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齐达内头顶马特拉奇的判决，类比“娄熊事件”

马悲鸣

刚结束的2006年世界杯决赛是在法国队和意大利队之间进行的。

开场只有五分钟，意大利队的马特拉奇在协防时踢倒了高速冲来的法国队马卢达。

点球！

法国队由齐达内主罚。点球应声破门。

惹出这个点球挨罚失误的马特拉奇脸色十分难看。

所幸的是，仍是这位马特拉奇，在第十九分钟时，头球攻破法军大门。这是整个决赛场上仅有的一个正攻得分。

进球后，马特拉奇高举双手，一路狂奔，总算抵消了自己惹出的被阀点球而失分的难堪。

至此打成一比一平，直到九十分钟主场结束。加时三十分钟时，法国队的得分主将齐达内用头撞倒了马特拉奇而被红牌罚下，从而失去了为法国队罚点球的机会。在随后而来的点球大战中，法军四罚三中而痛失世界杯。如果齐达内未获红牌，这失手的点球由他主罚，形势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事后接受传媒采访时，齐达内讲出了原委，是马特拉奇辱骂了自己，而令他宁可被罚下场，也无法容忍∶“他骂我是法国豢养的一条阿拉伯狗，他还侮辱我的整个家乡人都是可怜的偷渡垃圾。”

齐达内是前法国殖民地的阿尔及利亚人。

暴力顶人的齐达内通过传媒，向全世界看到这个不光彩场面的儿童道歉，希望他们不要向自己学习。

这个案子使我们想起1964年发生在清华附中的“娄熊事件”∶

前中国驻古巴大使熊向晖之子熊刚在食堂买饭时出言不逊，被卖饭的娄琦当胸给了一拳，引起纠纷。

此事校方先追究熊刚出言不逊在前，而没有考虑娄琦使用暴力。暴力非法，而出言不逊属言论自由。

事后校方改变判决，指责率先打人的娄琦。这事如果拿到现在美国的法庭，也只能这样判决。可因熊刚是干部的孩子，故郑义等人便指校方偏袒，还发动全校各班的团支部给校方贴大字报。此事埋下了日后红卫兵运动在清华附中发生的种子。

如今世界杯决赛场上意大利队马特拉奇因恶意辱骂而被挨骂的齐达内用头顶倒。裁判员只把用行动犯规的齐达内罚下场，而没有罚率先骂人的马特拉奇，并最终导致意大利队赢了法国。

马特拉奇先骂人。齐达内后用头顶还击。齐达内被罚下场。事后还向全世界看到这个暴力场面的孩子道歉。

熊刚先骂人。娄琦后用拳头当胸还击。熊虽然没教养，和马特拉奇似的。但这属言论自由。娄琦暴力还击属打人行凶，当然该罚。娄琦向全校师生公开道歉就和齐达内的道歉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可四十年后，郑义、仲维光等人仍要把这个案子翻过来，非说校方的处罚不公。

