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點說明：網上所見原文最後記有
作 者 :胡平
出 處 :北京之春
日 期 :2003年9月5日16:51
(論成功 全文完博訊www.peacehall.com)
我想此文不一定正式刊載於《北京之春》2003年九月號。我已不記得我所見的
網址。但從上列博訊網址應能找到吧。
即興
【胡： 之二
為什麼要追求成功?這個問題常常被人們誤解。大多數人習慣於從當事者的目的這一方面予以解釋，譬如，為了獲得個人名譽地位或為了國家的繁榮富強，等等。殊不知這種解釋並沒有觸及到問題的最根本處。說一個足球運動員刻苦訓練是為了改變我國足球運動的落後局面，那對於一個同樣刻苦訓練的乒乓球運動員又該怎麼說呢?說運動員奮力拚搏是為了給祖國爭光，將來世界大同了，那又該怎麼說呢?問題在於，人們之所以進行奮鬥，追求成功，並不是由於某個外在的目標的吸引，最根本的還是在於他自身之內的一種驅動。好比愛情。一個人所以要戀愛，並不是由於有了某一個他或她。熱戀中的情人容易相信姻緣是前生註定這種說法，他們傾向於認為如果沒有這一個特定的他或她，他們就不會有戀愛。
其實並非如此。你和他(或她)的相識本身就完全是偶然的，因此你和他（或她）的相愛也完全是偶然的，然而你之要愛人這一點卻是必然的。追求愛情乃是一種植根於人自身之中的本能和衝動。它必須通過某一個具體的目標才能滿足自己、實現自己。外在的目標僅只是喚醒了它、誘發了它，卻不是產生了它、造就了它。追求成功也大致是這樣的。我們不僅要從當事者的目的這一方面予以解釋，更要從當事者的內在動力這一方面加以理解。這就是說，人類天生是向上的，天生是要奮鬥、要追求成功的；至於他為自己確定的具體目的、目標究竟是什麼，那則取決於他所在的環境等等。無論什麼樣的外部狀況，也不能給一個本身缺乏成功意志的主體規定好奮鬥的目的，相反，一個自身具有充溢的追求成功的意志，總是能為自己找到一個奮鬥目標的，不論其所面臨的外部狀況是怎樣的千差萬別。
【程：先生，你承認各人都可有不同的追求。並認為追求向上，追求愛，等等是人類的一種內在本能，因為有了這種本能才會有追求成功的衝動，才會有確立成功的目標，我同意先生的這些看法。但是，從前面的先生的說話中，我們可以看到先生認為只有名利、權位才是能導致成功而值得追求的目標，其他目標都與成功無關。這是我所不敢贊同的。我以為，除了名譽，地位，權力外，一切與名、財、情、道德有關的都能成為人們追求的目標。達到這樣的目標都可以是人生的成功。真正個人的成功與他人的評論無必然關係，除非如胡平先生，你那樣將成名作為主要追求目標。】
【胡： 我們這樣說，是不是有唯心主義或唯意志論之嫌呢?否。唯物主義不是外因論，唯物主義決不否認意志的存在和作用。所謂唯心主義或唯意志論的謬誤在於它把意志當成沒有物質根基的獨立實在，而我們則強調入的追求成功的意志完全是人體，其中尤其是人腦這種物質的產物。另外，由於追求成功的意志必須外化，所以外部環境、外部狀況就決不是無關緊要的。「人能想做他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各種各樣的奮鬥目標，有的是好的，有的是壞的，有的能夠實現，有的未必能實現，這些也是無須多說的。
【程：胡平先生，雖然你的這番說話已經離題很遠了。但我還是很願意與你討論一下。就哲學流派而言，唯心主義把意志當成沒有物質根基的獨立實在，固然不能贊同，然而，唯物主義將物質看作可以脫離精神的獨立存在也難以接受。如果沒有意識的存在作為根基，人腦能作為一種能思維的物質存在形式而存在嗎？思維與人腦是相依而存的共同體，根本就無主次之分。更何況，物質是指各物質形態的總體而言，人腦只是某一物質形態。故精神與物質按唯物主義的論述也應該不屬於同一層次的概念。根本就不適合作為一對哲學矛盾來討論。除非你認為精神是一切物質存在形態都具有的特性。
