運動中Telegram的廣泛使用。
高科技產品亮相警博會
華為、科大訊飛、海康威視等資本主義科技巨頭企業也展示各自基於AI的監控產品。第三研究所還展示了“個體極端行為多維情報分析”技術，聲稱可以藉助AI分析購物記錄、社交媒體帖子等數據識別所謂“高風險人群”。自從去年11月珠海襲擊案後，各地政府被要求加強對 “個人極端行為”的全面防控。這也再度印證了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個人恐怖主義行為不僅無法撼動政權，反過來為統治者升級鎮壓提供藉口。
其實對這些對海外平台的黑客工具，依舊倖存的中國政治異見者並不覺得新鮮——因為不了解這些技術的人，多半早已被“喝茶”了。2021年初，左翼組織“工號51”在Telegram上組織數千人聲援被捕的外賣員領袖陳國江，隨即數十名群員甚至管理員被警方抓捕。有人因使用中國實名手機號註冊賬戶被精準鎖定，有人因不安全的VPN暴露真實IP地址。在此事件中，中國的左翼活動明顯遭受重創，許多團體被迫解散，或轉入更隱秘、更小規模的地下活動。事實上，早在2019年，中共就有協助香港警方黑入Telegram、逮捕多名頻道主並發布“此頻道已被警方移除”消息恐嚇群眾。2024年，Discord上一名中國政治網紅的粉絲群“鍵政大舞台”數百成員也在同一日被跨省抓捕。
值得注意的是，關於這屆警博會的詳細報道是阿里巴巴控制、面向海外的《南華早報》發布，不會使用VPN的中國民眾根本無從知曉（就像被拒之警博會門外一樣）。報道看似披露了技術細節，實則是向海內外異見群體釋放威懾信號，營造“除非你閉嘴，否則你無處可逃”的恐怖氣氛，以瓦解潛在反抗者的信心與鬥志。
在中國，數字鎮壓早已被用於日常統治與打擊群眾抗爭。2022年，河南村鎮銀行儲戶赴鄭州抗議存款凍結，次日健康碼集體變紅，在當時防疫管控下被限制了出行權。2022年11月底“白紙運動”的街頭抗議中，當局調用基站數據，追蹤現場手機信號，對參與或僅僅途經集會地點的市民進行事後約談與警告。當下，在微信群里談及“罷工”便會觸發關鍵詞警報，當地警察極大可能請事主約談甚至拘留。
這些高科技鎮壓手段固然造成了廣泛恐懼與沉默，但終究無法遏制群眾的不滿與憤怒。2022年群眾抗議前，中共審查機器竭盡全力刪光烏魯木齊致命大火的消息、但全國民眾仍自發走上街抗議——因為那場火災只是點燃全社會不滿火藥桶的火星。即便在極權機器的強力壓迫下，一部分群眾和抗議參與者也在積累重要經驗，這些經驗對於未來的反威權鬥爭將極為有價值。馬克思主義者有責任鼓勵為鬥爭指出前進方向的那些結論，特別是工人階級需要自我組織起來並發揮領導作用。我們警告道，不要得出任何削弱鬥爭的結論，例如拒絕組織、崇尚自發性、“如水”的鬆散作法，以及這些錯誤觀念中最危險的“排除政治”。
技術無法扼殺群眾憤怒
2022年的抗議對中共政權的衝擊，比習時代發生的任何其他事件都要猛烈。迫使抗議從街頭散去的並非僅僅是國家鎮壓；更大的因素是中共“清零”政策突然崩潰、陷入混亂後引發的那一波新冠感染。在接下來的6-8周，這波疫情估計造成150萬人死亡。對中共來說，最大的震撼是這些抗議居然還是發生了，而且蔓延得如此之快。耗資上百億元的數字監控和“維穩”機器（每年開支甚至超過軍費）未能阻止抗議爆發，而阻止抗議正是其設計初衷，這暴露了這項極其昂貴投資的政治局限性。
在前東德斯大林主義獨裁統治時期，1/8的總人口都是秘密警察“史塔西（Stasi）”的線人；這並未能在1989年群眾起身反抗時挽救該政權。正如俄國革命領袖托洛茨基談到獨裁者斯大林時所說：“歷史的報複比有權力的總書記的報復更為可怕。”
海棠耽美作者遭大規模抓捕的背後原因是什麽？
2025年3月以來，甘肅蘭州警方以“製作、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為名，跨省抓捕了大批海棠文學城的作者，波及人數已達數百。海棠文學城是設於台灣的女性向成人小說平台，以耽美作品（描寫男性間情感與性關係）吸引大量中國女性讀者翻牆閱讀或創作投稿。雖然這次鎮壓針對耽美作品，但這些作品仍然反映脫離父權秩序、挑戰二元性別角色的性關係想象。中共國家機器如今是極其反動、社會保守主義的一股政治勢力，尤其在面對人口危機這個大背景之時，他們認為這類題材具有顛復性質、必須被壓制，誤以為這將有助於扭轉婚育率的暴跌。
“遠洋捕撈”
