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王有才永遠記住這一點！不要搞錯！（談王有才的幾點實事求是和不實事求是）

王希哲

1 、王有才挑釁地問，徐文立什麼時候起“準備組黨”？如果要用歷史文件說話，
中共法院1982年對徐文立、王希哲、孫維邦等“反革命集團”的判決書記載，徐
文立於1980年6月北京甘家口會議，提出“準備組黨”。參與者各判刑15年左右。
那時，我不知道王有才先生在哪裡，是否也已經在“準備組黨”？

2 、王有才說，“我後來很少出現在媒體上的原因”，是因為“我不信中共當時
會同意成立反對黨”，於是“與浙江的幾個熱情推進的同事有一些分歧”，這些
朋友便“不再將我個人的事情提供給媒體”。

是這樣嗎？那麼王有才我問你，你一開始同意出面組黨，是因為“相信中共當時
會同意成立反對黨”的嗎？因此，才有熱情的嗎？不會吧？你開始的熱情哪裡來？
為什麼後來沒有熱情了，反而要與“熱情推進”的朋友，發生“分歧”，以至被
這些朋友請出民主黨浙江籌委會核心集團而邊緣化（見後附文件），甚至，“不
再將我個人的事情提供給媒體”了呢？

我不願也不可把當初這些朋友向我解釋原因的信件公布出來，再說他們既然與你
發生了矛盾，他們的講述也就未必可以當然為證。但有一點我是相信的他們的，
經過一個多月你在獄中，國內外民運對你的聲援，海外媒體依據這類聲援對你的
鼓吹宣傳，出獄的你，發現自己身價大不相同了，已經是“民主黨領袖”了，便
對同志頤指氣使起來，要求浙江籌委會的一切，必須按照你的意志行事，一切未
經你許可的，一概不予承認（包括海外籌委會經浙江同志集體同意，推薦任命徐
水良為民主黨浙江籌委會海外發言人）。這才引起了浙江民主黨領袖群體的反感，
他們也像你今天“估計”徐文立一樣，“估計王有才先生一直在考慮如何在中國
民主黨內成為領導人物”，於是，便在“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委會常務工作組第一
號公告”中，把你請了出去。並“不再將我（王有才）個人的事情提供給媒體”。

王有才先生，我了解，是這樣你才“沒有熱情”了，而不是你現在說的，好像你
一開始組黨有熱情，後來莫名其妙沒有熱情了，“我不信中共當時會同意成立反
對黨”了，浙江的與你“分歧”的領袖們才“不再將我個人的事情提供給媒體”
了！

我相信當初這些朋友向我解釋的原因，還因為你來到海外後的表現。你一直對
“民主黨創黨人”的銜頭予以默認，並一直表現出，你是民主黨的當然領袖，民
主黨的一切，都要以你的意志為轉移，以你的“文件”為正統。你根本忘記了，
1998年6月後，海外、國內對民主黨的策動、呼應，完全不是因為你王有才，沒
有幾個人認識你王有才，他們響應的是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前赴後繼的反對運動，
在中國能夠終於突破創造出一個真正的反對黨的不滅的理想，而無論這個反對黨
叫什麼名稱。假使胡石根1998年號召組黨，海內外的策動響應，便一定是以“中
國自由民主黨”為旗號。因此，1998年6月後幾年，全國和海外蜂擁而起的“中
國民主黨”，沒有另起名號，反應的僅僅是各地顧全大局，團結一致共造一個統
一的反對黨的願望，而絕對不是因為服從你王有才“創黨”的命名。請王有才永
遠記住這一點！不要搞錯！

3 、王有才說，“如果，我後來不與王策見面，那我1998年可能就能避免判刑，”
那麼，“98組黨活動我就不重要了”。這倒是實事求是。王有才這裡對自己的評
價，說了一句非常實事求是的話。不容易，我讚賞。

