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D·卡普兰

岳健勇 陈漫 译

中东不过只是雷达屏幕上的一个光点，而美国与中国在太平洋的军事竞赛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特点，中国将比过去的俄国更难对付。

一段时间以来，没有任何国家的海军或空军对美国构成威胁，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陆军，无论是常规力量还是游击队这类反叛力量。这种情况不久将发生变化，中国海军正蓄势待发，准备深入太平洋，那时，它将很快与不愿意从亚洲沿海大陆架后退的美国海空军迎头相撞。不难想象出以下结果：过去数十年的冷战将重演，世界的重心将不在欧洲的心脏，而是在太平洋的环礁（此处上一次为人瞩目是在二战时期，美国海军陆战队曾在此发起猛攻）。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国将会利用其漫长的海岸线以及可以延伸到远至中亚的后方基地，在太平洋地区反反复复地与我们玩不对称的游戏，中国最终将能够从其沿海和内地向太平洋里的移动舰船精确发射导弹。

在任何海上交战中，中国将拥有对美国明显的优势，尽管中国在军事技术实力上还比较落后。首先，中国有距离近的优势，中国军队是这场竞赛中废寝忘食的学生，并且学习得很快，它的“软”力量在渐增，这体现了它的某种非凡的适应能力。当无国家的恐怖主义分子填补安全真空的时候，中国则在填补经济真空，环顾全球，在那些像大洋洲陷入困境的太平洋岛国、巴拿马运河区以及偏远的非洲国家这样的不大相关的地区，中国人正在通过建立商业社区和外交前哨、谈判建筑工程及贸易协定等方式，间接地成为当地的主人。搏动着消费和好斗的能量、自恃其大部分农民不是文盲（与历史上其他国家不同）的中国，对美国的自由帝国构成了主要的常规性威胁。

美国应当如何应对在太平洋地区的挑战呢？为了搞清楚此次将发生在中美之间、可能延续好几代人的第二次冷战的动因，有必要了解有关第一次冷战，以及为那次冷战而设立的机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当前所面临困境的若干情况。这是事关军事战略和战术的问题，带有一些反直观的变化和发展。

首先需要了解的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同盟体系已经死亡。在一个需要轻型化及致命性打击的时代，由北约这种委员会机构来指挥作战已变得效率低下，发生在 1999年的科索沃战斗，是在欧美关系和谐时期进行的一场针对一个“没了牙齿”的敌人的有限的空中战役，换句话说，这一仗本该打得很顺。但是，在这个当时由19国组成的同盟内部还是产生了裂隙。美国入侵阿富汗使北约组织实际上寿终正寝了，此后，尽管还在谈论什么基础广泛的联盟，欧洲军队不过是在已被美国士兵和陆战队平定的地区做些巡逻及开进驻扎之类的事，这更多地让人联想到了联合国的职责。今天的北约是美国和前共产党国家扩大双边训练的一个媒介，如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波兰和捷克共和国的美国陆军，以及在格鲁吉亚的美国特种部队等等。北约的主体已变成了一个为一流竞赛联盟盟主的美军提供服务的农场系统。

需要了解的第二件事是，北约在太平洋地区的功能性替代物已经存在，并且发展良好，这就是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即PACOM。不受外交官僚机构干扰的太平洋司令部是个庞大但灵巧的结构体，它的领导人很了解新闻界和政策当局里的许多人都不了解的东西，那就是：美国战略关注的重心已经在太平洋，而不是中东。 PACOM很快就会和CENTCOM（美国中央司令部）一样家喻户晓，当前中央司令部因中东地区的冲突而闻名，对于美国军方而言，在布什政府的第二任期内，中央司令部的时代将开始消逝。

需要了解的第三件事是，北约自身（大西洋联盟）的活力可以通过太平洋冷战来激发，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北约再次成为不可替代的作战工具应当是美国不可动摇的目标。在对华态势中，美国将寻求欧洲和北约的帮助作为战略牵制，同时作为一支力量巡航于比地中海和北大西洋更远的海域。这就是为什么现任北约司令官—— 海军陆战队上将詹姆斯·琼斯强调，北约的未来在于两栖远征作战。

现在来描述一下我们在太平洋的军事组织。在过去的三年里，我曾多次到过这一地区。太平洋司令部一直是美军最大、历史最久远和最有意思的地区司令部（它起源于1899-1902年打菲律宾战争的美国太平洋陆军）。它所覆盖的地域从东非一直延伸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东（包括整个环太平洋地带），囊括了世界陆地面积的一半，以及世界经济总量的半数以上。全世界六大军事力量，包括其中军事现代化速度最快的美国和中国，都活动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控制范围之内。太平洋司令部除了拥有数量众多的战舰和潜艇外，还有比中央司令部多得多的专门化部队。即便现在美军的地区司令部不再以过去那样的方式“拥有”作战部队，这些数据也是说明问题的，因为这些数据表明，美国已经决定把大量作战部队部署在了太平洋，而不是中东，中央司令部实际上是从太平洋司令部借用了部队来作战。

