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最后的革命：中国僭主政治的终结者》

一，亡国奴心态

人是应该活得有尊严呢？还是一味信奉那些“西方的真理”，把自己拖入一轮轮改造的地狱轮回？家园破毁，亲人丧失，从祖先的光荣中堕落，被迫向"苏联老大哥"乞讨"援助"，老大哥死后，又向日本、美国、欧共体乞讨"援助"、"投资"－－洋人的内心，因此充满对中国的蔑视。

这样的乞讨意识主导下的改革开放，其实不过是亡国奴心态的投射。

现代化对亡国奴意识的先锋队们，只是堕落欲望的借口。那些土头土脑、贪得无厌的干部，昼夜以权谋私，惶惶不可终日。除了走私贩毒的买办、登堂入室的洋奴外，哪有一个正派的中国人喜欢僭主巧取豪夺的"改革开放"？完全没有人民授权的改革开放，无异于朝令夕改、贪赃枉法、今是昨非、流离颠沛。

甚至，就连暴发户和他们雇佣的经济学家们，也并不真的喜欢这种生活，他们不过是以此舔痔，弄假成真。这些洋奴只爱现代化的享受，不受现代化的生产，所以，中国盛产的是投机成性的风派倒爷，不是西方的浮士德式的企业家。中国的秀才不同于"修道院里脱胎换骨一千年"的西方知识份子，只是奏折专家，体改秀才－－好一个西学为用的东施效颦、中学为体的邯郸学步：对香水、卷发、西服、电影、电脑、汽车、摩天大楼、飞机导弹……的典型的第三世界式的热情，只是某种动物本能，和"现代精神"并无联系。试问，这样的"追求"怎能不沦为无根的漂泊？

中国人，正有变成犹太人的危险。中国难道不是面临古埃及种族灭亡、文化断绝的深渊？这样东施效颦、邓施效颦（邓效颦）的第五个现代化，是典型的堕落；这样的第五个现代化，是民族生命的深渊，与人的尊严背道而驰。

两千多年前的欧洲古典世界，"现代化"也曾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它也不可抗拒地衰落、毁灭。它是由希腊人带来，半生番的马其顿人由之而兴，东向扩张，抵达印度边境。生番而善学的罗马人后起直追，建立"地中海世界帝国"。这些全生半生的蛮族，当然都"托了希腊化的福"。但当时就具有"五千年光辉灿烂历史"的埃及人，却因此大难临头。同时，拥有"独特文明又不肯同化"的犹太人，就要流离失所了。对他们来说，希腊化即当时的现代化，正是一条自杀之路。埃及、犹太，前者由于适应希腊化而灭亡，后者由于拒绝适应希腊化而流亡。两千年后的中国人，面对相似的难题，该如何选择？

现在，许多中国居民染上了"埃及病"－－宁要现代化而不要自己的祖国。有的共产党博士嚎叫说，中国应该再做三百年殖民地，像断了脊梁骨的香港一样才好。有的共产党教授院长赌咒说，应该解散中国。然而，共产党与中国何干？中国何辜？真该沉沦！

不。中国并不等于僭主，僭主政权，不论它从属那个党派或是个人，怎能代表中国？

这些僭主走卒，是中毒太深呢，还是私心太重呢，是不肯承认自己和父母曾同流合污于僭主的事业呢，还是要为xxxx讳呢？这倒也罢了，总不该如此诋毁中国吧。中国，是五千年历史的中国，不是僭主集团所能抵押的。再健忘的人们，也该不会忘记：正是在"现代化" 、"超英赶美"的口号下，僭主集团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政绩，活活饿死五千万民众。

二，土法炼钢的中国

土法炼钢使中国自绝于现代世界，不仅丧失主导世界潮流的机遇，而且破坏接轨国际规范的可能，至今，我们仍在品尝中共"外行领导内行"的大量苦果。中共倡导的"爱国主义"．完全是以中国国运，来祭祀僭主专政，所谓庆父不死，鲁难末已。要说庆父是鲁国的爱国者，正如说共产党徒是中国爱国者一样，无异于黑色幽默。不错，在面对共产主义的彻底绝望中，中共先后祭起了权威主义、保守主义的旗帜，企图配合虚假的爱国主义，在中国推行赤裸裸的军事统治。他们偷偷以"民族主义"的名义，打出公然的反革命旗号，否定辛亥革命，以便为邓小平垂帘听政、私相授受僭主专政予江泽民等倒行逆施，制造理论依据。他们雇佣一批衔用文人，有些甚至是伪装成自由知识份子的变节者，来极力鼓吹中国人民应该永远忍受共产党的奴役，不该反抗，不该着手建立新的政治秩序。

我们都知道，中共的权威已经伴随它的社会信誉的完全破产而彻底烂悼，而中共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完全失败，更表明中共的权威根本不可能通过小修小补来重建，根据这种国情，在中国重建政治权威的前提，是必须清算中共的政治遗产，是必须扫除中共残余的政治影响，从而为新的政治理论、政治实践及其权威的出现，开辟道路。这才是健康的、唯一可行的"新权威主义"，回顾近代中国的最大问题，是社会的全盘失轴状态，现在，重建中国社会轴心的使命，已经责无旁贷地从腐败的共产党身上，转移到了廉洁的非共力量的肩上，中国人民需要张开自己的双臂，来迎接这样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而实现这样一场规模宏大的转移，缺乏铲除腐败势力的决心是根本不行的。中国近代史一再证明这一点。

把中国现代化历史和日本现代化历史作一对比，就可以发现，中国的最大问题是在追踪现代化时，发生了越演越烈的社会紊乱、文化瘫痪，从而走上了一条革命的、最终导向不断暴力斗争的道路。而日本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相对稳定地保持了社会的向心力，主构没有解体，衬会变化而不紊乱，文化换血而不瘫痪。跟中国相比，日本获得了顺利发展的机会。中国问题，实际上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或经济制度失调的问题，而是一个牵扯到社会病态与精神病态的全盘问题。许多人津津乐道:日本现代化靠明治维新为转机。但明治维新何以能完成这一转变?靠天皇制所提供的精神凝聚力、社会平衡力一一综合性的主轴力量。而中国革命则迄今没有完成类似的再生，没有一个传统主轴来支撑社会巨变。其结果导致伞柄脱落，伞架松散，伞面皱折不堪、毫无生气。为重建主轴，中国步步走上"党国"的道路，以党建国，以极权政党作为建立民族国家的手段；结果却演为以党为目的的共产党馅主政治。共产党成了自慰、自谋幸福的特权集团，把"红色江山"化做他们传子传孙的传家宝；结果中国的大好河山被共产党徒大言不惭地宣称"是我们打下来的"，可以象私家车那样私相授受。其典型，就是臭名昭著的"高干子弟－－太子党"现象。中共的高干子弟，已经像清末的八旗子弟一样腐化堕落；中共的太子党，已经像清末的宗社党一样人人喊打。但无论清末的八旗子弟－－宗社党和现今的高干子弟－－太子党如何垂死挣扎，都不能逃避日薄西山的命运，因为他们所依附的主轴(满清皇权)或主轴的代用品(如共产党僭主专政)，已经完全朽烂，无从修复了。这样的障碍，不扫除行吗？

中国传统的主轴瓦解，基于三个因素:

(1)对外战争屡遭失败，丧权辱国，从而丧失了统治的权威，权力中心发生动摇。在满清，对外战争主要体现为军事斗争；在中共，对外战争主要体现为经济斗争。共产党整人有术，治国无方，连国民党反动派也远远比不上，便自己的政权完全缺乏说服力与合法性。

