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现象”的出现说明了什么？

一、缘起

拙作《文盲孔丘与文盲鲁迅》推出后，东海一枭先生化名“平昌老人”，自称是什么世外高人，是东海一枭的师父，以“左右互捧术”撰文赋诗，肉麻吹捧自己是万籁无声之时的唯一“大言”，是中华唯一的民族魂，是天下众流的真源，是补天的女娲，“是文化的象征、智慧的代表、慈悲的化身。斗战胜佛一身本领，大唐群雄文韬武略，其来有自”，等等。此外还对我那篇文字作了“批驳”，一再欢呼“十年芦名毁于一旦”，并反复纠缠着我要答复他的“批驳”。

对此闹剧，我本不想理会，因为我和东海先生毫无交流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我和他的区别，也就和当初胡适与旧红学索隐派的区别，后者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腐恶的那部分的沉渣泛起，而前者从西方学来的先进的思维方法，用来整理国故。两者当然没有什么交流余地。

更何况东海先生的本意已经表露得清清楚楚了，那就是为了他扬名立万，必须“一洗万古凡马空”，要无情粉碎一切“米粒之珠”，好让他那夜明珠灼灼生辉。要做到这点又有何难？我公开承认被他第Ｎ次“打得满地找牙”不就完了？如果我再答覆，岂不是太不知趣？

但无奈东海先生不知见好就收，非要逼我答覆。所谓恭敬不如从命，只好勉为其难，再度鸡同鸭讲一番。好在他那些低级错误在“国粹派”中颇有代表性，铲除这种劣等智力垃圾或许会有普遍的疗愚意义。

二、“文盲”正解

这闯了祸的“文盲”我在那文章一开头就作了定义，说得清清楚楚：

“这当然是夸张之词，准确地说，应该是‘文明盲’才是，而那‘文明’自然指的是西方文明。……那公元前５、６世纪的老子孔子，用今日眼光来看，乃是绝对而非相对的文盲，什么科学文化知识都没有。以当时的原始蛮荒状态来衡量，他们当然是伟人，但时至２１世纪还要把这俩死人顶在头上，甚而至于用僵尸压杀活人，那就绝对只能是????之邦的????分子才能干出来的????把戏了。这种智力笑话，请问与胡锦涛同志前往景颇山，三顾茅庐，礼贤下士，恭恭敬敬地把某部落的文盲智者请来作国师有何区别？”

就算是景颇山上下来的同志，也该看明白我这儿说的是什么意思吧？可惜东海先生就是不懂。我只好用白痴也能看懂的提纲重说一遍我的意思，虔诚祈祷上天千万让他福至心灵，这次能看懂了：

１、古代思想家如老子孔子等人，在当初那个时代，当然是伟人。

２、但他们的思想是在那个原始蛮荒的时代形成的，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虽然不乏智慧闪光，但彻底缺乏现代文明内容，绝大部分教导在今天根本就过时了，再没有指导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些古代贤人乃是不折不扣的现代文明盲。

３、所谓“现代文明”，其实就是西方文明，不敢承认这一点，不过是缺乏敢于承认事实、正视现实的学术勇气罢了。

再说明白点：建设现代文明社会的蓝图是无法从古书上找到的，因为古人不懂西学，而现代文明社会是按鬼子发明的一系列理论构建的！如果真能找到，也等不到今天这些国学盲来显身手──东海一类黑板报宣传员的“国学修养”，再深湛也超不过终生只看线装书的毛泽东吧？更不用说晚清和民国的大儒了。那些人怎么没靠国学把中国从西方文明冲击的危机下解救出来？

４、西方文明当然不是完美理想的文明，但它从美学意义上说更博大精深（国粹派死不同意这点也罢，并不影响下面的论述），从功利意义上看更强大，更富于侵略性，别的文明根本招架不住，只有挨打的份，因此它在与中国传统文明发生碰撞时，便使得中国陷入文明危机，脱出了两千年不变的运行轨道，永久丧失了祖传的最适生活方式。近现代中国发生的一系列悲剧，就在于中国人缺乏日本人的调适能力，迅速调整自己，在保留原有文明的同时吸纳外来先进文明，迎头赶上。

这结果就是造成了持续至今的“文明脱位”，一方面，原来最适合国情民俗的生活方式在另类生活方式的对照下，突然给比衬得弊病百出，显得无比黑暗，使得许多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再也无法接受，再不是最适生活方式了；另一方面，中国人又无法真正领会并接受西方价值观念以及文化习惯，改用西方生活方式，于是西方生活方式也始终无ㄐ纬墒屎瞎�人的生活方式。这样，中国人便没有了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结果就是所有的人都对眼前不良不娼的生活方式不满意，社会失去了长期稳定点，必然处在持续动荡之中。这就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

这就是本人上网以来一直在宣传的观点。我认为它就是中国问题的根本所在。

５、中国之所以无法像日本那样迅速采用先进生活方式（起码是功利意义上的先进吧），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有从徐桐到东海那种抱残守缺的顽固守旧派。这些偶像崇拜者把孔孟老庄当成上帝崇拜，把断章取义的零碎语录当成天宪，不但抹煞良心把中国传统文明吹捧到天上去，而且立意刻舟求剑，问道于盲，缘木求鱼，企图用原始时代的伟人只言片语来指导现代人建设现代文明社会。就是这些死硬昏庸的腐儒，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逆流和阻力的一部分，使得中国无法如同日本那样，迅速调适应变，妥善解决文明危机。

６、为了破除这种祸国殃民凡一个半世纪的偶像崇拜（准确地说是“死脑崇拜”），本人写了那篇《文盲孔丘和文盲鲁迅》，主旨无非是重弹多年老调：不要站在巨人胯下，要让巨人站在你的胯下。巨人是让你爬到肩头上去的，不是让你俯伏跪拜的（请参阅拙作《站在巨人胯下》）。那些巨人的光荣岁月早就过期几千年了，他们留下来的教导，在现代人眼光里看来，不过是科盲甚至文明盲的胡言乱语而已。这并不是让大家去超越时空嘲笑古人，而是让大家解放思想，不要像东海那类黑板报宣传员一样，靠背诵不求甚解、断章取义的圣人语录，以此去“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立竿见影”，而是要学会鬼子的思维方式，敢于并善于使用自己的脑袋去作独立的批判式思考，不是背名言而是自己说出名言来。只有这样才配作现代知识分子。

就这么明白的意思，而且是我上网将近７年一以贯之，说了又说的轱辘话，东海先生竟然曲解到八万竿子也打不到的地方去，说什么：

“关于鲁迅，我的认识与以前有所不同，那是另一篇文章的话题了。有必要指出的是，鲁迅是与孔子对著干的，芦笛把他们烩成一锅，盖上‘文盲’的锅盖，真有点笑熬酱糊的味道。芦文最后说，‘当时被鲁迅嘲骂的那夥人，自胡适直到梁实秋，哪怕是他与之势不两立的顾颉刚也罢，个个是学贯中西的大知识分子。中华文明不想复兴则已，要复兴，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栋梁材。’这又是他给自己的一记耳光。因为‘被鲁迅嘲骂的那夥人’中，不少人象我一样对孔子和国学葆有相当的尊重。 ”