在最近几年，美国军方通过不动声色地与那些彼此间几乎没有订立安全协定的国家谈判达成双边性的安全协定，在火奴鲁鲁（檀香山）的太平洋司令部总部构建了各种类型的太平洋军事联盟。在这里而不是在迪奇里或达沃斯，正在举行着真正有意思的会议，会议的参加者是来自越南、新加坡、泰国、柬埔寨和菲律宾这些国家的军方官员，他们的旅费通常是由太平洋司令部来资助的。

假如欧洲大陆的德意志第二帝国之父奥托·冯·俾斯麦在世，他将会承认这个正在兴起的太平洋体系。2002年，德国评论员约瑟夫·越飞在发表于《国家利益》杂志上的一篇非常有洞察力的文章里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文章里，越飞认为，就政治联盟而言，美国越来越像俾斯麦的普鲁士，英国、俄国和奥地利需要普鲁士甚于它们彼此间的相互需要，从而使它们围绕着柏林的“中心”转；美国入侵阿富汗展示了这样一个世界，即美国能够为不同的危机构建起不同的联盟。越飞指出，世界上其他的大国现在需要美国有甚于它们彼此间的相互需要。

不幸的是，美国没能马上利用这一新的权力安排，因为乔治·W·布什总统缺乏俾斯麦的精细和相应的自制。俾斯麦深知，这样一个体系只有在中心国家不去压倒它的时候才能够持久。布什政府在入侵伊拉克问题上的做法却恰恰是要去压倒这个体系，从而招致了法国、德国、俄罗斯和中国以及一些次要的国家如土耳其、墨西哥和智利联合起来反对我们。

不过，在太平洋地区，俾斯麦式的权力安排还在发育成长，这得益于我们在夏威夷的军官们的务实态度、以及在地理上与华盛顿的意识形态温室相隔五个时区的相对超脱。事实上，太平洋司令部代表着比布什政府入侵伊拉克之前所构建的要纯粹得多的俾斯麦式的帝国上层结构。正如亨利·基辛格在《大外交》（1994年）一书中所写的，俾斯麦不受意识形态的束缚，从看似孤立的一个点出发，在各个方向上建立起了同盟关系。正是认识到了当权力关系被正确“校准”时，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俾斯麦给中欧带来了和平和繁荣。

中国重新崛起成为世界大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只有采取类似的务实的办法，才能使我们适应中国的再次崛起；反之，就只有把二十一世纪的地球变成战场。无论何时，大国在崛起或重新崛起时（最近的两个例子是二十世纪初的德国和日本），都会变得格外咄咄逼人，从而把世界投入到剧烈的动荡之中。中国也不会例外！中国现在正在大力建造柴油动力潜艇和核潜艇，这清楚地表明他们不但力图保护自己的沿海大陆架，而且还试图把势力范围扩张到太平洋深处以及太平洋以外的地区。

这完全是正当的。确实地说，中国的统治者不是民主主义者，但他们正在为13亿人民中的许多人谋求解放了的第一世界的生活方式，这就需要保护运送来自中东及其他地区的能源资源的海上通道。自然，他们不会相信美国和印度会为中国人提供这种保护。考虑到此一利害关系，以及大国在追求各自的正当利益时发生冲突的历史教训，美中之间有可能在二十一世纪爆发决定性的军事冲突：假如不是与中国的一场大的战争，那就是一连串的冷战式的延续几年或数十年的对峙。所以这一切大多将发生在太平洋司令部所负责的地区范围之内。

要履行好职责，军事长官们必须以一种尽可能谨慎、巧妙和实用的方式靠近权力，评估或重新评估地区力量的平衡，而把政治方程式中的价值信念问题交给文官们来解决。这样就使得军事长官们在所有的职业政府官僚中，最能避免被自由派的国际主义或新保守派的干涉主义的狂热领入歧途。

二战的历史证明了这种方法的重要性。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军方对德国和日本力量的增长忧心忡忡，他们正确地对政界进行了游说，加强了我们的军事力量。而到了1940年和1941年，美国军方（与若干年前的德国参谋本部所见略同）有先见性地对两线作战的危险发出了警告；到1944年夏末，美国军方对击败德国已经考虑得很少，而更多地是考虑遏制苏联。今天，美国的空军和海军官员对台湾宣布独立感到担忧，因为这一举动将把美国拖入一场与中国的战争，这不一定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印度尼西亚是另一个例子：太平洋司令部设想，不论印尼军队在人权方面如何糟糕，不接触的政策只会给中国和印尼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合作敞开大门，而这一地区正是未来世界恐怖主义的天堂，这一假设是正确的。（美军对亚洲海啸做出的反应当然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努力，但太平洋司令部的战略家们必定已经认识到，积极的反应将会为我们取得军事基地的使用权获得政治上的支持，基地权的获得将成为我们遏制中国战略的组成部分。）或者，设想一下韩国：一些驻扎在太平洋的美国军官对朝鲜半岛的统一抱着想当然的态度，他们主要关注的是，这个国家会不会被中国“芬兰化”，或者，它在美国和日本的势力范围内是否可靠。

