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認識巨變中的中國 曹錦清 說到這二十年的改革開放，我們都躬逢其盛，既享受到了改革開放帶來的好處，也體味到它帶給我們的困惑。

一個民族的思考或者說研究的責任是什麼？或者一個學者的最高責任是什麼？我看，是在於要理解我們自身所處的時代，是把我們所關注到的和關切的事實呈現出來，並且，給這個事實以充分的理解。如果對我們已經遭遇到的困難、問題和諸多的現象不能給予理解的話，那麼作為一個學者個人，或者一個民族的思考，會陷入一種思維的困頓、迷茫和焦慮。這種思考的焦慮是需要解決的。但是， 就我個人而言，這二十年來也沒有少思考，沒有少調查，也沒有少讀書，總的概括是，從八十年代的自以為是到九十年代更多的困惑，所以，我下面要講的，是 困惑多於理解。

剛過去的二十年怎麼看？這二十年改革的理論預設，我們可以在《鄧小平文選》的三卷里看到，它是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導向，以加快現代化工業化與世 界接軌為訴求。而當時把這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當作一種工具，把蛋糕做大的工 具，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在鄧的關於社會主義的界定 當中，也是作為一種手段和工具，目的是共同富裕。在三卷裡面，他反覆地強調， 如果出現貧富分化而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就產生兩極分化，就是說讓一部分人 富裕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如果這從一種手段轉變成了目的，轉向一種難以逆轉的結果，那麼，他反覆告誡全黨，這個改革就走到邪路上去了。

１９９０年，他甚至這樣說過，如果出現兩極分化，那麼，四大矛盾就會出現激化。第一大矛盾是地區矛盾，他指的是東部和西部之間的矛盾，這 是地區之間的矛盾；第二個矛盾是民族之間的矛盾，中國的民族區域的布局、區域之間的差異，最終會影響到民族之間的關係，產生民族矛盾；第三大矛盾是階級矛盾，而不是像我們今天用的階層分析，他還是使用階級這個概念，階級之間的矛盾，在我理解，階級矛盾就是財富的增長，引起了不平等的分配，如果一部分人之所多得乃是另一部分人之少得，那就是階級矛盾；第四大矛盾就是中央和 地方的矛盾。那就會更尖銳起來，他說如果是這樣，中國就會出亂子。

現在，我們回顧鄧在１９９０年的這個講話，可以發現我們今天中國所有的問題、矛盾以及我們的焦慮，都可以概括在鄧的這四大矛盾之中。那麼，在八十年代改革的整個預期到九十年代的實踐結果，兩者之間的裂痕在加大，原因又在哪裡？從上個世紀末到本世紀初，有許多學者在那裡思考這個問題。有種觀點是危機論，而我看到的危機論大概就有五六份了，說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已經進入危機時期。

說到貧富的高度分化，我們官方公布的基尼係數也已經接近０.４的警戒線了， 而最高的好象是０.４６，這個貧富問題，尤其是加上區域的差異，就有特殊的意義。

黨政的腐敗，尤其是行政權力，二十年來持續的擴張，這個擴張，行政機構的增設、人員的膨脹是其表象，而實際上是這個行政權力日益凌駕於社會，而在中西部地區，這個行政權力擴張的成本，就全部轉移到小農經濟的頭上，從而引起了一個傳統性的矛盾，就是政府和農民之間的矛盾。

還有關於生態之類的問題。在北京的這幾天，我深刻地感受到風沙的猛烈。關於生態問題，各人的看法和估計也不同，有的學者說，我們二十年的經濟增長是以百分之七八的速率遞增，但是二十年的環境則是負增長，最保守的估計，是百分之八，我和幾個關注環境的學者交流過，像楊帆，他說是百分之二十四，按他的說法，那我們這些年的經濟發展就是吃環境、吃後代的了。如果，是百分之八的話，把這個經濟發展放到社會發展的大環境中來看，那就是一個不增不減了。這和我們直觀的感受好象不一樣，就像我個人感受，這幾年生活改善的怎麼這麼快啊？快速地進入到“修正主義”的生活了。

這些問題，到底怎麼看？年輕一代對這類問題表現的很焦慮、反感，而且，在追究這些責任的時候，都怪罪於我們黨的腐敗和專權。是不是這樣？

一， 認識中國歷史的線索

為了提供這二十年改革開放的一種理解，有的學者認為，是發展戰略出現了 問題，如果是這條發展戰略出現了問題，那就是大問題，對此，我不敢說。那麼， 是不是說，這條戰略基本正確，而我們執行的某些政策出現了偏差，過錯過多呢 ？昨天，我和陸學藝（《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主持者）談了一個晚上，他認為中國的許多具體政策有問題，尤其關於農業發展的政策。他把這些年來承包製小農日益陷入困頓的主要原因，歸 結為十年來政策方面的失誤，比如說糧食流通體制的改革，比如說１９９４年的這個國地區稅的分稅制，尤其是一些對鄉鎮企業的政策，又比如說對戶籍制度的改革緩慢等等，當然，政策失誤還有國有企業改革的失誤等問題。這些都使小農 經濟日益陷入困頓。這是講戰略路線是正確的，但具體政策出了問題。

如果說，是戰略上出了問題呢？有學者還提出這樣一種看法，如果我們運用黑格爾正反合的命題，那麼前三十年是一個正的命題，那麼，後二十年是個反題， 正題走了二十幾年走不下去了，所以， 有反題出來，那麼，後二十年的反題也顯現出走不下去的樣子。所以，到了本世 紀初，中華民族往何處去的問題重新被提出。他們建議，應該走合題。

這些，都是學術界的議論，那麼，就我本人來看，應該把這二十年，放到五十年的時段來考察，把這五十年放到近一百五十年的時段來考察。因為考察當代， 我們必須把當代的一些現象和問題，首先應該把它放在一個更長的時段里來考察， 這就是一個法國的歷史學派，叫做布魯代爾講的“長時段理論”，這個理論我很服膺，它也符合馬克思的歷史觀學說。

追溯百年來，或者更長一段時間以來的歷史，我們應當看到，中國進入現代 是被迫的。所以，中國的百年來改革開放或者說革命，它的主要目標，就是獨立與追趕。

追趕發達國家，至少從孫中山開始，就提出“大躍進”的口號，毛澤東是繼 承了“大躍進”思想，並且付諸了實踐。我們在批毛的這個“左”的思潮、“左”的觀點的時候，我們其實並沒有認清激進追趕給我們民族帶來的什麼樣的後果。 其實，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這二十年也是“躍進”，而且是“大躍進”。