那時，王有才已經被請出了浙江黨核心，因此對民主黨已經不“熱情”了，在家
賦閒，中共還煩他幹什麼？哪裡還會再去抓他？千不該萬不該王策闖關去見他，
還給了錢，不知是哪一方（或同時？）坦白交代了。海外金錢，這是共產黨的大
忌。王有才也是，你既然已經對組黨沒有了“推進熱情”，還接受王策那錢干什
麼？莫非見了錢又來了“熱情”？這下好，又入獄多年，“國際媒體當然又報道
我”了。於是，來到海外，“熱情”又起來了，辦“平台”，發“通知”，號令
自我出，儼然的民主黨“黨中央”了，沒辦法：“我估計王有才先生一直在考慮
如何在中國民主黨內成為領導人物”了！

4 、王有才最後說：“如果當年8月30日警方不放我回家，而是判我15年，也就
沒有98年中國民主黨後來的繼續。”

這是胡說。倡導組黨，不是王有才個人的行為，而是中國民運發展到一定階段上
必然發生的群體行為。不然如何解釋在王有才沒有了“熱情”後，浙江與各省的
領袖群體們，堅決與他“分歧”，繼續地“熱情推進”組黨？海外，又恰恰是在
王有才被正式逮捕的消息傳來之際，王希哲王炳章等領導的正義黨召開波士頓緊
急會議，決定繼續高舉中國民主黨的旗幟，策動各省響應浙江組黨的。而且，又
正是在當年11月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三人被判重刑後，中國民主黨的第二波
25省市組黨高潮，才洶湧而來，直到北京為首的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成立。怎麼
會是“不放我（王有才）回家也就沒有98年中國民主黨後來的繼續”？

因為與胡石根時期的孤立狀況不同，98年的組黨運動，是建立在1997年全面復興
的全國廣泛的民主人權群眾運動基礎上，和中美關係良好的國內外大環境大形勢
的基礎上的，它已經不是孤立的事件。只是發生北約“誤炸”中國駐南領館導致
中美關係一度急劇惡化，才使這個大環境大形勢發生逆轉，全面鎮壓到來，才暫
時遏止了國內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的發展，與王有才個人浮沉，毫無關係。

“如果當年8月30日警方不放我回家，而是判我15年，也就沒有98年中國民主黨
後來的繼續。”這裡，王有才對民主黨與己一體共存亡的評斷，又一次充分表露
了王有才心腹深處“我就是民主黨，民主黨就是我，沒有了我就沒有了民主黨”
的毫無自知之明的狂妄。

2007年4月8日
美西海灣
xz7793@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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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件：
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委會常務工作組第一號公告

　　公　　告
　　（第一號）

一、 經研究討論，茲決定宣布成立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委會常務工作組，並以
　　 民主程序選舉產生以下人員擔任相關職務：

　　 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委會常務工作組負責人　　　　　祝正明
　　 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委會常務工作組聯絡及發言人　　吳義龍
　　 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委會常務工作組秘書長　　　　　朱虞夫

二、 以上人員經常務工作組三分之二多數可以進行罷免。
三、 以上人員任期暫定六個月。
四、 常務工作組按照浙江籌委會集體的意志進行運作。
特此公告
1998年9月(日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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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WangYoucai 王有才：

也談對《徐文立先生的補充說明》的斷續思考（1 ）

前些天我讀了徐文立先生發表的一篇《對王希哲萬年籌委會才是造成民主黨今日
困局的錯誤路線——反駁對民主黨黨部系統攻擊的幾點辯護提綱的補充說明》，
我看到了余大郎先生（據說是胡安寧先生，我一直沒有跟胡安寧先生打過交道，
因為看起來徐水良先生與胡安寧先生有很大的矛盾，而徐水良先生是我的浙江富
陽老鄉，他因民主牆時期的事情在國內坐過很長時間的監獄，他出獄後，當年在
國內時我們有一些交往，由於我們是一個縣的老鄉，加上都是要反對中共一黨專
制，都想在中國建立民主制定，我當然對他有好感，他出國時來過我杭州的居家，
而且他出國時我托上海浦東機場的我的一個朋友設法幫助他一下，由於我沒有跟
我的朋友細說徐水良先生的背景，因為我那時認為“反正徐水良是出國，應該不
會有什麼事”而有所疏忽，我那朋友想提供機場內的內部通道送徐水良先生上飛
機，使得跟蹤的警方（不知是公安還是國安）無法監控跟蹤，於是，警方當時就
衝過去粗暴地對待我的朋友，扯去我朋友的胸牌。後來我的朋友因此在單位里沒
有前途，所以就只有通過考試出國留學尋求出路，現在在澳大利亞攻讀學位，我
真的對不起我的那位朋友。由於我與徐水良先生的個人關係，加上我也沒有找到
他胡安寧，他胡安寧先生也沒有來找我，因此我與胡安寧先生沒有任何交往）的
文字，今日又讀了尹明的《對徐文立先生補充說明的思考》。

