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籍是山东省淄博市，我的有据可考的祖先是我的高祖。我的高祖原先是一个很大的地主，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因为不满于满清的腐败统治，于19世纪60年代参加了捻军起义，成为当时捻军的领导人之一。捻军起义失败后，我高祖被俘，被清政府凌迟处死，同时满门抄斩，只有我曾祖在一个仆人的保护下逃了出来，亡命到河南确山。那位忠义的仆人用我们家的细软在确山买了一些土地，惨淡经营并悉心照料我的曾祖直至他长大成人。 那位仆人被我的曾祖拜为义父，从此进了我们家的族谱。

我的曾祖一生平平度过，他崇尚知识、勤于读书但又不去考取功名。他也是个经商的天才，十分善于理财。于是我们这个家族很快又人丁兴旺，成为当地的一名大地主。

我的祖父约出生于19世纪80年代，他在曾祖的严厉管教下自幼刻苦读书，满腹经纶，又写得一手好字，二十岁时就中了举人。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金榜题名之时，光绪皇帝废除了科举制度。我的祖父当时异常苦闷，几次自杀都被家人救起。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别人的劝导，他也逐渐想开了。后来他到河南南阳知府谋了一个差事，大约是八品左右的命官，还有官服和顶戴花翎，据父亲说，这身穿戴被确山老家的亲戚们一直保存到文化大革命初期。

1911年发生了辛亥革命，清帝退位，袁世凯窃国，军阀混战。祖父回家闲赋了一段时间，重新思考个人的出路。他弃文投军，投入到冯玉祥的麾下。由于祖父文笔很好，字也写得漂亮，很得冯玉祥的赏识，与冯玉祥深谈了一个晚上之后便被委以重任，月俸300大洋，三个月以后升为350大洋。很快就跃升为冯玉祥的文书副官。 1926年，冯玉祥誓师五原加入国民军，中原大战后又担任河南省主席，祖父也随之迈入国民政府，后来被冯玉祥送到北京（好象是北京）警察高等学校深造，学成归来后负责警察事宜，官至河南省民政厅长。

当时的民政厅，与如今民政厅概念不同，它囊括人事、民政、监察、治安大权。当时一个河南省政府只有四厅一部：建设厅、民政厅、教育厅、财政厅，以及一个警备司令部。祖父权力很大，自然身边不乏阿谀奉承之徒，家中送礼迎客不断，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腐败得很。根据父亲的回忆，当时家中除了河南确山的6000亩地外，还有数不清的金银细软、皮货，开封城里的两处豪宅，光1949年遗失在南京的细软就有16箱之多。从这里你可以看出国 民 党统治时期腐败是多么厉害。但是祖父一生为人还算比较正直，没有加害于民，更没有迫害过共 产 党人，因此身上没有血债，解放后也没有被清算。

抗日将领杨靖宇将军是祖父的表弟，也是我们家的佃户，跟祖父交情很好。杨靖宇将军出关抗日之前，特地来向祖父辞行。祖父送给他5000大洋作为活动经费，告诉他如果力量不敌就赶紧回来，却不成想壮士一去不复返，杨将军血洒白山黑水。由于当时音信不通，祖父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得知这一消息，抚胸痛哭。 解放后重新召开杨靖宇将军追悼会，祖母还作为杨靖宇亲属参加。

我的父亲出生于1935年，当时正是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候。所以父亲从一记事起，就在颠沛流离中生活。特别是1944年豫湘桂战场国军惨败，丧师失地，一溃千里，大好河山被日军蹂躏。祖父随省政府迁走，家眷都顾不上了。祖父出走的那天，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我们家暂居的漯河。祖父就把随身携带的一些机密文件塞在破竹杆里，化装成叫花子逃出了日军关卡。一家人在日本人统治下战战兢兢地生活了一年。日军占领漯河前,曾经派飞机对漯河市进行狂轰滥炸，造成很多无辜的百姓死伤。我家的一位远房亲戚，为躲避日机轰炸，躲到一条壕沟里，随着一声巨响，一条血淋淋的女人大腿炸飞到他的面前，长筒袜里还塞着钱，把他吓得魂飞魄散。后来轰炸结束之后，他用长筒袜中的钱把那女人的大腿埋葬了——这是日本鬼子对中国人民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根据父亲回忆，当时日本鬼子已经不象1937年那么凶残了，占领漯河当天夜里，日军进城，就露宿在大街上，颇有点象八路军的作风，向人问路、找房子也都是点头哈腰，很有礼貌。我想，日军可能是察觉到自己不行了，害怕日后清算的原因。相比之下，国军汤恩伯部就不那么好，抓丁拉夫，抢劫强奸，无恶不作，民心丧尽。所以，国 民 党失去江山，也不奇怪。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了，我们全家也迁回了开封，回到了原先的住宅。回家后发现家中的房子都被日本人改造成了和室，到处是小拉门、踏踏米、小格子窗户，很象老鼠洞。一打听才知道被日本三井洋行作了办事处兼招待所。

当时日军正在受降交枪。一天傍晚，开封城外开来一小队日军降卒。由于天晚就在城外瓜田中露宿，早晨起来时，忘记叫醒一个熟睡中的士兵就开拔走了。这士兵掉了队，直到被发现他的中国人用石头砸醒。士兵睁眼一看，发现四周已围满了中国人，他立刻扔掉了手中的枪，跪在地上磕头求饶，哭喊着。但围观的中国人没有饶恕他，继续用石块砸他，那士兵转眼间浑身是血，仍然磕头不止，直至被砸昏，这时有一个人搬了块大石猛的砸在他头上，结束了他的生命。年幼的父亲听说这件事赶紧跑去看，那士兵已经死了，浑身上下的衣服、鞋子都被剥光，赤条条地躺在那里。据围观的人讲他至死没有开一枪，一直在磕头、哭喊。父亲在向我讲这件事时表情很沉重，我的心情也很沉痛。但是转念一想，或许这个士兵杀死过中国人、强奸过中国妇女——谁能保证没有呢？日本侵华战争时 100万日本侵略军使中国军民死伤3500万人，平均每个日本兵身上就有35笔血债！中国人之所以杀他不就是因为日本人太残暴吗？这件事对那个日本兵是残酷的，但对饱受日军蹂躏的中国人来说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我们不是在日本领土上杀人。他也许是无辜的甚至是反战的，但是这也只不过是日本侵华战争这一大悲剧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

我的祖父在此时染上了肺炎，一病不起。在没有广泛使用青霉素之前，肺炎就是绝症，于是很快去世了。丧事办得很隆重，省府要员来吊唁的络绎不绝。灵堂就设在家中，三百和尚道士念经超度七天七夜。还有许多平时不认识的人也来凑热闹，边假装哭边偷东西。丧事办完之后家中少了不少小玩意，包括父亲小时最爱玩的德国望远镜。可是人死如灯灭，那些阿谀奉承之徒也在瞬间树倒猢狲散。当时的国民政府是没有“抚恤金”这一概念的，人死了就死了，就再跟政府没什么关系了。于是习惯于奢华生活的祖母就开始卖家产。由于她的无知有很多财产被人骗走或贱卖，一直卖到解放后才卖完。据父亲回忆，当时家里的家具大都是紫檀木的，精雕细琢，留到现在恐怕个个都价值连城。

