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事是需要三思的。未出国的时候，我与国内的朋友保持100%的一致意见。换句话说，是祖国的花朵、少年的愤青、工人的兄弟、农民的朋友、知识的分子、商家的伙伴，党和国家未来事业的接班人----少年先锋队员应该都唱过“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吧！

刚出国的那阵，虽然学的是帝国主义精华中的精华，心中委实有些不屑。其法律繁琐极致、罗嗦至极，在我看来，正好体现了美国人的肤浅无知、狂妄自大；其社会分工极细、各自为政，在我想来，正好反映了美国人的杂乱无章、一盘散沙。

日子渐久，尤其是养成阅读英文报纸、畅谈美国时事的习惯后，不知不觉开始“自由化”。看来老邓在80年代始终不渝、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很有见地的，至少从他老人家的政治立场看来。以老幺如此“又红又专”、曾经在93申奥失败后通宵难眠的“说不”一族，不到几年就“腐化堕落”，被资本主义完全洗脑，“自由化”的威力可见一般。

于是在这么一段时间，我似乎获得了新生，思想上是毫无顾忌，态度上是敢打敢拼，行动上是勇往直前，结果上是战无不胜。由此可见“自由化”对人性的尊重、利益的追求、人才的使用、潜能的发挥有着独特之处。就象老幺的文章，童年时代就“妖气”太盛，作文少有高分。经过多少人苦口婆心、多少年循循善诱，终于走上“正道”，能够写出“有板有眼”、“有理有节”的文章。高中时代以我数学连年满分的背景竟然可以混上“语文课代表”，让人简直不敢相信。可惜“自由化”就象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回归人性”马上把我打出“原形”，“妖气”再现。

这就是第二阶段，用某些“精英”的词汇，是从“义合团”成长为“五四青年”。出国前一直以为“义合团”是个褒义词，当人家不是心怀敬佩、而是极富同情地称呼某某为“义合团”时，我才意识到海内外的语境是如此地迥异。如果说未出国阶段“宛如处女”，对外界抱着极大的不信任感，兼带些许的妄想症；那么刚出国阶段就形同初恋、类似新婚，认为自己发现了世间最大的真理，尝到了人间最大的幸福，天真地相信凭借自己的热情与火焰就可以燃烧整个世界。所以从“半专制半自由社会”到“完全自由社会”，就象当年的五四青年意识到“人竟然也是可以离婚的”，纷纷抛弃“包办婚姻”下的原配，鼓励自由恋爱、自由结婚。于是乎，五四的中华大地，尤如今日的北美大地，“全盘西化”似乎成了唯一的、不二的、绝对的、排它的选择。从“坚决跟着共产党”到“CCTV就是谎言TV”，从“中国的人权是最好的”到“中国的控制太多了”，从“怒其不争”到“哀其不幸”。

这一阶段持续了很久，直到有一次我回国。面对曾经的同事与朋友，我突然觉得自己那么地突兀，那么地多余。夜半反思，我为自己深感可耻。我所拥有的幸福与自由不仅于昔日的伙伴没有任何裨益，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正是建筑在他们的平凡与无奈之上。同样聪颖、同样努力的他们或者忙于出国，向我追问海外的点点滴滴；或者沉迷纸牌麻局，在虚拟世界追寻成功与满足；或者极端物质，为功名利禄不择手段，满脸虚假、内心脆弱的笑容。不错，每一个人都有梦想。然而现今的中国，依然存在那么一种力量，无所不在、无所不包，遏制每一个人的梦想。从口诛笔伐到人身攻击，从护照拒延到网吧被关，从敲诈姚明到传令大郅，举不胜举。然而新一代的中国人是不会为这种力量所退缩的，该出国的还是出国，该奋斗的还是奋斗。老幺曾经说过，“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实现了自我，中国也就富强了。”这是继“义合团”、“五四青年”后的第三种境界，“新生代”的境界。

如果说“义合团”象征着热情、愚昧、自大、无知，言谈中坚决为“说不”，行动上表现为排外(如拒绝日货)；“五四青年”代表了火焰、激情、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手中举的自由女神，口中骂的腐败专制；“新生代”追求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结合，看到人民利益与政府利益的异同，相信“以民为本”、“以国为荣”。一方面，如政治课本上写的、许多海外人士忽略的，个人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发展，中国人的尊严离不开中国的尊严；另一方面，如美国所推崇的、许多国内同胞没有理解的，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个人的发展，只有个人发展好了，国家才能从根本上取得成功。举个简单的例子，CBA呼吁王治郅回国效力。有一位网友说得好，如果王连NBA的饭碗都保不住，怎么为国效力？政府的职责应该是给每一个公民创造成功的机会，帮助每一位公民取得成功。如果王能够成为NBA的一线球员，中国不正是其最大的受益国吗？

经常有人说要“振兴中华”，也常听到有人“唱衰中国”。中国唱是唱不衰的，但要“振兴中华”，首先就是要“振兴自己”。如果自己一无是处，却指望别人如何“振兴”，就是“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相反，如果自己“振兴”好了，同时鼓励周围人也“振兴”，“中华”的振兴也就不远了。

与同胞共勉！

Laoyao2008@yahoo.com.cn2002年7月17日，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