看过那篇拙作的常人都该知道，我岂是把孔丘和鲁迅“烩成一锅”？被迫和这种毫无理解力的同志文字往还，岂不晦气？

更可笑的还是这段话：

“芦笛口口声声西方文明，却大犯‘用科学取代哲学、把知识当作智慧’的常识错误，不知西方文明不仅只有物质文明科学知识，更不等于会开平方。用孔子不会开平方来指责孔子为‘文明盲’，恰证明了他自己盲于文明。

如果用懂不懂现代科学知识乃至会不会开平方作为文明人的标准，岂但‘那公元前５、６世纪的老子孔子，用今日眼光来看，乃是绝对而非相对的文盲’，包括释迦、耶酥在内的中外古今大量哲人伟人无疑全都是绝对的文盲。按照芦笛的逻辑，岂但儒家？全世界基督徒、佛徒及各种宗教的信徒和中西传统文化爱好研究者，全都成了“用僵尸压杀活人”的“拜死人教”的教徒！ ”

您说这人难道不是长了一双高聚焦隧道眼，只看得见针尖大的那点地方，竟然抓住“开平方”一语，以为我认为西方文明只有自然科学！

我这儿是用这个事实形像生动地告诉大家，孔老二那个时代非常原始，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极度落后，连今天学童视为当然的雕虫小技，那个时代的人都不懂。所以，他的伟大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不是超越时空的，把那个时代的伟人当成今天的伟人崇拜，这绝对是只有中国白痴才会弄出来的时空错乱。

东海先生没受过什么教育，看不懂我写得再明白不过的文章，才会以为我把“知识当智慧”，其实我在旧作中反复告诉大家的主题，就是学习的目的不是单纯积累知识，而是学会合理的思维方式，这就是俗话所谓“聪明”，所谓“智慧”，而传统“学问”非但不是西方的知识，更只能摧残人的思维能力，使人变得连大老粗都有的common sense（普通智慧）都丧失了。我已经在旧作中列举了大量例子作为证明。东海如果真识字，要做的事就是去驳倒那些例子，证明中国人确有他说的“大智慧”。

更可笑的是，他连“教主”和“思想家”都分不清，用释迦、耶酥（稣）来“论证”孔子的伟大，把“全世界基督徒、佛徒及各种宗教的信徒和中西传统文化爱好研究者”熬在一锅里，用那证明他在网上用儒学给大家洗脑是应该的！

请问东海先生，您主张用儒教改造国民精神世界，到底算是宗教信徒呢？还是“传统文化爱好研究者”呢？若您这种靠吃语录饭混日子的政治指导员也算“传统文化爱好研究者”，那当年那些政治指导员统统都该进社会科学院了不是？您就连算个孔教信徒都不及格，因为如下文将要指出的，您不过是个低级奸孔犯而已。您知道的“儒学”，恐怕还没洪秀全知道的“基督教教义”多！

时至今日，“国学盲”不再是什么耻辱，而“文明盲”倒确确实实是耻辱。直至中共毁灭了传统文化之前，中国从来就没少过真正精通国学的大师，但这些人并未能完成现代化转型，他们的国学知识丝毫没有派上用场。相比之下，中国紧缺的从来是精通西方文明的知识分子，不造就出一大群这样精通现代文明的学人来，中国社会要引入西方人发明的民主、法治、自由、人权观念，推动社会转型根本就没有指望，辛亥革命就是殷鉴。

退一万步说，就算是按东海先生限于智力的误解或是别有用心的曲解，我说的“文明”只包括“科学”，那只懂科学不懂哲学也丝毫不妨碍为现代人。除了尼采哲学和马列哲学两个例外，哲学乃是智力贵族的高雅智力游戏，或曰“高级魔方”，对国计民生根本没影响。日本从来没出过什么大哲学家，有谁敢说人家不是现代国家而是中国那样的前文明国家？

把“国学”和“哲学”混起来乃是东海的独家笑话，下文还要详论。这里只想指出：不管“国学”是否含有哲学成分（我本人观点早说过了，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根本没有哲学，老庄不过是原始萌芽。此后的宋明理学受佛家影响，确实有了非常粗糙原始哲学成分，但仍然不能称为成熟的哲学），它如今已成聋子耳朵。现代人不懂孔孟老庄程朱王毫无关系，但不知道牛顿、达尔文就连糊口都成问题。

干脆打开天窗，再说句难听的，如今国学的存在意义主要是三个：

第一，比较研究价值。社会学家通过研究比较东西方社会文化思想传统的区别，找出中国完成文明社会转型的障碍和阻力何在（就像我一直在作的微弱尝试一般），开出对症下药的方子来。

第二，感情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国学如同西藏，如果略去其国防价值，则那荒原对咱们来说只有感情价值：失去了它必然要对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形成严重打击，但毫无实用价值。因此，需要大量的专业人士去从事研究国学，但那并不是如同东海一样作黑板报文宣员，以圣人语录取代毛语录改造现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只有头脑极度错乱者才会有这种病态雄心），而是正宗的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史学考证研究（例如现在正在进行的断代工程）。

第三，艺术价值。作为丰富的文艺宝藏，国学仍然为现代中国人的文化艺术创作提供丰富营养。不用说才子李劼先生，哪怕比较一下老芦和东海的文字水平，就算是盲人，也立刻就能看出国学在这方面的价值来——老芦再不济，总不至于写出“东海体黑板文”来吧？这就是国学浸润度的直接反映。

三、孔教是“内向哲学大智慧”么？

东海先生那搞笑杰作，开宗明义便是：

“宇宙间一切知识学问浩如烟海，细而分之千门万派千奇百怪，综而统之可分子科学哲学两大部分：科学是关于宇宙万象、天地万物的知识，哲学是关于心灵、道德、生命本原、宇宙本体的智慧。前者分散万殊，后者综会一理，前者针对客观世界、外部现象，后者针对主观世界、内在本质，前者逐物于外，寻求发掘外部世界的秘密，探索和改造自然；后者返求诸己，探索把握内在世界和超越世界的奥妙，认识和修养人生（科学与哲学、知识与智慧当然不是截然为二的。它们之间互相推动促进并有常有联系、交叉和重叠之处，兹不详论）。

儒学解决的是心性修养问题（个体安身立命）和政治制度问题（社会长治久安），不插手自然科学范畴的问题。芦笛口口声声西方文明，却大犯‘用科学取代哲学、把知识当作智慧’的常识错误，不知西方文明不仅只有物质文明科学知识，更不等于会开平方。用孔子不会开平方来指责孔子为‘文明盲’，恰证明了他自己盲于文明。 ”

就连老毛那超级现代文明盲（亦即西方文明盲）都不会闹出这种笑话来！东海先生再不济，初中总该上过吧？我记得当年初二语文教科书上有毛的文章《什么是知识》，开头就说：

“什么是知识？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是阶级斗争的知识，社会科学是它的概括和总结；一门是生产斗争的知识，自然科学是它的概括和总结，而哲学则是这两门科学的结晶。”

毛泽东和东海的共同笑话，乃是对科学和哲学之外的无数学科视而不见，其中最打眼的就是文化艺术和生活艺术：语言文字、文学创作、音乐、戏剧、雕塑、绘画、建筑、烹调、服装、装饰……等等,难道这些都不是知识？虽然有的学科有科学渗透（如建筑不光是艺术，而古文字学研究如今也被科学渗入了）或哲学渗透（如文学作品），但它们毕竟是独立学科，并不能归入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哲学那三大部类里去。

