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不存在沒有革命的改良[理復徐君三]──民主、改良、不准革命三結合的怪物[下]

張三一言

[五]、世界上不存在沒有革命的改良

世界上還沒有出現過在沒革命壓力下的由統治者出於良心而自願自覺做的放權於民的政治改良。但世界上出現過很多沒有改良的革命。

世界上是否存在沒有體制外壓力的改良？

答案是：世界上不存在沒有體制外壓力的改良。

取消體制外壓力，即廣義的革命就是取消改良。中國幾千年來沒有一個皇帝仿效英國的帝制憲政，那是因為在中國幾千年來只存在盼青天要清官替天行道的壓力沒有像英國那樣來自統治者外的民主憲政和讓權的壓力，慈禧太后之所以幾乎這樣做了，就是因為受到了體制外的國內外民主憲政的壓力。在民主放權和亡朝之間慈禧太后明智地選擇了憲政。只是為時晚了，結果是亡朝；英國的統治者查理不服革命，調動軍隊鎮壓，結果是給克倫威爾送上斷頭台，命運比慈禧太后差多了；英國的自由民主傳統是來自1688~1689的光榮革命而不是來自光榮的改良！英皇室之所以能保留到今天不墮是因為後來的英皇帝做得及時，接受了皇室外的壓力。人們都說英國是改良的好樣板，我想這是對的；但人們忘了最重要的一點：即使英國的改良也不例外是在革命壓力下取得的。

沒有體制外壓力的改良，是由人性決定的。對爭奪權力者來說，權力高於一切，共產主義式的政權更是視權力為絕頂需要的第一生命。要權力者放棄權力比要他們放棄生命和愛情更難。世界可以出現讓出心愛的情人給好朋友的事，但不會出現統治者發自善心放權給人民的事。

政治權爭不是辦慈善事業。不存在發善心捐善款的事。

古今中外人類歷史所有的改良無不是在權力的體制外壓力之下被迫得無法可避時所採取的行為。所有改良史實都是在體制之發出強大壓力之時或之後發生的。在體制外強大壓力發生之時或之後，當統治者能理智地確認不讓權就政治（往往也是生命財富）滅亡，放權則可保部分權力和生命財富榮譽時，就出現改良的史實；當統治者僵固不化死不讓步時就產生革命或改朝換代的歷史。

中國的二十多年來所有的經濟、意識形態、社會的進步無一不是由體制外的國內外正反壓力下產生的。

所以我認為應該要阻止唯革命主義者，要避免發生暴力革命，因為暴力革命的代賈太大了。但阻止唯革命主義者，要避免發生暴力革命的方法不是壓制體制外壓力，包括革命性的壓力，而是要加強這一壓力並促使這一壓力導致良性互動，迫逼權力者作政治改良。就是要做到統治者在被迫的的條件下“願意”改革、並且必須能把政治改革趕在革命之前。像慈禧太后那樣在革命氣候已經釀成之時再談憲政改革為時晚矣。

不知道有沒有人可以舉出一些沒有體制外壓力情況下，由統治者發自良心，像是作慈善捐款那樣作政治放權的改良運動的史實來研究討論一下。

[六]、暴力革命一定是統治者強加於民的產物

壓迫和反抗都不是各自對抗的因果，它只是各自因果的對抗手段。

這手段要達到的各自目的是：一方要建立或維護自己的特權，而這特權是建立在剝奪另一方的權利的基礎上的。所以壓迫和反抗是各自為了達至“維護權力”和“維護權利”目的的手段。

一方剝奪另一方的權利是因，造成被剝奪權利的另一方要維護權利是果。

一方面為剝奪另一方的權利的目的，就得用壓迫的手段；另一方面為了改變被剝奪權利這個果，不得不進行反抗。

剝奪權利（即維護權力）和維護權利都可以用極和平到極暴力的手段。不論採取甚麼形式的反抗，其肇因都是“剝奪權利”或“被剝奪權利”。

“有壓迫就有反抗”在一定範圍內這個命題是對的。這個範圍是壓力不能太強。當壓力太強，強到把反抗力消滅了的時候，反抗就不存在了。

“有壓迫就有反抗”，有極和平到極暴力的形式不同種類繁多的表達形式。最常出現混亂的地方是把“反抗”這種具有多重內容的概念界定為單一的“革命和暴力”。因為反抗壓迫可以用革命和暴力形式表達，但並非一定要用革命和暴力表達形式不可。把所有反抗都說成是革命和暴力形式的反抗，其目的是用暴力和革命來唬嚇一部分害怕革命和暴力的人。削弱和消解反抗力量。出現有壓迫無反抗或多壓迫少反抗多少和這些理論有關係。

