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不久，中国外交决策层在沿袭邓小平“韬光养晦”遗训的前提下，试图与各大国建立一种模糊性的伙伴关系。由于当时的美国外交政策一直处在调整期，因此，此一策略基本成功。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国执意于单极霸权，在台湾问题上态度日益强硬，形势同以往大不一样。中共十六大即将产生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将不得不对中国外交进行必要的调整。笔者以为，这种变化应立足于美国外交的基本特点，一方面在军事上加以制衡；另一方面在功能性领域主动出击，构筑外交战略的纵深地带。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外交有四大显著特点：例外主义、榜样主义、救赎主义和代价合理主义。例外主义指自认为与众不同，美国精神是自由、民主、法治、科学与创新的同义词。而欧洲负荷沉重的历史包袱，第三世界充满无知、腐败甚至罪恶。榜样主义指美国自建国以来就力图充当人类理性进步的先驱，深信自己的模式值得全世界效仿。救赎主义指美国人一直自承的历史使命感。美国外交蕴涵着浓厚的以我为尊的传教士情结，它要传播福音，把人类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在这种精神的驱使之下，美国很难与一个集权国家真正妥协。

不可能成为真正朋友

中国人应当铭记的是，美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宽容永远是有限度的。代价合理主义与美国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精神相关。成本与收益的观念一直嵌于美国的对外行为中。美国人愿意付出，愿意充当救世主，但不愿付出过高代价。

从美国外交的特质中可以看出，它一直致力于约束和引导世界各国。美国确实有实力充当世界领袖，问题在于，大多数国家不愿主动接受。中国作为一个拥有独特文明和辉煌历史的政治实体，更是拒绝抄袭美国模式。撇开现有意识形态差别不论，单是看新近崛起的以崔之元为代表的“新左派”所倡导的“体制创新”论，人们就会明白未来中国的命运只会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中国有可能闯出一条极富个性的发展道路来。

在这种背景下，新一届领导集体想继续搞求同存异、抛开价值差别与美国交朋友，实际上是一厢情愿。首先，中国国内条件不允许。要求坚持本土化原则，超越传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模式而探索崭新道路的力量日益强大，使得过度亲美态度在政治上变得危险。其次，外在条件也无法使中美成为朋友。美国外交的四大特质不会轻易改变。美国人从与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儒家文明国家打交道的经验中，知道中国最终可能会选择相异于美式自由主义的模式。价值差异的长久化，加上当前国家利益的冲突，决定了中美决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朋友。

基于这种现实，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应该把对美外交的目标定位于非敌非友，维持冷和平状态，不应高调追求中美友谊。

既然美国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那么中国对美外交就要植根于现实利益，讨价还价，商业化运作，也就是进行功能主义外交。除了在军事上防患于未然之外，还要在外交上，利用美方弱点，开辟新空间，为己取势。要从非政治性的经济、技术和学术等层面着手，从事务性和文化性的联系中培养相互了解和相互依赖，由此构建共同的价值和利益基础。　

增加美国对华政策成本

对中国而言，功能主义外交最重要的是逐步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美两个大国在经济合作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只要新一届领导集体能确保国内经济持续增长，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就会进一步加深。在目前的双边经贸关系中，中国更多地依赖美国，但七八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迅速扩大，劳动密集型企业将大规模转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分工，会在两国间形成一种实质性的相互依赖。

目前中国对美打经济牌，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部分大公司，实为成功之道。然百尺竿头，尚需更进一步，要尽量扩大对美国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一旦中国企业能极大影响美国选民的就业、工资、投资方向等国内事务，这种能力通过选票自然而然地会转化为政治性权力，充当中美关系的稳定器。一些美国政治家即使有不利中美关系的企图，也不得不考虑其政治代价。国际关系的自由主义学派对此种现象做了深入研究，已有大量建设性成果，足为中国决策者所用。

功能主义外交要求中国着手建立以我为主的事务性国际组织。政府可以出面推动组建或主导全球性行业组织。中国生产的一些轻工产品已在世界市场占到数一数二的份额，完全可以影响甚至主导这些行业的规则制定。中国甚至还可以组建国际中国画组织、国际围棋组织之类纯文化机构，在国际舞台发出声音，扩大影响力。

功能主义外交也要求中国推动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发展。中国与东盟（亚细安）致力于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上海合作组织最近有边缘化和空洞化的趋向，但只要审时度势，正确引导，赋予它更多的事务性内容，不增加过多战略安全性内容，其成长与壮大并非臆想。中国在国际组织影响力的加大，无论其是全球性的还是地区性的，都会逐步增加美国损害两国关系的成本。相信代价合理主义的美国决策者在处理双边关系时，会更加谨慎。

中国发展功能主义外交，一定不能忽视推动全球华人团结运动。海外数千万华人是中国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政策的宝贵资源。中国的外资企业中，华人资本占了相当大的份额。对新一届领导集体而言，团结海外华人，更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中美关系将得到更多助益。通过在美华人影响美国政府，有时比中国政府本身更有效。美国政府必须考虑到对华政策中的这一成本。　

在外交上营造道德高地

功能主义外交也要求中国高度重视国际学术论坛的作用，推动学术交流，鼓励学术创新。在西方国家，以媒体、金融、法律、会计、旅游等为代表的服务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服务业是高度规则化的产业。这些规则是一些国家、公司或组织共同协商的结果，而协商的过程与内容是由西方社会科学来支撑的。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最大特征，在于它是讨论性、选择性而非必然的。中国学术界不能真正介入国际社会科学的讨论，是国家在国际服务业为人所制的根本原因之一。政府应支持社科界走入西方，以“中国学派”在世界范围内营造自己的外交道德高地，摧毁美国人自冷战结束以来的盲目自信。

那么，针对美国外交的基本特点，中国学界可以从何处入手来达致这一目标呢？笔者有如下建议。

第一，中国学者可在南北矛盾的课题上做出一些突破，挑战美国的例外主义。第三世界充满愚昧，制度腐败，不应该获得西方的经济援助，这是美国的一贯立场。西方的福利不向境外开放，加深了民族国家间的矛盾。美国坚持例外主义立场，实际上阻碍了人类历史的进步。

第二，中国学者可强调多元文化精神，加强对后现代主义、新保守主义、新左派、民族主义等理论的研究，挑战美国的榜样主义。在承认自由、民主等终极价值的前提下，借助后现代主义的解构能力，破除对美国模式的制度崇拜。

第三，中国学者可以世俗文化传统来挑战美国的救赎主义。美国文化附丽于基督教。“文明冲突论”正是以此为背景来号召西方的团结，其实质是力图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来同化其它异质文化。汤因比曾言，中国传统“和合”理念鼓励多种文化平等共存，就维护世界和平而言，比救赎主义更合乎理性。中国学界宜大力彰扬。

最近，普京带领俄罗斯进一步靠拢西方，使其成为北约准成员国，中方以俄制美的意图受挫。国际形势的这一重大变化不能不说是一件好事。它提醒中国外交决策层要逐渐减少对春秋外交纵横捭阖之术的偏爱，认真考虑一下切合现代脉搏的功能主义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