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權利與文明文化之辨 為ZT李劼《大國崛起》的文明崇拜按

余大郎按：

推薦李劼此文，請有心“文藝復興”者一讀。雖然，李劼還不能算是個“文化決定論者”； 並且，對“文化底蘊”與“文明技術”作這樣的區界是否嚴謹還可商榷；但無論如何，他的長文是有着思想閃光的，並非蘆笛般的陳辭讕調僅以碼字及插科打諢取勝。

有人會說，關於權力/權利的區分，早在郭羅基之前就“地球人盡知”了，何新之有？
我覺得李劼的好處就是比較緊密地和現實的一連串“肥皂劇”結合併作出了剖析，這就給了讀者網民“再創作”的啟迪——泉清如許來自源頭的活水，這就是李劼文的“新意”所在。

於是我們會頓悟，偽民運多半還是千年農民起義殭屍的復活，不過是在“奪權”上發偽功—— 從原則蛻變為“極端民族主義”/“難民運最新範式”，到策略上的“紅移”/蘭綠合璧，都是從根本上脫離大陸本土民眾的“權利需求”的。無論其原則的高馬列搞專政，還是策略的徐徐紅暴/等大慶典到“馬上全民起義”，最後都落到把造謠誹謗當家常便飯而乞靈於 “說謊有理”的????泥坑。偽民運的式微，就因為他們屬於當今中國最落後階層，自然反映了其中流氓無產階級所隸屬的文化並成其政治代表。按恩格斯的“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是統治階級的思想”論，也可論定偽運功不過是中共黨文化的產兒，這就難怪徐高之流在極左~極右兩端遊移，而老小毛賊東及康生偏歲歲枯榮，“大陸X”潑佬虔婆這類麥卡錫種子又野火燒不盡之故了。

那麼，是否由高文憑者取代壞份子頭目，民運就能去偽存真了捏？也不盡然。
不過，假如我們要待中國的“文藝復興”成功，則不但“一萬年太久”，而且又會落入
“先有蛋還是先有雞”的怪圈。因此，結果還是得揚棄“文化決定”而先倡政治改革。
然而，“物質承擔者”及可操作性（或曰撬動歷史車輪的“支點和槓桿”）又在哪？
謝韜們苦思冥想，明白“老虎不能吃天”，就想了出先把“民主社會主義”打扮成
“馬克思主義唯一正統傳人”的木馬計來！李劼是個言者，他當然可以看人挑擔；
但作為操作的行者，不能不如謝韜般運籌中國社會和平轉型的“系統工程”。

李劼文之“新”，就新在其實已包含了問題的提出。
網民讀者假如能因此找到此混沌數學的函數圖像，那麼，
中國的明天就曙光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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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大國崛起》的文明崇拜和圖強心態

1、 又一次“俱往矣”式的躊躇滿志

一九四五年國共兩黨重慶談判前夕，重慶的報紙以醒目的標題刊登了毛澤東的那首《沁園春.雪》。該詩不僅對垂涎天下作了急不可待的表白“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而且十分明確地告訴世人，毛澤東者，歷代帝王的後繼人也。“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飽讀詩書、學貫中西的中國知識分子，理當十分清楚地看出，正準備跟蔣介石爭奪天下的毛澤東骨子裡的來龍去脈。然而，偏偏有那麼一大批十三點兮兮的文化人，包括梁漱冥、章伯鈞、羅隆基在內，全都屁顛屁顛地在國共兩黨之間，滿懷孔丘式的熱情，奔波個不停。他們相當自覺地配合人家的統戰政策，蘇秦不像蘇秦、張儀不像張儀地一會兒說項，一會兒依劉，忙得不亦樂乎。最後，全都為毛澤東一九四九年的登基，立下了汗馬功勞。這些個文化十三點，一直到被毛澤東當眾羞辱、公開庭訓，打成右派，才如夢初醒。如今，那段歷史成了如煙往事，被人訴諸了白頭宮女說玄宗式的訴說。說是悲劇，卻着實好笑；說是喜劇，卻又實在悲慘得可以。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歷史的這一頁卻並沒有翻過去。只是這一頁不再以中國古典詩詞加以表達，而是被訴諸了現代媒體，被拍成了長達十二集的電視片，叫做《大國崛起》。同樣的“俱往矣”，同樣的牛皮哄哄，只是參照系卻不再是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而是西方歷代大國，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俄國、美國，加上東方列強，日本。用電視片的說法，乃是“五百年風雲，九個大國”。比起毛澤東在《沁園春.雪》中不可一世的帝王腔調，《大國崛起》使用的是儘可能平和的官家語氣。毛澤東是打天下坐天下的橫空出世，《大國崛起》是夾縫裡的勵治圖新。人們可以說，當政者底氣不足了，也可以說，精英們好像進步了。

是好像長進了，假如對比當年的《河殤》。八十年代末，一批把仕途賭注押在趙紫陽身上的知識分子，雄心勃勃地推出了電視連續片《河殤》，以此開啟了以電視片表述政治綱領、擁立新主的先例。就歷史的發展趨勢而言，《河殤》無疑是趨時的；只是就歷史科學的嚴謹而言，黃色的農業文明和蔚藍色的海洋文明一說，過於浪漫。而就政治操作的可行性而言，那種新權威主義式的迫不及待，心氣難免有些浮躁。趙紫陽充其量不過一介有頭腦的紅色高官，至多不過嚮往蔚藍色的文明而已，一代雄主的氣魄是絕對沒有的。趙紫陽既不是彼得大帝，也當不了俾斯麥。後來人家葉利欽，不過是朝坦克上那麼一站，就站出了一段全新的永遠也翻不回去的歷史。趙紫陽在關鍵時刻，卻是向學生、也向全國民眾，說了聲拜拜。正是這聲拜拜，使中國人再次失去了日本人早在明治維新時代就已經抓住了的歷史機遇。將近二十年過去，回首《河殤》，與其說顯得悲壯，不如說顯得可笑。