在一個統治者用封閉、保守、勢利、崇尚等級、缺少寬容、以心狠手辣為榮、以愛惜生命為恥思想和手段實行統治的專制獨裁社會裡，提倡反暴力反革命不論其出發點是多麼的仁慈善良，其客觀效果只能是對維護獨裁統治加強對人民的迫害。後果與出發點的仁慈善良適得其反。

在上述社會條件下，我同意林思雲的說法：「“沒有統治者的腐敗、殘暴與頑固，就不會有革命的慘禍，暴力壓迫是暴力革命的催產士。”」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造反有理，反革命有罪。

人們的反抗起因實際上還是因為統治者壓迫而導致矛盾累積而起。這個矛盾累積包括政治社會和經濟各方面。沒有這些矛盾的累積是不會起反抗的，更不會引起暴力革命，所以「獨裁制度暴力是革命的助產婆」命題是對的。

反證：如果按照沒有壓迫就有反抗的理論，在相對來說少於專制社會對民眾壓迫的歐美諸民主國應是世界之亂源，但事實共不是這麼一回事。民主社會因為壓力可以得到釋放，所以鮮有發生革命的。

還有一個外力和意識形態問題。

沒有那種意識形態就沒有對那種社會制度的自覺訴求。在沒有馬克思主義之前雖然也有大同世界桃花園之類的夢想，但幾千年來人類都沒有人會目標明確而自覺去追求共產主義社會制度；沒有民主思想，幾千年來只換皇帝改朝代，無論其多麼殘暴高壓，統治者多麼軟弱無能民眾都不會出現為建立民主社會而起的民主革命，民眾有的只是盼青天盼明君的改朝換代。

一旦形成了某一種意識形態人們就會目標明確而自覺地去追求它。現在有了民主自由共和憲政這些意識形態，人們自然會去求它；民主和共產主義不同之處在於後者沒有成功正例反而供了極端的反例，民主則提供了輝煌的成功範例。遂令世人一面倒地追求民主。

於是民主對於專制國家來說成了一股強大無比的外來壓力，它成了令所有專制權力無法擺脫的一個外來壓力。這種壓力因應不同類型的專制社會的專政形態以點滴的和平演變到暴力革命的形式表現出來。因為有了民主意形態和民主樣板，所謂有壓迫就有反抗的反抗力度就大大加強了。

反革命的聲音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出現的。它有兩個相反的來源：一是出自統治者自救，由其御用文人推出；一是理性的民主人士出於人性的愛而主張用改良方法實現民主而反對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基於這一認識，我一方面企求用改良方法實現民主避免使用革命手段，尤其是用暴力手段；但也不拒絕革命和暴力。

消除出現革命最根本的解決方法是沒有高壓或壓力能得到釋放而不會累積。人們追求的就樣一個社會。

如果社會高壓下的矛盾與危機已經累積到危險階段，在這時候統治者的壓力一旦趨緩，革命的可能性極大。這時要看朝野是作良性互動還是作惡性互動了。如果權力者能及時釋放壓力，就能出現朝野良性互動，若拒絕民主改良，就會出現惡性互動。所以說革命暴力的主導權在朝不在野。

統治者主導的關鍵是：讓步必須在民眾要求之前，把革命者的訴求作為自己施政的基礎：把民眾搶到手。現在中共黨人中的一些人提出把政治改革趕在革命暴發之前是極有先見之明的洞悉。慈禧太后把民眾要求變革的訴求作為施政要點做得太遲了，所以挽救不了清皇朝覆沒。彭明和王策等改良人士入獄，則說明現在中國的朝野是在作惡性互動。這個惡性是由當權者主導的。

[4092002/06/05]

徐仰藥 《民運﹑民主﹑暴力革命，三位一體的怪物？——回張三一言先生》見上篇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