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兩會”期間，商務部長薄熙來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被安排出席一個記者會，就中國對外經貿合作與貨幣政策，回答中外記者提問。本來是商業話題，聽上去卻有“講政治”的味道。這兩名“太子黨”，尤其薄熙來，越扯越遠，越扯越興奮，最後，連他自己，恐怕都不知所云。

被安排的“人民日報”記者提問，如何評價美國議員對進入美國的中國產品加征27.5%關稅的提案，薄熙來以抨擊的口吻說：那不僅是貿易保護主義，而且是貿易霸權主義。然而，眾所周知，美方可能對中國產品加征關稅的原因，乃是中方違反國際通則，操縱人民幣匯率，人為導致美中貿易巨大逆差，危及美國國內的產業和就業。
對此，薄熙來不僅隻字不提，反而把美方在反覆交涉無效後、可能被迫採取的因應措施，指責為“貿易霸權主義”。實際上，在中美貿易中，不守規則、投機取巧、大肆耍賴、進而製造雙邊貿易不平衡的中共一方，搞的才是“貿易霸權主義”。難怪，海外華人專家把薄熙來的這種是非顛倒的表述，定義為新興的“大國沙文主義”。

有台灣記者問到中國與非洲的合作、以及國際上對此的負面評價，薄熙來主動提到國際上有關中共在非洲搞“新殖民主義”的議論，然後，將歷史上西方在非洲的殖民活動，與當前中共在非洲的行為相對照，“義正詞嚴”地說：（西方）殖民主義採取愚民政策，比如讓人抽鴉片。而中國做的事，是讓人看病，讓人念書，讓人變得更聰明。

薄熙來的講法，且不說是否符合史實，比如，“讓人抽鴉片”，在歷史上，究竟是西方政府行為，還是西方奸商的個體行為？是通商中的主體行為，還是附帶的糟粕？單說薄熙來的比較，就有兩大問題。

其一，以歷史上的西方，來對比現實中的中國。這就好比，只要西方歷史上發生過殺戮，當今中國，不管中共殺多少人，都合理。不提今日西方的全面進步，只說當今中國的“落後合理”，這是十足的歪理。其二，以西方歷史上的負面點，來對比當今中國的正面點。不拿優點比優點，也不拿缺點比缺點，而是拿自己的些微優點，來對比別人的些微缺點，而且是對比別人祖宗的些微缺點，何其牽強附會！

殖民主義固然不好。但薄熙來胡亂評說殖民地，倒不知他如何評說香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顆璀璨的“東方之珠”，正是在英國殖民統治下，才獲得了經濟高度繁榮、社會高度自由、政府高度廉潔的驚人成就。而在中共管轄的區域內，迄今，沒有任何一塊土地，可與香港媲美。

說起來，謹奉“馬列主義”為圭臬而敵視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共，其實就是一個外來政權，至少，從意識形態上如此。對中國民眾而言，中共統治，與“殖民主義”又有何異？如果說它是“殖民主義”，那是最壞的“殖民主義”。

真正有意義的，應該是對比當今中國與當今西方。其間的差距，何止十萬八千里！比如，薄熙來列舉中方在非洲辦了19所學校、38所醫院、100多個醫療點、多個體育場館，等等。殊不知，與當今西方在非洲的善舉相比，中方的那麼一點“好人好事”，實在是微不足道，不足掛齒。

單說美國。每當非洲面臨饑荒，都是美國首先向非洲提供糧食和應急食品，價值動輒達到10億美元。在布什總統任內，美國對非洲的援助，又提高到先前的3倍。援助4億美元，用於非洲女童教育；援助12億美元，用於防治非洲瘧疾；援助150億美元，在5年內實施，用於抗擊非洲愛滋病；並與歐盟一道，減免14個最貧窮非洲國家的全部債務，免除另外18個非洲國家的債務。

除了政府行為，西方民間對非洲的援助，也堪稱巨大無比。比如美國首富比爾．蓋茨，自己生活儉樸，也不打算把遺產留給孩子，而決定將其全部財富的95%，分期分批捐獻給非洲，用以救濟那裡的窮人。美國第二富豪巴菲特，也捐出自己全部財富的80%，加入到比爾．蓋茨的慈善計劃中，用以幫助非洲窮人。

薄熙來以非洲目前石油出口中，歐洲占36%、美國占33%、中國占8.7%為依據，辯解中共並未在非洲“掠奪資源”。然而，國際社會的批評，並非指中國在非洲出口石油中，占據多少份額，而是針對中共在當地的掠奪性開發，以低工資、長工時、和惡劣的工作條件，剝削當地工人，激起當地工人的不斷抗議。外界還批評中共，在“不干涉內政”的幌子下，庇護非洲的獨裁和貪腐政權，抵消了國際社會在非洲以經貿換進步、以援助促人權的共同努力。

薄熙來以共產黨員的橫蠻嘴臉，在記者會上信口開河，大放厥詞，充分表現其“憤青”部長的性格，也充分暴露其紅衛兵的本色。只要聯想到“文革”時期，薄熙來原本就是迷信暴力、熱衷武鬥的“聯動”組織頭目，再觀今日其言其行，就絲毫不令人感到奇怪。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