從某種意義上說，《大國崛起》似乎是《河殤》的翻版。但做工相當地道，一掃《河殤》的浮躁之氣。《大國崛起》不再把西方文明籠統地叫做蔚藍色文明，而是有板有眼地、有條不紊地將九個大國的崛起故事，娓娓道來。相比之下，《河殤》好比明清白話小說中的一個開場白，《大國崛起》才是小說正文。兩者的立場，幾乎大同小異；《河殤》打出的是新權威主義的旗號，《大國崛起》朗讀了一篇長長的國家主義宣言。然而，彼此的背景，卻迥然有異。《河殤》是擁立有志於政治改革的趙紫陽，《大國崛起》卻是以富國強兵的雄赳赳氣昂昂，小心翼翼地對宣稱要向北韓和古巴學習的一國新主，作了相當委婉的勸諫。與《河殤》刻意讓趙紫陽隆重出鏡不同，《大國崛起》不動聲色地藉助全世界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周年的場面，讓胡錦濤一再亮相。

不管胡錦濤能否讀懂《大國崛起》的這番苦口婆心，《大國崛起》立志要向西方學習的信念是明確的，立場是堅定的。這可能是當今中國執政者當中的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的一個共識。這個共識不再像鄧小平那樣，僅僅是摸着石子過河，而是毅然決然地摸准了一塊石頭，走西方大國的文明崛起道路。這個共識即便是比起黨內老一輩的改革派和開明派，諸如胡耀邦、李銳等等，也有着理念上的躍進。因為《大國崛起》不是出自對慘痛往事的記憶，而是基於對未來的憧憬。如果說，從延安整風到反右再到文革的歷史教訓造就了黨內改革派，那麼少壯一輩的《大國崛起》，卻企圖一步跨過歷史教訓，從而把教訓扔到腦後，把他們的夢想推入前台。當然，他們將這個夢想表達得相當含蘊：九個大國的故事歷數完畢，第十個自然輪到他們想要打造的中國。《大國崛起》的結尾既是意猶未盡的，也是不言而喻的。這部電視片忘記的只是，在老一輩改革派無論如何也無法忘記的歷史教訓。那樣的歷史教訓被寫成一篇幾乎與《大國崛起》同時問世的文章，叫做“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 見載於《炎黃春秋》雜誌，2007年第二期）。

將“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一文與十二集的電視片《大國崛起》放到一起，可以看出兩代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之間的異同。“前途”一文的理論話語是老式的，或者說是執政黨曾經信奉過的馬克思主義的，《崛起》一片的解說詞則是相當新派的，文筆儘可能的優美，雖然故事講得極其樸素，至於故事內容更是西方世界的小學生常識，是西方五百年文明史的ABC。“前途”一文以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為鑑，直截了當地提出：政治體制的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崛起》一片卻吞吞吐吐地舉出英國和美國的民主體制為例，欲說還休地告訴觀眾，要想成就一個大國，可能確實要有相匹配的體制保駕護航什麼的。“前途”一文以老式話語喊出的一個呼聲就是：政治改革；而《崛起》一片以新派麗詞裝點的一個夢想卻是：大國。“前途”呼喊政治改革所基於的是：我們的制度不能阻止把五十多萬知識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躍進的瘋狂發動，當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廢止憲法、停止議會活動的時候，我們的的制度沒有任何反抗。《崛起》的夢想所基於的卻是，對九個大國相繼稱霸過世界的由衷羨慕。“前途”作者所立足的是共產黨人當初鬧革命時的原始立場：成為人民公僕。而《崛起》製作者卻以國家精英的口氣，閃閃爍爍地道出權貴理想連同其權貴野心。因為《崛起》中有關民主政體的全部苦口婆心，事實上只對一個聽眾有意義，那就是最高執政者胡錦濤。有關西方民主政體的優越性，在中國民眾早已成了常識。那是經由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所付出的巨大代價，最後用“六四”鮮血換來的普遍共識。除了想要學習北韓古巴的胡錦濤，沒有人不明白這個基本常識。這是僅以在美國大使館門前長長的簽證隊伍、對照從北韓年復一年、月復一月、日復一日地逃難過來的難民，都可以一目了然的常識。沒有胡錦濤的昏庸作前提，《崛起》一片中有關民主政治的那些個嘮嘮叨叨，全都是多餘的廢話。也正是這個原因，“前提”一文發表後，引得一片熱烈的掌聲。而拍得十分精緻的《大國崛起》，並沒有受到如何熱烈的歡迎，甚至還不及當年粗製濫造的《河殤》那麼風光。因為《河殤》雖然是個急就章，但目標卻毫不猶豫地指向，政治改革。

毛澤東的《沁園春.雪》，當今中國官家精英製作的《大國崛起》，這是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歷史上的兩次俱往矣，一次是要繼承帝王專制傳統，成為末代秦始皇；一次是想效仿西方大國，把西方的民主傳統，納入中國式的崛起構架。方式已然不同，但君臨天下的心態，卻是大同小異。政制改革大業八字還沒有一撇，稱雄世界的野心卻像吃了偉哥一般的按耐不住了。從《大國崛起》對歷史上各大國如何崛起的津津樂道，可以看出該片對後發大國的強調，對歷史偉人的呼喚。而無論是俾斯麥，是彼得大帝，是葉卡捷林娜二世，是斯大林，還是明治天皇或者伊藤博文，他們的後發，結果造就的都是專制的國家，儘管國家形式和意識形態各異，骨子裡卻十分雷同。就歷史參照系的悄然更換而言，《大國崛起》無疑是在力圖擺脫毛澤東時代的陰影。但由於文化心態的一脈相承，致使電視片裡的那種口氣和那種焦慮，顯得相當的毛澤東。毛澤東的陰影，不是說擺脫就能擺脫得了的；一不留神，就會在氣宇軒昂的西裝革履之間，露出秦始皇式的龍袍。就像在官場上長期蟄伏的胡錦濤那樣，《大國崛起》的製作者們在言詞間也算得小心翼翼了，結果，卻還是難免專制傳統和專制心態之俗。

