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漢語和英語的優劣問題，一直是網上經久不衰的話題。而且是非常傷感情的話題。辯到最後往往就成為人身攻擊。

如果從單純的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漢語和英語是分不出優劣的。因為漢語和英語都有各自的自然，地理，歷史，社會和文化背景，也是在這種背景中最能表達人的意思的語言。英語之所以在現代成為國際通用語言與其本身的語言學特點或是否為拼音文字沒有關係。其地位來自於英美的霸主地位。如果英國沒有那麼多殖民地，美國又沒有在二戰後取代了英國的地位的話，莎士比亞是成不了世界範圍內的大學研究對象的。

這種現象在歷史上也不是第一次出現了。亞歷山大征服了埃及和小半個亞洲，帶來了希臘化時代，希臘語就成了那一帶的國際通用語言。羅馬把地中海變成了內湖，再加上教會的保守，拉丁語就統治了歐洲一千七百多年。阿拉伯人興起，阿拉伯語遂改造了中東和北非。西班牙人最先殖民美洲，美洲的大部分都講西班牙語。而東亞在中國的影響下普遍採用了漢語的書面語言。

所以，哪一種語言能否成為當時已知世界的通用語言完全取決於誰是那個“世界”的霸主。值得注意的是，要形成這個現象，霸主必須操縱那個“世界”達到足夠長的時間。希臘，羅馬，阿拉伯，中國對其勢力範圍的主宰長的有幾千年，短的也有幾百年。如蒙古那種旋起旋滅的霸權反而會被迅速得同化。另外，在一個新的霸主沒有產生之前，舊的霸主即使已經滅亡，但其語言仍然會得以保留。例如西羅馬滅亡之後，歐洲一直產生不了替代它的霸主，於是拉丁語直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仍是歐洲的通用語言。

當一種國際通用語言產生後，各地的本地語言不可避免得會受到衝擊，得到改造。希臘語，拉丁語對於歐洲各國語言的影響，漢語對朝鮮，越南和日本語言的影響是眾所周知的。而到了近代之後，隨着歐洲語言逐步成為國際通用語言，漢語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響並產生變化。

這種變化不僅表現在漢語的產生了大量的新詞彙與外來語。更表現為語法結構的變化。

現代漢語與古代漢語的語法結構，遣詞造句頗有不同。而現代的白話與古代的白話也並不完全是一會事。例如，現代漢語中大量使用的“的，得，地”就不完全是古文中的“之呼者也”的替代產品。又如，“完，好，了”等字的運用就有明顯的時態表示。“吃了，吃好了，吃完了”都是在動詞後加上時態後綴。

現代漢語中有大量的二字詞，三字詞和多字詞。造詞也趨於類型化，即一個詞由表明歸屬的類型部分和表明功能的功能部分組成。例如，“輪船”表明是用輪子驅動的船，“手錶”表明是戴在手上的表。這與西方語言中的詞根造字法是相通的。

並不是說這種用法，在古白話文中沒有，但是大量的使用卻是從清末開始，到新文化運動形成高潮再定型的。漢語為什麼會在清末民初產生突變，個人認為恰恰是由於伴隨着中國在東亞霸主地位的結束，漢語受到了空前的挑戰的結果。

當然，漢語的這一變化並不是如西方殖民地的被宗主國徹底改變，而是採取了拿來主義，選擇性得把部分外語和漢語中已經存在的部分有機得結合了進來。這應該說是中國的大幸，畢竟沒有了語言，文化的傳承也就無從談起。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日本。日本在二戰前對西方的新名詞多半採取翻譯法，製造對應的日語詞並寫作漢字。例如，“幹部”，“同志”等等，極少有用假名的。但是到了二戰失敗，國家被占領，至今還有美軍基地的情況下，對外來語就採取直接用假名注音的方法。於是日文從漢字占多數一變為假名占多數。

所以，討論漢語與英語孰優孰劣是沒有意義的事。現實是，美國是霸主，而美國人是操英語的。而在中國沒有再次成為霸主之前，漢語是不會成為國際通用語言的。而且漢語已經起了變化，已經向西方語言靠近了。這個選擇不是有我們做出的。新文化的那批旗手們已經為我們作了選擇。我們也沒有條件再作一次選擇。再作一次選擇意味着拋棄已經定型的現代漢語。

我們能作的只有一件事：奮發圖強，提高中華民族的世界地位。到那時，讓西方人用他們的語言，在他們的論壇上來討論他們的語言與世界通用的漢語孰優孰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