除此之外，还有的学科既不属于科学，也不属于哲学，更不属于艺术，例如形式逻辑就是这样，它不是科学，因为研究对象并不是客观外界而是思维本身，其发展建立并不依赖于社会生产进步（基本框架早在亚里士多德手上建立了，那是古希腊还根本没有自然科学）。此外，尽管至今学术界还有争议，我个人认为数学也无法算成自然科学，理由已在旧作中讲过了。

东海超过毛的第一个惊天笑话，乃是他根本没有社会科学的概念，用“两分法”把“学术”一分为二：哲学和科学，他那所谓“科学”其实是指自然科学，所以才会说出“前者（科学）逐物于外，寻求发掘外部世界的秘密，探索和改造自然”的话来。很明显，这并不包括社会科学在内──连文盲都知道，社会科学并不“探索和改造自然”。

东海应用这两分法的结果，便是把孔教硬划进了“哲学”范畴。其实我说而又说：孔孟之道毫无哲学成分，乃是一种独特的“伦理政治学”。论本质它是伦理学，但孔子把个人道德修养放大到社会范畴去，把宏观的治国平天下问题归结于微观道德修养完善的问题。所以，如果用现代分类方式，儒学应该算是由两个学科杂交出来的东西：既可以算成是伦理学，又可以看成是古典政治学。原始儒家的微观伦理学至今仍然有宝贵价值，但其政治学思想在现代就不算反动，也是过时了的。可怜东海连世上有政治学、伦理学都不知道，这才会闹出这笑话来。

东海超过毛的第二个惊天笑话，乃是他的独家“哲学”定义：

“哲学是关于心灵、道德、生命本原、宇宙本体的智慧。……针对主观世界、内在本质……返求诸己，探索把握内在世界和超越世界的奥妙，认识和修养人生。”

这儿的“生命本原”“宇宙本体”字样，大概是从识字课本上抄来的。可怜他根本不懂意思何在，以致闹出惊天笑话来。原来，探索宇宙的本质竟然是 “针对主观世界、内在本质”？！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返求诸己，探索把握内在世界和超越世界的奥妙，认识和修养人生”？！

其实剥去那些黑板报文宣俗气点缀，东海无非是想说，这世上有两门学科，一门是内向的，那就是哲学，一门是外向的，那就是科学。因为孔子学说没有科学内容，所以它当然只能是哲学，因而当然也就是内向的。

这儿暴露出来的文盲错误之多，说不胜说：

第一，哲学不是什么“内向”的学科。所谓哲学，乃是关于宇宙观的学科，或曰形而上学（不是指莱布尼茨建立的狭义的形而上学），也就是探索用自然科学手段无法解决的所谓形而上的难题，诸如存在（包括主客观世界在内）的本质是什么，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空间到底是有限的无限的，存在是一元还是多元，是运动的还是静止的，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等等。这些问题根本无法靠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的手段解决，哲学于是得以问世。它不是什么“内向学科”，即使是唯心主义，也有“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之分。

第二，内向的学问不一定与哲学有关，例如伦理学强调的忏悔式的思想改造，跟回答哲学的基本命题有何相干？难道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种为孔子提倡的典型的“见其过而内自讼”，不属于伦理学范畴，竟然是形而上领域？如此说来，对照毛主席教导检查自己，改正错误，也是哲学研究了？

第三，孔教并非全部内向，其实质是“内向格物致知修身，外向齐家治国平天下”，只看见孔教内向的伦理学那面，忽略了它的政治学内容，绝对是只有东海才能闹出来的文盲笑话。

第四，任何一个粗知孔子学说的人，都不会把孔子当成哲学家。《论语》里就说得再明白不过：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子不语怪，力，乱，神。”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鬼、神、生、死、怪、神、性、天道等等的奥秘，本来是最容易触发原始社会（说明：这“原始社会”是指落后状态，并不是社会发展史上严格的原始社会）哲人们的形而上好奇心，可是孔子竟然反常地缺乏这种好奇心。不但《论语》里除了点庸俗宿命论（那根本不是哲学，否则迷信乡农也算哲学家了）的自慰或自怜外，彻底缺乏这些内容，就连他弟子都从未听到过这方面的教训。

如今东海先生却出来告诉大家，孔子乃是了不得的大哲学家！那“根据”除了把“反求诸己”当成哲学的笑话外，似乎就是孔子“编创”了《易经》。本人无知，还真没见过这“编创”，只见过“编篡”。想来东海先生的意思是说又编辑又创作吧。我还真不知道孔子参与了《易经》的写作，更不知道他确立了哪些哲学思想，这就请东海先生向大众报告他的独家发现，谢谢！

就这么一个不折不扣的文盲，不但有那胆子去作奸孔犯，而且在爆出这些惊天笑话来后，还居然智珠在握，胜算在胸，把我不屑理睬当成了大获全胜，连连欢呼“十年芦名毁于一旦”！

四、传统中国帝制是“开明专制”么？

我在网上搜索《朱子语类》下载点时，偶然发现东海先生在提倡“灭人欲存天理”的文章里几乎逐字逐句地剽窃我的观点，他这次冒充“平昌公”也忘不了再次剽窃一番：

“我们不能用现代的标准去苛求古人。确实，儒家经典中是有一些维护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的言论，可以视之为原儒因时制宜当机说法，是儒家政治现实主义和历史经权思想的一种表现。如果尊重历史，就得承认在现代民主制度出现之前的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开明专制作为一种‘善的等级制’，无论对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无论对民众还是民族，都是最佳制度选择。所以，儒家为君主专制服务的言行有其历史合理性。 ”

他在那鼓吹“灭人欲存天理”的文章里好像还原文照抄了“孔孟之道是传统中国的最适生活方式”，这儿却要自作阙如的聪明，改成“最佳制度选择”，这一改便成了笑话，哪怕是景颇山下来的原始人都难免要问：这么说，中国人民，“无论是对民众还是民族”，都曾经有过选择自由，自愿选择了传统帝制？难道古代中国也和古代西方一样，曾经有过古希腊城邦民主制以及古罗马的共和制？

那“传统中国帝制是开明专制”一说最搞笑，说明东海先生不但丝毫不知道西方社会发展史的ＡＢＣ，以为民主制度是近代才出现的，而且连孟德斯鸠的经典著作《论法的精神》都从未看过，这才不知道他老人家的对政体的经典分类。这对任何一个敢到网上来谈政治的严肃写手简直就不可思议：难道当今世上真有这种浑人，连政治学的起码启蒙读物都没看过，凭一部儒教十三经，就敢来网上指手划脚？

老孟说：

“政体有三种类型：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即使是最没有学识的人们的见解也足以发现其性质。我假定三个定义，或者更确切地将它们称之为三个事实：共和体制就是全体人民或部分人民拥有最高权力的体制；君主政体意味著只有一个人统治国家，只不过遵循业已建立和确定的法律；至于专制政体非但毫无法律与规章，而且由独自一人按照自己的意志以及变化无常的情绪领导国家的一切。”

这说的是三种政体的实质（用他的话来说是“性质”），支配这三种不同政体运作的机制他称为“原理”（英译“principle”，中文通译“原则”，我觉得不如译为“原理”准确，今姑从通译）。他指出，共和政体的原则是品德，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换言之，支配这三种政体运作的杠杆分别是品德、荣誉和恐怖。

