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所谓的海外“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大扫荡在一片众怒声中不光彩的收场之后， 眼看独立汉奸的摊子已经是人去茶凉，但时逢六四，他们的剩余能量还是继续有新 代表，为各位的独立名状作下更好的注脚，不可不提过来好好看看。

这回，我们的独立汉奸已经不会再按党的政治教科书照本宣科，提醒大家“中国共 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也就是说要大家注意自己的阶级立场，可他们自己的立场， 还是清清楚楚地表露无疑。

本来，独立是一个好词，叫这些独奸们一抢注，反倒成了茶余笑料。在六四的周年 纪念潮中，他们又出来在官方与民间的宽阔灰色地带中，尽情地玩弄历史，混淆理 性与鹦声。

(一)独立汉奸的鸣冤

独立汉奸的冤为谁鸣？不是六四的死难平民，也不是戊戌时的谭生，而正是扼杀变 法，血染菜市口的西太后。本来这也可以是一家之言，各抒已见，但偏偏我们的独 奸们要用一番比较来突出西太后的沉冤。那一比才真是千古奇比，“不比不知道， 一比吓一跳”。

念念这个标题：“比窦娥还冤的西太后”。这一奇比中，前者何人？元朝异族统治 铁蹄下的一介民女，受尽坏人欺负但不甘屈服，即使用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法 律来压她就范，她也是宁死不屈。窦娥的一腔热血，直喷那六尺素练，也是中国吃 人历史的一种写照，她是被杀者，被冤杀者，是无辜的受害人。

提出“比窦娥还冤”，好像是说我们的独奸也在强调自己的人民性，起码看起来他 们似乎也同意关汉卿的那一个“冤”字。这个招牌举得高，打得好。但是这个招牌 之后，目的是引导出另一个“人民性”，或者另一个“人民性”的沉冤恶例，那是 谁，哪一个中国历史上的苦命女性，有比孟姜女还悲，比窦娥还冤的悲情故事？

是的，我们都看到，现代社会会造出比孟姜女还悲，比窦娥还冤的实例。男性的实 例就略去不谈，就仅举女性的悲冤来说，也真是成千上万。比如说，张志新烈士就 算一个，跟窦娥一样，也是叫官家抓去宁死不屈叫砍了头去；再比如说，刘和珍君 也算一个，是为了争取人民的权利在天安门前叫政府枪杀摆平；还可以说，天安门 母亲更是一个由冤屈和不幸凝成的一个被害者团体，她们的亲情叫政府斩断在伟大 的天安门广场上。我们的独奸们，拿出任何一例或更有代表的实例来与窦娥相比， 我都双手赞成──林昭、李九莲，我们的共和国曾经制造了多少个活生生的现代窦 娥冤呀！

但是，我们的独奸，独立地认为，比窦娥还冤的，当数清宫曾经不可一世的西太后！ 我不认为这仅仅是一鸣惊人的标题，为的是要引起读者的注意力；我也不会奋起大 批判，说这是混淆两类根本不同的矛盾。我只想说，把被杀的受害者，与杀人的刽 子手相比，而且认定杀人者更冤，我是不能接受与认可的。不管是用怎样的逻辑弯 弯绕，杀人者在杀的时候，行使的是他、她、他们的自由意志，而被杀的人，是前 者意志的承受体；即使杀人的人事后觉得有愧于作为一个人的良心，他、她、他们 的自由意志所酿成的后果，已经不可挽回：死亡是一个单向过程，这在被杀者和杀 人者的心目里，有共同的见解。

正因为二者间有对于“死亡是一个单向过程”的共同的见解，被害者的宁死不屈， 更使得她们对于人的生命与人的生活，以及更重要的，人的尊严的热爱与憧憬显得 高大：即使过得这一槛，再无回头的可能，她们最后的选择，也不是忍辱偷生。相 比之下，杀人者对自己的既得利益看得比他人的生命还重要的卑鄙心志，把自己的 既得利益建立在他人的白骨冢上，建立在其他母亲的终生痛苦上的那种统治阶级的 疯狂、噬血、冷酷、残忍，完全是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

独立汉奸们，在心底里为杀人者叫屈。这大概是他们“独立”的最佳标志。

(二)独立汉奸的冤鸣

独立汉奸们其实比我们一般人看得清，看的更远。不是说向历史的一方看得更远， 而是说向前进的方向看得更远。

一般的人还在为“平反六四”的“反革命暴乱”定义而努力时，独立汉奸已经开始 为将来时的历史耻辱桩上的恶人进行鸣冤复誉的舆论准备。一片独立的苦心，苍天 可鉴！为戊戌案如果今天不能指责西太后，那么为六四的血案，明天也同理不能冤 枉我们的双手蘸满人民鲜血的领导人，否则，他们将会“比窦娥还冤”。

我怎么也想不通，邓小平比天安门母亲会更冤。

对杀人者的容忍，而不是对被杀人的同情，是我们的共和国这五十年来一直在怪圈 循环的道路上脱不出身的内在意志。这又不仅是独立汉奸的心理障碍，而是整个中 华民族的民族性之一，只不过在大家逐渐开始认识到“生命诚可贵”的普遍与具体 不可分割的时候，这些独立汉奸还在拿别人的生命开历史玩笑。

