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在中國共產黨《關於歷史問題的若干決議》中對文革的結論是：文化大革命是由於毛澤東對國內階級鬥爭形勢的錯誤判斷而發動的一場運動，在實踐中，文革成了一場浩劫。這就涉及對關於文革發生的背景的考察。這些年來對文革發生的背景的解釋以不僅是毛劉倆人之間的權力鬥爭的那種淺薄的理解了，越來越多人更注意到毛劉倆人的思想和政見的分歧。這無疑是對文革研究的一個進步。但這還不夠，實際上，文革之所以發生，在毛澤東的腦海中有着更久遠的歷史沉思。

早在延安時期，遠道來訪的黃炎培先生在和毛澤東的一席長談中問道：中國歷史上無數農民起義，在取得政權後，都無一例外的走向反面，成為壓迫人民的腐敗政權。你們中國共產黨如果將來取得政權，有什麼辦法防止這一點呢？毛澤東對此答道：辦法我們已經有了。這就是搞民主。

的確，怎樣防止包括自己的政黨所執政的政權演變成一個腐敗的壓迫人民的政權，一直是毛澤東所憂心忡忡的問題。所以，還在延安整風時，毛就要求全黨學習郭沫若所寫的《甲申三百年祭》。要大家牢記李自成起義軍由腐而敗的歷史教訓。這對於一般只作升官發財的美夢的人之常情來講，無疑是一種超前的憂患意識。實際上，隨着中共的戰爭勝利的接近，毛的這種憂患意識也越加明顯；這就是人們在公開發表的毛的著作中所看到的毛對黨的官員發出越來越多的防腐敗警告的原因所在。毛澤東在執政以後，所發動的最有爭議的所有運動，大都與此有關。到了五十年代下半期，毛在其主要著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一書中，一開始就以提出“敢不敢承認人民內部存有矛盾”的問題方式揭開了中共官員和人民群眾之間可以存在矛盾！而且是主要矛盾！順便說一句，在發表以上文章時，毛對這一問題的認識還只是“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在文革後期，毛已經進一步認識到並且公開指出“官僚主義者階級同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群眾是兩個對立的階級”！

值得注意的是，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一作中，毛之所以有“敢不敢”的文字提出了中國社會存在有領導官員和人民群眾的矛盾，是因為當時中共高層領導人士中與毛有此共識的人幾乎沒有。實際上，毛此文的發表在中共高層受到抵制。所以，毛只好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宣講此文。雖然毛的這一文章在中共領導階層不受歡迎，但卻在中國民眾中受到熱烈歡迎和反響。據後來成為全國著名“右派”之一的林希翎女士回憶：當我們聽了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錄音報告，我們全都興奮地感到好象春天來了一樣。為什麼毛的這一文章受到林女士們這般歡迎呢？因為毛在自己這篇文章中提出了要解放思想，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並要共產黨開門整風，接受廣大群眾的監督和批評等等。這些提法在中國這樣一個有着官本位制的文化傳統的社會所引起的震動和轟動是可以想見的。這裡順便提一下，當毛的這一文章以文字形式發表時，許多地方已經不象人們所聽到的錄音報告那樣激進了。國際間所有觀察家們都意識到毛的這一提倡解放思想的文章引起中國官僚階層的不悅，所以發表時不得不作出許多修改以遷就中國官僚階層的情緒。

然而，無論如何，在毛的號召下，一場以“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而開展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在中國大地上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因為毛要共產黨“開門整風”要各級領導官員接受群眾的監督和批評，所以，這場毛親自發動的“雙百”運動的主要內容就是群眾以大字報形式批評和揭發領導官員們的工作作風和生活作風。這樣的運動當然使高高在上慣了的大大小小中國官員極為不安。中國領導層利用“大鳴，大放”中有人發出的讓共產黨下台的聲音等等，向這場運動的始作俑者即毛本人施加了極大壓力。他們說，毛再不停止這場運動，中國就要發生匈亞利 ;事件，他們要請蘇聯出兵來華鎮壓等等。據我十年前在澳洲國立大學MENZ圖書館所看到的史料證明，在當時中國官方高層官員們的壓力下,毛徹夜不眠，他反覆問自己的一位林姓秘書：你看中國真會發生匈亞利事件？香港一份研究資料顯示，毛在中國領導層內的巨大壓力下，同意停止了自己所發動的開門整風運動和“雙百”運動，同意反“右”。據毛的身邊人士透露，毛後來所講的諸如“引蛇出動”之類話，全是應付黨內批評的遁辭。我所看到的資料顯示，毛在中共領導層的壓力下同意反“右”後，又一再向以鄧小平為首的“反右”辦公室告誡說，在“雙百”運動中提出批評意見的人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五是右派；全國500名都不到；即使對於右派也要“大部不抓，一個不殺。”。總之，五十年代一場轟轟烈烈的“雙百”運動就這樣以“反右”運動而結束。在這場運動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林希翎後來憤憤不平地說，我們是左派！我們都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向共產黨提意見的。的確如此，一位中共高層人士在六十年代文革結束後在回顧五十年代這場運動時，曾心有餘悸地講到：如果當時沒有反右運動，那麼文化革命早在五十年代就發生了。