上引经典语录已经说明了，无论是共和政体还是君主政体，都通过法律治国，这就是它们和专制政体的根本区别。老孟特地指出，在专制国家里，政体的性质要求人们绝对的服从；而且君主的意志一经发出，便不容置疑地生效，不可逆转。 在专制国家里，绝对没有诸如调节、限制、和解、平衡、商榷、进谏可言；完全没有对等或更好的建议可以提出；人作为一个生物只能服从另一个生物的意志。在那里，人们不能对未来的厄运表示出更多的恐惧，也不得将遭遇归咎于无常的命运。人的命运与牲畜并无二致，只有本能、服从与惩罚。

任何一个粗知东西文明的读者立刻就能看出，老孟在这儿列举的三种政体，头一种指的是古希腊罗马的共和政体（可以进一步分为民主和贵族政体，因与本文无关，从略），所谓“君主制”乃是指欧洲的君主政体，其操作原理是靠贵族们的荣誉感作为建功立业的动力，而所谓“专制政体”指的就是东方的君主制。

老孟是从研究波斯的君主制中发现专制政体的性质和工作原理的，但这些发现也基本适用于中国的传统帝制，后者起码在两大方面满足上述条件：第一，以君王个人意志而不是君民一体凛遵的法律治国。第二，臣民只有服从的责任，毫无抗命的权利。而这都是儒教的突出特点，儒家提倡的是严格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礼治，并非法治，东海就是翻烂了儒家的全部经典，也只能找到劝戒臣民服从君上，“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绝对找不到臣民的“权利”这个概念。

而今东海先生却告诉我们说，传统帝制是“开明专制”！闹出这文盲笑话来，当然也不完全是他的错，背时中文不能辞其咎，盖中文词汇贫乏，无知辈如他者一谈“君主制”，就以为东西方的君主制是一回事，而那一定都是“专制制度”。所以，开明专制当然也是专制制度的一种，只是比较开明罢了。其实这些概念如果用西文表达，就绝不会出现这种望文生义的笑话。

老孟那所谓“专制制度”，在英文中乃是despotic government，而所谓despotism乃是个很臭的词，和“独裁”、“暴政”紧密联系在一起，和“君主制”（monarchy）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而中文所谓“开明专制”，用鬼子的话来说则是enlightened monarchy，与咱们的传统帝制相距就更遥远了。这开明专制我已经向那些倒共人士解释过，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君王实行宗教容忍、言论出版自由、尊重私人产权、培育艺术、科学和教育。最重要的是，君主不能武断专行，必须遵守法律，并对所有臣民公正地实施法律。这和中国传统帝制完全是两回事。

开明专制的提倡者伏尔泰在世时，适逢西方掀起了“中国热”。他出于对中国的极度无知，任意美化中国，以为中国乃是柏拉图提倡的由哲学家作国王的理想国。这种天真的幻想在18世纪后期欧洲人首次接触到中国后立即被打破了。伏尔泰等人因为历史条件限制闹出这种笑话来不足奇，奇怪的是东海先生把符合孟德斯鸠界定的“专制国家”性质与原则的古代中国，当成了比欧洲一般君主国家还要先进的“开明专制”，还说那是中国人民当时最好的选择！这种笑话，恐怕连大字不识的景颇山胞都不至于闹出来。

那么，我为何说孔孟之道规范下的传统帝制是古代中国的最适生活方式呢？理由早在一系列旧作里说过了，那所谓“历史上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乃是功利意义上的。在古代中国那种原始落后的农耕社会里，人力是最廉价最丰富的资源，要充分利用这种资源去弥补生产工具的落后，就需要一个强大的集权的中央政府，能够大规模动用民力去完成大规模公众工程诸如国防工事（长城）、道路、运河、水利（治黄）等等。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人民培育成忠诚的奴才，把无条件服从君上看成是绝对不容质疑的天经地义。孔教为此应运而生，充分满足了这一历史需要。

但这一套最大的问题是只能在封闭状况下工作，一旦中国失去了地理上的隔离，被迫和西方比较生活方式时，保守的孔教就立刻变成了求新求变的巨大阻力，使得中国丧失了应变能力。要获得救亡图存的生命力，必须非摆脱这刹车不可，这就是为何五四运动要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来。

可惜东海先生一如既往，用不求甚解、生吞活剥强奸孔丘的一贯绝技剽窃芦说，自然要弄得面目全非，竟然说出这种昏话来：

“在现代民主制度出现之前的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开明专制作为一种‘善的等级制’，无论对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无论对民众还是民族，都是最佳制度选择。所以，儒家为君主专制服务的言行有其历史合理性。”

这“善的等级制”其实也是我在旧作《试论孔孟之道对人性认识的偏离及其流弊》中首次指出的，只是我没有用这个词罢了。我指出，孟子提出“天爵”理论，把孔子维护的贵族等级制化为基于道德的等级制，这在历史上是一个伟大进步，可以说是一种平等诉求，可惜那只不过是孟子的一厢情愿的幻想，从未兑现为现实，根本也就没有任何可操作性，等到孔教堕落为宋明理学，对私德的过分强调就有效地把国家变成了伪君子之邦，使得野心家们以装圣贤的模样来欺世盗名，飞黄腾达。一直到今天，东海先生还在沿着这条王莽开创的轻车熟路迅跑，可见流毒之深广。

更可笑的是，我在《从吴晗说到李泽厚》中指出：

“尽管孔孟之道是为统治集团服务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当然比较有限），它也同时为人民服务。孟子的‘天命’论和‘仁政’说，对后世儒生影响很大，在他们，‘爱民’与‘忠君’非但不像后世马列邪教认为的那样是水火不相容，反倒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唯其爱民，所以忠君；唯其忠君，所以爱民，根本就是一回事。这道理很简单：君王受命于天，代老天爷主宰万民，如果不爱民，就要失去上天欢心，导致国破家亡。因此，爱民才是真正忠于圣上的表现，而真正的忠臣就一定要身体力行这个原则，不但自己爱民如子，清廉如水，而且还敢于对不爱民的昏君进行苦谏。

……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孔孟之道当然极度原始甚至可以说是反动的，但历史地看，它确实有足够的存在理由。照毛泽东的匪徒理论，只有起来造反才能推动社会进步，但可笑的是，连毛共理论家自己也不能不承认农民造反并不可能造出一个消灭了剥削压迫的新制度来，那既然如此，起来造反除了周期性屠杀人民并大规模毁灭社会财富还有什么鸟意思？难道社会进步竟然是以人民大规模丧生为标志？这是何等土匪理论！既然古代中国人没有足够的想象力为自己设计个别样活法，那唯一明智的选择不就只能是在维护现体制的前提下尽可能修修补补，缓和社会危机么？”

后来我到东海当斑竹的论坛去，他和高寒依靠地利人和，联手围攻我，竟然引用这段话“证明”传统帝制是开明专制，说我反对提倡孔学和这段话自相矛盾！您说这位“21世纪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东海自诩）的脑袋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更有趣的还是他的这段名言：

“孔子的‘克己复礼’，孟子的‘道尊于势’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宋儒的‘天理’说，其实都是儒家限制君权的一种努力。不得不承认，这种种努力效果有效也有限。道与势之间，也就是儒家道德政治理想与专制政治现实之间，历史上长期存在著相当的紧张。而这不正是儒家文化品格的优秀所在么？”