2、他們少讀了一本書，叫做《西方的沒落》

不知是為了突出思想性和學術性，還是為了強調該片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大國崛起》特意安排了許多中外學者的訪談。仿佛害怕精心製作的畫面還不能夠真實似的，製作者藉助一個個教授學者的言說，在加強觀眾對該片的信服程度的同時，暗示出當今朝廷對於知識分子的重視。這讓那些在毛澤東時代吃盡苦頭的老知識分子看了，也許會覺得他們真的被當回事了。而讓一般民眾看了，則會誤以為中國要像那九個大國一樣地崛起，乃是知識分子的共同願望。不僅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願望，而且還是西方各國知識分子的共同願望。尤其是畫面上那些紅光滿面的教授專家，讓人看了發現，當今中國的文化精英果然一改毛澤東時代的瘦骨嶙峋和蓬頭垢面，有了些許主人翁的模樣。沉重的專制權勢好像非但沒有壓彎他們的脊梁骨，反而使他們顯得更加意氣風發。可嘆的只是，他們的臉色是紅潤的，他們的眼神卻是相當閃爍的。顯然，長了工資，提高了待遇，並不等於他們可以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了。那些掛在胸前的西裝領帶，非但沒能使他們顯得人文精神十足，反而使他們的言說變成十分可疑。五百年的歐洲歷史，真的就是像他們所說的那樣的麼？

《大國崛起》的一個致命傷在於，很難讓所有的人都認定，歐洲的歷史就是這麼搞定的。除非觀眾全都是讀浩然小說、看根據二月河歷史小說改編的電視古裝劇、或者沉浸在《三國演義》和《水滸傳》裡長大的。對比於毛澤東時代人為造成的知識貧瘠，當今信息時代的特點是知識爆炸。讓《水滸》、《三國》統治心靈的歷史，行將終結。如今的兒童看的是《哈里波特》。從“水滸”、“三國”中鑽出來的中國人，也許會覺得《大國崛起》韻味十足，仿佛是《三國演義》的另一種版本。但是這讓讀《哈里波特》長大的孩子們看了，可能會覺得莫名其妙。歷史難道還是帝王將相史麼？雖然《大國崛起》一再告訴觀眾，法國先賢祠里供着的，大都是思想家、文學家和藝術家。然而，正如毛澤東當年一面說原子彈是紙老虎，一面榨幹了中國民眾的血汗，勒緊了中國民眾的肚子，製造那個被稱之為紙老虎的殺人武器。《大國崛起》一面高倡思想文化，一面依然按照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在西方五百年的歷史畫面上，乾巴巴地插上從蒸汽機到電汽機再到電子計算機的文明圖標。這不由讓人產生一種疑慮，那些西裝革履的學者教授們，骨子裡是否依然是浩然和二月河的同類？他們是否還是在按照康熙皇帝的思維方式思考問題？他們是否想把中國的未來與所謂的康乾盛世相連接？

不想貶低那些教授學者的學術水平和學者身份，不管是留學的還是國產的。而且絕對相信他們讀了不少書，絕對相信他們的眼界是開闊的，言談舉止也相當是流暢的，只是他們的言論也許還缺乏應有的自由罷了。假如要例舉他們可能沒有讀過的什麼書，那麼也許可以說，他們少讀了一本《西方的沒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這部上個世紀初出版的歷史論著，直到八十年代才在中國學術界漸為人知，並且還沒能享有如同湯因比《歷史研究》那樣的盛名。但是，即便是湯因比也得承認，《西方的沒落》是一部劃時代的歷史論著。不管此書的觀點如何有待商榷，也不管此書把文化歸結到血液里去的極端，曾經陰差陽錯地給希特勒的種族理論提供了依據。

《西方的沒落》一書，對史學史論乃至思想史的最大貢獻在於，當世人普遍沉醉於人類文明的飛速發展時，此著極有預見性地從而是十分及時地將文化從文明的瘋狂中劃分了出來。該書作者斯賓格勒籍此指出，西方的沒落，並非是文明的終結，而是文化的枯竭。正如文化總是指向精神和存在一樣，文明卻因人類生存需要而產生。文明可以是進化的，可以像馬克思那樣用石器、鐵器、蒸汽、電機和電子來標記的，但文化卻是沒有時間性的，或者說，不存在以物質成果加以標記的可能。斯賓格勒為此例舉出教堂的尖頂和紐約的摩天大樓的對照。同樣具有天空的指向，教堂的尖頂指向的是精神的永恆，而紐約的摩天大樓所標明的卻是物質文明的成果。

當然，指出這種文明和文化之間的區別，在西方知識界並非驚人發現。因為即便沒有《西方的沒落》一書問世，西方人也不會把現代物理學和原子彈混為一談。雖然原子彈來自現代物理學，但原子彈是文明的極端，而現代物理學卻是人類文化的碩果。從人類文化中孕育出來的文明，發展到一定的程度，會走向文化的反面。就算是非常崇尚技術文明的美國人，也不會把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和現代物理學之父愛因斯坦等量齊觀。在日本扔過兩顆原子彈的美國人，從來不把投彈的日子當作美國的勝利而加以慶祝。技術文明創造者所得的財富再多，也沒有理由把頭抬得比文化創造者更高。要不然，邱吉爾怎麼會說，寧不沒有印度殖民地，也不能沒有莎士比亞呢？這在西方世界乃是一個不言而喻的常識，只是到了中國人的世界裡，才會變成一個巨大的盲點。為了製作原子彈這隻紙老虎，中國人付出了什麼樣的代價？

