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指名道姓的思想交鋒蔚然成風 即興（曾用名：程蕾）

由於中國政府幾十年來，尤其是強調政治掛帥時期，根本不允許在哲學或政治學領域中出現任何不同的聲音，注重的只是人們是否與中央保持步調一致，政治立場的“堅定”、“正確”與否。宣傳機構的任務不是歌功頌德，便是對異己一面倒的大批判。對當權者發表的理論不得有絲毫的質疑，也容不得被批判者作任何的辯解，更不用說進行反批判了。所以，理論界長期來批判者不用說理，而被批判者不准說理。使得不少理論家，政治家已經視提論據，作論證為繁瑣、無聊的累贅，遠不如用煽情或表態式的大批判來得簡單痛快。這種方式是承繼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大一統集權體制下，焚書坑儒，或獨尊儒學，維護一元化思想的衣缽。在專制主義者看來說理何只是多餘的累贅，更是動亂的根源。這種觀念貽害至今，宣示結論，不作論證的論爭、忽視說理，偏好煽情的政論，不但仍存在於大陸當權的文宣之中，即使在野的理論家中也頗普遍。其要害是這些人都着眼於權力占有，而輕忽民心的得失。

然而，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任何一場政體變革都是各種新舊思想，理論交鋒的產物。因為只有通過激烈的思想交鋒才能認清民之所需、才能團結民眾、才能理性地掌握社會變革的方向。春秋期間的百家爭鳴迎來了統一封建帝國的成形。清末的中、西思想的交鋒催生了中國民權憲政的雛形。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民主與獨裁之爭產生了共產主義的民主專政。今天，中國一場以改良、維護民主專政為宗旨與以建立民權憲政為目標的兩股政治力量的交鋒已經展開，但雙方在理論上卻尚無明顯的分野，尚糾纏在真假民主之招牌之爭。雙方都表現出理論的嫩稚，政治改革難以起步原因即在於此。現時雖然在中國的思想界的確已經出現了各種離經叛道的論述，但都缺乏系統性，還沒有出現能真正替代毛澤東思想的理論體系，這就是存在着所謂信仰危機的現狀。改良派還在“摸着石頭過河”，而變革派還停留在“運動就是一切”，猶如胎兒還在母體中躁動。換言之，方向不明是當前各種求變革政治勢力的共同特徵。最保守的政治勢力表面上似乎已經氣息奄奄，但由於它在理論上還未受到致命的打擊，一旦兩類改革勢力的行為有所閃失，保守勢力捲土重來並非必無可能。

要將中國的政體改革導入坦途，無論改良派或變革派，都必須重視理論的探討，思想交鋒的出現是必需的，也是必然的。也只有各種思想本着以事實為依據，充分說理的原則，作坦誠而直率，服理而不賭氣，動口而不動手的君子之爭，並且必須傾聽、尊重最保守者的意見，才能在社會變革的方向上找到最廣泛的共識。民權憲政的最重要特點就是朝野的政治家都必須，尊法，非暴，說理。我們主張以民為本，而民利，民意，只有在充分的思想交鋒中才能得到真實的反映。

一、尊法
任何社會中，法制體系不是正義，平等，公正的體現，而只是特定時期的主流意識的體現。因為，對任何行為是否符合正義，平等，公正原則，社會的不同階層，個人都會有各自獨立的判斷。古今中外乃至永遠的將來，對是否符合正義，平等，公正原則的判斷永遠不可能有全社會的共識。正因為此，社會才存在對法制的需要。社會的強勢集團不是獨立地便是通過與其他社會集團達成妥協制定符合他們利益的法制體系來維持他們所需要的社會秩序。

不能說任何時代的法制體系都得到民眾的廣泛支持，擁護，但可以說至少是被他們無奈地認可的。在帝王時代，法制體系完全不為民意認可的時候，便將被廣泛的暴力行動或流血的宮廷政變所改變，由新的強勢集團制定新的法制體系，流血的暴力變革，只能帶來法制體系的局部改造，它主要地只是改變了政權。政體的變革是主體思想變革的產物。