这人强奸古人真是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除了孟子之外，请问孔子的“克己复礼”，董某的“天人感应”，宋儒的“天理”怎么是“儒家限制君权的一种努力”了？一部《论语》和《春秋》，从头到尾只看见孔子谴责那些僭礼犯上作乱的乱臣逆子，何时试图限制君权？所以孟子才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如果老孔真是“努力限制君权”，孟子何不说“孔子成《春秋》而暴君惧”？莫非您这位当代大儒，竟然比亚圣还结棍？我看有可能，人孟子似乎从来就没假借神汉巫婆之口，吹嘘自己是什么“半神半人”，是什么“智慧的象征，慈悲的化身”。

最搞笑的还是那“宋儒的‘天理’说…是限制君权的一种努力”。我在《试论孔孟之道对人性认识的偏离及其流弊》的经典著作中指出，由孟子赋予特殊重要意义的传统天命观对君王确实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东海先生看到这话，因为有个共同的“天”字，他竟然就此以为宋儒的“天理”和孟子的“天命观”是一回事。世界上再没比这更大的风马牛笑话了。这只能说明东海先生不但没看过程朱的任何文字，就连《四书集注》都不曾看过，最起码是看不懂。

五、“引用《可兰经》赞美耶稣”

东海先生教导我们：

“对一个庞大复杂的学术体系，要对它整个体系根柢疏析清楚，从而提纲握领，抓住它的中心、主旨和要点，而不宜抓住它具体历史环境中一些具体的规范进行无限上纲，更不能摘其具有针对性和特殊性的片言只语进行恶意歪曲，象芦笛所做的那样。”

这段话的主旨其实是从我的旧作《从“大同世界”看最常见的国学陷阱》中抄袭来的，需要纠正的只有几点：

１、孔子的学说根本称不上什么“庞大复杂的学术体系”，不过是一堆零言碎语而已。东海的毛病，乃是既不知道将原始儒家和后世儒教相区别，也不知道在原始儒家中将孔孟荀相区别。

２、孔子学说易招致误解或曲解，乃是因为他“述而不作”，没有什么对其基本思想的介绍和系统论证，与战国时代的学者完全是两回事，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博大精深”的思想。即使如此，孔子思想的主旨还是可以把握的，但那必须在通读《四书》和《春秋》的基础上，以他的语录互相印证，如上举对“君子和而不同” “孔子圣之时者”的理解然。

３、上引东海语录，只需将最后一句话改为“……更不能摘其具有针对性和特殊性的片言只语，用现代观念进行蓄意歪曲，肆意吹捧，象东海所做的那样”，就“尽美矣，又尽善也”。

的确，东海先生唯一的本事就是专打“语录战”，特点是“动机先行，活学活用”，不是从某个具体的个人目的出发，去寻找圣人语录吹嘘自己，或给自己壮胆（例如他多次自吹：“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便是愣把现代文明概念塞给圣人，硬要把专制理论的发明人说成是民主思想家，简直是“用‘东海版可兰经’歌颂孔丘”。

前者不过是私德问题，不足评论，后者倒有着普遍的警示意义。此类错误在不懂国学者中颇常见，有必要讲解一番，则他人庶几可以避免其文盲覆辙。倘若此，那便是东海先生的网络存在意义的圆满实现。

我在旧作中反复强调指出，古汉语的单字乃是一种“沉积岩”，同一个汉字，历几千年传到现在，形式基本一样，内容却沧海桑田，变了无数次，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因此，要理解古籍，先得稍知所谓“小学”，也就是知道阅读的那段古文中使用的关键词的原初文义。

例如“集大成”乃是现代汉语的常见成语之一，可那儿的“成”，原义指的乃是乐曲的休止符，孟子借用这音乐术语赞扬孔子，强调的是传承始终关系，根本也就不是后人理解的意思。

那“金声玉振”更容易引起误解，现代人常以为那是用玉杵去敲击金子作的打击乐器，却不知道古文中的“金”含义极度模糊混乱，既可以泛指金属（亦即古人知道的五金），又可以指金银（所谓黄金和白金），而此处指的其实是铜铸的大钟发出的钟声引起了玉磬的共振。

古人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程子才会说：“凡看文字，须先晓其文义，然后可以求其意。未有不晓文义而见意者也。”

然而东海先生就是这种“不晓文义而见意者”。他和宋儒的区别，是那些人还真有学问，精通小学，作的注解因而具有了语义学价值，而东海先生用现代字义去穿凿古文，则绝对只有娱乐作用。

第一个笑话便是“君子和而不同”。孔子说：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据东海先生，此话反映了孔子提倡多元的言论自由。

我当即告诉他，不能这么用现代汉语的字义去穿凿孤零零的一句话，那“同”字并不是现代人理解的“同意”、“意见一致”的意思，否则无法解释“小人同而不和”：小人之间没有什么意见分歧，却毫无和平可言，这到底算是什么白痴话语？

其实朱熹早就把这话解释明白了，他说“同者，有阿比之意”。据此，原话的意思其实是“君子礼让不争，但并不结党营私，而小人虽结党营私，却争权夺利”。作此理解，则文义圆满自洽。

证之以整部《论语》，这理解完全成立，类似的意思孔子几次重复过：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可见这的确是正解。这“和而不同”乃是孔子提出的个人行为准则，与他以礼乐统一臣民思想言行的政治理想毫不矛盾。只有东海才会以为那“和而不同”便是“具有孔教特色的民主”。

我还告诉这大思想家，古文的一个致命缺点，乃是不同词性的词在外在形式上毫无区别。例如“和而不同”的“同”乃是动词，而“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道不同，不相为谋” 与“鸟兽不可与同群”的“同”是形容词，等句，后儒伪托的“大同”的“同”字则是名词，它们的意思根本就不一样。连词性都弄不明白就胡说一气，岂有不闹笑话的？

此例充分反映了西方文明盲们的先天视野缺损，任何一个懂点外文的同志都知道，在西语中，不同性质的词汇形式一般都不相同，形容词有形容词的形式，动词有动词的形式，名词有名词的形式，从外表上一看即知。英文算是最不严密的，但也只有小部分动词和名词具有相同形式，形容词与动词或名词在形式上是明确分开的。不幸，这恰恰是中文的一个严重缺陷。现代中文还由先贤尽可能作了点人为区分，古文里这问题就更严重了。所有的古代字书都不知道作词性区分。初学者若不知道这个陷阱，就注定只会变成东海一木鸟，与他的至圣先师“木铎”先后辉映。

最精彩的东海奸孔案，还是 “孔子圣之时者”的绝大笑话。

我多次指出，孔子乃是等级制度的死硬维护者，其基本精神与现代民主南辕北辙。东海先生不同意，吹嘘孔子“与时俱进” ，所以当然孔教也能“与时俱进”，不会形成中国民主化的文化障碍。如此严重的立论，根据却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孟子曾说老孔是“圣之时者”。

可惜这只暴露了这位21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东海自诩）连该怎么思维都没摸到边。凡是受过正规初中教育的学童都该知道，这儿要澄清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那“圣之时者”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指圣人的为人处世，还是指他的政治主张？这完全是两回事。一个极乖觉圆滑的人照样可以提出一种非常保守僵死的政治主张，而孔子恰是这种人。