(2)西方的共和主义、民主思想对满清政权的渗透，以及人权保障、富裕生活对中共政权的否定，改变了中国知识阶层的世界观，从而动摇了传统结构最隐蔽的心理基础。

(3)排满与非共的民族意识的崛起。在清末，以华侨和租界为前锋；在现今，则以现代通讯与出入国人员为媒介，传播开来。我们知道华侨在辛亥革命中的动力作用；租界的基地作用，是因为它接近西方共和主义，又能逃避满清专政力量的迫害。它们倾向于反对满鞑子政权，敢于怀疑中国传统并向之挑战。然而辛亥革命提出的根本思想却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是典型的中国思想而非西方思想。所以，要结束中共的僭主专政，仅仅依靠民主思想、人权意识、富裕生活的召唤，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民族尊严的支持，需要民族自豪感的鼓舞，并以之作为超越个人经验和社会得失的杠杆，才能走出时代的黑暗。

反观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所面临的社会转型之路，先后被一个壁垒即几百万人口的旗人集团和几千万人的共党集团所阻(他们分别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三)。旗人集团并不属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性部分，即，中国传统社会并非发展到某一时刻就命定要遭异族统治。只是由于十七世纪中国社会形势和东北边陲局势的巧合，满洲军事蛮族的统治笼罩中国，并延续了两个半世纪。这种统治违背中国人意志，因此不能按照"现存的即合理的"说教去推断是"中国人民选择了满清政府"。实际情况只是满洲人和共产党相似，具有较强的集团组织力和社会组织力，使它有可能利用广泛的社会统一战线，以各个击破中国人分散的集团性反抗(由于明末社会内耗的白热化，中国人终于没有形成统一的反抗，对满洲的战斗只是停留在集团性和地区性反抗的水平上)。从而以其策略性和暴力性，建立了一种不自然的、奴化的秩序。这个偶然的壁垒，后来就成为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大障碍了。在这一点上，中共集团与满清集团太是相似了。中共也是一个边缘人集团，不是中国社会的结构性部分，而是在内忧外患中，把自己的意志凭借武力强加给中国人，而建立的一个僭主专政。随着它造反初期的极度社会动员能力的退化，中共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的包袱而不是资源了。

以满八旗为主的旗人集团，在中国不仅是一个异源文化集团，有其特殊的风俗习惯，且是一个政治特权集团。国家不惜工本地豢养着它，以证明政权的合法性。八旗子弟享有政治上的特权和经济上的优惠，这个"天生的统治阶级"凭借肉体生育的力量自我延续，他们是真正的剥削阶级－－非生产性的政治贩子和寄生虫。他们的存在，显然并不与奉行了一千年之久的中国科举制度在结构上默契。也就是说，八旗子弟是一个打入了中国科举制度和官僚体制的楔子。它先是导致压制性的僵化，后是招致了开放性的腐化；在这两个阶段中，它的垄断性与排他性都比中国官僚体制本身，更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的现代化。

同样，共产党僭主集团，也是一个来自共产国际（相似于国际游牧人集团）指令的一个异源集团，这个特权集团甚至也有其特殊的风俗习惯和内部纪律，是中国的国中之国，它强迫国家不惜工本地豢养它，党库通国库，高干子弟享有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惠，它凭借"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繁殖，自我延续，是真正的民族吸血鬼。这个超经济的剥削阶级，是丧失了生产能力的政工干部和社会寄生虫。他们的存在，同样要么导致压制与僵化，要么带来开放与腐化，严重阻碍中国的现代化。

显然，现代化要求机会均等，这样方能激活每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它废除身份特权，予平民以同样的竞争机会。没有这种政治革命，经济起飞是不可想象的。但作为人口上的少数民族，文化上的落后民族，军事上的野蛮民族，政治上的统治民族，满清八旗子弟与中共高干子弟却不愿打破种族与阶级界限，不愿放弃特权，它害怕机会均等将取消其社会政治上的人造优势。在特权庇护下，他们不劳而获，倒买倒卖，性情越来越懒，能力日益退化，养花鸟、卖古玩、玩女人、赌博抽大烟。他们对自食其力的竞争，根本没有思想准备。民主改革意味这些低能的家伙，将在自由竞争的洪流中淹没。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在中国境内最有组织性的集团－－过去的几百万享有特权的旗人，现在的几千万享有特权的共产党徒，构成了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最大壁垒，而从历史沿革上说，这些废物和垃圾的合法存在，完全是因为满洲首领窃据中国的帝位或因为中共"四个坚持"的符咒继续作法。只要满洲首领依然窃据帝位或只要中共继续僭主专政，那么八旗子弟、高干子弟这些人渣就难以扫除干净。因为他们本能地意识到，中国改革成功，他们的特权就将抹去。不论满清可汗和中共僭主如何粉饰自己的不义起源(这尤其表现在他们的欺骗性宣传和权术至上的性格中。所以，他们必定要借助文字狱党同伐异、剪除异己)，却无从改变：他推行和维护的，是不自然的异族或异文化(如马列统治或留发不留头)；而以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必定要依靠一个坚硬、残酷而严密的组织，推行奴化，所以反过来依赖这个组织。如中共在改革过程中，首要照顾其组织利益，而一旦这特权组织与改革过程发生冲突，改革就必须让位、停滞。在这里，满清和中共奉行的基本原则，同样是"组织("旗"或"党") 高于国家、政治特权优先于经济效率。

诚然，光绪皇帝和胡耀邦都曾有强烈的现代化决心，所以他们决心逾越满汉藩篱、"调整党群关系"，欲置八旗和高干的特权于不顾，但结果如何？他们不仅未能打破这几百万人、几干万人的消极反抗，反被决心固守特权与传统的满洲亲贵、中共左派给监禁、杀害，戊戌变法和八九民运的失败证明：日本的举国一致的明治维新之路，断不能通行于中国。在日本，大名们可以奉还版籍、放弃传统的特权，因为他们和天皇一样，与被治阶级同属一个民族和一种意识形态("神道")，归属感极强，因此他们并不真的害怕会被革新的潮流吞没掉。所以西乡隆盛领导的"萨摩藩叛乱"，不仅太晚了，也太孤立了。而在中国，即便对八旗与高干最有号召力的满洲可汗、中共僭主，也无法说服他们放弃特权，加入现代化的行列。

那么，还有什么平民能够以和平方式除去这些废物和垃圾呢？显然，除了彻底的政治与社会革命外，中国已经无路可走。

决心不惜代价也要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人们，日益认识到：要取消八旗与高干的反动特权，就不得不粉碎这特权的最后麇集地－－满洲可汗与中共僭主。因此，现代化要求先是民族认同，继之以民主意识的结合－－形成综合的革命力量。这股综合力量，既容纳关心民族事业的爱国志士，又鼓励热爱民主事业的自由党人。即便在革命党内部也同时包容这两股力量，所谓"国父"孙中山也同时并存这两种要素。早期他是民族志士，以兴中会为代表。到后期，他是自由党人，以同盟会为标志。革命力量的这种综合，也是革命胜利的中国局势特别复杂的根源。因为在上述两种思潮之间的人们，是迫于特殊的社会形势和大敌当前，并非出自民族志士与自由党人之间的认同。