當前，有人主張維持現狀，有人提出和平的改革，有人主張暴力的革命。對於前兩類人物，要求他們尊重現存法制應該是理所當然的。因為現存的法制體系本是由他們制定和維護的。對於主張暴力革命的人來說，即使你選擇的道路是唯一確實可行的，但對其沒有清晰的認識之前，便要民眾為之作拼死的搏鬥可能麼？由於你的盲動導致追隨者的無謂犧牲，非但不可能動員民眾更廣泛的參與，相反只能導致民眾的失望，離你而去，六四事件的結局便是最近的實例。所以，至少現階段你應該尊重現在的法制，靜下心來，認清形勢，冷靜地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緒，將自己認準了的真理說清楚，以爭取最廣泛的民眾支持。絕不能為宣揚自己的理念而破壞社會秩序，否則就會受法律的制裁，不能把這種制裁與政治迫害混為一談。試圖用暴力改變現存的制度可以是某些人的選擇，而且也有成功的可能，但這種方式決不可能導致民權憲政。這至少在中國是被歷史證明了的。

以維持或改良現存政體為目標的當政者，是現行法制體系的制定者或維護者，就更應該尊重法制，更應該有依法治國的法治觀念。如前所述，法制維護的不是公正原則而是一種社會秩序。任何破壞法制的行為就是破壞現存社會秩序的行為，不管他自認是出於多麼崇高的願望都會受到法律的制裁。中國的憲法明文規定公民有言論的自由，法制體系是否體現公正，公平，正義，褒貶的論爭，評論便屬於該受保護的言論自由範疇。它非但不違反法制，而且正是不斷完善，修訂法制體系的必要依據。然而，沒有任何國家存在絕對的言論自由，言論自由必須受到現行法律的制約。正因為存在着這種既有自由又存制約的辨證關係，所以，當前極需要完善有關體現憲法精神，保護與制約言論自由的具體法律及法規，使言者有規可循，而執法者有法可依。遺憾的是，如今對規範各種媒體的法規都尚闕如，更不用說用以界定所謂泄露國家機密，顛覆政權的言論法律了。因此，為了有利於各種理論的交鋒，立法機構應該儘快完善這方面的立法。而在法制還不完善的情況下，對涉及言論自由的案情的立案，偵查，檢察，量刑等執法行為當慎之又慎。甚至我以為在實施上述司法行動前必須對被認為其言論有損害國家利益的當事人作出若干次正式的警告，避免說抓就抓的草率行為。行政，執法機關決不能以手中的權力代替說理，即使你自以為在維護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還是那句話，法律並非為維護某一真理而設。沒有一條名副其實的真理是靠政權的力量才可以生存的。我在網上與擁護民運的網友討論時多次對他們要靠民主政權來維護民主思想的論點提出異議，正本於此。需要政權力量來維持的任何思想只可能是專制主義的思想。

二、非暴
我曾經說過“民主政治（現在我認為應稱為民權憲政）的優點不在於確保平等自由，而在於減少暴力衝突。” 暴力的減少實在是人類社會不斷走向文明的最主要特徵。至今任何崇尚暴力者，雖不能都劃入野蠻人之列，至少難以被認作文明人。民權制度的根本特徵是由民眾廣泛參與國家立法者與執政者的選舉。一旦，全民都遺棄了暴力手段，我想不出除了說理、選舉還能有什麼辦法能組織民眾，構建人類社會。我從未見到過崇尚暴力的人會在他的控制下建立，維持一個民權憲政政體的。那麼，我們在理論交鋒中，不可運用暴力手段來強制人們發表同意，支持自己的主張，壓制人們自由意志的表述，更是再明白不過的道理了。非暴力是開展論爭的基本條件。