就此而言，《大國崛起》的製作者們少讀的，又豈止是一本書？隨手從書架上取下一本，就可能是《大國崛起》製作者們沒有讀過的。同樣講說西方五百年的歷史，法裔美國學者雅奎斯.巴桑（Jacques Barzun）全然是另一種寫法。此書叫做《從黎明到夕照—西方五百年的文化興衰》（“From Dawn To Decadence—500 Years Of Western Culture Life”），曾經榮獲美國文藝協會（American of Arts and Letters）的批評金獎（The Gold Medal for Criticism）。 詳細介紹此書，顯然不是本文篇幅所及。但是，僅僅翻翻其目錄，便可明白此書的思路、寫法和構架方式。比如：

第一部分：從路德的九十五個論題到波義耳的“看不見的學院”（Part I: From Luther’s Ninety-five Theses to Boyle’s “Invisible College”），路德是歐洲歷史上著名的宗教改革家，波義耳是著名的物理學家，波義耳定律的創造者。

又如：

第三部分：從《浮士德》的第一部，到“走下樓梯的裸女，作品2號”。Part III: From Faust, Part I, to the “Nude Descending a Staircase No.2”.《浮士德》是德國文學家歌德的代表作，“走下樓梯的裸女”是法國現代藝術家杜桑的畫作。

在雅奎斯.巴桑的史著中，五百年的西方歷史，既可以從宗教寫起，寫到物理學；又可以從歌德的《浮士德》，寫到杜桑的現代主義畫作。借用一下斯賓格勒的說法，西方的歷史，既可以從教堂的尖頂寫到物理學的發現，也可以從一部文學經典寫到一幅充滿奇思異想的畫作。歷史的軌跡，既不是由權杖組成，也不是由技術文明的遞進來標畫。因為歷史首先是文化的生長，其次才是文明的進化。無論是在皇宮裡還是在議會裡所發生的歷史，都早已在思想家和文學家的著述中呈現過了。

應該肯定的是，《大國崛起》在鋪陳西方五百年歷史的同時，很認真地從中尋找着中國社會和西方世界之間的差距。但他們找出的卻僅僅是物質文明之差，尤其是技術文明的高低優劣，他們根本沒有注意到彼此之間在文化上的懸殊。這樣的懸殊不僅僅是思想的文化的，而且也同樣體現在日常生活里。且不說其它，就以發生在美國維州理工校園裡的血案，對照發生在中國雲南大學的馬加爵兇案，就可以發現，其中有着怎樣一種看上去很細微、實質上卻是驚心動魄的差異。

這類血案的文化拷問通常不在於兇手有沒有被抓，有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而在於兇手為何失控行兇，更在於包括受害者家屬在內的民眾，如何面對血案和行兇的兇手。在維州理工大學的追悼會上，兇手和被他殺害的32位師生一起受到了弔唁。兇手的墓碑前，同樣放着鮮花和紫色蠟燭。並且，還有人在兇手的碑前如此寫道：“希望你知道我並沒有太生你的氣，不憎恨你。你沒有得到任何幫助和安慰，對此我感到非常心痛。所有的愛都包含在這裡。”這樣的聲音無論在維州校園裡還是在全美國國，都並不孤立，而是一種普遍的共識。其他人對着死去的兇手如此說道：“你沒能得到必要的幫助，知道這個事實的時候，感到非常悲哀。希望你家人能儘快得到安慰並恢復平靜。”“今後如果看到像你一樣的孩子，我會對他伸出雙手，給予他勇氣和力量，把他的人生變得更好。”不僅如此，在一封有關兇手姐姐發表道歉信的新聞報道後面，美國民眾異口同聲地安慰道：這不是你和你父母的過錯，你們也同樣失去了心愛的親人。相比之下，中國民眾面對兇手馬加爵時，最為人道的表示，也不過是呼籲人們以後要注意關心馬加爵這樣的學生。殺人犯馬加爵不管是否受到同情，都被永遠冷落在人們的關愛之外。據說，馬加爵的父母在四位被害學生的家門前跪了很久，竟然都沒有一家開門出來，安慰同樣失去親人的死刑犯父母。比起維州理工的那位失控學生，馬加爵在製造那起血案期間，還曾因為“一飯之恩”而放棄殺人念頭。

《大國崛起》在從堅船利炮上尋找中國和西方大國之間的差距時，根本不曾留意到兩地民眾在文化心理上的如此懸殊。其情形一如中國經濟在騰飛的時候，政治精英也罷，經濟精英也罷，文化精英也罷，都把目光投向城市的高樓有沒有超過紐約或者其它西方城市裡的著名大廈，很少有人注意到，紐約在遭受9.11襲擊時，紐約人作出了怎樣的回應，他們在慘案面前如何表現出人性的尊嚴和人道的心胸。相比之下，當年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死了三個記者，竟然會有成千上萬的學生上街遊行，向美國使館投擲憤怒。而遼寧發生鋼包事故，死了三十二個工人，全國上下卻一聲不吭，仿佛什麼事情都沒發生一樣。倘若把超過西方大國的堅船利炮交到如此麻木冷酷又如此暴虐失常的中國人手裡，誰能保證他們不會成為希特勒時代的納粹分子？誰能保證他們不會成為當年的日本法西斯？那些中國憤青學生在維州理工血案後面所寫下的一條條比血案更為血腥的留言，與當年在南京城裡屠殺中國平民的日本侵略者，在心態的兇殘和瘋狂上，又有什麼兩樣？