对当前和未来的中国，我们需要一位足以综合民族力量的人物。以便同时吸取两股合力，造就一个新国家。对中国来说，主张废除专制政治的，并不是单纯的共和主义思想，如法国人革命那样；也不仅仅是专制制度在对外斗争中的挫败，如土耳其的废除苏丹；中国废除专制政治的最直接的理由，当是为抵御列强而扫除障碍：以便在政治动员与社会平权的矛盾中，开辟民族前进的道路。现代化的冲击力与八旗子弟－－高干子弟的壁垒之间的决战，是不可避免、无法调和的。

八旗和高干的特权，较之同族或是同种意识形态统治的专制国家(如明治维新前夕的日本)，具有更大的爆炸性、中国人在此面临历史的抉择：要么被这顽固的壁垒阻隔在现代化之外，要么击溃这壁垒的最后支柱。

当前中国的局势，与清末极相似：高干子弟就像八旗子弟一样游手好闲、玩世不恭、腐败丧德、祸国殃民。所谓"中共第三代领导人"－－以江泽民、李鹏等人为代表，实际上是高干子弟的中坚份子，等而下之者，则为形形色色的官倒、买办、盗窃国库份子。中国的命运掌握在这批人手里，决不会有光明的前途，他们比他们推行阶级斗争、民族自残的父兄更为堕落，和清末垂死挣扎的"宗社党"如出一辙。

老一代共产党人不学无术，以外行领导内行的脑袋，胡乱指挥，祸国殃民；而太子党、秘书党等高干余孽，则以父辈余荫、巧言令色祸国殃民，如果不排除他们，让新的政治力量执政中国，我们民族就只能在窄路乃至绝路中徘徊，进一步、退一步，无法走上人道和活路，无法稳步前进。依据共产党历史性失败的教训，新的政治力量必须具备两个不同于中共的特点：专家治国，摒弃中共外行领导内行、假公济私的恶习；政治民主，消解中共僭主专政的叫花子遗产。

三，僭主集团的蜕化变质

现在共产党已经完全蜕化变质。高干子弟被外商收买，与土匪出身中共官府层层勾结，掠夺瓜分地皮，出卖国家资源，进口外国垃圾甚至核废料……他们手持外国护照，随时准备开溜，因此不顾人民健康，杜绝子孙后代的出路。他们盗窃国库，把国有资产转移到私人名下，并通过共产党垄断的银行，把大量国家资金，偷偷转移到外国银行，存入他们的私人帐户。对这样大规模的、制度化了的犯罪行为，共产党官僚机关不仅拒不审理，而且公然保驾护航，甚至对敢于稍加披露的新闻报道，以"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严厉打击，比挖了他们的祖坟还要惊恐万状。

共产党控制的公检法机构，以党同伐异为最大职能，因此只会保护而不会打击这样的犯罪。公检法机构本身已经成为贪赃枉法的大本营，因此伙同海关和军队一起走私甚至贩卖毒品，罪行累累，罄竹难书。这样的政权除了垮台并受到公正、独立的司法审判，还应该有什么别的出路？

中共这样的政权，因为知道自己十恶不赦，所以特别顽固地拒绝和平改革，他们害怕司法独立和新闻公开，会把他们的丑闻和罪行，交付公正的法庭，予以清算。

中国革命曾经是世界历史上最惨烈的革命，因为它是"迟到的革命"。迟到的革命越演越烈，致使中国文化遭到废弃，社会结构全面瓦解，人民生活彻底紊乱，在这影响深远的过程中，社会中坚与文化阶层完全雕零没落。

我们曾经做着一相情愿的好梦，相信廉洁与效率会随着共产党统治而逐渐强化。但那阴阳怪气的炸雷(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只让千百万人头落地。命运注定我们还要承受苦难，用鲜血把荒芜人烟的鱼肚白，染成鲜红鲜红的朝霞！－－静默不语的人们，是被这伟大庄严的景色迷住了，还是被这深刻的恐怖吓傻了？是由于个人的感情而做逃兵？还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中国的革命故事已经够长够长的了。难道中国的古装戏演得还不够？难道天安门上"犹头马脸"的化装舞会，开得不够滥？苍白的唯物主义逻辑、娓娓动听的解放全人类的大道理，带给中国人的，仅仅是布满血丝的眼晴、青筋暴起的手臂。冬天的，太冬天了！冬天的压迫，应该让位给春天的喜悦、夏天的战斗！

在共产党统治前，中国已经身染沉疴。民族沉沦，容忍外人树立"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广告；在丧尽民族天良的身家性命中怡然自得……堕落成了快乐源泉！所以我们看到，凡共产党肆其统治的任何一个社会(俄国、中国、越南、古巴)都是陷入国家破产的社会：俄国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破产，中国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破产，而越南和古巴干脆就是法国和美国的殖民地。所以任何地方的共产党僭主专政的残暴，一半出自阶级斗争教义，一半出自国家破产的社会危机，以及对危机做出的变态反应。共产主义的病态反应，因此一方面残暴，另方面也注定长不了，每一个中国之子啊，面对蜕化变质、日益腐烂的共产党统治，再不要自命清高，以潜台词为"除我之外"的埋怨，来谴责"中国人的无生命、无血色"！我们要扪心自问：我还有生命吗？我还有血色吗？

自身堕落的道义责任，当然要由自身来负。佯装天真、推诿罪责，实在令人厌恶。如果我们有救，中国必定有救；如果我们不可救药，怎能委过于中国？

－－共产党蜕化变质的"罪魁"是谁？是内部兴起的野蛮主义吗？不是。内部野蛮的狂风，是在废墟的倒塌所激起的，而不是它造成了废墟。

灰沙弥漫，并无破坏城堡、折断广厦的能力；而摧枯拉朽、扫荡废墟、打开新基者，必定有待新的力量。很明显，"背后的罪魁"是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压力，它的另一面相，是中国对现代世界的不适应性。多年来，我们习惯于把这罪魁叫做"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但这并不全面，为什么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摧毁不了日本？因为日本适应了，并进而成为凶恶的列强之一。中国却没有适应，结果沦为列强宰割的对象，并沦为日本起飞的垫脚石。中国的灾难因此变成双重的，被西方打败了，被日本比输了。现在，当西方的衰落迫使他们降低了侵略性的时候，中国的不适应性在共产党领导下却增加了：中国的人均产值排到了一百二十几位。

比文明比败了，只有比野蛮？！比报酬比败了，只有比贡献？！

依照血淋淋的列强准则看来，精魂的游离、结构的崩溃、生活的混乱、文化阶层的解体，不失为"千年一次的巨大机会"、所以当我们看到"中国革命的惟一结果，即为国家权力的强化"，就丝毫也不会吃惊了。和野蛮主义互为表里的"革命运动"，无异于一架超级推土机－－其使命是，扫平强国之路上的一切障碍！惟其如此，我们才不致事后聪明地指责中国革命中的疯狂变态……

真的，为了适应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打击，一切常规的努力先后失败了，除了"用野蛮来回答文明"，中国的选择几乎是零。唯一的希望仅仅是：随着世界压力的增长，中国的内应力也要增强，否则"单方面维持和平"的愿望，是不能维持和平的。而内应力的增强，体现为个人自由、"非整体性权利"的剥夺。正如孙中山曾经疾呼的，中国不是个人自由太少，而是个人自由太多！依靠自由散漫，是无法对抗专制独裁的。所以，如果人民缺乏"健康的自由必有的前提－－自律"，中国如何走出专制独裁和自由散漫的徘徊，一统就死、一放就乱。

