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以色列的認識歷程（1）：從“理想化”到“祛魅”

要看懂國際局勢，必須先理解中東問題；而要理解中東問題，就繞不開以色列。

從今天起，老村夫想和大家聊聊自己認識猶太民族和以色列國家的心路歷程。

和很多同齡人一樣，我早年對猶太民族的印象幾乎被教科書與坊間故事塑造成一種單一的光環：智慧、堅韌、歷經苦難卻奇蹟般復興。以色列的軍事與經濟成就，也被我簡單歸因為“民族優秀”。這種濾鏡一直延續到上世紀90年代末我遠渡英倫。

為了提高英語水平，我幾乎天天看新聞。很快，我注意到英國媒體在報道巴以衝突時存在一種耐人尋味的“音量差”：巴勒斯坦人的個體襲擊往往被反覆放大，而以色列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則輕描淡寫。白宮的反應也一如既往——對前者嚴詞譴責，要求懲處；對後者則不是“正在了解情況”，就是“呼籲雙方克制”。

當時的我雖然是個國際法的門外漢，卻有一個直觀的疑問：“F16投下的炸彈，不該比自殺襲擊者腰間的炸彈更令人恐懼嗎？” 從那一刻起，我開始質疑自己對以色列的看法，也對西方媒體的敘事方式生出疑問。

生活中有一個有趣的現象：當你開始關注某件事後，類似的事便會不斷出現。此後幾年，我逐漸發現，以色列在英國的政治、經濟乃至文化生活中影響力之大，幾乎無處不在。這裡僅以布里斯托大學社會學教授大衛·米勒的遭遇為例。

2019年，米勒在課堂上提到“猶太復國主義在英國存在一張結構性網絡”，旋即被幾名猶太裔學生舉報為“反猶主義者”。校方調查後並未發現違規，但倫敦的以色列大使館、地方政要以及550名學者仍相繼發聲譴責，警方甚至立案調查。重壓之下，布里斯托大學最終以“行為不符教職身份”為由將其解僱。

事後，四萬餘名學者聯署抗議。仲裁機構裁定解僱缺乏法律依據，責令校方賠償。然而米勒的學術生命已被切斷：他失去了教職，被工黨開除，甚至在2025年2月抵達希思羅機場時，還因“涉恐”嫌疑被短暫拘留。

以色列數十年如一日追捕納粹戰犯，我曾視之為對正義的執着；但當同樣的執着落在一位無辜學者身上，我開始重新思考這種“堅持”的意義。

米勒事件像一束強光，照出了以色列相關利益集團在英國社會的動員能力之強——校園、政黨、媒體、執法機構，層層傳導，環環相扣。任何觸碰其利益的個人或機構，都可能在瞬間被打上“不可接觸者”的標籤，遭遇“遇神殺神，遇鬼殺鬼”的圍剿。

二十年前，我雖然摘下了對以色列的浪漫濾鏡，卻仍把“強者通吃”視為國際政治的冷峻常態，以為“多行不義必自斃”只是東方道德的美好理想。直到摩薩德被曝策劃暗殺在野工黨領袖，那句古訓忽然浮現腦海：“天欲其亡，必令其狂。” 那一刻，我對以色列的認知才真正走到分水嶺。

今天就先聊到這裡，下次我會繼續分享這段認識歷程。謝謝大家，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