1946年下半年国共内战开始了，国 民 党军占着美式装备和美国的支持一开始占了上风。当时父亲见到的国 民 党正规部队，衣衫整齐，也并不扰民，但也不亲民，反正住在美式帐篷里，吸着“骆驼”牌香烟，经常从帐篷中扔出空罐头盒。还有“青年军”，装备更好，地位更高，可是一打就垮。1948年双方在开封附近展开拉锯战，战斗很残酷。开封曾三次易手。第一次是在夜里，乒乒乓乓打了几枪，第二天，城里都是解放军。实际上并不是解放军的正规部队，只是人们常说的“土八路”，没有统一的军服，有穿八路军军装的、有穿便衣戴军帽的、有上身军装下身便衣的，武器也很破旧，可是精神饱满、和蔼可亲。百姓看到这样一支部队居然把美式装备的国军打败了，个个佩服不已。可没几天，又是一个夜里，解放军悄悄撤走了，早晨起来，一个解放军都没有，留下满街标语口号。当天下午，国 民 党才开着坦克、汽车进城。接着，国 民 党的报纸、广播又胡吹什么“国军荣克开封城”。其实是解放军的运动战罢了。国 民 党进城后，开展了疯狂的报复。据原在祖父手下当差的开封警察局长（解放后被镇压）讲，当时几乎天天活埋进步学生，“有些女学生可真漂亮啊！可惜，可惜！”他感叹道。后来，国 民 党被击溃了，据说国 民 党逃窜时，遇到有河流阻挡道路，就把伤兵、死尸向里填，硬是填出一条堤坝。后来解放军赶到，组织了挖掘，还有活人。当时祖母也听信了“共 产 党共产共妻”的蛊惑，带上家中细软，随撤退的国 民 党军先跑到南京、又到上海，又到武汉，最后又返回开封。在南京时，她听信了父亲的官场朋友、国 民 党海军部少将李××的话，将16箱的财物和祖父的骨灰留给他照看，后来南京、上海相继解放，李××去了台 湾，从此再无消息，祖父的骨灰也不知去向。

我的母亲出生于1951年。母亲的家庭解放前是一个小地主，有200亩土地。我的外公是一个大字不识的老实庄稼汉，年轻时长得很英俊，皮肤白皙，身材也很魁梧，是远近闻名的美男子。外公家境本身并不富，他唯一的兴趣是伺候庄稼，由于他种田技术的精湛，他的庄稼总比别人长的好，所以渐渐富裕。我的外婆是个农村少见的知书达礼的大家闺秀，就看中了外公的老实与英俊，用自己的陪嫁买了十亩地，加上她善于经营和祖父的勤劳节俭，在20年里逐渐把家产盘到200亩。

解放前豫北的土匪很猖獗。有一次外公在去县城看戏回来的路上被几个“老抬”（豫北土话，就是搞绑票的土匪）绑架了，放出消息要多少多少银圆，否则收尸。外婆得知消息后急得简直要疯了，四处张罗借钱、筹款。关押了几天，“老抬”觉得把外公关在当时的地方不太保险，于是派两个小喽罗押着外公回他们的老巢。谁知走到半路，两个家伙的大烟瘾相继发作，又是流鼻涕又是浑身抽搐，结果眼睁睁地看着外公挣脱绳索逃走了。就这样外公传奇般地逃了回来。

后来日本人来了。外公的亲弟弟当时在县城卖馍，走到城门口时正赶上日本鬼子杀人立威，无端地被日本鬼子砍了头，在城门口挂了好多天。后来外公买通一个给日本人做翻译的同村人，花了不少钱才把尸首赎回来。

虽然外公、外婆有一些土地，也雇有长工、短工，但并不象某些电影里描述的那样残酷压迫劳动人民。当时吃饭时，外公和长工坐在同一张桌上，吃一样的饭菜，外婆和孩子吃剩饭，上工时外公和长工一起下地干活，长工与我们家关系也相当好，本身大家也是亲戚。就这样迎来了解放和土地改革。

二、解 放

土地改革时我外公家被划作地主，家里的田地、牲畜、农具被分了，也从原来的二层住宅楼中被赶了出来，在一座破庙中栖身，一直住到1984年，我小的时候还在那里住过。原来的住房被改成了村公所，后来叫大队部。这时，一些原来的地主、富农秘密组织起来，雇了枪匪想暗杀土改工作组长，外公没有头脑，被人动员后也就出了钱。后来阴谋败露，几个首犯被枪决，外公由于只出了钱没有参与策划，所以只被判了4年徒刑。在外公服刑期间，外婆靠给人做鞋底挣点钱养活三个孩子，不到40岁头发全白了。

当时我的大姨刚刚成人，继承了外公外婆的美貌，于是被村治保主任看上了。这个治保主任叫郑八，参加过抗美援朝，因战争致残，立过三等功，当时十分厉害。郑八甚至许诺如把大姨嫁给他，他就想办法跟土改工作对说说，让把我家成分划成中农。外婆熟知郑八为人十分凶残，因此无论如何没有答应，当时土改工作队里有个年轻人，可能刚从学校毕业，比较同情我们家的处境，外婆求他出面顶住郑八的压力，谎称大姨和这个年轻人谈恋爱，让郑八死心。郑八不敢惹工作队的人，于是只得作罢。外婆托人在郑州找到我姨夫，草草成婚，于是大姨算解脱了。1991年外公病危，母亲和大姨回去伺候，还一起去了当年救了大姨的那个工作队的年轻人家里感谢他，他已经是H县法院院长了。那个治保主任郑八后来知道真相就怀恨在心，以后凡是运动都把我家往死里整。

我的母亲有兄妹四个，是家里的老幺，比大姨小18岁，比舅舅小13岁。大姨是长女，出生于1933年，1952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在郑州某棉纺厂当工人的大姨夫，后在某集体企业当了工人。大姨在大饥荒时期因为自己省下来往家送粮食，落下了浑身病根，一辈子在打针、吃药中度过。大姨有一子三女，长子在某大企业当电焊工，因技术精湛而收入颇丰。表嫂也是工人。他们有一女，在郑州市外国语学校读高二，成绩优异。大表姐高中毕业后接姨夫的班进了某棉纺厂，现已下岗，在家专门照顾女儿读书，大表姐夫是某橡胶厂电工。二表姐先在某棉纺厂，后调到市公安局下属某企业，二表姐夫是某劳改农场管教干部，他们也有一女，还在读小学。三表姐待业几年后先接班到大姨所在的集体企业当工人，后来因表现好被厂里选送脱产读电视大学，毕业后回厂当干部，三表姐夫也是那个厂的技术员，后企业亏损，双双下岗回家，三表姐夫靠给人打工维持生活，三表姐在家专职教育女儿。

大姨之下还有一个弟弟，12岁时不幸夭折。舅舅出生于1938年，初中时成绩优异，因为家里太穷辍学。后招工到河南信阳，1962年调到河南新乡某印染厂当车工。1979年工伤导致左眼失明、右眼视力下降到0.1，退休回老家务农。舅舅有三子，长子高中毕业后顶替舅舅到厂工作；次子在4岁时因高烧导致痴呆；幼子初中毕业后务农一年，今年被舅舅送到母亲开的小工厂里做学徒。