这就是所谓“人民的文革”的是非判断标准。

如果按照法国人民的看法，自然应该判罚率先骂人的马特拉奇红牌下场而不是齐达内。那样一来，失去主得分手马特拉奇的意大利队可就难赢主得分手齐达内在场的法国队了。

世界杯的历史将被改写。

可惜人家国际足联不这么判！

“娄熊事件”的历史自然也不能容郑义、仲维光等人按“人民的文革”标准改写。

【附录】～～～～～～～～～～～～～～～～～～～～～～～～

始於“娄熊事件”的政治派别

但校方这种走钢丝绳的策略在越来越紧的政治气氛里终於失去平衡，其标志就是发生在我们高631班的“娄熊事件”：某天，两位同学发生口角，一位姓熊的出口伤人，姓娄的便出手当胸给他一拳。吵架和动手打架，在学校里颇罕见。次日课间操时，教导主任发表讲话，对双方都进行了批评．本来，全校点名批评在当时已是十分严厉的惩罚了，不料晚自习结束前，每个教室的扩音器打开并忽然宣布，校长将有重要讲话。学校有极其严格的作息制度，晚自习後不得逗留教室，必须立即回宿舍洗漱就寝，校长发表全校讲话更史无前例。空气顿时严肃而紧张，同学们都不知发生了什麽国家大事。结果居然是上午已处理过的斗殴事件。校长以极其严峻的口吻和偏袒的态度再次批评了娄琦，而熊刚出口伤人，挑起事端竟毫无过错！其他班只是为校长的态度感到惊讶，而我们高631班却议论纷纷，大为不平。熊刚是熊向辉（当时驻古巴大使，後任外交部副部长）之子。此同窗以一毛不拔而著名，父亲放洋，学习用品中自然不乏洋货，当时，这在干部子弟中亦很罕见。他挟洋自重，连洋画报也不肯让同学瞧一眼，只是高兴的时候在大伙儿面前晃一晃，得意地仰起头，鼻孔朝天。熊刚学习甚佳，这在干部子弟中甚是难得。但私心较重，在班上人缘较差，被班、团干部公开视为“白专”典型（一个历史的误会）。他挨了一拳，大家都觉得有点活该，但觉得娄琦动手也不对，因此对教导主任公允的批评认可。校长的偏袒激起公愤。从第二天起，学校大饭厅里便开始出现大字报，向全校同学介绍打架经过，暗指校长处理不公。在同学们的舆论压力下，熊刚本人也写了大字报，承认自己出口伤人不对，向娄琦致歉。谁都能感觉出来，高631班在向校方挑战，於是纷纷到我们班来了解情况。两三天之内，大字报竟贴了半个大饭厅，极为壮观。特别是以我为首的一张有三十余人集体签名的大字报，指责学校许多大事不抓，反在此事上大做文章，更使校方难堪。在我们“猖狂”了几日之後，校方开始反击。学校党支部首先召集班上的干部子弟开“小会”，秘密了解情况，分析形势，商讨对策，拟定名单，二楼办公室灯火长明，以至通宵达旦。一种无形的压力越来越大，同学们明白大事不好。在作了充分部署之後，校长、副校长、分团委书记亲临班会，试图以势压人，一举平息这次小小的“学潮”。我初生牛犊不怕虎，竟指名道姓地把平时与我个人关系甚好的在场领导一一点名，除在“娄熊事件”上坚持立场毫不退让外，还“以攻为守”，对学校的工作提出批评。在我之後，同学们一一起立发言。高631班没被压垮，对立越来越大，实际上已波及全校。於是“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层层开会、个别谈话、“背靠背”、“面对面”种种高压手段一齐上，“反对校领导”，“对党的阶级路线不满”，“犯了政治性错误”等等帽子一古脑儿压下来。同学们这才明白“娄熊事件”的实质原来是“打了干部子弟”的严重的“阶级路线问题”！严峻的“阶级斗争”向我们这些从未涉足政治的十七岁中学生猛烈展开。班委会作检查、团支部作检查、除了十来个干部子弟，几乎全班同学“人人过关”。结果是纷纷倒戈，众叛亲离，把我彻底孤立起来，最後逼我检查。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之下，我最终屈服，承认自己犯了“政治错误”，在“客观上”站错了立场，身为学生干部起了极不好的作用。事有蹊跷的是，气氛如此之严重，事後校方竟未对我加以处分，也是一番苦心吧。直到文革初期，这疑团方解开。原来“娄熊事件”有其历史背景，即仲文所提到的北京四中“四清运动”。导致四中学校领导垮台的原因就是没有“保护好”□部子弟，没有“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校领导一得知是平民出身的子弟打了干部子弟，大为震惊，连夜重新处理，生怕这帮干部子弟“通”了“天”，步四中后尘闹个全军覆没。这本来是个防卫动作，以期自卫。但我们这些毫无政治经验的年轻人竟认了死理，定要论个是非。

“娄熊事件”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一件小事，但在当时的清华附中，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事後，阶级路线的调子越唱越高。干部子弟迅即意识到自己的尊荣，知识分子及一般平民出身（更不用说“有问题的”出身）的同学亦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地位的卑下。一道“阶级”的鸿沟把学生分为两派，旧日因个性、爱好、同桌等“非阶级”因素形成的友谊几乎化为乌有。对於我来说，如果“反右斗争成果展览”是清华附中的第一课，那么这就是第二课。几乎滑向“反党”的危险境地使我更加敏感地聆听党的声音。不久之後围绕电影《北国江南》的激烈辩论之中，我们班依然是按照“娄熊事件”形成的界线分为两派。值得思索的是，这回倒过来了：以我为首的一派平民子弟吸取了教训，紧跟形势，对党所厌恶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发起批判，本来就反对“人性论”的干部子弟们因“对手”站在批判的立场，便本能地站在了辩护的立场。这一回合阵仗颇大，两派拖开课桌，在教室里摆成“楚河汉界”。双方唇枪舌剑，“上纲上线”，直吓得老师们连旁听都不敢。几次大辩论之後，我们略占上风，因这回是我们站到了党的立场上，而他们反而变得无所依持。 与此同时，高631班的团支部大会也变得剑拔弩张。我在支部里不过是宣传委员，但实际上是一派之“领袖”。自“娄熊事件”之後，干部子弟们想依靠“血统高贵”掌握班级和支部权力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他们提出发展团员要坚持“党的阶级路线”，想让干部子弟都入了团，成为多数。当时我们的权力意识远不如他们，主要是受不了他们那股骄横，於是抓住“阶级路线”的最後四字“重在表现”，要一视同仁。当时最有代表意义的一件事是王铭入团。同年级预642班的干部子弟王铭（其父为公安部副部长），表现一般，团支部多次讨论未能入团，遂写状纸一张，称清华附中不执行阶级路线，声言要上交中央。吓得校领导亲自出面安抚劝慰，好歹扣住“状纸”，强令团支部通过，并立即任支部组织委员，转眼又升分团委委员。在这种局势下，他们要发展“表现不好”的干部子弟入团，我们挡不住。我们要发展平民或“出身不好”但“表现好”的同学入团，他们却百般阻拦。本来支委会背後讨论一下就可以决定的事，在高631团支部支委会上就很难有统一意见。即便填了表，支部大会上能否过关还是另一回事。於是，我们班发展团员的支部大会，就成了激烈的战场。每逢我们班发展新团员，连外班的同学都挤进我们教室来“观战”。

开会之前，两派都做好准备，上了会，便据理力争，互不妥协，直到最後举手表决，差一票也不行。

正是在这种尖锐对立的状态下，文化革命开始萌动了。

文革在我们班形成的派别，就是自“娄熊事件”开始，後经《北国江南》辩论和发展团员巩固的两派，经纬分明，几乎丝毫不错。

——摘自《清华附中、红卫兵与我》，作者郑义，1996年秋於普林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