上個世紀之初，一個德國學者，在德意志帝國雄心勃勃地後發崛起的當口，寫下了《西方的沒落》。這個世紀開始沒多久，眾多的中國文化精英，在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陷入看不到盡頭的泥淖之際，在一個尚未有言論自由的社會空間裡，在中國民眾的文化心理由於專制的傳統和長期的專制而空前病態、全國上下道德水準空前下滑的嚴竣現實面前，竟然堂而皇之地製作了《大國崛起》。這與其說是“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不如乾脆說一聲：我是流氓我怕誰。

3、盛讚亞當斯密，誇獎凱恩斯，偏偏忘了哈耶克

比起毛式話語的驕橫跋扈，《大國崛起》的解說詞寫得相當平和。看得出來，飽受流氓文化之苦的中國文化精英，正在努力擺脫毛式話語的歷史陰影。打開國門之後，舉國上下，畢竟都讀了不少書。假如還要用毛澤東的腔調講說歷史，把歷史說成是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失敗了，那也太《艷陽天》了一些。就連二月河都不會如此簡單地講說由宮廷權謀和帝王的雄才大略構成的歷史。從《大國崛起》那些儘可能溫文爾雅的解說中，人們可以感覺到，中國政治的文官傳統得到了恢復。即便是官腔，也開始打得越來越溫良恭儉讓了。中國的政治，好像正在從暴烈的行動，漸漸地向請客吃飯式的雅致轉化。按照其中一位製作人的公開解釋，妥協，在《崛起》中得到了強調。

從一味的你死我活，到學習如何經由妥協抵達彼此都活的雙贏，這無疑是一種可貴的長進。要中國人學會給他人留餘地從而給自己留餘地，着實不易。這就好比要讓國人懂得從對他人的關愛之中維護自己的尊嚴，得化上不知多少年才行。《崛起》製作者能夠說出這樣的意思，想必也是經過了一番感悟。讓人不解的只是，既然已經知道妥協的重要，《崛起》為什麼還要那麼津津樂道於大國在霸權上的大小和強弱呢？霸權強如何，霸權弱又如何？沒有霸權又如何？難道說，要在妥協之中求霸不成？

想必是因為急於崛起，所以《崛起》的思路顯得有些混亂。比如，《崛起》說了那麼些西方國家的政體模式，並且也知道一個國家的體制是否健全，決定了該國家在整個世界格局中的強弱與否。但《崛起》又偏偏對後發的德國、日本和蘇聯那麼的情有獨鍾。《崛起》明明知道，英美兩國為什麼先後領了世界的風騷，是因為這兩個國家建制於權利，而不是權力。可是，《崛起》依然用不無浪漫不無悲壯的解說詞，講說俾斯麥的統一如何成全了德國，伊藤博文與天皇的妥協、也就是給天皇日後發動戰爭留出了歷史的空間，又如何擺平了新舊兩種勢力，致使日本終於騰飛云云。

及至論及斯大林的工業化方式，《崛起》更是刻意高歌。斯大林以五年計劃取代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成為計劃經濟的始作俑者。雖然其功過是非，可以平心而論。但是，若要從人文層面上考究，這種方式無疑比俾斯麥還鐵血，比希特勒更野蠻。用哈耶克的話來說，這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因為有了斯大林計劃經濟的野蠻，才有了後來毛澤東計劃經濟的愚昧。比較一下毛澤東的愚昧和斯大林的野蠻，人們可以發現，毛澤東為了世界領袖的虛名，竟然昏庸到了勒緊中國民眾的褲腰帶，向第三世界的小兄弟們胡亂撒銀扔錢，而斯大林卻精明到了即便在跟希特勒笑容滿面地妥協時，也沒有忘記乘機搶了波蘭的領土。

從爭霸的角度來看，斯大林如此流氓無可非議。既然是爭霸，那就搶唄。斯大林搶過東歐諸國，也搶過中國。這是鐵板釘釘的事實。問題在於，《崛起》居然可以對這樣的事實眼開眼閉，非但守口如瓶，而且還特意例舉席捲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世界的那場大蕭條，反襯斯大林野蠻透頂的計劃經濟是如何的英明。《崛起》如此敘說，究竟是遵循了中國人的良心，還是追隨了斯大林的邏輯？就算《崛起》的製作者們認真地讀上一遍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也不會對斯大林的崛起如此心醉神迷。且不說中國民眾，即便是有良心有良知的中國共產黨人，不要說斯大林式的野蠻，哪怕是列寧式的國家與革命，也都早已不堪忍受了。“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道出的，就是他們的共同心聲。

不錯，斯大林的工業化，確實給抵抗希特勒德國的入侵打下了製造武器的基礎。但這並不能因此反過去肯定說，斯大林的野蠻是應該的，並不能據此判定，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可是，《崛起》不僅斷定，甚至還搬用了斯達漢諾夫的榜樣。這可是連蘇聯人都不願再提及的往事，卻在中國人的《崛起》中大放光芒。難怪國人當中有人會製作《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那樣的電視連續劇。王朝還沒終結呢，怎麼就一個個懷舊得要死要活了。弄不懂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態。在一小部分人首先富起來的權貴優先前提下，不都一個個腰纏萬貫了麼。是不是覺得自己的所作所為不太像保爾.柯察金了？是不是覺得自己的豪宅靚車是像斯達漢諾夫那麼辛辛苦苦地掙來的？既然斯大林的計劃經濟那麼優越，那還搞什麼市場經濟呢？繼續計劃下去吧。當然，這也許是“一支獨秀”式的暗自得意。當年世界經濟大蕭條時，斯大林一支獨秀。如今中國藉助了廉價勞動力的競爭優勢，在世界各國的國民經濟總產值上，也是一支獨秀。於是，就有了《崛起》中的惺惺相惜。除此之外，實在無法解釋《崛起》為何如此鍾情於斯大林的崛起。這可能是一種下意識的得意，或者說，下意識的暴發戶心態。