共产党曾经作为中国实行彻底的社会动员所借助的工具，而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六亲不认，具有远大的理想、铁血的意志、残忍的心肠、狡猾的策略、肮脏的手段，所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以最原始的方法，实现了中国社会最初步的现代动员。但是，绝对的权力导致他们绝对的腐化，物换星移，当今的共产党，已经堕落为中国社会进一步动员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成了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最大公敌。中国要富强，必须新的动员，必须撇开共产党这个腐臭的绊脚石。

在中国实现新的社会动员之前，中国社会只能作为西方世界的附庸，而无从获得全球意义的地位，无法坐在世界的圆桌会议上。中国的太阳尚未兴起、发光，"中国"就依然还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文化概念甚至历史概念，而不是一个崭新的政治概念、经济概念、战略概念。今天，有谁能自豪地宣布:"我们是一个中国公民"？现在，中国多么暗淡！这不是因为"太阳还没有从中国升起"，而是因为"中国还没有找到太阳"！是的，并不是太阳抛弃了中国，而是中国抛弃了太阳！

今天的中国，仿佛陷落无边的黑暗，于是日本人夸下海口、散布无知："东方的太阳在日本，中国仅仅属于过去。"共产党配合日本占领了中国，甚至配合日本证明中国业已死亡，但是，新一代的中国人将起来，看看中国的太阳。

当它破晓的时候，惨白的曙光令人诧异。长期的沉沦使人麻木，突然的苏醒带来震惊－－但相信吧，新的太阳，已在地平线下面滚动着……为此，我们需要一位"忘我，并因忘我而不可一世的民族精神的化身"－－他能够把命运的力量紧握在手，把中国拖出日益没顶的共产党深渊。

一个超道德者，而不是丧失道德者；一个忘我者，而不是自我中心者；他是中国的动力，他是未来中国的见证，他不要光复旧物，而要铸造未来。他结束共产党的贪污腐败低效率，激励中国、动员中国。

我们不需要问他毁灭了什么，牺牲了什么，而要问他创造了什么，赢得了什么？

如果世上还有真理，那无非就是：中国民族若要自救，就必须抛弃"不奋斗也能苟活下去的最后希望"！

四，僭主集团的无法无天

中国的僭主统治缺乏法律基础，既不是建立在君权神授的理论上，也不是建立在人民授权的普选或是任何宪政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枪杆子和笔杆子联手作战的强盗逻辑上，因此除了枪杆子暴力机器的强迫，共产党还擅长笔杆子进行宣传、洗脑，其法宝，就是马克思所谓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

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以十九世纪盛行的欧洲中心论为前提，规定所有人类社会都要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达到"社会主义社会"，而经过列宁－－斯大林主义的修正后，为达到社会主义社会还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即无限制反人性的僭主独裁（号称"无产阶级专政"）；又经过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第二修正，僭主独裁被延伸为漫长到无止境的甚至要长达一万年的"全面专政"（"一万年以后还有左中右"）。这种假定，为共产党政权残暴的极权统治提供了某种理论说明，就像"人民主权论"为法治国家的存在，提供了合法性似的。按照此说，整个人类文明史，是阶级斗争创造的并且持续推动的，其言下之意，一旦阶级斗争停止(如阶级差别的消亡而自行中止)，人类文明必失去动力。所谓"不斗则退"、"不斗则垮"这类口号，确是点破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血腥本质。而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就是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如马克思主义者所组成的僭主集团通过夺取政权和实行专政，来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理论赋予中共的胡作非为以"犯罪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是和任何一种可以长治久安的社会合法性，是格格不入的，不是建立任何可以预测的基础上。

在毛时代，中共的社会就是这样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共的政治成为一切社会生活的统帅，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武装斗争被看作是推动社会发展、国家进步的主要方式，战时共产主义体制被看作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最佳方式，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所包含的理解力，就是如此简单明了，和石器时代差不多了。它把社会生产等同于战时动员，把人命等同于生产工具，结果在中国恢复了秦朝以前和蛮族入侵年代（五胡、沙坨、辽金元清）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农奴制，把工厂的工人也变作工奴，全国人民都像蒙古时代一样，被迫充当共产党的"兵"("八亿人民八亿兵") ，一种毫无人格尊严的"螺丝钉"、围绕这种战时共产主义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系统，仅仅具有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意义、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从当代世界流行的人民主权论的法治社会的观点看，这种先锋队实行独裁的僭主专政，由于拒不普选，其合法性是不能成立的。

如果我们"超越意识形态分歧"、"超越制度分歧"，屈尊同意马克思所创立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分析与判断，承认强化阶级斗争、武装夺权并进而建立强制性的僭主专政的政治结构，用战时共产主义的方式强化社会积累－－因其人为地"推动历史前进"，也就一时声名大噪，甚至"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模式和依附这种模式的生活方式("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草菅人命的虐待狂做法)，也是以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超前性展望"为依据的，因此虽然不切实际但毕竟因"现存的就是合理的"而获得了某种合法性……但是且慢，邓小平的"改革"却无异宣判了中共的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因为中共建立在五阶段论之上的全部理论与实践，已经逐渐退出"现存的舞台"。实用主义原则，就是没有原则；通过改革开放而日益暴露其左右失据的非法性质。

当然，中国现代史上有过民主运动，但还没有形成民主制度。民主社会的文化对中国来说，更是可望不可即的奢侈。但这种现状并不能反过来证明中共政权依然合法。正因为中国的民主运动还没有成功，从而造就民主的制度和民主的文化；所以中国社会的全面现代化也就始终只能停留在蓝图里。所以更需要指出起源于共产国际的中共已经完全丧失了中国意义的合法性；不仅远离人民主权论的合法性，甚至不合无产阶级专政的僭主独裁的合法性。我们知道，经济现代化的社会前提是法律现代化，而不经历一场社会民主革命并建成一个法治的宪政国家，中国的经济增长只能导致信用瓦解、贪污盛行、治安恶化、道德沦丧，任何方面的现代化，都没有成功的指望。而和平的民主变革在今日中国所遭遇的日益增大的困难却表明，改革的进程正日益逼近其核心障碍：共产党是否放弃僭主专政。

在中国要推进和平的民主变革，就须以民族利益为先，超越党派意识形态情结，但在中国，意识形态情结说到底不单是意识形态问题，而关系到社会权力建构的合法依据。而在共产党僭主专政国家实行政治改革，必定意味对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力进行修改甚至让渡。

民主进程和自由表达意见是互为表里的，但在一个缺乏法治的僭主专政的社会里，这却是"不合法"的，要遭到严酷镇压的，而在共产党的语汇里，"镇压"往往是和"处决"、"枪毙"、"开膛取肾"同义的，而没有民主进程甚至民主运动的支持，任何民主制度都无从形成。

从总体看，民主制度所认可的大众参与，也是民主进程和民主运动最重要的特征与遗产。所以，如果大众不是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则民主政治的合法性，无从确立，并缺乏支持。但在中国，不论是推进民主运动，还是建立民主制度，面临的难题却是"争取民主是非法的"这一壁垒，因为中共社会的权力结构是建立在专政理论上的。尽管为了经济改革救亡，共产党赌咒发誓要使文革式的斗争永不再现，要在中国建设民主政法治，但"六四大屠杀"却表明，这终究是是一派谎言。由于采取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黑猫白猫抓住老鼠是好猫的土财主做法，邓小平这个自封为设计师的四川土地主完全不懂宏观设计，摸着石头过河几年下来，才发现他的"改革"本身已经遭遇没顶之灾，遭遇到合法性危机。