太平洋司令部对亚洲权力动态的专注使它拥有不同寻常的外交份量，因而对华盛顿有着更大的影响力。并且，太平洋司令部几乎不会像中央司令部那样受到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内政治的制约。我们在太平洋的行动不会被以色列院外集团那样的团体所左右；新教福音派信徒不会像关心圣地的命运那样去关心环太平洋地带。而且，由于对东亚力量平衡的误判将产生非常严重的经济后果，美国的商业利益和军事利益有可能携手以促成一个经典式的保守的威慑、而不是无端挑衅中国的政策，由此加强太平洋司令部的权威。换句话说，我们对中国以及太平洋的立场是旨在形成某种内在的稳定，进而加强一个“新冷战”的概念，这个“新冷战”将可以持续很长时期。此外，太平洋司令部所控制的诸多政治军事关系的复杂性，将赋予之比现在的中央司令部要大得多的影响力，一些军事专家曾以轻蔑的口气告诉我说，中央司令部只和一群“三流的中东的军队”打交道。

在未来的岁月里，关注焦点从中东到太平洋的相对转移（尽管这是个理想主义的说辞），将迫使下一任美国总统，无论他或她来自哪个政党，都必须实行与温和派共和党总统（如乔治·H·W·布什、杰拉德·福特和理查德·尼克松）类似的外交政策。管理风险将成为指导性思想。即使伊拉克最终成为民主成功的范例，这也无疑属于险胜之胜，军方和外交界无人愿意再次冒险，尤其是在亚洲，贸然在军事上冒险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和中国打起仗来是容易的”，曾经作为在 20世纪80年代，为阿富汗抵抗运动设计武器战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的前特种部队队员、现供职于在华盛顿的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迈克尔·伏克尔指出， “你会看到有多种方案，不单单只涉及台湾——特别是当中国人具备了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发动潜艇和导弹攻击能力的时候。但难点在于，如何结束与中国的战争呢？”

像那些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家一样，二十一世纪的美国和中国（与人人都密切注视的那些流氓国家不同）都有持久作战的能力，即便其中一方在一场大的战斗或导弹交锋中失利。这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伏克尔说，“和中国结束战争可能意味着实行某种形式的政权更迭，因为我们不希望让某个被打伤的、愤怒的政权还留在台上”。另一位五角大楼的分析家对我说，“要结束与中国的战争，就必须大大削弱他们的军事能力，从而威胁他们能源的来源以及共产党对权力的控制。此后的世界将不会和现在一样。这是一条非常危险的路。”

对于太平洋司令部来说，更好的选择是采用俾斯麦的方式，从相对孤立的地理中心—夏威夷群岛—以轮幅状延伸至主要的盟国，如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印度—以威慑中国。这些盟国转而将组成次级中心，帮助我们控制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群岛、以及印度洋。此一安排的要害在于隐晦地劝阻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兵不血刃地把它引导进太平洋司令部的同盟体系内，此乃北约最终得以遏止苏联之道。

不论我们怎么说和怎么做，中国将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在军事上投入越来越多的财力，我们唯一现实的目标或许是鼓励中国进行防御性的、而非进攻性的投资。我们的努力需要格外得小心，因为中国在这一点上不同于过去的苏联或今天的俄国，它兼具软力量和硬力量。商界对中国很着迷，不必恳求他们在那里投资，就像恳求他们在非洲和诸多其他地方投资那样。中国传统的权威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混合在整个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都有着广泛的文化上的吸引力；同时，因为中国正在改善几亿人民的物质福利，持不同政见者的困境不会完全像苏联的萨哈罗夫和沙兰斯基的困境那样引起人们的注意。民主只有在*显而易见、令人憎恶且并不成功的地方，如乌克兰和津巴布韦才有吸引力。但是世界上还有灰色地带，如约旦和马来西亚，在这些国家，*因素保证了秩序和经济增长。

以新加坡为例，民主与权威主义的混合使它不被华盛顿的理想主义者所钟爱，但对于太平洋司令部来说，新加坡尽管面积很小，却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最受欢迎的得力的盟友。它的种族混杂的军事精英集团、对军官和士兵福利同等的关怀、以及在文莱的丛林战学校都是数一数二的。除了远在北边的日本外，新加坡提供了太平洋地区唯一的非美国的基地，以便我们的核动力航空母舰能在此得到维修。它在追捕印尼群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方面对我们的帮助，丝毫不亚于最可靠的西方盟友在其他地方对我们的帮助。一位在华盛顿的军事未来学家对我说，“哦，新加坡人，他们在各方面都是好样的！”