中國一百年來，一直處於躍進的心態和躍進的發展之中，而整個民族緊迫的追趕這種心態，主要表現在知識界和政界。那麼中國這一百年的發展路線，也是 這種追趕之中優秀的思想的成果，但是，它所遭遇到的問題，在我看也是這種急於追趕心態所遭遇的結果。

這種追趕的心態及其可能造成的後果，其實在上世紀之初，已經被人察覺了。有位參與了中國１９２７年革命的美國學者，在大革命失敗後的１９２８年 發表了一本着作，這本着作當時的職能是要解決誰對中國２７年革命承擔責任， 因為此人屬於“第四國際”的托派，他要說明的是問題出在托洛茨基的“第四國際”還是斯大林的“第三國際”。這本書代表的是托洛茨基的意見，在書的序言中，把中國百年的問題揭示出來了，書的名字叫《中國革命的悲劇》，作者伊羅生（國內沒有出版，我是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圖書館找到的）。序言中認為：中國的社會革命來得太晚了，它不可能按照西方國家曾經的那樣去循序漸進地走完其發展道路，因而必須在較短的時間內追趕上去，它要越過西方循序漸進發展的階段，就是說它要大跨步大躍進的姿態來完成追趕，而中國全部的問題都出在這裡。 他說，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古老的轎子和現代的飛機可以同時並存於世，而這 個問題，很難得到有效的解決。

一個有着三千年記憶，並且有過漢唐輝煌的民族在近代遭遇到落棄和落伍， 急於追趕這個心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於在較短的時間內要越過西方國家經 歷了數百年發展演進的過程，這就造成了中國大躍進的心態以及大躍進可能造成的巨大甚至是災難性後果，當時，是以餓死至少兩千萬人為代價的（關於大躍進的饑荒情況，我無法準確估計，但幾個重災區，如河南信陽和安徽的部分地區我去調查過，像河南信陽死去的人口約占十分之一，這裡，可能平原和山區存在很大差別，山區比平原地區的情況會好些）。

那麼，現在這二十年的躍進該叫什麼躍進？“洋躍進”？這可是我們曾加諸於華國鋒頭上的罪名呵，無以名之。但是，我們在整個發展當中，整個接軌的焦 慮的心態之中，確實發現了這個問題，就是躍進帶來的失誤，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的所謂現代化，被簡單理解為高樓、馬路、政績，而這些東西的成本，基本上就 落到農民和土地頭上，而很難成為持續發展的一種投入。當然，這可能是我本人 一個比較極端的判斷，實際情況諒不至於如此糟糕吧，因為有些投入還是有些成效的。

這是描述我們近代以來的追趕戰略。第二就是，因為中國進入近代是被列強 打出來的，按照我的觀點，中國是被打入現代化的，而不是自發成長到現代化的， 所以，中國的改革，中國百年來的改革甚至於革命，是很難用馬克思的經典來判 斷的，也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個判斷，分析中國百年歷史，並不是這樣， 而是相反，是上層建築決定經濟基礎。中國的改革、變革或革命，首先是從觀念開始，從頭腦開始，從輸入西方的思想觀念開始，這個觀念，在知識界醞釀，然 後要求政治界接受，如果政權不接受新觀念，這個觀念就起來顛覆。所以，滿清 政府的滅亡、袁世凱短期政權的顛覆、民國政權的顛覆，在我看來，都是因為不能滿足為追趕、發展這樣一類目標出現的新觀念的要求，所以，被顛覆。在這個意義上講，共產黨新政權的成立，它的合法性，主要是滿足追趕的要求，要在較長的時間內達到民族的獨立和民族的富強，要能平等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從知識界的觀念變成政府這種上層建築的意志，從觀念變成制度，從觀念到最終推動社會經濟基礎的變化，這是中國特殊的規律，我們從國共兩黨的形成史 可以清晰地驗證我總結出的這一看法。共產黨的成立就是先從觀念開始，我們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這就是觀念，然後就有黨，作 為激進知識分子的一種信仰組織，然後有軍隊，然後組織民眾，然後打敗一個不能夠快速實現追趕目標的政權。而新政權建立以後，立即着手開始農業的、工業 的、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個改造的成敗得失，歷史學家自有評說。我這裡講的是理解中國歷史的兩條線索，它既是理解百年中國、五十年中國，也是理解這 二十年中國的重要線索，這兩條線索就是：追趕和由觀念到實踐。而許多問題，， 我把叫做“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二， 從封閉社會到開放社會

這二十年的改革開放我們放在什麼樣的背景下理解呢？有許多提法，當然， 最普遍的提法就是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的轉軌。這是一種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的話語判斷，從法學的角度來講，就是從人治社會向法治社會的轉軌，還有一種提法，是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的轉軌，如果把中國社會放在世界歷史背景下來看，這個轉軌，實際上還可以看作是從農耕社會向工商社會 的轉軌，而近百年的中國就處於這樣一個轉軌的過程當中。

毛澤東試圖用社會主義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手段試圖來實現這個轉軌，那麼， 二十年的改革開放，是用市場經濟的手段和方式來實現這個轉軌。但是，對市場經濟的本身，我們前面講了，只把它當作是一個把蛋糕做大的手段，用經濟學術語 講，是比計劃經濟更有效的資源配置手段，是一種工具。放在較長的歷史長河 中，尤其是這百年中國的特殊的歷史時期，就有特殊的意義。這個特殊的歷史用李鴻章當年的形容，就是這是中華民族“千年未有的大變局”。這 句話到“五四”前後又被重複。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或再往前追溯，如“洋務運 動”時期，中國的“西學東漸”是從沿江沿海逐漸展開和深入的，廣大的中西部地區的農耕經濟地區基本上沒有被觸及，我們喜歡在歷史中講，二三十年代西方經濟的大舉入侵，但主要還是表現為沿海地區的手工業被破壞，其影響還是比較大的，但是對中西部地區則是另一種方式，傳統的農耕經濟、家族村落，這種自古以來的生存方式未被大的觸及。