如果我们承认建立在五阶段论、阶级斗争学说之上的共产党政权是合法的，那么，邓小平改革就完全没有合法性；反过来，如果确认人民主权论的宪政原则的合法性，则建立在阶级斗争创造历史之上的共产党政权，从一开始就错了，等于是没有合法性的强盗运动。显而易见，一个政权不可能拥有两套互相抵触的合法性；"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现代理解是,两套合法性无法在一个社会内部和平共处，一国两制完全是邓小平式的混淆黑白的瞎猫谎言。

目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一系列困难，就是由于妾身未明、两种合法性的交战，而造成的。

五，僭主集团的最后挣扎

为了在合法性瓦解的垂死状态下，重振疲软无力的权威，中共祭出"爱国主义"的法宝，企图在半个多世纪的卖国求荣的共产主义革命之后，通过盗用"民族主义旗帜"，来号令反民族的残余共产主义势力。

本来，中共的"国际主义"是对爱国主义的背叛；中共的阶级斗争是对民族主义的残害；但现在，穷途末路的中共，再也不顾廉耻，重施故技，把以前盗用"自由"、"民主"旗号来实行独裁、专政的看家本领，转换到对"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强奸上来了！

难道，我们还可以认同这种强奸吗？中国人民真的就是这样下贱无耻吗？

二十世纪对中国的良心，是场连续不断的恶梦。它以拳民暴动和八国联军的硝烟作为开幕式，继之以日寇的入侵和中共的奴化，纷扰杀戮，迄今未已。"二十世纪的中国"，堪称"苦难"的代词，也是对中国民族主义和爱国热忱的磨练，并以革命和战争的巨额牺牲，列入世界之最，从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诸层面看，这是一个极度贫乏的、没有任何生育能力的世纪，而它造成的破坏，却需要至少一两个世纪方能消除。但惟独在心理文化的意义上，二十世纪的惨剧也许向中国提供了某种"建设性"，也就是说，它创造了某种"新的但是野蛮的国民性"，至于终究是祸是福，众说纷坛，不能一概而论。

命运何其如此不公？灾难深重的二十世纪，向中国索取了那么多，可是给中国的补偿，却这么少。

急剧颠簸的二十世纪，其对中国的索取仿佛劫夺，仿佛摁住中国的狗头，强迫它吐出帝国时代收获的掳物和虚荣。祖宗歉下的债，要出子孙来偿还？！一百来的中国，杀人盈城的结果，仅仅是建立了两个"民国"(或曰两个"共和国")，这两位该死的难兄难弟相反相成，在斗争中相扶至今，这也算是中国的二十世纪从嗜血的命运女神那里获得的"报酬"？但时值今日已经看得很清楚：即使这么一点可怜的赐予，也没有多少持久的价值。现代中国的一切，无不是现出"过渡时期的匆忙"、"青黄不接的紊乱"－－太多种不协调的杂质纷陈不已，其典型的杂拌毛泽东，还被他的走卒林彪册封为"伟大的顶峰"，这是杂拌的顶峰、乱党的顶峰、厚颜无耻的顶峰。

我们终于看清冰冷的事实：不仅二十世纪，而且连二十一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中国都将是一片全方位的不毛之地，一片由"类人"而不是"人类"组成的沙漠！没有阳光，没有空气，没有繁殖甚至没有生存的余地：

"西方的冲击"，比蒙古、满洲的奴役，给中国留下更深的创伤，并孵化了一批文化杂种，好像蒙古人、色目人（回民）、日本人在中国留下的生物杂种。这些人生不下子嗣，这群骡子尽管任重道远，却只是为来者开道。他们的事业，注定只是浮桥甚至只是天边的虹霓，而不是什么"彼岸"，甚至连一座汪洋中的荒岛都不是。尽管他们以各种各样的"主义"宰割着中国的良心，并把碎尸万段的残忍封为"愚公移山"。纵火烧山，彼誉为"开垦梯田"；把污染河流，叫"工业建设"！

两个人种的杂交的，只能是杂种；而杂种的遗传是不稳定的，好坏的差距常常惊人。－－因为杂交引起种属特症的紊乱，多数子嗣在许多方面明显弱于父系或母系。两个文化的杂交也是如此。文化杂交要产生稳定的新品种，没有数百年淘汰和同化的过程，是根本不行的。

中国以前与外来的印度文化杂交，达到新的平衡，花费了四百零五年时间(184－－589年)。而现代和欧美的这一次杂交，已经用掉至少一百六十年时间（1840－2001年)，但整个过程，至今不过走了一半。推进中国与欧美间的同化过程，也是中国的自新过程。它的功能除了无意识的杂交，还需要有意识的使命：剔除中国在这杂交过程里产生的种种杂质，淘汰不利于中国文明发扬广大的因子，不惜以痛苦的方式，使新型的中国文明成为可能，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百年革命的最终结束，犹如一场猛烈的锤击之于渴望成钢的废铁；犹如剧烈的抗生素加之于败坏了的血液！而结束中国百年革命的最后一场光荣的革命，就是结束共产党僭主专政，在中国确立宪法统治。

中国百年革命的最后阶段，不是反革命，而是"革革命"－－以毒攻毒，以革命结束革命！这仿佛不做完最后的缝合手术，病人只能流血不止，无法健康痊愈。不缝合，则无法将革命的手术与康复的建树，形成一个有机过程。为此缝合，中国需要一场空前规模的调整。包括社会调整与精神调整。这样的手术，不得不通过冷静高明的铁腕来实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道德经》)难道，这样的手术和淘汰是"不道德"的吗？不。这样的手术和淘汰才最符合古今中外一切道德的核心：只有让该死的死掉，才能保全生命、净化生命。有意义的拣选，是新生命的开始，也是新政治的开始："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 (《书经·皋陶谟》)

在共产党僭主专政下，鞋匠治国，结果社会问题日益严重，甚至危及中国的生态平衡，茫茫中国竟无一片净土。生态危机又反过来加剧中国的社会问题，如此恶性循环，结果中国大地年年洪水泛滥，颗粒无收，人民流离失所。在这样比苏联、东欧远为恶劣的社会和生态条件下，"结束革命的最后一场光荣革命"，不仅要肃清社会病态，而且要肃清生态的病。只有以不计毁誉的爱国精神，才可能为了中国不惜背负赎罪的恶名，避免中国的生态结构遭到彻底破坏，大好河山被拖入万劫不复的绝境。如果我们仅仅把这视为"解决人口爆炸危机" 那就太皮相了－－事实上，中国的人口危机只是生态危机的一部分，并加重了生态危机；而生态危机本身，却是和西方文明冲击中国的全过程密切相关的。只有实现了中国社会文化的纯化，生态危机才能缓解，并最终解决。不应把这纯化仅仅理解为"拒绝西方的垃圾"(包活精神垃圾和物质垃圾)，那只是消极的纯化。中国所需要的积极纯化，还包括对自身传统的纯化，对中国不适应现代世界挑战的疲软状态的纯化。只有供上如此丰盛的祭品，中国的本来才可能是"属于中国"的。

欲创造一个新的民族，必先创造一种新的精神！欲创造新的精神，必先创造一个新的动机！而后新的精砷才从无边的荆棘丛中，茁壮而出。而后，新的民族才从乱石堆里，顽强涌现。

婴儿首先发出的呼叫是"妈妈"，"妈妈"－－这是雏乌啁啁声与小羊咩咩的人类形式，"妈妈"，是人遇到危险和困难的求救信号，所以人称关怀者为"妈妈"。"妈妈"的呼叫－－并不表示欲望本身，而是欲望的前奏。而一个民族的妈妈，就是他的精神故乡。