太平洋司令部的目标，用一位在太平洋服役的海军陆战队上将的话说，必须是“军事上的多边主义”。这不仅仅是个（在取得同盟伙伴同意的情况下）将来与在文莱的“新加坡人”共同训练、与印度空军联合试飞、在泰国每年进行几次大的演习、或者使用在北澳大利亚即将开放的训练设施这样的问题，也是个与友好的亚洲国家的军队在排一级实现共同操作，以便能够在训练地之间不断对美军进行调动的问题。

这将是对北约的超越，北约的战斗力由于新增加了低于原先标准的前东方集团国家的军队而受到削弱。政治因素也倾向于向太平洋地区倾斜：当前美欧关系的紧张妨碍了军事一体化，而我们的太平洋盟国、特别是日本和澳大利亚，希望与美国进行更多的军事交往，以对付实力上升的中国海军。这对我们是有利的。日本军队规模虽小，却拥有一些特殊的精锐作战能力，如特种部队和常规（柴油动力）潜艇战。澳洲人积极进取的开拓风格使他们比英国人更令我们感到亲近。

不过，军事上的多边主义将受到美军技术优势的制约；与那些没有以同等规模投资于高技术装备的亚洲军队很难开展双边训练，军事上的一个经典的教训是，技术优势并不总能产生人们所期待的有利条件。军事上远远领先于所有其他人会产生一种特别的孤独感，即使是最杰出的外交家也不见得能缓解之，因为如果不是根植于对相对力量进行现实主义的评估，外交本身是没有价值的。

当前，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挑战可能看上去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不存在的。美国海军战舰“满负荷排水量”总计达286万吨，世界其他国家的军舰满负荷排水量全部加起来也不过304万吨，中国海军军舰满负荷排水量只有263,064吨。全世界34艘航空母舰中，美国就占了24艘，中国一艘也没有（这是中国在海啸发生后无法施救的一个主要原因）。统计上的差距还不止这些。但正如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资深分析家罗伯特·沃克指出的，在二十七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初，雅典对没有海军的斯巴达有着极大的优势，但斯巴达最终成为了胜利者。

中国已决心大规模增加军事开支，但中国的海军与空军在未来几十年内仍将无法与我们匹敌，因而中国人不会和我们打常规的空战和海战，就像二战中在太平洋发生的战斗。1944年6月底的菲律宾海之战、1944年10月的莱特湾之战和苏里高海峡之战，是美国历史上最后的大规模海战，今后也很可能仍将是如此。但中国人会像恐怖分子所做的那样，以非对称的方式与我们交战。在伊拉克，叛乱分子用汽车炸弹向我们展示了不对称的“低端”，但是，中国人则准备向我们展示这种艺术的“高端”，这就是威胁所在。

中国人有许多办法运用其不够先进的军事力量来取得与我们在政治和战略上的某种对等。据一位我曾经与之交谈的前潜艇指挥官，也是海军战略家的人士分析，中国人已经认真研究了我们最近在巴尔干和波斯湾战争的每一个细节，他们完全了解我们的军事力量对海军投送的依赖程度，海军投送指的是，航空母舰战斗群抵达目标（如伊拉克）附近向敌人的纵深目标发射导弹的能力。为适应这种军事打击，中国人把光纤系统埋在了地下，把防御能力转移到了西部纵深，同时制定了攻击性的战略，使导弹具有打击美国财富和权力的最高象征——航空母舰的能力。中国的一枚巡航导弹即便不能击沉美国航母，但只要击中了，其政治和心理效应将是灾难性的，就像基地组织对双塔的攻击。中国正在集中力量发展导弹和潜艇，以便在特定的遭遇战中羞辱我们，他们的远程导弹计划应当引起美国政策制定者们高度的关注。

在拥有先进的导弹系统后，中国人就能够在我们驰援之前向台湾发射成百上千枚的导弹。这样的打击能力，加之新型的潜艇部队（如果不考虑质量，其水下力量的规模将很快超过我们），将足以使中国人强制其他国家拒绝美国军舰挂靠其港口。中国现有的70艘潜艇的绝大部分是俄国人设计的过时的柴油动力潜艇，但这些潜艇可以被用来在南中国海、东海以及黄海机动布雷。在这些海域，《华尔街日报》记者大卫·拉格写道，“海水深度不均，背景噪音大，海流湍急，热层错动”，这将使对潜艇的侦察异常困难；加之到2010年之前，中国海军将部署17艘新型隐型柴油动力潜艇和3艘核潜艇，人们可以想象中国就能够对我们或对我们的某个亚洲盟国发起骚扰性的攻击，继而，就可能全面展开模糊性强制行动，例如，对台湾的电力电网发起一连串无法追踪的网络攻击，以逐步消磨人心士气，这不是科幻小说；中国人已经在网络战的训练和技术上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我们不能因为中国不是民主政体，就认为中国在操纵民主政体选民的心理上不是专家。