早在2024年，安徽績溪縣警方就曾跨省抓捕了50多名海棠作者，她們多數獲利在5萬元至50萬元之間、最高者達184萬元；該縣法院對積極“退贓”並上繳等額罰金的作者予以輕判，而這場“遠洋捕撈”執法為這人口不到14萬的縣城財政帶來可觀的進賬。在很多地區，地方政府越來越缺錢，甚至發不了工資，出現了“遠洋捕撈”現象，通過跨省罰款、徵稅等方式籌錢。
2025年蘭州警方的大規模行動，與績溪案遠洋捕撈存在區別。這次抓捕幾乎沒有“漁獲”——被捕者大多是年輕、不知名的小作者，點擊量低、收益極微，有人僅賺了幾百元，甚至毫無營利。獲利最高者也不過2萬元。有作者免費發布小說、僅因收到2海棠幣的打賞就被列入逮捕名單。另有被捕作者告知律師稱，警方認為“即使文章未牟利，也被視為傳播淫穢物品，且為平台投稿引流構成整體牟利”。這表明此次打擊的動機並非財政收入，主要針對性少數文學作品的整肅。
這場鎮壓引發了自2022年鐵鏈女事件、中國女權遭系統性打壓以來罕見的大規模女性聲援。她們指出，甘肅慶陽市一高中女生因遭班主任猥褻而自殺，施害者僅被輕判兩年；甘肅臨夏一名小學副校長強姦學生未遂，也僅獲刑三年半。反觀創作耽美作品的女性作者，過往案例中卻被判處四年、五年乃至十年重刑。這種對比令人震驚：面對現實中的性暴力犯罪案件，司法機構往往顯得寬容，因為這些犯罪符合父權社會下男性統治女性的“規範”。而對隱晦挑戰這些規範的虛構文學作品，他們卻實施了迅速且嚴厲的打壓。法律雙標與社會厭女敵意令人本能地憤怒。
人們對這次鎮壓中被針對的耽美社群表達了強烈同情，這是一個很進步且令人鼓舞的跡象。這顯示許多人支持藝術自由、性自由和言論自由等基本概念，因此拒絕政府的迫害運動。這些聲援與幫助不可避免地集中在一些實際但有限的措施上，例如籌款、提供法律援助，甚至提供應對警察審訊的建議。
面對逮捕與傳喚，海棠作者幾乎都選擇了低頭“認錯”，呼籲粉絲捐款，採取被某些媒體誤稱為“退贓”的行動，以求輕判。在鎮壓受害者中有這種反應也是可以理解，他們擔心這個高壓國家機器“太過強大”，如果選擇反抗，他們將面臨更可怕的後果。但是，中共政權正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內部危機與癱瘓新時代。
出版、結社、言論自由
習近平政權在過去兩年被大大削弱，或將已經陷入僵局，在未來6-12個月內或將帶來爆炸性的影響。這就意味着有可能，鎮壓和審查機制將被齊心協力的群眾鬥爭所挑戰並削弱，政權將開始失去其無所不能的光環。那些最有遠見的人，想要反擊中共的審查制度、恐同症、父權制的反動以及國家鎮壓的人們，必須關注這個更大的政治圖景。
馬克思主義者與中國勞工論壇全然反對刑事懲治文學創作者；反對以“打擊淫穢”為藉口對LGBTQ+群體和文化進行歧視與迫害；要求出版自由、結社自由、言論自由。我們主張以民主的社會主義取代中共父權資本主義。真正社會主義意味着新聞媒體、網絡、藝術和所有出版物都由人民（即工人階級、媒體工作者、用戶和一般大眾）通過民主選舉的機構進行民主監管與管理。
北京遭遇極端洪澇災害 逾40人死亡
北京再次遭到暴雨襲擊，比兩年前的京津冀雨災更嚴重，刷新了140年來的新紀錄。自7月23至30日，連日來暴雨不止。部分地區降雨量達驚人的744毫米，相當於在幾天內落下了一年的總雨量。雨災到目前為止造成了北京至少44人死亡，超過八萬人緊急疏散。
最慘重的傷亡發生在密雲區的一家養老院內，該處至少有31人死亡，當時他們被瞬間涌至的洪水困在建築物內。央視報道稱，48人從養老院獲救，有些人從窗戶被拖上船從而獲救，但報道並未提及任何人員死亡。據後來報道，密雲的失蹤者中也包括一些當地官員。之所以出現嚴重傷亡，是由於當局在密雲水庫泄洪前沒有及時作出預警，僅在泄洪前33分鐘在網站上發布通告。
事後，中共官方甚至也公開表態承認過失並致歉。因為養老院被視為處於“安全”區域，所以沒有任何疏散計劃。中共密雲區委書記余衛國承認：“長期以來，養老中心所在鎮中心區域，都是安全的……我們對於極端天氣的認識是不足的。”然而，如此“致歉”只觸及了問題的一部分：隨着氣候破壞加劇，極端天氣事件日益頻繁，當局的整體應急準備嚴重落後。而同樣嚴重的一個問題，便是中國水庫和水電管理體制中暴露的危險。
水庫達到最高庫容