婴儿会说的第一个字是"要"，然后才是"不要"。所以共产党僭主的"不破不立"－－是错的；中华民族的"不立不破"，才是正确的。婴儿不仅会说，还会用神情、眼色、剧烈的肢体痉挛、拼命扭动的身躯，来宣告欲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要"与"不要"－－这也是民族意志的最初呼声，是民族意志的最终形式：要宪政，不要专政；要爱国士义，不要共产主义。"要"与"不要"的选择，关乎民族的兴衰，并成长为民族精神的归宿。尤其是一个新的民族，更是如此。对他来说，世界还是新奇的，无限的存在近乎朦胧，他的唯一愿望，是使朦胧的变成清晰的，并使新奇的变成陈旧的！因此他必须学会用自己的语言说话，而不是用租来的语言("租界里的语言"或是"共产国际的语言")，不知所云地喋喋不休。"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租借异族的语言，必使自己异族化。为此，新的中国人必用自己的神情、自己的动作，摸索、表达并支持自己的语言！石破天惊的新民族，用自己民族的语言高呼"要"，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坚定着"不要"－－因为，"要"和"不要"正是一个民族盛衰兴亡的命脉所在。"要"与"不要"的内容，决定他往后数百年间的幸与不幸。简单而命运攸关的抉择，摆在这阅世未深的民族面前－－这不是"主观能动性"的陈腐说教，不是共产国际的理论爱滋病；这是中华民族几百年的苦难凝固而成的认识。

请永志不忘,并不是为了自己和朋友们的利益，中国人才要掀起这样的浪潮！

醒来吧，中国！

不要害怕幽谷和深渊，要发出自己的"要"与"不要"！这激切之音，将帮助我们渡过深渊、飞跃幽谷，接近自己民族的祖辈精神，暴雨滂沱般的天外奇音，将是新的民族语言的内核！它将冲决，《共产党宣言》与共产党僭主专政的血腥镇压！

现有的共产党执政，已然只是垂死挣扎，它只是自保而不再保卫中国。中国的方向，是在我们的脚下：结束中国百年革命的最后一场革命，就是中国下个世纪的归宿：而为了保持民族前进的步伐，为了回归民族的精神故乡，我们必须超越共产主义，实现民族和解与民族认同！

六，僭主集团的遗留问题

中国在日寇入侵的亡国危机下，遭到国家破产．社会瓦解的厄运，这时僭主集团趁势崛起、建立了垄断国运的全面专政。在这种意义上，僭主集团曾经不愧为"肩负天命"的。所以几十年来，尽管无数民族志士前赴后继，流血牺牲，依然改变不了中共僭主政权的性质，残酷的事实无异告诉国人，仅凭人的力量，驱逐不了共产党。在中华民族最绝望的时刻，我们只有祈求上天，让共产党这外来的僭主专政，尽快逝去！让已经悔过自新的中国人，得以回到民族的本位！现在，共产党的天命已近尾声，现出气数已尽的种种种恶兆。现在，是到了做好准备的时刻，迎接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到来。

世界上有两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天解决"与"人解决"。人解决，也叫"改革"、"改良"、"修正"、"和平演变"；天解决，也叫"首义"、"革命"、"鼎革天命"。在人解决已经屡遭失败的地方(如中共僭主专政所建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天解决的场地已经腾空。革命并不是万妙灵丹，恰恰相反，革命是"没有办法时的最后解决办法"，是"没有出路时的爆炸性局势"，正因为天的解决方式是"对人力和人智都无法解决的事物进行强制性解决"，它的爆炸与"破坏"最终成为"水到渠成的建设"、"听之任之的生长"。它不是慈爱的园丁，而是残暴的法官！它的狂风令人敬畏，不遗余力。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人不能胜天的历史，人的解决最终要留待天的解决，那些撰写中国历史的杀人放火的豪杰们，从来都是天解决的绝顶大师！因为中国政治生活的现实，早已在他们的第二本能中，打上了"盼望天解决的喜出望外"："天解决"是对"人解快"的补救。"问题像一条锁链，永无了结的一天。旧问题去了，新问题来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如此看来，"最终解决问题"于是成了诱饵，成了生活的动力，成了不切实际的动机，直到人们被心甘情愿地榨干、压垮，并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但勇者还是勇敢地面对现实，像刑场上的好汉猛然撕去那以"人道"蒙住他双眼的黑纱！因为光辉的业绩在他身后留下，聊胜于无。你将看到，"中国问题的最终解决"也是勇者的动机，甚至百发百中地事与愿违！但它提供给我们的动力，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切意义的"技术主义"在此都是软弱无力的，因的惰性太大，离此之道(天的解决)，无从克服。尽管天的解决需要付出更高的代价，但其效果，无疑比人的解决更彻底、更牢固－－天无人眼，天无人欲，人间的悲剧不过只是天的喜剧罢了。在这意义上，一切巨大的社会工程的背景，都不得不面临前此的"末日问题"，历史因素的肿瘤，是以五雷轰顶的电击予以革除的，如中国所有秦始皇体制("二十四史"所记载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的王朝史所显示，局部性的"人解决"总无一例外失败，并彻底让位给了全局性的"天解诀"－－病得越长，天的解决越是迅疾；肿瘤越大，革命行动必定彻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悲喜剧，正如秦与隋的悲喜剧一样，是在革除前代的分裂弊端的肿瘤之后，继续革命，以利刃不停地大动干戈，徒使社会血肉横飞，历史的伤口弥久不合。－－这又何尝不是"宿命"！所以，那"特殊材料制成的钢刀"中国共产党(及其本钱"人民解放军")，也会像它那两个特殊材料制造的前辈王朝(秦王朝及其本钱"大兵团"、隋王朝及其本钱"府兵制")一样，极端有余，中庸不足；干劲有余，智慧不足，他们炽烈而短促的历史是由于，他们的动力是外来的(秦依托于犬狨，隋依托于鲜卑，中共依托于苏联)，他们的利刀因而易锈。这些插在中国脊梁上的尖刀，也会面临自己的末日：杀人成性的尖刀反过来威胁宿主。而这个宿主，就是他们原先声称要代表的主人－－"人民"！

被玩弄的人民心怀怨恨，他们盼望压迫的王朝沦为废墟－－群众闲得发慌，为解开窒息，还有什么事情干不出来？中国将在天的解决中成为一座火锅－－劫后余生的人民，将把酷烈的复仇，作为淘汰旧物、锻炼新生的必由之路！－－新的革命精神，将从闷葫芦的高压中产生并爆发，现有的词汇，岂能描写它们。一些激昂的人，将从致命打击下逃脱并兴起、发光，历史将发明一套新的语汇，为他们发布文告、撰写传奇－－天解决的快刀，斩断乱麻，无辜生灵也惨遭涂炭。它看待即将死亡的对象，如虎狼之看待牛羊。天的解决乃是对人造品的清算：以中国近代史而言，李鸿章、康有为、袁世凯的革新，都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只有他们的"破坏"还留下！中国近代史上一切革新，只有作为"破坏"而出现并发挥作用时，才有经久意义。这无疑说明，近代中国的人解决，只有作为天解决的预演和导火线，才有经久意义。人解决，一面用细节的调整推迟了天的解决，一方面又在总体上为天解决准备更猛烈的炸药。其时越被缓阻，其势越难扼杀；天解决，于是将远远超过人的预先期望，飞跃极限，在这凌厉的攻势下，问题不是被解决，而是被根本超越。当此神奇时刻，通行的原则，将不是"均衡合理"而是玉石俱焚！天解决，不是对人欲的满足，而是痛击人欲，所以它不能被耽欲之徒视为善，而只能被贬为恶，但正是在恶的极限中，人欲的绞索被炸开，问题迎刃而解。旧的困境，因旧人物的死亡而消失；旧的矛盾，因旧条件的瓦解而铲除。