計劃經濟，我們通過單位、公社把人重新固定在各個單位，社會資源的流動是通過行政權力來加以調劑的，人們還是從屬於小的共同體。如果說，解放前，人們生活在家族和村落中的小共同體的話，那麼解放以後就從屬於單位共 同體，而在農村地區，所謂單位主要就是指１９６１年所確定的以 隊為基礎，三級所有，那個隊在南方主要是指自然村落，自然村落是農村共同體的自然邊界，超越這個邊界，如果把所有制級別提高到大隊或公社這一級別，那麼，立即就形成了混亂。

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３年這一時期，是毛澤東在農村尋 找什麼樣的共同體作為集體的基本單位的實驗期，他最終確定自然村落是基本單位。這二十年來，市場經濟、商品經濟、貨幣經濟的高速發育，就使得我們民族的所有家庭和個人都必須依賴於市場而生存，尤其是２.３４億農戶家庭，他們的自給率已經逐漸降低，都必須買進一些東西，如果他的農副產品銷售所取得的現金，不足以維持家庭的正常運轉，那他必須要出賣一部分勞動力，就是打工。 因此，所有家庭都或多或少地捲入了貨幣經濟當中，捲入了市場，人口開始在全國範圍內高度流動，這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是第一次，原有的生存方式，習慣和 交往方式都處於接體和不適應的狀態，而新的習慣和交往方式都還處在艱苦的摸 索過程當中，整個社會各階層都處於一種相當不適應的過程。這個過程，如果借用西方社會學家的語言來說，是原始群體的解體，從群體到個人的過程，這個觀 點諸位如有興趣可以參看梅因的《古代法》，也可以看馬克思的著作，很短的一 篇，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的序言中有段話就專講這個問題，我在１９９４年也專門就這個關係寫了本書叫《中國單位體制研究》，還有個副標題叫《走出理想城堡》。

我們回到這個話題的開頭，市場經濟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它把原有共同體肢解，將其成員變成追求獨立的個體利益的個體，在這個意義上講，這二十年的改革開放，從社會學的意義上講，是從群體走向個體。複雜的社會關係就是建立在 這些獨立的、追求自身利益的個人基礎之上，這樣，建立原有的共同體或者單位共同體基礎之上的道德準則，還能不能夠適應於今天這樣一個已經被分解了的社會呢？換言之，以德能不能治國呢？這是一個很讓人焦慮的問題。當然，我這裡不是對江總書記的治國方略提出疑問的意思，我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講，如果法都不能治，德能治嗎？

而這個問題，在整個十九世紀，西方社會學家都在不斷探討不斷設想，試圖解決這個問題。這就是說，現在市場經濟的發育，肢解了原有的共同體，使得人 成為在市場經濟當中追逐獨立的個人利益的個體，這個過程正在今天的中國處於逐漸展開的過程當中，也就是群體的衰亡之中，建立在群體基礎之上的集體主義、 群體主義同時處於衰亡，這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個人在成長之中，個人主義也在 發育之中，在這樣一個時代，德無法治理無法調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惟一的辦法就是把法律和個人的權利結合起來，這個結論是托克維爾在經歷了法國大革命 後，懷着對本民族的焦慮到美國考察美國人是如何治理她的基層社會和國家的， 於是就有了一本重要的著作《論美國的民主》。這個過程當中，因為市場、私有制、 競爭它一方面造成破壞原有的共同體，一方面造成了整個社會整個民族的複雜的有機的關係，社會變成了一個有機體，而從前的社會包括計劃經濟，很難說是一 個有機的社會，簡單的比方，唐山發生了毀滅性的地震，但對中國居民的影響幾 乎是微乎其微的，甚至對中國的經濟也沒有大影響波動，但我們看看“９１１”美國世貿大樓被撞塌，不但對美國造成巨大衝擊，而且影響到了整個世界，這就 是有機和無機的差別。現代的有機社會，是人與之間高度聯繫密不可分的有機社會。

而中國的這個有機社會依然處在發育和成長的過程中，但是，這個社會已經 在客觀上造成了“我為人人，人人為我”，迫使人們從事精細的社會分工，通過 一種職業來獲取他的報酬，他通過自己的報酬來與市場上他需要的一切產品和勞務相交換，所有的人都需要其它的人。“我為人人，人人為我”這個概念也是出 於馬克思的一個提法，馬克思的這個概念又是出自於黑格爾的《法哲學》。但這 一過程在人們的日常經驗當中，在主觀上，我們感受到的是個人與共同體的分離， 作為個人，他只感到利益的存在、個人地位的存在，而且，個人的利益和財富必須要通過貨幣來加以表達，所以，財富就成為個人身份的基礎，這個財富又是指個人的財富，這樣，就個人主義者和他所處的社會有機體之間是無法建立起意識上的聯繫的，個人與社會的聯繫，個人與其小集體的聯繫，在精神上、在觀念上、 在個人主觀意識上都是建立不起認同的聯繫的。

三， 轉型期的社會心理

十九世紀的相當多的社會歷史學家，試圖把分化了的個人和有機化的社會打通聯繫起來，由此運用社會的紀律來約束每一個人的行為。如孔德在１８３８年 建立社會學的一個重要原因，他說，現在這個社會是工業社會，他繼承和發揚了聖西門的看法，他想出一種看法，對這個新來臨的世界提出自己的理解，他認為維繫這個社會的，是個人與社會新的對應維繫關係， 並迫使每一個人用社會的紀律和社會的要求，來約束每一個人的不斷膨脹的欲望， 而使得社會建立秩序。而這種維繫的工具，第一個是語言，第二個是宗教。語言， 這裡我們不詳說，對宗教，他提出舊的基督教不行了，就要創新，叫做“人道教”， 以替代原來的上帝為中心的基督教，以人來命名，以愛為中心，以社會為膜拜對象。在整個十九世紀，這一觀念都在進行緊張的摸索當中。

簡要地回顧十九世紀的歷史，會發現這和我們今天的情形很相似，我們最近一次精神文明建設會議是在１９９６年舉行的，可能是覺得沒意思吧，現在好象 沒再提精神文明這檔子事情了。當然，我們也看到高層領導人的焦慮，這和當年 孔德的焦慮也差不多，也和我們的焦慮相似。因為這個由農耕社會向工商社會 轉型、由自給社會向商品社會貨幣社會轉型的時代，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過程。而這個千年未遇的轉型還只是剛剛展開，我們對剛剛展開的社會的不適，是產生焦 慮、彷徨和牢騷的重要根源。那麼，如何在這一時期建立起個人和與社會的聯通 關係呢？我自己也是很困惑的，找不到一個好的方法。但是，所謂“以德治國”我認為是無效的。因為它沒有診斷出我們這個轉型時期社會問題出現的癥結所在。