我的父亲有兄妹五个，我父亲排行第四。我的大伯出生于1925年，长大后考上了武汉大学，后参加了国 民 党军队。武汉解放前夕他所在部队起义，改编成为解放军并留在了武汉。大伯文笔很好，解放后成了部队作家。 1954年武汉军民取得了抗洪斗争胜利，他写了一篇快板《江中游》，成为当时脍炙人口的作品，在当时名噪一时，曾两次作为“部队青年作家代表”在国庆时登上过天安门的观礼台，其中一次是1959年10周年国庆。大伯还曾作为随军记者参加西藏平叛，写了大量的通讯、随笔，还拍了一些照片。在西藏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平叛后从农奴主庄园挖出被活埋的农奴的情景，那是父女俩，刚被活埋几天（西藏和平解放时，中央承诺不干涉西藏内部制度，所以农奴主依然有权处死农奴），死时表情十分痛苦。他还亲眼目睹喇嘛寺里人皮做的鼓、祭祀用的活人心脏。现在达赖喇嘛到处鼓吹西藏的人权问题，真是荒唐可笑——他有什么资格鼓吹“人权”！？ 文化大革命期间大伯挨了整，被开除军籍、党籍，押送农村改造，1980年平反，重新恢复了军籍和党籍。现已离休。大伯的妻子是解放前确山县长的千金，两人一直感情不和。文革时她曾经“检举揭发”过大伯，大伯平反后与之离异。大伯有一子二女，长子出生于1949年，1965年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支边，在那里遇到堂嫂，一个回族阿訇的女儿，1978年返回武汉，堂兄在长航工作，堂嫂做临时工，后到一个街道小厂当工人。堂兄现已下岗，靠摆早点摊点糊口。堂兄堂嫂育有一女，现任幼师，丈夫是一名警察，在公安局搞计算机工作。

我大姑也是知识分子，大学时参加学生运动，后来参加了解放军并认识了大姑父张××，此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任《解放军报》第四版编辑，当时《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一起被称为“两报一刊”，政治地位很高。大姑父是个政治投机者，随王力、关锋、戚本禹一起大红大紫，一起被打入地狱。大姑死于1969年。大姑有一子一女，她的大儿子在文革中戴着一枚硕大的毛 主 席像章，还向父亲吹嘘：“这是肖力（李纳的化名）同志送的！” 现在兄妹二人均在二汽工作。

我二姑当时正在读高中，国 民 党溃败时随校南逃，路上被解放军围住缴械，解放军动员学生参军，二姑就参了军，参加过淮海战役，后随部队南下至福州，安家落户，后来担任福州某中学校长。我的二姑父姓林，是运输大资本家的儿子，后来参加解放军，在淮海战役时任解放军汽车连长，解放后曾任福建省交通厅公路总监。现均已离休。二姑有一子一女，长子在福州市公安局工作，女儿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某研究所。

我叔叔解放时正小，还在读小学，他的文史水平很高，后来填报志愿时因为全国都在“大办农业”，于是脑子一热报考了北京农业大学，为此他一辈子后悔不迭。毕业时响应红太阳号召，主动请缨到边疆，分配到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布特哈旗，后任Z市副市长、×盟农业局局长等职，在那里遇到我的婶婶，32岁才结婚。1989年叔叔调回农业部某院校任图书馆长，现已退休。叔叔有三个儿子，长子任某单位电工，次子开出租车，幼子大专毕业后任某公司会计。

1951年我的父亲16岁，也参加了解放军，成了一名公安部队战士。当时的公安部队是现在公安机关的前身，也穿解放军军服，但左臂上有一个盾形臂章。刚解放时全国形势很不稳定、土匪猖獗，父亲所在的部队曾与土匪交战，由于土匪躲于暗处、行踪不定，双方胶着很久没有结果。后来有一次父亲送信途中遭遇土匪，幸亏土匪被围困久了，人困马乏，硬是没有追上。父亲回营后马上向上级报告了土匪行踪，歼灭了这批匪徒，父亲因此立了功，还获得了一枚奖章。历史就是这样耐人寻味，出身于国 民 党官员的少爷、小姐们，全都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与柱石。当时祖母的大门上，并排挂着4个“光荣军属”的牌子，在当地很是荣耀。

刚解放时，国民党残余势力、特务活动十分猖獗。爆炸、投毒、暗杀事件层出不穷。不久，镇压反革命开始了，父亲每天的工作就是逮捕、枪决。当时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真是厉害，一夜之间，全K城逮捕了上千反革命分子，监狱里放不下，就关押在已被关闭的妓院里，妓院早就被秘密地改造成了监狱，居然没有走漏一丝风声。每天枪毙、砍头、枪毙、砍头……大约每天处死四五十个人，持续了两个多月。实际上，被镇压的几乎都是真正的反革命，经过一段时期的镇压，社会治安明显好转，因此说，镇反运动一开始是好的。但是后来，镇反扩大化，不但是敌特，就连那些早就向政府坦白、自首、早就有了结论的，甚至都在政府部门中安置工作的，都被重新找出来枪毙。父亲很可怜那些人，他们临刑前个个痛哭流涕，争辩、哀求，都没有用……父亲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国民党女特务，长的很漂亮，当时正在哺乳期，还是要枪毙，临刑前她的老妈子来接孩子，她对老妈子说：“孩子长大后，别忘了告诉他我是怎么死的。”一个小小的K市就枪决了上千人，全国死于“镇压反革命”的人会有多少呢？当时因为死人太多，大量尸体来不及掩埋，就暴尸城外，臭味扑鼻，野狗公然衔着人的肢体跑来跑去。父亲说这就是政治的残酷。

1953年3月，斯大林死了。K市召开斯大林追悼会。那天下着小雨，18岁的父亲披着雨衣站在体育场里参加追悼会。远处传来了汽笛声，年轻的父亲流着眼泪，真诚地为斯大林之死而悲痛。当时父亲想：斯大林逝世了，我们怎么办？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搞不搞？斯大林的死在当时许多真诚相信共 产 主 义的人们心里，就像天塌下来一样可怕。

年轻的父亲有文艺的天赋，无论键盘乐、弦乐都很精通。当时他的手风琴独奏《东方红》曾经在电台播出。

1955年，部队开始实行军衔制，父亲评了少尉军衔，我们家有一张他当时的照片，穿着崭新的苏式军服，胸前别着奖章和纪念章，显得英姿勃勃。不久，又开始了肃反运动。一开始，是一些职位比较高、家庭出身复杂、个人经历复杂的军官被隔离审查。父亲当时负责和别人轮流看管一个被怀疑的军官，上级要求不准犯人睡觉、不准犯人喝水，直到招供。但年少的父亲不知天高地厚，又给他喝水、又让他睡觉，直到自己被隔离审查。