所以，就算孔子本人为人处世通权达变，也不等于他在政治上也主张通权达变，就算他的著作真的通权达变，也不等于后来才形成的儒教教义通权达变（其实使得儒教变成事实国教的“教父”董仲舒的著名主张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更何况用孟子这话来证明孔教不会成为中国文明化的障碍，完全是愚蠢而暴烈地强奸老孟。

孟子的原话是：“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

老孟这儿是将孔子与伯夷、伊尹、柳下惠三个儒家供奉的圣人相比较而作出的结论。他认为伯夷是清高的圣人，伊尹是负责任的圣人，而柳下惠是中和的圣人，而孔子则是集这些圣人大成的通权达变者。如果处在伯夷的位置，他一样会清高；处于伊尹的位置，他一样会对天下负起责任；处于柳下惠的位置，他也一样会态度中和。他是那种从智力判断开始，以德的成就告终的有始有终者，其道一以贯之，就像用金属铸的大钟发出的响声引起玉磬的共鸣一样。钟声是乐道之始，共鸣是乐道之终。

谁都能看出，孟子这儿说的完全是老孔的人生态度，并非他的学说性质。宋儒对此倒是完全理解了，例如程子就说：

“孟子曰：‘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圣之时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

这意思是说，可以做官就做，应该去职就去，可以长做就长做，应该短做就短做。这就是《易经》的道理，而孟子就最懂这道理。

朱熹也没有误解，解释说：

“此言孔子集三圣之事，而为一大圣之事；犹作乐者，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也。成者，乐之一终，《书》所谓‘箫《韶》九成’是也。”

这意思是说，孔子把三位圣人的行为合起来，达到了一个大圣人的成就（儒家的“三位一体”，嘿嘿），这就跟奏乐一样，把众音的小成集为大成，而所谓“成”就是乐曲终止。《书经》说的“箫《韶》九成”就是“九终”的意思。

因此，“孔子圣之时者”，翻译成难听的大白话，就是孔子其实是个老滑头，虽然大唱无比迂阔的道德高调，但自己为人处世则知道审时度势，能做官就做，能做多久就做多久，不能做就拉倒，决不像后代那些听信了他的教唆的忠臣孝子那样傻傻地搞“文死谏”，断送了卿卿性命。

这理解可以从《论语》、《春秋》或其他典籍中找到大量证据，例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等等，可见孔子非常精通活命哲学。

不仅如此，他甚至还精通怎么逃避道德责任。例如孔子虽然为了维护君臣大义，维持了“赵盾弑君”的冤狱，但他在感情上还是同情赵盾的，这才会说：

“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在老孔看来，老赵若逃出晋国国境去，就没有道德责任，也就不会背上弑君的黑锅了。他没有这么做，真可惜！圣人这不是教人逃避道德责任么？谁都想得出来，如果孔子这位“圣之时者”遇到这种事，肯定是逃之夭夭。既不敢违反君臣大义，支持赵穿弑君，又不敢维护君臣大义，要求赵盾讨伐弑君犯赵穿，能做的事就是逃出国境去回避这道德难题。至于百姓臣子们如何在暴君下受罪，他是根本不管的！

由此可见，所谓“孔子圣之时者”，并不是说他的政治主张有什么灵活性或随时代改造的可能，也不是鲁迅穿凿的“摩登圣人”的意思，而是“孔子是个极度善于明哲保身的圣人”。从这点上看，东海先生倒真得了真传。

这里只想重申给东海先生的忠告：若您真有无法戒断的“奸圣癖”，建议您还是避实击虚，专门强奸零言碎语的孔丘算了，不要弄到论述相当详尽、“可奸度”相对甚小的孟子身上去。

六、“克己复礼”是“限制君权”么？

正因为东海先生长就了一双见叶不见林（还不是“见木不见林”）的高聚焦隧道眼，这才会不但看了我对孔学的精辟介绍后一无所获，反而“下士闻道，大笑之”，胡说什么：“孔子的‘克己复礼’，孟子的‘道尊于势’，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宋儒的‘天理’说，其实都是儒家限制君权的一种努力”！

现在来看“克己复礼”到底是什么意思。原话是：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任何一个有点正常清晰思维能力（亦即养成了西式逻辑思维习惯）的人，看到这段话，都该作出如下理解：

１、“克己复礼”乃是孔子“平天下”的宏观政治纲领。一旦实现了这个纲领，则“天下归仁焉”。

２、该纲领的具体操作内容亦即所谓的“目”，是著名的“四不准”，亦即不许视、听、言、动一切不符合礼教规定的事物。

３、这宏观的政治纲领是通过微观的个人努力来实现的，这从“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的反问句中可以看出来。用现代话语来表述，也就是实现“仁”的境界，得靠每个社会成员自觉的主观努力。颜渊明白了这意思，当即向老师表示他将身体力行这一教导。

４、根据“四不准”可以看出，那“克己”乃是“战胜自己”的意思，换言之，“复礼”的前提乃是战胜自己的不符合礼教规定的贪欲。

对思维训练有素的同志来说，下一个问题就是澄清“复礼”的内容，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什么是礼”？在这点上最能体现受西方清晰思维习惯影响的读者与习惯于捣中式模糊浆糊的木鸟的区别。例如某网友就曾问我，到底什么是“礼”？是不是英文里的ethics（伦理）？这种问题，东海先生便下辈子也不会问他自己。这就是黄仁宇先生的治学方式和东海式黑板报文宣的本质差别。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去通读《春秋》、《论语》，若有余力，再去看看《礼记》，如此则不难发现，如“仁”一样，“礼”乃是一个模糊概念集群，其中既包括古代文物典章制度，又含有延用至今的“礼貌”、“礼仪”、“礼节”的意思。但无论如何，可以作出这么一个大致不差的西式逻辑定义：

“所谓‘礼’，就是由社会强加给社会成员的旨在强调社会不同等级尊卑的外在区别特征以及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这些外在区别标志和行为标准涵盖了社会成员的言、行（行为）、衣、食、住、行（交通）等一切方面。”

凡中国人都该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吧？某拥共网友曾警告我，只有帝王才能出文选，芦笛没有资格，否则就是犯上作乱。忽略这儿的文盲笑话亦即“只有帝王才能出文选”，他这警告其实深得礼教要旨。而这礼教一直延续到毛中国：行政13级以上才是高干，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表现出其地位与中干、低干和民众的区别：具有看《大参考》、吃小灶、出差坐软卧等等的资格，而这些资格是平民绝对无权享受的。

所以，张戎她母亲小产前腹痛如绞，请她父亲用小车把她送回家去，却被她父亲断然拒绝了。那倒不是因为她父亲天生心狠，而是因为他坚持“礼教”的原则。在他看来，张戎的母亲不具备坐小车的资格，当然就不该坐，否则就违反了神圣的“组织原则”。

类似地，改革开放之初，最先发起来的个体户大款们打破了毛共神圣的新礼教，靠财大气粗，住进了原来根本没资格住的高级宾馆，坐上了原来没资格坐的软卧，也在老干部、老工人之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懑。我自己就听见过许多这种抱怨，那跟溥仪发现他弟弟溥杰偷穿“明黄色”内衣而大发雷霆也差不多。