記得我曾經叫一位朋友把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樂》的歌詞翻譯過來，歌詞的最後一段來自席勒的一首詩，它這麼說，社會的分散把我們分開，共同的精神把我們凝聚起來。他要找的，是那個把我們所有分散而且相互競爭的個體共同凝聚 起來的精神共識、信仰共識，當然，他也沒有找到。在德國，我們知道，後來用國家主義來取代共同認識的問題。

這個從群體到個人的變局，在中國還可以描述為從政治到經濟的轉軌，以經 濟為中心替代以政治為中心在今天我們已經耳熟能詳，但對“經濟為中心”和“以政治為中心”這兩個範疇的意義，我們並沒有把它揭示出來。在計劃經濟時期， 或再往前追溯的中國古代，人們身份的確認和劃分是以政治或以權利做標準的。 在計劃經濟時期，可以從權利的多寡和有無，把社會分成不同的階層。那麼在這二 十年的改革開放當中，我們會發現現代社會重要的不是權力，是財富。所以，從權力為中心向以貨幣財富為中心的轉軌，就可以解讀為以權力 劃分階層轉向以財富為中心進行社會劃分階層的運動，在這個過程當中，由於財 富在社會分層過程作為標準的確立，就使得權力在財富面前自慚形穢，底氣不足， 如果掌權者的權力如果沒有財富的依託□□這個財富不是指掌管者管理的國有資產的財富，而是供其個人消費和炫耀的財富，那麼這在現代社會中，這種權力就是 一種責任。而要在這種社會當中找到這樣的一個個人，他只有對社會財富負責而不謀求足夠的個人財富，要找到這種像大禹、孔繁森、焦裕祿式的官員來執掌現 代權力，我覺得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覺得由於在社會價值評判標準的轉移，就 使得權力者必然將在財產作為自己的證明方式的新標準面前敗下陣來。

那麼，這個轉軌過程對整個民族的考驗也是空前的，從前的封建社會為什麼把貴賤原則凌駕於貧富原則之上？為什麼要重農抑商？因為商人可能會憑藉他的商業財富來改變原來的貴賤等級，所以，封建社會的價值中心是貴賤原則，把貧 富原則依附於貴賤原則，貴者享受的越多，譬如皇帝，天下最貴，享有天下財富 女子。那麼現代社會以貴賤為中心轉向財富為中心，是有史以來第一次，而且以 後的發展也必然是以這個原則，我們無法預見到未來還會有什麼原則可以取代以 財富為中心的原則，當然，按照馬克思講，在將來，社會物質極大豐富，以至於人們不需要以財富來比較高低，就必須出現新的價值判斷標準，或者是多元的價值標準。或許今天在歐洲福利國家已經出現的以體育、藝術、探險、環保之類的熱潮。

我們民族進入這個全新的過程是有個適應過程的。在我看，法輪功就是對這 個社會轉型一個不適的群體性的心理反映，他們的那些語言當中，把我們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看做是一個殘忍的社會、一個魔鬼社會、地獄，他們認為這個你爭我奪的社會是一個墮落的社會，他們要求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一個要上層次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你物質上失去越多，你的道德會得到越多，這些李洪志的觀 念，從社會科學理性來看，充滿了歪理邪說，但從社會心理學角度來看，它卻反映了這個社會當中許多階層中的個體對巨大轉型的心理不適而引起的反應，如果 不是我黨下決心把法輪功宣布為邪教嚴厲禁止，那麼，我可以預言，中國就進入 了一個新宗教蓬勃發展的時期，民間宗教極盛的時代將到來。將來會否出現這個局面呢？不知道。

四， 勞動力過剩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中國從農耕社會轉向工商社會的轉軌，一般來講，我們知識界和政界已經達 成了共識，但是，能不能把我們沉澱在小農經濟當中的過量剩餘勞動力在較短的時間內轉移到工商社會來？這個課題，對我們整個知識界而言，由於焦迫的追趕心理而被輕視、縮短，把一個很漫長的、艱苦的、甚至是動亂因素的過程加以短 化、甚至於理想化了。

我們比較早期歐美率先實現資本主義和進入工商社會的國家，它們這一過程 的完成，都依賴於一個巨大的海外市場，當時叫做海外殖民市場，從農業流出的勞動力，轉向工商社會，它們生產的工業品，依靠內需，是無法帶動一國的工業 化的，它必須依賴廣闊的世界市場，所以象英、法等歐美國家（美國是個特例， 它的資源特別豐富，有一個可以不斷擴張的“國內”）都是依賴海外擴張，從海外獲得工業產品的銷售市場以及原材料的供應市場，同時將從農耕社會向工商社會轉軌過程中大量產生的剩餘勞動力向海外轉移，如英國，從工業化的早期到完成，在一百年的時期，英國的人口轉移出去四分之一以上。在法國，大革命以後， 形成了一個小農經濟的社會，到了波旁王朝復辟也就是拿破崙失敗的１８１６年， 就進入了它的工業化發展時期，而馬克思寫《法蘭西內戰》的時候，法國的人口 只有３６００萬，農業人口占６５％左右，以小農經濟為主，產業工人只占１７％左右，和我們今天的比例結構有些類似，不過，不要忘記我們是１３億人口。 所有這些完成轉型的國家都是人口小國，雖然人均資源比較豐富，但依舊依靠海外的殖民來完成它的工業化過程，而法國踏上工業化的道路後，卻持續震盪了百年，等到它的穩定和歐洲的穩定，是到了二戰結束以後，到了戴高樂的第五共和 國。

