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一個蘇聯紅軍大尉軍官，在挺進柏林的前線戰壕，被蘇軍集團軍政治部口頭宣布“反革命罪”，判刑1１年，送進勞改營，刑滿後接着被流放。他僅僅因為在前線給同學寫信，發發牢騷而已。“契卡-格勃”（見原著，蘇聯肅反委員會與國家安全委員會合稱）在例行郵件檢查中，發現了他寫的可疑信件。蘇維埃布爾什維克不能見容私下的牢騷和抱怨，斯大林將希特勒趕離莫斯科城下，國家主權如果不能維護個體生命的自由，它存在的意義又何在呢？《古拉格群島》通過對５５００萬（１９１７年——１９５９年，除戰爭死亡者，只含飢餓、監獄死亡者）蘇聯平民、軍人、教師、科學家、教授、農民、學生、少數族裔等所有社會階層、種族、宗教信仰者苦難歷程的真實記述，猶如手術刀解剖血淋淋的屍體，完美的體制外表下，罪惡、骯髒、飢餓、苦役、死亡隱藏在光鮮制度的軀體內。每個有幸讀到此書的中國讀者，都會感到極度震驚、憤怒、荒誕、不可思議。《古拉格群島》真實到讀者懷疑其真實程度的本身。
一
那些蘇俄作家高爾基、奧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描畫的蘇俄無產階級“十月革命”，非常美妙，但他們的筆下，不曾出現北極圈、西伯利亞數千萬計的政治苦役犯饑寒交迫的身影，更別說替他們辯護了。他們對布爾什維克大加讚美，對暴君屠殺人民視而不見，反襯了索爾仁尼琴邊緣和獨立化寫作的不朽。今天世人對正在實踐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懷疑，不再是出於個人體驗。制度慣性的消失，建立在新制度的破壞和打碎的力度下。地域上的局外人身份，讓我們更能看清楚自己投射在自由的背影，是大或者小。我們共同生存在獨裁制度的意識形態下，我們的身體和心靈，被同一個魔鬼控制，都是獨裁制度的殉葬品。
制度作為社會文化的一種外在秩序形態，人性的被改造和順從性有時超過制度本身所規範的。即使最惡的制度，人性都有承受的能力。制度不光關乎意識形態的揀選、教化和強制，它由此可以構成強勢的制度改造力量，人民被制度綁架、裹挾，讓人性墮落為獸性，制度呈現普遍的“合理性”行為。這種被強勢力量左右的社會狀態，哪怕血腥到極點，但同樣被獨裁制度披掛上道德的大旗。
惡制度的出現和存在，是對政治、經濟、行政、軍隊、司法等等資源的全面壟斷作為法理性前提，獨占話語權，禁錮民間自由思維，從而對個人洗腦。當人民被自己國土上的統治者，當作畜生一樣任意宰割的時候，國家主權一文不值。人民被當作暴力政權的敵人，愛不愛國，沒有什麼意義，生命權是至高無上的。
二
歷史有驚人相似的地方，制度更有相同的地方。歷史可以重演，制度可以複製。
我們可以看看《古拉格群島》提供的272名有名有姓無辜者其中三個案例：一個國營商店的女店員，無意間用有斯大林頭像的報紙，包裹食品，被顧客告密，按照蘇聯刑法，得到一張“十元券”（10年有期徒刑），送進勞改營。一木工幹活，順手將外套搭在列寧的塑像上，被告發，得到“十元券”。一家國營工廠領導開會宣布斯大林的一個講話，宣讀完畢，會場全體領導和工人起立，鼓掌。10分鐘過去，20分鐘過去了……大家仍然拼命拍打兩個巴掌。竟然無人敢帶頭停止鼓掌，害怕被戴上對領袖不忠的罪名。每個人體力難支，面帶微笑。終於，一個老工人第一個停下來，大家馬上停止鼓掌，長嘆一聲。老工人被舉報，得到一張“十五元券”。
恐懼無處不在，恐懼到了極端，良心和道義底線就被突破，走向順從、麻木和絕望。出賣與被出賣，監禁與被監禁，屠殺與被屠殺，每個人每天都要面對。制度強加給他們的罪名，強大到讓罪犯感到自己真有犯罪恥辱的地步，人的尊嚴、反抗意識，統統都變為毫無底線的順從。號稱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專政的對象竟然全是無權無勢的無產階級。個人迷信更給獨裁者斯大林增添了唯我獨尊的獸慾，他可以隨心所欲把任何一個將領、學者、科學家投進“群島”的礦坑、伐木場、運河工地、北極區，任其虐斃。
三
通過一個主義奪取政權，為己私慾，不是為民造福。通過蠱惑、煽動美妙未來，完成社會動員。他們認為：世界上只有一個真理，並且這個真理永遠掌握在他們手上，獨裁專制便這樣產生了。依靠暴力奪得的政權，其執政的合法性連執政者自己都內心不安。恐懼——害怕喪失權力得到清算，領袖和他那個靠槍桿子起家的黨，所占據的權力資源，為他們支撐起一張密不透風的保護網，驕淫奢侈，掠奪財富，澤被子孫。為了消除內心的恐懼，他們必然要不斷地消滅潛在的敵人，甚至不惜擴大化，才能獲得內心的安寧。那些曾擁護並加入革命隊伍的知識分子、農民、工人、軍人，都成為懷疑對象。革命的清算，不僅用在消滅國外敵人，還用在自己的權力對象身上。似乎只有這樣，他們晚上睡覺才可以安然入夢，不怕被人奪占皇位，推上斷頭台。任何美妙的暴力革命，都沒有實質正義可言。成功的暴力革命，只是極少數人獲得權力賦予的自由，大多數人仍然是奴隸。
《古拉格群島》為人們提供了一個非常真實的內窺鏡。人們相信獨裁制度對人性扭曲和改造的強大力量，也同樣相信民主制度對自由、人權尊重和保護更強盛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