中共的水壩為了儘可能提升發電效率，往往追求極高的蓄水量，這造成了一旦遇上暴雨洪水，水庫調節空間就極為狹窄。密雲水庫的日常正常水位理應為152米，在洪水期應主動將水位下降到150米以應對洪災。但據報導，水庫水位長期處於155米的高位，這令水壩達到最高庫容、因此失去了迴旋的空間和時間，暴雨瞬間令水位暴漲至危險水平，只能立即泄洪以免壩體嚴重受損甚至崩潰。這令下游沒有足夠的應變時間。
中共官員就危機應變中的失誤和不足致歉，實屬罕見。這或許預示着中共“作風”在2025年出現某種轉變，因為中共政權感覺到自己更加孤立於民眾、也更暴露於民眾批評之下。北京副市長夏林茂也發表聲明稱“工作仍有不足，對極端天氣的預報預警能力不足，防災減災預案編制不夠完善，山區基礎設施建設還存在短板。”然而，致歉並不能改變任何事情，也無法阻止下一場災難的發生。需要的是行動，而這隻有通過廢除現行制度才能實現。我們需要工人階級對政府與經濟進行群眾民主監督及管控，消除對利潤的崇拜以及自上而下的威權統治。
北京這次致命洪水是全球氣候危機的再一次體現。去年是中國有史以來最熱的一年，而本年也很有可能承接這一稱號。此前，中國自從今年3月起就經歷極端熱浪。到7月的時候，共有152個觀測中心測得40攝氏度以上高溫，新疆吐魯番更測得49度的極端高溫。而氣溫愈高，大氣就可儲存更多的水氣，全球均溫每提升1度，大氣中的水蒸氣含量可提升7%。
全球最大水壩
再一次，一場自然災害被官僚、逐利的中共資本主義制度搞得極其更糟。這是全球資本主義所釀成的災難，一方面，有着像特朗普之流對碳排放上癮的惡棍，否認氣候危機，甚至進一步推動石化燃料產業，加速氣候末日的到來。另一方面，中共儘管口頭上支持“綠色”解方，但它排放了全球33%的二氧化碳，燃燒了全球一半以上的煤炭，興建了世界上超過一半的巨型水壩。比如中共正在西藏靠近印度邊境一帶修建全球最大的水電大壩項目——墨脫水電站。其發電規模將比三峽大壩大3倍。這些披着綠色外衣的水壩受經濟實力、政治與地緣政治等因素驅動。墨脫水電站的建設時機也可能關繫到中共內部權鬥，親習派和反習派之間正在爭奪對國家機器當中關鍵職位的控制。對中共高官及其資本主義裙帶關係網來說，大型水壩工程意味着賺大錢的大好時機。
這些水壩是否符合實際需要還遠未明朗，但應該經過全面、公開、獨立的檢視程序，以民主的方式做出決定。它們都應該經由工人階級的組織和當地社區民主運作、計劃、控制、與管理，將安全、自然與民眾的福祉置於利潤之上。
暴雨災害與高溫酷暑席捲全中國
繼7月底北京致命洪澇災害造成44人喪生後，更強降雨襲擊了廣東以及中國其他地區。8月初，深圳下轄深汕合作區錄得了66小時891.6毫米的驚人累積雨量，相當於短短3天內下了全年近半的雨量。隨之而來的災害，包括肇慶封開縣、懷集縣54處道路塌方，廣州白雲區山泥傾瀉、房屋垮塌，以及惠州五個縣宣布 「五停」（停課、停工、停產、停運、停業）。
與此同時，今年入夏以來，中國全境酷暑難當，而河南、湖北等中部省份尤其如此，最高氣溫一直超過38攝氏度。與之伴隨的是今年持續3個月的河南旱情，這導致作為中國主要農作物生產省份的當地，花生、玉米等農作物收成將大減。
這一波暴雨與高溫的夾擊，正是氣候危機在持續惡化的寫照。去年全球平均氣溫比工業化前水平高出1.55攝氏度（超過了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提出的控制全球氣溫上升在1.5攝氏度內的目標），已經是一個警訊，因為這預示着地球環境將發生不可逆的惡化。例如，根據IPCC長期以來的評估，全球均溫每上升1攝氏度，就會導致大氣含水量增加7%，而全球暖化也加劇了氣候系統的不穩定。由此，極端天氣（暴雨、洪水、乾旱）發生頻率和強度均上升。
中共威權資本主義惡化氣候危機
中國國家領導的威權資本主義、中共政權的政策，即使有着「綠色」外衣，也惡化了全球氣候危機。
雖然中國生產了約80%的全球太陽能光伏模組，貢獻了全球62%的電動車銷售和77%的電動車電池產出，但是這些行業已經陷入產能過剩問題，無能有效提供真正綠色的替代方案。根據路透社報道，去年，中國最大的幾家太陽能板製造商合計裁員1/3，流失了8.7萬個工作機會。
中國約60%的發電仍來自煤炭、也使用了全球60%的煤炭。而在中國經濟深陷危機的情況下，很多公用事業公司也為了削減成本而採用相對便宜的煤炭，而寧可犧牲環境。中國計劃在2024年新增94.5GW燃煤發電裝置容量，創下2015年以來的最高水準。此外，內蒙古、山西等省份則是以「能源安全」、應對「缺電停電」為由，仍在近年擴大煤礦開採。可想而知，燃煤火力發電廠釋放大量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必然會加劇溫室效應與空氣汙染這對雙重後果。