對中國來講，中國的工業化發展來得太晚，這個被西方打出來的工業化的開 始來得太晚，留給中國工業化的整個外界環境大變，整個世界市場已經被第一世 界占領，而且也不能容許中國如此之多的剩餘勞動力轉移到海外。１９世紀的民族國家和主權國家是保護自己的產品向海外擴張，促使自己的剩餘勞動力向海外 轉移，而在今天它們的主張就完全不同了，他們一方面要提防着我們這樣國家的剩餘勞動力向第一世界轉移，當然，美國希望我們花了大量資源培養出來的精英 分子到他們那裡去，據說現在，英、法、德也學美國的樣子招募中國的精英分子。 中國的剩餘勞動力到底有多少，專家有不同的估計，因為這個估計是可以區分為絕對剩餘還是相對剩餘的，如果計算絕對剩餘的話，那麼按照現有的核心家庭（ 關於核心家庭，中國的這一轉變也是奇蹟，中國的大家族徹底的崩潰變成核心家 庭，西方這一轉變花了幾百年時間，而中國就是五六年的時間，無論是江浙地區還是中西部地區，這種三代同堂的大家族都是瞬間就消失了。）匡算，以家庭規 模和機械裝備來綜合考量，在北方的麥黍區，大概一個家庭可以耕種八十到一百畝左右，在南方的水稻耕種區三十到四十畝土地，這就意味着以中國現有的耕地 （耕地在中國傳統中有兩種計量方式，稅畝和實畝），不知道現在１９億畝和１４億畝的計量口徑和標準哪個更準確，但按照現在的生產力，估計只需要８０００萬到１億勞動力就足夠，１億勞動力我們乘以２.５或３這個係數，那麼只需要２億多的農村人口，就可以提供現有社會需求的農業產品， 從戶籍這個角度講，就意味着９億農民，２.５億就足夠，那麼多人該到哪裡去？

當然，我們城市化的發展解決了大批剩餘勞動力的出路問題，在這裡，又有兩個統計口徑，一個說是３０％，一個說是３７％（呵呵，這就是黃仁宇說的“數目字管理”，中國其實是有“數目字管理”的，我查閱過大量的明清縣誌，稅 和地都精確到小數點後的四位，這麼精確，難道不數目化嗎？但問題是，精確的數字後面都是胡說八道）。大量的剩餘勞動力能不能在較短的時間轉移到工商業 呢？現在鄉鎮企業的就業者大概是有１.２億，這個民工是７８００萬，這兩個數字的統計口徑是有重合部分的，估計這二十年來，我們大約有１.２－１.５億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工商業來，另有１.２－２億的勞動力沉澱在農村或處於半失業 狀態。

有人認為，既然過去的二十年消化了這麼多勞動力，那麼再過二十年呢？這 種線性思維，我覺得是有問題的，如果我們不能在較短的時間自我消化如此之多 的農村剩餘勞動力，那麼，我們民族整個的發展戰略該做怎樣的安排？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

中國的工業化，只能走一個漸進的道路，一個以內需為主的道路，這個過程 五十年以後能否完成？百年以後能否完成，都是尚待考慮的問題，我們不能焦慮 的期盼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解決這一問題，我認為這種態度是不現實的。現在學術 界有人提出了很激進的觀點，一是廢除土地的集體所有制，轉軌為私有制，來加 快土地的流轉，把農民轉移到城鎮；再就是取消歧視性的戶籍制度。

但是，第一點主張，他們沒有回答農民進入城鎮後幹什麼，以什麼為生。而第二個主張，歧視性的一面我們當然要取消，但是，戶籍制度是和城鎮的社會保 障是關聯在一起的，問題是，我們能否取消捆綁在戶籍制度上的城市保障，以使得農民和市民平等？這顯然缺乏現實基礎，城市居民不會同意。那我們把城市保 障的對象擴展到占人口總數７０％的農民，諸位的良知告訴我們，可以，但是， 財政告訴我們，不可以。那怎麼辦？

在八十年代上海的城市擴展中曾經這麼做過，用城市的保障、就業、教育、 醫療等條件與郊區的農民交換，農民歡天喜地，終於農轉非了，沒問題。當時國有企業效益很好，安置這些農民是不成問題的，但是，到九十年代就發現不對了， 城市不可能再用福利與農民交換，代價太高，支付不起了，而且１９９６年改制以後，集體企業已經沒有了，大量的企業是私營企業，國有企業也大量關、停、 轉、並，城市無法用傳統辦法吸收轉移出土地的剩餘勞動力，有許多被安置的人 後來因企業破產又被吐了出來。上海失去土地的農民有一百萬人，現在有五十萬 人失業或半失業，靠政府的救濟來生活。

農村勞動力要轉移到城市，如果取消戶籍制或不取消戶籍制度都讓我們處於兩難境地。如果不取消，那麼農村和城市就是兩個等級，如果取消，農民可以進 城，或者城市的戶籍不能獲得社會保障，那麼就在城市裡造成兩個等級。所以， 人口的問題，剩餘勞動力的問題，就業問題，就成為制約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發 展的關鍵問題。而現行以接軌為導向的發展戰略，它必然要把資金、技術、人才 都集中在這個新興的高新產業，而高新產業對勞動力的吸納極其有限，就像我們三十年計劃經濟以重工業為主導一樣，它對勞動力的吸納也是有限的。

當代中國的基本問題是就業問題，但是，追趕又迫使我們民族把資金集中在 有戰略意義的場地。這是我們民族發展的兩難選擇。這就是說我們二十年來以溶入國際社會的轉軌過程當中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

五， 沿海和中西部的發展矛盾和差異問題

如果，前三十年是以中央政府主導的工業化發展戰略的話，這二十年，主要 是以地方政府主導的工業化發展戰略，而改革的一個基本特徵就是中央政府的放權、讓利。這個地方主導的工業化發展戰略，在沿海和城郊得到了有效的實施， 而在中西部地區，基本上失敗了。東部二十年的發展，處理的中心問題是地方行政權力與資本、勞動力三者之間的關係，政府和承包製的農民、政府與農業剩餘 的關係降為次席。我在浙江、蘇南的調查走訪中發現，很多村鄉的農民，二十年 不知農業負擔為何物，有的地方農業稅都是村集體代繳。在“蘇南模式”下，已 經實現“農不養政、以農養農、以工補農”的階段。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 的奇蹟。沿海基本已經完成了工業化，地方的財政說如來源（縣以下，村以上） 已經從農業轉移到工商業。農戶的收入來源也從農業轉移到工商業。農業已成為副業。在江浙地區穿行，感受到的社會風氣，輿論民情與中西部地區所見所聽全然不一樣。

