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前，中国的政治改革已经提出，但随着王丹率众非法割据天安门广场，郑义屡阻撤退而最终导致非武装驱逐而无法收复被割据的公共场地的地步，最后以流血冲突结束。

民运是文革造反派余孽，这已经由他们的行为和人员组成明显地表露出来。郑义就是当年在四川贵州发动造反，冲击政府机关，组织武斗的著名造反派头子。严家其是「学部」造反派，刘再复是迫害他人的「学部」专案组负责人。王丹在其中属小一辈，不过抢功抢得太过而冲到了前辈造反派的前头。有知情者请以打听一下，王丹的父母，尤其是母亲，文革是哪一派的？我猜也是造反派，否则如何能养出一个如此胡来的儿子，居然把使用假护照这个在不管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也不管意识形态分歧都是绝对非法的犯罪行为生给拧成个什么“公民抗命”。

王丹这里有着双重的错误。首先，「公民」两字就不对。「公民」是复数名词，而杨建利是个人。没人授权他代表全体守法「公民」。其二，使用假护照是“非法”，而非“抗命”。“抗命”先得有“命”可“抗”。

上头下达命令，派军队进驻天安门广场。学生堵军车，阻止戒严部队进入，这不叫抗命，而是阻拦国家军事行动。而士兵拒绝进驻，这才叫抗命。王丹连抗命的主体都分不清楚，便把非法使用假护照的犯罪行为统归在“公民抗命”的概念之中。

如果杨建利非法使用假护照是合理的“公民抗命”，那么谁使用假护照不是合理的“公民抗命”？如果仅仅杨建利非法使用假护照是合理的“公民抗命”，而其他人，包括恐怖分子使用假护照登机出发奔向目标地不是合理的“公民抗命”，那只能说明王丹认为杨建利，进一步说，所有民运分子都有犯罪特权。请王丹给出法理根绝和判断谁有犯罪特权，谁无犯罪特权的判断标准来。而即使真有这种某些权贵人物的特权，也必须是事先立法规定好了的才能实施。

比如《太子和穷儿》里那个伯爵因救了被当成穷儿的真太子，被太子给了在自己面前不必站立而可以就座的“轻君权”，——这在当时与欺君之罪无异，是可以杀头的。等太子最后归位，当了国王，连这位伯爵也不知道孰真孰假，便自搬了一把椅子坐在新加冕的国王跟前。卫兵当即就要来捉拿着个“慢君”者。新科国王一见，马上制止，并再度申明自己给这位伯爵在国王面前就座的特权。

杨建利、曹长青要想有使用假护照犯罪而不受追究的特权，也必须有事先注册，然后才可实施这项特权。但我绝对相信，他们都不曾注册过任何犯罪特权。所以他们的非法行为与使用假护照的恐怖分子无异。

中国之所以无法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原因无非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当权者恋栈不去。其二就是政治控制一旦松动，底下的人便自胡作非为。

随着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相继到马克思那里去报到，江泽民已成当权老干部里最后一位留守处长了。打天下的开国元勋已经坐完了天下，当权者已经不再有军功可恃来强霸政坛，如今唯一妨碍中国政治改革的原因只剩下「民运」以「公民抗命」为名的胡作非为。

十三年前有王丹、郑义、严家其者流的私占公共场地，非法割据。十三年后有曹长青、杨建利的非法使用假护照登机入关。王丹将一切自称民运分子的非法活动与刑事犯罪都归入「公民抗命」之列，就从逻辑上给中共继任的当权者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拒绝政治改革的充足理由，——“并非我们不搞政治制度上的改革，并非我们不要民主，可是一旦放松政治上的控制，不法分子便要胡来，君不见文革「四大」时的造反派和八九年割据天安门广场的民运分子与现在的海外民运乎？这些人不服中国的法制倒也罢了，你看他们服美国的法制吗？王炳章不就因为给人伪造护照办移民赚钱而遭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吗？在如今美国领导的打击恐怖主义的严重时刻，航空安全管制以核实登机者真实身分为主要防范手段的现在，杨建利不就公然违抗美国的法制，使用假护照登机的吗？”

这道理，我想不出反驳的理由来。以法轮功为例，是先有法轮功的宗教信仰和集会结社自由，等他们羽翼已成，便自非法围困报社，电台，电视台，政府机关，直到围困中南海。我完全相信中共在打击法轮功时有规模不小的侵犯人权，但法轮功如此胡来让政府当局又有什么办法？

我2000年在天安门广场亲眼见到警车呼啸而至，将在广场上盘腿挽臂死死抱成一团的法轮功示威学员连拉带扯地强行揪上警车。当三四名警察将抱成一团的法轮功学员强行拆解开，架着胳膊抬走时，该学员仍是两腿盘在一起，成打坐的姿势。我不知道除了用强，还有什么办法能将这些绝不可能合法申请，就到广场上非法示威的法轮功学员弄走。

八九年的事也是一样，我不知道除了武装驱逐，还有什么办法能将王丹率众开启的对天安门广场的非法割据结束掉。

封从德说，可以不必开枪而用两人抬一人的办法将广场上的非法占领者抬走。但那必须先将广场包围起来，不许人员再度进入，这样才能抬出一个少一个，抬出两个少一双。否则，如果没有包围圈的封锁，抬出去的人没有补充进来的人多，则政府的抬人行动反而会刺激起更大规模的进占。

抬人必须先建立包围圈封锁住广场，不许人员再度进入，而中共原来也是这么计划的。但多次打算乘军车开进来建立包围圈的部队都被学生和市民给阻拦在远离广场的半路上。——正当占领广场的学生和市民欢呼堵军车的胜利时，他们也堵住了除武装驱逐以外的任何不流血解决冲突的机会。

如果没有堵军车的胜利，便有不流血解决冲突的可能。有了堵军车的胜利，便没有了不流血解决冲突的可能。这道理并不难懂。

在中共的开国元老仙逝之后，后继者因无军功可恃，威望将一代不如一代。而在和平时期合法当权的依据逻辑地应该来自选民定期的投票表达多数公民的授权意愿。政治领导者经选举产生的民主制度越来越逼近到中国的现实政治中来。这时候唯一妨碍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就只剩下这些年轻后起民运分子的胡来，比如王丹、郑义者流。

民运要是真希望中国的政治制度能够改革，不是成天以「公民抗命」为名去私占公共场地，非法割据和使用假护照闯关，而是伏法！

六四这么大的流血冲突是王丹率众非法占领天安门广场肇始的。王丹还有十二年的刑期没有服完就获保外就医出国治疗他自称的脑瘤。到了美国刚下飞机，美国医生给他做的体检与中国狱医的结论一模一样，根本没有什么脑瘤，全都是王丹装的。至此从法理上说，王丹「保外就医」的法律程序就应该结束，「保外就医」的身分就已经失去。王丹就应该回国继续服刑。可他却公然蔑视中国的法律，不但不回国就刑，反而把「保外就医」的犯人身分转换成学生身分在美国上学。

非法占领天安门广场的一代及其领袖公然蔑视法律，中国还怎么能进行政治改革呢？！

中国政治改革的先决条件是民运必须伏法，杨建利必须认罪，王丹必须回国就刑。等杨建利服完了使用假护照的刑期，王丹服完了非法割据公共场地的刑期，所有通缉名单上的六四通缉犯都服完了他们应有的刑期，再来要求中共改革政治制度，逐步开放政治领导人的民主选举，看它中共还有什么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