挪威國際氣候與環境研究中心近期一項研究指出，東亞地區在治理空氣汙染上取得顯着成效的同時，無意中加速了全球變暖，原因在於去除的汙染物質（如煤炭燃燒會最終產生的硫酸鹽氣溶膠）本來有助於降低地球的溫度。人類不應該被迫在空氣汙染與全球變之間做出艱難選擇。這項研究的發現表明，資本主義制度下，應對氣候變化的舉措沒有任何計劃性可言。
應對中國南部洪澇、北方水資源嚴重短缺與乾旱，中共政權的「解決方案」是耗資逾5000億元人民幣的「南水北調」工程，然而實際調水量很少，對於中國供水量萎縮的問題杯水車薪，同時也造成水資源汙染，破壞下游地區水文。同時，居住在大壩建設地區的38.5萬人口被迫搬遷。
而面對「糧食安全」問題，中共則在2023年一度發起「退林還耕」，推廣「水稻上山」，多個地方政府瘋狂地剷平森林、公園、甚至公路，將之改為農田。而這不單單造成大量生態浩劫，出現更嚴重的自然災難隱患，而這些被破壞生態換來的農地，其實際生產力極為有限，根本無法彌補糧食損失。諷刺的是，正是資本主義制度釀成的氣候危機和生態破壞，加劇了農業生產的危機，而中共卻又走入了破壞生態的死胡同。這再次體現中共威權資本主義和全球其他國家的資本主義一樣，都是無心也無力解決氣候危機。
現狀表明，中國與全球群眾需要全球範圍的整體規劃，在還來得及的時候採取行動拯救地球。目前迫切需要做的，便是通過將經濟主要部門（包括能源部門）國有化並置於工人民主控制之下，粉碎資本家對於這些部門的控制，迅速推進全面綠色轉型。需要全球各地協作開發綠色能源、規劃生產，以及綠能相關科研，而這在資本家和戰爭販子執政的政府下永遠無法實現；只有通過國際工人階級為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而鬥爭才能落實。在這個過程中，規模龐大的中國工人階級可以、也必將起到關鍵的作用。
四川江油群眾抗議校園與警方暴力
8月初，四川江油一起校園霸凌案件，引發了大規模抗議。這次抗議的導火線為一名14歲女中學生遭遇校園霸凌的慘痛經歷。霸凌者拍攝並分享了整個過程。受害者被另外三名女中學生辱罵、威脅和毆打長達4個小時。警方拖延10多天才採取行動，而這一點激怒了當地居民。數千民眾聚集在江油市各大主要路口及市政府周邊，針對此案及其輕描淡寫的處置進行抗議，而這表明警方存在一定程度的共謀。“維穩”部隊隨後的極端傲慢與殘暴行為，進一步加劇了公眾的憤怒情緒。
江油事件在網絡上迅速傳播，儘管受到審查，仍引發了全國網民的強烈共鳴，他們與江油民眾對警方的怒火感同身受。這些事件或許預示着中國社會情緒的轉變。對無止盡的住房危機、失業和經濟困境的強烈不滿，開始轉化為對中共政府殘酷執法機器更公開的憎恨，以及民眾日益淡忘恐懼的情緒。
警方一如既往嚴厲鎮壓抗議、陸續逮捕至少11名示威者，甚至以極具羞辱性的方式，將部分抗議者裝進運豬車、像活豬一樣遊街示眾。即使警方已將市政府前道路封鎖，現場民眾仍聚集抗議直到深夜，並對着警方高喊“嚴懲兇手”、“還我民主”，或者藉由中國國歌的部分歌詞、“為人民服務”的官方口號來諷刺警方鎮壓。一些報道稱，有人高喊反對中共獨裁的口號，這種情況至今仍屬罕見，但我們無法從視頻片段中證實這一情況。
殘酷虐打
這起霸凌與攻擊事件本身起於7月22日下午，14歲女中學生賴某在一棟廢棄建築內，被三名分別為13至15歲的女生以長棍毆打、掌摑、拉扯頭髮，並被強迫脫衣、靠牆、下跪。當受害者警告她的父母會報警時，施暴者中有人語帶挑釁地表示自己“進公安局十多次，沒20分鐘就出來了”。
相關視頻於8月初在網絡瘋傳，引發網民廣泛震驚與憤怒。然而當地公安遲至8月4日才對案件進行官方通報。警方宣稱施暴者誇大其詞、駁斥了其“進公安局十多次”的說法。
誤導大眾、自相矛盾的多個聲明
警方聲稱需住院治療的受害者“輕微傷”，而受害人的手機被這些施暴者搶走也被認定只是犯下“尋釁滋事罪”（因此施暴者可被從輕處罰）。而根據江油當地居民目擊，這些施暴者在受處罰期間並未接受警方通報所稱的“矯治教育”，反倒在外打檯球。