唯物主義認為精神是人腦這一物質形態的產物。而我認為精神是人腦的一種特性。所以，說有了人腦才有思維固然不錯，但沒有思維也稱不上人腦也沒有錯。這就是人腦與精神的辨證關係，在馬列主義的哲學中，其實人們無法找到真正與物質相對立的哲學概念。這就導致了他們的論述並不符合他們所宣稱的辨證法原則。我以為唯物，唯心都有違辨證法。唯物與唯心本只是不善於辨證思維的人將人腦與思維作機械切割的產物。馬列主義的所謂辨證唯物主義更只是為了推動工人為主體的社會運動，但又不願放棄他們自己的思想權威而將唯物與辨證作生硬拼湊的產物。我已經在2000年所寫的《物質與精神不是哲學的基本矛盾》一文中，對辨證唯物主義作了詳細的質疑。在此不再贅述。有興趣者可在《罕見論壇》中搜索“程蕾”可得。】
【胡： 生活中常常會見到一些不思進取的人，我們都批評他們是「意志衰退」。這個批評實在太準確了。自滿為什麼是個缺點，因為能自滿必然意味着心不夠大、志不夠高。所以，一個血氣旺盛、志向高遠的人總是憂慮的。辛棄疾說「少年不識愁滋味]，很多人深以為然，其實並不對。恰恰相反，正是少年時代的愁思才最為深廣。成年人的憂愁大抵有着明確的抽象，他知道自己需要什麼，缺乏什麼，知道自己的力量和局限，他懂得應當如何去爭取，至少懂得怎樣去逃避或解脫，更何況他必然有着種種事務分心，不拘它們是高尚的還是庸俗的。少年的愁思卻是一片漫無邊際的大海，是一道深不可測的黑淵。這是一種形而上的憂愁，難以名狀卻又無處不在。它不是為着任何具體之事，而是對於作為整體的人生，它是真正的、純粹的憂愁。誠然，少年時代的憂愁並不怎樣令人痛苦，甚至往往是一種享受，因此常常被有些成年人視為一種無病呻吟或自作多情，而拙劣的藝術家們則一味地給青春塗上簡單明艷的色彩。他們只知道少年時代最富於生命的活力，最富於美好的憧憬；但是，他們忘記了，憂愁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東西，正是在生命力最旺盛的時候它最強烈。至於說年輕人的美好憧憬，那一方面在他面前展示着無窮無盡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卻又是一無所有。選擇的困惱是最大的困惱，那好比畫師對着空白的畫紙，舉起畫筆將落而未落。相形之下，成年人的憂慮不是要輕淡一些嗎?他固然失去丫很多可能性，但畢竟獲得了一些現實性或確定性。
比起成年人來，少年人才是真正無所依傍的。假如說每一個情人都是詩人，那麼每一個少年都是哲學家：他們思考人生的意義，嚮往成功，希求完美，因而總是擺脫不了憂慮和困惑。至於成年人，他們要麼已經有所作為，從而使那顆不安的心靈日趨寧靜，從孔子關於「吾十五有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以至「五十而耳順，六十而知天命，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自敘中，我們很容易發現，這位大思想家一生最憂慮困惑的時期正是在他的青春時代。另一些成年人，則已經流入乎庸，早把昔日的愁思煩惱丟棄一邊，聽任瑣事的泥潭淹沒了自己。由此可見，少年時代的憂愁才最富於哲理的意義，而那種青春熱血的奔流便是激勵人們奮發向上的基本動力。
【程：胡平先生，時時檢視自己的心志是否高大是很必要的。但輕率地指評他人的心志高低就很不妥當了。因為世人志向各異。先生要為之奮鬥的社會制度，便不會是唯一可取的制度。先生要將建立你認為的最佳制度看作他人必須要為之奮鬥的目標，非如此就是志向不高的愚氓，那就不無問題了。這也正與先生，你崇尚的民主意識相違背。所以，無畏地追求自身的目標，高分貝地宣傳自認目標的崇高性並無不可。但任意地指責、取笑、貶低、他人的目標就與你的民主理念相背道了。我們有許多道德標準其實是供人們自省而用，但是，往往被人作為指責他人的口實。我見此現狀總有些說不出的無奈。在聽了先生描述志向的話大致同意你的描述，但也由此對以前所讀的先生其他大作產生了上述的聯想，所以談了些我的想法，供先生參考。】
【胡： 五
