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工人阶级的悲惨状况

中国的近代史就是战争的历史，尤其是国共两党进行夺取全国控制权的战争历史。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争夺也没有停止。在1949年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所进行的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运动，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再次拉大。无休止的政治斗争无情地破坏了本来就落后的中国经济，西方世界早已完成的工业革命、农业革命和飞速发展的科技革命，在中国还是历史的空白。

改革开放开始了中国的“工业革命”。历史的阶段有些似乎不能绕过，但历史也不是简单的重复。中国的工业革命不同于当年的英国工业革命，不过其中也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工业革命要靠资本的原始积累，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的变革首先也从资本的原始积累开始。当然资本积累和资本的原始积累并非一回事，一个是本质的东西，一个是事实。英国和西方许多国家的工业革命的确存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但并非在理论上就可以确定现代社会的变革一定要走与最初西方资本原始积累一模一样的道路。

在十六到十七世纪盛行在英国的圈地运动，是用暴力圈占农民的土地，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代替封建经营方式，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资本原始积累。而在中国，从1980年开始了进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阶段，资本积累还是以资本的原始积累开始。不要讲什么“社会主义资本积累”，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中国存在类似英国圈地运动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在时间上短暂。中国的农民早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被剥夺了土地，但是农民并没有成为自由人，共产党依然强制农民呆在不属于自己土地的土地上。当然这种土地的掠夺没有形成所谓“工业革命”，直到改革开放真的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开始，对承包土地农民的掠夺，主要是通过名目繁多的税收和地方党政机构各种不断巧立名目增加的费用，以及工农业剪刀差形成的高企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包括化肥、农药、种子、水电、农业机械等，使得农民无法在有限的土地上养活自己，被迫成为城市产业大军和其他不同行业的后备剩余劳动力。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和庞大的后备军，就是中国资本迅速积累的必备前提。

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是在共产党专制制度下使用权力进行掠夺，“先是用血腥的暴力消灭别人的私产实行共产，后来又是在暴力的保护下把公产化为自己的私产——两种相反的坏事居然让同一个党全做了。”（胡平：《致江泽民先生公开信》）何清涟女士在《现代化的陷阱》中指出：“中国当代原始积累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经济两大科层组织的部分掌权者及其依附者进行权钱交易等寻租活动，共同瓜分社会财富的过程；原始积累的主要掠夺对象是集全体人民40多年血汗而成的国有资金；进行掠夺的主要手段是凭借权力。”此时，正如韦森在《约翰•格雷对哈耶克的全面挑战》一文中所引述：“在英国‘圈地运动’时期，一些产权被创造出来，一些产权也被废除了，而在过去内生于市场交换中的习俗也被宣布无效了。”中国的实际情况正是这样，资本被创造出来，属于国有的产权也正在被掠夺中废除，所有的过去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社会关系也同时将被废除。

在残酷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羊吃人”的英国历史在中国重演。最悲惨的工人是从失去土地涌入城市的农民，他们的身份是多重的，可能是城市雇工，也可能是农村雇工，还是失业大军的组成部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已经成为城市雇工的农民不会走回头路，也就是说不可能回到农村成为种地的农民，如果说有回到农村的，也都是从事工商业。由于共产党长期实行城乡隔离政策，农民本身在中国就是贱民身份，所受到的剥削迫害常常不像东北工潮失业工人引起社会注意，而已经习惯贱民身份的进城农民，根本不懂得自己的权益。残酷压榨工人血汗资本家之所以能够为所欲为，他们的后台撑腰人不是别人，正是自称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和所谓“人民政府”。

我们来看《人民网》转载《华商报》的一篇报道，题目是《50多民工河南遭非人待遇》：

50多名陕籍民工被劳务贩子花言巧语骗到河南一砖窑厂。整日不拿一分钱地干活，还被打得遍体鳞伤，想逃跑都不可能。最终由于砖窑厂出了人命，当地警方介入，民工们才得以重见天日，回到陕西。

　　55岁的姚立民是蓝田县安村乡府庄村农民。今年3月初，姚老汉来到西安，在太华路立交桥附近的一家职业介绍所找工作，对方介绍姚立民到洛阳的一家砖窑厂干活，管吃管住，月工资800元，来去自由。姚老汉怦然心动，没和家里人打招呼，就和53名乡党一起乘坐大巴车去了河南。姚老汉后来从自己吃的挂面的包装袋上才知道，自己去的地方是河南获嘉县大召营镇的一家砖窑厂。