我因此也想說一下我的斷續看法。

從徐文立先生的文字看他在1998年6 月25日就有組黨的準備，據我當時的了解情
況可能是不確切的。因為他當時有中國反對派代表人物這一說（北京知道內情的
人以後有可能會寫出來），要求在美國總統克林頓去中國訪問時會見美國總統克
林頓。有所謂57人簽名。我到現在為止還不知道是哪57個人。有北京和四川的朋
友打電話來問我，說我的名字也在上面，我感到很驚訝。因為這些朋友帶有調侃
的說話語氣，我也很不舒服。北京朋友告訴我說本來確實有這樣的討論，是為鮑
彤、許良英、林牧、丁子霖等先生準備的，同時還加上江棋生、任畹町、徐文立
等人的反對派群體代表。我當時只是說我不知道，我關注的是自下而上的方式，
關注的是89年的學生群體和浙江方面的情況。我不知道到底是什麼一回事。但是，
我沒有公開出來否認。

不過徐文立先生在幫助呼籲釋放申請登記註冊中國民主黨的7.10事件的浙江同事
方面與國內的任畹町、王培劍、毛國良、秦永敏、程凡、王文江等等國內的同人
以及海外的王希哲、王炳章等人一樣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直到8 月30日警方將
我從看守所的“逮捕”變成為在家“監視居住”，我個人沒有得到徐文立先生想
組黨的資料內容。因此，對徐文立先生這一段時間的說法我在此存疑。在這一點
上我與胡安寧先生、尹明先生的了解判斷沒有大的差異。

但是1998年徐文立先生到底是什麼時候決定組黨，我無法判斷。我個人相信可能
是在我1998年8 月30日放出來之後，特別是謝萬軍、劉連軍在山東被山東省民政
廳有條件同意組黨之後，我估計徐文立先生一直在考慮如何在中國民主黨內成為
領導人物。（關於徐文立與吳義龍之間的關係，吳義龍出來後可能會寫出來的，
現在也有一些人知道實情）。說實話，我個人對山東謝萬軍釋放給與媒體的信息
是懷疑的，這也是我當時跟浙江一些有很好工作的朋友說要往後退的原因。我當
時與謝萬軍通電話時說“一個人能挑五十斤，就挑五十斤，千萬不要挑二百斤，
那是挑不動的。” .我不信中共當時會同意成立反對黨。所以當山東謝萬軍跟海
外媒體宣布山東民政廳在滿足五個條件下同意註冊時，我是置疑的，這也是我後
來與浙江的幾個熱情推進的同事有一些分歧的原因，當時浙江的大多數朋友跟我
的判斷是相近或一致的。這也是為什麼我後來很少出現在媒體上的原因，因為我
的那些朋友已不再將我個人的事情提供給媒體。

如果，我後來不與王策見面，那我1998年可能就能避免判刑，像浙江的王東海、
林輝、王培劍、程凡、陳樹慶、周濤、余元洪、高燁矩等人以及北京的任畹町、
趙昕、馬少華（89年北高聯常委，89那年我們共過事）、河北的翟偉民（89年北
高聯常委）、安寧（89年北高聯常委）等人一樣，98組黨活動我就不重要了，因
為如果中共專政頑固派不判我的話，國際媒體當然不會報道我。所以從這一點上
說，我98年組黨的重要是中共抓我、判我刑之後國際媒體報道的結果。當然如果
警方在5 月8 日不放我回杭州，也像胡石根一樣被判20年，由於我89年的背景以
及我的一些朋友的呼籲可能我會比胡石根多一點名氣。如果當年8 月30日警方不
放我回家，而是判我15年，也就沒有98年中國民主黨後來的繼續。我大概在媒體
上有一段時間可能被稱謂“英雄”，或者被罵為沒有頭腦什麼的。反正我必須為
我的作為承擔責任。

等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