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可能预料到的是中国某种力量的展示，就像2001年春他们成功地迫使美国海军的EP-3E侦察机降落那样。这样的战术比现在在伊拉克发生的一切更能代表二十一世纪战争形态的趋势，中国在这个竞技场上也将不乏表现的机会。在一次我们每两年一度举行的环太平洋海军演习时，中国能够让它的一艘潜艇潜行在我们的航母战斗群之下，然后浮出海面。中国人已经能够在海面上放置一个移动目标，然后以潜艇或陆基导弹命中之，以显示他们不但有能力威胁航母、而且有能力威胁驱逐舰、护卫舰和巡洋舰。（想一想2000年在也门海岸外对美国配有制导导弹的“科尔”号驱逐舰进行恐怖袭击的政治效应，由此就可以想到，未来对这类军舰的打击将会更加容易。）他们也可以在某次我们在亚洲海岸外举行的“航行自由”演习中撞击我们的一艘军舰。撞击军舰看起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记住：在全球媒体时代，这种的行动会产生重要的战略性后果，因为世界媒体一般是站在破坏者而不是拥有绝对优势的超级大国一边，中国人因而将拥有内在的政治上的有利条件。

对此我们应当如何做出军事上的反应呢？我们不能拘泥于常规的思维及方法。目前，我们的海军是“远洋”力量，负责对和平时期辽阔洋域的控制（这是个不小的功绩），使世界自由贸易的大部分得以进行。如果没有美国的军舰和水手，全球化的现象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实际上，我们越来越需要有三类不同的海军：第一类是用以保持我们把海洋作为平台进行离岸轰炸（以支持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这样的军事行动）的能力；第二类是用于沿海特种作战（以打击基地设在如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南部等地及附近的恐怖主义集团）；第三类用以提高我们的隐型作战能力（在中国大陆沿海、台湾海峡及其他地区巡逻）。鉴于那些运转不灵的太平洋岛国纷纷与中国加强联系，这三大类海军对迫使中国改弦更张都将直接或间接地发挥一定的作用。

我们的航空母舰已经具备了第一类海军所需之功能；我们必须进一步发展另两类海军。特种海军需要众多小型船只，其中就有通用动力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正在研制的海岸战斗舰，大约400英尺长的海岸战斗舰只需要少量人员，能在很浅的水域行动，并且航速非常快（达到40节），便于调动特种部队（即海军的海豹突击队）。沿海海军的另一个关键性装备是马克-5特种战艇，它只有80英尺长，航速可达50节，航行范围600英里；吃水只有5英尺深的马克-5可以把一个排的特种部队直接送上海滩。马克-5每艘造价约500万美元，五角大楼购买几十艘也仅相当于一架F/A-22战斗机的价格。

发展第三类海军需要真正的变革。尤其是随着媒体越来越无孔不入，我们必须更加隐蔽地行动，以便比方说，能够从潜艇派出突击队登陆一举抓获或干掉恐怖分子，或者把特种部队留下来在任何政府都未进行控制的地区执行使命。当然，潜水艇也有其劣势：它们不能像航空母舰那样提供轰炸的平台，而且成本高昂。虽然如此，它们代表着未来的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保护航母免遭攻击会越来越得不偿失。

我们的隐型海军如果编入了新型柴油动力潜艇（即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德国和瑞典海军已经服役或正在建造的那种潜艇），战斗力将得到极大的加强。中国很快也会拥有这种潜艇。但是，由于我们所担负的国际警察的责任，为此必须保有核动力潜艇，因而我们无法改用柴油动力潜艇。不过，我们将会适应我们已拥有的东西。我们已经在为四艘三叉戟核潜艇重新配备常规武器，使其能够支持海豹突击队的调动，并且最终（或许）支持远程的无人驾驶的间谍飞机。这种重新改装的三叉戟核潜艇可以作为支持部署在海岸附近的小型战斗装备的大型母舰。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不会改变我们对在太平洋地区基地使用权的需求。我们能够使用的基地越多，机动性就越强——如支持无人驾驶飞行、实施空中加油，也许最重要的是迫使中国军队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大堆问题，而不是很少的几个问题上。决不要只给你的对手提供很少的几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发现并打击航母），因为假如是这样的话，他们就能够解决问题。

在关岛北端的安德森空军基地代表着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的未来，此处是投送美国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平台。最近，当我乘坐军用飞机在这里降落的时候，看到了排成长线的B-52轰炸机、C-17巨无霸运输机、F/A-18大黄蜂战斗机和E-2鹰眼侦察机等等。安德森长达3,000英尺的跑道可以起降美国空军各种机型的飞机，并能为航天飞机在需要时提供紧急着陆。四面伸开的跑道和滑行道如此之开阔，我在到达时，几乎没有注意到从“小鹰号”航空母舰上飞来的一架舰载机的机翼，这架飞机正在进行实弹轰炸练习，而在其驻扎的日本港口则无法进行这样的练习。我看到在一处跑道上一辆载满了导弹的卡车。太平洋地区任何其他一处的空军基地都没有储备像安德森基地这么多的武器弹药，安德森基地在任何时候都备有约10万枚的炸弹和导弹，另外，它还储备有6,600万加仑的航空燃料，因而成为美国空军最大的战略补给站。

