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87倍（远远高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和GDP的增长），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4．71％上升到19．03％，且近年来还在以平均每年23％的速度增长。行政经费占GDP比重从1978年的1.46％上升到2003年的4.0％。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使政府机构设置臃肿，人员增加。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王健介绍，从经济视角考察，即通过公务员与GDP的比例指标来看，我国是39人／百万美元，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美国为2．31人／百万美元），这表明我国公务员数量相对国民经济发展而言确实较多。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总人口中财政供养人口的比例为600∶1，而现在已经达到28∶1。算去老弱病残，差不多10个劳动人口养1个公务员。从全国来说，光工资，每个老百姓就得为公务员承担15487元（中国公务员年平均工资只有15487元，城市高达三四千元）。还有公款消费（公车、公款吃喝、公费旅游、高档办公楼等）、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文山会海、迎来送往、节庆和纪念活动、部门和行业利益膨胀。同样是一辆车子，假如社会车辆运营成本每年为1万元，党政机关则要6到8万元，其运行成本要比社会车辆高出6到8倍。此外行政成本增高还表现在：消耗的巨大财富的众多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上项目决策失误；建设过度超前，改造追求高档化；国有资产转让过程中的流失；土地出让价格过低；透支资源、透支环境。我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另一方面中国也是行政效率最低的国家。并且过多的行政人员，玉龙混珠，必然招致扰民。计划生育就管到老百姓的被窝里。钱太多了，人员杂了，又没有强有力的权力制约，想不腐败都难。“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奢华的行政成本要降下来难。上届政府机构改革喊的惊天动地，但机构越改越臃肿,至今未走出“精减－膨胀－再精减－更大的膨胀”的怪圈。

各国一般行政管理费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数据采取从低到高排序如下：日本（1993年）为2.38％，德国（1998年）为2.7％，埃及（1997年）为3.06％，土耳其（2000年）为3.2％，波兰（2000年）为4.06％，罗马尼亚（1999年）为4.09％，英国（1999年）为4.19％，韩国（1997年）为5.06％，印度尼西亚（1999年）为5.1％，泰国（2000年）为5.2％，墨西哥（1999年）为5.28％，印度（2000年）为6.3％，荷兰（1997年）为6.4％，法国（1997年）为6.5％，澳大利亚（1998年）为7.03％，加拿大（2000年）为7.1％，俄罗斯（2000年）为7.6％，乌克兰（2000年）为8.52％，阿根廷（2000年）为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