實際上，六十年代所發生的文革一開始也幾乎遭到與五十年代的“雙百”運動一樣的命運。因為文革剛起，XXX和XXX就派出了工作組到各地滅火。工作組所到之地，凡是向領導貼大字報，提意見的人士即後來的“造反份子”，立即被打成了“反革命”，一時間這些最初的反上份子自殺的自殺殺，被斗的被斗。是毛本人下令撤回了工作組，於是才有了文化革命。文化革命依然採取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所謂“四大自由”的形式。

毛的文化大革命在世界上也引起了巨大的反響。一時間許多國家都有了毛主義紅衛兵，連法國著名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兒一時也成為毛主義者。文化大革命為什麼會產生如此巨大的反響呢？因為這是人們破天荒第一次看到一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竟然要民眾起來把自己的統治機器砸爛。本來，正如中國的管子很早所指出的那樣：為政不難，不得罪巨室。古今中外所有統治者都深黯這一點，都知道一套完整的官僚機器是自己統治民眾的法寶。而中國的毛卻要老百姓起來造反，這在人類歷史上的確是第一次。而中國的文化革命也的確揭開了中國社會已經發展起來的新的階級對立；用毛本人的話來講，官僚主義者階級和工人階級及廣大勞動群眾是兩個對立的階級。

實際上，任何有組織的力量本身都有一種變成一種壓迫性力量的趨勢，國家政權更是如此；只有民主才能使得這一趨勢得到遏制。毛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種民主試驗。毛說，我們一直尋找一種方式自下而上地揭發我們的陰暗面，現在找到了，這就是文化大革命。毛還說，這樣的革命以後每隔七八年就搞一次。

順便講一下，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毛並非唯一警惕國家政權從社會公僕變成社會主人的人。盧森堡，李仆克內西，托洛茨基，盧卡奇等人都非常強調要防止工人政權本身的官僚化；甚至毛的繼續革命理論和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理論的連名字都是一回事，所不同的是，毛因有大權在握，所以可以搞文化大革命這樣的社會試驗來實踐其理論。

我們知道，這場社會試驗中儘管也有一些積極的成果，如終止了高薪制(例如，身為副總理的吳貴賢月薪僅60圓人民幣，使她連接待外賓時的招待糖果都不敢吃。

這場運動最終還是以失敗告終。其之所以失敗，根本原因當然是其指導理論的有限性所致。本文不打算在這方面進行深入的分析。實際上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後來在中國被輕而易舉地否定掉，最直接因素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太多的人遭受衝擊。筆者的家庭也因筆者的外祖父是學術權威一類而在文革初期遭到衝擊。中國後來曾經流行一時的所謂“傷痕文學”，主要就是講文革中被衝擊的家庭的苦難的。但是，這裡有一件事被人們有意還是無意忽略了：文革中，衝擊一般人家庭，包括“黑五類”家庭的紅衛兵，其實都是幹部子弟們為主的“保皇派”紅衛兵！

實際上，文革初起時，大多數紅衛兵組織，包括毛在天安門廣場所接見的紅衛兵，大都是黨員和幹部的子弟兵，即“保皇派”紅衛兵。正是這些幹部子弟紅衛兵們提出了“紅五類”和“黑七類”的劃分。在這劃分下，這些臂戴紅袖章，手持皮帶的紅衛兵衝進了被他們劃分為“黑七類”的人家，瘋狂地打，砸，搶，燒！
這顯然是和文化革命的初衷不符的。因為，在文革一開始就發表的綱領性文件“十六條”中已經清楚地界定了：“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那麼，為什麼這些以幹部子弟為主的紅衛兵們要把火燒向並非當權的普通人呢？
原因很簡單：因為這些即將成為被整的對象的當權派們要自保！

在劉鄧派出四處鎮壓的工作組被毛嚴令取消後，再使用“反革命”，“右派”之類帽子來鎮壓敢於站出來向官員們提出批評的造反分子，顯然是不行了。於是當權派們紛紛接過紅旗，讓自己的子弟組成所謂的紅衛兵，去把運動的矛盾轉向所謂的“黑七類”。這就是西方政治學中所謂的“打不過你;就加入你”。其實這種情況在當時是如此明顯，以至於當時的‘兩報一刊’不停地發表社論說：“要警惕有人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難怪文革被中共官方否定後，當年的保皇派紅衛兵代表人物紛紛被重用，比如，文革結束後，當年赫赫有名的紅衛兵譚立夫得到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的顯赫位置。而文革中正是這個高乾子弟喊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的血統論口號；這一口號在文革中一時成為各地幹部子弟所組織的紅衛兵們對所謂的“黑七類”等人士進行瘋狂迫害的根據。