而中西部地區，尤其是我曾經詳細調查過的中部地區，像河南、湖北、湖南 等省，以省一級政府推動的工業化（鄉鎮企業）建設基本失敗。留下的是累累債務和怨恨，還有恐懼。到了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以後，情況就高度惡化。如果以地 方的工業發展類對比，沿海地區的工商業的發展，恰恰成為中西部地區工商業不發展的一個原因，這很可怕。東部地區把中西部地區變成了工業產品的銷售市場和廉價勞動力的供應地，而中部地區獨立發展工業化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了。當然，這些地方還有工業，而這些工業更多的是依賴地下的礦產資源或者地表生長出的土特產，像河南出產的麥秸，搞造紙廠，還有些出產牛羊皮，搞皮革加工，而這些工業又是高污染的行業，整個淮河流域的污染主要在造紙業和皮革加工業。 這些地方的工業還有些就是小煤礦小煤窯之類，和國家來爭資源，然後，國家又 藉口安全啊死人什麼的，以“五小”的名義將他們封閉了。所以，內地的發展工 業缺乏天時地理人和，還受到中央政府的打擊，因為他們確實也破壞了環境。我們也希望打擊它，因為，我們要保護北京的生態。

中西部地區和沿海地區這樣的一個差異的出現，將意味着什麼？如果我們追 溯歷史的話，國共兩黨的鬥爭意味着什麼？共產黨的資源來源於何處？為什麼？ 國民黨的資源又來源何處？為什麼？他們的鬥爭，我們是不是要重新加以解讀？ 再，三十年的計劃經濟意味着什麼？三十年計劃經濟的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意味着什麼？這二十年的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因為二十年來西部地區幾乎沒有參與， 主要還是中部地區，）已經呈現出全然不同於沿海的一種意識和觀念。那裡對毛澤東的懷戀比文革的時候有過之而不及。毛是農民的皇帝、農民的神！至少中部地區如此，這又意味着什麼？

六， 行政權力無限擴張帶來的社會問題

以上是兩個地區的矛盾，另外出現的問題是還有階層的分化，陸學藝已經 分為十大階層，很幸運的是知識分子從臭老九變成老三了，老大是掌權的， 老二是有錢的，老三就是有話有權會寫文章的，老八就是工人，老九變成農民， 九億農民變成老九了，他們還是回到他們原來的位置上去了，這裡就不多說了。 但是，這裡要說的是關於階級和階層在中國當代語境裡面的語義問題。

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工業化國家產生的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它如何轉化為前工業化社會的，主要分析農業社會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那就是毛選第一卷中國社會和階級分析。三十年當中，階級的這個概念發生什麼樣的變化？工 人階級和農民階級、所謂地主階級，在三十年的公有制條件下是具有政治 和意識形態含義而不具有經濟意義，而失去經濟意義的那個階級已經不是原來的那個“階級”的含義了，那麼，以私有制市場經濟為導向的這場改革，階級已經重新恢復了它的經濟含義，並且在這個意義上它重新要恢復它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含義。 這意味着什麼？至少在城市和沿海我們面臨的就是權力、資本和勞動的關係。

二十年的改革開放，以八十年打破鐵飯碗為標誌，整個的勞動僱傭化，只有僱傭勞動才面臨着資本（雖然有民營資本、官僚資本和現在不叫帝國主義資本而叫國際資本）雖然資本的形態不同，面臨着資本的勞動的僱傭化，所以僱傭勞動和資本的關繫到底是什麼關係？根據與時俱進的說法，這裡不存在剝削，這是理 論界人士為之焦慮的一個難度很高的問題，那麼，階層這個概念它可以表明貧富分化的基本的事實，但是並不能表明各個階層之間的相互關係。但是，既要承認市場經濟，承認市場經濟的不可避免性，那麼我們就要承認貧富 分化的不可避免性。在第一次分配當中，貧富分化是不可避免的，那是不是我們可以通過行政的權力和政治的運作，在再分配當中來緩解這個第一次分配的貧富 的問題，這也是當代中國國家建設的一個重大問題，這裡就不多說了。

第二個二十年出現的問題是行政權力的無限擴展和低效，一方面我們好象看到行政權力的收縮，比如物資部變成物資局，現在局也不存在，完全自己養自己 了。就是說它已經退出了行政機構序列，行政權力退出讓給市場了，所以，我們一方面看到行政權力從經濟領域中退卻，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行政權力對社會各 個領域的深入，這在中部地區日常明顯。二十年來，我們原來高度集權的，多層 次的（省，市，縣，鄉，村），條塊分格的這樣的一個現行的管理體制，它應付 一個封閉的相對靜止的地區，區域差異甚小的、人員的社會流動幾乎沒有的一個社會，一個延續了明清時代以來的社會。這種形態已經完備的一個行政管理體制， 是比較有效的。近代一百年的革命和政權的顛覆和被顛覆，改朝換代，但是這種行政管理權力的方式不僅沒有得到改變，而且依據“路徑依賴”的理論它還不斷的強化。這在二十年的改革開放就看的非常清楚。隨着社會新問題的出現， 隨着區域差異的出現，我們看到行政管理條文不斷的增設，從８０年－９８年這 二十年間，這種擴張在縣鄉，就是部門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而人員，鄉這一級更是普遍增加了，現在大概４.６萬個鄉鎮，平均鄉鎮財政供養人員包括教師，其中６０％是教師，那麼行政管理人員就一百三四十人，公社時期的那個規模在編 的大概是１２－１８人，在編制外的再增加５－６人，一般的規模大概２０人左右，現在我們擴展到大概是３－１０倍，各個地方有差異。到了縣一級，人員的規模擴展大概到３－１０倍。

由於中西部地區不能把財政收入來源從農業轉移到工商業，因而不斷擴大的機構和人員，增多的嘴巴和增大嘴巴的嘴巴帶來的負擔，就都落到了有限的農業 剩餘之上，所以中西部地區的問題在於中部的性質，是明清中晚期的那種性質。 不能用現代的社會學的那種理論來加以解釋，而東部地區好象還可以用現代的社會學理論加以解釋。

人們對黨政腐敗深惡痛絕，在我看來是現行的管理體制以及它的權力的配置形式已經不適於市場經濟，顯的越來越笨拙和低下，只有當某一個問題成為全社會問題的時候，才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視，並且才設立一個部門來解決。比如在內地走，每個縣有鄉鎮企業局，有的縣根本沒有一個鄉鎮企業也設一個鄉鎮企業局５－８人，在那耗着沒事，因為任何部門都有權力延伸到底下的欲望，因為在縣以下沒人接待，為了自我接待，就必須把機構深到下面去。１９９６年在開封縣，有一個知青辦，４個人，知青早已經沒有了，還有一個知青辦，還有很多縣都有對台辦，而那裡根本就沒有台胞也有對台辦。