关岛还驻扎着一个潜艇中队，加上一个正在扩建的海军基地，它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相当于一个海军陆战队或陆军师力量的空军，可以由此覆盖太平洋司令部所负责的几乎全部区域。从美国西海岸飞往北朝鲜要花13个小时，而从关岛出发只需要4个小时。

“这与冲绳不同”，美国驻关岛的空军司令丹尼斯·拉尔森少将在我访问时对我说，“这是美国在太平洋中部的土地，关岛是美国领土”。美国可以在此做任何它想做的事情，进行大规模投资，而毋须担心被人扔出去。的确，安德森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有极大的空间以供现有的环形防线向南和向西扩展，政府正在拨款数亿美元用于建设。这个距离中国很近的小岛有可能成为美军在世界各地的基地新的布局的中心，从而把美国力量的重心从欧洲转移到亚洲。万一中国与台湾之间爆发冲突，假如我们在关岛拥有一支航空母舰战斗群，我们就能够迫使中国或者去攻击在关岛港口的航母战斗群（这就等于攻击了美国领土，立即就会使中国在全世界的眼里成为侵略者），或者听任其驶出，无论发生哪种情况，航母战斗群只需两天时间就能到达台湾外海。

在冷战期间，美国海军拥有特定的基础设施以应付特定的威胁：与苏联的战争。但现在威胁是多重的和不确定的：我们必须随时准备打仗，比如对北朝鲜的常规战争，或者对中国支持的某个无赖岛国非常规的反叛乱战斗。这就需要在关岛驻守的海军更加机动灵活，为此需要向关岛的居民外购服务，以便集中精力于军事事务。我遇到的一位海军中尉是在太平洋周边这一带长大的，他告诉我，海军计划拓展海滩地，建造更多的单身营房，并把电力系统铺设在地下使其不受爆炸或热辐射之害。“我们现在是有许多空地，不过这是没有意义的”，他说，“问题是，一场全面战争必然会导致各种要求急剧增加，我们怎么应付这种要求？”

上述这些情况可能会有一个问题，把关岛变成西太平洋的夏威夷会让中国人感到轻松，因为我们只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威胁或恫吓关岛。反击中国的办法不是集中起来，而是分散出去。那么，我们如何防止把关岛（基地）搞得规模太大呢？

有一系列的办法！我们可以在帕劳修建设施，帕劳是个群岛国家，有20,000居民，位于菲律宾棉兰老岛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之间，我们对它的财政援助是基于我们与之订立的防务协定。我们要继续保持在中亚的基地（靠近中国西部）——其中包括乌兹别克斯坦的喀尔什·哈拉巴德以及吉尔吉斯斯坦的玛纳斯，这两处基地由于对阿富汗战争的需要而被开发和扩建。我们还将在所谓的“合作性安全点”建立基地。

合作性安全点可以是东道国民用机场的某个不起眼的角落，或者是某个地方的一处附近有燃料和机械维护的泥路的跑道，或者是某个友好国家的军用机场（东道国没有与我们签订正式的基地使用协定，但通过私人承包商作为中介与我们有某种非正式的安排）。因为合作性安全点的概念是建立在双方微妙关系的基础上的，这是五角大楼的战争能力与国务院的外交相吻合或应当吻合之处。大型基地存在的问题（如在土耳其的基地——我们在对伊拉克战争前夕已经领教）是：它们是作为美国力量无处不在和威力可怕的象征，而留给东道国的唯一的权力就是拒绝我们使用基地。因此，未来我们更愿意使用不太引人注意的基地，这样对东道国比对我们显然要有利得多，允许我们使用这样的基地会提高东道国的权力，而不是让它感到难堪。

我访问过一些位于东非和亚洲的合作性安全点。它们是这样运作的：美国提供援助来改进维修设施，由此也帮助东道国提高了在本地区内投送海空力量的能力；与此同时，我们与东道国军队以基地为核心定期举行军事演习；我们还对周边地区提供人道主义帮助。这样的民用工程为我国军队在当地媒体上做了积极的宣传，而这些工程在我们对海啸做出反应之前早已存在。海啸事件表明，许多世界媒体首次注意到在世界各地的美军自始至终所做的人道主义工作，其结果是为我们在需要的时候获得东道国同意使用基地营造了积极的外交氛围。