被隔离审查的人都集中在一个大院里集中学习，还有专门的“管理员”进行监管。当时父亲年轻，也倒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跟父亲住在同一间屋子里的一个姓袁的助理医生（部队里简称“医助”），人很好，也很有文化，但就是出身不好，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参加过“三青团”（当时国民党的三青团并不需要写什么申请，而是由负责审查的国民党官员指定，一般是看着谁顺眼谁就入团，发个表格一登记就行了），接着又搜查出他保存的某些明信片上印有国民党徽（解放前很多国民党邮政当局印制的明信片上都有这东西，今天看来保存这些友人的记录没什么大不了的，可在当时就是弥天大罪）。于是他就被作为重大反革命嫌疑重点监管。1955年冬的一天夜里，袁医助用手术刀片割断了自己大腿动脉。第二天早晨，管理员来叫醒大家起床，叫到他时没有应声。管理员掀开被子一看，大叫一声“不好，出事了！”父亲一骨碌爬起来，披上军袄一看，袁医助穿着整齐的军装，满被窝的血已经凝固了。由于全身的血基本上流尽了，人早就冷了，只是脸色显得胩白胩白，给年轻的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晴空里的惊雷

正在这时，苏共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会议上宣读了秘密报告，开始彻底清算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和个人崇拜。苏联《真理报》刊登了《为什么个人崇拜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等一系列抨击个人崇拜、呼唤社会主义法制的文章和社论，数以千万计的在斯大林时代遭受迫害的共产党员和苏联公民被恢复名誉或从集中营释放。由于当时中国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因此这种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也影响到中国。《人民日报》对苏联《真理报》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文章全文转载，对赫鲁晓夫与16个加盟共和国（当时苏联加盟共和国除了我们常知的15个以外还有一个“芬兰-卡累利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后并入俄罗斯联邦”）领导人的谈话也照文刊登。于是肃反在无声无息中停止，被隔离的人又被放出重回岗位，仿佛什么都没发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列宁主义的苏联共产党、是赫鲁晓夫救了父亲等一大批中国人一命。当时年轻的父亲还不明白，还对赫鲁晓夫的做法不理解，但是随着阅历的丰富渐渐地明白了这个道理。于是苏联共产党、赫鲁晓夫在父亲心目中有了一种不可替代的地位，到中苏决裂时，父亲在道义上已经坚决站到了苏共一边。这种对苏联的感情也影响到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起一个苏联人的名字。

1956-1957年是中国解放后最平静的一年，经济蒸蒸日上，政治气氛出奇地宽松。一开始，红太阳宣布“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又发表了他的《论十大关系》，接着报纸上天天号召“大鸣大放”，要人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嘉勉”，帮助共 产 党整风，到处举行对话、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国仿佛要真的走向新生，走向光明的未来。人们欣喜，拥护党，爱戴毛 主 席，畅所欲言，提建议、提意见，谁也不知道明媚的春光后面，隐藏着暴风雨般的狂怒。

我的父亲也参加了整风运动，他大胆地给上级提意见，指责他们不该进城后当陈世美，把以前的糟糠之妻一脚蹬掉，再去找女文工团员、女学生、女职员。当时这成了军队许多领导的时尚，还美名其曰“组织安排” 。其实现在这也没什么奇怪的，但当时年轻耿直的父亲就是看不惯。

然而不久，《人民日报》两篇社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和《事情正在起变化》改变了这一切。原来，这是红太阳的高招，叫“引蛇出洞”。一时间那些昨天还和颜悦色、虚心接受批评的领导变了脸色。那一年，父亲22岁，新婚4个月，就被打入另类，他的第一任妻子立刻与他“划清界限”，绝情而去。父亲太年轻，也没有反对共产党，定“右派”不太合适，于是被定为“地、富、反、坏、右”五类中的“坏分子”并被判刑6年，被押送农场改造，一直到1963年。

父亲服刑的农场以前是关押刑事犯的。57年反右以后，这里成了关押犯政治错误的机关干部的地方。一开始还有警察看管，一年以后就没有了，还有一点人身自由。来这里的都是“右派”、“坏分子”，大家观点相近且同命相怜，因此气氛反而比较轻松。根据政策，“犯人”不穿劳改服、不没收个人财物，当地老百姓看到这些穿皮鞋、戴眼镜手表、穿中山装（甚至还有西服）的“劳改犯”，觉得很稀罕，于是称呼他们叫“洋劳改”。

一开始，父亲还对自己的不公处境愤愤不平，可一看周围都是前县长、前地委组织部长、前县委书记、前大学教授、归国华侨之类的人物——和父亲睡上下铺任××的就是H省Q县县委书记——于是心想：自己这点事、这“身份”算个啥？于是心情反而好了许多。由于文艺上的天赋父亲被吸收参加宣传队，经常深入到农村、厂矿去演出，人们都还以礼相待。

四、人间地狱

1958年，“大跃进”开始了。由于农场犯人都是受到打击的，政治气氛不浓，也就没有跟风跃进，于是他们以旁观者的身份经常走出农场亲历了“大跃进”的许多场面。1958年冬天，他和前Q县县委书记任××一起到“大修水利”的工地上采风，看到在凛冽的寒风中，红旗飘飘，人们都光着膀子，连妇女都光着膀子，据村干部说这是为了突出干劲。赤裸上身的妇女和男人一样挑土，村干部站在堤顶，时不时举起右臂高呼：“赶英超美！”赤裸上身的妇女也放下挑子，振臂高呼“赶英超美！”雪白的奶子随之晃动着。到晚上开始文艺演出，农民白天劳累十五、六个小时，到晚上早就又饿又累、东倒西歪了，可还是必须得去看戏。父亲看到民兵持枪站在道路两旁，农民在中间艰难地、跌跌撞撞地走。父亲说，就和押送俘虏一样。

后来父亲到河南省焦作市大炼钢铁工地演出，看到山坡上的壮观景象：一望无际的土高炉，一望无际的、像万国旗（因为是用很多人家的被单缝成的）一样的帐篷，一望无际的新坟。每座坟前都插着木牌，上面用墨汁写着死者的名字。父亲说那些木牌很新，连树干自身的白色都没有褪去。上面无一例外地写着：×××，19××—1958。

大跃进时期部分农村实行一种残酷的制度——“居家并屯”，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大创举。什么叫“居家并屯”呢？就是实行所谓的“军事共产主义”，拆散家庭，把人口按男劳力、女劳力、少年劳力、老年人、儿童五个特征分开，分别住在不同的村庄里，分配以不同的劳动、不同的粮食定量，互相之间不许见面。父亲到农村演出时，居家并屯已经实行了一段时间，所以看演出时，台下男人一片、女人一片、老人一片、儿童一片，基干民兵持枪在各个片中间来回巡视，以防止亲人见面后互相交谈。

居家并屯实行后，农民发生了大迁徙，原来的自然村落变成了“男人村”“女人村”和“老人村”，由于老人不进行“重”体力劳动（实际上以今天的标准衡量，老年人从事的劳动也是很重的），因此食物定量也少，很多老年人在饥饿和劳累中悲惨地死去。等到劳力们都上工后，村干部和民兵手持铁条，挨家挨户端开大门，进屋扎地（大都是土地），有可能埋粮食的都要掘地三尺，发现有偷埋粮食的，不但全部没收，而且要挨打、“没牛槽”（河南土话，意即不许吃饭）。农民下工以后，看到满屋的狼籍，只有忍气吞声，自己把地平上。当时流行带肩章，村干部纷纷在自己穿的中式对襟棉袄上也缝上了肩章。父亲曾经见过一个村干部手持大棒，穿着戴肩章的黑棉袄，呵斥动作慢的农民，真是威风凛凛、不可一世。村干部们十分狂妄，有一次甚至跑到农场来对农场领导说这些“右派”太消极怠工，如果交给他们“管教”，保证他们会让“右派”们俯首帖耳、拼命干活,可是被农场干部拒绝了。