馮友蘭先生談到過人生成功的三種因素：才能、努力和機會。他認為有三種類型的成功：一、學問方面的成功，有所發明或創作，如大文學家、大藝術家、大科學家等等。二、事業方面的成功，如大政治家、大軍事家、大事業家等等。三、道德方面的成功，在道德上成為完人，如古之所謂聖賢。這三種成功也就是古人所說的三不朽--立德（道德成功）、立功（事業成功》和立言（學問成功）。按照他的分析，這三種成功的性質既然不同，它們對於才能、努力和機會這三個因素的要求也就不盡一致。
大致說來，學問方面，「才能」占的比重較大，事業方面，「機會」成份占得較多，而道德成功，則主要地取決於努力。我們不能說「人皆可以成李杜」，因為一般人沒有李白杜甫的天才，再努力、再有運氣也不行。我們也不能說「人皆可以成劉邦、李世民」，因為倘若遇不上那種風雲際會的時機，一個人再能幹、再努力也不行。但是，我們可以說「人皆可以成堯舜」，這裡所說的「堯舜一，自然不是指作為政治領袖的堯舜，而是指作為道德完人的堯舜。當然，立德與立功立言並不是截然區分的，一個立言的人在立言時，也可以立德。譬如大科學家愛因斯坦和居里夫人，在成就丁偉大的科學發現（立言）的同時，也成就了偉大的人格，也就是同時立了德。一個立功的人在立功時，也可以立德。譬如一些偉大的政治家，他們為了人類解放建立了豐功偉業（立功），同時他們的光輝品質也為世人樹立了榜樣，因而也是立了德。所謂立德，固然不必立言，也不必立功，但那決不是說可以什麼事都不做。立德也是必須要做事的，而且必須要做好事、做正確的事，同時還必須極其認真地、竭盡全力地去做。只不過可能由於他的才能有限，並沒有搞出什麼前無古人的大發現大發明，或是時機不巧，未能在事業上取得最終的勝利而已。
馮友蘭先生的這番議論當然是很有意思的。毫無疑問，在所謂立德立功立言這三種成功中，「太上立德」，也就是道德上的成功是最高級的。毛澤東同志教導我們要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他指出，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了這種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純粹的人，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我們平時也都說，英雄的事跡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乃是從這些事跡中所體現出來的那種精神。這裡的「精神」就是「德」。
需要強調的是，道德上的成功雖然不必非有事業上或學問上的成功相伴隨不可，但它必須有所倚托，「精神」必須外化方能證實自己的存在。黑格爾曾經正確地批評過一種所謂「道德完人」的理想，因為這種道德完人只知道關心自己，把「稍有理性的人都不會重視的微疵小瑕看得無比重要」，到頭來反而把「關心公眾和怎樣為公眾服務」這種大事輕置一邊。這好比一個醫生，放着成羣亟需解除痛苦的病人不管，卻在那裡關起門來搞什麼「狠斗私字一閃念」。此類荒唐現象在極左路線橫行之際真是司空見慣。與此相似的還有，許多人至今仍愛歌頌那種逆來順受式的善良，以為唯有這種善良才是最純粹的善良。在一個剛直強毅屢遭非議的地方當一個人人稱讚的好人實在也不難，只消做到以下兩點就行了：善良而不勇敢。殊不知真正的美德永遠是柔中有剛的。道德成功的美稱絕不屬於任何羔羊家兔。道德成功需要付出極大的英勇努力。這種英勇，正如黑格爾所言，並不是要對着那些「微疵小瑕」糾纏不已，而是要體現在對邪惡的奮力抗爭和為公眾的熱心服務之上。英國大詩人米爾頓說得好：「我不能頌讚那種不能經久、與世隔絕、既沒有受過鍛煉、又不能發生聲息的英勇；她從來不衝出去和敵人照面，卻在一場爭取那不朽花環的艱苦的競賽中偷偷地溜跑了
【程：胡平先生，我認為馮先生的三立其實並非“人生成功的三種因素”而是人生的三大活動領域。我們可以在這些領域中制定自己的行動目標，而不是將這三點作為煅槌曬τ敕竦謀曜肌：較壬慊故牆⑿塾氤曬Φ韌鵠戳恕?