當局的黑箱處理手段，也引發了大量陰謀論式的猜測。雖然官方通報稱，3名施暴者的家長分別從事外賣、售貨等基層職業或失業，並指控猜測施暴者家長有權貴背景說法的網民“嚴重擾亂公共秩序”，但此舉無法打消群眾的對官方通報的質疑。這也反映出對發布欺騙性或不實聲明、全然缺乏透明度而聞名的中國政府的極度不信任。
哪怕官方再怎麽出動鎮壓機器，壓制街頭抗議、試圖“引導”輿論，這次事件仍然推動更多群眾思考社會和中共國家機器在2025年將走向何方。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麽會有這麽多的當地居民冒着被捕與警暴的風險，走上街頭抗議？這無疑是一個跡象——也是今年眾多跡象之一，表明中國社會充滿了難以掩蓋的爆炸性矛盾。美國智庫異言網（China Dissent Monitor）監測中國社群媒體上的抗議視頻和貼文，而根據該智庫數據，2025年上半年，中國平均每天發生14起抗議。這比去年同期的每天8起抗議相比顯着增長。中共國家力量在江油的鐵腕鎮壓或許能在短期內平息抗議，但整體局勢變得猶如要撲源一場燎原之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獨裁政權及其危機重重的資本主義經濟已經製造了堆積如山的易燃物！
只要當今的獨裁制度仍存，江油抗議事件不會是最後一起。江油抗議群眾並非只因為一宗校園霸凌案而上街，而是因為更深層的不公平感——體制性失敗。越來越多的人會意識到，孤立的抗議並不足夠。需要的是組織，建立跨地區的聯繫，以及一個明確的政治替代方案來取代這個破產且殘酷鎮壓性的體制。
這樣一個替代方案包括，要求通過由公民和獨立工人及社區組織代表選舉的委員會，對各級警察機關進行民主控制。必須建立這些委員會，以打破獨裁統治的權力，因為獨裁政權哪怕連最微小的獨立民主組織都禁止。學校需要重新投入資金，並以教育工作者的獨立工會、獨立學生會為基礎，以非營利的方式民主運作。
需要投入更多資源用於學校反霸凌項目，而這些項目只有與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同時實施，才能取得成功，從而增加學校資源，提高當地居民的生活水平，消除貧困和失業。中國的每一名青年都應該在完成學業後獲得就業機會，而這將在民主社會主義經濟計劃的基礎上實現，從而充分利用中國經濟的全部潛力來滿足人民的需求，而不是讓億萬富翁攫取利潤。
北京宣布強制社保繳費新規──誰受益，誰受損？
數千萬勞工選擇不繳社保
中國勞工論壇 報道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裁決，自九月一日起，中國將執行所謂“強制社保”的新規。根據新規，雇主與員工都必須繳納社保，過往員工與老闆私下達成的不參與社保協議將不合法。
這或將是中國社保政策的一次影響深遠的變革。其原因何在？又為何選在現在做？顯然，主要原因並非政府關懷缺乏醫療、失業或退休保障的廣大普通工人。對未來政治動盪的擔憂，當然始終縈繞在中共領導人的心頭。這是真的為了加強福利保障體系，從而像某些人所說的將經濟轉向更依賴消費的模式。這項新政策最主要、最迫切的原因是，現行社保制度正走向崩潰。這也是中共去年自1978年以來首次提高退休年齡的原因。
退休金制度即將破產
中國社會科學院2019年一項被廣泛引用的研究發出警告，稱中國的基本養老金將在2035年耗盡。中國人口結構這顆定時炸彈意味着越來越多年紀較大的工人將因為退休不再交社保，而由於勞動力人口減少，交社保的新增人口卻寥寥無幾。未來10年，每年將有超過2000萬名工人退休──到2035年退休工人總計將達到2億人。而每年只有不到1000萬人進入勞動市場。然而，這種殘酷的人口危機並非社會無法控制的“自然災害”，而是根植於資本主義的邏輯，其設計目的是確保資本家能從工人階級身上榨取利潤。
人們普遍認為退休金制度即將破產，這加劇了數千萬尤其是青年工人停交社保的趨勢。這在零工經濟和“彈性就業”人群中非常普遍，目前這部分人有2億，到2036年可能會翻一番達到4億。許多人這樣做是因為他們交不起社保，但越來越多的人這樣做是因為他們同時擔心到了退休年齡無論如何反正都領不到養老金。據報導，目前中國近6億的基層工人中，社保的參保率只有25%。雇主當然利用這一點，和員工達成私下協議，不參與繳納社保，以換取相對更高的實際工資。當然對於雇主而言，這是迴避養老責任，置工人的退休生活於不顧。即使雇主繳納社保，實際上也不過是從工人本應到手的工資上扣除雇主繳付的部分，將壓力轉嫁到工人身上。而在中國缺乏獨立工會的威權資本主義環境下，工人對此幾乎沒有任何議價的力量和餘地，只能“自願”接受相關安排。