和父亲住上下铺的前Q县县委任书记是个有良心的共产党人，他目睹了这一切后痛苦地对父亲说，“我干了半辈子革命，跟小日本斗、跟蒋光头斗、跟地主老财斗，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当年我们打游击枪里来雨里去，老百姓为支援和掩护我们做了很大牺牲……谁反对共产主义，我会马上砸烂他的脑壳，可是难道……共产主义竟然要用这种方法来实现么？”吓得父亲赶紧阻止他继续说下去。

1958年我母亲居住的地方也开始了“大跃进”，开始大炼钢铁赶超美英。各个村都竖起了土高炉。没有矿石，就把农民家里的铁锅、铁勺、甚至农具拿去炼，谁敢反对就是反对总路线；没有燃料，就砍树，所以后来闹饥荒时，连草根树皮都没的吃。那时开展劳动竞赛，搞“拔白旗”，就是批斗干活慢的人。休息时间评议谁干的慢，找出来后拳打脚踢，往往把人打得遍体鳞伤。土高炉没有安全设施，事故频繁，很多人就这么死了，死在铁水里面。外公也被拉去大炼钢铁，后来向我讲起的时候，叹息着说，他好多弟兄，都死在那个时候。

后来又搞公共食堂，每家每户不许生火做饭，村干部一看到炊烟，立刻带人去搜查，掘地三尺也要把农民的余粮刨出来。后来三年自然灾害时，那么多农民死于饥饿，与此有关。

那个时候又开始“放卫星”，鼓吹一亩地可产粮几千斤，后来吹到几万斤、几十万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谁敢怀疑，就批斗谁。村干部天天说：“毛 主 席说了，现在的问题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怎么吃，这么多的粮食一定要想办法吃完。”于是，公共食堂天天吃白面，玉米、高粱都拿去喂猪，浪费很严重。上级来参观，就把粮仓里面堆上土，把外面放粮食。

后来母亲所住的村庄也搞“居家并屯”，全村人排成一队，村干部站在前面筛选，那些该进男劳力营、那些该进女劳力营，都由他们决定。7岁的母亲本来该进儿童营，因为个子高和出身不好被送进少年劳力营，和十几岁的孩子干同样的活，由于劳累，母亲得了关节炎，终生疼痛，直到现在。村干部强行拆散家庭时，农民全家人紧紧抱在一起，哭声震天，被民兵和村干部用大棒强行拆开。前不久母亲看了反映犹太人集中营生活的电影《逃离索比堡》后，感慨说那时的情景和电影里描述的一模一样。

1958年冬天，外公又被抽去挖水利。不知为什么，要在好端端的平原上平行挖两条人工河。豫北是黄河故道，挖地不久就是沙土，一有风，就漫天风沙，威胁庄稼。外公挖河时，村干部拿着大棒站在旁边监视，稍有懈怠就脚踢棒打。外公每天泡在在齐要深的冰水中，回家时全身都结了冰。很多人因为冻饿和劳累，死在工地上、死在冰冷的泥水里。我小的时候在农村住过两年，经常去河边玩，从来没有见到过河里有过水。一条河低于地面，河床里尽是沙土；另一条河高于地面，河床里长满了青草，经常有小孩子在里面放羊、放牛。河边无碑的坟墓特别多。据老年人讲都是挖河时死的棒劳力，每一座都是集体坟。

1958、1959年豫北是连续两个大丰收年，风调雨顺，庄稼长势出奇的好。但是棒劳力都去炼铁挖河了，收庄稼的任务就落到我母亲这个七岁的孩子和外婆这个小脚老太太这样的老弱病残头上。可她们有什么力量？还要赶“进度”、追求所谓的“提前××天完成指标”，于是大量的庄稼烂在地里做了肥料。也不能偷偷地把作物带回家里，因为那可是盗窃集体财物，揪出来可不得了。每天下工时村干部都守在村口，一个挨一个地搜身检查，甚至连妇女的私处也不放过。查到谁偷带了食物，当即就是一顿打。由于饥饿感的驱使，年幼的母亲总是在地里偷吃生的农作物，生茄子、生南瓜、生麦穗、生玉米——什么都吃过。 浮夸风带来高指标、高征收，队里本来就不多的的余粮甚至种子都交出去了。就这样，迎来了1960年。

1960年春天发生了春荒，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一场惨绝人寰的饥荒袭击了全中国，河南人称作“粮食关”。我母亲住的那个村，几乎天天有人饿死。公共食堂办不下去，解散了。可是农民家里都已经没有余粮和铁锅。每个棒劳力每天的粮食定量是4两，老人和孩子则是2两，还常常被村干部贪污，又没有副食。整个村庄里静悄悄的，没有人在街上走，那些去年还在描绘“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美好蓝图的贫下中农们，一个个坐在家里，等待死亡的来临。开始还经常埋死人，到后来连死人都没劲埋了。后来统计，当时全村饿死189人，占全村人口四分之一，其中全家饿绝的有六户。外公讲，去收尸时，全家人有死在床上的，死在椅子上的，死在地上的。由于尸体腐烂，没法抬起来，只能用箩筐装，用簸箕搓。

饥饿使很多人丧失了起码的良心和感情。我家的一位远房亲戚张××（按辈分我该叫他“姥爷”）当时40来岁，由于饭量很大，每天的粮食定量根本就吃不饱。他的儿子给生产队养猪，经常偷些猪饲料回家，由于猪饲料也少，就只留着自己吃。有一次，这位亲戚发现了猪饲料，由于他饿的实在受不了了，就偷吃了几口，结果被儿子发现，将他暴打一顿。张××不久就饿死了。从那以后，豫北多了一条不孝敬老人的恶习。

由于我舅舅和大姨早早参加了工作，有粮食定量，经常自己省下粮票买点食品往家送，所以尽管我们家饱尝饥饿，但是没饿死一个人。只是有一次，母亲因为饥饿已经失去了知觉，粮食领回来却没办法吃，外婆赶紧掰开母亲的嘴，硬往里灌稀汤，才把母亲从死亡边缘上救活。大姨自己的定量也很少，为了往家送粮食，自己节衣缩食，落下一身的病根折磨了她一辈子。我家尚如此，大多数老实八交的农民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饥饿导致农民的逃亡。1961、1962年盛传新疆在招工，可以吃饱，于是很多农民背井离乡向新疆逃亡。由于当时不许农民自由流动，所有出逃的农民被叫做“流窜犯”，民兵、民警处处设防，捕捉着逃亡的农民。可是奇怪的是，内地围追堵截，新疆乌鲁木齐火车站外却挤满了招工的单位，农民只要一下火车，就有人热情地问想不想参加工作。等报了名，招工的人立刻端上馒头、稀饭先让这个幸运儿饱餐一顿，之后就成了全民所有制工人——真的有人在新疆参加了工作，还回家捎来了宝贵的粮食、粮票——半真半假的传言给了人们以希望，大量的农民开始逃亡，少数成功了，大部分被堵截回来了，也有很多因为饥饿和寒冷倒毙在途中、倒毙在货车车厢里。当时母亲11岁，外婆也开始为她准备行装让她逃亡，后来因为1962年麦收后饥荒缓解没有走成。