"人解决"的道路，早在一百年前甚至一千年前，就堵死了。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通过一千年的苦修，抵达文艺复兴的世俗化幸福；但秦－－两汉帝国崩溃后，东亚仅仅用了四百年就驶入了唐宋的繁荣。中国的复兴太快了，其间缺少了整整六百年的苦修！中国人遭受足够漫长的异族统治，但因为没有经历过"中世纪的充分野蛮"，所以还不配直接进入文艺复兴和现代化。

现在，凡是对中共的现状具有深入了解的人，都同意"全民共腐败"的用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甚至很难见到一位干净的活人！即使你是清白的，但你的社会关系足够清白吗？即便你无心作恶，但你的苟活却是对民族的犯罪！

在未来的中国，实现社会生态层面的变革，也许包含恐怖的意义。因为除了以毒攻毒的可能，一切美好高贵的东西都已宣告不治！我们历尽艰辛，在茫茫苦海中失去目标，漂行，这时我们知道了"绝望"的滋味：沦为苦力且罪恶滔天，"苦力"成为现代中国人即支那人的外号。真挚的感情遭人耻笑，生存本身也受到质疑……这都是因为，作为一个病弱民族的成员，我们在巨大的染缸中，歪曲了祖辈遗传的高贵天性！于是我们知道：只有救活了民族，我们才能实现自救！只有洗涤了父辈的罪恶，我们才能面对祖辈的荣耀。民族的罪孽，必须通过民族革命来涤除，哪怕以物理疗法来达到生理和心理的健康。请准备好满满一生，以洗涤达到自新，以苦役达到荣耀。

"支那人的劣根性"－－归根结底一句话："麻木不仁"，因为长期的异族统治造成的社会良心的麻痹症。乌龟般的"不出头"、地狱般的沉默、苍蝇般拥挤从众、麻雀般嘈杂饶舌……这就是亡国奴的写照：人，若失去了尊严，和货物有什么区别？所以日寇的七三一部队，把他们用作生物实验的中国人叫做"木头"。

中国群众的"不仁"，还是对长期依赖天解决的象征("仁者")的报应。这就是中国历史的"社会生态环境"。七百多年前，文天祥被蒙古鞑子的走狗张宏(洪？)范拘捕时，出示《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汉奸"一笑置之"，并劝降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自从我们的亡国奴父辈，抛弃文天洋而屈服蒙古鞑子后，张汉奸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就开始实际支配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不幸反倒成为具文。从此，中华民族忘掉了祖辈的美德，以争当父辈亡国奴的"孝子"，来替自己甘愿为奴的劣根性辩解！从此，清军来了迎清军，国军来了迎国军，黄军来了迎黄军，共军来了迎共军；从此，"不识相"成为对人的咒骂，"认清形势"成为窃国大盗（如袁世凯、毛泽东）恐吓百胜的咒语，"见风使舵"成为人生智慧的别名。痛哉！中夏亡国的痛史，至今镌刻在我们的骨头上？硬骨头对此刻骨铭心；软骨头对此仿佛健忘；等而下之者对此津津乐道。但是，我们不必为当今群众的政治冷漠症、小算计的残忍、无原则的狡诈、苍蝇般的逐臭，而有忧虑。因为这并不能阻挡中国命运的转折，因为是历史造就了群众，而不是群众造就了历史。恰恰相反，这样无赖的群众、这样卑贱的民族，才是最终的天解决的雷霆震怒的前提。群众的静态麻木，正是仁人志士动态创造的前提！社会生态的相反相成，就是如此取得平衡。

现在，中国是在"黑云压城城欲摧"之下，"识相地"苟延残喘；由于英雄失去用武之地，由于建设性精力的无处发泄，所以连"绝路"也仿佛充满了生机。而"闷得发慌"，正为中国风暴的兴起，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心灵准备！山雨欲来风满楼：天的解决，是脱胎换骨的契机！

伟大的仁者！你在荒野中，不为滚滚红尘所识；

伟大的仁者！你独享寂寞，悄然数着天解决的岁月；

伟大的仁者！你会来临－－尽天性，扬潜能，作为不可抗拒的气数，剥开中国前进的道路。民族的消化不良症，将因你的电击而消失；中国群众将因为受到消化，而欢欣鼓舞。

伟大的仁者！空前的劫难，因为你的指引而变成生命的道路，千百万渣滓，将因你的名，而成为坚强的战士！一个不再崇拜戏子和商人而是崇拜武士和仁者的时代，就要被恩准降临在中国！让我们为它准备－－准备更大的压力！

压力是最好的护育，压力是最好的教化。世间一切有灵性的东西，无不成于压力而毁于放怒：中共的人解决越是无望，中国的天解决就越是辉煌。

在中国历史的夜半时分，让我们面对天意，潜心无言的祈祷：愿天解决的风暴，再猛烈一些！

七，沉思僭主时代的功罪

僭主铁蹄下的中国，没有思想的交流。流行的，只是互相欺骗，"用官方语言隐瞒真实的思想"－－最多，是以官方的用语，来表达略微的讽刺、隐含的情义而已。思想的"场"被炮火粉碎，四下飞扬的都是人心的隔膜！相似的意念也被截断，到处横亘尸体建造的壁垒！截断我们民族的命脉。

其实，这一精神的黑暗时代，早在一八四0年英国发动的鸦片贸易战争后，甚至在蒙古入主中华后，就揭幕了。而在一九五0年的共产党发动的集体大屠杀后，就制度化了，并不断绵延至今。由于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共产党枪杆子大刀的疏离作用，在僭主政治的登峰造极、今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随便挑出一百个人来，他们就能产生一百零三个思想意念！因为，一百个人里面就有三个人已被逼疯，或被迫装疯。于是，他们每个人便拥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一是内心的独白，一种是对党的表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臣民，就这样各怀鬼胎，"约有亿兆众，亿兆心。"－－这样分崩离析的社会，如何产生并凝聚"现代化的动力"？

但是，向前的动力，却是不可阻挡的，洞察命运的先知已经出世，尽管还需要一些撞击、撕裂、聚合、磨练，中国才能形成一个思想的场，一个虔诚的、富于生长力量的民族广场！为了新的信念运转乾坤，中国需要最后一滴血的膏润。

中国百年革命之千头万绪，但最终的功能无非是，缔造一个召集新民族的广场。

民族的广场，就是沟通民族一切成员的思想与行为的巨大引力场。它，或是有形的，像一再流血的天安门广场；或是无形的，如新闻监督、法治系统。尽管今日的中国还没有这样一个场，但任何一个现代民族的前提，就是建设并成就这样一个生命场！

一九一九年的"驱逐国贼、打倒帝国主义"－－

一九三七年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一九六六年的"打倒压迫人民的共产党走资派"－－

一九七六年的"秦始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一九八九年的"全国人民动员起来，肃清腐败，实现对话"－－