社會主義者主張建立強大的社保和養老金制度，但這無法像中共所嘗試、在病入膏肓的資本主義制度框架內建立。他們的政策試圖解決一個問題，卻只會製造新的問題。在陷入通縮的經濟危機下，這項社保新政策無異於殺雞取卵。對於月薪微薄的基層工人而言，這筆支出只能讓他們不得不進一步減少消費，減少外出就餐、娛樂、以及消費品購買。而對於“零工經濟”的工人，像是外賣員、網約車司機等，他們本身就收入波動，但卻要承擔固定的社保成本。有外賣員曾在上海舉行的關於社保立法討論會上表示，這筆社保費用相當於要他額外多跑100單外賣才能賺回來。但大家都因為多了一筆額外支出而不願消費的情況下，他這額外的100單又從何而來？
隨着中國資本家飽受利潤與銷售下滑的擠壓，逃避繳納社保的壓力也越來越大。眾合雲科集團2024年對六千家企業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只有28%的企業“完全合規”繳納社保。
新規會確實執行嗎？
因此，社保體系的赤字正不斷擴大。根據中共的官方數字，單單在2023年，國家財政就向社保基金補貼了超過2.4萬億元人民幣。這比去年9月大肆宣傳的刺激計劃中，宣布向地方政府提供的債務減免（以特別主權債務的形式，發行2萬億元人民幣特別國債）還要多。然而，大家都不應抱持幻想、以為中共政權即將對逃避繳納社保的企業進行大規模打擊。日益停滯且“日本化”的實體經濟增速遠低於官方GDP數據所示，加之中共擔心失業率激增恐將引發群眾騷亂，因此它不太可能特別積極地執行新規。地方政府也會想花招，讓他們能夠表面上遵從北京新規，而默許雇主以所謂的“合夥制”、“加盟者”、“外包臨時工”等形式規避社保責任。在中共政權的許多最新政策上，無論是打擊避交社保的政策，還是削減產能過剩的“反內卷”措施，地方和中央之間很可能都會出現這種傳統的陽奉陰違做法。
社會主義者呼籲建立由國家資助的全民社保體系，保障所有工人獲得體面的養老金、全額醫保和失業救濟。當務之急應該是這件事，而非為了維護皇帝般的獨裁統治、資助全球最昂貴的數字警察國家。“防火牆”和數百萬網警每年耗費公共財政數百億元。雖然沒有公布具體數字（當然會這樣），但眾所周知，每年“維穩”的成本超過了今年1.78萬億元的國防預算。政府基建支出和產業補貼充斥着“白象工程”、腐敗和盜竊，因為連一絲一毫的民主控制或監督都不存在。
重建公平全民社保體系的社會主義政策，將建基於將所有大公司與金融機構納入民主公有制和規劃——基於工人階級獨立民主自我組織的一場新工人運動，將進行這樣的控制和管理。
不公平的制度：領取最低工資的工人必須上繳近三分之一的收入
李甬 中國勞工論壇
中國的社保分配和繳納制度一直以來極不公平。高級公務員、國企高管、軍隊轉業幹部退休後月養老收入往往能達上萬元，但廣大的農民工卻只有可憐的200元左右。比如，去年山東省成武縣發布的官方數字，指2023年當地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8778人，發放給他們的養老待遇高達近8億元；而領取養老險的居民近12萬人，所發放的養老金卻區區只有2.5億元，兩者平均差別40多倍。
由於社保的繳納並不是按個人具體收入，而是按所謂當地的月平均工資計算，因此即使勞動者的實際收入低於下限，也必需按下限繳費。以上海為例，下限是7675元。但那怕是一個僅領最低工資2000元的勞動者，他也要按這基數繳交8%，相當於他收入的近1/3。而對高收入者而言，卻由於所謂的基數上限，實際繳費的比例反而更低。因此這是一個赤裸裸的“劫貧濟富”體系。
因此，面對這個不合理且不受歡迎的社保系統，加上延遲退休、社保異地轉移困難，令工人往往交了多年的社保化為烏有。
中國：正在加深的社會危機與高層分裂
馬克思主義者討論展望
我們現發表李甬於2月1日在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中港台支部和chinaworker.info年度大會上的講話。這是我們民選領導層在大會上就「中國展望」討論，進行的一部分開場發言（另一篇開場發言將在下一篇文章）。