关汉卿伟大之处，不仅是他的文学表现手法，也不仅仅是他的鲜明的现实主义，而 是他对无辜生命的爱惜与同情。如果都跟我们的独立汉奸们一样，只要死的不是自 己，只要死的不是自己的亲人，就不用表现或者文学表现，就不用现实主义，就只 要紧跟高举，因为他们的心里，丝毫没有对无辜生命的爱惜与同情，尤其是对别人 的无辜生命的爱惜与同情。

中国人最高尚的意志，就是“活着”，而且只是“自己活着”，为了自己“赖着活”， 最好令别人“好死”。怎么能保证自己的“赖着活”？第一，要“打入主流社会”， 也就是说，参加食人族的食者团体，食人以自肥自保；第二，如果不幸未入主流， 缩头不去做“出头椽子”，社会前进不前进，与我无关；第三，如果不幸独立，赶 快向核心献媚传情，不能成了人家的眼中钉，俎上肉。

所以，声称独立的高人，为的都是不再独立。预先的鸣冤就是最有远大目光的政治 投资，(当然不能说成最大的投机)。

(三)杀人或食人的策略问题

向前看，看到鸣冤，向后看，自然产生策略。

独立汉奸们认为，纪念六四的最好方法，就是“别管六四的定性，先讨论双方的策 略”。这其实与他们的西太后之比窦娥，源出一辙。“双方”，一方是杀人，一方 是人杀，怎么这么简单就叫等同的“双方”？

我知道，这里的隐文是，不是邓李下令对学生和市民开枪，而是学生自己的不检点 的策略把他们自己引上了绝路。这样的句子明说出来的也有，但是，那是前两年的 过时声浪了。今天仍旧旧调重弹，而且是更低调地重弹的，就只剩下“独立”人士 了。

如果六四的凶杀，只不过是一场军事演习，一场军民合练的演习，一场未实际开杀 的沙盘操练，那么，比画完了，自然要接着讲评一番，看看各方策略的得失。记着， 你原来可以不动那个军，不杀那个民。可是一旦血腥成为历史的一页，屠刀不仅已 经架在屠刑架上的中国人民脖子上，而且子弹已经从中国青年的胸膛上穿过，那么， 我们面临的就不再是简单的策略问题，而且极大的犯罪。

为什么在血淋淋的犯罪现场，一旦提到追究刑事责任，责任两个字就被演化成另外 的两个字：“策略”？

讨论犯罪的策略问题？这也是独立汉奸的最大利益，最高嗜好？

许多的“如果”，现在被拿出来作假想的策略基准讨论。我只提一个“如果”，那 就是：“如果当时的设计者未起杀心”。没起杀心，那就什么事情都好说。可杀心 一起，性质已经完全不同，后面的事就都是在“预谋杀人”的前途下的具体部署。 你可以把这些部署也叫策略，讨论怎样杀，什么时候杀，谁去动手，谁去主刀，还 可以讨论杀谁，杀几个，在何处杀，在菜市口还是天安门，讨论这些“策略”，可 能是你的兴趣，其中心思想还不是在于，怎样杀了人又不让血污了手，把一切责任 推卸在被杀人的一方。

你想想，不起杀心时，一方面是政府，一方面是平民，可杀心一旦决定，那么一方 面是“人为刀俎”，一方面是“我为鱼肉”，你要讨论怎样开片，怎样油煎？

如果在这之前也有策略问题，那么应该讨论的是，政府如何在不使用暴力的前提下， 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政府的职权。

而正因为中国政府，共和国的最高行政机构，从来没有在不使用暴力的前提下，正 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任何先例，他们尚不会和平处理这样的矛盾，解决这样的问 题，正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人民的政府，他们不知道要和人民对话协商调和， 他们不知道如何把人民的意志视为自己的使命。要让人民和他们平起平坐，他们觉 得极大的羞耻，他们觉得下不来台，他们怒火中烧，他们只好动用他们唯一的看家 本领，要借用武力来把站起来敢于说话的中国人民重新放倒在血泊之中。

如果你要说，“我说的就是不要激怒老革命”，那么我们又回到了前一节说到的国 人特色“赖着活”的信条上。

我的回答是，那不是策略问题，那是人格问题。

(四)结语

中国人为了民族的前进，已经流了太多的血，承受了太多的冤。我不认为这都是策 略的不足的结果，更不认为应该延请伪独立者以为帝师，教会我们的统治阶级如何 杀人杀得更加艺术一些。

中国人之所以流了太多的血，承受了太多的冤，是因为杀人刀没有掌握在人民手中， 中国人民至今还是刀锋所指、束手噤声的受压迫者，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转化成政府 暴力的受害者，他们还没有力量约束他们自己的子弟组成的暴力，他们还没有办法 化解凌加在自己头上的悬剑。

我在上节中，为讨论方便起见，采用了“一旦杀心决定”的字句，这是不符合官方 的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的一种权且假设。实际的杀心，是从共和国建立之日， 甚至之前就已经决定的。

如果还有策略问题，那就是关于怎样化解这种社会暴力的具体作法。

(2002-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