实际上，豫北的饥荒并不是全国最严重的。河南信阳地区饿死了100万人，其中一个小小的息县就死了10万人。这引发了后来的信阳事件，引发了中央对整个信阳地委的大调整。(作者注：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同志在《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中的分析，1959-1962年饿死人数在1700—2200万之间；另据重庆大学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记载，这一数字为1900万；据美国著名人口学家科尔根据我国官方公布的数据，在《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文分析结果为2680万)。

我的大姑父在信阳事件后随同领导到河南郑州开会，会议在河南省军区礼堂召开，出席者是河南省地区以上党政军官员。一开始是热烈鼓掌，毛的第一句话就是：“信阳人民不愧是革命老区人民！”接下来又是热烈鼓掌。晚上跳舞，吃的喝的应有尽有。据大姑父回忆说，信阳事件发生后，为了隐瞒灾情，信阳实行了特别措施，民兵占领了火车站，只许下、不许上，所有邮件都要拆开检查，查到有人写信上告或上访，都抓起来。当时人们都在死亡线上徘徊，关两天没人能熬过去，于是就那么死了。直到后来，有一个转业兵回到家乡，发现自己全家没活人。由于他当过兵，见过些世面，他没有写信或去坐火车，而是一路上昼伏夜出，靠转业时带的干粮维持生命，直接告到中南海，这才使中央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1961年后，刘少奇组织中央日常工作，可以种自留地，可以开小片荒，并实行“三自一包”。 从1962年开始，农村开始缓慢地恢复和喘息。外公用他种地的专长，开了一小片荒地，种了些作物，才使家庭恢复了些生机，到1963年，终于能吃饱了。然而吃饱也导致了厄运：1962年麦收后很多饱受饥饿折磨的农民因为长期的饥饿导致肠胃功能退化，饱食后胀腹而死。外婆知道一些科学常识，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法让全家人恢复肠胃功能，才使家里无人遭此厄运。由于能吃饱了，大自然开始了人口补偿，于是满街的大肚子，中国又一个人口生育高峰来到了。亲爱的读者，你可以调查一下，是不是你身边出生于1963、1964年的人特别多，而出生于1960——1962年的人特别少？

我的母亲也上了学，学习成绩特别好。1963——1966年是她童年记忆中唯一晴朗的日子。当时还有一件事，几乎改变了母亲一生的命运：那是1965年夏天，中国民航到母亲所在的那个村招收航空服务员，也就是今天所称的“空姐”，当时母亲14岁，身高长到了1米65，也继承了外公与外婆的美貌，被招工的同志一眼看中，几乎就走了。可一政审成分是地主，于是泡了汤。后来又招收过铁路乘务员和赤脚医生，都是先被选中，又因为出身问题被撸下来。

1963年父亲刑满释放后，正好碰到铁道部第N工程局在河南招工，于是跟单位去了大兴安岭，在茂密的大森林里呆了4年，一直到1967年回家探亲时别人介绍对象，遇到我的母亲。

在大兴安岭期间，父亲遇到一件令他终生难忘的事。当时刚刚经历过1959-1962年的大饥荒，许多关内的饥民流落到大兴安岭林区谋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民工，他们被林场招做临时工。1964年左右，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袭击了大兴安岭地区，由于得到了气象部门的预报，林场职工得以顺利撤出危险地区。而民工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被人忘记，直到洪水到来，把他们围困到一个高地上，断了粮食。一个多月后，人们重返林场时，1000多民工和家属全都饿死在那个高地上，惨不忍睹。父亲向我讲述这件事的时候，充满了悲愤，难道民工不是人吗，他们不都是“贫下中农”吗？为什么不把他们也撤走，为什么不空投一些粮食？那些饥民，辗转到关外为求口饭吃，可是，这里却成了他们的葬身之地。

1965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在大兴安岭，父亲和另外四个工人在工班长的带领下坐着轨道车到工地干活。轨道车是铁路工人常用的一种交通工具，不大，下面是铁轮子，上面是平板，在铁路上可以手推或者摇动着向前走。刹车装置比较土，是一个木棍绑在车身上，刹车时拌动木棍，使木棍摩擦车轮停下来。当时走到一个很长的下坡，由于惯性作用轨道车一下子走得很快，工班长急忙拌刹车棍，可是没想到绑刹车棍的绳子已经沤糟了，一下子断了！轨道车就象脱缰的野马走得越来越快。工班长见状急忙拿着木棍跳下车，把木棍朝车轮底插去，想让车掉道。可是车子跑得太快，木棍插了个空，工班长拾起木棍在后面追赶，可是追不上了……

前面就是一个火车站，已经看到了车站内行驶的机车冒出的白色蒸汽。其他几个工人见状纷纷跳车逃命，转眼间车上只剩下父亲一个人了。父亲没跳，他想：“这么快的速度如果撞上了车站内正在行使的火车将会是一场大事故！一定要想办法让车停下来！”父亲脱下了自己的羊皮厚袄并把袖子扎紧，使它成为一个包裹形状，趴在轨道车上等待机会。轨道车此时已经象飞一样奔驰了，已经驶入火车站区。这时，前面出现了一条岔道，（岔道口铁轨间有间隙）父亲一看机会来了，在轨道车走到岔道的一刹那把羊皮袄塞到了车轮下。只听“咣当”一声，轨道车掉道了！父亲也被巨大的惯性从车上甩了下来。好在东北冬天积雪很厚，父亲被甩到积雪上居然没受什么伤。一掉道，车就没劲了，又滑行了一段时间停了下来。父亲用自己的勇敢避免了一场大事故。

后来，单位也来了人了解这件事，可是后来就再没人提起了——因为父亲的“出身”和“政治问题”。在随后的表彰大会上，表彰了那个工班长，说这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态度”，还授予他个什么英雄称号。但对父亲的事只字不提。父亲没有争什么，因为他明白无论自己做出何种壮举，在那个年代都是“不可信任的人”。表彰会结束后，那个戴着大红花的工班长私下找到父亲，很惭愧地对父亲说：这个红花应当你来戴，要不是你，别说戴红花，我连这个工班长也干不成了。父亲说：这没什么。

在大兴安岭，父亲还认识了一个印尼归国华侨，姓特别怪，姓ti，写作走之旁加一个瓜熟蒂落的“蒂”字，是个土木建筑专业大学生，印尼华人富商的儿子，人们都叫他ti疯子。解放后他怀着一颗报效祖国之心回到祖国，却不承想被打成右派，押到大兴安岭改造，后来也参加了铁路，成了父亲的同事。由于受到刺激太大，他有些疯癫，所以人们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只知道他的绰号。他一辈子没结婚，这样的人谁敢接近他。改革开放后，他回印尼探亲，从此“黄鹤一去不复返”，这时人们才知道他并不是真疯。

五、被玷污的岁月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铁N局也成立了造反组织，只不过规模比内地小一些，武斗也有但是很少。两派造反组织都拼命拉人入伙。父亲由于出身不好、又有历史问题，自己一向十分谨慎。对造反派的拉拢总是尽量搪塞、两面讨好。一次武斗，一派造反派让他也去，父亲表面上答应了，等到卡车来了临走时，父亲谎称拉肚子躲到厕所，到底也没参加。时间长了，造反派也就不把他放在眼里，除了贴几张大字报骂他消极，也没斗他。就这样，父亲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遥派”。