總之，正如歷史上任何一場大革命一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也是魚龍混雜。文革初期那些由幹部子弟們所組織起來的“老保”紅衛兵，對包括“黑七類”，文化人士在內的廣大社會階層的衝擊和迫害是如此之廣，這就為後來的中共當權者們輕易否定文革埋下了伏筆。

毛本人曾設想使文化革命這種形式的自下而上地全面揭露現行政權的陰暗面的全民運動變成一種每隔七八年就搞一次的常例。實際上，讓官方發動群眾起來造自己的反，這在邏輯上是不可能的。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夠方生，全靠中國當時的最高領導人即毛本人還保持了平民的思想和立場。然而，即便毛本人大權在握，他發動文化革命時也仍然困難重重，遭到了中國官僚們的激烈地反抗。在毛以後，再有文化革命就更難乎其難了。果然，在毛身後，文化革命遭到了中國官方的徹底否定，當年的造反派份子受到了清洗。文化大革命雖然把“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和罷工等權利作為公民權寫入了當時的中國憲法，但是這些權利都是官方給予的，所以後來就很容易被官方收回。文化革命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官員們的產生方式，沒有實行普遍直接的選舉制度，這不能不是文化革命的一大遺憾。因為只有實行了普遍而直接的選舉制度，那麼，公民的權利才不再靠官方賦予，反而，官員的權力要通過老百姓的同意才能得到。
至於文化革命為什麼沒給中國帶來普選制，這不能不歸結到文化革命在理論上的貧困。但是毛是一個善於在實踐中學習的人，如果五十年代發生在中國的‘雙百’運動有機會成為中國第一次文革的話，那麼六十年代的第二次文革很可能會給中國帶來普選制度。因為毛會看到：不管革命把權力帶給誰，誰都有可能以權謀私並以權力來鎮壓人民。只有以普選制為基礎的民主制度，才能使人民在更大程度上防止這種情況的普遍發生。從歷史上來看，這種民主在西方許多國家都是下層普通民眾通過 社會革命和社會運動而實現的，並非是資產階級的專利。比如被恩格斯贊為“偉大的英國工人階級運動”的十九世紀英國‘憲章運動’，正是英國普選制度之母，而毛本人所推崇的法國工人的巴黎公社更是一開始就實行了普選制度。所以，僅從保民的觀點來看，毛在中國實行普選制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這裡也許有人會問，既然只有普選制度才能防止毛澤東所關注的中國的官僚成為‘騎在人民的頭上作威作福的老爺’的問題，那麼為什麼毛本人沒有實行普選制度呢？

我的理解是毛除了關注政權的‘蛻化變質’問題外，他還希望中國在經濟制度上保持社會主義經濟。他擔心在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獲得穩固以前，實行普選制度有可能使主張社會主義經濟道路的政黨下台。實際上，毛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又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毛希望通過文化大革命實行‘人的革命化’，這樣任何人都不可能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經濟。在這一問題上，毛顯然對人性的理解過於樂觀化了。實際上，人是講究實惠的；中國人更是如此。毛要鞏固自己的社會主義經濟，大可不必搞人的‘革命化’，而只要把他所鍾愛的人民公社都搞的像今天仍在堅持公社制度的華西村那樣富裕就行了。那樣，再有什麼走資派上台，都難以成功。瑞典的社會民主黨在瑞典連續執政四十五年，把瑞典建設成全球一流的福利社會，九十年代，瑞典右翼黨上台僅一年，就被瑞典選民趕下台去。可惜這些都是毛身後的事，毛當然無法看到。但是有一點毛生前是深深地感覺到了：即他所搞的社會革命，包括文化大革命並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一九九六年初，已經來日無多的毛澤東被抬去和工作人員一起看電影《難忘的戰鬥》，當電影中出現四九年毛的紅色軍隊進城時，人民群眾自發地走上街頭夾道歡迎的鏡頭，年邁體衰的毛澤＊＊然失聲痛哭。這哭聲清楚地顯露出了毛澤東內心的淒涼：儘管搞了包括文化革命在內的一系列運動，也未能阻止他的革命政權變質的趨勢。現在看到當初人民如此高的期望，怎能不使毛內心感觸萬分，痛哭流涕呢？

毛澤東死了，革命也死了，革命萬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