值得強調的是，我們預見了中共政權內部當前權力鬥爭的激烈階段，解放軍高層似乎正在反擊習近平的一人獨裁（正如文章所解釋，並不是因為他們突然擁抱「民主」）。當時我們提出了軍事政變的可能性，或甚至類似「西安事變」的事態，即軍方施加壓力或威脅，迫使習近平接受他們的條件，從而限制他的權力。
6個月後的今天，對習近平支持者的進一步清洗、對習近平個人崇拜的突然「暫停」或終止，以及其他異常事態發展，看起來證實了我們的預測。政治局6月份會議宣布制定新的《黨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工作條例》，這表明一個新的超領導機構已經、或即將奪走習近平的部分控制權。這些事態發展出現在全球最神秘的「黑箱子」當中，如果現在就從這些事態發展中得出明確的結論，那還為時過早。但很明顯，高層權鬥已經加劇，並或許已經到達一個轉折點。當今激烈的權力鬥爭將如何展開，我們將在其他文章中進一步闡述。
現在中國不僅僅正在面對資本主義復辟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也同時面對着嚴重的社會危機。我們首先以人口問題為起點。2024年，中國人口已經連續三年下降，比2023年減少了近140萬人。在總出生人口上，去年新生嬰兒最多的國家是印度，約2300萬，居於第二的中國只有不到890萬，相比之下，排第三的尼日利亞都有着751萬的新生嬰兒。但中國的總人口基數卻是尼日利亞的6倍以上。這使得中國人口結構急速老年化，預計到了2035年，60歲以上的人口將占中國總人口的近三分之一。老人照護和退休福利成本的上升，不僅給已負債纍纍的地方政府帶來額外的財政壓力，也進一步的擠壓了中國的家庭開支，減弱內需消費。
不滿情緒日益高漲
婦女所遭受的壓迫也是出生率低的原因之一。中共千方百計想要刺激生育，但其所推動的政策往往適得其反：如設立所謂的「離婚冷靜期」，不僅令遭受家暴的婦女得不到及時的保護，更令女性的結婚意願進一步下降；提倡婦女回歸家庭，同時卻縱容雇主歧視懷孕或有生育打算的女性員工，令女性進一步打消生育的念頭。戶籍制度也在此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作為中國勞動人口主力的農民工，卻無法在工作的地方落戶安居。根據2023年的數字，中國有近3億農民工，而留守兒童則達6700多萬人，占總體兒童人口超過1/5，由於戶籍與教育、醫療、住房等公共服務緊密相關，農民工及其子女在城市難以獲得與本地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令農民工這一廣大適婚適育年齡的人口生育意願低落。
也因此，中國民眾的不滿情緒也在日益高漲，民眾抗爭事件也日益頻繁。去年7月至9月，抗議事件與2023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7%。而且民眾抗爭也愈來愈多地主張自己的權利，而不是像過去單純要求政府當局解決自己的個案。比如在去年5月，常德一個小區的業主在抗議物業管理公司的管理不當時，就掛出「要民主」的橫幅，並自行組織社區管理委員會。當然，這樣的訴求對於中共而言無異於直接挑戰其統治權威，所以往往很快就會遭到鎮壓，但我們可以在訴求和形式的變化上，看到抗爭發展趨勢的變化。
因此，中共也心知目前群眾的不滿情緒，他們着力於推動更進一步的極右民族主義宣傳，試圖以此維持自身的統治。所謂「統一」台灣、維護南海領土、反美和反日的宣傳大行其道。近日上線的中國AI模型DeepSeek就是另一個例子，儘管在數學和邏輯問題回答應對上表現不俗，但這個AI卻拒絕回答像六四、文革之類的所謂「敏感問題」，在回答一些關於國際關係的問題上，它更表現得像一個瘋狂的小粉紅。毫無疑問，這是中國開發團隊只提供官方認可的素材作為AI學習材料的結果。
此外，中共的反日宣傳更是近乎歇斯底里。每年超過3000部抗日電視劇得以拍攝。瘋狂的反日宣傳甚至導致部分民眾變得癲狂，在去年3月，瓶裝水公司農夫山泉紅色的水瓶蓋也被解讀是為「親日」的「日本元素」。對日本的仇恨教育和宣傳甚至引致了至少兩宗針對日本人的持刀襲擊。
