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的追求9
朱雨心

政教合一有多種類型。政治領袖與精神領袖合一，是其中的一種。這種政教合一的最麻煩之處，就是以思想理論上的最高水平，不論是真實的還是自定義的，來作為出任精神領袖以及政治領袖的資格。

按照這種政教合一的邏輯，領袖或政府為了維持其政治地位的合法性，就需要證明其信奉的主義的優越性，需要顯示其思想意識是當代和歷史的頂峰。為此，就需要“代表先進的文化”。只有維持“先進”性，才能維持合法性。可是，“先進的文化”，是個定義不清楚的東西。是否是“先進的文化”，用什麼標準來判斷？更何況，共產黨人是與傳統觀念徹底決裂的，任何已有的標準，都不足為憑，所以，實際上是沒有任何標準。唯一可以用來做參照的是：“史無前例”。這，實際上成了“先進的文化”必要條件。問題在於，史無前例的愚蠢，它也滿足這樣的必要條件，因此，也有可能被當作“先進的文化”。結果，必然是：越是脫離人性的東西、越是脫離常識的東西，越被認為是“先進的文化”，越喜歡追求。

“代表先進的文化”的結果，是不斷推出各種各樣的“新生事物”，越走越荒誕，越走越愚蠢。種種愚昧，假“先進”之名而行。雖然史無前例，未必就不好，然而，歷史的經驗已經一再證明，那些曾經被認為是“代表先進的文化”的東西，幾乎都是禍國殃民的，包括“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年用“史無前例”這幾個字，正是為了形容“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的“先進性” ，以及為了表達因其無比的“先進性”而產生的無比的自豪感。共產黨當政幾十年，對國家民族危害最大的正是這個“代表先進的文化”，而且，至今仍然是國家民族的最大危害。

這些特點，是這種政教合一的特徵，不是什麼“獨裁”的特徵。一個世俗政府的獨裁者，譬如，舊時中國的帝王，他只是個政治領袖，他不是個精神領袖，也不需要成為一個精神領袖，從而去獲得成為一個政治領袖的資格。他的政治地位的合法性，或是來源於“打江山，坐江山”，或是來源於“子承父業”，與他個人的能力、品德、信仰，沒有什關係。這個合法性基礎，非常穩定。他“偉大、光榮、正確”也罷，不“偉大、光榮、正確”也罷，都不影響他的政治地位的合法性，所以他不需要挖空心思去設法證明自己“偉大、光榮、正確”。對他來說，“偉大、光榮、正確” 的形像，只是滿足個人的榮譽感，並非維持他的政治地位的合法性所必須。對他來說，馬屁，只是一種娛樂，不是性命攸關的事。他不需要被捧成“偉大領袖”，以維持他的政治地位的合法性。

齊宣王會孟子，一口一個“寡人有疾”（我有缺點）。他不是泛泛地說，而是具體地列出了幾點：“寡人好勇”，“寡人好貨”，“寡人好色”，因此，應該可以相信他的誠意。齊宣王會那樣說，多少是因為他有沒有“疾”，與他的政治地位的合法性沒有關係。倘若有“疾”的人，就會失去政治地位的合法性的話，齊宣王當然就什麼“疾”都沒了。

世俗政府的君主，犯錯誤，或承認犯錯誤，只影響他的面子，並不影響他的政治地位的合法性。他可以下“罪己詔”，而照做皇帝不誤。別人指出他的過失，他只是面子上不好受，對他的政治地位本是沒有威脅的，他並不需要怕別人指出他的過失。他的政治地位，與他是否追求“進步”也沒有關係， 他不需要千方百計去發明什麼“新生事物”，或“代表先進的文化”。他也不需要把自己裝扮成仿佛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全能的”人。他可以請“軍師”“國師”之類幫他出主意。別人在思想理論上超過他，對他的政治地位沒有威脅。其它人在意識形態領域裡的建樹，也不對他的政治地位構成地挑戰。所以，世俗政府的君主，並不需要去掌握意識形態領域，是可以允許意識形態領域裡存在高度自由的。以“打江山，坐江山”或“子承父業”作為政府的政治地位的合法性的來源，優於以意識形態為政府的政治地位的合法性的來源。這裡所說的意識形態，當然也包括“民主”、“先進”之類。

而政教合一的體制，政府需要控制意識形態領域。毛主席、共產黨，基本上是按那種政教合一的客觀規律辦事，不能算是昏君。而那種政教合一，不是毛主席個人的追求，也不是共產黨一個黨派的追求，而是五四以來整整一代識字分子，乃至幾代識字分子的共同追求。發昏的，是這幾代識字分子。

與把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意識形態的基礎上類似的，是所謂：愛情是婚姻的基礎。愛情，這種定義不清，難以測量，變化無常，無法控制的東西，怎麼可以用來作為婚姻的基礎呢？穩定的婚姻，就象穩定的政府一樣，必定不能建立在意識形態的基礎上。愛情，充其量，作為婚姻的引子，作為婚姻的一部份內容。其實，非識字分子，從本能出發，通常是不認同什麼“愛情是婚姻的基礎”之類的東西的。這是五四以來的識字分子們的追求，因為這“代表先進的文化”。真是“智慧出，有大偽”。五四以來的識字分子們的追求，既禍國，也害家。

文革的教訓，首先就是：政教合一，危害極大。象文革博物館之類，難免引起激烈意識形態爭議的東西，政府就不應該介入。若是單純地為了保存文物資料的博物館，本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巴金顯然是要用文革博物館來“教育”人民，並非中性地保存文物資料，那就成了政教合一的東西了。政府不建立那樣的文革博物館，碰巧是正確的。巴金要建立那樣的文革博物館，卻是沒有吸取文革的教訓的表現。

巴金是個文人，他對文革的認識是膚淺的。這不是巴金的錯，而是人們不恰當地使用了他。文藝界人士，是社會的娛樂工具，雖然知名度高，卻是最沒有知識的一批識字分子。文藝界人士，甚至體育界人士，充斥人大、政協，“參政、議政”，那是強人所難，誤國誤民。

五四以來整整一代識字分子的追求，最後導致文革。儘管今天的識字分子，大都說文革不好，可是，今天的識字分子的追求，與五四以來整整一代識字分子的追求有什麼不同呢？可是說，大部分自認為有追求的識字分子的追求，與五四以來整整一代識字分子的追求，沒有任何區別。這些識字分子，又回到了一百年前的起點。可笑，可悲啊！真是：
世人都說文革壞，惟有破除四舊忘不了。
世人都說文革壞，惟有造反有理忘不了。
世人都說文革壞，惟有政教合一忘不了。
2007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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