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口计生委日前公布的《京津冀人口发展战略报告》指出，2020年北京人口将突破控制在1800万人的政府规划目标，达到2141.23万，应该通过消除人口流动的各种制度性障碍，实现京津冀区域内劳动力一体化解决人口矛盾。(《新京报》12月9日)

　　北京现有人口1700万，其中近三分之一为非户籍常住人口，已常住五年以上的占一半以上。北京市人口计生委的这份报告，对2020年的人口是一个估算，我认为这个数值有被低估的可能。在人口自然增长率连续五年为零的背景下，北京市近年来平均每年净增加40余万人口，新增人口都是人口净流入的机械式增长。如果按这个速度，13年后的2020年人口将达到2220万以上。最新一期的《小康》杂志中题为《中国城市化：30年净增4亿人的大迁徙》的文章可以给我们一个参照：根据联合国的数据，1975年到2003年，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6%，世界平均增长率为2.5%，中国则为 4.1%。

　　北京去年人口净增长是43万，显然，这个比例尚未达到3%。这只有一个解释：中国近30年来的城市化进程，进城人口绝大部分被中小城市消化，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消化力”还不够。这也说明我国的城市化主流还处于历史发展的第一阶段：求生存求发展阶段。这个阶段以个体摆脱贫穷和落后为基本特征，人口大量向中小城市迁移。

　　但是，追求生存和发展的阶段一旦完成，人类将马上进入求自由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对中国来说，将是高密度大城市的发展阶段。在此阶段，那些上百万乃至超千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人口增长速度将大大加快。在现有体制安排下，我国10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是城市概念，不是城乡总辖区概念)，基本上处于 “小国寡民”的“臣民社会”状态。中小城市以下资源垄断严重、产业分工不足、人际关系内耗重重等因素，都使中国大城市化、城市群化变得顺理成章。

　　经过近30年的中小城市化之后，中国将很快进入城市化的第二阶段：大城市化阶段。这个阶段，除了农村人口向中小城市迁徙的步伐依旧，中小城市人口向大城市、特大城市迁徙的步伐则会大大加快。大城市、特大城市的人口机械增长率至少赶上甚至超过全国城市人口平均增长率。如此，若按3%的年增长率， 2020年年初北京人口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45%，达到2465万；若按4%的年增长率，则将增加61%，达到2737万。上海现有人口1800万，到时则直逼2900万。

　　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联想起不久前有人提议，由于资源短缺和交通拥堵，建议北京迁都。这种建议高估了政府在市场经济社会的能力。一个城市、一个区域能不能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它有内在的东西，就是市场因素顽强起作用；而其更为本质的灵魂，则是文化，是个人的尊严、自由这些软实力或曰无形资产在左右着城市发展。

　　因此，北京、上海首要考虑的，不是如何控制人口规模，而是如何顺应历史，切实保障新移民权利，并向东京这样迅速发展到3000多万人口的城市取经。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流动人口，画地为牢的区域内户籍改革远远不够。