只有將成功的標準，裁判權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成功者。欺人容易欺己難，自知沒達到預期目標，而獲得了他人授予的“成功者”的桂冠，只能滿足某些人的虛榮。明智者不會因此而沾沾自喜，只會精益求精。相反，面對別人的嘲笑，真正的強者也必能泰然處之，繼續走自己的路。確立了正確的成功觀，胡平所提到的種種憂慮也就不復存在了。】
【胡： 六
一方面，事業上或學問上的成功和道德上的成功常常有相通之處。大政治家、大科學家固然未必都是道德上的完人，但只要他們的事業是正義的，他們的發現是重大的，那麼，他們的成就也就必然具有正面的道德意義。對他們在個人品行方面的某些弱點乃至過失橫加指責，並以此為由來抹殺他們的突出貢獻，其實是嫉妒心理的表現。為什麼有些道學家招人憎惡?為什麼在那些一味強調精神修養的地方往往搞得很虛偽、很貧窮，原因就在於此。美德很容易冒充，而事業或學問的成就卻是硬碰硬。注意到這個特點，或許有助於使人們少受愚弄。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不看到，事業或學問的成功和道德成功畢竟還不完全是一回事，尤其是所謂事業成功，有時竟可能與起碼的道德要求背道而馳。我們不能一味地推崇事業成功，不能以成敗定是非，不能以成敗論英雄。
【程：胡平先生，你在開始時說，“其次，根據辭典的定義，成功與否僅僅涉及到預期目的的是否實現，並不涉及這種目的本身的性質。按照這一定義，一個竊賊偷走了別人的東西而未被查獲，他就是獲得了成功。顯然，這種成功決不是我們所提倡追求的那種成功。那麼，我們又應該怎樣來看待成功這一概念呢?” 似乎對辭典的定義並不贊同，但在此先生又確認成功的事並不一定符合道德要求。是否有些自相矛盾呢？再則，今日你是否存在在評論歷史人物時以道德標準來否定社會業績的傾向呢？】
【胡： 這裡，我們必須澄清一種由來已久的混亂。不少人習慣於認為，一樁事業的成敗即是衡量這樁事業正確與否的標準。事業成功，表明認識符合於實際，因而便是正確的；反之則是錯誤的。不難發現，用這種觀點解釋歷史會遇到很多麻煩。斯巴達克領導的奴隸起義失敗了，莫非就證明這場起義是錯的嗎?有人補充說：正確的事業有時也會失敗，但最終則一定會取得勝利。可是，單單是承認正確的事業有時也會失敗，那本身就推翻了用成敗論定是非的這條普遍命題。此其一。第二,引入「最終勝利]個概念來彌補也沒有多大用處。如果我們承認歷史是無限發展的，沒有終結之日，那麼所謂「最終的勝利」一類說法就完全沒有着落。如果我們從歷史的階段性着眼，那麼每一階段的最終結果顯然也並不是都合乎正義的，比如說，奴隸主統治雖然「最終]垮台了，但奴隸起義卻到「最終]也沒有勝利。
導致混亂的原因在於，很多同志不曾注意到「事實」與「價值」的區別，不懂得「是不是」與「該不該」的區別。成功，何止表明預期目的的實現，它並不表明這個目的自身是好是壞、是善是惡。是非善惡的評價屬於價值領域，它超越於成功與否這種事實領域之上。「正確」一詞其實有兩種意義：事實判斷上的意義和價值判斷上的意義。奴隸主統帥既然成功地鎮壓了奴隸起義，表明他的軍事計劃是正確的，這種事實判斷的正確性我們也必須承認；但是對於這場鎮壓行為本身，奴隸主階級認為是正確的，我們卻認定是錯誤的，這裡的「正確與錯誤]就屬於價值判斷。否認事實與價值的區分，必然會得出「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結論，那實際上便是拋棄一切道義，拜倒於權勢之下。
追求事業成功是一種好的願望，但它不是無條件地好，除非我們所期待實現的那個目標本身是正義的。雖然說事實與價值並不是截然對立的，二者之間確實存在着一種複雜而深刻的聯繫，但意識到它們之間的不一致性仍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我們不應該在追求事業成功的掩飾下，背叛崇高的價值準則。我們這樣說，當然不是鼓勵人們清靜作為，儘管說比起無所不為來，潔身自好也要高過一籌，我們提倡的乃是為了正義的事業奮力進取。不論是對歷史還是對人生，那種頑強而光榮的失敗都有着更高的價值。在思考成功問題時，記住這一點也許是至關重要的。】
【程：胡平先生，你還是沒有抓住問題的實質。其實只要明白，對成功與否的判斷與對正確與否的判斷完全是不同範疇的兩類判斷的道理，問題本來就是一清二楚的了。先生嘮嘮叨叨地說這麼一大段說明你就是未能明白這一簡明的道理。倒給我留下這樣的印象，先生認為非正義事業的勝利不能認為是成功，而正義事業的挫折不能被認作失敗。正因為先生認識上存在此種混亂，最終喪失了對成功與否的判斷能力。這也是在當前中國政治活動家中普遍存在着的偏差。你們總把自己的事業的失敗說成“雖敗仍榮”（這尚可以），進而渲染為“雖敗實成”，永遠不承認自己的失敗。以種種藉口來掩飾自己的失敗。這原為的是欺人，但正如我前所說，成敗是自己的事，要欺人不承認失敗實際上是欺騙了自己與同志。不擺脫這種認識，必定一敗再敗，不能自拔。】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