在文革初期，由于大家都在闹革命，生产停顿下来，父亲利用这个机会和铁路工人坐火车不花钱的条件，频频回家探亲，所以见了很多，听了很多，也想了很多。父亲后来说，当时那些“造反派”一个个不可一世、你方唱罢我方登场，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可当时他就想，他们不过是些可怜的木偶丑角，被那个魔术大师操纵着，一旦角色完成、魔术大师的目的达到，这些木偶就被他永远抛进了垃圾堆——红卫兵、造反派、“王关戚”、陈伯达，无一不是如此。

那时的火车上拥挤不堪，挤满了串联的人群。乘务员时不时地都出现在车厢门口，“乘客同志们！现在大家掏出红宝书，我们一起背诵毛 主 席的最高指示！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预备——齐！”于是人们起立，一起背诵“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其中不乏表情虔诚、声嘶力竭者，也不乏父亲这样滥竽充数、言不由衷的人。背诵完以后，乘务员又手握“红宝书”，“让我们一起祝愿我们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于是人们有节奏地高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有一次，他从郑州到北京去找大姑，火车走到石家庄，上来一些红卫兵，挨个问出身。当时人们都很老实，挨着父亲的两个人是石家庄木材公司的干部，都报了“地主”，被红卫兵抓走了，那两人还申辩到：“凭什么抓我们？我们是共产党员啊”。红卫兵骂道：“共产党员算个屁？都是地主阶级狗崽子！再不老老实实老子就不客气了！”那两个共 产 党员面色苍白地随他们走了。接着又问到父亲，父亲灵机一动说是“工人”。红卫兵又问“在当工人以前家里是什么成分？”父亲说三代都是铁路工人。红卫兵听了很客气，连声说“坐！坐！”继续查别人去了，父亲心中暗骂：“老子凭什么跟你们说实话？一群头脑简单的小丑”。列车到丰台，父亲看到刚才在自己身边坐的报地主出身的两个共产党员和其他一些人一起，被麻绳牵着，头上戴着“地主阶级狗崽子”的高帽，被红卫兵押送下车，个个鼻青脸肿、垂头丧气。

到北京后，在饭馆吃麻酱面，发现碗筷被人用过后都没洗，于是不得不自己动手洗干净。等面条做好了坐在凳子上吃饭时，猛一抬头，看到墙上贴着一张饭店造反派的造反宣言，是这样写的：“地主资产阶级狗崽子们！你们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腐朽生活，妄图把你们寄生虫似的寄生生活延续下去，可是你们的阴谋破产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做文章，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本饭店的无产阶级造反派郑重宣布：从现在起，本饭店不抹桌子，不洗碗筷，想吃饭就自己动手！……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祝我们革命人民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永远健康！”

父亲到《解放军报》报社找大姑父，在报社门口看到两个红卫兵骑着三轮车，押送一个满头大汗的小脚老太太，估计是押回农村。三轮车上放着行李，一个红卫兵手里牵着根麻绳，绑着老太太的双手。每当老太太跟不上三轮车时，牵绳的红卫兵就猛拉几下绳子，于是老太太就是一个趔趄。后来从北京到大兴安岭，也遇到几个红卫兵押送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大约80岁，满头银发被剪了个“阴阳头”，脸上还有黑色的墨汁，路上不断地发出呻吟。路过大虎山车站时，一个女红卫兵发现老太太死了，急得大哭起来。于是红卫兵们把她的尸体往车下搬，这时父亲发现老太太双手还被反剪着绑着。经历这两件事以后，父亲对红卫兵十分反感，直到现在当他看到有些文学作品描写“老三届”上山下乡时所受的苦时还说，这叫罪有应得！因为红卫兵的主流就是“老三届”。（在今天看来这种想法有些过于偏激，因为根据一些人的回忆，“老三届”毕竟也没有全部参加打砸抢，很多人也是受害者。）

后来大姑接祖母到北京小住，父亲就去联系出租车。当时的出租车可不象现在在街上溜达，招手就停，而是必须到个什么“管理机构”去登记、预约后才可以使用。父亲去登记时一个一脸横肉的胖女人值班，双腿叉开站着以表示自己阶级立场站得稳。当父亲说想用出租车时，那胖女人斜睨了父亲一眼，操着一口京片子：“你什么成分？”父亲连声说“工人，三代铁路工人。”这才登记上——看看，如果说是地主成分，那就对不起啦，自个儿走吧您哪！

1966年秋天，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暴降临到我母亲居住的小村庄。农村也成立了造反组织，天天拉外公、外婆批斗。造反派先开始要母亲与外公外婆划清界限、“揭发”外公外婆，但是母亲年纪虽小却有骨气，无论造反派如何恫吓与打骂也不肯屈服。于是作为地主阶级狗崽子的15岁的母亲也要去陪斗。脖子上挂着十斤重的大木牌造反派还觉得不够刺激，于是又加挂两块砖头；一米五的大高帽戴在头上在各个村巡回游街示众，有时要连续不断地游上三五天，连续不断地被驱赶走上几百里路。造反派还做了个蒋介石的模拟像，让原来的地主、富农及不肯与他们划清界限的子女跪在地上喊爹，不喊就打；喊了，就往死里打。前面我提到过的郑八，让外婆这个小脚女人站在一个破凳子上，一脚踢翻；再连打带拽放到凳子上，再一脚踢翻……直到外婆浑身是血。每次被批斗之前全家人都要做一次诀别，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我的外公、外婆和我的母亲表现出了非凡的毅力和超常的勇敢，也表现出了血浓于水的亲情。

那次批斗结束后，外婆对母亲说：“孩子，这老家没法活了，我和你叔（豫北方言管爹叫“叔”，妈叫“婶”）也活够了，不怕死，可你还小，赶快找个好人家逃命吧！再待在家里不知道啥时候就死了！”就这样，在郑州的大姨辗转找了媒人，遇到了我的父亲。那是1967年，母亲16岁，父亲32岁。

就这样，父亲和母亲结了婚。父亲没钱，找人借了5块钱给母亲买了件新衣服，父亲装行李的炸药箱（花八毛钱买的）是他们唯一的家当。

刚结婚时，父亲在北京附近修铁路。一天，他们到颐和园游玩。到了颐和园石舫，被人拦住不让进。父亲问，上面明明有（外国）人，怎么不让进。工作人员说，只有外宾才能进，否则这么多人，石舫早就垮了。父亲回忆起来很气愤，说这不是“华人和狗不得入内”的翻版么？现在，石舫也对游人开放了，也没见被踩垮。

后来，父亲修铁路修到了陕西潼关。那一年，他在潼关目睹了一起处决。被处决者是原潼关县公安局长，他在“砸烂公检法”中受到迫害受不了，于是逃跑到朝鲜（他以前参加过抗美援朝），可朝鲜又把他送回来了，犯了叛国罪，因此被判死刑。因为怕他喊口号，他被用铁丝穿过面颊和舌头，类似处决方式在当时十分流行，张志新死前被割了喉管。另一个被处决者是个二十岁的女青年，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在被处决前，几个医生当场摘除了她的肾，估计是哪位革委会头头要用吧。后来不久，父亲工地所在的村庄有一个九岁的小孩因为在写有“毛主席万岁”标语的墙上用粉笔写了“打倒”两个字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抓走，不知所终。