所幸的是，我們不能不看到，中國政府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人們言論的自由度已經擴大。總體而言，長期來形成的朝野的對立情緒雖不可能一下子消失，但畢竟近年來有所緩和。在不斷的衝突中，政府由於增強的自信，對在野一般的抗爭已不再視如洪水猛獸。在野的維權抗爭也漸趨理性和緩。只要雙方都以富民強國為目標，以民為本，堅持減少暴力，增加諒解為宗旨，我相信，朝野雙方終將會在中華復興的道路上求同存異，相互尊重，通過思想交鋒在法制建設中確立一個基本穩定的合作與競爭的法律基礎。

三、說理
如何說理，怎樣展開思想、理論交鋒這便是政治家，理論家及民眾如何利用言論自由表達自己的理念、思想、意見、主張的核心問題了。

當前，社會正處於大變革的各種導向的交叉路口，政治主張大致上雖可分為維持傳統，局部修正，及全面變革三類。但從思想流源上分，又有共產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民主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民族主義者，什麼新威權主義者，什麼新左派，還有我這種無名的主義。由於幾十年來沒有真正的理論交鋒，所有上述名號，有的是自封的，有的是被誤套的。有的打着民主主義的旗號實行的是專制主義；有的打着自由主義的旗號實際行的是無政府主義，有的打着馬列主義旗號而行的是資本主義，究竟這些名號何所指，以我所見，誰也沒有個准。真正假假，虛虛實實，一片混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根本不可能清理出各種思想旗號之間存在的實質異同之處，不可能明確人們的理論流派的歸屬與真實的政治傾向，也不可能找出各種理論流派的代表人物與主要觀點，也難以檢驗政治活動家們的言行是否一致。在思想基礎不清的情況下，雨後春筍般出現的三五成群的所謂政黨，最終只能是些毫無社會功效的烏合之眾，沒有共同清晰的指導理念哪來什麼有效能的政黨。

當前我們迫切需要清晰闡述各自政見、理念的思想交鋒，要避免以政治批判代替理論交鋒或漫無邊際的泛泛之論。我所說的政治批判是指那些，只有空洞口號或羅列各種罪名而無具體事實依據、理論分析，而僅為發泄個人情感的那種罵街式或表態式的批判。一種政見，理論只有通過切實的，有時還必須是逐字逐句的辨析才能嚴格地驗證它的實用性及它存在的真正的社會價值。擺事實講道理，嚴格的邏輯推理，便是每個闡述本人理念者必修的功課。我所指的泛泛之論是，不指出明確批判對象，而對某些群體中存在的某種局部傾向或現象有意或無意地擴大為所屬團體的組織行為進行批判。這種批判容易造成不必要的組織對立。例如，對所謂民運的批判，對中國人的民族性的批判，對政府，中共的批判，等等。有時這種批判原是為了避免傷害某些個人的情面，但由於任何群體中都可能良朽不齊，尤其在當前陣線不明的時候，不指名的批判往往反而會傷及無辜，不利於最廣泛地團結，解決實際的社會問題。我們必須在論爭中學會實事求是地識別某些個人行為與組織行為的區別，提高本身的分析批判水準。只有通過充分的思想交鋒，才能人以群分，分清思想、政治主張，進而形成明確的政治陣線。更因為，不負責任的惡意中傷者最愛的手法也就是不指名的指桑罵槐。他們經常會倒打一耙，在無言以對時，把被批評者的據理反駁說成是心虛的對號入座而逃避言責。這是批判者不敢面對事實，躲避嚴肅的思想交鋒，不敢承擔文責的表現。再則，不指名的批判，被批判者無理時可以對其採取充耳不聞的態度，躲避實質的思想交鋒。如果，你根據事實作指名道姓的批判，被批判者就難以迴避實質性的討論了。所以我主張在進行思想交鋒時，儘量作指名道姓的批判，這有利於通過嚴肅負責的批判與反批判達到梳理思想，辨識真偽的目的。