這種管理體制，如果我們各個地方的差異很小，那麼同一個機構設到不同的縣，不會帶來太多問題。如果區域差異大了以後，這個管理體制就顯得很笨拙。 其次，才是行政權力本能的自我擴張趨勢，這種行政權力的擴張，造成了社會的難於承受的狀態，在中西部地區有可能把社會（這裡指的是小農經濟社會）壓垮。 １９９６年以後隨着農副產品價格的進一步下跌，有一部分農業剩餘被市場給吞 沒了（事實是被我們城市居民享受的價格剪刀差給吞沒了），另一部分給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為了養活自己不得不這樣做，所以，維持地方安全和地方發展 的、承擔地方安全和地方發展職能的地方政府，已經轉化為它的反面，它成為地 方動亂和地方不發展的一個充分的原因。這是最使人感到焦慮的地方。

沿海地區也有這個情況，但是它被新做的蛋糕給掩蓋掉了，而且沿海一帶的行政權力這幾年已經發生變化了，就是它的職能已經轉化了，市場化了。我在浙江調查發現，現在地方政府的官員對行政權力的職能已經和明確了，第一是建立了市場經濟的軟硬環境，招商引資，有了資本的有效投資，那就有了充分的就業， 勞動解決了，不要提供失業保障了；第二地方政府有了稅收，財政解決了，有了 稅收可以提供公共用品，這樣什麼都解決了。所以，資本和資本的有效運作是成為權利關注的核心問題。

中央反覆講，是政府加入了ＷＴＯ，沿海地區的地方官員我看大都明白這個道理，而中部地區的官員，你怎麼和他講都不明白，他一直迷信權力。他要辦一 個企業，他叫農民種上東西，他講這個東西值錢，種糧食不值錢，拔掉，或者搞 魚塘，魚值錢，結果魚養起來，第二年賣不出去，農民把魚扔到縣委書記辦公室裡面去，他還是不明白，魚怎麼賣不出錢呢？怎麼掉價了？他們怎麼也搞不清楚。 高度的迷信權力，不按市場規律的運作，那是中西部地區很大的一個原因。當然 迷信權力是我們中國的國粹。

東部地區對經濟和財富方面的崇拜，好象逐步取代了對權力的崇拜。但是， 權力屈從於資本的現象，也成為我們現在憂鬱的問題。因為，以地方政府發動的工業化發展戰略，比如在招商引資中，各個地方競相壓低土地價格來招商引資。 一個省的土地是4萬／畝，而隔壁省就是２萬／畝，地方上很焦慮這個問題。承認 資本在市場當中的主導地位，這個沿海的地方官員都很贊同，但是，這樣一來如 何來保護農民和保護勞動者，這個問題就非常突出。他們都自己都感覺到這個問題，無力來保護我的農民，八十年代就說全中國變成市民，到九十年代一次買 斷，給你多少錢一畝地，但是，許多人接到這筆錢，比如投資失敗炒股失敗。無 以為生，怎麼辦？找政府，政府很頭疼。所以，針對這種出現的問題，我們在分析設想一種制度，如何讓土地成為農民的一個基本保障。現在，像發達地區，土 地流轉，存量的土地變成資本，增殖的這部分如何分配，如何確保農民的利益？

上面討論的是行政權力的擴張和腐敗的問題，我認為個人的腐敗是枝節性的和次要的，而制度性是就是根本問題。制度性腐敗，就是說我們這個持續了兩千 年行政權力體系的管理體制和運做體制已經高度不適應展開當中的市場經濟。如 何建立一個廉潔的、高效的、現代化的政府呢？目標已經被朱總理提出來了，但他看看這個事實，全部是在向反面發展。原因何在？值得研究。

改革現存的行政管理體制，以和市場經濟適應，對我們整個民族來講是個巨大的考驗，是對民族智力的挑戰，也是對政治家勇氣的挑戰。

表面上看，我們說我們的問題是黨政合一、黨政不分引起的，但是，為什麼我們會黨國不分，為什麼黨的權力凌駕於國家之上？為什麼近代以來中國行政管理的層次日益加劇，在計劃經濟的時期我們也只有三階：省、縣、鄉（公社）。現在為什麼在二十年當中城市化發展中，在推進城市化的名義之下，地變成市，即一級政府了，一級政府就有五大班子，一級財政就是一級搜刮，因為吃 飯財政，什麼是吃飯財政？就是財產就是供養官員吃飯，吃飯的目的是為了辦公， 辦公的目的是為了辦事，結果是辦不了事也辦不了公，就吃飯。為了吃飯要錢， 所以所有辦公辦事就是為了去搞錢。這樣的財政怎麼行呢？這樣的行政管理體制怎麼行呢？它把社會壓垮的同時也會把自己壓垮，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比如說我們從八十年代開始，我們的教育部門逐漸開始的腐敗問題。我也參與腐敗，我很慚愧，但是內心又很想腐敗。這十年工資猛漲，當然，這個過程不是一步到位的猛漲，還只是悄悄的漲。去年開始，我們同清華北大接軌，加了崗 位津貼，崗位津貼一般比工資要高一點，這樣我下就成了一個中產階級了，原來月薪是兩千多一點，扣掉四百拿到一千六七，去年加到三萬，今年加到四萬，錢哪來的？整個教育是一個壟斷，靠壟斷吃飯，這個教育 因為擁有知識而成為中產階級的過程，怎麼樣從一個臭老九變成一個香老三了。 這個過程我們自己來分析，一國家財政，中央不足地方補，很多是聯辦，上海正好有錢，那麼就給我們錢，而工資單中的三百二十塊是教委中央財政撥的款，國家教委出的錢；其中八九百塊是 市財政聯辦撥的錢，還有一塊是我們校產，其餘我們院系的一塊，那就是賣文憑了。這些年來，我也沒有少參與這個過程，因為關於我們院系幾 十號人的獎金問題，而且面對着住房貨幣化的壓力，小孩讀書的壓力，當然還要 改善各種生活條件的壓力，對學校而言，這個壓力很嚴重，否則不能滿足人才就跑了。