然而，雖然中共不斷增強極右民族主義宣傳的力度，但實際效果卻正在變弱。處於實實在在的生活和經濟困境中，愈來越多的民眾對於這類的宣傳感到厭倦、不屑、甚至反感。特別是在今年年初，中國演員王星在泰國被綁架往緬泰邊境的電話詐騙園區一事上，徹底將中共政權的無能、執法部門間推諉責任、對境外中國人的安全漠不關心等等的醜態曝露於人前。據估計，目前至少有5萬中國人被綁架到泰緬與柬埔寨一帶，被迫從事電訊詐騙，而中共對此無能為力也並不在乎。因此，曾經拍攝電影「戰狼」，吹噓「手持中國護照在境外就非常安全」的演員吳京，也從過去「鐵血愛國者」的代表形象，變成了現在被譏為「護照哥」的嘲諷目標。
「獻忠」
同時，由於社會崩潰與危機，襲擊大眾的案件在中國於2024年也呈現了爆發性的增長。從2019年到2023年，警方每年記錄三至五宗致命攻擊行人或陌生人的案件。但到了2024年，則有至少二十宗，假如統計地方公安局故意忽略犯罪動機，可能屬於報復社會性質的案情公告的話，甚至可達上百宗。
除了去年珠海體育館駕車撞人案，和無錫學校持刀傷人案等等備受關注的案件外。在上星期天26號，沉陽東大副食品市場門口發生了一宗爆炸案，造成至少3死30傷，但中國國內對此卻完全隻字不提，連最基本的案情通報都沒有，唯一報導此案的國內媒體《紅星新聞》相關報導也很快被刪除。如此不尋常的審查，原因是由於在爆炸發生前3天，即23號，習近平曾到同一地點巡視，因此該案件變得極為敏感。從目前網上流傳的視頻來看，不排除可能有人故意選擇一個習近平剛到過的地點策劃爆炸案，以表達對習近平的不滿。
馬克思主義者和ISA當然反對個人恐怖主義，因為這只會予統治階級口實，讓國家機器有藉口加強反革命鎮壓。但在這此次事件上，中共甚至不敢提及半句，更不敢以此為藉口加強監控或鎮壓。遺憾的是，可以預期，隨着經濟危機的進一步深化和社會矛盾進一步加劇，無差別襲擊以及針對政權的暴力行動將會上升。
社會上乃至在中共內部，都瀰漫着對習近平的不滿。習近平似乎並不認為中國經濟出現嚴重問題，甚至反問「通縮有什麼不好？」，可見，是中共內部的壓力迫使習近平在九月不得不推出刺激方案，而相應地，習近平也不過是推出了一個裝模作樣的、或者有限的刺激方案。對於中共內部而言，習近平也陷入了無人可依靠的困境。從他不得不起任本已達退休年齡的王毅回任外交部長，接替被失蹤的秦剛可見一斑。
同時，解放軍內高層將領也被他反覆清洗。但這已經引起了軍隊的不滿。軍隊方面認為，習近平已經把經濟搞得一團糟，而他很可能也會搞砸軍隊，他們擔心習近平只會將他們引向災難，認為他集中了太多的權力，因此解放軍的媒體現在旁敲則擊重提所謂的「集體領導」。當然，這些將領們並不是想要民主或者集體領導，而是想要保住權勢和利益。將來，不排除軍隊中一部分發動政變來反對習近平，以將他從其權位移走，但我們還沒有到那個階段。未來另一個可能的情況是類似於1936年西安事變，解放軍施加壓力或威脅，迫使習近平同意他們的條件。
解放軍一直是中共最為強調要求「絕對控制和服從」的部分，假如連這部分都出現了對習近平的抵制，不能排除這種情緒有機會蔓延到統治精英其他部門和地方政府，進而造成政權開始失能。
「西安事變」的可能性
這可以為工人階級創造機會。舊政權或將開始崩潰，失去在群眾鬥爭發展之前將它們全面粉碎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主義者的角色是鼓動建立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和大眾組織，例如獨立工會。我們強調，儘管自發地爆發鬥爭是無可避免的，並且扮演着一個進步的角色；但我們不會像無政府主義者一樣崇拜自發性。我們強調需要一個具有社會主義政策的大眾工人政黨，作為領導和組織大眾鬥爭取得成功的必要力量。
1936年12月，蔣介石在西安被其手下的將領張學良和楊虎城扣押。他們的目的是迫使這位國民黨獨裁者結束與中共的內戰，並建立抗日統一戰線。中共派周恩來與挾持者談判。斯大林認為國民黨而非中共才是中國主要的「反帝」力量，他幾乎不惜一切代價想要蔣介石被放走。如果中共採取正確的政策，向遠離其在陝北的農民據點的城市工人發出號召，蔣介石或許會被推翻，西安或許會成為革命的火花。但中共斯大林化的領導層對這樣的結果既沒有信心，也沒有意願。反而，毛澤東和中共為了一項軟弱的協議作出了結：一項蔣介石軍隊與中共之間、不穩固的停火協議，但蔣介石後來又反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