這樣的得意是可笑的。且不說斯大林的蘇聯最後如何終結，即便是德國日本那樣將崛起的法碼押在權力的集中和專制上，也一樣的如同玩命的賭徒，先贏後輸，並且輸得一敗塗地。斯大林也罷，希特勒也罷，日本天皇也罷，他們的先後崛起留給歷史的，都是教訓，沒有一個值得謳歌。因為他們寫下的不是人文的歷史，而是野蠻的歷史，是不拿人當人的歷史。前蘇聯的作家，把這樣的歷史寫做《古拉格群島》，寫做《日瓦格醫生》。從戰後廢墟中站起來的黑澤明，在他的影片中狠狠地嘲笑了日本軍國主義的精神支柱武士道。唯有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專制傳統一個極大的歷史陰魂，中國流氓文化，至今不置一詞。

《崛起》歷數了西方大國的國家體制，卻對國家以權力為軸心、還是建立在人的權利之上，十分茫然。也許是《崛起》的製作者們讀列寧的《國家與革命》讀糊塗了，認定國家跟人權無關，認定只要現代化了，國家自然就文明了。換句話說，只要有錢了，什麼事情都搞定了。換成列寧的說法，叫做奪取了政權，國家機器就打碎了，革命也就成功了。《崛起》沒有指出，建立在權力之上的國家，是多麼的靠不住，是多麼的危險，即便是崛起了，也可能會像德國或者日本那樣，得而復失。哪怕是斯大林的專制，也沒有成為成功的先例。蘇聯能夠變成今天的俄羅斯繼續圖強，不是因為堅持專制，不是因為五十年或者一百年不動搖地堅持專制，而是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毅然決然地放棄了專制。而德國，是日本，能夠在戰後騰飛，也是因為放棄了專制，選擇了民主政體。依靠專制來實現經濟騰飛，從來沒有不失敗的先例。專制國家的核心是統治者的權力，而民主國家的基礎是民眾的個人權利。權力再張牙舞爪，也是脆弱的。權利再受到壓制，也是強大的，不可摧毀的。《崛起》其實也認識到，凡是以權利為架構的國家，結果都在商業上先後獲得凱旋。荷蘭是如此，英國是如此，後來的美國，也是如此。即便是戰爭，權利國家和權力國家的優劣，也是一目了然的。二次世界大戰，結果都不是德國日本那樣的權力國家、而是英國美國那樣的權利國家，最終獲勝。

《崛起》的製作者們絕對明白這樣的道理，雖然他們一時說不太清楚。《崛起》之所以那麼津津樂道於後發國家的權力作用，骨子裡還是緣自對權力那種難以消除的崇拜。而且，當這種崇拜以對文明的崇拜表現出來的時候，崇拜者會產生一種權力崇拜的文明感。比起拖着辮子的皇權，西裝革履的權力無疑要摩登得多，文明得多。這也是海外不少留學生，甘當專制馬前卒的一個重要原因。假如讓他們穿着滿清朝服，他們會覺得太丟臉。但要是讓他們西裝革履地為權力服務，他們會覺得十分榮耀。《崛起》中那些個教授們，為什麼那麼樂意為《崛起》效勞，不就是因為崛起被籠罩在文明崇拜的光環里麼？當然了，當今中國的知識精英本身，人文底子也都比較差。要他們分清比爾.蓋茨和愛因斯坦的區別，相當困難。但要他們認識到在哪裡可以得到好處、以什麼樣的方式攫取個人利益，他們卻非常明白，根本不用指點。同樣的左派知識分子，美國校園裡的美國左派教授是單純的，以批評自己的政府為己任，而混跡於美國校園裡的中國左派教授卻是十分狡黠的，竟然以指責他國政府尤其是美國政府為標榜。即便是發生在中國的種種不公和種種劣跡，他們也有本事歸結到美國政府的頭上。他們會振振有詞地說，那都是因為美國推行全球化的緣故。他們以此告訴美國校園裡那些天真得像大小孩一樣的左派教授，看，咱們是多麼的一致。他們由此獲得了職稱，以此拿到了終身教授。回到中國，他們是來自文明世界的美國教授。一個轉身再到了美國，他們又是和美國教授堅定地站在一起專門批評美國政府的中國教授。在民主的美國，他們既安全又討巧；在專制的中國，他們同樣既風光又討朝廷歡心。這樣的混法，美國人是絕對搞不清楚的。但讓中國人看在眼裡，卻一目了然。這可能是中國知識人在文明崇拜的掩護底下、在太平洋兩岸混飯混名聲混江湖的一個最為典型的例子，把美國教授們糊弄到了幾乎分不清誰是中國人誰是美國人的地步。