而这就是孔子的正义的愤怒。时至春秋，西周当初那套严格的身份制度完全被打破了，各国诸侯由自然人性支配，成了弱肉强食的丛林中的猛兽。孔子拒绝接受这“礼崩乐坏”的无情现实，多次对那些僭越的行为发出了愤怒的指责：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 ‘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在第一例中，季孙享用了只有天子才能享受的待遇，使用了八列舞女跳舞娱乐。在第二例中，这季孙放肆到竟然去祭祀诸侯才能祭祀的境内的泰山。在第三例中，季某的财富竟然超过了西周的功臣周公，而在第四例中，管仲身为相国，竟然和齐国国君一样，在家里使用了屏风以及同样的献酬礼节。

在孔子看来，这些都是大逆不道的罪行，应该恢复西周的那套严格礼教规定，使得全民建立牢固的尊卑上下观念，知道敬重国君，他将实行礼教的政治目的说得明明白白：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可见实行礼治的目的是使得“民莫敢不敬”、“民莫敢不服”、“臣事君以忠”、“民易使也”，而使用刑罚并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只能使“民免而无耻”──虽然不犯罪，但也没有羞耻心，只有使用礼治才能使人民“有耻且格”，也就是让人民建立对统治者有利的耻荣观：

“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

所以，如果中国真要复兴这套把戏，大众最先要唾弃的就是“居下流而讪上”的东海先生。这里哪有一个字暗示过克己复礼“是儒家限制君权的一种努力”？！

孔子克己复礼的心事，完全被后儒理解了，孟子本人就作过连白痴都不会误解的解释：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这里说得明明白白，春秋乱世频频出现的臣弑君、子弑父引起了孔子的恐惧，他为此编篡了《春秋》，是为天子效劳，震慑潜在的乱臣贼子。

荀子更是说得直截了当：

“知夫為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
管下也，不威不強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
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錭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

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后眾人徒，備官職，漸慶
賞，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愿欲之舉在
是于也，故其賞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舉在是于也，故其罰威。賞
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
也。若是則万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
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臧
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

司马迁也说得明明白白：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 。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 。……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就连千年后的宋儒都没有误解，例如朱熹就说：

“愚谓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

这意思无非是说，德治和礼治才是治国的根本，因为它能用统治者的伦理道德去为百姓洗脑，使百姓在不知不觉之间“改恶从善”，这才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根本途径，而政令刑罚不过是辅助手段而已。

必须承认，这一套确实很高明，比主张严刑峻罚的法家高明多了，但两者的目的都是要臣民敬畏君主，区别只在于手段的软硬不同导致的效果不同而已，法家用的只是严刑峻罚的恐吓威慑，亦即革命的硬的那手；儒家主要用的是洗脑改造的革命的软的那手，辅以刑法威慑。这仍然是毛共的治国方针，而现代中国的形势倒有点像当年春秋战国时代：人欲横流，礼崩乐坏，使得我党彻底失去了洗脑的软的那手，只留下法家的狼牙棒。

这或许就是当代大儒东海先生应运而生，出来复兴儒教的时代需要所在吧？只是这位“大儒”的绝技乃是专把驴唇缝到马嘴上，竟然力破成说，连“克己复礼”都有本事说成是什么“限制君权”！强奸孔子不足奇，强奸到这种南辕北辙、彻底翻转君臣大义的地步，那就应该去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了。

就是这种“动机先行，断章取义，蓄意吹捧”的作法，使得东海先生一而再，再而三地强奸他家至圣先师。我在旧作中引用了《论语乡党篇》中门人对孔子待人接物的忠实描绘，告诉大家孔丘乃是专制制度的卫道士，翻转运用东海的市侩毒骂来说，便是“丧家的专制制度的劲????”：

“朝， 與下大 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
如也。與與如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入公門，鞠躬
如也，如不容。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
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
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
授。勃如戰色，足縮縮，如有循。”

东海先生在引用时故意略去“入公门”以后的文字，然后振振有词地质问：

“在不同的场合对待不同的人，态度神态都有所不同。在乡有在乡的样子，
在朝有在朝的样子，外交有外交的样子，开会有开会的样子，没有什么不对
呀？”

还说什么：

“‘君命召，不俟驾行矣。’是《乡党》中最受垢病的一章。如果国君召见，
孔子不等车马驾好就先步行走去了。似乎一付奴性十足的模样。其实这里指
的是孔子有官职在身的时候忠于职守、负责任、有时间观念的表现。要么不
干，要干就兢兢业业干好。孔子为了施行仁政、追求王道而跑官，故行藏出
处以道之能行与否为标准，强调在朝为官应‘以道事君’，对君主勿欺而犯、
直言而谏。孔子是怎样出仕、为何求官的，其出处去留表现得何等尊贵，一
枭在《跑官原有道，出仕岂为私》一文中已有介绍，不赘。”

这说明此人死也不会开窍。其实《乡党》之所以让现代人肉麻，还不是它暴露了孔子那副肉麻丑态──中国历史上专拍君王马屁的无耻小人还少么？多一个孔丘算什么？

问题恰在于孔子并非这种无耻小人。明眼人一望即知，《乡党》和《春秋》一正一反，相辅相成。《春秋》是贬刺那些不守礼法的乱臣贼子，从反面强调了君王那不容质疑的绝对权威，而《乡党》则是由孔子本人作个样子给大家看看，臣子应该如何严守旨在尊崇君王的礼法，从正面强调君王的绝对权威。孔子那些做作，并非“为私”而是“为公”──不是为了他自己干谒利禄，而是垂范千古，为千秋万代的臣子作崇君的表率，而正是这点才最让人痛恨。此所以我要说他是“丧家的专制制度的劲????”，那真是实至名归。

这点孔子自己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可惜东海先生就是有眼如盲看不见：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我已经在旧作中解释过了，孔子那些肉麻表演，即使在当时也倒了大众胃口，时人讥之为马屁精；孔子于是解释道：我不是拍马屁，是严格按照礼法服事君主。说到底，还是出自那“克己复礼”的政治纲领的要求，那目的就是前节已经讲过的，使得“民莫敢不敬”、“民莫敢不服”、“臣事君以忠”、“民易使也”、“民有耻且格”。

对此苦衷，古人一向看得明明白白。如上所述，孟子就直接指出了“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引起了“孔子惧，作《春秋》”。因此，孔子本人在《乡党篇》中作的“事君尽礼”的具体示范，和他编辑《春秋》的动机完全一致，就是被当时层出不穷的臣弑君、子弑父、强人崛起夺人之国的现实吓坏了，想用恢复礼教的迂腐办法“拨乱世反之正”，恢复维护绝对君权，而这番苦心确实被后儒理解了，才会出了那么多在乱世为了维护君臣大义冤枉送命的糊涂虫。

最可笑的是，宋儒明明在《乡党》总注中把这意思说得明明白白，而东海先生也竟然引用了：

“关于《乡党》的主题思想，朱熹《论语集注》作了总结：杨氏曰：‘圣人之所谓道者，不离乎日用之间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动一静，门人皆审视而详记之。’尹氏曰：‘甚矣孔门诸子之嗜学也！于圣人之容色言动，无不谨书而备录之，以贻后世。今读其书，即其事，宛然如圣人之在目也。虽然，圣人岂拘拘而为之者哉？盖盛德之至，动容周旋，自中乎礼耳。学者欲潜心于圣人，宜于此求焉。’”

