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经验基础上的思维模式

中国是一个无宗教传统的国度，原因在于，中国人向来有一种积极人世的态度，它消解了彼岸的信仰和人格神的崇拜。如鲁迅所言：“中国人自然迷信，也有‘信’，但好象很少坚信。我们先前最尊皇帝，但一面想玩弄它；也尊后妃，但一面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畏神明，而又烧纸钱作贿赂；佩服豪杰，却不肯为他牺牲。崇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战士，明天信丁，宗教战争是向来没有的，从北魏到唐未的佛道二教的此仆彼起，是只靠几个人在皇帝的耳朵旁边的甘言蜜语。”(《鲁迅全集》，第6卷，第131页。)

即使从语言的视角去看，我们也不难悟出华夏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无意识积淀的要素。中国人在遇到力不可抗的突发事件时，常常会喊出：“天啊……”这一类的感叹词。一个“天”字，不知装进了多少悲欢离合、人生命运、情理道法、智巧慧明。阴晴圆缺和风花雪月、福祸吉凶……。它成了智能的极限，如《庄子》的“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失意的慰藉、温暖的家园。，如孔子“天之未丧斯文，桓其予余何”；公正的神明、洞烛善恶的明灯，如屈原的“皇天无阴私兮”；命运主宰，人生司命，如孔子“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一切仍然来自农业生产的顺天福惠、实用观念。当它形成为一个宇宙图式时，就具有了对宗教信仰的离心力量，逐渐转化为一套思维系统。它具有封闭性、循环性和秩序性，同时具有灵活性、韧性和归属感，这个扎根于农业、来源于五行的思维模式，正因为是封闭、循环和秩序的，所以外来宗教就难以立足；正因为它有灵活性、韧性和归属感，就不致于感到孤独、凄凉、荒谬、元依元着而需要皈依。上帝。从思想史上看，孔子仁学心理结构搭起了框架，盂子注进了伦理血液，《易传》增添了清醒的认识，庄子鼓胀了想象翅膀，茍子高扬了力的风帆，这一巨大工程在先秦已初具规模。此后，还有魏晋玄学、理学、经学，等等，当然也有外来而被同化的缥缈禅意，织成了一张罩住几千年古国心灵历程的无形大网，让人们在“天人合一”中去寻求安慰、解脱、鼓舞、力量和灵感。

但是那高深玄远的理论著作，仍然打上了重经验、崇实在的烙印。讲“元为”的老于也要说：“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老子》，第三章。）这句话的大意是，圣人治理天下，使百姓心灵恬淡，吃上饱皈。《老子》第十二章说：“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意思是说，圣人为了温饱而不去享乐，满足耳目感官的欲求。可见，老子并不轻视吃饭问题，他在二十章还讲：“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意思是说：我与别人不同，把吃饭看做根本。《汉书》载懦生丘食其的话：“民以食为天。”把它的重要性充分展现出来。

爱因斯但有一段名言：“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74页。）

重经验，轻思辨；看效果，轻动机；信不疑，诚则灵，成了华夏民族的一个模式。西方从柏拉图开始，似乎总要找到一个大全的“理式”作为万物的源泉、自然的框架；在中国，似乎是倒过来，把经验贯彻渗透到一切地方，即使是抽象的数学，也往往伴有某种可直观的形象。许多打卦算命摊上常挂着个牌子，上书三个大字：“诚则灵”。有的还把一些当了大款又在他那儿算过命的人名写在旁边，以此标榜“诚则灵”，这似乎又成了广告艺术、推销魔方。

人们往往得到免费馈赠的各种各样的商品广告，有的还印得相当精美。它们不约而同的一个模式，一是借名人抬高身价；二是刊出有头有脸的人物大讲其产品的功能、效用以及如何灵验；三是普通消费者的赞叹。这都是要增加自己产品的权威度、知名度、可情度，以求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刚开始，挺新鲜，有魅力。过了一段时间，所有广告都这么干，所有推销员都如此说，千人一面，万口一腔，于是乎你就有点麻木，同时，广告中是价真货实的也被罩上了一层疑云：人们买之前，必要调查一番，然后才下决断。

这种“建构”（吸引消费者）与“解构”（失去消费者）的二重性，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来，当然在“迷信”上也表现出来。因为，如前所述，这已经形成了一个为许多人接受、历史久远、连贯而稳定的“思维模式。上自天子，下至庶民，劳动者，知识分子甚至古代大思想家那里也难以幸免。例如，被思想史界称为伟大唯物主义者的王充就是如此。