當今中國新左派知識人的這種玩法，似乎啟迪了《崛起》的製作。《崛起》在說到經濟學史上的里程碑時，先是非常隆重的推出了不得不推出的自由經濟理論的經典創始者，亞當斯密。然後，在提及美國反壟斷法時，馬上又搬出凱恩斯理論，告訴觀眾說，政府作為一隻看得見的手，對於亞當斯密所說的自由市場經濟那隻看不見的手的干預，是多麼的有必要。言下之意，既然美國政府都要以干預經濟來推動經濟發展，中國政府主控經濟又有什麼不可以了？不過，先不管其中的潛台詞有多麼的豐富，按理說，接下去無論是按照經濟學的發展，還是按照經濟本身的發展，都應該說到《通向奴役之路》的作者哈耶克。雖然當年的美國總統曾經受到過凱恩斯理論的影響，但當今的美國政府之於美國經濟的種種推動，卻是得益於哈耶克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說。但《崛起》說到凱恩斯，嘎然而止，絕口不提哈耶克。仿佛凱恩斯以後，就沒有具有相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了。這是一種非常高明的消聲法。凡是對政府控制經濟發展不利的聲音，能不提的儘量不提。這就好比《崛起》一面煞有介事地告訴大家，在法國先賢祠里躺着伏爾泰和盧梭、雨果，一面對天安門紀念堂里依然躺着那個臭名昭著的獨裁者的尷尬事實，卻只能默不作聲。

《崛起》一片，雖然面對許多事實不想說，但也有許多事實卻是不能說。這可能是對《崛起》一片的最大諷刺。就連製作者自己都還沒有獲得應有的言論自由，就那麼迫不及待地想要讓一個已經專制到無可救藥地步的國家崛起了。德國在戰後再度崛起，是因為他們的總統向六百萬猶太死難者下跪。《崛起》一片的解說詞如此告訴觀眾說，總統跪下去，德國站起來。解說得真是精彩。但問題恰好在於：當今中國政府的首腦還沒有向在歷次政治運動、在大饑荒、在文革中死去的幾千萬冤魂下跪，怎麼就如此按耐不住地想要這個國家崛起了呢？

實在說來，中國民眾已經不太關心誰在台上執政了。事實上也是，哪個政黨在台上執政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執政黨能不能啟動被一再拖延的政治改革。舉國上下，婦孺皆知，幾千年的專制歷史已經走到了盡頭。執政黨本身也不是不明白這樣的道理，否則不會那麼明確地說出，民主是個好東西。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用崛起來轉移大家的視線呢？這算是搪塞，還是想藉助崛起來啟動政治改革？中國民眾對政治改革的期盼已經到了非常不耐煩的地步，哪怕是政治改革的目的是為了中國像二戰前的德國和日本那樣崛起，他們也會接受的。補藥也罷，毒酒罷，只要改革，全都喝了。

4、讓學院播種思想，讓思想不再流亡。

在崛起和改革之間，不管《崛起》舞劍，意在何處，《崛起》的製作卻是認真的，也是真誠的。相比於在酒色財氣中醉生夢死的知識精英，相比於在權力的顛峰深情脈脈地凝視着北韓古巴的最高執政者，《崛起》的製作無疑是一種擔當，一種能夠做到的最為開明的姿態。其情形一如痞子作家王朔的胡言亂語，成了當今中國文人最高智慧的表達。中國人到底走入了一種什麼樣的歷史狀態里，看不清的人樂觀得白痴般手舞足蹈，看清楚的人卻是哭笑不得。這個國家不是沒有明白人，而是明白的人全都發現，還是糊塗點的好。中國的現狀陷在一個進退兩難的境地里：以斯大林那樣的鐵腕，來計劃中國的崛起，顯然是此路不通；但沒有彼得大帝那樣的魄力，中國的改革又很難搞定。

先不說改革是不是意味着崛起，但要崛起卻必須改革。中國不能老是徘徊在一個政治輔導員的目光里，通向未來的道路不能還沒有開始就被關閉。就此而言，《崛起》是積極的，不甘落後的，君子有所必為的。《崛起》的盲點在於，沒有分清文化和文明的區別。《崛起》聚精會神地關注文明的進步，崇拜文明的力量，卻茫然於文化之於人類歷史具有着什麼樣的意味。《崛起》顯然沒有弄明白一個可說是常識也可說是秘密的道理：人類的歷史首先不是文明的進步，而是文化的綻放。文化的底蘊好比浩瀚的大海，而文明的進步不過是浮出海面的島嶼。

當《崛起》以小國大業為題講說荷蘭如何崛起的時候，沒能注意到荷蘭的畫家遠比荷蘭的商人更為光彩奪目。無論是倫勃朗畫面上的頂光，還是凡高的向日葵連同金色的陽光，比荷蘭輝煌一時的商業文明之於人類歷史的影響，更為深邃久遠。英國能夠確立以權利為基石的國家體制，除了莎士比亞劇作之於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哺育，英國眾多的思想家和文學家為之提供了精神的土壤，不僅僅只是物理學上的牛頓和經濟學上的亞當斯密。後發的德國為何具有那麼強大的爆發力，首先不是俾斯麥在政治操作上如何的成功，而是巴赫、貝多芬、歌德、荷爾德林、康德、等等如同燦爛的群星一般的音樂家、文學家和哲學家、思想家們，早已為之打好了堅實的精神地基。而希特勒為什麼會像拿破崙一樣在俄羅斯的土地上敗北，根本的原因不是斯大林如何英明，而是俄羅斯這塊土地上所擁有的極其充沛的文化底氣。入侵者無論是以戰爭傳播法國大革命理念的拿破崙，還是因日耳曼民族的文化優越感而瘋狂了的希特勒，抵抗者也無論是平穩的庫圖佐夫還是比希特勒更流氓的斯大林，雙方交戰的結果，都是一樣的。那樣的文化底氣，讀過托爾斯泰的小說還只不過感受到一半，讀過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說，才能感受到其熔岩般灼熱的精神底蘊。侵略者絕對無法使托爾斯泰小說里的人物就範，更不用說要讓陀思妥也夫斯基筆下的靈魂屈服。這是《崛起》的製作者所沒能弄明白的一個巨大盲點。