这前面还有至关重要的一句话：“杨氏曰：‘圣人之所谓道者，不离乎日用之间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动一静，门人皆审视而详记之。’”这就是说，孔子日常生活中的所有举措，都体现了他的 “道”。而尹氏更强调指出，学者必须严格进行思想改造，使得按礼法规定行事成为本能。这说明这些人完全明白孔门弟子把孔子的日常生活行为举止记录下来的苦心，那就是身体力行他的政治主张“道”和“礼”。

可就是这昭如日月的话语，东海先生就是看不见，您说，这位当代大儒到底出了什么毛病？！

七、千年沉渣泛起

方今之世，类似春秋战国时代，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着，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

所以，如今国内什么蒋庆先生出来拨乱反正，我完全理解，这才是真正的孔教传人，也就是出自对礼崩乐坏的的恐惧，挺身出来“补天”，如同孟子那样：

“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如果东海先生是那种人，则那也不足为怪，奇是奇在此人竟然号称“民主自由斗士”！“民主大儒”这种类似“火热的冰”的怪物问世，而且竟然能在网上招摇撞骗多年，这一无情现实，构成了对国人智力的严峻拷问：热衷于谈论政治的许多现代中国人，到底有无能力理解中国文化遗产？到底有无能力理解包括民主理论和实践在内的西方文明？

从东海先生的答卷来看，这两个答案都是否定的。“东海现象”的出现，表明了自程朱开了滥觞后，由徐桐和毛泽东们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文化狂妄以及由此导致的积极反智主义已经成了国民的“集体无意识”，以致就连东海先生那样一个粗通文墨的人都能无师自通，无比娴熟地将这功夫使出来，竟然说什么：

“从政治角度理解儒学，芦笛的能力不仅离五四反儒健将们差得远，比起
文革批孔小将们来也有所不如，肆口妄言，不值识者一哂；至于儒学高明
圆融的宇宙论、本体论、人生论，芦笛连它们的边都没摸著。如熊十力根
据孔子编创的《易经》所阐发的心物不二、体用不二、天人不二等观念，
致广大而尽精微，比起基教高设全知全能之上帝为一超越存在的宗教迷情，
比起西方形而上学‘第一因’说以及单一幼稚的唯物唯心论，高明先进到
不可以道里计。敢说出‘孔文盲再说也没什么鸟意思，反正如今除了专业
人士和沽名钓誉之徒，没谁去看那些烂玩意儿’诸如此类p话来，不仅文
盲，而且德盲心盲。可笑不自量！”

窃以为，没有什么比这段话更典型地代表一代又一代的那些抱残守缺的守旧派的井蛙心态了。而这种井蛙心态大发作，其实是国民自信心面临全面崩溃的曲折反映。从心理学来说，它是所谓的“自卑情结”（inferiority complex），唯其如此，这才会在表观上以惊人的无知、浅薄、狂妄、傲慢、轻狂为醒目特征，正如徐桐大师在上世纪之初为咱们表演过的那样。

东海先生以绝对哲学盲、科学盲、国学盲之身，闹出第一惊天笑话来，愣把毫无哲学成分的孔子政治伦理学理论当成“哲学”，进而认为这就是什么了不得的“大智慧”，哪怕到了今天也能作为国民精神指南，这种无知导致的狂妄渊源有自。我早在旧作中指出了，那就是孔教堕落为程朱理学后出现的积极反智主义，朱熹把这点说得非常明白：

““三代之隆，其法浸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
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
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
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
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

自是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
过于大学而无实。其它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夫百家众技之流，所以
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其闲。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
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晦盲否塞，反复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坏乱极
矣！”

如我在近作中指出的，它就是毛泽东的“政治是灵魂，政治是统帅”的来源，也是他的“哲学狂妄”症病因何在，马列毛的一个通病，就是以为哲学是“万王之王”，“科学的科学”，一旦掌握了“真正的哲学”亦即所谓辩证唯物主义，也就“纲举目张”，抓住了牛鼻子，洞察了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根本规律，能够以外行之身去胡乱领导内行，而就是这种无知导致的极度狂妄，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难无从描述的巨大灾难，有如说毛中国是毁于邪恶，倒不如说是毁于大老粗的愚昧与狂妄。

如今东海先生鼓吹的根本不存在的孔教“大智慧”，不管他本人意识到了没有，本质上就是从程朱而徐桐再到毛泽东的千年沉渣泛起，完全是反文明、反智慧的逆流。

我早在《试论孔孟之道对人性认识的偏离和流弊》中指出，孔子“克己复礼”的政治学理论，即使用当时的眼光来看，在道义上也是反动的（虽则在功利上或许是必要的），盖他在理论上把“克己”的任务平均分摊给了“君臣父子”，而具体操作重点却极不公平地指向了“乱臣贼子”，完全是捧上压下的护院狗腿子。幸亏孟子出世，才改变了这种作法，认识到“君君”才是重中之重，把“克己”的思想改造主要当成了君臣的共同道德责任，并把“爱民”当成了“君君”的具体内容，由此增加了孔子学说中原来根本阙如的民本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内容，引出了由后世优秀儒生继承的“君君爱民”的宝贵传统。但宋儒却再度去捏软柿子，“克己”再次成了臣民的事，“君君”被“清流们”方便地忽略了，而且臣民的“克己”竟然蜕变为彻底违反人性的“存天理灭人欲”，由此引起了有宋以降的文明堕落，而这种禁欲自虐狂倾向到毛中国竟然达到最高峰，给全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因此，就原始儒家而言，唯有孟子给后人留下了最宝贵、最优秀的文化遗产，至今仍可借鉴，某些语录甚至可采入宪法（例如我曾建议应该把“民为贵，国家次之，党派为轻”、“党之视民如草芥，则民之视党如寇雠”等语写进宪法去），但从整体而言，整个儒教相对于西方文明是反动的，宋明理学尤其如此。中国要现代化，要成功融入世界先进文明，需要的不是不通村夫出来叫卖吹嘘陈年旧货，需要的是完成五四先贤的未竟大业，将西方先进价值观念和思维方法全面系统地引入中国。在这过程中作深入的文化比较研究，以便在充分照顾到国情民俗的前提下，建立能持久存活的新文明传统。

这就是我为何在本文第二节干脆说白了：方今之世，对草民而言，除了专业人士、文学家、艺术家们之外，不懂毫无用处的国学毫无关系，更非耻辱，但不懂西学则寸步难行。从政治上来说，百姓越不懂孔子那套“春秋大义”，便越利于中国顺利完成向民主社会的转型。

而对于真正有志于和平改造中国的政治家来说，儒教的唯一意义只在于起到反面提醒作用，告诉他们现代化中需要警惕什么传统陷阱和雷区。对这些人来说，特别需要掌握的，乃是最起码的现代文明常识特别是科学常识。否则就一定要像毛泽东那样给全国人民带来灾难。比较后毛时代的小知领袖们和毛时代文盲领袖的政绩，立刻就能看出这一点。如果毛当年不是在长沙第一师范如东海先生那样，所有的自然科学科目都是零蛋，毕生只会看线装书，则大跃进那千古闹剧也就不可能出台。

2006年9月12日－19日初稿
2007年1月23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