這一塊的問題一說就必須追溯到從１９８６年，當時黨政部門、軍隊部門、 教育部門、醫療部門、還有幾大壟斷部門，國家的財政支出不足以養活該養活的人，就開了一個口子，你們自己去搞票子。這個制度性的腐敗造成軍隊的腐敗， 當時我就講，毀我長城就是這個最糟糕的政策，軍隊無論如何是要國稅來養的。所以朱老總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基本解決了。那麼教育呢，很大一塊我們地方控制，高校的產業，還有就是我們自己的辦班，辦班這些年來已經主要是這個權錢交換，賣文憑，三萬 塊，也有不來讀的，或者偶爾來一下，當然辦的好的也有。我在復旦辦的班，錢是拿了，也確是盡了力了，上海最好的教師配備上去。那些黨政官員聽課率很高。但是大量的我所知道的都是賣文憑，包括成人教育都是這樣的一個情況。所以不是我們也參與腐敗嗎？還有就是提高服務價值，原來學校生３８００，現在４８００，到明年可能要取消研究生博士生的補貼，就是也要自費了。今年可能是最後一年，輿論早就放出來了。醫療，電信，電力部門，自來水部門（我們的自來水部門應該以財政來開支的）還有其它的一些。就是體制內的象我們這一批人怎麼會成為一個中產階級？怎麼就能夠買的起商品房呢？這個問題，我覺的就是說中央財政不足以養活他該養活的人，所以象地方，象財政預算外的收入就開始積極發展起來。據說現在在中國東部地區（全國範圍都是這樣），就是財政收入和預算外的收入再加上亂七八糟的罰款，苛捐雜稅收入，大概基本上是1：1：1這樣的一個比例。正稅大稅好稅一般中央拿去了，縣以下基本上沒有什麼，基本上靠苛捐雜稅和罰款過日子。

七， 轉型期我們的根在哪裡

這個轉型過程當中所面臨的問題中，我覺得當屬於社會心理問題在個別人身上強烈表現出來時最使人痛苦。

我們中華民族原有的體制，在近百年間進行不斷修改，但是，基本框架不變， 基本的對社會的管理發展不變，突然面臨這樣一個如此大的一個變化多端的市場經濟社會，就遭遇到了空前的問題。當然在轉型當中還出現了更多的社會心理方面的問題。現在已經日益的被人們感受到了。前面提到的法輪功的現象（當然我不是為法輪功辯護），只是把其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來加以研究，是對轉型過程心理不適引起的。因為我參與了上海的一個法輪功的調查，大概知識界有１６０幾 個人，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都不少，都是本科生以上的。而且８０－９０％ 都有農村背景，小鎮背景，外鄉背景，都有背景。而且是非常自戀，比較內向， 個人的道德非常好，幹活都非常認真，也尊重領導，都是這樣的，同事關係都很平和，不與別人爭的。

為什麼這些人還殘留一點我們道德情懷，仍會成為法輪功的信徒呢？恰恰是 他們過多的道德，而成為他們不能夠進入到競爭的社會當中去，而且不以競爭財 富做為自己的人生目標，他們覺得意義自有所在，而不在此，我們能不能提供一 種意義呢？

人活着到底幹什麼，這樣一個最形而上學的問題.又被這個時代提起。我們怎麼來提供答案呢？老實說我自己也提供不出來。我１３歲就追問這個問題，一直追問到４０歲才恍然大悟。所謂意義者就無意義也，才明白。沒明白前我寫了一 本書叫《西方人生哲學》，寫的信心十足。寫完了以後，覺的出問題了，我搞了 一個徹底的形而上學的問題，沒意義的問題。結果我和出版社自悔合約，原來的《東方人生哲學》不寫了。第一問題實在回答不出，我自己也回答不出，當代知識分子的安身的根在哪裡？我們自己都不清楚。

從前的社會，我們有三個根。一個根在家庭。家庭是常常積累過去、繼往開 來的。現在我們就是兩個人變成好離好散、一個以愛情為基礎的現代婚姻制，是 造成現在婚姻不穩的根本原因。從前的婚姻是以兩個家族連綿後代為基礎， 有這基礎你離什麼婚？有孩子就不能離婚。什麼愛情？愛情最不穩定，誰說得清， 千百年來那麼多人說不清，你說的清，誰都說不清是愛還是一種感覺而已。

這個意義又被時代喚醒。可是註定這個時代無法回答，尤其是執政者，當自己的權力運作被提出質疑的時候，已經喪失了給予意義的權利，這是一個很大 的問題，而我們自己也給不出。

從前安身立命的另一個根在家族。我們現在已經兩口子結合，而且現在社會當中的家庭個人的婚前地位和婚後經常會變動，一變動，尤其是女的上升，男的不上，這個家庭必然破裂。

還有一個根就是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個國並不完全代表一個君主，是一個更大的共同體。如果家破國亡了，我們還有關懷，關懷什麼？天下。天下，就是中華民族的文化歷史，所以“國事興亡，肉食者而謀之；天下興亡，匹夫與有責焉”這是顧炎武講話的原文。

不知誰把它篡改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恰恰違背了顧炎武的原義，顧炎武深刻體會了國破家亡的。他既不能效忠於家，也不能效忠於國，而且厭惡這個國──明，但他更厭惡後面的那個國──清。他無國之人的生存狀態是什麼樣的，讀讀顧炎武的書，尤其讀讀他的《日知錄》裡面字裡行間透露出來的信息，非常重要，但是他這樣的一種信念，我們現在已經不具備了──五四已經把我們傳統和歷史話語中斷了。我們腦子裡讀西方的書比較多，西方的概念比較多，關於我們自己東方的歷史，已經語焉不詳了。如今熟悉古漢語典籍的人和熟練讀古漢語的人已經不多了。

近代以來，在救國救民的口號下，把一代人一代知識分子凝聚起來，現代市場經濟又把已經凝聚起來的那個共同體給肢解。前面已經講過了，現在的個人要找到國、社會之間的精神的聯繫紐帶，已經不太可能了。

人的無家可歸化，孤獨化。這樣的個人，他只能夠憑競爭、財富、地位，來自我證明。除此以外，他失去任何的證明能力。而這種以財富為中心的自我證明完全有可能倒向享樂主義。而享樂主義有可能倒下……（不清），就是說你感覺你是唯你的，那就是你的感覺，人感覺化了，成為一束感覺，人變成一束感覺。而感覺只有通過不斷的刺激才能感覺到的，比如我自己感覺自己我手放到這裡一分鐘就感覺不到了，我摩擦一下就感覺到了，就這樣。感覺是存在於不斷的強化刺激當中。至於現代消費文化在不斷的製造感官刺激的文化，也推動整個經濟的不斷的增長，這樣的一個因素。所以要搞什麼流行服裝，淘汰舊的搞新的。

（此文為曹錦清教授在華夏時報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