一個國家要成為偉大的國家，並不是從世界市場上多賺了多少錢，並不是能不能率先造出原子彈，也不是擁有多少殖民地，更不是能否搶占外太空、稱霸全世界，而是有沒有像星星一般眾多的文化巨子在夜空中出現，而是能不能提供讓文化長生的土壤，而是空氣是否自由，陽光是否明媚，河水是否清淨，心靈是否可以如同鮮花一般，無拘無束地隨意開放。當今中國最為短缺的，不是外匯的儲存，不是武器的先進，而是文化源自心靈生長的自由度。就此而言，與其呼喚彼得大帝，不如先有個葉卡捷林娜二世那樣的文化生長時代，把被剝奪了數千年的自由，還給民眾，還給學者，還給詩人，還給藝術家，還給所有醉心於文化創造的人們。讓學院播種思想，讓思想不再流亡。

中國人為什麼老是徘徊在《三國演義》和《水滸傳》那樣的故事裡，不是因為太聰明，而是因為太愚昧；不是因為太勇敢，而是因為太怯懦。歸根結底，則是因為沒有思想。只有一個沒有思想的民族，才會津津樂道於宮廷權謀，才會總是嚷嚷着造反有理，嚮往着江湖暴動，草莽起義。只有一個沒有思想的民族，才會只崇拜文明，不把文化的創造者放在眼裡。只有一個沒有思想的民族，才會臣服在流氓的腳下，向一代又一代的梟難高呼萬歲。倘若說，一部二十集的電視片《大國崛起》最缺的是什麼，那麼答案就是，沒有思想。

因為沒有思想，《崛起》分不清文明和文化的區別。文明再先進，也是物性的。文化再柔弱，卻始終指向存在，指向精神，指向靈魂，指向與宇宙相對稱的內心世界。文明之所以得以從文化中不斷生長出來，是基於人類的生存需要，而不是出自人的存在本質。崇拜文明，不具有存在的詩意，而只是對物質力量的盲目誇大。假如沒有教堂的尖頂指向意味，紐約人在9.11襲擊面前不會表現出那麼的鎮定，那麼的從容，那麼的博愛。高樓可以倒塌，精神的天空指向卻是不可動搖的。有了如如不動的精神指向，不要說倒掉幾幢高樓，哪怕是整個城市被摧毀，也照樣可以重新建立起來。當《崛起》把圖強指向一個國家的崛起時，恰好忘記了，一個沒有精神高度的國家，是不可能崛起的。而一個沒有思想自由的國家，又是無法獲得精神高度的。《崛起》的圖強，是在文明崇拜之下的圖強。這樣的圖強，不可避免地會歸結於權力的圖騰。

毋庸置疑，《大國崛起》出自一批有志於圖強的國家精英，或者是知識精英，或者是具有權力背景的政治精英。他們藉助這部電視片想要說出的，也許是十多年前《河殤》已經說過了的歷史意願，也許是老一代開明的共產黨人在“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一文中道出的共同心聲。他們的困境只是在於，他們一方面在努力擺脫毛澤東時代的專制體制和流氓文化，一方面又時不時地被那樣的體制和那樣的文化所束縛。文化的流氓化，這可能是中國歷史的最大特色，也是中國社會最為獨特的所謂國情。這樣的流氓化就像一種精神的、心理的、文化的病菌，侵蝕着所有的中國人。不管是執政的，還是持不同政見的；是當官的，還是經商的；是文盲，還是讀書人；是在國內受教育的，還是留學海外的；是體育運動員，還是行為藝術家，如此等等。假如僅僅面對一個政黨的專制，那麼中國的問題並不難辦。因為再專制的執政黨，隨着歷史潮流的涌動，其專制的堅硬也會逐漸冰釋。但是，中國人如今面對的巨大難題，並不是中國向何處去，而是中國人能不能治癒自己的集體無意識創傷。中國的未來，取決於中國人在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康復程度。因此，那隻看不見的、決定中國未來之手，不是文明有多大程度的進步，而是如何才能使文藝復興成為可能。歐洲五百年的文明歷程，首先並不在於荷蘭人的商業頭腦里，也不是因為英國人瓦特發明了蒸汽機，更不是美國人享有了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和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而是由發軔於意大利的歐洲文藝復興所啟動的。正因如此，在西方世界的歷史上最偉大國家的排名當中，由意大利居首。西方人知道，文化的復興，遠高於文明的進步。

不管怎麼說，歷史不會在《大國崛起》所標出的文明圖標上停格。歷史會按照自身的運行，向前滾動。有關《大國崛起》，毀譽是次要的，在中國人的內心深處到底能夠掀起多大的波瀾，才是重要的。比如，中國會不會倒退到北韓古巴那樣的境地里？應該不會了。但中國到底能夠走多遠呢？誰也不知道。中國這樣的國家，到底能不能真的崛起？到底會以什麼樣的形象崛起？對此，《大國崛起》的最後答案是完全開放的。事實上，也確實沒有人知道，歷史究竟會作出什麼樣的回答。假如中國社會和中國歷史，因為《大國崛起》的播放而悄悄地向前滾動了……哪怕是一丁點兒，那麼無論是褒是貶，無論是製作者還是觀看者，都應該長長地鬆口氣，總算沒有白費勁。

至於學院會不會成為思想的播種地，思想能不能不再流亡，那也只有天知，地知，崛起者知，不崛起者知了。

嗚呼，大國崛起。嗚呼，崛起的大國。沒有一個大國，僅僅是因為物質文明的強大而崛起的。也沒有一個崛起了的大國，能夠像凡高的畫作或者莎士比亞的戲劇一樣的，永恆。

2007年5月1日星期二完稿於紐約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