都是以各自的方式，在实现同一个"民族广场"的建设！每一次冲突，是一次生长；每一次生长，是一次流血。还要流多少血，才能克服民族精神的分裂障碍，那么，就请不要客气的回避吧！

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权力意志，实际"是在追寻这最终的引力场"！不同的路线、残酷的斗争，实际上是在汇聚共通的元气！殊途同归。

天安门，你因此成为中国命运的见证！

天安门，你因此成为中国命运的化身！

天安门，你笑的时候，中国就欢欣鼓舞；你哭的时候，中国就痛不欲生？

－－命运对先知说：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的时候，天安门，将成为一个胜利凯旋的民族广场！那时，新民族的巨大引力场，将初步实现。

－－命运对先知说，到二0四0年"鸦片战争二百周年"的时候，中国，将成为一个走向世界的民族广场！那时，新民族的巨大引力场，将改写全球历史。

命运说，你们也许还要感谢僭主的专制，就像僭主毛泽东感谢日寇的侵略。因为这是为一个新民族的诞生，准备必要的压力。我们个人的抑郁与牺牲，最后将汇集成民族的爆发力。

当先知者在散沙般的人海中，孤伫怅望时，个性特点仿佛磨灭。然而，先知的能量不会消失，而化为民族的特性。个体的理性，遭到射杀、麻木不仁的时候，世界的感情将兴起、打通"场的隔阂"。当他踽踽独行于市街，默察委顿的万象，却透过现象之海，看到本相时，他哭了。他的泪水，中国的涤罪剂。中国的活力，根植在他的劫难中。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民族的广场，无异于永恒的流浪者！此刻，甚至死亡，也不能使我们落叶归根，因为民族的根脉业已断绝！除了建立民族广场，我们无法安身立命，无法确信任何确定无疑的事情。

谢天谢地，我们还没有老到害怕流浪的地步－－精神上的流浪，总要胜似精神上的死亡，胜似苟延残喘在不平等条约下！于是，先知者从人沙里逃走了，走向渺无人沙的原野。他说:"我的眼晴什么也看不见了！除了那越夹越清晰的民族广场！"那无缘之象，是为至象。－－万象的源泉，天地的元气，就这样落在人迹罕至的地方。

是的。命运迫使我们现在致力于书写。符号的力量，难以预计，它也许是来自天上的力量，让我们把最大的敬意，投向这力量的汇集。

好的书是什么？

是生命的启示而不是枷锁。

中国民族具有博大、顽强的生命力，有的先行者在一九00年烧毁西方的宗教，并对西方的科学万能打了一个极大的问号－－史称"义和团"。这是因为他们预感到，西方的"书"将在整个二十世纪戕害中国人的生命力。虽然，这种单纯的拒绝，因其愚昧的形式而流于失败，但他所代表的生命力并未死去，而继续寻找更好的表达。

一九六六年，第二次义和团运动爆发，史称"文化大革命"。这次，人们不仅烧毁西方的书并斥之为"资本主义"，而且烧毁"冒牌为东方但其实为西方变种的苏俄"的书，并斥之为"修正主义"；那时，为了重新获得生命的原力，人们甚至挖了自己的祖坟（除了人民公敌毛泽东）。这其实是和往昔大力修筑祖坟的动机，合若符节，就是要活得好一点；因此，为了毛泽东的后代好，必须给他们补课，必须发掘他们的祖坟。毛泽东的祖坟被开掘之日，就是中国革命完全结束的一天。

经－－史－－子－－集，统统消灭了。

佛经－－道藏，完全彻底付之一炬。

唐－－宋禅灯、宋－－明语录，灰飞烟灭。

即使对二十世纪以来泛滥成灾的中西杂交的混种，如自由主义、实用主义、苏维埃主义等等，也实行了坚决而有系统的消灭政策！

人们兴高采烈，自称"反对封－－资－－修的勇士"。但支持他们的，却只是一种假的宗教、真的强盗逻辑－－它自封为"毛泽东思想"，它要"冲决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污泥油水，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仿佛恢复久已凋谢的民族自决能力；其实，不过是毛泽东、共产党彻底纵欲败德的一个借口。所以，人们又一次犯了技术上的错误。人们很快发现，这把火已经反过来成了套在中国人头上的最冰冷柳锁！追求精神自由和社会解放的人民，沦为毛泽东思想的最卑贱的奴隶。

好在，中国民族五千年的生命力，并没有这样沉默安息，并被"扔进历史的垃圾箱"。她终于看清，毛泽东思想，只是"为了破坏而破坏的符咒"，它对建设一个新民族的精神广场，是绝对无用的！而不焚毁这死亡的符咒、不祛除这黑夜的魔法、不扬弃这变态的诡论，中国民族指向大洋彼岸的利剑，如何蓄势待发？

－－中国，你怎能继续沉默无语，这对你生命的再次亵渎、无耻浪费？

命运说，当然不会。义和闭运动－－不够。

第二次义和团运动－－也不够。

我们，新的民族，还需要一次"狡兔死、走狗烹！"－－命运说，"在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中，惟一没有遭到销毁之劫的魔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 毛语录、毛词等，将在我们百年革命的最后一役中，像无用而挡道的癞皮狗一样，遭到焚杀！"

是的。过去，这些魔鬼曾经激励我们革命，以毒攻毒，冲击一切阻挡中国大前进的幻影，实现初步的社会动员，我们至今感谢他们。但中国毕竟是自己的主人而不是洋人的妓隶！我们怎能在废除了政治的不平等条约之后，却自愿委身于精神的不平等条约？我们怎能长期蛰伏在，马恩列斯这四大魔鬼种族和他们的买办共产党僭主政权的脚下？

燃起来！冲天烈焰！新的中国，需要你的洗礼。

中国，要彻底废除精神上的不平等条约，还我一个精神自主的中华！

一种纯真的民族感情将起来，取代衰老和因衰老而虚伪、丑陋的洋奴思想。因为丧失自信而格外残暴的科学社会主义老人帮，将人头落地；中国民族，将从这壮烈的祭仪，再次恢复青春年华。中国思想，在历经百年浩劫后，重新抬头，变得纯净，变得年轻，变得无畏，变得谦逊。

那时，将不会有人谴责这次焚书；因为这是为了永远不再有焚书，而进行的最后一次焚烧魔书的祭仪。

那时，不该害怕世界均势的倾斜。因为这最古老、最顽冥、最有适应性的民族，已从文化的立体冻结、符号的全面射杀、生命的彻底净化中，走了出来－－走向自己，走向世界，走向凤凰的浴火再生。

历史垂青中国，给她如此剧烈的轮番亲吻。冲破晨雾的神女姜原，上天感孕，成为新民族的始祖。她仿佛震撼旧屋的雷声，像是地球的谶语闪烁灵光，爱与生殖的原力，于是复活。

请不要效法孬种的饶舌，"共产主义僭主已经威望扫地，信用破产，何必鞭尸？"

我们说，"历史的进程，是需要相应的仪式的！没有仪式的节日般庆典，旧的不能撕尽，新的如何茁壮？所以人间既需要婚礼也需要葬礼，缺一不可。没有葬礼，遗体将遗臭，危害人的健康，所以葬礼比婚礼，更为生命所急需。以身心卫生的名义，让我们替僭主政治收尸！以民族的名义，让我们为洋奴思想、精神上的不平等条约，举行隆重的葬礼－－在中国大地，来一次新的焚书运动！"

－－这不是复仇，而是出于爱，出于最深刻的人道主义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