　　姚老汉说，去了不到3天，砖窑厂老板和打手便凶相毕露，给民工们吃了一顿“杀威棒”，每人先无缘无故地挨了一顿打，然后被搜去身上的所有现金，好一点的衣服、鞋子也被扒走。接下来的日子，是每天推土、拉砖，动作稍慢一点儿，“带工”的三角皮鞭就抽过来，甚至用砖砸。每天早上5时起床后要干到晚上12时，中间吃饭休息不超过两个小时，繁重的劳动和非人的待遇让民工们难以忍受，就想逃跑。可砖窑厂为防止民工逃跑，规定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交头接耳，就连上厕所也有人跟着，根本没有逃跑的机会。一天夜里，有5个民工把宿舍的砖墙掏了一个洞后逃走了，窑主“红旗”得知后暴跳如雷，把姚老汉和其他人捆住毒打一顿，作为“知情不报”的惩罚。

　　这种折磨一直持续到一周前，姚老汉所在的砖窑厂发生塌方事故，一民工死亡，窑主将人草草在路边掩埋。附近村民实在看不过眼，就给公安机关报了案。河南警方这才将姚老汉他们解救出来，警方5月26日将他们送上返回的列车。

　　据了解，类似的遭遇也落到青年民工小李身上，他是在文艺路非法劳务市场上被骗到山西永济的一家砖窑厂的。

　　姚老汉和家人对记者说，如果不是幸运地回到家乡，再过两个月，恐怕命就丢在外面了，他希望再也不要有人上当了。

相信人们读了这则报道，一定会惊讶万分：怎么现代社会还会发生惨无人道的奴隶式的剥削现象？奇怪吗？共产党所描述的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的“收租院”之残酷景况恐怕还难以与这位共产党制度下的砖窑老板相比。虽然河南获嘉县大召营镇砖窑厂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但类似这样的事件也决不是孤立的唯一的。通过这件事情可以引起我们对资本血腥的思考：

1、 为什么砖窑厂老板这么残酷，这么没有人性？

2、这个砖窑厂周围的人肯定知道内情，但是没有人去理睬。如果这次不是死了人，附近的个别村民良知驱使，这种奴隶般的劳动和生活还会持续多久？

3、 当地的共产党和政府部门难道不知情吗？为什么没有人来制止？

工人境况的严酷性可以从共产党宣传媒体中看到，但是要知道，能够披露的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地方共产党机关和政府都在极力掩饰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为了政绩，为了地方财政收入，为了个人贪污受贿中饱私囊，他们的“三个代表”只能归于一个代表，那就是他们和资本家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去年发生在广西南丹的矿难事件，地方政府和资本家相互勾结，隐瞒事实真相，背后充满了权钱交易，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在这里我不能一一赘述。

在私营企业中，普遍存在着加班加点，延长劳动时间和超负荷的劳动强度；微薄的收入往往仅能勉强维持最低营养生活，而那些需要赡养家庭老人的青年工人还不得不挤出收入的一部分，如果一旦染病，就无法得到及时治疗，劳累致死的情况经常发生。在中国，性命的价值也是分等级的，工人、农民的性命最不值钱。大连“五、七”空难，每个死难者家属可以获得2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当然这个数字与外国空难赔偿相比是低的，赔偿是天经地义和理所当然的。但是，煤矿工人的命也是人命，他们葬身于矿井下的性质不同于空难。空难毕竟是偶然现象，而矿难都是人为的因素，是来自于政府和资本家漠视工人的生命。肮脏的利润的驱使，没有人性的地方官员和资本家像对待牲口一样对待工人。中国官方统计数字显示，2000年1——11月矿工死于事故的达5317人，是美国的100倍（参见《中国劳工观察》）。那些隐瞒的数字究竟有多少，根本无人知晓。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今年5月28日有一篇报道，说“从1998年至今年5月，山西省河津市共发生14起煤矿事故，死亡95人，其中有7起被瞒报，瞒报死亡人数84人。”可想而知，实际矿难事故和死亡人数要大得多。

对工人的威胁更主要的还来自于失业的威胁。中国并不像现在的西方国家，失业率是考核政府的最重要指标之一。西方的民主政体和社会主义思想保证了失业工人的基本生活，尤其是北欧国家，从社会平等和收入均衡来看，简直就是社会主义。控制一定的失业率，控制财富向极少数人或集团集中，是社会稳定的必要因素。中国的失业率是多少？中国的失业大军数量有多少？共产党要么回避，要么在数字上玩游戏。

客观的说，在具体的非国有企业中，工人劳动条件和收入最好的要属外资企业，而外资企业中最好的要属欧美企业。一些国际劳工组织一直监督在中国的西方企业工人状况，一旦发现这些企业的工人在工资待遇、劳动条件、劳动保险等方面存在问题，即刻进行干预。我所调查了解的西方外资企业，一般都能遵守中国制定的劳工法律。顺便提一下，最差的外资企业是港台和南韩、亚洲国家企业。最残酷剥削压迫中国工人的是中国资本家，尤其是那些无人过问的小企业，工人处境最恶劣。

共产党官员和资本家在积累财富的同时，工人阶级在积累贫困。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描述：“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