管理合作性安全点的关键性角色经常是由私人承包商来担当的。比如在亚洲，私人承包商通常是退役的美国海军或空军的军士，他很可能是位维修专家，生活在像泰国或菲律宾这样的国家，能说一口流利的当地国语言，也许已经在回国离婚后与当地人结婚，一般来说深受当地人的爱戴。他从东道国军方那里租用基地设施，然后向过往基地的美国空军飞行员收取费用。表面上，他是在给自己做生意，东道国则很喜欢这种方式，因为可以对外宣称它并没有与美军合作。当然，没有人（包括当地媒体）相信这种话，但与美军这种间接而非直接的关系使局势得到了缓和。私人承包商还通过帮助来访的飞行员少惹麻烦（把他们带到适合的旅馆和酒吧，告诉他们应当如何举止），来避免引起不幸的事件。（要是没有在泰国的尤塔堡军港呆了好几年的私人承包商丹·吉纳雷特，该基地可能永远不会得到加强，也就难以被用来提供海啸救援。）

在和这些承包商一起并由他们引导着参观了外国的军用机场后，我发现空军将来可能不大需要多少地面设施以供飞机起降之用，尤其是9·11之后，空军慢慢开始形成过简朴的生活以适应远征作战的思路。这是对过去生活方式的改变，空军在历史上一直比其他兵种的生活要舒适。在地面上维修飞机通常比维修大型船只要省时省力，空军也正在开始领会轻型、致命、以及隐型和非正式关系的概念。为了在太平洋以及其他地区取得成功，海军应当在更大的程度上具有类似的眼界——少考虑一些树大招风的港口访问，而更多地考虑在深夜悄悄地进出港口。

二十一世纪前半叶不会完全像二十世纪后半叶那样稳定，因为世界不会完全像冷战时期那样处于两极格局。北京与华盛顿在太平洋的战斗不会支配世界政治的全部，但它将是一系列地区性争夺中最重要的。不过，它将成为美国对外防御态势构建的焦点。如果我们明智的话，我们应当重新与欧洲协调一致，无论我们在军事上适应中国崛起做得多么得成功，我们目前在太平洋的支配地位显然是不能持久的。亚洲问题专家马克·赫尔普林认为，正当我们在中东努力推进民主化，越来越亲近与我们国内制度相似的国家的时候，中国却准备像美国在冷战时做的那样，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不道德地乘机攫取巨大的好处。中国人当然希望，比方说，我们对残暴的乌兹别克独裁者伊斯拉姆·卡里莫夫的冷淡态度会更加冷淡，这样就会方便中国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石油管道及其他的交易，并可能劝说他拒绝让我们使用喀尔什 ·哈拉巴德的基地。一旦卡里莫夫被一场吉尔吉斯斯坦那样的起义所推翻，我们将不得不马上采取措施来稳定新政权；否则，就将冒该国的部分地区变成中国人势力范围的风险。

我们还需要认识到，在未来的几年或几十年，欧洲与中国的道德差距会大大缩小，尤其是如果中国的权威主义越来越有所节制，而不断扩大的欧盟变成了一个由布鲁塞尔的官员们以专横的方式管理的不太民主的超国家（superstate）；俄罗斯现在也在明确地走向非民主的方向：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对我们支持乌克兰民主的反应，是同意与中国人在今年下半年举行“大规模”海空军联合演习，此一规模空前的俄中联合军事演习将在中国领土上进行。

因此，认为不再需要介入“玩世不恭”的权力政治游戏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这与完全基于威尔逊的理想、认为可以推行国家外交政策的想法如出一辙。我们必须不断地利用世界的其他部分来对付中国，就像尼克松利用道德上不太完美的国家来对付苏联那样。这很可能导致组建一个全新的北约联盟，它将成为巡航于七大洋的全球舰队。事实上，荷兰、挪威、德国和西班牙正在对能抗导弹攻击的快速战舰、以及用于海滩攻击的登陆平台进行大规模投资，英国和法国正在投资建造新型航空母舰。由于欧洲越来越倾向于避免冲突，并把地缘政治降低到一连串的谈判以及规则的争端方面，强调海权对它来说是恰当的。从本质上讲，海权不如陆权更具威胁性。海权不需要大举登陆就可以进行大规模战斗，例如在海啸救援行动期间，海军陆战队员及水兵每天晚上返回到航母和驱逐舰上。陆军攻城掠地，海军则访问港口。与陆权相比，海权始终是更为有用的现实政治的手段。海权可以令大批军舰游弋在远离本土的遥远海域，但并没有公然的敌意。因为军舰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到达某一地域，而且威胁性要小于地面部队，海军就给予了外交官们在危机过程中做出回应及回旋的余地来逐步施加压力。以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为例，英国专家 H·P·威尔莫特写道，“美国人动用海军力量证明是危险度最低的一个选择，在海上，事件发展的缓慢给了双方（足够的）时间，对高度危险的形势加以考虑并做出理性的反应。”