王充在《论衡-变虚篇》里讲了一个宋景公善言感天的故事，然后分析了善言与自然之天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揭穿了“天谴说”的虚妄。故事说，宋景公时代，出现了“火星守心”的凶相，为此宋景公很害怕。他召见臣子子韦询问，这个天象意味着什么？子韦告诉他说：出现这凶象，该着您受天罚。但是，您不必害怕，这灾祸可转移到宰相头上。宋景公不同意把君的灾转嫁给臣。子韦说：您不忍心，可转嫁给老百姓。景公仍不同意：“老百姓死了，我不是成了空头帝王了吗？还不如自己死。”子韦又建议景公把罪转嫁给年成，景公还是不同意：“年成不好，百姓受饿，这差不多是人君想害老百姓保全自己的性命，也不可取。”于是于韦向景公祝贺：“我竭诚恭贺您的举止。老天爷虽耸九天之上，但耳朵却可以听到很低地方发出的话语。你有与国君美德相符的三句话，天必赏您三次，您可延寿21年。因为七星都转移三次。”

齐景公时，天上出了彗星，景公派人祈祷消灾。晏婴说：“这毫无用处，白费气力。天道有常，不行双重标准。而且，天现替星，为的是除污秽。您无污秽，不必祈祷；如果有污秽，祈祷也除不去。”于是，取消了祈祷仪式。王充说：齐景公想用祈祷方式免灾消祸，就像子韦想让宋景公转移火星降在国君身上的祸；宋君不从，好比晏子力谏齐王别干蠢事。既然如此，为什么老天使宋景公延寿21年，而不让晏子延寿一年？假如说，说了三句好话就能延寿21年，如果说了一百句好话，岂不延寿千年了吗？但这又是如何可能的呢？王充继续推论说，如果好话使人长寿，坏话让人短命，那么尧、舜等圣人应有千载春秋；而桀纣至多活那么几岁像顽童一样早就夭亡了。但事实是，“尧舜桀纣皆近百载。”

另一方面，天那么高远，人那么低下，距离如此遥远，是听不到人的语言发出的声音的，就像人在高楼之上，看不到细小的蚂蚁一样。假如大能听到人说话，也不能区分出善、恶的意义，就如外国人到了中国不经过翻译无法交流思想、表达情感一样。有人用“鱼进振水”来解释，也是枉然。因为，鱼游泳引起的波纹，不过百步之遥，一里之外就消失了，正如炉中炭火能烧开锅里的水，不能煮熟邻居的饭一样。总的来说，有限的人与无限的天，人专有的道德与气构成的自然，人的语言特有的含义与自然的天，是无法感应、交流、发生社会意义的运动的。

应该说，王充的经验论在当时确乎是卓尔不群的，理智而清醒、通俗而易懂，起到了很好的破除封建迷信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分析了封建迷信的认识原因，如文本的猎奇矢实，说什么孔子与颜回能见到千里之外的门与挂马的绳子；把神话当成现实，说什么古代有十个太阳，尧用箭射掉了九个，留下一个；经验告诉人们，男女相交而生育，儒书却说什么禹是草籽进入母腹而生，后稷是因母踩过大人的足迹而孕育的；经验告诉人们，社会是复杂的不是单一的，盛世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但儒书却说，尧舜治理天下，没有一个人犯罪，这明显是夸大之辞，却当成佳话流传。王充的这些见解至今仍有启蒙的价值和意义，值得我们学习。

但是，只靠经验是不充分的，是难以彻底地驳倒宗教、解构迷信。相反，封建迷信却有可能借助于某种经验，死灰复燃、沉渣泛起。因为某些感性经验导致错觉，如一根放到水中的筷于，人眼中的映像总是弯着而不是直的；小孔成像总是头足倒立的；把双手的手背紧贴，左右十指交叉，仅凭自我触觉，会误认为这个手的手指是另一个手的手指，如此等等。

经验是直观的，它只反映事物的现象、片面，并不揭示事物的本质，由于其直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某些片面的甚至错误的成分、因素常常会带人到判断、推理过程中而不自觉，从而造成了新的谬误。王充即其明显例证。

例如，王充激烈地反对“天谴说”，即是说反对天用灾变来警告人君，使其清醒，改变政治，修德爱民，作《谴告篇》，斥责它的虚妄不实、惑乱人心。但是，另一方面，又肯定了天瑞，从一极走向另一极。

王充在《验符篇》中写道：

湘水离泉陵城六七里地的地方，水上有一个地方叫燕室丘，堆满石头。水边有座山，叫侠山。水深不测，出现了二条黄龙。黄龙长达十六丈，形状像画中的龙，燕室丘上的居民都看到过。离二条黄龙几十步远，又能见到六条像马驹的动物，从水中出来棺戏。这是二龙的后代，加上二龙，共八条。出来一会儿又人水中。……公孙臣生在汉文帝时，他说，汉为土德，应该有黄龙出现。后来，成纪，孝武，孝宣，都有黄龙出现。到了燕室丘的八条龙，一共有四次了。由此可见，汉为土德：这次龙出，与以前不同，以前只见龙不见子，今天则龙与子并出，“象乾坤六子，嗣后多也”。

由此可见，囿于经验的范围，就难以将尤神论坚持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