当时，父亲有一位工友（女），上厕所时，用《林副主席语录》擦屁股，被人检举揭发了（真不知道这人是怎么发现的？），于是，那个工友被抓起来审查，还专门成立了“专案组”。

查出身，是八代贫农，根红苗正；查历史，苦大仇身，十分积极。这难为了专案组，好在这时传来了林彪折戟沉沙的消息，这才把她放了。可她受了刺激和惊吓，从此变得疯疯癫癫。

当时武斗十分盛行，父亲有一次回郑州探亲时，一出火车站就被几个戴柳条盔的人拦住问：“你支不支持“二七公社””？当时这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是二七公社的人还是对立面的，贸然回答将往往会遭到一顿暴打，甚至是杀身之祸。幸亏父亲经历过“反右”，政治经验比较丰富，又在大兴安岭待了几年，于是用东北话反问：“啥是二七公社？”对方一听是外地人，也没了兴趣，于是让父亲背了几段《毛主席语录》后放行。

后来不久，传来了“二七公社”总部被攻陷的消息。据说“二七公社”的人坚守在大楼内，外面的人攻不上去，就用吊车吊了一个火车轮子，硬是把大楼撞塌。攻进去后，把没死的找出来，一个个用梭镖扎死，那些人死前还高呼“毛主席万岁！”。后来，死于武斗的人分别被自己一方埋葬，并立上“革命烈士XXX”的墓碑，可在七十年代初就被炸掉了。那个用吊车撞开大楼的吊车司机，也被找出来枪毙了。

1969年冬天，姐姐出世了，母亲因为是农村户口，所以姐姐也是农村户口。母亲没工作，一家人全靠父亲一个月37块7毛5的工资吃饭。18岁的母亲，背着姐姐，到工地附近的农田里挖别人不要的、半腐烂的马铃薯，捡别人收割时洒下的麦子、玉米，才得以勉强维持生活。因此也被生产队抓住游街示众，也遇到过好心人，偷偷塞给她一把麦子……18岁的母亲，因为不堪生活的重负几次想自杀，但一想到孩子，她就挺了过来。

1971年，我们全家随铁三局搬到了S省T县。1972年，我出生了。一个月收入37块的家庭，要养活4张嘴，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为了让我也有粮食定量，父亲的一位工友认我做了干儿子，报户口时就报是他的儿子，因为他姓王，所以我也姓王，直到我四岁时才改过来。

为了挣点钱贴补家用，母亲出去做临时工，给一个化工厂当搬运苦力。她是苦力群体中唯一的女性。50斤重的麻袋，搬到几十米高的原料山上，一次一分钱。当时母亲身高1米65，体重75斤。山西冬天特别冷，可21岁的母亲只能穿一件单衫干活。上山时大汗淋漓，下山时冷风一吹，不住的咳嗽，因此，她落下了咳嗽的病根，直到今天。后来母亲回忆说，当时她背着是她体重2/3的麻袋向山上爬时，她听到远处广播里传来《东方红》时，她心想，从一出生就是毛泽东、毛主席，还要折磨她到何时？难道他老人家真的要活一万年？那时，母亲雇了个保姆照顾年幼的我，一天工钱3毛，姐姐年纪稍大一些，就被锁在家里，每天母亲上班时，姐姐隔都着玻璃窗哭喊：“妈妈别走，让我再看看你！”仿佛每天都将是生离死别，可是不得不这样，因为，如果把姐姐也给人看，就要另付工钱，干活挣的钱就剩不下了。母亲后来说，每当背够30袋的时候，她心里就很高兴，因为再剩下的就是净赚了。母亲每天都用这些钱给我和姐姐买一个苹果和一个鸡蛋，后来，又花5毛钱买了一只濒死的母鸡，悉心调理，居然救活了它。那母鸡仿佛报恩似的，病好后每天下一个鸡蛋，下六七个才歇一天。那支母鸡成了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后来它老了，不下蛋了，我们家仍然养着它，一直到1977年。

1974年，经好心人介绍，母亲到T县线材厂当了临时工。工作是用猪血糊装硫酸的篓子，一天9毛钱。当时，没有人愿意干这样的脏活、苦活。可母亲如获珍宝，她拼命干，经常是浑身沾满肮脏、恶臭的猪血。这样，我们家的家境稍微有了些好转。

母亲的吃苦和能干，赢得了领导和工友的尊重。于是，1975年的一天，母亲得到通知：

到单位食堂去当炊事员。母亲高兴得一夜没合眼，真是苍天有眼啊！终于，可以吃饱饭了！

母亲十分好学，托人找来一本《烹调知识》认真学习，很快学会了烧一手好菜，那个单位的职工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味道的菜，直到1992年，还有一位当年的工友向我称赞母亲做菜的味道。

1976年来到了。母亲的能干和吃苦，以及我们这个家庭的不幸遭遇，在那个不大的县城已经闻名。母亲所在工厂的党委认真研究了一下，决定给母亲转正。这时遇到了一个难题，母亲户口远在千里之外的河南。当时厂长找了自己的弟弟，T县公安局的一位股长。父亲母亲接他到家里吃了一顿饭，吃完饭以后当晚，他就和公安局另一位同志开着吉普车奔赴河南，三天后就把母亲户口启来了。这在T县历史上是破天荒头一回。启户口的情景，我还依稀记得。

1976年夏天，唐山大地震，T县也受到波及。医院里转来了一些伤员。那一个夏天，谁也不敢回屋去睡，露宿街头，成了当时北方的一大景观。

父亲由于文艺上的天分，被吸收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天天唱样板戏，到处汇演。当时父亲单位，几乎都不生产了。马达生了锈，设备长了草，当时又在“狠批唯生产力论”，谁会去生产。人们听着《钢琴伴唱红灯记》，“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奔走相告”。（见当时《人民日报》）据父亲回忆，当时去汇演的那些单位，大都是如此。

当时我到小朋友们家去玩，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大堆的齿轮、仪表等东西，和我们家一样。现在才明白，那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把“属于自己”的国家财产往回偷，想卖破烂挣点钱。其中有一家放了几百个“电磁继电器”，只是为了把它拆开拿出铜丝去卖。一个“电磁继电器”真正价格是多少？一团铜丝值多少？国有企业为什么搞不好？相信从这里你会找到答案。

1976年9月，全中国大街小巷，都响起了哀乐。毛泽东死了！街上到处是白花，到处是戴黑纱的人。母亲、父亲也戴了，因为没人敢不戴。母亲带我参加了县工会组织的毛主席追悼会。那次，我第一次见到了电视。我觉得很好奇，很兴奋，哈哈地笑，母亲狠狠掐了我一把，于是我大哭起来。追悼会场的人都低着头，有几个老年妇女“呃呃”地哭，大多数人只是低着头，包括我的母亲。后来据父亲回忆，当时他们单位领导宣布：“毛主席他老人家……”时，马上有一个女声“呜”地哭了起来，但是大多数人都低着头不做声，胆大的人还偷偷地四处瞅瞅，于是那哭声也没了。

这就是1976年！人们沉默着、等待着，企盼着……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