潜艇是这一法则的例外，但潜艇无论是实际上还是象征性地在水下作战（从传媒的雷达屏幕上完全消失）的能力，使政府能够在军事上大胆行动，特别是在谍报领域，而不会触动本国公民敏感的神经。瑞典的中立是建立在它的许多理想主义的公民们可能完全不知道的海军力量的基础上的来之不易的奢侈品；和平主义的日本作为最大的贸易国，越来越依赖其新生的潜艇力量。海权保护着受到条约规制的贸易；并非偶然的是，国际法之父雨果·格老秀斯生活在17世纪的荷兰，那时正是荷兰的海上力量在世界范围内达到巅峰的时候。全球化将使21世纪出现前所未有的海上交通的盛况，这就要求外交家们和海军军官们共同对此进行前所未有的建规立制。随着欧盟在全球范围经济影响的扩大，欧洲会像19世纪的美国和今天的中国那样发现，它必须走向海洋，保护自己的利益。

欧洲人现在正在建造的舰船和其他海军装备将会被纳入到美国的作战网络之中。我们今天视为之“大西洋力量”的欧洲国家可能会发展全球性的海军力量；例如，瑞典的潜艇部队正在帮助训练太平洋的美军如何去搜寻柴油动力潜艇。因此，海洋将可能是北约和欧洲在军事上重振雄风的最好的机会。然而，大西洋联盟无论是在实际上还是在象征意义上都很孱弱，要重新恢复政治上的重要性，北约必须成为一个随时准备义无返顾地投入战斗和杀戮的军事联盟，这就是北约在冷战时的声誉—— 苏联人对此深信不疑，因而从未对其进行试探。北约东扩当然有助于稳定前华沙条约国家，但是接纳低于标准的军事力量加盟北约，虽然政治上是必要的，却是问题多多。北约越是东扩，就越是流于表面，而难以成为一支战斗力量，北约为保护任何一个成员国而战斗的说辞也就越发令人怀疑。过快地接纳更加低于标准的像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这样的军队完全不符合北约的利益。我们不能因为某个地方发生了支持民主的示威就宣布要扩大防务联盟，相反，我们必须像现在正在格鲁吉亚所做的那样，在那里，我们派进了海军陆战队达一年时间，来训练格鲁吉亚的武装部队。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格鲁吉亚正式加入北约的时候，它的成员国身份才具有军事及政治意义。只有把它变成一种机动灵活的力量，以便，比方说，在接到通知的数日或数小时之后就准备好踏上西非的海滩，我们才能够拯救北约。

我们也需要拯救北约！北约——与日益强大的欧盟不同，是由我们来领导的，欧盟自己的防务力量，如果成为一种现实，将不可避免地崛起成为一个竞争性的地区强国，它可能会与中国结盟来抗衡美国。让我把某些政策制定者和专家通常不想说明白的话说得更明白一些，北约与自治性的欧洲防务力量不能同时成功，只能成功一个——我们要的当然是前者，以便在我们与中国对抗的时候，欧洲是我们的一项军事资产，而不是负债。

中国军事上的挑战对于美国海军官兵来说已经成为现实。我最近花了四周的时间深入到一艘名为“本弗尔德”（Benfold）的制导导弹驱逐舰上，该舰在从印尼到新加坡、菲律宾、关岛以至夏威夷的太平洋海面上缓慢游弋。

在我访问期间，“本弗尔德”号完成了海啸救援的使命（包括把食品运送上岸以及重新绘制海岸线），然后根据本舰作战信息中心（一个黑暗的、发出回声的、杂乱的计算机控制台）发出的指令，重新开始作战训练。在这里，一位战术行动军官负责对通常是来自中国或北朝鲜的假想敌或假象的攻击做出反应。

我通过对作战信息中心行动的观察得知，虽然海军作战是通过耳机和计算机键盘来进行，其紧张程度与英勇的城市战相比是毫不逊色的，一个错误的决定会导致灾难性的导弹攻击，对此，体格的健壮和勇敢精神都是与事无补的。

海战是智力性的。威胁来自地平线之上，什么也看不见，一切都被缩减为数学运算。目的更多的是欺骗，而不是侵略——让对方先开火，以便取得政治上的有利条件，但不一定要承受攻击所带来的破坏。

“本弗尔德”号上的士兵在救助海啸受难者的时候积极踊跃，一旦他们离开了印尼水域，他们就对海面以及水下的作战技能训练怨声载道，我甚至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特别是从海军上士那里感觉到（这些海军军官们对我直言不讳），他们有可能被放在西太平洋，接受与在伊拉克的海军陆战队已经受到的同等程度的试验。迄今，波斯湾地区的主要威胁是像炸“科尔”号那样的不对称攻击，而太平洋地区则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威胁，从东南亚穆斯林群岛上越来越猖獗的恐怖主义组织，到在北边的海域与中国潜艇玩“猫和老鼠”的游戏。为对付太平洋地区所有这些可能的威胁，海军必须变得更加灵巧，以便能更好地处理突然来临的非常规性的紧急事态、如海啸。

未来的几十年即将来临。正如一位上士对我说的，“海军应当少花时间在那个小盐泥潭里，应当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池塘里。”前者指的是波斯湾，后者指的是太平洋。

（全文约14,57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