我主張的指名道姓的批判，與中國政府歷來將點名批判作為打擊異己的政治手段不同。這區別就在於允許被批評者的辯解與反批判。更重要的是不可能有任何後繼的行政或司法懲罰。如果中宣部變成了中封部，朝野只有政治鬥爭而沒有思想交鋒，不僅民意無法自由表達，政府的理論水平也會隨之萎縮，“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命題被廣泛宣傳，吹捧“三代表思想”，我以為就是當權者理論水準下降的實例。缺乏正常的理論討論也是造成社會信仰危機重要原因。我相信，這是朝野有識之士當為之擔憂的社會隱患。

我們不應害怕、反對或拒絕政府的任何點名批判，相反我們應該鼓勵政府對異議的公開批判和反批判，因為這也是反映政府施政理念、方向的正常途徑與正當的權利。它也為我們提供了判斷政府行為正當性的重要依據。我們要反對的是，政府在批判時禁止被批判者的辯解與反批判，以及對異議者非法的政治與司法懲治。原則上，在野者也不應該過度地干涉官方媒體因下屬發表違反媒體宗旨的觀點而給予的行政處理。我們要反對的是，當民間沒有自己合法創辦媒體的權利，政府依靠政權力量阻斷了相關人員其他表達自己意志的途徑的情況下，作出這樣的處理。 所以，要解決這種思想衝突，社會矛盾，最適當的途徑是，通過立法允許非官方的媒體的合法存在，並以法律來規範它的言論及表達自由意志的權利。

為了梳理思想意識的異同，在對待當前出現的具體事件有着共同利益，採取共同立場的同志或朋友之間若存在思想分歧也應該敢於作坦誠的指名道姓的交鋒。這種交鋒不應該影響當前的政治合作，反而能因增進相互的了解而明確不同歷史階段各政治力量之間存在的合作基礎及可合作的領域。在日常生活中養成這種坦誠探討的習慣，如果人人對聽取不同的聲音都能習以為常，一定能培植出創建民權憲政社會所必需的言論自由的社會環境。這也是和平創建、維護民權憲政的最根本的保證。

我從來認為，思想意識的分歧不總會導致政治立場的對立。政治夥伴的組合總會因事、因時而易。明確思想意識的異同只會使在各種政治組合中減少盲目性。共產黨一個重要成功的經驗便是，要善於團結不同思想的人組成統一戰線來達到當前的主要政治目標。他們應吸取的慘痛教訓也正於建國後，中共因以前的成功而忘乎所以，為了維護思想意識的一元化，拋棄了統一戰線，把思想意識作為區分政治敵我的主要標識，終於使自己成為孤家寡人。

總之，思想交鋒只會使政治家的行為更明智，在最大程度上減少行動的盲目性。

在針鋒相對的論爭中難免會出現漫罵或意氣用事的現象，套用一句英雄們的豪言，我們死都不怕，還怕罵麼？然而，無論在創建或維護民權憲政社會的過程中，我以為並不需要太多容易激動的英雄運動員，甚至過於熱情的觀眾，需要的是大批冷靜、理智的，對競爭雙方的每一小動作都能觀察入微的民間評判員。他們的褒貶臧否是對朝野運動員最有力的約束。

象我這樣的一般的民眾，尤其對政治本不太感興趣的人，決不要憑一時的衝動，籍發表口無遮攔的宏論去充當一陣子英雄。當前朝野政治家良朽不齊，法制又多有疏漏，我們對政治家們的氣度還不能過於樂觀。自身利益只有靠自己的正確判斷獲得保護。我行文的目的是希望象我這樣的一般民眾能多多地發表代表自己利益的意見。但是在結尾往往總要提醒幾句“發言前請深思熟慮”的話。這有些象在煙盒上總印有當心尼古丁傷害你身體的警告。我們有時總難忍煙味的致命誘惑，就讓我們時時提醒自己“注意適可而止”吧。

我們理論界，媒體是否能再重新出現生動活潑的，指名道姓的，辛辣而又說理的論爭是預測中國的社會改革能否成功的標識，我盼望着它的及早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